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

本届论坛主题为“促进东亚文化交流的方案”，议题为“灾害与文化，以及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韩方核心成员郑求宗、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孔鲁明、韩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元泰，日方核心成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等出席会议。

灾害与文化

本届论坛的一个主要议题为“灾害与文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面临新挑战的再思考。小仓和夫介绍说，这次大地震对日本部分地区的文物造成毁灭性破坏，一些村落的整体消失，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不幸遇难，给该地区传统庆典、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人类文明受到自然灾难的严重挑战，如何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小仓和夫指出，在自然灾害面前，文化不仅仅是被保护、被抢救对象，更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受灾地区来说，除物质救助外，精神支持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发挥文化的力量。他结合这次日本地震谈了四点体会：一是灾害可以唤醒人们的防灾意识，引发人们对文化保护的重视；二是灾难可以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作品；三是应鼓励民众参与对灾区文物、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四是在灾后信息披露方面政府和媒体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小仓和夫的发言引起各国与会代表的共鸣。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不仅是受灾国一国一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损失。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加快对人类文化遗产抢救的步伐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在这方面，中日韩三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并发挥积极作用。

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

三国代表在充分认识到文化交流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应加强民众对文化交流的参与，引导民众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三国友好组织都举办了许多民众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以提高民众的认知度和参与感。三国代表表示今后可以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一是三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汇聚民间智慧与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民间保护方案；二是在艺术领域，应挖掘三国艺术共同点，并做比较研究和交流；三是在环保领域加强合作；四是旅游方面，进行三国旅游线路的开发。

三方代表还提出，民众应与政府、媒体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并突出强调青少年参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2

一、文化外交简述

（一）文化外交概念界定

文化外交的概念同外交本身一样古老，但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解释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文化外交中，文化有时被理解为外交的载体，有时文化传播本身又作为外交的目的。

本文比较认同对文化外交的如下定义，即“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文化外交通常被认为是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其主体是一国政府及其主导下非政府组织，以促进对象国民众对本国的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为目的。

（二）文化外交机理

1、文化外交的理念

文化外交遵循跨文化传播的原则，以双向沟通为基础，反对单方面、强制性的信息输出，注重在交流与互换彼此意向中达成公认与共识。同时，文化外交讲求一种“信誉政治”，一国需要依靠诚实、诚信来增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信服力，以说服力促进认同力和对外影响力。

2、文化外交的路径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通常是依靠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书报、音像等国际媒介，通过向国际公众社会展开国际公共关系活动，培植或影响国际舆论，从而间接左右他国行为来实现其外交战略意图。文化外交不仅传播作为传统文化元素的语言和艺术，更致力于出口经过精心编码、能够准确反映本国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

二、当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概况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没有明显的改观，在当前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整体右倾化的局势下，“政冷经凉”和国民感情淡化的趋势成为人们新的担忧。很多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都认为，深度互信的缺乏是阻碍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症结所在。而要化解这僵局，推动两国民间的深入交往势在必行，这就凸显出了中日间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同对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对日文化外交建设可以说是相对滞后的。一方面，对日文化外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对日文化外交也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

当前中国的对外文化外交，主要借助媒体传播、教育交流、大众文化交流项目、汉语推广等形式展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国家）年项目、奥运会、国家形象片等都是中国推行文化外交的有益实践。具体到当前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媒体传播、教育交流、汉语推广和设立孔子学院是主要形式。

（一）对日传播媒体

当前中国的对日传播媒体主要包括，以CCTV大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广播为代表的电视广播媒体，以人民网日语版、中国网日语版为代表的网络媒体，以及以《人民中国》、《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月刊中国NEWS》）为代表的印刷期刊。中国的对日传播媒体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体系。

（二）中日教育交流

截止2010年底，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为86173人，居各国及地区之首；同期的日本在华留学生为16733人，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留学生生源国。留学生交流以及专家学者、智库交往是中日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生作为一个数量较大的中日文化交往人群充当着文化外交的使者，而专家学者作为更了解中日彼此情况的群体，往往比普通民众对彼此持以更高的好感，是深化中日民间交往的桥梁。

（三）对日汉语推广

根据国家汉办提供的数据，截止2007年，汉语在日本已经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外语，学习汉语的日本人数已达到200万人。汉语在日本的传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大学普遍开设了汉语课程，各类中国语专修学校蓬勃发展；汉语学术研究及国际交流活跃，成果丰硕影响大；汉语水平测试种类多，考试制度完善。

（四）孔子学院

中国在世界各地赞助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主要提供中文语言教学课程，组织文化演出活动，传授中医课程以及开展其他文化活动项目。截止2011年，日本国内共设立了19所孔子学院，是在亚洲仅次于泰国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但与超过80所孔子学院的美国以及英国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对日文化外交的主要制约因素

当把文化外交视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时，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解构为传播主体、客体，信息、信宿、信道以及信息的编码、解码几个部分来考察。对于尚未发展成熟的中国对外文化外交来说，在上述几个部分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具体到中国对日文化外交时，下面几个制约因素格外凸显，是阻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发展的瓶颈。

（一）中日文化差异

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参与者和研究者来说，承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并在跨文化交流中抱持以求得有限共识为目标的务实态度，是一种基本素质。这里把中日文化冲突的问题单独提出来是因为，中日文化一直被我们认为是同源相近的，这使我们习惯性地忽视了相比中国同欧美文化差异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日文化间存在的张力。对中日文化差异性评估的错位是影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深层原因之一。

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通常认为，中日文化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将中日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和中日文化的共同部分视作增进双方好感的源泉。然而，尽管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典型的原生型大陆农耕文明同日本的外源型岛国稻作文明实际上具有根本的异质性。同时，中日之间长期的“文化阻隔”，也使双方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文化机制。一项名为《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中国文化对日传播调查研究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更多地集中表层中国文化，如饮食、中文以及长城、熊猫等符号，而对制度性和价值观方面的中国文化认同度相对较低。

一直以来，中日两国特殊的发展历程使双方的民众都培养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双方的民族情感交织在一起，再遇到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拨，使得中日间的文化张力一直存在，且呈现趋紧之势。对中日文化差异的认识不足，会导致在传播对象设定、信息选取和编码环节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失效，从而影响解码环节，达不到预想的传播效果。

（二）对日文化传播的受众环境

2011年公布的《中国日报》与日本言论NPO联合民调显示，日本公众对华好感度仅20.8%，而这一数据在中日关系围绕领土纷争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局势下，已经跌到了创历史新低的不足20%。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日本民众不喜欢中国，中国对日文化传播的受众环境十分恶劣。糟糕的受众环境无疑受到中日之间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矛盾的影响，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因素。但同时日本媒体长久以来带有偏向性的涉华报道，则是人为色彩很强的影响中国在日形象基础的原因。

1、日本媒体渲染下的中国负面形象

日本有一些反华刊物长期以来专门发表污蔑、攻击中国的文章或访谈。例如，日本产经新闻报社，不仅发行《正论》等杂志，而且经营富士电视台。该报各系统迄今一直与台湾关系密切，对中国大陆则持批评态度，负面报道居多。该报所属出版社还出版了日本“ 教科书编撰会” 撰写的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显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渠道是日本的大众传媒，其次为身边的中国人以及到中国留学、旅游，最后为学校课程和中国媒体。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以负面报道、歪曲信息为多，导致中国的形象没能得到准确、全面地反映，日本民众通过日本媒体了解到的中国是一个一定程度上被片面化了的形象。尽管有学者在对比了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和对日本国内新闻的报道后认为，日本媒体有进行负面报道的习惯，对其国内新闻的报道亦是如此。但是日本大众媒体作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渠道，其报道的偏向性会对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产生主导，导致不真实的中国形象在日民众中的形成。

2、中日现实冲突中加剧恶化的对华态度

2010年9月的中日事件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一轮反华游行示威，仅从2010年10月2日到2010年11月20日就有12起反华抗议，参与规模共计达到了将近两万四千多人次。此次日本国内的一系列反华示威游行是一个新现象，与以往日本右翼势力引导的反华情绪不同，此番不断增长的反华情绪与日本保守势力的重新抬头密切相关。伴随着日本国内严重“厌中”情绪的是，日本朝野政党为了迎合这种不健康的民意，争相显示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加剧了日本政府的右倾化。无论是还是自民党，日本政客们正在努力将国内民众对日本政治的不满诱导成为对中国的不满，以变在转嫁矛盾中让本当和自身得利。政府的右倾化政策反过来引导舆论和民众进一步右转。

恶劣的对日文化传播受众环境，使得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一开始便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但也显示出了开展对日文化外交的迫切必要，同时对对日文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性要求。

（三）中国作为对日文化外交主体的内在问题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必须遵循双向沟通的原则，在主体与客体交流、互换彼此意向中达成公认与共识。讨论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制约因素时也不能忽略了中国方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对整体的中国文化外交来说，文化外交体系、机制不成熟，文化大战略和文化核心价值的缺失、文化产品本身竞争力不足，民众作为文化外交最重要使者的媒介作用未得到充分开发等都是制约我国对外文化外交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对日文化外交的语境中，中国国内的反日因素和中国对日媒体传播力不足是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具体制约因素。

1、国内反日因素

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进行的两次侵略战争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日本右翼势力的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却在不断地刺痛着中国民众最敏感的那条神经。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力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巩固了民众的对日民族主义情结，伴随着今天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以及中日在领土争端的不断升级，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近两年反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浪潮此起彼伏，甚至发展到了对日企、日本车打砸烧的非理性境地。而国内民间仇日、反日情绪在互联网中体现更为明显，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涉日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活动平台。在电视传媒方面，据统计仅2012年一年于国内某影视基地开拍的抗日题材影视作品就多达上百部，文化产业消费的风向标也反映出了国内媒体环境中的反日大潮。

这种情形对于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我们一方面努力促进中日双方民众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另一方面国内却弥漫着浓重的反日情绪，一些不理性的反日行为甚至直接损害到了日本企业和民众的合法利益。如此一来，我们苦心经营的对日文化沟通便丧失了信服力。虽然这样的局面也是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整体右倾化的条件下形成的，但被骄纵的对日民族主义无疑也越来越对中国自身的利益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失。

2、对日媒体传播力不足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中央电视台以外，日本民众对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中国媒体的接触和使用率都很低，日本民众对中国媒体缺乏信任，认为中国媒体的报道不够准确客观，政治宣传的意味大过信息传递。

国际传播影响力不足是中国媒体的通病。赵启正先生认为，提升话语力，应对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需要做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增强信息的公信力；促进多元主体表达，放大民间声音；提高修辞能力，积极追求正面效果。这些技巧正是定位于对外传播的中国媒体所缺乏的。除了要学会展示中国的真实状况，传递中国的民间声音，使用可被接受的修辞外，中国媒体还需逐渐改变官方色彩浓重的形象，祛除宣传意味；改变传者本位的思维方式，努力融入对象国的传媒市场，提高针对性，做好本土化，从而真正被对象国民众所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月刊中国NEWS》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月刊中国NEWS》的内容精选自《中国新闻周刊》，由日中通信社翻译为日文，编辑成册。该刊实行市场化运作，受众锁定为受过高等教育、关心国际事务并关注中国发展的日本知识型读者，内容多为民众关心的深度报道，目前已经进入日本的主流杂志发行渠道。

四、结语

从现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外交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其所面临的一系列制约因素在中国对日文化外交中都有所体现。很多宏观的问题，对于还未成体系的中国文化外交而言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待完成的体系建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的问题很难具体展开来说，因此本文仅选取了中国对日文化外交中的几个具体可见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笔者认为可能有所启发的一点，就是人们对中日文化的差异性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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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3

