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论文篇1

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吃饭和穿衣问题。在单亲监护中，因为父亲或者母亲担任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大部分留守儿童的生活条件良好，而且由于父母一方长期在外务工，家庭经济收入也有了相应的改观，上辈监护和单亲监护类似。在隔代监护中，由于有些老人的过度节俭，饮食方面一般比较单一，认为孩子能吃饱肚子不挨饿就行，使得留守儿童出现厌食情况。在穿衣方面，留守儿童的衣服基本上是监护人购买或者由外出父母回家时从外地带回来，更新速度慢，不能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同辈监护中，监护人因本身属于未成年人，不具有监护人的资格和能力，在这种监护下，留守儿童的生活难以得到基本保障。

2学习方面留守儿童在学习上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大部分留守儿童处在青少年阶段，缺乏自控能力，需要家长对其学习进行监督。二是部分留守儿童对学习失去兴趣和信心，导致成绩下滑。在单亲监护中，父母本身缺乏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仍然停留于打骂和说教上。再者，有的家长向留守子女灌输读书无用论思想，这对孩子的学习态度和目标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隔代监护人大部分是文盲或者半文盲，有些年事已高，基本上没有能力去关心和指导孩子的学习。不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差，与家庭教育的缺失有很大关系。这些孩子大多由隔代亲属抚养，年龄悬殊，在心理上存在代沟。

3心理方面留守儿童与监护人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

造成留守儿童心理失衡，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第一，产生焦虑与自卑感。心理学研究显示，孩子与父母的相处时间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同龄伙伴之间的相处时间及关系会增强，但是大多数的孩子还是会比较恋家，依赖父母，父母依旧是孩子感情与知识的主要来源。而随着父母单方或双方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易产生失落感，其他被委托监护人对留守儿童也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关注，使其在心理上缺乏安全感和依赖感，容易形成内向、懦弱的性格，再加上被教师忽略而产生自卑、冷漠等心理上的问题。第二，情绪波动大，叛逆倾向严重。留守儿童在心理上缺乏监护人足够的关注和沟通，常常因为一些小事与监护人、教师发生矛盾。有一些留守儿童调皮好动、行为大胆，在教师和监护人管教的时候产生逆反心理。还有一些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务工而将自己委托给别人照顾的行为不理解，产生仇恨的心理;也有部分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怀，与父母产生了隔膜。

4安全方面由于监护不到位

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大部分留守儿童是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不成熟，对显性和隐性安全隐患识别能力有限，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容易受到他人的非法侵害或人身伤害，留守儿童成为人贩子实施贩卖人口的主要目标。二是留守儿童生病或发生意外得不到及时救助而影响健康。关于此类问题，各大新闻媒体都有过报道，从广西的“鞭炮作坊爆炸案”到“留守儿童五人溺水身亡”，再到甘肃“留守儿童被案”，这一连串的案件发人深省，留守儿童的生命安全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例如，湖北省阳新县一名7岁的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家中只有年迈的爷爷。该男孩得了疥疮，用脏手抓挠痛痒处，伤口感染演变成严重败血症，最终导致死亡。2013年1月20日江西鄱阳县响水滩乡一老人因疏忽造成三个孙子溺水身亡，老人的儿子竟要与他断绝关系。由于家庭监护的缺位，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状况形势严峻。

二留守儿童监护问题解决对策分析

1根本性对策

农村留守儿童监护问题是由中国“三农”问题衍生出来的。追根溯源，它是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二元户籍制度的产物。要从根源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监护问题，就必须彻底改革二元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首先，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同时，对于外出务工返乡的人员，政府要积极引导、帮助他们创业，由此创造更多的岗位，使农村劳动力不再大规模外流，这是消除农村留守儿童监护问题的有效办法。其次，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和均衡化发展。国家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人口可以在城乡范围内自由发展和流动，打破城镇公立中小学户籍制度的入学门槛，让农民工子女也能够进入公立中小学，享受义务教育的公平机会。政府应该将留守儿童和城市儿童的入学教育规划放在平等地位上进行制定，确保留守儿童义务教育被纳入到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最终使农村流动儿童进入城市上学没有户籍壁垒，从而彻底减少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使孩子们获得更健康的发展。

2阶段性策略

留守儿童监护问题的产生，既是制度层面的间接影响，也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的直接影响。因此需要家庭、监护人、学校等方面的共同配合与努力，解决好留守儿童监护存在的问题。第一，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家庭是孩子最坚实的依靠，家庭功能的发挥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摒弃狭隘的“读书无用论”思想，确保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二是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要注意改变亲子之间的沟通方式、交流时间、内容等。在沟通时间上，最好不要相隔太久，保持与孩子经常联系，熟悉孩子的情况。第二，监护人树立角色意识。监护人与留守儿童生活的时间较长，他们的言语行为对留守儿童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监护人不仅要照顾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更应该考虑他们的教育环境和家庭心理氛围，努力为其营造近似完整的家庭结构。对他们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骄纵溺爱，做到严与爱相结合，宽与松相结合，由“监护人”的角色向“监护人”转变。第三，加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和管理。学校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住宿条件，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留守儿童的问题。首先，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大对农村寄宿学校建设的投入，加强寄宿学校建设。其次，学校应该加强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工作，制定系统的留守儿童管理制度和操作性强的措施，建立对留守儿童工作的监督和评价体系，加强与留守儿童监护人的联系，对学习困难、行为异常的孩子，要提供合理的帮助和引导。最后，要注意对留守儿童管理工作的探索和学习，加强留守儿童工作的经验交流，主要研究留守儿童心理特点，使留守工作具有针对性。

留守儿童论文篇2

二、心理弹性理论

1、心理弹性的概念

心理弹性理论基于对处境不利儿童的研究，Block在1950年提出了ego-resiliency（自我心理弹性），第一次使resiliency（心理弹性）这个概念进入心理学界的视野。而美国心理学家Rutter和Garmezy等人在21世纪70年代对resiliency（心理弹性）的关注则为以后心理弹性的广泛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目前，学术界对心理弹性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查阅大量心理弹性的研究文献，可将其归为三类：（1）结果性定义：着重从发展结果来定义，认为心理弹性是一种即使在严重威胁下，个体仍能产生发展顺利、适应较好等结果的现象。（2）能力性定义：把心理弹性看成是个体的能力、品质，能让个体承受较大的破坏性环境变化，并产生尽可能少的不良行为反应，更快地从消极经历中得到恢复。（3）过程性定义：认为心理弹性是一种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

2、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现状

（1）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李志凯（2009）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社会支持总量表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支持利用度方面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在这三方面，女生的得分都显著高于男生。刘巧兰等（2011）也同样发现性别是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之一，留守儿童中女生心理弹性的内部特质维度高于男生。王淑芳（2010）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在性别和年级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高于男生。也有研究者认为男生心理弹性发展状况优于女生，如张胜红（2011）、蒋玉红等（2013）。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如童秋萍（2009），骆鹏程（2007）。年级：王淑芳（2010）认为初一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高于初三留守儿童。胡会丽（2009）发现初二的心理弹性得分在三个年级中最低，初一和初三则没有显著差异。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在年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如童秋萍（2009），骆鹏程（2007）。父母外出情况：王淑芳（2010）认为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显著高于母亲或父母双方外出；父母外出2年以下留守儿童显著高于父母外出2年以上的；父母一周联系一次的留守儿童显著高于一个月以上联系一次的。李永鑫等（2007）认为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最高，其次为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最低。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和父母在外时间的长度成反比，和与父母团聚次数成正比。其它变量：蒋玉红等（2013）认为独生子女心理弹性发展状况优于非独生子女，谭水桃等（2009）研究结果与之相反。（2）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人格特质骆鹏程（2007），李永鑫、骆鹏程等（2009）从不同心理弹性水平的儿童的人格特征差异角度也进行了研究，发现高心理弹性留守儿童与低心理弹性留守儿童在人格的大多数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敏感性、兴奋性、忧虑性及紧张性和心理弹性呈负相关，乐群性、稳定性、有恒性、自律性、聪慧性、轻松性及敢为性和心理弹性呈正相关。乐观进取的人格特质（自尊）、积极成熟的应对方式是心理弹性重要的保护因子。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许松芽（2010）、骆鹏程（2007）的研究都认为，高心理弹性留守儿童与低心理弹性留守儿童在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对社会支持利用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弹性。李志凯（2009），李永鑫、骆鹏程等（2009）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各维度（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客观支持）呈显著正相关（p<0.01），其中与支持利用度的相关性最高。（4）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一般自我效能感楚艳平等（2013）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弹性及其各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个体心理弹性程度越高，反之亦然。梁慧（2011）也认为，心理弹性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一般自我效能感、内控归因及努力归因对心理弹性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胡会丽（2009）则通过对留守儿童进行一般自我效能感团体辅导训练，提高了预者的心理弹性。（5）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其它相关因素刘巧兰等（2011）发现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学业表现呈现正相关关系。唐开聪（2012）认为家庭教养方式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发展起重要作用，正面积极的教养有助于提高儿童心理弹性。王淑芳（2010）认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与母亲依恋、朋友依恋和积极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与以往的留守儿童研究相比，以心理弹性理论为视角的研究不再将留守儿童视为一个笼统的整体，并将其与非留守儿童对立起来，而是更重视留守儿童内部的分化，更积极地看待留守儿童的发展成长。研究重心也从纯粹的关注留守儿童的发展困境，逐渐转移到挖掘和寻找影响儿童心理弹性发展的保护性因素，试图提高留守儿童的适应能力，减少留守给儿童带来的消极影响。

留守儿童论文篇3

(二)农村留守儿童升学较率低本项目研究小组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发放的调研问卷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调查的600名农村留守儿童中表示喜欢上学的占53%，表示不喜欢和一般的分别占11%和36%;学习成绩优秀和差的分别占9%和23%，成绩良好和一般的分别占31%和37%;同时对自己的学习状况表示满意的占9%，比较满意的占61%，不满意的占30%;初中毕业后想继续上学的占57%，准备外出务工的占30%，剩余的13%的留守儿童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除此之外，通过和学校留守儿童的班主任老师交流沟通还了解到，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对待学习也是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于自己的人生不能够准确定位，对获取知识的欲望不够强烈，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由于受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都希望自己初中毕业以后能够早早步入社会外出务工挣钱，没有能够认识到学习对于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性，甚至还有少数农村留守儿童持有一种读书无用的观点。同时，农村留守儿童的升学率也是较低的，根据调研了解到:西乡县全县每年进入高中继续学习的农村留守儿童占所有初中毕业农村留守儿童的比例不到60%，有40%的农村留守儿童直接步入社会外出务工，在这些进入高中继续学习深造的农村留守儿童中，最终能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不到30%。通过中考、高考的层层选拔，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放弃了接受高层次学习深造的机会，直接进入社会从事体力劳动，这种现象也是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最普遍的现象。

二、西乡县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由于父母长期外出打工，未成年的孩子被留在家里，亲子之间缺乏联系和沟通，家庭教育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几乎是一片空白。儿童的成长不仅需要学校的正规教育，同时，家庭教育也是儿童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作为联系学校和学生的特殊纽带，在儿童的成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的教育侧重在文化知识方面，帮助学生学到最基本的文化知识，是一种基础素质教育，而家庭教育的好坏往往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基本道德素养以及行为规范的形成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农村留守儿童心理成长受阻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缺少亲子之间的有效沟通，容易形成任性自私、性情孤僻、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特点，在生活、学习中缺乏主动性，逆反心理重，进取心、上进心不强，道德品行较差，违规、违纪、违法的行为时有发生。国内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许多留守儿童因亲子关系的疏远，只知道单向地接受爱，不懂得施爱，更想不到如何感恩回报，整天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对他人缺少诚信，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对家庭、朋友、邻居、社会冷漠无情，缺乏社会责任感。也有的留守儿童表现为冷漠、自负等情感障碍和退缩，甚至出现了攻击行为和行为等道德情感变异的状态。这些问题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孤僻和内向的性格，缺少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最终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不能够全面健康地成长。

(三)农村教学资源严重不足，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城镇儿童的教育差距拉大农村地区由于地理自然因素的限制导致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再加上农村学校没有充足的资金给教师提供优质的福利待遇，无法吸引优秀的高水平教师到农村学校教学，学校不能够像城镇中小学一样给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优质的教学设施，导致农村义务教育和城镇义务教育不能够协调发展。农村留守儿童从小家庭教育的缺失，也进一步拉大了农村留守儿童和城镇儿童教育之间的差距。［3］从短期的角度来看仅仅是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势必是城乡差距拉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最终不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四)农村留守儿童升学率低，导致农村潜在人力资源流失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农村潜在人力资源的一部分，他们是推动未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现阶段多数农村留守儿童由于受他们父母的影响，为了短期利益，初中毕业以后就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开始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地区接受高层次教育的人口基数减少，造成农村潜在人力资源的流失，这也是导致西部地区农村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改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现状的对策与建议

