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论文篇1

想要发展通河县农村消费信贷，必须从降低支出和增加收入两方面着手，而降低农村居民的收入波动性则更为重要。一是降低支出波动性方面。要使农民的非预期支出得到降低，就必须完善农村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这样就会减少重大疾病及意外事故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影响。这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的财务稳定性，还在一定范围内控制了农户未来面对的不确定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信贷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二是降低收入波动性方面。首先，农村具有先天地理条件优势，可以有效的利用自有的耕地资源，在种植和养殖业上实行多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方向。开展分散种植，既可以使市场的价格风险得到降低，还可以避免农民在丰收的季节收入却下降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也分散农业风险，降低自然灾害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其次，通河县拥有大量闲置劳动力，可以鼓励这些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这种劳动力的转移，也为城镇的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

（二）改变农村居民的贷款成本

农民的贷款成本因其对消费信贷的影响作用不同，可以分为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我们可以根据其不同的特点，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是利息成本支出。提高利率水平，不仅可以加强农村金融机构应对贷款风险的能力，还可以降低银行的贷款标准，进而提升农村消费信贷的市场需求。而一些农民的还款能力良好，由于其没有适合的抵押物而没有获得贷款，这样会制约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而提高利率水平，可以使他们更容易参与到信贷市场，促进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水平。二是非利息成本支出。在降低农村居民贷款的过程中，非利息成本可以充分改善农村居民消费信贷的发展状况，它是影响农村居民获取消费信贷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为了降低借款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来解决，比如设立第三方担保公司。开设第三方担保公司的合伙人必须来自同一村镇，同时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资格许可，并要缴纳一定数量的资本金，才能保证对外提供担保业务。除此之外，还需保证有效流通及共享的信息，提升违约付出的代价，这样可以使借贷款两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得到缓解，保证农村消费信贷健康有序的发展。其次，可以允许民间资本按照规定进入农村的消费信贷市场，试点发展村镇信用合作社。由于村镇信用社立足于本区域农村，对周围的人文地理环境都有较深的了解，这样能够掌握贷款农户的实际经济情况及信用记录，从而降低借贷款双方信息的不对称。这样能够保证识别与警惕不良贷款人，同时降低优质贷款人的非利息成本支出。

（三）改变农村居民的预期收入水平

为了能够更好的促进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就需要提高农村居民的预期收入水平，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则是最为行之有效的途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对部分金融方面的知识更为了解，同时也更容易接受。这样就可以通过合理运用一些例如金融、保险等金融工具，来降低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农民消费论文篇2

农民工是我国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其特殊的生长环境和工作经历,他(她)们在承担城市最艰苦繁重工作的同时,其精神文化生活也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农民工文化消费质量状况则直接反映甚至限定了其精神文化生活的状况,本文正是立足于此,从农民工文化消费视角,调查、了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现状,分析总结农民工文化消费需求的特点及成因并提出对策。

研究方法

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工,既包括外地农村户籍人员,也包括本地农村户籍人员,还包括外地城市户籍人员。根据青岛市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青岛市七区五市现共有各类农民工100万左右。根据抽样调查数据,青岛市农民工群体就业主要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其它服务业等领域。根据这种特点,本文主要以民工相对集中的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为研究范围,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社会观察法对其文化消费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

(一)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设计了调查问卷,共发出问卷800份,收回728份,回收率90.01%。其中有效问卷715份,男性农民工为405人,女性为310人;外地农村户口为554人,占77.5%,本地农村户口为109人,占15.2%,外地城市户口人员52人,占7.3%;调查对象中,高中以上学历为172人,占总数的24%,其他为543人,占76%。

(二)社会观察法

本研究采取了参与型观察法及非参与型观察法相结合的方法。在参与型观察法研究中,课题组成员和农民工一起生活和工作,在密切的相互接触和直接体验中倾听和观察农民工的言行,详细地了解其文化消费内容及收支状况。在非参与型观察法中,课题组成员深入到青岛市各区所辖工厂、企业作为旁观者了解当地农民工的文化消费状况及发展动态,以直观感性的认识作为第一手的材料。

农民工文化消费内容及特征

文化消费是用于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等相关方面的支出和消费活动,是促进社会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是指他们在日常生活消费过程中,为了满足其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根据其收入条件取得文化消费资料的消费行为总和。

(一)农民工群体文化消费意愿弱且消费质量偏低

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文化消费多以简朴型或无偿消费为主。调查显示,农民工在文化方面的开支非常小,没有任何文化方面开支的农民工高达20.4%,每月文化消费不足10元的占56.7%,文化消费10-50元的则占了11.1%,每月文化消费超出100元的农民工仅占7.8%。

从文化消费内容来看,农民工的文化生活仅限于花钱不多或根本不用花钱(无偿消费)的有限项目,按参与人数从多到少的顺序排列主要包括:看电视(58.7%)、睡觉(43.3%)、聊天(40.4%)、读书看报(39.7%)、上网(25.6%)、听收音机(25.9%)、打牌(19.5%)、看电影(10.8%)。

可见,几乎不用花钱的看电视、睡觉、聊天活动占据了大多数农民工的业余时间,文化消费质量明显偏低。调查显示,农民工用于购买书报、上网、看电影戏剧、进歌舞厅等有偿娱乐消费文化的支出占10%以下,用于学习技能培训的自我发展型的消费则更低。由此可见,农民工的文化消费结构不够合理,有偿消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小,用于智力性消费或发展性消费的更少。这表明,农民工群体文化消费意愿偏弱,消费质量偏低,精神文化生活整体匮乏,亟待引起关注。

(二)农民工的文化消费观念呈现代际转型

调查发现,从精神的需求角度来看,农民工对多种文化生活都有需求,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其文化消费需求呈递减趋势。调查表明:60岁以上的农民工文化需求种类偏少,限于聊天、睡觉和读书看报等简单方式,30-59岁年龄段的农民工工余时间则喜欢聊天、看电视、睡觉、读书看报,他们的文化消费行为多为理智型和节俭型,赞同量入为出、崇尚节俭、追求实用,不大追求流行时尚。而30岁以下的新生代务工人员文化需求则相对旺盛,尤其以80后农民工为甚,他们大多受过一定的教育,容易接受新事物,更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较为强烈,除了传统的聊天、看电视、读书看报以外,对上网的偏好比较明显,甚至对“洋节日”也呈现出一定的消费兴趣。

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中高层次的文化生活需求越来越强烈,他们的收支状况有一个显著特点: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流行时尚,敢于消费,呈现出强烈的代际转型特点。

(三)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同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他们中有11.8%是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有文盲,大多数是初中毕业,占58.5%,高中学历占21.9%,只有2.8%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影响了他们日常对文化的消费。从调查得知,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对聊天、睡觉、看电视和看录像等文化消费感兴趣,而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农民工更热衷于看电影、购买书报和上网,基本不涉足录像厅和歌舞厅。看电视、睡觉和读书看报则是大多数农民工的共同爱好。

(四)生活环境差异导致务工人员文化消费观念差异

从区域比较来看,外地城市户籍人员与农村户籍人员,当地农村户籍人员与外地农村户籍人员在文化消费观念、消费内容上也有所区别。相比较而言,前者由于先天生活环境差异的原因,在文化消费观念方面显得比较前卫、时尚,他(她)们认可并渴望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相对能够接受一些新的消费观念和行为,而后者由于居住环境的影响,受传统观念影响深,在文化消费观念上则表现得相对内倾、保守,而更倾向于实际一些。

(五)满意评价及期望

在评价目前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时,选择“较满意”的占8.2%,“满意”的占13.4,“不满意”的占78.4%。“对未来的期望”中,按回答人次的多少,依次是:参加技能培训与文化学习;希望企业、政府提供更多的免费的文化设施;成为真正市民并享受城市市民一样的待遇;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等。可见,大多数农民工对目前的文化生活状况不甚满意,他们非常希望摆脱目前这种枯燥、苦闷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并对未来寄予了美好的期望。影响农民工文化消费模式的主要因素

由于农民工工作时间长、经济收入较低,无暇或无力顾及文化生活。无论是农民工业余生活的偏好取向还是他们的文化需要,都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脱离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文化需要,对他们而言是不现实的。只有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切实改善以后,他们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文化消费。

当前农民工所在企业和所在地方政府、城市社区给农民工提供的免费或便宜的文化设施、文化生活项目太少,农民工文化生活现实的选择空间较小,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除了看电视、读书看报以外还难以承受其他的文化消费。农民工文化生活供给的严重匮乏,也是导致代际之间、不同地区农民工文化生活图式总体趋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农民工群体文化封闭性及自身文化素质的因素。一方面,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制度结构,而且经过长期的积累演化为一种与这一制度结构相配备的制度意识形态,沉积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由于现阶段城乡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农民工又未完全融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某种程度的歧视,出于自卑和自尊,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心理的鸿沟”,导致其文化消费存在内倾性、保守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本身存在文化素质上的局限,在实际生活交往过程中存在文化上的困难,与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很难实现完全吻合。农民工群体文化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进入城市文化生活圈的障碍,难以融进城市的主流文化生活圈,形成一定程度的文化消费困境,这是导致其形成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活消费圈的重要因素。

对策与建议

(一)增加农民工收入并将其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

消费受生产和分配的制约,农民工最终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其购买力,文化消费更是如此。享受低工资、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民工很难完全摆脱生活的压力。农民工文化需求是一种基于生理和安全需要之上的较高层次的需要,其文化消费会受到生存消费的强烈制约,不解决农民工的生存和安全保障,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有不断增加农民工的收入,提高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才能增强其消费的欲望,最终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同时,必须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出台新的管理办法,使农民工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享受与市民同样的国民待遇,最终使农民工顺利地融入城市生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改善农民工文化消费环境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到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协调发展,政府除了要注重物质层面的协调建设以外,更应在城乡人民社会心理层面、文化心理需求层面有所作为,而这些均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要改善农民工的文化环境,以文化人的角色日益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政府和企业应加大投入,保证必要的基础性文化供给,以满足农民工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尤其在硬件上应提供良好的文化基础设施,重点建设一些群众性、娱乐性、普及性的文化设施,并向农民工开放,应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以满足农民工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为农民工文化消费创造有利的客观环境。

农民消费论文篇3

1.2VAR模型的设定经济理论往往不能为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一个严格的定义，使得在解释变量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即内生变量应该出现在方程的哪边。VAR模型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把每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就避免了结构方程中需要对系统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建模问题，在预测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中比传统方法更准确。LRC、UR和LRI同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建立VAR模型的前提。模型的滞后阶数选择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的准则，经过反复试验，滞后阶数选择为5，即建立LRC、LRI、UR的VAR(5)模型。从表3给出的VAR（5）模型的整体检验结果来看，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足够大（165.9479），AIC(-10.72253)和SC值（-8.3420）值足够小而且在一个相当的水平上，表明模型整体效果不错。为了检验得到的VAR(5)模型的稳定性，采用AR根的图表来验证，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VAR系统中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得出的VAR系统是稳定的。

2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2.1脉冲响应分析建立了VAR模型，模型系统中的系数非常多，如果考虑整个VAR系统中的互动关系，单个系数往往只反映了一个局部的函数关系，并未能够捕捉全面复杂的动态过程。基于本文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因此，采用cholesky分解方法得到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建立与VAR相关的脉冲响应分析，借此全面地反映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图2、图3分别显示了农村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化率的随机误差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横轴表示了脉冲响应冲击的作用的滞后期数，滞后期设定为20年；纵轴表示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实线代表响应函数的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图4、图5分别显示了城镇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收入的随机误差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横轴表示图2、图3；纵轴表示城镇化率的变化。图6表示了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化率的随机误差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纵轴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首先我们分析农村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化率的响应情况和作用路径。（1）由图2可以看出，当给本期居民收入一个单位标准差冲击时，前2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本为0，之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逐渐增大，在第三期达到峰值，使得农村居民消费增长0.05%，之后又呈现波动状态，直到第八期下降到0，之后又上升到第15期的0.03%，此后趋向平稳，并出现收敛。说明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冲击，农村居民消费是上升的并最终趋于稳定。（2）当给城镇化率一个正向标准冲击时，如图3所示，农村居民消费前两期的正向效应为0，此后一直增长，到第四期达到峰值，消费增长0.09%。之后出现波动下降，趋于平稳，到17期又有一个峰值，达到0.08个百分点，表明城镇化的推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短期内迅速增长，长期收敛并呈现明显的正效应。其次，我们来考察城镇化率对农村消费和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单位标准差冲击的响应。（1）由图4可知，本期给农村居民消费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时，城镇化率在第一期基本没有反应，第一期之后，对城镇化率的正效应逐渐增大到19期的0.019并趋于稳定，这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促进城镇化的发展；（2）给农村居民收入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城镇化率小幅上升，直到第五期峰值0.007，之后呈现下降和平稳趋势，也就是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冲击促进了城镇化率的提高，但作用有限。最后，本文分析下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化率冲击的响应结果。如图6可知，当给城镇化率一个正向的标准差冲击时，对当期农村居民收入基本为0，此后开始有正的响应，第2期为0.05，第三期又下降到0.03，之后又上升到第四期的0.05并接着保持平稳。结果表明，城镇化率的提高，对农村居民收入有一个稳定的促进作用。

