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贸市场发展论文合集12篇
农贸市场发展论文篇1
目前，国内外关于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研究资料相对较少，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一般意义上来研究农村商品市场和商品流通领域，如A.de Janvry(1981)、D.Bryceson(2000)、K.Jansen(2000)等人指出农村市场体系的创新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王晓红(2000)、周力(2005)、柳思维(2004，2006)等人则分析了农村现代市场流通体系的构建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和提升农民利益的重要作用。另外，少数学者如彭继芝(2004)、朱瑞雪(2005)、郭妍(2002)、杨清震(2003)等分别从新时期民族贸易的地位和作用，绿色边境贸易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族贸易政策与民族贸易发展，民族贸易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等方面对民族贸易进行了探讨。真正运用区域经济理论和城乡协调发展理论来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创新与民族贸易发展的则更少。
目前，仅有王兆峰、张海燕教授(2007)从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创新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不过，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客体不仅仅局限于农产品，还涉及日用消费品、民族工艺品、农业生产物资等。因而，从农村商品市场的一般客体的角度来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是有必要的。本文正是以此作为切入点，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构想。
二、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表现及民族贸易发展的困境 西南民族地区主要包括贵州、重庆、四川、湖南、湖北、云南、广西、西藏等辖区内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这些地区以山区为主，自然条件相对恶劣，长期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再加上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和农村生产力水平、收入水平低的制约，以及在商品流通体系建设中“重城市，轻农村”、在农村工作中“重生产，轻流通”惯性思维的影响下，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发展缓慢。并且，在全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传统的民族贸易政策、民族贸易体系不能适应新的经济条件，民族贸易 政策名存实亡，民族贸易企业、网点则逐渐萎缩和被边缘化。
(一)商品市场运行基础薄弱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首要表现就是商品市场运行基础薄弱。从产出能力来看，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自然条件恶劣，长期以来的“刀耕火种”式家庭生产效率低下，难以形成大量的剩余。并且，由于缺乏市场意识，村民所生产的农产品也主要为基本粮食作物，缺乏市场竞争力和较高的市场价值。显然，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严重地制约了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的产出能力。从需求能力来看，消费者需求的商品数量、商品种类及消费水平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村民收入来源单一且有限，再加上子女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及其他预防性支出的制约，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的现实需求能力极其有限。在低产出能力和低需求能力的双重制约下，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基础相当薄弱。在缺乏利益的驱动下，市场机制难以吸引众多资源向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该地区商品市场运行基础发展的滞后。
(二)商品市场运行要素缺位 在所有的市场运行要素中，市场主体是最积极和主动的要素，在商品市场建设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的三类要素普遍缺位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最突出表现。首先，缺乏合格、规范的商品市场主体。传统的民族贸易企业的萎缩与退出、城市现代商业组织不愿进入、经过专业培训的经纪人数量有限使得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主体仍以个体商贩为主。其次，商品市场客体相对单一。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最主要的商品市场客体是日用消费品和农业生产物资，而且主要是从城市市场淘汰出来的次品或假冒伪劣产品，这些产品存在着严重的质量和安全隐患。西南民族地区特色的农产品和民族工艺品既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产出，也尚未成为商品市场客体，极少数民族旅游开发较好的村寨的民族工艺品和特色农产品虽有销售，但规模极其有限。另外，质量较高的家电产品、首饰、服装等时尚产品也尚未成为这些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客体。最后，实现商品交易的网络体系等商品市场载体陈旧且残缺不全。西南民族地区仍以传统的集市作为商品交易的载体，商流、物流、信息流仍高度统一于交易的一刹那。在随机匹配的单次博弈和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农村商品市场是一个“柠檬市场”。可见，商品市场主体、客体、载体“三体”的缺位不仅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表现，也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商品市场运行环境恶劣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环境恶劣主要表现为：第一，市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由于自然条件闭塞、信息传递渠道狭窄，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具有天然的信息劣势，主动搜索市场上哪些产品畅销、哪些产品滞销，产品的价格、质量等信息对于单个农民来说成本高昂而且由于信息外部性导致的“搭便车”行为使信息搜索者缺乏搜索的激励，进而使农民长期蒙受信息不对称之苦。第二，市场秩序混乱，市场监管工作不力。由于缺乏严格的准入制度、健全的商品质量检测制度和必要的检测设备与手段，导致进货渠道混乱。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是主要的假冒伪劣商品的销售市场，如药品质量案件中农村占80%。另外，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市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价格欺诈的事件时有发生，乱收费、乱摊派和乱涨价现象也相当普遍。第三，区域社会资本缺失。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它是经济发展和商品市场运行的“润滑剂”、“黏合剂”。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缺乏普遍的社会信任以及被大家“理解”和“共享”的正式和非正式规范，这阻碍了村民市场意识、市场观念的形成，也进一步恶化了商品市场的运行环境。
(四)民族贸易发展的困境 民族贸易是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特殊的商贸形式，是我国民族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政策性、民族性和区域性。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价格补贴、财政拨款、利润留成与税收减免“三项照顾”的老民族贸易政策基本上全部失效，而新出台的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优惠贷款、税收返还等民族贸易政策也因为商业银行的贷款普遍向效益好的地区和企业倾斜以及民族地区财政困难等现实而有名无实。另外，由于民族贸易企业地处经济落后地区，长期以来经营业务单一，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用品趋向市场化，固有的民族特殊用品逐渐减少，以及民族贸易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经营观念落后、资本 积累和投入不足，民族企业大量转产、倒闭，民族贸易网点大幅萎缩。如“十五”期间在青海农行开户的62户民族贸易企业中已经关停、倒闭、破产的为60户，占96.8%。可以说，民族贸易发展面临困境，使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雪上加霜”。
二、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思路构想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有其自身的基本规律，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现有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下，立足于民族特色产业，走“产业——市场——产业——经济发展——市场”的自生型的农村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道路是总体的思路。具体来说，现阶段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可以参考以下构思(如图1)：在商品市场运行基础建设方面，重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生产特色农产品并深加工，同时注重开发民族特色旅游和民族工艺品产业，减轻农民负担，提供消费信贷，扩大农村消费力;在农村商品运行要素建设方面，大力引进城市连锁商业组织，恢复和拓展民族贸易企业和网点，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形成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的市场运行主体，扩大和丰富特色产品、消费品和生产物资等市场运行客体，建设以专业化市场、电子商务平台和城乡一体化物流系统等市场运行载体;在商品市场运行环境建设方面，主要通过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协会等社会服务组织来规范社会市场秩序和培育区域社会资本。 三、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任重道远，但又事关国家“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民族团结稳定的大局。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农村，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建设作为中央政府投入的重中之重。在农村流通体系建设方面明确指出，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促进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供销合作社经营网络改造和城市商业网点向农村延伸。完善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网络。发展农资连锁经营，规范农资市场秩序。然而，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特有的封闭性、分散性和低效率均衡性使得其发展在遵循国家总的指导方针之外，还应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其中，借助政府、城市现代商业组织、其他新型市场主体等外部力量的冲击，打破现存的低效率均衡状态，以民族特色产业和民族贸易政策为依托，引导市场向现代流通体系演进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的关键。因此，本文从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总体构想出发，提出四点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一)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夯实商品市场运行基础 产出能力和需求能力是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极其有限的产出能力和需求能力是阻碍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而且，产业发展落后又是村民消费能力不足、消费观念落后的主要原因。因而，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夯实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基本切入点。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特殊的民俗民风是其宝贵的资源，充分挖掘和开发这些资源，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价值链，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特色食品生产和深加工产业。西南民族地区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合于种植一些营养价值高、口感好、无污染的绿色食品、药材和花卉等农产品，如湖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橘子、猕猴桃等。通过引导和组织村民进行专业化种植，部分直接销售，部分经深加工生产出价值更高的相关产品之后再销售。
二是大力发展民族旅游产业。西南民族地区特殊的民俗民风和古朴的建筑都是重要的旅游资源，而且随着国家旅游市场的扩大，文化旅游、村寨旅游、原生态旅游已成为游客们青睐的对象。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可以与周边的旅游胜地开展合作，使其成为大旅游品牌的子项目，也可以定位为周边城市居民周末休闲娱乐的场所。
三是积极发展民族工艺品产业。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是少数民族特色工艺等民族文化遗产的直 接继承者，他们熟练掌握着各种民族工艺品的制造工艺。组织村民进行民族工艺品的大规模制作可以迅速发展民族工艺品产业。总之，以上三大产业的同时发展可以极大地提高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的产出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需求能力，进而为商品市场的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提供扎实的供给和需求基础。
(二)培育现代市场“三体”，充实商品市场运行要素 现代市场“三体”，即商品市场运行主体、客体和载体是农村商品市场建设的基本框架，任何一“体”缺位，市场都不完整。因而，合格、规范的商品市场运行要素的引进和培育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主体建设方面，一是大力引进，二是积极培育。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主体之所以不规范，一方面是缺乏竞争，另一方面是投入不足。农村商品市场潜在的需求能力是城市现代商业组织最大的诱惑，进入农村市场也是它们的战略目标之一，引进城市现代商业组织不仅可行，而且它们的进入将对现有的市场运行主体形成刺激，加速其改革，迅速提高市场运行主体的规范化和组织化程度。其次，运用相关的民族贸易政策，支持和加大民族贸易企业的投入，改革民族贸易企业经营模式，扩展民族贸易网点，恢复民族贸易企业在民族工艺品、特色农产品生产中的核心作用。
同时，培训大量农民经纪人，建立专业合作组织，使农民经纪人成为有组织的农村商品市场基层运行主体。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客体建设方面，一是多样化农村产出产品种类，如种植尽可能多的特色农产品，并深加工成各类相关产品;二是丰富农村市场消费品的种类，将一些目前只能在城市才能购买得到但在农村有需求的产品引入到农村市场，同时在生产物资的供给方面也要尽可能地种类齐全。而且，要严把所有流入和流出商品的质量关，提升农村商品市场客体质量。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载体的建设方面，通过建立乡镇、产地专业化市场以及遍布各村的贸易网点，开发乡镇、产地及特色产品电子商务网站，建成城乡一体的物流体系，确保商流、信息流和物流“三流”畅通。
(三)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优化商品市场运行环境 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是确保商品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散、乱、差”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社会化服务体系所致。由于工商行政部门的监管很少触及农村，农村市场秩序混乱，欺行霸市、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一方面，应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应通过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民协会等社会服务组织来实施农村商品市场的自治。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可以通过结合政府监管的“自治”规范农村商品市场秩序，而且可以培育区域社会资本，提高各市场运行主体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村商品市场运行效率。另外，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还可以利用自身搜寻信息、洞察市场走势、集体谈判等方面的优势，使处于具有信息劣势的农民不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能从市场中获得正常收益，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积极性。
(四)落实民族贸易政策，重构民族贸易体系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是民族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民族贸易企业的重要使命。作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的主体，民族贸易企业一方面要用足、用活、用好现有的民族贸易政策，加大投入，恢复和扩展民族贸易网点;另一方面，要积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高经营管理绩效，立足于民族特色农产品、特色食品、特色工艺品、民族必需品、民族特色旅游等民族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企业[11]。同时，西南民族地区政府也要调整和落实民族贸易政策，在确保民族贸易企业享受民族贸易政策的同时，将民族贸易政策扩展到那些积极参与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农村地区商品市场建设的城市现代商业组织及个体，如提供农村商品市场建设、民族特色产业开发的专项资金贷款等。此外，西南民族地区政府应统筹城乡发展，统一规划，重构民族贸易体系。如多元化和规范化的民族贸易主体，组织化和现代化的民族贸易形式，多样化和规模化的民族贸易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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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发展论文篇2