(一)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改善本土经济和劳动力资源的状况1．积极搭建招商引资平台，引进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唯有改变当地的经济状况，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在当地就业的机会，才能使留守儿童的父母回到他们身边。西乡县农村每年大约有数10万的劳动力向外转移，由此可见，该县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县城周围不仅有着广阔的土地资源，而且有铁路和十天高速等主要交通要道经过，借助这一优势，政府应当积极主动搭建招商引资平台，实施“企业引进”战略，鼓励外来企业在当地建厂，同时给予相关的优惠政策，引进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更多的在本地就业的机会。2．注重发展农村本土经济西乡县农村地区，风景优美，环境污染少，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以考虑加大重点旅游项目的建设，发展农村乡村文化，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农家乐;另外，西乡县盛产茶叶、核桃、烤烟、樱桃等经济作物，可以发展深加工，推行农村合作社经营模式，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帮助农民增收。3．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创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培训从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角度来看，相关部门要提供平台，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创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培训。［4］例如，开展农业技能培训班、创业技能培训班，对其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也可以与有招聘需求的企业进行合作，实施对口培训，这样就会大大地减轻农民的就业压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创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管理模式1．健全学校教育机制，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在未来一定阶段内，主要还是依靠学校教育为主，因此，学校要加强教育机制的建设。例如，在班主任工作中增加留守儿童教育的内容。班主任要了解班级内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密切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思想动态、情绪变化和心理需求，增加感情投入，让他们感觉到集体的温暖和应有的心理归属感。此外，还可以在学校的组织下成立农村留守儿童成长互助小组。农村留守儿童在心理上都有着明显的共性，同时在价值判断上也有着相似之处，有着相似经历和境遇的人在感情上会产生相互的慰藉和支持，在小组活动中留守儿童彼此分享快乐，这样不仅有利于丰富留守儿童的业余生活，而且还可以冲淡他们对父母的思念和孤独，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5］2．以村为单位，建立“留守儿童幸福温馨家园”在村委会的领导下，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温馨家园”，给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一个活动娱乐室，定期组织本村留守儿童在一起学习玩耍、相互交流和沟通情感，减少他们因父母关爱的缺失所产生的孤独感。同时，村委会也应积极同团委、红十字会等机构取得联系，共同努力整合社会资源来资助农村留守儿童，将“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温馨家园”建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第二家园，以此来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实现心理的健康发展。

留守儿童论文篇4

本项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农村流动父母的决策选择：作为流动农民的父母亲是怎样决定是否将孩子带在身边或留在家乡的，他们为什么要做出如此艰难的选择；（2）在父母监护和关爱缺失的情况下，这些留守儿童、少年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境是什么；（3）探讨父母双方外出打工后对这些留在家的儿童少年的生活、教育、性格行为和安全等等方面的主要影响。本项调查始于2004年6月底，至2004年10月结束。并于2005年1月进行了续访和部分个案的回访。我们共访谈个案150名。其中，访谈在北京打工的农村流动父母81名，农村留守儿童69名。

本项研究从多个角度探测了留守儿童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我们的调查采取了多种方法，不仅有个别访谈，有焦点小组座谈，而且大量采取了参与式活动，也与课堂教学结合，通过学生作文、给父母写信等方式与这些留守儿童沟通。这个沟通的过程不仅是了解他们的过程，更是给予他们心理辅导的过程，是帮助他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多方面透视他们的生活和需求。我们发现，虽然留守儿童没有像流动儿童那样引起同样的社会关注，但是，这个群体其实更加弱势。不论从生活状态看，还是从心理状态看，他们都经历着冲突。这是一种双重的冲突。他们更需要关注。

二、留守儿童的人口特征

（一）非直接访谈的农村留守儿童

被访谈的81位农村流动人口共有166个子女。有两个子女的家庭占大多数，达到65％左右。最多的家庭有5个孩子。调查显示，留守子女多于随带子女，留守子女占被访谈者子女总数的61％。

儿童的性别比比较低。166位留守子女中，留守男孩子为71位，留守女孩子为95个，性别比为75。农村流动父母具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在有选择地决定哪个孩子留在老家时，他们更倾向于把女孩子留在老家，而把男孩子带到城市里来。访谈个案也显示，农村流动农民一般也倾向于把最大的子女留在家乡，如果最大的子女是女孩子，这个子女毫无疑问地会被留在家乡，但当大子女为男孩子而其他子女为女孩子时，他们更倾向于把大儿子带到城市里来。

从留守儿童的年龄分布看，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2岁。其中女孩子的平均年龄为12．5岁，男孩子的平均年龄为11．3岁。从教育分布看，6~15岁小学和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近90%左右，只有10%的留守学生在高中或者技校和职业高中读书。

从农村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打工后的留守时间看，他们平均在家乡的留守时间为5．5年。父母全部外出打工后，88％的农村留守儿童已经在老家留守3年和3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般是留守儿童的父亲先外出打工，在他们的生计需要帮手或有能力帮助妻子在城里又找到一份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把妻子再带出去。在很大一部分父母全部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中，他们一般是先由单亲父母监护一段时间，然后再变成父母全部外出的留守儿童。由此看来，如果把父母有一方外出时也计为子女的留守时间的话，农村留守儿童在家乡的留守时间会更长。

一般情况下，80％的留守儿童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能接到父母的电话，70％左右的儿童一年中能见到父母两次，其他30％一年只能见到父母一次。

（二）直接访谈的农村留守儿童

我们共直接访谈了69名留守儿童。在河北省涿鹿县保岱和矾山两所中学，我们共访谈了59名父母全部外出打工的农村留守学生，其中28名男生，女学生31名。被访谈对象全部由学校帮助寻找和确定，他们是1-3年级的学生。其他10名留守儿童是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寻找的样本。

这些学生在家乡的平均留守时间为4．9年。留守时间最长的学生为14年，自出生半年后父母就全部到北京打工。留守时间最短的为1个月，2004年9月份刚刚被父母从北京送回老家读初中。一般情况下，95％以上的孩子一年中只能见到父母两次，他们或者在暑假或寒假的时候去父母打工的地方，或者父母在农忙或春节的时候回老家几天。

三、留守的决定因素

农村留守儿童留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个体层面看，农村流动父母在城市中职业特征和就业状态，以及他们较低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很多子女的留守状态。流动农民子女在城市教育中所接受的不平等的低质量的教育也对其子女的留守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制度层面上来讲，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以及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巨大不平衡，对农村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产生和增长起着催生剂的作用。农村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存在，一方面折射出流动农民在城市中经济和社会的弱势地位，同时也呼吁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的全方位改革。

（一）收入因素

根据我们的个案调查，被访谈的80％左右的农村打工者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000~1600之间，其中，约一半的打工者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000~1300元左右。虽然家庭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情况很少，但要高于1000元以上的收入，流动农民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和汗水。一位卖菜的流动农民告诉我们“现在的钱是越来越难挣了。我们卖出一斤菜只能挣一毛多钱。夏天的时候不能存菜，有时候一斤菜也就挣几分钱。能挣几个钱全靠耗时间了”（朝阳—个案）。一位经营水果的农民说“我们卖水果风险太大，天一热就不敢多进货，担心卖不出去水果烂在自己手里。夏天水果多，但挣钱难。夏天经常一天要在市场上呆十三、四个小时”（海淀—父母个案）。被访谈者家庭月收入高于2000元以上的农村打工者很少，他们主要是从事家庭装修的包工头或在建材市场经营建筑材料。

调查显示，流动农民在城市里的消费支出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住——房租，另一部分是吃——食物。一般来讲，大部分被访谈的农村打工者家庭每月的吃、住花费在500~800元之间。最大的经济负担还是住房，大约每月在300~500元之间。在我们访谈时，一些流动农民感叹和抱怨最多的是北京的住房太贵，不到十平米的简易房或地下室，每个月房租就要三、五百元钱。在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时，一位流动农民说“要不是房租这样贵，我们每个月可以多节省三、五百元钱。每个月要是再多出这三、五百元钱的钱，孩子带出来上学就够了。说到底，就是俺们挣钱太少”（农村流动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朝阳区）。流动农民吃、住每月花费超过一千元的家庭很少。所以，除去这些能够维持最低生存状态的费用，大部分农村打工者家庭每月的净收入剩余在500-800元之间。由此可见，对于大部分农村打工者来说，他们依靠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和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来获取有限的打工收入剩余。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城市读书，除了城市较高的生活费用他们难以承受，城市学校高昂的学费更使他们无力承担。

流动农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很多学龄子女只能是留守儿童。一位在朝阳区团结湖的打工者说“我们两口子也想过要把儿子接到这里上学，只是北京的消费太高了，再加上还要交什么借读费，一年要好几千，只好作罢，因为我们挣得钱少，供不起。孩子自己倒是挺想过来上学，这样还可以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没钱，没办法。要是每月能拿个两千、三千的，就可以考虑把孩子接过来……近两年，肯定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自己的工作都没保障……现在的工作不好找，弄不好，自己也得回去”（朝阳—个案）。另一个把两个女孩子都放在老家的父亲说：“我的俩个女孩一个16岁，一个13岁，都没有把她们带过来上学，不是因为她俩是女孩，是因为这儿花费太大，都过来养不起。她俩也想过来，只是说说而已。老二懂事，一想想爸爸挣钱不多，唉一声说，还是在家里上（学）吧”（朝阳—父母个案）。

一位把两个儿子接到北京而把女儿留在老家的打工者告诉我们“叫儿子过来时，我也打电话叫女儿过来上学，我跟她说，你想过来就过来吧，我们不在乎三百五百的，要不你以后说让你两个弟弟过来上学不让你来，怨恨我们。她不肯来，说这儿花钱多，挣得少，怕我们挣的钱撑不住他们三个上学，她说不怨恨我们。说实在的，如果三个孩子都在北京读书，我挣这点钱确实供养不起”（海淀—父母个案）。

在进行农村流动父母小组讨论时，很多家长把子女留守家乡归结为经济和收入的原因，他们在进行讨论时发言说“我的女儿是10年前回老家上学的。那个时候我孩子在北京读书，要交纳很多的借读费，我们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上学负担不起。所以把大女儿送回老家”，“孩子带来照顾不过来，钱也不够花”，“把孩子都带过来上不起。小的孩子去年刚带来。大的三年级了，来这里怕语言不熟悉，耽误学习，住的地方太小，带过来经济上也跟不上”，“孩子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读到小学毕业就回老家了。因为打工学校没有初中，当地初中借读费太高，还有学校服装费等等，我们上不起。卖菜一斤就能挣1毛多钱，挣钱太少。老家上学便宜，一个学期只有100多块”，“北京挣不到钱。一提起老二就想哭，不知道她现在长多高了，身体是什么样，现在3年没见到她了。她一直得不到父母的关心，我们很惭愧。要是经济许可的话，我们准备今年底把她带到我们身边。一家人苦也在一起”，“如果把两个孩子都带出来，负担太重，吃的和住的都花费太大，负担不起。而且我们卖菜，早起晚归，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农村流动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朝阳区）。

很多农村打工者用“负担不起”，“经济上跟不上”，“钱不够花”，“挣钱太少”，“挣不到钱”，“供养不起”等等跟收入和经济相关的词语来解释其子女留守的原因，充分说明农村打工者在城市较低的收入和经济地位是其子女留守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二）职业因素

我们的调查显示，70％以上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者主要从事买卖蔬菜、水果、鱼、肉、面食和其他小商品生意。他们工作时间超长，绝大多数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管理和教育孩子是很多农村打工者把子女留在家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经营蔬菜者为例。他们每天早晨4~5点之间离家骑三轮车到批发市场打菜，7点左右就要开始在自由市场卖菜，一般在晚上7、8点收摊，夏天时收摊要更晚。职业特征和就业状况迫使他们不得不把子女留在老家。有些打工者的孩子一直留在家乡，有些孩子带到城市后又被迫返乡变成留守儿童。

一位在朝阳双花园小区卖菜的安徽老乡告诉我们“我有两个孩子。2001年初时，大孩子放在老家，老二跟着我们在北京。我们每天凌晨2：00起床到通州区的八里桥批发市场去打货（进菜），由于小孩子没有人看（5岁），只得带上，有时背在背上，有时放在车里。进来菜以后，拉到市场上去卖，小孩就放在菜摊那里照管。一般卖菜到晚上7：30以后才收摊。由于我们想念留在老家的孩子，2001年6月，我们回老家去把大孩子接到北京来住了一个月。由于我们干活的时间长，孩子经常不能按时吃上饭和睡好觉。我们苦苦撑了一个月，根本没有办法照顾这两个孩子，只得把两个孩子都送回老家。送回去的时候，孩子哭得像个小泪人，哭着喊着要跟着来北京，我们也哭。但是生活所迫，我们不得不出来谋生”（朝阳—父母个案）。