非言语的Nonverbal一词，是指在交际过程中，为更好地达到交际目的而伴随言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的不属于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范畴的方法和手段。 又被称为“不是语言的语言”。非语言交际指不需要使用言语就能发出和接收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不像语言只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非言语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属于社会心理学，指人在传达讯息时，会使用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或音调等语言、文字以外的媒介来辅助说明。非语言交际就是交流的双方利用身体的特征或者自然环境给交流对方传递特定的意思，表示言语之外的情感。在交流中言语表达终有不足，所以我们会额外在意对方的非言语表达，这有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情绪、态度、个人特质等，甚至是内心真正的意图。

对于非语言的分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例如美国的玛娇丽・F・瓦格斯把非语言分为9类，分别是人体（身体特征、皮肤、体形等）、动作（手势、姿势等）、眼睛（视线、眼神等）、副语言（声音的高低强弱等特点）、沉默、体触行为（接吻、拥抱、握手等）、对人空间、时间、色彩等。显然，玛娇丽・F・瓦格斯的这种分类归纳并不能完全涵盖非语言的范围。纳普（M・knapp）将非语言分为7类，分别是人体的传递行为（例如表情、视线、手势、体势等）、身体特征（体形、肤色、毛发等）、 触摸行为（握手、拥抱等）、副语言（如声音的特征、咳嗽、哭声、发话间隔等）、空间因素（如体距）、个人物品因素（如服饰，化妆，随身物品等）、环境因素（如家具、灯光、温度等）等。美国的K.W.back将非言语交际分为两大类，分别是静态无声的非言语交际、动态无声的非言语交际以及有声的非言语交际等。毕继万将其分为4大类，将姿势、身势、面部和手部动作、体触行为等归类为体态语；将沉默、话轮转接、非言语声音等归类为副语言；将化妆、衣着、肤色、个人用品的交际作用等归类为客体语；将空间，时间、距离、灯光、颜色、标志等归类为环境语。

非言语交际的方式有很多，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衣着服饰、声音暗示等都能表达一定的意思，都是非言语交际的有效手段。例如人们高兴时会眉飞色舞，忧伤时会愁眉苦脸、悲痛时会嚎啕大哭等等，这些情绪都是通过非言语手段表达出来的。又例如我们在说话时往往同时会借助身体动作来表情达意，有时这种动作会起到强化言语信息的作用，有时则起到弱化言语信息的效果。例如你送给小孩礼物时，他若真的不想要，就会说不要，同时也会伴有摇头、扭身、眼神漠视等行为；而若他很想要却碍于大人的说教，虽然嘴上说不要，但是眼睛会一直盯着看，并使劲扳着手，这就是弱化了他的言语内容。所以非言语交际在交际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它可以使言语信息更加鲜明突出，也可以弱化或补充言语信息的内容，还可以代替言语手段来表达信息。西方学者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对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做了研究，伯德惠斯特尔认为：文化背景相同的两个人在交谈时，言语手段传达的信息仅占35%，非言语手段传达的信息占65%。梅拉比安也认为，两人在交谈时，非言语占93%，语言本身仅占7%。由此可见，在交际中，仅靠语言文字来传递信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往往需要非语言手段来增强语言效果，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这些非语言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与他人交流，减少交流障碍，促进交流顺利进行。

非言语交际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nonverbal communication”，对非言语交际的正式研究普遍认为始于达尔文，他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年）一书中，对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各种心理活动进行了系统详细的研究。此后，逐渐出现了大量研究非言语交际的作品。例如伯德惠斯特尔的《身动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Kinesics）、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戴斯蒙・莫里斯的《人类行为观察》（Man Watching）、洛蕾塔・A.马兰德罗和拉里・巴克的《非言语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和朱利叶斯・法斯特的《人体语言》（Body Language）等。而关于跨文化非言语交际的研究，可谓始于美国的莱克・布罗斯纳安著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言语交际对比》，它第一次直接对中英国家的非言语交际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对比研究。

在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方面，代表作为李庆祥主编的《中日非语言交际研究》（2008），它是研究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前沿丛书，其中收录了25篇论文，内容分为概论篇、分论篇、音声语篇和教学篇等。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对比方面，概论篇中有卢涛的《日本非语言交际研究概述》、毋育新的《中日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比较研究》和吴宏的《日本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与日本文化――兼谈中日非语言交际行为之差异》等论文；分论篇中主要关于手势、表情、副语言等方面的论文，其中关于中日对比的有倪秀梅和姜峰的《中日手势文化比较――以手指动作为主》；教学篇中有赵春利的《对非言语行为的调查研究》和樊军的《日本文化中的非言语交际与日语跨文化教学》等论文，主要是关于日语语言教育中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另外，有王秀文著的《日本语言 文化与交际》（2007），主要论述了中日文化差异与体态语的表达方式、副语言及交际功能等。铁军编的《中日色彩的文化解读》中，以五种基本色为中心进行了中日对比。

另外，关于体态语对比研究，期刊论文方面有孙鹏的《从体态语看中日两国文化差异》（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5（4））；有桂玉植和倪秀梅的《跨文化交际中的中日体态语对照研究》（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3））；王连娣的《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视角下的中日手势语》（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林燕燕的《体态语语言表现之中日比较――以“喜”的面部表情为中心》（华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3（2））；赵平的《从灾难中的笑容看中日非语言交际》（日语知识，2012（09））；张晓梅的 《论中日手语中表情与口形的作用》，（才智 ，2011（19））；张淑婧的《关于中日谈话节目中附和表现的使用实态》（2010）；王冠华的《关于面部表情描写的中日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所进行的调查》（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4））； 程放明、刘旭宝的《体态语的中日语言表述异同》（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4））； 硕士论文方面有李江冰的《“肢体语言”的中日对比》（2009）、向金枝的《中日体态语对比研究与对日汉语教学》（2016）等。

在服饰色彩方面，有马兴国的《中日服饰习俗交流初探》（日本研究，1986（3））；张祝平的《中国国服丧失原因浅探――从近代中日服饰变化比较说明》（历史教学，2002（11））；钱国英的硕士论文《从文化的角度看中日颜色词的异同》（2005）；刘容的《中日跨文化交际中色彩使用的差异――以服饰、礼品为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4））；李的《日本服饰搭配中日对照》（1-8），（日语知识，2008（10-12）、2009（1-4））；杜君林的《中日空间概念中“内”与“外”的对比分析》（科技风2010（6））；魏娜、蒋翔云的《浅析中日两国的传统服饰文化间的差异――以旗袍和和服为例》（学理论 2012（21））；白玉兰的《中日时间观念的差异及其对文化交流的影响》（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2））；苗M的硕士论文《中日服饰文化对比研究》（2014）；陈颖超的《中日两国“白色”异同研究》（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4（1））；谷秋实、吕园园、王芳的《小议中日服饰色彩禁忌》 （萍乡学院学报，2015（2））；张欢的硕士论文《中日英における空gを表す方法の照研究D「在、「で、「onを中心にD》（2015）等。

综上所述，我可以看出，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的比较研究在我国已初具规模，研究的时间分布主要集中在2000年以后，无论是期刊还是硕士论文数目都不算多，相关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并且各年份的论文分布相对分散，规模较小。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的重点在体态语对于和服饰色彩的对比，主要是关于姿势、身势、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的对比研究，还有关于中日服饰色彩方面的比较研究。少数文章关于副语言的比较研究，但是论文数量非常少。其他方面的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基本是空白的。总之，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还有很多需要发掘的内容，研究对象和范围也需要进一步扩展，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也亟需进一步构建，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学者们今后长期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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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4

本届海峡论坛围绕“聚焦民生，惠泽两岸”议题，设置了开幕式暨综艺晚会和论坛大会、政策研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民间民众嘉年华4大板块25场活动，主办单位多达62家。与首届海峡论坛相比，“第二届海峡论”坛突出了以下4个特点：

一是民间交流。两岸民众共同参与是海峡论坛的一大特点，也是其“民间性、广泛性、社会性”的具体体现。从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的上万名台湾同胞来看，更多的都是来自民间的基层民众，其中来自岛内最基层乡镇、村里的普通民众占了八成，中南部乡亲约占六成，许多人从未来过大陆，打破了去年的8000人纪录。

另外，参与界别更加多元、广泛、齐整，包括了台湾25个县市。活动在邀请工商企业界、文化教育界等界别基础上，扩大邀请闽南族群、客家族群、少数民族和行业代表及民间社团人士：在邀请台湾知名人士、社会精英的同时，邀请更多的台湾基层民众和妈祖、关帝、保生大帝、陈靖姑、开漳圣王、延平郡王等民俗信众。

二是两岸互动。海峡论坛是专门为两岸民众开展交流、增进了解、加强合作而打造的新平台，凸显平等参与和双向互动。因此，无论是充分展示闽南文化、妈祖文化、客家文化等地域文化特色的内容设计，还是注重群众流和扩大交流活动受众面的文化产业对接，都让所有参与论坛活动的民众和其他普通民众共享文化盛宴，感受交流氛围，融洽彼此感情。可以说，以海峡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元素为桥，本届海峡论坛处处营造并体现两岸互动、交流合作、多方参与的亮点。

三是基层对接。论坛突出民众参与这个主体，让两岸百姓当主角。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深化两岸基层民众的交流，扩大基层参与面，开展基层各界别的对口联谊，促进基层对接常态化，争取形成更多的合作共识和成果。比如，漳州的开漳圣王及部属后裔回漳谒祖进香活动上，4对漳台开漳圣王庙宇对接“兄弟庙”、“义结金兰”，漳州与台湾“十姓百村”成功联谊对接：21日-22日在三明举行的海峡两岸乡镇对流大会，是本届论坛最有特色的两岸基层乡镇对接交流活动：20日-23日的武夷山朱子文化节，也以两岸基层联谊为渠道，开展福建南平市与台湾县市、乡镇、学校的对流。

四是海西先行。把两岸交流愿景与海峡西岸发展议题相结合，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支持海西建设《意见》以及一系列中央惠台政策，研讨海西率先探索、率先实践等举措，充分发挥福建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如两岸航空运输发展圆桌会议、两岸金融合作与发展研讨会、平潭旅游开放开发等3场政策研讨活动，即切中海西对台交流合作先行先试的议题。

开启两岸民间交流的崭新大门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5

2010年8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第二季度产出为1.28万亿美元，略低于中国的1.33万亿美元，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0.4%。①中国也因此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50的日本人认为GDP被中国超过是件大事。除此之外，两国之间屡次发生的“事件”也昭示了中日两国由于经济发展、历史问题等原因存在着各方面的矛盾与摩擦，而目前日本国内由于经历了海啸、核泄漏等事件造成经济不振，国内怨声载道，所以大有可能将矛头引向中国，再次宣扬“中国”，以此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这也是我们在两国发展进程中所需要警惕的。面对这种可能对两国关系发展存在潜在隐患的状况的发生，在两国政府层面进行沟通交流的同时，需要加强与对方国家民众的交流与理解，即采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加深彼此的信任，减少猜忌与误判，从而促进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

一、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现实紧迫性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早在1965年就由美国学者格里恩创立，在冷战时期被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作为向对方阵营的公众进行“舆论宣战”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曾一度“销声匿迹”，而在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又一次被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所重视，原因在于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已经成为一国发展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而公共外交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本国政府与他国民众的一系列沟通、互动影响他国公众舆论，获取民心，从而为本国发展赢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公共外交区别于传统政府外交的根本就在于将公众纳入到外交的范畴中，而不是纯粹的官方之间的往来，但也并不等同于单纯的民间交流，简单的说，公共外交的主体是一国政府，而客体则是对方国家的公众。

