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念论文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机关

一、引论

据法律治理国家。我国法治思想最早产生于奴隶制末期和封建制初期，以商鞅、慎到、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法治的内涵与外延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对法治的认识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原创：韩非等人倡导的所谓“法治”，是指帝王所制定而严令臣民遵守的统治手段。在封建社会时期的所谓“法治”，是指以“天条”维护封建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的特权。在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是反对封建特权的有力武器，但同时又是维护私有制、维护以财产为社会成员等级身份的法宝。但法治毕竟是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产物。我党虽然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一直重视法制工作，但对法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在建国初期，同志的治国方略是专制加若干民主，法治长期被理论界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期间虽然在“评法批儒”，表面上颂扬法家，实际经历了十年的无法无天。1979年1月26日王明礼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人治和法治》一文，拉开了“人治与法治”大讨论的序幕。①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1979）64号文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的概念，明确了法律、司法权威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据说该文件在两高征求意见时，有关人士非常欢迎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但建议最好由学者提出，以避向党要权之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说，我入党50年，这是我看到过的有关民主与法制的最好的党内文件。②此后，彭真等个别国家领导人强调过依法治国，但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在1984年再版的《法学词典》中，对“法治”开宗明义的解释仍为：“某些剥削阶级思想家主张严格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思想”。③90年代在法学界仍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能人是否需要特殊保护”的大讨论。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序言。2002年11月8日，××××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及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目标，进行了深刻、全面的论述，翻开了我国法治的新篇章。④

社会主义法治，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前提下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实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模式。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是在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前提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全新的概念：首先从立法上，是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立法，这是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立足于私有财产立法的经济基础；从政党体制及政体上，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及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受控于财团、三权鼎立的政治基础；从执法上，我国的司法官员是国家公务员，不是政治平衡妥协的产物，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官员是所属政党代言人的执法立足点；在法律适用上，“三个代表”是根本指针，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是最终目的，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财产决定身份导致的事实不公终极目标差别。

理念,即理性、系统的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前提下，理性的处理党政关系、关系、立法、守法、法律实施等一系列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理想、思维模式。理念有自觉主导人们思维方向、行为方式的作用，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哲学化、理想化的意识。不同的理念，对同一个问题会形成不同的认识，处于不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从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法队伍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意义，就是要求政法干部队伍深化对社会主义法治深远的政治意义、及长远的战略意义的认识，提高执法水平及能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民主、巩固国家政权、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我国长期以来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法（党权与司法）不分、政法（政府职能与司法职能）不分、公私（公权与私权、公有与私有）不分。由于缺乏正确的治国理念，关系不清，治国方略长期左右摇摆，政治运动不断，政策长期代替法律，朝令夕改，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深刻的历史教训，使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步认识到了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政治文明的重要意义。

文明的定义，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人们所见到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现象的总体。⑤政治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⑥主要指与政权治理有关的活动。政治文明主要与政治野蛮、独裁相对应，各国的意识形态不同，对政治文明内涵、外延的理解不同，所以定义也不同。但对法治属于政治文明的内涵之一，属基本统一的共识，因为法治是排斥个人独裁、野蛮政治的。政治文明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危，也关系到公民的安危。法治可以通过正常选举解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通过民意理性的处理政府换界过度，防止因国家领导易人产生动荡，有效防止将国家的安危寄希望于个别人。邓小平同志曾深刻的说：“将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个别人身上，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现象，还是法治靠的住”；法治又可以有效防止将个人安危寄希望于圣人治理的国家。威廉一世基于战绩的骄傲，站在自己行宫的顶端欣赏自己王土的美景，却被一座破旧的老磨房挡住了视线，他下令拆除，遭到磨房老主人的拒绝，出钱赎买仍行不通，一怒之下，威廉一世下令武力拆除。磨房主一纸诉状将威廉告到法院，普鲁士最高法院判决国王败诉、赔偿损失、在原址重修磨房。“法律既然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所以一个人，不论他是谁，擅自发号施令就绝不能成为法律”。⑦法治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而不是个人随意发号施令，随时有可能将任何一个公民陷于危险的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替、党政关系、依法执政、政企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是长期存在于我国的敏感的问题、必须基于法治理念才能厘清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提，而依法治国又是理性治国的基础。1982年，我国宪法正确处理了党法关系，此后在逐步理顺党政、政企关系。但我国的人权问题从1983年解禁到1991年才正式开始系统研究，⑧孙志刚的无辜惨死，才促使我国为控制盲流、维护社会治安的收容制度，改革为对弱势群体人性化服务的救助制度；杜培武、佘祥林、滕兴善等冤案的又考问我们对司法现状的深刻反思。⑨20年代夫妻在家中看黄碟被警察查处事件的公开披露，再次考问了我国的公权与私权的法律界限。可见，无法治理念，何以有依法治国，无依法治国，何以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需要经济基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等部分地区的农民，因贫穷以买血为生，导致群体感染艾滋病，我国还有数千万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民众，他们连生存都存在问题，参政、议政，行使民利根本无从谈起，对他们还谈什么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也需要物质文明为基础。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发展经济、奠定物质文明的基础，物质文明的基础恰恰要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积累，而市场经济又需要法制来维护其应有的正常秩序、以法治理念指导下的司法、行政执法、守法、法律实施，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无地域区别、无主体身份区别的公平、平等、正义、诚信的环境。

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不同的理念，就会有不同的意识、不同的思维和不同的心理。八十年代初，我国进行农村改革，很快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随之国民经济有了大幅度提升，但“三角债”、黄、赌、毒、刑事犯罪问题居高不下，诚信、道德等精神文明问题日显突出。严打之后的刑事犯罪不断反弹、一些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促使精神文明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普法教育为公民划定了道德底线，在为公民培养法律意识的同时，也在为公民树立法治理念，为依法治国奠定人文基础。

可见，建设“三个文明”，首先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奠定坚实的依法治国的人文基础。

三、社会主义治理念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有效实施的重任。检察队伍是法律监督职责的载体，检察队伍是检察官与司法辅助人员有机组合的整体，检察官个体通过亲历每一起刑事案件，对其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对案件当事人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评判，对工作上游的警察、下游的法官的执法情况进行甄别，是日常法律监督的实施者。不同的执法理念，对监督对象的行为性质会得出不同的评判结果。尤其现在我国在外交、内政方面，处于比较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国际上，超级大国出于其自身利益，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上的打压；国内“法××××”、“门徒会”等一些反动组织，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在一些地区还比较猖獗，重大刑事案件居高不下，群伤、群死、环境污染的重大事故时有发生，腐败问题仍属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所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在于：

1、有助于检察队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法律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因为法律往往是政治斗争成果的肯定和反映。政治为保持其理性和有序性，又必须受制于法律。在现实社会中，有时法律与政治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法律监督者如果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就很难看清法律问题背后的政治背景，丧失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简单的法律事件处理；但在法治社会，处理有复杂政治背景的法律问题，既要考虑政治目的，又要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坚持依法处理，保证合理、合法。比如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团伙等。

2、有助于检察队伍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正确处理日常检察事务。法律意识，指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统称。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之一，站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法律意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就是要求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代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作用，正确看待现有法律及法律现象；正确理解和解释现行法律的含义；全面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稳妥的处理好打击、处理与预防刑事犯罪，惩处犯罪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应有的正常社会秩序和尽力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的辨证关系，准确适用法律。

3、有助于检察官养成依法理思维、以法言法语办案的思维定式。不同的理念，有不同的思维、行为定式和习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促进检察官刻苦钻研法学专业理论，提高检察官自身的法学造诣，以精深的法理知识准确认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为提高办案质量、规范办案程序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4、有助于检察官养成依法办事的行为习惯。意识支配行为，意识要付诸于行为才能变为现实，而行为成为需要深厚文化理论底蕴和修养为基础的、依法办事的习惯，需要坚定的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为检察官养成言、行、举、止依法约束的行为习惯，提供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5、有助于检察官明确正确的服务方向，和公正的美德，为构建和谐社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原创：和谐、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将我国建设成世界上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强国是最大的道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了这个道理。公正是一切和谐的基础，所以，希腊人将公正命名为第二种美德。⑽只有懂得公正的人，才会尊重所有人的权利，才会忠诚的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和谐服务。检察官的一切法律监督活动都必须坚持公正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强化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观念，坚持“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职业操守，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检察工作发展的关系