1、加快和扩大农村商贸流通市场体系建设是落实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导行动。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扩大消费，建设完整的农村商贸市场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为大家都懂得，在现在科学发展的今天，生产、生活离不开商品的开发和引进，文明的程度和整洁的村容也需超市式的带动。特别是在国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给农村商贸流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由此可见，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量资金的投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商贸流通规模必然大力扩大，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农村商贸流通是不言而喻的。
2、加快和扩大农村商贸流通市场体系建设是实现建设新农村目的的保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为建设而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不是为生产而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乃至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发展农村商品流通，各项建设和生产发展就不能实现，从而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虽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手段，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是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和壮大农村商贸流通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的的保证。
3、加快和扩大农村商贸流通市场体系建设的有利条件。
（1）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我市农民年均纯收入由年的2593元至年猛然达到4891元，增长88.6%。
（2）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产品流通批发市场、运销龙头企业、运输专业户等流通主体逐步强大，设备齐全，成效显著。夯实了农村商贸流通的基础体系。
（3）生态文明村建设步伐加快，农民生产、生活急需商贸流通市场体系的配套建设。
（4）目前农村农贸市场、农民超市、农产品批发市场、传统型节日市场环境和条件还相当滞后，尚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5）有以党的十七大重要文献的政策扶持和全党重视“三农”工作的有利条件。
二、如何加快和扩大农村商贸流通市场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1、构建农村商品流通新体系。
加快和扩大农村商贸流通市场体系关健的问题是要明确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农村商贸流通市场体系，要确定一个中期的目标，并要按照这一目标要求规划发展商品流通，否则，农村商品流通的发展就有可能走弯路，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目前我国农村商品市场存在着经营主体组织化程序低、管理粗放、秩序混乱、设施简陋、交易环境差、网点少以及卖难买难等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为此，有必要在今后几年内，构建成“规范、有序的市场主体多种所有制，多种业态并存的产、购、销之间、批发和零售之间连接顺畅的市场体系。这一体系从经营形式和业态上看：农产品批发，以批发市场为主，农产品零售市场以规范化管理的农贸市场为主；工业品批发以批发企业、专业市场为主；工业品零售市场以便民店、连锁店和集市为主。
2、加强和完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建设。
农贸市场发展论文篇3
农业是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2005年起，我国农业在加入WTO谈判中争取的过渡期已基本结束，农产品贸易环境日趋复杂，市场风险日益加大。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及市场化程度更是不断提高，贸易格局逐步优化，农产品出口贸易额逐年上升，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主要讲述我国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相关发展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最后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农产品发展策略，旨在推动中国农产品国际化的步伐。
一、 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理论分析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贸活动并获取比较利益，是自由贸易理论学派的一贯主张。
（二）绿色贸易理论
绿色贸易是指在贸易中预防和制止由于贸易活动而威胁人民的生存环境以及对人民的身体健康的损害，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贸易形式。广义上来说，绿色贸易分国内绿色贸易和国际绿色贸易。狭义上来说，绿色贸易就是指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贸易壁垒。在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中，农产品初级产品占了较大比重，而这些产品的技术标准很难达到国际要求的水平，许多国家处于保护其国内市场的考虑便以此为借口处处设置障碍，对我国农产品出口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二、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环境分析
（一）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面对的机遇性环境因素
我国与世界的贸易关系呈良性互动局面。首先，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一直保持快速“双增长”，2001年到2011年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14. 9%，进口平均增长速度为23. 0% 。其次，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为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业支持力度逐年加大，使我国农业保持了比较健康的发展态势，粮食连年增产，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也均居世界首位。农业发展的良好态势为我国利用好世界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的历史机遇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面临的挑战性环境因素
我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复杂。首先，区域贸易一体化在带来贸易创造的同时，也带来贸易转移；其次，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市场势力不强，跨国涉农产业巨头正在加紧登陆我国；第三，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本身具有“弱质性”。首先，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具有农户数量多、生产规模小、合作化程度低等特点，大量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在发展生产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盲目性，使得“小农户”与“大市场”难以对接；其次，我国入世承诺的关税水平以及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有限；第三，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比较突出。
三、农产品国际贸易存在问题
（一）农产品缺乏品牌
品牌本身也代表着一定的经济价值，同时品牌也意味着良好的信誉，信誉就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品牌可以带来的效应是贸易中不可忽视的必争利益。我国的农产品在国际上缺少知名品牌，这使得我国的一些优质的产品无法在交易中获得最优的价格。
（二）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
由于我国农产品结构不优、市场结构较单一；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大；受农业生产经营条件的落后、农业经营成本的高涨、农业组织化程度低下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低下。
（三）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构成严重威胁
绿色贸易壁垒是指为了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通过制定一系列严格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国外的产品或服务加以限制。一些发达国家出于特定目的，已将其演变为一种技术壁垒，以此来限制外国农产品的进入。商务部最新调查显示，绿色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
（四）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一直出现逆差。2003年，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大幅超过出口增长，2004年仍保持逆差状态，逆差额为46.4亿美元，2005年逆差额有所减少，为11.4亿美元，2006年为58亿美元，2007年为43.7亿美元，2008 年扩大到181.1亿美元，截至2011年这一数字已经扩大为341.2亿美元。
四、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原因分析
（一）资源制约
从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来看，农业人均资源贫乏，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据统计，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中国人只有1.3亩，少3.5亩。在我国16亿多亩的农田中，七成左右的耕地都是靠天吃饭，这说明，我国农业在新世纪的发展中将面临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二）农业科技不发达
农业科技进步在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加大，没有科技进步，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就会遭到削弱。在农业科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较明显，在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为60%～80%，在中国仅为30%～40%。近几年，我国许多农产品良种研究投入不足，推广乏力，导致农产品品质提高缓慢，市场份额逐步缩小。
（三）我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的弱化
我国长期以来采取农业支持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对农业支持重视不够、效果不明显，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农业出口竞争力。在农业国内支持措施的适用上，WTO 贸易规则规定的“绿箱”措施共有11 类，而我国目前仅使用了6类，还有5类没有启用。同时对农民培训的支出力度不够，仅占一般政府服务的2.1%，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匮乏，失去了以农业补贴政策措施给农民直接提供激励约束机制的机会。我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的弱化，影响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产业内无序竞争的影响
高新技术在我国农业中的研发、推广力度不够，农产品附加值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其低廉的生产成本。由于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广大出口企业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往往不惜成本，竞相压低出口商品价格。无序竞争的恶果， 一方面使本国农产品出口价格持续下跌，出口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另一方面也是诱发进口国实施绿色壁垒的重要原因。
五、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策略
（一）实施全程质量控制技术，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
1.建立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和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体系
产品采用国际质量标准是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关键。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了8项无公害农产品国家标准；农业部颁布了137项无公害农产品行业标准；另外，农业部计划以每年500项的速度制定农业行业标准，建立农业标准体系。我国应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研究国际农业标准和有关国家的农业标准、技术法规主要内容，建立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并转化成出口推荐标准，消除绿色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限制，实现与国际接轨。
2.实施IS014000和环境标志认证，与国际环境标准接轨
IS014000是一个系列环境管理标准，包括环境体系、环境审核、环境标志、生命评估和环境行为评价等若干方面，是将环境管理贯穿于企业的原材料、能源、工艺设备、生产、安全和审计等各项目管理之中的自愿性标准。实施环境标志是对一种产品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环保控制，从而使产品从原料生产到回收利用全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最小，是企业突破绿色壁垒，走向国际市场的有效手段。
（二）加快产业升级，构建国内农产品行业价值链
1.国内农产品产业升级
练好内功、加大科技投入是我国农产品企业国际化的基础。所有从事传统农产品生产的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农产品国际竞争的核心是科技力量。企业只有加强科技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开发安全有效、有特色的高技术产品，从低层次的价格战和广告战中走出来，转向高层次的技术战，才能缔造出品牌，走向国际主流市场。
2.构建国内农产品行业价值链
面对国内农产品行业混乱、重复建设严重的现象，整顿国内农产品产业秩序、构建分工明细、优势互补的国内农产品行业价值链体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途径。从市场产业价值链的角度，联合农产品生产所需原料的上游农资公司，和下游的以这些农产品多原料的生产厂商，以及农户三方构建一条产业价值链。这种模式可以使下游厂商的产品更加富有竞争力，上游农药种子公司提高销量，解决农户农产品滞销的问题，使农户收入稳定，实现三方共赢。
（三）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加强交流与合作，减少贸易摩擦
农贸市场发展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 F123.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5-003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交易效率和契约选择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06BJY088）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进行了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首先放开了对鲜活农产品的计划控制，实行市场调节。与之相适应，城乡农贸市场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成为我国农产品终端流通的传统模式，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农民“卖菜难”和城市居民“买菜难”的矛盾得到了有效解决，城乡农贸市场成为城市居民购买鲜活农产品的主要场所。农贸市场为鲜活农产品买者和卖者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为搞活农产品流通，发展城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丰富城镇居民的“菜篮子”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现代流通业态的发展和食品结构的调整，传统农贸市场越来越不能满足居民对卫生、健康和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农贸市场这一经营方式出现了种种弊端。因此，从2002年开始，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如福州、广州、上海等地，陆续开始探索对原有的农贸市场进行超市化改造，产生了由生鲜超市从事鲜活农产品经营的全新模式。
