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控制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司法控制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二、操作风险是指由于司法会计主体操作不当而产生的司法会计风险

操作风险又受以下因素的制约:一是受司法会计鉴定人专业胜任能力的制约，如提请鉴定的问题超出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而司法会计鉴定人在受理时未予发现，这将直接导致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内容违法或不科学。二是司法会计鉴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司法会计是一门“综合学科”，作为一名合格的司法会计，必须具备会计学、审计学、证据学、侦查学及相关法律知识，方能胜任该项工作。

三、干预风险是指由于司法会计机构内部、送检机构、当事人等的干预而产生的司法会计风险

鉴于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需求，会通过不同方式和方法向鉴定人施压，以此来增加胜诉的可能性。我国的司法会计鉴定人大多都隶属于鉴定机构，各方的干预很有可能会使司法会计鉴定人不能客观、公正出具鉴定意见。因此为司法会计鉴定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是保证公正司法的前提条件。司法会计风险一旦产生，轻者造成司法会计工作结果不能被采信，重者将直接导致产生错案。控制司法会计风险的主要做法有:

(一)节点控制

一是受理鉴定时的风险控制。

①程序合法，如是否回避等;②鉴定要求不能超出鉴定范围。对超出鉴定范围的，坚决不予受理。

二是接收检材时的风险控制。

对接收的检材不符合鉴定标准的，要坚决不予接收，确保鉴定质量。司法会计鉴定人在鉴定中发现缺少必要的鉴定材料时，应向司法机关提出补充鉴定材料的要求，由诉讼机关或诉讼部门负责收集。

三是备检时的风险控制。

司法会计鉴定范围很广，涉及的鉴定技术标准也很浩繁，司法会计鉴定人在受理鉴定后应当收集和熟悉鉴定技术标准，主要是收集和熟悉与鉴定事项有关的财经法规、会计准则、财务会计制度、财务会计计算公式等，但不能采用类似标准，否则可能导致鉴定意见不科学。

四是初步检验过程中风险控制。

初步检验是司法会计鉴定人通过阅读卷宗，检测检材质量，作出初检结论，并据以制定详细检验论证方案的司法会计鉴定过程。初步检验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检材质量、数量，以此判明检验鉴定的难易程度以及所需增加的非常规检验项目，为制定详细检验论证方案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是详细检验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司法会计鉴定人应根据检材状况及初步鉴定意见编制详细检验论证的计划，即鉴定所采用的主要标准、基本方法、技巧和路线、具体的检验分析项目以及各项目的目的和要求等。

六是制作鉴定意见时的风险控制。

①鉴定范围不能超出司法会计鉴定范围;②不能由于文字语言表达能力不足、书写笔误等原因，导致文书表达错误。

(二)增强司法会计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

一是科学评估。接受委托前，司法会计鉴定人必须了解案情和鉴定要求，然后量力而行。经济案件涉及面广、案情错综复杂、影响深远，要求鉴定人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及高超的鉴定技术，鉴定人知彼知己而后量力而行。二是错案追究制度的建立。司法会计鉴定人要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出具鉴定意见，一旦发现违规鉴定、违法犯罪的要坚决予以打击，轻者承担纪律处分重者承担刑事责任，使司法会计鉴定人严守职业操守，客观公正的出具鉴定意见。三是加强司法会计鉴定人的业务培训。

(三)改善司法会计鉴定人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

篇2

关键词：侦查权性质 令状制度 司法审查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侦查权的性质分析

侦查权是国家侦查主体，为实现侦查目的，依照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侦查权的性质归属是研究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认为侦查权是司法权，那么侦查程序就是一个司法程序，侦查机关就是司法机关，侦查机关的决定就有司法终局性，而没有法官介入的必要。如果认为侦查权是行政权，那么侦查程序就相当于行政程序，考虑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作用，则在侦查程序中就有引入司法控制的需要了。

目前，关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大致有三类观点：一娄认为，侦查权本质是属于司法权。一类认为，侦查权本质是属于行政权。还有一类观点认为，侦查权兼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特征。

关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笔者有如下看法：

第一，那些认为侦查权是司法权的观点，多是从侦查权的行使结果来静止地回望侦查程序，发现侦查权具备丁司法权特征。而认为侦查权是行政权的观点，则倾向于从侦查权的行使过程来看问题，认为侦查权具备了行政权特征。这两个角度都有意义。在分析侦查权性质的时候，要全面看待问题，既要从侦查权静态的行使结果来分析，也要从它动态的行使过程来看。