法律监督是法治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的质量保障。检察机关作为日常法律监督机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检察机关正确、全面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从法律适用监督入手，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法治的前提是法律制度的统一。我国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国情及利益格局复杂，所以法律授予立法资格的主体多，法律层次及其效力比较复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利于检察机关在检察实践中，拓展法律适用选择视野，从社会主义角度审视现有法律、法规的合宪性，效力的合法性，理性的甄别监督对象所适用法律的合宪性、效力的合法性，保证法律制度的统一实施。

2、从执法活动监督入手，保证法律实施统一。法律的统一实施，既包括法律在我国领土内得到统一、有效的贯彻落实和遵守、执行，又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合法权益平等的受法律保护和违法行为平等的受法律追究。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徒法不足以行，法律需通过人来实施。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受执法理念、法律意识，利益驱动等各种因素影响，有可能使法律在有些地区、对有些人的贯彻、落实大打折扣，甚至被歪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利于检察机关拓展监督视野，站在维护的高度，坚持平等的执法观。在我国领土内，无特殊的地域、党派、群体和个人。无论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私有个体及其他所有制主体；无论是曾经为国家和人民做过多大贡献或有多大能耐、多高地位的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检察机关都有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责任和义务。

3、从执法环节监督入手，保证程序实体并重。法治的核心就是公正，但公正的结果是通过公正的程序一步一步实现的。无公正的程序，很难有公正的结果，最起码很难使人相信结果的公正性。所以，程序公正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助于检察机关在监督实体法的执行之前，首先要监督程序法的遵守情况，延伸监督视野，深入执法前沿，细化监督环节。从立案到执行，使每一个诉讼环节都做到法治化、规范化，使每一道程序的公正为结果的公正奠定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

4、执法效果监督入手，保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是通过对法律的实施，达到法律规范预期追求的、规范社会秩序或调整社会利益的效果。由于法律规范的高度抽象性、调整范围有限性、滞后性等特点，及人们受文化知识、传统习惯、、民族习俗、法律意识等各种因素影响，法律的实施有时会出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统一的情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助于检察机关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以法治的视角，提高执法能力与工作艺术，找准执法切入点，兼顾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准确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把握公正与效率的辨证关系。对于犯罪情节较轻、危害后果不严重又真诚悔罪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罪犯，切实体现轻缓的刑事政策，通过不及量刑建议等司法程序，使其依法从宽。延伸检察职能，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利用检察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途径，做好犯罪预防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建立检察机关应对社会治安的预警机制，及时分析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治安形势，为当地党委和政府决策当好参谋和助手；改革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出庭公诉方式，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尽力减少社会对立面；要充分行使检察职权，拓展监督视野、强化法律监督力度（包括职务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导致群伤群死的公共安全犯罪的立案监督），对严重的刑事犯罪，依法坚决从严打击；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好务。

中央政法委决定对政法队伍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既是为依法治国打好坚实的基础，又是因为执法人员的行为本身就对社会有示范作用，这支队伍的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关于法的意识形态，从而奠定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础。这是高屋建瓴之举，我们检察人员不仅应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还应通过检察业务的开展，推动全社会成员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这才是教育活动的最终目的。

[p=center]2006年4月20日[/p]

注释①、1999年《法学》第7期，《从“法制”到“法治”二十年改一字》——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26），李步云、黎青文章，第2页。

②、2004年《法学》第9期，《中国法治建设里程碑式的党的文件》，李雅云文章，第10页。1999年《法学》第7期《从“法制”到“法治”二十年改一字》——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26），李步云、黎青文章，第3页。

③、1984年《法学词典》增订版第605页“法治”条。

④、——《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十六大报告专题读本》第32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⑤、《欧洲史》，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著,海南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9页。

⑥、《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修订本，第1609页《政治》条。

⑦、《社会契约论》——卢梭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页。

法治理念论文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机关

一、引论

据法律治理国家。我国法治思想最早产生于奴隶制末期和封建制初期，以商鞅、慎到、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法治的内涵与外延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对法治的认识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韩非等人倡导的所谓“法治”，是指帝王所制定而严令臣民遵守的统治手段。在封建社会时期的所谓“法治”，是指以“天条”维护封建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的特权。在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是反对封建特权的有力武器，但同时又是维护私有制、维护以财产为社会成员等级身份的法宝。但法治毕竟是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产物。我党虽然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一直重视法制工作，但对法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在建国初期，同志的治国方略是专制加若干民主，法治长期被理论界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期间虽然在“评法批儒”，表面上颂扬法家，实际经历了十年的无法无天。1979年1月26日王明礼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人治和法治》一文，拉开了“人治与法治”大讨论的序幕。①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1979）64号文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的概念，明确了法律、司法权威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据说该文件在两高征求意见时，有关人士非常欢迎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但建议最好由学者提出，以避向党要权之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说，我入党50年，这是我看到过的有关民主与法制的最好的党内文件。②此后，彭真等个别国家领导人强调过依法治国，但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在1984年再版的《法学词典》中，对“法治”开宗明义的解释仍为：“某些剥削阶级思想家主张严格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思想”。③90年代在法学界仍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能人是否需要特殊保护”的大讨论。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序言。20__年11月8日，××××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及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目标，进行了深刻、全面的论述，翻开了我国法治的新篇章。④

社会主义法治，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前提下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实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模式。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是在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前提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全新的概念：首先从立法上，是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立法，这是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立足于私有财产立法的经济基础；从政党体制及政体上，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及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受控于财团、三权鼎立的政治基础；从执法上，我国的司法官员是国家公务员，不是政治平衡妥协的产物，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官员是所属政党代言人的执法立足点；在法律适用上，“三个代表”是根本指针，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是最终目的，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财产决定身份导致的事实不公终极目标差别。

理念,即理性、系统的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前提下，理性的处理党政关系、关系、立法、守法、法律实施等一系列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理想、思维模式。理念有自觉主导人们思维方向、行为方式的作用，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哲学化、理想化的意识。不同的理念，对同一个问题会形成不同的认识，处于不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从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法队伍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意义，就是要求政法干部队伍深化对社会主义法治深远的政治意义、及长远的战略意义的认识，提高执法水平及能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民主、巩固国家政权、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我国长期以来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法（党权与司法）不分、政法（政府职能与司法职能）不分、公私（公权与私权、公有与私有）不分。由于缺乏正确的治国理念，关系不清，治国方略长期左右摇摆，政治运动不断，政策长期代替法律，朝令夕改，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深刻的历史教训，使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步认识到了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政治文明的重要意义。

文明的定义，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人们所见到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现象的总体。⑤政治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⑥主要指与政权治理有关的活动。政治文明主要与政治野蛮、独裁相对应，各国的意识形态不同，对政治文明内涵、外延的理解不同，所以定义也不同。但对法治属于政治文明的内涵之一，属基本统一的共识，因为法治是排斥个人独裁、野蛮政治的。政治文明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危，也关系到公民的安危。法治可以通过正常选举解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通过民意理性的处理政府换界过度，防止因国家领导易人产生动荡，有效防止将国家的安危寄希望于个别人。邓小平同志曾深刻的说：“将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个别人身上，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现象，还是法治靠的住”；法治又可以有效防止将个人安危寄希望于圣人治理的国家。威廉一世基于战绩的骄傲，站在自己行宫的顶端欣赏自己王土的美景，却被一座破旧的老磨房挡住了视线，他下令拆除，遭到磨房老主人的拒绝，出钱赎买仍行不通，一怒之下，威廉一世下令武力拆除。磨房主一纸诉状将威廉告到法院，普鲁士最高法院判决国王败诉、赔偿损失、在原址重修磨房。“法律既然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所以一个人，不论他是谁，擅自发号施令就绝不能成为法律”。⑦法治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而不是个人随意发号施令，随时有可能将任何一个公民陷于危险的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替、党政关系、依法执政、政企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是长期存在于我国的敏感的问题、必须基于法治理念才能厘清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提，而依法治国又是理性治国的基础。1982年，我国宪法正确处理了党法关系，此后在逐步理顺党政、政企关系。但我国的人权问题从1983年解禁到1991年才正式开始系统研究，⑧孙志刚的无辜惨死，才促使我国为控制盲流、维护社会治安的收容制度，改革为对弱势群体人性化服务的救助制度；杜培武、佘祥林、滕兴善等冤案的又考问我们对司法现状的深刻反思。⑨20年代夫妻在家中看黄碟被警察查处事件的公开披露，再次考问了我国的公权与私权的法律界限。可见，无法治理念，何以有依法治国，无依法治国，何以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需要经济基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等部分地区的农民，因贫穷以买血为生，导致群体感染艾滋病，我国还有数千万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民众，他们连生存都存在问题，参政、议政，行使民利根本无从谈起，对他们还谈什么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也需要物质文明为基础。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发展经济、奠定物质文明的基础，物质文明的基础恰恰要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积累，而市场经济又需要法制来维护其应有的正常秩序、以法治理念指导下的司法、行政执法、守法、法律实施，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无地域区别、无主体身份区别的公平、平等、正义、诚信的环境。

