医学史论文篇1

1双语教学的目的和意义

1.1培养学生双语思维能力

我们开展中国医学史双语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在更丰富的语言层面上扩大英语实践的时空，培养英语思维能力，同时使用汉、英两种语言进行思维，并能够根据工作环境和交际对象的不同进行语言转变；因而，笔者在课堂上运用英语、汉语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通过双语教与学，课下双语讨论、写文章，进行知识上的交流，使学生们在获得医学史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巩固了英语知识。

1.2激励学生

学好中国医学史，增强民族自信心，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树立跨文化意识中国医学史是研究中国医药学起源、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在历史的平台上科学地揭示出中国医学的发展轨迹和内在规律；是医学精神、医学思想的载体；是连接医学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纽带［2］。古往今来，一些杰出的中医学家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凝炼出博大精深的医学思想；众多医技高超之人以他们高尚的道德风范彪炳青史。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讲述前辈医家的光辉史实，如药王孙思邈、医圣张仲景、华佗、扁鹊等，并运用英语撰写评论；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中医药知识的勇气，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

2教学的策略

2.1课堂设计重视学生的需要和兴趣

2001年召开的外语教学研讨会认为：EAP（EnglishforAcademicPurposes）教学能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提高他们学术方面的文化差异意识［3］。因此，在课堂设置上，笔者适当加大了EAP的内容，增强了听说能力的训练，为学生创造一个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

2.2帮助学生树立双语意识

注重双语思维的培养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文和英文的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有很大的不同，为了避免“中式英语”的出现，笔者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从听、说、读、写等方面培养学生运用外语思维、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以语言的应用能力为目标，使得学生能够掌握并应用英语。既强调医学史中的重点知识，又注重培养学生进行英语思维的能力和习惯，通过双语教学带来的医学史学习的趣味和英语语言文化带来的不同思维方式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2.3循序渐进地实施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的开展并不是在课堂上均衡地使用两种语言，而是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坚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让学生在逐渐积累中掌握使用英语学习医学史的方法。

首先，在教学中简单渗透医学史的英语专业术语，以中文为主讲解，必要时用英语解释医学史有的重要问题；比如讲述晋代王叔和的《脉经》时，在同学们对知识完全掌握的前提下，用英语解释“三部九候”。接着进入中英文并用阶段，加大了英语的使用程度，运用英语提问，鼓励学生用英语发言、做课堂笔记、完成作业等。最后，英文大量渗透到教学内容中，运用英语讲授大部分内容，培养学生形成英文的思维习惯。

2.4强调师生英语互动

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充分互动，激活学生已有的知识，增强其自信心，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笔者在课堂上积极鼓励每一个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促使那些羞于开口的学生用英语回答问题；并根据各个章节的不同内容设计专题讨论，小组学习；开展群体课堂活动。如讲完金元四大家后安排同学们对其学术思想进行小组讨论。鼓励学生积极思考，用英语向老师提问，使得语言能力和中医学知识在各种活动中得到强化和提高。最后实现中医学术水平和英语运用能力的同步提高和有机统一。

2.5处理好专业英语与英语学习

双语之间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创建英语学习环境，又要使学生理解和接受专业课程知识，二者不可偏废。同时，要处理好汉语与英语的关系，在提高英语水平的同时，不能够忽视用中文对医学史知识的把握。对于一些重点、难点知识更是如此，医学发展各个时期重要医家的学术思想，医学著作的内容与意义，医学发展的标志性成就等。同学们只有在充分掌握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英语讲述。

3教学手段

3.1改善教学模式

由于双语教学属于非母语教学，学生或多或少存在语言障碍。同时，双语教学要求学生在掌握好医学史知识的同时，还要全面学习和应用英语知识，因此，双语教学除了教师下功夫备课外，学生的课前预习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培养学生形成“课前预习-课堂互动-课后实践”的模式。课前预习，学生能够对于所学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准备，笔者在授课的过程中鼓励学生紧跟老师思路，沿着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既有利于学生学习，也便于老师了解大家掌握的程度。课后通过多种实践方式巩固课堂学习的内容。

3.2采用循序渐进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由于双语教学还处于尝试阶段，我们采用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医学史教育是审美教育的依托［4］。比如，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体现出纠正前人错误的质疑美，众多医家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展示出的贡献美与道德风尚美等。因此，在讲课的过程中，我们采用渗透式双语授课，带领学生深入发掘教材中美的内容。刚开始的时候，重点攻克医学英语专业词汇，讲授重要的概念的时候，先用中文讲一遍，然后慢速用英语讲授，使学生多一些机会接触英语专业词汇，学会如何用英语表达中文内容。课程结束的时候用中英两种语言作简要总结。在讲课的过程中选用一些必要的教学手段，多媒体，图片、模型等均可以选用，将抽象的英汉语言描述转变成为生动的形式，如在讲述医药学的起源时，先给学生讲授重点、难点知识，而后向学生展示图片的同时用英语强调讲过的内容。必要时可以给学生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英汉文献。

3.3作业的布置

对于每一章节的作业，要求学生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完成，有助于学生掌握课程教学内容，同时锻炼英文写作能力。其次是英文文献资料的阅读，由老师根据课程教学内容提供一定数量的英文参考文献，学生阅读并针对文献部分内容进行评论，以英文方式写成小论文，讲完每一章后鼓励学生将自己感兴趣的医家学术思想写成小的文章，通过专题讨论、课程小论文交流等互动形式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3.4采用灵活的考试方法

笔者认为：医学史考试采用双语方式较好，其中一些题目采用中文形式，另外一些题目用英文形式，既考察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考核学生专业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题目的设计可以灵活多样，设计一些开放性的题目，给学生以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如讲药物学家李时珍时，可以让学生谈一下《本草纲目》在医药学中的贡献及其对自己的启发（Pleaserelatethecontributionofmedicinalherbsdetailedoutlineinthemedicalfieldandit''''sinspirationtoyou.），全程授课结束后可以了解一下学生对《中国医学史》的总体把握情况（What''''syourgain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alhistorylearning？）考试形式采用书面考试与口语考试相结合。在进行成绩分析时，应该把考试成绩、平时成绩、课堂表现和笔记记录情况全部考虑进去，使得学生在双语学习中所付出的努力与成绩才能够得到公正的反应，学生双语学习的积极性才能继续得以发挥。

3.5寓学于乐，激发学生兴趣

通过辩论培养学生们的勇气和自信心，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力，锻炼其口头表达能力，还可组织中国医学史相关的名词术语英译大赛，医学史英文作品比赛等。还可以指导学生充分利用internet来拓展视野。另外，还可以利用高质量的英文医学史书籍与杂志。最后，充分发挥学校中的外国留学生，就学习中的一些问题开展中外学生学习经验交流会，增加学习兴趣，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4小结

总之，笔者在医学史双语教学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双语教学也同时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同一个教学班上的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没有适合双语教学的理想教材，有些同学对于双语教学的认识不够等。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会通过不断改善教学理念与模式，积极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师生密切配合等多种途径，进一步开创中国医学史双语教学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陈发俊.医学史教学方法之管见［J］.医学与社会,2003,12（16）:64.

医学史论文篇2

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在1930年代已见成绩;而较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则是最近二、三十年间的事。笔者曾撰写〈中国医学史研究述评〉,载《历史与文化》第1期(1998年);本文是在此基础上再作补充,务求更全面地介绍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医史研究及相关书籍,作为研究入门的阶梯,除中文着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论着,不过基本上限於通论性撰述,专科专题的中医史着作为数甚多,相信遗漏在所不免,这是要请专家学者见谅的。

(二)二十世纪前期的研究概况

中国学界对医学史的注意,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不过早期出版的着作均属西方医学史范畴,并且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1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首推陈邦贤(字冶愚,1889 - 1976)。他所着的《中国医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医历史的着作。此书初由上海医学书局於1920年发行,依次叙述太古、周秦、两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的医学,详於今而略於古,清代和民国时期占较大篇幅。着者对历代医政、名医、名着及所形成的新学说、新成就作了系统的介绍,在疾病史的论述上亦多创见。2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於1956年重印此书,但署中国医学研究会主编。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其後作了较大的修订补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於1937年出版,收入王云五、傅纬平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自此更为学界所推重。修订本内容分为上古医学、中古医学、近世医学、现代医学、疾病史五篇,叙述中国医学的起源和演变、医术的发展、外国医学的传入等。论者指出,此书「改文言为白话,特别是近现代医学的论述,其引录多注出处,且对史料堆集之弊有了较明显的改变。3台湾商务印书馆曾於1958年据此版重印,所以流传较为广泛。

一批由中国人自着的医学史书籍都不约而同在1930年代出现,反映了有关方面的研究已经时机成熟。当中有的介绍西方医学史,4也有全面记叙世界各国医学发展历史的,如李涛(1901 - 1959)编着《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除论述西方医学史外,还注意到各国医学的互相交流,如中国医学输入日本,西域医学传到中国,以及西方医学输入印度、日本及中国等。5此外,有的着作注重西医传进中国後的情形,6也有关於中国医药卫生发展史的。7

王吉民(1889 - 1972)、伍连德(1879 - 1960)着《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8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专着。此书上卷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或传说时期(公元前2697 - 前1122年);二、黄金时期(公元前1121 - 前960年);三、争鸣时期(公元前961 - 公元1800年);四、现代或转折时期(公元1801 - 1936年);下卷介绍现代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西医院、西医院校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情形。此书是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至今仍有颇大的影响。9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李涛的《医学史纲》及王吉民、伍连德的英文《中国医史》,被誉为早期的三部中国医学史代表作。

还可介绍的是两册中医中药辞典。首先,是谢观(字利恒,1880 - 1950)等撰着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从医学、身体、方名、药名、病名、医家、医书七个方面,选收了七万余条词目,凡三百五十万字。作者编写此辞典时,参考了二千余种书籍,取材较为广泛,内容也较丰富。此辞典在1949年前曾再版数次,其後台湾商务印书馆於1958年印行台湾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又於1995年影印出版,另外还有两种改编本。10

其次,是陈存仁(1908 - 1990)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上、下册,约成书於1935年,收录历代文献所载的各种药物！和药物内容,包括命名、定义、处方、同名、古籍制名、外国名称,以及学名、产地、形态、成分、效能等,近二百万字。此辞典取材广泛,解释也较详尽;但内容主要是罗列资料,兼收并蓄。学界指出其中有些论述不够确切,引述资料亦间有错误。11此辞典後来有香港上海印书馆重印本。

(三)二十世纪後期中国内地的研究进展

1949年後,中国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内地续有进展。首先需要一提的,是陈邦贤编着的《中国医学史》,195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更充分的史料,对医学的起源、发展的动力、医学史分期、史料的运\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内容较前两版有所提高。12

1970年代以来,有关中医中药的着作渐见增加,上海中医学院编《中医学基础》(香港:商务印书馆,1975年),是其中一种较容易入手的新编中医学教材。此书将原有的《内经》、《伤寒论》、《温病学》、《中医诊断学》四门课程精简为一,〈绪论〉且扼要介绍中国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