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使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国内矛盾在邻国中国政治、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愈发显得激烈，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也因此受到国内发展环境与国际社会的重重阻碍，种种因素使得整个日本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心理变动，由之前以繁荣的经济自居于“亚洲第一”的心态将中国作为“等而下之”的国家到现在不愿承认中国的强大而又必须面对甚至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恐惧心理，害怕被日益崛起的中国所“威胁”，甚至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复杂心理被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分子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利用，自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开始，“中国”作为转移日本国内民众视线的工具被不断的宣传并夸大，这也成为中日两国民众好感度、互信度日益下降的因素之一。

正是由于受到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思潮上升的影响特别是日本部分媒体的误导，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也不断下降。据日本内阁府1996年舆论调查数据看，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比例：1980年为79%，1986年为60%，1992年为55.5%，1995年为48.4%，1996年为45.1%②。而由《望东方周刊》和日本《读卖新闻》合作进行的针对日本全国和中国十大城市的调查则显示，2010年中日两国国民的互信度下滑到自2006年来的最低点。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即便是在近几年两国关系出现“政暖经热”的状态时，两国之间“民意冷”的状态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对方的认识和态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在信息高度发达、公众广泛参与外交的今天，任何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不得不把“民意”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中日两国政府也不例外。两国“民间之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这种“民间之忧”极有可能会因为中国的继续发展和日本国内极端分子的利用而变的更加深化，以至于演化为阻碍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绊脚石。而这对于两国各自的进步甚至东亚地区的和平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关键之一在于中日两国的合作，尽管我们两国存在众多历史问题、现实纠纷，但其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彼此分歧。因此，对日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缓和两国关系就成为现实之需，并且极为迫切。

同时，通过历史实践也证明通过公共外交的方式对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加深彼此公民社会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在中日两国还未建立正式邦交关系之前，我国就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加强了与日本民间的联系。敌视中国的岸信介政府时期的“围棋外交”，池田政府时期的“兰花外交”，以及佐藤时期的“乒乓外交”都在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背景下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建交之后，中日两国更是加强了双方在文化、教育、媒体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程度在80年代曾一度达到顶峰。在80年代，中国政府曾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并与中国青年友好联欢了15天，3000人的规模堪称中日民间交流之最，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日民间交好的代表性事件。③

因此，无论是从维护东亚安全与和平的宏观角度出发，还是从缓解甚至化解两国矛盾，促进两国友好发展来看，对日本开展公共外交都成为大势所趋甚至是刻不容缓之举措。

二、对日公共外交的策略方法

在明确了现阶段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之后，采用哪些策略方法来开展公共外交以及在开展过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在对日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媒体的作用。在当代信息社会，媒体在公共外交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其传播信息、影响舆论的速度与强度都无法替代，而公众对媒体的依赖度也愈发强烈。因此，在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我国以及日本国内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及时将针对我国的一系列负面言论予以解释更正，同时利用媒体客观真实积极的报道来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负责任的、睦邻友好且不会对日本造成“威胁”的国家形象。创立于1996年的日本侨报社通过在日本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加深两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该报社从2007年开始每年推出一本《必读：有趣的中国》，该书由日本著名翻译家三潴正道教授带领团队翻译，而翻译内容则是摘录自《人民日报》中的经典文章，并配以图片、评论等。这样的举措使得日本国内的民众能够以他们看得懂的语言了解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除此之外，日本侨报社还在日本创立“星期日汉语角”，举办日中作文大赛，创办日中翻译学院等，一系列的突破与实践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其次，应高度重视华人华侨在开展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应向以色列学习其“族裔外交”，以色列凭借在美国庞大的犹太人群体建立起多个旨在影响美国国内关于以色列舆论的利益集团，借此间接维护以色列国家利益。我国的华侨华人数量众多，邓小平在1993年也曾表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④。而目前“在日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总数已逾70万，其中改革开放以后赴日的新一代华侨华人就占了95%”⑤。因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有广泛的接触，对所在国的社会发展状况较为了解，通过这部分群体建立相应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等能有效的与所在国民众在进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建立互信友好关系，从而为双方发展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日本自2009年9月上台后决定给予在日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在地方的参政权，而这其中就包括十几万日本华侨，这就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我们可以吸引这批在日华侨，建立相关机构，利用他们对日本社会生活各方面更深刻、更熟悉的了解以及对祖国强烈的爱国心和对祖国现状的熟知的优势，促进他们与当地主流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和沟通，从而进一步加强日本国内公众对中国的客观了解和全面认识。

再次，应重视发挥公民社会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公众的参政意识，特别是对一国外交事务知晓、参与的诉求愈发强烈，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由公众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而公共外交的发展趋势也恰恰是要逐渐淡化政府“抛头露面”的机会，而更广泛的交由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来开展，由此减少他国民众因有政府出面而产生的不信任感。由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言论NPO”组织联合举办的“北京东京论坛”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七届，论坛邀请了中国、日本的新闻界、学术界、商界、学校社团等众多主体参与并讨论中日两国发展中的问题、摩擦、公众舆论、共同发展前景等一系列主题，为我国开展对日公共外交提供了新的渠道。

最后，要积极开展中日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文化最能引起他国民众兴趣与共鸣，而中日两国在文化及教育交流方面的历史经验源远流长，“遣唐使”的到来与“鉴真和尚东渡”都传为佳话。甚至是在20世纪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也未能阻挡两国民间的文化往来。通国两国文化、教育的交流能够使日本国内公众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之所以然”的文化背景及传统因素等。2010年在中日两国关系低谷的状况下，我国依然邀请了1000名日本青少年参观上海世博会，并应邀派出2000多名高中生和教师访问日本。目前我国在日本也已开办了12所孔子学院和6所孔子学堂以及汉语角等机构作为向日本民众传播我国文化，教授汉语的平台，一系列的举措也彰显出文化教育交流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小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尽管两国之间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也出现了因各自的发展需要而导致的利益纠纷，但是友好合作发展终究是大势所趋，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面对日本社会对我国的“敌视”态度和日本民众的“冷漠”，我国应从全局出发，积极利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并逐渐改变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民族主义分子对民众的影响，进而能够改善日本国内对我国负面甚至是偏激的看法，从而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舆论平台。

注释：

①“日本二季度GDP低于中国，中国成第二大经济体”，finance.省略/a/20100816/004297.htm。

②日本经济新闻，1997一03―07。

③刘国华，李阵：《公共外交：实现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3月第2期。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7 — 0052 — 02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顾名思义，它的定位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尼山世界论坛至今已经召开了2010、2012年两届年会，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一、论坛召开的背景

尼山论坛召开的背景是和国内外的形势是分不开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中国国家发展，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传承千年不曾中断的中华文化，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为世人所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其倡导的和谐观、和为贵的道德理念不仅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独特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核，在当今世界更是可以成为弥合世界文明间裂痕、促进各主要文明相互联系和沟通的桥梁。在追求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下，中国崇尚和合的传统文化对推动这一世界共识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蓬勃发展，国力日盛，在世界经济领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中国的经济影响早已遍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因此以传统文化和经济为主线，在全球化发展的契机下先后创制了博鳌亚洲论坛，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太湖文化论坛，曹妃甸论坛等在中国举办但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成立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宣传我国的传统文化，并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

（二） 从世界上来看，加强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相互理解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

在上个世纪末，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对联合国提出了把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的提议，并获得了广大会员国的支持和通过。自此之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不同信仰和宗教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便逐渐开展起来。911事件的发生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碰撞，对这一历史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的反思促使世界不同文明对话进程加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会议于2001年11月2日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加强保护。2003年，希望通过凝聚国际社会各种力量来共同捍卫人类的精神和文化价值，倡导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建设性对话，积极应对新挑战、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文明对话——世界公众论坛”成立。它是由俄罗斯联邦前交通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雅库宁和印度知名思想家贾格迪什·卡普尔以及希腊人尼克拉斯·帕帕尼克劳联合创办， 并从2003年开始，每年秋季在罗德岛举行年会，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民间交流对话机制。

二、尼山论坛的特点

尼山论坛作为中国举办的一个世界文明论坛，与其它国家所举办的论坛相比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而与中国所举办的其它主题的世界性论坛相比，它又有着文化论坛所独有的特色。

（一）第一个由中国创办的世界文明论坛，体现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举办世界文明论坛的设想最早是由许嘉璐博士提出来的。从论坛的名称和举办的地点、论坛的徽标、论坛的主旨、论坛的定位、论坛的主题和议程安排来看无一不和中华文化相契合。尼山世界论坛的名称“尼山”和开闭幕地点尼山圣源书院都表达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敬意。尼山论坛的徽标采用的是“五彩祥云”的图案，由五朵彩云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玉璧轮廓，图案的弧度曲线类似于中国古代玉璧谷纹和君子器物“如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美好事物的表达。尼山论坛的主旨是由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文化交流的理想境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希望能够达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开展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增进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和共同发展，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①的目标。

（二）以高端的学术论坛为主

这是从尼山论坛的与会人员的构成和论坛的日程安排看出来的。尼山论坛的与会人员以各个行业的精英为主，在这两届论坛上云集了一批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有影响的政治家、外交家、媒体从业者、思想家，中国的他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世界各文明的融合和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能够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共同探索人类的共同福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和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求是》杂志原总编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邢贲思、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欧洲科学院副院长吴建民、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印度尼西亚前总统梅加瓦蒂、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墨西哥前总统比森特·福克斯·克萨达、美国夏威夷大学比较哲学教授安乐哲、美国水晶大教堂创始人罗伯特·舒乐等先后参与了这两届的尼山论坛。

（三）论坛影响迅速扩大，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世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

尼山世界论坛虽然只举办了两届，但是在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取得了很大的知名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尼山世界论坛受到了舆论界的强烈关注

“首届尼山论坛引起新闻媒体高度关注，报到采访的中央及山东省、济宁市媒体 20多家、记者93人，其中中央媒体记者60多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均派出多位记者专程赴会报道，香港凤凰卫视派出报道组。山东电视台、济宁广播电视总台的 40 多位电视录制人员现场录制论坛实况。” ②第二届尼山世界论坛与第一届相比，无疑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对尼山论坛做了全方位的报道。“截至6月3日，中央媒体和省直媒体累计发稿（含消息、评论、图片、视频）520篇（张、底），专栏、专版、专题20余个。其中中央媒体发稿（含消息、评论、图片、视频）290篇（张、底），专栏、专版、专题10余个。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广播网、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腾讯、和讯等30多个国内主流网络媒体转载了论坛消息。”③第二届尼山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还引起了众多海外媒体的关注，“第二届尼山论坛全球电讯通稿，在海外被美国《世界日报》、《侨报》、《星岛日报》，泰国《星暹日报》《京华日报》、《京华中原》，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千岛日报》、澳洲《新快报》，香港《星岛日报》，菲律宾《联合报》、《菲律宾商报》等20多家媒体采用。”④

2.尼山论坛已经走出了国门，世界范围内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2012年10月3日至7日，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副主席，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代表尼山论坛出席了在希腊罗德岛举行的“世界公众论坛”第十届年会，并做了主题演讲，向“世界公众论坛”介绍了尼山论坛并播放了关于尼山论坛的视频。除此之外，在2012年由于尼山论坛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合作也有了越来越多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机会。2012年的4月16日，“巴黎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尼山论坛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开幕。论坛的主题是“儒家思想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人文主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许嘉璐，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和欧洲思想界、金融界和新闻媒体界的其他人士共同出席了论坛。