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不同的理念，就会有不同的意识、不同的思维和不同的心理。八十年代初，我国进行农村改革，很快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随之国民经济有了大幅度提升，但“三角债”、黄、赌、毒、刑事犯罪问题居高不下，诚信、道德等精神文明问题日显突出。严打之后的刑事犯罪不断反弹、一些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促使精神文明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普法教育为公民划定了道德底线，在为公民培养法律意识的同时，也在为公民树立法治理念，为依法治国奠定人文基础。

可见，建设“三个文明”，首先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奠定坚实的依法治国的人文基础。

三、社会主义治理念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有效实施的重任。检察队伍是法律监督职责的载体，检察队伍是检察官与司法辅助人员有机组合的整体，检察官个体通过亲历每一起刑事案件，对其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对案件当事人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评判，对工作上游的警察、下游的法官的执法情况进行甄别，是日常法律监督的实施者。不同的执法理念，对监督对象的行为性质会得出不同的评判结果。尤其现在我国在外交、内政方面，处于比较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国际上，超级大国出于其自身利益，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上的打压；国内“法××××”、“门徒会”等一些反动组织，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在一些地区还比较猖獗，重大刑事案件居高不下，群伤、群死、环境污染的重大事故时有发生，腐败问题仍属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所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在于：

1、有助于检察队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法律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因为法律往往是政治斗争成果的肯定和反映。政治为保持其理性和有序性，又必须受制于法律。在现实社会中，有[本文权属文秘港:]时法律与政治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法律监督者如果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就很难看清法律问题背后的政治背景，丧失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简单的法律事件处理；但在法治社会，处理有复杂政治背景的法律问题，既要考虑政治目的，又要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坚持依法处理，保证合理、合法。比如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团伙等。

2、有助于检察队伍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正确处理日常检察事务。法律意识，指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统称。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之一，站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法律意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就是要求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代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作用，正确看待现有法律及法律现象；正确理解和解释现行法律的含义；全面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稳妥的处理好打击、处理与预防刑事犯罪，惩处犯罪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应有的正常社会秩序和尽力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的辨证关系，准确适用法律。

3、有助于检察官养成依法理思维、以法言法语办案的思维定式。不同的理念，有不同的思维、行为定式和习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促进检察官刻苦钻研法学专业理论，提高检察官自身的法学造诣，以精深的法理知识准确认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为提高办案质量、规范办案程序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4、有助于检察官养成依法办事的行为习惯。意识支配行为，意识要付诸于行为才能变为现实，而行为成为需要深厚 文化理论底蕴和修养为基础的、依法办事的习惯，需要坚定的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为检察官养成言、行、举、止依法约束的行为习惯，提供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5、有助于检察官明确正确的服务方向，和公正的美德，为构建和谐社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和谐、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将我国建设成世界上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强国是最大的道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了这个道理。公正是一切和谐的基础，所以，希腊人将公正命名为第二种美德。⑽只有懂得公正的人，才会尊重所有人的权利，才会忠诚的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和谐服务。检察官的一切法律监督活动都必须坚持公正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强化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观念，坚持“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职业操守，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检察工作发展的关系

法律监督是法治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的质量保障。检察机关作为日常法律监督机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检察机关正确、全面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从法律适用监督入手，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法治的前提是法律制度的统一。我国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国情及利益格局复杂，所以法律授予立法资格的主体多，法律层次及其效力比较复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利于检察机关在检察实践中，拓展法律适用选择视野，从社会主义角度审视现有法律、法规的合宪性，效力的合法性，理性的甄别监督对象所适用法律的合宪性、效力的合法性，保证法律制度的统一实施。

2、从执法活动监督入手，保证法律实施统一。法律的统一实施，既包括法律在我国领土内得到统一、有效的贯彻落实和遵守、执行，又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合法权益平等的受法律保护和违法行为平等的受法律追究。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徒法不足以行，法律需通过人来实施。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受执法理念、法律意识，利益驱动等各种因素影响，有可能使法律在有些地区、对有些人的贯彻、落实大打折扣，甚至被歪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利于检察机关拓展监督视野，站在维护的高度，坚持平等的执法观。在我国领土内，无特殊的地域、党派、群体和个人。无论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私有个体及其他所有制主体；无论是曾经为国家和人民做过多大贡献或有多大能耐、多高地位的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检察机关都有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责任和义务。

3、从执法环节监督入手，保证程序实体并重。法治的核心就是公正，但公正的结果是通过公正的程序一步一步实现的。无公正的程序，很难有公正的结果，最起码很难使人相信结果的公正性。所以，程序公正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助于检察机关在监督实体法的执行之前，首先要监督程序法的遵守情况，延伸监督视野，深入执法前沿，细化监督环节。从立案到执行，使每一个诉讼环节都做到法治化、规范化，使每一道程序的公正为结果的公正奠定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

4、执法效果监督入手，保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是通过对法律的实施，达到法律规范预期追求的、规范社会秩序或调整社会利益的效果。由于法律规范的高度抽象性、调整范围有限性、滞后性等特点，及人们受文化知识、传统习惯、、民族习俗、法律意识等各种因素影响，法律的实施有时会出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统一的情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助于检察机关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以法治的视角，提高执法能力与工作艺术，找准执法切入点，兼顾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准确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把握公正与效率的辨证关系。对于犯罪情节较轻、危害后果不严重又真诚悔罪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罪犯，切实体现轻缓的刑事政策，通过不及量刑建议等司法程序，使其依法从宽。延伸检察职能，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利用检察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途径，做好犯罪预防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建立检察机关应对社会治安的预警机制，及时分析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治安形势，为当地党委和政府决策当好参谋和助手；改革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出庭公诉方式，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尽力减少社会对立面；要充分行使检察职权，拓展监督视野、强化法律监督力度（包括职务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导致群伤群死的公共安全犯罪的立案监督），对严重的刑事犯罪，依法坚决从严打击；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好务。

中央政法委决定对政法队伍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既是为依法治国打好坚实的基础，又是因为执法人员的行为本身就对社会有示范作用，这支队伍的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关于法的意识形态，从而奠定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础。这是高屋建瓴之举，我们检察人员不仅应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还应通过检察业务的开展，推动全社会成员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这才是教育活动的最终目的。

[p=center]20__年4月20日[/p]

注释①、1999年《法学》第7期，《从“法制”到“法治”二十年改一字》——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26），李步云、黎青文章，第2页。

②、20__年《法学》第9期，《中国法治建设里程碑式的党的文件》，李雅云文章，第10页。1999年《法学》第7期《从“法制”到“法治”二十年改一字》——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26），李步云、黎青文章，第3页。

③、1984年《法学词典》增订版第605页“法治”条。

④、——《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十六大报告专题读本》第32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⑤、《欧洲史》，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著,海南出版社20__年11月版第9页。

