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评价的概念篇1

新公共管理认为，服务型政府应该是以顾客为导向的政府、运作高效的政府、责任政府和民主参与的政府。它界定了政府职能与社会的关系，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向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而一个区域商务环境的好坏是衡量地方政府能否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重要指标之一。

一、商务环境及商务环境评价

商务环境指投资对象在进行商务活动时所面临的、影响投资行为的自然、经济、科技、管理、社会、法规等各种因素的总称。它包含了对投资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区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源、信息渠道、资金融通、纳税负担、法律法规、社会秩序等。

当前，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环境的改善，良好的商务环境日益成为地区吸引力和聚集力的重要因素。采用评价指标方法进行商务环境评价已经成为区域吸引资金流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商务环境评价是指通过对一个区域的商务环境进行整体综合评价及分项专门评价，确定评价区域投资环境的优劣，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从而为企业的生长、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商务环境评价体系的框架构建

1.商务环境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为科学、公正、全面地反映区域商务环境的状况和衡量区域商务环境质量优劣，在构建评估指标系统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全面性：商务环境指标范围广、信息量大，在遴选指标时必须尽量全面、完整地选择各级各类的指标。(2)简洁性：指标的遴选和设置需要考虑典型性和代表性，用尽可能少但信息量尽可能大的指标去反映多方面的问题。(3)科学性：指标系统的建立应该根据投资环境本身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选择含义准确的指标，以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反映区域投资环境的本质。(4)系统性：要综合考虑投资环境的整体性、动态性和系统性，既要选择反映系统内各个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又要包含反映各个系统相互协调以及系统外部的环境指标。

2.商务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

我们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初步构建了商务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将商务环境评价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采用综合指数法构建框架结构。评价指标可以从自然环境、人居环境、政务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政策法律环境、金融环境、经济及市场环境等方面揭示。不同指标涉及不同方面，要充分掌握商务环境的准确状态，就必须选取多个指标。由于商务环境范围广泛，涉及行政效能、社会公平、司法保障等多个方面，以上仅仅是建立了一个商务环境评价的概念框架，对于具体评价指标的选取，要根据评价目的和评价区域特点，做具体分析。

      

3.构建商务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不同区域，以及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侧重点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工作。(1)不同区域评价指标的选取侧重不一。区域差异性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商务环境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不同区域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时必然有不同的侧重。(2)不同时期评价指标有所不同。对于同一个区域,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发展的目标、发展模式均不相同,因而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应有不同的侧重。（3）区域商务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有相对稳定性。作为客观描述、度量商务环境的评价体系,在特定阶段,其侧重点、结构及具体的指标项应具有相对稳定性，这种相对稳定性,可以对商务环境进行可持续的度量和调控。

三、结束语

总之，商务环境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含了政策、服务、公平、效率等因素。建立商务环境评价体系，客观评价区域发展环境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情况，针对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研究和提出改进措施，对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营造办事效率高、服务水平好、聚合能力强、投资发展安全的一流商务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吴玉宗:服务型政府：缘起和前景[j]．社会科学研究，2004，(3)

环境评价的概念篇2

中图分类号：F23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632223

引言

随着雾霾、镉大米、流域性水污染等事件的在全国的侵袭，雾霾、PM2.5、镉大米、APEC蓝、水十条等有关环保词汇成为热词，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的压力和广大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愿景成为新时期一个重要矛盾。与之对应的是我国环保投入的不断加大，2012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志在某国际会议上宣布，“十二五”期间，中国环保累积投入要超过5万亿人民币。2015年第十六届中国环博会论坛上有专家指出，近年我国每年的环保投入约为1万亿元，预计“十三五”期间环保投入将上升到每年2万亿元左右[1]。根据系列讲话精神，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中国环境问题整治，不仅需要环保资金大力投入，更需要把这些资金管好用好。作为国家财政经济运行的“经济卫士”、“免疫系统”，政府审计必须对有关环保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对资金使用效益和环境质量改善情况进行评价，有关资源环境类审计也渐成审计的一个热点。但由于环保项目专业性强，有关的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是审计中的一个难点。

本文从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入手，探讨了环境绩效审计的内涵，对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的讨论，引入PSR概念模型构建环境绩效审计的评价模型，并以湖南省湘江流域重金属防治审计为依托，进行实例研究。

1 环境绩效审计的综述研究

根据最高审计机关国际和亚洲组织定义，绩效审计是对被审计单位履行其职责过程中使用资源的经济、效率和效果（3E）方面的审计。对于环境绩效，是指进行生态环境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与无形收益[2]。有关环境绩效审计，虽然国内发展较晚，但发展较快，许多学者对环境绩效审计的概念、审计对象以及审计方法开展了广泛研究[3，4，5]。

结合政府审计的实践，考虑到政府审计的实践特点，本文讨论的环境绩效审计是审计机关或审计人员，以特定的环境项目为审计内容，以资金使用、管理单位为对被审计单位，通过检查被审计单位和环境项目的财务收支以及项目建设活动，评价其效益和效果，并发表意见的行为。环境绩效审计内容的研究是开展环境绩效审计工作的前提，本文认为环境绩效审计内容的确定要从环境绩效审计的目的出发，对整个环境管理体系进行分析研究，从而确定环境绩效审计起作用的环节，进而确定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

在新时期的环境绩效审计，必须紧跟我国审计事业的发展需要，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对象，环境绩效审计的方法也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常规审计方法，必须借鉴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系统分析学等学科的理论，把环境成本效益分析法和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经济计量法和决策分析法、对数据资料的整理分析法和趋势预测法以及对环境影响的经济评价方法与常规审计方法结合起来。

2 P-S-R概念模型下环境绩效审计指标体系的构建

随着我国环境绩效审计实践的深入，以及环境科学中对系统体系评价方法的长足进步，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方法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促使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从经验判断到指标分析、从定性的判定到模型定量化的综合性评价进行演变。本文引用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提出的环境指标PSR概念模型，结合环境绩效审计实践，构建环境绩效指标体系，通过对指标体系的数理评价分析结果来表征环境绩效审计水平的高低。

2.1 PSR概念模型介绍

PSR（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概念模型是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统计学家 Tony Friend 和 David Rapport最先提出来的，2000 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PSR概念模型应用于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的研究[6，7]。PSR概念模型分为3类指标，分别是压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压力指标描述了人类对环境及自然资源施加的压力，回答了系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变化的问题；状态指标描述自然界物理或生态状态和因此造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回答了系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的问题；响应指标描述对各种问题做了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回答了人类的反应和行动[8]。

2.2基于PSR概念模型构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

根据环境项目绩效审计评价分层次构建一个树状的4层结构，具体如下：第1层次是目标层（Object），最高级指标，即评价目标，为环境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数，第2层次是项目层（Item）；第3层次是中间层（Factor），也称为准则层，表示采取某种措施实现预定分目标时，横向排出衡量达到目标所涉及的中间环节，即每一个评价准则具体有哪些因素决定；第4层次是指标层（Indicator），是最低一层，表示每一个评价因素由哪些具体指标来表达，是直接反馈环境项目绩效质量指数优劣的根本[9]。

构建环境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模型有2个关键性因素，评价指标的选择和评价体系的构建；评价指标方法的选择。考虑到环境项目绩效审计的实际特点，对评价指标的选择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代表性原则。选取的指标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主导因子。完整性原则。选择的指标要相对完整的反映环境项目的绩效水平，既能反映系统局部的、当前的和单项特征，又能反映系统全面的、长远的和综合的特征。动态性与相对稳定性原则，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指标体系的指标必须在相对长的时间内具有引导和存在意义。可比性原则，保证评价指标体系的客观公正，保证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准确性和评估方法的科学性，不仅需要保证同一地区的历史进程能够进行纵向比较，而且还要保证不同地区的评价结果能够进行横向比较。

2.3 构建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上述要求，本文以某流域重金属防治审计项目为例，构建该流域重金属防治项目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体系如表1：

表1 湘江流域污染防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项目层 中间层 指标层

某流域重金属防治项目 压力 湘江流域重金属

污染源情况 污染企业数量

污染源监管情况

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产生量

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危险废物存留量

状态 环保监管能力 环保服务机构数量

污染口设置情况

污染物削减目标落实情况

环保执法机构执法情况

监测机构及监测指标

重金属污染源监测现状及监测能力 流域断面水质

饮用水质

地下水质

空气质量

土壤环境质量

响应 某流域环保资金使用情况 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排污费征收使用情况

某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控效益情况 污染防治项目实施

环保设施建设

产业结构调整

建立了基于PSR概念模型构建的环境项目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后，在对环境项目绩效进行评价时，可选择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以及多边形综合指标法对评价指标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从而得出该项目的评价结果[9，10]。构建基于PSR概念模型环境项目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更为突出价值表现在，该评价体系既可将不同项目当期的指标计算值代入评价体系模型计算环境绩效评价值，又可将相同项目不同期间的指标计算值分别代入评价体系模型算出评价值，分别对这些值进行排序，这样既可以对当期不同环境项目的综合情况进行评价，又可以对一个项目的历史情况进行比较，从而为项目环境绩效审计评价内容提供一个直观、系统的结果。

3 总结与展望

我国环保建设的加大，环保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也在稳定提高，保障环保资金投入的使用效率和效果是我国未来审计事业的一个重点。基于这样的实践需要，深入研究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审计理论与实务十分重要。本文探讨研究的基于P-S-R 概念框架的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调整，为其他建设项目、生态环境项目，以及土地评估、水资源利用等项目审计评价过程中所应用。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网.环保部：十三五期间环保投入每年将达2万亿[J]. 福建纸业信息，2015（12）：4.

[2]李山梅，陈佳稳. 基于 PSR 概念框架下环境项目绩效审计评价研究[J]. 资源与产业， 13（2）：143-147.

[3]孟志华.对我国环境绩效审计研究现状的评述[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双月刊）， 2011（1）：70-73.

[4]吴立群，王恩山.环境绩效审计有关问题初探 [J]. 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2005（5）： 47- 50.

[5]陈正兴. 环境审计[M]. 北京： 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

[6]Allen H.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measuring and reporting on environmental policy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 Washington D C： USA： 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1995.

[7]Tong C. Review on environmental indicator research[J].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00， 13（4）： 53.

[8]陈佳稳.公共环境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研究[D].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0.