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中医史专着中较具特色的着作之一,「着重阐述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观察和长期医疗实践,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中医辩证论治这一独特体系。13书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资料,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好的整理。

俞慎初着《中国医学简史》(褔州:褔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是一册逾五百页的着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五大历史时期,阐述医学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篇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卫生成就,尤为值得重视。14

范行准着《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对中医的起源、发展、成熟、充实、衰变、孱守等几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外,关於民间 医生的医疗活动对中国各学科的推动作用,传信方在普及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功绩,门阀与山林医家的学术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影响等,有较详细的说明。

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着作,有:赵璞珊着《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经纬、李志东编着《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郭成圩主编的《医学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有关中国的部分很多。近年出版的中医史讲义渐多,15较新的一种是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此书首述世界医学史的发展,而以过半数篇幅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史。

史世勤主编《中医传日史略》(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介绍中医传入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概况,书中亦有日本着名汉医及汉方医籍的简介。潘桂娟、樊正伦编着《日本汉方医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是全面探讨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史的专着。贾春华着《日本汉医古方派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年),则专门探究日本的古方派。至於中国医药传入朝鲜的历史,中文方面似乎未有专着出版,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反而日本医家曾作过较深入的探讨。16

较为简易的中医史知识读物,有傅维康着《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刘国柱编《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此外,还有周一谋等编《中医史话文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颜克海编着《论中医学术渊源?体系?发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及陶御风、洪丕谟、王佑民着《中国传统医学漫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陈乐平着《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读。医家传记有张志远主编《中国历代名医百家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孙文奇编着《中国历代名医集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则介绍历代名医近千人。另一种值得推荐的小书,是黄仓、王旭东着《医史与文明》(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角度对中西医学的两种体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补,使其成为中国医学走向未来的阶梯。

严世芸主编《中医学术史》(上海:上海中医学院,1989年),与一般的医史比较,在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强调了中医各家学说发展的脉络。踏入1990年代,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受到较大的重视,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医学的新学科概念,认为「文史医学就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17此书以外,还有高春媛、陶广正着《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有关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着作:其一,是马伯英着《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马伯英、高曦、洪中立着《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这两种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着,相信有关方面的研究,今後还会受到更大的重视,甚至朝着更专深的方向推进。

(四)二十世纪後期港台地区的研究进展

香港方面,1949年前後有不少内地医家南来,中医界较前蓬勃,当中亦有一些医家致力於撰述,例如陈存仁着《中国医学史图监》(香港:香港上海印书馆,1968年),亦题《中国医学史》(香港:中国医学研究所,1969年)。此书的英文译本於1977年出版,亦可参考。18顺带一提,陈存仁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於旧上海生活的书,当中有不少关於医药界的轶闻。《银元时代生活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重刊,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史料看待。

此外,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讲义》(香港:医药卫生出版社,1968年)、吕尚志编写《中国古代医学家的发明和创造》(香港:上海书局,1971年),及上官良甫《中国医学发展史》(香港:新力出版发行公司,1974年)、任勉芝《中国医学史大纲》(香港:新亚医药出版社,1976年)。近年江润祥、关培生合着《杏林史话──中国医学史论文集》(香港:中大出版社,1990年),也有助於对中国医学发展史的认识。谢永光编着《香港中医药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则是第一本探讨百多年来中医药在香港发展的着作。

台湾方面,1960年代初有一种英文的中医史出版,19此书附有中文翻译,题为《中国古今医药史纲与美苏医学进展鳞爪》,署徐学嵘原着、王吉人审校、王以文节译,在台中印刷,但无出版社及出版地。较早的中文出版物,有杜聪明(1893 - 1986)着《中西医学史略》(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杜聪明早年留学日本,其後赴欧美深造,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及医学院院长等职,在医学界享有盛誉。

197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医学史的着作。最早的一种,当推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上、下册(台北:华冈出版部,1974年)。此书除导言外,共分十章,从医政制度、病名、疫病、药物、名医传、重要之医典、医药教育等方面,分述各时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在同类着作中,是比较详细的一种。论者指出,该书在论述西医传入後对中国医学发展,以及中国医学东传韩国、日本,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且给读者以新的启示。20其次,有陈胜昆着《中国传统医学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及《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1980年代出版的中医史着作,有郑曼青、林品石编着《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史仲序着《中国医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郑曼青、林品石此书是陈立夫主编「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的一种,书首有陈立夫〈我对於中西医药的看法〉(代序),内容编排不依一般史书的朝代划分,而按中医药的实质演变,分十六章论述,计为:中华医药源流、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伤寒论》、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病机、诊法与脉法、治法与医方、鍼灸学之发展、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本草纲目》、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医德及禁例、近代医学之大变、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史仲序此书的处理方式则采折衷办法,前五章叙述上古至清代的医学,分为「巫医相混、「医学隆盛、「汇注医籍、「医学檃鸣及「医学没落五个时期,後七章分论中西医学贯通、针炙医学经纬、中国药学发展、历代疾病载记、卫生保健纪要、历代医事制度、中国传统医德。21此外,还有一些不着撰人的普及读物,如《中国医药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中国医学家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等。

1990年代初,有王树岐、李经纬、郑金生合着《古老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编年史研究》(台北:纬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近期出版的有二,一种是魏子孝、聂莉芳着《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4年),另一种是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魏子孝、聂莉芳均毕业於北京中医学院,任职中国中医研究院,其书共有九章,记载中国自远古至清代的医学发展。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之书,是由北京、上海、湖南、广州,黑龙江的中医学院教授合作撰写,详述医药学的起源(远古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夏代至春秋)、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至三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两晋至五代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1840-1949年),内容编排颇有条理,书末附有中国医学大事年表,适合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参考之用。

(五)有关中国医学史的外文着作

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医学史亦开始留意,不过他们的角度多不纯粹着眼於中医史本身的发展,而是注重医学思想、比较研究及当代情况等。22近年,我们还可以在国际互联电脑网页上看到有关中国医学及医学史的研究发展概况。23顺带一提,德文、法文方面,也有一些关於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24

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京都:弘文社,1932年初版;东京:科学书院1981年重印本),是早期以日文写成的中医史着作。陈邦贤着、山本成之助译《支那医学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40年),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37年版译出。1990年代出版的有:石田秀美着《中国医学思想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吉田庄人着《中国名医列传》(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小曾户洋着《中国医学古典与日本──书志与传承》(东京:塙书房,1996年),主要透过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学传到日本的情形。顺带一提,赤堀昭介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专文,是很有用的入门参考。25

日本方面称中医中药为「汉方药,近年则以「东洋医学之名作为「西洋医学的对称。所谓「东洋医学,就是指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医学而经日本修饰和补充的医疗体系。1972年成立的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总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东洋医学研究机关,该所所长大塚恭男着《东洋医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对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日本的东洋医学史、日本东洋医学与中国医学等问题均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六)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及其展望

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出版着作外,还要注意工具书的编纂和学术期刊的编印,这两方面已取得若干成绩。首先,有关中医中药的图录和工具书,19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例如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庄兆祥、李宁汉主编《香港中草药》8辑(1978 - 2000年),又有萧培根等主编《中国本草图录》12卷(与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1988 - 1997年),这些都是科研成果的彩图纪录,为中医中草药研究奠下了更紮实的基础。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北京:人卫生出版社,1992年),收录文物图片二百六十种,从先秦到清代,供教学和参考之用。图文配合的出版形式,是新时代的一种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传统医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是目前有关中国医学史及相关知识最全面和完备的工具书。陈新谦编着《中华药史纪年》(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按年记载中国自远古时代以来数千年间在药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下迄1983年,亦方便参考。宋木文、刘杲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第1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为医药、卫生卷,有中医、中药着作近二千种的介绍。不过,平心而论,适合时代需要的参考工具书仍然十分缺乏,有待努力和改进。

其次,医学史期刊的出版也渐受重视。比较集中地刊载中医史论文的,是《中华医史杂志》(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医史杂志》,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後曾停刊,及改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人民保健》,1980年起复刊,定为第十卷,而将前此各期编为九卷,由北京中华医学会出版。26至於二十世纪出版的医史论文资料,为数虽然不少,估计逾一万篇,27但内容繁简不一,水准参差不齐,影响所及,连带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也被人忽略,学界对此必须加以检讨。

随着大规模对中国医学知识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成果日见丰硕。由陈敏章、李经纬及多位专家学者合力编着的《中国医学通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此书共四百余万字,分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会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现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医史文物图谱卷(收录古代至1995年间的图片近一千幅)。这是现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医学史着作,综合了二十世纪多位医家学者的心血结晶,希望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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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所录,有:【英】马克斐(R.C. Macfie)着、【英】高葆真(W.A. Cornaby)译、曹曾涵校:《泰西医术奇谭》(上海:广学会,1911年);丁褔保译:《西洋医学史》(上海:医学书局,1914年)。较後出版的,有周云路译:《医术的浪漫史》(上海:广学会,1929年)等。

2. 参阅方鸣、金辉、杨慧林、唐建褔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陈邦贤编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3。

3. 同上注。关於陈邦贤的生平和贡献,可参李经纬〈中国着名医史学家──陈邦贤〉,《中华医史杂志》16卷4期(北京:中华医学会,1986年),页193-198;蔡景峰〈陈邦贤先生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贡献〉、王致谱〈陈邦贤先生早期医史学研究工作〉及陈定闳〈医学史家陈邦贤教授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修养〉,《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11-19。

4. 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相信是中国人自编关於西方医学史的最早着作。此外。有【日】石川光昭着、沐绍良译《医学史话》(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5.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李涛编着《医学史纲》〉条(蔡景峰撰),页1224。

6. 汪于冈、葛成慧着:《新医业概况》(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0年),介绍西医输入中国以後发展情况。此外,还有鲍鉴清着:《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编辑部,1931年)及毕华德着:《我国西医眼科之起源及现状》(上海:中华医学杂志社,1931年)等小册子。较後出版的,有江道源着:《十九世纪前中华基督教对於医学之贡献》(兖州:保禄印书馆,1942年),介绍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入华基督教教士在医药上的成绩;又有范行准撰、余云岫校:《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华医学史学会钧石出版基金委员会,1943年)。

7. 如王吉民着:《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上海:新中医出版部,1930年)、陶炽孙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马允清编:《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天津:益世报馆,1934年)等。

8. Wong, K. Ch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e Service, 1936; repr.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9.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王吉民、伍连德着《中国医史》〉条(蔡景峰撰),页1223-1224。关於王吉民的生平和贡献,可参傅维康〈医史园地悉心耕耘50年──着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中华医史杂志》17卷3期(1987年),页145-148。

10. 樊正伦、张年顺根据谢观[！]等编《中国医学大辞典》1926年重印本加以整理,由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此外,又有谢观主编《中华医学大辞典》上、下卷(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可见这辞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国医学工具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11. 参阅施宣圆、王有为、丁凤麟、吴根梁主编:《中国文化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页539。

12. 同注2。关於陈邦贤此书三个版本的异同,可参张慰丰〈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陈邦贤〉及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2-10。

13.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条(傅芳撰),页1225。

14. 关於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可进一步参阅余瀛鳌的书评,载《中华医史杂志》14卷4期(1984年),页248-250。

15. 较重要的教材是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最初於1960年刊行,其後曾经修订;此外,有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及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三木荣着:《补订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阁出版,1991年),包括作者的《朝鲜医学史》和《朝鲜疾病史》两种专书,内容甚为详细,亦记述了中国医学与朝鲜的关系。

17. 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页1。此书共有三部分,上编总论包括〈文史医学概述〉、〈文化背景与医学通论〉两章,中编各论分别探讨甲骨文、十三经、诸子、史书、政书、文集、类书、诗词散曲、笔记小说、古文史工具书及其他方面的医学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编是文史医学年表,其编排和内容结构,大抵上为文史医学的研究竖立了规模。

18. Hsu, Hong-yen, Peacher, William G., Chen’s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Hong Kong, 1977). 此书有台北新医药出版社版,署许鸿源、毕球?威廉编译。

19. Evan H. Shu,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and the Review of Medical Progress in America and Russia, 1962.