⑥、《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修订本，第1609页《政治》条。

⑦、《社会契约论》——卢梭著，商务印书馆20__年版，第51页。

法治理念论文篇3

（一）法律权威不足，尚未在社会中形成法律至上的意识

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但在目前中国社会中，还没有形成对法律信任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大于法、权大于法的问题还很突出。无论对于老百姓还是领导干部中都尚未养成对法律的信仰，形成法律至上意识。本来，现行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认真贯彻执行我国宪法和法律对统治者整体及老百姓来讲是应当的，也没有任何害处。但现实的问题是：从形式上看，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通过法律完成的。而事实上法律实施的状况非常令人担忧，“既有的法律和制度不能得到严肃对待和有效实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法律实施的问题几乎存在于所有法律部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立法不少，执法不好”，“立法如林,执法无人”，“经济要上，法律要让”等等，这些都成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状况不佳的真实写照。此外，对权力拥有者个人而言，依照法律行事会带来权力行使的不便。因为有规则和程序的约束，权力行使的任意性受到了遏制。于是权力拥有者根据有利于自身和本部门情形，或不认真执行法律或选择性执法司法，这种无视法律权威状况和以及不断漫延的腐败，已经引起人们普遍不满，统治的合法性已受到质疑。对老百姓而言，由于管理者不认真执行法律、选择性执法，导致老百姓信法、依法的意识还很淡薄，遇到问题或权益受到侵犯，首要的不是依法解决问题，维护自己的权益；更多想到的还是找关系、找领导，或者是向政府部门投诉，如果未获得理想中的回应，就会采用一些过激的方式，以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扩大影响，以赢得大众的支持，最终引起领导层的注意来解决问题。总之，在中国，法律因为被政治、道德等所绑架而没有了权威性，法律成为“参考”的对象，法治成了可用可弃的工具。

（二）权大于法的观念依然盛行

与法律权威不足相伴随的就是权大于法。虽然近30年，中国人如何实现法治一直进行积极的探索，一直在批判权大于法的理念与做法，然而由于历史传统的惯性使然，权大于法的观念是根深蒂固。虽然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宣扬法治，宣扬依法治国，但在法治实践中，权力拥有者奉行实用主义的立场和方法，采用法治的边缘意义而非其核心意义。在学界法治的含义比较清楚，如“讲究程序、限制权力、依法办事、法律至上”等，但我们一边宣扬“依法治国”，一边又不断倡导以德治国，推行突破规则和程序的能动司法，要求在司法领域做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法治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标签，但依然抵挡不了历史惯性使然所奉行的权大于法的观念。权力行使的法定性与程序化，还只是在部分领域得以了落实。这说明法律在权力面前依然没有挺直腰，也说明法律没有权威，没有形成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意识。

（三）法治没有发挥制约权力的作用，反而沦落为权力的附属

社会秩序需要权力的介入，为使社会和谐有序就必须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换句话说，要发挥法律约束和限制权力的作用。博登海默认为：“法律的进步和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也就是说，法治的核心意义是约束和限制权力。现行宪法在序言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且对各国家机关的权限和职责都专章做了规定，这已比较接近法治的限权意义。但由于来自西方的现代法治观念引入我国的时间不长，因而人们在骨子里还是不太愿意接受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很多人对法治的限权意义还很较难接受。权力的拥有者只愿意接受以管理为核心的法治，更关注法治的监控功能，认为法律就是用来管理老百姓的。这种状况使得法律成为权力拥有者滥用权力、违法行使权力的工具，权力拥有者以行使法律的名义实现其权力效益的最大化。如有权的职能部门都存在较为严重寻租现象的现状说明了法律没有发挥限制权力的功能，反而沦为滥用权力的附属与帮凶。

二、缺少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

严格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人们普遍对于法律的刚性认识不足，执法者在执行过程中也过于灵活，普通老百姓也认为那些坚守法律规则的人是机械、迂腐的，不值效仿。在现实中，不守法律的举动连获成功，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也被认为很有面子，这激励了更多不遵守法律的行为。这正是人们不愿意依法办事、真心信仰法治的思想根源。比如：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食品安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并不是无法可依，也不能说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完全不知法，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缺乏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不按法律办事。学者童之伟指出：“许多的公权力组织处理事务的原则基本上是这样：法律的规定于己有利，能够约束普通百姓，就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的规定有利于公民，自己的行为受到了相关法律条款的限制，就把法律丢到一边。公权力组织最为恶劣的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不走任何法律程序，任意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虽然童先生的说法有失偏颇，但也有现实的影子。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权力拥有者选择性执法，只选择一些与有利于自己行使权力、可以罚款等相关的法律执行，而那些涉及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执行力度较差；还有的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这使得本来可以预防和化解的矛盾酿成了大问题，酿成，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比如说：在罚款方面，前不久有新闻报道，河南新郑的餐馆老板因使用了从郑州带回的食盐，被当地盐业部门罚款200元。这样的罚款处罚就不是依法行事，而是滥用权力。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是如此，虽然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严禁那些可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且环境评估不达标的项目上马筹建，但有的地方政府不执行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只要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能够拉动当地的GDP，而不管其是否污染环境，对老百姓的健康有无损害，甚至不顾老百姓的反对，都允许他们通过审批，上马筹建；这让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在个别地方甚至酿成了，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于那些已成为“污染大户”的老项目、老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为保财政收入，对他们的排污污染环境的行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要求受损害的老百姓要顾全大局，为地方的经济发展作出牺牲。

三、权利臣服于权力，权利的范围不断缩小

法治理念论文篇4

西方法治理念的起源要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约公元前8世纪)的“尚法”观念。经过两千多年的 发展 演变，这一观念逐渐成为了一种理念、一种信仰。它包涵着“ 法律 地位至高无上”“法治高于人治”“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众多思想和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念，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法治才具备了“处事方法”和“治国方略”的意义。那么，法治的理念在西方是如何产生？它又是怎样随时代演进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要从古希腊说起。

一、古希腊，从“尚法”到“良法之治”

自公元前8世纪，希腊开始进入城邦时代。城邦的诞生不仅为法律开辟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而且也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希腊人崇尚法律观念、维护法律权威的观念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观念就诞生在这个自由的精神世界之中。

如斯巴达的法律制度，由其政治制度的创建者来库古以“神谕”的形式传达，因而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斯巴达人也由此养成了极强的守法观念，他们自愿服从来库古法律的约束，极少违反，他们将对法律的遵从看成是一种“美德”。

在希腊的另一个著名的城邦雅典，最初并无成文法，仅有习惯法，雅典的平民极力要求制定新的法律来限制贵族的特权，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于是成文法应运而生。经过政府和民众的长期努力，雅典开始进入法律“统治”的时期。自此，法治的意识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形成，他们关注法律的权威，强调执政民众对法律的服从，并萌发了要用法律来建构政治秩序的愿望。

古希腊明确把法治作为治国方略而提出来的思想家是柏拉图，不过他的思想也经历了较大转变。最初他并不主张法治，在治国理论上，他的标准是正义和知识。在他看来，法律只是一种规则，但它本身不是正义和知识，因而不足以治理好国家。因此他提出：理想的国家必须由德才兼备的哲学家来统治，而不是由法律来统治，“治理国家的最佳的方法不是给予法律最高的权威，而是给予明晓统治 艺术 、具有大智大慧的人以最高的权威。”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方略实现的根本条件，是世上要存在像他描绘的美德和智慧俱全的人，对此黑格尔说“一说到地球上的人，那么他(柏拉图)的理想就不可能实现了，因此这样一个理想完全是虚幻的”。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法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是古希腊法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较早为我们揭示了法治的基本内涵和价值目标，并批出了建构法治的基本方略，为我们较为完整地勾勒了一幅法治国家和社会的蓝图。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律具有至上权威是法治的关键，而良法是法治的基石，这是法治的两大基本要素。亚里士多德为法治的发展确立了崇高的奋斗目标，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法治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二、古罗马，从崇尚理性到关注权利

古希腊的城邦文明最终被罗马人征服，但是，罗马人并没有因为军事征服希腊而同样征服希腊人的思想文化，相反，他们却被淹没在希腊的思想文化之中。在法治思想领域，罗马人也成了希腊法治思想的后继者和传播者。