环境评价的概念篇3

[关键词]

远程学习；学习环境；交互性；教学交互层次塔

一、引言

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现代远程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双向交互为特征的现代远程教育为远程学习中教学交互的有效发生提供了广阔空间。学习环境作为远程教育中教与学再度整合的媒体中介，是保障远程学习教学交互顺利发生的基础。远程学习教与学时空分离的本质决定了交互性是远程学习环境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特性。如何从学生角度系统衡量和分析远程学习环境的交互性呢？目前还没有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作为建构远程教育教学论核心的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陈丽，2004a）系统揭示了远程学习中教学交互发生的过程与层次，为分析和评价远程学习环境的交互性提供了思路。本研究以该层次塔为基础，从学生视角出发，试图针对远程学习环境如何更好地支持三类教学交互顺利发生的问题，确立远程学习环境的交互性分析框架。

二、相关概念

（一）远程学习环境

远程教育本质上是实现跨越时间、空间和社会文化心理的教学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和技术是关键因素，是远程教育赖以存在的基础（陈丽，2011）。在现代远程教育中，这种媒体和技术通常表现为多种媒体和技术形态融合而形成的双向交互系统，为了区别于前两代的媒体和技术，笔者将其统称为远程学习环境。因此，本研究中的学习环境是指现代远程教育（远程学习）中用来传递学习资源、支持教学交互活动、实施教学的所有载体。这种载体在以三代信息技术为分代依据的前两代远程教育中，主要表现为广播、电视、电话等技术媒体和教学系统。在现代远程教育中，远程学习环境相对于教学系统拥有更广泛、更丰富的内涵。特别是在Web2.0和社会媒体时代，远程学习是在一个整合性、集成的学习环境中开展，如虚拟学习社区，该环境与学习过程密不可分（贺平，武法提，2006），重点关注服务于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具有社会和文化特性，拥有数据挖掘、个性化推荐等功能，学习者在其中处于主动地位，由学习者自己控制，教学系统只是其组成部分之一。此外，学习环境相对于教学系统是一个更加普及、易于接受的术语。后者更多用于基于多媒体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在远程学习研究和相关实践领域，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平台”“空间”“支撑系统”等概念。纵观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远程学习环境的发展经历了最初的教学系统、网络教学平台（包括内容管理系统、学习管理系统、学习内容管理系统）（谢晓林，等，2007），再到虚拟学习环境、虚拟学习社区、网络学习环境、个人学习环境、智慧学习环境（Chin，1997；黄荣怀，等，2012）以及近期较受关注的个人学习空间（Hakkinen&H&m&l&inen，2012；祝智庭，等，2013）和智慧学习空间（Scott&Benlamri，2010；祝智庭，2016）的发展。如将其应用于远程学习，则都是远程学习环境的具体表现形式。当然，还有一些常用、具w的教学系统与媒体技术平台，如智能教学系统、视频会议系统、同步（直播）课堂等都属于本文所探讨的远程学习环境的范畴。

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系统揭示了远程学习中教与学相互作用的过程与规律（陈丽，2004a），是建构远程学习教学交互理论体系的核心。数字化的远程学习环境直接作用于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的最底层――界面交互中，其作用是支撑底层的界面交互、中间层的信息交互（包括学生与学习资源、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的交互）以及顶层的概念交互的开展。在保障远程学习教学交互顺利发生的前提下，为学习者创造理想的教学交互情境（王志军，等，2016），从而促进高质量的有效学习的发生。

（二）远程学习环境的交互性

托尼・贝茨最早提出应把交互性作为媒体选择的一个标准（Bates，1991）。瓦格纳将交互性（Interactivity）定义为“对技术提供的连接点与点的能力或特性的描述”（Wagner，1994）。笔者曾对“教学交互”和“交互性”两个术语进行辨析，指出“教学交互是教与学活动的功能和属性，交互性是技术系统的特性”（陈丽，2004b）。根据内部准则的定义方法，将交互性界定为“媒体支持教与学相互作用的能力或特性”。这种交互性包括两类：①媒体能够直接与学生相互作用的某一个或某一些品质（即“学习资源的交互性”）；②媒体能够支持人与人之间相互通信与作用的能力和特性（即“教学系统的交互性”）（陈丽，2004b）。随着Web2.0、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远程教育实践的发展，学习资源和教学系统的交互性都有了更加准确和丰富的内涵。学习资源的交互性是指学习资源支持教与学相互作用的能力或特性，它在学习者与学习资源的交互过程中得以体现。如前所述，随着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教学系统的交互性”将被“学习环境的交互性”替代，并需要重新概括其内涵。因为，前面对教学系统交互性的界定明确了对于人与人之间（学习者与教师、学习者与其他学习者之间）相互通信与作用的支持能力，却忽视了学习环境对学习资源、学习过程的支持作用。

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揭示了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发生的过程与实质，体现出教与学相互作用的关系，并能清晰揭示学习环境在远程学习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基于该层次塔来界定学习环境的交互性能更充分地反映其实质。因此，笔者将远程学习环境的交互性界定为：支持远程学习过程中三类教学交互（界面交互、教学交互和概念交互）顺利发生的能力和特性。该定义不仅反映出学习环境对学习资源、人际交互的支持，而且重点体现出学习环境对远程学习过程的支持，以及远程教学要为学习服务的特点。

三、研究现状

远程学习环境的交互性作为一个新概念被提出，目前]有直接针对远程学习环境交互性的研究，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已经从不同侧面对学习环境及其交互性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因此，对这些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清学习环境及其交互性的研究维度。由于本研究关注学习环境及其交互性，其目的是为设计与开发、分析与选择合适的学习环境提供参考和指导，且学习环境所涵盖的范围较广，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对现有网络教学平台、虚拟学习社区、网络学习环境等的相关评价研究。

（一）远程学习环境的评价研究现状

英国联合信息委员会公布的虚拟学习环境的教育评价框架（Britain&Liber，1999）包括虚拟学习环境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框架两部分。其中评价标准包括会话、适应性、交互性和反思四个方面，评价框架包括教师呈现概念、学习者呈现概念、教师建构学习环境、学习者与学习环境进行交互、教师给学习者反馈、学习者修改教学活动六个阶段。美国西部教育远程通信合作组织（WCET，2002）等开发了Edutools评价工具，用于对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分析和评价，包括学习者工具、支持工具、技术特性三个大模块，八个二级指标，该评价工具注重对工具细节的考量和不同平台的比较（王志军，余胜泉，2010）。美国纽约州教育技术服务机构（EduTech，2003）提出了开放学习资源管理系统的评价框架，提出从学习者的学习环境、辅导与教学论、课程开发、系统级管理四个维度进行评价，该框架特别关注易用性。英联邦学习联盟（Commonwealth of learning，2004）制定了学习管理系统评价卡，从特点与功能、可维护性、可用性和支持用户使用数、开放性、整合能力、学习对象元数据集成等14个维度对学习管理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张伟远（2004）开发了一个网上学习环境评价模型与测评量表，包括教学设计、内容设计、网站设计、灵活性、学生互动、教师支持、技术支持以及学习评估八个维度，这是我国最早的网络学习环境的评估模型。Garcia（2006）提出了“学习平台的评价模型”，从内容、交流和管理三个方面对学习平台进行评估。本文作者从用户体验、教学可用性两个视角出发提出网络教学平台的选择和分析模型（王志军，2012），在该模型的九个维度中，每一个维度都有关于对网络教学平台交互性的相关考量指标。黄小强等（2016）提出了个人学习环境评价框架，该框架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从多样性、自治性、交互性/连通性与开放性四个方面展开评价，微观层面则从教育性、社会性与技术性三个维度展开评估。其中，交互性/联通性包括支持与其他人沟通与对话、与他人分享资源、与资源展开对话、与他人协作创作、整合他人观点和资源五个方面，微观层面各个维度对交互性都有所涉及。

（二）学习环境的交互性相关研究

本文作者曾提出教学系统交互性六要素分析模型（SMTSCI模型）（陈丽，2004c），从交互符号、交互介质、交互时效性、交互范围、交互控制以及交互信息的保留性六个方面对主要教学系统交互性进行分析。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当时的媒体选择理论，但在具体落实时却很难对实践有直接、明确的指导，可操作性不强。此外，付国艳等（2005）认为界面交互具有适应性、个性化、智能性、高效性、导向性特征。该研究对界面交互研究比较完善，但缺乏对学习环境支持信息交互和概念交互的考察。

通过分析已有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

①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研究大多从教学、管理与开发者的角度出发，全面考察各类用户所需的功能和功能特性。具体表现为三类：从功能模块的组成出发进行评价，包括内容（开发）、交流、管理、学习者的学习环境、辅导与教学论、系统效能、学习者参与等维度；从教学组织和管理的角度进行评价，包括会话、适应性、交互、反思、资源导航、协作、监控、个性化、自组织、结构可变动性、可维护性等；将两者融合起来考察，例如对用户体验和教学可用性的考量。②研究者对学习环境的评价在逐步深入。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平台功能有无，随后转入考察平台的功能特性，而且越来越关注平台的易用性，有研究甚至把易用性作为每个维度下的二级维度加以考察。⑧已有研究中的有些维度与学习环境的交互性密切相关，如交流、个性化、协作等，但它们分别存在于多个不同评价体系中，没有统一从交互性的角度来考察且对平台交互性的关注多从人机交互的角度出发关注平台设计中的逻辑、工作流和交互细节。

袁松鹤将国内外的网络教学平台评价研究分为功能评价、可用性评价、有用性评价三个阶段（袁鹤松，2007）。这一划分方式同样适用于远程学习环境的评价。从三阶段的划分和学习环境交互性的定义可看出，三个研究阶段中对学习环境的要求在提高，对学习环境交互性的关注程度也在加强。学习环境的交互性与已有的评价研究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从功能性评价阶段开始就已有对学习环境交互功能和特性的关注，只是对其重视程度较低，在可用性评价阶段，则明确以人机交互理论为指导，对学习环境的交互性考察程度加强，在有用性评价阶段则从学习环境是否促进学生知识和能力发展角度来评价学习环境。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揭示了远程学习的本质，学习环境的交互性正是基于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来分析学习环境不同交互层面的交互性，是远程学习发生的条件和保障，因此在学习环境的有用性评价阶段对学习的交互性的考察变得非常重要。

