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论文篇1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市场化进程论文篇2

2.专业劣势分析传统财政学主要是为政府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毕业生就业主要是面向各级财税、海关、银行、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与科研机构。伴随市场化改革冲击，高校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为导向重新调整，当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途径逐渐多元化，除了继续为政府财政、税务部门培养财税管理人才之外，还为海关、公检法、人大财经委、政府办公室、发改委以及新闻媒体与电台等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培养财税专门人才。当然，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主要是以面向市场为主：一是在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从事财税管理、税收筹划和税务等方面的实务性工作；二是在企事业单位和金融部门从事财务核算和涉税工作，减少单位生产成本与维护单位经济利益[2]。与其他财经专业相比，财政学专业学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仅处于中游位置。一些著名高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财政学专业也仅能达到供需平衡，而这其中除了名校学生确实受到就业单位的相对青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统计高校学生就业时，是将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也统计在内，而这些重点大学财政学专业学生考研率相对较高。然而地方性高校财政学学生因自身竞争力不强，以及考研率也不高，因而其就业与其它经济类专业毕业生相比要差一些，特别是与会计、金融等热门专业相比。首先，财政学专业原先主要是对口公务员系统，毕业生有稳定的就业去向，但现在政府财税、海关与公安司法等部门对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较小，且岗位竞争压力大。因为公务员制度改革之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多数都进入到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这些部门的职工队伍得到较大的充实。虽然由于国务院各部委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近来许多单位为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以及提高单位工作效率和效益，需要补充大量优秀的财政专业毕业生。与之同时，当前我国财税制度设计与财政部门实践工作不断尝试与国际接轨，例如2006年我国实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国家各级部门也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即专业的财税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因而进入政府公务员队伍对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些地方性高校，例如，浙江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每年有近一般进入公务员队伍。然而由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时，可供选择的对口职位大都是在财政局、税务局、海关以及公检法等等部门，主要是从事财政管理、税收规划和财务核算等方面的职位，由于这些单位工作稳定、收入较高，而且非常体面，因而也倍受考生青睐，几百人竞争一个职位的场景是一种常态，上岗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是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另外与之同时，财政、税务等政府部门招收公务员也并不局限于财政或税收专业，一些职位需求被会计、金融、法律和计算机等专业肢解。其次，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技能劣势相对突出[3]。伴随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创业型或小型企业明显增加，对于会计、财务管理和金融等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量大，而这其中主要是因为这些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具有技能性与应用性，从而也致使这些专业的学生就业率高[4]。与之相对，由于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许多课程侧重于基础理论，其中一些事务性课程又主要面向政府部门，例如《政府预算与预算会计》、《国债理论与事务》等，显然与就业市场的技能型和应用型需求存在较大较大差距。因此，多数以就业为目标的学生主要将精力置于考取各种证书上，例如会计从业资格证、理财规划师等，以增加毕业时的就业砝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对本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更不用说进行深入研读与延伸。而这在地方性高校更为突出，因为地方性高校学生生源质量相对较差，以就业作为其最终目标的学生占比会相对较高。再次，财政学专业在国外高校并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专业设置。在国外，一般设立共公经济学专业或政府管理等专业。因此，国内高校在财政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方面无经验可供借鉴，主要是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导致一些高校在市场化改革冲击下，财政学专业仍然按照旧的思路进行，毕业生明显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另外，正因为仅有极少数毕业生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在期望值过高与现实“专业不对口”的低层次企业现状就业使在校学生产生专业迷茫。

