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1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

Bernard（1995）通过运用剩余所得评价模型得出企业的净资产和会计收益均与股票价格存在关系。Collins，Maydew&Weiss（1997）为了探索净资产、收益与股票价值相关性的系统性变化，对美国1953年至1993年的公司进行研究。Lev（1997）（1996）则认为这些是由于经济模式从资本密集型转到无形资产密集型造成的。然而，Dontoh，Radhakrishnan&Ronen（2004）认为，是非信息依赖型交易的增加，降低了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的解释力。Elliott&Hanna（1996）和Basu（1997）则通过实验证明了会计信息尤其是会计盈余信息对股票价格解释力的下降是暂时性盈余项目的增加的结果。

（二）国外研究

陆宇峰（1999）的研究发现净资产和会计损益对股票价格的解释力呈逐渐上升的趋势。魏国强、陈建文（1999）首先将研究模型加以改进和完善，对净资产和会计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结果显示净资产确实具有一定的价值相关性，但是，会计收益指标并不具有价值相关性，这显然与陆宇峰（1999）的观点相违背。朱红军、陈信元、陈冬华（2002）运用剩余收益定价模型，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1995年、1996年、1997年作为考察期，重点研究了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的三个变量：剩余收益、净资产和收益，同时，还研究了企业规模和股票的流通股比例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企业通过变更固定资产的折旧政策来进行盈余管理以增加或减少会计收益，但如若企业变更折旧政策的行为未向有关税务机关申报或未得到税务部门的同意，那么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必须进行纳税调整，但这种调整并不会影响到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如果企业进行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即通过调整不影响应纳税收益的项目只影响会计收益的项目，其行为就不会导致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上升，但却增大了会税差异。因此，认为如若企业存在类似于这种避税盈余管理活动，则在使得所得税税负水平得以降低的同时，也造成了会税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据此，提出假设1：假设1：企业所得税税负与会税差异负相关信息观认为，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充满了较多的不确定性，而且，财务会计信息的作用并非是向资本市场传递企业的经营损益本身，而是传递某些有助于使用者评估企业经营损益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真实收益就不可能仅仅通过企业的会计系统就能得到。信息观的思想即是会计信息有用性仅表现在其所提供的信号是否能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即是信息观下，仅研究会计信息是否影响股票价格的问题，并不需要考虑和研究资本市场是如何把会计信息作用于股票价格中的作用机理的问题。与信息观的思想不同，计价观则以公司估值理论为基础，以投资者的股票估值行为为出发点，指出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在于资本市场会以有关的会计数据和信息为变量对公司进行评价和估值，从而使财务会计信息能够对股票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即计价观研究的是资本市场是如何将会计信息转换到股票价格中的，其希望打开的是联系会计信息和股票价格的黑匣子。本文仅根据信息观的思想，研究会计信息提供的信号是否对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产生了作用，而不再进一步考虑和研究该作用是如何产生和转换的。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企业的财务会计损益具有一定的价值相关性。但基于以上分析，据此，假设2、假设3：假设2：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正相关且相关性呈下降趋势假设3：应税收益与股票价格正相关且相关性呈上升趋势如果假设3成立，即应纳税损益具有价值相关性，由于应纳税损益可供人为操纵的余地较小，比财务会计损益指标更能反映企业真实的盈利情况和经营业绩，猜测应纳税收益可能会对会计收益指标提供补充的或增量的价值相关信息，股票投资者会综合利用会计收益指标和应纳税收益指标这两项指标的信息，以此来对股票进行价格估值。据此，提出假设4：假设4：应税收益能在会计损益的基础上对投资者提供增量或补充的信息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年—2011年的数据为初选样本，并根据研究的需要作出以下剔除：剔除金融保险类和ST的上市公司；剔除未对企业所得税率进行披露或披露的所得税税率为0的上市公司；剔除利润表中利润总额≤0的上市公司，因为这类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通过公式进行估算出的是负数，不能真实的反应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负水平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存在的关系；剔除利润表中的当期所得税费用≤0的上市公司，，因为这类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也是负数，即推算出的实际税率并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税率，不能真实的反应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负水平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存在的关系；剔除推算出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100%的上市公司；剔除利润表中的基本每股收益（EPS）≤0的上市公司，因为需要根据基本每股收益和当期净利润估算出当期实际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最后得到的2008年—2011年样本公司数量共4330个样本，其中2008年915个，2009年991个，2010年1166个，2011年1258个。本文所得税税率来自RESSET数据库，其余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本文研究所用的统计软件工具EXCEL2003和SPSS11.5。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

构建涉及到的变量有所得税税负TR、会税差异占总资产的百分比BTD、每股股票价格P、基本每股收益EPS、每股应税收益TPS等。表（1）是各变量的具体定义。本文的主要是研究企业是否存在基于会计—税收差异的盈余管理行为，根据上述分析和所得出的假设，如果存在此行为，所得税税负与会税差异会呈负相关，因此，为了检验假设1，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检验企业所得税税负与会税差异关系的模型如下:模型1：TRit＝α0+α1BTDit+εit。其中，TR为因变量（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所得税税负；BTD为自变量（解释变量），表示会税差异占总资产的百分比；ε表示残差；t表示时期（年）；i表示各上市公司。为了检验假设2和假设3，我们可以比较会计收益、应纳税收益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及变化趋势，以及两种收益指标之间的差异，再来比较和研究两种收益指标价值相关性之间的差异。众所周知，财务指标之间较易存在多重共线性，以单一解释变量模型进行分析比以多个解释变量模型进行分析更具有说服力，也更能说明问题。据此，分别构建以下两个盈余资本化价格模型：模型2：Pit=β0+β1EPSit+εit。模型3：Pit=β0+β1TPSit+εit。其中，P为因变量（被解释变量），表示每股股票价格；EPS和TPS为自变量（解释变量），分别表示每股会计收益和表示每股应税收益；ε为残差；t表示时期（年）；i表示各上市公司。考察和分析了两种口径的收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及变化趋势之后，再对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R2的大小进行比较，可以得到考察期内，各年两种收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及变化趋势的不同。为了对假设4进行检验，将每股应纳税收益放入模型2中，考虑到财务指标之间较易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以（每股应税收益－每股会计收益）替代每股应税收益作为解释变量，以弱化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存在的共线性的影响。据此，设计出以下模型：模型4：Pit=β0+β1EPSit+β2（TPSit-EPSit）+εit。其中：P为因变量（被解释变量），表示每股股票价格；EPS和TPS分别表示每股会计收益和每股应税收益；ε为残差；t表示时期（年）；i表示各上市公司。如果实证结果表明，模型4的拟合优度R2比模型2的拟合优度R2高，就能说明应税收益指标能在在会计收益的基础上对股票价格提供了增量或补充的信息，从而，可以证明假设4的成立。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

（2）是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显示TR均值大的年份往往BTD的均值也大，这与假设1不符合，因此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进一步进行验证。

（二）回归分析

（1）模型1的回归分析。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这四年的实证结果，均显示会税差异的系数α1在0.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负数，说明会税差异越大，所得税税负越低，即企业的所得税税负水平的确与会税差异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证明假设1成立。即是说，企业很有可能会人为调控那些不会对应纳税所得额产生影响，但会影响会计收益项目，以此进行盈余管理活动，从而实现在不增加所得税纳税负担的情况下，提高经营业绩的目的，这也就可以相对地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2）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分析。由表（4）可见，每股会计收益变量EPS的回归系数，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这四年的考察期内，各个年份均在0.01水平下统计上呈高度显著，而且这四个年度的每股会计收益EPS的回归系数β1均为正值，与所提出的的假设一致，表明企业的每股会计收益指标与股票价格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即财务会计盈余指标的确具有价值相关性，会计收益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含量能影响到资本市场；且同时，这四年考察期内，各年度经调整的R2除2011年有小幅上升外，其余年度大体呈下降趋势，也即会计收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呈下降趋势，但并不明显，可能是样本数量有限，仅获得了4年的数据，导致观察到的变化趋势并不显著。参照同样的过程和方法，运用模型3对假设3进行实证检验，最终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见，与预期的结果一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这四年考察期内，各个年度所选用的样本的每股应税收益TPS的回归系数β1均在0.01的水平下存在统计意义上的高度显著，而且，每股应税收益TPS的回归系数β1均为正值，表明，企业的每股应税收益指标与股票价格之间的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即是说，应纳税损益指标的确具有价值相关性，应税损益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含量能够影响到资本市场；考察期内，各年度经调整的R2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且较明显，也即应纳税损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呈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从而证实了假设3的成立。（3）模型4的回归分析。由表（6）可见，与本文的猜测相一致，除2008年外，其余各年的每股会计收益EPS和（每股应税收益TPS-每股会计收益EPS）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从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分析来看，除2008年外，每股会计收益EPS和（每股应税收益TPS-每股会计收益EPS）的回归系数均在0.01的水平下呈高度显著，这反映两者均与股票价格高度相关。从图（1）中模型2和模型3的拟合优度来看，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这四年总模型4的经调整的拟合优度R2均比模型2的大。这就表明，应税收益指标确实能够在会计收益指标的基础上，为股票投资者提供了增量信息，从而证明了假设4的成立。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2

一、盈余管理概述

（一）盈余管理概念界定

盈余管理也称利润管理，是近年来会计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一直存有诸多不同意见。权威的定义有美国会计学家雪普（KatherineSchipper，1989）曾在著名的“盈余管理的评论”文章中提出的：盈余管理实际上是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该定义突出了盈余管理的出发点是私人利益的满足。美国会计学家斯可特（Scott，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在GAAP许可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使经营者自身效用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但该定义是狭义的，将盈余管理限定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采取的方法仅包括会计政策选择。此外，美国前证监会主席莱维特（ArthurLevitt，1998）对盈余管理现象表示担忧，认为盈余管理已成为美国证券市场参与者之间违背市场原则的游戏，将给美国财务报告系统造成很坏的影响。管理当局滥用“巨额冲销”的方式来调整费用正在威胁着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将盈余管理与财务舞弊之间不易区分的地带称之为“灰色地带”。该定义是广义的盈余管理概念。本文研究将盈余管理界定在狭义的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方法概述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的方法主要归类为以下几种：

第一，对会计原则的选择与运用。比如：（1）谨慎性原则的运用。即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不得多计资产或收益、少计负债或费用。（2）重要性原则的运用。重要性原则认为，对微不足道的项目则不值得对其进行精确计量和报告。企业可以运用会计职业判断中的重要性原则并通过增加或减少认为不重要的会计数据来进行盈余管理。

第二，会计政策和方法的选用。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企业一般要处于盈余管理的角度，站在有利于企业管理当局的角度进行选择，但是会计政策一旦选用就不得随意更改。