四、尼山论坛的评价

（一）尼山论坛对于中国举办论坛的积极作用

在尼山论坛之前，中国只举办过博鳌亚洲论坛这一世界性的论坛，而其议题是关于经济合作的，与文明论坛的内容和形式大有不同。在许嘉璐博士的积极倡议和各界相关人士的支持下，尼山世界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尼山论坛取得的重大成果无疑对中国举办世界性的论坛提供了经验和模板，这使中国增强了对举办文明对话的论坛和更多的世界性的论坛的信心。

（二）尼山论坛对增强中国软实力和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的积极作用

1.尼山论坛可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进而增进中国的综合国力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7

1995年全世界很多区域都在进行对于二战结束五十周年的反思和纪念。在这个年头里，和日本的知识界并没有表现出对于抗日战争这一事件的共同性立场，相反，除了少数有识者之外，在各种形式的合作中，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回避正面触及这段历史所造成的感情创伤，以知识的态度对待这段历史。于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潜在前提。与此相关，1995年也是中国普通公民又一次强化战争记忆、燃起民族仇恨的年头。各种形态的有关抗日战争历史的回忆，使得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在感情上加深了与日本的对抗情绪。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它很快带来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要求，于是，中国人从日常生活到感情和文化选择，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既有的价值观念还在，但是它们已经被结构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序列里，从而发生着不同的作用。

当全球化被语焉不详地不断复制为一个既定前提的时候，有关全球化的了解反倒被搁置起来了。特别是全球化与"普遍性"、"国际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紧迫的任务被理解为与国际"接轨"，并由此衍生出所谓国际化与本土化两种立场。但无论是哪种立场，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那就是全球化过程将带来的不是本土文化的开放或者消亡，而是本土文化的重新结构，在这个重新结构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实体性将要受到挑战。

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全球化本身的定义问题，而是在中国知识界普遍接受了全球化这一前提下所出现的一些基本状况；我认为，这些状况反映了某些误区的存在，它们集中地体现在"跨文化"对话的活动当中。实际上，在近年来中国的"跨文化"活动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大多被理解为某种实体，开放文化和固守文化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强调了文化的实体性而已，因而，全球化的过程所带来的本土文化的自我否定和重新结构的可能性，被这种实体化的思维方式遮蔽殆尽，它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轻松的叙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经过两年的准备，在1997年，在少数中国和日本知识分子之间，开始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对话过程。我们给这样一个对话的尝试命名为"知识共同体对话"。不言而喻，主要发起人和参加者试图在这样的对话中建立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共同性知识立场。这一尝试所试图面对的，则是在轻松的全球化叙述和谨慎的跨文化对话背后所隐藏着的、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社会与知识界之间的尖锐的文化冲突。通过对这种文化冲突的触及，我们希望能够揭示全球化认识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的误区，从而勾勒全球化文化互动的真实状态。我们非常清楚，文化差异的表述通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所遮蔽。这种遮蔽导致的后果恰恰是被遮蔽的差异和矛盾的深刻化和白热化。仅就中国和日本而言，在两国的知识界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一直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各种面目呈现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程度。但是，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之中，有一些被自觉回避的问题总是会以人们最不情愿的方式爆发出来；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战争历史的责任问题。这是一个始终未能在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中获得明确定位的问题。这样说倒不是意指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讨论，或者没有得到注意，而是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和真实的表达途径。所以，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交锋往往会突如其来地爆发，又被突如其来地压抑。与此相关，如此频繁的文化交流，其实却是在非常狭窄的思路中进行的：所谓"专家式对话"是构成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只允许就一个方向展开话题，比如两国中国学家的交流或者日本学家的交流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交流只以话题所依赖的某一方文化为基础，而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则仅仅被视为背景从而被虚化或搁置，只有当讨论无法顺利进展的时候，文化差异才被作为"退路"提出来，它的作用又往往在于以文化特殊论堵住另一方发言者的嘴：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我们才了解。毋庸置疑，这样的模式没有给文化冲突准备余地，而且通常由于话题的设定是在一种文化内部，而这种文化又被视为是自足的，所以来自该文化的学者就无形中充当了"先生"的角色。也由于同一个原因，作为专家式对话的伴生现象，跨文化的学术交流常常会引起一些潜在的纠纷，而这些真正的文化冲突基本上被视为附加的问题被草率处理掉，从未构成讨论的主要对象。这使得跨文化交流的友好表象建立在极其虚假的层面上。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认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知识空间，把一直被遮蔽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问题推到前台，是一个迫切的课题。为此，我们在"知识共同体对话"的起点规定了如下几个基本的前提：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8

论文征集内容：

1.国内外日用化工新技术发展趋势

2.化妆品、洗涤用品新技术

3.新原料（包括香精香料及防腐剂）在日化产品中的应用

4.生物、生化及天然活性物在日化产品中的应用

5.日化产品的安全与功效性评价

6.行业法规与现代科学管理

论文要求：1. 论文字数以3000字左右为宜;2. 提交“论文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作者职称及所从事专业”（论文摘要限定150字以内）;3 .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要中英文对照;4 .上交论文一律用word格式发到学会电子邮箱;5. 论文征集截至日期为2007年 7月 30日。

论文评选：经专家委员会评选，对优秀论文，给予表彰奖励、颁发证书；对青年优秀论文推荐上报北京市科协。参加评选；所有获奖论文作者的名单登载在《中国化妆品》和《北京日化》杂志上；对征集的论文编辑成册，出版论文集。

收费标准：参加讲座的外企及有关单位按30分钟/场，每场收费2000元。论文集广告费：彩页 2000元，黑白（文字） 1000元。

交费时间：2007年 8 月 15日前汇至北京日化学会。

研讨会期间设有新产品展示：内容：日化产品、原料、设备、包装、OEM、新技术成果转让业务洽谈。

规格：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价格：1500元。报名截止时间2007年7月30日。

学会地址：北京市崇文区东四块玉南街32号

邮编100061

联 系 人：刘静安 胡翠兰

电话：010―67113081

传 真：010―67173252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9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依文献记载，迄今至少有二千年的历史。从《三国志•倭人传》到《清史稿•日本传》，中国的十六部正史中对此均有记录。[1] 在这二千多年的历史洪流中，中日之间一直流淌着法律文化的泉流。[2] 其间形成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创出它著名的律令时代；[3] 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开启了我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4] 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双向交流不仅形塑和提升了两国的法制文明，而且亦已成为人类法律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把这个案例作为一个典型来分析，用以探讨法律文化交流的一般原理及其作用，既是一项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科学工作，亦是一项饶有兴味的学术活动，但这个问题长期为人忽略，专门的探讨近乎空白，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此做出回答。

一、法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人的作用，决定了法律文化交流

在理论上的必然性和现实上的可能性

确切的说，古代日本输入唐代法律文化，是因为唐代法律文化对当时日本法律文化所拥有的绝对先进性，亦就是日本留学生所的，“大唐者，法式备定珍国也”。[5]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日本的法律文化与唐朝中国不存在种差距，亦即它们大致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那么，即使日本对唐代法律文化采取学习的姿态，那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其广度和深度恐怕都不能与历史上的相提并论。事实上，正是中日之间这种法律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形成了唐朝中国对古代日本的压力。这种文化压力可能不如战争胜负那样明显，但它却是无形而又沉重的，尤其是对像日本这样一个追求自尊的民族来说，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6] 同样，晚清中国不管曾经多么无知和轻视东邻日本，但事实还是让先进开明的中国人看到，近代化的日本不止在军事上，即使在法制发展水平上亦已超过中国。正如黄遵宪、沈家本和董康等所感受和认识到的那样，日本在法律文化上对中国已构成压力。[7] 但在这种新的不平衡中，日本已处于先进而拥有优势的一方，中国则替代古代日本沦为后进而处于劣势的一方。所以，晚清中国决定模仿日本变法修律。

中日法律文化之间的这种不平衡为何能引起交流的必然呢？从大的方面说，“文化交流是调节各国文化平衡发展的无形的杠杆。由于自然地理及各种人为的原因，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包括文化的风格、气质各异，发展程度高低不一。这种不平衡是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因。文化在交流中渐趋于平衡，接着再产生新的不平衡，然而再进行新的交流。就这样，文化交流不断调节各民族文化向前发展。”[8] 如果要将其中的道理说透，正如前面所说，不平衡有压力，压力必然促使不平衡中处于后进、劣势的一方，通过模仿、发展来追赶先进、优势的一方。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法律文化是社会整体系统中的一部分，法律文化之间的不平衡，实际上是整体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体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自然导致人类竞赛中的压力，这种压力又往往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因此，法律文化作为社会革新系统中的一部分，交流是势所必然。从前述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中，我们已经看到双方都是在社会压力下进行改革的产物，在方向、规模与速率上亦都与社会整体的改革相一致。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128-08

中国与日、朝（韩）、越等东亚各国，存在着长达十五六个世纪的以汉籍为媒介的文化联系，这种文化联系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汉籍研究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不仅出版了数百部汉籍整理和汉籍研究方面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汉籍研究的论文，多项研究课题获得国家部委的资助，而且对汉籍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等理论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外还成立了不少汉籍研究机构，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在中国的两岸四地和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各国，汉籍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交流最频繁的领域之一。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

（一）现实基础

大量的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以及东亚各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的发达和文献的丰富，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汉籍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等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范式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笔者拟以中日两国的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对此略加申述，以为窥豹。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汉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

中国学者踵继民国初年诸多学者赴日本寻访佚书之后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汉籍调查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严绍鋈教授对日本佚存汉籍调查研究；王宝平教授对清代中日图书交流的个案追踪和编目整理。近期郭真义等研究者，分别编著出版了《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日本藏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汉籍目录》等。对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和留存情况进行调查与整理，便于摸清汉籍域外传播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可以为该问题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域外汉籍研究，一方面着力揭示了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及其学术思想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着重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域外汉籍研究成果颇丰，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岛意之的《上代日本文学こ中国文学――出典ぁ中心こすゐ比较文学的考察》等；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有黄俊杰的《十八世纪中日儒学异同试论》、陆坚等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王勇等主编的《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严绍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等。

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东亚地域的汉籍研究，研究者不仅发表了大量针对具体文献的研究专著，而且还出版了诸多专题性的著作、综合性的论文集和研究丛书，如王勇教授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杭州大学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中华书局）等，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在域外汉籍研究中，许多学者还申报主持了有关域外汉籍的研究课题，如张伯伟教授主持的“域外汉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孙文博士主持的“‘舶载书目录’研究”，这些课题均为国家部委资助的研究项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是一整合型研究课题，在他的主持下仅在大陆以此课题名义出版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达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学界还开展了有关汉籍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开了“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域外汉籍与中日交流”座谈会。同时，创办了专门性的连续出版物，不少高校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的连续出版物有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成为动态反映域外汉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个园地；设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有南京大学2000年成立的“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成立的“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书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域外汉籍研究课程，以培养专门研究人才，如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开设了“东亚汉文献研究”，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开设了“中日比较文献学研究”（含日本汉学与汉文献研究）等课程。

（二）理论背景

中古以降，中国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趋隆盛。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中华文化以其发祥地为策源地，跨越漫长的十多个世纪，如同水波向四周扩散，超越诸多政治区划与地域局限，在东北亚、东亚、东南亚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及以汉字（包括其变体）为主要载体的区域文明，即“东亚古典文明”。在这一古典文明所涵盖的区域内，以汉文典籍及其衍生文献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各国文化和其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东亚各国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他者”的眼光。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域外汉籍，以及东亚各国在汉籍影响下产生的土著语文文献进行深度解析，是理解东亚古典文明的内涵、形成机制及其文明史的意义的关键。