第二，有一逻辑问题需要说明。人们之所以将侦查权定位为司法权，或行政权，或既是司法权，又是行政权，大多因为经过分析，认为侦查权具有司法权或行政权的特征。但是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是两回事。分析侦查权的外部特征并不足以确定其本质属性。A事物具有和B事物相同的外部特征，并不等于说，A事物和B事物性质同一。所以，直接给侦查权定性的论证，论证理由似乎都不充分。侦查权具有司法权或行政权的特征，并不等于侦查权本质就是属于司法权或者行政权。

第三，笔者认为，侦查权既有司法权特征，又有行政权特征。我国学者孙笑侠先生认为，司法权和行政权，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司法权以判断为本质内容，是判断权，而行政权以管理为本质内容，是管理权。他还概括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十大区别：

(1)行政权在运行时具有主动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被动性。

(2)行政权在它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面前，其态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而司法权则具有中立性。

(3)行政权更注重权力结果的实质性，但司法权更注重权力过程的形式性。

(4)行政权在发展与变化的社会情势中具有应变性，司法权则具有稳定性。

(5)行政权具有可转授性，司法权具有专属性。

(6)行政权主体职业具有行政性，司法权主体职业具有法律性。

(7)行政权效力有先定性，司法权效力有终结性。

(8)行政权运行方式的主导性，司法权运行方式的交涉性。

(9)行政权的机构系统内存在官僚层级性，司法权的机构系统内则是审级分工性。

(10)行政权的价值取向具有效率优先性，司法权的价值取向具有公平优先性。

对照这十大区别，笔者认为侦查权有如下特征：

(1)侦查权的运行具有主动性。

(2)侦查权的行使既具有倾向性，又具有中立性。

(3)侦查权行使既注重实质结果，又注重形式过程。

(4)侦查权的行使强调应变性。

(5)侦查权具有专属性，不具有可转授性。

(6)侦查权主体应具有法律职业性，而不仅仅是行政性。

(7)侦查权效力具有先定合法性，也有终结性。

(8)侦查权运行具有主导性。

(9)侦查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管理关系。

(10)侦查权的行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侦查权是一种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特征的特殊的国家权力。

二、目前我国对侦查权控制的现状

我国关于侦查权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侦查机关对侦查权进行内部控制。侦查机关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由后者签发相关的许可令状。

目前，我国对侦查权的控制主要来自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控制：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还可以对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关于批准或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变更强制措施方面进行监督。另外，检察院可以通过对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几种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从而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制约。

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通过对几种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来制约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尽管我国目前通过以上多种途径对侦查权进行控制，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不完善

(1)与侦查活动同步的内部控制单薄。公安机关的内部控制基本上都采用“批准”、“签字”的方式。这种内部审批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控制作用，但是基于整个侦查机关利益、工作目标追求的一致性，内部控制的效果值得怀疑。

(2)内部责任追究程序不完善。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侦查机关侦查权滥用的责任追究程序规定得较少。

2．检察监督不完善

我国的检察监督存在以下若干缺陷：

(1)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这种法律监督地位，尽管在确保公安机关遵守诉讼程序方面，能发挥一定作用，但由于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往往在监督公安机关时不力，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也常流于形式。

(2)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例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只能以提建议的方式促使其纠正，如果公安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

(3)检察机关对于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采用任何强制侦查措施而缺乏来自外部的监督。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篇3

196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控制论专家L.A.Zadeh在《信息与控制》杂志发表了模糊集的论文，提出“模糊集合”（fuzzy sets）的理论为语言学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模糊语言学，因而自然语言就有了精确性和模糊性语言之分。“在自然语言中存在精确性和模糊性的差异，处于语义轴两个极端的绝对精确与清晰是有限的，这决定了语义的精确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处于语义轴的广大中间领域是过度的、分级的，其难以划清界限的模糊现象则是普遍的，这决定了语义的模糊性是绝对的。本文主要是分析法律语言模糊性的成因及其作用。由于法律语言中含有大量的模糊语，造成人们理解和运用上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法律进行解释，以解决因模糊法律语言造成理解上的差异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一、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的成因

模糊是法律语言的本质，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是普遍客观的存在。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是指法律用语所表达的概念不明确的，没有准确的范围和界限。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成因复杂，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法律语言本身的模糊

精确和模糊是法律语言学的一对矛盾。精确是指内涵特定和外延明确。精确是相对的，绝对精确是不可能的。如：“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的存在持续地经过法定期间而发生的一定民事法律效果的法律事实。模糊则指外延不明确的，它是语言的本质属性。如“死亡”，是指自然死亡还是宣告死亡？自然死亡的标准是什么？是“脑死”还是“心死”呢？

有人认为模糊就是歧义，这是不正确的。歧义主要是由一词多义和同音异义的词引起的。

对一词多义或同音异义的词，则要分别地探讨它所包含的所有外延是否明确，正如石安石所说：“语义的模糊与否是就词语的特定意义的状况说的，与这个词语是否多义或是有歧义无关。遇到多义或歧义时，则要一个意义一个意义地分别考察它是否模糊”。

