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责任论文篇1

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所应承担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是事后的追究，具有强制性、财产性和补偿性等特点。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由特定机关（法院、仲裁机关）依法对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予以追究而进行的判断和确认，也即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虽然这一原则是民法上既成已久的观点，有很多专家学者著书立说，但因原则理论性太强，实践中很多司法人员对这一理论不重视或理解不深，虽然对于具体常见类型案件处理的结论一般也不会出现大的错误，但对于判裁、辩论的说理和法律引用、适用经常出现偏差，遇到复杂疑难案件往往无所适从。本人作为最低层法律工作者结合自己实践、体会，查找、参考了大量资料，在此对民事责任归责原则这一问题作比较全面深入的阐析、归纳，不妥之处欢迎指教。 最早的法律责任是野蛮原始的，“以复仇或报复为形式的惩罚是种最古老的保护利益和维护权利的方式——”，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是人们对法律责任的最通俗的解释，随着民事责任可替代性、文明性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也是变化着的。自罗马法以来，各国立法多规定“过错责任原则”为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但到上一世纪，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危险作业和契约关系的增多，为了更充分地保护弱者和诚信方的合法权益，平衡各方利益，又出现了“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确认“过错责任”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同时又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及“公平责任”原则。 一、过错责任原则和侵权责任 因过错责任产生并主要适用于侵权领域，所以在此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 所谓民法上的过错，就是违法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一种心理状态，它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的不良后果，而希望或放任其发生的心理，也即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不良后果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不会发生或自信可以避免的心理，也即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故意和过失的区分，在刑法上对于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如故意致人重伤的定故意伤害罪，而过失致人重伤的定过失致人重伤罪，具体刑罚的规定差别很大，但在民法中，确立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一般不因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而不同，不管是故意伤害还是过失致人伤害，其承担的民事责任除了刑事附带的民事赔偿案中无精神损害赔偿外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是被公认的确立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律规定。这一原则的确定，为民事主体的行为确立了标准，它要求行为人要尽到对他人的谨慎和注意，努力避免损害后果发生，即要做个“谨慎人”。在审判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过错，要以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范围为基础，而预见能力和范围，一般根据三方面因素来确定，一是造成损害时的业务的性质；二是实施某种行为时的客观情况；三是行为人的个人才能。如一位老猎手打兔子，不远处有人，兔子未打中，却将人打伤，因其是位老猎手，具有多年打猎经验，枪法一直很好，据此分析其开枪时的心态为相信自己不会伤到人，主观过错应 为过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但如果是一位新猎手，自知枪法不是很准却开枪，放任致人受伤的可能，其主观过错应为故意，是间接故意。 适用过错责任贯彻的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受害人在主张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时，要举证证明加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主观过错，即具有故意或过失，如不能举证证明，则其主张将不能成立。由于过错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随着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及人们知识水平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现有科技水平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很难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且在一些特殊领域，要探究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几乎不可能，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应而生了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适用方法——过错推定责任。 推定是指根据已知的事实推出未知事实的一种判断方法或判断过程，过错推定，是指为了保护相对人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行为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可以不承担责任，过错推定是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式，系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来完成的。显然，适用过错推定等于免除了主张行为人主观过错的举证责任，只要符合特定情形，就应由被告（行为人）就自己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毫无疑问，更有利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 侵权责任是传统民法中主要的民事责任的一种，是典型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情况下，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确定侵权人的过错，在特殊情况下，为了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权益，适用过错推定，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来确定侵害人的过错，《民法通则》第121、125、126条关于职务侵权行为、地面施工致人损害、工作场所致人损害就是采用过错推定来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的。