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篇1

风俗是群体的产物。一个人从生到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风俗的包围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风俗的支配。从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人自身就是风俗的产物，正是人们浸润于其间而不自知的风俗，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使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群相互区别开来。就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大多也是从风俗的视角来认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如对于西方人来说，讲到中国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筷子、茶叶和功夫；而日本民族的象征则是榻榻米、和服及樱花；对于现代中国的儿童而言，肯德基、麦当劳、汉堡，就是意味着西方。在电视广泛普及的现代，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是从肥硕飘逸，酥胸半露的服饰来认识唐朝，从马蹄袖、红顶子和旗袍来区别清朝的。风俗对于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如果抽掉了具体的人，也就无所谓风俗了。人们在强调风俗绵延久长、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它的变动不居的特性，低估人在风俗的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也随时处在变动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些风俗消亡了，有些风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虽然对不同风俗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原因的解释还非常不充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在风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中国古人从很早起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关睢》“序”中就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孝经》中也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谓“移风俗”或“移风易俗”，就是强调人与风俗的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陋俗，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风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增进现代人对古代风俗的了解，除此之外，为移风易俗提供借鉴，应该也是风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

一、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公元581-960年），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这些风俗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历宋、元、明、清，影响一直及于现代。就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自身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⒈诗歌对社会风俗的浸润和影响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篇2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概括，这非常好，比以往的说法更科学。原来说法的毛病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有了新的全局性的理论创造，就要添加在已有的理论表述之后。那样就麻烦了，一说一大串。用理论体系来概括，确是高招，以后再有新的创造，加进去就是了。既然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理论称为体系，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指导理论，也应该称为体系。事实上，这方面早就有概括，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

一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不少阶级、政党、群体及个人都提出了各自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观念、思想和看法，但对这些观点、思想和看法的命名则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把自己的理论成果命名为主义、思想、理论，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那么主义、思想、理论和理论体系究竟有什么不同？构成理论体系的标准有哪些？

体系是指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理论体系就是指由一系列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理论、观点、思想、概念等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理论体系的标准有以下几点：（1）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2）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3）构成子系统的要素是一系列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4）有理论主题统领各个子系统；（5）有世界观、方法论作基础；（6）涵盖面广泛。明确了理论体系的概念和标准，就可以把主义、思想和理论与理论体系区别开来。理论体系包括主义、思想和理论，是对它们的统一概括和整合，主义、理论和思想是理论体系的子系统和构成要素。依据上述标准，中国共产党总结概括的两大理论成果分别构成了两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首先，两大理论体系都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其次，构成两大理论体系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前提和基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者一脉相承，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这种继承、丰富和发展不仅体现在各个子系统之间，而且还体现在构成子系统的具体观点上，如邓小平理论有“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理念，科学发展观有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思想。

第三，两大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是一系列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论、动力论、前途论、性质论、步骤论、纲领论、道路论，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国情论、性质论、基本矛盾论、经济制度论、政治制度论等构成。它们是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它们当中不包括在新民主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其虽具有铺垫和启示意义，却尚未系统化了的理论与观点。因此，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某些具体思想和观点，虽然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具有关键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它们并不属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而是以继承和发展的形式融入其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论、祖国统一和“一国两制”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等，它们是系统化的关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理论和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原因在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理论和观点，但是它们并不系统和完整。对此，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因此，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就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是以继承和发展的形式融入其中。

第四，两大理论体系都有理论主题统领各个子系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围绕着这两大主题开展活动，从而在87年的历程中，开辟了两条道路，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关键词是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其关键词是发展。第一个历史任务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已经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逐步实现。构成两大理论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就是围绕这两大理论主题来展开和论述的。

第五，两大理论体系都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作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两大理论体系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精髓。它不仅体现在两大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而且贯穿于两大理论体系各个子系统和具体理论观点中。

第六，两大理论体系涵盖面广泛。理论体系区别于一般理论的重要标志就是涵盖面广泛。一般理论仅就一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阐释和探索，涉及面比较狭小，而理论体系则涵盖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涉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民问题、根据地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综上可以得出：两大理论成果都是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分别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概括它们，是因为它们在现实中已经形成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应对各方面挑战和干扰的需要。分别对之冠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为了突出和明确二者的历史方位与理论主题。

二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两大理论成果，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规律，对我们今后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首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两大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要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什么是中国实际？二者如何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里是指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经列宁继承和发展的列宁主义。中国实际既包括历史实际、也包括现实实际，还包括可以预见的未来实际，它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状况、区位条件、环境等多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实现两者的结合，既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与实际，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实现两者的结合，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扬敢于变革、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实现两者的结合，既要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又要避免经验主义，更要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

其次，必须不断总结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两大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自身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间经过不断的理论概括、总结和整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始萌芽；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成果命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概括为12条具体理论观点；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改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进一步整合为9条具体理论观点，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形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代名词；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2007年，中共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者统一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更加科学、完备和深刻，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再次，必须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两点：（1）个体进行理论创造和决策具有局限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历史人物本身也有局限性。他们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既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又要受到自身状况的约束。（2）政党的理论和政策发生作用范围较大、影响深远，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而对理论创造的科学性、实用性要求较高。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造和决策过程中，就比较重视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

这个“集体”，既包括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集体，又包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还包括中国各派，更包括全体人民群众。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吸收了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成果，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其创立和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从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2]。“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包括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它同时还吸收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如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发明创造。

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必须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有深刻教训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最终出现严重的挫折和失误，很大程度上与党内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党的主要领导人破坏民主集中制有关。“智囊团”在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咨询和参考作用。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等机构，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

三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大理论成果，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两大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衡量一个理论体系是否科学主要有两点：一是理论体系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扎实的历史论证；二是理论体系能否与实际紧密结合，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据此，可以说两大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首先，二者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是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逻辑论证严密，历史论证扎实。其次，二者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充分结合、反映了中国实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它们准确把握和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代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准确把握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3]。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为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确把握了时代主题，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

第二，两大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这是因为：首先，两大理论体系承担着完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的重任。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客观上要求两大理论体系能够包容一切，具有开放性。其次，两大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科学的理论体系本质上不是封闭的，所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种包容性或开放性具体体现在：两大理论体系既勇于继承中国传统的思想精华，又积极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向前人的思想开放，也面向未来；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又向外国开放；既依靠广大党员同志，又向人民群众开放。例如，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既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群体意识、中庸思想，又吸收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对此，刘少奇指出，“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又吸取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同时还借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技术和管理思想。总之，正是由于开放性，两大理论体系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指导。

第三，两大理论体系具有创新性。这是因为：首先，二者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所以能够创新。其次，二者是与实际紧密结合的理论形态。实践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再次，作为理论构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正是由于客观要求与主观愿望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二者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了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形成了新的系统化的理论形态，具有创新性，比如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突破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实现了马恩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创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突破了传统僵化的“苏联模式”，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性使两大理论体系既属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各自独立构成一个整体。

注释：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篇3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往往在英文中难以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达，成为了翻译的一大难点。在翻译这些词汇时，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一直是汉英翻译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尤其是在外宣翻译活动中，是采取异化译法，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民族文化特色；还是采取归化译法，使用译入语读者熟知的表达方式，各家观点不一，针锋相对。就我国外宣翻译实践来看，译者往往偏重以归化为主，为了贴近国外受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使之在摄取信息的过程中无障碍地获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可以说，这种翻译取向已成为我国外宣翻译的主流，然而有趣的是国外媒体在翻译中国文化词语时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范勇对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2009年全部涉华报道中334个译入英语的中国特色词汇按其翻译方法进行了归纳，结果表明在表达中国文化特有概念时采取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王祥兵（2002）对美国TIME《时代》周刊，朱天文（2003）对TIME《时代》周刊和NEWSWEEK《新闻周刊》都作了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结论。

一、美媒对中国文化词语采取异化翻译的原因

美媒在英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主要采取异化策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美媒的报道主要是针对西方的英语读者，因此首先考虑的是要吸引读者的眼球。在措辞上往往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事实上，英语中很多新词都来源于报刊用语。撰稿人常常根据新闻的上下文语境，别出心裁地创造新词。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英语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吸纳性和富有活力的开放系统，很多外来词都被英语词汇系统所吸纳。因此，在中国报道中，大量保留中国特色词汇的音译形式或者直译产生一些中式英语表达，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时代》周刊翻译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时采用了这样一些音译或直译的表达“pizi” (痞子) (Mar.24,1997)、“shiganjia”(Mar.16,1998)(实干家)、“dazibao”(Apr.10, 2000) (大字报)、“renmin”(June29, 1998)(人民)、“black children” (Nov.20,2000)(超生不报户口的“黑孩子”)，事实上很多意义在英文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表达，如上例依次可以译为“riffraff,doer, political posters, people, off-the-book babies”。但是，译者故意打破译入语的语言习惯，保留了原语的异域特征。这种异域感和陌生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读者对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的猎奇心理，触发了他们阅读的兴趣。

其次，美媒的报道也针对懂英文的中国读者。例如《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中国的发行量大，拥有众多中国的英汉双语读者。异化翻译可以拉近它们与中国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中国读者读到富含中国文化背景的汉语拼音或是严格按汉语字面意义直译的词语时会产生一种认同感和亲切感，而这种认同感和亲切感会使中国读者更容易受到美媒灌输的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被一些美国媒体译成the open door policy（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有着特殊的历史含义人文历史论文，是鸦片战争后美国为了同欧、日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而提出的一项臭名昭著的侵略政策。因此，将其同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惯用的译法为the policy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也可简译为the open policy或the open-up policy。因此，有学者认为美媒采取的异化译法仅仅局限于词汇层面上，从语篇角度来看带有深深的英语文化思维烙印。作为英美报道的中国受众，应该排除词汇层面的异化翻译策略的干扰，对整个语篇保持正确的分析判断能力。

最后，从当今世界向全球化、多元化、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各种文化之间的渗透和交流愈加频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美媒采取异化手法翻译汉语文化特色词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同。由于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不同群体文化相互平等、独立，相互依存”(转引范勇,2011:67)。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对涉及不同族裔文化的事物往往采取异化为主的处理手法，有利于赢得相应族裔读者群的好感。

二、具体翻译方法的应用

由上文可见，读者因素、意识形态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影响了美媒在翻译中国特色词汇时采取异化翻译手法，这对具体翻译方法的选用有着指导性作用。总体来说，美媒在翻译具有浓厚的汉语文化色彩的词语时，很少采用意译的方法，而通常采用完全音译、完全直译以及音译/直译加解释这些方法。

(一) 完全音译

（1）A soothsayer, steeped in theart of feng shui, advised the clan to invite a family named Dingto live in their midst. (Newsweek, Oct. 16, 2002)

（2）She' s bored and rich. He’syoung and handsome. Yuan will bring them together. (Time, Mar.19,2001)

以上两例都采用了直接音译的方式，实际上这种完全音译不加任何解释的实例在外刊中并不多见，通常限于一些已经被收入英语辞典的汉语借词，如yin-yang(阴阳)、fengshui(风水)、kowtowing(磕头)、kung-fu(功夫)、 mah-jongg (麻将)等词的拼音形式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和《新牛津英语辞典》中都有收录。尽管如此，大多数外国读者对于不少汉语拼音词汇仍然感到陌生。对于有些音译，如例（1）fengshui(风水)一词，如果读者不能理解，尚可在英语辞典中查到解释，但是例（2）“Yuan” (缘)则无从查找，读者看了只会觉得不知所云。因此，不顾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盲目地采取完全音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事实上，这种机械化和简单化的做法可以大大节省揣摩译名所花费的时间，体现出记者报道时的一种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态度。若既想为读者创造一点异国情调，又不影响阅读，在这些拼音词后面加上解释性的文字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

(二) 完全直译

（1）There are three broad concernsfor the coming Year of the Tiger on the lunar calendar…(New York Times, Dec. 30,2009 )

（2）In May Jiang commanded Chineseto“talk politics”. (Time, Oct. 7, 1996)

（3）...programs to retrain andre-employ workers deprived of their “iron rice bowls”, and it has only recentlybegun to thread together some semblance of safety net. (Time, Mar. 16,1998)

新闻文体中采取直译的方式，既可以减少文字的沉闷感，增添报道的真实感和生动性龙源期刊。同时也能显示记者的客观立场，使报道具有“最大限度的客观性”。通常采用这种策略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直译成英语的中国特有概念已被大部分美国读者所熟悉，如例（1）对“农历虎年”的直译，由于很多西方人都听说过中国农历生肖年，因此直译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色彩，也不会产生阅读的障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spiritual civilization“精神文明”、the one-child policy“独生子女政策”、The Three Represents “三个代表”、strike hard“严打”等。第二，新闻报道大量地使用引语，对引语中的中国特色词汇大都采用了直译策略，以表示对所引内容的尊重。如例（2）对间接引语中江主席要求的“讲政治”，就采取了直译法。这里“讲政治”是指要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敏感性，意译成英语应是“to be politically conscious or alert”，但是作者却采取了在字面上与汉语完全对应的直译方式，显然是考虑到了新闻文体使用引语的内在特征。 第三，新闻报道也经常运用形象的语言，创造具体生动的意境，如汉语中的成语、俗语和比喻等手法，在翻译时多采用直译法，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文化意象。如例（3）“铁饭碗”一词从修辞上来说属于隐喻，由于中国人以米饭为主食，吃饭时用碗盛，因此这里的“铁饭碗”是指“稳定的职业或谋生手段”，这一比喻非常形象，因此在译文中得以保留。完全直译的翻译方法如果应用得当，无疑会丰富英语语言，吸引英语读者的眼球。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字面的对应，只求使中国读者产生认同感或使英语读者产生新鲜感，而忽略准确性和可接受性，那就是误入歧途了。例如“针灸学”不译为“acupuncture”，而译为“the prickly science”(Time, Jun. 10,2002)就是一种不当的译法。“prickly”原意是“刺痛的，扎人的”，引申义是“棘手的,难对付的”。使用“the prickly science”的译名，很容易让读者对这门科学产生质疑和恐惧心理。