谈到自己留在家乡的孩子，一位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经营小餐馆的母亲含着眼泪说“我又何尝不想把女儿带在身边，但是把孩子带在身边谁来照看啊？!我们每天从早晨忙到凌晨，像个机器一样不停的转，自己有时都顾不上吃饭，别说照顾孩子了。有的时候孩子放假来北京，我们也不能陪她玩，她就自己蹲在小店的门口看着过往的行人，有的时候很晚了还有客人，我们不能收摊，女儿困的实在不行了，就在空着的小餐桌上趴着睡着了。每当看到女儿这可怜的样子，我这当妈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海淀—父母个案）。

在进行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时，很多家长也把子女留守的原因归结为：“我们工作忙，工作时间长，孩子到了北京根本没有人管”，“我们天天在外打工挣钱，晚上回家时孩子已经睡觉，早晨离家的时候孩子还在睡觉，几天下来有时候跟孩子也说不了几句话。有时候不知道孩子在做什么。北京的治安不及家乡好，还是送回老家放心”，“我们也想过要么把孩子接过来，可是再仔细想想又不现实，我们现在都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孩子来了住哪？到哪里上学？谁来照顾她？这无数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让我们感到绝望啊！”（农村流动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朝阳区）。

虽然打工者职业影响其子女留守，但不同的职业影响也不同。一般来讲，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者的职业和经营场所相对稳定，也有自己狭小的独立居住空间，他们比从事雇工的打工者稍微有条件把子女带在身边。而从事雇工的大多数农村打工者没有自己独立的居住场所，他们工作的流动性较大、不稳定，时间长则半年或几个月换一个工作，时间短则会在一个月内就换几个工作，或者是在几个月内没有找到任何工作。这些雇工的职业主要包括装修、洗车、开电梯、家政服务和餐饮服务等等。工作和居住特点使他们更没有条件把子女带到城市，而只能把他们留在家乡。有一些雇工职业如保姆，虽然有一些已婚保姆的丈夫也在北京打工，由于她们要与雇主生活在一起，夫妻两人实际上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在北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这种状况也决定了其孩子只能是留守儿童。

（三）城市打工学校条件差

访谈中，他们经常听到流动农民把孩子留在老家读书的原因归结为“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学校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流动农民所指的“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好”有两层含义。一是流动农民所指的北京学校并不是北京的公立学校，而是那些大都没有被政府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根据我们的调查，北京目前有300多所该类学校，正式注册的学校只有几所，大部分都没有被纳入北京市正规的教育体系。据统计，这类学校接收了近50％左右的农村打工者子女。北京市朝阳区有适龄流动儿童少年8万人，约占全市总数的1／3。其中，在公办中小学借读的学生数为4.3万，在未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有3．5万人。朝阳区现有打工子弟学校101所，除已批准的两所学校外，其余都未得到合法办学批复。流动农民视这些坐落于城市里并为他们子女创造了学习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为北京的学校。

虽然这些学校为农村打工者子女提供了最基本的接受教育机会，但他们却普遍存在着教学管理不规范、教师流动性大和教学质量低的问题。访谈发现，一些打工者之所以把其随带学龄子女又送回老家变成留守儿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类学校的条件差。在流动家长小组焦点讨论时，许多家长反映打工子弟学校质量不好，孩子在这些学校读书学到的东西太少，不少老师也没有教师证。而老家的学校比打工子弟学校正规，教学质量有保证，课程设置也全面。

一位山东的打工者在儿子读3年级时把他从打工子弟学校转回老家读书，他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老家的学校正规些，教学质量有保证，不像这里的打工学校，孩子跟我们说，他们一学期要换好几个老师，这肯定对孩子的学习有影响。北京的教育质量不行，但学费很贵。在这，孩子上小学每学期学费要三百多，老家就二百来块钱，将来孩子参加中考也必须回老家去考，这样，我们两个一合计，就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那时孩子也懂事了，不用俺娘操多大心”（海淀—父母个案）。

一位在海淀万寿路卖肉的安徽的老乡告诉我们，因为其中一个老乡发现了打工子弟学校的质量问题，很多老乡都把孩子转回老家读书。他说“我老乡的孩子在北京打工学校读了3年书，每次考试都是成绩很不错。可送回老家读书时让他做三年级的卷子，他竟平均才考了40多分。没有办法，老乡只有让孩子再从二年级重新读。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本来我和爱人工作太忙，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儿子的学习和生活。这样考虑了几个月，才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我们老乡今年夏天因为那个事情的关系（孩予回家后跟不上学习），有几个人都把孩子送回了老家”（海淀—父母个案）。

一位在2004年9月份刚刚把女儿从北京送回老家读书的打工者说“女儿上学后就回老家了。孩子非常不愿意回去，并不是北京条件好，主要是因为想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我们还是把她送回了老家。在北京上学的费用太高，而且课本与家乡用的也不一致。我们家乡也有部分孩子随父母来北京在打工学校上学，但转回老家后，什么也不会，功课跟不上。北京的教学质量还不如老家好”（朝阳—父母个案）。

在城市教育体制没有给农村打工者子女教育留出就学空间的情况下，打工子弟学校为这些孩子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但是，由于这类学校的管理水平低，师资力量薄弱和教学设施落后等等问题，导致了学校的教育质量低下，使很多打工者子女接受着城市的边缘教育，迫使一部分打工者子女不得不把随带子女送回老家变成留守儿童。在北京，农村打工者子女近一半在这类学校读书。政府应该加大对这类学校的管理和扶持，把提高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使农村打工者子女也能在城市接收优质的教育。

流动农民所指的“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好”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指北京和全国其他地区使用的课本和学制不统一，导致一些打工者孩子从北京公立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转回老家读书后跟不上当地学校的教学进度。全国大部分省份在义务教育阶段使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本，而北京市在义务教育阶段大都使用北京出版社的课本。北京市除了海淀区外，其他区、县的小学学制是小学6年，初中3年，而被访谈的一些流动农民家乡的小学学制是5年，初中4年。所以，他们中很多人认为，北京市的课本内容简单，北京小学用6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在家乡5年就能完成的学习。

一位在海淀区打工但孩子在大兴公立学校读书的老乡说“北京公立学校（大兴）开的课程和我们老家的不一样，比我们老家的课要浅的多。以前我们孩子在老家读书时一直占前一、二名，当然在北京也占一、二名。但是，等孩子再回老家读书，孩子的成绩明显下降，滑到几十名。说真的，如果不是在北京折腾这一年，说不定我们家孩子都上初中了（回家后复读了一年）。现在想起来我们都有点后悔，是我们不明智的决定，耽误了孩子的学习。况且将来孩子参加中考还必须回户籍所在地，考试命题也是根据老家的课程设置的，综合各方面因素，我们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当时下这个决定我们也挺犹豫的，毕竟孩子还小，担心孩子一旦离开我们适应不了，我们也不忍心，但为了孩子的学业我们也只好出此下策”（海淀—父母个案）。

由此可见，由于城市里的打工子弟学校条件差以及城市与农村学校学制与教学内容的差异，迫使一部分打工者子女由流动儿童又变成留守儿童，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增加。

（四）义务教育的城乡分割

从制度层面上看，义务教育的城乡分割是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产生的重要因素。在城乡义务教育分割的制度制约下，流动儿童教育政策设计的偏差与不合理，以及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巨大不平衡，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数量的不断增加。

1.流动儿童教育政策设计的偏差与不合理

政府相关部门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重视和关注大致始于九十年中期以后。一系列政策法规颁布的目的是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积极解决流动儿童少年的就学问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体制以及相关的教育政策法规是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相联系，一些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政策规定仍然没有也很难跳出户籍制度的制约，它的某些政策规定和条款不可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而且，它对今天农村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产生起着催生剂的作用。

相关政策规定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催生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跟随父母流动权利的限制。相关政策条款明确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常住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应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外流；流动儿童少年中凡在户籍所在地有监护条件的，应当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对携有流动儿童少年者，应查询其户籍所在地有无监护子女上学的条件，公安机关应积极予以配合。第二，对父母来北京打工不足半年或没有办理暂住证的打工者子女教育权利的限制。《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指出，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且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的，可以申请在本市中小学借读，接受义务教育。很明显，很多来北京打工不足半年或者没有办理暂住证的农村打工者，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就学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条件，被排斥在了学校的大门之外，只能回家乡接受教育，变成留守儿童。第三，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收取费用的不平等。北京市的相关政策规定，流动儿童少年符合在本市借读条件的，由其父母持户籍所在地乡（镇）级人民政府出具的该儿童、少年及其父母的户籍证明、其父母的身份证、在本市的暂住证和外来人员就业证等证明材料向暂住地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上述主管部门经核准同意后，为其开具“在京借读批准书”。流动儿童少年可持“在京借读批准书”和原就读学校出具的学籍证明，到暂住地附近学校联系借读，经学校同意后即可入学；流动儿童少年在本市公办中小学借读，学校可按照有关规定向其收取借读费和相应的杂费。

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对农村打工者子女的留守决策起着极大作用。相关政策规定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跟随其父母流动权利和其他方面的制约，没有给农村打工者理性决定其子女是“随带”或“留守”提供自由选择的制度空间。同时，由于政策中收取“借读费和杂费”的相关规定，给城市部分收取流动儿童的公办学校高收费和多收费提供了政策性的保护，把一些农村打工者子女被排斥在公立学校的大门之外。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北京市的借读费和杂费标准是：流动儿童在小学就读的费用是每学期300元，初中每学期500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对该政策的执行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城市学校对流动儿童入学收费巧立名目，收取的费用几倍甚至十几倍高于规定的标准，使很多农村打工者对城市学校望而生畏，或者把子女送进打工子弟学校，或者使子女变成留守儿童。

在朝阳区修鞋的农民老成的故事：老成来北京打工已经11个年头，他的妻子在距离不是很远的另外一个摊位修鞋。他的儿子在北京出生，也在北京长大。2002年时，儿子六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这可愁坏了老成夫妻，因为他们知道，外地孩子在北京读书要交纳很多的钱。他们硬着头皮先是到附近的一个公立学校问了问情况。这一问，可把他吓坏了，学校要求一次纳两万元钱才肯接受孩子入学。老成说，这一笔钱将是他们在外打工5、6年的积蓄，拿不起啊!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决定等孩子再大一岁就送他回老家读书。第二年真要送孩子走的时候，他们夫妻又不舍得孩子了，最后把儿子送到了附近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书。半年后，这所学校搬家了，附近又没有找到这样的学校，再加上老成认为这类学校的质量也不过关，他们一狠心就把儿子送回了老家。老成说：“为儿子上学的事情可折腾了我不少钱。儿子刚刚回老家时他妈不放心，在家里陪了他一个多月，看着儿子习惯后她才回来。如果北京的学校能少收点费用，我省吃俭用也能交上，怎能舍得把儿子送走呢!”（朝阳—父母个案）。

一位先是把女儿带在北京后来又把她送回老家的打工者告诉我们“为了能让孩子接受到正规学校的良好的教育，我们不惜金钱，想方设法把孩子弄进北京公立学校（丰台某小学）读书。当时孩子9岁，读三年级。后来我们只让孩子在北京上了一年学就把他送回老家了。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在北京公立学校读书花费太大，什么借读费、赞助费、学费、兴趣班、课外活动费等等，这些费用超出了我们的支付能力。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和孩子是2002年正月初八来北京的，2002年十二月份回的老家，这十一个月整整花了我们一万两千多块钱”（海淀—父母个案）。另一位两个孩子都在北京出生，但到了上学年龄把孩子送回老家的流动农民说“我家两个孩子都是在北京生的。大女儿7岁时就送回家读书了，当时这附近没有打工子弟弟学校，北京的正规学校要交很多的赞助费、借读费，要几千或上万块，我们上不起。第二年，二女儿也送回家读书了。两个孩子都交给我爸我妈照看”（海淀—父母个案）。

在由32位农村流动父母参加的两次焦点小组讨论时，有近一半（15位）的父母把孩子留守的原因归结为“公家学校手续多，借读费太高，上不起。孩子要上学只能到打工子弟学校或是老家上”（农村流动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朝阳区）。由此可见，流动儿童教育政策设计的不合理，是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的制度原因。

2．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巨大不平衡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明确规定，农民工子女就学应该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简称该政策为“两为主政策”）。为了全面贯彻国务院文件精神，很多地方也出台相应的政策规定，并相继取消了对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借读费”政策。北京市政府规定：全日制公办学校应该成为接纳流动儿童入学的主渠道，对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与北京市户籍学生一视同仁；自2004年9月新学年开始，全市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对符合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条件的借读生免收借读费；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程序为：家长或监护人申请、开具“在京借读证明”、联系就读学校。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应持“在京借读证明”，到暂住地附近的公办小学、初中或经批准的民办学校联系就读。