传统民法中对过错推定是不能随意适用的，一般仅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月通过的作为省内法院审判依据的《全省法院审理损害赔偿案件研讨会纪要》曾作出明确要求，“对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一些特殊侵权行为，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的进步，这一传统已被打破，2001年12月施行的《民事证据规定》第十四条第（11）项就规定，“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纠纷，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是更有利于受害者而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明确规定，在《民事证据规定》中，还有多处具体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另外，除这些明确规定可直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而实行过错推定的外，《民事证据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根据具体案件特殊情况决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实行过错推定来确定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而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 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是过错责任原则，含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且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更进一步保护受害者利益，在特殊情况下，过错推定原则有可广泛采用的倾向。另在《民法通则》规定的几类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中，有几类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如产品缺陷致人损害、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合同责任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行为与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也叫严格责任原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行为人也不能以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来抗辩。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也不必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无疑更有利于受害人获得司法保护。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在19世纪伴随着现代化工业大生产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社会是事故频繁的时代，这种事故多是在合法而必要的活动中由难以发现的工业技术缺陷引起的，常具有频发性特点，它所造成的损害又极为巨大，受害者众多，如果要求受害人举证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坚持过错责任，受害人利益将得不到有力保护。因此，各国先后通过立法和判例，逐步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原则性法律规定，具体的适用范围由法律作出特别规定，如高度危险作业、动物致人损害、环境污染（无从探究其主观因素，由法律直接规定予承担责任），是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几类特殊的侵权责任。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在侵权领域产生的，但随着契约、贸易关系的增多和发展，适用最广泛的还是在合同违约责任的领域。 先看下面两则简单的案例： 1、乙客运公司的客车在路上行驶时与丙车发生交通事故，丙车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有公安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造成乙公司客车上乘客甲受伤，作为甲选择了与乙公司客运合同关系的合同之诉要求乙公司赔偿（当然，甲可选择与丙车方的侵权之诉主张权利），毫无疑问，乙公司应予赔偿甲的损失，而不考虑丙车方的责任。 2、A公司与B公司订有买卖合同，A公司向B公司购买5吨货物，但B公司不生产此货物，而是由C公司生产，B公司与C公司又是一层买卖关系，由C公司生产此5吨货物卖于B公司，由于C公司不能按时完成生产，致B公司不能按期向A公司供货。本案A、B、C三公司中，因C公司不能按时完成生产，造成B与C、A与B三公司之间两层买卖合同出现违约而不能履行。合同责任是B向A、C向B承担民事责任，B公司不能以C公司违约而对A公司抗辩免除责任。 依据合同责任相对性的理论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两个案例表面上是因第三人的过错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问题。实际处理中，一般不会出现不同 结论，均由合同相对当事人之间承担责任，为什么不考虑第三人过错等其它因素呢？这就是合同违约的归责原则所要讨论的问题。 关于合同违约的归责原则，在《合同法》颁行之前实行的是过错原则，原《经济合同法》第29条规定：“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由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双主的过错，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此条肯定明确指出，合同违约采用过错原则。由于追究违约方主观的过错几乎不可能，实践中又广泛采用过错推定原则，但适用该原则，对于第三人过错、他人原因造成合同违约是否应该免除责任？因为按过错责任原则一般原理，证明自己无过错即应免责，如系第三人过错，当然能说明自己无责任、无过错，怎么又要承担责任呢？为了克服这一理论矛盾，且为了与国际相接轨（我国加入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大多数先进发达国家都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了更有利于保护守约方利益，1999年10月新制定的《合同法》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这个条文没有“当事人因过错”的意思，我国《合同法》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追究违约方责任是没有争议了。