第三，会计估计的时点和数量以及关联方交易的判断也给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实务界在具体操作中，往往结合管理层的意图和公司发展所处的客观环境，从做大盈余、均衡盈余、做小盈余以及除垢之中选择合适的盈余管理方式。

二、盈余管理与会计职业判断

会计职业判断对盈余管理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根据国内外的各种表述，本文将会计职业判断定义为“具有会计专业技能知识和经验的会计人员，基于客观的、谨慎的、正直的态度，本着为会计信息使用者高度负责并为之提供高质量信息的职业精神，在会计职业标准的框架内或是会计职业标准制定机构的意识指引下，通过识别、计算、分析、比较或是咨询等方法，对不确定性的会计事项所做的裁决与断定的思维过程。”虽然盈余管理与会计职业判断都是对不确定性的会计事项所做的判断，但是会计职业判断与盈余管理之间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第一，主体不同。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而会计职业判断的主体是从事会计工作的会计人员。

第二，目的不同。盈余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管理当局的私人利益，但受益者和利益表现非常复杂，通常有报酬计划、债务契约、政治成本三大动机，也有我国现阶段公开上市发行股票、配股、避免处罚、炒作股票等动机。而会计职业判断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反映经济事项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的实际影响，在做判断时，要保持客观中立。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3

1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1.1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的限制

（1）新会计准则在会计政策中取消了发出存货计价的后进先出法，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使得企业的存货流转得以真实地反映，消除了人为调节因素，很好的限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

（2）部分资产的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减少了企业利用减值准备的计提和冲回在各会计期间之间调节利润的可能性。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必然增加企业的当期费用而减少当期利润，转回则相反，通过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可以将企业的全部利润在不同会计期间进行重新分配。新会计准则规定，除存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融资租赁中出租人未担保余值及未探明矿区权益的减值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以外，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新会计准则的这一规定，限制了企业会计人员在使用谨慎性原则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主观随意性。

（3）新会计准则扩大了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杜绝了企业利用缩小持股比例，分离若干子公司的方法，将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从合并范围中剔除，从而粉饰企业集团整体业绩的做法。新准则还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按照账面价值计量，这将有利于防止企业利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操纵利润。按这些规定编制的合并报表将能真实反映由母公司和子公司所构成的整个企业集团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很好的限制了上市公司利用母子公司的控制关系在合并或重组时利用不正当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1.2新会计准则客观上增加了盈余管理的空间

（1）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扩大由原来仅限于“为购建固定资产的专门借款所发生的借款费用”扩大到“为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存货、投资性房地产等的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的借款费用”。由于企业的借入资金借入后是混合使用的，企业上述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到底占用了多少一般借款，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的专门借款到底有多少被用于短期投资性运作、产生了多少投资收益，企业外部人很难准确了解，因此借款费用是费用化还是资本化，数量上如何分配，企业管理层选择的空间有所增大。

（2）公允价值运用范围的拓展新准则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方面的确认与计量中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公允价值如能在上述经济业务事项中得到正确运用，将有效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不能排除公允价值不被滥用。公允价值与企业盈余关系密切，其可验证性相对较差，加之存在信息不对称，审计部门和监管机构的审计、监管手段、方法等又不尽完善，所以企业管理层有意识地借助公允价值计量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极大。

（3）资产减值中会计选择与职业判断增多资产减值准则中的“可收回金额的计量”、“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折现率的选择”，“资产组的认定”等都存在不确定因素和主观判断，若企业管理层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将更难查证。

（4）研发支出的非完全费用化处理。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过去一直是全部计入当期损益。新无形资产准则将企业的研发费用分成两个阶段，并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资本化计入无形资产的价值，然后分期摊销。由于允许开发支出资本化大大降低了开发费用对发生当期利润的冲击，对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有利。但由于新产品、新设计和新技术的研发难度大，风险高，且其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界限也较难准确划分，因而可能被企业管理层，用于盈余管理。

2新会计准则下，完善企业盈余管理的对策

2.1不能将新的盈余管理行为完全归咎于新会计准则

因为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不存在因果关系。

2.2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盈余管理在本质上是企业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对企业会计报告信息进行调控，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要从源头上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必须限制企业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滥用，比较有效的措施是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形成对管理层权力的制约、监督。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外部必须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和兼并市场管理，大力发展经理市场；在企业内部要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之间的有效制衡机制，建立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基于合约委托关系的权责利关系。另外，由于即使是过度的盈余管理对企业也可能带来一定短期利益，因此要加强对管理层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就需要让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解滥用盈余管理对于企业形象和长期利益的危害，从而在企业达成一致共识，共同抵制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滥用，提高对管理层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效力。

2.3重视在职会计人员的岗位培训，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的会计准则已经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但是在会计实务界，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却远远落后于会计准则改革的步伐。通过对在职会计人员的职业培训，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理论和业务能力，使其知识和技能不断得到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要注重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提高，使其能正确理解在特定环境中某些会计处理方法的变更给企业所带来的影响。特别要使会计人员充分认识盈余管理和会计造假的不同意义和后果，对于操纵会计利润和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负责人和会计人员将会严格依法惩处。由会计职业道德缺失而引起的会计造假及其信息失真，已成为一个全球性、世界性的难题。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够健全，在新旧体制转换、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经营方式多元化，各种经济类型相互渗透的情况下，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对防止会计造假行为更显其重要。

3结束语

总之，应对新会计准则的影响予以重视，分析企业利用新会计准则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内容、方式、方法，预估企业利用新会计准则进行盈余管理的广度、深度和频度，研究近期审计和证券监管的对策，制定长远的治理规划，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会计信息的质量，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持续、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企业会计准则［S］.财政部，2006，(02).

［2］贾改仙.新会计准则缩小企业盈余管理空间［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11).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4

二、盈余管理活动变量

本研究中盈余管理活动的变量分为应计盈余管理活动变量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变量两类。

（一）应计盈余管理活动变量一是根据琼斯模型（Jones,1991）计算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用DA表示。二是根据修正的琼斯模型（Dechow,Sloan&Sweeney,1995）计算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用DA01表示。三是根据房地产行业特征调整的琼斯模型计算的操纵性应计利润，该模型即将修正的琼斯模型中营业收入的变化量减去应收账款的变化量改为用营业收入的变化量减去应收账款的变化量再加上预收账款变化量，由该模型得到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用DA02表示。三个应计盈余管理模型得到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均经过年初总资产调整。

（二）真实盈余管理变量本研究参考现有文献Roychowdhury（2006），Cohenetal（2008）,Coheneta（l2010）,Gunny（2010）和Zang（2012）对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研究，选用四个真实盈余管理的变量：一是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用Abnormal_cfo表示；二是异常生产成本，用Abnormal_Prod表示；三是异常期间费用，用Abnormal_SGA2014年第5期下旬刊（总第553期）时代Times表示；四是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汇总额，用REM表示，由于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期间费用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年份同一公司，所以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汇总额（REM）变量是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期间费用三项的加总，以衡量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总体情况。根据本文第三部分对盈余管理理论及实证研究模型的介绍可知，四个真实盈余管理变量均经过年初总资产调整。

三、控制变量

（一）宏观控制变量由于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且受经济周期、国家政策等影响大，本研究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人口（Population）、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四个变量作为宏观控制变量。

（二）微观控制变量本研究参照现有文献设置以下八个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一是总资产收益率（ROA），控制不同公司盈利能力的差异。二是市值(MarketValue)，控制不同公司规模的差异。三是市值账面比（MtoB），控制不同公司成长性的差异。四是“是否雇佣中国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师”（BigAuditor）和（5）“是否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AuditType），控制严厉的审计师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五是“微利公司（suspect01）”的筛选标准是ROE在[0,1%]，为控制一个为了避免亏损而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群体对本研究的影响。六是净利润(NetIncome)，控制房地产企业因净利润数额不同而需要进行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的影响。七是总资产负债率（leverage），控制不同资本结构带来的影响。

四、回归模型及回归结果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5

一、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客观条件

（一）会计准则等会计法规本身具有不完善性

由于客观的、主观的原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或漏洞，而这些缺陷或漏洞很容易给职业道德方面有问题的企业管理当局及其会计人员进行盈余管理提供条件。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不完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本身可能存在不合理因素。例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人员组成如果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计准则就可能出现偏向性。同时，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为了使准则对自己更为有利，都会提出各自的要求，而准则制定机构为了使自己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为了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求得平衡，就必须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第二，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本身固有的特点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机会。企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化，社会、法律和金融环境的日趋复杂化，使得同类会计事项的个性日益丰富，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会计准则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制定得很完备，势必留有一定的余地，即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会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从而使法定的会计政策在对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以及会计报告的编报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会计政策选择范围。同时，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即会计准则的制定常常落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缺位会使企业在准则外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由于“无法可依”而带有很大的弹性。第三，各项会计以及相关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也导致企业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原则选择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

（二）现行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固有的缺陷性

1.现行会计确认基础所固有的缺陷。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通用的会计确认基础，这一基础理论虽然较好地解决了收入与费用的配比问题，但在确认的过程中加入了主观性。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如果继续单纯地采用权责发生制，需要主观确认“量”的机会会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关于发生时间的确认也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些都会给盈余管理行为提供机会。

2.现行会计信息重要性原则和稳健性原则固有的缺陷。重要性原则允许企业对不重要的项目可以例外处理或灵活处理，但对于哪些项目是重要的，哪些项目是不重要的，无论从质的方面还是从量的方面，现行会计理论都未能作出具体规定。这样就给企业把重要项目按非重要项目处理提供了机会，从而有可能影响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公允表达。

隐健性原则的运用，使得企业收益平均化和秘密准备金的操作更容易。企业有可能为了使财务报告显示出持续稳定的盈利趋势或为了其它经济利益而采取收益平均化的会计行为，压低经营状况好的年度报告利润，将其转移到亏损年度或经营状况较差的年度。企业还可能利用稳健性原则通过过多地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等方法人为地低估企业资产或高估负债。

3.现行会计方法含有估计因素所固有的缺陷。在会计核算中，应当力求准确，但是，有些经济业务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如坏帐损失、存货跌价损失、或有损失等，因而不得不根据经验判断作出估计，从而使会计确认和计量工作不得不借助于假定和估计的方法。这同样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条件。

（三）会计信息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高度分离，所有者权利不断弱化，经营者——主要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地位不断上升，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控制者。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会计信息的垄断提供者，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而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最为有利的会计政策，以实现其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说，在我国国有企业规模和数量所占比重都非常大的情况下，由于所有者缺位、所有权虚化等原因，作为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最大使用者的国家，缺乏对会计信息质量需求的内在动力，或者说这种内在动力严重不足。而对上市公司的一些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股市行情，而不是企业的财务状况，许多投资者对会计信息根本没有深刻的理解，甚至根本看不懂会计报表，而且目前我国相对于投资者手中的货币数量来说，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还很小，会计信息的竞争受到很大限制，导致他们对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也严重不足。这些也都为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二、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动因