在继承和发展古希腊法治思想的思想家中，我们不能不提到西塞罗。一方面，他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和法治思想同斯多葛学派的 自然 法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确证法治的必然和正当；另一方面，他又根据自己的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来阐述法治建构中若干现实问题。这样一来，西塞罗在对法律和法治的理解上，视角和视域要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宽广的多。

西塞罗把理性看做神赋予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他认为，在没有国家和成文法律的时候，自然法就已存在，成为了人类正确行为的准则，以它的理性力量指示和禁止着人们行为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理性是不成文的法律，法律只不过是成文的理性而已。在他看来，国家是各民族或市民以正义为基础、以法律为纽带自愿建立起来的一个集合体。而且，在这个公民的“集合体”中，人与人之间构成一种协作互助的“伙伴关系”。这表明，国家是由法律建立起来的一个自由、平等的实体；国家的职能在于实现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并为众人谋取利益。

在西塞罗之后，罗马共和国为庞大的罗马帝国所取代，帝国的大权都集于皇帝一身，皇帝的意志不许违抗。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权威被皇帝自身的权威所掩盖，但法治的某些思想或观念并没有因为共和国的法治被破坏而彻底摧毁，还是继续残存在帝国之中。一些开明的皇帝不认为法律是他们手中的一根权杖，而把它看成治国的有力凭据。特别是在东罗马帝国取代西罗马帝国之后，帝国的皇帝们更加认识到，要实现帝国的辉煌，只有两样法宝，一是武力，二是法律。这样，法治的观念便一直得以延续。《查士丁尼法典》的出现，对推行法治起了重要作用。

三、从古代到近代，由神性回归理性

从总体上说，如果说古希腊和古罗马是一个法治思想主宰的时代，那么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则是一个神治思想垄断的时代。日尔曼人并未表现出罗马人当年的谦逊和宽容，他们的野蛮入侵以及对原有文明的掠夺和践踏使得繁荣一时的罗马法治文明湮没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但这些征服者却对罗马人留下的基督教及其教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宽容和情有独钟，基督教成了西欧惟一“合法”的精神信条。所有的人、所有的思想都共同寄生在神治的思想之下。基督教将法律上升为终极意义上的神的理性，宣称人和法都是整个神圣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

基督教神学的精神强制，在使欧洲人屈从于神意的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对思想自由的憧憬。而当时各种政治权力的对抗又使人们处在一个相对松散的政治控制之下。这种统治状态无疑为自由思想的成长提供了温床，在这“自由的胚胎”里逐渐酝酿成一场场表达人们政治理想的复古主义运动，从而哺育和催生了近代法治主义的萌芽。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随着罗马法的集成《国法大全》在意大利的发现，以及城市再一次崛起和商业的迅速发展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学习和研究罗马法的运动。由此最终引出了席卷整个欧洲的高举人文主义大旗的文艺复兴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封建势力和宗教神学的权威遭到重创，人类开始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个性。马克思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文艺复兴也奠定了近代法治思想人本主义的基调。通过这次文艺复兴，欧洲的思想文化主流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认转化，人的地位上升，人的价值凸现。这一变化影响着欧洲人对政治体制和治国方略的新的思索，从而导致了以神为本的法治理念衰微和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的萌生。

到17世纪，英国的哈林顿是最早明确提出法治主张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的法治主张是在经验的、历史的事实中来论证，这也使得他成为架起古典理性主义与近性主义法治思想的桥梁的人。在哈林顿之后，崇尚法治、尊崇理性和良法逐渐成为西方法治思想的主流。

四、法治：自由与民主

对于近代法治思想的形成来说，文艺复兴运动仅仅为其提供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精神条件，而启蒙运动则是近代法治思想体系形成的直接力量源泉。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启蒙运动带有更加强烈、更加明显的 政治 革命的性质。在众多的法治思想家中，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其中的代表人物。

孟德斯鸠以自由主义作为立论的基础，把自由确立为法治的实质，而把法治看成自由诞生的基本的政治结构。不过在他看来，法治国家的目标确立为自由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是法治国家如何能够保证自由，正如他指出的“人类的理性所以伟大崇高，在于能够很好地认识到 法律 所要规定的事物应该和哪一个体系发生主要的关系，而不致搅乱了那些应该支配人类的原则”。“法律上的自由”是他确立的自由的和法治的基本原则。

当自由主义的法治学说经孟德斯鸠等政治思想家的阐释而确立下来的时候，以卢梭为首的民主主义者的法治学说也正在兴起。卢梭既是一个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理论试图把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建构一个理想的共和国创设一种理想的模式。同孟德斯鸠一样，卢梭也崇尚自由，他认为，自由需要平等，这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意义上的。而由于社会制度而导致的政治制度上的人和人的不平等，正是人们失去自由而倍受奴役的根源。所以卢梭认为建立法治，树立法律高于一切权力的权威，才是彻底杜绝专制、使人们不再受奴役，从而最终实现人类自由的有效途径。

五、 总结

康德说：“大 自然 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在这一方面，西方的法学家和思想者们从很早开始就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和摸索。在这两千多年的探索的 历史 中，我们不难看出，“自由”“平等”“理性”等理念一直贯穿其中，这些思想并非只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时期存在，它们都是具有普适性和历时性的原则和理念。这些标识着人类文明最高理想的词汇也正是我辈法学学子们要为之不懈努力的方向。对于法治的理想，我国起步较晚，但这绝不应成为我们停留于当前水平的借口，相反，我们应大量吸收前人的经验和成果来不断丰富、 发展 我们的理论体系。发掘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我相信，在建设有 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将会在历史中得到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9年版。

［2］〔美〕博登海默：《法 理学 法律 哲学 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5］汪太贤：《西方法治主义的源与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7］〔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法治理念论文篇5

铁路企业的健康发展是铁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铁路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企业文化建设是员工树立正确价值观、提高员工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的需要，更是企业健康平稳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原发动力，而法治理念的提出为企业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保障。

一、企业文化与法治理念的重要关系

首先，法治理念是企业文化继承、发展、繁荣的现代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是一种法定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文化。没有法治，企业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局限。

其次，企业文化是法治理念的培养基和土壤。腐朽落后的文化不是现代法治的土壤，而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体制都只是中国走向人治的最直接原因，真正的根源是深藏其后的主流思想文化。

最后，企业法治文化相对于企业人治文化而言，是一种进步文化形态。法治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法治的核心价值在于民主制度。人治文化产生于专制政治和自然经济，道义维护的是少数人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把法律作为治民的“工具”和手段。由此可见，人们的文化观念既可以推动法律的执行，又可以推进立法科学、良法之治。

二、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现代法治理论合理成份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理念。

（一）尊重与保障人权是构建企业文化建设的合理性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基本人权则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人权是人民各种利益和要求的具体化、法律化。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是因为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和动力。现代法律就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强制力量。正是人权体现了现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权保障奠定了现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础，也正是人权尊重保障了企业文化建设的合理性基础。

（二）突出企业文化理念和法治理念的相渗透融合

任何一种外来理念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法治和文化可以相渗透融合，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在法治与文化相渗透融合过程中企业采取的形式和通过的路径应当也是独具特色的，不断创新的。

（三）增强文化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创新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美好精神的塑造，高尚伦理道德的形成，优良风尚的树立，企业人文生态环境的营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创新性地把企业文化和企业法治环境发展结合起来，创建高层次具有非凡活力、动力和凝聚力的企业文化体系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目标。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时期，机遇是战略资源，建设企业应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激发时代的紧迫感，保持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以此来支持企业文化创新，去推动实现快速发展及跨越式发展。

三、法治理念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

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因此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

（一）坚持正确的基本价值取向引导企业文化建设的软实力

企业的文化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本质属性，企业树立公平正义、具有社会责任的价值观是企业全体成员共同的价值准则。只有在共同的价值准则基础上才能产生企业正确的价值目标，也才会有奋力追求价值目标的行为。这就要着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企业精神为灵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个企业如果拥有统一的为广大成员普遍认可的经营价值观，就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企业也就有了号召力，重塑了自己的形象。