毫无疑问，“两为主政策”的颁布以及城市“借读费”的取消，是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巨大改革和进步，体现了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原则。同时，也为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改变留守状态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制度空间。实际上，“两为主政策”也是建立在城市教育资源承受能力的现实基础上。以北京市为例。最近几年来，由于北京市小学的生源锐减，很多小学被合并。根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3月25日）的报道：“近三年来，由于生源锐减，北京一直在进行小学结构布局的调整，每年撤并100多所学校，更多的北京户籍儿童少年能够享受优质的中小学教育。另据该报3月26日的报道：“昨天来自市教委的消息，北京今年将有12万多名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比去年的15．7万人减少约3．5万人”。

显而易见，近几年来，农村打工者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空间越来越大。一方面，政府的关注和政策干预为打工者子女教育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间和保障。同时，由于近几年一些城市小学生源下降，教育资源有很大的利用空间，这为农村打工者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提供了硬件的保证。如果城市能够把对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村打工者视为他们一员的话，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教育资源来帮助他们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但是，由于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巨大不平衡，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的调查显示，一部分打工者子女仍然被排斥在公办学校大门之外。某些北京的公办学校在教育资源闲置的情况下，置国家政策规定和流动农民子女的前途于不顾，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垄断城市的教育资源，通过多收费、高收费和乱收费的方式，把一部分农村流动儿童和渴望由留守儿童变成流动儿童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子女排斥在城市学校的大门之外。根据我们的调查，北京市在2004年9月份取消“借读费”后，某些学校却打着别的旗号对外地孩子高额收取费用，每个学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最高的是要求一次纳3万元。如果外地人不能交纳这些额外费用，学校就以没有名额或座位为借口拒绝接受外地孩子。农村打工者告诉我们，北京有些学校也明确指出“借读费”已经取消，但他们要收一点学生课桌费或赞助费，否则，就说没有位子。

一位在朝阳区双花园小区经营蔬菜的打工者气愤地告诉我们他的经历“从报纸上知道北京的学校今年秋季不再多收取外地孩子的钱了，我就想把孩子接出来读书。我8月10日就到附近的小学申请，可学校说没有位子了。但他们又说，如果我们能多交纳3000元钱，还说不给发票，孩子就可以来读书。还说这不是什么借读费或赞助费，是自愿交纳的学校建设费。我一听就明白了怎回事，这还是对外地孩子多收费。不多交钱，他们宁愿把课桌空着。我一年也就能挣上三、四千块钱，剩不了钱我出来打工受这苦干啥？算了，不接孩子出来了”（朝阳—父母个案）。

另一位在海淀收废品的流动农民也告诉我们“如果北京学校不多收我们外地孩子的钱，我们挣得还能凑合着抗住让孩子来城里读书。我们知道9月份不多收钱的政策后，几个老乡合计着要把孩子接出来读书。去找学校时，学校不让我们老乡几个人一起进办公室，要一个—个人的谈。结果还是要我们多交钱，说学校经费不足。我们两个老乡一下子都拿不出两千元，只有一个掏了钱的老乡的孩子被接受……，其实那个学校的质量也不怎样”（海淀—父母个案）。

五、留守儿童对“打工”与“留守”的评价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对“打工”及“留守”生活的评价充满矛盾。从他们对“打工”的评价上看，一方面，留守儿童对“打工”本身并不持肯定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又高度认同父母做出的外出打工决策；从他们对“留守”原因的理解上看，一方面，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跟随父母到城市而不愿意离开父母自己“留守”家乡，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父母的“留守”决策持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从他们对个人留守生活的价值判断上看，虽然他们不愿意过留守生活，但他们并不认为留守生活只有消极影响和痛苦记忆。

（一）农村留守儿童眼中的“打工”

留守儿童是我国流动农民家庭迁移不断增加所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派生群体，没有自八十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农民跨区流动和外出打工，也就没有今天群体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那么，在父母因为外出打工而位置缺失的情况下，留守儿童本人是怎样看待和认识自己父母外出打工的呢？在保岱和矾山两所中学进行的留守儿童的小组讨论中，我们首先让他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什么是打工？父母为什么外出打工？”。

（1）“什么是打工？”

“打工就是受人剥削”（矾山组）

“是父母迫不得已的选择”（保岱组）

“父母在城市工作，受别人的气”（矾山组）

“就是出去受苦挣钱”（保岱组）

“到外地工作，维持家庭生活”（矾山组）

“去城里人的工厂工作，维持家庭生活”（矾山组）

“就是养家糊口”（保岱组）

“家里地少，出去挣钱”（矾山组）

“去外面挣钱，供孩子上学”（矾山组）

“是挣钱，让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保岱组）

“不在本县内工作”（矾山组）

（2）“父母为什么外出打工？”

“有时在外打工比在家种地收入高”（矾山组）

“让自己家比别人家更富裕”（矾山组）

“外出打工是为了还债”（保岱组）

“为了过好日子”（保岱组）

“不去打工，家里生活会很困难”（保岱组）

“不去打工的话，仅仅依靠种地和在农村做活，根本挣不了钱”（保岱组）

“供应子女上学”（矾山组）

“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矾山组）

“打工可以使孩子有很好的前途，让孩子上大学”（保岱组）

“父母不外出打工，姐姐就没有办法上大学，我也没有办法继续读初中”（保岱组）

（保岱和矾山中学农村留守儿童焦点小组讨论资料）

从农村留守孩子们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打工”本身的定义和父母为什么外出打工持双重评价的态度。很多孩子都对“打工”持一种否定评价的态度，他们用“受人剥削”、“迫不得已”、“受别人气”、“受苦挣钱”等等字眼来描述和界定“打工”。一个矾山中学的学生在作文中写到“我讨厌打工，是它抢走了我的父母，是它让我享受不到了同龄人所拥有的父母之爱。打工拆散了我和父母在一起的家。我现在拥有的家，它不是远方的那个家，也不是家乡的这个家，而是一个心家，懂吗？一个在我和爸爸妈妈每个人心里的三口之家，一个不管分隔多远而分不开的家”（矾山，学生作文）。在对“父母为什么外出打工”的评价上，留守儿童基本上持一种积极评价的态度。他们大多数人认为，父母外出打工是为了“过好日子”、“比别人家更富裕”、“比在家种地收入高”、“打工可以使孩子有很好的前途，让孩子上大学”、“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等等。由此可见，从个体利益上讲，农村留守孩子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和希望父母离开自己外出打工，但是，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他们充分理解和积极支持父母的外出打工选择。

（二）留守儿童心中的“留守”原因

留守儿童本人又是怎样来看待和评判自己父母做出的留守决策呢？在留守儿童的焦点小组讨论中，孩子们自由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看法。

“父母为什么要把我留在家乡？”

A．矾山组：

1．在城里上完初中非回老家，没法上初中；

2．城市里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初中；

3．因为那里读书特别贵，要交纳借读费；

4．一是我自己愿意留下，二是父母在外没有定居生活；

5．父母没有固定的工作，东奔西走，怕影响我的学习成绩；

6．那里的学费太多，还要交纳借读费，家中的经济不是太好；

7．在老家学习稳定和质量好；

8．城市坏人多。上学要交纳借读费；

9．父母在城市是临时工，我在农村读书可以节约一些开支；

10．父母在城市工作不会分心。在城市什么费用都比较贵，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很稳定。家中有姥姥和爷爷奶奶，我在家能够照顾他们；

11．北京上学费用太高；父母在城市特别忙，照顾不上我，也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

B.保岱组

1.因为把我们做子女的带到城市开销太大，而他们赚钱少，学费又高，要交纳借读费，所以没有带我们去城里；

2.因为父母挣上钱很不容易，又没有时间照顾我；

3.因为没有时间照顾我；

4.不想连累我；

5.我认为父母把我留在家乡是为了让我好好学习，独立生活；

6.因为父母怕我在外受苦，所以不让我出去；

7．那里开销大，读书要交纳借读费；

8．因为他们怕我到那里不习惯；

9．因为城市里的消费太高；

10．因为城市消费特别高，比工资还高；

11．为了多挣钱，养家糊口；

12．他们怕我到那里不习惯，受城市孩子欺负；

13．城市开支大，花销多；

14．父母让我在家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在外面受气；

15．他们太忙。

（保岱和矾山中学农村留守儿童焦点小组讨论资料）

由孩子们的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心中对外出打工父母做出的“留守”决策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打工父母的工作特征决定了他们的留守状态。二是流动父母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的留守状态。三是因为城市里的“借读费”迫使他们留在家乡。另外，有的孩子把留守原因归结为为了避免城市人对农村人的欺负和歧视，认为父母只所以把他们留在家乡，是因为“他们怕我到那里不习惯，受城市孩子欺负”，“父母让我在家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在外面受气”。

从孩子们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孩子们被打工父母留在了家乡，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表现出遗弃感，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对外出父母抱怨和不满。相反，他们对打工父母的“留守决策”持积极肯定、理解和支持的态度。我们认为，这种对父母留守决策的积极认同变成了农村留守儿童“孤留”家乡的精神支柱。

（三）留守儿童对留守生活的评价

父母外出打工使农村留守儿童经历着父母关爱、照顾和培养教育等等方面的缺失，给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性格行为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那么，农村留守儿童个人是怎样评价自己的留守生活，怎样评价父母外出打工后对他们的影响呢？

父母外出打工对我们有哪些影响？

保岱中学焦点小组讨论

好处：

1．可以培养我们果断的判断力；

2．可以锻炼我们独立生活能力，例如说洗衣服、做饭；父母外出打工了，我们就会去地里多做活；

3．父母不在家里，孩子遇事可以自己解决，学会为人处事与朋友交往；

4．遇到困难能自己解决。

坏处：

1.遇事没有可以诉说的地方，心里的话跟父母说不上，心里很难过，毕竟只有父母才能懂孩子的内心。有苦无处诉说，有心事和受气也无处说，孩子遇到困难无处求助；

2.大了父母和孩子间的距离；长期见不到面，感情疏远，没有人照顾；

3．没有人告诉我们行为的对错；

4．不能和父母在一起，不能和父母共享快乐或者悲伤；不能与父母共享自己开心的事情以及自己的新发现；不能与父母共享自己成功的喜悦，例如说好成绩、得到老师的表扬等；也不能向父母倾诉自己失利时的痛苦；

5．孩子很想自己的父母，每次回家不能见到父母，只能看到照片，心里很难受。看其他的孩子都能和父母在一起，心里很失落。尤其到节假日的时候；

6．在学习上得不到父母的帮助和指导，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分神，光想他们；

7．生病没有人照顾，吃饭吃不好，和别人在一起不自由；

矾山中学焦点小组讨论

好处：

1．锻炼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总是想着自己的行为要为自己负责；

2．生活和学习稳定，不用跟着父母在外四处奔波；

3．照顾家里的爷爷奶奶，有帮助于父母在外专心工作；

4.磨练自己的意志；

5．什么事情都会认真更好地做出判断，没有依赖；

坏处：

1.得不到父母的关爱，会产生我们与父母的距离；从小离开父母，让我们感受不到父母的关心；

2．父母不能亲自教育我们；约束力变小；父母不在家，没有人管自己，会有些放纵；

3．想念父母时上课不能专心听讲，学习成绩下降；学习上遇到不懂的问题，没有人帮助我，对我的学习没有了督促。上课时老走思想，想和父母在一起时候的开心事情；有时也是一种激励。当想到父亲在工地上那样辛苦为了给家里挣钱，自己却没有好好学习，便觉得对不起父亲；

4.心里事情没有办法告诉父母，只有自己放在心里；

5.精神上影响不小。使我们变得有些孤僻，觉得让我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无依无靠。

（保岱和矾山中学农村留守儿童焦点小组讨论资料）

从农村留守儿童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小组的孩子们都能用非常客观和辨证的观点去评价留守生活和父母外出打工对自己的影响。虽然父母缺位对他们的负面冲击是巨大的，但是，很多孩子都能够清楚地指出留守生活对他们积极的影响。

六、留守儿童生活的特殊形态

（一）留守儿童的监护者

农村流动父母双方外出打工后，意味着留守儿童父母监护位置的缺失。那么，这些留守孩子跟谁生活在一起，由谁来关心、保护和照顾他们呢？访谈中我们发现，父母外出打工后，一般来讲，绝大多数留守孩子与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通常情况下，留守儿童需要搬到这些祖辈的家里，如果祖辈一直与他们住在一起，留守儿童就不需要搬家了。有时候，留守儿童要从自己的村庄搬到另外一个村庄去。如果这些老人需要照顾几个儿女的留守孩子，为照顾方便，孩子们一般都要搬到老人家里去住，或者在那里吃饭后再回到自己家独居。

也有一部分留守孩子是住校生，一般是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据家长和留守孩子们反映，寄宿是解决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问题的好办法之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留守儿童都有资格住校。在我们的调查地点，小学基本上都是走读生，离学校5里远的初中生才符合住校条件。