由于“农改超”在我国出现时间不长，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献并不多。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主要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1)“农改超”的意义探讨。胡定寰[1]、黄祖辉[2]、周应恒等[3]学者研究表明，与农贸市场相比，生鲜超市经营在一定程度提供的有效信息可以解决食品安全的市场失灵，并且超市经营的农产品具有产品优质、环境整洁、服务便捷等优点。在此基础上，胡定寰等[4]进一步指出，采用“超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民合作组织)+农户”模式，不仅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还有助于农业产业化和订单式大农业的发展，提升国内农产品的竞争能力。(2)消费者对农贸市场和超市经营的购买行为实证分析。胡定寰[5]、刘李峰等[6]学者调查研究认为，质量、价格、收入是消费者在“集市购买”和“超市购买”之间行为选择的决定因素。刘李峰等[7]还从不同经营模式下超市农产品价格形成的特点出发，对超市农产品整体价格水平过高以及超市与农贸市场农产品价格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深入剖析。(3)从产业组织、经济演化理论等角度进行分析。乔颖丽[8]、李忠旭[9]分别从市场竞争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农改超”形成的农产品超市在实践中出现的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原因；朱李明[10]则从演化理论分析认为，“农改超”是一项交易制度的演化，反映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政府在这一变革中不应该成为推进“农改超”的主角。
可以看出，我国“农改超”尚处于探索阶段，现有文献多集中在“农改超”现象的现实层面，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而且，随着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农贸市场这一农产品零售业态向生鲜超市演进是大势所趋。因而，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将为农产品超市经营提供理论指导，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本文中，我们从制度创新与组织演化的视角来研究“农改超”这一现实问题，认为农产品超市替代传统农贸市场是交易制度在边际上的创新，是在制度需求大于制度供给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这一边际创新过程伴随着市场交易组织的生成与演化。文章的结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农改超”这一制度创新过程进行“供给－需求”结构平衡分析；第三部分对农产品超市经营替代传统农贸市场作组织演化分析；第四部分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比较研究农产品超市经营与传统农贸市场的治理机制与运行绩效；第五部分是结束语，将对本文内容作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二、制度创新：“农改超”的供给与需求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制度是一系列对人的行为施加约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11]制度的创新则强调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局部改变，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市场形式是一种交易制度形式，农贸市场交易属于一种传统的初级市场形式，而生鲜超市经营则属于现代商业形式。因此，“农改超”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项交易制度的变迁，它的演进反映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舒尔茨是最早运用“供给－需求”分析框架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展开分析的学者，他认为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12]经济发展尤其是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对制度产生了不断的新的需求。而制度变迁只不过是为适应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作出的滞后调整。制度变迁理论指出，只有当行动主体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一项制度才有可能创新。也就是说，只要存在潜在的制度创新利润，就会有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就存在制度创新的压力。从现实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在原有市场组织经营制度框架内无法获得的外部收益，产生了对新的制度（即新的市场形式）的需求，因此生鲜超市经营对传统农贸市场的功能取代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一）制度创新的需求分析
1.农产品质量相对需求的变化
农产品质量相对需求的变化可能是影响传统市场形式进行创新的最直接、最有力、最常见的动力因素。近年来，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农产品生产进入了一个相对过剩的时期；与此同时，消费者的需求特征发生了变化，开始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对食品的口味、营养和品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传统农贸市场内部经营秩序混乱，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不仅加大了消费者进入购买的交易成本，也导致农产品经营价格水平低下。因此，对农产品质量的追求以及高质量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使得在现有市场形式下存在不可获得的潜在收益，产生了对改变传统农贸市场经营的制度创新需求。需要强调的是，农产品价格的相对变化趋势要持续一段时间后才会对制度创新需求产生真正的影响，形成制度创新者的心理预期。
2.技术条件的变化
技术创新产生了许多新的收入流，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原因。对于制度本身来讲，技术进步也降低了制度运作成本，提高了制度收益，使某些制度从无到有、从不可行到可行。每一种零售业态的出现、发展与变化，都与其所处的技术条件息息相关。我国生鲜超市经营发展所必须的技术条件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逐渐具备，主要表现在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连锁超市经营管理能力和管理技术的进步上。2005年底，全国已初步形成了“五纵二横”的“绿色通道”网络，鲜活农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运输和配送更为快捷和经济，加上农产品贮藏技术条件的提高，部分城市超市鲜活农产品经营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并且，超市在我国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从事连锁经营的高素质管理人才，现代管理技术及计算机等先进管理手段也更加普及，城市生鲜超市农产品经营发展已经具备扎实的技术基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从新的和更为有效的技术中获得潜在收益，是促进个人或团体改变市场经营形式的强大动力。技术进步要求更大规模的工厂和公司制度，这就要求生鲜超市经营的发展，从而代替传统的农贸市场粗放的经营模式。
3.其他制度安排的配套
不同制度安排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要依靠其他制度安排才会发挥作用或者更好地发挥作用。一些重要制度的创新会以强大的力量拉动相关制度的创新。传统农贸市场经营中存在环境脏乱、质量参差、短斤缺两等痼疾，这些均与政府城市环境整治等目标存在矛盾。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部门纷纷号召和鼓励连锁超市参与农产品经营并鼓励传统农贸市场向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超市改造。从2004年以来政府相继出台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可以看出，政府在这项创新中持积极的态度，“加快发展农产品连锁超市、配送经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城市农贸市场改建成超市，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到城市开办农产品超市”。另外，农业标准化推广力度的加大和农产品认证机构的出现及规范化客观上也为农产品进入超市创造了条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标准化工作的通知》，以及“QS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等一大批农产品相关的认证政策和认证机构对农产品品质的提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客观上为农产品进入超市提供了条件。
（二）制度的供给分析
1.成本高昂导致制度创新主体投资不足
诺斯与戴维斯强调，只要存在现有制度下无法获取的潜在收益，制度创新就会产生。然而事实上，当制度创新收益大于创新成本时，并不必然意味着制度创新肯定发生。生鲜超市经营替代传统农贸市场，由于投资成本大，投资者望而却步，不少仍持观望态度。商务部曾做过一项调查，认为“农改超”之所以进程缓慢，主要是投资成本太大。有人初步测算，改造一家1000平方米的农贸市场，需要投资上百万元，要改造全市农贸市场，需要投入数十亿元，这笔巨资不是几个企业所能吃得消的。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即使是政府创建生鲜连锁超市，投资不足的问题依然会存在，而且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实践证明，政府应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投资商做好“农改超”先期的配套工作；出台相关政策，营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进行投资建设。
2.利益受损群体的存在阻滞制度的有效供给
制度创新主体对外部收益的追求，必然会带来原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原有利益主体的利益如果受到侵蚀，对制度创新的抵制将成为合乎理性的选择。因此，对这些受损群体进行利益补偿，就成为制度创新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问题。以厦门市实施“农改超”为例，作为第一家“农改超”试点，政府选择了当时空摊位较多且周边居民消费水平较高的莲花农贸市场与生鲜超市“每日鲜”合作，进行“农改超”改造。按原计划，应该是整个农贸市场都进行改造，然而由于原有经营者的反对，“每日鲜”不得不作出让步，只将农贸市场一半左右的面积进行改造。于是，一个有些畸形的农改超模式就出现了――在同一个市场里，一边是按现代模式经营的生鲜超市，另一边则是传统的农产品摊位。这种过渡式的制度创新不仅没有解决利益受损群体的补偿，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竞争的无序性），实践也证明这种模式是失败的。
3.新的社会成本问题导致制度供给不足
要使潜在的制度收益得以实现，必须首先清除阻滞制度起源或制度创新的障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制度以减弱外部不确定性，建立制度又必须付出交易成本。这就出现一个怪圈，制度创新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以获取潜在收益，而进行制度创新又必须先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13]这就给制度创新收益－成本比较分析带来新的均衡点。“农改超”可能造成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农改超”势必会直接导致巨大的失业洪流。福州市一些农贸市场的“失业者”为了生存，不得不挑起扁担走街串巷，或加入到占道摆小摊的大军中去。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必须设法引导失业者再就业，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投入力度，这都需要花费成本，从而导致“农改超”的进程缓慢，甚至倒退。
4.农产品流通体系整体落后也导致制度供给不足
一项制度是否出现或得到创新，不仅受其它配套制度是否同步的影响，还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如果技术因素表现为投入不足，则制度创新的进程就会放缓或停滞。缺乏高效畅通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是“农改超”的关键症结。农产品进入超市还是进入农贸市场，表面上是农产品分销渠道的问题。实质上反映出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建立、整合与完善的问题。有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80%～95%的农产品是通过超市和大型食品商店流通的，而在我国城市中，只有6%的农产品进入超市。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生鲜超市经营得益于现代物流技术的发展，通过大规模配送中心组织鲜活农产品流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获取竞争优势。尽管目前为止我国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农产品实行超市经营所要求的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仍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在流通环节我国水果损失率高达20%～25%，蔬菜的损失率高达25%～30%。
三、组织的生成与演化：“农改超”的市场组织化
在有关研究成果中，交易组织是指那些从事交易活动，在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媒介交易的组织。一定程度上它是在一个层级秩序中由一个（或几个）领导者来协调（通常这样的关系和责任得不到完全的界定）。交易组织的功能是组织市场交易，保证其它经济主体之间的顺利交易，而不是交易组织自身进行某种市场交易。交易组织的内部组织规则体现着实现市场秩序的要求，或者本身就是市场规则，交易组织的运转构成了市场运行的主要部分。[14]在人们的经验语言或部分研究者的学术术语中，交易组织有时被直接称为市场，包括由政府有关部门以一定的形式投资兴办的农村集市贸易或城市农贸市场等多种形态。
与交易组织不同，企业组织是以追求盈利为目标，使自身利益实现最大化。企业组织所组织的交易是一种“管理的交易”，而不是市场交易。而交易组织所组织的交易主要是不同企业组织（或以盈利为目的的个人）之间的市场交易。企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市场，而交易组织以其内部的交易制度构成了市场。市场和组织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都需要花费成本，市场交易存在交易费用，企业组织内部交易存在管理费用。科斯指出，当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与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则市场与企业之间的边界达到均衡。农产品连锁超市的出现及其与传统农贸市场并存的局面在此恰好可以得到一个脚注。
（一）农贸市场的发展与局限
在市场过渡背景下，农贸市场这一交易组织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实现组织化的内在需要。市场组织化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如体现在各种交易方式中的交易行为的规范化，借助组织体实现的交易行为的空间组织化，以及市场交易者的组织化等等。从1985年国家开始逐步放开农产品流通市场后，交易本身的内在需要亟待农贸市场的恢复和发展，实现市场数量和交易额都大幅增加。农村集贸市场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是因为形成了与这种交易方式相适应的契约关系。任何交易活动都是要花成本的，每一次有效率的交易都是人们节省交易费用契约选择的结果。可以说，在相应的局限条件或环境下，农贸市场是一种较为合适的减少交易费用的契约安排。[15]
但是，农贸市场是一种传统、初级的交易市场形式，交易者只需向市场开办者或管理人员交纳一定的入场手续费用，或者以固定期限承租的方式就可以在市场内部摊位摆货。农贸市场交易的规模和范围小、交易信息的传递方式原始、交通运输技术落后、交易范围人口密度低等因素都严重制约着其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集贸市场的契约安排节约了交易费用，但这种节约是有限度的。当原有的局限条件或环境被改变，农贸市场交易的种种弊端开始暴露，并且在这种原始的市场形式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不适应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首先，传统农贸市场经营的商品质量堪忧。由于农贸市场进入门槛低，经营户都是个体小商贩，并且流动性也较强，这种分散经营的状况，客观上形成了进货渠道广而杂的混乱局面，导致市场管理者难以对商品质量进行统一管理，市场内部也缺乏相应的农产品质量检测手段。其次，农贸市场整体环境与现代城市发展不相适应。与现代生鲜超市舒适的购物环境和洁净的卫生条件相比，农贸市场购物环境和卫生状况不尽如人意，以致有“一家市场污染一条街”的说法，“三放心”工作难以落实到位。第三，农贸市场经营者整体素质偏低。市场内多为小商贩和农民个体经营，人员素质较低，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短斤少两、宰人坑人现象时有发生，经营服务水平落后。第四，市场管理经营秩序不规范，管理难度较大。由于进货渠道复杂，进货数量、成本和销售额只有经营户自己知道，统一管理上存在相当困难，这也导致征税难度增大，偷税漏税现象严重。
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城市经济文化及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作为传统市场形式的农贸市场尤其是开办于大城市的农贸市场，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弊端，改革势在必行。
（二）农产品连锁超市：企业组织的生成
生鲜超市经营是在传统农贸市场这一市场形式出现后市场需要进一步组织化的结果，意味着对市场交易活动进行整合。实践证明，尽管市场组织的途径多种多样，交易活动的整合方式各不相同，之所以要进行整合和组织化，是因为市场交易活动在流通渠道的安排、市场占有的实际份额、交易规则、交易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以及交易者的组织状态等方面出现了程度较大的变化[14]。
从现阶段来看，我国生鲜超市经营的生成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在新兴的生活社区直接由开发商和投资商合作开办；另一条路径是在原有农贸市场市场的基础上由地方政府发起，具体企业负责改造并经营。具体来讲，直接兴办生鲜超市先由社区房产开发商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将摊位的产权售给农产品经营公司，经营公司也可以将拥有的摊位进一步卖给商贩或其它经营团体，但由公司统一商品采购进货、统一质量检测、统一收银。保证购物环境舒适，产品质量和计量有保障，统一的进货渠道和整体规划，使消费者对食品的质量和卫生安全比较放心，购物更加方便。
对传统农贸市场进行超市化改造，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实践证明，政府为生鲜超市经营创造的良好政策环境，鼓励企业进行投资，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生鲜超市经营的快速发展。以福州为例，作为全国“农改超”搞得较好的城市，政策扶持自然是首当其冲，特别是“农改超”后对原有农贸市场商贩的安排，其做法是“一补三转”，即补贴、转移、转化、转行。“补贴”，即由市、区两级政府筹措资金，对因撤销农贸市场而蒙受损失的商贩进行资金补偿。“转移”，即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联系，将预交摊位费的商贩们转移到尚未改造的其它农贸市场，补齐经营时间。“转化”，即通过培训挑选，将符合条件的原农贸市场商贩转化为超市员工。“转行”，即帮助商贩转换业态，开日杂店，或根据所长向其它行业转移。这些措施极大的降低了“农改超”过程中的阻滞因素，促进了企业组织的生成。