支持学习者的学习是远程学习环境最主要的功能。因此，只有对学习环境及其交互性进行研究，揭示出远程学习环境支持教学交互发生的必要因素，才能准确分析和评价远程学习环境。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研究以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为理论基础，从学生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相应地，本研究中的“交互性”关注整个远程学习环境对教学交互层次塔中三类教学交互的全面支持，而非以往的评价标准中仅仅从人机交互或者是师生之间的交流来考量交互性。当然，根据前面的分析，已有研究中的相关维度和具体细节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四、学习环境的交互性分析框架

根定义，学习环境的交互性主要体现在学习环境对界面交互、信息交互、概念交互的支持。本研究基于这三个维度，根据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发生的教学交互行为以及交互需求，先对已有的具体评价指标及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再通过归纳、提炼和聚类总结出各维度下的二级维度和交互功能特性，从而得到远程学习中学习环境的交互性分析框架。

（一）学习环境对界面交互的支持

学习环境对界面交互的支持是指学习环境支持学习者对各种构成技术层面学习环境的媒体进行操作的能力。这些操作包括两个方面：学习者对学习环境的主动调整和适应、学习环境对学习者的自动调整和适应。学习者对学习环境的主动调整和适应可以概括为学生控制，包括学生控制学习环境，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修改、调整技术环境中的功能和信息，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控制的能力和特性，如学生对学习环境的功能、界面等的个性化定制，以及学生对于功能属性的定制、对信息呈现方式、呈现范围的选择等。而学习环境对学习者的自动调整和适应则表现为学习环境本身的能动性的发挥，及时响应处理，动态、适时、智能化地处理学习者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动态信息。因此，学习环境对界面交互的支持可以概括为学习者控制、自适应、信息推送、便捷性、学习监控和情境性五个方面，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二）学习环境对信息交互的支持

学习环境对信息交互的支持主要包括学习环境对学生与学习资源交互、学生与学生交互、学生和教师交互的支持，后两者可以概括为学习环境对学生参与人际交互的支持。

（1）学习环境对学生与学习资源交互的支持

学生与学习资源交互包括学生与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的交互。其中，学生与内容的交互包括对内容的控制和选择两个方面，学生自主控制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阅读或播放进度与顺序，以及自主选择所需的学习内容或学习资源，如学习环境允许学生控制学习资源字体的大小，允许学生通过订阅、收藏、分享、转发、聚合、策展等功能选择和管理所需的学习资源。学生与学习活动的交互主要包括学生单独参与学习活动或以小组的形式协作参与和完成各种学习活动。如通过调查、投票、分享、作品、录音、讨论交流、播客等活动参与学习并完成学习任务，通过分组、小组、圈子、讨论组等功能进行小组协作或探究学习。因此，学习环境对学生与学习资源交互的支持包括学生控制、自主选择支持、参与活动支持、协作学习支持四个方面。

（2）学习环境对人际交互的支持

学习环境对人际交互的支持包括交流支持、反馈支持、学习指导支持三个方面。交流支持是指学习环境对个人或小组参与同步交流和异步交流的支持。反馈支持是指对学生接受教师和其他同学提供的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反馈与评价的支持，包括预设的自动反馈和手动反馈两种形式。学习指导支持主要指为学生提供多种接受来自教师的导学、学习辅导、考试指导、作业指导等多方面的学习指导的支持。

综上所述，学习环境对信息交互的支持包括了学生控制、自主选择、参与活动支持、协作学习支持、交流支持、反馈支持、学习指导支持七个方面，它们具体的内涵和交互功能特性如表2所示。

（三）学习环境对概念交互的支持

概念交互是远程学习中最抽象的教学交互形式，学习环境对概念交互的支持是指学习环境对学生的新旧概念交互过程和交互结果的支持。如学习环境拥有概念图功能，支持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将新旧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化梳理，支持学生在学习环境中做笔记、写反思日志等，这些都是对概念交互过程和交互结果的支持。

学生基于学习环境的概念交互主要表现在自我知识管理与创新、表达、反思、评价四个方面，对应的学习环境对概念交互的支持可概括为学习环境对自我知识管理与创新的支持、对学生表达的支持、对自我反思的支持、对自我评价的支持四个方面（如表3）。

环境评价的概念篇4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DPSIR概念框架；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Key wor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and villages, DPSIR framew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

中图分类号：TU-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1-41（5）

作者简介：韦 杰 重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博士

罗有贤 重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1引言

自2003年以来，国家评选出三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85个名镇、72个名村），第四批也即将公布，有些省份如江苏、四川、广东也评定了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这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在认定、保护、保存、展示和遗传后代过程中，延续了其传统格局与历史风貌，维护了其真实性与完整性，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促进了当地社区的进步和经济发展。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对有效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奠定了法律基础。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不是永久的桂冠，一旦其真实性和完整性被破坏时就会被列入濒危名单。因此，采取有利、有力、有效的措施保护和管理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不仅仅是地方行政部门的职责和义务，更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础。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发展是否可持续需要进行定量的评价，而评价的基础需要一套合适的指标。

2004年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制定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指标体系》分价值特色和保护措施两部分。价值特色部分包括历史久远度，文物价值（稀缺性），历史事件名人影响度，历史建筑规模，历史传统建筑（群落）典型性，历史街巷规模，核心区风貌完整性、空间格局特色及功能，核心区历史真实性，核心区生活延续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10项评价指标。保护措施部分包括规划编制、保护修复措施、保障机制等3项评价指标。朱光亚（1998）①以苏州和绍兴为例探索了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的评估方法。董艳芳（2006）②就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评选与保护进行了研究。赵勇（2005 & 2006）③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遴选了15项指标构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认为环境风貌、建筑古迹、民俗文化、街巷空间和价值影响是决定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状况的主要因素。汪清蓉（2006）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评价了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综合价值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利用了《指标体系》，可见该指标体系在规范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申报和推动其保护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区域环境评价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研究中，科学家设计了许多研究框架，如OECD④（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提出的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框架、UNCSD⑤（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发展的DSR （driving force-state-response）框架和EEA⑥（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采用的DPSIR框架（driving 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等。这些概念框架一般都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原则、方法和框架，有助于选择相关要素和指标，组织数据或信息，能够保证重要的要素和信息不被忽略，以全面分析、解决环境或可持续发展问题（Wei et al., 2005 & 2007）⑦。DPSIR概念框架能揭示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因果关系，在资源、人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笔者尝试提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的DPSIR概念框架，为综合评价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状况和调控管理提供思路。

2资料与方法

图1 指标体系研究的概念框架

2.1 DPSIR概念框架

DPSIR是欧洲环境局EEA在PSR和DSR模型基础上发展的概念框架（图1）。在DPSIR框架中，“驱动力”（driving force）是指造成环境变化的潜在原因；“压力”（pressure）是指人类活动对其紧邻的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是环境的直接作用因子，例如废物排放等；“状态”（state）是指环境在上述压力下所处的状况，如污染水平等；“影响”（impact）是指系统所处的状态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响应”（response）是人类在促进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所采取的对策和制定的积极政策，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增加投资等措施。已有的研究表明，DPSIR模型强调经济运作及其对环境影响之间的联系，具有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揭示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因果关系并有效整合资源、发展、环境与人类健康（左伟，2003⑧；于伯华，2004⑨）。

2.2 指标体系构建的主导原则

指标筛选及指标体系的建立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使指标体系能全面充分地反映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性和发展状态；二是指标概念明确，度量方便易行，指标总数尽可能小，使度量经济可行（OECD 2002，Erhard et al. 2002⑩）。笔者认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应遵循的主导原则如表1。

表1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选择的主导原则

3结果与讨论

3.1 总体思路

采用加权线性综合指数法计算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质量指数。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参照现代系统论的方法，采用多指标、多层次的递阶结构 ，如图2所示。

图2 评价总体思路

首先在基础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专家们的建议和不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实际情况，确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制定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成。同时，根据决策的需要确定目标层和准则层指标。其次，借鉴EEA提出的DPSIR概念框架应用方法草拟出指标层指标。然后，根据不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特点、指标构建的原则对指标进行具体化和量化，对所有的指标都要明确其名称、定义和度量。

获得可定量的不同量纲的指标后，根据数理统计分析方法（AHP、PCA或FA等）或人工神经网络的技术手段进行指标的合成，得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数。指标合成方法很多，可以采用加法合成（加权线性求和法）、乘法合成、加乘混合法和代换法，这4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推荐综合指数表达常用的加权线性求和法。

3.2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的DPSIR模型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涉及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社区进步、经济发展等方面，把资源科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有效地综合在一起需要一个能够把复杂问题分解、简化，又能够把分解的各个部分有效综合的指导方法。借助于DPSIR概念模型有助于简化这一过程，通过全面分析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有助于理解影响社会、生态、经济等各因素的作用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为建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奠定基础。建立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的DPSIR概念模型见图3。

图3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的DPSIR概念框架

3.3 基于DPSIR模型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管理与调控

DPSIR概念框架是一个简捷、方便、有效的管理模型。它不但能使我们明确在目前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水平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从而指导我们的响应行动，还能检验调控的局部和整体效果。用DPSIR来调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可持续管理思路如图3，即先找出驱动力、压力、状态和影响等各因子的主要指标，然后对影响中各指标进行评估，明确各因子中所占比重较大的指标。根据影响因子中确定的优势指标，因循模型的因果关系，找出相应的驱动力、压力和状态各因子的优势指标，设定调控目标，根据程度和难度采取相应的响应措施和调控办法。将该模型的思路引入用以评价和指导的深度开发和保护，有利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保存、展示和遗传后代。

4 结论

DPSIR概念框架，有利于分析复杂系统的因果关系，能有效整合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分析评估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和调控管理的有效工具。本文提出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的DPSIR框架是初步的尝试，在实践应用中还需进一步确认，具体的指标应因名镇名村个体差异进行适当取舍和补充细化。借助DPSIR概念框架对构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管理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

① 朱光亚，方遵，雷晓鸿．建筑遗产评估的一次探索[J]．新建筑，1998，2：22-24．

② 董艳芳，杜白操，薛玉峰．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与保护[J]．建筑学报，2006，5：12-14．

③ 赵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评价及预警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05．

赵勇，张捷，李娜等．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及方法研究――以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为例[D]．地理科学，2006， 26（4）：497-505．

④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3. OECD Core set of Indicators fo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 Environmental Monograph No. 83, OECD, Paris.