市场化进程论文篇3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行计量分析，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有关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的巨大进展，集中体现在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进程上。由于银行业在欧盟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在这两个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目前国内外有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缺少经验检验。本文运用经济计量分析的协整检验方法，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 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 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是1986年欧共体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的提出。在这份法案中，欧共体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在这个市场内，实现产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在《单一欧洲法案》框架下，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点，而且随着德洛尔报告的和《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又成为推动欧洲向经济货币联盟迈进的关键动力。 《单一欧洲法案》只是明确了欧共体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方向性目标，具体的政策表现为欧共体理事会的指导性意见”。 早在1977年，欧共体委员会就了《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其核心条款是允许外国银行在符合东道国法规的前提下设立分支机构。它事实上打开了成员国银行在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义。但是，由于各国的立法差异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跨国银行活动。真正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走向单一市场的是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的《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Directive 89／646／EEC)，经过修订，1993年各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法律加以正式实施。这份立法涉及欧洲银行业金融服务和跨国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监管规则下的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根据这两项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要在本国获得了营业许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纳国的许可，其业务也只受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督，而不受东道国的监督和管制。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对银行业跨国经营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银行不再需要为了申请在国外开立分支机构的资格而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其经营活动也只由本国的监管机构监督，这样就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由于监管规则不同造成的麻烦。另外，这两项原则也为欧盟各国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降低对欧盟各国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并减少欧盟各国的监管负担，同时也限制了潜在的各国监管者的偏见。1986—1992年间，欧共体理事会还制定了8个附加的指导意见，分别对银行业监管、资本金要求、偿债能力标准、洗钱活动、信贷风险、年报的要求和银行并购重组各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欧共体理事会的这些指导意见系统地阐述了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员国将这些要求转化成本国的具体立法加以落实。因此，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不仅依赖于各项指导意见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员国的具体实施状况密切相关。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单一市场指导意见在各成员国的实施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间，已经被成员国采用的指导意见占全部指导意见的百分比已经从58％上升到89％。对于《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截至1994年4月，12个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中有11个已经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了国内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总体而言，在欧共体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之后，欧盟银行信贷市 场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一体化比市场的实际一体化先行一步。 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经验检验 (一)假设和数据 首先，经验检验主要是针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同时也涉及货币市场，因为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基础的，银行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很密切。 其次，检验的指标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作为衡量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指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应该遵循单一价格原则，换言之，就是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所有相同金融资产都具有相同的价格。由此，利率可以作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衡量标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风险的不同，文化对银行与客户关系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不同，以及各国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性行为不同，一体化的银行信贷市场内利率并不一定都实现均等化。因此，我们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不是以严格的价格均等化作为标准，而是使用协整的概念。协整分析认为，随着银行信贷市场日益一体化，区域内银行的定价行为将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体化地区内成员国的利率将表现出趋同的关系。而从具体分析的角度说，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内，利率(非稳定时间序列)在短期内可以分离变动，但是在长期，市场力量将迫使它们恢复到一个均衡的关系。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这是出于下面几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在金融市场上，名义利率能够比实际利率更好地反映国际套利过程。借款者用以进行比较、评判的是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相应地，那些不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跨国业务活动的银行一般也只是对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感兴趣。上述两者构成了国际套利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国际套利过程中名义利率比实际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实际利率进行衡量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方面，实际利率以各国的货币分别表示，其差异无法比较，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跨国实际利率进行比较，因此对于单个投资者或借款者来说，实际利率差异并不能够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实际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在长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离，也就是说各国平均实际利率在长期是基本相等的。这样，使用实际利率进行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检验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无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是否发生，实际利率本身的差异就很小。因此，我们选择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作为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指标。 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欧洲联盟的六个核心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欧盟GDP总额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欧洲联盟的总体。同时，为了比较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我们把分析扩展到美国和日本。 我们将使用从1985年开始的月度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协整检验。对于银行贷款利率，选用各国的基准利率表示；为了计算利差，选用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银行贷款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数据都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中得到，两者都从1985年1月开始。利差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贷款利率减去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绝对利差；二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相对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1．协整检验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如果两个时间序列yt、Xt各自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序列，而且两个序列的某个线性组合是平稳的或I(0)，那么称时间序列Yt、Xt是协整的，或者说两者具有协整性。协整意味着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总是伴随着另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两者不会分离太远。 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协整检验基本上是遵循恩格尔和格兰杰(Engle and Granger，1987)建立起来的方法，按两个步骤展开。首先，证明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然后，估计协整向量。 协整检验的条件是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为了确定贷款利率时间序列和利差序列是I(1)，我们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为此，我们要构建关于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的回归方程，然后分别进行t检验和F检验。两个回归方程都包括一个紧跟在利率的滞后差分项之后的趋势变量： 零假设表示时间序列服从随机游走，即非平稳。对于t检验，零假设是Ho：b＝0；对于F检验，零假设是H0：b＝d＝0。如果计算出的‘统计量或F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那么我们不能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一旦确定了贷款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是I(1)序列，我们就可以从杜宾一沃森(Durbin-Watson，DW)统计量开始进行协整检验。杜宾一沃森统计量从协整回归中得到，协整回归使用单个国家的利率或利差yt作为因变量，欧洲联盟其余国家的平均利率和平均利差作为自变量xt： 当由方程(3)的回归中计算出DW值比临界值大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协整性。正如恩格尔和格兰杰指出的，杜宾一沃森检验只是作为证明存在协整性的一个近似指标，它需要更详细精确的其他检验加以补充，有代表性的是迪基一富勒(Dickey—Fuller，DF)检验和增广迪基一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检验。迪基一富勒检验基于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构建模型： 这里，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表明了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协整性。具体地说，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说明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另外，根据以下的回归方程可以进行增广迪基一富勒(ADF)检验： 这里，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具有协整性。 2．存在结构性突变的协整检验 凯普雷(Caporale et al．，1996)认为，对于趋同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序列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协整是一个强有力的检验，但是对趋同过程中的时间序列变量则不然，也就是说，在趋同发生的时期内，时间序列变量经常表现出非协整性。换言之，非协整性能够反映时间序列变量的一种趋同进程，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时间序列存在结构性突变，这种结构性因素常常是由外部作用引起的，而不是时间序列本身变化规律的结果。如果欧洲联盟促进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主要是《单一市场法案》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有效，那么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差异应该存在下降趋势，或者说利率的时间序列显示出结构性突变，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贷款利率出现趋同。根据上述观点，如果存在结构性突变，那么样本将要划分为突变前和突变后两个时期，然后分别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协整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的协整检验，缺少协整性正好意味着存在趋同进程。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通过影响银行定价行为和竞争状况，从而对金融市场结构形成冲击，贷款利率就可能显示出结构性突变。因此，我们要对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协整检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于1989年通过，到1993年9月欧盟各个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具体法律加以落实，因此大致可以认为结构性突变发生在1990—1993年9月这段时期内。如果考虑90年代初期金融市场也经受多方面严峻的外部突发性冲击，如两德统一、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等，将突变性时期确定在1990—1993年这段时期内是恰当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 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不同的子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85年1月到1990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和措施没有实际实施的阶段，可称为前一体化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93年9月到1997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有关政策措施开始实施后的阶段，可称为后一体化时期。1990年12月到1993年9月之间的这段时期被排除在外，以充分保证两个子时期相互独立，同时也力求减少90年代初外部冲击对欧盟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对上一部分的检验程序加以修正，具体按如下步骤进行：第一步，对从1985年1月到1997年12月的整个样本期，根据方程(3)进行协整回归，得出DW、DF、ADF的各个值。但是，在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条件下，这些检验的实际意义有所减弱。第二步，进行结构性突变条件下的协整检验，把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子样本，然后分别应用方程(5)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协整检验。 (三)模型检验结果 1．贷款利率和利差的趋势：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说明欧洲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我们将对欧洲联盟六个核心成员国以及日本、美国的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整个样本期内，欧盟各成员国的货币市场平均利率水平存在不小的差异，最低的是德国(5．89％)，最高的是意大利(11．66％)；各成员国的贷款利率也并不相等，最低的是德国和荷兰，它们的平均贷款利率大约是8．2％，意大利则高达12．86％。 如果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能够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假定成立，那么我们将发现各成员国的名义利率会减少到一体化之前利率最低的国家的利率水平。统计数据表明，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欧洲特有的，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利率也表现出同样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利率的下降更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而不是由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政策的独特后果。另外，在后一体化时期，各国的利率看起来更加接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利率普遍下降而导致利率之间的差距变小。而且，统计数据也不能够说明利率实现了均等化，毕竟在意大利和荷兰两个国家之间，货币市场利率的差距达到4．97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利率的差距也有4．28个百分点。 对利差的分析表明，除了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外的所有国家，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绝对利差普遍减少。但是这本身不足以说明欧盟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因为利差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各国名义利率的下降。而且，对相对利差的分析表明，在这一时期内利差实际上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在前一体化时期，相对利差的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64的高点到英国的1．10低点；而在后一体化时期，这一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87到意大利的1．15。利率的降低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释这种变化。银行贷款利率可以表示为货币市场利率加上一个附加额，而相对利差又可定义为银行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因此，当货币市场利率下降时，相对利差将会增加。但是，统计数据表明，在后一体化时期，除了比利时以外的所有其他被分析的欧盟成员国的相对利差都更加紧密地朝德国的利差水平靠拢。总体而言，描述性统计量并不能有力地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只是在较小程度上指出了不同国家利差更加接近。 2．利率和利差的单位根检验 首先，我们给出协整检验第一步的结果，也就是确定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否是一阶单整的，即时间序列是否I(1)序列。为此，我们分别对利率时间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对所有的利率(包括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我们都不能够拒绝有单位根的零假设，也就是说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地，我们能够拒绝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是I(0)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我 们可以对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地，利差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也表明，绝大部分国家的利差时间序列都是I(1)序列，而仅有几个国家(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检验值表明利差序列是I(0)序列。这里的利差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而得到的相对利差。 3．银行信贷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协整检验 (1)利率的协整分析 经过经验分析发现，除了法国、比利时，欧盟其他国家的货币市场利率普遍表现出缺少协整性。在现实情况下，对欧盟货币市场利率起基准作用的并不是欧盟的平均货币市场利率，而是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因此，我们对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1。 说明：(1)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序列相对于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序列进行回归。(2)DW给出了的德宾一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的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3)DF给出了简单DF回归的φ的统计量，其相应的100个观测值的临界值是：4．07(1％)，3．37(5％)，3．03(10％)。根据绝对值比较，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4)*数据代表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和比利时、荷兰、英国三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在两个子时期都是协整的，在前一体化时期协整性表现得更加强烈。法国和意大利有更低的检验统计量，表明它们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非协整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后一体化时期的检验统计量的值都比前一体化时期更低，也就是说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显得更加微弱，这一结果符合凯普勒(Caporale，et al．，1996)的观点，即趋同进程中，能够检验到的协整性会减少，换言之，缺少协整性可以被解释为趋同进程的结果。总体而言，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表现出较明显的协整性和趋同现象。 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从而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转换成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但是这种转换关系并不是很明确。从表1中可以看出，就比利时而言，在前一体化时期其货币市场利率是协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也是协整的；但是对荷兰而言，货币市场利率的协整性并没有导致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即货币市场利率的趋同是银行贷款利率之间出现协整性的必要但绝不是充分的条件。 (2)利差的协整分析 这一部分我们进行利差的协整分析。利差的协整性反映了能够将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确立一种长期均衡关系的套利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于货币市场一体化，银行零售定价行为的趋同，以及信贷市场的套利过程，我们不追究这种套利过程背后的驱动力量，因为协整分析考虑的仅仅是长期均衡化的进程是否存在。 说明：(1)欧盟各国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进行回归，对每一国的检验，欧盟平均利差中都已排除了该国的利差；美国和日本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包括所有的欧盟6国)进行回归。(2)DW给出了德宾—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零假设，意味着存在协整性。(3)ADF(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括号中的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滞后项数，因此k＝0代表简单的迪基—富勒回归。100个观测值的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4．07(1％)，3．37(5％)，3．03(10％)，100个观测值的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3．77(1％)，3．17(5％)，2．84(10％)。(4)表中*数据代表不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表2给 出了整个样本期的利差协整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各国的利差序列较为普遍地表现出明显的协整性。但是，将样本分为前一体化时期和后一体化时期之后，检验结果会表现出许多结构性变化。一般地，在第一个子时期，检验结果总体上表明存在协整性，惟一的例外是法国，只是部分地表现出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我们发现协整性减弱。根据ADF统计量，在后一体化时期中能够确定存在协整性的只有英国。 4．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 最后，我们从地区对比的角度分析协整检验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将欧盟6国作为一个整体，对比美国和日本研究其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目的是明确目前的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欧盟地区一体化政策的结果，或者只是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一个结果。而根据前面部分的协整检验的结果(表1、2)，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还是贷款利率，欧盟和美国、日本都不存在协整性，利差也是如此。这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是地区性现象，也就是说，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主要是欧盟政策推动的结果。上述结果的一个隐含结论是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水平远远超过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水平，从全球的角度看这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歧视性福利损失：由于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客户可能会偏向于选择一体化区域内的欧洲银行，而不选择成本最小、价格较低的区域外银行。为了减少或避免这种损失，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应加速发展，并最终赶上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WTO框架下金融服务贸易多边协议的达成为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三、简要结论 根据上文的协整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简要结论：第一，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表现出较好的协整性，说明欧盟货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高；第二，欧盟各国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较差，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存在较明显的市场分割；第三，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还是利差，后一体化时期的协整性都明显弱于前一体化时期的协整性，根据凯普勒的有关观点，这意味着后一体化时期存在着利率的趋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第四，根据地区间的对比检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地区性现象，而不是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起到一定的作用。

市场化进程论文篇4

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

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是1986年欧共体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的提出。在这份法案中，欧共体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在这个市场内，实现产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在《单一欧洲法案》框架下，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点，而且随着德洛尔报告的和《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又成为推动欧洲向经济货币联盟迈进的关键动力。

《单一欧洲法案》只是明确了欧共体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方向性目标，具体的政策表现为欧共体理事会的指导性意见”。

早在1977年，欧共体委员会就了《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其核心条款是允许外国银行在符合东道国法规的前提下设立分支机构。它事实上打开了成员国银行在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义。但是，由于各国的立法差异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跨国银行活动。真正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走向单一市场的是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的《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Directive89／646／EEC)，经过修订，1993年各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法律加以正式实施。这份立法涉及欧洲银行业金融服务和跨国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监管规则下的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根据这两项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要在本国获得了营业许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纳国的许可，其业务也只受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督，而不受东道国的监督和管制。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对银行业跨国经营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银行不再需要为了申请在国外开立分支机构的资格而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其经营活动也只由本国的监管机构监督，这样就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由于监管规则不同造成的麻烦。另外，这两项原则也为欧盟各国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降低对欧盟各国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并减少欧盟各国的监管负担，同时也限制了潜在的各国监管者的偏见。1986—1992年间，欧共体理事会还制定了8个附加的指导意见，分别对银行业监管、资本金要求、偿债能力标准、洗钱活动、信贷风险、年报的要求和银行并购重组各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欧共体理事会的这些指导意见系统地阐述了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员国将这些要求转化成本国的具体立法加以落实。因此，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不仅依赖于各项指导意见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员国的具体实施状况密切相关。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单一市场指导意见在各成员国的实施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间，已经被成员国采用的指导意见占全部指导意见的百分比已经从58％上升到89％。对于《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截至1994年4月，12个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中有11个已经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了国内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总体而言，在欧共体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之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一体化比市场的实际一体化先行一步。

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经验检验转(一)假设和数据

首先，经验检验主要是针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同时也涉及货币市场，因为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基础的，银行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很密切。

其次，检验的指标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作为衡量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指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应该遵循单一价格原则，换言之，就是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所有相同金融资产都具有相同的价格。由此，利率可以作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衡量标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风险的不同，文化对银行与客户关系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不同，以及各国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不同，一体化的银行信贷市场内利率并不一定都实现均等化。因此，我们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不是以严格的价格均等化作为标准，而是使用协整的概念。协整分析认为，随着银行信贷市场日益一体化，区域内银行的定价行为将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体化地区内成员国的利率将表现出趋同的关系。而从具体分析的角度说，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内，利率(非稳定时间序列)在短期内可以分离变动，但是在长期，市场力量将迫使它们恢复到一个均衡的关系。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这是出于下面几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在金融市场上，名义利率能够比实际利率更好地反映国际套利过程。借款者用以进行比较、评判的是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相应地，那些不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跨国业务活动的银行一般也只是对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感兴趣。上述两者构成了国际套利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国际套利过程中名义利率比实际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实际利率进行衡量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方面，实际利率以各国的货币分别表示，其差异无法比较，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跨国实际利率进行比较，因此对于单个投资者或借款者来说，实际利率差异并不能够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实际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在长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离，也就是说各国平均实际利率在长期是基本相等的。这样，使用实际利率进行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检验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无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是否发生，实际利率本身的差异就很小。因此，我们选择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作为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指标。