在父母外出打工后，农村留守儿童有四种被监护方式。一种是隔辈监护，监护人是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他们是留守儿童的监护主体，在我们访谈个案中，他们占监护者总数的90％左右。他们的年龄大都在60岁以上，年龄最大的是82岁，最年轻的是53岁。这些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监护人曾经当过小学教师。第二种监护方式是上辈监护，监护的主体是叔叔、婶婶，舅舅、舅妈，姑姑、姑父，姨、姨父，干爹、干妈。这类监护在我们的访谈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约5％左右。但是，这种监护方式存在着监护权比较频繁流动的问题。也就是说，留守儿童的生活不像跟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居住在一起那样稳定，他们有可能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原因，如监护人也要外出打工、或者被监护者与监护者本人或是跟他们子女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等原因而更换监护人。第三类是同辈监护，监护者是哥哥、嫂嫂或姐姐、姐夫。这类监护者一般是年纪较轻，文化水平也较高，如果有就业信息或机会，他们随时都会外出打工。所以，该类监护者也存在着监护权不稳定的问题。最后一种是监护缺失，也就是农村流动父母外出打工后，把监护权交付给了留守儿童自己。这类留守儿童往往除了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外，他们还要承担起农业劳动力的角色—照顾好自家的农田。

（二）留守儿童的逆向监护

我们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访谈中发现，一些孩子把他们被留在家乡的原因之一归结为能够照顾爷爷奶奶或是姥姥姥爷。在对农村流动父母的访谈中也发现，他们一部分人把孩子留在家乡的原因是能跟老人做个伴或帮帮家里老人。虽然大部分的监护者能够给留守儿童在生活上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但是，由于一些监护人年龄偏大、身体有病、生活不能很好地自理等等原因，他们不但不能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相反，留守儿童在洗衣、做饭、买药看病等等方面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监护人，这类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实际上变成了逆向的监护。

一个留守儿童个案这样写到“爸爸打工走了，剩下我和奶奶两个人一起孤伶伶地生活。这是我必定要经历的日子，因为家庭条件差，一年地里的收入也很少，我又要读书，花钱很多，使父亲承担了很大的负担，不得不去打工挣钱……爸爸临走前眼含泪对我说，我的好孩子，你要听话，留在家乡，我去外地打工照顾不上奶奶了……你现在是我们家的支柱，你要照顾好奶奶……”（矾山—儿童个案）。

留守儿童生活的逆向监护主要有两类情况。一类是阶段性的逆向监护，比如一些孩子提到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患有肺病、哮喘、胃病等等，到了冬天就容易犯病，不能出门，不能下地，这时照顾老人的重担大部分就落在留守儿童肩上。有时候为了照顾老人，他们被迫由在学校住宿变为阶段性的走读。留守儿童告诉我们“奶奶好像是59岁，身体不好，有时候还很厉害，好像是肺结核。厉害的时候，连饭也不能做，我在家，就我做，我不在，就爷爷做饭”（保岱—儿童个案）。“奶奶经常生病，一年四季都吃药，冬天还要输液，这个时候我就要从学校赶回来帮忙”（矾山—儿童个案）。“奶奶生病后，一家三口的饭都是我做。奶奶给我传授了不少的手艺呢。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会改善一下伙食，包些饺子吃。当然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多包些给同院住的大伯大娘也送些过去，毕竟在平时大伯和大娘也给我了很大的帮助”（保岱—儿童个案）。“我的衣服自己洗，回家也给姥姥姥爷洗，太大的我就洗不动了。也去地里帮他们干活，我能锄地、拔苗，反正能做的就尽量做”（保岱—儿童个案）。

另一种是长期和持久性的逆向监护，比如有的留守儿童的亲人长期患有慢性病，需要留守儿童持续性的生活护理。一位父亲在外打工，母亲患有精神病的女孩子告诉我们“爸爸出去打工后，家里的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挑了起来。我早晨5点多起来给我和妈妈做早饭，同时还要把妈妈的中饭做出来放在电饭锅里，因为我中午不能回家吃饭。下午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拾家，然后开始做饭、伺候妈妈，去地里干活，等一切都忙完了，也就9点多了，一天天这样下来，我已经什么精神都没有了，学习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妈妈神志清醒的时候总会一遍遍的重复连累了我，不能给我做饭，不能给我做衣裳，还要我伺候她。妈妈心疼女儿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妈妈连累了我。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保岱—儿童个案）。

留守儿童生活的逆向监护不但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大的负担，而且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们替代父母照顾老人的生活，在很小的年纪就过早地承担起成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一切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全面成长和发展都是很不利的。

（三）留守儿童的“动态留守”

访谈中我们发现，约有一半左右的农村留守儿童都有过跟随父母在城市流动的经历。这里的流动不是指孩子对父母的短期访问，而是指他们跟随打工父母在城市生活或学习半年以上的经历。留守儿童的留守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种动态的留守。一般来讲，在小学阶段，留守儿童的留守处于动态活跃阶段，他们经常处在流动—留守或留守—流动不断交替的过程中。在进入初中阶段后，儿童留守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很少有在初中学习阶段再发生流动。这种现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小学阶段孩子自律能力较差，很多家长反映把孩子放在老家不放心，一旦城市的条件允许，他们便会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待孩子四、五年级稍大后再把他们送回家乡。二是初中阶段的孩子自律能力大大增强。流动父母认为，孩子上了初中后就是大孩子了，很多事情自己可以做，也能自己管好自己，在老家父母不用太操心。另外，初中阶段城市的教育花费太高，绝大多数农村打工者承担不起，而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又很少，质量也太差。所以很多打工者几乎都选择在这个阶段让子女留守家乡读初中。

根据访谈，我们发现有三种类型的农村留守儿童。一种是留守—流动—再留守型的留守儿童。即父母全都外出打工后，起初是把孩子留在家乡，等父母在城市稍微站稳脚跟后，再把留守孩子接到城市（一般来讲，如果这时候孩子已经读到初中或高中，流动父母是不会再把孩子接到城市来的）。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孩子又被送回农村老家留守。第二种是流动—留守型的留守儿童。即留守孩子出生在城市或者父母外出时就被带到城市，他们很多人在城市完成小学教育，在即将读初中时才被送回老家留守。我们在对留守儿童的访谈中发现，这类孩子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们在讨论时敢于发言，也很自信。他们的言谈举止时时刻刻流露出对城市生活的留恋和向往。在同伴的眼里，他们是半个城市人，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第三类是从未有过流动经历的留守儿童，他们大多也去过父母打工的地方，但这只是短期滞留，而不是长期居住。与他们谈起对城市的印象，他们抱怨城市的空气不好，他们也不喜欢城市的家“又小又破，睡觉也太拥挤”（保岱中学留守儿童焦点小组讨论）。他们也感到孤独“在城里没有同学和朋友玩”（保岱中学留守儿童焦点小组讨论）。

留守儿童论文篇5

由于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务工，与子女接触的机会较少，因此普遍缺乏相应的家庭教育，即使有隔代亲人或其他人监护，也无法弥补在亲子感情上的缺失。留守儿童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与父母的直接情感交流缺乏，极易在人格发展上表现出不健全的特征，甚至导致心理疾病的发生。

（二）学校教育不到位

目前，在很多农村中小学教育过程中普遍重视文化课，忽略了留守儿童的思想品德、安全健康、道德素质以及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加之学校自身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原因，在思想品德课的设置上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课时不足、经费不够等。

（三）城乡户籍制度限制

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员的自由流动和发展，也对城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利于留守儿童接受正常的教育。

（四）安全观念淡薄、隐患多，极易受到伤害

留守儿童处于身心发展的转折期，其生理和心理成长发育均不成熟，极易养成不良的行为习惯。或者参与打架、赌博、吸烟等不良活动；或者在没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经常上山、下沟、游泳，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他们遇到突发事件时自救能力差，导致很多留守儿童的身体、精神受到伤害的案件屡屡发生。

二、如何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一）加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力度，确保教育的公平、和谐发展

要想把留守儿童列入帮扶对象，切实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鼓励他们自立自强、努力学习，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各级政府必须加强舆论宣传，特别是加大对《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强化社会关爱，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同时，社会热心人士也可与留守儿童结对子，让富有爱心、责任心的成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父母的角色，引导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二）家长要尽可能地关心自己的孩子，充分发挥家庭监护的作用

父母要利用打工的淡季尽可能回家与孩子团聚，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家庭的温暖，加强与孩子的情感沟通，巩固亲子关系，做到打工与子女教育两不误。实践表明，家庭教育的过程是孩子与父母互动的过程，如果双方实现了良好的沟通与交流，可以收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三）进一步完善学校教育管理机制，充分调动学校教师的积极性

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农村学校作为直接面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单位，应该为其提供个性化、针对性强的教育，在学习、生活上予以更多的关心和爱护。第一，要把留守儿童教育和管理纳入自己的工作职责和范围，做到有目标、有计划、有措施、有检查、有考评；第二，要充分发挥班主任的教育管理功能，创设一个宽松和谐的班集体，发挥集体的教育功能，给予留守儿童一定的关心和爱护；第三，以“手拉手”活动为平台，构建“手拉手”互动模式；第四，健全完善的留守儿童档案，分类教育管理。

留守儿童论文篇6

（1）隔代监护，由孩子的奶奶爷爷或外婆外公代其父母抚养

留守儿童监护问题上隔代监护占的比例最大。首先，隔代监护人没有辅导留守儿童学习的能力。2011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对37个三类重点类型试点县进行了动态监测，其中少数民族县域为23个，占了总数62．2％，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大，少数民族人口中文盲的比例也在增大，总体数据都显示出少数民族地区受教育水平偏低；其次，老人要么太过溺爱，要么太过严厉，教养方式不科学；再次，由于年龄断层，代沟巨大导致沟通不畅，留守儿童与监护人之间很难进行思想与心理的深刻交流，成长的烦恼和困惑无人倾诉和指导。

（2）单亲监护，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在家照顾孩子

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男性和女性文化水平比较中，汉族教育水平高于少数民族，男性受教育水平高于女性受教育水平，而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家陪孩子的一般为母亲。首先，母亲受自身知识局限，不能有效辅导孩子功课；其次，母亲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人，家庭事务繁重，缺乏精力、时间和耐心管教孩子；再次，没有父亲的陪伴和指导，不利于留守儿童的个性成长。

（3）自我监护、同辈监护和上代监护

自我监护指有自理能力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父母出于对孩子欠缺照顾的亏欠感，会以物质与金钱方式尽量弥补，造成孩子孤单寂寞，感情冷漠；同辈监护指哥哥或姐姐在进行自我监护的情况下监护更小的弟弟妹妹，孩子照顾孩子，连日常的吃穿都成问题，更遑论教育；上代监护是指给予亲戚朋友一定的经济报酬请之代为抚养和监护，由于不是自己的孩童，监护人对孩子的学习、行为难以严格管教，加之寄人篱下，这类孩子往往疏于教养，或自我或自卑，性格比较孤僻。

二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民族角度分析

（1）民族文化出现断层危机

外出务工者接受新事物、新思想，部分年轻人开始不重视本民族文化甚至漠视民族文化，对民族文化传承产生了一定冲击。大量人员外出务工形成很多空心村寨，因此被留在村寨的留守儿童成为了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主体，但文化传承母体的缺失，使民族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危机。

（2）语言交流障碍

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以隔代监护为主的监护背景下，留守儿童长期与老人相处，在上学前基本只说本民族语言，对普通话比较生疏。在教学上，为了弥补师资短缺，国家政策扶持下出现特岗教师，这是中央实施的一项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特殊政策，通过公开招聘，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创新农村学校教师的补充机制，逐步解决农村学校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这类教师以外民族尤其汉族为主。这类教师与初上学儿童交流有障碍，影响了学习效果和进程。另外，大部分特岗教师对少数民族文化不甚了解，难以把握其精髓，更难以把当地的民族文化融会于教学中，若学生长期处在民族文化与学校教育内容相疏离的情况下，其自身民族文化会逐渐淡化甚至被取代。

三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政府及社会角度分析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伴生物，并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地方政府长期重经济软教育，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取得明显进步时，教育事业的变化却不甚明显。政府部门对教育事业不够重视，政策制定不完善，已有政策在实施中也因种种原因不到位，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有部分留守儿童曾跟随父母外出务工，并就学于当地学校。但是融入到陌生环境，去适应新的民族文化和不同的传统习惯，对孩子来说是艰难的、痛苦的。由于户籍问题，这类流动儿童在父母务工地入学难，入好学校更难；其次，即便入学了，这类孩子教育起步低、基础薄弱，难以与城里学校完成对接，学习成绩较差，自尊心受挫、焦虑；再次，儿童比成人更需要朋友、玩伴，远离故土，文化和语言的不同成为社交的障碍。因此，村寨的很多流动儿童复变为留守儿童。