经济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会计信息提供者与使用者经济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是企业管理当局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内在动因。

（一）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奖金等收入最大化的动机

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企业管理当局两者的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只要不存在一种能够反映企业行为的充分信息指标，企业管理当局总要利用其信息优势侵犯股东权益。因此，股东与企业管理当局往往通过签订管理合约使两者的目标趋同。一个有效的管理合约应当能恰到好处地激励企业管理当局选择采取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但企业总价值的变动很难被观测到，从而使企业收益成为衡量企业总价值变动的最适当的指标。正是主要依靠这一盈利指标，委托人往往除了支付给企业管理当局固定的薪金外，还要支付奖金甚至股权与期权。奖金等收入的存在，驱使企业管理当局经常采取寻机性会计行为以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由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存在，委托人对会计利润进行调整往往得不偿失，这决定了企业管理当局有能力和条件通过实施选择和变更会计政策等盈余管理行为来达到其目的。

（二）上市公司首发股票及上市后配股等方面的考虑

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新股和股票上市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如“公司必须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等。同时，企业为了在发行股票时获得较高的溢价，往往通过盈余管理以“修正”发股前的历史数据，调整影响每股收益的所有变量，如有意高估盈利预测数；进行所谓“资产剥离重组”并按剥离后的结果对前三年“虚拟”一个会计主体进行模拟经营等。由于我国会计准则对关于资产剥离的规范性操作程序的研究明显滞后，对资产重组中涉及到的资本计价、固定资产减损、长期投资明显减值等有关损失的确认尚无明确规定，因此，许多上市公司便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来达到上市和提高股票发行溢价的目的。

股票上市后，按有关规定，其净资产收益率必须连续三年达到10％以上，才能获得配股资格。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资格，除了尽力搞好经营外，往往还会绞尽脑汁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如转让股权、进行关联方交易等力保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这几年我国证券市场上的“10％”现象就来源于此。另外，《公司法》还规定，如果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暂停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为了免受其苦，也经常利用盈余管理行为粉饰会计报告。

在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方面，上市公司为了配合一些证券机构在二级市场的股价操作，在披露信息的及时性与规范性上也大量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有关统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会计时滞现象非常严重，业绩变化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存在这种现象。为了使某些证券机构赢得操作时间，上市公司还会故意推迟重大内部消息的披露时间，或者滥用“临时公告”和“澄清公告”，故意使用“暂不分配”、“暂缓分配”等模棱两可的语言。

（三）债务安排方面的考虑

按照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债权人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企业用所获得的资金进行投资，投资成功后，股东可得大部分剩余，而债权人只能获得固定的利息；如果投资失败，股东在破产时可不必偿付全部债务，而债权人要承担全部后果。因此，债权人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保证到期收回本息，在贷款时，往往要求债务人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并在债务合同中订有一系列以会计数据定义的保护性条款，如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营运资本、固定资产、现金流动等方面的限制。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中的条款，则视为违约，其代价将十分惨重，不仅其贷款面临被收回的危险，而且其经营活动的自由还会受到限制。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将愿意选择可增加资产或收入以及减少负债或费用的会计政策，以避免产生违约行为。此外，如果在某种会计方法下经测算将发生违约行为，企业管理当局也可能会变更会计方法，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即使企业暂时还没有债务合同，但从为了将来扩大生产能比较顺利地筹集到资金的目的考虑，企业仍有可能会采取有利于收益增加的会计政策。所以，企业的债务安排也是其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动因。

（四）节约税收等费用方面的考虑

所得税是促使企业管理当局采取盈余管理行为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因素。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一般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然后再根据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企业为了节约税负，减少现金流出，往往尽量降低报告净收益。尽管税务部门在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额时，是采用税务会计的规定，从而减小了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空间，但仍有一些会计政策可供企业自行选择，如存货发出成本的计价方法——先进先出法与后进先出法的选择。报告盈利等会计数据还常被政府用于管制行业的收费标准（如公用事业等垄断性行业）的确定。一般来说，较低的报告盈利水平会减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业的行为和增加政府对企业补贴的可能性。因此，企业为了减少“政治成本”，避免政府利用会计数据来限制企业的行为，也往往采用能递延利润或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五）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更迭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许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仍然是政府行为，其干部身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导致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发生以下面临更迭的情况时，往往采取盈余管理行为。第一种情况是原来的高层管理人员即将退休时，为了在离职前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奖金等收入以及能够载誉而退，往往采用使报告净收益最大化的会计政策，使企业盈利呈现上升趋势。第二种情况是由于“商而优则仕”现象的存在，如果某位高层管理人员有职位升迁的可能性，其采取使自己任期内收益逐年增加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第三种情况是企业发生经营困难，经济效益很差，甚至面临破产时，会采取尽量提高利润，美化财务状况的盈余管理行为，以避免被解雇或被免职的命运。第四种情况是新上任的高层管理人员，为了增加企业未来预期的盈利能力，提高自己的经营业绩，往往会注销一笔巨额“不良资产”，以及采取一些其他的盈余管理行为来调整会计利润等财务指标。

三、企业盈余管理的利与弊

从客观上看，企业的盈余管理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首先从订立契约的角度看，根据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尽量降低契约成本。如果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存在盈余管理，不仅会降低契约成本，而且还可以使企业管理当局对预期或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从而较好地克服合同的不完备性和固定性，保护企业及经营者自身的利益。其次从资本市场角度看，由于企业管理当局掌握了大量的内部信息，而这些内部信息往往相当复杂并具有专业性，企业管理当局若要以报告的形式把它们传递给投资者，是相当困难并且代价高昂的，而盈余管理则能够通过“利润平稳化”手段传递企业原本无法传递的内部信息，从而有助于减少因资本市场激烈波动对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虽然盈余管理具有上述有限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盈余管理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降低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企业管理当局通过“内部人控制”的便利条件对会计信息按照其管理目标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使其披露的会计信息往往缺乏充分性和全面性，甚至缺乏客观真实性，从而使整个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对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失去了有效性。其次，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盈余管理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经营者甚至企业的利益，但是也存在较大风险，一旦投资者和债权人发现企业进行了对他们不利的盈利管理，就会对企业管理当局的道德和履行责任与义务的能力失去信任，导致资本市场和借贷市场失灵，不仅使企业管理当局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还会影响企业的声誉，给企业以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再次，盈余管理会损害投资者、债权人与国家的利益。由于盈余管理主要来自于企业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驱动，而企业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与投资者、债权人及国家的利益又存在不一致性，因而在许多情况下，盈余管理的存在会促使企业管理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投资者、债权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四、治理企业不当盈余管理的对策

（一）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准则的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博弈的产物，具有不完全性，利用会计准则中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和可变更性是企业管理当局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主要方法。因此，应当参照国际惯例，进一步修订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会计准则应对各类具体业务在全国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间作出完全一致的规定，笔者只是以为，会计准则应对不同行业的共同业务作出统一的规定；对不同行业或不同规模的企业所特有的业务作出分类的规定，使某一企业只能适用于其中的一类情况。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问题会不断涌现，如一些重要的表外信息、无形资产以及一些重要的非经济信息的披露等，需要会计准则及时进行补充修订和不断完善。另外，实践证明，不当盈余管理的普遍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会计准则的理解不准，故意曲解以及执行不力所造成的，因此，应当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并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二）明晰产权并设计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

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具有先天的规范和界定功能，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第一，股东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第二，各利益相关方与管理当局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和约关系。因此，只有产权界定清楚，会计准则的运行和会计信息的生成才会有效率，才能既允许和鼓励企业根据会计交易费用的高低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又可发挥会计准则的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还应当针对企业管理当局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要承认经营管理者的管理人力产权，具体可实行年薪制和经营者股权，同时辅以非货币激励方式，使企业管理当局能够充分得到与其经营业绩相匹配的收益和荣誉；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股东会、监事会等内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对企业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变更的理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会计影响应向各利益相关方披露，各利益相关方或监事会对所采用的不合理的会计政策有权要求企业管理当局作出解释或予以调整，并强化外部监控，对实施不当盈余管理行为的经理人员实行市场禁入制度等，从根本上切断企业管理当局机会主义行为的退路，使不当盈余管理的成本大大超过其获得的收益。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6

一、引言

盈余管理这一行为很早就在企业中产生并得到了应用，但是，关于盈余管理理论的产生却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对投资人、债权人、管理者等都会有不同层度的影响，适度的盈余管理能够促进企业发展，盈余管理过于严重的不仅仅会影响到企业，也将可能会扰乱经济正常运转。因此，盈余管理问题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下面我们首先认识下何为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概述

（一）盈余管理含义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使得企业本期的盈余能够达到所期望的水平，但是，这里的手段和方法是在不背离会计准则和相应的法规前提下所进行的，是有别于会计造假行为的。关于盈余管理与会计造假下文会有详述，这里不过的多分析。通常认为盈余管理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者的区别是企业在进行盈余管理时的方法不同。前者主要是利用现有的会计准则中较为灵活的规定进行的，例如，利用会计估计和会计政策的选择等，灵活的准则使得企业有选择的余地。企业通过此种方式进行的盈余管理为应计盈余管理，在该种盈余管理的方式下，企业的真实现金流量不会改变，这也是该种盈余管理的特点。后者主要是指企业通过一定手段和方法构造一些真实的交易或者有意识的控制交易的发生时间等进行的盈余管理活动。但是，这些交易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这一点也是区别于会计造假的。例如，控制本期的研发费用、出售长期资产、进行促销等活动。