用这一理论解释前述两个案例就很清楚：客运公司和B公司不管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法院不予考虑，只要出现了损害后果，依合同法的规定，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且《合同法》第121条对此类情形作出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但并非合同责任全部一律适用此归责原则，对于有明文规定适用过错原则的当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合同法》第222条规定：“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此条内容来看，“因保管不善”应为过错责任原则，如：甲租乙的房子居住，房子起火烧毁，乙诉甲赔偿房屋损失，乙向甲要求赔偿依据的就是此条规定的过错责任，但本案具有特殊性，要乙承担甲“保管不善”的过错的举证责任显失公平，乙几乎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因甲保管使用房屋，乙无正当理由并经甲的允许是不能随时随意进入房内的。所以根据本案特殊情况，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由甲就自己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才公平合理，即采取过错推定来解决举证责任问题，如果甲举到证据：是由他人放火、邻家失火、房屋自身原因、不可抗力等其他因素造成的，说明甲没有过错才可免责，否则就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在缔约过失责任中，因合同尚未成立，当然不存在违约的无过错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含推定过错）。 三、过错原则与无过错原则的区别与联系 过错原则与无过错原则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两种主要的归责原则，无过错原则在适用过错原则、过错推定原则不足以保护受害方利益或难以保护受害方利益的情况下产生的，都是为了更方便、更有利于保护受害方，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要求。但有着明显的区别： 1、适用过错原则（除过错推定）由受害方就侵权人的主观故意或过失也即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对方就不承担民事责任，但在适用这一原则时，对方就自己无过错可抗辩免责，如系第三人造成的，自己就可免责。而适用无过错，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受害人不必就此举证，按法律规定直接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行为人不得以自己无过错抗辩免责，如系第三人造成的，违约方仍要承担民事责任。 2、过错的轻重对责任的影响不同。如在无偿的民事行为中，一般只有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才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374条规定，无偿保管的，保管物的毁损灭失，保管人无重大过失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在过错推定的情况下，由于行为人的过错是被推定的，难以确定过错的程度，所以过错程度对责任的大小及轻重没有影响。无过错责任原则因为不考虑主观过错，自然不存在责任的大小及轻重。 3、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由法律作出特别规定，否则不予适用。而过错原则则不然，且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在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还可根据案件的具体特殊情况决定采用。 四、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不管是过错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均须因果关系成立对方才承担民 事责任，自然非常关键，但民事法律渊源中对此尚未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依据专家学者的论述，对因果关系的认定，主要有以下三种：条件说、原因说 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目前各国通说认为，应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也就是依一般观念确定因果关系，对这一因果关系应作宽范的、牵连的、偶然相关联的理解，不必象认定刑法上因果关系那样严格，笔者对此不作进一步的论述，本人所要讨论的是径直作为确定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简便方法的因果关系，作为一种独立的归则原则来对待。 有这样一个案例：黑龙江首例“气死人”案，周、刘二人吵架，张将其劝开，之后刘对张辱骂，张死亡，因张生前患有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刘的过激行为是导致张综合性发病的诱因，法院判决，刘赔偿1.5万元。该案的判决说理和法官答疑就是从因果关系角度考虑的，系“诱因”导致死亡，并未认定刘某主观上对张某死亡具有过错，如非要从故意还是过失的心态进行分析，则刘某不是构成故意杀人罪就是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否则就是意外事故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显然都不是很好的结论。 法律是一门社会学科，制定的法律必须是一般人都能看懂的，必须符合人们的认知水平和要求。对于普通人民大众来说，只认知到“是你的原因（责任人行为）造成（导致）我的损失，所以你要负民事责任”，也即以因果关系直接来确定民事责任的承担，而几乎不了解、不追究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是否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只要存在因果关系，其就要承担民事责任了（排除正当原因）；对于对法律知识有所了解的人来说，在确定民事责任人，一般都是先从因果关系入手，再找法律条文依据，而不是先分析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查找确定是否适用过错、无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民事责任的承担。我国合同违约的归责原则经过几十年的过错、无过错之诤才最终确定，如径直从因果关系考虑：是你的违约（原因）造成我的损失（结果），所以你要赔偿（法律责任），则省去了多少口舌之辩。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直接从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来确定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不失为一种简便、可行、有效的方法。