（二）树立法律公信强化企业文化建设的约束力

现代法治国家都把树立法律公信作为实现法治的重要内容，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必须树立和保障法律公信力。由于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企业管理人员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经济效益，轻员工利益、社会效益的观念。有鉴于此，企业要把其生产经营现实需要的法律法规，尤其是法律精神扎根于企业管理层与员工的内心深处，形成一种自觉。这种自觉并非单纯外在的法律知识而应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员工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尤其要做好企业领导层管理层的生产经营中法治理念的认知与培养。由此企业文化及全体员工不仅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而且应具有法治的“基因”。

（三）加强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法治理念论文篇6

一、在检察机关内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必要性

在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全国政法机关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是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对政法队伍保持永远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和社会主义政治本色,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措施,也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政法机关司法工作提出的根本性要求。在法治建设和检察机关司法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前提和根基是将司法为民、公平正义、保障人权、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等符合和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法治理念信仰化,成为指导司法行为的自觉意识,保证司法工作正确发展方向。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实质上是用科学发展观统一司法思想的过程,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司法工作的必然要求。

(二)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法治文明是观念形态、制度形态、实践形态文明的复合体,因此,落实(文秘站:)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既需要在建立法律制度、推动法律实施上着力,又要从树立法治理念上着手,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促进法治思想的普及和深入。首先,法治理念教育是法律创制和实施的先决条件。只有把人民、保障权利、制约权力、法制统一、公正司法、依法办事等社会主义微观法治理念贯穿到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全过程,才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和依法执政,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次,法治理念教育是法治现代化进程的牵引动力。只有首先推进法治理念的现代化,培植和构筑先进法治的社会根基,才能推动法律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使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进程。(2)

(三)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实践司法为民思想,推动检察工作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日益开放,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对检察机关的司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我们依法维护国家及公共利益,而且要求我们依法维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要求我们司法严格、公正,而且还要求我们必须司法规范、文明。因此,检察机关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不断端正司法思想、更新司法观念,自觉树立和落实崇尚法治、平等保护、司法文明、程序正义等现代法治理念,推动司法观念创新和工作创新,推动司法工作健康深入发展。

(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检察工作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必然要求

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但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在利益面前,检察干警思想上分不清私利与大义的界限,以手中的司法权力谋取私利,忘记司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的重要使命,就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失。(3)因此,我们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统一检察干警的司法思想,保证我国检察工作社会主义性质不变质。

(五)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检察机关司法能力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通过持续开展教育整顿活动,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司法能力不断增强,但有的检察干警

法治理念论文篇7

此外，对诉讼程序的严格规定也从制度上大大降低诉讼的数量。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得越诉，在公堂上不论原告被告都要长时间跪在法官面前，法官必要时可以刑逼取口供。即使是纯民事诉讼，也可以用鞭拷讯当事人。如《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平民进入司法程序的困难，使他们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涉讼。正是在儒家无讼理念和专制统治者的无讼制度双重高压下，“冤死不告状”、“诉则终凶”等一系列“厌讼”、“贱讼”、“怠讼”的心理构成了古代人们对无讼主张的主要心态，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平百姓，完赋役，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在统治者看来，“经过成功的德礼教化后，百姓欣然礼的规范和约束，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自己的根本行为准则，安守本分”［7］家庭、宗族及至整个国家都和乐融融，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尽显和谐和安宁。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告诉我们，在充斥着“无讼”思想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在放弃诉讼的同时，又有多少人是在各种社会重压之下的无奈之举，众多的“息事宁人”案件，又有多少案件扭曲了人性，践踏了社会的正义与公正。如果在治下纷争不止、诉讼迭起，则会被认为是官吏德化不足和缺乏政绩的表现的古代社会，地方司法官吏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在面对各种诉讼纠纷时不择手段地息讼、止讼，绝不是秩序井然的表现。作为专制社会下的普通百姓，之所以选择“无讼”则更多是畏法和惧官等等的无奈选择。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而言，在以秩序的维持永远是第一要务的专制社会，“诉讼被视为对秩序的颠覆”。坚持“无讼”的法律制度，恰好维护了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秩序。而维护了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秩序又正是儒家倡导的，统治者极力支持的“无讼”理念的本质。

二、“无讼”理念对现代法治的消极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无讼”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着中国历史的始终。尽管自一百多年前，面对内忧外患和传统“礼治”的衰败，晚清政府实施“新政”，全面引进西方法典，开始了变革之路;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在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开始了民主法治建设，从此，中国的法治建设有了长足发展。然而我们在看到法治建设的成果的同时，我们更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法治建设所面临的种种阻碍和困境。我们在为中国传统文化感到自豪的同时，更不应当有意回避在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一些传统文化对现代法治的贡献远远低于它本身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现实。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法治进程也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要把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结构及其精神转化为现代法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必须设法克服法律工具主义、法律纸面化、情面大于法律、权力大于法律以及无讼理念等障碍。

法治理念论文篇8

《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理解和定位。

从宏观角度看，法治政府应具有有限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和高效政府的基本理念和目标。

1、有限政府。一是政府权力有限。其权力来自人民通过法律的授予，法律授权的同时也规定了权力界限，政府只有在法律的权限内才能获得行为的合法性。二是政府责任有限。政府只能根据明确的法律规定承当相应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对政府不该承担责任的排除。法律责任是依据法律产生的可预测的透明责任，法律是确定责任的唯一和最高依据，这就要求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防止依据其他规范确定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的非法治现象。三是政府职责与职权统一。行政违法或者行政不当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做到执法有依据、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侵权须赔偿。

2、透明政府。法治政府应该是透明政府，政府行为依据具有明确性和可预测性的法律作出，并暴露在“阳光”下。政府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并注意听取相对人意见，公布信息应全面、准确、真实和及时；政府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把公开作为监督政府行为、杜绝腐败和保障公民权益的利器。

3、诚信政府。政府执政为民，须以诚信取信于民。应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和正当程序，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行政目的可采用多种方式实现，尽量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即使在必须采取的情况下，其措施和手段也应以必要和适当为限度；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相对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回避。

4、高效政府。“效率是行政的生命”，法律的公平须建立在基本的行政效率基础之上。行政应积极履行法定职责，遵守法定时限，，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相对人，把执政为民体现在行政活动各个环节。

从微观角度看，《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具体目标：

（1）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

（2）各种形式法律规范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等制度建设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充分反映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

（4）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

（5）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基本形成，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

（6）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基本完善，政府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明显加强，行政监督效能显著提高。

（7）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素质明显提高，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能够依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依法行政的含义与要求

依法行政即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法律是行政主体据以活动和人们评判行政活动的标准。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具体包括：

1、职权法定。行政职权须由法律规定，行政主体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非经法律授权，不能具有并行使某项职权。《纲要》明确要求行政管理应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增加相对人义务的决定。

2、法律优位。行政权及其行政规范不得超越法律，不得与法律抵触。“不抵触”既包括不与法律的具体规定相抵，也包括在法律没有具体明确规定情况下不与宪法、法律的精神抵触。

3、法律保留。凡属宪法和法律规定须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或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情况下，行政主体才能在其制定的行政规范中作出规定。我国《立法法》第8条就明确规定了法律保留事项，如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等。

4、依法行为。行政行为须依据法律作出。行政行为既包括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也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尤其是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或不利行政行为须有明确法律依据。

5、正当程序。“正义不但要得以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行政行为实体的正当须借助于正当程序实现。一是政府行政实行公开原则，注意听取相对人意见；二是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三是行政人员履行职责，与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回避。

6、权责统一。权力与责任的设定应当平衡，行政违法或者不当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

《纲要》对依法行政提出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

构建法治政府的具体途径

围绕法治政府的目标和依法行政的要求，《纲要》提出实现目标的途径：

1、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明确政府职权和职能范围，从“万能政府”束缚下解放出来，依法界定和规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其次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宏观规划、调控、服务和引导等方面，“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再次是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减少行政干预特别是行政许可项目，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和市场规律自身作用。

2、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科学、合理界定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涉及全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向社会公布，或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馈，并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

3、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法律规范的创制等制度建设注重提高质量和法律程序，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内容的具体、准确、规范、严谨、简洁和可操作性，并能切实解决问题，积极探索政府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建立和完善行政法规、规章修改、废止的工作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制度。