(三) 音译/直译加解释

（1）For several years Hu and WenJiabao have extolled “a harmonious society”—namely, one not roiled byconflicts between haves and have-nots.(Newsweek, Mar. 26, 2007)

（2）“It stresses datong, which proposesthat all the world's people should become one big family,” says Kong, whobegan advoc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years ago. (Newsweek, Mar. 20, 2006)

（3）The women were sentenced to re-educationthrough labor, a punishment handed down to dissidents without judicial review.(NewYork Times, Jan. 16, 2009 )

音译/直译加解释的方法能够既使中国读者获得亲切感，满足英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同时又考虑到英语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并且能体现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外媒在翻译汉语文化词语时最频繁使用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解释部分往往带有报道者的主观认识，由于对原文语言文化认识不足，解释往往有失偏颇。如例（1）对“和谐社会”的解释是“不会因贫富矛盾而动荡不安的社会”，例（2）对“大同”的解释是“全世界人民组成一个大家庭”，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尤其应该警惕的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语言及文化上的解读往往受到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有时为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会任意增删或者曲解原文意义。如例(3)中将“劳教”解释为“不经过司法审判就对异议人士做出的一种惩罚”，这种解释显然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歪曲人文历史论文，是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下产生的偏见。又如将“新华社”翻译为“Xinhua, the state-run news agency”，“人民日报”翻译为“People’s Daily, the news organ of theCommunist Party” (NewYork Times, Jan. 15, 2009) 。“新华社”在译文中被定位为“由国家控制的/官方的媒体”，在美国文化中这样的媒体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独立性的，是一种政府的宣传工具，是不可信的。“人民日报”也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新闻机构”，Communist的原意是“共产主义的”，在中国是一个褒义的政治术语，代表着一种理想而完美的政治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但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语境中，在媒体长期对communist的负面报道后，这个词早已被妖魔化、丑陋化，是一个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政治符号。“法轮功”被译为“the spiritual movement Falun Gong, which is persecuted in China”（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思想运动）或是“the Buddhistexercise Falun Gong”（佛教运动）(Time, September 30,2002)，以上译文体现了美国媒体支持我国非法组织的政治倾向。由此可见，对文化信息的处理不仅是单纯的翻译技巧问题，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美国媒体虽然标榜“客观”、“公正”、“独立”，但是新闻机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必然要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不可能真正地超脱于意识形态之外。

三、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启示

就我国外宣翻译的目的而言，译者不仅需要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同时也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在英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不应一味强调顺应国外受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使得中国文化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被消解。这样做更加深了我国在文化交流中的被动地位以及文化身份的丧失，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不利于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因此，适度地采取异化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策略，更是挑战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和不平等的文化交流的一种武器。当前西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仍操纵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因此国内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就更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应当相信随着各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日益增多，读者有能力理解并接受带有外来文化印记的语言表达。当然，异化翻译也应有一定的度，要防止走向“死译”和“硬译”的歧途。同时，也不能完全不顾及译入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接受心理，译稿的传播效果及其在译语读者中的接受度也是衡量新闻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强行输出只会造成文化上的剧烈冲突，得不偿失。如果使外国读者不敢看或者不愿看我们的东西，那就违背了对外宣传的交际目的，不能达到应用的社会效应。总而言之，外宣翻译主要是向外方传达国家的政治观点、立场、方针政策等，作为新闻翻译者既要有较强的双语能力，灵活应用各种翻译技巧；更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不仅仅要追求译文的忠实通顺和可接受性，还要坚守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身份，在对外宣传中彰显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顾静.透视美国新闻期刊对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5, (1):57-60.

2.王祥兵.论《时代》周刊中国报道文章对汉语文化词语的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 2002,(2): 19-22.

3.朱天文.美国新闻期刊中汉英翻译采用的策略和方法[J].上海科技翻译, 2003,(3): 33-35.

4.贾卉.意识形态与美国《新闻周刊》涉华词语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8,(2): 27-30.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篇4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往往在英文中难以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达，成为了翻译的一大难点。在翻译这些词汇时，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一直是汉英翻译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尤其是在外宣翻译活动中，是采取异化译法，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民族文化特色；还是采取归化译法，使用译入语读者熟知的表达方式，各家观点不一，针锋相对。就我国外宣翻译实践来看，译者往往偏重以归化为主，为了贴近国外受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使之在摄取信息的过程中无障碍地获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可以说，这种翻译取向已成为我国外宣翻译的主流，然而有趣的是国外媒体在翻译中国文化词语时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范勇对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2009年全部涉华报道中334个译入英语的中国特色词汇按其翻译方法进行了归纳，结果表明在表达中国文化特有概念时采取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王祥兵（2002）对美国TIME《时代》周刊，朱天文（2003）对TIME《时代》周刊和NEWSWEEK《新闻周刊》都作了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结论。

一、美媒对中国文化词语采取异化翻译的原因

美媒在英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主要采取异化策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美媒的报道主要是针对西方的英语读者，因此首先考虑的是要吸引读者的眼球。在措辞上往往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事实上，英语中很多新词都来源于报刊用语。撰稿人常常根据新闻的上下文语境，别出心裁地创造新词。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英语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吸纳性和富有活力的开放系统，很多外来词都被英语词汇系统所吸纳。因此，在中国报道中，大量保留中国特色词汇的音译形式或者直译产生一些中式英语表达，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时代》周刊翻译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时采用了这样一些音译或直译的表达“pizi” (痞子) (Mar.24,1997)、“shiganjia”(Mar.16,1998)(实干家)、“dazibao”(Apr.10, 2000) (大字报)、“renmin”(June29, 1998)(人民)、“black children” (Nov.20,2000)(超生不报户口的“黑孩子”)，事实上很多意义在英文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表达，如上例依次可以译为“riffraff,doer, political posters, people, off-the-book babies”。但是，译者故意打破译入语的语言习惯，保留了原语的异域特征。这种异域感和陌生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读者对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的猎奇心理，触发了他们阅读的兴趣。

其次，美媒的报道也针对懂英文的中国读者。例如《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中国的发行量大，拥有众多中国的英汉双语读者。异化翻译可以拉近它们与中国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中国读者读到富含中国文化背景的汉语拼音或是严格按汉语字面意义直译的词语时会产生一种认同感和亲切感，而这种认同感和亲切感会使中国读者更容易受到美媒灌输的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被一些美国媒体译成the open door policy（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有着特殊的历史含义人文历史论文，是鸦片战争后美国为了同欧、日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而提出的一项臭名昭著的侵略政策。因此，将其同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惯用的译法为the policy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也可简译为the open policy或the open-up policy。因此，有学者认为美媒采取的异化译法仅仅局限于词汇层面上，从语篇角度来看带有深深的英语文化思维烙印。作为英美报道的中国受众，应该排除词汇层面的异化翻译策略的干扰，对整个语篇保持正确的分析判断能力。

最后，从当今世界向全球化、多元化、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各种文化之间的渗透和交流愈加频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美媒采取异化手法翻译汉语文化特色词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同。由于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不同群体文化相互平等、独立，相互依存”(转引范勇,2011:67)。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对涉及不同族裔文化的事物往往采取异化为主的处理手法，有利于赢得相应族裔读者群的好感。

二、具体翻译方法的应用

由上文可见，读者因素、意识形态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影响了美媒在翻译中国特色词汇时采取异化翻译手法，这对具体翻译方法的选用有着指导性作用。总体来说，美媒在翻译具有浓厚的汉语文化色彩的词语时，很少采用意译的方法，而通常采用完全音译、完全直译以及音译/直译加解释这些方法。

(一) 完全音译

（1）A soothsayer, steeped in theart of feng shui, advised the clan to invite a family named Dingto live in their midst. (Newsweek, Oct. 16, 2002)

（2）She' s bored and rich. He’syoung and handsome. Yuan will bring them together. (Time, Mar.19,2001)

以上两例都采用了直接音译的方式，实际上这种完全音译不加任何解释的实例在外刊中并不多见，通常限于一些已经被收入英语辞典的汉语借词，如yin-yang(阴阳)、fengshui(风水)、kowtowing(磕头)、kung-fu(功夫)、 mah-jongg (麻将)等词的拼音形式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和《新牛津英语辞典》中都有收录。尽管如此，大多数外国读者对于不少汉语拼音词汇仍然感到陌生。对于有些音译，如例（1）fengshui(风水)一词，如果读者不能理解，尚可在英语辞典中查到解释，但是例（2）“Yuan” (缘)则无从查找，读者看了只会觉得不知所云。因此，不顾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盲目地采取完全音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事实上，这种机械化和简单化的做法可以大大节省揣摩译名所花费的时间，体现出记者报道时的一种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态度。若既想为读者创造一点异国情调，又不影响阅读，在这些拼音词后面加上解释性的文字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

(二) 完全直译

（1）There are three broad concernsfor the coming Year of the Tiger on the lunar calendar…(New York Times, Dec. 30,2009 )

（2）In May Jiang commanded Chineseto“talk politics”. (Time, Oct. 7, 1996)

（3）...programs to retrain andre-employ workers deprived of their “iron rice bowls”, and it has only recentlybegun to thread together some semblance of safety net. (Time, Mar. 16,1998)

新闻文体中采取直译的方式，既可以减少文字的沉闷感，增添报道的真实感和生动性龙源期刊。同时也能显示记者的客观立场，使报道具有“最大限度的客观性”。通常采用这种策略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直译成英语的中国特有概念已被大部分美国读者所熟悉，如例（1）对“农历虎年”的直译，由于很多西方人都听说过中国农历生肖年，因此直译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色彩，也不会产生阅读的障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spiritual civilization“精神文明”、the one-child policy“独生子女政策”、The Three Represents “三个代表”、strike hard“严打”等。第二，新闻报道大量地使用引语，对引语中的中国特色词汇大都采用了直译策略，以表示对所引内容的尊重。如例（2）对间接引语中江主席要求的“讲政治”，就采取了直译法。这里“讲政治”是指要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敏感性，意译成英语应是“to be politically conscious or alert”，但是作者却采取了在字面上与汉语完全对应的直译方式，显然是考虑到了新闻文体使用引语的内在特征。 第三，新闻报道也经常运用形象的语言，创造具体生动的意境，如汉语中的成语、俗语和比喻等手法，在翻译时多采用直译法，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文化意象。如例（3）“铁饭碗”一词从修辞上来说属于隐喻，由于中国人以米饭为主食，吃饭时用碗盛，因此这里的“铁饭碗”是指“稳定的职业或谋生手段”，这一比喻非常形象，因此在译文中得以保留。完全直译的翻译方法如果应用得当，无疑会丰富英语语言，吸引英语读者的眼球。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字面的对应，只求使中国读者产生认同感或使英语读者产生新鲜感，而忽略准确性和可接受性，那就是误入歧途了。例如“针灸学”不译为“acupuncture”，而译为“the prickly science”(Time, Jun. 10,2002)就是一种不当的译法。“prickly”原意是“刺痛的，扎人的”，引申义是“棘手的,难对付的”。使用“the prickly science”的译名，很容易让读者对这门科学产生质疑和恐惧心理。

(三) 音译/直译加解释

（1）For several years Hu and WenJiabao have extolled “a harmonious society”—namely, one not roiled byconflicts between haves and have-nots.(Newsweek, Mar. 26, 2007)

（2）“It stresses datong, which proposesthat all the world's people should become one big family,” says Kong, whobegan advoc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years ago. (Newsweek, Mar. 20, 2006)

（3）The women were sentenced to re-educationthrough labor, a punishment handed down to dissidents without judicial review.(NewYork Times, Jan. 16, 2009 )

音译/直译加解释的方法能够既使中国读者获得亲切感，满足英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同时又考虑到英语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并且能体现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外媒在翻译汉语文化词语时最频繁使用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解释部分往往带有报道者的主观认识，由于对原文语言文化认识不足，解释往往有失偏颇。如例（1）对“和谐社会”的解释是“不会因贫富矛盾而动荡不安的社会”，例（2）对“大同”的解释是“全世界人民组成一个大家庭”，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尤其应该警惕的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语言及文化上的解读往往受到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有时为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会任意增删或者曲解原文意义。如例(3)中将“劳教”解释为“不经过司法审判就对异议人士做出的一种惩罚”，这种解释显然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歪曲人文历史论文，是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下产生的偏见。又如将“新华社”翻译为“Xinhua, the state-run news agency”，“人民日报”翻译为“People’s Daily, the news organ of theCommunist Party” (NewYork Times, Jan. 15, 2009) 。“新华社”在译文中被定位为“由国家控制的/官方的媒体”，在美国文化中这样的媒体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独立性的，是一种政府的宣传工具，是不可信的。“人民日报”也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新闻机构”，Communist的原意是“共产主义的”，在中国是一个褒义的政治术语，代表着一种理想而完美的政治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但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语境中，在媒体长期对communist的负面报道后，这个词早已被妖魔化、丑陋化，是一个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政治符号。“法轮功”被译为“the spiritual movement Falun Gong, which is persecuted in China”（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思想运动）或是“the Buddhistexercise Falun Gong”（佛教运动）(Time, September 30,2002)，以上译文体现了美国媒体支持我国非法组织的政治倾向。由此可见，对文化信息的处理不仅是单纯的翻译技巧问题，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美国媒体虽然标榜“客观”、“公正”、“独立”，但是新闻机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必然要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不可能真正地超脱于意识形态之外。

三、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启示

就我国外宣翻译的目的而言，译者不仅需要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同时也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在英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不应一味强调顺应国外受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使得中国文化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被消解。这样做更加深了我国在文化交流中的被动地位以及文化身份的丧失，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不利于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因此，适度地采取异化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策略，更是挑战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和不平等的文化交流的一种武器。当前西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仍操纵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因此国内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就更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应当相信随着各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日益增多，读者有能力理解并接受带有外来文化印记的语言表达。当然，异化翻译也应有一定的度，要防止走向“死译”和“硬译”的歧途。同时，也不能完全不顾及译入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接受心理，译稿的传播效果及其在译语读者中的接受度也是衡量新闻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强行输出只会造成文化上的剧烈冲突，得不偿失。如果使外国读者不敢看或者不愿看我们的东西，那就违背了对外宣传的交际目的，不能达到应用的社会效应。总而言之，外宣翻译主要是向外方传达国家的政治观点、立场、方针政策等，作为新闻翻译者既要有较强的双语能力，灵活应用各种翻译技巧；更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不仅仅要追求译文的忠实通顺和可接受性，还要坚守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身份，在对外宣传中彰显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顾静.透视美国新闻期刊对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5, (1):57-60.