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欧洲联盟的六个核心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欧盟GDP总额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欧洲联盟的总体。同时，为了比较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我们把分析扩展到美国和日本。

我们将使用从1985年开始的月度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协整检验。对于银行贷款利率，选用各国的基准利率表示；为了计算利差，选用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银行贷款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数据都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中得到，两者都从1985年1月开始。利差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贷款利率减去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绝对利差；二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相对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1．协整检验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如果两个时间序列yt、Xt各自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序列，而且两个序列的某个线性组合是平稳的或I(0)，那么称时间序列Yt、Xt是协整的，或者说两者具有协整性。协整意味着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总是伴随着另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两者不会分离太远。

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协整检验基本上是遵循恩格尔和格兰杰(EngleandGranger，1987)建立起来的方法，按两个步骤展开。首先，证明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然后，估计协整向量。协整检验的条件是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为了确定贷款利率时间序列和利差序列是I(1)，我们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为此，我们要构建关于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的回归方程，然后分别进行t检验和F检验。两个回归方程都包括一个紧跟在利率的滞后差分项之后的趋势变量：

零假设表示时间序列服从随机游走，即非平稳。对于t检验，零假设是Ho：b＝0；对于F检验，零假设是H0：b＝d＝0。如果计算出的‘统计量或F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那么我们不能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一旦确定了贷款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是I(1)序列，我们就可以从杜宾一沃森(Durbin-Watson，DW)统计量开始进行协整检验。杜宾一沃森统计量从协整回归中得到，协整回归使用单个国家的利率或利差yt作为因变量，欧洲联盟其余国家的平均利率和平均利差作为自变量xt：

当由方程(3)的回归中计算出DW值比临界值大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协整性。正如恩格尔和格兰杰指出的，杜宾一沃森检验只是作为证明存在协整性的一个近似指标，它需要更详细精确的其他检验加以补充，有代表性的是迪基一富勒(Dickey—Fuller，DF)检验和增广迪基一富勒(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检验。迪基一富勒检验基于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构建模型：

这里，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表明了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协整性。具体地说，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说明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另外，根据以下的回归方程可以进行增广迪基一富勒(ADF)检验：

这里，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具有协整性。

2．存在结构性突变的协整检验

凯普雷(Caporaleetal．，1996)认为，对于趋同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序列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协整是一个强有力的检验，但是对趋同过程中的时间序列变量则不然，也就是说，在趋同发生的时期内，时间序列变量经常表现出非协整性。换言之，非协整性能够反映时间序列变量的一种趋同进程，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时间序列存在结构性突变，这种结构性因素常常是由外部作用引起的，而不是时间序列本身变化规律的结果。如果欧洲联盟促进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主要是《单一市场法案》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有效，那么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差异应该存在下降趋势，或者说利率的时间序列显示出结构性突变，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贷款利率出现趋同。根据上述观点，如果存在结构性突变，那么样本将要划分为突变前和突变后两个时期，然后分别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协整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的协整检验，缺少协整性正好意味着存在趋同进程。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通过影响银行定价行为和竞争状况，从而对金融市场结构形成冲击，贷款利率就可能显示出结构性突变。因此，我们要对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协整检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于1989年通过，到1993年9月欧盟各个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具体法律加以落实，因此大致可以认为结构性突变发生在1990—1993年9月这段时期内。如果考虑90年代初期金融市场也经受多方面严峻的外部突发性冲击，如两德统一、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等，将突变性时期确定在1990—1993年这段时期内是恰当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不同的子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85年1月到1990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和措施没有实际实施的阶段，可称为前一体化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93年9月到1997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有关政策措施开始实施后的阶段，可称为后一体化时期。1990年12月到1993年9月之间的这段时期被排除在外，以充分保证两个子时期相互独立，同时也力求减少90年代初外部冲击对欧盟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对上一部分的检验程序加以修正，具体按如下步骤进行：第一步，对从1985年1月到1997年12月的整个样本期，根据方程(3)进行协整回归，得出DW、DF、ADF的各个值。但是，在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条件下，这些检验的实际意义有所减弱。第二步，进行结构性突变条件下的协整检验，把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子样本，然后分别应用方程(5)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协整检验。

(三)模型检验结果

1．贷款利率和利差的趋势：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说明欧洲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我们将对欧洲联盟六个核心成员国以及日本、美国的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整个样本期内，欧盟各成员国的货币市场平均利率水平存在不小的差异，最低的是德国(5．89％)，最高的是意大利(11．66％)；各成员国的贷款利率也并不相等，最低的是德国和荷兰，它们的平均贷款利率大约是8．2％，意大利则高达12．86％。

如果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能够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假定成立，那么我们将发现各成员国的名义利率会减少到一体化之前利率最低的国家的利率水平。统计数据表明，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欧洲特有的，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利率也表现出同样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利率的下降更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而不是由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政策的独特后果。另外，在后一体化时期，各国的利率看起来更加接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利率普遍下降而导致利率之间的差距变小。而且，统计数据也不能够说明利率实现了均等化，毕竟在意大利和荷兰两个国家之间，货币市场利率的差距达到4．97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利率的差距也有4．28个百分点。

对利差的分析表明，除了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外的所有国家，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绝对利差普遍减少。但是这本身不足以说明欧盟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因为利差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各国名义利率的下降。而且，对相对利差的分析表明，在这一时期内利差实际上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在前一体化时期，相对利差的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64的高点到英国的1．10低点；而在后一体化时期，这一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87到意大利的1．15。利率的降低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释这种变化。银行贷款利率可以表示为货币市场利率加上一个附加额，而相对利差又可定义为银行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因此，当货币市场利率下降时，相对利差将会增加。但是，统计数据表明，在后一体化时期，除了比利时以外的所有其他被分析的欧盟成员国的相对利差都更加紧密地朝德国的利差水平靠拢。总体而言，描述性统计量并不能有力地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只是在较小程度上指出了不同国家利差更加接近。

2．利率和利差的单位根检验

首先，我们给出协整检验第一步的结果，也就是确定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否是一阶单整的，即时间序列是否I(1)序列。为此，我们分别对利率时间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对所有的利率(包括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我们都不能够拒绝有单位根的零假设，也就是说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地，我们能够拒绝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是I(0)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我们可以对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地，利差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也表明，绝大部分国家的利差时间序列都是I(1)序列，而仅有几个国家(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检验值表明利差序列是I(0)序列。这里的利差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而得到的相对利差。

3．银行信贷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协整检验

(1)利率的协整分析

经过经验分析发现，除了法国、比利时，欧盟其他国家的货币市场利率普遍表现出缺少协整性。在现实情况下，对欧盟货币市场利率起基准作用的并不是欧盟的平均货币市场利率，而是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因此，我们对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1。说明：(1)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序列相对于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序列进行回归。(2)DW给出了的德宾一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的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3)DF给出了简单DF回归的φ的统计量，其相应的100个观测值的临界值是：4．07(1％)，3．37(5％)，3．03(10％)。根据绝对值比较，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4)*数据代表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和比利时、荷兰、英国三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在两个子时期都是协整的，在前一体化时期协整性表现得更加强烈。法国和意大利有更低的检验统计量，表明它们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非协整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后一体化时期的检验统计量的值都比前一体化时期更低，也就是说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显得更加微弱，这一结果符合凯普勒(Caporale，etal．，1996)的观点，即趋同进程中，能够检验到的协整性会减少，换言之，缺少协整性可以被解释为趋同进程的结果。总体而言，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表现出较明显的协整性和趋同现象。

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从而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转换成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但是这种转换关系并不是很明确。从表1中可以看出，就比利时而言，在前一体化时期其货币市场利率是协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也是协整的；但是对荷兰而言，货币市场利率的协整性并没有导致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即货币市场利率的趋同是银行贷款利率之间出现协整性的必要但绝不是充分的条件。

(2)利差的协整分析

这一部分我们进行利差的协整分析。利差的协整性反映了能够将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确立一种长期均衡关系的套利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于货币市场一体化，银行零售定价行为的趋同，以及信贷市场的套利过程，我们不追究这种套利过程背后的驱动力量，因为协整分析考虑的仅仅是长期均衡化的进程是否存在。

说明：(1)欧盟各国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进行回归，对每一国的检验，欧盟平均利差中都已排除了该国的利差；美国和日本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包括所有的欧盟6国)进行回归。(2)DW给出了德宾—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零假设，意味着存在协整性。(3)ADF(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括号中的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滞后项数，因此k＝0代表简单的迪基—富勒回归。100个观测值的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4．07(1％)，3．37(5％)，3．03(10％)，100个观测值的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3．77(1％)，3．17(5％)，2．84(10％)。(4)表中*数据代表不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表2给出了整个样本期的利差协整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各国的利差序列较为普遍地表现出明显的协整性。但是，将样本分为前一体化时期和后一体化时期之后，检验结果会表现出许多结构性变化。一般地，在第一个子时期，检验结果总体上表明存在协整性，惟一的例外是法国，只是部分地表现出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我们发现协整性减弱。根据ADF统计量，在后一体化时期中能够确定存在协整性的只有英国。

市场化进程论文篇5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与前景 一、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过去十年来，国际证券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年平均增长12.34%，而全球GDP年平均增长3.37%，国际贸易额年平均增长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此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进行大量的"结构性交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快速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易。在新加坡商品交易所，既可以从事日经2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则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证券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悄然启动。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 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证券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证券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证券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证券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证券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证券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市场化进程论文篇6

一、序言

2010年8月26日深圳迎来了她30岁的生日。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深圳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试验者和先行者。事实证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已经由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经济总量正以年均超过25%的速度飞速增长。在这里，不是要重复渲染深圳在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而是希望以小见大，从深圳巨变中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活力及其经济绩效。

由于各国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不同，世界存在多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中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等等。这些不同的模式对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我国是转轨国家，同其他转轨国家一样，曾经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此，其他转轨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和经验教训，对我国具有更加现实和直接的借鉴意义。尽管这些转轨国家借鉴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模式和做法，但它们仍具有自身的特点。正如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指出：“转轨与其他国家的改革和调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包含着系统性的变革，改革必须深入到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中，深入到规范行为及指导组织的体制之中。这使得它既成为一种经济转轨，也成为一种社会转轨。”转轨国家在经济制度、运行方式、国家职能、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既不同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与西方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有很多区别。因而，“转轨国家经济既不同于转轨前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西化’了的经济，它已构成世界经济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