生鲜超市经营的组织生成具有双重特点，从制度变迁的连续性角度考察，可以看到改造的初始状态特别是传统的各种市场形式对企业组织的生成过程造成了巨大影响，大部分生鲜超市都是在原有农贸市场的基础上改造而来，涉及到原有市场形式下经营主体的利益，因而在改造过程中遇到的难度也相对在社区直接开办生鲜超市要大得多；从经济整合机制的具体特点来看，在生鲜超市经营的生成过程中，尽管市场力量和市场原则已开始发挥作用，但在现实条件下，行政组织按再分配原则进行资源动员的活动在“农改超”过程中仍处于重要支配地位，也正是近年来不少城市政府力量对市场的干预，才使得“农改超”的进程较快。
可以预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生鲜超市会逐渐取代农贸市场和个体商贩，在鲜活农产品零售业中占统治地位。这一点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鲜活农产品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验证。[16]“农改超”是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的一个新动向，也是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的必然经历的历史进程，“农改超”在我国已成一种趋势。
四、组织治理机制与绩效：农贸市场与生鲜超市的比较
依据组织经济学分析的观点，一项交易可以在市场进行，也可以在组织内部完成。市场交易依赖运作的是自由竞争下的价格机制，而组织交易的运作则是一种集体行动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性质的合作。在此，笔者将农产品的质量看作是组织的目标函数 ，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知道，农贸市场接近于市场交易模式，而生鲜超市经营则接近于等级制交易模式。Williamson将制度环境与治理机制二者结合，强调市场、混合型和等级制三种不同的交易模式具备不同的组织工具与绩效特性。下面就激励机制、权力控制、自发性调适与合作性调适等[17]各方面的组织工具与绩效特性，来对市场型、混合型及等级制三种治理模式运作方法作一比较。
激励机制是行为决策者采取策略的动机，当自我执行的行为与利益结果产生比较紧密的连接时，激励机制就会相对提高；反之，当行为与利益结果紧密性降低，激励机制就会相对降低。以激励机制为比较标准，生鲜超市经营对质量追求的激励程度要比农贸市场高，这与经营者自身的商品质量观念以及客观经营条件都有关系。权力控制的运作在强调上下级指挥服从关系的等级制交易模式中多以命令的方式进行，在强调合作关系的混合型交易模式中多以合作规范方式进行。Williamson指出，权力控制在等级制组织交易中最强，在决策权分散的市场型交易模式中最弱。生鲜超市经营内部管理严格，对货物的采购必须要求按照既定标准执行，对违规者将予以惩罚，在有效的权力控制下，工作人员都会服从规定章程。农贸市场因其进货渠道复杂，经营者组织分散，市场管理人员难以对市场内经营的农产品统一进行质量鉴定，高昂的监督、管理等相关成本削弱了权力控制的力度，甚至导致权力控制无效性的存在。
调适性是指参与交易的行为者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所能作出适当反应的应变能力。交易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在不确定因素发生时参与交易的个体能够自动自发作出决策，进而采取快速有效的反应者，Williamson称之为“自发调适性”。由于自发调适性的高低与激励机制直接正相关，因此，市场型交易模式的自发调适性要高于等级制。当市场上高质量农产品价格提升时，传统农贸市场商品经营者相关独立，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难以形成一致性努力来经营高质量的农产品，从而削弱了自发调适的效果。相反，生鲜超市经营理论上来讲，尽管自发调适性不强，但由于超市经营者对商品质量的意识较强，而且生鲜超市从一开始就是将商品质量摆在重要的位置，从而弥补了自发调适性的不足。与自发调适性相对应，在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发生时，参与交易的个体必须要考虑对手的反应才能作出最适决策，进而采取最优策略，Williamson称之为“合作性调适”。合作性调适与激励机制呈负相关，这是因为激励太强会阻碍双方合作的进行。从上面的分析结论也可以看出，农贸市场的合作调适性相对生鲜超市经营要低。
上述说明可以整理如表1。借助Williamson的分析思路，经由组织工具和绩效特性，提供一个将交易模式维度化的比较分析结果，借此可以清楚区分出农贸市场和生鲜超市经营模式所属的类型，以及组织治理机制和绩效特性的比较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生鲜超市经营的组织绩效特性不论在哪个维度都要强于传统农贸市场。在实践经营中，生鲜超市经营不仅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化和订单式大农业的发展，推进农业标准化，解决农产品的安全问题，而且可以改善购物环境，增加经营者的品牌意识，满足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需要。
五、结束语
作为一项交易制度，农贸市场交易属于一种传统的初级市场形式，而生鲜超市经营则属于现代商业形式。生鲜超市经营替代传统城市农贸市场交易问题本身实际上是一项交易制度的变迁，它的演进反映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当传统的市场形式不适应组织发展的目标要求，现存制度安排下存在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时，就存在制度创新的需求，从而产生的交易制度的创新需求。新的制度安排就是在制度供给与需求主体之间权衡的结果。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制度的创新过程离不开组织演进的配合，交易组织的生成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制度创新，并在可行限度内完成着组织市场交易的使命。市场实现组织化的努力和新的制度规则的确立都是通过交易组织的组织规则的确定（组织工具）和组织的绩效特性的改进来实现的。可见，交易组织生成的基本特点表现为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是制度创新与市场组织化彼此耦合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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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Market Systematism: An Analyse Frame of Changing Urban Produce Markets into Supermarkets
Cai Rong
农贸市场发展论文篇5
关键词:
校区;贸易经济专业;调研论证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20602
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是贸易经济的世纪,从生产的全球化到金融和贸易的全球化,一个真实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摆在眼前。贸易经济人才尤其是针对一定行业的特色贸易经济人才的需求旺盛,西南大学平台下的荣昌校区,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了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即农畜产品贸易经济专业方向的积淀。
1 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的必要性
1.1 当今贸易经济大时代的呼唤
据世界贸易组织资料显示,2008年世界贸易总额达15.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我国以2.5616万亿美元位居第二位。这足以表明贸易经济的大发展已是本世纪不容改变的社会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今天的竞争是商贸的竞争而不是武力的竞争,而商贸的竞争离不开贸易经济人才的竞争,需要培养足量的贸易经济人才。贸易经济专业具有中国特色,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壤中产生的一门以研究交换关系和商品流通规律为主的一门专业。虽然贸易经济专业曾在20世纪改革开放后得到过前所未有的发展,但1998年专业调整时很多商学院的贸易经济专业被取消。可30年的经济发展以铁的事实证明贸易经济成为了时代的主流,重生产轻流通的时代已完全过去,市场需要大量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贸易经济专业和贸易经济人才,需要他们来从事和促进贸易经济的持续稳定和不断发展,也是世界市场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载体和机制。因此,培养贸易经济本科人才是当今贸易经济大时代的呼唤。
1.2 顺应时代呼唤的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贸易经济大时代背景下,我国农产品贸易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农业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逐步形成了以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代表的出口优势产品。官方统计,农产品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61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991.6亿美元,我国已成为世界第4大农产品贸易国。农产品贸易对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调剂国内市场余缺,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推动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和解决三农问题,维持国家食品安全及人民生活保障,从而巩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地位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农产品贸易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有大量深谙农畜产品贸易经济的高级应用型行业英才,但长期来部分高校仅有的贸易经济专业培养的多为一般性贸易经济专业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发展之迫切要求。
1.3 区域经济发展亟待培养大批农畜产品贸易经济专业人才
重庆乃至中西部地区不失为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区域,要解决好“三农”等问题必须全面推进农业经济的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合作经济等组织的广泛兴起,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生产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仅畜产品的产量(肉类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2005年7743万吨,2008年达到8000余万吨,一些地区甚至一度出现猪、禽、粮、果等部分主要农产品卖难的现象。无疑当前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就是农产品贸易问题。要解决农畜产品的贸易问题,推进重庆乃至中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优质高效发展,亟待有大批擅长农畜产品贸易经济专业的人才队伍。
1.4 区位和学科资源优势融合的必然结果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大学具有自己的特色。贸易经济专业(农畜产品贸易方向)的申请是校区所处区位优势和学科优势融合的必然结果。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重庆市要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农牧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而畜牧业技术的研发和国内外技术的整合是核心,以农畜产品贸易经济为中心的各个环节是关键。西南大学平台下的荣昌校区多年的办学历史已经在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产养殖学等相关学科方面形成特色,养殖技术研发具有较高水平,涉及农畜产品的鲜活畜产品贸易、加工农畜产品贸易、宠物及其文化和饰品贸易、享用休闲农畜产品贸易、农畜产品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农畜产品生产资料原料贸易、网络贸易等发展迅速。
校区地处有中国畜牧科技城的荣昌,农畜产品贸易区位优势突出。这里是全国的农畜产品尤其畜产品交易和信息中心,国家现代畜牧业中心区域示范区。据笔者调查,中国畜牧科技城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饲料兽药企业50多家,有吸引了世界各地300多家饲料兽药企业设立办事处、销售部,涉及饲料品牌600多个,兽药品种千余种,年贸易额超过15亿元的西部饲料兽药批发交易市场。仅他们对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尤其畜产品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就十分旺盛。那么结合校区现有特色和中国畜牧科技城之县域自然文化资源的贸易经济专业,是区位优势和校学科资源优势整合的必然结果,是按照“入主流、定好位、办特色”的思路抓专业建设的具体体现。
而且本专业的增设在发展西南大学,彰显荣昌校区特色,特别是在完善荣昌校区相对独立办学体系中其作用和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是一门把校区特色与人文社科专业建设有机结合的关键枢纽点。
2 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的可行性
2.1 筹建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基础夯实
从当前形势看,贸易经济专业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积极开展了贸易经济专业的筹建工作。尤其开展了结合校区所处的特定位置和办学定位以及西部畜牧业发展需求相关的贸易经济学科的研究;从贸易经济专业筹建的教学研究团队现有人员看,学历职称较高,年龄结构合理,学缘宽泛,相关知识与能力结构协调,有5名经济管理及相关学科教授,7名农畜及其相关产品贸易企业董事长和副教授,农业贸易在读博士1人,国际贸易专业硕士学位2人,现有人员在农(牧)业经济管理和农畜产品贸易经济研究等方面初显成果,已发表相关论文10多篇;从专业筹建基础看,软硬件设施具备,有210台电脑的网络实验室和定量分析实验室3个;从专业筹建外部环境看,不仅有中国畜牧科技城众多的企业实例和研究对象以及贸易经济的迅猛发展,而且有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发展对行业特定人才的大量需求;从内部环境看,校区有以畜牧业发展的养殖相关特色学科支撑,具备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从学科与所开设专业的结合看,不但有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产养殖学、畜产品加工学,而且更有与校区特色结合紧密的市场营销专业的共同发展,教学的开展促进各学科知识的融合,提供了贸易经济专业学科研究的知识创新基础;从贸易经济专业学科建设的方法上看,地方高校尤其像校区这样处于县域的分校区办学的学科专业建设,利用地域自然资源和文化,来加强有特色的贸易经济专业农畜产品贸易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堪称是十分科学的方法。
2.2 学校有专业发展规划的全力支撑
西南大学是211综合性大学,学校有工、文、贸、经、管、法、教等较为完善的专业发展规划。校区在学校平台下根据定位,改变目前专业单一,不能更加完好支撑校区发展的局面,制定了以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产养殖学等为特色,以围绕现有特色学科为中心的学科交互融合发展的经、贸、工等专业发展规划,并拟在近年申报增设贸易经济专业和物流管理专业。规划投入1500万开展支撑贸易经济专业的相关重点学科及培育学科建设,2008-2009年度业已投入近300万元的重点和培育学科经费。可见,学校对专业发展有规划,重落实,能够全面保证增设专业的办学质量,培养出合格的社会对贸易经济专业的需求人才。
3 增设特色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预测分析
3.1 贸易经济专业人才总体市场需求旺盛
由于贸易经济的发展,对贸易经济人才的需求旺盛,尤其结合一定行业特色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更抢手。根据国家人事部人才市场公共信息网和多家人才市场发布的信息看,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排在各专业人才需求的前20位。仅2008年北京市人才交流市场第四季度人才供求信息排名依次是市场营销、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行政管理、物流管理、土建、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应用与维护、贸易经济、广告等,表明贸易经济专业人才需求排在第9位,需求人数达到12848名。这样的人才市场需求状况也与前述贸易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相一致,充分反映出增设贸易经济专业培养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合乎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家的需要。
3.2 调研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需求状况
网上调研需求近30%。对成都、重庆、北京等人才网在网上公布的人才招聘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对近期有效的招聘信息中按时间顺序抽出459条信息,将其中的专业要求进行排列后得出的结论是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共137条,占30%,排列在各专业人才需求前10位,略次于南方发达城市,接近全国需求水平。
所在地企业急需行业贸易经济专业人才。荣昌校区所在地的中国畜牧科技城,拥有众多的农畜产品及其相关产品企业,纷纷表示急需和拟储备熟悉农畜产品行业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如“荣昌与澳大利的动物健康联合项目、畜牧科技城内多数GMP兽药企业”等纷纷表示需求贸易经济专业人才1-3名,合计需30多名;网上调查成都、重庆等西部地区农畜产品贸易企业,也待招聘贸易经济农畜产品贸易方向的专门人才,并深感该类人才不能满足其企业贸易发展的需要。
3.3 所在区高校现有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比较分析
校区所在重庆市、成都市等西部地区高校的贸易经济专业,主要的人才培养的目标集中于非农产品的贸易经济领域,从事涉外的非农产品贸易。而校区拟增设的贸易经济专业重点在农畜产品贸易经济方向,培养的人才具有典型的行业特色和专门性,与已有高校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不会产生市场冲击。
参考文献
[1]洪涛.商贸学院应保留贸易经济专业[J].商业研究,1999,(2):9.