所以网上曾有学者发表“过错死亡”观点的文章，意即确定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时，不再从涩塞难懂的“过错、无过错”来探究，而直接从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入手。“是你的侵权行为造成我损失，是你的违约行为造成损失”，一目了然，通俗易懂。当然，这种绝对的“过错死亡”的观点，还是遭到众多法学专家学者否认的，法学教授杨立新在“名师在线交流活动”中表示：“我是不同意某些学者的关于过错死亡的观点。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行态中，只要存在侵权行为，存在法律，就必然存在过错，目前，我国侵权法中，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均存在，配置基本合理，已经兼顾了各种情况，是基本上可以的了。”但笔者认为，强调从因果关系分析确定民事责任还是有一定成功、可行之处的。如专家学者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就是从因果关系角度予以定义的（不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叫做无过错责任原则），另《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四条第（三）、（八）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某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首次从民事法律渊深的高度确立了从因果关系入手进行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公平责任原则与公平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又称衡平责任原则，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法律又无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公平观念，责令行为人对受害人的损害给予适当的补偿，由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是道德观念与法律意识结合的产物，它的确立体现了社会的公正合理性和在更高的水准上要求人们承担互济互助的社会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是对公平责任原则的原则性法律规定。《民法通则》第128条关于正当防止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第129条关于紧急避险造成损害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损害的承担，是公平责任原则在立法上的直接规定。《民通意见》第157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 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目前学术界通说认为这适用的也是“公平责任原则”。 上述公平责任原则在实践中常被法律工作者或人民大众称之为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民法中的公平原则与公平责任原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公平原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不管是在刑事、行政法律还是在民商事法律中，不管是在实体法还是在程序法中，也不管是在立法、执法还是在司法活动中都必须尊从的。关于民法上的公平原则，《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与公正、合理、正义的概念相近，是基本的法律价值理念，不管是在民、商事活动中，还是在司法活动中，都应该贯彻的一条基本原则。而公平责任原则是在承担民事责任时运用的一条具体法律规则，两者在位阶层面上是不同的。公平原则是民法的总则部分，公平责任原则是民法分则的内容。在民、商事活动中，违反公平原则，显失公平，将导致该民事行为可能被撤销或变更，但在民事责任承担上，违背公平责任原则可导致这一司法救助行为不公正，当事人利益未得到司法保护；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直接指导民事立法（含实体法和程序法），如对合同的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理解，《民事证据规定》关于医患、污染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都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尊从了公平原则。而公平责任原则毫无异议不具有此功能。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依据具体的法律规定审判案件就体现了公平原则，社会上会评价：“这个案件法官判决的公平合理”。如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应负同等责任的民事赔偿案件，法官判断各自承担50%的民事责任，这就是个公平的判决，符合公平原则，毫无疑问，这不是公平责任原则。 六、三种归责原则能否同时适用问题 公平责任原则适用的前提就是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又无法律规定适用无过错原则，显然公平责任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不能同时适用的。 关于过错原则与无错原则能否同时适用问题，法律理论和法律条文尚无具体明确的定论。一度认为一个案件当中归责原则具有单一性，不能同时适用，当时最有影响的案件是：一住户在高压线下盖房子，原是一层，符合高压电线安全高度要求，以后在上面加了两层，且在边上装了铁梯，某日，借宿的小女孩（14岁）走铁梯时，在铁梯和小女孩之间产生放电现象，致小女孩死亡。一审法院判决，高压线产权人供电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房屋所有人因建房不符合安全要求承担过错责任，小女孩的父母未尽到必要的保护注意义务，民事责任由三方承担，但二审认为，既然适用了无过错责任，就不能同时适用过错责任，改判全部由供电公司依无过错责任原则赔偿，当时一度出现过类似案件，但在法学界对此多持反对意见。 几年之后，最高法院一案例的公布等于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作了纠正，2009年最高法院编录了系列电视教学片“谁该为垂钓者的死负责”的案例：一成年人在某承包户的鱼塘垂钓，垂钓者被高压线电击死亡，法院判决，供电部门承担无过错责任，鱼塘承包经营户承担管理不善、未提供安全钓鱼场所的责任，钓鱼者本人系成年人，不注意安全也有过错，由三方承担损失，当期栏目点评嘉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显冬认为，这样一个案件根据实际情况同时适用过错和无过错责任，判决结果公平合理，是一公正的判决。至此，可以说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确立了两种责任原则同时运用的先河，具有重大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可据此大胆广泛采用，而不必再拘限于同一案件归责原则的单一性了，以求案件判决的结果公平、公正、合理。