不同文化的交流，如果从某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可能是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为主；若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整体观照，就会发现，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者多向交互作用的，去、取之间完全视各自的文化需要而定。从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严绍教授指出：“中国文献典籍的东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变异，它的传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这不仅影响着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传统汉学中的许多特点。”杉本孜教授也说：“汉籍对日本学术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超过想象的。”这种影响是通过日本学人对中国典籍的解读来理解和吸收的，并在日本文化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学人是以“他者”的视角通过对传入汉籍的解读来理解中国文化，用这种方法理解的中国文化，不免会因受解读者所处的地域、历史、民族、时代背景、思维方式，甚至是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学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与中国人理解的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接受了在华传教士的著作和其学术思想的中国学者的著作，继续对日本文化和学术思想产生影响，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日本学者在吸收了欧洲的科学文化之后的汉语著述，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经过长期不断的交互式的文化融合与滋长，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谓“东亚古典文明”的核心内涵。

因此，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及其对输入汉籍的东亚各国的文化影响，而且要关注域外学者对中国原典的诠释、引用，还要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对这部分文献的追踪研究，需要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通力合作，“以汉籍文献整体为基础，以汉文化为视野，以综合与比较为手段，寻求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结构”。这一新的学术取向引发了学术界对域外汉籍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研究范畴，如王勇教授提出的“书籍之路”、王晓平教授提出的“亚洲汉文学”，严绍教授提出的“国际汉籍文献学”等。上述观点高屋建瓴，为宏观把握“域外汉籍”的总体状态和考察汉籍的跨域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为了“求同”――考察超越国界的东亚古典文明所呈现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结构，更重要的是为了“寻异”――阐发不同政治地域如何以自身的需求与阐释回应来自汉文化策源地发出的信息。换言之，汉籍在不同地域获得了怎样独特的发展，这更应该成为汉籍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笔者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范式，以参与上述理论问题的讨论，推进汉籍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

清季以来，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调查多持有一种“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其目的或是使流落异邦的中华经典魂归故里，或是用以验证中华文明如何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了“夷狄”之邦。近年来，汉籍研究日趋客观，出现了中外汉籍“互相补正”的学术取向，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但从总体来看，汉籍研究的理论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关于汉籍研究的方法论和学科化的研究，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为了进一步彰显汉籍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学科化色彩，笔者尝试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理论范畴，强调“他者”的能动性，即汉籍接受者的意识与反映，希冀有助于汉籍研究的学科建设。

笔者定义的“汉籍比较文献学”，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立足于古代汉文典籍的跨国、跨地区传播的历史事实，在东亚广大区域内，对汉文典籍向域外传播的规模、流向、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以及在汉籍影响下进行的域外汉文创作和其本土创作等方面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其目的是寻求并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及本土文献与中国文献之间的关系、异同，进而关注汉籍流布地区的土著语文著述与汉籍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以文献学为出发点，揭示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次的文化联系，为构拟符合历史事实的东亚古典文明提供一个可能的参照系。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域外汉籍的价值就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也就不是无关宏旨或无足轻重的了。汉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发这种因素，阐释其价值和意义，使汉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以汉籍历史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通过对东亚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输入及衍生的各种形式的汉籍文献的种类、数量、内容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阐明各国本土文献包括汉文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存在的、或隐或显的影响与借鉴关系，而且可以从东亚各国输入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上把握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公、私各界对汉籍的需求，并据以发掘其背后隐藏的国家文化建设意识和知识界的读书趣味；还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了解不同政治区域内的学术界、知识界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情况，为阐述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区域各国的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国家建设所产生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通过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可以盘点输入日本的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揭示以典籍为载体的中日文化交流之盛况；通过考察日本汉籍的生产与流通状况，可以把握日本知识界的文化趣味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追求；把握日本学术界解读中国文化的进程及其学术状况，并据以考察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情况，考察以典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考察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形成的意义。

三、“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基于学界已经取得的汉籍研究成果和学术发展趋势，笔者体会“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以中日为例），似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汉籍传播史研究

中日之间汉籍传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典籍向东传入日本的历史研究；二是日本学人对输入汉籍的阐释及其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

考察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中国典籍数量巨大，不同历史时期向日本传播的渠道、方式、典籍的数量、种类等非常复杂，而且我们现在对上述问题还知之甚少。所以，要撰写一部全面、完整的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至少在目前还无从谈起。现在我们只能从局部做起，局部的研究做好了，就会使我们对中国典籍向日本传播的历史的整体认识加深，并且通过局部研究成果的积累，可以逐步向整体研究推进。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不断东赴日本寻访佚书，其搜佚辑散工作成果颇丰，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和日本公、私现存古籍目录，有选择地对一些具体文献和目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爬梳董理，以追寻中国典籍流落异邦的故实，摸清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具体情况，获得有关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数量、种类、途径等更加翔实的数据，比较准确地把握东传汉籍的具体内容与数量，从而作出关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的可靠结论。

日本学人对中国原典进行的汉文诠释及其独立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也有千余年的历史，据王勇教授考证，肇始于日僧携经入唐，中经宋、元、明，至清代达到全盛。对这部分史实及其文献的研究，近年来逐渐走入汉籍研究学者的视野，此方面的研究有王勇教授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之《日本汉籍及其流播中国之研究》等多篇专题论文，等等。但是，较之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研究，对日本的汉文著述及其传播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这是今后要重点关注和加强研究的课题之一。

2 汉籍接受史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往往迅速地以传抄、翻刻、注疏、释解等形式进行交流、传播，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流传于日本的汉籍，包括由中国输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的日本传抄本、注释本和翻刻本（即“和刻汉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学者、僧人用汉文进行的创作。这对于我们所倡导的“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而言，后者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通过对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的微观考察，可以实证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献的影响。同时，关注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独有的发展轨迹，把握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基本特征，对于揭示它与输入汉籍之间的深层联系，为阐明中国典籍东传对日本古代文献所产生的影响提供考镜源流的基本依据。

汉籍传入日本虽然有商业利益的驱动，但其目的更主要的是日本为了国家建设与发展及其知识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锁国”时期，日本把输入的中国典籍作为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日本通过汉籍接受中国文化的必要条件是汉籍文本的传入与解读。因此，了解某种中国典籍在何种情况下被传入日本，并且在何种情况下得到怎样的解读与阐释，就是我们今天了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有效手段。前者经由清代以来诸多学者的索隐钩沉，致使今日形成了所谓“书籍之路”的研究，许多隐藏在残编断帙之中的史实逐渐清晰起来。而后者，即近代以前的日本学者是如何解读输入的中国典籍的？通过对此问题的解读，看到了怎样的中国？日本人理解的中国文化是怎样的？这种依靠典籍传播而进入日本的中国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日本的国家与文化建设？凡此种种的发覆，有赖于对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抉微钩沉。

3 汉籍文献学理论研究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典籍对日本文献的发展，尤其是对日本汉文文献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较文献学”视域下的汉籍文献理论研究，是在运用文献形态学的方法描述日本汉籍文献学特征的基础上，考察中日两国图书（不限汉籍）的分类、著述体例、阐释学特征、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的异同。

古典文献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强调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因此，考察中国传统文献学理论对日本古代学术视野中的图书分类、著述体例、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等方面的影响，不仅是认识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异同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汉籍比较文献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要求掌握和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汉籍研究也不例外。掌握和运用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以简驭繁、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汉籍研究领域，诸多先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结合各自的研究课题，践行并总结出了一些针对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如大庭教授在《关于东传汉籍的研究方法与资料》中提出的对特定的某一汉籍和汉籍现存实物进行研究，对目录、记录、引用等进行研究，以及对刻版进行研究等方法；张伯伟教授在《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提出的“据……以考”的十条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汉籍传播和影响是行之有效的。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与域外汉籍研究方法、文献学研究方法相比较，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它自身的独特之处。在学习和借鉴先贤时俊提出的域外汉籍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基于对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内容、特点的认识和把握，笔者认为，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将文献学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对中日两国的汉籍进行文本识读和文献学研究，把握文献学的基本特征，实现“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目标。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两国汉文典籍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既要比较两国汉籍在文献形态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异同，又要揭示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还要阐述其历史根源与意义。

具体的研究方法（仍以中日为例）主要有：

1 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籍文本进行识读

文本和史料的准确可靠是保证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历时久远，而且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播渠道不一，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汉籍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衍生的文献数量不同，其流布及保存的形式具有多样性，许多早期传入日本的珍贵汉籍多以抄本传世，字体多有潦草、漫漶不清之处，加之抄写者的汉文水平参差不齐，难免会有疏误，或有后世整理者有意的改写，或无意的疏失。凡此种种，使得对汉籍的文本识读成为汉籍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难点和消除的障碍。因此，文本识读是进行汉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需要首先运用文献学的审形辨音、字词校注、版本比斟等基本方法，对汉籍文本中的讹、脱、异文等进行勘误，为继之进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便于利用的基础资料。

2 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汉籍分类研究

由于东传日本的汉籍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入的时间有早有晚，有些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有些到近现代才传入日本，目前难以对不同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所有汉籍同时进行研究。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按照研究对象（汉籍）的某一或某些特征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研究，其研究对象的同质性相对较强，便于获得真实可靠的数据，便于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和规律。

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和性质同一度，分为断代研究、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

其一，断代研究是指选取某个特定的历史平面，确定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对这一时期的汉籍进行清查，对其间发生的汉籍交流和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这种研究，是从中日汉籍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选定一个横断面，所考察的汉籍数量和范围可以大为缩小，便于勾勒出一个时期内汉籍传播和交流的大致面貌。如果把各个时期的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的情况梳理清楚了，那么把它们连起来就应该是一部中日汉籍交流史的大致轮廓。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断代研究要求，所选择的历史时段，既要有足够的长度但也不能选择太长的时间跨度；在这一历史时段内所选择的汉籍数量既要足够得多，但也不能选择太多的可供研究的汉籍。在研究分析时，也要注意对这一时段内的汉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彰显时代特点，揭示本时段汉籍与其前、后时段汉籍的联系与区别。如果选择的时段太短，那么就没有足够的汉籍文献容量；如果考察的时段过长，那么汉籍文献的数量就会太多、文体不一致，不易把握。所以，进行断代研究时，要注意选择一个“适度”的历史时段和汉籍数量。

其二，专书研究是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专书（包括目录学著作）或专人的著作，对该书或专人著作的传播进行追踪式研究。考察它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在日本有无得到释读、传抄或翻刻，有无衍生文献，流布范围和流传时间如何，是否回传至中国等。通过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详细考察，分析该书或专人作品的传播特点，然后与相关汉籍（同类性质或相同文体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进而考察不同时代同类性质或同类文体汉籍的传播特点，探求汉籍输入国在不同时期的读书趣味与文化需求。

学界已经开展的专书研究多集中于《诗经》、《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文选》、唐宋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朱子学、阳明学、佛教、道教文献的研究，对于最能具体而感性地反映汉籍流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舶载书目录”类文献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影印与介绍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舶载书目录”所载汉籍数量繁多，而且具有连续性，能够全面反映一个时期汉籍东传的全貌，是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极生动而又具多方面价值的历史文献，是研究汉籍交流情况的绝佳资料，应该成为汉籍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

其三，专题研究是指围绕某一主题进行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的学术兴趣和能力，选定一个可持续关注的主题，进行一系列专门性的研究或讨论。专题研究的对象（即主题）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有利于研究的深化。专题的选择相对比较灵活，可以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也可以是比较宏观的理论探讨，如关于汉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史学意义、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动因与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讨论；可以是某一问题的通史性的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主题的断代性的研究，如张伯伟教授对清代诗话东传的研究；可以是对某一类汉籍的专门研究，如蔡毅教授、张伯伟教授对日本汉诗的研究，也可以是对汉籍的综合性研究等。