农贸市场发展论文篇6
abstract:as the only trial of implementing the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has encountered both grea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essence of this task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dual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to a modern social one, focusing on th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 in which the key is the system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good use of precursory effect of commerce circulation industries and the optim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elements and products led by the balancing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mmerce will be helpful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market system. the lasting increase in economy, the transfer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n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rural market providea extremely beneficial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the balanc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and trade in chongqing. the trial makes it possible carry out reforms and innovation for system,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model. while a series of factors , such a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shortage of need, the more fierce competition in and abroad,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widened difference of income level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gions, the shortage of commercial basis in rural regions, the mechanical obstacle of circulation , may bring some more rigorous challenges and threats .
key words: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commerce and trade planning;trial;chongqing;opportunity;challenge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严峻的“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使统筹城乡发展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2007年6月，中央批准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的是在重庆这样一个具有中等省构架和欠发达省特征的直辖市，探索统筹城乡发展之路，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寻求突破。 8月，商务部同意重庆作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试点区，希望通过重庆的先行先试，实现重点突破，形成机制，促进发展，示范带动。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试点，对于全国商贸流通改革发展，对于探索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之路，具有全局和典型意义。
一、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意义
（一）重庆突出的城乡二元特征，使城乡统筹发展极具示范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三大经济改革试验区都在东部沿海地区，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是中国相对不发达地区，在中西部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和带动作用的特大中心城市设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重大政策措施先行试点，是加快建立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的需要，是探索建立构建和谐社会体制的需要，也是探索中西部地区发展模式的需要。重庆是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比较发达的城市与特别落后的农村并存。全市人口3 100万，三分之二在农村。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基本国情的缩影。重庆集合和叠加了我国东北现象与西部现象，具有与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区相似的基本特点，再加上大库区，又处内陆腹地，城乡统筹发展特别具有代表性。在重庆进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开展体制机制方面的探索和改革，对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具有典型意义和明显的示范带动效应。
（二）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是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设计，它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质是就是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机整合起来，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其核心是实现城乡资源的统筹配置。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通过城乡市场的协调发展在城乡间有效配置资源,其关键是制度创新,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促进城乡人口、资源与要素、产品的合理流动；其重点是产业的发展,没有产业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都无从谈起。必须通过产业的发展，带动人口、要素与产品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商贸流通产业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和神经，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都离不开商贸流通的先导性与基础性作用。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商贸流通对经济增长的先导性作用；发挥商贸流通在促进工农业生产，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丰富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以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拉动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实现市场配置资源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三）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是重庆商贸流通产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重庆商贸流通产业本身，也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商贸繁荣繁华，农村商贸相对落后，是我国商贸流通产业基本国情的一个缩影。农村消费水平低，农村市场规模小，制约了重庆整体市场规模的扩大；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农村流通渠道不畅，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城乡商贸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状况，影响商贸流通产业规模扩大与健康和谐发展。只有加强农村市场的开拓，扩大农村消费，才能做大商贸流通规模；只有农村商贸流通发展，才能做到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提高重庆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与运行质量，迫切要求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二、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分析
1.“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指明了道路
2008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未来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明确要求重庆要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率先”与“统筹”成为指导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关键词。“三中心两枢纽一基地”的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发展目标将建设以区域性中央商务区、长江上游物流中心和购物中心、完善的电子商务平台和现代市场体系为核心内容的长江上游商贸中心推上前台。商贸流通作为先导性产业，是决定经济运行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因素，以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带动工农业生产，带动重庆经济发展，是新时期重庆商贸流通产业发展义不容辞的责任。
2.开拓市场、扩大消费使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成为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随着市场供求总格局根本性的变化，需求瓶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大，开拓市场、扩大消费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市场与消费的扩大不仅是城市市场与消费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农村市场与消费的扩大。这使得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也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3.农村市场发展外部环境正在改善
2004年和2005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国务院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9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57号）、商务部《全国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纲要》及其他十几个相关文件，对农村商品流通和市场体系建设从政策、目标、方针和战略上都予以了明确的阐述。国家对涉农商贸企业采取了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特别为建立和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了城乡消费者的权利。初步建立了重要商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流通监管制度。采取措施推动了城乡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流通业的有序竞争。商务部从200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截至去年底，全国2 287家流通企业在1 817个县市进行试点，累计建设连锁化农家店超过16万个，覆盖了全国63%的县市。中央财政投资7.5亿元，带动地方和企业投资约117亿元，扩大农村消费近600亿元，吸纳富余劳动力约65万人，使1.4亿农民受益。 2006年11月，商务部又发布了《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计划到2010年，连锁农家店将覆盖90%的县和85%的乡镇，形成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 我国农村市场发展环境日趋改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4.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外部环境日趋良好
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以及消费升级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全市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向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 500美元，是城乡商贸统筹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2007年上半年，重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8.4%，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22.2％，这为扩大消费、促进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加快推进，“三环十射”交通网络和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力和广阔空间；长江上游经济带、川渝、渝黔经济合作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在更大空间范围内配置资源、调整结构、强化功能、聚合要素、拓宽市场提供了新的空间。
5.重庆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近年来，重庆商贸流通产业迅速发展，商贸流通规模进一步扩大，2006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03.58亿元，增长1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西部各大城市中位居首位、全国各省区第22位、西部各省区第5位、直辖市第3位，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快 1.7个百分点，列全国第8位、西部第3位、直辖市第1位；商业设施日趋完善，拥有中国西部最大的商业步行街区-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西部最大的商贸流通企业——重庆商社集团、最大的零售超市-家乐福、设施档次最高的商务机构-大都会、全国医药行业最大的零售连锁企业-和平药房总部、西部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朝天门市场。大市场、大商场成为商贸流通的骨干，集聚辐射作用明显增强，商业大都市雏形显现。作为西部唯一具有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运输的综合交通枢纽型城市，现代物流迅速发展，新型商业业态进一步发展，连锁商业快速发展，销售网络体系不断向社区和农村乡镇延伸，流通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2006年，重庆城市消费继续升级，农村消费持续升温。新农村建设起步良好，各种惠农政策效果显现，农村市场“双建工程”加快推进，全年新建乡镇连锁经营超市45个，村社便民放心商店883个，累计分别达到191个、1761个，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382.54亿元，增长13.2%，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比全国快0.6个百分点。特别是100个中心镇商业销售服务额239.18亿元，增长18.5 %，成为农村市场快速发展的亮点。重庆“大商贸、大流通、大市场”格局正在展露，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基础逐步形成。
6.国家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了试验机会与试验空间
国务院同意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重庆继20世纪80年代计划单列、90年代直辖、三峡移民开发和西部大开发之后，又一次重大的历史性机遇。商务部同意把重庆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试点区”，并指出：“加强重庆市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对于优化我国区域商贸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商贸协调发展、探索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之路、解决我国区域和城乡商贸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要求重庆立足本地实际，充分用好现行政策，在行业管理、地方法规制定、商贸理论创新、带动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龙头企业培育等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努力创新，为全国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发挥示范作用。这就将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推向前沿，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增添了动力，为体制机制与发展模式创新改革提供了可能。
（二）挑战分析
重庆商贸流通产业在过去的发展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商贸流通产业在开拓市场、扩大消费、引导生产、促进就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完善城市功能、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推动全市经济增长、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商贸流通产业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有所抑制，但尚未根本消除。经济社会转型、需求不足、国内外竞争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农村商业基础的不足、流通领域的体制性障碍等一系列因素又给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与威胁。
1.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消费水平低，制约城乡商贸流通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 1 000-3 000美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也是矛盾凸显期。一般而言，城乡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的转折点应在人均gdp4 000美元左右。2006年，重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 486.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2%。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12.3:43.0:44.7。人均gdp12 437元,刚刚超过1 500美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570元，城市人均消费支出9 39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 874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 205元，人均社零总额4 998.50，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经济规模较小，购买能力不高，制约城乡商贸流通发展。
2.“二元结构”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重庆具备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浓缩了中国国情。重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4∶1，大于全国和西部的城乡落差；市域的都市区、渝西和三峡库区三大区域人均gdp之比为3∶1.6∶1，大于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落差；最高和最低的区县人均gdp相差10.5倍，大于上海和贵州的落差。城市化水平较低，主城特大城市较为发达，外围中小城市发展较为滞后，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落差较大，严重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城镇经济实力不够强大，辐射带动能力不足， “小马拉大车”负重艰难，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3.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阻碍了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制约农民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农村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压低了农业生产收益， 削弱了农业、农民、农村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农村投入不足，农村发展资金明显不足。城乡产业发展关联度不强，农村商贸流通产业发展迟缓。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尚未建立，城乡商品流通体系不健全，城市工业品下乡，农村农产品进城渠道不畅，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4.重庆城乡商贸发展差距大于全国，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任务艰巨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落差，必然体现在商贸流通领域。2006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达76 410亿元，人均社零总额5 813元。城市消费品社零总额51 543亿元，同比增长14.3%；县以下农村消费品零售额24 867亿元，同比增长12.6%。城市与农村社零总额分别占比67.46%、32.54%；2006年，重庆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403.6亿元，人均社零总额4 998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021.04亿元，增长16.3%，同比加快1.7个百分点，比全国水平快2个百分点，拉动全市社零增长11.8个百分点，对全市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76%，成为全市消费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382.54亿元，增长13.2%，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比全国快0.6个百分点。城市与农村社零总额分别占比72.75%、27.25%，全市53%的农村人口实现的社零总额只占全市的27%，农村社零总额增长速度比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低2.2个百分点，比城市低3.1个百分点（如表1所示），城乡商贸流通差距还在加大，城乡商贸流通发展不平衡状况比全国更为严峻。发达的城市商业与落后的乡村商业并存，城市与农村商业设施建设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主城区、大城市大型商场闲置较多， 县及县以下农村商业设施较少，小门店较多，缺乏可以承接大型商业企业进驻的商业设施，缺乏足够的农产品专业市场，难以有效满足农产品流通需要，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任务艰巨。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重庆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农村市场开拓难度大、运行成本高，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如前所述，我国农村市场发展外部环境正在改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深入推进，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新型经营方式和小型超市、便利店等农村新型流通业态发展良好。各类市场迅速崛起，形成了结构相对完善的农村市场网络。重庆农村市场“双建工程”也迅速推进，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然而，受多年来 “重生产、轻流通”、“重城市、轻农村”等思想影响，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相对于经济发展仍显落后。虽然大力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市场消费环境，但农民收入增幅仍较为缓慢，支撑农村消费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不能满足农村现代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农村财政总体投入较低，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不足，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水、电、通讯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村商业设施投入更加薄弱，农村市场网点少、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竞争力弱；农村市场主体规模小、实力弱，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低，市场观念不足，缺乏经商经验与手段；农村市场专业化程度不高，物流配送相应滞后,农产品流通环节多，信息不畅,交易方式落后，流通成本往往高出城市10%以上，流通费用高，流通效率较低；农村市场秩序不够规范，假冒伪劣、恶性竞争、商业欺诈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发展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农村市场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度不深,对农村产业的带动较为乏力，诸多因素，制约农村市场的开拓，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中，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历史赋予的重任，必须解放思想，明确思路，科学谋划，统筹安排，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逐步消除城乡之间要素、人口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促进人口、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城乡合理的分工定位，建立以贸促工、以贸促农、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发展的长效机制，创新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模式，推动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希玉.论城乡统筹[j].发展论坛，2003（10）.
[2] 宣迅.城乡统筹论[c].中国期刊网硕博士论文，2005:4 .
[3〗 商务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商建发[2006]535号，2006.10.20.
农贸市场发展论文篇7
abstract:as the only trial of implementing the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has encountered both grea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essence of this task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dual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to a modern social one, focusing on th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 in which the key is the system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good use of precursory effect of commerce circulation industries and the optim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elements and products led by the balancing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mmerce will be helpful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market system. the lasting increase in economy, the transfer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n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rural market providea extremely beneficial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the balanc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and trade in chongqing. the trial makes it possible carry out reforms and innovation for system,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model. while a series of factors , such a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shortage of need, the more fierce competition in and abroad,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widened difference of income level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gions, the shortage of commercial basis in rural regions, the mechanical obstacle of circulation , may bring some more rigorous challenges and threats .