四解决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路径探析

解决好少数民族村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对于全国整体教育素质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少数民族村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解决中，政府承担着主要角色。

（1）地方政府应重视教育事业，转变观念

提高少数民族村寨地区人们对教育事业重要性的认识，首先要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做起，改变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保有的先发展经济再发展教育的陈旧观念，使当地教育事业能与经济同步发展；其次，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宣传力度，把知识的重要性传播到少数民族各个村寨，使少数民族村寨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认识到加强留守儿童学习管制的重要性。

（2）政府加大教育转移支付，多渠道进行教育投入

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是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国家在对教育事业增加经费投入时，应该优先考虑教育事业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经费投入的倾斜，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设施薄弱、教育资源短缺的现象，保证少数民族村寨地区学校教学的顺利进行，努力缩小教育差距。

（3）双管齐下，减少留守儿童数量

首先，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促进农民工回流，可以有效减少留守儿童数量。国家应该给予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鼓励企业到少数民族地区落户和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更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的优势，发展旅游业。其次，完善和推进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制，改善流动儿童入学困境，促进留守儿童变流动儿童，孩子能与父母相随相伴，得到父母良好的照顾。

（4）地方政府应建立少数民族村寨留守儿童档案体系，加强监管

为了有效的帮助少数民族村寨地区留守儿童，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对留守儿童进行档案登记，村干部挨家挨户登记并定期走访，学校每学期入学及时登记，双管齐下，动态监管，争取无遗漏，全面整合归档所得资料，把相近的村寨进行社区合并，实现片区管理。留守儿童档案体系的建立可以方便学校和政府对留守儿童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管，尽量避免或减少留守儿童可能出现的问题。

（5）重视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教育

要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意识到保护好民族文化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要从娃娃做起。但是，文化传承母体的离开，弱化了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为此，政府和学校要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政府要倡导大家重视传统节日、传统习俗、民间艺术等；在学校，民族文化要走进孩子们的教科书，在少数民族地区允许学校设置民族文化教学课程，推行少数民族文化教材，教授民族文化知识，甚至可以在教课上实行双语教学制。

（6）积极建设民族师范学校，培养专业的少数民族专任教师

政府应对报考民族师范类学生予以政策优惠，积极鼓励少数民族和汉族学生报考，为少数民族地区增加师源输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质量和教学质量，同时，增加针对义务教育学生年龄段的心理辅导课程。在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教师的民族师范院校，教学中应充分的向学生教授系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协调发展。

留守儿童论文篇7

黄平县二中、黄平县湖里中学、黄平县旧州中学、一碗水中学、平溪中学、谷陇中学12～16岁的在校的留守儿童．

1．2研究方法

(1)发放300份调查问卷进行随机问卷调查，结果回收279份，其中男生136份，女生143份，有效率为93%．

(2)对黄平县少数家长和留守儿童就问卷无法设计的问题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课外体育锻炼的认识与意见，以便获取更多有价值的资料．

(3)将所得数据和信息归类和整理后做统计处理，分析归纳得出研究结果．

2结果与分析

2．1家长外出务工情况的现状及分析

大多数家庭外出务工状况为父亲外出．然而，近年来，多数家庭为了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质量，夫妻双双进城务工或经商，统计数据显示父母双双外出占到44.5%，与父亲外出的比例仅差1.0%．这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从原来的可以随母亲生活变为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

2．2监护状况及分析

该县留守儿童与母亲生活的比例为45.5%，然而，虽然母亲照看孩子心思细腻，但是，一般农村妇女知识文化比较低，加之农活繁重，所以，没有多余的心思顾及孩子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她们认为，不生病就是健康．留守儿童与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生活的比例其次，这种属于隔代监护，隔代监护往往给孩子带来交流不便等的问题，而农村老年人往往文化程度较低，溺爱孩子，加之年纪大精力有限，尤其在体育教育上更是无能为力了［5］．另外，有6.0%的留守儿童是由叔伯阿姨监护的，他们认为只要孩子吃饱穿暖、无病、就是对孩子的关怀，这对其参与课外体育锻炼有很大的阻碍作用．

2．3参加课外体育锻炼的目的

黄平县所有留守儿童参加课余体育锻炼的目的依次是强身健体、丰富课余生活、愉悦身心、缓解压力、交友、提高学习效率及其他．可见，留守儿童参加体育锻炼并不是盲目的，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多种需要．丰富课余生活、愉悦身心，缓解压力放在2～4位，说明其对通过参加体育锻炼可以调节身心、减轻心理压力和消除烦恼已达成共识，这对于缓解目前留守儿童心理疾患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调查还显示，留守儿童将体育锻炼作为交友目的的比例大于提高学习效率，这是因为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留守儿童在人际交往方面渴望交友、渴望倾诉、渴望关爱．因此，通过体育锻炼交友的手段使他们的身心得到疏导，得到倾诉，得到监护人以外的其他关爱，这对其身心健康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2．4喜欢参与的锻炼项目调查

黄平县留守儿童比较感兴趣的体育项目区别较大，喜欢的锻炼项目依次排序为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跑步、跳绳、健美操和其他．调查显示，喜爱球类运动项目的差别不大，喜欢篮球项目的男生占多数，而羽毛球、跑步、跳绳和健美操则更受女生欢迎．由于女生所处的年龄阶段和特殊生理及心理，她们从主观上有避开运动较激烈，对抗性较强的体育项目的倾向，喜欢轻松愉快、活泼自由的体育活动项目;另外处在青春发育期的女生都想有一个良好的体型，而健美操能满足她们的这种欲望，达到既健美、又锻炼身体的目的，因此这些项目深受女生的欢迎．而男生恰恰相反，喜欢较激烈的、对抗性较强的体育项目(如篮球、乒乓球)．

2．5锻炼地点的选择

黄平县45.8%的留守儿童所选择的锻炼地点主要是学校，但是由于大多数学校体育经费的严重不足，致使体育器材陈旧、设施不全，体育教学场地十分简陋，个别学校甚至没有一条完整的100m跑道，这些场地、器材难于满足广大学生体育锻炼的需求，更别说开展其他体育活动．2．6每周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次数64%的儿童每周都参与体育锻炼活动，说明该县留守儿童对体育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对于课外体育的开展有其积极的作用．当然也有一部分留守儿童每周锻炼次数不到一次，尤其是女生占多数．部分女生表示，课外体育活动比较枯燥单调，除了跳绳跑步这些不受场地器材限制的项目，就找不到其他锻炼方式(如一些广受女生门喜欢的羽毛球、排球、健美操、舞蹈等由于场地器材的限制，都无法正常开展);另外，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大多留守儿童不但要完成老师所布置的作业，回家还要帮助家里做农活，一周的时间基本都被这些事占用，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参加体育锻炼．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黄平县大多数家庭外出务工状况为父亲外出或是父母双双外出，留守儿童多为母亲或隔代监护，这对其参与课外体育锻炼有很大的阻碍作用．

(2)黄平县留守儿童大多数以强身健体、丰富课余生活、愉悦身心、缓解压力、为主要活动动机，少部分对课外体育活动认识比较浅显．

(3)留守儿童体育锻炼经常受到学校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等的限制，致使体育锻炼内容贫乏、单一．

3．2建议

(1)学校、社会及相关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学校、社会及相关部门应针对性的建立一些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由学校组织一些课外体育活动，让孩子们在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感受到自信.

留守儿童论文篇8

1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意义

中国新闻网2018年10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在留守儿童群体中，54.5％为男孩，45.5％为女孩，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99.4％的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健康，但也有0.5％的儿童残疾、0.1％的儿童患病。与2016年数据相比，0至5岁入学前留守儿童占比从33.1％下降至25.5％，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65.3％上升至71.4％[1]。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留守儿童中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比例高、数量庞大。而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年纪小、分辩是非的能力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一阶段的儿童在成长中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很容易出现世界观偏差、被犯罪分子教唆、受到侵害，甚至是成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不能给予其良好的教育和保护，造成儿童心理上的自卑和不健康。缺乏情感关怀的儿童在成长中心理脆弱、偏激、敏感。学校作为留守儿童生活的重要环境，本应当承担起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家庭调查、成长档案管理等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聚集的主要地区都处于经济条件较落后的地区。作为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大多没有能力为留守望儿童提供心理建设、法律援助的能力。全社会虽然对农村留守儿童给予关注，但毕竟鞭长莫及。城市里的爱心志愿者距离他们太遥远，不能给予及时的帮助。而边远地区的志愿者队伍发展缓慢，也不能够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帮助。因此，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刑事诉讼问题时，就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研究如何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刑事法律援助就有着重要意义。

2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中的主要问题

2.1缺乏专业机构与人员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的特殊弱势群体，应该有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对他们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村留守儿童大多聚集在偏远地区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缺乏专业法律援助机构，以及专门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案件经历和经验的法律援助律师。而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专项资金的支持[2]。

2.2刑事法律援助大多不能覆盖诉讼全过程

农村留守儿童无论作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还是被害者因其年纪小等因素在诉讼的全过程当中都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保护其正当合法权益，以及身心免受二次伤害。但是，当前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不了解申请法律授助的流程，甚至不知道，因此在案件的侦查与起诉阶段通常没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通常是在审判阶段由法院指定律师进行辩护[2]。而在调查取证等环节，涉事儿童没有受到应有的心理保护。

2.3缺乏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

当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刑事法律援助没有质量评价体制。律师工作繁忙，在面对法院指定的辩护工作时，有时精力投入有限，只做表面工夫，不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法律援助。

3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策略

3.1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组建专业援助团队

当前我国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一部分社会援助。解决资金问题是构建团队的前提问题。司法部门应该关注到问题的重要性，申请更多的财政拨款，同时向全社会发起号召成立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专项资金，吸纳更多社会捐助。基于此，在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进立专业的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机构并组建专业援助团队，针对涉及留守儿童刑事犯罪的主要问题、儿童身心特点，研究法律援助的具体方案[3]。

3.2简化法律援助手续，建立保护机制

留守儿童论文篇9

安徽枞阳DS村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淮丘陵，背倚大别山东向余脉，南临长江。土地以坡地和林地为主，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原始”，系国家AA级林业示范村、“全国绿化千佳村”、“中国森林生态网络工程体系建设枞阳点与示范基地”、“安徽省卫生示范村”、枞阳县“美好乡村”建设示范点等。该村经济多元化，但以打工经济为主，整体贫富差距不大，社会分层仅仅是“打工”上的差异。DS村基本上是一个单姓自然村组成的行政村，有12个村民组。2011年春节户籍人口2170人，适龄(16～59岁)劳动力人口1476人(含当兵、上高中、读大学等89人)，异地(县外)务工男女(农民工)839人，其中第一代农民工(初始务工于分田到户后，年龄大约在46～59岁26.2%，新生代农民工(初始务工于90年代，年龄大约在30～45岁)41%，第二代农民工(初始务工于21世纪)32.8%。DS村70年代中兴办了一所完小(笔者曾为此校民师)，方便了村民的义务教育，所以该村年龄45周岁以下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8．6年。

(二)DS村新生代农民工的分化

据DS村党委主要负责人介绍，参照马克斯•韦伯社会分层的“三维”标准尤其是收入这一维度，该村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的群体:拥有一定资本而自立门户的工商业者、跻身企业技术与管理的白领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等。也就是说，DS村新生代农民工历经数年的博弈和修炼已分化为三个层次非常清晰的等级群体。其中，上层有5人，他们或为建筑商或为运输“寡头”(经营一定范围内的内河或公路货物运输业务)或为市场及商品批零的老板，他们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的“高”龄者，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执着坚定，善驭市场，尤其是较广的人脉和较为丰厚的社会资本更是成就他们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一定程度上，他们仅仅是记忆和“标签化”的农民工;处于中间层即跻身为企业白领阶层的有9人，他们在群体结构中居于较高层次，收入也为底层的打工者所钦羡，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更有一技之长，他们分层地位的获得在于他们的“能力”和“学识”［4］，他们努力地摆脱农民工的尴尬，但离“标签化”的农民工还有距离;其余的都是依赖打工的受薪者，他们少文化乏技能，分化后沉淀在底层，成为农民工的“经典”，他们的务工理想也很简单，就是多挣钱，然后落叶归根，并认为是他们这个层次务工者的不二归宿。