二、市场化的内涵和类型

对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分析文献，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很丰富。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以自由化为主旨的市场化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更多考虑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由于“转轨”这一体制演进现象在国际政治、经济视野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转轨国家的市场化应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研究理念和思路，更多地反映转轨国家特殊的文化传统、体制影响、转轨目标和改革路径等。

内涵的合理界定是市场化研究的前提。基于对经济协调机制的分类，陈宗胜(1999)认为：“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市场体制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光(2000)在肯定陈宗胜将市场化作为一个演变过程的正确性的同时，指出了这一定义对市场化过程中内在联系的割裂性，指出：“所谓市场化，其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 “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一切特权与歧视，确立平等契约、平等参与、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的过程，市场化就是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尽管对市场化研究的不同角度是客观存在，这两种观点也可看作两个角度，但上述两种对市场化内涵的界定与其说是代表了对市场化研究的两个角度，毋宁说是反映了两种市场化类型的研究及国内对市场化道路与方式的不同认识。

考察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综合我国理论界对市场化类型的研究，可以认为，“市场化，有两种理解：一是发展意义上的市场化；二是改革或者转轨意义上的市场化”。无疑，经济体制作为市场化研究的对象，其变化过程构成了不同研究视野中的市场化进程。对中国而言，对中国研究者而言，上述两种观点显然构成了两种研究模式：一是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变现状的实用性模式；二是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目标的理想化模式。前者在忽略市场化进程中很多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制度和政策上的变化的同时，却较好地反映了中国改革以来所发生的体制变化，即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后者在借鉴国际经验准确判断中国市场化目标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中国国情尤其是文化与传统对当前制度形成的影响，因而处于理想状态。

综合两种观点，在准确反映当前市场化进程的基础上，跳出对资源配置的具体分析，关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以此作为指导和改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念，这是以市场化认识促进市场化改革应采取的有效路径。当然，以市场化内涵认识引致市场化路径差异从而市场化类型区别的研究不仅上述两种。有研究者将市场化划分为以英、美、法等先行市场化国家为代表的民间自发市场化，以原苏联、中国为代表的政府策动市场化和以德、日等国家为代表的民间和政府共同发动的市场化三种类型。循着该研究逻辑推理，“中国市场化道路应是一条政府策动和民间自发力相相结合，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统一，渐进式改革与突变式改革相交叉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合理的，与上述论断是一致的。

三、市场化研究的意义

对市场化研究意义的认识，在我国体现为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学者研究市场化程度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但近年来，市场化程度研究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就是和全球贸易联系在一起”。可以将国内理论界对市场化研究意义的认识归纳为“制度改进”和“身份证明”。“制度改进”意义基于市场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存在，“身份证明”意义基于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及市场化通用标准的国际比较关系而存在，尽管有学者就制度改进意义下的中国市场化研究提出过批评，认为依照目前的研究，尤其是测度方法，运用同一指标体系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必将形成一个悖论，即“在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起决定作用”，也即市场化水平不能真实体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种批评实际上只能说明市场化研究的指标设置及测度方法尚需改进，丝毫无损中国市场化研究的制度改进意义事实上，市场化研究的学科意义与方法意义恰恰被国内学者忽略了。

四、市场化的动力机制

虽然现有研究成果在分析我国市场化进程时，无一例外地指出我国市场化进程在市场体系和区域分布中的不平衡性，但所有研究者都不否认，我国市场化程度与改革前相比所具有的显著性。这就迫使人们思考以下问题：（l）中国的市场化成就是如何取得的？（2）除转型意义外，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市场化具有什么特点？（3）中国将如何继续其市场化进程？上述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化的方式问题不如说是市场化的动力问题。因为方式只是动力存在前提下的一种自愿或非自愿规定。

全球化语境下，无论哪种类型的国家，市场化主题总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甚至现代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现代化是任何国家市场化的落脚点，由于现代化所具有的抽象性，模糊性，在市场化分析中，从方法论意义上，市场与现代化的比较是可行的。贾明德（1996）在对人类经济史上业已发生过的两次经济革命的发生机理与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时，提出近代史上西方国家是如何拉开市场化帷幕这一命题，指出：“在近代史上，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同时进行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从其分析过程不难发现，论者虽认为这三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但“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是产权演进中的一次革命，其直接后果就是引致了工业化”，“在这一时期与工业化相伴随的还有一个城市化浪潮”，而产权保护、产权制度确立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市场化的核心，产权制度的确立意味着一定形式的市场化的开始。所以，该论点的潜在用意是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是先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是市场化制度的确立引致了工业化、城市化。

就中国而言，市场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转型――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集的变迁。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早于市场化推进战略。建国以来，基于西方国家围攻、封锁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及时确定了“赶超型”目标，实现赶超目标的主要方式就是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并相应选择了“国有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城市主要也是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随产业发展扩展开来的，随着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城市化的相应推进，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并达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既是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的背景，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所在。市场化改革最初表现为一种体制选择过程，但工业化及其企业组织形式产生的反向驱动力要求相应的市场体制，因此，市场化改革由一种模糊取向走向明确的体制取代就成为一种必然。市场化改革中，无论政府或是其他的经济主体所起的作用只是根据工业化、城市化提供的动力选择一种适宜的制度。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体制背景，政府在选择过程中具有较强力量，因而体现出较强的主动性。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的动力不同，不仅体现在动力来源不同，也体现在其动力传导机制不同。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动力主要是民间自发演进与积累的市场力量，其传导机制为：市场制度――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力量强化――新的市场化；中国市场化的动力来源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其传导机制为：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市场制度――政府选择市场制度――转型意义上的市场化――市场力量增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化与工业化、城市化运行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相互推动是不能置疑的。依上述逻辑推理，当中国转型意义上的市场化完成后，新的发展意义上的市场化的动力就不是主要源自工业化、城市化，而是源自于市场力量的积聚。因此，“要将市场化继续向前推进，就必然寻找新的推动力。这股力量现在已经逐渐壮大起来，并且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是市场力――市场经济自发地为自己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今后市场化的动力机制将主要由新经济组织和地方政府等多元化社会经济力量的合力来构造。

参考文献

[1][美] 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3～150

[2]陈宗胜.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5～163

[3]冯瞬华，杨哲英，徐坡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105

[4]贾明德.中国市场化理论大纲[M].山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20～53

[5]光.市场化及其测度――兼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J]. 经济研究．2000（10）：73～77

市场化进程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7-139-01

正确分析《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进行改革的前提。目前《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落后于社会发展和企业对高素质市场营销人员的要求，比如：教学内容的陈旧，教学方法模式化，教学手段单一化，考核手段简单化等等。这些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对于实践性、创新性极强的市场营销学科来说是很不适应的，很难培养出头脑灵活、富有创新意识的市场营销人才。鉴于此，笔者认为《市场营销学》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核手段必须改革。

一、《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原则

《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改革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使得《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更加系统化、具体化，为培养更多的适用性和创新性人才做准备。

1.适应性原则。《市场营销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必须适用于学校课程总体设置方案，适合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建设发展需要，服务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一目标。

2.求实性原则。《市场营销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旨在通过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因此应着眼于实效。

3.综合性原则。学生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不是仅凭一门《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就能达到的，而必须从理论到实践，从途径到方法等各方面加以综合，形成独特的教学体系。

4.渗透性原则。理论教学只是《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要考虑与其它课程相互协调，互相渗透，才能实现教学目标。

二、《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1.将国外新的市场营销理论引入课堂。在教学中注重国外发达国家的学术动态，把最新的理论观点引入课堂，保证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2.改造融合中国传统商业营销理论进课堂、进教材，形成本土化的教学体系。中国商业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没有形成现代营销理论，但却具有许多成功的营销思想和营销方法。为此，我们把这些中国的传统商业营销理论引进课堂，从而进一步丰富课堂教学；同时，把有些内容引入教材，弥补从国外引进教材内容的不足，形成本土化的教学体系。

3.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课堂，形成市场营销课堂教学的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许多内容与市场营销理论相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孙子兵法和货殖列传等。儒家文化提供了思考市场问题的价值观点，如诚信营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让这些经典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课堂，让学生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加以传承、运用、发扬光大，对提高《市场营销学》的教学质量、教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首先，对不同的专业，在案例应用的选择上，要优先考虑本专业特定的研究方向和环境条件。例如对于非市场营销专业的教学，主要让学生了解市场营销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会做简单的市场调研、预测以及案例分析。这样有利于引导学生运用学过的知识，对案例应用进行综合地分析判断，从复杂的营销案例中找出原因，寻求答案。其次，在市场营销教学的设计中，为了培养学生的营销意识，以及培养学生看问题的全面性、客观性等行为习惯；在案例、应用和模型的设计和分析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分析企业的具体案例，让学生有切身体验，了解市场的实际，增加实训教学的内容，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课程教学同时，要求学生课下大量阅读企业的具体案例，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客观、真实、全面、准确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再者，加强市场营销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教学加强学生对营销理论的理解和应用，培养学生利用调研资料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利用各种机会，创造适当条件，加强实践性教学，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最后，采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加课堂教学内容。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采用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化教学手段，不仅能大大增加课堂教学内容，而且声、形、静、动并茂，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本课程完成了电子教案、教学幻灯片、习题集、试题库，为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创造了条件，构筑了平台。在同一的教学条件下，教学方法的组合有一定的规律性，力求找到最佳的教学模式，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多方面的才能。

四、《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考核手段的改革

1.综合评价。即突破了单一“知识型”评价标准注重学生专业知识运用评价、岗位技能评价和综合素质评价。对每一教学单元的“基本技能课业”“综合实践课业”对其课业训练中表现出“综合素质”进行评估，三者评价分值比例可以考虑各为30％、40％、30％。

2.过程评价。即对每个学生一个学期所要求完成的课业都进行评估，对整个课程教学中的学习表现也都进行评估。《市场营销学》课程考核可分为四个单元，即：课前预习单元，课中听课和回答问题单元，基本技能课业单元，综合实践课业单元。各单元的评价分值比例为10％、30％、20％、40％。