20.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4。

21. 关於史仲序的《中国医学史》,可进一步参阅赵石麟的书评,载《中国医史杂志》19卷3期(1989人),页191-193。

22. 主要的着作有:

(1) Arthur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in Chinese and Other Societi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75);

(2) John Z. Bowers, William Hess, J., Nathan Sivin (eds.),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3)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医学史论文篇3

从1977年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这种现代医学模式受到医学界的广泛认同,专家、学者对其理论意义及临床指导、医学教育的实践价值进行了通过思考和讨论。但笔者深入考察相关文献,发现对这一现代医学模式的理解中存在一定局限。

(一)对现代医学模式理解的不足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系统思维方式的产物[1]。对它的理解往往采取的是全面性这一静态视角,而忽略了系统的演化性这一动态视角,前者集中关注系统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后者则以系统在各要素与环境作用下的动态演化为关注重心。这就意味着,系统思维方式中实际应包含两个维度:全面性维度与历史性维度。但遗憾的是,当人们用系统思维方式去理解事物时,往往只注意到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在思考医学模式问题时也是如此。

(二)关于历史的视角

历史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克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一种历史理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历史'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2],但通过深入分析,会发现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历史进程,泛指事物的一般发展演进过程,其主体可以是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因此就有自然史、人类社会历史、人及其思维的发展史;二是历史活动,特指人类社会活动,也就是实践。现实的人类活动总是具体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是历史的。在此基础上,唯物史观的最大特色就是用历史活动来解释历史进程。一切历史进程,不管是有关自然界还是有关人类社会或人自身的,归根结底都根源于人类的历史活动(社会实践),只有从历史活动出发才能解释历史进程。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人类历史,也适用于自然史。马克思用“人化自然”的概念将自然史、社会史和人的历史统一于人的历史活动之中。

二、从唯物史观出发解读现代医学模式的演进

从唯物史观出发解读现代医学模式,可得出三层逐渐递进的“历史”含义:第一,医学研究对象有演进历史;第二,医学规律有演进历史;第三,医学规律的演进发展根源于人类历史活动。

(一)现代医学模式体现了医学研究对象的演进历史

唯物史观是以辩证法为内核的。按照辩证法的本意,不能把事物单纯地看作一个当下的东西,而要看成一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展开过程。现存的任何事物实际上都通过扬弃,将以往的发展阶段包含于自身。同理,以辩证的、历史的眼光审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要看到它包含着以往所有历史形态,是一个历史过程。虽然在抽象意义上,医学一直以人的疾病和健康作为其基本研究对象,但在不同医学模式下,医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内涵是不同的,并处于发展链条之中。在神灵主义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下,人们将人体的异常看作是神灵的自然力量作用的结果,因此,对人自身的研究是不重要的,关键是取悦神灵或把握住自然的本质;在机械论医学模式下,人们关心的是作为机器模型的人体在其运行中的机械故障问题;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考察的是病原体如何导致生物人体的病变;而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人们则把人看作是自然生物体与社会生物体的统一,研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复杂作用怎样导致人的生理和心理疾患。因此,用辩证法眼光看现代医学模式,就要将其理解为所有以往医学模式的历史性统一。这点在生物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模式的关系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现代医学模式将生物因素作为导致人体疾患的主导因素,这就扬弃了生物医学模式,而将其积极因素吸纳于自身。

(二)现代医学模式体现了医学规律的演进历史

经典科学哲学认为:科学定律是从来就存在着且等待人们发现的纯粹客观规律,人是自然的绝对中立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和实践者。因此,以往对医学模式的静态理解,实际上就把医学规律看做是静止不变而非演化着的。但这种静态的观念在进化论和现代医学模式的双重冲击下必然被解构。一方面,从现代进化论中可以引申出规律在逐渐演化的结论。从康德提出星云假说开始,到达尔文建立物种进化理论,生物演化的观念逐步被确立并深入人心。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与牛顿时代的科学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把自然看作是逐渐演化的。但这些“新”科学家仍持有一个不自觉的悖论:自然是有历史的且处于演变中,而规律则是静态不变的。出现该悖论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真正把历史的观念贯彻始终。试想,既然自然在演化,那么随着演化出原先不存在的“新事物”,而涉及它的规律必然也是“新规律”,是逐渐演化而成的。所以,不仅事物在演变,规律同样也处于演变之中,这是历史观点的必然结论。其实,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狄拉克的大数假设就得出万有引力常数G可能也处于变化之中的推论[3]。之所以人们很少察觉到自然规律的演变,其根本原因在于该过程极为漫长,超出了人类现有的历史视野[4]。既然一直被人们视为必然规律的自然科学定律在本质上处于演变中,那么直接与人相关的医学规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现代医学模式本身内含着医学规律逐渐进化的结论。现代医学模式下,医学规律是生物、心理、社会等诸多要素复杂作用下形成的复合规律。其中最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社会因素,也正是它体现了最鲜明的历史性特征。社会生活的变迁最迅速、最显著,当人们承认社会因素是影响人体疾病和健康的重要因素时,也就承认了医学规律的历史性,承认它处于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三)医学规律的历史性演进根源于人类历史活动

从医学规律中的生物学因素看,人类在掌握了现代生物学知识后,对直接影响人体疾病和健康的自然因素进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物规律的演变,使其打上了人类历史活动的烙印。比如,由于人类医学活动的影响,病毒发生相应变异,最典型的就是抗生素大量使用使病原体产生耐药性或者发生变异,产生“超级病菌”。有关研究表明来自不同地区的细菌耐药性具有显著的差异[5],这更加表明人的活动对生物规律的影响。再比如,基因技术使人获得了改造物种甚至创造新物种的能力,这种改造必然对生物规律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医学规律中的心理因素看,心理规律比生物规律更明显地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一方面,从心理规律的产生看,它是以人的存在及其心理活动为逻辑前提的。因为,唯物史观认为,心理意识根源于社会物质存在,且随着人类历史活动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心理规律及其对人类疾病和健康的作用随着人类社会历史活动发生变化。在社会生活相对简单的时代,心理因素对人体状况有一定的影响,但作用不大;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社会变迁速度越来越快,心理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生理疾病也就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20世纪4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WHO)给健康下的定义就深刻说明了这点。从医学规律中的社会因素看,社会生活变迁本身就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最直接后果。更准确地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广义理解中,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与人类活动、人类历史与人类活动本来就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因此,社会生活不可能与人的历史性活动区分开来,没有人类活动,就无所谓社会和社会生活变迁。#p#分页标题#e#

三、从历史性视角理解现代医学模式的意义

有人会提出疑问,在目前对现代医学模式采取全面性(或曰静态)视角的解读还主要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情形下,是否有必要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性(或曰动态)解读视角?对这个疑问可以从哲学的使命来回答。“哲学总是站在科学的后面,而哲学的眼光总是落在科学的前面。”[6]否则,哲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医学观是医学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哲学反思要为医学发展服务。因此,对现代医学模式进行历史性解读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医学史论文篇4

【关键词】 中医医史文献　学科 机遇

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前景日益清晰，主要体现在以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为核心的课程分化重组，以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医院校图书馆的机构整合，特别是以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智能融合为基础，融汇自然科学、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人文社科等多学科知识系统、协作系统的形成，将为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开创崭新的未来。

课程分化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袁 浩.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封三.

2 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部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 刘 飞，康 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医学史论文篇5

一、中国医学史在中医教学中的作用

    0. 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中医，树立正确的中医 观。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是 不断继承前人的理论，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地在同一时 间，溶解其他人文文化，丰富和拓展自己的历史，所以 我们真的要懂中医，就要找到它的起源和发展。通过中 国医学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原产地的名词概念，以便 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中医知识。对于一些抽象概 念的理解，只有明确了它们的知识事件，学生才能加深 对其发生顺序的理解和记忆。例如经络定义的讲授，如 果把经络的起源、发展及各家学说穿插于其中，那么就 有利于学生理解这些在现实形态学中看不到的东西， 就不会使学生感觉很迷惑，很抽象。

1.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中医思 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习动机中最现实最活跃 的成分，学生形成学习中医的兴趣，产生愉快的学习情 感态度，不仅有助他们对中医知识的记忆，同时还可以 推动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学习。现在的学生只知道死记 硬背，而对深奥的中医问题的深层结构和思想实质不 做思考，当他们面对新的问题时往往束手无策，而学习 前人面对中医时的思想方法，对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 大有裨益。

3.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中医 学既是对中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实 践体验，更是一种智慧和能力的心灵感悟和培养。在中 医学的发展历史中，许多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在研究的 道路上留下了太多使我们受益的故事。有效应用中医 材料，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向学生介绍 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讲述中医学家的趣闻轶事，不仅 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能活跃课堂气氛，促使学 生集中注意力，自觉地去思考和探索问题，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

二、中国医学史教育应遵循的原则

   1. 科学性原则。教师向学生传授的中国医学史知识 必须是客观的、正确的，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既不可 随意编造，也不能无端拔高，更不可艺术加工，实事求 地把人类认识方式和认识途径告诉学生，是科学主义 的表现，它有利于中医学保持自己的特色，激发学生的 爱国主义热情。

2.针对性原则。中国医学史对学生的中医学习及将 来工作有直接帮助作用。要让学生能听懂，有兴趣，对 学生有启迪性，这样有针对性的教学才能真正发挥中 国医学史的教育功能，起到教育作用。

3.趣味性原则。趣味性指课堂教学要有趣味。中国 医学史上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例子不胜枚举，不仅题 材典型，而且情节生动曲折。恰当选材，教学时教师生 动的讲述，可以使知识与趣味共生，使得课堂教学更有 吸引力。应避免照本宣科或哗众取宠，在注重寓教于 乐，以教为本。

4.辅助性原则。中国医学史知识只能渗透在授课内 容中，正确把握好课堂教学内容和中国医学史的主次 及渗透度，不能喧宾夺主。在授课过程中自然地引出中 国医学史话题，不应过分渲染，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内 容和教学步骤。