⑤ UNCSD. 1996.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i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⑥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1998. Europe’s Environment: The Second Assessment. Elsevier Science Ltd., Oxford.

⑦ Wei Jie, Tian Junliang and He Xiubin. 2005. Decoupling Indicators of Soil Erosion for Agro-ecosystem Assessment. Agrifood Research Reports 68, 32-42.

Wei Jie, Zhao Yongtao, Xu Houqin, Yu Hui. 2007. A framework for selecting indicators to asses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heritage site.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s, 4（4）: 321-330.

环境评价的概念篇5

 

0. 引言

笔者有幸作为受邀专家参加了沪宁、杭甬、桂柳等高速公路的项目后评价审查会，并有深汕高速东段、湘耒阳高速等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实践经验，对国内外开展建设项目后评价的概况以及项目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引起了对如何开展公路项目环境后评价进行思考。

项目后评价工作不仅对于指导新项目立项、调整在建项目计划、完善已建项目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对项目决策、政策制定、机构改革等高层次管理的改进和提高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我国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工作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尤其是环境后评价工作在我国公路交通行业仅仅开始试点，为此，特将笔者的一些体会和思考做一总结，与同行共同探讨。

1. 项目后评价的概念及国内外研究和开展概况

1.1 项目后评价的概念

项目后评价是指对已经完成的项目（或规划）的目的、执行过程、效益、作用和影响进行的系统的、客观的分析；通过项目活动实践的检查总结，确定项目预期的目标是否达到，项目的主要效益指标是否实现，通过分析评价达到肯定成绩、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出建议、改进工作、不断提高项目决策水平和投资效果的目的。

后评价位于项目周期的末端，它又可视为另一个新项目周期的开端。后评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反馈功能上，它一方面总结了项目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而对于在建和新建项目又起着指导作用。后评价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过程评价、效益评价、影响评价、目标持续性评价和综合评价五个方面。

1.2 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的概念

将项目后评价的概念引入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领域，就形成了项目后环境影响评价（或环境影响的项目后评价，简称环境影响后评价， Environmental Impact Post-Project-Assessment，EIPPA）的概念。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是指对已经完成的项目（或规划）的环境保护目的、环保执行过程、环保投资及效益、环保措施的有效性和环境影响进行的系统的、客观的分析；通过项目环境保护实践的检查、验证和总结，确定项目预期的环境保护目标是否达到、项目的主要环境效益指标是否实现；通过对环境影响的回顾分析和进一步的预测评价，达到总结项目环境保护经验和教训、提出环境保护补救措施和环境管理工作改进建议、实现项目环境保护目标的可持续性。

环境影响的项目后评价也叫项目后分析（ PPA, post-project analysis），是在作出项目批准决定之后，在项目实施阶段（包括建设前期、建设或运行期和废弃过程）所进行的环境研究（UNECE, 1990）。因此，笔者认为，环境影响的项目后评价（EIPPA, Environmental Impact Post-Project Assessment）可以看作是项目前期环境影响评价（EIA）过程向项目建设、营运阶段的一种延伸，是改进整个 EIA 过程及其方法学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

目前，与环境影响的项目后评价相类似的名词有环境影响事后评价、回顾评价、后续监控、环境影响评价项目后分析（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分析）、环境影响后评估等。这些名词虽然与环境影响项目后评价的内容、目的有一致之处，但都只反映了 EIPPA的某些要求和作用，不够精确和全面，或者说只是EIPPA的内容之一。

1.3 国内外研究和开展概况

国外开展项目后评价始于 20世纪70年代。70年代初，世界银行成立了独立的“业务评价局”，在投放贷款过程中，实施了一种包括“项目的总结评价制度”、 “项目后评价报告”的后评价制度，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和方法，对世界各国的项目后评价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项目后评价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制度，已得到广泛认同，成为许多国际机构和国家项目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项目后评价制度和方法。

我国的项目后评价工作起步于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计委首先选定一些项目进行项目后评价试点；1988年之后，对大批利用世行及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和国家重点项目进行了后评价。国务院各部委、国家金融机构和很多地方省市也都先后开展了后评价工作，建立了负责后评价的机构。近几年在项目后评价法规建设方面也有较大进展，一些部委和国家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政策、法规、办法来指导项目后评价工作。

交通部根据国家计委有关文件精神提出进行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并确定沪嘉、广佛、西三、沈大四条高速公路为国内首批高速公路后评价项目。交通部于 1996年以交计发〔1996〕1130号文正式印发了《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工作管理办法》和《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报告编制办法》。这标志着我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后评价工作迈入程序化、规范化的轨道。

但我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后评价工作只是在项目后评价中作为专题工作开展，独立的项目环境后评价工作刚刚开始在深汕高速西段、湘耒高速等项目中试点。不仅环境后评价方法、指标体系等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且环境后评价的概念、内容等也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2.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后评价的内容

我国即将生效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增补了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的规定。在该法的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建设单位在后评价方面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明确规定只要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建设单位就应当组织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如果有关建设单位未采取后评价的相应措施，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还可以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由此可见，预测和评价分析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并提出环境保护措施，仍然是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的重要内容和作用之一。

笔者认为，环境影响后评价（ EIPPA）的内容应包括四个方面：环境保护执行过程评价、环境效益评价、环境影响的后评价（PPAEI，不同于EIA）以及环境目标的可持续性评价。从对象上来讲，包括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评价（也就是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和公路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评价。概而言之，公路环境影响后评价（EIPPA）就是“站在公路建设项目的终点对已经发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回顾分析和评价，并在新的起点上对项目未来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和评价，提出改善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措施和对策建议”。

（1）环境保护过程评价：对项目环境保护制度的执行情况、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情况进行分析评价。例如是否按项目进度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制度等？是否按环保主管部门批复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境工程设计落实了环境保护措施？是否执行了环境监测计划？等等问题。

（ 2）环境效益评价：环境保护投资与环境效果的对比分析。着重统计项目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包括环境工程投资和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的费用）及其取得的环境效果，回答环境保护的经济性是否合理？是否造成了环境保护投资的浪费？或环境保护投资是否不足？等等问题。

（ 3）环境影响的（后）评价：包括对项目建设期和营运至目前已发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回顾评价，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影响进行预测评价。前者应用历史的观点和眼光，回顾和实证项目的环境影响，回答“有”或“未”造成环境影响的问题；后者应用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新的起点上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影响，回答将来“会”或“不会”造成环境影响的问题。

在项目建设前期环境影响评价的决策阶段，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对项目作出是否可行决策都是基于历史、现状的实际和未来的预测。在未来的事物未发生时也就是项目建设和营运之前，可以通过多方面的分析，运用合适的预测方法进行一定程度的推断。但是总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未在预测分析的系统之内，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对预测结论的影响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环境后评价在项目的末端、在新的起点上对公路营运期未来的环境影响（例如交通噪声）进行预测，减少了不确定因素，可以纠正项目前期环境影响评价的模式和方法中参数取值（例如交通量、车型比、敏感建筑与公路的距离及高差等）的不准确性，预测结果更加可靠和符合实际。这正是环境后评价较之于环境影响评价所具有的优势之处。

（4）环境目标可持续性评价：通过对上述三方面评价结果的综合总结，回答项目环境保护目标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并为维持环保目标可持续性和增强可持续能力，提出环境保护补救措施、项目环境保护和管理改善建议、追加的环保投资等内容。

环境评价的概念篇6

1.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综合看来,当前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不管是在概念、内涵方面,还是在评价方法和体系构建方面均处在初级阶段。所以,非常有必要为河流系统管理提供大量的、准确的数据支撑以及决策支持。 总体说来,在概念界定、理论基础、理论体系构建、方法体系设立、实证研究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1.1 明确、完善城市与河流健康概念与内涵

纵观外相关理论,笔者发现对于城市与河流健康的概念理解比较模糊、理解片面,并且城市与河流健康内涵的趋向于多元化。 并且,相关研究倾向于选择、制定有关的评价方法,而非是清晰地说明或者确定基于社会需求的相关概念与内涵。总之,不确定的、模糊的城市与河流健康概念首先限制了城市与河流健康综合评价体系的良好发展,其次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该评价体系在城市与河流管理中的实际应用。

1.2 深入研究城市与河流健康的理论基础及其方法学

尽管利用水文特征、水质理化参数、河岸带状况、河流形态结构以及生物群落指标等进行综合的城市与河流健康评价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目前仍处于初步探讨阶段,仍缺乏系统和综合的研究;此外,在评价方法方面未能建立针对不同尺度、功能定位、城市化影响下具有针对性的评价体系,尤其是在城市与河流健康评价方法构建和标准化方面仍有待于持续深入。

1.3 拓展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内涵及其实践应用的范围

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是进行城市与河流管理的重要方式与手段, 它在河流管理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已经受到较为广泛地承认。 鉴于当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以生境与河段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迫切需要以城市与河流流域为整体的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体系。没有综合性的评价体系直接影响了城市与河流评价对河流管理的指导。

所以, 深入研究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河流健康理论、评价方法、案例实证分析等,不仅仅能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更有助于推广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相关理念和相关方法,并为特定区域的水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基本原则

2.1 目标原则

城市与河流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城市与河流的可持续性与城市与河流的可持续利用, 既要强调保护于恢复河流系统的重要作用,更要认识到人类社会适度开发河流资源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因此,非常有必要寻求开发与保护的共同准则,即强调利用评估的方式,明确城市与河流在自然界与人类活动双重作用下自身健康状态,并描绘出其变化趋势;进而通过河流的科学管理,让城市与河流生态系统走向良性循环与发展的轨道。 进一步拓宽河流生态保护的理念,仅仅要求城市与河流的可持续利用这一方面用以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显然是不够的, 更加应该确保河流系统的健康与可持续性来 “保驾护航”,说到底,就是要求河流自身和人类需求的持续协调。

2.2 多维原则

多维综合评价试图以水系、流域、河流等不同空间维度为研究出发点,并在该出发点上选择适当的评价因子,重视流域水文、生态的时间关联和空间联系,分析实现多维信息综合的有效途径;因此,成为了河流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所以,城市与河流综合评价必须强调等级和维度概念,同时运用多维度特征信息,掌握流域等级系统并确定不同等级系统的关联,向城市与河流管理工作者提供综合的现状背景资料,并指导当前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的保护工作和恢复工作的顺利开展。 多维评价的内容包含微观、中观、宏观等空间维度以及短、中、长等时间维度,它是空间维护和时间维度的合理选择与有机结合。