2.王祥兵.论《时代》周刊中国报道文章对汉语文化词语的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 2002,(2): 19-22.

3.朱天文.美国新闻期刊中汉英翻译采用的策略和方法[J].上海科技翻译, 2003,(3): 33-35.

4.贾卉.意识形态与美国《新闻周刊》涉华词语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8,(2): 27-30.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篇5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一、中国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一）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即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4】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二）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三）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四）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明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并且使孝文化融入时代的内涵。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在此引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宝，当今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5】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事迹，在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但是，从封建社会一路走来的孝文化，毫无疑问带着封建的糟粕性，所以，和对待所有传统文化一样，对传统的孝文化，我们应该辩其真伪，学会扬弃。

二、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不论时代如何进步和改变，作为根源于人类血缘关系的"孝"，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中国历代人们的思想，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的德行的标准，虽然它的内容、实现形式及作用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但作为道德准则却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我们认为，对于作为社会伦理的孝道，应加以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的界限"【6】必须看到，如果我们把孝道和封建主义的扭曲影响加以区分和剥离，作为社会伦理观的孝道，在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的合理成分，还需要继承和发扬。

首先，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还不够完善。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国社会还需要家庭养老的传统，最为子女必然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在物质生活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境况下老人也需要儿女对他们的精神的赡养。满足老人的物质需要、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明确的提出弘扬"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解决当前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社会文明、实现社会的安定祥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传统孝道是一种扩展性和开放性的伦理规范，它体现出中国传统伦理始于家庭而伸展向社会、始于私德而扩展为公德的特点。孝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是人自幼就有的一种朴素感情。作为人们调整家庭关系的重要规范，有利于建立民主和睦家庭生活，如果孝由小到大，由爱家推而广之去爱社会，爱天下，爱世界万物，则孝文化有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氛围，整个世界就会少了许多战乱、冲突和纷争，而多了团结、和谐与温情。

社会在进步，人的意识也在进步，要发挥传统孝文化的积极作用，就应使传统的东西与时具进，做到传统文化的时代化、社会化，使孝文化永远散发灿烂的光辉，并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32页。

[2]《论语学而》【M】.湖北：崇文书局，2007年。

[3]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 ， 第167页，第173页。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6-0065-03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一直非常重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培育民族精神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生动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时俱进的光辉历程。

一、 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出现民族危机，“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时代主题凸现在中国人面前。围绕这一主题，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古今中西”之争，即在如何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进行反省，以求得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这一争论推向了巅峰，一些杰出人士如、蔡元培、鲁迅等，对中国文化整合问题进行了许多探讨，提出了中西文化综合论的主张。蔡元培主张广泛吸收各国文明，同时要保持文化的民族性；鲁迅主张发扬民族的主体精神，独立自主地引进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709在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之时，又指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这一充满时代精神的文化观，为中国当时的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指针。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663-664关于文化、政治、经济相互作用关系的精辟论述，构成解决文化与革命关系的理论基石，也是整个文化建设思想体系的一块基石。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始终强调文化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鲜明地提出革命文化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革命前它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它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重要的路线。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又把发展经济与发展文化两大任务相提并论，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

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的前提。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他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看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3]为此，他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而在人的培养问题上，把提高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他先是提出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之后，又把这一目标进一步推向整个社会，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要求，并强调在军队中也要实施文化教育，来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科学文化水平与技术水平。

在文化发展举措方面，别出心裁地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创新方法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方针。在文化创新方法上，采取了全面的历史的辩证方法，并取名为“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4]运用这一方法，我们对古代文化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是“推陈出新”，对其中的封建毒素必须予以剔除；而“全盘西化”的主张同样不可取，对西方文化要批判地吸收，要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长处，融会中西，实现有机的结合。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从我国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出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百花齐放，是借用自然界百花争艳来鼓励不同艺术和风格的多样性发展；百家争鸣，则是援引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来提倡科学的不同流派间的平等争论。“双百”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对于促进文化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人们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总之，在吸收“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成果的基础上，深化了辩证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创立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初步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虽然经历了“”的挫折，但它从总体上解决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出路问题，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篇7

时局之变是中国商法近代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商法近代化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中国法律近代化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中国法律近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既涉及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也涉及具体的部门法,既涉及实体法,也涉及程序法,在法律近代化启动及具体操作方面,立法者确立了相应的法律变革切入点。”而商法就是它的切入点。作为切入点,中国商法近代化的根本原因与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根本原因完全一致。

那么,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根本原因何在?对这一问题的解说,主要有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和 P·A·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按照“冲击—反应说”的逻辑理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的影响,而按照“中国中心观”的逻辑,中国法律近代化变革是根本动力在中国内部,根据国内学者对“中国中心观”的解说,形成两种观点,一种是“经济决定论”,认为中国近代法律的变革建立在经济基础的变革之上;一种是“社会变动说”,认为中国近代法律的变革是由社会结构中诸如经济、阶层、观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

清政府于 191 年 1 月 29 日,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发上谕,宣布变法,实行“新政”。引起清政府变法的直接事件是 19 年“庚子事变”,“庚子事变”是当时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西方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侵略和对政治不断加强的干预,导致了清政府统治阶层、中国的平民阶层一致反抗外来的侵华势力。结果,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为了巩固政权,清政府的统治者开始反思,反思维新派提出的变法主张的合理性。回溯历史,18 世纪,英国政府正式派遣商业使团来华,身处“华夏中心主义”的清政府拒绝道:“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后又几经努力,与清政府建立正常贸易关系无望的英国,于 184 年发动战争。这场战争,摧毁了大清王朝唯我独尊的优越感,随后的不平等条约,不仅破坏了中国的完整,还加重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进一步被瓜分,清政府被迫纳入到不平等的对外交往中,掌控经济的能力也进一步丧失。不仅外交上清政府陷于困境,在内政上,清政府的统治地位也不断地削弱,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中国人民反对清政府的力量一直不断。

鸦片战争的爆发,国家失去了完整,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上升为首要的矛盾;虽然民族矛盾成为首要矛盾,但清政府与国内人民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反而加剧。自 1895 年“兴中会”成立后,革命党的力量日益增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号召使得反清力量不断增强,国际国内支持革命党的力量越来越多,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受到致命的威胁。面对外交内患,清政府急欲自强图存,采纳了洋务派等改良主义的建议,采取了工商立国的一些措施,但是这些表面上的改良措施对于积疴深重的清政府根本无济于事。经济上,清政府的贸易逆差逐年加大,187 年为 84 万两,1875 年贸易顺差为 11 万两,而此后均为贸易逆差,并且逐渐增长,至 195 年,达到 2.2 亿两。8军事上积弱经济上积贫的清政府,在巨额战争赔款及镇压农民起义花费大量白银之后,进一步加大对国内人民的经济压榨。虽然维新派提出了全面变法的主张,但顽固的清政府并不想让极致的专权有任何的松动,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颜面扫地,同时也宣告了改良措施的失败,但清政府仍然固守“祖宗之法不足变”,19 年庚子事变中清政府的彻底失败,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变法。复杂的国际竞争使得中国身不由己便已置于世界经济格局中,对国际关系认识上的幼稚,轻易便丧失了,为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社会危机,而国内的农民起义及革命党人的活动,让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审视变法的意义。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篇8

二、理论条件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篇9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SK2012B201）

当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学习汉语，来华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也逐年增加。这些来华的留学生学习目的不尽相同，学习时间也有长有短，从几周的体验式学习到几年的专业学习都有。对外汉语教学除语言的教学外，文化教学也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逐步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重视并展开了研究讨论，到现在已经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

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教学，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语言教学中文化因素的教学，如中国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以及一些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二是指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教学。本文所谈论的对象是后者。

根据当前的对外汉语课程设置，中国历史文化常识课一般开设在中高级阶段，学生水平一般较高。以笔者所在的学院为例，这门课作为必修课开设在本科三年级。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很感兴趣，他们也有学习这门课的愿望，而他们的汉语水平又处于较低的层级。那么，我们能不能为这部分学生开设这门课呢？如果可以开设，该运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呢？

我们认为，可以为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开设这门课，只要教学方法运用得当，也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自己在教学中的一些经验和心得，提出以下几点教学方法和策略。

一、教师用语的运用

合理运用教师用语，这是教师讲课时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教师的课堂用语必须符合学生的汉语水平，否则，教学目的就很难达到。我们在面对初级阶段留学生教授中国历史文化常识课时，如何运用教师用语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注意：

（一）尽可能地采用初级阶段学习过的句式、词汇

这首先要求授课教师了解初级阶段语言课程的教学内容，熟悉初级阶段的教学方法。这样，在历史文化课的教学中就能很好地把握学生的特点，使用学生能够理解的教师用语。

比如我们在向学生介绍故宫的太和殿，可以在展示图片的同时，告诉学生在故宫中“太和殿最大”，再告诉学生“皇帝最大”，然后再告诉学生只有那些重要的日子如“皇帝登基（可用“新皇帝第一天”来表述）”“皇帝结婚”“元旦”（用“中国的新年”表述）等，皇帝才会在太和殿举行仪式。这样，学生便能够明白太和殿的重要地位和它所象征的意义。再比如，我们向学生介绍秦始皇兵马俑，可以结合图片，告诉学生这些兵马俑的身高，兵马俑的数量以及这些兵马俑相貌、神态的差异。这样，我们只需要用简单的几个句子和词语，便能让学生感受到秦始皇兵马俑的气势以及古代中国工匠高超的技巧和智慧。

（二）尽量使用简单易懂的词汇和句式

上面我们谈到在教学中，要尽量采用初级阶段学习过的句式、词汇。但初级阶段分初级上班和初级下班，这部分学生水平也是有较为明显的高低之分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尽可能使用简单的词语、句式。

比如我们在上面介绍太和殿时，涉及的关键词主要有“最、大、重要”;在介绍秦始皇兵马俑时，使用的关键词主要有“多少、多、高、一样”，这些词语都是初级阶段学生学过的，易于理解。

以上两点，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做到，需要授课老师熟悉初级阶段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并能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适时调整。

二、身势语的使用

在语言教学中，身势语是重要的辅助手段之一，有些内容用语言不易解释清楚，但有时通过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或一个简单的表演就能解决问题。在对留学生的历史文化课教学中，适当地使用身势语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我们在介绍京剧旦角的分类时，老旦、武旦容易讲明白。但青衣和花旦则不易说明白，这两种角色除了扮相的不同外，还有性格的不同，一个文静，一个活泼。可“文静”“活泼”都是比较抽象的词语，我们很难跟学生解释。这时候，如果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表演，用表情和动作将动、静两种性格展示出来，学生便不难发现这两种角色的差别了。

在初级阶段的历史文化课教学中，合理地使用身势语除了能起到好的教学效果以外，还能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活跃课堂气氛。

三、问题的设置

对外汉语教学特别强调师生互动，它几乎是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的。而问题的设置，教师问，学生答，是师生互动的一种常用的形式之一。在对外国留学生的历史文化课的教学中，我们也要设置问题，穿插在教学过程之中，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 以我们教学过程中的实例来做简单说明：

（1）龙门石窟有很多佛像，有的大，有的小，一共有多少个佛像？

A.90多个 B.900多个 C.9000多个 D.90000多个

（2）徽州的传统建筑修建“马头墙”的目的是什么？

A.为了好看 B.为了防水 C.为了防火 D.为了防小偷

（3）兵马俑有多高？他们一样吗？你觉得有多少个？

问题的类型可以是选择题，如上面（1）（2），也可以是问答题，如上（3），也可以是其他题型。问题提出后，给学生自由讨论的时间，再分别请学生给出答案。最后，教师公布答案，说明原因。如第（1）题，公布答案：D。然后简要说明。很多学生可能想不到数字会这么大，也必然会惊叹于中国历史之悠久，积淀之深厚。再如第（2）题，公布答案：C。然后我们再做说明。马头墙除了它的功用之外，现在已经成为了徽派建筑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过设置问题，实现课堂中的师生互动，让学生在主动参与、积极愉悦的课堂气氛中完成学习，更有利于学生有效地掌握相关的文化知识。