3 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汉籍定量研究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1

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于2006年4月28日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他建议日本应当积极开展“动漫外交”，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而在2008年03月，现任外相高村正彦正式任命哆啦A梦为“动漫文化大使”，此举无疑是在延续麻生太郎的外交政策。日本外务省希望通过“POP文化”，特别是动漫文化，推销日本，大打文化外交牌的举动引起中国国内的激烈争议。不少人认为由于目前日本动漫一统市场，如不制止日本动漫潮在中国学生间的泛滥，中国下一代必然会“日本化”，形成浓烈的日本情结，从而影响对日政治态度。然而不少动漫爱好者认为，日本动漫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日态度。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本文希望通过调研与解读相关资料，探求：

一、中国当代大学生热爱日本动漫的行为与其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存在，相关程度如何；

二、日本动漫外交的效用以及收益率；

三、日本动漫外交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动漫外交文化外交情结中国大学生日本情结对日政治态度

（一）文化外交及其作用机理

当前，文化外交成为了许多国家宣传自身文化与政治理念，提高国际软权力的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所谓文化外交，根据李智所著的《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一书所述，是指“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外交活动。”作用机理如下：首先，通过”文化模糊”处理，目标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被增强。而这种文化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以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舆论传播也常从文化视角切入，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向目标群传播，使目标群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舆论输出中文化因素的激励和感染，从而慢慢接受传播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次，借助文化熏染、提高对该国文化的接受度。文化熏染是通过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潜移默化，使个人在无意识中获得正规教育之外的认知。文化致效就是将要输出的舆论与文化因素进行有效整合，让要表达的舆论披上文化的外衣，促使目标群在本民族文化的惯性思维之下，自然地接受舆论观点。就某种意义而言，舆论传播中的文化致效也是文化意识的战略传播，必然具有很强的熏染性。然而，少数国家也把这种外交方式当成是文化渗透的手段，通过文化传播这种隐蔽的手段来改变他国国民的价值观与政治态度，从而达到影响与控制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的目的。尼克松的经典著作《1999不战而胜》与《真正的和平》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文化外交主要通过建立他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情结来实现。那么什么是情结呢？情结是一心理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的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每个心理学理论对于情结的详细定义不同，但不论是弗洛依德体系还是荣格体系的理论都公认情结是非常重要的。情结是探索心理的一种方法，也是重要的理论工具。情结一词原本是精神分析学的概念，作为一般意义上使用情结一词，最先出现在荣格(Jung.C.G.)的文献里。荣格将complex形容为“无意识之中的一个结”。可以将情结想成一群无意识感觉与信念形成的结。这个结可以间接侦测，而表现出的行为则很难理解。在20世纪初，他在进行言语联想的考察中发现，由于情感因素联想会出现显着的延迟，这种不服从意识控制的过程妨碍着联想正常进行；并且认为在潜意识中，存在以一定情感为中心集结着相关的心理内容的心理过程现象。他把这种现象称作“因情感而集结成的(在潜意识中)复合体”。以后就略称为“情结”。日常生活中当潜意识活动强度高于有意识的强度时，这种“情结”作用强势地控制着人的行为。特别对个体人格有较强的控制作用。

（二）日本动漫外交提出的背景，主要措施

日本人及其政府认为动漫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可以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来设置议程，从而说服他人相信和认同其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们在心理上形成亲日情结，从而产生预期的态度和行为,最终实现文化致效。2006年4月28日，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他建议日本应当积极开展“动漫外交”，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2008年03月，日本现任外相高村正彦正式任命哆啦A梦为“动漫文化大使”，而此举无疑是麻生太郎动漫外交政策的延续。

根据麻生的《文化外交新设想》以及外务省的相关政策文件，日本开展动漫外交的背景：首先，作为流行文化，日本动漫对外国公众已经形成巨大影响力。现在是普通老百姓的舆论对一国的外交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日本希望将这深入大众的拥有坚强力量的流行文化变成公共外交的工具，通过动漫作品传达的意象，使“‘日本’或者‘Japan’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明亮、温暖或者很棒、很酷的感觉”，树立日本美好的外交形象，使其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更易被接受。其次，日本希望通过其动漫塑造的形象去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上受其侵略的国家对日本的看法，从而提高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如，日本是当今的经济大国，却是政治上的侏儒，其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受到来自亚洲的多国的阻力。最后，为其经济输出开路。中国和亚洲各国志日本经济往来十分频繁，其在亚洲各国的形象影响到其出口量。如：中国也已经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在中国的形象对其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有很影响。每当中日关系紧张时，就会有抵制日货的呼声。

在迫切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双重推动下，此项动漫外交政策的主要措施迅速出台，主要包括：

一、政府和动画制作者召开流行文化交流学习会；任命那些在国际上颇受欢迎的漫画家和游戏作者为“动画文化大使”，并将之派到海外宣传日本流行文化。日本外务省在2007财年预算草案中已经列入了这些相关的费用。

二、开设以海内外新锐漫画家为对象的“日本漫画大奖(InternationalMANGAAward)”。这包括两项“动漫大赏”：

首先是创办以外国漫画家为对象的国际漫画奖“漫画诺贝尔奖”。麻生曾说：“我希望为当今不断涌现出的世界各国的年轻漫画棋手，在漫画起源地的日本设立一个权威的奖项，也就是说设立一个相当于漫画诺贝尔奖的奖项。希望他们以此为契机意识到他们与日本的关系。”

同时，以发掘日本青年映像?动画创造者的作为目标的新奖项的也被提出。据最近的《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度日本文化厅将拨出4亿4千万日元的预算，用于振兴向动画、CG等媒体艺术。这些预算中包括了对动画、CG等年轻作家的培育和扩张文化厅目前举办的媒体艺术节的费用。

三、通过电视，电台等手段传播日本动漫文化。主要包括：建立一个频道面向海外进行英语广播，并建立一个“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用英语传播日本信息的电视频道播放日本动漫信息”

对于中国这个与其有宿怨的国家，则着重在地方电视台播放动画等文化产品，推广日本最受欢迎的动画与流行歌曲：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拨款24亿日元从动漫制作商手中购买动画片播放版权，将这些动画片免费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电视台播放，并决定在2006年度预算案中，增加对华宣传费用11．6亿日元，使对华宣传总预算达到31．1亿日元。新增款项将主要用于在中国各大电台、电视台播放日本的流行歌曲和日产动画片。日本外务省在解释这一投资时说，他们希望这样的柔性宣传可以减少中国青年对日本的不信任感，进而增进中国青少年对日本的认识。

四、日本政府从补充预算中拨款20亿日元，国际交流基金会等机构出资80亿日元，建立日本100亿日元的“日中21世纪基金”，然后使用这笔基金所得的利息收入每年约2亿日元，进行以下活动：

①中日学生交流活动。从2006年9月起，政府每年拨款100亿美元资助11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家庭中生活一段时间，亲身体验日本文化。日本政府另外还向日中友好会馆拨款5亿日元用于中国高中生的短期赴日交流，如“动漫文化交流实习生”计划,也就是说让当地的学生接受一定时间的实习，在大使馆或总领事馆从事文化交流的工作。还有与CCTV合作的“中日文化小信使”等系列活动；

②让参与日中交流的双方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企业团体和个人共同建立一个联络网，促进相互间的信息交流，培养两国交流的接班人才。外务省的“InvitationProgramtoJapanforJournalistsInterestedinAnime”计划便是其中一个重要计划；

③在中国各地的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内开设“日本信息据点”，介绍日本文化、出借日本图书，而且还将展示日本引以为傲的网络技术，并邀请活跃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和企业人员参与介绍日本的活动；

五、在外务省设立了“海外交流审议会”。会长由丰田汽车副会长的张富士夫担任，其目的是构筑民间人士与外务省良好的互惠关系，意欲通过日本大型企业、文化机构或者是广告公司向目标国输出诸如动漫等文化产品。

六、彻底强化日语教育的方针。“对于由动漫对日语产生兴趣的各国国民来说，我想，对日语降低接受日本语能力测试的难度，在各国推行示范的日语教室，制作标准教科书等等，使国际交流基金会作为日语教育的推广者能够真正地重新出发等措施是有利于我国的文化价值观的推广的。”

七、同时，日本本土资金也加紧建设属于自己的动漫媒体网络：如方舟盛世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就是日本世界社、日本岛本株式会社、日本盘亚株式会社三方委任“中国地区指定宣传公司”，负责日本总部、中国总、各地区在中国地区的宣传、策划、制作、、活动组办等。甚至连在电影业及出版业举足轻重的“角川集团”也积极发展在华传媒网络：①、在2005年大手入股香港洲立集团，成立该集团最大股东，目的是利用该集团发行日本动漫电影及作多媒体合作（如制作电影、发行DVD/VCD、制作及发行游戏、出版等）并进行有力的宣传。②、2005年角川与香港的新华传媒合资1亿港元，建立“新华角川”去开拓中国内地市场。③、2007年日本角川控股（KadokawaHoldings）旗下的角川映画，也与新华传媒集团在内地正式成立合资公司。首要任务是在3年内在内地大城市建立20座电影城。意在通过进一步强化“香港角川”桥头堡的作用，再行全面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中国星传媒机构双方也正在就版权引进方面的事宜进行谈判。此外，在中国的网络销售也被纳入到角川的视野。目前，角川映画正在和国家版权局、中国网络版权联盟等进行密切的接触。另外，角川书店还为其下属子公司特别设立了总额为20亿日圆的动画专门基金。该基金里也包含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投资，据说将在今后5年内投资35部TV动画或剧场动画。

（三）国人对日本动漫外交的争议

一石激起千层浪，日本的动漫外交政策引起了国人的激烈争论：

部分国人认为日本此举意在通过占领动漫市场，从而垄断话语权，在中国新一代中培养浓烈日本情结，让这些认同日本价值观的亲日分子，影响中国的对日政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在中日问题上多次提出“有必要增加留日的中学生，以便培养更多的亲日派”。反对人士宣称对日本动漫废寝忘食的痴迷者们，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也逐渐接受了日本的文化和价值理念。他们欣赏《灌篮高手》的好勇斗狠,认同《爱情白皮书》中的勾心斗角，衷情《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冷漠凶残，甚至于许多人脑海里的中国文化，如西游、三国等的概念，更多是来源于日本的漫画和电子游戏，当前由不少动漫迷掀起的盲目学习日语及日本文化的热潮也是这种政策效用的极佳例证：甚至连前外相麻生也曾说“想想为什么，电视上播放的动画片的主题歌是日语的，因此，对日语感兴趣的孩子就自然地增加了……。日本的流行文化引起了人们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对日语的兴趣。”

日本动漫，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传播日本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锐利武器：前几年，日本出版了《中国入门》以肆意歪曲历史、丑化中国人为主要内容的漫画书。《中国入门》不但否认南京大屠杀，为罪恶昭彰的日本731细菌部队翻案，还称中国的思想、文学、艺术、科学等都“毫无吸引人之处。令人吃惊的是，面对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这样充满鄙视、煽动仇恨的漫画既没有引起日本动漫界的反思，也没有引起日本普通民众的批评与反对，且一上市就连续保持日本4个月最畅销书记录。这些裸宣扬狭隘民族意识、为历史罪责翻案的漫画，会通过日本政府的着力推销，毒害亚太各国的下一代。