2.3 实施原则

长期以来,适应性管理被公认为是管理复杂流域的有效方法。 它利用规划、监测、反馈、调控等方式,明确管理过程中的风险性尤其是不确定性。 所以,它能够有效提高管理行为的针对性、管理结果的成效性。 尤其是该方法与河流管理的集成中提出的要求;对于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方法本身而言,它要求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必须是动态的、灵活的,能够结合生态系统、认识水平以及管理需求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使之贯穿于设定管理目标、确定管理方案、后评估等关键环节的全过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强化目标监测与后评估。

2.4 参与原则

城市与河流健康将影响相关的河流管理行为和过程。 参与群体:对各主要利益方的意见和建议予以充分考虑,包括政府管理者(环保部门、水利部门、水务部门、林业部门、国土资源部门、流域管理部门等)、专家(环境学、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水利学、社会学等专家)、一般公众(土地所有者、土地使用者、河流沿岸居民)等。

3.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方案的合理选择

3.1 评价标准的选取

当前,无干扰状态或者微干扰程度的状态是否能够作为城市与河流健康的评判基准,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主要原因是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标准必须是动态的、灵活的,因为生态演替阶段、气候变化、地质构造变迁、人类生态价值以及社会历史 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必然导致城市水环境综合评价标准的不同。 所以,相关的评价标准需要在专家评判之后,并结合现有标准规范来进行具体地确定。

3.2 评价指标选取

指标的选择必须遵守以下几点要求:既可以客观反映生态系统的实际状况,又可以度量的综合参数;既要不受特定地域限制,又要易于比较;既能够考虑对人为压力的敏感性,又能够要求对自然变化的稳定性。

3.3 流域尺度选取

环境评价的概念篇7

1．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综合看来，当前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不管是在概念、内涵方面，还是在评价方法和体系构建方面均处在初级阶段。所以，非常有必要为河流系统管理提供大量的、准确的数据支撑以及决策支持。总体说来，在概念界定、理论基础、理论体系构建、方法体系设立、实证研究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1.1明确、完善城市与河流健康概念与内涵

纵观外相关理论，笔者发现对于城市与河流健康的概念理解比较模糊、理解片面，并且城市与河流健康内涵的趋向于多元化。并且，相关研究倾向于选择、制定有关的评价方法，而非是清晰地说明或者确定基于社会需求的相关概念与内涵。总之，不确定的、模糊的城市与河流健康概念首先限制了城市与河流健康综合评价体系的良好发展，其次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该评价体系在城市与河流管理中的实际应用。

1.2深入研究城市与河流健康的理论基础及其方法学

尽管利用水文特征、水质理化参数、河岸带状况、河流形态结构以及生物群落指标等进行综合的城市与河流健康评价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目前仍处于初步探讨阶段，仍缺乏系统和综合的研究；此外，在评价方法方面未能建立针对不同尺度、功能定位、城市化影响下具有针对性的评价体系，尤其是在城市与河流健康评价方法构建和标准化方面仍有待于持续深入。

1.3拓展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内涵及其实践应用的范围

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是进行城市与河流管理的重要方式与手段，它在河流管理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已经受到较为广泛地承认。鉴于当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以生境与河段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迫切需要以城市与河流流域为整体的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体系。没有综合性的评价体系直接影响了城市与河流评价对河流管理的指导。

所以，深入研究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河流健康理论、评价方法、案例实证分析等，不仅仅能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更有助于推广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相关理念和相关方法，并为特定区域的水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基本原则

2.1目标原则

城市与河流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城市与河流的可持续性与城市与河流的可持续利用，既要强调保护于恢复河流系统的重要作用，更要认识到人类社会适度开发河流资源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因此，非常有必要寻求开发与保护的共同准则，即强调利用评估的方式，明确城市与河流在自然界与人类活动双重作用下自身健康状态，并描绘出其变化趋势；进而通过河流的科学管理，让城市与河流生态系统走向良性循环与发展的轨道。进一步拓宽河流生态保护的理念，仅仅要求城市与河流的可持续利用这一方面用以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显然是不够的，更加应该确保河流系统的健康与可持续性来“保驾护航”，说到底，就是要求河流自身和人类需求的持续协调。

2.2多维原则

多维综合评价试图以水系、流域、河流等不同空间维度为研究出发点，并在该出发点上选择适当的评价因子，重视流域水文、生态的时间关联和空间联系，分析实现多维信息综合的有效途径；因此，成为了河流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所以，城市与河流综合评价必须强调等级和维度概念，同时运用多维度特征信息，掌握流域等级系统并确定不同等级系统的关联，向城市与河流管理工作者提供综合的现状背景资料，并指导当前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的保护工作和恢复工作的顺利开展。多维评价的内容包含微观、中观、宏观等空间维度以及短、中、长等时间维度，它是空间维护和时间维度的合理选择与有机结合。

2.3实施原则

长期以来，适应性管理被公认为是管理复杂流域的有效方法。它利用规划、监测、反馈、调控等方式，明确管理过程中的风险性尤其是不确定性。所以，它能够有效提高管理行为的针对性、管理结果的成效性。尤其是该方法与河流管理的集成中提出的要求；对于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方法本身而言，它要求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必须是动态的、灵活的，能够结合生态系统、认识水平以及管理需求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使之贯穿于设定管理目标、确定管理方案、后评估等关键环节的全过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强化目标监测与后评估。

2.4参与原则

城市与河流健康将影响相关的河流管理行为和过程。参与群体：对各主要利益方的意见和建议予以充分考虑，包括政府管理者(环保部门、水利部门、水务部门、林业部门、国土资源部门、流域管理部门等)、专家(环境学、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水利学、社会学等专家)、一般公众(土地所有者、土地使用者、河流沿岸居民)等。

3.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方案的合理选择

3.1评价标准的选取

当前，无干扰状态或者微干扰程度的状态是否能够作为城市与河流健康的评判基准，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要原因是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标准必须是动态的、灵活的，因为生态演替阶段、气候变化、地质构造变迁、人类生态价值以及社会历史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必然导致城市水环境综合评价标准的不同。所以，相关的评价标准需要在专家评判之后，并结合现有标准规范来进行具体地确定。

3.2评价指标选取

指标的选择必须遵守以下几点要求：既可以客观反映生态系统的实际状况，又可以度量的综合参数；既要不受特定地域限制，又要易于比较；既能够考虑对人为压力的敏感性，又能够要求对自然变化的稳定性。

3.3流域尺度选取

环境评价的概念篇8

近年来环保法规日趋严格、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的不断增多和绿色市场的日益繁荣都给了企业“绿色化”发展的压力，然而我国目前大部分企业仅是被动承担自身的环境责任，对于如何化压力为动力、如何通过投入“绿色”来获得新的竞争力认识不明确。企业绿色竞争力概念的提出为实现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双赢”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一、绿色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企业绿色竞争力是从竞争力概念中引申出来的一个概念，将环境保护与企业竞争力融合在一起，做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共赢”。国内的一些学者对企业绿色竞争力的概念进行了一些描述。赵领娣，冯士笮（2001）认为广义的绿色竞争力应包括绿色资源、绿色设计、绿色产品、绿色营销、绿色包装、绿色服务等在内的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可提高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实力的一切有益行为。袁瑜等（2009）认为企业绿色竞争力是通过创新而改变资源利用模式和满足保护环境的需求，有效地向市场提供符合绿色要求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综合能力。

二、我国企业绿色竞争力的来源及评价研究

（1）绿色竞争力来源及评价的理论研究。关于企业绿色竞争力的来源，学者们也各持己见。孟晓飞、刘洪（2003）认为，企业绿色竞争优势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为消费者所创造的绿色价值、绿色资产、绿色化能力和绿色文化；吴晓玲（2005）提出了企业绿色竞争力产生并存在于企业运营系统之中，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经营系统（如企业在产品、价格、标志、包装、服务等方面具有的竞争优势）；二是企业外部环境系统（如绿色消费市场、绿色贸易条件、政府环境政策等）。对于企业绿色竞争力的评价，部分学者从理论上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如赵领娣，徐新（2005）在单一的市场竞争优势下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企业绿色竞争力的评价模型。把江振娜（2006）把经济过程对环境的利用作为生产中的一个投入（环境成本）纳入绿色竞争力指标的核算范围。（2）绿色竞争力评价的实证研究。目前，由于在变量测量、数据获得方面还有较大的难度，以量化的形式来显示企业绿色竞争力状况的研究还比较少。主要是针对某一行业像食品加工业、冶金行业、农业等，或针对某一区域的研究。如柳曼曼（2008）在对国内外食品加工企业绿色竞争力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该行业竞争力的特点建立指标体系并进行评价实践。对某一区域绿色竞争力评价的实证研究如袁瑜等（2007）将企业绿色竞争力与企业绩效挂钩进行评价，并以浙江省上市公司为案例进行了评价应用。另外还有些学者试从更系统、综合的角度来构建企业绿色竞争力并进行实证分析。如张伟娜等（2010）提出利用PCA-LINMAP模型对企业绿色竞争力进行评价的方法。论证该方法不但可以对不同企业的绿色竞争力进行评价，而且可以求得各评价指标所占权重以明确提高企业的绿色化水平和改进方向。

三、我国企业绿色竞争力的培育研究

（1）宏观方面。宏观上主要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加强宏观调控，为创造企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提供良好外部环境。赵领娣等（2001）提出将环境成本纳入生产成本，体现资源的稀缺性，即为“环境成本内部化”。余博（2007）认为培育和提升我国企业的绿色竞争力必须实现三大转变：引导公众消费观念的转变、推动企业竞争模式的转变、实现政府决策思路的转变。（2）微观方面。袁泉（2007）提出在微观上我国企业应及早将各种绿色措施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中去。一要全面推行绿色质量管理；二要不断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三要全面树立绿色竞争力意识；四要利用“绿色”优惠政策。

四、研究述评

（1）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第一，目前，我国企业绿色竞争力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由于在变量测量、数据获得方面还有较大的难度，国内学者对企业绿色竞争力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实用性的应对措施分析，以量化的形式来显示企业绿色竞争力状况的研究还不多。第二，尚未能综合系统地建立起一种比较权威的统一的企业“绿色竞争力”分析评价模型体系。（2）进行我国企业绿色竞争力深入研究的建议。第一，加强交叉理论和方法的整合创新。评价企业竞争力的有关方法都可用于企业绿色竞争力评价。第二，对于我国企业绿色竞争力的研究范畴突破“宏观”与“微观”的矛盾，试将从国家政府角度寻求促使企业“绿化”的体制机制与从企业角度探讨“绿色竞争力”的内容相整合，以更全面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环境评价的概念篇9