key words: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commerce and trade planning;trial;chongqing;opportunity;challenge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严峻的“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使统筹城乡发展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2007年6月，中央批准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的是在重庆这样一个具有中等省构架和欠发达省特征的直辖市，探索统筹城乡发展之路，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寻求突破。 8月，商务部同意重庆作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试点区，希望通过重庆的先行先试，实现重点突破，形成机制，促进发展，示范带动。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试点，对于全国商贸流通改革发展，对于探索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之路，具有全局和典型意义。
一、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意义
（一）重庆突出的城乡二元特征，使城乡统筹发展极具示范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三大经济改革试验区都在东部沿海地区，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是中国相对不发达地区，在中西部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和带动作用的特大中心城市设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重大政策措施先行试点，是加快建立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的需要，是探索建立构建和谐社会体制的需要，也是探索中西部地区发展模式的需要。重庆是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比较发达的城市与特别落后的农村并存。全市人口3 100万，三分之二在农村。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基本国情的缩影。重庆集合和叠加了我国东北现象与西部现象，具有与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区相似的基本特点，再加上大库区，又处内陆腹地，城乡统筹发展特别具有代表性。在重庆进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开展体制机制方面的探索和改革，对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具有典型意义和明显的示范带动效应。
（二）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是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设计，它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质是就是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机整合起来，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其核心是实现城乡资源的统筹配置。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通过城乡市场的协调发展在城乡间有效配置资源,其关键是制度创新,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促进城乡人口、资源与要素、产品的合理流动；其重点是产业的发展,没有产业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都无从谈起。必须通过产业的发展，带动人口、要素与产品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商贸流通产业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和神经，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都离不开商贸流通的先导性与基础性作用。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商贸流通对经济增长的先导性作用；发挥商贸流通在促进工农业生产，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丰富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以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拉动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实现市场配置资源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三）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是重庆商贸流通产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重庆商贸流通产业本身，也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商贸繁荣繁华，农村商贸相对落后，是我国商贸流通产业基本国情的一个缩影。农村消费水平低，农村市场规模小，制约了重庆整体市场规模的扩大；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农村流通渠道不畅，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城乡商贸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状况，影响商贸流通产业规模扩大与健康和谐发展。只有加强农村市场的开拓，扩大农村消费，才能做大商贸流通规模；只有农村商贸流通发展，才能做到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提高重庆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与运行质量，迫切要求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二、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分析
1.“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指明了道路
2008年3月，总书记对重庆未来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明确要求重庆要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率先”与“统筹”成为指导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关键词。“三中心两枢纽一基地”的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发展目标将建设以区域性中央商务区、长江上游物流中心和购物中心、完善的电子商务平台和现代市场体系为核心内容的长江上游商贸中心推上前台。商贸流通作为先导性产业，是决定经济运行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因素，以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带动工农业生产，带动重庆经济发展，是新时期重庆商贸流通产业发展义不容辞的责任。
2.开拓市场、扩大消费使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成为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随着市场供求总格局根本性的变化，需求瓶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大，开拓市场、扩大消费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市场与消费的扩大不仅是城市市场与消费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农村市场与消费的扩大。这使得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也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3.农村市场发展外部环境正在改善
2004年和2005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国务院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9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意见〉的通知》（〔2004〕57号）、商务部《全国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纲要》及其他十几个相关文件，对农村商品流通和市场体系建设从政策、目标、方针和战略上都予以了明确的阐述。国家对涉农商贸企业采取了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特别为建立和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了城乡消费者的权利。初步建立了重要商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流通监管制度。采取措施推动了城乡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流通业的有序竞争。商务部从200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截至去年底，全国2 287家流通企业在1 817个县市进行试点，累计建设连锁化农家店超过16万个，覆盖了全国63%的县市。中央财政投资7.5亿元，带动地方和企业投资约117亿元，扩大农村消费近600亿元，吸纳富余劳动力约65万人，使1.4亿农民受益。 2006年11月，商务部又了《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计划到2010年，连锁农家店将覆盖90%的县和85%的乡镇，形成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 我国农村市场发展环境日趋改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4.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外部环境日趋良好
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以及消费升级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全市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向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 500美元，是城乡商贸统筹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2007年上半年，重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8.4%，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22.2％，这为扩大消费、促进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加快推进，“三环十射”交通网络和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力和广阔空间；长江上游经济带、川渝、渝黔经济合作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在更大空间范围内配置资源、调整结构、强化功能、聚合要素、拓宽市场提供了新的空间。
5.重庆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近年来，重庆商贸流通产业迅速发展，商贸流通规模进一步扩大，2006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03.58亿元，增长1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西部各大城市中位居首位、全国各省区第22位、西部各省区第5位、直辖市第3位，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快 1.7个百分点，列全国第8位、西部第3位、直辖市第1位；商业设施日趋完善，拥有中国西部最大的商业步行街区-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西部最大的商贸流通企业——重庆商社集团、最大的零售超市-家乐福、设施档次最高的商务机构-大都会、全国医药行业最大的零售连锁企业-和平药房总部、西部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朝天门市场。大市场、大商场成为商贸流通的骨干，集聚辐射作用明显增强，商业大都市雏形显现。作为西部唯一具有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运输的综合交通枢纽型城市，现代物流迅速发展，新型商业业态进一步发展，连锁商业快速发展，销售网络体系不断向社区和农村乡镇延伸，流通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2006年，重庆城市消费继续升级，农村消费持续升温。新农村建设起步良好，各种惠农政策效果显现，农村市场“双建工程”加快推进，全年新建乡镇连锁经营超市45个，村社便民放心商店883个，累计分别达到191个、1761个，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382.54亿元，增长13.2%，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比全国快0.6个百分点。特别是100个中心镇商业销售服务额239.18亿元，增长18.5 %，成为农村市场快速发展的亮点。重庆“大商贸、大流通、大市场”格局正在展露，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基础逐步形成。
6.国家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了试验机会与试验空间
国务院同意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重庆继20世纪80年代计划单列、90年代直辖、三峡移民开发和西部大开发之后，又一次重大的历史性机遇。商务部同意把重庆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试点区”，并指出：“加强重庆市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对于优化我国区域商贸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商贸协调发展、探索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之路、解决我国区域和城乡商贸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要求重庆立足本地实际，充分用好现行政策，在行业管理、地方法规制定、商贸理论创新、带动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龙头企业培育等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努力创新，为全国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发挥示范作用。这就将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推向前沿，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增添了动力，为体制机制与发展模式创新改革提供了可能。
（二）挑战分析
重庆商贸流通产业在过去的发展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商贸流通产业在开拓市场、扩大消费、引导生产、促进就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完善城市功能、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推动全市经济增长、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商贸流通产业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有所抑制，但尚未根本消除。经济社会转型、需求不足、国内外竞争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农村商业基础的不足、流通领域的体制等一系列因素又给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与威胁。
1.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消费水平低，制约城乡商贸流通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 1 000-3 000美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也是矛盾凸显期。一般而言，城乡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的转折点应在人均gdp4 000美元左右。2006年，重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 486.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2%。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12.3:43.0:44.7。人均gdp12 437元,刚刚超过1 500美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570元，城市人均消费支出9 39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 874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 205元，人均社零总额4 998.50，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经济规模较小，购买能力不高，制约城乡商贸流通发展。
2.“二元结构”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重庆具备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浓缩了中国国情。重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4∶1，大于全国和西部的城乡落差；市域的都市区、渝西和三峡库区三大区域人均gdp之比为3∶1.6∶1，大于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落差；最高和最低的区县人均gdp相差10.5倍，大于上海和贵州的落差。城市化水平较低，主城特大城市较为发达，中小城市发展较为滞后，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落差较大，严重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城镇经济实力不够强大，辐射带动能力不足， “小马拉大车”负重艰难，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3.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阻碍了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制约农民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农村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压低了农业生产收益， 削弱了农业、农民、农村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农村投入不足，农村发展资金明显不足。城乡产业发展关联度不强，农村商贸流通产业发展迟缓。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尚未建立，城乡商品流通体系不健全，城市工业品下乡，农村农产品进城渠道不畅，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4.重庆城乡商贸发展差距大于全国，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任务艰巨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落差，必然体现在商贸流通领域。2006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达76 410亿元，人均社零总额5 813元。城市消费品社零总额51 543亿元，同比增长14.3%；县以下农村消费品零售额24 867亿元，同比增长12.6%。城市与农村社零总额分别占比67.46%、32.54%；2006年，重庆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403.6亿元，人均社零总额4 998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021.04亿元，增长16.3%，同比加快1.7个百分点，比全国水平快2个百分点，拉动全市社零增长11.8个百分点，对全市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76%，成为全市消费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382.54亿元，增长13.2%，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比全国快0.6个百分点。城市与农村社零总额分别占比72.75%、27.25%，全市53%的农村人口实现的社零总额只占全市的27%，农村社零总额增长速度比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低2.2个百分点，比城市低3.1个百分点（如表1所示），城乡商贸流通差距还在加大，城乡商贸流通发展不平衡状况比全国更为严峻。发达的城市商业与落后的乡村商业并存，城市与农村商业设施建设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主城区、大城市大型商场闲置较多， 县及县以下农村商业设施较少，小门店较多，缺乏可以承接大型商业企业进驻的商业设施，缺乏足够的农产品专业市场，难以有效满足农产品流通需要，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任务艰巨。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重庆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农村市场开拓难度大、运行成本高，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如前所述，我国农村市场发展外部环境正在改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深入推进，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新型经营方式和小型超市、便利店等农村新型流通业态发展良好。各类市场迅速崛起，形成了结构相对完善的农村市场网络。重庆农村市场“双建工程”也迅速推进，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然而，受多年来 “重生产、轻流通”、“重城市、轻农村”等思想影响，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相对于经济发展仍显落后。虽然大力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市场消费环境，但农民收入增幅仍较为缓慢，支撑农村消费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不能满足农村现代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农村财政总体投入较低，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不足，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水、电、通讯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村商业设施投入更加薄弱，农村市场网点少、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竞争力弱；农村市场主体规模小、实力弱，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低，市场观念不足，缺乏经商经验与手段；农村市场专业化程度不高，物流配送相应滞后,农产品流通环节多，信息不畅,交易方式落后，流通成本往往高出城市10%以上，流通费用高，流通效率较低；农村市场秩序不够规范，假冒伪劣、恶性竞争、商业欺诈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发展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农村市场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度不深,对农村产业的带动较为乏力，诸多因素，制约农村市场的开拓，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中，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历史赋予的重任，必须解放思想，明确思路，科学谋划，统筹安排，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逐步消除城乡之间要素、人口流动的体制，促进人口、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城乡合理的分工定位，建立以贸促工、以贸促农、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发展的长效机制，创新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模式，推动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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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宣迅.城乡统筹论[c].中国期刊网硕博士论文，2005:4 .
[3〗 商务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商建发[2006]535号，2006.10.20.