另一方面，不少动漫爱好者认为即使他们接受日本动漫，也不代表认同日本的价值观。而且由于日本对于中日间争端的解决毫无具有诚意的实际行动，他们对日的政治态度也不会因为动漫而改变。他们宣称采用两分法对待此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在这些热爱日本动漫的人的观念中，把动漫或流行文化中的歌曲、影视作品客观化了，把这些作品与孕育他们的日本文化环境剥离开来，在他们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不会想到日本这个国家的概念。根据国际先驱报报道，一个动漫迷、大三女生小蕾说，“本身我对政治不是很有热情，不过该有的民族自尊和是非观念我肯定是有的。日本在某些方面太过于野心勃勃，甚至不顾最基本的道德和是非观，总之对日本政治我是很失望的。”

的确，一方面，日本动漫在中国已经培养了相当多的爱好者，但是，中国青年对于日本右翼分子过当行为的激烈反应却也反映了中国新一代的强烈的爱国心。例如，小泉03年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参加了一系列反日示威，麻生忽视历史事实，意欲升级自卫队，更改宪法第九条等的极右言论也招来中国青年反对的声音。而且，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中国部分大学生已经形成成熟的对日观念，日本的文化输出政策或许很难奏效。2004年，日本主要媒体的8位总编辑来到清华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学生进行座谈。日方把这个活动作为一次公关的机会。8位总编辑一边倒地声讨中国当前过于高涨的民族情绪。在听完学生们的提问之后，这8位总编辑的脸色都很难看，“因为几乎所有的提问，都是与中日关系敏感问题有关的”。陪同访问的一位日本外交官说，尽管8位总编辑在造访之前，对于中国年轻人的反日情绪有所估计，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学生们如此地“冷静”。2005年岁末，曾经采访此事的一位日本驻华记者在回忆起来的时候说，“冷静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对于日本的对华宣传来说，情绪是可以平息或者煽动的，但是冷静意味着中国年轻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对日观念。当时有一个感觉，日本需要更多地向中国派出这样的代表团。”他说，这不但是对中国年轻人的公关，而且也要让日本政要知道，中日关系并非他们所理解的那样稳定。

那么，究竟被视为中国精英的当代大学生是否会由于动漫外交而产生日本情结，而他们又是否会如日本所愿，进而产生亲日的政治倾向，影响日中关系呢？

（四）调研显示：日本动漫的中国市场份额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动漫外交政策是以高度的市场占有率为依托的。那么目前日本动漫的中国市场占有率是多少呢？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公布的数据，去年整个动漫产业占日本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6%，全世界播放的动漫作品有60%以上来自日本。而且，除动漫本身外，由动漫衍生出的文具、玩具、游戏软件和服装等已经在全球形成一个巨大的日本动漫产业链。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动漫却只占有国内市场的10％，并且不少中国热门动漫的风格与内容与日本的动漫十分相似。究竟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我们对《漫友》以及《动漫周刊》两家位于销售排行榜前列，月销售量达百万份的主要动漫纸质媒体及其大学生读者做了调查，并在置信水平为90％下做假设检验分析，验证其市场占有率数据的准确性，我们发现：

两家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对日本动漫资讯的报道，且其比例远远高于其它地区的报道，达到69.23%，大大增加了日本动漫对大学生进行影响的几率（见下图）。然而，这两间媒体均没有接受日方的投资，可见原因主要是市场读者的需求。

大学生中喜欢看日本动漫的同学占相当大的比例，达到73。84%。

对于动漫产品的消费，大学生显得比较理性，大部分的学生不会购买相关产品或杂志，就算选择购买的学生消费的数额也不高，集中在50元以下，但是这也有可能是学生本身总体消费水平不高的原因。

综上，同时经过假设检验分析，可以看出在强势的宣传下，保守估计日本占中国内地动漫市场约73.54%的份额，而中国（包括内地与香港）所占份额远远少于日本。

（五）对于日本动漫外交的实证分析------传导机制的效用分析

然而，日本动漫占领了我国动漫市场的半壁江山必然会导致当代大学生的亲日政治态度吗？我们认为，由于文化外交的作用方式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外交方式，以及其传导机制的复杂性，文化外交的效果必须通过具体的调查与分析才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从美韩对日的文化外交的不同效果中可见一斑：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存在强烈的反美心理，爆发了多次学生示威，许多示威者要求结束美日军事同盟，他们喊的口号是“美国佬滚回去”。但是经过美国的文化输出策略，日本终形成了“跟着强者走”的外交政策.。美国成功地培育出了一个亲美的日本。然而尽管韩流改变了日本国民对韩国人的看法，但由于存在严重的政治障碍，日韩关系还是越来越僵，韩国的文化外交面对的是尴尬的拒韩的大和。因此，我们共计抽取105份调查问卷，以调查大学生对日本动漫的喜爱程度，日本文化以及价值观认同程度以及大学生对中日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并进一步探究这三种因素之间的联系，结果如下：

对日动漫喜爱程度：

从表中可以看出，喜爱日本动漫的同学不在少数，有78%之多，这些同学对动漫的热爱程度大多在3-5之间，水平较高。

对日文化认同方面：

同时，调查显示有52%的同学会把动漫中宣扬的价值观作为生活中的信条，48%的同学则不会把动漫中宣扬的价值观作为生活中的信条，而在这些同学中，大部分的同学（86.36%）只是接受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部分，如团结友爱，坚定的信念，不要轻易放弃，爱友情，正义等，只有13.64%的同学对价值观差不多全盘接受，显示了日本动漫虽对大学生有较大影响，但是同学们都会以理性态度考虑是否接受其宣扬的价值观。

综上，根据行为学以及心理学的相关概念可以从表上看出，喜爱动漫的大学生对日本文化趋同度不高，表现得相当理性。

对日政治态度方面：

图表1喜欢动漫人的答案

图表2不喜欢动漫人的答案

喜欢动漫的同学中，可以看出喜欢动漫的人当中绝大部分人对日本都是处于比较希望了解和无所谓状态中，很希望了解和不想了解的人都相对较较少。

不喜欢动漫的同学中，和喜欢动漫的人相比较而言，与喜欢动漫的人相同的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处于比较希望了解日本和无所谓了解状态中，也有一小部分的人是不想了解的。不同的是不喜欢动漫的人中，没有人是很希望了解日本的。综上，大部分学生比较希望了解日本，但是日本动漫对当代大学生希望了解日本的愿望影响不大。

调查显示大部分同学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关心，有46%的同学对日本政府对待历史态度不满，但是仍然对抵制问题持理性态度，有20%的同学则对日本持有强烈的对抗情绪，只有14%的同学符合日本政府的期望，对日持较温和态度。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同学对此问题比较关注，也认为这些权益属于中国，只有极少数同学认为那也是日本的权益，76%的同学坚持尽量以和平的方式争取，但是认为应采取强硬态度的同学也不在少数，有17%之多。

图表3喜欢动漫的人对日本的好感度大小

图表4不喜欢动漫的人对日本的好感度大小

在喜欢动漫的同学中，有87.3%的人对日本的好感度是中等和偏下的，其中35.6%的人是中等程度，只有10.3%的人（9人）是中等偏上的。不喜欢动漫的同学当中，绝大部分（86.7%）的人对于日本的好感度都较低，甚至少部分人（6.7%）一点好感都没有，而仅仅有6.7%的人处于中等的好感。综上所述：.虽然动漫对于改变人们对日本的好感会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大部份同学对日态度都停留在较低水平。

那么社会上所担忧的所谓“喜爱----〉文化认同----〉对日政治态度”的传导机制是否成立，效用如何呢？

首先，我们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日政治态度分别作出方差分析，以检验对动漫的喜爱这一因素是否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日政治态度有影响，我们得出以下結果：

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

上图显示，组间差异源较大，而且对动漫的喜爱程度对于对日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影响的显著性远远低于正常的0.05的水平，也就是说，对动漫的喜爱这一因素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是有影响的。

对日本政治态度和日本政治态度的期望的程度

上图显示，虽然自变量对于对日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影响的显著性低于正常的0.05的水平，但由于组内差异源很大，所以代表性不强，也就是说，对动漫的喜爱这一因素对对日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的影响并不确定。

为了检验其具体的影响程度，我们对以下变量作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1.自变量：喜爱日本动漫的程度

因变量：日本文化价值观认同的程度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相关程度仅约为0.35，相关程度并不是很高，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它们之间关系的回归方程为

y=2.447771325+0.403908935x，这说明对日本动漫的热爱程度每增加1%，对日本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就增加0.403908935%。

2．自变量：日本文化价值观认同程度

因变量：对日本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相关程度仅约为0.009，相关程度比较低，回归方程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它们之间关系，也就是说日本文化价值观认同程度对于对日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的影响不大。

3．自变量：喜爱日本动漫的程度

因变量：对日本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相关程度仅约为0.0085，相关程度比较低，回归方程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它们之间关系，也就是说喜爱日本动漫的程度对于对日政治态度与日本政府期望相符的程度的影响不大。

综上，到目前为止,动漫外交的作用机制在大学生中的效用尚未表现出来，也就是所谓的“喜爱----〉文化认同----〉对日政治态度”机制基本上对大学生影响较少，大规模的动漫攻势与投入或许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收益，但是单从政治上来说，效益在短期内难以回本。即使跳出作用机制的藩篱，直接考虑日本动漫对于对日本政治态度的影响，也是收效不大的。

对于日本如此的大张旗鼓地“推广”动漫文化的公共外交，但是却收效甚微，我认为政治始终是日本无法绕过去的症结。日本媒体对2006年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成果持观望态度。不少媒体表示，尽管2006年是日本政府早早定下的“日中观光交流年”，但是到底在两国民众的舆论能够改善多少，恐怕就不是公共外交所能简单解决的。外交的核心是政策，而不是包装。如果没有一个改善的诚意和实际行动，单靠包装是不行的。

（六）日本动漫外交對中国的启示

那么日本的动漫外交对中国有何启示？

首先，根据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所有传播活动必然会产生文化上的影响，但是单靠文化外交是不够的，还要在实际上作出相应的负责任的行动才能得到各国的认可。一个国家国民的政治态度不会被轻易改变，而是经过良久的潜移默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国要具有真正的政治魅力，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良好的信誉，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其传播的文化是科学的，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才可以达到目的。所以我国在文化外交上要明确目标，不仅仅是传播文化产品，在传播文化产品的同时要注意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其次，日本动漫灵活的传播技巧以及日本新颖独特的外交策略，对我们如何借助传媒去影响他人情结，如何巧妙地展开和实施舆论攻略,如何博取大众的情结认同和舆论支持等,无疑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与世界文化产业大国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还是弱势产业，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国外的一些大型文化产业集团纷纷抢滩中国,想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先发优势，从我国的文化市场上获取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日本动漫外交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如何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变文化资源大国为文化产业强国,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2

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网络媒体的日益普及，网络舆论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民族地区这一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中，网络舆论又有着独特的特点，它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同时，网络舆论在民族地区如何趋利避害，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引导大众认知，也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新现象。

一、民族地区网络舆论的特点

网络舆论有匿名性、集合性、互动性、民意聚合性等典型特征，而在民族地区，网络舆论除了上述几种共性之外，还具有以下几种特性。

（一）偏向性

民族地区有其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而地处边疆的民族区域更容易将舆论集中于民族与地域特色之上。这种舆论的偏向性在网络媒体中也多有体现。网络舆论的形成离不开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拿内蒙古地区来说，重点的网络媒体有中国蒙古语新闻网、正北方网、新华社内蒙古频道、内蒙古新闻网等。在这些重点网站上，常年开辟具有鲜明民族与地域特色的栏目，并置于网站首页，而且不断地更新内容来保持受众的关注，比如正北方网的“走进草原”“草原文化”、新华社内蒙古频道的“草原金曲”“草原风光”等，这些栏目以介绍边疆风光、草原文化为主。而正北方网的“故事内蒙古”，则是介绍边疆民族的日常生活、民族风俗文化等。除此之外，民族地区重点网站的首页头条通常都是地方性新闻，地方的气候变化、经济走势、重大活动等都是常见的焦点新闻题材。而实时滚动更新的短消息，更多的是关注民族地域内发生的新鲜事。