任何一个决策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对环境产生作用，而决策失误的环境影响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可弥补的严重性[2]。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如果决策时不考虑环境风险问题，往往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风险往往是十分重大的，比项目造成的风险大得多。因此，如何避免决策在环境风险上的失误，决策环境风险评价成为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目前世界上利用相关决策风险理论在决策层面进行环境风险评价，并以此作为决策参考依据的相关研究仍然有限[3]。

本文对环境风险评价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以及主要的技术路线和方法作了简要介绍，在此基础上结合比较风险评价的概念，总结了决策环境风险评价的应用状况，指出当前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环境风险评价的发展及其常用的技术路线与方法

1.1　环境风险的概念和类型

1.1.1　概念

毛小苓和刘阳生认为：传统的环境风险评价广义上是指对人类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所引发或面临的危害(包括自然灾害)对人体健康、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等所造成的可能损失进行评估，并据此进行管理和决策的过程；狭义上传统的环境风险评价常指对有毒有害物质(包括化学品和放射性物质)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进行概率估计，并提出减小环境风险的方案和对策[4]。

1.1.2　类型

传统的环境风险评价(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ERA)按风险源划分一般分为三类：自然灾害风险评价、有毒有害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价、生产过程与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评价[5]。目前应用的比较多的有事故风险评价、健康风险评价、区域性综合环境风险评价、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以及生态风险评价[3]。除此之外，另外一种应用于决策层面的风险评价类型——比较风险评价(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CRA)是一种在通过风险的分析并确定优先风险的基础上，为决策的选择和改善提供服务的一种工具。

1.2　环境风险评价的发展历程

1.2.1　国外

环境风险评价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的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研究尤为突出[6]。国外环境风险评价的发展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风险评价处于萌芽阶段，主要采用毒物鉴定方法进行健康影响分析，以定性研究为主，直到1960年代，毒理学家才开发了一些定量的方法进行低浓度暴露条件下的健康风险评价；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环境风险评价研究处于高峰期，评价体系基本形成，主要研究集中在事故和健康风险评价方面；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事故与健康风险评价不断发展和完善，生态风险评价和区域性综合环境风险评价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事故风险评价、健康风险评价、生态风险评价和区域性综合环境风险评价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决策层面上开展环境风险评价并以此来支持决策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但相关的研究仍然很少。其中与决策风险评价相关并具有代表性的是CRA的提出和应用。

1.2.2　国内

中国的环境风险评价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且主要以介绍和应用国外的研究成果为主，还没有一套适合中国的有关风险评价程序和方法的技术性文件[7]。1990年代以后在一些部门的法规和管理制度中已经明确提出风险评价的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是2004年国家环保局颁发了《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国内到目前未见有关CRA的研究成果。

1.3　传统环境风险评价的技术路线和方法

传统环境风险评价常用的技术路线和方法如下：

(1)健康风险评价的技术路线多采用：①危害判定→②剂量-反应评估→③暴露评估→④风险表征(可接受水平)→⑤风险管理措施[8-10]。

(2)事故风险评价的技术路线：在核电、油库和石油化工风险方面一般步骤是：①历史数据分析→②风险识别和危害分析→③概率的估算和后果预测→④风险的计算和评价→⑤事故预防措施和应急方案[11-12]；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风险评价的一般步骤与健康风险评价相似：①风险识别→②源项分析→③暴露-剂量计算→④风险评价和表征→⑤风险管理和应急措施[13-14]；在海上事故和船舶溢油风险评价方面的一般步骤为：①回顾性评价→②风险源识别→③预测未来船舶发展数→④估算风险概率值和理论值→⑤分析和估算影响和范围→⑥提出管理的措施[15-16]。

(3)自然灾害风险评价技术路线的一般步骤为：①致灾风险(因子的识别和分析→②承灾体易损性的评价→③自然灾害风险损失的评估→④灾害风险的管理。

(4)区域综合环境风险评价的一般步骤为：①搜集工程资料→②源项分析→③环境风险识别和危害后果评估→④单个风险因素评价→⑤风险综合评价→⑥环境风险管理。

传统环境风险评价研究常用的评价方法有：故障树分析法、决策树法、层次分析法、情景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蒙特卡罗模拟法和危险指数法等。

2　决策环境风险评价的技术路线和方法

2.1　比较风险评价的概念及其应用

2.1.1　基本概念

CRA研究起步的时间较晚，目前国内外对其尚未有明确的定义。Ijjasz和Tlayie认为：在宏观上，比较风险评价是在掌握大量正确数据的基础上对决策中的风险进行排序比较，并以风险的大小作为决策方案的选择依据，从而形成一个包含有科学家、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开放、公平的相互交流的结构。Keane认为CRA是一个在将风险管理与区域环境容量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环境规划与决策的工具。

微观研究领域，CRA主要是通过对所存在环境威胁进行排序和比较，确定首要的环境威胁，从而提出并修正管理的措施。宏观研究领域，CRA是通过比较决策方案风险大小的方式来为决策提供依据。在CRA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各个风险之间的排序，也要考虑关于减少风险措施的排序，即在众多减少风险的措施中，确定最佳的减少风险的措施。

2.1.2　应用范围及应用状况

美国是开展CRA研究最多的国家，也是最早将C RA的概念用于环境决策中，但主要集中于微观研究领域。1986年，USEPA开展了对当前各地区存在的各种环境威胁进行相互的比较评价，以确定哪些是当前政策仍未解决的环境问题。USEPA(1987)在《Unfinished Business》一书中公布了上述评价中的研究成果。1987年，第一批比较风险评价开始在Washington D. C.和Vermont等州进行，其目的是为了确定当时环境的优先决策。1988-1998年间，24个州结合《Unfinished Business》一书中的成果和本州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大量的CRA研究。

虽然当前CRA已经有了自己的体系，但主要还是集中应用于有毒化学物质、人体健康风险方面的评价，并通过这些评价对原有的决策进行改进，在决策时考虑环境和生态方面的风险，即在决策层面上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环境风险评价的研究尚不完善。McDaniel s指出，CRA与多准则决策分析理论(MCDA)的结合已经成为当今决策风险评价的一种趋势，它是解决复杂的决策问题的合适的系统工具。

2.2　比较风险评价及其与决策相关的技术路线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未形成统一的将CRA应用于决策过程中的技术路线。Linkov在其著作《比较风险评价与环境决策(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and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ng)》一书中将CRA及其在决策中应用的过程归纳为以下三个步骤[3]：

(1)识别主要的风险并对风险进行定性或定量的估算和排序；

(2)根据排序和比较的结果确定首要风险，以风险的形式来进行决策分析；

(3)通过比较选择最佳的决策方案。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SACE)、美国国家环保局(USEPA)以及美国能源部(DOE)先后提出了将CRA应用于环境决策中的一般步骤，其中以USEPA和DOE的技术路线最具代表性。

USEPA将CRA应用于环境决策中的一般步骤是：

①根据相关法律，将当前环境决策未解决的问题具体化；

②搜集相关的数据资料并进行分析；

③充分考虑社会政治因素，明确而具体地表达决策中可供选择的几种新方案；

④决策者根据各种指标，包括社会、经济、环境风险等给不同的决策方案赋予权重，从而评价不同方案的效果；

⑤比较不同的备选方案；

⑥方案的选择和最佳决策确定；

⑦检验选择的决策是否可以解决原先的问题。

但这一技术路线存在着一些不足：①只有专门的利益相关者参加，却并没有综合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②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脱离，过分强调社会指标，忽略了自然科学指标的重要性，尤其是没有充分考虑相关的环境风险指标；③采用了一些非定量的社会和政治上的意见来排除一些决策。

DOE提出的将CRA应用于环境决策中的一般步骤是：

①决策中问题的确定；

②决定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

③建立起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

④确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备选方案；

⑤在上述目标的基础上确定决策评价需要的标准，其中包括社会、经济、环境风险等方面的指标；

⑥选择决策的工具；

⑦应用这些工具并结合CRA的原理进行决策备选方案的分析和选择；

⑧检验选择的决策是否可以解决原先的问题。

DOE的技术路线与其他两者的区别就在于重视环境决策分析工具的选用，而这些环境决策分析工具包括了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正反面分析、CRA原理以及MCDA中的多属性效用分析理论(MAUT)和层析分析法(AHP)等，以此用于不同条件下的决策分析，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2.3　传统环境风险评价和CRA在决策中应用的方法

传统的环境风险评价方法一般可分为定性、定量、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三类，对项目进行风险评价的方法很多，但主要应用于决策方面的有故障树分析法、主观评分法、决策树法、层次分析法、情景分析法(Scenarios Analysis)、模糊风险综合评价、蒙特卡罗模拟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等。

而CRA在决策中的应用中除了使用上述提到的环境风险评价的基本方法以外，还要与MCDA的相关方法相结合共同来解决这一难题。所以，CRA在决策中应用的主要方法还包括正反面分析法(Pros and Cos analysis)。

正反面分析法就是通过定性地比较备选方案的优点(正面)和缺点(反面)，其中优点得分最高且缺点得分最低的方案作为最佳的决策方案。

SWOT(S-优势，W-弱势，O-机会，T-威胁)分析法源自一种企业内部决策的分析方法，即根据企业自身的既定内在条件进行分析，找出企业的优势、劣势及核心竞争力之所在，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找出解决方案。

贝叶斯决策就是在不完全情报下，对部分未知的状态用主观概率估计，然后用贝叶斯公式对发生概率进行修正，最后再利用期望值和修正概率做出最优决策。

多属性效用理论就是在多目标决策分析中，将所要达到的各个决策目标用效用大小程度的效用函数来表示，通过效用函数构成多目标的综合效用函数，以此来判断各个可行方案的优劣。

层次分析法就是把复杂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通过划分为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使之条理化，根据对一定客观现实的主观判断结构(主要是两两比较)把专家意见和分析者的客观判断结果直接而有效结合起来，对每一层次元素两两比较的重要性进行定量描述。而后，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反映每一层次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通过所有层次之间的总排序计算所有元素的相对权重并进行排序。在决策分析中，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为先分解后综合。整理和综合人们的主观判断，使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实现定量化决策。