（二）盈余管理与会计造假

会计造假是企业在违背相应的会计准则或者相应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对企业的利润等方面进行“调控”的，它与盈余管理具有本质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①是否是合法的。这是区分会计造假和盈余管理的关键，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盈余管理是在会计准则、相应的法律法规认可的范围内，采取的灵活选用准则或者法律允许的正常交易等方式进行的。调节手段方式以合法为前提。会计造假则是通过虚构交易、虚构凭证、伪造数据等方式进行的，这些活动不论是会计准则上，还是相应的法律法规都是不允许的，这种方式下的“调节”将会严重误导投资人，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投资人血本无归。②两种方式下调节的手段不同，盈余管理可以依据准则中灵活的规定，尤其是现有准则多为原则性的规定，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相应对自己有利的会计处理，例如，折旧方法的的选择，企业是选择直线法？还是加速折旧法？另外也可通过一些真实的交易达到控制盈余的目的，使得企业的盈余能够达到预期水平。例如，股票回购等。会计造假则不同，会计造假最常见的手段是虚构交易、捏造数据为代表的无中生有的方式。③最终受益者不同，盈余管理通常是在合法的前提下，通过一些方式达到进行合理的避税、拓宽融资渠道等目的，不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其产生的最终的结果是使得企业能够良好的运转，基于此方面，盈余管理的受益人应该为企业的股东，虽然管理层基于薪酬进行盈余管理，也有可能造成企业损失。但是，整体上看盈余管理最终还是能够使股东收益。会计造假恰恰相反，会计造假的进行一些列的虚构，最终结果往往使得企业无法经营，最终使得股东受损，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众多造假的案例悲剧的收场也能说明此点，通常而言会计造假是由于管理层掩盖自身的经营业绩的需要或者是为了获得高额的薪酬等目的而采取的，受益人主要是企业的管理层，大多数的股东是受害者。④两者导致的后果不同，一般而言盈余管理仅仅是将企业的盈余进行时段上的分配，不影响“真实”的盈余的情况下，树立企业更加良好的形象，所以，整体上而言，合理的盈余管理是有助于企业的发展。会计造假则是对盈余进行虚构，仅仅能得到短期效用，对企业和社会都有严重的危害。

三、盈余管理的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委托理论

资本主义的产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规模逐渐变大，企业的业务也逐渐扩大，面对的情况也日益复杂，在这种背景下现代企业制度应运而生，投资者与管理者不再是同一人，两者的分离正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股东仅仅作为投资人角色，不参与企业日常的运营管理，企业的运营以“契约”形式委托给了职业经理。这种制度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经济的大幅度前进。但是，随之产生了委托问题。委托人和被委托人都最求自身的利益，由于两者的利益在一定程度有冲突，从使得管理层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基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选择，从而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些对企业和股东都是不利的。基于委托关系企业的管理层需要以公司业绩证明自己的工作，为了达到“合格”，管理层会进行盈余管理，这是委托关系诱发的。同时，如果企业的盈余关系到股东和管理层时，双方也会进行暂时的联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委托理论是诱发盈余管理的基础理论之一。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由于资本市场的日益壮大，企业股东日益分散化，美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最为典型，基本上都呈现分散的特征，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已经使得股东脱离了企业，无法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近些年来加上股权的分散化，更加让很多股东难以接触到企业的内部，如果这些股东想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只有根据企业的财务报告，这使得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与委托理论一样，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也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为股东只能根据财务报告进行了解，而不知道管理层具体做了什么，如果管理层有意进行利润的调节，即我们所说的盈余管理，股东是无从得知的。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盈余管理能够出现，信息不对称是其必要的条件。

三、盈余管理产生的具体原因

（一）企业的内部

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讲，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应该有一下几点：①融资的需要。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或者进行相应的配股等是期融资扩张的主要途径，根据我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或者进行相应的配股，都有需要满足一定的利润指标。例如，首次IPO上市的企业必须有连续三年的盈利。而且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较差的还将面临着退市的风险。公司能够上市，对于公司而言意味着可以套取较多的资金进行发展，为了保住上市融资的地位，为了能够发型新股融资，企业进行相对应的盈余管理成为需要。即使是非上市公司也会面临融资的问题，企业良好的经营业绩也是其融资的关键所在，相信每一个债权人都不愿将钱借于毫无利润可言的公司。②进行避税。一方面，税法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很多，企业只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努力促成即可，例如，税法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允许研发费用150%税前扣除。加上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会导致不同的利润出现，企业可以选择对于自身有利的规定合理避税。③薪酬因素。在当今的企业中，管理层人员的工资大都跟企业的业绩挂钩，当然这也是较为合理的薪酬体系，因为管理层是否努力的工作很难判定，只能选用参照的标准，判断其是否努力工作，股东利益最大化无疑是更好的选择。管理人员为了能够获得高额的报酬通常将企业的盈余调到理想的位置。④基于政策原因产生企业因素，例如，企业规模的大小。

虽然政策因素是外部原因造成的。但是，是否满足政策的规定则是企业自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里将其归入企业的内部因素中。较为容易理解的是下面这个例子：美国的反垄法，一个企业如果规模过大、利润过高很容易就达到了垄断法上规定的限额，面临着被拆分的风险，例如，微软公司处理。企业如果不想遭到被拆解的命运，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将企业的利润调低。此外，像保险企业等特殊的行业还需要保证财务的安全程度，这些政策上的规定也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原因。⑤其他的因素。例如，企业内部进行新的管理层选举的时候，新上任的管理层通常都会将以往旧账进行清查、核对，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在降低以往盈余前提下进行，这样在自身任期内使自己更能有所“作为”。

（三）企业的外部

从企业的外部来看造成企业盈余管理众多因素中，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会计准则的灵活性造成的，会计准则的灵活性为盈余管理提供了实施的可能性。首先，我们知道现有的会计建立在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之上，权责发生制下强调的是收入和费用的配比问题。如何进行配比？在那个时间段进行配比？如何分摊？何种方式进行分摊？在现有会计准则中，在这些问题上，企业是有相应选择余地的。其次，财务会计中一些基本原则的运用。①稳健性原则，何为稳健？事件不确定性是大还是小？这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这种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因素，企业就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项减值的计提，从而操控利润，进行盈余上的管理，可见财务会计的稳健性原则也是盈余管理得以进行的因素。②与稳健性具有一样效果的还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重要性原则等，不论是其中的哪个原则都需要会计人员进行主观判定，尤其是重要性原则，何为重要？这并没有数量上的界定，因为有些事件尽管在金额上较小，但是对企业的发展影响较大。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原则的存在也是盈余管理得以进行的因素。最后，会计准则的可选择性，正如前文中所提及的关于固定资产折旧问题，如果企业处于避税方面考虑的盈余管理时，可以选择加速折旧法。虽然总体缴纳所得税税额是一样的，但是加速折旧法的选择能够推迟纳税的时间，货币具有时间价值，这是众所周知的，企业可以利用节约的资金在投资。

五、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盈余管理一词并非是贬义词，盈余管理理论的出现有着较强的理论依据，也有着深厚的环境因素，本文的分析局限于盈余管理是什么？盈余管理诱因是什么？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尚未具体分析。随着我国上市公司的增多，企业数量的增加，尤其是在现在取消了注册公司金额上的限制后，相信企业数量更会飞速增长，认清企业盈余管理以及其产生的因素，对于今后盈余管理的应用是非常有帮助的。（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侯佳欣.盈余管理动机、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D].西南财经大学，2011.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7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有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的理论主要可归纳为两种：道德论和工具论。道德论认为企业必须在道德准则的要求下从事“道德正确且有益社会的事”，管理层应该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道德使命。盈余管理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管理层如果是在伦理道德驱使下承担社会责任，就会在经营决策时考虑盈余操纵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并减少盈余操纵，为决策者提供透明可靠的财务信息（Kim et al.， 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发现，与那些社会责任差的公司相比，社会责任好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可预测性盈利，更加持续平稳的收入。在国内，朱松（2011）研究表明，投资者在判断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时，会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那些表现越好的企业，会有越高的市场评价，以及越高的盈余质量。吉利等（2014）、黄艺翔和姚铮（2015）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因此，如果管理层出于道德意识履行社会责任，其将会有更少的盈余操纵行为。

工具论认为，企业作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创造财富，掩盖或粉饰企业诸如盈余操纵等不当行为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即管理者一边通过盈余操纵对业绩进行调整，一边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将投资者的注意力从监督公司的盈余管理转移到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Kotchen和Moon（2011）也指出，企业意图通过社会责任来消除其不负责任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众多基于工具理论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管理者会利用社会责任来转移公众对其不当行为的关注。Petrovits（2006）研究认为，那些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以达到盈余阈值的企业会更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随后，Prior 等（2008）以2002年～2004年来自26个国家的593家公司为样本，研究认为管理者开展社会责任活动是为了掩饰操纵盈余的行为。针对国内企业，彭韶兵（2013）指出，企业会同时做着符合公众利益的好事和损害社会福利的坏事，他们并非真正有社会责任感，更多是通过做好事来对冲其所干坏事，以抵消或减轻坏事可能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朱敏等（2014）也发现，企业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管理层会基于私利动机，利用社会责任来掩盖其盈余操纵行为。因此，如果企业基于利己主义的工具理论出发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1：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H2：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基于2009年～2013年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剔除行业观测值不足15的行业，剔除金融类、ST和PT 样本，以及净资产为负和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共得到762个观测值。此外，文章在上下各1%的水平上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以控制异常值的影响。本文社会责任数据取自润灵环球（RKS），其他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

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本文构建了如下的回归模型来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

DAit=a0+a1CSRit+a2RAMit+a3ROAit+a4GROWTHit+a5LEVit+a6SIZE+a7MGT+a8BIG4+？撞Year+？撞Industry+？着it（1）

RAMit=b0+b1CSRit+b2DAit+b3ROAit+b4GROWTHit+b5LEVit+b6SIZE+b7MGT+b8BIG4+？撞Year+？撞Industry+？啄it（2）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并分别从应计盈余管理（DA）和真实盈余管理（RAM）两方面来加以测量。关于应计盈余管理（DA），现有研究普遍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算，本文亦采用该模型回归得到的残差的绝对值来估计DA，若DA的值为正，值越大表明企业进行向上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强，反之亦然。关于真实盈余管理（RAM），本文主要基于Roychowdhury（2006）和李增福等（2011）的研究，分别计算出企业的生产操控程度（PROD）、销售操控程度（CFO）和费用操控程度（DISEXP），然后用PROD减去CFO和EXP，即得到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RAM），该值越大意味着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本文采用润灵环球（RKS）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级打分结果来衡量。RKS在两个可持续发展报告国际指南（GRI3. 0和Sustain Ability）的基础上，研发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价体系（MCT），以整体性、技术性及内容性三个指标为出发点，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全面评价。由于RKS数据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公开可获得的特点，其已被学者广泛认同并应用于相关研究（吉利等，2014）。

另外，根据已有研究（Prior et al.，2008；Kim et al.，2012），本文加入了总资产报酬率（ROA，当年税前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公司成长性（GROWTH，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上年主营业务收入，除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LEV，年末负债总额除以年末资产总额）、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管理层持股比例（MANA，管理层持股数除以总股数）和事务所类型（BIG4，虚拟变量，若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则取值为1，否则为0）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Kim等（2012）和李增福等（2011）认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方式存在相互替代性，本文还在模型（1）中将真实盈余管理（RAM）作为影响应计盈余管理（DA）的控制变量，在模型（2）中将应计盈余管理（DA）作为真实盈余管理（RAM）的控制变量。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1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来看，样本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平均值为0.083 9，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464 0。真实盈余管理变量中，销售操控的均值为0.020 1，最小值为-0.170 0，最大值为0.604 0；生产操控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520 9和-0.270 0，均值为-0.001 1；费用操控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508 7和-0.036 0，均值为0；真实盈余管理总指标的均值为0.012 2，最小值为-0.586 0，最大值为0.731 5，说明公司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均值为31.253 0，最大值为78.710 0，最小值为13.764 4，中位数为29.890 0，标准差为11.020 0，表明半数以上的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不同企业间差异较大。其他变量分布比较均匀，没有出现极端值。