农贸市场发展论文篇8
一、我国县市级国际贸易发展的作用
在当前在我国县市级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际贸易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下笔者将通过促进商品流通、扩大就业、提高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加强县市级经济发展的联系四个方面对国际贸易的作用进行分析。
1.促进商品流通
县市级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品的流通买卖，同时县市级经济发展中的产品只有通过流通买卖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流通，通过发展国际贸易流通业，保证农副产品及其他工业产品的流通买卖，可以增加人们的收益，从而促进县市级经济的发展。
2.扩大就业缓解社会矛盾
在县市级经济发展中，随着我国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我国的农村存在着大t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很多县市又没有足够的工业来提供就业机会，因而解决县域中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就只能寄希望千以国际贸易为主的第三产业。我国县市级经济发展中要鼓励个人或集体通过发展开店铺、搞运输等投资成本少、风险低的国际贸易发展模式，这不仅可以加快商品流通，繁荣社会经济，同时也可以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这样就可以缓解大量失业人口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谐等负面现象的存在。
3.提高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
相对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型城市的城镇化发扎，县市级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有自己的特点。大城市的发展是由大规模的工业投资和城市建设扩张来进行的，而县市级小城镇的发展不可能依靠大规模的投资建设。目前我国小城镇最主要的两种形式就是工贸型小城镇和商贸型小城镇，其中又以商贸型的小城镇为主，我国商贸型的小城镇正是依托县市级的国际贸易的发展来发展商贸流通业，从而使使人口聚集形成以商贸业为主的小城镇。
4.加强县市级经济与外界的联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专业化社会分工不断加强，这就使得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县域内的农副产品必须通过贸易销往大中城市，同时大中城市的成本较低的工业制成品也要销往县域地区，以实现优势互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发展县市级的国际贸易，可以加强县市级经济与外界的联系，从而通过与外界经济的优势互补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县市级国际贸易的发展建议
要实现显示及国际贸易的新发展，就要把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长期稳健性和短期灵活特性相结合，加大市场主体反应的灵活性，从而实现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为了实现县市级国际贸易的新发展，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新的市场观念
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社会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经济体制仍不完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贯性依然存在，企业模式也并没有完全的专为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政府的职能也并没有实现完全的服务型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买方市场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县市级经济的发展要搞活流通.扩大消费，政府要引导人们树立新的市场观念。首先是要更新人们的消费观念，使人们从即期消费迅速的走向超前消费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再就是要强化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政府要引导资金高起点、高水平投放从而实现自己投资的高效益回报，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2.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
我国县市级经济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要想促进县市级国际贸易的发展，就要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实现农业促进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我国现实及经济的基本发展模式。在县市级经济的发展中，通过发展生产，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实现分享型的经济发展政策，增加人们的收入，从而促进人们的消费。消费水平提高了，商品流通才能真正的实现，国际贸易才能实现正真的发展。政府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充分的就业，同时促进小规模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企业和个体经济、独立服务者、社区服务自我就业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实体的发展。同时要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从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拓宽农业增收空间进而推动县市级经济中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是立国之本，要充分重视农业的生产。通过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县市级国际贸易的发展。
3.不断的规范市场活动
农贸市场发展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1-0012-05
一、“十一五”期间贸易经济学科研究进展
1 深化流通与贸易基本理论研究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的流通理论从新的视角提出有创见的看法。丁俊发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晏维龙的专著《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当代视界与发展》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二是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大流通、大贸易和大市场理论。陈文玲、徐从才、宋则、荆林波和洪涛等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课题并发表重要论著,均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和建树。如陈文玲认为我们必须从内外贸分割和国内外分割、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的误区中走出来,向国内外流通一体化、区域流通一体化、城乡流通一体化、制造业与流通一体化、现代流通立体化和混沌化方向发展,提高流通竞争力以构建国家软实力。
三是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理论研究。宋则和赵萍对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内涵、外延及外溢效应进行了界定与分析。宋则还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通服务业发展轨迹进行了回顾,分析了流通服务业对国民经济间接贡献的作用机制,包括优化工业经济结构和流程、节约社会成本、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刺激消费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四是在贸易经济学科体系及教材建设方面有所创新,发表了大量专著。
2 流通产业理论研究方面
一是继续深化流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的研究。黄国雄等在这方面的成果具有代表性,宋则和李骏阳等还在“流通先导产业论”、“流通基础论”基础上提出了“流通战略产业论”。宋则认为,发展商贸物流服务业能够直接实现即期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和开发潜在消费,可以扩大就业、节能降耗以及支撑城乡联系相关政策的实施等等,因而在后危机时代,商贸物流渠道建设应该成为国家战略,并建议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二是深入探讨商品市场与流通产业竞争力问题。宋则等人对流通产业竞争力的内涵和指标体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如荆林波将商品市场竞争力定义为市场的可持续经营、竞争者无法模仿的能力,既包括市场设施、布局环境等硬件,又包括管理水平、服务意识等软件;在此基础上,将市场竞争力分为市场吸引力、市场管理力和市场影响力三个层面,并以此为框架对中国商品市场竞争力进行了分析。陈文玲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区域和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现代流通能力;能否加快建立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现代流通体系、进而塑造国际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将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新挑战。纪宝成则站在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高度提出流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祝合良着重从创造商业品牌方面提出了提高商业竞争力问题。
三是流通产业集群研究。赵萍将“商业集群”一般化为“流通产业集群”,并指出流通产业集群在广义上是指以流通产业为龙头的相似或相关产业在一定区域内的大量聚集;认为流通产业集群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武云亮还对我国中小商业企业集群的三种主要演化机制进行了研究。杨向阳在对服务业集聚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述评的基础上,结合服务业的产业特征,对服务业集聚研究进行了探讨,并建立了服务业集聚研究的理论框架,为服务业集聚的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四是流通产业政策与规制研究。针对流通秩序混乱、工商冲突、零供关系紧张等问题,夏春玉从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等方面对美国与日本的流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并在结合我国流通产业具体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对我国流通政策体系的构建目标与原则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我国未来流通政策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陈甬军对转轨阶段我国产业垄断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自然垄断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而行政垄断不利于产业健康发展,并提出反对行政垄断、适当保护自然垄断的政策建议。石奇则针对零售商对供应商的纵向约束及其规制问题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研究,从零售商的双边市场特征出发,研究了在零售商主导的市场环境下顾客、零售商和制造商三者的利益关系以及这种纵向约束的绩效评价,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相应的规制含义。
五是对流通产业组织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马龙龙等对流通产业组织优化与流通产业结构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有关论文以及出版了专著。
3 城乡流通与城乡贸易统筹发展研究
一是柳思维等人提出了城乡二元市场论及城乡市场协调发展论,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特色。王德章和王锦良研究认为,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大背景下,城乡市场的发展越来越不协调,城乡二元市场格局日益显现。通过相关分析,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滞后的农村市场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所在,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对城乡市场统筹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柳思维和康红涛基于1989―2005年数据,用城乡GDP比率、城乡商品市场总量比率、城乡商品市场数目比率、城乡商品流通速度比率和交通设施综合指数比率等变量对城乡商品市场失衡度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城乡二元市场主要由城乡商品市场的效率差异扩大所致,从而解释了城乡二元市场的形成机理。朱智和赵德海则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城乡二元市场的具体表现,指出我国乡村与城市商品流通市场在消费水平、基础设施、经营业态、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通过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双向流通和协调发展来缩小城乡商品流通市场差距和实现城乡商品流通市场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农村流通组织创新及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研究。高铁生研究认为,受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农村流通表现出规模偏小、方式落后、效率低下等特征,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低和农村的落后面貌,就要深化流通改革、加快流通发展和促进农村流通现代化建设。夏春玉则研究了在农产品流通体系中进行组织创新和建立中间性网络组织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并进一步分析了农产品流通网络组织的结构特征和治理机制等关键问题_。纪良纲总结了发达国家农村流通中介组织的几种发展模式,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产业间均衡发展和促进政府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间职能作用的互补等政策措施。
三是张闯和夏春玉提出了一个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系统性研究框架――“农村流通系统理论”,将农村流通分解为农产品流通、农资流通和农村消费品流通三个子系统,且这三个子系统的流通活动都与农户这一农村经济活动主体紧密相关;其研究改变了过去割裂农村流通系统
整体、分别对三个子系统单独进行研究的做法,而将它们纳入一个以农村微观经济主体――农户为中心的系统框架之中。夏春玉和张闯进一步地提出了“城乡互动的双向流通系统”的概念模型,研究了城乡互动机制和可能的建立路径。
四是农产品流通创新研究。洪涛在充分分析我国鲜活农产品物流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认为第三方生鲜物流的建设和运用是我国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的关键,同时政策支持、资金扶持、人才培养、技术开发和物流基础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绿色物流、供应链一体化、多种物流配送则是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发展方向。夏春玉和纪良纲等对农产品流通体制创新、农村中介流通组织发展、生鲜农产品流通、农村流通网络改造和网上交易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有代表性的成果。马龙龙对发展农产品期货贸易与改善农产品流通保护好农民利益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行了定量分析。
4 流通产业与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一是普遍重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论述流通产业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晏维龙在历史演进和逻辑分析的双重视角下阐述了流通产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并运用1960-2004年历史数据和协整分析方法建立了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化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长期效应是带动流通产业增长2.436个百分点,短期效应是带动流通产业增长2.159个百分点。
二是王德章提出了城市流通业与城市经济互动发展理论,并逆向地实证了流通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三是王晓东和谢莉娟用实证比较了流通产业在全国与中部地区的就业吸纳作用,结果表明,流通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就业吸纳作用非常明显,而在中部地区其就业贡献相对于产值贡献却呈现明显的滞后。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增长及城镇化推进未能有效带动就业增长的情况下,发展流通产业是促进中部地区就业增长的有效产业因素。
四是提出了城市商圈的时空动态论,强调了商圈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城市空间拓展是商圈变化的基础。柳思维等将商圈内涵从传统微观层次提到现代中观层次,从企业到产业的提升使商圈与城市经济发展产生了全新的理论关系。研究认为,对商圈的时空动态性研究,一方面可以使企业特别是商贸企业,从当前低层次的经营经验决策向科学化决策层面推进;另一方面可以将空间竞争作为调控和协调优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加强对城市微观环境的空间和时间秩序管理,限制或鼓励企业或个人区位空间行为,促使包括商贸业在内的区位主体在空间上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形成有序的空间形态和空间结构,即合理的空间秩序;同时在时间上形成先后有序的商圈开发模式,从而产生出整体商圈聚集效应,避免商圈竞争混乱与无序。
5 流通国际化与现代化研究
一是提出零售业国际化论和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跨国转移论。汪旭晖认为,在我国零售业对外全面开放和国际零售巨头纷纷抢滩的大背景下,中国民族零售业面临两项基本任务:一是如何与外资零售业竞争,构建中国民族零售业的竞争力。二是如何积极投入国际化进程当中,开展国际化经营。而后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显得更为重要。
二是关于流通产业国际化过程中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李飞和汪旭辉认为,零售业适度开放可以强化国家经济安全,而开放过度则会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并进一步就“适度”的衡量标准与安全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设计了包括零售企业市场占有率、外资消费品品牌与制造业品牌市场占有率比值以及零售顾客满意度指数等零售业开放对国家经济安全测评指标。宋则和李蕊认为,外资在中国流通业超速扩张,正从量变转化为质变,出现的“影响力滥用”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值得高度警觉。
三是流通革命与流通现代化理论研究。徐从才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流通革命与流通现代化”(01BJY070)对流通革命的演进、流通组织的创新与流通现代化内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该研究从流通革命的历史演进和逻辑发展过程出发,探讨了在流通革命背景下我国流通业如何通过结构调整和组织创新来培育新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四是流通国际化过程中流通企业规模经济研究。2009年李陈华博士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提高流通企业规模效率研究》,该课题对流通企业的性质、规模扩张模式以及流通企业的规模效率进行详细的探讨,特别对流通企业的连锁扩张给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解释。二、贸易经济学科研究存在主要问题
一是学科研究队伍力量仍较薄弱。贸易经济学科在国家学位办1998年专业学位目录调整后一直未能恢复,因此,本科招生中仅保留了“专业外目录”形式,招收贸易经济专业本科的只有少数十几所财经商科型院校;研究生招生学科目录中没有单独的学科目录,只是在产业经济方向下,由少数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招收贸易流通、市场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因此从总体上讲,学科队伍基础仍较薄弱,从事贸易、流通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十一五”期间虽有增加,但整个学科队伍人数仍较少,真正形成研究学科团队的单位不多。
二是学科研究整体质量仍不高。(1)“十一五”期间在贸易经济学科研究方向未出现重大原创性的突破与创新。(2)在重要权威刊物上发表的高水平、代表性学术论文仍然数量很少。(3)集群式的研究成果不多,未形成某一研究方向的显著特色。(4)研究内容简单重复,如研究“万村千乡工程”的一些成果大多是大同小异的低水平重复,或是政策诠释类的论文。
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1)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商业贸易发展的经验、模式和特色还缺乏系统深入及有影响的研究成果。(2)对贸易经济还缺乏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创新与设计,基础理论研究如何突破尚待努力。(3)面临两型社会建设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对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关注不够。(4)构建和谐社会中,对重建商业诚信和商业伦理的研究仍很薄弱。(5)在“扩内需、调结构”中,贸易与商业在创造有效供给与创造需求中的职能创新研究未引起关注。(6)在流通信息化、流通现代化的变革中,对各种新的商业技术与管理创新、业态创新融合的研究缺乏。(7)对流通资本、商业资本理论的研究尚属空白。(8)缺乏对中国商人、商帮和商业思想历史的系统研究。
三、“十二五”学科研究方向与发展趋势