四、教学内容的选取

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值得留学生去学习了解的方面很多。而学习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通过一门课在规定的时间内讲得全面透彻。在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初级阶段的学生时，我们更要顾及到学生的汉语水平和接受能力，必须合理地选取教学内容，把握好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切不可不分详略、主次而面面俱到。

例如，我们给学生讲“中国古代的神话”，只应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神话作为教学内容，讲清楚神话的内容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即可。比如反映人类产生的女娲造人、反映天地产生的开天地、反映对自然现象认知的后羿射日、反映不屈精神的精卫填海、反映人类始祖奉献精神的神农尝百草等等。这些神话基本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它们反映了中国人在远古时期对宇宙、自然以及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感知，对待生活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五、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众所周知，多媒体在现代课堂教学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对外国留学生的历史文化课教学中，多媒体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它的使用常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对初级阶段学生的教学更是如此。图片、视频、一些文字内容的展示都需要使用多媒体。

例如，我们要告诉学生秦始皇兵马俑里的兵佣和马俑各不相同时，只需要通过播放图片即可达到目的。再如，我们想告诉学生长城有多长，只需要展示一张标有长城的中国地图，告诉学生长城的起点和终点，便能让学生感受到长城工程的伟大。再比如，如果我们向学生介绍中国的少数民族，可以用图片展示少数民族传统的服装、民居、美食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美丽自然风光，还可以通过视频展示少数民族的舞蹈、传统习俗、传统节日等等。

多媒体手段的运用，有利于学生直观生动地了解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多媒体手段的运用要注意时机的把握和时间的控制，应以适时、适度作为基本原则。

以上我们谈了几点对初级阶段留学生的历史文化常识课教学的几个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学生个体不尽相同，即便是在初级阶段，学生的水平也有高有低，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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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魁京.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与第二语言的教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6）.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篇10

回顾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影视文化，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主旋律"意识的不断升温，"五个一工程"对影视创作的引导性作用日益扩大，意识形态标准在电视"飞天奖"和电影"金鸡奖"、政府"华表奖"评选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热和各种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题材热方兴未艾，广电部重点国产影片成批推出……，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影视文化的一道道风景。与前一时期各种政治观念、文化形态、道德思想以及美学流派的喧哗和骚动明显不同，相对整一化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强化是这一时期中国影视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这一影视文化局面的出现是与国家政权强化了对影视文化的调控力度直接相关的。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一些矛盾的加剧，西方国家外部压力的增强，启蒙文化解构了原有政治理想、信念以及道德传统而形成的价值真空，市场化与既存体制之间的裂缝所带来的"腐化"现象的加重，同时也由于商品经济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都对中国既成的政治/道德秩序形成了挑战。所以，从1989年召开第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中央越来越强调政治体制的稳定和政治权威的维护，政治觉悟、大局观、稳定意识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199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号召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思想道德建设，要求文学艺术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表明，执政党对文化发展的指导性和支配性再次获得了强化。在加强了对文化艺术业的总体调控的同时，国家政权也加强了对影视文化的具体规范。90年代以后，执政机构对影视文化巨大的传播覆盖面和感性的传播渗透能力越来越重视。黄金时间电视节目?"主旋律"化、正面宣传为主、鼓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淡化海外境外节目、保护中央电视台的中央权威地位、加强电影剧本的审批和电影生产的规划、制定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国家和电影管理管理机构先后颁布《电影管理条例》等法规等，都是国家政权加强影视文化调控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处在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不仅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或者文化生产工业，更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正是这一社会语境，明显地强化了这一时期中国影视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

这种倾向的直接体现就是"主旋律"影视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创作现象。首先，"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数量和规模都发展迅速。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199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形成了两个高潮，八一电影制片厂先后推出的《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8部16集），李前宽、肖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丁荫楠执导的《周恩来》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影视作品以其得天独厚的题材优势、举世罕见的制作规模以及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将视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传着的那段创世纪的辉煌历史和今天还记忆着的那些创世纪的伟人。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以其权威性确证着现实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强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政治集团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着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场性发挥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意识形态功能?"（1）其次，古典和近代历史题材大量增加。有的是历史人物题材，如孔子、李时珍等人的传记作品，有的是历史事件题材，如《北洋水师》等，还有的是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题材，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水浒》、《东周列国》等，这些作品都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宣传中国历史、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视角，用中国文化的历时性辉煌来对抗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威胁，用以秩序、团体为本位的东方伦理精神的忍辱负重来对抗以个性、个体为本位的西方人文观念的自我扩张，用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行径来暗示西方国家对现代中国的虎视耽耽，用爱国主义的历史虚构来加强国家主义的现实意识，历史的书写被巧妙地转化为了对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支撑和承传。第三，出现了一大批以政治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创作题材的影视作品。如以共产党优秀干部为题材的《焦裕禄》、《孔繁森》，以各行各业模范典型为题材的影片《蒋筑英》、《军嫂》等，它们都将人物置身于艰难困境之中，叙述他们那种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试图将他们塑造为当代社会的政治和道德榜样，以说服和引导观众认同现实秩序和自我的社会位置。

这一时期，影视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强化还体现为创作上的一种伦理化趋势。中国具有悠久的国/家、政治/伦理一体化的传统，国家政治通过社会家庭伦理进入现实人生，伦理的规范性和道德的自律性通过这种一体化而转化为对政治秩序的稳定性的维护和说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借助于对伦理道德规范和典范的肯定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联系，这正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文化的伦理化倾向越来越突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这种伦理化倾向体现为三个层面：

一、传统道德观念的复兴。这不仅表现为家庭和社会伦理道德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量增加，如电视剧《渴望》、《咱爸咱妈》，电影《九香》、《离开雷锋的日子》、《军嫂》、《我也有爸爸》等，它们都以家庭、社会的人际伦理关系为叙事中心，而且更表现为它们都自觉地用传统的道德逻辑，突出了利他与利己、爱与恨、义与利、团体认同与个人叛逆之间的矛盾，张扬克己、爱人、谦让、服从的伦理观念，即便一些并不完全是伦理道德题材的影视作品，如电视剧《姊妹行》、《北京人在纽约》等也都按照这样的道德尺度来设计叙事情节和作出伦理判断。这种对道德主义的呼唤，使90年代的影视文本在价值尺度上与80年代、甚至"五四"新文化那种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传统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如1997年出品的电影《这女人这辈子》，尽管它的前半部似乎与张艺谋的《红高粱》等民俗电影在人物结构、场面效果、视听造型甚至大西北的民俗化细节等方面都非常相似，但是影片后半部却将张艺谋电影那种以个性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念置换为了一个道德主义的价值观念，影片中原本渴望爱情自由的女主人公灵凤听从了父亲的临终遗嘱，?"孝"的名义嫁给了她并不爱的永义，后来受到永义乐善好施的道德行为的感召而自觉地以身相许。接着影片采用了当年《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相同的叙事策略，让永义在完成了对灵凤的教化以后偶然身故，使灵凤成为他的道德精神的继承者，后来灵凤果然放弃了个人的爱情幸福，成为一个圣女般的"节"、"义"女性，而当年同她一起追求爱情幸福的男主人公留根却终于走向了私欲的深渊，于是这个表面上看来与《红高粱》如此相似的影片，却阐释了一个与《红高粱》乃至"五四"新文学那种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精神完全相反的道德主题，利他性成为一种精神本位，超然于一切之上。在一些道德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感性个体常常被道德理性所压抑和放逐。一方面，这可能是对当今社会缺乏能够被共享的道德准则和能够维护人们心理平衡的物质条件的一种策略性补救，但另一方面人们也许会提出怀疑，如果我们将?"五四"新文化所否定的价值观念不经过创造性转化而全盘继承下来的话，我们的影视文化是否真的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强化民族凝聚力。

二、"主旋律"作品的伦理化策略。许多被称为"主旋律"的影视作品，都通过伦理化的政治形象的塑造，为意识形态主题注入了伦理感情，采用一?"泛情化"的叙事策略，使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他行动的环境、他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感情为中心而被感情化，不仅使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英雄形象对政权与民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主流思想做了有效的证明，而且它对观影者伦理感情的成功调用，使它打开了一条"主旋律"电影一直希望的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这一成功，使"主旋律"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化"策略不谋而合。所以，无论是"历史题材"影片《周恩来》、《毛泽东的故事》、《老娘土》、《乡亲们》、《焦裕禄》或?"现实题材"影片《凤凰琴》、《蒋筑英》、《炮兵少校》、《孔繁森》，它们都殊途同归，用伦理感情包装政治意识形态，用伦理感情设计叙事高潮，以唤起观影者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尽管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或作品的一些段落中，有时政治的伦理化由于某些本文之内或本文之外的原因，没有或根本不可能真正完成；有时影片的煽情手段和技巧由于过于外露而被观众所识别，没有达到预期的叙事效果，但政治伦理化显然是这一时期"主旋律"电影最重要也最有效的叙事策略。（2）

"主旋律"和伦理化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创作政治意识形态一元化的两个支点：一方面"主旋律"形成了影视文化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伦理化规定了影视文化的基本趋向，前者是一种视野的确立，后者是一种视角的选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引导力量。这种力量，对这一时期影视创作的题材选择、价值观念的表达、叙事方式以及对人性和世界的表现深度、甚至影视语言本体都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影视创作与前一阶段相比更加单纯化、共性化、戏剧化，从而形成了特殊的时代风格。

二 大众化转型的社会趋势

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的。与整个社会变革的进程相联系，思想上的启蒙主义、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成为了中国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两面文化旗帜。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一直是这一时期最基本的艺术主题。而后的现代主义运动，无论是朦胧诗运动或是"第五代电影"，无论是探索话剧，或是前卫音乐，则都把中国文化纳入了20世纪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用更加风格化的方式和更加存在主义的视角试图形而上地解释世界和人生。但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主流逐渐背离了这一思想、美学和文化传统，开始了大众化转型，使文化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新的特征："在功能上，它成为了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成为了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3）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境遇中，除了受到政府行政机制支持的"主旋律"影视创作以外，中国影视文化的主体逐渐成为了一种借助于现代文化工业的传播技术和复制手段，为人们所提供的消谴性的"原始魔术"，它们不断地通过对观众无意识欲望的调用，为大众制造快乐原则的狂欢节。与80年代的影视文化不同，这时期的许多影视作品都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影视产品当作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神赐的法宝，不再用影视艺术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张扬那种普罗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各种市民情节剧、惊险动作片、通俗轻喜剧、青春言情片等在数量上成为了中国影视文化的主体，它们提供的大多是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影视艺术被名正言顺地命名为一种叙事游戏：它们消除了时间感，排除了历史意识，割断了与现实生存的真实性联系，而成为了一种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文本游戏。

因而，首先我们说，中国90年代以后的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是从政治、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型。在这种娱乐性文化中，影视文化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因而，在电视剧《乾隆皇帝》中，一代乾隆变成了风流倜傥的多情小生，在电影《西楚霸王》中，楚汉的的金戈铁马也被写成了一个三角恋爱的浪漫悲剧，在电影《秦颂》中，高渐离刺杀秦始皇的壮举也被演绎成了一段儿女情长的恩恩怨怨。影视文本被简化为一种封闭的游戏文本。这种游戏往往通过一种缝合的手段来遮蔽现实的出场并完成它的自我封闭。它把动作分解为细节、情节分解为场面，然后又按照一种模式化的组合方式将它们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早就被规定好走向和命运的程序化的故事，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世隔绝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局部的复杂性产生了一种没有局部的幻觉，甚至是没有形式的幻觉，使接受者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对文化产品的观看已经不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仅仅是一种可以把思维关掉的娱乐行为。在忘乎所以的叙事游戏中，观众从实在的限制中摆脱出来，通过与文本的认同，投射着他们的勇气、智慧，实现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同时也在文本中那些情与爱、生与死、沉与浮之中释放着他们被抑制的潜意识，满足着在现实环境中屡受挫折的弗洛伊德所谓?"快乐原则"。

其次，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也是从审美文化向文化工业的转型。这意味着影视文化产品不再是个性化创造的产物，而是一种工业化生产的结果，从策划、投资、制作到宣传、发行，进入实际消费，影视产品都被作为一种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被投入文化市场。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许多影视创作者都自动放弃了对工业复制原则的心理抵抗或者警惕，而是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工业生产流水线的工艺环节，因而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不再把作品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作为理想，而是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当做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目的。商品化的形式在人物、情节、场面、视听造型等各个方面无处不在。于是影视产品作为一种消费品从文化圈里走出来，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影视艺术品成为供大众消谴的一种手段，商业策略、广告效应代替了对人文关怀、心灵升华的执着。工业生产的逻辑不仅影响到电影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对电影的评价方式和价值观念，以至于影视圈似乎以说影视是一种艺术而耻、说影视是一种商品为荣，许多人都不再以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这样的概念来评价和要求影视文化，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影视文化的意义。