2.2方差分解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能捕捉一个变量的冲击对另一个变量的动态影响，而方差分解则可以将VAR系统中的一个变量的方差到各个扰动项，以便我们进一步分析特定变量的变化中各种结构冲击的相对重要性。比较这些相对的重要性随时间的变化，就可以估计出对特定变量的影响时滞和影响效应大小。本文分析农村居民消费LRC和城镇化率UR的方差分解结果，通过Eviews7.2在VAR环境下得到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表5。表4的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LRC的误差在前两期主要受自身冲击，第二期还在89%左右，随后有下降的趋势；农村居民收入LRI和城镇化率UR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预测误差解释能力越来越强，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在第七期达到了17.27%，城镇化率的解释在第五期更是达到了41%左右，二者在第七期的冲击能解释农村居民消费的50%以上。表明了短期下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而在长期中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可忽视，同时城镇化率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有积极的影响效果，这与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相同。城镇化率的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化率的预测方差的贡献在一开始就达到了10%，但短期来看，城镇化率的变动主要受自己的冲击，此后有明显的下降幅度，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逐渐增加，从第一期的1.78%到第七期的46%左右，超过了城镇化本身。说明短期城镇化本身的冲击是城镇化率变动的最主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对城镇化率的长期变动具有很深的影响。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化率的变动有一定的贡献，但有限，这与前面的脉冲的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一致。

农民消费论文篇4

从宏观层面上,国内学者提出了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移农村劳动力、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来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的购买力,进而启动农村消费等许多真知灼见。从微观层面上,企业如何通过自己的营销努力激发农民的消费欲望,启动这个潜在市场,对于改变目前消费市场的疲软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农村消费市场的现状

1、消费结构变化明显，吃住型消费模式转变为吃住用型消费模式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观念的更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吃住的比重在逐年下降,用于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及其他方面的比重逐年上升,1985年为9119%,1990年为1019%,1995年为15139%,2001年为26117%(《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年),消费结构呈现多样化趋势,消费模式由吃住主导型转变为吃住用主导型。但农村居民消费热点主要集中在耐用消费品、建筑材料和方便食品等方面。

2、消费水平提高,但地区差异仍然明显

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本世纪以来已突破015,且呈下降趋势,标志着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平均达到小康,生活质量在逐年提高。统计资料表明,农村居民食品支出中粮食消费量逐年下降,肉、蛋、奶、水产品和水果的消费量逐年增加。本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用于文教娱乐等精神产品需求的比重大幅上升,与精神生活相关的物质消费也有较大提高,且档次逐步上升。截止2001年,全国农村居民平均百户拥有电话、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录像机、照相机数分别为34111部、8106倍、54141台、3133台和3123台(《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2年)。但是,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差异仍然明显。2001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东中西部分别为2210180元、1580191元和1321194元,新增住房面积东中西部每人每年分别为0191平方米、0191平方米和0166平方米,百户拥有的耐用品东中西部相差较大,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冰箱、空调、录像机、照相机等高档消费品大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年)。

3、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

农民收入中,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占很大比重。农产品普遍出现卖难和价格下跌问题,使收入呈现不稳定状态。另外,受城市下岗职工二次就业、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等影响,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农民收入增幅不大。受收入影响,我国农村居民近些年来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2001年东部地区仅为0169,中部地区为0171,西部地区为01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年)。

4、产品结构不合理,适应性不强

面对市场的变化,少数企业开始运用差别营销策略和集中营销策略,实施名牌战略,占领有效细分后的目标市场。然而大多数企业把生产、销售、服务的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市场,同时又缺乏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消费特征的研究,以农民在消费时间上具有相对滞后性为由,简单地将在城市滞销的产品销往农村市场。农村市场需求的“农”字特色与企业产品的“洋”味之间的巨大反差必将使广大农村消费者虽有心购买但无力高攀。因此,供求脱节必然造成农村市场的疲软。

5、基础设施落后,消费环境差

近几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尽管不断改善,但已有的基础设施无论在数量、规模、质量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市场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1)农村供水、供电条件差,不少地方没有自来水,供电不足,电压不稳,且电费较高,电视信号弱,制约了农民对家用电器的消费。10%的农民因电费昂贵使冰箱长期不开机,其“示范”效应影响了其他居民的消费。(2)道路交通条件差,商品流通困难,运输成本高。(3)农村商业网点少,布局分散,且规模小,加之通讯条件落后,农民接受市场信息的面窄,导致农民消费选择的余地不大。

6、流通体系不健全

我国农村商品组织体系上,形成了国有商业供销系统和农村集体、个体商业并存竞争的局面。其中个体私人流通企业已成为流通经营的主体,极大地方便了农村居民的生活。但个体商业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实力不强,经营分散,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大流通的需要。另一方面,农村市场发育不健全,仍属于初级市场,市场秩序和管理比较混乱,并且假冒伪劣商品在农村市场上欺行霸市、行业垄断、地域封锁,对优质产品进入市场层层设卡,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商品市场的健康发展。71营销服务不到位农村市场由于维修网点少,交通条件差,通讯设施落后,造成了企业在售后服务、维修方面的被动。商品出了质量问题难以及时得到解决,增加了农民消费技术含量较高的家用商品的心理负担,而且由于有些企业认为农民对服务的要求不强烈,而有意怠慢农民遇到的各种问题。

二、农村消费市场的特点

1、人多地广,市场分散

分散性一方面是指地域上的分散,我国农村分布广、居住散,难以形成像城市那样的人口和需求集中;另一方面是购买力的分散,虽然农村居民购买力总体规模很大,但平均到每户居民的购买力水平则很低。同时,广大农村居民消费的范围也比城市居民广,如农业生产资料、农用机具等,也造成了购买力的分散。

2、价格因素显得尤其重要

农村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很强,价格定得太高,不容易被接受。如果同类产品摆在一起,一般要以价格作为第一选择,对品牌的追求并不像城市消费者那么强烈。

3、从众心理强,示范效应大

农村消费者比较爱面子,有很强的攀比心理,部分青年喜欢买价格高的品牌产品,以示与众不同的优越性,而不少人喜欢攀比、跟随,别人买的东西,自己也要买。同时,农村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居住特点,使得邻里之间、亲朋之间经常走户串门,信息非常开放,口头传播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某家买了什么好东西,很快就能为其他家庭所知道,并能带动一大批,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4、重产品功能,轻产品式样

这种功能性特点对产品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价廉。在保障产品基本功能的前提下,价格越低越好;基本功能相同的产品,农民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价低产品。(2)实用。强调产品的使用功能,并适应农村的消费环境,对产品形式要求不高。如“双星”开发的一系列适应农村生活、生产穿着的解放鞋、劳保鞋、轻便劳动鞋等,以低价格、高质量的布胶鞋为主,基本上达到耐磨、耐脏、耐穿,又能适应不同季节,深受农民朋友的欢迎。(3)简便。要求产品实现其基本功能,而勿需过多的奢侈功能。同样以彩电为例,基本上只要图像和声音清晰就可,而对丽音系统、画中画、超重低音、环绕立体声等功能则大可省略。简便的另一个要求是操作简单、使用方便、易学易修,越复杂的产品在农村越不受欢迎。

三、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营销策略

由于农村是一个特殊的消费市场,市场分散、人口密度大、素质和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同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农村消费者的忠诚度高、从众心理强,因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营销策略必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1、产品策略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即效用的大小是消费者判断是否购买的标准。进军农村市场的产品一定要针对目标市场的状况,进行相应的定位和开发,这是企业成功开拓农村市场的关键。农村消费市场的差异性要求产品的多样性。如在东部和南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其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与周边城市相差无几,冰箱、空调、洗衣机、照相机等在这一地区有一定的市场;在中西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农村与城市消费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低档产品是其主要的消费对象,冰箱、空调、洗衣机、照相机等在这一地区没有多大的市场,耐用品主要以彩电、电风扇、摩托车等为主。因此,企业针对不同地区农村市场,产品组合应不一样。企业开发农村市场的产品必须摆脱城市市场产品的“窠臼”,注意其差异化研究,使产品适销对路。有的需要增加功能,增加一些适应农民特殊需要的实用型功能。如针对电视信号微弱,可以开发高灵敏度电视。有的则是减少功能,康佳通过近两年的市场调研和技术开发,推出了功能简单、质量稳定、价格低廉的“福临门”系列彩电,它省去了其他品牌的丽音系统、画中画、超重低音、环绕立体声等并不实用的功能。产品创新成为康佳启动农村市场的一把金钥匙。有的是改进功能,如海尔集团在开拓西南市场时,发现许多农民用洗衣机洗红薯,结果泥沙堵塞了排水管,于是开发出一种大排水管的洗衣机,深受农民的欢迎。企业还应注意产品使用的方便性,操作简单、使用方便、易学易修的产品,深受农村居民欢迎。

2、价格策略现代企业的定价原则是以消费者的感知价值为基础,通俗讲,就是消费者认为产品值多少,那么企业的产品定价就应围绕这个数。农村消费以传统节俭型为主,加之收入水平的影响,价格往往成为购买商品时最敏感的因素,这一点与城市市场有着显著的差异。在差别化产品策略的基础上,企业必须加大市场调研力度,全面而准确地判断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感知价值,以此为基础制定出能充分让渡顾客价值、超越顾客想象的价格策略。如康佳集团考虑到农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现有彩电价格偏高的现状,开发生产出功能相对简单、成本较低,但质量有保证的彩电,价格定位适中,一投放市场即成为抢手货。

3、促销策略促销的目的就是进行信息的充分沟通,最终说服消费者购买。农村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的主要心态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他们主要信息渠道是“到商店参观实物”、“电视广告”、“亲友介绍”,对于报纸、广播广告,以及售货员的推荐,他们大都认为不足为信。有鉴于此,我们在开拓农村市场时促销媒介的选择上就应当有相当的针对性,应以示范、电视广告和在农村培养“领袖”式消费者等为主要促销手段。但以电视为媒体,广告的播出时间在农忙时应在晚8∶30—10∶00,而在农闲时可适当提前,因为农民在农忙农闲时收看电视的时间不一样;以示范促销,时间应选择节假日,还可以采用大蓬车深入农村实地示范;培养农村“领袖”式消费者应选择有一定知识、事业有成、见识较广的中年人为对象;另外,企业还可以采用送电影下乡、制作宣传促销品等形式宣传产品,既经济又有效。农村市场耐用品促销还应充分发挥安装队的作用,他们是企业产品的口碑代言人,农村居民非常信任他们。此外,中华民族的克勤克俭生活习惯牢牢扎根于农民消费上。调查显示,许多产品在农村销售的主要障碍不是经济原因,而是农村的消费观念与一些产品以提高生活品质为诉求的不协调。企业在开拓农村市场的同时,须向农民灌输一些新的消费理念,同时营销人员在作农村市场的营销推广工作时,应当强调产品的必需性,诉求的重点是让农民觉得这种产品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而不是强调“提高生活品质”、“豪华”、“时尚”等对农村消费者来说比较空洞的概念。