3　结论

3.1　总结

传统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路线的一般步骤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部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表征与风险管理，但根据评价的对象与范围的不同，各步骤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健康风险评价主要侧重于危险物质剂量与人体健康反应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风险防范的措施；事故风险评价主要侧重于事故发生的概率与其后果来表征风险的大小；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起步较晚，主要是通过致灾因子分析、承灾体易损性评价、灾情损失评估来提出减灾的对策，但其技术路线的实施中却只注重于经济损失的计算，忽略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区域环境风险的综合评价已经上升到了战略环境评价的层次，是上述三种风险评价技术路线的一种综合形式。

CRA及其在决策中应用的技术路线一般为：①决策中问题的确定→②决定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③建立起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④确定可以解决 这些问题的新决策→⑤在上述目标的基础上确定决策评价需要的标准，其中包括社会、经济、环境风险等方面的指标→⑥选择决策的工具→⑦应用这些工具并结合CRA的原理进行决策的分析和选择→⑧检验选择的决策是否可以解决原先的问题。CRA在决策风险评价中应用的主要方法包括多属性效用理论(MAUT)和层次分析法(AHP)，此外还有分层序列法、目标规划法、多目标群决策和多目标模糊决策等方法。

3.2　存在的问题

(1)虽然传统的环境风险评价理论已经趋于成熟，但是决策的环境风险评价开展不够成熟，尤其是从决策的源头开展环境风险评价的研究仍然很少，尚未见较为完善的决策环境风险评价体系。

(2)当前CRA主要在美国开展研究，已经有了自己的体系，但主要应用还是集中于有毒化学物质、人体健康风险方面的评价，并通过这些评价对原有的决策进行改进。在决策时考虑环境和生态方面的风险，即在决策层面上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环境风险评价的研究尚少见。

(3)目前在国外开展的一些研究中，大部分是在决策制定之后才对其存在的风险进行比较分析，在决策前将不同的决策中存在的风险进行比较并最终确定决策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环境评价的概念篇10

一、对“生态效率”的不同理解

生态效率这一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这一概念，最初于1990年，由德国学者Schaltegger和Sturm在学术界提出1。他们将价值的增加和环境变化的比值作为生态效率的定义。到199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业委员会（WBCSD）首次将生态效率作为一种商业界概念，并加以规范的阐述：生态效率是通过提供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竞争性定价商品与服务，同时使整个生命周期的生态影响和资源强度逐渐降低到一个至少与地球的估计承载能力一致的水平来实现的，并同时达到环境与社会发展目标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生态效率的理解是：生态资源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它可看做是一种产出除以投入的比值，其中“产出”指一个企业、部门或所有经济单位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而“投入”指企业、部门或所有经济单位产生的环境压力的总和。这是首次将生态效率概念扩大到政府、工业企业及其他组织（农业、服务业）。欧洲环境署把生态效率定义为：生态效率是从更少的自然资源中获得更多的福利。由于生态效率设计的领域很广，因此被广泛地发展并应用于宏观政策分析和微观决策分析，适用于全球、国家、地区、产业和企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国外企业在应用生态效率评价产品和生产过程的可持续性方面有较多的探究，在行业层次上也发展了对旅游业、工业的生态效率研究3。

本人认为，生态效率是一种灵活、相对的概念，并没有特定的限制来衡量其价值，衡量方法取决于分析目的和所能获取的信息。生态效率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理念和手段，并能使组织对其在特定时段内生态和经济的综合业绩加以评价。

二、“生态效率”在国内外的实践及发展

国外行业层次的生态效率评价指标的研究充分体现了行业特点，在巴西运输产业生态效益评价过程中，选择总能量消耗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作为评价能源消费水平的解释变量：选择了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打起污染物质排放量作为评价大气污染的解释变量，且计算生态效率的经济要素采用了折现后的年纪成本。食品行业和运输行业的情况不同，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水资源消耗、能源消耗、水污染、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和固体废弃物排放这几个方面，因此在加拿大的食品行业生态效率评价过程中，尤为关注这几个环境要素。

例如，在欧盟环境生命环境项目（LIFE-Environment）资助下，芬兰环境署于2002年启动了芬兰南部Kymenlaakso地区区域生态效率研究项目，执行期为2年，旨在区域水平上开展生态效率应用实践，进行区域生态效率评估，并探索研究经济-环境相互关系的最佳途径。

Morales等采用生态效率函数对墨西哥石化企业不同生产流程通过实施清洁生产产生的经济和生态效益进行分析，该函数以原材料使用量、产量及残余物的量作为变量4。Breedveld等就瓷砖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问题为例，通过生态效率结果识别不同生产技术对于环境绩效的优劣影响程度5。

随着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提出，加之两型社会的要求，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和经济的关系。学者们也越发重视对生态效率的研究。

何伯述（2001、2003和2004）与王灵梅、张金屯、尚立虎6从多方面对我国燃煤电站的生态效率进行了研究。陆钟武等引入循环经济的生态效率概念，从分析环境负荷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出发，计算了特征点发生的年份，以及社会GDP、生态效率和环境负荷等环境性能参数的特征值。杨斌通过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00-2006年中国区域生态效率进行了计算，总结出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并对此现状总结出问题并提出了建议6。李刚（2002）研究分析江苏省经济环境系统的生态效率时，采用GIS、统计分析和经济分析方法，研究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化和空间分布规律7。邱寿丰等借鉴德国环境经济账户中的生态经济效率指标，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适合度量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生态经济效率指标。然后应用该指标分析了中国1990-2000年生态经济效率的历史趋势8。杨多贵等通过对生态经济概念的分析，阐述了企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提出了研究生态工业的微观方法。

三、“生态效率”方法研究进展

（一）经济-环境影响比值

虽然生态效率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经济价值和环境影响两个方面。

1.经济价值的计算

适当的经济指标，可以用来表征所研究企业或者行业乃至区域的产品或者服务的经济价值。WBCSD把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总量或销售总量和净销售额作为一般性经济指标，增加值9。Eik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针对废物回收系统的指标体系。

目前指标体系均选择了可得性较强的企业财务指标，然而在面向整个行业乃至区域的生态效率计算时，要考虑的因素则比单纯的企业内部管理复杂得多，例如环境外部性影响的经济成本计算、折现率的确定等等。

目前产品或服务价值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成本效益分析（CBA）和生命周期成本分析LCC。LCC计算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市场相关成本和收益，而CBA则除了市场相关成本和收益外，还包括环境外部性经济成本。但是环境外部性成本的量化方法仍未成熟。而从经济学角度出发，Kuos-manen认为经济价值计算中应该采用机会成本，而不是已支付成本，应当从长远来看，重视净现值的折算。

2.环境影响的计算

研究组织针对生态效率的计算提出了各自的环境指标。例如，WBCSD给出了5个一般性环境指标能量消耗、物质消耗、水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排放和2个备选环境指标酸化气体排放、废物总量。UNCTAD的报告则列举了以排放量为基础的5个环境指标不可再生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排放、固体和液体废弃物。

由于各类型的环境影响无法像经济指标那样直接相加，在集成之前需要对不同类型的环境影响赋予相应权重，但是赋权方法尚未达成共识，常用的赋权方法一般是借鉴环境经济学中确定物品环境价值的调查方法，其主观成分较大。

（二）其他计算方法

1.DEA数据包络分析法。该方法以“相对效率”为基础，通过保持决策单元的输入或输出不变，借助于数学规划将决策单元（DMU）投影到DEA的前沿上，并通过比较DMU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若输出中含有污染物，则需要将其最小化，此事的输出成为非期望输出。非期望输出的问题一般通过函数变换和模型修正来解决。

2.物质流分析法（MFA）。是衡量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方法，通过对投入到区域内的物质进行全过程追踪考察，准确掌握区域投入、产出的无质量和废物排放量，以便有效调控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之间物质的实物流向和流量10。

3.模糊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其特征是，对评价因素进行相互比较，以评价因素最优的为评价基准，评价值为1（若采用百分制，评价值为100分），其余欠优的评价因素依据欠优的程度得到响应的评价值。该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多目标评价中的模糊性问题。

4.生态足迹法。是对可持续发展定量分析的一种新兴的重要方法。它是在对土地面积量化的基础上，在需求层面上计算生态足迹的大小，在供给层面上计算生态承载力的大小，然后对二者进行比较，进而评价研究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该方法直观地反应了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所要求的数据相对容易获取，计算方法的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强，可以较好地揭示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关系。

上述几种方法都各自存在着不同的优缺点，根据目的、行业、测度范围的不同，研究者们要找寻更合适的方法或者多种方法相结合的途径来达到较为精确、真实的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生态效率的概念及内涵以及所采用的计算指标和方法与其评价的尺度和评价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各个行业领域、区域对生态效率开展分析，都是为了降低污染、削减成本，从而达到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加值，改善环境的目的。对生态效率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其方法的改进更需要进一步的探索，这样才能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搞好生态环境，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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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源远，武春友.工业生态经济效率及评价研究综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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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reedveld L，Timellini G，Casoni G，et al.Eco-efficien-cy of fabric filters in the Italian ceramic tile industry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7，15.

6杨斌.2000-2006年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研究-基于DEA方法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09，7.

7李刚，1999-2000年江苏省环境-经济系统生态效率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02.