这一时期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也是从深度文化向平面文化的转型。这一时期，故事离奇的情节剧、奇观化的动作电影、市民化的家庭肥皂剧占据着银屏的主导时间，它们大多既不需要通过对现实境遇的揭示来唤起人们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的觉悟，也不需要通过对某种乌托邦理想的期望来引发人们的实践热情，在这些影视文本中，故事服从于模式，如层出不穷的电视室内剧；影像变成了幻像，如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新武侠电影"；现实转化为梦境，如那些花前月下的爱情故事；时间压缩为空间，如那些色彩绚丽的音乐电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的放弃和疏离。过去文化中那些引以自豪的神圣的东西，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情感等日益淡化，而被那些世俗梦想和文化游戏所代替。许多影视产品都以一种共时的平面性创造了一种开放的文化游戏、儿童乐园，让人?"听"、"看"、"读"着一个个灯红酒绿的世界，对生命的形而上学关怀被搁置，终级意义被封存，人们躲藏在影像后面体会游戏的欢乐。

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也是从一种阶级/等级文化向泛市民文化的转化。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的被否定，"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国际"冷战"时期的结束，世界大战的威胁相对减弱，都市社会的迅速膨胀，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由不同的政治集团、阶级、阶层、职业、年龄所形成的具有共同消费利益的广泛的大众群体。而影像文化的迅速普及和发展，又使这一泛大众群体具备了接受文化传播的能力，而影视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人的视听知觉的声画合一的传播媒体，则将最大多数的民众纳入了它的传播视野，即便文盲或半文盲往往也能观看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影像文本。此外，由于影视的产品化、工业化、市场化，也使得大众作为消费者具有了首要的选择权和评判权，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掩饰、抹去自己的风格、个性和前卫性，而去有意识地迎和尽可能多的对象的需要，填平雅与俗、高与低、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界限、鸿沟，从而形成了一种泛大众的影视文化，通俗性、大众性使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在风格、类型、样式上更加模式化和世俗化，精英性、前卫性的探索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转贴于

中国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不是历史的偶然。这种转型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进程的深入，随着大众从文化学习到文化消费的心理变化而逐渐到来的。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影视文化陆续被推向了市场。中国电影业从过去一种计划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转化为一种文化工业桃担缬按又谱鞯椒⑿卸急蝗娴赝度肓耸谐。涸谕蹲史绞缴希サ缬吧饕芍破蹲剩渥式鹄丛词枪易詈椭泄缬胺⑿蟹庞彻镜墓潭ǚ⑿惺杖耄?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资金来源随着电影行业改革进程逐渐减少，难以满足电影生产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大量社会集资拍摄和与海外境外合作拍摄的影片。各种国内外企业投资电影，对电影的题材、样式、风格、制作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使电影生产必须将市场定位放在首位。在电影发行方式上，1993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实施细则》，1994年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以后，一直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垄断经营的电影发行体制解体，各电影制片厂直接面对各个基层发行放映企业，电影是否能够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是否能够生存的基本条件，更加加速了电影的工业/商业化进程。中国电视业虽然一直是属于政府管理的行政机制，但是由于广告收入在电视业经营中所占的举足轻重的位置，由于大量社会和海外资金对电视节目制作的投入，伴随着电视节目市场的发展，收费有线电视的逐渐扩大，使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的创作也不同程度地走向了"生产化"、"产品化"。市场化使电影的上座率和电视的收视率成为影视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因而作为上座率和收视率的主体的观众就成为影视产品的"上帝"，除了受到政府行政机制支持的影视作品以外，进入市场的影视作品都必须通过大众的接受而回收制作成本和换取利润，所以，经济效益、利润成了衡量影视文化产品的重要参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经济关系。这促使影视创作/制作者必须满足尽可能多的观众的需要从而换取利润。大众的好恶引导着文化生产。如果说在80年代，影视文化被推向市场，还是一种被动的强制的结果，许多导演甚至愤愤不平地抱怨这是"逼良为娼"，但90年代以后，影视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便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影视业被当做了一种可以赚取巨额利润的工具。除了原有的国营影视企业之外，各种集体所有制的影视企业、私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相继涌现，这一切，都促使了中国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转型。在这一转型中，知识分子的文化支配权被削弱，大众对娱乐、轻松的要求，因为受经济规律的支撑而成为引导影视文化发展的动力。

尽管影视文化的大众化趋势与"主旋律"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冲突，一方面，市场化冲击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娱乐倾向中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所维护的道德秩序，另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和道德意识也限制了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宣泄和个体欲望的表达，因而从80年代以来，影视大众化的娱乐要求经常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伦理要求发生对立，形成了几次关于影视的娱乐性和娱乐片的辩论，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大众化与政治化之间经过相互较量和相互协商，却逐渐寻找到了结合部和协作点，因而一方面影视工业常常借助政治的力量来扩展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主旋律"也常常借助大众文化逻辑来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

而既因为处在大众化与政治化的双重夹缝中，又因为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角色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状态下的突然失宠，影视文化的精英性在这时期则面临着空前的挫折：人们几乎很难见到80年代象《黄土地》、《黑炮事件》那样在人文意识和美学观念上都具有前卫性和独创性的影视作品了，陈凯歌、张艺谋的电影自觉地以一种国际化的时尚来寻求跨国市场和资金的支持，即便是象黄建新这样的执着于对中国现实的关怀和表达的导演也不得不将香港黑社会片的类型特征嫁接到他那具有深厚的人生意蕴和现实力度的影片《埋伏》中来，事实上，无论是影视制作/创作者或是影评人、投资者都已经很难容忍影视作品在电影市场上的失败或者受冷落，无论是知识分子观众或是普通观众也都很难容忍影视作品的个体性和深度感，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中边缘化的声音很难被听到，象《三毛从军记》、《民警故事》、《巫山云雨》、《谈请说爱》这样的电影和《南行记》、《9.18大案纪实》、《凤凰琴》这样的电视剧，在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格局中就显得格外引人注意了。

三 多元化形态的生存格局

处在政治/工业/艺术、意识形态/商品/美学这样"一仆三主"的境遇中，面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双重诱惑和挤压，90年代中国影视创作在徘徊中突围、在泥泞中挣扎、在希望中生长，从谢晋等"第三代"，谢飞、吴贻弓等"第四代"，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等"第五代"，一直到胡雪扬、章明、娄烨等所谓的"第六代"，还有姜文、冯小刚等很难归代的影视创作者们，都受制于这一时期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大背景，以多元化的审美形态在夹缝中努力地寻找着各自的生存空间和位置。

在这种多元形态中，属于常规影视形态的，既有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主流的历史文献故事片，处在大众文化主流的生活情节片、动作/悬念片，也有处在国际化语境中的新民俗片，处在现实主义传统中的新体验影视片，属于非常规边缘状态的纪实性故事片、音乐情绪片和后现代实验片等。这些不同的影视形态，其经济运作、文化定位、市场走向都各不相同，而处在同一形态中，由于创作/制作者的人文素养、艺术才能、融资能力以及职业品质有很大区别，所以其作品的创作、制作质量也各不相同，有的作品包括一些被传媒或机构带有明显功利目的所宣传的作品，可以说还处在影视艺术的初级阶段，无论是叙事方式或是造型效果以及制作水平都与现代电影的发展相去甚远，而这一时期也有一批影视作品在美学观念和制作标准上与世界影视艺术的发展保持了基本同步。

在这些影视形态中，数量最多、市场最广的也许是生活情节片。从电视剧来看，是1990年的《渴望》开启了长篇电视情节剧的道路，随后出现了《爱你没商量》、《皇城根儿》、《京都纪事》，直到后来的《东边日出西边雨》、《英雄无悔》、《儿女情长》，在电影中则出现了《大撒把》、《永失我爱》、《九香》、《我也有爸爸》、《离婚了就别来找我》等影片，在这些影视作品中，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力较量、人们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淡化，人物大多作为平面的叙事因素，激化并最终从属于情节的运转。各种现实矛盾被转化为一种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具有先验的因果逻辑的戏剧性冲突，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通过叙事的策略性过程的处理，文本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最终被"驯服"，随着那个早就被预订好的叙事高潮到来之后，一个善恶分明、赏罚公正的结局便翩然而至，这些文本也完成了它对现实的梦幻化改造。特别应该指出的是，90年代出现的一些生活情节剧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民间叙事艺术如话本、戏曲、说书中的"苦戏"传统，如《九香》、《孤儿泪》，甚至一些儿童影片，都用伦理冲突来结构戏剧冲突，用煽情场面来设计叙事高潮，用道德典范来完成人格塑造，许多忍辱负重、重义轻利的痴男怨女、清官良民都以他们的苦难和坚贞来换取观众的涕泪沾巾，剧中人的千辛万苦、千难万难似乎可以带给远离这一处境的观众以心理的平衡和知足。一些生活情节剧最终演化成为了一个一个善恶有报、赏罚分明的老态龙钟的道德寓言。

动作/悬念片，一直是商业影视片、特别是电影的主打类型，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香港动作片和好莱坞大制作影片进入中国电影市场，使中国的动作/悬念片的奇观意识更加自觉。尽管因为中国既具有悠久的伦理本位传统，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集体主义、群体精神是中国主流文化和政治的核心，而好莱坞娱乐性商业电影主要以被掩饰过的性和暴力为主题，它那种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显然与中国国情相抵牾，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意识形态性的排斥。中国电影不能生产个人的无意识的’梦幻’，而只能创造民族和政治的光荣与梦想。但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电影却对中国的动作/悬念片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一影响的核心就是对奇观效果的重视。象塞夫、麦丽丝导演的《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何平的《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何群的《烈火金钢》，张建亚导演或监制的《绝境逢生》、《再生勇士》等影片，都一方面提供了壮观的影像、奇异的场面、惊险的动作和超常的人物，另一方面它们又都对影视类型作了中国式的改造，使无意识的情感宣泄与有意识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主题相结合，使影片在一种东方式的伦理精神支配下产生奇观效果。但是，受到影视工业规模、技术条件和制作水平、创作观念和意识的局限，也因为政治/道德意识形态对动作/悬念片的叛逆、暴力、性倾向的抑制，除了一些与港台合拍的影片如《新龙门客栈》、《狮王争霸》、《飞虎》以外，中国的动作/悬念片创作从总体上说仍然远远不能与好莱坞电影的发展水平相接近。

这一时期，"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主导样式则是历史文献故事片。历史文献故事片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历史事件文献故事片，如表现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役的影片《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表现红军长征的电视剧《遵义会议》、电影《金沙水拍》，表现抗日战争的电视剧《百团大战》等。另一类是历史人物文献故事片，如电影《毛泽东的故事》、《周恩来》，电视剧《叶剑英》等。90年代拍摄的这些文献故事片与前一时期那种戏剧化的叙事结构、单一的叙事视点、平面化的视听造型完全不同，它们不再采用以"我"观"敌"、以局部带全局的限制性视点，而是采用了全知、全局式的非限制性客观视点，创作者隐蔽了那种包含明显政治评价和道德评价的非历史的主观虚构立场，居高临下，全方位、立体性地展示历史过程和人物风貌。这种全景式视点，隐匿了叙事者的出场，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使这些作品具有了一种历史文献感。在这些作品中，它们往往注意使人物不只是历史的某个承载体、某种历史符号，而是开始重视表达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诗意体验，不仅以人来写历史，而且也以历史写人，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获得个性感和生命感。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一些作品不仅站在无情的历史视点上而且也站在有情的生命视点上来叙述历史，一方面从历史视点上展示历史的辉煌、壮丽，同时又从生命视点上写出历史的残酷、冷漠。于是，在意识形态的价值衡量中也嵌入了一种人道主义的视野。历史视点与生命视点一起创造了一种对于历史的生命体验。对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历史观与生命观、历史事件与人物个性、史与诗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和处理，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电影类型。

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是 "新民俗"片的大量出现，张艺谋从《红高粱》以后，先后导演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陈凯歌导演了《霸王别姬》、《风月》，此外还有滕文骥的《黄河谣》、黄建新的《五魁》、何平的《炮打双灯》、周晓文的《二嫫》、王新生的《桃花满天红》、刘冰鉴的《砚床》等，这些作品所展现的是远离现代文明的中国乡民的婚姻、家庭的民俗故事，但它们并不是民俗的记录，而是一种经过浪漫改造的民俗奇观。民俗在这里不是真实而是策略，一种寄托了各种复杂欲望的民俗传奇。这种类型为中国的影视导演提供了一个填平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鸿沟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为他们寻求到了获得国际舆论、跨国资本支撑并承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可能性。黄土地、大宅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造型，京剧、皮影、婚殇嫁娶、红卫兵造反的场面，与乱伦、偷情、窥视等相联系的罪与罚的故事，由执拗不驯的女性、忍辱负重的男人以及专横残酷的长者构成的人物群像，由注重空间性、强调人与环境的共存状态的影像构成所形成的风格，使这些影视作品具有了一种能够被辨认的能指系统。这些作品大多提供了一个没有特定时间感的专制的"铁屋子"的寓言。这一铁屋子的意象是由那些森严、稳定、坚硬的封闭的深宅大院，那些严酷、冷漠、专横的家长，那些循环、单调、曲折的生命轨迹所意指和象喻的。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在这些影视作品中，故事发生的环境是东方的，但故事却往往为西方观影者所熟悉。所以，在这些"新民俗"片中，民俗奇观中演绎的往往是一些对于西方人来说并不陌生的主题、故事、情节甚至细节，从而唤起西方人的认同，一种从东方故事中得到满足的关于对自己的文化优越感的认同。尽管当这些影视作品按照一种西方人的"他者"期待视野来制作时，一种"伪民族性"在所难免，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人生隐隐约约地推向了远处，但作为一种影视类型，这些作品因为具有一定的叙事魅力，融合了视听艺术的修辞经验，表达了某种现代人文价值观，能有效地吸引投资、并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所以它们对于中国影视文化的积累、对于提高中国常规影视制作和创作水平、对于通过类型成规来满足消费需要，起到了重要作用（4）。