网络媒体偏向于民族性与地域性的议程设置，引导着网络舆论走向，更进一步影响了社会舆论。民族地域内的信息在传播活动中的比例偏重，使得受众在浏览网页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该类信息，所以在受众之间，地方性话题很容易形成。同时，民族地域性信息的不断涌现及该类信息对受众切身生活环境的涉及，使地域内的受众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该类信息上，网络舆论的偏向性使其呈现出了独特的民族地域特征。

（二）平实性

民族地区网络媒体发展有其自身局限。信息来源的不充分、高水平媒体从业人员的匮乏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都是制约民族地区网络媒体发展相对落后的因素。在这种状态下，网络媒体对国际甚至国内的重大新闻缺乏深入报道、分析拓展的能力，那只能转向于用贴近生活的地方新闻来吸引受众。在网络媒体的首页上，对国内的重大事件的报道可能只是简单地转载自其他网站，而生活性的新闻却通常会有详细的报道。如正北方网站上“内蒙古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举行”“内蒙古将加大社保工作力度推进重点民生工程建设”这样的地方新闻报道，常与国内重大新闻一起居于头条新闻的位置。

民族地区网络媒体上，地方新闻文字质朴、通俗易懂，新闻标题具有地方语言特色，如“呼市18处隐患道路 交警告诉你该咋走”。同时新闻选材具有生活性、贴近性等特点，百姓生活为媒体关注重点。在这样的地方新闻环境中，生活性新闻更容易成为讨论热点，网络舆论具有平实细碎的特点。

二、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的特点

网络舆论的价值在于对话语权的解放，它重新定义了话语权的归属，并将其延伸到大众，有助于执政者直接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①网络舆论多为自发形成，它是受众表达真实想法的平台，因此，受众的异质性造成了网络舆论的多元化特点。而由于民族地区网络舆论的特点，常常围绕民族地域事务展开，所以在这样的话题讨论中，受众更容易偏激甚至非理智地对立。在民族地区，非理智的网络舆论不论是对民众感情的伤害还是对社会影响来说，造成的后果都更为严重，所以，政府和媒体工作者对民族地区的网络媒体进行引导，实为必要。目前，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有网络新闻评论、新闻深入报道以及“意见领袖”观点等几种方式。综合来看，这些舆论引导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和特点。

（一）和谐健康

构建和谐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是舆论引导的首要任务。和谐健康的舆论环境首要前提是信息来源可靠、真实无误。同时，这样的舆论环境不是指受众绝对的观点一致，而是受众就事论事、保持理智的心态来交流观点的网络环境。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网络舆论在社会舆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会以极快的速度影响社会舆论走向，最后对社会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对民族地区而言，和谐健康的网络舆论引导就更为必要，它关乎着边疆地区的稳定和民族之间的团结，因此，可能引发争议的信息时，媒体从业人员的引导非常重要，对有争议的信息会从多种角度诠释，不能以偏概全，狭隘理解。当受众存在意见分歧时，媒体人员应理智引导，以中立姿态来中和受众观点；以公正的态度引导受众，避免言论过激化，化解网络矛盾，疏导网民情绪，形成健康有序的主流舆论，从而构建和谐健康的民族地区网络舆论环境。

（二）认知共通

民族地区存在着多元文化，网络信息必然也会涉及到不同文化，所以网络舆论环境也更为复杂。民族地区的各种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机会让各个民族来参与讨论共同的问题，这是一个地区间文化自觉形成的阻碍。“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其发展的趋向。” ②在民族地区，文化自觉的养成是一个不同文化揉合交汇的过程，它对民族和地区间凝聚力的形成非常重要。但传统媒体给受众之间相互交流的机会较少，文化自觉在这种氛围中很难形成。此时，网络媒体则以新的传播形态给文化自觉的形成提供了机会与平台。在网络媒体上，信息可以开放性地传递给每一位受众，所以各个民族的受众都有可能接触同一则信息。此外，网络媒体便捷的信息反馈渠道，使受众能无障碍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使得多重文化进行交汇成为可能。多重文化的交流，可能会观念一致，但也可能发生碰撞，而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就是为了避免因文化理念不同而导致的舆论矛盾，进而避免可能升级的民族矛盾。

因此，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本着沟通文化、共通多民族情感的原则来开展。民族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文化之间可能有着极大差异，但人类情感是共通的，在不同民族与地域之间，都可以取得一致认知。在面对敏感话题时，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应从大局着眼，回避敏感的民族文化碰撞，引导受众将话题转向共通的情感认知，以感性的态度揉和各方争论。比如在内蒙古地区，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汉族的喜庆之日，但对蒙古族来说，这一天却有着相反的民族意义，不应该隆重庆祝。这样的文化差异，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就值得注意，网络媒体就会淡化节日对汉族的意义，不能在一片喜庆中忽略其他民族的情感。在对节日的报道中，以报道其内含的美好情感为重点，如该节日代表的家人团聚、和睦亲情等这些共通的价值准则。民族文化非常敏感，而网络舆论引导不仅要避免民族文化禁忌，更应站在人类共通的情感的立场上，宣扬普世价值，以更好地沟通融合各民族人民情感。

（三）积极正面

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除了要注意和谐健康信息的、认知一致观点的处理之外，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引导受众尤为重要。在当今社会，网络舆论具有强大的力量，如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中、在抵制事件中，以及在其他的抗震救灾事件中，网络舆论成为汇聚社会正能量的平台。但是，网络舆论也具有两面性，既能发挥正面的作用，也会有负面影响。网络舆论是自发的民意的汇聚，在受众参与话题讨论过程中，有针对问题积极探索解决的话语，也不乏有极端的、消极的话语出现。偏激的话语会煽动受众情绪，使受众的讨论偏离主题，而负面言论的扩散更不利于网络舆论发挥正面作用。在悲观消极的情绪影响下，网络只能沦为发泄的阵地，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而在民族地区，网络舆论中消极情绪的扩散，会混淆受众视听，影响受众对整体社会大环境失去理智的判断力，不良的网络舆论进而有可能扩散为社会舆论。

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发生矛盾，而对事件如何解读是网络媒体引导所要考虑的问题。事物具有两面性，媒体应该用辩证的观点和思维析事明理、解疑释惑，信息要深度剖析，要看到问题中积极的一面，引导网络媒体中正面的、主导性的舆论走向。在民族地区，用积极正面的态度分析问题、集众之力解决问题是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这对避免网络中负面舆论的扩散、消除受众不必要的消极情绪，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网络舆论引导在促进跨文化认同中的作用

网络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另一个观点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观点汇集或碰撞、沟通流畅或磕绊，对受众来说都是一种思维的拓展。思想观点在网络对话中相互传递，互通有无的交流也使受众扩大了眼界。“较为一致的网络舆论是受众观点融合、基本达成共识之后形成的一种民意表达。舆论和谐既不是意见一律，也不是意见消失，而是不同意见之间能够相互包容、借鉴和融通，以理性精神实现某种价值平衡。”③ 这样的网络舆论更容易成为网络主导舆论，从而吸引更多受众参与讨论、不断扩大舆论影响，甚至影响社会舆论与社会生活。基于主导性网络舆论的重要性，网络舆论引导就甚为必要。优秀的网络舆论引导不仅为受众提供正确的信息、健康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舆论引导可以为舆论走向指明方向，融合受众正面、有建设性的意见，来帮助网络舆论发挥强大且积极的影响力。在突发性事件中，网络舆论引导要趋利避害，避免事态恶化，起到亡羊补牢之功效。而在日常生活中，网络舆论引导更多侧重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日常的网络生活中，信息量最大的是生活琐事，邻里纠纷、天气变化等也有可能成为新闻头条，而在这样的信息背后，隐藏着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社会认知以及民众的心态和素质。日常的生活信息，是民众不分地域不分民族都会关心的信息。对这样的信息不同文化间的间隙最小，据此形成的网络舆论，如受众跟帖讨论的天气变化、粮食物价走势等，意见都较为一致，很少出现剧烈的意见冲突。这里的网络舆论引导就表现在议程设置上，以民众共同感兴趣的信息将其注意力吸引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一个易达成共识的话题，给文化背景不同的受众提供交流的平台。而长时期的稳定的舆论环境，对平和展开其他话题的讨论也有帮助。所以提供易交流的、有共识的话题是网络舆论引导在促进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间进行平和对话的第一步，这也为受众之间顺利进行其他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

而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情况更为复杂。民族地区存在着多元文化，有单一的民族文化，也有混合的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日常生活中文化的交流无处不在，但在网络平台上，跨文化交流更为直接，带来的文化冲击也会被放大。涉及到文化的话题通常会变得敏感，如民族文化、地域风俗等。受众在网络上讨论此类话题时，如氛围良好，那对各方都是增长知识、开拓眼界的一次机会，但如果言语稍有偏激，那就容易引发一场舆论的轩然大波。而在网络舆论中，不是所有不良言论都是受众故意为之，受众偏激言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某一种文化或风俗的不了解，而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深入了解的渠道也不多见。所以，网络舆论引导的第二步是在版面上设置专栏，用多种传播形式让受众有渠道了解不同的文化。这种网络舆论引导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用深入浅出地介绍，将各种文化的精髓摆在受众面前，让有兴趣的受众随时可以了解。

当然，等待受众自发来浏览专栏有其被动性，所以网络舆论引导的第三步是更为直接、更有针对性地文章，表明态度。网络媒体有关文化的头条新闻时，通常都是有相关事件发生，如举办某种文化盛宴或是有地区骚乱等。在这种时机下，正面的文化讯息带来的喜庆氛围很容易让受众情绪高涨，而绝大多数受众积极正面的情绪会让他们由衷地产生高度的文化认同感。这种情况下，网络舆论是统一正面的、言论一致的，网络舆论引导只需顺势而为。但在另外一种负面事件发生的情况下，网络舆论引导就需要用不断的讯息和评论，让恶性事件透明化，让受众知晓事件的始末。只有让受众充分了解，才能有效地安抚受众的情绪，阻止谣言扩散，防止社会舆论的恶化。对负面事件正确地解读，是网络媒体引导的重中之重，也是一次向受众宣扬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机会。网络媒体的评论文章，不仅是对事件本身的解读，更是一种文化求同存异、融合发展的社会主体舆论思想的表达。在这种时机下，利用受众对事件的关注，宣扬积极正面的主流舆论，表明对不同文化尊重的态度，这样的网络舆论引导才能化解危机，正确引导受众认知。

四、小结

民族地区的网络舆论有其自身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没有一种舆论引导方式是绝对永恒的、有效的，网络舆论引导也应遵循网络媒体发展的规律，根据受众的接受力、大环境的变化等适时调整。同时，不管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如何变化，应该看到网络舆论引导在民族地区促进跨文化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多元互补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④网络舆论引导是民族地区文化多元互补的辅助，它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并引导这种交流走向积极正面的方向。

网络媒体为受众提供交流不同观点的平台，而网络舆论引导将多元文化和睦并存，取其精髓、去其糟粕，以共通的人类价值观使大多数受众达成共识。在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网络舆论引导也日益凸显出其必要性与重要性。所以如何合理有效、积极正面地利用网络舆论引导，促进民族融合，最终促进整个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与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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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