3.量化评价。要使课程评估落在实处，必须制定具体、可操作的“量化评价”指标，并制作成《课业评估考核手册》把复杂的评价转化成“表格评价”方便教师与学生操作。4.多元主体评价。课业评价不是由教师一人决定，应该采用“教师、学生、社会”相结合的多元主体评价方式。尤其是课业训练中的表现可以让学生自我评价；有些课业可以取师生联手考评；还可以邀请企业对学生课业进行评价。

五、结束语

总之，关于《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的改革，既要注重对学生知识结构的关注，又要对学生的知识层面以及综合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为了加快推进《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步伐，我们亟须进一步摸索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的路子，对此，感到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虞未章.以学生为中心的职业技术教育――英国BTEC教学的实践.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1（9）

2.冯伟国，徐静.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能力培养目标、模式初探.教育发展研究，2002（11）

市场化进程论文篇8

[关键词]市场一体化；外商直接投资；长三角地区

一、引言

近年来，长三角市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备受瞩目，对其成因的讨论也越来越被学界和政府所广泛重视。事实上，市场一体化和市场非一体化（市场分割）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方面的研究相互联系。自Young(2000)以来，众多文献试图解释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例如，林毅夫、刘培林(2004)强调赶超战略在各地区的延续带来地方保护。陆铭等(2004)从地区分工收益的策略性考虑的视角论述了市场分割的优势，其进一步的实证还表明适度分割有利于经济增长（陆铭等．2009）。周黎安(2004)认为地区间缺乏合作根源于“基于相对绩效的考核制度”。这些关于市场分割的原因探讨可以归结为地方政府和其支配的国有企业这两股力量，认为这两股力量加强则带来市场非一体化，减弱则有助于市场一体化。

然而，已有的关于市场一体化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一体化效应缺乏足够的重视。毋庸置疑，我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就是我国经济重新融人全球经济的过程，而实现重新融人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量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导致了地方政府间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也影响着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途径和方式；从区域经济层面上来看，外商直接投资还带来了地区间的技术外溢和转移。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我国长三角地区来说，其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位居全国先列。外商直接投资给长三角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洪银兴、刘志彪，2003）。因此，考察长三角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忽视外商直接投资因素的研究结论很可能存在偏误。

外商直接投资到底如何影响市场一体化进程？基于已有的研究可以归结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假说：首先是价值链假说，即从宏观上来看，外资大举进入使得长三角逐渐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由于嵌入的主要方式是进行加工制造，长三角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在低端环节，并具有“依附经济”的特征（刘志彪，2007）。因此，长三角只能被动地接受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治理以效率提高为标准（Kaplinsky，2000），其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很可能带来各地区参与分工的深化，以及各地区专业化的形成，从而客观上提高了长三角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第二种假说是市场替代假说，即从微观上来看，对于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载体的各类外资企业而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可能存在着替代效应（黄玖立等，2006）。在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得到青睐的同时，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被抛弃，这将加剧国内市场的分割水平（陆铭等，2009）。因此，理论分析并不能给出一致的预测，这就需要我们基于实证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本文将在构建长三角16城市市场一体化指数数据库的基础上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实证分析的结论了外资进驻加剧市场分割的观点。换言之，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市场一体化进程。对此，本文的结论部分给出了一个基于政府竞争行为的解释。

二、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指数

由于没有现成的长三角地区的市场一体化指数数据，我们在这部分将构造一份可以反映长三角地区2001至2007年间16个城市的市场整合程度的面板数据库。计算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常见方法有生产法、贸易法、经济周期法和相对价格法（余东华、刘运，2009）。考虑到如下两点原因，本文选用相对价格法：首先，其它方法尽管可以反映市场一体化程度变化，但往往受到很多非市场的干扰因素，干扰因素比较难控制；其次，由于数据的限制，其它方法都难以形成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

相对价格法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区域之间商品价格的差异来度量市场一体化程度。如果差异缩小则说明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相对价格法被认为是一种较好的计算市场一体化程度指数的方法，是因为“市场一体化意味着价格信号在空间上分散的市场间平滑地传递”（Goletti等，1995）。Sam-uelson(1954)的“冰川”（iceberg）成本模型为相对价格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该模型表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两地的价格P：和P，最终不可能完全相等，既可能同升同降，也可能一升一降，只要相对价格p，/p，的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均可认为两地之间的市场是一体化的。在此基础上，Parsley和Wei(1996，2001)开拓了以相对价格的方差变动来衡量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新方法。如果方差随时间变化而趋于收窄，则反映出相对价格波动的范围在缩小，“冰川”成本降低，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提高。相对价格法被广泛用于计算市场一体化程度，如Goletti等(1995)以及Poncet(2005)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了大米等农产品市场的整合程度；Parsley和Wei(2001)、范爱军等(2007)以及桂琦寒等(2006)，运用这种方法对包含多类商品的综合市场进行了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度量。应用于综合市场的研究凸显出价格法的另一个优点，即价格法可以收集较多的信息，能够全面考察市场的一体化程度。

相对价格法计算市场—。体化指数首先需要各类商品的价格指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年鉴》为我们提供了长三角地区16城市的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数据。该统计年鉴开始于2003年编写，最早的价格数据追溯到2000年，但由于2000年数据不完整，实际选择的样本区间只能是2001-2007年。统计年鉴上商品分类价格指数包含8类：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由于烟酒及用品类数据不完整，我们实际选择了除此之外的7类商品作为计算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原始数据。

类似于Parsley和VVei(2001)，范爱军等(2007)以及桂琦寒等(2006)，我们分四个步骤来计算该指数：第一步，对长三角16城市两两配对皇选择同分类价格指数做相对价格的差分Q并取其绝对值得到1Qk。计算差分的方法利用如下公式，这种方法既利用了统计年鉴上提供的商品环比指数，又通过取对数的方法缓和了异方差和偏态性。

上述公式中，k表示第k类商品。通过取绝对值可以消除同一配对组中两个城市的置放顺序的影响。在做完第一步后得到了7类商品120个(C216)配对组城市7年度共计5880个(7x120x7)差分形式的相对价格数据。第二步，对1Qki，1采用去均值的方法剔除各分类商品固有的异质性（Parsley和Wei，1996）的影响得到qk第三步，计算qij,的方差var(qi)，共可得到840个观测值(120x7)。var(qit)衡量了价格波动的范围，波动范围越大，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第四步，把方差按城市合并得到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共有112个观测值(16x7)，其中合并的方法是计算一个城市与其他所有城市方差的平均值。

表1反映了采用相对价格法计算出来的长三角地区16城市2001-2007年市场一体化指数。由于该指数反映了价格方差的大小，所以指数越大表示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指数越小表示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图1中的点是根据历年数据得到的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平均值，拟合的曲线反映出总体程度下降，说明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呈上升趋势。

三、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市场一体化程度

（一）回归方程及数据说明

基于已有文献对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本文采用如下的回归方程：

MFit=po+p1.fdit+p2.gov+p+soe+pd.dis+o

回归使用的样本是长三角16城市2001-2007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通过差分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考虑冈素的影响。方程左边为被解释变量，MF代表市场一体化程度。方程右边为一系列解释变量，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为缓和可能的异方差，这里采用其对数值；gov代表政府消费占CDP的比例，遵循文献通常做法政府消费剔除了教科文卫支出，该指数反映了当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soe代表国有及集体企业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的比例，该指数反映了地区经济的国有化程度；dis代表i城市到其他城市的平均距离，这里也采用其对数值；o和s分别表示与截面相关的未观察因素和随机误差项。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消费的原始数据来自《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台统计年鉴》（2003-2007年），职工人数比例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1-2007年），平均距离的原始数据来自Coogle地图查询出的城市之间距离。所有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二）计量方法及结果

由于o为未观察因素，其可能与其它解释变量相关，OLS方法将导致系数的估计偏误。因此，本文的计量方法首先分别采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分别见表3中的re及fe栏。Breusch-Pagan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因此，需要关注的是fe栏目报告的结果。其中，最为关注的fdi的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显著性l%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MF下降。前文提到MF为反向指标，MF下降则表示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闪此，关于外资带来长三角市场分割加剧的观点不能成立，从而支持了外资可以增进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的观点。

其他的变量中，政府消费因素为正，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职工比例因素为正，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经济的同有程度越高，市场非一体化程度越高（MF上升），符合通常的认识。由于不随机时间变化的变量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被差分消除，所以距离因素未能出现在fe栏目的估计结果中，但是随机效应表明城市之间的距离越近，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

（三）结果的稳健性

考虑到结果的稳健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了自抽样法(bootstrapmethod)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参数估计，分别报告在表2的febs栏目和ivfe栏目中。自抽样法下fdi的系数为负，并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工具变量法中选择的工具变量是fdi的滞后一期(fdi滞后一期和不滞后的相关系数为0.983)，得出的fdi的系数仍然为负，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固定效应模型、自抽样法和下具变量法所估计出的fdi的系数值分别为-1.776、-1.776和-1.53，这三个系数值非常接近，都具有显著性。因此，外资提高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判断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市场化进程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49-03

国际化进程，就是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全过程，主要表现为企业国际化经营决策的日渐深化，经营方式的演进以及国际化程度与层次的不断提高。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今天，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研究具有理论及实践的双重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国际化进程理论的出现是商业理论研究的重大发展，国际上对该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且方兴未艾；而在国内，即使是对邓宁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折中理论的研究，也只是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对于中国所大量存在的中小型公司的国际化道路却缺乏适宜的指导。从实践发展的层面来看，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其国际化道路上希冀与迷惑并存，渴望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范式的指导。

一、国际化进程理论的演进

(一)阶段化模型

1975年，北欧学者Jan Johanson和Finn Wiedersheim-Paul对四个瑞典公司进行了历史性的研究，展示了它们达到当时的(1975)国际化水平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阶段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绝大多数公司按照“不规则的出口行为一经独立的机构出口一销售子公司一海外生产制造”这一“建立链”发展，其中：“不规则的出口行为”阶段，企业基本无市场投入，缺乏正规的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多为外商来采购，企业从外商处获取国际需求信息，但无法知道售后情况如何，是国际化的最初阶段；“出口”阶段，企业有部分市场投入，通过销售影响因子获取产品需求等市场信息，派专人到出口国／地区了解情况，并与当地各利益集团建立起初步关系；“销售子公司”阶段，企业在出口国自己销售，直接面对国际市场，可以通过资源影响因子获取直接经验，建立了受控的信息流通渠道，可以监测从市场流入公司的信息数量和类型，销售量大幅增加，在此阶段及之前，公司更关心心理距离，而不是市场规模；“生产子公司”阶段，企业进行了更大的资源投入，直接在海外生产制造，这时考虑的因素则主要是市场规模。