尽管面对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重威胁，但现实主义美学形态在影视文化中仍然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新体验"的影视创作类型。《围城》、《过把瘾》、《一地鸡毛》、《无悔追踪》、《月亮背面》等电视剧，李少红的《四十不惑》、夏刚的《大撒把》、刘苗苗的《杂嘴子》，特别是黄建新的《站直罗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埋伏》，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离开雷锋的日子》等电影，一方面吸收了"第五代"所积累的造型感和修辞经验，精心营造着充满意味的故事空间，设计了种种隐喻式的视听具像，另一方面又用朴实的风格、平平淡淡的节奏来表现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成为这一形态的代表性作品。在叙事上这些作品更自觉地用偶然性来冲淡情节的戏剧性和因果逻辑性，突出人生的无奈、无序和无可把握；在意识上对将人生困境化?"冲突-解决"的戏剧性模式更加不信任，不愿意为人生给出一个完整的结束；在视野上，它们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普通人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而是每个生命个体所难以躲避的人生问题。这些影片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创作态度，一种充满关怀的人文意识，它们因为对当下中国普通人身心状态和境遇的关怀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博大的同情心和真诚的现实精神，与大众共享对于自我以及自我所生存的这一世界的理解，从而与观众达成心灵的融合。观众从那些仿佛生活在周围的"熟悉的陌生人"所经历的事件中，从平日的那些司空见惯的行为中体会到了其中常常被忽视或者遗忘的生命的哀乐愁苦，传达出了一种对于人和生活的关怀。这些作品不仅以其真实而且也以其人文关怀为观众带来一种"无情世界的感情"。尽管这一类型的作品并没有成为这一时期影视文化的主流，但是它们无论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或是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甚至包括对影视艺术美学潜力的发掘，都成为了这一时期影视文化发展高度的一种标志。

由于意识形态逻辑、更由于影视生产市场化的经济逻辑的的限制，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影视文化正如整个社会文化一样，不可能象80年代文化那样充满异类、喧哗、叛逆，个人主义的、标新立异的、天马行空的现代主义美学形态被后现代工业所整合，因而，影视文化中的先锋性、前卫性、实验性因素被降低到了最低点，但是由于制作和融资方式的多元化，仍然有一些非主流、甚至非常规的影视作品以一种边缘的姿态出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种倾向：

一是纪实性故事片，如电视剧《9.18大案纪实》，电影《找乐》、《民警故事》、《巫山云雨》，一方面它们是虚构的故事影片，但另一方面它们又采用了高度的纪实手段，如长镜头、实景拍摄、非职业化表演、同期录音、散文结构等，这些作品借鉴和发展了世界影视史上的纪实传统，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中国大陆第四代导演郑洞天、吴贻弓等人在80年代巴赞美学影响下的纪实性探索，侯孝贤的电影风格等，以开放性替代了封闭性的叙事，用日常性替代了戏剧性，追求"……最常态的人物，最简单的生活，最朴素的语言，最基本的情感，甚至最老套的故事，但它却要表现主人公有他们的非凡与动人之处；同样，最节约的用光，最老实的布景，最平板的画面，最枯燥的调度，最低调的表演，最原始的剪接方式，最廉价的服装和最容忍的导演态度，却要搞出最新鲜的影像表现……?"（5）

另一种非常规的影视形态，则是一群更年轻的影视制作人创作的一种音乐情绪片。这类影片的作者大多是人们所谓的"第六代"或者说新生代导演，从一开始的"非法"影片张园的《北京杂种》到后来管虎的《头发乱了》、娄烨的《周末情人》，直到最近李欣的《谈情说爱》、阿年的《城市爱情》，这些作品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音乐为叙事载体的音乐片，而是一种表达音乐情绪的影片。新生代导演似乎与音乐（特别是具有青春反叛意味的摇滚）有一?"血缘"联系，故事情节往往难以传达他们动荡不羁、迷离斑杂的生存体验，于是他们都借助于音乐的节奏和情绪来表达自我，他们用装饰性的影像、鲜艳的色彩、螺旋似的跳动的结构、MTV的节奏、自传化的题材、情绪化的人物，还原他们自己在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相当个人化的希翼、惶惑、无所归依的生存体验。这些影片的特征并不在于那些也许并不新鲜的故事，而在于它讲述故事的方法，它们提供的不是都市状态而是一种青年人的都市体验，青春不是一种矫饰的炫耀而是一种现实的困惑，都市是一种迷乱、无奈，充满希翼和失落、奇遇和误会的世界。这些影片带给观众的不是都市的物质景观，也不是戏剧化的言情故事，而是充满个人情绪的体验。

处在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就以这样的多元选择形成了其艺术格局，一方面，影视观念的更新一直在艰难地发生，一些影视艺术家还在致力于影视美学本体的改造，这一时期正在或者已经产生了一些足以载入影视发展史册的经典作品，但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观念也对影视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一时期人们引以自豪的那种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艺术崇高感在影视文化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无论是主流影视创作对影视美学本体的常规完善或是前卫影视创作对影视美学手段的非常规探索，都还缺乏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文化和美学意义上的影视文化的世纪转折远远还没有完成，因而，这一转折仍将可能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历程。

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倾向、市场机制下的大众化转型、艺术形态的多元走向，构成了本时期中国影视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中国影视文化的世纪转折时期还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它很可能还会延续到下一个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因而，我们的研究当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也许对于将来来说，这一研究由于与这一时期的历史联系是如此同步，所以将会具有某种历史见证的价值。

注释：

1、尹鸿等《进入9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年鉴1991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

2、关于"主旋律"电影的伦理化倾向可参见《在喧哗和骚动中走向多元化--90年代中国电影策略分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篇11

二、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主要特征及现状

重庆地区古建筑是中国传统古建筑的缩影，它除了继承了中国传统古建筑的基本构造，还有它自身的特色，虽然保存至今的很少，但是留下来的仍然具有很大的文物和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一）古建筑的类型

重庆古建筑的类型有军事设施、公用设施、民用设施、园林设施和其他的古建筑形式。

1.军事设施。重庆因为地理环境特点的原因，有着非常丰富的军事建筑，如城墙、城门、碉堡等，这些军事建筑及设施分布在许多古城镇之中。重庆历来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如巴南区的丰盛古镇在古代是通往南川、涪陵的必经之地，其在清代修有数十座用于防御的碉楼，现今保存完好的有10座。

2.公用设施。历史上重庆地区的公用设施有寺庙、道观、会馆、墓葬群、古镇村落老街和道路等。寺庙有很多，包括双桂堂、慈云寺、罗汉寺等；道观有老君洞、张飞庙、南山老君洞、沙坪坝龙泉洞等；会馆有湖广会馆、禹王宫、文昌宫等；墓葬有岩墓、砖墓、土坑墓等，古镇村落老街有磁器口、涞滩、双江古石板街、清西沱云梯街、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罗氏宗祠、巴县衙门等。

3.民用设施。重庆民用设施有民居、书院等。民居大多是传统的中式建筑，特色民居是吊脚楼。吊脚楼依山坡就势而建，因地制宜，是为了防洪防灾而建的，遍布于重庆各大古镇及重庆主城区。书院在产生之初，常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的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中。古老的书院体系从中国唐代开始，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存在了1000多年。重庆书院大都是由寺庙或有钱人家的大院改建而成的，如磁器口古镇的翰林院。

4.园林设施。中国园林是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的一种，讲究的是自然山水，融合了中国的各种建筑小品于一体。重庆的园林多属于寺庙园林和风景名胜区园林，寺庙园林与寺院结合在一起既表现出园林的形态，又反映出宗教的特征。构成寺庙园林建筑群的有亭、台、楼、阁、雕窗柱廊、桥梁和牌坊等，结合书法、牌匾、绘画、雕塑、建筑、家具等艺术底蕴，更便于寺庙与园林的完美结合。这些寺庙园林大多又处在风景名胜区内，与重庆山水相结合，通常是背靠山面临水的风水绝佳宝地，如华岩寺、老君洞等。5.其他。重庆地区还有其他的建筑类别，如窑址、戏台、石刻雕塑和盐泉等。窑址，如涂山窑，清溪窑等；戏台有偏岩古镇禹王庙前名为万年台的戏台；石刻有涞滩摩崖石刻、路孔的千佛洞、北山摩崖造像、宝顶山石刻；盐泉有宁厂盐泉中的白鹿盐泉。

（二）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主要特征

重庆地区的古建筑属于紧凑型山地建筑，有着本地的个性文化特征。重庆地区的建筑多以穿斗结构为主，少量抬梁式；砖木竹土为墙，竹作筋相当于现在的钢筋，再夹土或者碎石作夹壁墙；桃檐形式多样，有庑殿、悬山等；城镇街道多以青石铺之，因此很多古镇都有石板街之称；斗拱较简单，以实撑撑拱居多；吊脚楼设有阁楼、临街面的单挑或双挑外廊；窗有空花窗饰和镂空雕饰等，门主要是以合页门、搓板门为主；建筑群中都有良好的排水系统，用水主要是以打井取水。

1.建筑原料。重庆地区建筑原料主要是就地取材，如竹、木、砖、石等都是重庆本地方便取用的建筑材料。特别是竹子，此地竹料丰富，为这一地区建筑增添了独有的特色，竹的运用是重庆地区古建筑材料的一大特征。

2.建筑构图。重庆的建筑构图要从建筑个体和群组平面布局上分别来看，个体建筑还是以中国传统建筑为模式，坐南朝北、木砖瓦结构为主；群组建筑中布局非常灵活随意，建筑物与园林常常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院宅讲究的是规矩礼制，而园林讲究的是自然。在重庆地区寺庙园林中，宅没有特别讲究对称，而是随地形而建，空间形态中重庆古建筑物中通常分为单开间、间和三开间，宅与宅的关系变得主次不明，讲内讲外。

3.艺术特征。建筑美是设计美和功能美的组合，建筑的形成由于受到思维的局限性，有其不完美性。建筑是物质和精神共同构建而成的，不能随意地建造，建筑除了要满足精神的需求外，还需要稳定的结构。精神世界需用物质所表现，建筑是精神世界的物质产物。建筑形态通常由点、线、面、体、质、色构成，并运用光、阴影的作用，带给建筑的是不一样的艺术表现。建筑所处的位置、构成的形式都要遵从于功能。艺术特征由装饰、造型、山水文化、写意山水、诗意、文人墨宝等方面组成。装饰类别有门、窗、撑拱、脊饰、檐枋、拦板、雀替、家具、石桌石凳等。文人留下了很多诗、画形成了山水文化。重庆古建筑所处的环境各异，也因功能意境而不同，所表现的艺术特征具有独特性。在整体与单个建筑的关系中存在对比关系，单个的建筑具有节奏感，多样的单体建筑构成了整个建筑群，它又具有整体性。

（三）重庆地区古建筑的现状

通过对重庆地区的古建筑的走访及调查，重庆现存古建筑群，如古镇、老街和古城有数十个，里面的民居、商铺、牌坊等建筑群保留得相当完整，遭到破坏的古建筑也有许多。其中寺庙建筑也有几十座，但多数存在不少的损伤，因为白蚁噬咬、自然风化等原因还在不断地受到侵害。宗教建筑多存在于古镇中，市中心也有不少，多数都经过几朝几代的维修与重建而得以保存，当然也有很多毁于战争、等非自然因素。重庆地区古军事建筑文化保存最完好的是合川的钓鱼台，也有逐渐消失的重庆古城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古建筑，它们多集中在一处，有的已经被考古发掘出来，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尚未发现的还需要考古队调查研究。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K0；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3-0131-13

一、问题提出与“问题史学”内涵

国际长安学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学术问题。从古老方面而言，作为逾越千年曾以周秦汉隋唐为突出代表的十三朝古都――长安具有极其深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悠远而发达的人文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伴随着“丝绸之路”等对外交往途径的不断开通，长安又作为中国历史上强盛时期的代表性符号，声名远播四方，产生了悠久而深远的国际影响。言其为崭新，意在表达这样一个现实的发展观念：即国际长安学所面临的是如何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如何发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引领作用这样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国际化发展课题。显然，国际长安学是在现代西安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史学研究课题，是从当代的社会现实出发对历史做出的回顾与反思，它突出体现了回顾过去和关怀现代的历史双重属性。因此，从国际长安学这一视域出发探究长安历史的古今，必然会产生大量有益于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研究新成果，从而充分发挥国际长安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国际长安学概念的推出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由教育部和陕西省大力支持、并由陕西师范大学重点建设的协同创新中心――国际长安学研究院，无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国际长安学必然蕴涵着极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呼唤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国际长安学研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即这一重要的学术问题得以存在的历史逻辑是什么？其价值和发展前景如何？只有对国际长安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才能有益于加深人们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认知，有助于推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基于此种思考，本文拟用“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为方法论，以古长安的历史进程为客观依据，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为现实发展目标，从历史、现实和逻辑三个维度来探讨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际长安学自身所蕴涵的重要而丰富的历史理论。