环境评价的概念篇11

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范围极大拓展，不同空间区域人们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入和频繁，使得空间移动的频率与日俱增，身处这个时代的人们迫切需要提升地理空间思维能力。为此，对学生地理空间思维能力的培育将更多指向着为适应未来美好生活的挑战。与地理空间思维能力的内涵有密切关系的概念有三个：胜任力、空间思维能力和视觉空间智能。从上述三个视角来剖析地理空间思维能力则有助于对其概念内涵进行准确定位，并从中探寻到培育地理空间思维能力的有效路径。地理空间思维能力是学生在尽可能真实的问题情境中，运用空间概念、空间表征工具进行地理空间推理从而解决地理空间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胜任力和智能特征。因此，培育地理空间思维能力，就需要关注空间概念的建立，空间表征工具的优化和在真实情境中解决地理空间问题。但是，培育带有核心素养特质的地理空间思维能力，不仅需要从地理空间思维结构和特征上进行剖析，也需要培育者能够真正以学习为基点，在现代学习科学发展的指导下进行系统架构，并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近年来兴起的学习环境设计正为培育地理空间思维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问题解决框架。

一、学习环境设计视角下的地理空间思维能力培育现状

学习环境设计是学习科学发展下的产物，体现着从以“教”为中心的设计向着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学习基点的转型，也就是重新认识学习与知识的复杂性。学习环境设计强调三个中心：以构建可迁移的结构化知识为中心、以关注学习者先验经验的学习者为中心、以促进理解的形成性评价为中心。第一，知识中心环境设计：系统构建基于课程标准的地理空间概念体系。学习科学认为，专家能够思维和解决问题，在于他们有组织很好的结构化知识。知识中心的环境设计就是要引导学生理解和形成结构化知识，提升自己的迁移能力，逐渐从运用地理空间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新手”转变为“专家”。为此，在培育学生地理空间思维能力的实践过程中，首先要系统构建地理空间知识体系，培养对地理空间思维的整体理解。空间位置、空间分布和空间关系是西方地理学家凯特提出的地理知识体系的三个概念基础，此观点得到了地理教育界的广泛认同。因此，从地理空间知识的三个子概念入手，将中学地理课程标准中的内容标准进行一番系统梳理，就可以建构中学阶段的地理空间概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来组织教学内容。揭示地理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运用地理空间思维来解决地理问题的优势。比方说，解决“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如何形成和演变”这一问题，就需要首先建立城市内部功能区这一空间概念，然后研究各功能区之间的位置关系、大小关系，并运用图示来构建各个功能区之间的空间关系，继而运用逻辑推理来探究功能区之间相互位置关系形成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如在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商业、住宅和工业等经济活动通过付租能力的竞争，导致某种土地利用方式在某一空间上的集聚，从而形成各类功能区及其空间结构关系，最终形成了不同类型和模式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学习者中心环境设计：运用GE（GoogleEarth）构建可视化地理空间表征工具。学习者中心环境设计，强调尊重和理解学生的先验经验，重视学生在真实的探究中学习。在培育学生地理空间思维能力的过程中，借助于地理学者常用的地理空间表征工具GoogleEarth，既可以了解学生对地理事物的空间想象力，又可以让学生展现自己使用可视化工具的能力，有助于学生在类似于真实的环境中进行学习。在各种地理信息辅助工具中，GE（GoogleEarth）可以提供功能更加强大的空间表征工具，因此在地理空间思维能力培育上具有独特优势。首先，GE可以显示地理事象的时空特质。其次GE既可以显示平面形象也可以显示立体模式。同时，GE所显示区域具有全球性特征，以及在海量数据支持下的搜索功能，可以更好地揭示地理空间关系。

二、学习环境设计视角下的地理空间思维能力培育路径

1.运用GE展现地理事物的空间形象，提高学生的地理空间想象力。地理空间思维能力存在于人类想象的深处，GE可以通过呈现各种学生仅凭经验而难以想象的空间表征，来帮助学生在头脑中构建地理事物的相互关系图景来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力。例如：可以通过GE帮助建立经纬网的空间概念。

2.运用GE展现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帮助学生建立各种尺度的地理事物空间表象。很多地理事象，如大尺度的地理空间过程、空间关系和地理景观等等，往往难以直接感知，可以利用GE形成的直观、真实、模拟、二维、三维的影像来帮助学生建立鲜明和正确的地理表象。

3.运用GE展现地理事物的空间关系，提升学生空间推理能力。在培养中学生地理空间推理能力过程中，GE可以提供一些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图表和现象来帮助学生建立空间推理能力，例如：从局部到整体，从已知到未知，从而预测地理现象的发展变化状态。评价中心环境设计：运用表现性评价促进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解决地理空间问题的能力。评价中心环境设计力图持续评价学生，而不是仅仅在学习终了给予学生评价，同时为学生提供通过评价来自我管理学习的机会。

与此同时，地理学所解决的问题具有真实性、情境性、复杂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将强调情境、重视“实作”与“表现”，并与教学紧密结合的表现性评价应用在对学生地理空间思维能力的评价中是必要和有效的。表现性评价的设计有自身的技术规范和开发流程：基于标准设计评价目标，基于目标设计评价任务，基于任务中产生的作品或者活动来设计评分规则。

1.基于课程标准设计评价目标。例如：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中有一条内容标准：结合实例，分析交通运输方式和布局变化对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这条内容标准主要体现空间关系。因此，从关注空间关系的视角将此内容标准分解叙写为如下评价目标：①观察某城市规划图，识别与交通运输方式相关的符号表达，推理地理符号所表达的各种地理事物之间的关系，判断码头等交通运输点选址的位置，推理其形成的原因。②从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综合解决码头等交通运输点的选址问题，并能够推理和判断选址建设之后对城市空间形态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2.基于目标设计评价任务和评价量规戴维•拉齐尔在《多元智能与量规评价》中指出，教学必须与评价相匹配，并设计了与地理学关系密切的评价空间智能的任务和量规。空间智能评价要求学生运用积极的想象力，形成精神图像，认识空间中各个对象间的关系，设想处理过程，从各种角度准确感知事物。学生必须能够运用语言、工具、视觉载体（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视觉）和空间关系来证明他们被评价概念的学习和掌握程度。综上所述，在以胜任力、空间思维和空间智能三个理论视角来审视和定位地理空间思维能力概念的基础上，以体现学习科学新进展的学习环境设计为框架，从知识中心、学习者中心、评价中心三个维度上，探讨了基于课程标准建立地理空间概念体系，运用GE（GoogleEarth）构建可视化地理空间表征工具，把表现性评价作为促进学生地理空间思维能力的发展，实现教学评一致性的重要手段，构建出促进学生地理空间思维能力提升的多样化培育路径。

环境评价的概念篇12

耕地是人类生存之本，耕地的问题多少都与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等五大问题相关［1,2］，已涉及到人类方方面面，引起相关专家、研究机构的重视。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作为耕地资源安全的核心内容，目前研究关注程度较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指标体系的建立上，指标选取较为片面，缺乏系统性。二是学者多是从粮食安全的保障角度，对耕地资源安全状况进行分析，无法从本质上揭示耕地资源的安全问题。为科学地评价区域耕地资源的安全状况，本文从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模型入手，分析耕地资源安全的运行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模型，探索更科学的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一、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

目前，国内外对于耕地资源安全的研究较少，大部分都集中在耕地资源数量、质量变化、粮食安全、土壤质量评价等方面，缺乏科学的、统一的定义。在耕地资源安全概念、内涵的研究［3,4］上，多数学者是以资源安全的概念为基础进行相关分析和定义的。资源安全的概念是源于地缘政治，是不可再生资源——石油安全的范畴，多指能源安全，只要限定在供给安全的范围。耕地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可再生资源，但是土壤，作为构成耕地的主要性能的部分，是可再生资源，尽管再生的速度较慢，但远快于化石能源，且其具有可重复利用的特殊属性。因此，以资源的安全为基础，演绎解释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或涵义并不妥当。

综合国内外有关耕地资源安全的相关研究，尝试构建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模型，是指耕地资源及其上生物群落的良好运行，能够满足人们或社会发展对耕地资源的合理需要。即，在人类的外力作用下，耕地资源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不断进行地输入输出，以维持耕地资源安全系统的良好运行，持续满足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人类作用下以自然因子驱动的耕地资源安全自然子系统的健康运行状态；在人类作用下以人文因子驱动的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健康运行状态，或耕地资源安全社会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行状态。

二、区域耕地资源安全的运行机理

耕地资源系统的外界环境包含因素很多，但基本来讲，就是四大因素：人口、社会、经济、环境，耕地资源系统与这四大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耦合，构成了区域人口-社会-经济-环境-耕地资源的复合系统［5］。所谓的机理是指，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耕地资源安全的运行机理则是指在分析耕地资源利用的过程中，耕地与人口、社会、经济、环境之间四大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探索耕地资源安全运行的基本规律，掌握耕地资源利用的程度和方向，促进耕地资源安全系统持续、良好、健康发展，以实现耕地资源的永续利用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区域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1、设计思路

从耕地资源安全运行机理判断出耕地资源安全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直接作用于整个耕地资源安全系统。研究耕地资源的安全，要从耕地资源安全系统所受的内外作用力和系统内外各种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着手。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以物理学与系统学中正、反作用力与正、负反馈的逻辑思维，全面分析在耕地资源安全系统运行过程中，由人的活动而引起的社会、经济、环境、科技、政治、管理水平等外力，对于耕地资源系统产生的正负作用，作为判断耕地资源是否安全的依据。

2、设计方案

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采用菜单式指标类型体系，由目标层、准则层、因子层和指标层四个不同层次构成（表1）。目标层反映出耕地资源安全系统的总体状态，准则层反映了耕地资源安全系统所受社会力、经济力、环境力以及资源力等，因子层反应准则层的状态，指标层则具体描述各类作用力的影响指标。本文构建的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近似一个具有指导性框架，指标的选取应因地制宜，各区域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取，制定适合本区域的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1）社会力。主要包括人口对耕地的压力，管理调控能力、科技水平对耕地的保护力度，主要有人口增长率、粮食自给率、耕地保护意识普及率、三废处理率等指标。

（2）经济力。主要从耕地经济效益、发展压力两个方面评价耕地资源的安全状况，指标选用了单位面积耕地产出增长率、单位面积耕地收益增长率等持续性的指标，更合理地体现耕地的经济收益状况，还选取了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衡量在经济发展中耕地压力。

（3）环境力。主要包括耕地负荷力、耕地抵抗能力两个方面，从单位面积农药、化肥、农膜负荷等方面考察耕地的负荷情况，从粮食产出稳定性指数，耕地结构性指数等评价耕地资源安全的抵抗力。

（4）资源力。从耕地质量、耕地数量两个方面评价耕地资源安全状况，主要包括资源总量、储备情况和土壤侵蚀模数、地表起伏度等指标。

四、总结

本文所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从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出发，以系统运行机理为基础，涵盖了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四个方面的，克服了目前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构建中忽视对社会、环境方面评价的情况，结果更为合理，为当前或今后的土地管理、土地规划目标的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国家土地局保护耕地专题调研课题组，近年来我国耕地变化情况及中期发展趋势［J］.中国土地科学，1998.1(1).

［2］ 贾绍风,张豪禧.我国耕地变化趋势与对策再探讨［J］.地理科学进展，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