三、拓宽渠道，采取多种形式渗透中国医学史教育

医学史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5-0074-03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份差异性的关注，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在以社会性别(gender)为主要分析范畴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将女性主体置入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在此背景下，对非欧美国家与地区的科学史进行探讨也随之成为研究热点，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A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以下简称《繁盛之阴》)正是当中的代表作，她也因此书而荣获2001年的国际妇女科学史奖。

《繁盛之阴》英文版1999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推出了该书的中文译本。除导言与绪论外，全书主体部分共包括8个章节，作者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追溯了北宋之前至明末这一时期中医女性身体论述演变的谱系，并进而分析了医学史上几个富有性别意义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了男性的身体、医业分工以及不同性别的医疗工作者面对女性患者的医病关系。作者的研究以经典与通论性妇科医书为起点，全书融合贯穿医学史、性别与身体的论述，不但描绘出中医史性别论述的大架构，而且通过医案的比较探索了理论对实际所起的指导作用与执行偏差。大体而言，全书的研究对象含括各个社会阶层，探讨的议题同时兼具医学论述的“内史”与医疗的社会与文化面向的“外史”分析，展现所谓内外史议题之间交互渗透、彼此影响的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章节安排也为妇女/中医史建立起宏观性的通史格局，足现本书视野之开阔。

一、中国医学史中身体观的演变

作者结合医学史、性别以及身体的论述方式很明显是受福柯(Michel Foucault)式论述的影响。在导言中，作者提到她原本是从医学史以及妇女史的脉络出发，却发现两个研究路径交汇于身体论述上，借由这一交汇，她得以围绕中国传统医学身体观的变化来回应福柯式论述。

作者首先发现一个理解、解读中国医学奥妙的大前提，即不同凡响的“躯体模型”，她称之为“黄帝的身体”。根据她的解释，中医传统经典固然认为天经地义有男女两性的存在，但是其实从来没能把男女身体的分别说清楚。在解释人体的时候，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体内均同时禀赋着脏腑、气血、表里等各种范畴的阴阳，并无二致，所以中医的人体模型是一个阴阳同体的单性身体观。更重要的是，中医完全忽视女性独有的子宫以及其他任何解剖学器官作为性别差异的重要性，甚至在解释女性生殖的场合，子宫的角色也不如男女兼有的肾脏重要。所以，作者指出，尽管在生成身体上男女无别，但当阴阳和谐的身体隐喻为健康的皇帝时，仍体现出与皇权政治相联系的男性优越的权力话语，黄帝身因而又是男性的身体。作者对中医身体观的理解，虽然呈现出中医(立足功能角度)与西医(立足解剖结构)在认知身体时的极大差异，但其提问题的方式却与美国史学家托马斯・拉科尔(Thomas Laqueur)探讨西洋医学史中性别与身体问题的同类专著――《制造性：从希腊到弗洛伊德的身体与社会性别》(Making Sex：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遥相呼应。根据拉科尔的考察，从希腊时代直到18世纪末，就西方医学而论，所谓两性的区别只意味着体内热度的高低，两性并无本质区别。这种“单性模式”的身体观一直到19世纪，才开始明确人体可依生殖器官的不同划分男女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并以此为建构男女社会角色的基础，然后始为今日通行的“两性模式”所取代。

循此相同思路，作者在书中呈现出中医学史上身体观所经历的类似演进过程。她提出，中医阴阳同体的单性身体观到了宋代，遭到了“两性模式”的解构。宋代结束唐末五代的长期纷乱，各种文化、政治、经济力量的重整使得医学突飞猛进，具体的表现就是妇科与儿科的正式出现，并且为官方承认，纳入政府教育体系中。由于妇科医疗实践所直接面对的正是低等的“妊娠身体”，加之“女病难医”的现状，使一个有性别意识的中医学自此展开。作者具体以陈自明(1190-1270)的《妇人良方大全》为代表，说明宋代新出的“女子以血为主”以及“男人调其气，女子调其血”等基本大法，并指出这些不但明确显示了宋代医学思想家对两性身体的分别考量，而且，还以“血”建构起性别差异的女性身体模型。然而这种新建立的医学观念经历宋末的战乱后，到明代又再度转向，如作者陈述，受到金元如主张补脾胃为先的李杲(1180-1251)以及主张人体中阳常有余、而阴恒不足的朱震亨(1281-1358)等医家洗礼的明代医学，不再认为男女身体有别是个首要课题，对他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能否回到经典，从其所描述的单性身体找到解决疾病的答案，于是中国医学史的人体观又回复到“单性模式”的黄帝身，直到今日。作者强调，这种对“单性”的回复并非意味着消除身体上的等级制，相反，由于医家认为导致相火动而内虚，因而将身体的生育与需要更多道德约束的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另一方面，新儒学强调节欲和自控的性别道德规范也参与到医学话语对女性身体的建构中。作者在第六章中具体通过对武之望所编的《济阳纲目》(1626)内讨论男性养生内丹的分析，指出明代利用男性的身体来辉映女性身体的特色：社会上盛行的还精补脑等内丹养生，无论是就观念还是方法上都只是纯为男性而设，完全没有让女性能够修炼的余地。最为有趣的是，作者另外从《道藏》中找到了明代一种女金丹“断红龙”，不但其内容与男性内丹完全不同，而且其希冀女性修炼成的理想身体，先决条件是先要能够让月经停止，并且这一理想女体完全否定了雌性原有的角色与性质，与男性理想的身体系以雄性能力为指标恰恰相反。这当中究竟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实引人深思。

通过对中医关于身体观演变的勾勒，作者清楚地阐释了医学与世变的关系，从中也呈现出性别关系与医学话语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强化。作者将不同时代的医学内容作如此详尽而且均衡的讨论，其视野之广泛在中国医学/性别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过她对中医“单性”身体观的阐述也衍生出一些问题，例如中医如何解释如“阴阳人”、“非男非女”

等的身体构造?尤其是中医身体观从“单性”向“两性”模式过渡的历史阶段，这些当时的性别尴尬者在定义上是否经历变化呢?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二、医学话语权的争夺

本书的另一个着力点是对医学话语权争夺的探讨，这主要通过两性在社会的医业分工号性别界域来体现。古代中医首先是一种家庭技艺，很多专业医生都是从与家庭内从医者的合作中学到医术的，或者是通过自学和实践习得，这一现象表明医生的资格是个人可信度与荣誉的事情，而非医学院或行会授予。女性也因此能够在妇科、产科等与女性有关的医疗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宋代妇科的正式出现，革命性地重划了原本的性别医业分工地图。宋政府不但以官方力量大规模培训男性妇科医生，使之介入生产过程，而且随着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医学文献的刊印，医学话语权开始转向著书和重阴阳五行理论的儒医，新儒家使男性“因为尽孝道而涉猎产科领域”，于是男性医生与女性医疗者在生产问题上各有所司，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此时男女间虽尚未有见明显的身份差距，但女性医疗工作者的就业领域已经逐渐受到男性蚕食。进入明代，女医主要是以所谓“三姑六婆”形式在社会上活跃。由于与男医之间的竞争关系，当时的儒医文献充满对她们的无知、庸俗的批判，直接从阶级地位对她们的医技进行贬低；另外，作者还通过对戏剧、小说如《燕子笺》、《金瓶梅》以及地方史志中关于女医形象的描述的分析，提出这些文献遵循了同样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来建构女医的形象。不过作者指出了女医中稳婆工作的特殊性，她强调，由于她们在接生时有与男性医生分别共事的机会，且往往扮演受指挥者的角色，与男性之间竞争关系较不显著。从这些细致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不仅仅是局限于恢复女医在医学史上的地位，而是要揭示男医与儒家父权制对于女医“三姑六婆”的刻板印象的建构与共谋过程。

医学史论文篇7

    在海内众多有志于新安医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近年对新安医学研究又上了新的台阶，特别是整理挖掘新安历代医家工作，更趋于完善，出版的人名（物）辞（词）典中充实了新安医家的记载和介绍，更有《新安名医考》等专著问世，填补了新安医学在研究医家上的空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转抄刻版之笔误，致使较多医家的姓、名、字之乱者有之，生卒年代之误有之，里籍不详有之，造成了张冠李戴之遗憾，给我们今后查阅史料留下隐患。现将笔者览阅中发现的部分遗误，指正道明如下，以供同好 参考 。

    姓氏使用混乱

    人类进入文字记载年代后逐步有了姓氏。由于汉字有同音字，以及笔画有多寡，故易造成误传。如“余”姓与“俞”姓虽为同音字，但在姓氏使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说文解字》对字义有不同的解释：余，“语之舒也。”而舒，“伸也。”俞，“空中木为舟也。”在《百家姓》中有“俞任袁柳”、“伍余元卜”之不同。据《新安名医考》载：“俞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享年36岁。……特著《瘪痧论》。”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俱载：“余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另《新安医学史略》一书转载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九《人物方技》曰：“余鹭振，清，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详述此病之发生理由及治法，上海《医学报》主笔周雪樵读后，函请入‘医学研究会’，日征医案登报。”［3］当遵后三部论述记载，特别是《新安医学史略》详细转引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之记述，可判定为余姓矣。据考，余鹭振是旅居上海崇明的新安医家。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载：“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代江西婺源县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未见刊行。”又，“俞德乾，字利川，清代江西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新安名医考》载：“余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又，“余德乾，字利川，清·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济人，借抄者无虚日。”［4］《新安医学史略》在目录中载称“余有廉”，而在书中却为：“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文苑》）”又载：“施德乾，字利川，婺源县泗水人。……著《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人物义行》）”［3］从以上引证看，二位医家名、字、里籍及著述皆相同，其姓氏差别显然，都转述源于《婺源县志》，何者为准，难下定论。俞姓乃婺源之望族，施更是俞之大误。

    《中医人名辞典》曰：“汪之迈，字怀民。清代安徽祁门县十三都中涧人。精医术，有名于时。（见：《徽州府志》）”［1］《新安名医考》［4］、《新安医学史略》［3］曰：“江之迈，字怀民，清·康熙祁门十三都中涧人。” 据查“汪”乃“江”之笔误，曾被推荐至太 医院 任太医。

    名、字之混淆

    古时文人在名、字、号的称呼上区分严格。名一般是供长辈或用作自称，字是供平辈朋友互作尊称。号是指人的名字以外的自称作谦称。因此，名、字、号在口语、书写使用中，极容易造成记载错位。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载：“许宁，元明间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著有《学 理论 是》（《新安医籍考》称之《医学理论》），未见梓行。（见：《 中国 医学大辞典》）”又载：“许凝，一作许宁，字裕清，清代安徽徽州人。……著有《遁气符医》、《医纪黄游》诸集，今佚。（见：《徽州府志》、《江南通志》）”而《新安名医考》却相反地记载曰：“许凝，明末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医学理论》。”又，“许宁，字裕清，清乾隆嘉庆年间歙县人，……著有《遁气符》，《医纪》等。”［4］《新安医学史略》载：“许宁，道光《歙县志·方技》和民国《歙县志·方技》载：明代歙县人，著《医学理论》（或作《学理论是》）。”又载：“许凝，字裕卿。清初休宁人。行医歙县、休宁，间有奇疾，以手代针，用推拿法，世罕其传。著《遁气符医》，《医记黄游》诸集，今佚。”［3］“宁”与“凝”虽然读音相同，但字义不一，不应当混淆。一为许宁，元明间歙县人，著《医学理论》。一为许凝，清初，休宁人也，善推拿之术，著《遁气符医》、《医纪黄游》(笔者注：《新安医学史略》原文为“医记黄游”，而经综析当为“纪”较合适)。