(二)IP模型

1977年，Jan Johanson和Finn Wiedersheim-Paul经过两年的研究，在阶段化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IP模型(international process model)，提出了“市场知识”与“市场投入”的概念。他们认为国际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系列不断深化的决策的结果，当前的国际化是公司随后的国际化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即：

In+1=f(In……)其中，I=国际化的状态，n=0、1、2、3……

(三)修正的IP模型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折中理论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国际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组织行为理论研究国际化进程问题。在这种趋势下，1990年北欧学者Jan Johanson和Finn Wiedersheim-Paul对IP模型进行了修正，引入了工业网(Industry net)概念，弥补了模型解释上的部分不足，表明国际化更多的来自于组织外部关系的建立与维护。

修正的IP模型将原IP模型中的四变量机制修正为多边的网络关系模型，即公司通过其当前的经济行为在经营环境中建立内外部两个网络系统：在公司内部，投入与知识同其经济行为相互促进，推动公司本身组织的发展；在公司外部，对外部市场(与其相关的任何团体／个人)的了解和投入改变着公司当前的经济行为，反之，经济行为的改变又推进其对相关部门的了解与投入，在两因素的相互影响中，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得以推进。

二、国际化进程理论的发展趋势

尽管国际化进程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日趋完善，但仍然停留在研究产品的国际化层次。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实现了产品的国际化后，会相继进入研发的国际化、财务的国际化及企业文化的国际化等。

研发的国际化阶段。经历了销售子公司、生产子公司后，跨国公司将进入研发的国际化阶段，但要视公司及产品的性质而定。如果产品的当地化要求高，且东道国的研发资源丰富，则必须在当地建立研发机构，以适应本土顾客的特殊需求；相反，如果产品趋于标准化，则可以在国内研发，支撑全球各生产子公司使用，当然同时还要考虑研发的设备、人员、当地的融资能力以及研发技术的性质等其他因素。

财务的国际化阶段。实现研发的国际化后，企业会自然而然进入财务的国际化阶段，即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融资。跨国公司可以在各国建立财务子公司，以便在世界各地筹集资金，利用建立起来的财务网把各地的子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现金流实施有效的控制。这样既能克服跨国经营分散、难于统一管理等弊端，又能拓宽筹融资渠道，是企业跨国经营的高级阶段。

文化的国际化阶段。企业文化的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经营的最高阶段。使全球的顾客从文化上接受某一产品，是企业实现了真正的国际化的标志。在文化的国际化阶段，企业需要将一国的文化推向全球，用全球理念运营各子公司，实现文化上的一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在多少个国家建立了多少个运营机构只是企业开始并持续其国际化的外在表现，单纯从数量上的多寡并不能充分说明其国际化程度的高低，而一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被各国的消费者所接受，却是体现其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这方面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三、中国中小型企业发展国际化的启示

(一)研究中小型企业国际化的必要性

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8―2006年间，中国中小型工业企业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的比例基本保持在95％以上。依据国家经贸委、国家财政部、国家统计局联合颁布的各行业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截至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数目已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99％，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实现利税的40％、出口总额的60％，并提供了75％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能够使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成功地实现国际化，在国际市场上、国际规则下参与竞争，这将对我国产业竞争力及国家竞争力的构建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大部分仅仅满足于生存的中小企业是远不能适应国际化趋势的，而研究其如何发展、升级的问题则变得势在必行。

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指向型，即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出现了资源、市场等方面的束缚，为了寻找更丰富的原材料供应、更廉价的劳动力及更广大的市场，而开始其国际化的第一步；二是带动型，即企业受到外力，如客户、竞争者或市场等的带动，被动而无准备地实行其国际化。显然，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走的是后一条路线。因此，作为中小企业，与其仓促的应付这场国际化之战，不如仔细分析自身优劣，应用国际化进程系列理论，做好充分准备，主动出击。

(二)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路径

1．分析是否进行国际化。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国际化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但并非所有中小型企业在现阶段都具备国际化的条件和能力。因此，在企业建立或运营进入正轨后，必须对其是否国际化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分析的重点主要分为企业外部及内部两方面：对本国环境进行SWOT分析及详细的企业内部状况分析(麦肯锡公司提出的7-S框架)。经过详细的内外部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是否进行国际化的结论。如果企业现在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则应制定长远规划，为将来必然要面对的国际化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时机成熟则应适时、果断地进入。

2．选择目标市场。依据国际化进程理论的一系列模型，在国际化初期，市场知识与心理距离应是中小型企业首先考虑的因素；相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关系网络对中小企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充分利用现有的关系，并在加强现有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并以此来降低投资前的摸索成本；同时，利用PEST模型对东道国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进行分析以及波特的五力模型分析目标市场的竞争环境，在此基础上确定合适的目标市场。我国中小企业所获得的市场信息是十分有限的，而对周边的第三世界国家或文化较相近的国家的了解相对较多，因此可以考虑先向这些国家发展，将不确定性降至最低。

3．市场细分。确定目标市场后对其进行细分时主要利用营销学知识。依据不同产品的不同性质，选择合适的细分变量(通常按与销售量的相关性由大到小依次选择)，在不同的空间维度内进行重复细分，使变量不断细化，以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小企业的资源相对有限，只有在足够细化的小块细分市场上集中投资，才有可能获得局部的竞争优势。

市场化进程论文篇10

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内涵

企业国际化问题研究颇受理论界关注，关注的焦点也逐渐从制造业企业向服务业企业转移。本文从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入手，探讨旅游企业国际化内涵问题。

企业国际化表现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国内市场逐渐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此观点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北欧瑞典学者的成果—“优泼萨拉国际化模型”，即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一个渐变过程，表现为企业对外国市场逐渐提高承诺的连续形式。企业国际化的渐进性主要体现在企业市场范围扩大的地理顺序和企业跨国经营方式的演变，如图1所示。

企业的国际化是企业有意识地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国际化经营是指“直接面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以产品出口或外部资源利用为导向的企业经营活动”，并进一步将企业国际化细分为观念、生产、营销、研发、资本、人力资源、CI等方面的国际化（唐晓华等，2006）。

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斯蒂芬（Stephen Young，1989）教授认为，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所有方式”，具体包括产品出口、直接投资、技术许可、管理合同等活动。

企业国际化是双向的国际化过程。鲁桐（2007）认为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由国内企业发展成为跨国企业的过程。并且 “从广义上说，国际化是一个双向过程，它包括外向型国际化（Outward）和内向型国际化（Inward）两个方面。尤其对一些后发展型跨国企业而言，企业的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其中，外向国际化的形式主要指直接或间接出口、技术转让、国外各种合同安排、国外合资合营、海外子公司和分公司；内向国际化活动主要包括进口、购买技术专利、三来一补、国内合资合营成为外国公司的子公司或分公司（鲁桐，2007）。

从上述定义中不难得出：企业将经营活动从国内市场扩展到国际市场，一方面可以为自己的产品开拓更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更经济地取得有关生产要素，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再就是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经营活动，对于增加本国外汇收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均有重要意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素，企业经营的国际化成为普遍发展的时代潮流，国际化经营也成为企业战略经营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唐晓华等，2006）。

服务业的国际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伴随着当今世界分工模式的发展变化，国际化形式逐渐从简单的服务贸易过渡到占主体地位的国际直接投资。

综上所述，就国际化的内涵而言，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国际化都是企业由国内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国外企业的过程，即包括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两个阶段，即本文基于鲁桐的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思想，认为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研究旅游企业国际化问题。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适用性研究

（一）垄断优势理论及其适用性

1.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又被理论界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传统”（H-K Tradition）。该理论基本前提是市场的不完全性，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同时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最大的区别，企业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技术优势：技术、知识、信息、无形资产等要素；二是规模经济：跨国公司非生产的规模经济性，如集中研发、集中销售网络；三是资本和货币优势：凭借实力、无形资产及信用等级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低成本融资；四是组织管理优势：跨国公司拥有的经验丰富、素质更高、训练有素管理人员优势和高效运转的组织结构优势在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规模逐步扩大过程中通常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2.垄断优势理论对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适用性。垄断优势理论所包含的规模经济优势在作为传统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企业的海外扩张过程中同样体现出了它的重要性。规模经济优势既可以看作是在部分旅游企业国际化推进中的重要动因，也可以看作是部分企业国际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的成果体现。

当然，部分学者以往的研究成果中谈到了垄断优势理论并没有较好地解释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原因，但是解释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形成的条件（张幼文、金芳，2005）。纵观当前全球一些著名企业的实践操作，作为传统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企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采取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国际化扩张的企业并不多见，目前世界著名跨国旅游企业大多数是以特许经营和管理合同等非股权方式来扩大规模。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及其适用性

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Raymond G.Vernon）（1979）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为起始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见图2）。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适用性。关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主要思想中体现着一种从拥有先进技术优势到最后即将失去技术优势过程中，企业采取的一系列尽可能的延长企业的盈利周期跨国经营措施。由于旅游企业国际化过程并不涉及太多有形产品生产技术问题，相比较而言，此理论更适合解释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扩张。

（三）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及其适用性

1.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由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iyoshi Kojima）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提出。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2.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适用性。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从产业的高度来探讨国际化问题。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产业顺序是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再向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这一投资顺序的演进符合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部分发达国家企业将国内处于衰亡期的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也正是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写照，从这点来看，该理论恰好补充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不足（杨齐，2009）。

部分国家的旅游业也会在某个发展阶段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由于各国要素禀赋差异，因而旅游业涉及的要素相对价格也存在差异，比如劳动力成本。为了追求要素组合合理化，当一个国家旅游产业要素密集度较高的那种要素相对价格上升时，就使该国旅游产业可能处于比较劣势状态，将该国旅游产业转移到涉及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家就可作为一种解决办法。

（四）内部化理论及其适用性

1.内部化理论。1976年，英国学者巴克莱（Peter J.Buckley）和卡森（Mark C.Casson）最早提出内部化理论。其主要思想是：企业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用企业内部交易来代替市场交易，将知识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行政管辖之下，避免市场不完全对市场经营效率的影响。