(三)DS村新生代农民工的分化效应

如同宏观上的社会分化一样，DS村新生代农民工的分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微观效应。对此，该村党委主要负责人作了如下的描述。他说，群体分化后的上层，在城市有较为宽敞的住房，甚至有别墅和私家车，孩子或通过缴纳高昂的转学费或利用关系陆续就读于名校，妻子或为助手或为家庭主妇;他们回老家省亲较少，但很派———对父母出手大方，对同宗尊长也不忘随礼，若家乡去人，他们更是像“驻京办”①一样热情，有一位还为家乡筑水坝捐款10万元。与“老板”们相比，处于群体分化后中间层的几位，他们则只能住在单元楼里，妻儿都经历了“夫妻分居”和“留守儿童”的艰难过渡，妻子还必须继续工作，孩子也只能上一般公立学校;背负着做“人上人”的愿景，他们工作艰辛，一般在春节时才携妻儿回家，由于巩固“白领”位置的沉重，“风光”中尽是疲惫。说到96%以上底层的务工者，该村的党委主要负责人不无忧郁，他说，由于“先天”的弱势，绝大多数新生代务工者与第一代没有二样，干“锤事”收入少，夫妻劳作，子女也多留守家中，虽有少数人把孩子带到了务工地就学，但上的是民工子弟学校，而且因为“钱”和教育制度的区域排斥，这些孩子很快又不得不返回到留守儿童的行列。②

(四)小结:新生代农民工分化的讨论

由上可见，在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中，边缘化的农民工也不断地从同质性走向了异质性，成为内部差异性很大的群体［5］。而就DS村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形成了极少的城市工商业主、很少的企业“白领”、绝对多的打工受薪者三个层次的蜡烛台式的分层结构。在DS村新生代农民工中，5人为城市工商业业主，9人为企业“白领”，330人为底层的打工仔，足见农民工分化流动的艰难，“二元”社会制度结构阻滞力量的强大，农民到市民路途的漫长。所以，就其性质来说，尽管分化导致了群体结构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分化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此获得相应的身份与地位的制度认同，依然是一种内部分化;就其机制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分化依然是内生性的本能选择和抗争，分化艰难结果且不确定，但其意义却大大超越了一些相关农民工的政策预期，也就是说，如果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农民到市民的无奈“过渡”，那么农民工的不断分化流动则是疏浚这一“过渡”通道的重要冲力，即农民工分化越快、流量越大、水平越高则越有助于这一“过渡”里程的缩短。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分化流动发生的条件方面尤为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在DS村新生代农民工分化流动发生的条件上，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其代际性差异明显，在“学识”和“能力”等主体性要素相同的同时，个人(或家庭)社会资源、关系网络和“人脉”等外在因素更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分化流动发生的机会和条件。社会结构制度化的板结，阻隔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甚至阻断了任何意义上的社会分化与流动。也就是说，哪怕是群体内的分化和流动，也必须寻求非正常的外在要素的推动，而对于个体来说，这些非正常外在要素的寻求与拥有则是公平显失制度下的智慧反映。所以，在DS村新生代农民工中，如果说学识和能力等主体性因素是少数人正向流动并跃居较高分层位置的两翼的话，那么“城市工商业业主”得天独厚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则是他们流动上升雄踞顶层的引擎。或者说，踞于顶层的“城市工商业业主”就是主体性因素与“天时、地利、人和”相融于一体的结果，因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映证了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取模式”———即越是工业化的(开放)社会，先赋性(外在)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取的影响就越弱;越是传统型的(封闭)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取的影响就越强的这一推论［6］。

二、DS村留守儿童的“流变”

(一)DS村小学学籍变动信息

就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一出校门就踏上了打工的路，所以他们绝大多数是“先立业后成家”。务工的艰辛和城市社会的生活体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观、生育选择和生育行为因此有了较强的“时代性”，所以他们一般生育两个孩子或一个孩子(男孩)。家庭规模小了，与此相应的是对孩子学校教育的更加重视———据观察，有条件的是把孩子转到城里上学甚而送入“名校”，条件尚欠的则将孩子转入县城学校或县内“名校”由夫或妻一方陪读，后者近年甚至成为趋势，但它(后者)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的性质。对此，表1“DS小学2005—2011学年度学籍信息统计”可见一“斑”。显然，DS村小学从2005到2011学年度留守儿童已有26人发生了学籍变动，其中11人转学到县外父母务工的城镇，质变为非留守儿童;3人由流动儿童回归为留守儿童;17人为县内陪读转学，1人辍学，但它们不是本文所说的“流变”。虽然DS村小学6个学年度里留守儿童发生的正向流变和负向流变加在一起只有14人，但起码说明了留守儿童的“流变”已经和正在发生。

(二)农民工父母分化故事中留守儿童的流变

留守儿童学籍变动的信息是考察留守儿童流变的核心指标。DS村小学留守儿童的学籍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动，但这种变化流动的机制和条件，这种变化流动的质量水平又是怎样，等等，这些恰恰是本研究目的之一部分。基于留守儿童派生于农民工的事实，笔者便利用度年假逐一访谈了14位学籍变动和6位没有学籍变动留守儿童的家长，试图通过他们务工经历的讲述，来厘清留守儿童流变的理路以及变和不变的原因。访谈中，笔者吃惊地发现，发生正向流变留守儿童的家长都相继位于内部分层结构中的中上层，而发生负向流变和没有流动的留守儿童的家长则都处于内部分层结构中的下层。由于分层的同质性，所以以下仅仅是4人的“访谈”，他们分布在内部分层结构的3个层次上，即上层A1，中间层B1，下层C1和C2。上、中层访谈辑录(此处进行了适当的文字处理和人称转换)如下:A1:某市粮油批发商。42岁，1992年高考再次败北后“子承父业”—来到了某市经营粮油零售。由于“巧”得机遇赢得了第一桶金，从此他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现在已由一爿零售小店发展成为占某市粮油市场批发的“半壁”(同乡的评价)。其妻儿5年前进了城，并斥巨资将孩子送到了市里最好的学校读书，努力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梦想。B1:江苏张家港市某公司的人事主管。据说，DS村在该公司打工的新生代和第二代农民工都是通过他招纳的，所以该案主在村里影响较大，其父母也因此赢得了乡邻的普遍尊重。该案主高中毕业，文化程度不算高(用高等教育大众化来衡量)，但会“玩事”(方言:善于公关协调)，多年前就提升为人事主管。职务提升了，妻儿可以团聚了，但不能满足孩子就读于贵族学校的用度，于是只得以孩子就读于张家港市的一所普通学校来表达“男儿”的抗争与不屈。或许是乡土社会“面子”上的顾忌，打工受薪者的访谈相对要困难一点，但对于乡里乡亲的笔者来说，他们的话匣子一打开，也就滔滔地倾吐着自己的艰辛、酸楚和期盼。为避免因“困难”造成人们对访谈内容真实性的误读，所以下面的“故事”将不再是笔者的转述，而是略有删节的案主的“自言自语”。C1:小时候不懂事，整天贪耍，念书不发狠，还养成了偷“懒”的德性，生活上有想法但没有缠劲，所以打工快20年了也没有什么长进。至于孩子的未来，虽然我时常也用“儿孙自有儿孙福”来麻痹自己，但每每听到某某某又把妻子孩子带进了城，心里总不是个味，这时候，我只好用塑料壶装的酒来浇愁。C2:我不笨，也想通过读书跳龙门，但命不好。父母虽然一直辛辛苦苦的劳动，但家里依然吃了早饭愁中饭，所以初中一毕业，我就不得不东去打工。为了多挣钱，我差不多玩命了，但这么多年下来也只是挣了个楼房架子。我曾抱着“穷不过三代”的幻想，在儿子7岁那年，我们(其妻子与他同在一个工厂打工)把他接到了身边，但面对公立学校高额的借读费和天文数字的“学籍”赞助费，我们只得把儿子送到民工子弟学校。临时救急的民工子弟学校只能起到老家说的“关关水”的作用，教学质量谈不上，①加上打工地点的变动，儿子五年级时我不得不把他送回家，委托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监管。据说，像我这样“折腾”的在我们村还很有几家，因为穷人的“心”大致都不差上下———不能把“苦日子”传给下一代。儿子还算争气，回来不久就适应了，现在镇中心学校读初二，成绩优秀，老师也喜欢，有望考取重点中学的“宏志班”。①

(三)小结:留守儿童流变的讨论

可见，不论是在DS小学的学籍档案中还是在DS村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故事里，留守儿童正不断地发生着流变，一些孩子摆脱了留守的厄运与父母团聚，成了城里的孩子，成了城里的学生，甚至成了贵族学校的学生，享受着亲情，享受着城里人的制度优越，而更多的孩子则只能在“留守”中度过童年，更有一些孩子从流动被迫回到了留守，使童年的记忆又添不堪回首。留守儿童的这种流变尤其是正向流变的微量化及其流变的方向、质量与水平正是农民工分化的艰难及其分化的质量、水平与层次的反映。也就是说，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的层级化，其最直接的次生效应———家小“留守”的命运以及“未来”的预期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在DS村新生代农民工中，处于顶层的城市工商业业主，不仅把家小接进了城，而且把孩子送到了最好的学校，由留守儿童突变为“富二代”;身居第二层次的“白领”们，虽然分化中实现了上向流动，但层次不高，收入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面对好学校巨额“学籍”赞助费的不可攀越，他们只得把孩子送进一般公立学校来结束“留守”;挣扎于底层的打工仔们，薪资微薄，心有余力不足，他们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留守”的命运。特别是DS村新生代农民工分化的故事，不仅“寓意”了留守儿童流变的直接机制和条件在于农民工的分化，“寓意”了留守儿童流变的质量和水平与农民工分化所达到的层次与高度的相关，而且“点睛”式地表达了这种相关性建构的内在原因在于农民工父母们不能释怀的“人上人”的情结和“穷不过三代”人生轮回的寄托。DS村新生代农民工，不论是分化后的城市工商业主、企业白领，还是沉淀于底层的打工仔，他们都是怀揣着“发家致富”的愿景而走上了打工路，都是以“不把苦日子留给下一代”为目的预期而挣扎于商海挥汗于企业，然而，由于机遇、条件以及不可逆转的“胎生”因素等方面的差异，在他们当中，极少数成了工商企业主，其子女亦伴随着跃迁而成为贵族或重点学校的学生，实现了留守儿童身份的质变和飞跃;企业白领可能是不甘现实而作出努力最多的一个群体，但由于社会资本的“贫血”和人脉关系的有限，他们攀上了分层结构的中间层，他们的子女甩掉了留守儿童的帽子，但只能就读于一般学校;而处于底层的打工仔除了力气，更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文化，没有技能，只有弱势者社会资本的匮乏，他们最质朴的梦想在亲子分离的酸楚中成为无奈的叹息，也有少数人曾抵御不了这种痛苦加剧的折磨，把孩子带到务工地上学，然而城乡地区间封闭独立的升学考试制度的排斥，又使他们不得已把孩子们送回了老家，恢复了孩子留守儿童的“名份”，使梦想变成了一场梦游。另外，面对城乡地区及不同等级学校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异，农民工们还以这样的“共识”回应和强化了自己的人生情怀与寄托，即上了城里的好学校，将来就有把握上名牌大学和好的前途;上了城里的一般学校，有把握上大学，也就有可能吃“艺饭(非辛苦饭)”，而非如父母一样打工;农村特别是农村一般学校，多数人考不上大学，那将来只能是踏着父母的脚印走老路，艰辛一辈子。总之，留守儿童继续“留守”与否，或者说，不论是由留守到非留守还是由非留守又返回到留守等等都在于其农民工父母内部分化的参与，即农民工父母分化后上向流动，其子女就会由留守儿童变动为非留守儿童;农民工父母分化后沉在底层，其子女就会逆向流动或固化在留守儿童的位子上。而且，留守儿童正向流动后就读城市学校层次的选择也决定于农民工父母分化后所达到的层次与水平，即农民工父母分化后所居的层次越高，其子女就读城市学校选择的空间就越大，就读重点学校的可能性就越大，留守儿童留守经历的结束也就越彻底利落。