2. 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回归分析。表2列示了相关的检验结果。在与应计盈余管理（DA）、真实盈余管理（RAM）的回归中，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社会责任得分越高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这与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这也意味着存在盈余操纵的企业，倾向于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塑造一种企业遵纪守法、积极负责的良好公民形象，从而转移公众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关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证实二者间存在替代关系。此外，资产报酬率（ROA）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资产回报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应计盈余管理进行盈余操纵活动；企业成长性（GROWTH）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成长性好的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低；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与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负债率高的公司可能进行真实活动盈余操纵；事务所类型（BIG4）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具有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

3. 稳健性检验。首先，鉴于润灵环球主要是基于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侧重评价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情况，然而，一些企业可能不恰当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报喜不报忧”，从而导致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本文借鉴沈洪涛等（2011）的做法，运用“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后发现，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都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系数显著为正。其次，为了尽可能减轻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变化模型来进行检验，即将所有变量的当期值减去上年值得到变化值代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仍显著正相关。限于篇幅，以上实证结果均未予报告。

4. 拓展性检验：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从股权性质来看，就国有企业而言，其被认为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建君，2013）。并且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特别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他们承担社会责任会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朱敏等，2014）。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性质是追求经济目标的组织，管理者不仅面临提升经营业绩的压力，而且其往往就是公司大股东，分享企业剩余利润，他们有动机通过一切手段去追逐高额利润。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成本，高管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因此，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更多地关注经济因素。据此，本文预期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在分别检验了国有样本和民营样本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后发现，在民营样本中，企业社会责任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和应计盈余管理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在国有样本中，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并不显著相关。以上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更可能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其盈余管理行为，民营企业由于政治关联度和政策支持度相对较低，管理层在做决策时更可能受到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出于政府压力或社会稳定的需要，因此其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篇幅所限，该实证结果亦未予报告。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8

刘睿智(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075)

一、引言

根据Hambrick和Mason[1]的高阶管理理论，组织的行为策略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决策过程，更受到了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特征的影响。而已有的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中较少考虑到管理者特征对其的影响，仅有少量文献主要集中在探讨管理者性别以及年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2-3-4]，而并没有系统考察管理者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且现有研究多假设管理者为理性经济人，而实际企业管理者由于自身知识背景、年龄以及性别差异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因此，研究管理者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会更符合企业的实际状况，对理解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更好的指导意义。

Watts和Zimmerman[5]就提出管理者的薪酬计划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三大动机之一。随后的诸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假设。但是该类研究并没有考虑到薪酬动机下的盈余管理程度受管理者特征影响。由于管理者个人特质的不同，在面临盈余管理决策时，其对于风险的判断以及收益的权衡将会截然不同，进而影响到其盈余管理程度。因此，基于薪酬动机研究管理者特征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将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状况，同时也为理解企业管理者个人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提供较好的切入点。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Hambrick和Mason[1]的高阶管理理论认为，组织的行为策略与绩效都显著地受到企业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影响，包括管理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以及社会关系。正是由于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差异，造成了其在认知能力上的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行为策略，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的未来经济绩效。

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作为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会计选择问题，也会涉及到道德问题。同社会学中的年龄与行为分析相类似，随着企业管理者年龄的增大，其体力与精力也会逐步下降，理解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随之下降，其行为会更趋于保守，且会更为珍惜目前阶段所获得的财富与声誉，安于公司目前阶段的现状，而不愿承担较大的风险获取更高的收益。Huang等[4]就详细分析了CEO的年龄与企业的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CEO年龄的增大，企业会显著减少其迎合分析师预测的盈余管理行为，其财务重述的水平也显著较低，企业的盈余质量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可以合理预期随着管理者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大，企业会进行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因为该行为会让其承担更多的风险，降低个人的效用水平。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管理者性别对于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多，且主要是基于风险分析的视角。Groson和Gneezy[6]的研究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是风险回避者，而公司的决策行为都是受到企业的管理者风险偏好的影响。这种特质反映在企业的会计选择行为上应该就是其采用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减少自身所面临的法律风险。Francis等[2]研究了公司CFO由男性变更为女性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的变化，即与男性CFO相比女性CFO出具的财务报告会更为保守，且市场对于女性CFO在位期间公司出现的负面盈余信息反应不足，这更激发了女性CFO采用更为保守的会计政策，减少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Peni和Vähämaa[3]的研究同样也发现CFO为女性的公司会有较高的盈余质量，盈余管理行为较少。因此，若在公司高层管理团队中，女性管理者的增加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的财务报告更为保守，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女性管理者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而管理者的学历背景、教育程度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目前鲜见于文献。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是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因素。Castle和Jane[7]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处理公司业务的能力越强，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从而对公司的绩效有较为正面的影响。根据叶上葆等[8]的推论，由于高层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经营能力越强，公司并不需要进行过多的盈余管理行为来维持业绩，但是其实证分析只证实了继位管理者的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出现盈余管理行为，并没有直接得出教育程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的结论。而根据Hambrick和Mason[1]的分析，企业高层团队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价值观与认知偏好，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但并没有显著证据表明，高层团队的受教育程度一定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是，他们进一步分析指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的管理团队，其绩效一定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由此可见，良好的高等教育虽然不一定必然导致高绩效，但是通过教育所传导的正确的价值理念必然会抑制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越低。

由于管理者薪酬水平与业绩相联系，从而导致了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动机，管理者在业绩压力之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通常会采用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来满足业绩要求。但是考虑到管理者团队的背景特征，其薪酬契约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产生相应的变化。正如H1的分析，由于高龄管理者安于企业现状，为了保持声誉，不愿承担风险，特别是在现有中国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较多，且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尚未普遍施行，管理者的薪酬与业绩的关联较弱，因此，薪酬对于高龄管理者团队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但另一方面，可能正是由于制度建设的不健全，企业高层管理者可能会进行较多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通过业绩操控抬高股价，伺机出售其所持公司股票，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是通过离职前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企业业绩，为离职后谋取更好的退休福利。因此，笔者认为薪酬对于年龄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明确。

而管理者的性别差异对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女性管理者作为天生的风险回避者，其通常不会通过盈余管理来满足业绩要求；而男性管理者则恰恰相反，其可能会实施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笔者认为薪酬激励会使得女性管理者更加谨慎，使得男性管理者更加激进，从而对性别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起正向的调节作用。从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看，良好的高等教育必定会产生正确的价值观，减少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报酬激励的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抵消，而报酬的正向激励以及资本市场的积极反应都会进一步强化管理者减少盈余操控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4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年龄与盈余管理行为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H4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性别与盈余管理行为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H4c：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教育程度与盈余管理行为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高管界定

笔者借鉴Hambrick和Mason[1]等的研究，将高管团队定义为公司现任监事会及董事会成员(包括董事和独立董事)、总裁、副总裁、CEO、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董事会秘书等。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笔者以2001—2014年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由于计算应计盈余管理模型的需要，实际的样本区间为2000—2014年。并按照以下标准选择样本：(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以及在研究区间内被证监会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行业年度少于15家的行业年度。(3)剔除上市时间不足1年的上市公司样本以控制IPO效应。(4)剔除管理者特征披露不详以及企业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最终获取样本数为1975个。文中管理者特征所需数据来自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司高管简历、通过手工搜集计算获得。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三)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水平。根据夏立军[9]的研究，Dechow的修正Jones模型最能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因此，笔者也采用该分行业分年度模型计量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采用证监会2001年行业代码，除制造业细分到二级行业，其他行业都采用一级行业代码)。

2.解释变量

笔者以高阶管理理论为基础，实证考察管理者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选取管理者团队的平均年龄(Age)、平均学历(Edu)以及团队中男性所占比重(Gender)为解释变量。同时考察了管理层激励(Inc)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

对于管理层薪酬激励，笔者借鉴Bergstresser和Philippon[10]的股权激励公式，但是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实施股权激励公司较少，因此，本文在计算薪酬激励占比时并不考虑管理者已被授予但尚未执行的股权数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Inc=0.010×Price×Shares/(0.010×Price×Shares+

Salary)

(3)

其中，Price为股票年末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Shares为管理层持股数量，Salary为管理层工资数额。

3.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笔者选取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规模(Size)以及企业成长能力(Growth)等变量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不同企业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同时，笔者还设定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不同年度中经济情况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

(四)检验模型

为了考察管理者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管理者激励措施与其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交互影响，笔者构建如下回归模型来验证H1—H3：

以上数据显示全国房地产市场综合实力百强企业的市场份额即CR100从2011年的26.2%增加至2017年的47.7%，增长率为82.1%。从10强和百强企业的数据对比分析来看，二者均表明全国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在不断增强，但10强企业的市场份额的提升速度稍快于百强企业，这说明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大企业规模增长有所加快，市场集中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不过，按照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标准，当前全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竞争型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虽有所增长但仍处于偏低水平，这是对中国房地产业市场结构的一个基本判断。

DA=β0+β1Tmc+β2Lev+β3Roe+β4Size+β5Growth+

∑Year+∑Ind+ε

(1)

构建如下回归模型验证H4：

DA=β0+β1Tmc+β2Tmc×Inc+β3Inc+β4Lev+β5Roe+

β6Size+β7Growth+∑Year+ε

(2)

其中，Tmc为管理者背景特征，在回归分析中分别代入管理者性别、年龄以及学历程度。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1汇报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在进行描述性统计之前，笔者对文中的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了上下1%分位数的Winsorize处理。

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975)

通过对表1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表征样本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DA均值为0.034，表明企业的操控性盈余管理水平仅占到企业资产总额的3.4%，平均水平较低，而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极差达到3.784，这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就本文的自变量而言，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平均年龄达到46.970岁，这一年龄段的管理者正处于“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既拥有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管理经验，又拥有持续学习和不断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最小值39.370岁和最大值54.660岁来看，不同企业的高管平均年龄具有较大差别，表明不同企业之间在高管人事安排上有所差异。

2.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2变量间相关系数表(N=1975)

注：本表报告了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与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置于表的左下方和右上方；*、**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与Spearman相关系数，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与管理者特征变量之间均有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管理者特征确实对企业盈余管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管理者团队平均年龄和团队中男性管理者所占比重与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而管理者的平均学历水平以及接受的薪酬激励水平与其呈现一个负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H2与H3。同时还可以看到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500，可以断定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表2报告的相关性分析仅为单变量分析结果，考虑到有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其他因素，因此可能具有测度误差。更为严谨的结论有待回归检验的结果呈现。