4、渠道策略农村地域分散,购买力也相对分散,决定了企业在营销网络的构建上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要大大加强。加强网络建设是有效开拓农村市场的前提,企业应充分发挥网络分布广的供销社的作用,提高网络的广度与深度,形成金字塔式的“企业———县级批发商———乡镇批发商———村级批发商”营销体系。直销或就近设厂是十分可行的方式。虽前期投入较大,但从长期来说营销成本会大大降低。如近年来河南金星集团分别在河南郸城、山西临汾、贵州安顺等地建立分厂,就地生产“金星”系列啤酒,对有效开拓当地农村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者,一些名店和明星企业,可利用自身良好形象,开展连锁经营、制、物流配送、租赁、购并、公司与农户利益共同体等形式,在农村兴办连锁店、加盟店、专营店等,将营销网络向农村延伸。如武汉商场股份公司,在湖北一些县(市)镇兴办的加盟店1999年就达37家,营销效果很好。一些耐用品也可以在农村村庄中通过试用、试看后,将购买该产品的顾客登记,邀请顾客代表到企业参观产品的生产过程,一次集中送货上门等办法来满足这些贵重商品的需求。同时,企业要充分发挥渠道的推力,有必要和中间商形成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型联盟。

5、服务理念服务是目前工业品农村市场营销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与城市市场相比,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均远远不足,使农民的消费利益基本上没有保障。而农民又是急需服务的,不仅需要售后服务,也需要售前服务。服务在工业品开拓农村市场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可以预计,成功占领农村市场的企业将是那些为农民提供良好服务的企业。对于服务,企业首先必须从观念上重视起来。尽管在地广人稀的农村提供优质的服务会引致较高的成本,但这是为开拓农村市场值得付出的代价。因此,面对农村市场,厂商除了满足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价格的需求外,还要为其提供满意的服务,让消费者对你的服务有认同感,才能争取更大的市场。再就是要从方式上行动起来。售前,销售员认真、细心、不厌其烦向消费者进行产品介绍和功能演示,提供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提供使用培训、供应零配件等多项服务。售后,要包修、包换、包退,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企业可以考虑以县城为中心建立维修与售后服务网络,若厂家的特约维修点不能设在县上而只能设在大中城市的话,厂家应与县城里的经销商合作,解决售后服务问题。如可在当地聘请有技术的青年,经过厂家培训,而后作为当地的维修技术人员。深圳华强集团做到了“一县一点一站”(即每个县都有一个销售点和维修站),实行3年免费维修制,以解除用户后顾之忧。

主要参考文献:

1.范剑平,刘国艳:我国农村消费结构和需求热点变动趋势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1101

2.李宏:我国农村冰箱市场环境分析,《中国营销传播网》,2002109102

3.李方毅:农村市场开发策略,《销售与市场》,1999106

农民消费论文篇5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制约着消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状况，消费就只能处于相应的水平，且上述产品受商人的操纵又难以取得合理的价格，而地租与赋役还占去农民至少一半以上的劳动所得，加之为了延续简单的再生产，农民总还要扣出籽种等必要的生产性开支，因此，可以供家庭衣食住等日常生活消费的支出就极为有限。在衣食住中，住房不属于家庭经常性的开支，一次投资虽然要花去农家多年的储蓄，但可以使用多年。农民家庭的日常消费，主要包括衣食，其中又以吃所占的比例为最大。因为吃在农家生活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我们首先来考察它。

吃的数量与质量是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标志。从数量看，笔者所见关于口粮标准的估计，都来自于江南食米的材料，可作为我们考察华北农民口粮消费的标准。任启运认为，“夫人食谷（每日）不过一升”，“以人口日一升计之，一人终岁食米三石六斗”（注：任启运《清芬楼遗稿》卷1，《经筐讲义》。）。洪亮吉说，“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注：洪亮吉《意言》，《生计篇》第7。）。张履祥给长工的口粮还要高，每年5.5石，尚不包括给长工的其他支付。上述估计都是以一夫即一个壮劳力作为对象的，数量相对较高。勒紫垣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也谈到，“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种稻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则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准古证今，原无异也。至农夫五等产，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九人，内除本夫与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共约食其半，计可余一半，以食他人”（注：陆耀辑《切问斋文钞》卷15。）。这里成年男女的口粮标准仍为每人1日1升，年均成年人是3.3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减半，每人口粮仅0.5升，年1.65石，后者大概是最低的口粮标准，因为它与清政府拨给灾民的赈济口粮在数量上相当。至于一个家庭年均的平均口粮消费数量，也有人作过估计，如据强汝询估算，“八口之家，人日廪米四合，率日食四升八合，一岁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注：强汝询《求益斋文集》卷4，《农家类序》。）。依此标准，农民一家男女老幼牵算每人年食米2.16石。当然，有的人对家庭口粮年均消费标准的估计还要略高一些，如包世臣说，“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注：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齐民四术》卷2。）。考虑到清代华北农民的食品结构的特点，看来把大小口拉平，每人3石左右的年均口粮标准还是差不多的。如果再少，农民就要寻求各种代食品维持基本的生计。

那么，3石粮食需要多少土地才能够生产出来呢？清代华北一般年成两收亩产在1石左右，这样养活1人至少需要3亩口粮田。如果没有复种，则需6亩土地。清代华北水利薄弱，土地多为中低产田，产量很低。如直隶望都县，上中下土地“均匀计算，每亩得谷五六斗，须六亩可养一人。望邑额地一千七百余顷。现存男妇六万余名口，宜其地之所出不敷卒岁之用”。在此情形之下，望都县“上户饭粗粝，中户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哉”（注：光绪《望都县乡土图说》不分卷，《县望县图说》，“田亩”。）。华北各地气候、水利条件不同，因而养活1人大致需要3～6亩土地，像山西解县“当全盛之时，户口七万有零，平均分之每人仅得四五亩旱地，终岁劳苦，丰年略可自饱，仍不可事父母，畜妻子，一遇凶歉，死亡殆尽”（注：民国《解县志》卷3，《丁役略》。）。华北人地关系的比例低于江南，但农业生产水平也比后者低，因而尽管人均占有的耕地一般比江南多，农家仍食不果腹。如山西凤台县，“小民狃于苟安，难于图始，烈日炎天，荷锄陇亩，草笠赤脚，挥汗如雨，多旱委之于天，歉入委之于地，终岁以草根木叶杂茭稗而食，安之如命”（注：乾隆《凤台县志》卷2，《山川志》。）。山东昌邑县“其他迩海，缴人众物乏，无他余赢，故有终岁勤动，不免饥寒者”（注：乾隆《昌邑县志》卷3，《田赋志》。）。齐河县，“人贫地瘠，家鲜盖藏，田一井者衣不蔽膝，家数口者，肉不知味，遇岁旱涝，则啼饥号寒，比比皆是”（注：雍正《齐河县志》卷2，《衢市志》。）。直隶正定县，“丈夫力佃作，女子工针锈，仅取糊口而止”（注：乾隆《正定县志》卷18，《风俗志》。）。在这种不能保证基本温饱的情况下，民食的质量便可想而知了。

华北农村的民食平时以谷蔬为主。谷类中尤以小米、高梁和春麦为主食，杂以豆类、薯类食物和蔬菜，小麦和稻米只有过节或遇有婚丧嫁娶、招待亲朋好友时才可能食用，绝少食肉。如直隶遵化州，“居常饮食相率以俭，或粥或饭或面，面用麦或杂豆粉，粥用小米，饭用高梁或亦用小米，梗稻多用以饷宾，杀（肴）则瓜瓠来腐而已，鱼肉惟之宴会用之”（注：乾隆《直隶遵化州志》卷11，《风土志》。）。滦州“饮食皆以粥，贫者粟不舂而碎之以煮，谓之破米粥，小康之家思俭约者，亦多效之，遇农作时则易之以高梁米煮半熟，冷水淘之，坚如石子，非此不下咽，谓之换饭”（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望都县，“所食者以小米为大宗，小麦次之，大麦高梁玉蜀黍又次之。上中之户所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掺糠和菜为食，……小麦面粉皆不常用，麦秋后家家食麦面数日，籍酬农工之劳。过节度岁亦食之，余者收藏备粜以为度日之费，日常食用以小米为主要食品，不尝酒肉，一年之中春冬以菜蔬红薯白菜，夏秋以罗卜北瓜等物为菜羹，用以佐餐。俗云，糠菜半年粮，盖述实也”（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风土志》。）。《华北捷报》（1883年8月3日）报道，直隶“农民虽然大部分都很贫穷，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的人还比较少。……在最好的年头，他们也是吃最低级的食物，穿着朴素的衣服。他们的食物几乎完全是用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梁玉米及小米。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

华北其他几省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如山东济南府“饮食以梁粟为主，养老始用鸡豚麦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临沂县，“农民家常便饭为煎饼稀饭，佐味为豆腐小豆腐咸菜番椒。煎饼用高梁麦菽，稀饭用谷米或黍米豇豆绿红黄地瓜胡罗卜等。豆腐以黄豆为之，小豆腐以豆汁与各种蔬菜为之”（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荣城县“至日食常佐，若番瓜番薯芦服蔓菁，几与五谷同其珍重，谚曰，田家饭菜一半”（注：道光《荣城县志》卷3，《食货志》。）。胶州，“州之土地五谷六畜备具，而民利所依植物大抵蔓荚居多。南鄙以番薯芋为食，冬鄙以落花生代稼，农重二豆圃蕃瓜薯，盖居食物之半”（注：道光《重修胶州志》卷14，志3，《物产志》。）。山西代州“民食以粟为主，佐以荞麦燕麦，贫者黍菽即为珍膳，有终岁不识膏梁之味者”（注：光绪《代州志》卷3，《地理志》。）。五台县，“麦如珍珠，非祭先供客婚丧不用，无故而食白面人以为不祥。稻米则供客，或病人煮粥，偶一见之，……春夏多食野菜，以葱韭豆腐鸡卵为甘旨，菘薯为珍味，贫家终年不见肉，至度岁乃割片肉为水饺”（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武乡县，“中人仅再食，岁不登则糠榆木屑悉以充腹”（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河南汲县，“膳食以小米为主，大米即稻米惟宴会始用，不常食小麦，面亦为佳品。乡人率以高梁荞麦黄豆之属杂制以炊，各邑甚多，盖皆采以为食，农人三餐，城市多两餐”（注：乾隆《汲县志》卷5，《风土志》。）。密县“大率民间常食以小米为主，以黄豆及杂粮佐之，其大米饭小麦面俗所珍惜，以供宾粲之需，非常食所用”（注：嘉庆《密县志》卷11，《风土志》。）。总之，由于粮食短缺，华北农民在饮食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与生理需要存在着差距。不少人家为了节省粮食，每日两餐，像直隶易州“中人日仅再食”（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县志中还提到有人终生不知肉味，一般农家只有到“良辰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和以杂菜面粉淆乱一炊，平日则滚汤粗粝而已”（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

尽管农家饮食艰难，但华北多数地方农民有饮烧酒的习惯。烧酒都以粮食酿造，如黍之“粘者可酿酒，俗谓之黄米”（注：乾隆《任邱县志》卷3，《食货志》。）。此外，高梁等“皆可酿，市肆取充酒材，颇夺民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烧酒耗粮，使粮食短缺的状况愈益严重。因此，清代不少人主张禁酒，但都难以实行下去。不过，对缺粮的华北来说，农民饮酒之普遍确实增加了民食的压力。方苞认为，10人之中最少有4人饮酒，“一人其量以中人为率，一日之饮必耗二日所食之谷”（注：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请定经制札子》。）。清代华北农村，较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使农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因此日常生活中苦行占主导地位；但由于酿酒与饮酒的普遍，以及中国人对饮食文化的理解，因而苦行之中又有的一面。县志作者常常批评农民不知盖藏，主要是针对其在各种社交应酬上为了有面子，而不惜倾其所有，甚至举债。农民在物质生活上的苦行是生产力制约的结果，而不是像英国清教徒一样来自于理性信仰。因此，一有暂时的物质条件，便要大吃大喝，满足口腹之欲。