众所周知，“问题史学”是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这一学术流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乃在于对盛行于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思，而年鉴学派则是这一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者。简言之，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论，用西方近代史学之父、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话来说就是“据事直书”，或者“让历史开口说话”的传统观念，它所包含的史学思想就是强调研究者和所研究的历史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并且自信历史学家通过这种实证研究就可以达到对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真理的完全揭示。然而年鉴派一经产生，就明确表达了它与实证主义史学相对立的史学观念：它强调历史研究应以解决人们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将历史研究同现实中人们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以此突出史学研究的社会效用，它坚决反对把史料研究当作历史学研究的全部的学术倾向。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则明确提出“问题历史”（history-as-problem，即“作为问题的历史学”）的口号，用来代替实证主义的“事件的历史”（即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学），并使之成为年鉴学派的突出特征。对于“问题历史”的要义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传统历史学并不是不研究问题，只不过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朱本源先生所指出的：“它是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并通过史料解决问题，所以它的口号是‘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但年鉴派所说的‘问题’是现实的问题，即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历史，当然也不能不通过史料，否则就不能成其为历史；但是还必须超出史料，否则历史不能成为科学”。又如，德国19世纪的著名历史理论家德罗伊森（J.G.Droysen）说过：“历史研究工作的起点是历史问题的提出”。显然，两者所谓的“问题”内涵和旨趣还是有明显的时代区别的。

年鉴学派一经产生，很快就因其新颖的观点和面向现实的学术研究旨趣而获得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不但对西方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为世界史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因此，用年鉴学派“问题史学”理论来剖析国际长安学，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并能加深对国际长安学的理解，从中获得学术启示。

二、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史学逻辑

国际长安学这一崭新的学术概念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观念，是长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历史与现代崭新而发达的史学新观念交相辉映的重要学术成果。因此，探讨国际长安学产生的深厚历史根源和其中所包含的历史观念，对于我们加深对国际长安学本身的理解，并顺利开展国际长安学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历史基础

古长安独特而丰富的历史发展内容奠定了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古长安曾长期是中国历史的政治中心，有十三朝古都之美誉，特别是其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王朝周、秦、汉、隋、唐的首都，对中外历史都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一个突出特征和结果，即首都长安城或长安地区一直是这些重要王朝对外交往的中心和窗口，甚至作为这些王朝的代称而流存于中外史册，从而使得长安又具有极其突出的国际性，并对以后长安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长安学的国际性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长安的历史与中国辉煌的古代历史融合在一起，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源头之所在，其本身具有丰富而先进的历史内容。

众所周知，当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尚处于蒙昧时代之时，中国则从夏开始，进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行列，经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极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三代”之治。在孔子看来，“三代”文明虽各有个性化的内容，但其共性则是“直道而行”。在“三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周对中国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它在继承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三代”文明的共性高度提炼出来，使其上升为一种哲学观念。这一观念在《周易》中得到了充分表达：“与时偕行”（《周易・乾》），即与大自然本性相一致而不停地前行，这是周人的基本思维方法；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则是周易的核心观念。这一核心观念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它强调君子应在持久不息的变动中将重心置于自身的基础上，发挥不竭的创造力，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倡导君子应效法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因此，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探索、实践、倡导永不停息的创造性，但又开放、包容万物。这一理念通过《周易》被固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基因。

在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西周文明的核心地带――沣、镐二京，即后来的长安地区，是中国周朝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对周朝和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在西周文化中，“周公制礼”则功绩更为突出。关于周“礼”，根据朱本源先生的研究成果，就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对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总体性设计和实践。他认为，“礼在三代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不仅指各种社会组织的准则，而且指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政治的、司法的、道德的、宗教的、教育的，等等）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从中国文明史来看，周公制礼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了周的各项制度性文化内容，而且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在其早期阶段的某种内在结构和基本发展倾向，成为中国文化的原点之所在，并对其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在这一进程中，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开始确立。

其后在东周出现的“百家争鸣”则是在当时社会剧烈变动的背景下，以周礼的思想为基础而对社会发展方向和内容的一次学术大辩论，其中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以及老子创立的道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并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成为国际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表达了他对周文化的崇尚和敬仰之情，也表明他的思想与周文化之间存在的深刻的承继关联。直到今天，孔子和老子的文化观念仍对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被称为是世界“轴心时代”重要的文化内容。

对于长安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周之后将先秦学者的思想观念不断付诸于历史实践，由此对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制度性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先秦与秦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一辈圣贤，都已将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再超出。问题只在如何去求实现。汉唐的成绩，在能依着先秦人理想，逐渐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现出来。那实在也是了不得。”钱穆先生还认为，“中国文化在秦、汉时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础，即政治社会方面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其第二基础，即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政治、社会一切制度譬如一大家宅或大园林，文学、艺术是此房屋中之家具陈设，园林里的花木布置。中国人的家屋与园林已在秦、汉时代盖造齐全，隋、唐时代再在此家屋里廛究陈设，再在此园里布置花草。”显然，在他看来，周、秦、汉、隋、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发展史上有着明确而密切的承继关系和发展关系。

因此，古长安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古代早期，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先进文化。这种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它不但是一种内涵丰富的重要理论和思想体系，更重要的它是将当时先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落实为社会制度。中国古都学会会长萧正洪教授在论述古都内部空间所包含的内容时，认为“政治制度”才是古都内部空间的真正占有者，对于古都长安学而言，他更强调了制度性文化在其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和对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历史上以制度性为其主要特色的长安学不但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也使长安学具有极其明显的国际性特征。

其二，从中外古代交流史来看，长安的国际化特点也很突出。其作为中国多个重要王朝的首都而广受关注，声名远播，是周边世界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影响辐射世界。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引领中国和周边世界的文化发展潮流，显示出突出的国际性。其作为典型的国际化大都市，尤其在汉唐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

学界一般认为，尽管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历史悠久，但真正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还是从西汉开始的，并由此出现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汉帝国幅员辽阔，中华文化已渐成熟。在这一时代，中华文化以其突出的先进性为基础，展开其自信的雄姿，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交流。其中张骞出使西域、“凿空”欧亚、“丝绸之路”的陆路大通道正式开辟，并成为中外、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这些都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丝绸之路”以长安为出发点，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西汉借助“丝绸之路”播撒自己文明的辉煌于广袤的地域，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而且大大加深了中外文化交流。与此相适应，长安也初步确立了其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显要历史地位，形成了“西有罗马，东有长安”的东西方世界交流的辉煌历史。这一重要的交流成果对以后的中外交流和长安国际化历史的深入发展，以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后，中华文化经过南北朝较长时期的文化融合、积淀，再经过时间虽短但却具有重要意义隋朝的铺垫之后，到唐代达到了一个昌盛兴隆的新阶段。唐朝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显示了勃勃生机，被现代西方学人称之为当时世界最伟大的帝国。正是在这一时期，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人文荟萃于其中，声名远播于四域。据记载，当时与唐朝有过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三百多个，长期保持友好往来的则有七十余。众多国家的外交使团频频出入长安，呈现出诗人王维所描绘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盛世达观。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讲，首都长安等大城市里“胡商”云集，与各国的商贸往来十分繁盛。从文化和制度角度而言，成千的外国留学生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并在唐朝的最高学府――长安的国子监，对中国的典籍和学术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强盛、最发达的时代之一，其政治制度被周边国家参考甚至模仿，形成了以中国本土为核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北部在内的“中华文化圈”――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重视使用汉字、吸纳儒学、传播中国佛教、效法中国政治制度、积极应用中国科学技术等等。

其三，古代长安文化的国际性要义不仅表现在长安文化的先进性和国际性，更重要的在于它还具有突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品格。诚如上述，不论是大汉或者盛唐，一方面，以长安为突出代表的这些中国早期强盛王朝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不仅塑造了东亚文化全貌，也影响着当时世界其他文化，表现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先进性、普世性，为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这早已为世所公认。除此之外还应看到，中华文化传播的另一方面，即它同时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从世界的视野来调整、拓展自身，在交流中汲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使其保持生动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对此，中外学界众口一词，比如崔瑞德就认为，通过丝绸之路，“许多中国的思想和技术传向西方，但在隋朝和初唐时期，中国却更多地从西方传人思想和文化”。佳话众多，不胜枚举。

正因为如此，以汉唐为突出代表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双向交融的文化传播过程。正是这一双向交流，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自身的内容，使中华文化更为丰富多彩，而且还使得中华文化获得了保持生命力旺盛不竭的发展动力，从而能够不断深入地发展。对此，在费正清认为，在唐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20世纪之前的最高峰”，其原因就在于唐所具有的“文化宽容的精神”。

显然，早期中外交流在本质上是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先进文化传播其价值与吸纳异质优秀文化因素而不断双向互动的统一过程。这一双向交流方式和进程不但彰显了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华早期文化的突出成就，而且成为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此特别强调的是，这一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本身不仅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走向世界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而且构成了长安国际化的丰富历史内容。对其历史内容和重要意义的深入探讨，正是国际长安学学术课题中的重要研究内容。

（二）国际长安学产生的现实契机

国际长安学不仅是一个随着学术深入发展而产生的重要问题，而且是基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产生的一个具有深沉历史感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现实性是基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因而这一课题不仅具有确定的历史核心内容，而且还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其一，现代西安的国际化发展目标是基于古长安国际化的历史遗产、传统和发展趋向而催生的合理要求。古长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一直是现代西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长安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也大体相似，有强盛也有衰落时期，但其发展的历史线索并没有断绝，有着明显而真实的文化传承脉络，它一直保存着古城的风貌和神韵，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物质及精神文化遗产。现在西安仍大量保存着古代长安的各种历史遗迹，并因此享有“古城西安”的美誉，这些既是长安人的一种历史记忆，也是与中国有历史交往国家的一种深刻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已成为现代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政治、文化和经济交往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纽带。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文化断层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屡见不鲜的现象。所谓断层就是与其自身丰富的文化历史传统绝缘，重新开始文化或文明的创造，如两河的苏美尔文明、古印度的哈拉巴文明和古希腊的爱琴文明等。但长安的文化特征及其传统极其顽强地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古今畅通的精神文化桥梁，这是我们进行国际长安学这一问题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历史基础。

其二，国际长安学受当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整体发展的战略现实需求的驱动而产生的古典学术课题。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西安在东联西通、重振古城雄风方面大放异彩，取得了突出的区位性优势。但如何在国家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在西部大开发和在构建亚欧大通道的国家大战略前提下，进一步彰显西安在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所应凸显的重要地位，以更好地发挥西安在中国走向世界中的独特作用，这无疑是现代西安深化改革、走向世界所面对的时代课题。而深刻总结中国古代周秦汉唐的国际化经验与教训，从而为国家西进发展新战略和西安国际化的实现提供借鉴，这是国际长安学学术价值的根本之所在，也是其得以产生的最为深厚的社会现实基础。显然国际长安学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与长安的历史与文化深刻了解、认知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则彰显了经史以致用的中国历史传统。

其三，进行国际长安学研究是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战略本身的迫切需要。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古城西安焕发青春提供了契机。在失去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后，古长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版图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以国际化的古长安为蓝本，有机地整合已经分化为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特别是将古长安地域的西安、咸阳两个重要城市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恢复长安国际化大都市系统化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西咸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条件、途径，以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特别是承担起西安面向世界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这种内在需求和趋向必然促使人们自觉地从昔日长安的国际化中寻求其所建立的适应国际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政策等内容，从而为当前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理论的指导。

显然，国际长安学和现代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需求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发挥古城西安传统的国际化历史优势，并将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转化、提升为现代西安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强劲动力，是国际长安学得以产生的最为直接的社会推动力。

（三）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逻辑

国际化视野和中西史学观念相互交融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是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在此视野下对中国史学观念的不断反思，促进了中国史学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问题史学”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这是国际长安学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这一前提所产生的重要成果。

其一，国际长安学是国际化学术视野所结出的硕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学者的历史观念、内容、视域越来越丰富、深刻和广阔，其成果必然汇集在中国国际化视野的建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观念的更新这一大的思想发展背景下。正是在与国际化紧密联系的新史学观念的推动下，历史学人立足于现实西安发展的基础之上，既从国家和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对昔日国际化的长安历史不断反思，又从昔日长安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其与现代西安国际大都市具体发展目标之间的深刻内在关系。其结果，借助现代的历史观念，国际化的长安历史与现代的西安国际化的发展前景之间不但通过时间的河流建立起不可分离的学术关系，而且成为历史学人必须加以面对具有现实感的重要历史问题。正是通过古今中西的不断交融汇通，具有浓厚古典特性的国际长安学重要研究课题终于应运而生。由此来看，国际长安学的基本内涵及其任务就是，在国际化观念的指导下，以古长安所包含的深刻历史内容为立足点，深入探讨古长安同周边各国及其世界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并从这种关联互动中总结古长安发展的得与失，从而为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国际化视野既是国际长安学产生的理论新视角，也是这一理论所得出的重要学术成果。

其二，国际长安学是从“问题史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理论反思的产物。“年鉴学派”是从西方史学的发展逻辑出发，用历史的思维与方法积极寻求解决现实问题，并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答案或启示。“问题史学”明显地反映了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及其趋势。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史以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史学的突出特征。如果和西方史学相比较，我们有传统的学术优势，但从现代史学理论的层面对我国的史学传统进行反思，取精用弘，与时俱进，也是我国史学界一直在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依此观点来看，国际长安学体现了在继承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的同时，又基于现实的社会需要而感发的“问题史学”特点。可以说国际长安学是现代中西史学汇通合璧的产物。