三、总结:留守儿童流变与农民工分化的相关性讨论及其他

(一)留守儿童流变与农民工分化的相关性讨论

不言而喻，留守儿童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快速推进而产生的一个连续的农村儿童群体，但现实则是农民职业分化不完全而产生的次生物，即农民工的派生品，与农民工共始终。所以，在差不多所有的留守儿童的经验研究中都心照不宣地以农民工的存在为其预设前提，虽然有个别学者曾将留守儿童上溯为历史上异地做官外放等人家的孩子，横向上拓展到劳动力过剩的东南亚［7］，但应者寥寥，因为这种随意的“黏贴”会使人们将一个现实的问题误读为一个“早已普遍存在”的现象，会招致研究意义的失重。也就是说，留守儿童是一个集次生性、时代性、本土性、规模性等的存在。其中次生性是留守儿童的根本特征，次生性就是指留守儿童是在农民工这个原生组织上生成的，与农民工是一种派生关系，或者说是转型社会的异常产生了非农非工的“农民工”，与农民工血肉相连的子女因此被迫留守家园成了“留守儿童”，即没有农民工，就没有留守儿童。因而，决定于次生性的留守儿童的其他特征与农民工的相关性征亦具有统一性，或者说不论是留守儿童的时代性还是规模性都源自农民工的过渡性和巨大性等。所以，从流变的角度看，结合上文的个案例证，以“次生性”为根本特征的留守儿童的变化流动毫无疑义地仰赖于以“分化”为机制的农民工的分层流动。农民工的分化必然引起留守儿童的流变，农民工分化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留守儿童流变的速度和流量也就越快越大，农民工分化的水平和所达到的分层位置越高，留守儿童的正向流变和流变的质量水平也就越高。即留守儿童的变化流动及其流量、流向、质量水平等在于农民工的分化流动及其规模、分化水平与分层结构位置中的高度等。运用经济学的存量理论进行考察，留守儿童存量、流量与增量的变化则是农民工存在和农民工分化流动的逻辑的实然的表现。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工减少了，那么留守儿童的存量就会对应的减少，留守儿童的流入量也就会对应的变小，留守儿童的增量从而就会下降;如果农民工分化的速度加快了，上向流量增大了，水平提高了，那么留守儿童流变的速度就会对应的加快，正向流变量也就会对应的加大，从留守到非留守的质变水平就会对应的提高并趋于稳定;如果农民工消亡了，即社会结构若能像先发国家那样彻底地分化与开放，不再产生出农民工这个过渡性的群体，那么留守儿童也就不复产生而成为历史的典故。但就当下而言，留守儿童正向流变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政策执行的可赎买，如卖户口、学籍赞助、买房转户口等，留守儿童质变为非留守儿童从而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只要农民工在收入为主要标准的内部分化中居于较高的层级，收入积蓄能够满足买户口、学籍赞助或买房转户口等的需要，其子女由留守儿童质变为非留守儿童就一定由“应然”成为“实然”。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在制度环境逐步调整改善和城镇化步伐加快的同时，关键是作好农民工这篇大文章，这是留守儿童对农民工的次生关系所决定的。所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直接路径依赖是加快农民工身份的转化，但如何加快农民工身份的转化，逐步实现农民职业的一次性转化，扬汤止沸直至农民工相传“薪火”的熄灭，笔者在《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界定与相关对策的思考》的一文中已作了详尽的讨论，故不再赘述。

留守儿童论文篇10

重庆市北碚区中学多所学校的初中12岁-14岁年龄段的留守儿童。

1.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cnki等数据库查阅了大量关于留守儿童体质方面的文献资料。

（2）问卷调查法

设计并最后确定了“重庆市北碚区初中留守儿童体质状况问卷调查表”。并在重庆市北碚区9所中学校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发放了1000份（年龄范畴涵盖12-14岁），收回1000份，有效调查问卷为760份，其中男生为390名，女生为370名。

（3）数理统计法

运用spss19.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2、结果与分析

2.1、重庆市北碚区初中留守儿童身体形态发育状况

通过与全国同龄儿童平均水平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重庆市北碚区初中留守儿童无论男女，各年龄段的身高、体重、胸围的均值均低于全国同龄儿童平均水平，但尚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这一情况表明重庆市北碚区留守儿童的情况还没有到达非常严重的程度，但如果长期不加以重视，则极可能导致显著性差异的出现。

2.2、重庆市北碚区初中留守儿童身体机能状况

重庆市北碚区初中留守儿童身体机能中的安静脉搏随年龄增长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这符合人体发展的生理规律，同时也与全国同龄儿童安静脉搏的走势相一致。但男女生与同年龄段的全国儿童平均水平相较，在安静脉搏与肺活量二项均呈现更低水平，但尚未达到显著性差异的程度，这一发展趋势与前述的身体形态比较的结果相一致。可见，重庆市北碚区初中留守儿童在身体机能方面与全国同龄儿童均值相较也存在着尚不显著的差。

2.3、重庆市北碚区初中留守儿童身体素质状况

重庆市北碚区初中留守儿童身体素质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自然增长的趋势，这一情况属于人体发育自然形成的过程，但这一过程趋势虽全国儿童身体素质发展趋势相一致，其实际水平却依然未能达到全国同龄儿童的平均水平，不过这一差距与机能和发育情况一样仍然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的程度。重庆市北碚区初中留守儿童身体素质状况（x±s）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重庆市北碚区初中阶段留守儿童体质不论男女均与全国儿童均值水平存在着差异，但尚不显著。

3.2、建议

对于与全国儿童存在较小差距的情况不可掉以轻心，还必须在以下各个环节继续作出改进的努力。

（1）继续大力进行运动物质条件建设。运动物质条件包括场地器材、运动装备、膳食营养等对运动有着直接或间接作用诸多因素。对于重庆市北碚区的留守儿童来说，这些方面的建设仍然有待继续加强。

留守儿童论文篇11

一、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理念的概述

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工作，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儿童，由于缺乏亲情的滋养，这些儿童少有依靠，内心的寂寞与忧伤使这些幼小的心灵有的走向消极、孤僻，有的变得任性、暴躁。亲情化产品设计，即设计具有亲情特征的产品，是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尤其适用于长期缺少亲情和关爱的留守儿童产品设计。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是指产品设计在造型、功能上，运用以亲情作为纽带的各种元素，如父母的关心、问候等。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是父母和留守儿童相互沟通交流的媒介，能使留守儿童在使用产品时感受父母的关爱，体会亲情的温暖。亲情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存在的感情，是所有爱的起点，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情感。狄更斯说：“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父母的爱，不仅需要物质的供应，更需要心灵的陪伴。一件好的产品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为留守儿童设计亲情化产品，增加父母和留守儿童之间的互动和情感交流，补充残缺的亲情，帮助他们度过艰难的留守时期，是解决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心理发展问题的新探索，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的需求趋势

2013年全国妇联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有6102.55万。其中不乏有心理健康问题者，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儿童的心理问题往往越严重，这不仅对留守儿童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还给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儿童产品市场是一个富有生机、极具商机的巨大市场。特别在我国国情下，留守儿童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他们的父母未来的希望。父母外出工作，希望给孩子最好的生活，他们往往自己省吃俭用，却在儿童用品的花费上毫不吝啬。优秀的设计不该只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更要关注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如偏远山区的失学儿童、残疾人、缺失亲情的留守儿童等。然而，国内市场上少有针对留守儿童心理特点设计的人性化的、关注人文情怀的、重视亲情交流的产品，我国儿童产品市场的未来发展尚不全面。留守儿童区别于一般儿童，在心理发展上有其特殊性，他们容易自卑、内向、孤僻，这些都是留守儿童产品设计中必须注意的。儿童产品是儿童成长中重要的辅助工具，它对儿童的性格塑造、智力成长、心理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将儿童的亲情需求赋予产品，让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陪伴，以满足其情感的需求，增进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的感情，帮助留守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留守儿童虽然隅居农村，看似与城市生活毫不相干，可是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及其将来对社会的影响，他们的成长与中国的未来息息相关。

三、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方法

1.可远距离互动的设计方法

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交流沟通渠道单一，造成感情缺失，使留守儿童与父母不仅在空间上的距离遥远，而且形成心灵隔膜。能与父母沟通和交流，成了他们朴素却又遥不可及的愿望。可远距离互动的设计方法，即为留守儿童与父母搭建远距离交流的通道，提供情感沟通的平台，使他们即便是分隔两地，也能轻松、便捷地进行沟通交流。如，可以设计具有语音对讲、短信互动、定位检测等功能，并能与手机APP互动的儿童手表，缓解留守儿童思念父母之苦，让留守儿童和父母彼此更贴近，让其感受到父母的关爱，也让父母见证孩子的成长。另外，一款名为Frebble的模拟牵手触感产品，它能在视频聊天中模拟与对方牵手的感觉，通过蓝牙无线连接到电脑，它能检测挤压并把压力传送到另一端，实现模拟牵手的感觉。可远距离互动的设计，通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感觉、多维度的设计手段，为留守儿童与其父母提供远距离的情感交流体验，有效解决他们难以互动、渴望互动以及对亲情的需求问题，这也与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的理念不谋而合。

2.可陪伴儿童成长的设计方法

对于产品设计而言，人们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所获得的情感价值与产品的功能是同样重要的。尤其对于留守儿童而言，产品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其功能，其背后的情感价值显得更为重要。可陪伴儿童成长的设计方法，是指产品在造型和功能上根据留守儿童的成长发育、娱乐、学习认知过程，通过加减、替换零件的方式进行升级和变换，满足各年龄段留守儿童的使用需求，从而有效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使产品陪伴儿童成长。留守儿童对产品的情感寄托，在于父母是产品的共同使用者或购买者。在儿童快速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所使用的产品的功能不断快速地转变，但很多产品由于功能单调，很快就因为满足不了留守儿童的使用需求而遭到淘汰，而其父母又因为不在孩子身边，不能及时为他们更换产品。陪伴儿童成长的设计方法，让父母只需购买一件产品，便可适应留守儿童各个年龄段的需求，这样的产品能伴随他们成长，充当父母派来的小伙伴的角色，可以创造宝贵的亲情价值。

3.可寄托父母关爱的设计方法

可寄托父母关爱的设计方法，就是以产品作为寄托父母关爱的载体，在设计产品时，先预留一部分空白的空间，待父母购买产品后，再“填充”关爱，把产品补充完整。如，可以植入声音的电子产品，父母可以将“宝宝，今天期末考要加油哦，爸妈永远支持你”“宝宝，天冷要注意多穿衣服，不要着凉了”“宝宝，别复习太晚，该睡觉了”等话语录入，再设置播放时间。除了声音，还可以将照片、视频等进行填充，满足留守儿童与父母实际的、个性化的需求。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有的甚至记不清父母的模样和声音，通过设计可寄托父母关爱的产品，可以用关爱温暖留守儿童的时光，让他们留守却不孤单，随时感受到父母在身边的幸福。

四、结语

让设计真正符合人们的需求和期望，尤其是设计出能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爱与关怀的产品，是设计师的责任。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以亲情作为切入点，运用可远距离互动的设计方法，架起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的桥梁，打破心灵的隔阂，使交流不再是奢望；运用可陪伴儿童成长的设计方法，赋予产品生命力，也能使留守儿童获得不可估量的亲情价值；运用可寄托父母关爱的设计方法，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父母的关爱，家庭的温暖，将是推动儿童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重拾自信，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关注弱势群体的暖心设计是产品设计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留守儿童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是社会的责任，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对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的研究，传达关爱留守儿童的理念，并为今后留守儿童产品设计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借鉴，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和指导作用。

作者:李晶晶 单位:广州大学

参考文献：

留守儿童论文篇12

当前大部分留守儿童普遍存在数学学习习惯较差、忽视数学学习重要性等方面的问题，以下是对这些内容的具体论述。

（一）数学学习习惯较差

留守儿童由于没有接受与正常儿童相同的教育，他们的生活环境也与正常的儿童有所不同。在本次调查中，近八成的留守儿童感到有压力，留守儿童的学习习惯较差。

（二）忽视数学学习的重要性

丰富的数学知识能够指引留守儿童更好的生活和学习，对于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当前很多留守儿童没有意识到数学知识学习的重要性。在本次调查研究中，多数留守儿童的数学成绩居于班级中等水平或者偏下水平，成绩良好或者优秀的学生屈指可数。留守儿童的自控能力较差，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的教学指导，使留守儿童真正认识到数学学习的价值，会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和发展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二、数学情感教育渗透的方式

在指导留守儿童进行数学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以“趣”生“情”，以“境”生“情”，以“疑”生“情”，将情感教育理念渗透于数学教学活动当中。

（一）以“趣”生“情”，激发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

留守儿童通常喜欢一些具有趣味性、竞技性特点的游戏活动。在数学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借助游戏的方式，组织留守儿童在学中玩，在玩中学，并感受数学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意义。比如教师可以在指导留守儿童对“平方差”这一项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在指导学生完成数学知识的学习之后，开展“我是算数小明星”的游戏，教师可以出示“99×101=？”等题目，由留守儿童进行抢答，抢答正确加一分，答错则不加分，最后的优胜者可以获得奖励，增加数学课堂教学的乐趣。

（二）以“境”生“情”，丰富留守儿童的情感体验

以“境”生“情”的方式满足留守儿童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能力，符合当前素质教育对数学教学的要求，同时也能够使留守儿童在轻松、愉快心理条件下进行数学知识的学习，培养儿童形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和数学思维能力。情感教育在数学教学活动中的渗透，要针对不同性格特点的留守儿童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指导，注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更加关注留守儿童个性的展现和能力的发展，真正做到“顺学而导”，改变以往教学方式中“一刀切”的教学模式，激发留守儿童的数学学习兴趣，为数学教学活动的深入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创造“比赛情境“”探究情境”等等。比如教师可以在“轴对称图形”这项内容教学完成之后，随意指出教室中的任意一个物品，比如黑板、电扇、地板砖、三角板等要求留守儿童进行是否是轴对称图形的判断，是轴对称图形的找出其对称轴的条数等等。将生活的元素融入数学教学活动当中，使留守儿童加深对数学知识的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