方志中常有类似的记载。如山西孝义县“民用俭约，……惟美酿，多嗜酒”。“所食粗粝不堪下咽，而独不能戒酒，不惟糜费，而一入醉乡致有破家丧身者”（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山东临朐县，“其大耗更有两端，一曰饮，一曰博……。至如村人趁墟食货交易，酒罂肉碗四顾狼籍……其尤甚者，贫民无产，佣力耕作，索值日不百钱，酒食必责丰备，狂饮大嚼，日为恒度，稍未餍饫，头箸去之，主费不赀，佣得醉饱而已”（注：光绪《临朐县志》卷8，《风土志》。）。直隶滦州“值令节乃丰豆馔，下逮佣作酒肉恣饭啖无吝焉。惟独嗜酒，虽穷乡僻壤，皆家有藏酒，以备不时之需”（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嗜酒往往与大吃大喝相伴。河南罗山县，“民喜口腹甚之。家无担石之储，一聚饮间罗列珍膳，若素封之家，虽称贷不惜也”（注：乾隆《罗山县志》卷1，《风俗志》。）。永城县“饮食无贫富，多好饮酒，款客肴馔，务丰一席，所费动至五六千三四千不等。常日市市厘往来，恒有醺然者，不必岁时伏腊，即偶尔小聚，亦必尽醉，呼拳拇战，声达街衢，以兹三里之城，酒馆林立”（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

吃之外，农家衣被材料的支出不大。我们已经知道，农家平均岁用土布5匹左右，或自织，或买于集市。除蔽体御寒外，农家对衣被所求甚低。如直隶望都县，“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蔽体御寒，不求华美。寻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万作鞋屦之用，不肯轻于一掷”（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0，《风土志》。）。山西孝义县，“乡民则布絮缕缕，终岁不制衣者十室而九”（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五台县，“衣用直隶平山所产坚厚之布，农人夏一袷，冬一袄一裤，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士类一棉布袍，一棉马褂，无衣袭衣帛者”（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

二、灾荒年的生活消费

华北的自然灾害与这里的生态环境有决定关系。本区降雨各季分布不均，春季多大风，初春和晚秋常有寒潮经过等，生态环境的上述特点使本区的自然灾害以水灾、旱灾为最多，危害也最大；其次是风灾、霜灾、苞灾、虫灾、地震、时疫等。据统计，清前期，顺、康、雍、乾、嘉五朝全国18直省总计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524次（注：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分册，第693～706页。）。据笔者计算，在以上灾害统计数中，华北4省为780次，占全国自然灾害总数的31％。在华北各省，直隶303次，河南147次，山东184次，山西146次，各占本区自然灾害总数的39％、19％、24％、19％。李向军的统计从顺治元年到道光19年（1839），全国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28,938次，其中直隶5,273次，山东4,203次，河南1,831次，山西949次，共计12,256次，占42％强（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16～17页。）。可见华北是全国自然灾害的频发区，而区内又以直隶与山东的灾害为多。再从灾害的种类看，水旱灾害发生最多。在陈书统计的780次自然灾害中，水灾316次，旱灾174次，占本区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总数的63％，其中水灾占41％，旱灾占22％，水灾的发生频率高于旱灾。李向军的研究证实水旱灾害的比例更高。在华北12，256次自然灾害中，水灾为6,784次，旱灾为3,977次，分别占区内灾害总数的55.4％和32.4％，两者合计高达87.8％（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第214、19页。）。应该说，水旱灾害是导致华北灾荒年的最主要原因。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清一代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我们知道，本区农家一般在正常年景仅能糊口，均鲜盖藏，不少农户还要依靠举贷度日，因而应时收获对农家维持生计至关重要。自然灾害有轻重，灾情不同，对粮食生产的危害程度也会存在差别。灾情较轻时，粮食会有不同程度的歉收；而大的灾害可导致庄稼绝收，形成灾荒年。自然灾害不仅造成农民生命财产的直接损失，而且由于缺粮、饥荒、时疫等继发因素的困扰，间接的人口耗损也是相当惊人的。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度过灾荒年的呢？他们在正常年景下尚且终年粗粝，糠菜半年粮，灾荒年的状况无疑会更加恶化。如山东临沂县，“凶岁野菜树皮草实麦草皆可籍以充饥，延命无所谓佐味也”（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寿光县康熙17年（1678）大旱，18年春大饥，“民食草根，木皮殆尽”（注：嘉庆《寿光县志》卷9，《食货志》。）。灾荒引起粮价腾贵，如山东黄县，“雍正八年大水，九年春饥，斗粟钱千二百”。“乾隆十四年大饥，斗粟钱一千七百，饿殍载道，卖子女无算”。“乾隆四十七年，夏旱螟，秋大涝，民饥。四十八年春大饥，斗秫钱一千四百，斗麦钱二千三百”。乾隆“五十一年春大饥，麦一斗钱三千六百，豆一斗钱三千二百”（注：同治《黄县志》卷5，《祥异志》。）。邹平县，康熙“五十年春大饥，米价涌贵，米一市斗值制钱二千二百五十”（注：民国《邹平县志》卷8，《杂志》下。）。面对如此高涨的粮价，普通农民根本买不起粮。

在田荒粮贵的形势下，农民已经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出卖土地甚至儿女便成为他们最后的选择。所谓“饥年田亩必贱，民以田易命，安问贵贱。而有力殷户，往往以此大富。是小民之心头肉，为彼之饵鱼钩，事所必有”（注：周天爵《周文愚公尺牍》卷上，《与刘次白书》，道光年间。）。清代华北各省灾荒年农民出卖地产非常普遍，如“直隶大名等府属三十余州县，前因年年荒歉，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注：光绪《畿辅同治》卷4，页98。）。河南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巡抚毕沅奏称，“豫省年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注：《东华录》卷103，页19。）。土地之外，典卖儿女也成为农民无可奈何之下的选择。如河南“凡民间偶因歉岁，将女儿、孩子、养媳当入富户，以校目前饥馁。写定年限，大约身价轻则年限少，身价重则年限多也。但适遇丰年，可以措赎之时，因格于年限不敢回赎；即或央中代恳，主人有拒不放赎，以致迁延日久”（注：佚名《心政录》卷51，页34，乾隆5年。）。

解决灾荒年农民的基本生计，是清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和统治的需要。每当灾荒年发生后，清政府一般要酌情减免田赋，必要时还要发赈救灾。华北农村县乡通常在平时积谷备荒，所谓“常平仓”、“社仓”、“义仓”，供出借粮种、平抑粮价和赈灾之用。其谷本来自州县士绅、富户的捐献，纯属自愿和慈善行为；至于“百姓听其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也”（注：道光《长清县志》卷6，《食货志》。）。也有以其他途径建立义仓的，如山东长清县的义仓，“其始也，请常平米六百石耳，加二斗息，逐年敛聚，越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仓廒，以原数六百石还府，余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此十四年中少歉则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而尤积谷犹是之多”（注：道光《长清县志》卷6，《食货志》下。）。如上所述，农民借粮，一般要在收获后加息偿还，如此才能保证地方粮食储备的良性循环。如山东潍县，“自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年节年劝捐并递年春借秋还加息，现在各社捐谷并加息五千八百八十三石八斗”（注：乾隆《潍县志》卷3，《田赋志》。）。直隶行唐县，“国家经制，州县各设常平社义诸仓，岁储米谷，并听所在官民捐输借用，每岁出陈易新，载在会典，犁然备举。定例以十分之三借民籽种，遇谷价腾贵，春夏出粜。……社仓定便，借民口粮，视年之上下加息，……旧例社仓捐谷每石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止收本谷。”（注：乾隆《行唐县新志》卷5，《惠政志》。）。

清代救荒赈济，一般是先动用本地仓储的存粮，其顺序是常平仓、义仓、社仓，不足动用存留的漕粮、地丁银，再不足才从省内外调粟。赈济是用钱粮救济灾民。其方法包括煮赈和发放银米。如河南洛阳县，受灾后“就近设（粥）厂，以免饥民跋涉道途也”。此外“每大口每月给谷三斗，小口给谷一斗五升，先尽常平仓谷动支，如不敷用时再动用漕谷。俗漕米亦不敷用，仍照往例动地丁银两搭放”（注：乾隆《重修洛阳县志》卷2，《地理志》。）。不过，尽管清政府有较为健全的荒政制度，但灾荒发生后，农民的生活仍不能得到妥善的安置，造成严重的流民现象。如山东沂州府之郯城县，“十岁九灾，所由来也。而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初犹迫于饥寒，久而习为故事，携孥担橐邀侣偕出，俗曰逃荒，恬不为怪”（注：乾隆《沂州府志》卷4，《舆地志》4。）。《实录》等清官书对本区在内的流民形势、数量和遣返安置的措施等事项，都有详实的记述。

三、社会文化性消费

清代华北农村的社会文化消费，是一个内容较为含混的概念，从私塾教育到宗教活动，从农家的婚丧嫁娶到民间祈报，都可以含盖其中。农民此类消费其重要性虽然不能与衣食住等生活性消费支出等量齐观，但仍是农民消费支出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属于必要的生活性消费项目。

（一）文化教育。清代社会价值观推崇读书做官，因而作为农村知识分子和官员后备力量的“士”，理所当然地位居“四民”之首。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观对农民的影响也很大。取得士的地位要读书向学，农家尽管贫穷，只要稍有条件还是愿意让孩子识字接受教育的，争取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此外，农家子弟即使在村庄中也有就近接受教育的条件，因为本区农村士这一阶层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知道，该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别较大，其中也不泛一些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拮据窘迫的人。县志上说，这些人的谋生渠道有两条，一是耕读兼资，二是在村庄蒙学中教书度日。在后一种情况下，农家子弟识字于村学不仅方便，而且费用低廉，普通农民可以承受。因此，对大多数农家子弟而言，大约都接受过或长或短的蒙学教育。如河南汤阴县，“民间子弟七八岁时延塾师教习，先孝经四书，渐习本经学作文艺，虽冠礼未行，而束发受书者遵循规矩，并无浮嚣之习，诵读之声四境不绝云”（注：乾隆《汤阴县志》卷1，《地理志》。）。

大多数农民虽然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但其子弟学期的长短则主要取决于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这种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生活有最低保障的情况下，农家可能会节衣缩食，送子弟接受蒙学教育；但如果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接受教育就成为一件极奢侈的事情，尽管其绝对成本并不算高。如河南鹿邑县“力田者仅菜粥自给，虽有聪颖子弟，亦多不免失学。村塾之师聚童稚数十人于老屋中，仪节不立，咿唔莫辨，每至登麦，刈禾时辄罢业散去。九月复集则十仅三四矣。往往修补（脯）不给，复布露而罢，如是者数岁，父兄病其无成，俾改习耕作，或操工贾之业”（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该县志作者认为，农家子弟不能连续接受教育的根源是贫穷，兴学必须在农村实行免费教育，即所谓“广设义塾”，让农家子弟不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当然，制约农村文化教育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晚清社会的动荡，乡村经济的凋敝，塾师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日趋减少，由此带来农村塾学的学制和管理也日益松驰破败。如河南永城县，“塾师近少，专馆供馔者亦复不多。盖自咸丰捻乱之后，地方凋敝，至今元气未复也。到馆不必春，初随时可以入学，按月扣计，以十月为一年”（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河南鹿邑县，“士无恒产，率以囊经教授为业。囊岁馈缗钱数十千便为极丰，饥寒之躬，难云壹教，模范不立，其失故不尽在师矣”。（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在此情况下，农村人口中农民的识字率非常低，女性尤其如此。据罗兹曼的研究结果，现在识字率的统计范围，包括绅士、官员、商人、僧侣等阶层，他们要占到人口总数的10～20％；如果只统计农民，按男性40％拥有读写能力这一较高识字率比例计算，农民也只有30～20％的人“粗通文墨”，但这些人是否能顺利读写，恐怕还是个问题（注：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48页。）。因此，农民文化教育的落后，必然导致其文化素质低下，并在社会文化性消费中打上相应的烙印。

（二）祈报活动。在教育不兴，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的华北农村，祈报等介于民俗与宗教之间性质的群众性活动，构成农民社会文化性消费的重要内容。各地无论经济是富裕还是贫穷，这类活动进行得都较为普遍。它们主要包括祭祀、祈祷、报赛等内容。