其三，国际长安学是对现代史学观念探讨的成果。以“问题史学”为重要内容的现代史学观念，其突出特点是倡导从现在的历史运动中去探寻历史问题。雅克・勒高夫认为，“它比任何时候都重视从现在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社会中’生活和理解”。显然，年鉴学派提出“问题史学”的用意在于强化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服务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现实功能。从现代的“问题史学”观念出发，思考和展望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必然要求将极具古典意义的国际长安学和当今国际化的西安紧密联系起来，参照比较，以探讨国际长安学对现代西安国际化的作用和影响。国际长安学就是在现代史学观念指导下催生，并对现实西安国际化进程产生了强烈观照效果的学术研究领域。因此，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观念对于加深理解国际长安学的史学理念和内容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借用现代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Croce）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总之，国际长安学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古典内容的统一体，其产生具有客观的历史内容和合理的历史逻辑，它有清晰的学术脉络可供探索，是长安古今历史相通的结果。如果从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影响角度而言，它是一个与现实国际化西安紧密相关的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同时，国际长安学也是一个时代问题，它深深植根于时展，具有现实迫切性。国际长安学的产生彰显了现代史学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问题史学”特性。

三、以“问题史学”为依据，构建并不断丰富国际长安学的理论体系

国际长安学是扎根在古长安丰富而厚重的历史土壤的基础上，是由“古”及“今”不断发展的历史运动的结果，它有着汉唐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这一大背景，更有着以汉唐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明所取得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辉煌成就。同时也要看到，国际长安学虽扎根于厚重的历史土壤中，但仍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它明显地受现代西安走向世界和建立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的强力推动，具有突出的现代史学的“问题”特色。因此，对国际长安学而言，其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仍将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它是保障国际长安学得以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故在此对这一问题再进行申论。

（一）准确把握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充分发挥“问题史学”对国际长安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历史的理论是人们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深刻的认识成果，事实上，现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史学理论和观念对历史学研究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王国维先生精辟指出，大量新材料的出现对于推动历史研究新领域的产生和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是王国维先生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深刻的总结，对现代史学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代史学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史学研究所产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需要我们用新思维和具有时代性的理论和方法对已有原材料进行再研究和再反思，从中不断产出史学新成果。在这一学术发展背景下，“年鉴派”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就曾以“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作为他治史的座右铭。事实上，国际长安学的这一学术领域和问题的产生并不是以古代新材料的大量出现为依据，更多的是由历史观念的转型所引出的历史问题，并由这一历史问题所催生的学术研究结果，而这一学术成果的产生在充分体现历史思维和理论对史学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必将有力地推动长安古今国际化的研究，因此，切实重视“问题史学”的研究和运用是将国际长安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重要条件。

从西方史学史来看，“问题史学”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进程而在现代产生的学术成果。这一成果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空间，深化了历史研究的纵向维度，强化了历史的社会效用和功能，也彰显了历史所具有深沉而厚重的现实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问题史学”首先是历史学在深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合乎历史逻辑和思维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对历史的迫切要求。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理论和方法，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历史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一理论已超越了西方传统历史观念的局限，也标志着它与中国史学研究的宗旨殊途同归，相互汇通，因而对于推动现代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国际长安学的研究而言也是如此；其次，“问题史学”这种具有现实目的性的历史研究“范型”不应该也没有成为历史学发展的障碍，相反，它为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和新途径。“问题史学”的出现从另一侧面再次揭示了历史学所以出现及深入发展的根本性缘由之所在，即历史学是从人们的需要产生，为解决人们的需求产生并逐渐深入发展其效用的一个重要的人文研究领域。因此，“问题史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和目标为我们提供了展示现代历史研究的优势和发挥其时代作用的场所；再次，“问题史学”的历史研究“范型”绝不意味着对历史研究能力和水平要求的降低，也绝不意味着通过浅尝辄止的方式就能得到成果。从学术史来看，“问题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对实证主义史学进行的批判改造，它处于史学研究的学术前沿。这主要表现在：它是努力将历史进程和历史的理论相联系的硕果，是竭力将历史的求真和历史的效用二者有机统一的产物，是将坚实的史学功底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力相结合的成果。由此来看，“问题史学”其实是向历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它与国际长安学有着深刻的理论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长安学是这一理论的直接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对“问题史学”予以充分重视。

显然，在“问题史学”视域下，进行国际长安学的研究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这也正是国际长安学所应该直面的问题，也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它既是国际长安学研究之意义所在，也是现代史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社会历史责任，更是国际长安学所蕴含的创新精神的具体表现。所以，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与时俱进，全力争取以达到这一崇高的学术境界。

其一，将“问题史学”的理论指导与具体的历史研究相结合，从而不断探索和丰富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方法体系。对国际长安学自身理论架构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进行：一方面在国际化这一历史背景下，着力对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所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以体现国际长安学自身具有的理论指导优势；另一方面从古都长安国际化的客观发展进程出发，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历史认识，从经验或教训的层面不断升华到理论自觉的层面，以探求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国际长安学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对其内容和规律的探讨“取决于以古都为核心的某种环境影响或社会文化体系自身的外延。换言之，拓展的程度不取决于我们研究的主观意图，而是研究自身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只有经过不断反复的史论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历史认知过程，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长安学的内容、特征和其所不同于其他研究领域的学术边疆之所在，进而为其提供科学可靠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从根本上为国际长安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依据。

因此，国际长安学的必由之路是将理论指导和具体历史研究一方面统一于以周秦汉隋唐的古典历史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则统一于当代西安建立国际化大都市蓝图的历史实践中，并在这一古今相通但又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国际长安学客观的古典性特质和对现实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显然，这一趋向不仅是“问题史学”的要求，也是国际长安学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二，揭示宏大主题与其内部具体纷杂的历史专题之间的真实而深刻的联系，不断充实和深化国际长安学研究的理论和内容。具体而言，在这一进程中要注意克服在运用“问题史学”观念指导研究中容易出现、事实上也屡屡出现的弊端。这主要表现为受宏大主题的吸引，醉心于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理念架构，只是偏爱对宏大的问题用理论架构或猜想代替实证的具体研究，从而忽视对宏大问题内部具体而复杂的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的学术探讨，缺乏对现实问题进行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深度探索，最终研究成果大都停留在重大问题的表面，没有体现出历史学求真务实的学术特点。显然，从研究的方法来看，这一弊端是将问题的发现和研究两者混为一谈，其本质则源于对“问题史学”的不正确理解。

其三，正确而深刻地揭示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内在关联，既是国际长安学理论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其难点问题之所在，它关系到国际长安学能否深入发展。因为当代的问题与历史的问题两者有一个明显的时间距离，如何从理论上论证两者的内在关联，这是史学界，特别是西方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理论难题。年鉴派的进步就在于它强调了古今在传统对立的思想基础上还具有统一的观念。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所具有的对立统一属性的深刻理解，从而使年鉴派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有了重大变化，它可以对年代隔离较远、地域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统一研究。以此来看，长安的国际性问题亟待发掘，呼之欲出。它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它是将历史的长安和现代的西安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要对其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就必须在正确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将国际长安学的现实问题同历史探讨结合起来，将宏大问题和具体有效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可以做出具有特色的成果，并形成国际长安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充分体现并揭示古今联系的历史性，并在这一历史性中体现其现实意义。

（二）以“问题史学”为依据，重视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中重大问题的研究

“问题史学”侧重对社会影响较大、人们较为关切的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强调的是将个人兴趣与社会关切结合起来，突出了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责任感，更有利于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效用。

发现问题需要坚实的学术专业修养、高尚的学术操守和社会责任感，而这些要求对于任何一个历史学者而言，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从史学史来看，上述观念其实是从更为深刻的纵向发展的现代历史观念和更为宽阔的社会历史的横断面向历史学者提出更高的学术研究标准。从这里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史学的新进展，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进展对历史学人提出的要求和挑战。在这一严峻的挑战面前，我们只能积极面对。

那么，什么是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呢？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论述，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显然，从马克思的思路出发，历史研究所要发现的问题，首先应该是现实中的真问题，而不是无病的假问题，其次是大众所关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雅好或其他，再次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对它的探讨有助于社会发展的进步。

如果将这一思路运用于国际长安学研究的话，其发现问题的途径和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史学研究应当紧紧与国际长安学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结合起来。应当紧密地同西安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现实追求结合起来，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应该是我们在选题时所应遵循的行动指南。

国际长安学应该采取的方法是从国际性视域出发，从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去发现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寻求具有深度的历史解释，但切入点一定要小，而且要从不同角度反复切入。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才能真正揭示宏大主题内部所存在的真实而深刻的具体联系，以体现历史研究的自身优势。用马克・布洛赫的话来讲就是，“从原则上讲，分析对于概括综合来说，只有当分析以综合为目的，并注意为综合服务的时候，才会是有用的。”

“问题史学”对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不断加深和拓宽国际长安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其二要使古长安的国际化和现在西安的国际化二者之间建立紧密的学术关联，以目前西安国际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为切入点，探讨昔日长安国际化的历史实践，以其研究成果来指导现代西安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并在这一新的发展进程中进一步探索其发展的新目标和新途径。

比如，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立必然需要大量的具有刚性的制度性措施作为保障，也需要大量的针对具体问题的短期的政策作为补充。那么，建立国际化大都市需要哪些制度和政策？如何制订和实施这些制度和政策，这是建立国际化大都市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现实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从古长安的国际化进程中获得经验和教训。这当然是国际长安学所要大力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再比如，国际长安学的研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和成果最集中的体现在于它对于我们清楚地把握古都长安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在古长安大地上所进行的具有未来发展战略构想的新的城市化建设模式――国际化“大长安”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简言之，国际长安学首先是长安国际化的产物。昔日长安经过长期的国际化建设形成了系统的国际化长安发展的综合格局和丰富内容，从而有效地提供并保障了诸如以汉唐为突出代表的长安国际化功能和地位。现代西安国际化进程虽然不能复制昔日国际化长安的模式，但是可以借鉴它。因此，以国际长安学研究的成果为依据，以现实的国际化发展需求为指针，古今融通；在学习我国北京、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基础上，汲取西方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西合璧。

（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将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有机地统一于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进程中

马克・布洛赫曾指出：“历史是一门有关过去的科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很不恰当。”因为如果将历史研究局限在过去这一狭小范围的话，并不能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对历史学的客观需要，也不能适应历史学本身深入发展的需求。因此，他“建议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但这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专业争地盘……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范围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从现在史学发展的成果来看，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史学指导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史学发展的趋向来看，历史学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过去，也不仅仅是现在，而且也要面向未来，因为只有将未来纳入历史的视域之中，我们才可能对古代的历史和现代的历史看得更为清楚，并在古代和现代的发展进程中更为清晰地了解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向。勒高夫认为，“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很有必要在过去、现在的基础上再加上第三个维度：未来”。当然，如何将未来纳入历史研究的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争论，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理论研究在其中必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历史的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要发现历史理论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则是要与社会历史发展建立真正的内在联系，以便于发挥对现实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实践关系。这一辩证实践关系的核心是在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史论结合，不断地深入现实的历史运动中，以探讨古代、现代、未来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此反复，使历史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正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说：“历史意识也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把时间的相反两端连接起来，从而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总之，历史的研究就是由古及今，再向未来的一个辩证认识的过程。

在构建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时，应将古长安同不断变化的现代西安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联系起来，将这一过程作为一个有明显差别但又有紧密内在联系的整体，并将其作为国际长安学的客观对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国际长安学本身的特点、内涵、理论方法、作用和影响有一个不断全面、深入的了解。其实，“问题史学”对于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建构而言，意义也在于此。

研究国际长安学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它与人们所关切的突出的现代问题和发展紧密相关，其本身是一种不断地从古到今、再对未来加以展望的运动过程。这并非只是主观构想的产物，它是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国际长安学的历史理论与西安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的矛盾运动和社会历史实践辩证相结合的产物。

在朱本源先生看来，史学思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反映。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思想。比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凭据的是经过长期生产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与之相应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是面向过去，按祖宗成法办事，这就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借鉴史学”，或叫做“垂训史学”。如《诗经・大雅》的哲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战国策・赵策》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的箴言就是典型例证。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时，其所彰显的治史宗旨仍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此，西方历史思想发展也相类似。现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能够体现这一崭新时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对此朱本源先生精辟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生产和生活上的事瞬息万变，从现实出发制定的政策在实行上往往落后于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所以思维方式必须面向未来”。因此，朱本源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从现在社会本身包含的自我扬弃，来展望历史发展的未来进程。这正是今天的信息时代所要求的历史思维。”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国际长安学的研究领域不仅是一个传统性历史研究课题，也是现代史学研究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它是同“大长安”的构建相关联。国际长安学的研究一定要从现代的真实问题出发，立足于信息社会这一坚实的社会基础，面向未来，这是国际长安学发挥其历史效用的一个基本趋向。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历史学最终要阐明的论题是人类的意识，对历史学来说，人类意识的内在联系，人类意识的错综复杂，人类意识的影响，正是现实本身。”国际长安学的理论一方面要反映以古都长安为核心的中国早期国际化历史发展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探讨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途径――西咸一体化和西咸一体发展的趋向――“大长安”的构建提供历史借鉴。这正是本文宗旨之所在，当然也是国际长安学研究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四、结语

总之，从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观念出发来探讨国际长安学这一重要的学术研究问题，就会发现，国际长安学的内容要深深植根于客观的长安历史之中，它在包含极其丰富而重要的古典史学内容的同时，又要表现出浓郁而昂扬的历史气息和具有时代感的问题意识。

毫无疑问，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不仅是国际长安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国际长安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建构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准则应该是：以现代史学的理论为依据，从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以周秦汉唐为核心的长安国际化历史为根基，面向未来，这是国际长安学所应坚持的基本的史学认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