(二)回归结果分析

1.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

由于盈余管理行为包括正向与负向两个层面的盈余管理行为，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均表示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因此，本文将盈余管理分为大于零组与小于零组，分别进行回归，以控制不同方向上的盈余管理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表3和表4分别报告了大于零组和小于零组的回归结果。

表3盈余管理水平大于零组回归结果(N=798)

注：括号内数据为经过稳健调整的t值。下同。

表4盈余管理水平小于零组回归结果(N=935)

通过表3可以看出，企业管理者的年龄对企业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有一个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013，显著性水平为5%，这表明，随着企业管理者年龄的增大，其所在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逐渐下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企业盈余质量大幅提高。H1得到验证。同时可以看到，管理团队的平均学历水平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03，且显著性水平同样为5%。这表明，随着企业管理团队平均学历水平的提高，企业同样有减少正向盈余管理水平的倾向，盈余质量大幅提高，H2得到验证。

对于企业管理团队中男性成员所占比重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影响方向为正向，但是其统计学意义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H3只能得到较为微弱的经验证据支持。究其原因，笔者推断，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中，团队高管大部分成员为男性，女性占比较少，因此，团队中性别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另外，就管理者的薪酬激励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而言，我们观测到了一个显著性水平为1%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46，与已有研究[11]相一致。表3中列(5)的回归中，我们将所有管理者特征变量放入同一模型，以进一步考察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上述结论均成立，并且，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进一步表明上述结论的稳健性。而控制变量中，仅有企业规模与盈余管理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均在1%水平上显著。虽然这与政治成本假设不一致，但是在中国背景下，企业可能为了获得政府支持，更有动机进行利润操控，提高利润，以从政府干预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通过表4可以看出，企业管理者的年龄与负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08，在10%水平上显著。即企业管理者团队的平均年龄越大，其负向盈余管理水平越弱，管理者的年龄对盈余管理程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与H1相一致。但是教育水平与负向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并不支持H2。由表4列(2)的回归结果可知，平均教育水平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77，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管团队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其越可能进行负向的盈余操控。表4中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H3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解释原因与正向组的解释原因相一致。表4中列(5)的回归结果与前4列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H1，H2与H3没有获得支持。在负向盈余管理组中，其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负向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与债务契约假设相一致，即越高的负债比率，企业越可能为避免债务违约而进行盈余管理行为。而其他控制变量与负向盈余管理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在不同的回归模型中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2.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

由于本文选用了包含时间变量的企业面板数据，因此，可以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企业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效应进行控制，同时，考虑到企业在不同年度可能会受到不同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笔者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构造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另外，由于样本数据之间可能会存在异方差以及截面相关、序列相关等问题，普通模型的回归会造成衡量的偏误，因此，笔者采用Driscoll和Kraay[12]稳健性回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控制。为了验证H4，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管理者年龄、教育水平和性别比重与薪酬激励的交乘项。由于交乘项的存在，模型(2)具有一定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构造交乘项以降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同上文的分组，表5报告了薪酬的激励对于正向盈余管理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表5回归结果：考虑薪酬激励作用(N=496)

通过表5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管理者的平均年龄与平均学历水平仍旧与其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均为1%)，性别与盈余管理水平的回归结果仍不显著，进一步证实前文结论的稳健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管理者学历水平与其薪酬激励的交乘项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其正向的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47，在10%水平上显著，H4c得到验证。这表明当企业的管理者团队的薪酬水平显著提高时，原先管理者团队对于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强了。但是，企业薪酬激励水平对管理者年龄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影响虽然存在，但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H4a，由于薪酬的此种调节作用虽然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正如假设分析中所阐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抵消，因此，造成其最终的结果并不显著。而企业薪酬激励水平对管理者性别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影响也并不显著，H4b没有得到验证。笔者进一步考察了薪酬激励对于管理者特征与负向盈余管理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回归结果略去没有汇报。

(三)稳健性检验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9

一、 引言

本文运用2009年～2012年共762个上市公司的样本观测值，以盈余管理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地，从最终控制人视角定义股权性质后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具有更显著的正相关性。研究结果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假说。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有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的理论主要可归纳为两种：道德论和工具论。道德论认为企业必须在道德准则的要求下从事“道德正确且有益社会的事”，管理层应该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道德使命。盈余管理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管理层如果是在伦理道德驱使下承担社会责任，就会在经营决策时考虑盈余操纵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并减少盈余操纵，为决策者提供透明可靠的财务信息（Kim et al.， 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发现，与那些社会责任差的公司相比，社会责任好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可预测性盈利，更加持续平稳的收入。在国内，朱松（2011）研究表明，投资者在判断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时，会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那些表现越好的企业，会有越高的市场评价，以及越高的盈余质量。吉利等（2014）、黄艺翔和姚铮（2015）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因此，如果管理层出于道德意识履行社会责任，其将会有更少的盈余操纵行为。

工具论认为，企业作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创造财富，掩盖或粉饰企业诸如盈余操纵等不当行为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即管理者一边通过盈余操纵对业绩进行调整，一边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将投资者的注意力从监督公司的盈余管理转移到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Kotchen和Moon（2011）也指出，企业意图通过社会责任来消除其不负责任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众多基于工具理论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管理者会利用社会责任来转移公众对其不当行为的关注。Petrovits（2006）研究认为，那些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以达到盈余阈值的企业会更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随后，Prior 等（2008）以2002年～2004年来自26个国家的593家公司为样本，研究认为管理者开展社会责任活动是为了掩饰操纵盈余的行为。针对国内企业，彭韶兵（2013）指出，企业会同时做着符合公众利益的好事和损害社会福利的坏事，他们并非真正有社会责任感，更多是通过做好事来对冲其所干坏事，以抵消或减轻坏事可能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朱敏等（2014）也发现，企业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管理层会基于私利动机，利用社会责任来掩盖其盈余操纵行为。因此，如果企业基于利己主义的工具理论出发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1：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H2：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基于2009年～2013年自愿社会责任报告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剔除行业观测值不足15的行业，剔除金融类、ST和PT 样本，以及净资产为负和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共得到762个观测值。此外，文章在上下各1%的水平上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以控制异常值的影响。本文社会责任数据取自润灵环球（RKS），其他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

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本文构建了如下的回归模型来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

DAit=a0+a1CSRit+a2RAMit+a3ROAit+a4GROWTHit+a5LEVit+a6SIZE+a7MGT+a8BIG4+？撞Year+？撞Industry+？着it（1）

RAMit=b0+b1CSRit+b2DAit+b3ROAit+b4GROWTHit+b5LEVit+b6SIZE+b7MGT+b8BIG4+？撞Year+？撞Industry+？啄it（2）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并分别从应计盈余管理（DA）和真实盈余管理（RAM）两方面来加以测量。关于应计盈余管理（DA），现有研究普遍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算，本文亦采用该模型回归得到的残差的绝对值来估计DA，若DA的值为正，值越大表明企业进行向上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强，反之亦然。关于真实盈余管理（RAM），本文主要基于Roychowdhury（2006）和李增福等（2011）的研究，分别计算出企业的生产操控程度（PROD）、销售操控程度（CFO）和费用操控程度（DISEXP），然后用PROD减去CFO和EXP，即得到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RAM），该值越大意味着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本文采用润灵环球（RKS）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级打分结果来衡量。RKS在两个可持续发展报告国际指南（GRI3. 0和Sustain Ability）的基础上，研发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价体系（MCT），以整体性、技术性及内容性三个指标为出发点，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全面评价。由于RKS数据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公开可获得的特点，其已被学者广泛认同并应用于相关研究（吉利等，2014）。

另外，根据已有研究（Prior et al.，2008；Kim et al.，2012），本文加入了总资产报酬率（ROA，当年税前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公司成长性（GROWTH，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上年主营业务收入，除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LEV，年末负债总额除以年末资产总额）、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管理层持股比例（MANA，管理层持股数除以总股数）和事务所类型（BIG4，虚拟变量，若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则取值为1，否则为0）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Kim等（2012）和李增福等（2011）认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方式存在相互替代性，本文还在模型（1）中将真实盈余管理（RAM）作为影响应计盈余管理（DA）的控制变量，在模型（2）中将应计盈余管理（DA）作为真实盈余管理（RAM）的控制变量。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1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来看，样本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平均值为0.083 9，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464 0。真实盈余管理变量中，销售操控的均值为0.020 1，最小值为-0.170 0，最大值为0.604 0；生产操控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520 9和-0.270 0，均值为-0.001 1；费用操控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508 7和-0.036 0，均值为0；真实盈余管理总指标的均值为0.012 2，最小值为-0.586 0，最大值为0.731 5，说明公司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均值为31.253 0，最大值为78.710 0，最小值为13.764 4，中位数为29.890 0，标准差为11.020 0，表明半数以上的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不同企业间差异较大。其他变量分布比较均匀，没有出现极端值。

2. 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回归分析。表2列示了相关的检验结果。在与应计盈余管理（DA）、真实盈余管理（RAM）的回归中，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社会责任得分越高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这与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这也意味着存在盈余操纵的企业，倾向于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塑造一种企业遵纪守法、积极负责的良好公民形象，从而转移公众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关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证实二者间存在替代关系。此外，资产报酬率（ROA）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资产回报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应计盈余管理进行盈余操纵活动；企业成长性（GROWTH）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成长性好的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低；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与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负债率高的公司可能进行真实活动盈余操纵；事务所类型（BIG4）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具有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

3. 稳健性检验。首先，鉴于润灵环球主要是基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侧重评价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情况，然而，一些企业可能不恰当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报喜不报忧”，从而导致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本文借鉴沈洪涛等（2011）的做法，运用“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后发现，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都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系数显著为正。其次，为了尽可能减轻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变化模型来进行检验，即将所有变量的当期值减去上年值得到变化值代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仍显著正相关。限于篇幅，以上实证结果均未予报告。

4. 拓展性检验：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从股权性质来看，就国有企业而言，其被认为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建君，2013）。并且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特别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他们承担社会责任会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朱敏等，2014）。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性质是追求经济目标的组织，管理者不仅面临提升经营业绩的压力，而且其往往就是公司大股东，分享企业剩余利润，他们有动机通过一切手段去追逐高额利润。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成本，高管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因此，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更多地关注经济因素。据此，本文预期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在分别检验了国有样本和民营样本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后发现，在民营样本中，企业社会责任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和应计盈余管理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在国有样本中，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并不显著相关。以上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更可能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其盈余管理行为，民营企业由于政治关联度和政策支持度相对较低，管理层在做决策时更可能受到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出于政府压力或社会稳定的需要，因此其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篇幅所限，该实证结果亦未予报告。

五、 结论

本文运用润灵环球2009年～2012年的社会主责任报告评级数据，从盈余管理视角来探讨我国上市公司自愿社会责任报告的动机。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都很高。进一步划分股权性质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中。这说明了我国企业主要是基于工具动机承担社会责任。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管理者可能会战略性地运用社会责任工具，掩饰或转移公众对企业盈余操纵行为的关注。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识别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认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差异。同时，这也对相关部门提出了要求，即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规范性和完整性方面的引导和监督，强调和重视负面信息的披露；政府应尽快开展社会责任审计，督促企业真正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使命、战略和文化中；专业机构在评价企业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情况时，不应仅仅关注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还应收集隐见于企业年报、媒体报道等渠道的企业不负责任行为，综合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最终共同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Koehn D， Ueng J.Is Philanthropy Being Used by Corporate Wrongdoers to Buy Good Will？ [J].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2010，14（1）：1-16.