祭祀分祖先和自然神崇拜两种形式。本区富家大户设有祠堂供奉祖先，一般老百姓多崇拜各种民间神和自然神。如直隶西宁县，“大族多立宗祠，设祭田，春秋拜扫惟谨。祭毕聚族宴祠中，风为最古。民庶或不能举，而颇属外祀，奉龙神极虔。村十余户，必建一祠，演戏献牲，各有常期。入秋则丝管彻四境矣。至于酬神许愿，又无时无之，大抵士人佞佛，愚民信巫”（注：同治《西宁新志》卷9，《风土志》。）。嵩县“其祭祀士夫故家皆庙祀先祖，……庶民颇忽于祀先恪事外神”（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山西介休县，“隆于祀先，虽费而不惜”（注：乾隆《介休县志》卷2，《山川志》。）。频繁的祭祀活动不仅耗财，而且不利于生产。河南鹿邑县，“佞佛之风，村民最盛。每岁二三月之间，荒弃所业，奔走寺观，燃香诵佛，杂沓成群”（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迷信活动也妨碍水利工程的修建。本区水利失修，农田冬春苦旱，夏秋苦涝，老百姓宁可祈神求雨，将风调雨顺的希望寄托于天，也不凿井修渠，自主命运。如河南许州“岁旱祈祷多戾于礼，其尤甚者水浇孕妇，名曰浇旱魃”（注：道光《许州志》卷1，《方舆志》。）。郾城县“天旱民间祈雨设厂迎神，鸣金击鼓，昼夜不绝。无赖之民手舞足蹈，诈称神降，号马匹群相尊奉，汹汹如狂，值天雨，则拥神游街演剧，报谢科敛财物，所奉之神”（注：乾隆《郾城县志》卷1，《方舆志》。）。新乡县，“每值久旱，官约诸绅设檀求雨岁褥三日，例禁屠宰，闭南城门，城乡亦多抬神求雨”（注：民国《新乡县续志》卷4，《风俗志》。）。直隶怀来县，“岁值旱人带柳枝，用幡幢笙鼓迎龙神像，置坛场祈褥得雨乃止”（注：光绪《怀来县志》卷4，《风俗志》。）。山西武乡县，“遇旱灾长幼成群咸带柳枝幡幢笙鼓，迎龙神置坛场拜褥，得雨方止”（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

清代华北农村最普遍的社会文化消费是春秋祈报。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旱涝悉听于天。因此，农家春天祈褥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秋后还要感谢老天爷的恩赐，由此形成农村中民间盛行的报赛习俗。据笔者检阅华北地方志，本区的报赛大约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在村庄里进行，采用的形式是聚餐、演戏等。如河南郾城县，“赛神招梨园其名伎剧者，最俚鄙，民间尤尚之。百货俱集，男女杂沓，一村演剧，众村皆至，各招亲厚”（注：乾隆《郾城县志》卷1，《方舆志》。）。许州，“礼神报赛，以醵钱演戏，宰羊刘豕为诚敬计，一岁中自非刈麦之期合乐飨之举村桩相续，既事竣余，少长环坐，至欢畅也，而来游来观复互为宾主”（注：道光《许州志》卷1，《方舆志》。）。嵩县“山乡尤甚演剧酬神，犹春秋祈报之意，然贺雨贺晴又叠举无节至”（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直隶怀安县，“春秋祈报，长者敛资，少者趋事，备牲醴礼神，优人作戏，互邀亲戚聚观，祀毕坐飨神享，鼓吹喧嗔，醉饱歌舞而散。俗尚龙神，凡村堡城市，多建庙祀，秋熟醵钱演戏赛神，岁有旱，各戴柳枝具幢幡，钟鼓迎像，置坊敬祷，得雨乃止”（注：光绪《怀安县志》卷3，《食货志》。）。蔚州“当春秋祈报日，里社备牲礼祀神，召优伶作乐娱之，各邀亲朋来观，裙屐毕集，竣事，食中人叙坐享宴余，必醉饱而归”（注：光绪《蔚州志》卷6，《建置志》。）。获鹿县，“每秋后竟作贺作会，醵钱相助，喧阗来往，无虚日。农家一式之入，或不足一岁交际之用，有展转负累以至于贫者”（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山西武乡县，“秋趋各村乡醵钱祀里社五谷之神，行报赛礼，亦有行有三四月者，谓之春祈，纳稼后雨”（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由上可知，祈报的一切费用来自里社各户的分摊，无论祀神宴饮，还是演戏，都要一笔支出。春季农家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连口粮都难以接济，分摊的款项从何而出，恐怕又得东挪西借，从而又会影响当年生产费用的数量。秋后农家刚有所收获，各种报谢天地邻里的活动又会花去部分收入，必然使来年的生产生活开支异常艰难。

农民消费论文篇6

本文作者：王茹工作单位：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影响甘肃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因素

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需求最重要的因素。从十多年间甘肃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可以看出，居民消费主要集中在食品和居住领域，吃、住依然是甘肃农村居民消费的一个主要内容。即使收入有所增加，其需求的变动对收入的反应仍然迟缓，即需求缺乏弹性;相反，家庭设备、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对收入反应却很快，需求富有弹性。其中前者属于生存型消费，层次较低，后者属于发展、享受型消费，层次较高。一旦购买力提高，消费需求层次就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跃进，消费结构也会向较高层次跃迁。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提高农村购买力、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与关键。产业结构2010年甘肃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比例为14．54∶48．17∶37．29，第三产业总体增长较快，但是甘肃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仍然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对第三产业有效需求不足。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0%、36．2%、30．6%、30．6%，发展中国家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大多在20%左右，而甘肃省农村居民2010年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才达到23．73%。农村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过低严重影响了甘肃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农村居民消费质量的提高。因此，目前我们在注重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同时，更要注重强调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反作用，使生产结构适应消费结构。不确定性近年来，农民面临的不确定性日渐增强，主要表现为:(1)农村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往往倾向于通过减少当前消费支出、增加储蓄来应对未来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问题，这说明甘肃省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不足，农村医疗、教育、养老等制度仍不完善、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2)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甘肃省农业生产在抵御自然灾害方面，能力弱，损失率高，农业生产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3)农产品市场信息的不确定性，甘肃省农业生产与市场经营户信息缺乏沟通，最新市场信息下乡入户难，农产品卖难等问题较为突出，致使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调整难度大，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对收入的影响很大。

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甘肃省农村居民吃、住等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仍然是消费支出的大项，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不高，需要加以合理引导。增加农民收入1.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根据甘肃自然条件状况，对马铃薯、苹果、洋葱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要重视;对党参、当归、甘草、大黄等中药材种植规模要进一步扩大;对畜牧业发展应该采取规模化养殖;对于大部分农产品经营者来说，必须想方设法在品质上做到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同时在内外包装上也要有所创新，比如在包装上要特别注明选购的理由和独特的卖点等，以此来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农产品价值，增加农民收入。2.要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产品信息平台，使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农业生产为此，我们急需建立功能齐全、覆盖面广的市场信息网络。通过对市场信息的准确把握，农民才能合理地调整生产，从而增加收入。3.加强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建设利用沼气、沼渣、沼液，提供农民生活用能，发展庭园经济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有利于帮助农民节省燃料和用电，减少生活支出;有利于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推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今后，需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性强的若干主导产业的投资力度，如绿色能源产业和农村循环经济产业，只有这样，增加其研发投资，使产业结构、企业科技竞争力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变化。比如，在水资源丰富的县实施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工程，将丰富的农村水能资源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益。再以农村循环经济产业为例，稻花香集团提出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龙头，向饮料产业延伸，向饲料产业拓展，向养殖和有机肥料产业扩张，向生物化工产业推进，构建了“五级循环”产业链，打造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助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并付诸实施。随着这一战略的全面推进，稻花香已建立起以三峡坝(库)区农村为基地、以周边县市及其他地区为带动和辐射区域的湖北省最大的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园，直接和间接就业的农民已达到20万人。以上经验也值得甘肃省借鉴。增加有效供给，引导合理消费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基本保证是有效的供给，它也是优化供给结构，满足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需要。因此，供给领域应重视市场细分，进行消费品市场的合理定位，满足农村居民多层次需求;提高适合农村居民消费的商品的比例，增加供给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此外，还要积极调整消费政策，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提高农村消费者的素质，倡导科学、合理、文明的消费观;重点针对文化、娱乐、卫生保健、旅游、通讯等产业，不断完善消费品供给结构，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标准要能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二是要完善财政政策，将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更多地用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完善社会保障和支持农业发展等方面;三是逐步建立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解决孤寡、残疾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对其吃、穿、住、医、葬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四是要建立适合甘肃农民的养老保险机制，调动农民参与社会保险的积极性，解决农民的养老之忧。通过以上措施可以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欲望，增加即期消费，从而促进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

农民消费论文篇7

作者：王进 单位：延安大学管理学院

和谐消费环境对农村居民和谐消费的促进作用

1.经济环境对技术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可以诱导新技术的产生上：当某一生产要素稀缺时，则会诱发相对富裕资源流向相对稀缺资源的替代技术的生产和应用，也会诱导产生更充分利用当地稀缺资源的技术。生态环境对技术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的生态环境诱导产生不同类型的技术。社会文化对技术生成和创新的作用表现在：当社会文化发展处于较为保守的时期，可能阻碍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技术创新就更无从谈起，当区域社会文化处于一种开放性的、良性发展的时期，农村居民思想文化、消费观念较先进时，能够认识到技术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改善的积极作用，这时技术生成和技术创新就较为容易开展。例如，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村居民需要技术含量更高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使得技术的应用将得到更为快速的发展，反过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有创造和引导作用，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的普及过程的例子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过程了。另外，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更新，有利于农村居民接触到新事物，对新技术将采取积极的接受态度，有利于技术的生成和创新。当然，只有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同时进行改善并达到相互协调时，对技术的生成和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才能达到最佳。2．消费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改善作用和谐消费环境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和谐的消费环境是万万不能的。消费环境的和谐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和谐或几方面协调互动过程中合理化程度的提高，经济结构的合理程度提高，意味着产业结构高级化、融资信贷结构优化、收入结构合理与收入来源渠道拓宽、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和投资质量改善，这将促进消费结构合理程度的提高。消费支出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消费者有限预算约束下消费支出水平的提高，节省的成本将用于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和消费，生活质量将进一步提高。社会文化的构建与经济发展程度有着紧密的关联，只有经济发展促进教育的发展，提高居民整体素质水平后，才能够建立起先进的消费文化；同时，农村居民居住分散，信息获取受到一定限制，只有提高其整体素质，邻里关系和睦，信息传递和沟通快捷，使得农村居民心理感受有一个正常的水平，才能够使其生活质量得到提升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与经济发展有关，经济发展中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会破坏生态环境，但经济总量的提高和人均水平的增加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当然适用技术的创新和实际采用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提高和先进消费文化的构建将是农村生态环境是否得以改善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这就是说，影响和谐环境的因素很多并且相互交织在一起，但只要这些因素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将有巨大的作用，即有钱改善、有人改善、合理改善、有效改善要相互结合起来，而生态环境的改善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农村居民消费成本降低，间接地提高了其消费水平；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使得农村居民能够吸收到新鲜的空气，身体健康程度提高，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3．先进的现代消费观念的构建作用农村和谐消费环境的构建有利于农村居民树立和谐消费的观念，和谐消费观下的消费文化理念与传统消费观下消费文化理念有着质的区别，传统消费观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核心价值取向，这种消费文化的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或消费对象、消费目的、消费手段或消费方式、价值取向、哲学蕴意与和谐消费文化的区别，可以下表为例加以说明。现代和谐消费注重强调消费文化生态效应，持着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念，不单纯追求当期效用最大化，而是要求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不单纯寻求效益型消费方式，而是以资源节约型与效益型相结合的消费方式，不是以人们需要的一切物的满足为目，而是提倡对生态环境负面效应影响最小的物为我所用，不只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人所持有的消费观念、采取的消费方式、拥有的价值取向等等的组合，是一种生态环境改善的全面发展的人所持有的消费观。现代性的和谐消费观更符合时展的需要，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和谐的消费观念的树立与和谐消费环境的整体构建是分不开的，只有农村消费环境实现和谐，才能够使得农村居民在提高收入的基础上增加消费支出，最终实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合理程度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指数提高，并以一种新型的消费观念作为消费实践活动的指导。