4、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保障相对和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清理、确认并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主体；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等。

5、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路子，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对矛盾纠纷要依法妥善解决；对依法应由行政机关调处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应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予以处理；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举报反映的问题，完善制度，及时办理事项，切实保障人、举报人的权利和人身安全。

法治理念论文篇9

摘 要：传统国际法治理公共健康实践以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为主。该体制的运行及发展有很多缺陷，它远远不能适应现在的国际情势需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传染性疾病爆发和再爆发所引起的全球危机促使专家们重新思考应对办法。后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的理念，即新理念、全球公共健康“宪法”治理模式理念，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得到了发展。 论文关键词：国际法；公共健康；理论；实践 1 传统的国际法治理公共健康实践概述 国际关系学者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治理方式转折点，因为它建立起了一个国际体制，该体制运行了将近三个世纪。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主权国家是该体制即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的主体。 主权原则、不干涉原则和以同意为基础的国际法规则三原则使得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呈现以下特征：（1）主权国家是唯一的主体；（2）治理事务主要涉及主权国家之间的诸如外交、战争和贸易这样的国际事务；（3）国际治理并不介入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我们可以从世界健康组织公布的《国际健康治理》（以下简称《治理》）里看出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的公共健康治理特征。该《治理》仅是一套国际法规则，世界健康组织成员国有遵守该《治理》的义务。该《治理》承袭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合作治理公共健康的方式方法。它是标准的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该《治理》目标是“确保最大安全，最小限度地影响世界贸易，防止疾病的全球传播”。它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传染性疾病的国际传播上。它规定的措施包括：（1）成员国应该向世界健康组织报告该《治理》中所列举疾病的爆发情况；（2）成员国应该在口岸和机场保持合适的公共健康潜质。该《治理》实行尽可能小的干涉世界贸易原则，规制成员国间的贸易和旅游限制，防止传染性疾病在成员国之间漫延传播。该《治理》奉行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原则，只解决发生于成员国之间的传染性疾病传播问题。成员国有权自由处理其国内的与传染性疾病有关的任何公共健康治理问题，不受任何其它成员国干涉。该《治理》仅涉及到几种传染性疾病，即瘟疫、霍乱和黄热病。 遗憾的是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的运行及实践发展并未建立起把公共健康作为国际治理重点来对待的国际体制。在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中，公共健康的份量极低，得不到重视。成员国将公共健康政策和技术同国内公共健康系统合并起来，成为国内系统的一个部分。《治理》的历史就是见证。《治理》到今天也仍然只处理1851年首次国际公共卫生会议上所确定的几种传染性疾病问题，它远远不能适应现在的国际情势需要。世界健康组织成员国普遍违反《治理》的事实表明：成员国极不重视《治理》规则。许多公共健康专家承认，《治理》未达到其目的，强调了《治理》的突出弊端是国际公共健康的地位极低。 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和治理模式得不到重视的情形促使人们在二战后寻找新的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理念。世界健康组织《宪章序言》（以下简称《宪章序言》）就包含了这种理念思想。《宪章序言》中的核心原则是尊重人的健康权、人类联合的重要性及呼唤矮正正义，以达到健康权和人类联合的目标。《宪章序言》与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之间的区别是显著的。前者在很多方面抛弃了后者的一些做法。前者不再以成员国为中心，而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个人权利和全球各民族的联合上。前者明确规定了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和再分配资源的义务，以克服后者的忽略公共健康权而重视国家贸易的弊端和忧虑。后者的不干涉原则也被前者的要求审查政府行为的原则所取代，以体现尊重公民健康权。前者促进了公共健康治理领域垂直方向治理权力的再分配。后者重点关注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奉行平行分配权力的理念和做法。前者寻求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即个人和种族，参加国内和国际公共健康治理活动的权力。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及其一些要求对后者的平行分配权力体制提出了挑战。根据前者，主权和不干涉原则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前者奉行自然法的基本人权和普遍正义理念，否认后者的主权国家同意原则。 2 全球公共健康“宪法”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及其与以前治理体制的区别 2.1 全球公共健康治理 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以“国际治理”为基础，治理活动由成员国自己或者通过国际组织直接进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兴起的是“全球治理”，而不是传统的“国际治理”。传统的“国际治理”体制虽然也有非政府行为 体参与，但是这种参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并未实际上赋诸有效的实践活动。“全球治理”则不同，全球治理体制中的非政府行为体实际参与到各种治理活动中来。非政府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间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参与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间接参与方式，即试图通过影响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其它非政府行为体的理念和行为，间接参与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活动。 第二种方式是直接参与方式。非政府间组织与世界组织通过订立官方关系而建立起长期的正式关系。直接参与方式的例子大多见于最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公私合作关系。它改变了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的现状。全球抗御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就在董事会中设有非政府行为体代表，这些代表同政府代表的地位平等，有权直接参与决策制定活动。根据这个世界健康组织提议，非政府行为体可以直接参与到全球治理传染性疾病的事务中来。诸如英特网和电子邮件系统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这个提议更加具有可行性、便利性和快捷性。 非典期间，“全球治理”模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协调各方的功能和作用。世界健康组织也采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措施。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授权或者行政授权，世界健康组织公开发布旅游预警和建议。“全球治理”模式赋予了世界健康组织独立处理其成员国事务的权力。这是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不能做到的。非典和禽流感之后，非政府行为体和世界健康组织治理公共健康的权力又重新进行了分工。特别是在流行病预测方面突出体现了这个特征。在严重流行病方面，成员国报道和合作的程度和水平是空前的。非政府行为体、政府和世界健康组织的团结一致是空前的、惊人的。并且全球合作治理行动没有任何国际法律规范的授权或者责令这样做，这也是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所未能见到的。 2.2 全球公共健康产品 后冷战时代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模式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和“追求全人类健康目标”模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全球公共健康产品（以下简称GPGH）。全球公共健康产品是以健康为基础的公共产品或者服务，全球都可以得到它的恩惠，它是非掩护性的和非竞争性的。遏制和防止全球危险型传染性疾病以及有关诸如全球传染性疾病预测数据这样的信息产品都属于全球公共健康产品。 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寻求减少贸易和旅游问题的障碍，主要是为了满足那些害怕不发达国家病原体侵入的强国利益。GPGH理念在以下两个方面与威斯特伐亚体制的目标有差异。  第一，GPGH的政策目标远远超过了主权国和主权国利益本身。它旨在为主权国和非政府行为体提供全球服务，不旨在主权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和抗御外生型疾病威胁及促进出口贸易。它还承诺不仅要使发达国家受益，还要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受益。 第二，二者的运行方式有区别。根据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主权国家制定规则约束政府行为。GPGH则不仅允许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也允许非政府行为体参与治理活动。公私合作模式就是这种运行方式的代表。 GPGH模式并未否认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中的国家利益理念，而是拓展了后者的国家利益的实质内容。前者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利益理念，更反映了公共健康威胁全球化的理念和全球联合起来抗御这种威胁的理念。于是，国家利益关系就有两种关系，即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平行利益关系和有非政府行为体及国际组织参加的垂直方向治理利益关系。

法治理念论文篇10

任何新思想、新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某一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必然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基因。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新理念。“法治中国”新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法治思想的精华，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蕴含深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探讨“法治中国”新理念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对于深刻理解“法治中国”新理念的文化内涵，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建设“法治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四个方面阐释“法治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一、科学立法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2013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强调：“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①把科学立法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首要任务，要求在立法工作上不仅要批判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又要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法治思想精华。强调“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法律体系必须随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②科学立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部分，也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指出：“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同时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③提高立法的科学化不仅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使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使立法成果科学化，还要求在立法过程中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立法内容必须符 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具有科学性。科学立法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保证立法的民主化。人民是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主体，而法治中国建设实践中，科学立法也离不开人民，人民群众的参与是立法民主化的表现，只有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有效参与，才有利于法律的实施。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完备的法律推动宪法实施，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得到落实；国务院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抓紧制定和修改与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施”。④