    《中医人名辞典》载：“黄启东，字日初，清代江西婺源县人。”［1］《新安名医考》载：“黄起升，字日初，清·婺源县璜川人。”［4］两说都明出自《婺源县志》，“启”与“起”音同字不同，“东”与“升”有笔误之嫌。古时文人的字与名有一定内在联系，《颜氏家训》说：“名以整体，字以表德。”就是字者表其名之义，是名的解释或补充。起升为名，意太阳初升，名与字相辅相成。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王开（1278～1347年），字叔启，又字元启，号镜潭（一作镜泽），宋元间兰溪（今浙江兰溪县）纯孝乡王家村人……，撰《增注针经密语》一卷，《针灸全书》一卷，均佚。（见：《浙江通志》、《兰溪县志》、《补元史艺文志》等）”《新安名医考》将王开增附于王国瑞条目下：“王国瑞，元·婺源县人，……曾协助父亲王开增注《针经密语》一卷，惜已亡佚。”［4］此说源于《婺源县志》，为旅外新安医家。《新安名医考》将“增注”二字从书名中分列出来，“增”用于人名，“注”为动词意在注释也，注《针经密语》解，实际上“增注”有增补注释之双重 内容 ，从中医较多书籍名称看，如有《增订医方歌诀》，有《增补脉诀》、《增注徐回溪古方新解》，还有“增释”、“增辑”等形式，因此，把“增注”理解成人名，显然是有误。

    又《集古良方》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江进，清医家，字可廷，安徽歙县人。”［5］《中医人名辞典》载：“江进，清代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见 ：《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名医考》载：“江兰，字进，清·乾隆年间歙县人。”［4］《新安医籍考》：“道光八年《歙县志·宦绩》曰：江兰，字芳国。”［2］在《集古良方》条载有自序署名为“古歙江兰谨书”。《中医 文献 辞典》载《集古良方》条：“方书12卷。清·江进（可亭）纂辑，辑年不详。……现存咸丰元年（1851年）重刻本。”［6］上述一医家名与字混乱现象较为严重，这样将给查找该医家增加难度，也可使疑误长期延讹下去。《新安医学史略》载《集古良方》为同名异书，一作者为江兰，另一作者为江进，俱为歙县医家也。从考据学看，有资料佐证，江兰著有《集古良方》。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称：“程时卿，明代安徽祁门人。……晚年辑《太素脉要》二卷。”说法源于《

    《医荟》的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毕懋衰，明医家，字君平，歙县人。”［5］《新安名医考》载：“毕懋襄，明朝歙县人，《歙县志》载其著有《医荟》一书。”［4］《新安医籍考》载《医荟》条：“明·毕懋襄，见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卷十，《书籍》十八卷佚。”［2］同为一人，名字不同，襄本意为帮助，可见衰应是襄笔刻之误。

    里籍不清

    医家的里籍往往能反映出其学术渊源和学术流派（区域性）间关系，给旁证史料带来 参考 论据，对区别同姓同名医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医人名辞典》载：“汪汝麟，字石来，清代广东海阳县人，生平未详。辑有《证因方论集要》四卷，刊于道光庚子（1840年）（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又见《新安名医考》载：“汪汝，字石来，清·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证因方论集要》六卷。”［4］乃麟之误。《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汝麟，字石来，清·嘉道间休宁海阳人。”［3］据查，海阳为休宁古称，建县于东汉吴永安元年（258年）。吾徽古人写籍贯亦喜用古称，现保留有海阳镇为休宁县城所在地，汪汝麟乃是新安医家休宁人氏。 另《中医人名辞典》又载：“汪文绮，字蕴谷，清代广东海阳县人，著有《脉学注解汇参证治》、《会心录》等。（见：《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文绮，字蕴谷。汪文誊之弟。”又载：“汪十洲，清初，休宁县鹤山里人。县名医，子文誊、文绮，承其学。”［3］从汪文绮《杂症会心录》自序中看有署名为“休宁汪文绮蕴谷氏识”看，汪文绮很明白无误为休宁人，同时也可佐证汪汝麟为休宁人。

    《中医人名辞典》载：“李楼，明代江南人，……著《怪证奇方》二卷，传于世，今存抄本。（见：《医藏书目》、《国史经籍志》、《古今名医言行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中医人物词典》载：“李楼，明医家，字小山，祁门（今属安徽）人。尝集《怪症奇方》一册，……后由其友王校正，于1544年刊行。”［5］从上所述人名（物）辞（词）典介绍看，虽里籍不同，但书名生平年代相同，当是同一人。众所周知，王为祁门人氏，多年行医祁门。“常与李楼相互论医，后校正李氏《怪症奇方》（1544年），且于书后添加附承。”［3］而《怪症奇方》是由“明·李楼编，王校，见《全国中医图书馆联合目录》存”［2］。从他们生前密切接触论医看，李楼当属祁门人。

    朝代不详

    古时文人著书作序记载都以帝王年号干支表明，无公元年历记载之习，而各朝代帝号相似亦不少见，故易造成人为移位而错，有的记载可误差数百年之多。

    《新安名医考》载：“王炎，字晦叔，清·婺源武溪人，生于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卒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7年），享年81岁……，医著《伤寒论》编在《双溪类稿》中。”［4］而《中医人物词典》［5］、《新安医学史略》［3］载：“王炎（1138～1218年）南宋文学家，字晦叔，婺源（今属江西）人。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著作甚富，总题《双溪类稿》，其中有所注《伤寒论》等，已佚。……所辑《本草正经》三卷，为《神农本草经》最早辑本，今佚。”《中医人名辞典》载：“王炎（1138～1218年），字晦叔，宋代婺源（今江西）武溪人。（见：《徽州县志》）”［1］《中医 文献 辞典》载《本草正经》条：“本草著作3卷。南宋王炎（晦叔）辑，约成书于嘉定十年（1217年）。《神农本草经》最早之辑佚本。此书在明末尚存，今佚。惟其序文存《双溪文集》中。”［6］所著皆道明为宋人。综上所述，名字书目皆相同，而生卒年代则相距约六百年左右。

    《中医人物词典》在介绍婺源医家朱日辉时称：“朱日辉，明医家，字充美。”［5］而《新安名医考》［4］、《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学史略》［3］则明确称之为“清代婺源县沱川人”。惜所著《医学元要》、《加减十三方》、《试奇方闻见录》、《大家文翰》等书，均佚，是故确切年代，无处考证。

    现代 考古大家郭沫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无论作任何 研究 ，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 问题 ，而材料的真伪或 时代 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可见，在挖掘、整理、研究、提高祖国医药学文化遗产之时，考订史料的真伪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完备新安医家史料，纠偏历代医家的姓氏、里籍、生卒年代是项 科学 又严谨的工作，这项工作还靠广大医史研究者不懈努力，挖掘补正，还其真实的面目，方可避免讹错沿袭，不致贻误后学。

【参考文献】

  1 李 云主编.中医人名辞典［k］.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377，649，652，404，236，247，792，28，228，877，407，405， 307，55，158.

2 王乐主编.新安医籍考［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509，56，452，366，155，269，292.

3 洪芳度主编.新安医学史略［m］.安徽：歙县卫生局，歙县中 医院 ，1990：237，187，111，246，211，231，220，207，134，106，168.

医学史论文篇8

一、研究概况

中医药政策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针对中医药事业制定的大政方针、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其内容主要是以领导讲话、指示、卫生部等相关国家机关的文件、法律规范、党报社论、中医工作实践等形式表现出来。

建国后党的中医药政策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该课题的研究还非常不充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少数涉及该课题的研究者大多是中医学界的医史工作者。

从著作角度来看，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王致谱、蔡景峰主编的《中国中医药50年》（福建科技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全面反映建国50年间中医药发展概貌的学术专著，同时，陈敏章编写的《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赵含森等编著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等著作也对建国后中医事业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但这类通史性质的研究尽管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但不可避免有所疏漏，不可能对建国后的中医政策进行更加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对于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未能做出深入思考。

从论文角度来看，学术界对于建国后中医药政策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如2006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专业毕小丽的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黄永秋的学位论文《建国初期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研究（1955-1959）》，陈可冀、陈士奎的论文《党和国家的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和沿革》（《科技和产业》，2002年第2卷第5期）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此外，医学界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还有：《近50年来现代中医教育机构发展史略》（余永燕，《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年第11卷第12期）；《从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张效霞、王振国，《中医研究》2005年1月）；《新中国北京中医管理研究》（梁峻，《中华医药文明史论集》中医古籍出版社）。上述都是从医学史角度出发的研究，最近几年有些学者也开始从党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关注这个问题，比如：《建国初期党的中医政策述论》（许红霞，《传承》2008年第9期）；《中共的中医政策在新中国的贯彻――以北京为例》（刘慧娟，《北京党史》2007年1月）；《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李洪河，《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可以看出，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建国以来党的中医事业及中医政策的发展和变迁这个课题，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从该领域的总体研究现状来看，成果还是较少。

二、现状评析

（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1.对建国后中医药政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及阶段性情况都进行了描绘。在这方面，既有全景性的鸿篇巨著，也有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把握，也有细致的阶段性描述，做到了粗细结合。

2.从横向上对建国后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有从医学史角度进行介绍的，有从党史角度进行考察的，也有从管理学角度进行解构的，做到了研究角度的多样化。

3.在研究水平上实现了从政策介绍到政策反思的转变。对于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中医药政策，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如雷正荣所著的《对中医院发展的政策建议》、姚澄所著的《多源流视域下我国中医药政策的嬗变》（《江苏中医药》2009年第8期）等。

（二）存在的不足和欠缺

1.通史类的著作只着重于全景式的勾画和覆盖。没有做到细节记录和深入思考，并且对于党的中医政策问题往往不是通史类著作的重点。

2.中医医史类著作把侧重点放在中医事业本身的特点上，较多的关注医学发展、医院管理体制、医学专业教育、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医科研机构等专业方面，没有在一个大的政治史、社会史，或是一个更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这段历史。

3.党史角度的研究成果要么局限于地方史，未能从全国的角度出发，要么局限于研究领袖人物对中医的看法，没有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建国后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变迁，也未能做出全景性的历史考察。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医学史论文篇9