农村和谐消费环境与农村居民消费的良性互动

农村居民消费过程中适用性技术在农村消费品中的应用对农村居民而言有诸多好处：第一，能够进一步降低损耗。高精尖技术全面应用于农村消费品的生产对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付能力而言还不很现实，所以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发出适合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适用技术并应用于产品生产，在企业定价合理情况下有助于企业和农村居民双赢状态的实现。第二，能够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采用适用技术开发的产品有利于减少农村居民由于额外支付所造成的损失，并且农村居民容易理解和掌握适用技术的详细介绍，对污染性低、环保标准较高产品的使用有利于农村居民身心的健康，并且花费成本较低，可以间接地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收入的增加使得农村居民有能力和精力改善农村居住环境，这就实现了农村和谐消费环境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基于人才创新的角度农村和谐消费环境有利于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消费性投资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地区的企业家、专业技术人才和一般技术工人的培育，和谐的社会文化对一个地区的人才成长和培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人才成长的基础，而人才的成长和培育有利于该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实现和谐，这将意味着，农村消费环境的和谐与农村居民消费和谐之间通过人才的成长和创新实现了良性的互动。社会环境中的顺境，有利于人才的成长，环境恶劣的逆境，阻碍着人才的成长，但在顺境下，也并非人人都能成才，在逆境中也未必出不了人才，环境对于具体人才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与人才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密切关系，这就意味着人文环境对人才成长具有两重性。那么，人才的成长和创新作用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作用有着动态性和两重性，在人的不同发展阶段作用是不一样的，而就是在这种动态发展过程中，农村消费环境与农村居民和谐消费之间也呈现出动态的均衡变化特点。基于生态环境改善的角度先前的研究一直认为消费环境中的生态环境对消费的影响是间接的，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水资源短缺或气候恶化，很多产品就无法使用，这将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满足程度的提高；而生态环境的改善提高了气候舒适度和地区的绿色程度，这将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和谐程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消费行为合理程度提高及消费方式和谐度提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助于实现农村消费环境与农村居民和谐消费实现良性互动。基于政策和制度供给的角度政策和制度是影响消费的环境因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起着杠杆和桥梁的作用。政府应该在环境保护和退耕还林方面进一步加强立法和执行政策的力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税进行免除，对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方面进行教育、科技和就业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倾斜，在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同时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和消费合理程度，以实现农村消费环境与农村居民和谐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

农民消费论文篇8

根据我们的调查，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且2013与2007相比，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呈加大趋势。在这三个县(市)进行调研的同时，我们也对这些县市的县城部分人群进行了调研。比较发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结构、消费意识、消费支出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农村居民消费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二)石家庄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偏高，正常吃穿支出、孩子教育、盖房买房、孩子结婚占据了农村居民大部分收入，用于养老保障、娱乐性消费、服务性消费部分偏少。

(三)石家庄市农民居民消费观念有了很大进步，但不合理因素仍然大量存在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不完善，受传统农村保守思想的影响，农村居民普遍存在低档消费心理，消费上相对保守、谨慎。调研过程中，当问及是否注重名牌消费，只有3%的调查对象选择“注重”。当问及每年的结余如何处理时，93%的调查对象选择存入银行，而进一步投资的愿望明显不足。

(四)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甚至同一区域内的农村居民之间的消费差异巨大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同为元氏县的两个村庄东富村和西富村，只有一路之隔，但两村的消费水平相差悬殊。西富村的消费水平明显高于东富村。首先，以两个村庄的日常消费品卖点数量来看，东富村只有三个小规模的卖点(小卖部)，明显少于西富村商业一条街大量的商店。其次:从超市里的物品来看，西富村超市里的物品丰富，且档次较高。再次:调查问卷也显示，西富村消费档次要比东富村高的多。在新乐调研过程中，我们选择了东杨家庄、何家庄相对比较富裕的村庄和北李家庄、安庄村等相对不发达的村庄作样本，调查数据显示，富裕村庄居民消费水平和一般村庄的消费水平相差悬殊。总体来说，随着农村居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力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但农村居民消费力还存在大量的释放空间。

二、农村居民消费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1．收入水平低是最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根据调查总结出:石家庄市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主要靠非农性工资收入，就业主要是在本地乡镇企业以及外出务工，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同时，农村居民收入逐年上升，但增长速度缓慢。通过调查和分析:农民增收仍有不少困难。近几年来，农民的收入持续增长，这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国家政策性补贴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有直接联系，但现阶段，这些因素在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方面释放的空间越来越有限。首先从国家政策角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政策性补贴的放开和普及，致使农产品价格上涨出现瓶颈期，农民增收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其次，从务工收入角度看，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以及金融危机之后市场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二者之间的差距使得转移农村劳动力陷入困境，农民难以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只能靠苦力挣钱，这样会导致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再加上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增长，这又将限制农民的增收。2．农村市场环境差是重要原因。农村市场环境差制约着农村消费力的提高。具体表现为:其一，农村消费市场不健全，商业网点少，售后服务差，市场秩序相对混乱。调查中发现，村子里的小卖店不能很好的满足村民的购物需求，70%的村民都有建立更多购物超市的愿望。另外，在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商品质量也没有相应的保障，令人担忧。3．金融支持力度不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农民在生产、生活消费中均有信贷需求，但现有农村信贷机构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服务农民的意识不强，贷款条件过于严格，农民难以得到或很少得到信贷支持。而根据现实情况，大多数农民消费仍停留在“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的状况，这也导致金融机构的信贷消费在农村还有广阔的市场可以开辟。4．网购不发达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近几年，网络购物成为一大消费途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网络购物国家，但网络购物大都集中在城市，网络购物在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与村民们交流发现，他们大多数都不了解网络购物。一位妇女说:看一个照片，摸不着东西就把钱打给人家了，感觉不靠谱。另外一位妇女补充道:可不敢网购，电视上都播了，网购都把钱给骗了。由于不了解网购和仅仅因为听说了一两起网购个案事故，使得他们非常排斥网络购物。除仅有少数的年轻一代村民偶尔会使用，大部分村民对于网购持排斥态度，农村消费方式还需进一步丰富。5．社会保障水平低是深层次原因。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确实惠及到农村居民，但还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空间。首先，医疗保险应进一步完善。据一位65岁老人讲述他的经历，“自己可以在家里输几天点滴就能治好的感冒，最多花费500元;而我去县里医院后，医生说只有住院才报销，结果，我花费1000元左右治好，给报销大概500元，和自己在村子里输液相比，花的钱一样多”。其次，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农村居民养老还是传统的养老方式。投入商业养老保险的很少，政府针对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三、释放石家庄市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对策建议

(一)增加农民收入是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力的前提和基础

1．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农业领域的经营性收入。(1)吸收社会资本投入是石家庄市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选择。现代农业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特点。石家庄市应采取投资补贴、降息贷款、信贷担保、农产品价格补助等措施，来更好的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现代农业，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建议用建设工业项目的办法推进现代农业项目的发展，用抓工业项目的力度来推进农业项目。(2)“公司+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突破口。公司主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销售等服务，主要面向市场，搞好农产品经营和深加工。例如赵县关于梨汁、梨干、梨茶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梨产品打入了市场，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家庭农场主要是面向生产，它是搞好农产品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要搞好家庭农场，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土地流转问题。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要求更高，这就要加快推进土地的流转，使土地集中，进行规模经营。二是法律身份问题。家庭农场的登记注册、标准认定等制度是建立家庭农场的法律保障。只有法律上有了名分，有了保障，农民才敢去注册“家庭农场”，才敢于对所使用的土地进行投入、改良。(3)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现代农业园区能够有效聚集土地、资金、科技、人才等各类先进农业生产要素，代表了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同时要因地制宜开发农业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旅游休闲功能、示范功能等，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4)深入挖掘地域特色，打造知名农产品品牌。应下大力气帮助农民推介具有石家庄特色的农产品;应延长农业产业链，在流通中实现农产品增值;应在特色农产品集中区域，扶持建立一批农产品批发市场，发挥市场的集散地作用，加快农产品流通。2．拓宽农民在非农产业就业渠道，增加工资性收入。具体为:一是大力推进城镇化，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农村居民在第二、三产业中工资性收入;二是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人才进入农民培训领域，提供农民的就业能力。

(二)健全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真正落实国家惠农政策是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力的关键点

1．健全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存在担忧，只能把钱存起来，不敢花钱，因此，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让农民把结余下来的钱敢于消费是关键。为此要:一是各级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完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农村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民即期消费力。二是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出台针对农村居民的优惠保障制度，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农村保障制度中的作用。2．高质量落实国家义务教育政策，使农民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减轻了农村居民对于教育的投入，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由于农村师资匮乏，教学质量欠佳，农民为给孩子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便为子女选择私立学校。然而私立学校的学费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因此，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使农民真正的得到实惠。

(三)优化消费环境、加强硬件建设是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关键所在

首先，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建立更多的能够满足农民需求的商场超市，加强农村市场的质量安全监管，提高农民消费信心。其次，健全和完善农民消费的配套设施。如，建设道路，使农民拥有通达的购物道路;完善公交体系，方便农民出行购物。再者，工商和卫生管理部门要严厉打击农村市场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等非法行为，为农民营造健康满意的消费环境。另外，农村居民消费注重经济实惠，商家应针对农村居民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做好配套服务和售后服务，这也是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重要方面。

(四)培育消费热点是释放农村消费潜力的重要途径

积极引导农村居民对汽车、住房等大宗物品的消费，大力发展针对农村居民的旅游、文化、健身、养老、信用等消费，努力把农村居民储蓄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在西富村，我们就惊奇的发现了一个“网络代购点”，这不仅可以弥补他们操作电脑上的缺陷，还能减轻他们的顾虑和担忧。“网络代购点”在农村是值得鼓励发展的新型消费方式，他有可能成为拉动农民消费的另一个渠道。

农民消费论文篇9

关键词：农村居民 收入 消费结构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对数模型

问题的提出

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以拉动内需，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2010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针对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适时出台刺激农村消费需求的新办法新措施”。可见，有效扩大农村需求对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形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江苏是经济发展强省，截至2009年，江苏农村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数的44.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04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3000元。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消费结构也较以往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研究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对于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制定刺激农村消费需求的新举措，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江苏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可以为研究我国其他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趋势提供借鉴。

文献综述

在西方经济学中，消费结构作为一个范畴的提出，与恩格尔定律的提出相关。德国统计学家和工程师恩格尔对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一些居民家庭的消费构成进行统计分析后认为，随着国家收入的增加，食品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一法则被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实证数据所验证，其研究方法成为研究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基本方法。

之后，马歇尔把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引入经济理论体系。凯恩斯学派又从宏观消费总量、消费函数理论的基础上考察消费需求结构的构成，形成了消费经济理论，提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中强调实际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的函数，边际消费倾向为小于1的正数，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在凯恩斯之后，杜森贝里基于凯恩斯理论分析的框架提出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本人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周围人和自己过去消费行为及其收入和消费相互关系的影响。莫迪利安尼随后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者按其一生中可动用的总资源，在各个时期进行大体上得均匀的消费支出，跨时预算约束发挥了关键作用，消费者的现期消费或储蓄不仅取决于现期收入，而且取决于前期收入（资产）和未来收入（预期收入）。弗里德曼又提出了持久收入理论，认为决定消费支出的主要变量是持久收入，即消费者总收入中可以预料到的较稳定的、持续的那部分收入，暂时性收入将主要用于储蓄。

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与前瞻的消费函数理论相结合，形成了理性预期消费函数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某些条件下，一个家庭本年的持久收入估计值也应该是其下一年持久收入的最好指标。流动性假说认为，有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比不受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低，流动性约束可能导致预防性储蓄。

近年来，我国有很多学者应用消费经济理论来研究农村的收入与消费问题。我国学者将西方消费理论应用于国内农村的消费情境并得到了诸多有意义的研究结果。

尹世杰（2001）认为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制约了其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李锐等人（2004）认为农村居民消费主要受持久性收入的影响。李谷成、冯中朝（2004）用定量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农民收入与消费模型，测量了农民各类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