2.内部化理论对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适用性。内部化理论源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在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在资源配置上有相互替代的两种方式—企业和市场，当企业代替市场时，企业利用市场机制进行交易的费用会降低，此时企业不得不面临管理费用上升问题。事实上，现代跨国企业依据内部化理论进行经营是因为中间产品不完全竞争可能导致外部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的存在，而采取一种回避策略—即一种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处理，用企业内部交易来保证企业经营效率的做法。旅游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将同样面临着中间产品市场环节不完全竞争的情况，这些中间产品环节有可能涉及旅游企业的专利、技术诀窍、营销渠道、商标、信誉等。因此，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内部化理论对其采取合适的方式处理中间交易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及其适用性

1.国际生产折中理论。1977年，英国学者邓宁（John H.Dunning）首次提出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后来进行了不断补充完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跨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类型和价值增长行为问题。折中范式理论的核心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部分组成，被称为三优势原则（OLI Paradigm）。

2.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对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适用性。企业实现国际化扩张中应用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需同时具备上述三个优势。对于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而言，与区位优势相关的因素包括东道国整体旅游市场的规模、发展潜力和发展状态、以及旅游设施、东道国政府对在该国进行FDI的政策支持力度、旅游吸引物的数量和类型、政治环境的稳定性、本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及心理距离（Kundu 1994；UN 1993）等，这些因素状况良好往往会对跨国企业产生特别的吸引力。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适用性研究

（一）小规模技术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威尔斯（Louis T.wells）1983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服务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劳动密集性的特征，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特别适合小批量生产，能够满足低收入国家制成品的需要。

（二）技术地方化理论

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拉奥（Sanjaya Lall）在《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了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行为的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

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通过对境外技术的引进、吸收及改进，在企业更适合的经济条件下生产出更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这不是一国企业简单复制模仿别国企业的技术，而是企业在技术引进时进行的再创造过程。技术变动的本质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能够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优势。市场的开拓和科技知识的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创新的程度，企业可以利用技术变动性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更加符合本地条件的再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本身也得以提高发展。技术的变动过程带有再创新的性质，因而拉奥指出，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的小规模、标准化以及劳动密集等特征的技术变动也可能同样给这些国家带来特有的竞争优势。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适用性分析

由于早期发展中国家多是以制造业作为自己的主导产业，服务业尚不发达，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相继出现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多是针对制造业而言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旅游业也可以从这些传统理论中找到适合本产业发展的思想拿来指导旅游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实践。比如，小规模技术理论谈到的“特殊产品优势”—提供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产品，旅游企业就可以在跨国经营过程中结合市场需求提供具有本国民族文化特点的服务产品，因为针对在东道国境内活动的本国消费者提供服务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项业务，在某些时候它甚至可以成为压倒性的经营优势。

企业国际化经营其他相关理论及其适用性研究

（一）企业国际化阶段论及其对旅游企业适用性

1.企业国际化阶段论。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过程研究是有关企业国际化经营理论研究领域重要方面之一，此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20世纪70年代北欧瑞典学者Johanson和Vahlne的研究成果—“优泼萨拉国际化模型”（即UIM模型）。该理论把企业的国际化看作为一个过程，同时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企业在境外逐渐提高承诺的连续形式。

企业国际化经营由易到难的渐进性发展过程在上述两位瑞典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遵循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最终到全球市场的地理顺序，逐步扩大市场范围的过程；经历不规则出口、利用独立的销售代表或商进行出动、建立销售分支机构到在国外建立生产和制造工厂阶段的国际化经营过程。

对于企业海外渐进式发展规律的解释，他们认为可以从市场知识和心理距离两个方面来理解。

在UIM模型之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Bilkey & Tesar（1977）、Reid（1981）、Czinkota（1982）等提出应该将国际化看作企业管理创新的过程，即企业不断创新并产生新观点的一个学习过程。这些观点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是基于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Rogers，1962）。Luostarinen & Hellman（1993）提出了内向型国际化的理论，并认为传统理论研究中忽视了内向型国际化重要性。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国际化理论不断发展，Bamberger & Evers（1993）提出了五阶段国际化模型。分别为国内导向阶段、出口准备阶段、被动国际化阶段、主动国际化阶段、全面国际化阶段。

2.企业国际化阶段论对旅游企业的适用性。关于企业国际化阶段论：北欧学者提出的国际化阶段论认为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深入的过程，尽管它的最初适用对象是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问题，但对我们认识旅游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旅游企业在初涉国际化业务时，市场知识有可能是非常匮乏的，需要不断地通过企业的亲身实践来积累市场经验，逐步融入到国际化扩张的浪潮中。另外，国际化阶段论的渐进思想还来源于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过程遵循心理距离由远及近的原则（心理距离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等）。据此，旅游企业在国际化扩张的过程中似乎也可以考虑在市场选择的战略部署上有一个次序的安排。比如中国旅游企业可以考虑首先选择本国周边所谓的“大中华文化圈”涉及的韩国、朝鲜、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待国际化经营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去尝试跨跃大洲到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寻求发展机遇，当然这是本文初步的推测，具体中国旅游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市场选择难题的解决有待综合各个方面的问题来考虑。

（二）经营国际化的带动论及其对旅游企业适用性

1.经营国际化的带动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现状得以维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国际化经营“推力”和“阻力”之间达到了平衡。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推力”的增加和“阻力”的减少都有可能产生促进作用。经营国际化带动论把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推进看作是因为一些“推力因素”带动的，这些“推力因素”推动亦或刺激了企业从本国市场进入国际市场，成为解释企业愿意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有力依据。经营国际化带动论表现有以下几种形式：

订单带动论。在众多的调查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企业初期直接出口往往是因为海外客户主动送来的大量订单。在企业初期直接出口过程中，汇率变化、运费下降等经济因素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初期主动送上门的海外订单对企业来说意义重大，一方面，企业通过这些订单了解到一些诸如海外市场需求等关键信息；同时，也有可能规避企业初期出口的风险，增加企业的海外扩张信心，推动企业大胆地开展国际化经营活动。

客户带动论。客户带动论认为当企业的客户进入国际市场后某些服务需求依旧存在，那么此前为这些单位提供服务的企业可以采取跟随战略顺势进入国际市场继续服务于自己的这些客户，同时在国外不断地寻求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机遇。跟随原有客户进入国际市场比起其他类型的国际化进入方式，相对来说风险要小很多。这样的方式在为企业节约一定市场开发成本的同时，还降低了企业在境外发展的市场不确定性问题，因此可以说客户带动的进入方式为企业进一步进行国际化扩张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竞争带动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当一个企业开始了海外市场的扩张，其他的竞争者往往会很快追随而来，行业内的主要厂商会在海外市场同样展开激烈的竞争，这一点在寡头垄断市场表现尤为明显。企业为避免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是不会任由其他企业独占海外市场做大做强的。

2.经营国际化的带动论对旅游企业的适用性。关于经营国际化的带动论：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迈出第一步往往需要前期做很多准备工作，也有一些企业是因为海外客户的订单主动送上门来的时候，促使其开展国际化经营。“订单带动论”对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开展同样具有较重要的意义。在国际交流频繁的时期，旅行社、航空等部门在国际市场上彼此给予机会、合作发展将是一个对彼此有利的长久之计。当然对于一些服务型企业而言，在国内可能已经通过其优质的服务、良好的信誉培育了一大批忠实客户，随着这些客户跨出国门的脚步加快，一些企业为了能继续服务于他们随之开展境外服务。“客户带动论”给很多企业带来了发展的动力，因为由客户带动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将大大减少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风险，企业拥有熟悉的客户，至少初期不需要花费过多的成本进行海外市场开发。事实上，服务业中的旅游、银行、保险、广告商等不乏有采取“客户跟随”战略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

参考文献：

1.唐晓华，王伟光.现代国际化经营[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2.鲁桐.WTO与中国企业国际化[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3.Vernon，Raymond.The Product Cycle Hypothesi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1979，41（4）

市场化进程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29-00-01

为了提高能源利用率，应对全球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世界许多国家提出了电力工业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方向：电力市场建设。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美国要建立坚强智能电网的改革计划，实现在美国东西两岸电力的高效传输。同时，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近期公布了将于2020年建成统一的坚强智能电网的发展计划。

电力市场是一个以电力系统为对象，结合微观经济学基本概念，分析电力这个特殊的商品，实现从发输配电到用户所有环节的智能交流，优化生产、传输和使用的自愈电网。与传统电网相比，电力市场引入后，大量智能技术的致使电网具备了许多新的功能，如可再生能源的大量接入，支持用户需求响应的市场交易机制，电网运行状况的实时监控等。智能电网建设强有力的支撑了电力市场的发展，智能电网也促进了电力市场的改革。

因此作为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的本科留学生，有必要学习《电力市场概论》这门课程。本文详细介绍了教学目的与要求，课程内容及采用的教学方法，教学环节与学时分配，课程评价设计。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电力市场概论》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课程，选修。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电力市场的研究现状、发展动态以及电力市场化的意义；熟知电力市场的运营模式、交易理论；掌握电力市场的电价、输电服务的理论和方法；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和提高新的环境下电网规划、运行和管理能力，了解中国电力工业的管理体制和基本的市场运行规律。

1、主要先修课程和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电力系统稳态分析、微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无。

2、教学方式与重点和难点

教学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以国、内外电力市场分析加之以案例讨论。

重点内容：在“保护竞争”与“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指导下，制定合理的电力市场交易方式、制定电价。

难点内容：对电力市场交易的理解与“公平”原则的实施，交易计划的确定和电价的计算。

二、教学内容

（一）电力市场理论基础

包括电力市场的基本概念、运营模式、运行规则、电价制度、发电竞价上网、电能转运、用户管理，辅助服务和监管体制等内容。

（二）电力市场交易模式

包括电力市场的主要成员、组织结构、交易类型和交易模式。

（三）Pool中的拍卖方法

包括市场参与者的报价形式、拍卖方法，着重讲述实时电价和阻塞管理。

（四）电力市场的辅助服务

包括频率控制、发电备用容量、无功功率的管理方法。

（五）电力市场技术支持系统

包括报价处理系统、交易管理系统、合同管理系统、结算管理系统、信息系统、数据网络系统和通信协议、发电厂报价及发电管理等子系统。

（六）国外电力市场

包括英国电力市场、加州电力市场、PJM电力市场以及其它电力市场的运营情况。

（七）中国电力市场

包括中国电力市场的构想、体制改革情况以及浙江和山东电力市场的运营情况。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