    一、课程定位简洁化

    中医传承班旨在造就一批“通人文、强经典、重传 承”的中医药专门人才,学生本身在入班前就树立了 献身中医之决心。因此《中国医学史》的促进学生热爱 中医，更加稳固专业思想,树立献身中医的决心的教 学目标就可以不再作为重点与之相对应的中医传承 班学生的医史教学和课程定位就应简洁化,但简洁不 代表简单,《中医医学史》融合了医学和人文学科,课 程内容涵盖医药名家、医药名著、医药文化历史、中外 医学交流史以及人类疾病史等模块气所以课程定位 的简洁化目标要求学校和教师做到以下两点（1)简 洁化的课堂教学目标的设计要科学、有度。一堂课要 侧重解决学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真正给学生留下东 西远比整节课从头讲到尾或者蜻蜓点水式的教学要 实用的多。当然,简洁化的课程需要教师高度化地总 结教学知识,简洁不是简单是明确重点,让学生更好 地接收学习。因而简洁化的背后是教师更认真精要地 备课,学生也要全神贯注地听讲,更多时间启发其独 立发现和思考的能力，这对其他学科的学习也有良好 的促进作用。（2)教学过程中要突出引导学生从历史 视角认识和掌握医学发展过程，运用中医的思考方 法启发学生的中医思维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通过 学习医学史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联 系，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帮助他们树立科 学的思维方式,使他们获得全面的发展。总之中国医 学史课程的开设，可以使他们尽快了解祖国医学宝 库J果究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历史轨迹和未来广阔的发 展前景,为进一步深入学习中医学相关知识奠定坚实 基础。

二、中医思维常态化

    重医术更重“中医思维”，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说过：“好中医不只靠单纯的技 能训练就能培养出来,一名好中医一定是要有‘中医 思维’的,而且临床实践力也很强”。当代中医学生在 科学思维的教育中成长起来，中医理论的思维模式与 他们日常所学或所接触到的现代思维模式不同,这就 成为了当代中医学生学习中医的阻碍,为此对于初入 中医之门的传承班学生来说,转变思维方式,顺利建 立起中医思维模式对于能否学好中医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1中医理论与中医思维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中 医思维贯穿于整个中医学，并指导着中医的理论、诊 断、治则。我们学习中医,只有了解、学习并且灵活运 用中医思维才能掌握中医学的特点及其规律。《中国 医学史》作为中医学入门课程之一其教学是为了达 到补充其他中医类课程未能考虑到的重要中医药知 识的目的。中医学学术体系比较特殊,特征也极其鲜 明，而这些特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 中国医学史的教学目标就是探寻中医学术体系及特 征的形成背景,分析其缘由，在此基础上对中医学术 体系和特征的本质、指导意义及研究价值进行了一系 列详细的阐述0从而引导学生初步建立中医思维,让 学生深入了解中医学并对其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达成 实现中国医学史教学的最终目标，发挥其指导性意 义。

三、教学方式多样化

    1.传统板书与现代多媒体讲解方式有机地融合。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资料的丰富,实现了 教材内容的多样化,改变了目前教学形式单一化的现 状。如此不仅解决了有限课时与教材内容丰富之间的 矛盾,可以在有限的课时内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知识 内容,而且让比较枯燥无味的历史内容变化成以学生 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开展医学史课的教学彳曽加了学生 们的求知欲以及感性认识。采用多媒体上课,多数教 师是坐在电脑前，按照课件按部就班地讲给学生听， 虽然可以在有限课时内教授更多知识,解决了有限课 时与教材丰富之间的矛盾,但是缺少生动的肢体语言 交流,而传统的教学方式是采用黑板一粉笔一讲授的 教学模式,虽然讲述内容有限,但教师的眼神、面部表 情、肢体语言都是与学生的交流,而且教师板书速度 可以与学生的笔记速度保持一致,书写内容轮廊清晰 完整,便于学生对讲授内容的系统总结于课后掌 握和加深记忆,因此中国医学史教学方式应为二者的 有机结合。

    2. 讨论式教学方法的应用。以教师为主进行医学 史理论阐述和分析力卩之医学史作为考査科目学时的 有限性,《中国医学史》很容易被学生忽视。笔者认为 很有必要将讨论式课堂教学法积极弓I入到《中国医学 史》课堂教学。同时将问题式教学法涵盖其中首先由 师生针对教学单元共同设计问题其次以问题的不同 划分相应的学生讨论小组进行讨论教师进行即时引 导和解疑，最后各问题组学生选代表发言或者辩论， 由教师点评总结并分析难点和重点这样更加有助于 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优势彳吾养学生主 动学习和积极创新的精神进而改善该门课程的教学 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叱。

   3.重视中医医案的作用。中医医案是记录中医临 床实践的一种文字资料。中医医案不仅具有促使学生 认识中医学的发展史,了解历代中医学的发展成就与 特点、医家对中医发展做出的贡献，而且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一种医德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 培养和加深学生对中医课的认识。所以将中医医案适 当引入到《中国医学史》教学中所起到的教学作用可 谓事半功倍时由于中医传承班配备的师资力量强 大,授课教师多为资深中医专家,他们就能够将自身 多年总结的中医临床经验和在临床中见到的经典案 例结合医史相关内容声情并茂地向学生讲解更有利 于学生接受并理解，为深入学习中医、献身临床打下 基础。

四、考核方式灵活化

    当前高校中国医学史课程的成绩考核方法仍以 传统的试卷考试为主且考核的内容更侧重基础性识 记部分,因而这种衡量方式仅仅使得学生了解中医学 历史梗概,并不能达到该课程最初的教学目标,更不 能适应中医传承班教学要求的需要。笔者认为，制定 考核目标和指标应该从教与学两个角度考虑不但要 考察学生最终掌握该门课程的情况,更要顾及学生平 时主动阅读相关书籍、思考和动手实践获取的医学史 知识,也就是将考核方式设置为形成性与终结性考核 并重,将考核成绩分为多个部分,即：曰常课堂的讨论 形成性考核成绩+课下学生自学和对医学史深入理解 的情况+期末开卷考试。为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 能力，提高学生积极参与的热情激师可以鼓励学生 在课堂上与大家进行交流,将其课后阅读的通俗易读 的医学史读物的心得体会成绩作为其平时的考核成 绩。期末以开卷为主要形式的考试方式,全方位多方 面考査学生对教材的熟悉程度,将课堂内外及期末考 试的成绩相结合作为学生学习《中国医学史》效果的 检验。

五、教学反馈标准化

    课方法 和手段，即教学反馈。同时,我们知道教学效果的好 坏最终都要以学生的评价为主要的衡量指标，因此， 我们还要建立教学反馈机制。

1.建立形式多样的教学反馈方式。在传统的以书 面文件为主的高校教学评价基础上彳曽加一些其他形 式的教学反馈方式,例如在接受中医教改的每个年级 中挑选一些学生代表,针对中国医学史教学效果开展 座谈会形式的调査工作® ,不但要积极总结好的可以 借鉴的经验,而且也要根据学生代表提出的意见或建 议进行总结和分析，进而不断修正中医教学方法更 好地满足同学们的求知需求真正让《中国医学史》这 门课程起到了解中医历史,建立中医思维的作用。

2. 详细传达反馈内容及结果。目前高等院校对教 学评价结果的反馈仅仅注重分数和排名激师无法得 知自身在教学过程中的长处和不足,更谈不上发扬优 势,改善劣势,故而笔者认为应将学生对教学情况的 评价结果详细传达给教师，以便教师明确教学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

医学史论文篇10

关键词：历史演进；本土医学；西方医学；过去；未来

毋庸置疑，从古代开始中国就发生了多次疾病。在中国正史以及地方史志等史书中，经常会出现有关“疫”的记载，而且这种记载持续时间长，记载量也很庞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疫病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连续性的。面对疾病的态度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身体观以及医学文化。

很多人认为中国医学是西方医学的替代品，是一种柔软的治疗体系，然而实际上中国医学是在治疗传染病的多次尝试中形成体系的。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华佗；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采用辨证治疗。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金元以来，中医开始没落。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从20世纪初起，西方的医学便开始逐步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医学，西方科学从基本原理到技术应用中所发展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的身体的系统知识，基本上已统一了世界，成功地突破了一切国家、民族或文化的界线。19世纪是西方医学突飞猛进的时代，其治疗效应迅速取得了全世界的普遍承认。相形之下，东亚的传统药学不免为之黯然失色，日本首先全面而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现代的医疗体制，中国自然也不能置身于这一新潮流之外。在西医取代中医的过程中，中医的性质问题曾一度引起激烈的争论。有关中西医论争的问题，历史学界和医学史界已有过不少的专门著述，但因资料的限制，时段多集中在民国以后。路彩霞在“中医存费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考察”一文中指出，实际早在宣统末年，在北方商埠天津，以《大公报》等近代媒体为阵地，就中医存废问题，中医与推崇西医的新学派之间曾展开过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交锋，波及天津、东北等地，影响着国家防疫体制的发展。路彩霞认为此次论战是近代中西医第一次大争论。天津中医与《大公报》之间的笔战，是清末庸医问题严重化的产物。明清时期医药职业逐渐开放，人人可以行医开方，削弱了中医的整体素质。谴责中医庸劣行为的呼声时有耳闻，但庸医现象真正对人们的视觉和心理构成冲击，却是在清朝末年。1近代西方医学，尤其是细菌学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中医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借着近代媒体的传播，人们所知道的庸医信息越来越多，中医群体形象恶化，国人对中医学的信赖在西方文明的飓风下动摇。清末中医式微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方向在这一时期向西方文明偏转，落后状态下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发展成迷信，中国医学在这种文化偏转中艰难求存。

事实上，在中国本土的科学之中，医学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一门独立的学术，甚至在唐、宋科举考试中设有医学专科。直至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为什么中医文化会在西方医学的巨大历史潮流的冲击下而幸存下来呢？这源于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为出发点，是一种源头型的文化，未来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对这一源头思想的肯定与发扬。中华名族既是传统的捍卫者，也是文化的诠释者。当如此强烈的历史意识表现在中医文化中时，于是造就了中医学的浩瀚之作。这种寓创造于解释，寓革新于继承的发展模式，保证了中医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使得千百年来的医学理论有着系统的统一性。2同时中国医学具有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讲究人生哲理，强调和谐互补和天人合一，这使得几千年中医医道虽老不衰。

源远流长的中国本土医学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化演进，直至今天依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那么中国本土医学文化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已成为全球的呼声，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显然符合这一国际趋势所追求的理念。因此，具有数千年临床基础和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药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如何让中医文化精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现代医学大概需要再发展十几年之后，才可能真正科学地严密地解释和回答中医凭几千年经验所归纳和构造的这一整套体系。通过两千年发展实践形成的中医药学,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加速吸收并应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包括西医西药学的知识和技术,以取长补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医文化的精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保护好中国先民所创造的这一伟大的充满着智慧和民族精神文化瑰宝。