因此，模糊是本质的，精确是相对的，而歧义则是偶然的。对此曾有论述，“模糊性是模糊词所指称的连续体的主观特征之一”，“必须与语言的其他特征，如歧义区分开来。歧义可以被消除这一事实说明它只是语言的一个偶然的特征。试图通过释义来消除歧义的努力都会因此带来的过度精确而遭致失败”。

（二）法律文化差异引起的模糊

“法律文化主要指内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及价值系统”。而“法律文化的形成是由某一个共同体，准确地说是由某一个民族的社会背景、物质基础、价值标准所决定的”。因而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特征，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文化的差异也会引起法律语言的模糊。如minor（未成年人），各国法律根据各国人民生理发育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规定。法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泰国等国以21岁以下为未成年人；瑞士、日本等国以20岁以下为未成年；英国、土耳其、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中国等国以18岁为未成年。不同的民族的生理发育特点引起minor的模糊。

不仅不同的法律文化差异引起的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就是在具有相同的法律文化的背景下也会引起的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如美国和英国同属于普通法系，Corporate在美国主要指严格按照公司法组建的公司，具备法人资格的，Company主要指规模小，不正式的公司，一般不具备法人资格；而英国则相反，Company则主要指按照公司法组建的公司，具有法人资格，Corporate主要指小规模的非正式的。反映在两国的法律名称也不一样。美国的《公司法》为“The Corporations Act”，而英国的《公司法》为“The Companies Act”。

（三）立法上需要使用的模糊词语

法律是追求正义和公平的理念，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法律语言的必须准确。因此准确是立法语言的最基本特征，要保证立法语言的准确性，必须用精确的词语来表达法的概念和词句。但是这种准确只是相对的，在坚持立法语言的准确性同时，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能够更好地符合法律特点的要求。法律具有概括性、抽象性、适应性等特点，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同时为了防止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面前无能力，因此，就必须使用模糊词语，当然使用模糊词语必须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立法语言必须准确，该模糊时而又非模糊不可，这个似乎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法律的面貌。正如周旺生教授所说：“用模糊词语来表达的法律条文，在适用时具有一定的收缩性和灵活性，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准确地定罪量刑，惩罚犯罪是大有裨益的”。诸如：“在紧急情况下”（《民法通则》第68条）、“由于特殊原因”（《行政诉讼法》第22条）、“情节严重”（《行政处罚法》第58条），另外中若《刑法》若干次出现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等。

二、模糊法律语言的作用

（一）可以弥补精确词语的不足

由于人们的思维能力是相当发达的，而表示概念的词语成分则是相对有限的，因此，语言的某些词汇成分和语法成分所表示的语义不可避免地要有模糊性。因此，作为法律外在形式的法律语言其法定原则就是语言的准确性，即要求法律语言务必清晰明确，不能摸棱两可，以达到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要求。”“然而当无法用精确词语描述事实或用精确词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模糊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在搜查的时候，应有有被搜查人或者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刑事诉讼法》第112条）

“其他”是模糊词语，其外延不明确，可以指朋友、亲戚等除了被搜查人、家属、邻居之外的一切人。若用精确词来表达不仅繁琐，而且也很难“穷尽”所有在场的见证人。因此模糊词语可以弥补精确词语的缺陷，丰富了法律的内容。

（二）可以扩大法律所包含的内容

由于法律具有概括性、灵活性特点，那么作为法律外在表现形式语言除具有准确性之外，也必须具有概括性和灵活性特点。法律语言是立法者表达意图的工具，立法者针对所涉及事物的范围及法律所规范的行为种类进行概括和对未来事物与未来行为的发生进行预测，并用法律语言来表达立法意图。由于精确词语内涵和外延特定明确，使用精确词语有时可能会使法律“滞后”，不能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模糊词语外延不明确，因此恰当使用模糊词语不仅可以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且还可以扩大法律的包容量和涵盖面。如：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1）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2）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3）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国家赔偿法》第5条）

“该条款在清晰地列举了国家不承担赔偿的两种情形后，用了‘其他’一词，从字面上看，‘其他’是个模糊概念，此处并未能解释清楚。但是在列举了国家不承担赔偿的两种情形后，为避免由于客观事物情况的复杂多变而又有所遗漏，用‘其他’一词加以概括，应该是允许的”。

（三）可以促使法的实施

“法的实施是指法在社会生活中运用和实现的活动与过程”。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使守法行为的标准更加明确，使执法与司法行为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相对的自由裁量的余地，为更严格、准确、科学地操作法律提供了合理的空间”。如：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法》第41条）