[2] 吴联生，薄仙慧，王亚平.现金流量在多大程度上被管理了――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金融研究，2007，（3）：162-174.

[3] 李增福，董志强，连玉君.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基于我国2007年所得税改革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1，（1）：121-134.

[4] 朱松.企业社会责任、市场评价与盈余信息含量[J]. 会计研究，2011，（11）：27-34.

[5] 吉利，何熙琼，毛洪涛.“机会主义”还是“道德行为”？――履行社会责任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28（5）：10-25.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10

Roychowdhury（2006）首次将盈余管理用具体的模型表示成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将两者的定义与界限清晰地划分开。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是指，在既定的会计准则范围内，通过熟练使用会计政策选择和采取最适宜本公司的会计估计变更来掩盖公司实际获得的利润或是虚增企业收益（Dechow and Skinner，2000）。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这一方式，报表上的现金流量并不会产生变化，但最终计算所得的账面会计利润与企业经营所得现金流量之间会产生巨大差值。真实活动盈余是通过现金流量表中三大活动，即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三项现金流活动的相对占比、交易时间所属的会计期间来完成的。

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相比较而言，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操作较为简单，但造成的账面数值差距较大，容易被相关的监察部门所发觉；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较为复杂，所涉及到的实际内容较多，操作较为繁琐，但不易被税务机关及其他报表使用者察觉，具有较大的隐蔽性，也将更深层次地危及企业（Mizikand Jacobson，2008；Mizik，2010）。进而可知，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渠道及程度，是目前公司代理人、股东、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等报表使用者所热切关注的话题，也是相关领域的学者所争相研究的对象。虽然国外文献中也有研究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文献，但研究背景是成熟的资本市场，所得出的结论不能直接应用于我国市场。

在国内学者所撰写的文献中，盈余管理的实证模型大致划分为两种，单一模型、多个不同的模型并行表示。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模型划分为三种：单一指标代替公司治理、多个指标同时作为衡量标准、多个指标综合成某一指数来表示公司治理。现有的文献中，大多是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这一单一指标来指代盈余管理，用多个指标一同表示公司治理，进而研究两者或者是再加上一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高雷、张杰（2009）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公司治理水平越好，企业所进行的盈余管理水平相对较弱。黄世英、吴文芳、陈克兢（2014）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与盈余质量正相关，即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所进行的盈余管理活动将越少，盈余质量也将会提升。但目前的文献中，尚未讨论到公司治理水平对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具体影响程度，具体的作用机理。苏柯、杜金岷、张超林（2014）研究发现，正向盈余管理水平占公司资产比重的年均值达7.6%，高于经营现金流净额占公司资产比重的年均值5%。这些数据也说明了目前企业运用盈余管理修饰报表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但具?w的选择标准以及运用机制与程度，是目前需要通过大量实证数据来研究与解决的。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有助于政府对盈余管理进行进一步的法规限制，也有利于报表使用者可以依据一些报表指标来判断具体的公司报表是否值得信赖与进一步投资。

目前，现有的文献大多从股权集中度、企业管理者能力、公司特征差异、公司治理态度等某一方面来研究其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公司治理水平与两种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的文章还不多。已有的文献大多从数个指标的角度来表示公司治理，本文选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表示公司治理，力求更加准确与可靠。本文将公司治理以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成一个数值，来研究与应计盈余质量、真实盈余管理两种盈余质量的关联，从而为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报表使用者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近年来，企业操纵盈余的方式逐渐多样化，不仅仅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这一方法。自国外学者Roychowdury（2006）提出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这一分类至今，人们的注意力就从以往的仅仅注重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转变到注重两者，甚至于更注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其原因在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所产生的效果十分明显，在经营现金流量表与企业利润之间形成较大的数值差；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则是运用隐蔽的方法，调节实际的应收、应付款项等的交易时间，进而改变企业的现金流量表的最终分布结构，使年度会计报告截止日期的账面数值更为可观。

现有文献中，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相关的文献方向有几种，分别是内部控制、避税、外部审计等方面。程小可、郑立东、姚立杰（2013）实证研究发现，不同企业的产权性质、规模会导致内部控制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产生不同的结果；有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公司，更少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李增福、董志强、连玉君（2011）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性质、公司规模、债务率等控制变量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管理层薪酬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有正相关关系，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同样也具有正相关关系。

Blair（1995）研究认为，狭义公司治理是指企业的所有者、董事、监事以及代理者众多角色之间的一种相互牵制的内部治理机制。马忠（2011）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时，企业的所有者与代理者之间的矛盾会加剧、公司盈利能力会下降，提高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将使企业盈余管理减少、盈余质量提高。由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公司治理水平与应计项目盈余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企业治理能力越强，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进行调控的可能性减小。

假设2：公司治理水平与真实管理盈余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企业治理能力越强，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相对减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5年的沪深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并对这些数据执行如下的筛选过程：（1）由于金融保险行业公司的财务指标以及会计科目的类别与其他行业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所以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2）剔除被 ST、*ST 及S的公司，即特殊处理、退市警告、未完成股改的公司。（3）剔除2015年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由于2015年未披露重要指标或者指标数据披露不全面的公司。最后，得到的样本为2 277个。本文中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与巨潮网。

（二）变量定义

1.公司治理的计量。通过阅读并借鉴陆正飞（2012）、蒋琰（2009）和 白重恩等（2005）等关于公司治理指数的文献，选取出适合本研究的公司治理指标，具体见表1。

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系统默认方差大于1的指标为主成分，故只取前面四个指标。前四个指标的主成分累加占比总方差的58.84%。结果显示，第一、二、三、四主成分的方差分别是2.189、1.500、1.159、1.037。依照惯例，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的?稻葜校?将排列在先的命为第一主成分，在本文中即为公司治理水平指标G。分析第一主成分可得出，10个变量 Topratio、Cstr2_10、Mana、State、Dual、Indratio、HB_share、Parent 、Boaedsize、Boardmeet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447、0.508、0.479、0.338、0.660、-0.237、0.166、-0.536、-0.763、-0.004。上述载荷系数大小与符号各不相同，从大小来看，在所构建的公司治理指数中，股权结构（Topratio、Cstr2_10）、公司性质（State）、高管激励（Mana）这三个指标的数值较高，对最终指数的贡献较大。

2.盈余质量。

（1）应计盈余管理。经反复试验，琼斯模型中依据行业分类的横截面修正模型的应计盈余更为贴近实际（Young，1999；Dechow et al.，1995）。因而，本文也采用此种方法计量。具体模型如公式（1）。

CACCi，t/TAi，t-1=η0/TAi，t-1+η1（ΔSALESi，t

-ΔARi，t）/TAi，t-1+η2PPEi，t/TAi，t-1+ωi，t （1）

其中，DAi，t表示企业操控性应计盈余，数值上与模型（1）的回归残差ωi，t 相等；根据资产负债表法计算得出企业总应计盈余CACCi，t；企业营业收入的年度变化额表示为ΔSALESi，t；企业期初总资产用TAi，t-1表示；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用PPEi，t表示；企业应收账款变化额用ΔARi，t表示。

（2）真实盈余管理。借鉴 Roychowdhury（2006）的分类方式，本文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EMi，t）分为销售操控（EM_CFOi，t）、生产操控（EM_PRODi，t）和酌量性费用操控（EM_ EXPi，t）等三个类别。销售操控是指企业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而给予折扣或者降低信用底线。生产操控是指通过不断增加产量达到规模效应的最优点或者接近点，进而获得更低的单位固定成本，使利润表上的营业成本更低，进而计算出更大的利润额。酌量性费用操控是指通过控制并减少企业的期间费用，如销售费用中的广告费、管理费用中的研发支出等来降低费用账面额。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总额用公式（2）表示。

REMi，t=EM_PRODi，t-EM_CFOi，t-EM_EXPi，t （2）

其中，EM_PRODi，t、EM_CFOi，t和 EM_EXPi，t分别是模型（3）、（4）和（5）的回归残差。生产成本表示为PRODi，t；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表示为CFOi，t；酌量性费用表示为DISEXPi，t；销售收入表示为SALESi，t；销售收入变化额表示为SALESi，t；期初资产总额表示为TAi，t?C1。

PRODi，t/TAi，t-1=α0+α1×1/TAi，t-1+α2SALESi，t/TAi，t-1+α3SALESi，t/TAi，t-1+α4SALESi，t/TAi，t-1+ξi，t （3）

CFOi，t/TAi，t-1=α0+α1×1/TAi，t-1+α2SALESi，t/TAi，t-1+α3SALESi，t/TAi，t-1+ξi，t （4）

DISEXPi，t/TAi，t-1=α0+α1×1/TAi，t-1+α2SALESi，t-1/TAi，t-1+ξi，t （5）

（三）模型设计

为了找出公司治理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具体关系，本文借鉴Cohen et al.（2011）和李增福等（2011）等学者的方法设定了如下模型：

ABDAi，t=β0+β1Gi，t+β2REMi，t+φCONTROLSi，t （6）

REMi，t=ρ0+ρ1Gi，t+μCONTROLSi，t（7）

公式（6）、（7）中，ABDAi，t表示操控性应计盈余的绝对值。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调节方向与数值无关，所以以绝对值表示。Gi，t表示公司治理水平，REMi，t为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总体水平。模型（6）包括REMi，t，而模型（7）不包含 ABDAi，t，原因在于企业确定盈余管理的顺序是先真实活动后应计项目，所以前者影响后者，但应计项目盈余不影响真实活动盈余。模型（6）的估计系数β1表示公司治理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