医学史论文篇11

二、把握壮医药学“口传心授”的主要传承方式

壮医药学是传统民族医学，必须具备一定符合其规律的传承性方式，由于壮医药学没有形成规范的文字记录，决定了其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这些传承内容主要体现在壮医药主要的医疗理论、药物功用认识、各科疾病诊断经验、治疗经验，壮医药各种特色疗法的经验传承上，是通过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壮族自治羁縻及土司制度州县和一般州县(中央)并存，决定壮医药也不是正统的官方中医记录，因而壮医药主要流传在壮族聚居地区讲壮族语言的民间。“口传心授”方式决定了其不可能为繁杂的体系，而多为简洁、实用及经得起考验，这些知识内容是客观的传统壮医药，但多散播在民间，须采集挖掘整理，这是目前壮医药的重要工作。

三、壮医药学没有形成规范文字记录的原由

使壮医药的基础医药知识不系统、直观，而必须借助于壮医药的壮族文化背景进行内容支助、理解、说明;如社会生产水平较低实际和对鬼神信仰的精神实际是壮医“巫医同源、巫医并存”，即是壮医的深远文化背景;如一些画符、念咒、驱鬼、三道公庙等形式中寓含许多壮医药知识内核，如果舍弃了“巫”的形式，那么壮医就怕一无所在了，就否认其历史价值了。又如壮民族特色的干栏式建筑文化反映着壮医药对流行病预防的重要成就。

四、壮医药社会历史的民俗、民族文化是壮医药经验和成就保留和保存的重要形式

并且这些反映着壮族人民以普及化形式或民俗形式或民族特质文化形式对实践认识到的最重要的壮医药知识、成就的记录和经历代相传的活生生的客观记录;尤其反映了壮医药的保健和预防医药的历史成就。如三月三的五色糯米饭、歌海节、赶圩文化、赶药市习俗，又如抛绣球、点天灯、花山石刻等体育锻炼预防保健形式;这些是壮医普及的预防医学的重要成就。另外，如壮药祛瘴法、群防隔离习俗等壮医药对流行病群防的重要普及知识成就。这些是壮医药传承不依赖文字记录外的较“口传心授”主要传授方式更高形式的开放传承形式，对壮医药很重要的知识尤其适合。

五、一个重要的实际是从壮民族的岭南地域和气候变化实际研究壮医药

这些地域和气候必然影响壮医的生活方式和影响决定着壮民族医药的历史医疗实践活动形式，是形成壮医药的基础。这一方面形成壮医药的生产毒药的基础、使用毒药的本能和历史上培育壮医药的解毒本能;这是壮医药的重要特色之一。故壮药多毒药、壮医善于使用毒药和解毒药，是壮医药的丰富医疗事实和实践经验基础;毒是壮医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最多的疾病，毒也是壮医外科学的实质纲领。由于壮族的地域、气候特色，使壮医“痧”、“瘴”、“毒”、“盅”、“风”、“湿”等地方病突出，并形成壮医疾病谱的基本纲领，且决定壮民外在活动频繁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壮医防治学重要的特色，即较注重外治方法，而内治方法较弱，即以外治为特色，并形成一系列的重要外治的特种技术;如壮医针法、壮医灸法，也催生了优秀的壮医挑治法、壮医刺血疗法和壮医佩药疗法等非常丰富的壮医外治疗法内容。壮医的地域环境特色和气候特点的影响，决定了壮医的发病观。中医的发病是正邪观，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较具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壮医更具体的实践环境是地域特点和气候特色，即南疆之域;邪气炽盛，阳气开泻，正气更易耗损，既表现壮地突出的“痧”、“瘴”、“毒”、“盅”、“风”、“湿”等地方病发病特色，也表现出明显的因虚致病特色，明显正气虚的特色，故壮医发病观表现更为明确病因的即明确而广泛的壮地毒虚病因的“毒虚致病观”。而这一具体的致病观从而决定了壮医治病的最基本原则是“调气”、“解毒”、“补虚”观。以这些治则为基础，去掌握壮医多种治疗方法的实质所在，如壮医针法更重在调气，壮医善用动物药以补虚，壮医更善用解毒药等。

六、壮医药知识保部分存在在中医典籍、地方志等记录当中

中医传统典籍中记录一些壮医药学成功典案或有巫文化特色的案例，壮族地域的地方志记录的壮医药成就、壮医药历史活动，以及诸多中药药典对壮药的记录，就是当今较直接的壮医药知识成就记录。但这些内容较少，不代表壮医药学主体。另外，壮医药学的文献考古工作对壮医药知识的佐证，故文献考证是壮医成就的重要佐证形式，以证明壮医的历史真实性、存在性和历史技术水平，也佐证一些目前中医药技术的起源。诸上所论壮医药各方面的特色提示在壮医药概论教学中，除按现在教材内容分类章节讲授主体形式基础上，在合适的地方也宜穿插一些知识要点的如壮民族文化、民俗、地域特色、民族特异性、自治政府卫生政策、口传心授等主题的专题讲授，以丰富知识背景。

七、在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诸方面的佐证壮医药的存在形式和客观事实后

结合壮族地域气候特点的发病观和疾病谱基础;并在中医药文化渗透基础上和无文字记录便于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上;可以理解壮医理论体系的历史概况，至少应该简捷、易理解、易解释，故形成“三气同步观”、“壮医生理病理观”、“壮医的三道两路观”，以及壮医理论基础上的客观指征如目诊、甲诊、腹诊等壮医的诊断学基础。这些理论隐约可见于壮医的传统历史中，但较多具体成形的壮医理论也只有30年以内，如何理解其历史必然性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但至少相较于中医的观点，其肯定有特异性、民族性和传统性;如“三气同步观”形似中医的“天人相应”观，但在具体的解释病情和说明治疗时使用得更广泛和具体。壮医的“巧坞主神”理论较中医五脏主神更具有壮医特色，也更符合“脑主神明”现代简明之说。“三道二路说”更符合壮族的历史传统，远较中医经络腧穴容易记录，易于口传心授等。了解这些概念的壮族历史地域特色是增加肯定壮医理论的基础，达到本课程教育目的。如上，壮医药医疗实践的地域特点决定的“毒病说”，就说明了壮医基于外邪所致的地方病“痧”、“瘴”、“毒”、“盅”、“风”、“湿”等主要疾病谱，而当今壮医基本理论的建立，如三道两路理论，就补充了壮医基于外邪所致的传统地方病外的壮医杂病辨证体系，即三道病、二路病，也补充了可适用于壮医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儿科等各科杂症辨证。另外，壮医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壮医基本属性，决定着壮医的地位和水平，又决定了其发展状态，如历史上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政策既是促进壮医发展因素又是阻碍壮医发展的因素，决定壮医的总体水平不及中医，但又保持了壮医药特殊方面的先进性，以及壮医药的民族特异性，因而决定了壮医在历史上作用、水平和地位。

八、注重中医药、壮医药的比较研究，肯定壮医药的民族性、特色性和传统性

“壮医药学概论”是壮医药学的入门教程，也是壮医药学各论中引用较多或占较大份量的素材，其份量远较“中医学导论”之于中医学各论中素材多，故其在壮医药学中的地位不光是一门专业思想启蒙教程，更是一门壮医药学知识简编读本，也是其他专业壮医药学的普及读本，在壮医学药专业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深入了解该课程地域、历史、文化、民俗、民族背景和基础知识，就基本上算得上较具素养的壮医师了，各个方面内容自然延伸、丰满为现在壮医药学各门具体的专业课程，因而，也就很利于更深入的壮医学专业各门课程的学习，更有利于树立稳固的壮医学专业思想。如注意以上诸方面线索的知识组合，并注意丰富、丰满医药背景知识，寻找更多的可视教材的支持，注意讲授的技术、艺术，仍不失为内容性、系统性和趣味性的一门课程。

九、学习掌握的壮医药学概论壮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传统性

最终要从各方面理解、说明并落实现在已成型的壮医学的成就和形成基础的理解、认识，坚定对目前成形状态的壮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的认同，更坚定壮医药学专业的专业思想基础。同时为找到壮医药理论和学科建设进一步系统挖掘整理的科学方法，这也是“壮医药学概论”教学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以达到更好地完成普及壮医药学知识、巩固专业思想、坚定发展壮医药学的教育基础任务，达到科学整理挖掘多门壮医学新的科学教材和更系统的壮医学科学理论。

医学史论文篇12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杨念群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肯尼思・基普尔主编,张大庆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医学史》,[美]洛伊斯・玛格纳著,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日]栗山茂久著,陈信宏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高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江晓原:在我们科学史的视野中,医学史是一个有点特殊的领域。由于西方人习惯将医学视为与科学、数学并列的门类,所以有些论著在讨论通常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精密科学”(比如天文学、物理学等)的历史时,不将医学包括在内。而在我们国内的论著中,则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医学史包括在科学史的范畴之内,因为我们一直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部分。而实际上,这种观念却是中国人在“全盘西化”时,受西方人影响而确立起来的。

2000年以来,医学史方面的书已经出版了不少,包括几种卷帙较大的著作。对于这些著作,我经常注意到的,往往首先不是其中所叙述的医学发展的历史,而是这些著作引发的对于疾病、健康、身体等等基本概念的思考。

例如,在阅读卷帙浩繁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时,我经常联想到的问题是:疾病究竟是什么?――它们是早就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还是人类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建构出来的?此书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各种观点都有所反映的做法。我们既能看到“相信疾病是具有自身存在的真实的实体”的本体论观点,也能看到生理学家认为疾病“是一段时期内某人身上的一个独特过程”的观点。激进的本体论观点甚至认为,一次成功的手术“可以把病人与其疾病分开,它将病人送回床榻,而将疾病放到瓶子中去”。而19世纪的C・伯纳德则认为:“生命、死亡、健康和疾病,这些词都没有客观实在性。”本书作者也明确认识到:“疾病的定义在历史中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疾病最终是由构成一个特定社会的那些人的话语和行为来定义的”。

考虑到现代医学还远远未能成为一门精密科学(比如像天文学或物理学那样),所以疾病概念的社会建构成分肯定是相当大的。更别提在医德败坏的情况下,医生和药品公司的利益联盟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了。

刘兵:顺着你的思路,也许我们还是先谈谈医学是否是“科学”这个话题为好。这也是为后面的谈话做些准备,因为,如果就历史的研究来说,对其研究对象的性质在认识上还有问题,那肯定会影响到相关的历史研究的。

你刚说,我们这里一直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部分,这种观念是受西方人影响而确立起来的。从原则上讲,这似乎有些道理,即我们受到了某种“科学主义”的影响,并因而将建立在西方近现代生理学等学科基础之上的西方当代医学作为“科学”来看待。但具体地讲,这种说法又有些问题。因为,许多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其实并不把医学视为“科学”,这也恰恰反映在那种像学术会议等的名称上,会有一些会议将医学与数学、技术和科学相并列的做法。比如,我就曾记得,在好多年前听著名的美国医学史家席文的讲座时,他说他认为医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术”(或者再加上些限定称为“仁术”)。

前两年,在写有关的文章时,又听到我们的朋友、国内医学文化研究专家王一方先生,对我讲的“医学不是科学”的观点,进行了更加精细的限定,即也许我们说“临床医学不是科学”(或精密科学)会更恰当些。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考虑到我们在对西方近现代科学做比较狭义的界定时,是以其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之可重复实验的特征作为最根本性特点的。但在医学中,像这样的特征却是很不明显甚至经常在医疗实践中所无法实现的。