也有少量学者对江苏省农村收入与消费问题研究。胡绪华（2009）等通过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发现1980-1991年期间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几乎完美地调整到长期均衡途径，而1992-2007年期间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在受到短期干扰后，只有约1/3调整到其长期均衡途径。刘晓红（2011）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研究了2009年江苏省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边际预算份额、基本需求、需求收入弹性。

本文将以扩展性支出理论为基础建立对数模型，分析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现状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1992-2010年的《江苏省统计年鉴》。选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衡量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支出结构分成七类：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居住、医疗保健、杂项。在分析之前，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以1992年为不变价格对各经济变量进行平减（1992=100）。

（一）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变化趋势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江苏省农村居民的收入呈稳定上升的趋势。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92年的1060.7元增长到2009年的3680.81元，增长了3.47倍。这17年间，人均增长19%，提前一年达到了江苏省定的全面小康指标值。近十年来，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为主。2009年，二者所占比重达到90.3%。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纯收入的贡献不足10%。同时，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92年的35%上升到2009年的53%。而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992年的63%下降到2009年的38%。这说明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不再是单一地依靠农业增长，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农民增收的主要源泉是其工资性收入的增加。

（二）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1992-2009年，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表1和图2所示。可以看出，食品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下降，1992年，恩格尔系数为55%，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评判标准处于温饱阶段。2009年，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9%，开始进入富裕阶段。说明江苏省农村居民在小康的基础上，逐步趋近于比较富裕。衣着支出的比重处于下降趋势，不过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很大。这表明江苏省农村居民以满足“吃、穿”为主的消费需求阶段已经基本结束。随着恩格尔系数和衣着消费支出的下降，江苏省农村居民居住的支出比重变化不大，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不断上升。支出结构的这种转变意味着，江苏农村家庭可以将更多的资本用于人力资本投资。文化教育娱乐项目支出比重已经达到14％。交通通信支出比重由1992年的2%上升到2009年的12%。医疗保健的比重也不断增加，因为新农保制度的推行，以及人们保健意识的逐渐增强，促使个人用于医疗费用支出增加，绝对支出和相对支出的比例上升。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支出比重从1992年至1999年呈波动趋势，而后一直稳定在5%左右，表明江苏省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支出处于停滞状态。

基于ELES的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

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研究，一般采用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计量经济模型—扩展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其具体模型如下：

i=1，2，…，n （1）

式中：Vi为居民用于第i类商品的支出

为基本消费支出

Y为居民可支配收入

由上式整理得如下简化式：

式中：bi为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满足0 ≤bi≤1

对（2）式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ai和bi的估计值。

对（3）式两边求和，即：

参考刘夏等提出的对上述模型的改进建议，减少因异方差带来的分析偏差，对模型进行对数变换，如下式所示：

式中：Xi是人均用于第i项的消费支出，Y是人均纯收入，u为扰动项，β1为常数项。根据经济学弹性的概念，式中参数β2为弹性。即表示：收入增加1%，第i项消费支出增加（减少）的百分比。

（二）计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相关数据，运用SPSS FOR WINDOWS17.0软件，得到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模型，相关参数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各类生活消费品所对应的可决系数均大于0.5，说明模型方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较好。计算结果P值均为0.000（除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0.017外），在给定显著水平α=0.05的条件下，各回归方程显著。另外，各类消费的估计系数β2均为正数，表示随着收入的增长，各类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具有实际意义。

由计算结果可知，交通与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的β2均大于1，说明农村居民对这几类商品的需求量的增长幅度会高于收入的增长幅度，这意味这些商品将是未来消费的重点。而居住、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β2均小于1，表示农村居民对这几类商品的需求量的增长幅度低于收入的增长幅度，意味着在未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其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下降。

农村居民消费收入弹性最高的是交通和通讯，其值达到了2.414，即收入每增长1%，交通和通讯支出的增长率为2.414%。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农民购买交通工具和增加通讯支出不仅仅为生活消费服务，更是为生产服务，如购买农用运输车、安装电话、购买手机等带有一定的投资性质，可以为其带来一定收益。尤其是近年来农村居民外出打工和销售农产品所必须的费用支出的增加。文教娱乐支出、医疗保健的收入弹性分别是1.564和1.454，位列第二和第三，说明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日益受到重视。

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农村的文体类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整体上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需进一步加大宣传推广，积极培育和发展休闲旅游、体育健身、医疗保健服务等服务性消费，加快农村文化建设，进一步拓展农村消费空间。食品、衣着、居住的弹性在0.5左右。江苏省农村居民的收入生活消费达到一定水平后，对这几项的消费敏感度降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弹性最低。而事实上，江苏省农村居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比城镇居民低得多。

结论及建议

（一）基本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江苏省农村居民的收入持续稳步上升，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农村居民总体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比较高。在支出结构中，支出的收入弹性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交通与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居住、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这意味着目前江苏省农村居民已经从食物、居住等基本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型升级。在现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中，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持久收入假说、理性预期假说等代表性的理论虽各有不同，但有一个相同之处：强调收入因素在消费需求中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对消费变动的深刻影响。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也证实了收入对消费起着最主要的作用。

（二）政策建议

江苏要通过拉动内需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改善消费环境，加大对农村科技、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建设的力度。具体建议如下：

1.有效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成为增收主渠道，这是不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稳定的收入。因此，应加快城镇化的步伐，给农村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多种方式和途径提供就业信息，并为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同时，加快小城镇建设拉动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因为小城镇建设不但可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使农村劳动力获得了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

2.保障经营性收入稳定增长。农产品价格波动会增加农民的经营风险，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和调控，建立农业生产的保障机制。在农村培育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实行适度规模经营，辐射并带动农业产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

3.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从上文可知，江苏农村居民交通通讯的收入弹性比较高。因此，现代化电子信息产品在江苏农村未来具有较强的增长势头，汽车、手机、电脑成为江苏农村消费的新增长点。因此应该开发适合农村消费的质优价廉的电脑、宽带、手机、汽车等产品及服务。品牌企业要关注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将农民用不到的一些功能删掉，从而降低成本，拓展销路。

4.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对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对农村电网、广播电视网、邮政通讯网、公路网、医疗卫生网等的改造。提高农村居民购买家用电器的热情，进一步扩大农民的需求。构建适合农村市场特点和农民购买习惯的新型流通体系。把城镇作为流通体系的核心，建立连锁经营、商品直售的现代商品销售渠道，同时提高大额商品的售后服务质量，消除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5.加大对农村科技、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建设的力度。在新形势下，政府应该把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目标，将城市生活方式引入农村，让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文化娱乐生活。在一些较大规模的村子，建立农村影院、农村戏楼、乡村活动室等。同时，培育农村旅游消费市场，通过发放旅游消费券，调动广大农民休闲旅游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Zeldes and Jappelli，Zelds，S.P. 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9，97

2.尹世杰.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几个问题[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3.李锐，项海容.不同类型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4（6）

4.李谷成，冯中朝.中国农户消费—收入结构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4（6）

5.胡绪华.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江苏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研究[J].商业研究，2009（12）

6.刘晓红.后危机时代江苏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模型研究[J].商业时代，2011（20）

农民消费论文篇10

关键词：

制度经济；消费经济；农村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消费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在马克思的经济著述中并不存在居民消费制度的概念和提法，居民消费制度更多的在其经济理论中以思想内涵的方式体现。马克思认为“对于生产关系，不能忽略社会本质属性而只谈生产；对于消费关系，也不能忽视不同社会条件而只谈消费”、“生产和消费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会表现出多样性”，这些对于消费关系的论点揭示了马克思关于居民消费制度必然随社会发展进步而对应变化的经济观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内核与马克思主义开放、与时俱进的理论一脉相承，在否定资本主义以剥削关系为实质的消费经济本质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经济以“为人民谋福利”为理论宗旨，消费和生产均“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思想概述了“提高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邓小平南方讲话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将居民消费列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科学发展观”七大主题将“以人为本”纳入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的指引性思路；“供给侧改革”强调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消费经济发展新思路。

（三）西方消费经济理论视角西方经济学对于居民消费经济的理论概述最为体系化，内容也最为丰富。从马歇尔等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到凯恩斯主义、霍尔假说，西方消费经济学经历了从制度架构到消费函数分析的转变。凡勃伦是西方经济学制度经济分析的鼻祖，他提出的消费炫耀性理论着重从居民消费心理、习惯等方面揭示消费行为的经济本质；以阿萨尔•林德伯克为代表的瑞典经济学派，通过划分制度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多维性论证了政府对于社会消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

（四）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我国学者杨圣明通过对我国消费经济进行断代论证，分别划分了从1927-1949年、1949-1955年、1955-1978年、1978年至今为层次的供给型消费体制、供给与自理混合型消费体制、票证限制下的抑制型消费体制、商品经济下的开放型消费体制；国外学者的消费研究多从居民收入角度出发，大多涵盖在凯恩斯、杜森贝利、莫迪利安尼、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框架下，只有以MetinM.Cosgel为代表的少数学者提及了消费制度的概念，但也并没有从实践角度对我国的消费现象进行体系化的论述，相关经济模型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也不具备较好的解释力。

二、农村居民消费经济制度的演变历程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经济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的传统和现代进程，如表1所示。

（一）传统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经济呈现出集中、限制、强制的特点，由于农业发展落后，国家实行对粮食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票证等指标消费的适用范围遍布粮食、布、油等生活必需品，医疗、养老等消费由国家免费集中提供，福利替代消费。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一五计划”提出的大力发展农业、优先解决吃穿用等指导思想让位于三线建设，农村居民消费不进反退，“先制坡、后治富”、“先生产、后生活”的农业经济发展思想极大的限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农村经济从消费向供给全民倾斜，“价格剪刀差”下的农业原始积累几乎都用于维持工业低工资和原料成本。

（二）现代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制度改革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民在收入层面有了较大提升；另一方面，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取消了落后的统购和派购制度，大量农产品可由农民自主上市和交易，粮食等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攀升使得农村消费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期间农村消费市场计划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并存，国家对农村粮油、副食、交通等补贴使得农村地区生产力迅速恢复元气，为农村与城市消费经济差距的缩小积累了力量。1992-2002年，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提出和实施，农村消费市场供给不足的局面进一步得到改善。根据Wind统计数据显示，1992-1996年，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分别为16.8%、28.4%、30.5%、26.8%、20.1%，显示了农村消费经济厚积薄发的强劲增长势头。1994年，我国全民施行了财税、金融、投资、计划以及外贸五个领域的综合改革，至1994年底，全国市场基本取消了粮票制度，粮食价格全面放开，农村居民生产积极性和消费热情、消费能力得到巨大释放。2002-2008年处在我国经济腾飞的“黄金十年”期间，尽管“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此期间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扩大，农村经济展现出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如利益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新弱势群体的产生等。处于经济和社会剧烈转型期的农村消费经济迎来阵痛。2008年至今，我国市场化资源配置政策全面确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税全面取消，然而农民收入增长水平较之消费品价格增长水平有所不及，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依旧受到限制，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成为我国拉升内需既定国策的重要资源。

三、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消费水平如图1所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绝对额从1092.4亿元人民币增长至54177.6亿元人民币，然而从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城乡差异构成来看，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全社会消费支出的比例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城乡消费经济发展的差异走势也印证了二元结构下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现象。从政策及制度上追问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化的原因，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既定国策和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的飞速发展首当其冲，农村经济接受外来变革的时间进度和政策强度都落后于城市经济，农村居民消费市场潜力并未得到挖掘。

（二）消费结构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组成内容（见图2）来看，2014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类支出占据比例高达37%，表明农民大部分支出用于温饱，这也和我国社会较高的恩格尔系数相对应；农民衣着（6%）、居住（16%）、家庭设备类（7%）支出合计比例29%，与食品类支出共同占据66%的消费内容，合计高达66%的基本生存类消费支出与医疗、通信、文教娱乐、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各自12%、10%、7%、2%、1%的消费比例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农村居民消费依然处于较为初级的消费阶段，文化类消费在我国农村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和条件，这种较高的基本生存类消费结构印证了我国农村消费经济的整体落后。