其中“必要的、合理的”为模糊词语，既限制保险人的赔偿范围，又合理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至于“必要的、合理的”含义是司法者根据具体情况决断，并随着时展而变化，其目的为了保持法律的生机与活力，而这是精确词语无法达到。

篇4

当代关于人的科学正在悄悄发生突破性进展，这种进展可能出现在学科交叉地带，尤其是文科和理工科的交叉地带，更具体地说是出现在文科知识和以神经科学（脑科学）为首的理工科知识的交叉地带。人文社会科学自近代以来就有倾听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好学“习惯”，有时，倾听和学习甚至会带来整个认识纲领意义上的深刻革命，引发是否应当“第二次起航”的大讨论。近代牛顿力学成功后，在人文学中唤起了一波波建立“人的力学”或“人的几何学”的激情；19世纪以来实验心理学、量子力学和控制论的发展也曾在人文学科中一再引发新的方法论借鉴热潮。然而应当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这次最新的“自然主义大潮”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次科学的领头雁是神经科学（其主要伙伴是人工智能学）。人文学在过去遇到自然主义冲击时往往躲向“心灵”，而这次脑科学家正是直指心灵的本质，借助突破性的、日新月异的各种神经—脑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预期，新的科学知识革命对人的自我理解所带来的影响将不仅是少许表层扰动，而是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范式革命。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文科学者在热切学习和接受新的方法论，如心智学中的主流派（丘奇兰德、克里克等）；而且，善于学习者甚至在逐步形成崭新的“学科”（不仅拥有自觉的典范解题方法与文献积累，而且拥有专业杂志、专业学会、年会等等外在形式），如“神经经济学”、“神经法学”、“神经伦理学”、“神经教育学”、“神经管理学”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瓦雷拉等人倡导的“神经现象学”，它代表了积极结合传统文科研究方法（现象学方法、佛教内观方法）和新自然主义方法论而形成的一个很有前景的跨学科研究纲领。

由神经科学发展领头的自然科学新进展对人文学科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深刻影响？是全面铺开上述的“神经××学”，还是会激起像维科、斯诺、狄尔泰、柏林等人曾强调的科学与人文学的激烈冲突？这是所有人都应当关注的问题。毕竟，这关系到人类自身。所谓“文化强国”或“文化大国”，不可能对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漠然无视。更何况这不仅涉及理论家的论辩，而且具有很强的技术应用前景。通过日益完善的“读心术”、脑区实时扫描、精神疾病遗传基础等新技术，神经科学的发展难道不会很快彻底改变人类的本体论境遇（human condition）吗？

对此“大问题”，国外学界关心较早，不仅有专门探讨的论文，而且有面向大众的“启蒙”。其中一个典例是荷兰皇家脑科学所前所长、浙江大学曹光彪讲席教授狄克?斯瓦伯（D.F.Swaab）所写的《我即我脑》一书。该书立足于神经科学实验的最新发展，系统全面地对意识的本质、自由意志、宗教的本质、司法的有效性、生命的价值等提出了大量挑战性看法。斯瓦伯教授在西方和中国的演讲也引起了人文学者的热烈争论，甚至进入2012年全荷兰高中毕业考试（“高考”）的考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医学院和理学院相关学者认为，不妨以此为契机，展开深入推动跨学科研究进程的讨论。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期文章直面所谓心智学乃至人学的“难问题”——心智的本质、人的本质、心身关系、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机械论与目的论等。斯瓦伯教授及其脑科学的同行们在主题文章中的观点旗帜鲜明： 心智是脑神经系统的产物，其性质与荷尔蒙是大脑的产物没有两样，所以是客观的。意识或者主体性的概念没有任何独立地位；自由意志是一个幻觉参见包爱民、罗建红、［荷兰］狄克?斯瓦伯《从脑科学的新发展看人文学问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517页。。他的观点在人文学者的回应中不乏质疑的声音。哲学学者李恒威认为，“我即我脑”的命题涉及心—身关系这个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如果不澄清与之相关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就难以完全理解描述“人之现象”的种种概念，如物质、心智、意识、自由、价值等。为此，作者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认为人类描述意识的两个范畴是视角变换的结果，它们之间是一种相应性的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没有因果作用参见李恒威《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828页。。历史学者孙仲、张文喜则认为： 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并不能证明心智被大脑完全决定；在关于人类行动和历史的有意义的描述中，“脑主体”（cerebral subject）没有意义，必须以人为本位；自由是人类历史中的真实存在参见孙仲、张文喜《“神经历史学”是否可能》，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2936页。。

可以看到，本期所发表的文章代表了相当不同甚至极度对立的观点，但我们欢迎争议，欢迎交锋，因为真理在讨论中才会日益显明。我们欢迎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