以前在某些讲座中,当我提到数学不是科学时,经常会引起一些搞数学的人的激烈抗议。数学更是不需要经验事实的支撑,因而不是经验科学,这比医学要更加明显。现在我们又讲医学不是科学,恐怕也会引起不少人的“愤怒”。但是,当我们说某个领域不是科学时,却并不意味着它不好或不重要。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医学的出现肯定不比科学更晚,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甚至也总是比科学要大得多。

江晓原:那些愤怒,有的恐怕是来自于当年中西医之争时所提出的“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样一种荒谬的观念。

不过我们之所以要辨析医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是对医学及其历史正确理解的必要条件。

由于医学不是一种精密科学,西医虽然现在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它仍然还远远未能像西方的天文学、物理学那样在全世界“一统天下”。所以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于身体、疾病等等的认识其实是众说纷纭的。

例如,栗山茂久在《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一书中,将不同文化中对身体的描述和认识比喻为一个“罗生门”。他看到,中医用把脉来诊断病情的技术,在西方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相当西化的栗山茂久自己也说:“这种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之所以如此,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看待身体的方法和描述身体的语言,都是大不相同的。作为对上述原因的形象说明,栗山茂久引用了中国和欧洲的两幅人体图:一幅出自中国人滑寿在公元1341年的著作《十四经发挥》,一幅出自维萨里(Vesalius)公元1543年的著作《人体结构七卷》(Fabrica)。他注意到,这两幅人体图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的图有经脉而无肌肉,欧洲的图有肌肉而无经脉。而且他发现,这两幅人体图所显示出来的差别,最晚在公元二、三世纪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虽然西医也承认脉搏的有无对应于生命的有无这一事实,但依靠诊脉就能够获得疾病的详细信息,这在西医对人体的理解和描述体系中都是不可能的、无法解释的。

刘兵:《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确实是一本难得见到的好书。其中的观点与研究方法,极有启发性。不过在这里,我们先来注意一下,在那些写西方医学的典型的历史著作中,对于如何看待和研究医学史问题的一般性看法。

如果说,那本早有了中译本的《剑桥医学史》在倾向上更有些科学主义的味道的话,那么,最新译出的洛伊斯・玛格纳的《医学史》,则表现出一些更新的意识。该书作者在其“序言”中提到,自上个世纪40年代西格里斯提出了医学史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将医学史作为社会史和文化史来研究)之后,“医学史研究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学者们原来几乎只专注于现代医学理论的演变,而现在则已经转向对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政治等诸多背景中一些新问题进行研究,而这些背景都是根植于医生和病人头脑之中的。由于深受源自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人口学的技术的影响,新兴的社会文化医学史的专家们更强调一些影响因素,比如种族、阶级、性别以及习俗与职业的联系等。虽然关于该学科的属性问题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但业已达成一项共识,即医学史并不仅仅只是对从过去黑暗到现代科学启蒙这一过程的简单描述”。

如果我们不仅仅把上述说明看做是医学史外史化的表现,那么,将那么多原来不被认为是医学史中需要注重的“非医学”内容作为关注的对象,其背后,显然是有着更深层的含义的。因为,那些与医学,也即同时与对疾病的认识和对疾病的治疗相关的要素,本来就是与医学不可分离的。

江晓原:确实如此。即使是卡斯蒂廖尼初版于1927年的《医学史》,明显带有18、19世纪之交现代科学高歌猛进的色彩,“就医学论医学”的味道相对浓些,同时对许多与医学有关的文化现象也有所观照。而在当代医学史著作中,对于你上面所说的原先被认为是“非医学”内容的关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则是明显的趋势。这一点与科学史研究领域中“外史”日益受到重视的倾向倒是相当同步的。

在这次我们要讨论的几种医学史著作中,《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引起我注意一个问题:即我们今天关于医学的观念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里似乎有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先将我的想法简要陈述一下:

本来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如前所述,医学并不是一种能够和天文学、物理学之类的“精密科学”相提并论的“科学”,但是现代中国公众的心目中,绝大多数人却都下意识地将现代医学――即西医――视为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的一部分。而中国公众的这种观念,又恰恰是德贞之类的人士帮助建立起来的。这种观念的建立,对于西医此后在中国的胜利来说,应该是决定性的。

于是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德贞之类的人士――他们的个人品德经常是无可挑剔的――在帮助中国公众建立上述观念时,他们有没有私心呢?

第二,上述中西方观念的错位,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呢?

刘兵:在《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这本书中,作者对于德贞其人,以及传教士在将西方医学带入中国,以及中国如何开始了医学“现代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是近年来有关此类问题的出色工作。就此而言,联系到你问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不一定就能有确切肯定的答案),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进行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在西方传教士配合其传教工作而传入中国的各种“西学”中,既包括我们现在在广义上讲的“科学”,也包括“西方近现代医学”。前者,实际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并不密切,甚至与日常生活几乎无关,但由于当时对于科学与技术的相混,再加上对于科学的意识形态化,首先是把对西方技术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对“科学”的学习。而至于后者,即医学,则与真正的科学不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虽然有传统中医知识系统与文化对于这种新传入的西方近现代医学的抵抗,但毕竟因为现实的生活需要,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让人们逐渐接受一些这种外来的医学。

当这两种力量,即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把它等同于真理、力量等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面对有一些具体应用价值,虽然在西方并不一定被认为严格等同于“精密科学”的医学时,毕竟还是与某些科学(不是在临床意义上,而是在其基础意义上,如生理学、解剖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由于这个阶段的特殊背景,大部分中国人把近代西方医学等同于科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所以说,西医在中国的被接受,虽然因为中国有与之不同的中医传统而遇到相当的阻力,但也正是借助了科学的这种名义,在缺少对其本性之正确认识的情形下,这种观点部分地帮助它克服了这种中国传统的阻力。比如,当年鲁迅对有关中医西医的论述,就是典型的例子。

至于这种错位的长期存在,恐怕就与为什么我们这里虽然是在科学本身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却对科学有超级崇拜,也即科学主义的长期存在这一问题相关了。你说呢?

江晓原:那似乎可以这样说:那些将西医植入中国的人士――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在看到上述观念错位出现时,即看到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与他们自己国内对此的认识有所不同时,至少也认为没有纠正的必要?毕竟,考虑到“五四”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大背景,这种错位对于让西医击败中医是有利的。

如果上面的推测成立的话,那我觉得“私心”的指控也就不是完全无法成立的了。因为这种观念错位对于中医来说曾经是一种致命打击――这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的荒谬论点。因为和“科学”的西医相比,中医经常被视为“非科学”甚至“伪科学”;而对于“非科学”的东西就可以而且应该穷追猛打斩尽杀绝。只有在科学主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这样的荒谬论点才会出现并被某些人认可。

接下来,我想到阅读这些医学史著作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教益――让我们看到“科学”的西医明显具有“非科学”甚至“伪科学”的出身或血统。这一点在洛伊斯・玛格纳的《医学史》中就有比较明显的反映,她专门写了“玄学:占星术和炼金术”一节,里面当然要谈到著名的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和这种“非科学”甚至“伪科学”的血统相对应的,是西医在历史上那些用现代眼光看起来非常简陋甚至残暴的治疗手段。

当然,今天的西医是用各种各样精密科学仪器设备武装起来的,它已经具有让公众感觉非常“精密”的外表,这当然大大加强了公众将它视为“科学”的冲动。而从它简陋残暴和神秘主义的昨天发展到今天,则被顺理成章地描绘为“科学的进步”。这些医学史著作往往认为有一个时间节点,从那个节点之后,“医学成为科学”(这时采用的当然是广义的“科学”)。但是如果医学史著作能够让我们知道西医曾经有过那样的昨天,而不是刻意去粉饰或隐瞒这个昨天,毕竟是一种人文关怀的表现。

刘兵:你对于西医在中国的被接受与作为“科学”而接受的错位的分析很有道理。要想纠正这种错位,可以有多种途径,比如,当下对于医学哲学的研究,对于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于医学文化的研究,等等。

当然,正如你提到的,对于医学史的研究与学习,也可以为纠正这种错位提供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甚至于比前面列举的那些学科更有直接的关联。

但是,医学史也像一般的科学史一样,在不同的阶段有着在观念上的差异。虽然,因历史学科的本性,它总不能只写当下或临近当下的医学,而对于那些历史久远的医学,无论怎样撰写,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与当下西医的不同。这样,以什么立场来看这些久远的医学,就显现出历史撰写者的历史观念的差别了。在传统的辉格史观之下,显然不会把那些东西作为重点,甚至只会作为反衬。而在反辉格历史观兴起后,则就会有像你所举的那些例子很突出地出现在医学史著作中。

不过,在此之后,在医学史研究观念上是否再有发展,可能就与如何看待你说的“节点”,以及如何看待节点之后的西方医学的问题相关了。无可否认,在“节点”过后,西医有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速度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大的影响、更广泛的传播。但从逻辑上讲,这并不能成为近现代西医被当做是唯一的医学真理的理由。近现代西医的“出身”如何,“血统”怎样,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20世纪科学史和医学史中反辉格主义的变化是重要的,但仅此还是不够的。在承认近现代西医强势的同时,也看到诸多已经消失,或仍然存在但已被边缘化的其他地方性医学知识的价值和意义,承认在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持有一种多元的医学文化的立场,也许这应是医学史研究的更进一步的发展。

江晓原: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事实上,在一些新的医学史著作中,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身体的语言》一书中,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这次所讨论的六种医学史著作,当然是很不完备的,但是已经可以隐约看到“在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趋势正在逐步形成(例如在洛伊斯・玛格纳的《医学史》和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语言》中就能够看到一些端倪)。这种趋势将补充以往“科学”医学史的不足,帮助我们更好、更深刻地认识医学。

以前我在文章中说过“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这话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医生的帮助――这在今天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就是医生自己生了病,还要去求助别的医生呢。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考虑到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了解是那么不足,考虑到个体之间的差异又是那么大,考虑到今天的医学仍然远远没有成为精密科学,还要考虑到当下“医学的人性正在技术和利益中陷落”,我们自己设法照顾自己健康的情形肯定是经常发生的。在这种情形中,一部持有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医学史,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发和帮助;而那种秉持辉格史学立场和科学主义立场的医学史,只会增强读者对医学的误解和迷信,最终受害的将是读者本人。

刘兵:是的,这里说的患者自己对于自己身体的照顾,恰恰是一种对于身体的控制权的争夺。过去,在传统的中医中,是有这样的意味的,就像在《再造病人》中所提到的,过去中医在诊病时,患者与医生的交流与建议,是很正常的活动。而在近现代西方医学中,患者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控制权却几乎丧失殆尽。

我们过去经常讨论研究与学习科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在说到医学史时,也许让读者对于医学有一种历史的、更全面的了解,会更有现实意义。这恰恰是因为医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缘故。但遗憾的是,在一些对于“公众科学素养”的“标准要求”中,却很少看到这样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