四、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的制度提升路径

（一）收入分配制度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两个比重”分别为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政策层面完善农村经济的收入分配制度就要做好“调高、扩中、提低”三项工作。在提升农村低收入者收入时，从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居民国家扶贫标准（2300元）基础上，还要施行阶梯扶贫标准，在“扶”之外，还要从支持农民就业、农民市民化等方面来“保”收入；将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工作重心放在健全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和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上来；建立农副产品深加工行业品牌效应，给予农民企业税收优惠，通过致富示范效应提升区域经济。

（二）财政支出制度从优化财政支出角度振兴农村消费经济需要建立三个立脚点，一是增加国家和地方对于农业投入的支持力度，巩固农业作为我国基础产业的重要地位；二是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农的管理机制，明确各自职责；三是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加大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投入，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

（三）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养老是限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三座大山，我国虽然确立了至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目标，但目前城乡社保管理体制分割、群体间社保待遇差距大、社保基金缺口大的现实依然严峻。因此，从现阶段出发的农村医疗改革要将工作重心放在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和加大支持乡镇医疗机构建设方面，采用农村居民医疗收支和价格管控两条线管理；农村教育体制改革比较现实的方法是继续加大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落实九年义务教育的异地就读便利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则通过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统筹全国养老金、城乡统一养老改革来减轻农民的养老负担。

（四）金融创新制度在现阶段，利用金融创新来活跃农村居民消费实际上与农村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并不匹配，创新金融制度培育活跃的农村消费市场是振兴农村消费经济的上层建筑和中远期工具。其一，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农村已经实验运行良好的农民小额消费信贷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消费金融服务体系在农村的渗透前景良好；其二，消费信贷以外的金融创新工具如农机具金融租赁在大田种植背景下的农村消费市场也显示了较好的融入能力，在新型农业合作社体系内运作良好；其三，1988年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这为我国创新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土地使用权抵押下的农村居民资金融通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等待挖掘，金融系统创新可以为农村居民消费提供活水和多样化的权益工具。

参考文献：

1.李思明.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2）

2.张恒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经营管理者，2015（11）

3.丰倩.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D].湘潭大学，2015

农民消费论文篇11

 

农业部门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农业发展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对此，中央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特别是近年来连续7个中央1号文件说明了这一点。在农业财政的各项支出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的比重最大且在不断上升，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次之，在90年代中期后大幅上升，农村救济费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一直在低位缓慢增长。同时，我国的经济转型之路必须要依靠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力的提高才能顺利进行。经济学理论早已证实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VAR，对于财政支农的各项支出，究竟怎样的结构才能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最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述评

关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一直都悬而未决。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即有“挤入效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支出会减少居民消费，即有“挤出效应”。国外学术界在实证结果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分歧。Kormendi[1]、Ahmed[2]、Tsung-wu Ho[3]等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些学者却认为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有拉动效应，如Aschauer[4]、Blanchard 和Perotti[5]、等的研究。国内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并不一致。刘溶沧和马栓友[6]、胡书东[7]、李广众[8]等研究证实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黄赜琳[9]、潘彬等[10]；陈太明[11]等的研究得出财政支出挤出居民消费的结论。

为数不多的学者研究了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如李燕凌与曾福生[12]根据布朗—杰克逊估计方法,从农村公共支出影响因素及公共支出对私人消费影响的视角,运用1994年和2003年的截面数据及1994～2003年的面板数据数据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公共支出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项目的影响并不同。储德银和闫伟[13]利用面板模型的研究结果认为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朱建军和常向阳[14]也利用面板模型研究表明,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补贴性支出的影响不显著。胡永刚和杨智峰[15]使用SVAR方法的研究表明，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产出和居民消费是挤入的,科技费、救济及其他费与基本建设费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有较明显的长期效应,事业费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的短期效应明显,长期效应较弱。

检索国内对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发现大多研究没有注意到将可支配收入这个变量纳入到计量模型中，按照Tsung-wu Ho[3]观点，忽视此点会导致估计结果可能会是有偏的。鉴于此，本文将财政支农中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分别与消费与收入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以考察不同的支农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的选取

（一）数据说明

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是通过以下几个项目来实现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农村救济费等。

为了克服物价波动的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消费支出选取1978～2006年数据，并利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由于1985 年以前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官方未予公布, 本文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 年= 100) 代替, 1985 年及其以后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将当年官方公布的指数(1985 年= 100) 剩以1.342 (城市CPI1985年=134.2)而得来, 这种指标构造方法来自于Gale Johnson[16]选取农村人均纯收入是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所得财政支农数据的说明：由于对2006年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的统计已停，鉴于数据的可得性，这三项变量选取了1978～2006 年的数据；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选取1978～2008年度数据。财政支农用农村地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变量定义：RI=人均农民纯收入；RC=人均农民消费支出；SZNS=人均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JBJS=人均农村基本建设支出；KJSX=人均农业科技三项费用；JJ=人均农村救济费。最后，为了消除异方差，将变量取对数后再做进一步的检验和回归。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实证方法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如联立方程模型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关系的模型。但是VAR，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方程左端又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右端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而Sims[21]提出向量自回归（VAR）这种多方程模型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VAR模型是用模型中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项进行回归。VAR（）模型为：

， ～

其中，是的列向量，表示滞后阶数，是阶参数矩阵，是阶随机误差列向量。是 阶方差协方差矩阵。对最大滞后期数依据Akaike信息准则(AIC)确定。因为VAR模型右侧只含有滞后变量，而这些变量与误差项不存在相关关系，所以可以用OLS法对VAR模型内的方程逐一进行估计，且参数估计量具有一致性。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建立四个三向量VAR模型，向量取值分别为：

模型Ⅰ：；模型Ⅱ：；

模型Ⅲ：；模型Ⅳ：。

本文将运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协整检验的结果之后, 本文进一步利用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因果关系。接下来对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以考察内生变量的冲击及不同冲击的重要性。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ADF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数据,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 本文首先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是单整的, 从而可以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长期稳定关系。VAR滞后阶数以AIC值最小为原则,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检验发现, 这些对数化的变量均为非平稳性变量, 而它们的差分序列平稳变量。所以, 这些变量都是过程，下面将进一步检验它们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表1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列

检验形式（C，T，K）

ADF检验值

临界值

结论

（C，T，0）

（C，0，0）

（CVAR，T，1）

（C，0，0）

（0，0，0）

（C，T，0）

（C，T，0）

（0，0，0）

（0，0，0）

（C，T，0）

（0，0，0）

（C，TVAR，0）

-2.719422

-3.403646

-2.813014

-2.849955

3.530990

-6.474696

-2.257807

-5.176240

-1.424645

-5.700810

1.478173

-7.729773

-3.218382*

-2.967767**

-3.221728*

-2.967767**

-1.610211*

-4.309824***

-3.225334*

-2.653401***

-1.609798*

-4.339330***

-1.609798*

-4.339330***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农民消费论文篇12

消费，是指“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求而消耗物质财富”。对农民工而言，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消费是农民工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和生产技能而消耗的物质财富。从而在分析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时，我们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农民工的可支配财富，即可供农民工消耗的“物质财富”的数量；二是，农民工的消费选择，即农民工怎样使用这些物质财富，或者说，他们怎样排列其需求满足的顺序。

一、农民工的收入

消费的前提是消费者有可供支配的财富。一般而言，消费者可供支配的财富取决于其收入状况。根据2008年1月的《2007中国农民工（蓝领）报告》显示，2007年国内农民工月收入达到1200元左右,根据全国40个城市30897个有效样本的统计，64.2％的农民工月工资在800～1500元之间，其中有37％的农民工月工资在800～1200元之间，27％的农民工月工资在1200～1500元之间。而“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6675元”，即月平均收入为1851.7元。也就是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收入比农民工收入高650元或者50%左右。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决定了他们的可支配财富较少，消费选择受 限。

二、农民工的消费构成

农民工的消费构成，反映现实中农民工满足自己需求的情况，是影响其消费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钱雪飞认为，农民工的基本消费构成应该包括房租、水电气费、伙食费、各类管理费、交通费、文化学习费、娱乐费及其他费用八项。严慧在其硕士论文中将农民工的消费分为食品和住房、家庭消费、文化娱乐及通信费用四个方面。严慧所说的家庭消费，包括补贴家用、养育子女和人情往来方面的支出。从钱雪飞和严慧的观点来看，钱雪飞考察的是农民工在工作地的消费，而严慧同时考察了农民工的家庭消费。当然，严慧可能也是出于农民工和下岗职工的比较才考察这一项目。那么问题是，家庭消费属不属于农民工消费中应该考察的内容？如果从农民工打工的动机或目的来看，满足家庭消费肯定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但是就消费的定义，或者说与满足农民工自身的需求和提高农民工自身的技能来看，农民工的家庭消费更适合作为影响农民工消费的一个因素进行考察，而不是作为农民工消费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考察。同时，在钱雪飞的研究中他将房租和水电气费分开进行考察，将伙食费单列；而在严慧的研究中只列食品和住房一项，其中包括了钱雪飞所考察的三项内容。我们则倾向于将房租和水电气费进行合并，作为住房消费进行考察，而伙食费或者说是食品开支，我们则认为以单独进行考察为宜。另外，严慧所考察的人情往来方面的支出，如果单就农民工而言，我们则认为应归入家庭消费，作为影响农民工消费的外部因素进行考察。

因此，我们认为农民工的消费构成应包括住房消费、食品服装消费、医疗消费、通信交通消费、学习培训消费、娱乐消费等几个方面。其中，前四项属于农民工的基本生活消费，第五项学习培训消费属于生产性消费，最后一项属于闲暇消费。

三、影响农民工消费的因素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考察影响农民工消费的因素。第一个层面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这大致决定了农民工最大可能消费的财富的数量。第二个层面是农民工家庭的影响，即农民工的收入除去家庭开支以后，剩下的财富才是自己可以消费的，或者说在自己的收入中要拿出多少供家庭消费，是决定农民工消费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个层面是农民工怎样使用剩下的财富，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工自己的消费安排。

1.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

多数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收入受到户籍制度、自身素质、工作种类、用工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了农民工进入一些收入较高的行业就业。农民工综合素质不高、缺乏职业培训，导致他们不能适应大部分高收入行业的要求。从农民工从事的工作种类来看，研究普遍得出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有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资报酬低等特征。另外，农民工就业的非正规性和有些企业明目张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等状况，还会造成他们收入的不稳定。这一方面会影响到农民工的直接收入，同时也会让他们在进行消费支出时更加谨慎和保守。

2.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因素

农民工的收入不可能全部用于自身消费。因为他们“不得不把收入的大部分积攒下来寄（带）回家乡，用于家庭的消费”。据王曼的研究，储蓄基于农民工的打工收入的模型为：“储蓄=22.1394+0.606×收入”，并且在王曼的调查中有68.5%的农民工储蓄的目的就是积攒钱财，寄回家盖房子、结婚、供养孩子上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这也说明，即便是在农民工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家庭消费，农村家庭可用于消费的资金也远少于城市居民。因此，我们认为农民工的家庭状况特别是有无房屋修建计划、是否要结婚或有无将要结婚的子女、有否正在接受教育的儿女（特别是有否正在或将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有无老人需要赡养等情况，是影响农民工消费的重要因素。

3.影响农民工消费的个体因素

一般认为影响个体消费的因素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打工年限、生活的非家庭化、城镇居民的示范效应发挥不了作用等是影响农民工消费的重要因素。其中，打工年限很可能是通过影响农民工的收入而间接影响他们的消费选择，而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对农民工的消费可能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通过收入的影响对他们的消费选择产生的作用。另外，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闲暇时间）、工作地点（与市场的距离）等因素，也必定会对农民工的消费选择起到一定作用。

四、讨论和建议

制约农民工及其家庭消费水平的核心因素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家庭的住房开支和教育开支，另外，医疗开支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和社会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促进农民工的消费水平。首先，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技能，帮助农民工进入更高收入行业就业。其次，加强劳动立法和执法力度，特别是加大劳动执法力量，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劳动安全和足额取得合法收入的权利。再次，打破户籍区隔，促进农民工居住地向城市转移，这样，一方面可以集中农民工的住房开支，提高农民工及其家庭住房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等问题。最后，在住房、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对移居城市的农民工家庭给予政策优惠，帮助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

作者单位：潘洪涛 西南大学

陆　林 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