为加深留学生对课程的理解程度，在教学上，采用“理论”与“项目”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教师选取典型项目，分析和演示，之后将学生分组，分别讨论项目的解决方案及具体实施方式。然后留学生演示项目结果，由学生阐述项目机理、交易及运营方式等。最后由老师进行归纳总结。

四、教学环节与学时分配

本课程总学时为26学时，教学环节包括课堂教学、案例教学、课外辅导、作业等，其学时分配建议见表。

《电力市场概论》教学学时分配表

教学内容 总学时 其中 课外辅导/课外实践

讲课 实验 上机 其他

理论基础 2 2

交易模式 4 4

Pool拍卖方法 4 4 2

辅助服务 4 4 案例教学

技术支持系统 6 4 2

国外电力市场 6 4 案例教学 4

中国电力市场 2 4 2

总计 28 26 2 10

五、课程评价设计

市场化进程论文篇12

1导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企业在国际上参与世界竞争的机会增加，因此掌握国际通用的交流语言，通过通用语言来思考问题、进行决策已经成为企业正常高效运作、积极参加国际市场的必要能力。同时，掌握国际性沟通能力也逐渐成为我国人才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标准，基于这一新的发展趋势，为了促进我国各类人才通过学习来掌握国际沟通语言，掌握国际营销专业知识，便诞生了国际市场营销的双语教学模式。进行双语教学的初衷是好的，尽管双语教学模式始终面临诸多争议，但是双语教学的规模却不断扩大。鉴于这一现状，文章针对近年来的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模式实践情况进行了研究，希望通过文章的研究，能够为改进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的现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作用。

（1）双语教学简介。在我国教学中，双语教学主要是指在汉语之外使用另外一门语言作为课堂教学语言进行教学的过程，当前我国双语教学中，应用到的主要外语种类是英语。在双语教学模式中，要求能够运用流利的英语来进行授课，为学生答疑解惑，让学生掌握汉语之外的英语沟通技能。但是在双语教学中，由于学生需要掌握讲解的知识，因此为了避免学生知识掌握的障碍，还是需要必要的汉语的应用。而双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两种语言的搭配使用，帮助学生掌握不同的思维能力，掌握能够在英语和汉语之间灵活切换的能力，为国际间的沟通和工作需求创造可能，同时增强学生的营销专业知识和对外沟通能力。

（2）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的意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际化运营逐渐成为企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国际市场营销是企业应对竞争国际化的重要手段。随着近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我国“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这使得国内对于人才掌握国际市场营销知识和国际通用语言的需求增加，国内很多教育机构也都纷纷在商务英语专业中引入了国际市场营销课程，因此国际市场营销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实际上是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实践需求催生的实践性学科。因此，在国际市场营销课程中采用双语教学意义重大。

2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模式的实施

在国际市场营销教学中，课堂是最核心的，由于国际市场营销课程是实践推动下出现的学科，其实用性非常强，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中心。结合目前的教学模式，文章总结了目前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模式的一些课堂教学方法。

（1）借助多媒体工具进行教学。在国际市场营销课程中，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多教师都将课堂教学的重点内容制作成课件，通过多媒体工具来进行展示，课件的形式包含音频、动画及文本等多种形式，其中对于重点内容都进行了特别的标注，让学生们在生动的课件中形象化地掌握相关知识。

（2）借助案例进行教学。在国际市场营销双语课程的教学中，难点是学生在枯燥的外语环境中掌握专业的国际营销理论，通过案例的方式来展示知识点，学生能够结合实际的场景和问题来参与学习和讨论，学生理解起来更加容易。另外，通过案例的具体讲解，学生可以尝试用英语来进行回答，不仅强化了学生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强化了学生对现实工作的认知。

（3）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教学。在很多课堂中，小组讨论都是主要的教学方式，通过讨论，学生能蛘嬲地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过程中通过课堂的讨论，让学生用英语来进行观点的陈述，竞赛式的阐述能够让学生集中精力，不断思考，从而增加知识掌握程度。

（4）采用模拟表演方法进行教学。模拟表演是一种相对新颖的教学方法，通过实际场景的模拟，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国际市场营销的具体内容，能够迅速调动所学理论，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使用能力。

（5）采用翻译式与沉浸型相结合的双语教学模式。目前在很多高职类院校中，对于“国际市场营销学”课程的双语教学实施中，为了有效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会经常结合具体的国际市场营销情况，让学生通过翻译式双语教学模式来掌握。而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教师经常会使用简单的英语和汉语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课堂教学。另外，在教学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教师与学生都沉浸在外语环境下，通过轻松的学习氛围，来削弱学生对双语学习和国际市场营销知识难度的感知，积极地参与到讨论与学习中，提高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6）借鉴国外一些学校成功的双语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例如，在比利时的一所学校，教师会通过问题作为引导进行书目的推荐，让学生集中了解问题，在课堂上教师会引导学生入门，对于难点和要点进行概括说明，整个学期学习中，学生小组讨论工作和准备资料工作基本上是学生的主要工作，通过这些工作的完成，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很好地掌握了知识重点和要点，学期完成后，学生的双语学习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得到显著的提升。尽管很多学生也存在口音问题，但是整体上都能够使用英语进行沟通和表达，学生英语掌握能力得到了显著加强。

上述教学方法及模式的实施，整体上对于学生在双语状态下学习国际市场营销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学生在掌握英语沟通能力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国际市场营销专业知识的掌握，对于学生克服畏难心理，提高国际沟通和交流能力有显著成效。

3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的实践现状

（1）学生、学校对国际市场营销课程关注度普遍较高。国际市场营销是将传统的市场营销理论放置于国际环境之中，让学生在国际政治、经济及文化层面，运用国际商务知识和市场营销知识来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空间。对于学生而言，通过国际市场营销课程，能够拓展自身国际战略视野，同时提高自身沟通和营销的能力，此外，通过这门课程，学生能够更快地接触到国际市场营销最新的理论研究动态，学生和学校对此都给予了比较高的重视。

（2）国际市场营销基本实现双语教学。在国际市场营销双语课程教学开始之初，学生对于双语课程的学习非常有兴趣，在课堂上的氛围也比较热烈，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这种兴趣进行了很好的引导，在很多院校，课堂教学中都会通过提问、讨论、演示等方法和学生进行互动。另外，很多老师也向学生进行书目的推荐，其中有中文书籍，也有外文书籍，在课堂学习中，也会适时地告诉学生一些比较好的外文参考文献，拓展学生视野。

目前国际市场营销课程的教学中，基本上实现了双语教学的模式，教师在组织学生学习和讨论的过程中，一方面进行英文的演示和提问，另一方面也要求学生用英文来完成作业，但是同时也会给予一些汉语的提示，帮助学生理解。此外，在考核过程中，很多学校通过英文试题的设置来要求学生使用英文回答问题，强化主观题目的考察，引导学生从国际层面运用市场营销知识来解决问题。

（3）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效果。从当前情况看，国际市场营销课程中，采用双语教学的课程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通过实践调查不难发现，双语教学模式的确提升了学生的英语专业水平，学生基本上能够利用英语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对于国际市场营销课程的学习也有更加全面的认知，能够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眼光来思考企业间的竞争行为，具备了进入国际企业，从事国际营销工作的能力。

4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面临的不利因素

（1）学生学习方面存在不足。国际市场营销课程的双语教学模式已经实施了几年的时间，通过对教学实践的调查可知，在新学期开始时，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通常比较高，学生们普遍对课程存在较强的好奇心，觉得课程实用性高，且很有挑战性，都想尝试一下。但是到了课程学习的中期，学生普遍存在积极性降低的情况，由于课程的难度较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只有部分学生能够跟得上课程的进度。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营销双语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学习，通过提问、讨论、准备等工作，让学生参与到学习的整个过程中，让学生自己的准备和讨论成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让学生忙起来，思考起来。

（2）教师教学参考文献过少。当前国内国际市场营销方面的中文书籍匮乏，很多最新的理论都是外文原版书籍，国内市场在购买渠道方面有很多局限，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只能够通过网络查阅资料，资源和参考内容很少，这使得教师知识结构难以更新，同样也无法帮助学生更新知识结构。针对这一问题，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获取最新的理论书籍，让学生和老师能够通过最前沿的理论成果来指导学习和教学，对于难以获得的资料文献，可以派遣老师进行交流学习，然后将学习成果用于教学之中，不断丰富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的文献资料。

（3）备选教材资源少。目前国际市场双语教学中，可供选择的教材少之又少，国外很多原版书籍很少有中文译本，购买原版书籍的价格十分昂贵，学生承受度低，国内自主编写的教材又基本上是中文教材，缺少比较优秀的双语教材，学生和老师的选择性很低。针对上述情况，学校应该引导双语教师们以国外教材为主导，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自行编写教学教材，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节约费用，还可以及时地了解和掌握最新的国际研究成果。在教学中，对于一些案例，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及新闻有所了解，增加了亲切感，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调动。值得注意的是，在教材选用方面必须要将课程的内容特点与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结合，提高教材资料的实用性。

（4）实践力度需进一步增强。目前国内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最大的不足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相对于上述问题的表面化，实践环节的弱化则更为关键，因为实践环节的问题会导致上述问题更为突出。针对这一问题，学校应该充分发挥与企业的合作关系，通过校企合作，为学生创造一些进入企业实践学习的机会，让他们能够真正地参与到国际市场营销问题的解决中，对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实际内容及问题有更加客观的认知。只有如此，学生才能够将理论知识的学习与企业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加以融合。通过这种实践环节的练习，学生能够获得的知识比课堂教学和讨论要多得多，学生对于国际市场营销中的沟通也会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因此学校应该重视与国际化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机会。

5结论

国际市场营销的双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适应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目前虽然我国的双语教学正在火热地进行，教育规模和教育影响力都不断提升，很多率先进行双语教学的学校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我国目前的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模式的实施中依然存在很多不足，需要学校和老师不断地进行完善，从而促使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模式规范化和实用性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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