强调立法的科学与民主，保证立法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同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而这种立法的指导思想表现出来的“与时俱进”，正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早在战国时期，法律作为一种能“定争止纷”的统治工具而得到了统治者们的关注，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因为这时的儒家思想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统治者认为儒家经典即为当时最为科学的经典，所以在立法时提倡引经注律，春秋决狱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确实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所以这种立法形式确实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清朝入关时，在立法上推崇“详译明律，参酌时宜”，既要求对明律仔细参详、认真研究领会，又要求在立法时结合清朝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当时的实际要求。这种与时俱进的立法思想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立法要符合国家实际，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提出科学立法要做到“与时俱进”，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我们在建设法治中国，进行科学立法过程中，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推动立法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

二、严格执法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法律的实施主要依靠国家机关，“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执法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立了专业的执法队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出现有法不依的情况，或是执法不严，甚至腐败不作为。针对当前国家机关在执法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多次要求严格执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上，他强调“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整治、以权压法、询私枉法问题，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⑤这种严格执法的精神古已有之，早在《吕刑》中就有记载，要求执法的官员熟悉法令、严格执法。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大批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官员。汉文帝作为国家政权的制高点，在自己的舅舅薄昭犯了罪后，并没有徇私枉法，而是依法惩处，并不因为他的背景而宽恕他。而在历代皇帝中“罪己诏”的例子也很多，在出现问题后，他们并不因为自己作为统治者而不承担责任，而是依照法律严格惩处自己。正如“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只有严格执法，才能使法治得到有效施行。

还提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⑥关于执法从严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执法如山”的精神。我们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必须做到“执法如山”，从严执法，才能克服、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问题，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公正司法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公正司法，主要就是在司法过程中体现公平与正义。公平与正义作为现代法治的标志，在司法过程中必须得到落实。由于我国现在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所以在司法上也存在各种矛盾，公正司法既是人民所肯定的，又是人民所诟病的。因为在司法过程中，司法程序、司法结果中都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的现象。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时有发生。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必须做到司法公正。

多次强调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如果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可以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每一份权利上都能得到保障，违法犯罪活动都能得到应有的制裁，冤假错案就不会发生，那么司法的公信力就自然而然得到增强。如果人民群众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司法自然就无公信力可言。所以无论是司法程序上的公正，还是司法结果的公正，都要求司法工作者们重法而轻利，把公平正义摆在司法的首要位置。在政法工作会议上就说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⑦而这种追求法治上的公平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体现了，商鞅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就主张取消奴隶主贵族法律特权，要求法律平等适用，强调“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法经》）韩非子还强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信赏必罚”（《韩非子・有度》）。这种司法公正的思想对于我们贯彻落实“法治中国”新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问，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关于公正司法的要求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在建设“法治中国”过程中，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司法公正思想，体现司法活动的公平正义。

四、全民守法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明史・刑法志》）自古以来，统治者就清醒地认识到法律设之于官府，主要是给人民群众看，让他们来遵守的，只有做到上下都守法，国家的统治才能够安稳起来，从而“吏安职业，民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明史・刑法志》）

“法治中国”新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全民守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全民守法，发挥人民群众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才能实现人人守法，建设法治社会。因此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原则，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全面实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这与封建社会中要求官员守法为先也有几分类似。因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只有做到领导带头、全民守法，才能营造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文化生态。只有做到领导带头、全民守法，才能营造出法治社会的文化氛围，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法治中国”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总之，文化是民族的精神纽带、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法治思想精华，营造科学立法、从严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文化氛围，才能将法治思想融于我们的精神血液中，增强建设“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法治思想之花在当代中国发扬光大，并结出丰硕的“法治中国”之果。

[注释]

①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1.

②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6.

③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57，98.

④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5.

⑤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0.

法治理念论文篇11

二、法治理念更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先导

前已述及，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理念的更新及社会管理方法与方式的转变。理念的更新是首要的，这是因为理念更新是行动创新的先导，人们的思想和眼光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一个没有法治思维的领导干部，很难想象他在解决所遭遇的社会管理问题时会想到用法律解决问题;人们具有不同的法治理念，就会对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与做法有不同的认识，就会形成不同的法治实践效果。在目前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推进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树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理念，以全新的思维与眼光来体察社会，认识自己，以避免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发生重大偏差，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实现民主和善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为此，我们必须要严格依法办事，依照法律和制度管理社会;而这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法治理念的指引。哈耶克指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①换句话说，政府必须要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其社会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必须由法律授予，在社会管理过程既不能越权、也不能滥用权力、更不能怠行职责;要形成“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以及权力的行使由人民进行监督的意识与氛围。如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还固守原来的理念，如“权大于法”、“把法律作为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国家”、“不严格依法办事”等，将会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无法达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

三、法治理念更新是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需要

社会管理政策的决定者和执行者均具有一定的权力，因而存在着社会管理权力侵害相对人权利的可能性，这已被现实中大量实例所证明。因此需要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必要的规制，其实规制也是一种保障。为达到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目的，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社会管理人员进行法治理念教育，用正确的法治理念能够武装其头脑，使社会管理者树立依法行使权力和注重保障相对人权利等正确的社会管理的法治观，远离与排斥超越职责范围行使权力、滥用权力、侵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二是将正确的法治理念具化于具体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使社会管理的各项制度与决策能够体现现代法治观的要求，能真正保障公民权利。对社会管理相对人而言，具备正确的法治理念也非常重要。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这当然要求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时依法而为和自我克制，也需要相对人对法治理念的接受与理解，才能在权益被侵害时具有依法维权的意识，能采用合法方式维权，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四、市民社会的良性成长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由政府统一安排和管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是日新月异，社会结构日益多元，人们的诉求更加多样，利益格局日趋复杂。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由政府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管理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是呼之欲出。于是，国家权力逐渐从一些领域退出，逐步构建起职能范围适度、组织规模适中的政府，在管理中是提供引导、指导与服务。

五、政府职能转变及法治政府的建立需要更新法治理念

我国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以行政机关为主体，采用强制命令等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政府大包大揽，包打天下，另一方面政府应负责的公共职能却长期履行不到位;一方面政府承担一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应该由政府履行的一些社会管理职能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说明倚重行政手段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是弊端丛生。经济市场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市民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等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政府要转变职能，要求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打破政府发号施令、群众被动接受的单向管理方式;我们要顺应社会结构发生的新变化重新为政府定位，形成多元多维、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形成公民人人参与管理，服从管理，并从中受益的格局。这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建立法治政府，政府需依法治理，不能越权、不能滥权、更不能怠行职责。公民需要依法参与管理活动，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最终，在社会管理中充分体现民主，使社会管理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双向的互动的活动，政府与公民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法治理念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117-012

通行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地位归纳为三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这个《读本》还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作用归纳为五点：“我国一切立法活动的思想先导”、“我国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思想基础”、“确保我国司法机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实现司法公正的思想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的价值指引”、“发展法学教育、繁荣法学研究的重要保障”，等等。[1]这两个方面的界定与概括，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承载的一些功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界定与概括主要局限于专业性的法律、法治领域。如果我们超越法律、法治的专业视界，如果我们从更宽广、更幽深的思想视野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享有的思想地位、所承载的思想功能，也许就不止于此。

简而言之，本文的研究发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用冯友兰所说的“阐旧邦以辅新命”或“旧邦新命”来概括。为了对这个观点进行有效的论证，下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为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建构一个简单的参照系，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古今中外的同类思想形态进行比较，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探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思想史上的位置。接下来，分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诞生的思想背景，以阐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时而生”之“时”到底是什么；也许，只有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中，才能更恰切地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在此基础之上，再来考察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的文明秩序的基本脉络或基本骨架，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这种逐渐成型、逐渐定型的文明秩序的确认、提炼、总结，以证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文明秩序原理之地位与功能。最后，是一个结论和延伸性的讨论，旨在进一步廓清本文的观点，同时也对可能出现的诘难予以初步的回应。本文希望，通过这样的论述，有助于促成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思想地位的更深入的思考，有助于促成关于当代中国文明秩序走向、文明秩序原理的更深切的关怀。

一、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思想地位的参照系

如何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必要通过对思想史的重新排列、重新建构来寻找。在思想史上，有一些思想形态所拥有的思想地位，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拥有的思想地位，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因而，可以把它们作为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思想地位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