为了使实证研究数据可信度高，本文还选取了以下变量为控制变量（CONTROLSi，t）：公司规模SIZEi，t用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当年净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表示为ROAi，t，资产负债率用LEVi，t来表示。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从下页表2可知，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极大值为4.2053、极小值为-15.5635，均值为-0.0047，说明不同企业间的盈余管理水平差别较大。操纵性应计盈余的极大值为17.5666，极小值为0.0000，均值为0.4527，不同企业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同时也表明采用操纵性应计盈余的企业比采用真实盈余的企业数量更多。公司治理水平的极大值为2.139，极小值为-3.607，说明不同企业的治理水平有较大区别；均值为0.000，说明企业的治理水平目前处于无功无过状态，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二）相关性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公司治理与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验证了前文的假设，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会引致操纵性应计盈余上升；真实盈余管理与操纵性应计盈余负相关，表明企业采用盈余管理模式会有所?戎兀?采用一种时，另一种的使用就会下降；资产负债率与操纵性应计盈余负相关，总资产周转率与应计盈余负相关，企业规模与操纵性应计盈余也是负相关。

（三）回归结果

模型一中，操纵性应计盈余与真实活动盈余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在采用一种盈余管理的同时，会减少另一种盈余管理方式的使用。公司治理与操纵性应计盈余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治理越完善，企业越不会采取盈余管理，企业的盈余质量将越好。资产负债率与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说明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越会采取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正面维护公司形象。企业盈利能力、规模与操纵性应计盈余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盈余管理方式，更加注重保护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价值与商誉。

模型二是探究公司治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企业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小。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盈利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呈负相关，说明企业在低负债时会更倾向于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在高负债时采取的可能性较小；企业在盈利能力较强时，不易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在盈利能力低时采取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低。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采取真实盈余管理，是由于真实盈余管理更隐蔽，被发现的可能性更小，对企业的危害也将更大。

五、研究结论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11

一、引言

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采用了“委托—”结构，股东用股权激励来解决问题中出现的激励相容问题。但股权激励的实施可能会诱发经理人调整企业的业绩，短期影响企业的股票价格，产生盈余管理的问题。所以研究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的关系是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国有企业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盈余管理的比较研究中，只是笼统的表明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要大于民营企业（宋文阁，荣华旭2012），没有具体的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盈余管理上的差别，本文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研究

（一）股权激励数量与盈余管理

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大的管理层更可能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通过调整应计收支来防止未来盈余大幅下跌，同时，管理层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迎合分析师的预测。结合我国的上市公司大多是国有控股，股权激励上明显多于民营企业，所以提出假设1：

H1：股权激励数量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行权限制期与盈余管理。

有研究发现行权限制期越长，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难度越大，行权时长与实施股权激励后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而根据统计，国有企业的行权限制期明显短于民营企业。因此，提出以下假设2：

H2： 行权限制期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呈负相关，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

（三）第一大股东特点与盈余管理

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对盈余管理依然能产生直接的影响，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其进行盈余管理的能力越强。而国有股股东由于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存在，对盈余管理的监督能力可能较民营股股东更差。据此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3和假设4：

H3：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H4：当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股东时，其盈余管理程度高于民营企业盈余管理程度。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选取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证监会在2006年出台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本文选取了2006年～2010年中实施股权激励的沪深两市A股所有上市公司，经过筛选后，得到86个样本数据。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二）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在李增福等（2011） 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可操控性盈余管理进行研究，设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DEM1和民营企业盈余管理程度DEM2。

2.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为股权激励数量SN，行权时间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S。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公司治理结构变量为控制变量。分别为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DEBT，董事会规模DIR。

（三）建立模型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如下的回归模型：

BJ=C+A1JS+A2Ln（SIZE）+A3DEBT+A4DIR+u

其中，BJ代表被解释变量，JS代表解释变量，C代表截距项，Ai为待估计的参数，u为随机误差。根据所检验的研究假设的需要，分别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回归分析，形成6个模型。

四、实证分析

表1表示的是模型回归结果，由模型1和模型2可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股权激励数系数分别为0.2990和0.2050，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验证了假设1；从模型3和模型4可得，行权限制期的系数分别为-0.011和-0.007，表明行权限制期长短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验证了假设2；从FS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由0.049和0.037可以看出来当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股东时，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高，从而验证了假设3和假设4。

五、结论

本文通过比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从股权激励数量、行权时长、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三个方面表明了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要高于民营企业。（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12

增加价值反映了企业所创造的能够分配给股东、债权人、管理者、职工、政府等各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符合现代管理理论的思想。而操控性盈余管理行为会对企业的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流动产生影响。文章根据增加价值理论把单位资产创造的扣除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增加价值定义为资产增值率，反映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通过研究不同方向盈余管理行为下盈余管理程度与资产增值率的相关关系，探索企业的利润操纵行为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机制。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增加价值的含义进行了理论界定并提出计算方法（熊楚熊，1996；楼土明，1996；陈守文，1998；徐鹿1999；朱卫东，2008等）。虽然学者定义的角度不同，但有关增加价值计算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增加价值生产法和增加价值分配法。而从数据可得性、信息的可理解性（朱卫东、许云芳，2010）以及体现企业的多元主体等角度考虑，生产法更适合应用于实际以反映企业价值创造的能力。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是普遍存在的，Burgstahler和Dichev（1997）、Hayn（1995）陆建桥（1999）、王亚平（2005）、赵春光（2006）、薄仙慧（2007）等学者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企业盈余管理进行研究，且在其存在性方面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所以应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计算增加价值时应考虑将企业进行盈余操控所产生的影响排除在外。

盈余管理一方面会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暂时躲过财务危机、减少订约成本、传递内部信息、增强投资者信心等；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如信息失真、影响企业市场价值等的消极影响（黄晓彬，2009）。本质上，应计盈余管理的操控不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和内在经济活动但会导致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转移，影响企业的整体运营模式和盈利情况，进而对企业价值创造产生影响。Riahi-Belkaoui（1996）研究了增加价值与股票回报之间呈非线性的关系。Van Staden（1999）研究了增加价值与股价之间的相关回归关系。但作为利润操控手段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公司增加价值创造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当企业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大于0时，认为企业进行了正向的盈余管理；反之当操控性应计利润小于0时，认为进行了负向的盈余管理。有学者提出企业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会导致企业的报告利润增加，通常出现在自身经营出现问题或者为了获取局部利益的企业；而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企业通常是经营业绩比较好而出于利润平滑的目的进行盈余管理。文章认为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出现在经营良好的企业，程度较小正向盈余管理也可能给企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而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情况将对其产生负面影响。利润操控对企业的影响将导致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高或下降，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正向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上市公司，其资产增值率与其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假设2：正向盈余管理程度低的上市公司，其资产增值率与其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假设3：上市公司的资产增值率与其负向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负向盈余管理程度的高低对相关性影响不大。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选取2006年以前在中国境内发行的A股非ST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作为初选样本，并按如下原则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公司。（2）剔除研究期间实施股权融资的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和存在极值的公司。共得到2007～2011年样本数据4656个，其中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样本2441家，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样本2215家。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所用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11.0。

2.变量指标计算。（1）盈余管理程度。使用基于行业分类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考虑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对公式（1）进行分年度分行业的OLS回归，将回归估计参数代入公式（2）得到各公司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通过公式（3）计算各公司每一年度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具体公式如下：

TA/A=β0（1/A）+β1[（ΔREV-ΔREC）/A]+β2（PPE/A）+β3（IA/A）+ζ （1）

DA =TA/A-NDA （3）

其中：TA为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之差，即总体应计利润；A为期初总资产；ΔREV为销售收入变动额；ΔREC为应收账款变动额；PPE为固定资产原值；IA是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原值；ζ为随机误差项；DA为经期初总资产标准化处理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2）资产增值率。使用分配法计算增加价值，由于盈余管理会通过改变报告利润影响增加价值向企业自身分配的部分，所以用扣除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增加价值指标反映企业真实的价值创造水平。为资产增值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T=（CAD+INT+PAY+TAX+RET-DA×A）/EA （4）

其中：CT为真实的资产增值率；CAD为现金股利即当期派息数；INT为利息支出；PAY为职工薪酬增加额；TAX为当期税费支出；RET为当期净利润留存企业的部分；EA为平均总资产。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行为背后所蕴含的企业操控动机和自身生产经营状况不同，所以对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机制也不同。将样本分为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两组，对两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呈现于表1。两组样本的盈余管理程度都显著异于0，说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确是普遍存在的。而两组样本的资产增值率也显著异于0，说明中国A股上市公司创造增加价值的平均水平处良好。可以看到负向盈余管理组的价值创造能力要高于正向盈余管理组，同时文章对两组样本的资产增值率进行了双样本的t检验结果发现其均值差异显著异于0，说明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企业大多是出于平滑利润的目的其自身业绩比较好所以增加价值创造能力较高。

（二）分组比较分析

文章将正向和负向两类盈余管理方式在各自的程度上进一步进行细分，找到两组样本各自的上、下四分之一分位点形成如表2所示的四个分组。对每组样本进行盈余管理程度和资产增值率的相关性分析并检验其相关系数的显著性。表2结果显示，进行较高程度正向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其资产增值率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当企业的操控性应计利润超出一定的范围时，盈余管理的消极影响将凸显且其自身也很可能是处于经营状况恶化的阶段，在这样的一系列影响下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越会对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产生负面影响。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较低的上市公司其资产增值率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但不是很显著，可能的原因有如下两方面：首先，程度较温和的盈余管理行为很可能会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得企业资金从其他利益相关者短暂流入企业经营活动的运作中，帮助企业渡过暂时难关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其次，由于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投资者对盈余管理的消极态度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盈余管理积极作用产生的效果不明显。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从整体上看，其资产增值率都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但显著性有差异，较高程度负向盈余管理的企业资产增值率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但较低程度企业两者相关性的显著性不高，这说明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企业普遍是经营较好的企业、资产增值率较高。且负向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越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因为利润平滑有利于资源在不同年度间流转，从而有利于企业抵御外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

增加价值立足企业整体而非仅仅股东的角度，增加价值指标可以全面的反映以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文章通过研究基于增加价值的资产增值率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探索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利润操纵行为对价值创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进行不同方向盈余管理方式的上市公司其价值创造能力不同，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其资产增值率显著高于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公司。且在不同盈余管理方向下其盈余操纵程度的不同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盈余管理一直是资本市场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盈余管理行为对企业生产经营、资金运作、股价表现等各方面的影响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结论。文章站在企业全局的角度，探究盈余管理行为对其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发现在一定范围内的利润操控不会对企业产生消极影响反而会有助于企业的价值创造，而严重的恶意的盈余操纵将会导致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下降。这为全面认识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楼士明.论增值会计[J].会计研究.1996（11）：25～28

[2]徐云芳，朱卫东.基于增加价值的职工所得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关系研究[J].财会通讯.2010（10）：8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