“十二五”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的贸易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会上升,与此相适应,贸易经济研究会出现以下趋势:
1 关注和参与学科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
从目前的现状看,除原有财经商科院校的学者关注流通、贸易与市场的研究外,“十二五”期间,综合性大学、理工科院校和农林院校等也会有更多学者关注批发零售商业及市场流通问题
的研究,关注特定行业产品流通与贸易问题的研究。
2 本科及研究生教育进一步扩大
贸易经济本科专业是应用经济专业,较之纯粹的经济学本科专业更易为一般本科院校所开办。随着新一轮学科目录调整及研究生学科授权点增多,贸易、流通经济学科招生的研究生单位增多,更重要的是处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中的中国,丰富的贸易实践为研究生教学与科研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3 出现一些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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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贸市场；民生工程；美丽广西；清洁乡村
一、国有农贸市场主渠道作用的体现
一直以来，国有农贸市场在推进“菜篮子”工程建设，有效保障“菜篮子”供应、平抑农产品价格和维护食品安全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同时，政府的各项指令在国有农贸市场也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一）加大市场硬件投入，积极推进“菜篮子”建设
农贸市场作为居民“菜篮子”商品供应的主要场所和农产品流通的主要渠道，与人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城市居民80%的“菜篮子”消费依托农贸市场。自2007年广西开展“城乡清洁工程”以来，共投入资金近5亿元对国有农贸市场进行升级改造。特别是今年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以来，国有市场硬件设施改造力度和步伐不断加大。据统计，仅南宁市投入资金约3000多万元。
（二）履行社会责任，平抑市场农产品价格
国有农贸市场是稳定集贸市场价格的主力军，不仅讲经济效益，更关注社会效益。以南宁市降低涉农摊位租赁费为例。2010年11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制定了遏制物价上涨、稳定物价的政策共16项措施，南宁市国有农贸市场积极响应号召，带头执行涉农摊位的租金下调15%的政策要求，做到应减必减。为此，南宁市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开展平抑物价，降低租金的专项检查中得到了好评。而非国有农贸市场不仅不执行国家减租政策，反而争相提高摊位租金，导致罢市事件频繁发生。由此可见，国有农贸市场对抑制价格上涨势头，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维护集贸市场正常经营秩序起到了表率作用。
（三）严把市场进入关，全力维护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也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强烈的热点之一。作为具有主渠道作用的国有农贸市场，能够按照创建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农贸市场的要求，积极参与创建活动。一是在各市场设置了农药检测室，开展食品快速检测，杜绝不安全蔬菜流入市场；二是完善食品管理档案及台账，建立食品安全追溯平台；三是积极配合执法部门的监管，在职能范围内及时做好问题食品的发现、撤柜、退市、销毁等工作，积极承担日常管理责任。
二、当前阻碍国有农贸市场主渠道作用发挥的因素分析
（一）国有市场占有比重过低且分布不均衡
以南宁市为例，该市中心城区现有各类农贸市场121个，而国有农贸市场只有17个，占有率仅约14%，导致政府对“菜篮子”的调控能力和调控手段弱化。同时，全市国有农贸市场绝大部分都在远郊及乡镇，区域分布极不平衡。
（二）市场硬件设施陈旧，投入不足
由于很多国有农贸市场特别是远郊及乡镇农贸市场，建设年限已久，基础设施陈旧，市场水电设施和排污设施等已不能满足现代市场经营的需要，成为影响市场形象的关键因素。加上国有主体自身资金有限，市场设施升级改造投入严重不足。
（三）经营模式单一，市场竞争加剧
目前，国有农贸市场的经营收入是以租金收入为主，缺乏创新业态，抗风险能力低。另外，随着城市大型超市、生鲜超市以及便利店的增加，给传统的农贸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
三、建议及对策
结合广西当前的实际情况，现就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国有农贸市场的主渠道作用提出以下建议及对策：
（一）提高国有市场占有率
广西区各市政府应通过各种方式在未来5年时间内，将国有农贸市场（含生鲜超市）的占有率提升到50%。一是通过设置项目土地“招拍挂”条件或调整建筑容积率的途径，由房地产商代建农贸市场并无偿移交给政府，政府再将市场移交给有资质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二是由市财政出资收购非国有农贸市场并交由有资质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三是政府尽快设置一套完整的农贸市场开办审批流程，确保农贸市场的公益属性。
（二）规划先行，引导市场合理布局
为建立健全市场网络和流通体系，按照“控制总量，盘活存量，调整增量，改造与新建相统筹，业态升级与优化相结合”的总体思路，通过规划的编制，完善农贸市场的空间布局，重点做好老城区的网点补充和新发展城区的网点扩展工作，以解决部分地区设点不足的问题。
（三）政府扶持，加大对国有农贸市场的改造力度
一是对农贸市场的建设和改造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支持。二是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手续，对国有主体多渠道解决资金缺口给予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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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其所对应的商业运作模式也不尽相同。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例，当时的一套模式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各地方经济的创新变革，的确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1］。然而，时代不断变化、社会不断进步，在当今全速发展下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传统的商贸流通模式早就不再适应新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具体要求。以先前几年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商贸流通发展差异来看，也恰恰体现于此。包括像物流仓储、交通运输、零售批发等，由于现行体制的束缚，均无法将效应度发展到最大最优状态。与此同时，又必须要深化对商贸流通产业的认知，尤其是要肯定其对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和农村物流体系成熟建设的重要性。因为商贸流通业是整个商贸市场的中间环节，是联结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关键口。
一、二元经济结构下推进城乡商贸流通物流一体化发展的现实意义
首先，推进城乡商品流通一体化，这是加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首要前提。众所周知，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的发展均是围绕着经济而来的，包括政治、文化、地域行政等，也均是以经济发展程度为中心［2］。同理，无论是在上世纪还是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或者是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村镇地区与城市地区的差距都将是全方位的，但却有规律可循，即区域经济。反过来解读思考，通过加快经济间的双向融合，并不单单以缩小经济差距为主，而是以持续扩大和增加不同区域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为准。基于此，综合比较之下会发现，商贸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理所应当继续发挥和施展出这种整体带动效应。通俗点来理解，就是在城乡区域一体化的经济趋向之下，想方设法破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限制［3］。因为城乡与乡村之间所进行的一切商品交换活动，主体是商品，载体则是商品流通市场。相对于城市，农村商品市场则更需要城市这一合作平台来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特别是在国内部分地区农村经济比较落后、艰苦的条件下。总之，城市为农村提供相应的技术与理念上的服务，而农村市场又可以反哺城市市场，最终有助于破解城乡商贸流通二元经济结构。其次，加快推进城乡商品流通一体化发展进程，不仅是我国在新时期“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占到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但是农村消费市场却只占到了城乡总消费的15%-20%（可能更低，详见下述表1）。在这种情况下，其中的问题显而易见，总的来评价就是农村市场消费力不足。正如第一条所言，归根到底还是在于经济发展的差距性。所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这才是最关键的。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先导性地位的商贸流通业，只有做到城乡商贸一体化的新格局，才能重构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平台、环境，最终才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4］。在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与实现城乡商品流通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缩小或者在计划期内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下存在的城乡差别，破解城乡二元经济机制，建立并完善城乡一元经济发展结构。
二、我国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现状
具体来看，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全国各地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阻碍性因素，重点呈现为两点：其一，城镇化发展的滞后性。简单来理解，城镇化建设实际上就是一个区域性的发展历程，即以城市为中心，周边的村镇地区紧紧围绕在外，形成一体化的城乡经济体。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这一问题弊端非常显现。正是由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滞后，直接限制了城乡商贸双向流通、经济一体化和统筹发展。正如前文所言，这种差距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全方位差距，包括收入差距、产业差距、市场差距等，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城镇化的发展带动下，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包括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农副产品质量控制成本管理等多方面。其二，滞后的经济体制下各项保障机制失灵严重。各阶段、各节点的缺陷被不断暴露出来，且负面影响也会越来越大。由此也可直接认清并肯定城乡商贸双向流通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其市场目标旨在改善、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恶性为良性，变被动为主动，将原本对立分割的城市与乡镇两个商贸市场重新统一起来。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从源头上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消除“大生产和小市场”现象。当然，当下现实困局还是非常显现的，因为农村市场始终处在一个绝对的劣势，不但不能将预期目标实现，反而会持续加剧城市与农村间的这种差距［18］。
三、实例探究——以山东西部地区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为例
（一）现状概括
截止到2014年，山东西部六市（聊城、菏泽、枣庄、临沂、德州、济宁）人口达到了4500万，占到了全省总人口的47%左右，该区域面积为67179平方公里，占到了全省总面积的43%。在2013年和2014年，山东西部六市生产总值占到了全省的29%、31%。首先，我们来看一些该区域产业布局、经济结构等，当前区域内整体性发展布局比较合理，包括人口分布、产业布局、城乡就业、社会福利、商贸零售等基础配套设施等，均逐步同步提高。目前在发展商贸流通以及农产品物流模式建设方面，基本形成了以中心城市、县城、乡逐级分层的阶梯式、错落式的发展布局。再加之当前该区域城镇化进程加快，可以预计，在“十三五”发展期间，区域内商贸流通业基本可以保持一个稳固而又持续的发展态势。但是，在该区域内存在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即城乡商贸流通市场之间的隔阂问题，具体呈现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与农村市场之间就会过多的被隔离开来，不利于当地城乡协同发展。
（二）基于协同创新的城乡双向商贸流通农业物流体系建设
1.完善城乡商贸双向流通制度
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正如前文所言，区域经济的发展、商贸流通体系的建构，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有目标、有策略，也需要一个大环境。只有将城乡双向商贸流通及农业物流体系革新发展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建设链接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增强这种保障性。即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制定统筹发展机制方案。对于当下最现实的问题，在上述也多次提及阐明过了。虽然近十年间一直被关注、改造，可是现实始终是现实。今后需要做的就是，挖掘出问题矛盾的本源，从浅到深逐层探寻。以近几年为例，城乡一体化进程受阻，这是最前沿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以经济为中心的各项机制建设与推进实践，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即本质还是在于现存的城乡商贸二元经济结构。在实际推进革新中，立足于本地实际，虽然无法完全确保市场平台的公平公正性，但至少要保证在新环境下农村和城市的发展机制作用是同等性的，即所能够获取到的发展基础及其市场发展空间。因此，相当程度上可使得农村地区形成规模化生产，继而最大限度降低农户生产的分散性，方能加速实现双向可循的农村物流体系。总的来看，对于该领域的创新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助于更全面、更具针对性依据并把握市场发展规律，借此采取一系列的践行举措，想方设法增强城乡商贸市场一体化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所以，能够带来的最直接改观，即降低商贸流通和物流配送服务中各个环节的成本消耗，而成本控制则是商贸物流管理活动中较为核心的一个控制节点。
2.优化农村农产品流通体系
农村商贸市场发展的滞后性，直接限制了城乡商贸双向流通、经济一体化和统筹发展。正如前文所言，这种差距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全方位差距，包括收入差距、产业差距、市场差距等，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城镇化的发展带动下，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包括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农副产品质量控制成本管理等多方面。但是，在笔者看来，农村商贸市场的这种滞后性，并不能完全归咎在农村自身。关于其中的缘由，在这里暂不多加累述。总之，农村市场几乎一直处于一个劣势的位置，这是农产品流通体系和物流配送常出现缺陷的根本原因。因为经济社会是不断进步发展着的，传统的一套商业运作模式显然不再适应新市场经济环境的内质发展性。同理，无论是在资本、人才、技术等层面，在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产业体系建构中，抛开固有的差距，值得肯定的是农村生产各领域的进步。包括资本、人才、技术等等，在多方的共同作用之下，也使得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再者就是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农产品流通的联动效应，因为城市居民对于农产品需求日益扩大，包括消费规模以及产品质量等多方要求，均变得越来越严格。当然，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体现。不过，这些只是人们的构想，或许在今后短短的几年内可以实现，也许是未来五年、十年都无法达成的。但当下的棘手难题必须要正视和解决，即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缺陷性。因为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性，间接使得农产品生产处于分散状态，最终造成社会上农产品消费品与过度集中的城市商业需求矛盾尖锐化。故此，农产品流通体系必须要优化调整，而作为与上下游两个始端联系最直接的物流配送服务，则成为了最前沿的改革内容。在具体推进建设中，地方政府部门应当持续强化市场的监管力度，引导但不主导，适当行政放权，将市场机制作用尽情发挥。如此以来，各行业各企业可从集中生产环境下的商品市场分散开来，健全各物流中转环节。例如“生产者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消费者”。
3.始终以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为中心，有效衔接各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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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BT概述
技术性贸易壁垒(简称TBT)由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三部分组成，是指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类与动植物安全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以及保证食品安全与产品质量等为由采取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限制措施或法规，在主观或客观上成为外国商品自由进入的障碍。WTO关于的TBT文件有两个，分别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和《实施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于1995年1月1日WTO正式成立起开始执行。
二、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
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实行农业保护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已经直接使我国的农产品出口遭受巨大损失，其扩散效应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计。与其他贸易限制措施不同，技术性贸易壁垒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隐蔽性，一旦出现，影响巨大，而且损失难以避免。那么我国农产品出口为什么容易遭遇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们可以从国内各个方面进行分析。
1、中国农产品自身标准的落后性 中国农产品领域目前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检疫标准与国际标准和进口国标准还有差距，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内在优势。而且中国标准体系混乱，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专业标准及企业标准，数目多而水平低下，使企业产品出口不畅。
2、中国农产品市场秩序没有理顺，农业管理体制落后 中国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内部壁垒严重，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没有形成局部领域的农产品市场秩序相当混乱，假冒伪劣产品对出口市场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此外，中国农产品生产管理和市场监管的力度不够，存在着政出多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等问题，对产品质量监管力度不够，流于形式。中国目前尚没有一部完备的食品安全立法。
三、利弊同行——TBT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双重影响
1、负面影响
(1)使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量急剧下降。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不断下降，受影响的农产品企业日益增加，造成的损失逐年加大，截止到2007年7月份，我国农产品出口出现负增长，出口额为88，5亿美元，同比下降0.77%，农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到6%。
(2)加大了我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的难度。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优势，通过立法或其他手段对进口产品制定苛刻的技术法规或标准来限制农产品的进口，我国的农产品一时难以达到其要求而无法获得市场准入。并且这种情况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明显加剧。
2、正面影响
(1)提高国内农产品检测技术。TBT在给我国农产品带来负面效应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过去长期以来，我国在农业生产上较多追求农产品数量增加，对农产品质量问题重视不够，农业标准体系、农产品评价体系与国际标准不接轨，农业监测体系建设滞后，使得农产品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由于国内检测技术及监督力量薄弱，许多质量问题未显露出来。这就促使我国农产品出口行业对现有农产品生产体系、管理体系进行反思。
(2)加大对农产品标准化、质量安全等的建设、管理和监督。我国沿海各省市率先加大了农产品标准化等的建设。例如广东省河源市建立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重视农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和发展;广东湛江在建立湛江市水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督网络的同时，还注意做好养殖基地建设，抓好加工环节质量监控，防止产品在加工过程中发生二次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