民事责任论文篇2

在刑事法律中，对诬告人应承担的刑事法律责任早就予以明确规定，“诬告者反坐”早在封建时代就成为一种法律传统。但在目前的民事诉讼中，错误诉讼者应当承担责任的规定却付诸阙如。为有效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减少讼累，保护无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民事错诉责任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一、民事错诉责任产生的理论依据；

民事错诉是一种特殊民事侵权，民事错诉责任属于民事侵权责任。根据民法理论，侵权指不法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行为，是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或者国家、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等权利。这一概念是建立在过错责任理论基础之上的。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和民事法律理论的发展，无过错责任理论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没有过错，但是侵害了他人或者国家、集体合法权益的，在一定情况下也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民事错诉是一种侵权行为，因为其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一、从行为上看，错诉人实施了错误的诉讼行为；二、从结果上看，该错误的诉讼行为给无辜被告造成了误工、律师费、证人作证费用等有形损失以及商誉等无形损失；三、错诉人的错误诉讼行为和无辜被告的损失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民事错诉构成了侵权，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二、产生错诉的原因：

产生错诉的原因很多。为本文讨论方便，按照过错理论以及有无过错对责任大小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分为有主观恶意的错诉行为和无主观恶意的错诉行为两种。主观上有恶意的错诉行为包括打击竞争对手，损害对方名誉或商誉，追求所谓轰动效应而提高自身知名度等以及为执行相对经济实力较强的主体等原因引起的错诉行为。主观上无恶意的错诉行为包括法律关系认识错误、事实关系认识错误等原因引起的错误诉讼行为。

1、法律关系不清；

有些当事人由于对法律关系的把握不准或者认识错误，将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作为被告人，必然引起被告不适格的问题。这样，原告势必会败诉。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如果被告对法院的传票不予置理的话，由于法官素质、原告及其人的法学功底等原因，加之法庭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只能够听到原告的一面之词，很难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要从诉讼中全身而退，必须应诉并答辩、举证，驳斥对方的诉讼请求。否则，法院理顺法律关系，分清责任将失去保障。

2、事实关系不清；

由于法律关系和事实关系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当事人由于认识问题，可能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而错诉。也有些当事人因为事实调查工作的疏漏或者错误，造成事实关系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滥用诉权，不分青红皂白地就了，这种情况下也很容易造成错诉。

3、损害对方名誉或者商誉，打击竞争对手或者提高自身知名度的需要；

有的当事人出于打击对手的动机或者贬彼扬己的目的，对无辜的当事人提讼，然后借以炒作，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往往是知名的社会人士或者知名企业或者原告的竞争对手。由于被告特殊的社会地位，该诉讼常常会给其社会形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占用了其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应诉。这种错诉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非法的。

4、有时候，因为真正的被告为皮包公司或者财产不易查明，原告为将来生效裁判文书切实得到执行的需要，往往会追加经济实力雄厚，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为共同被告。

由于我国对错诉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当事人也很少追究，一些当事人有恃无恐，在诉讼中故意多加共同被告，冀图抓到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垫背”，以实际执行将来的生效判决。或者在不能够确定被告人的情况下，本着“宁可错杀一百，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想法将可能承担责任的主体全部列上。这样，因为错诉被告不用承担责任，从而“聪明”地避免了因应诉主体未列而被法院驳回的危险。

还有一种情况，是为了争管辖权或者送达的方便而追加共同被告。这样，同样给被追加的被告造成了讼累。

三、民事错诉责任的认定：

要解决责任的认定问题，首先应当确认行为的不当性和不法性。这样，必须先确定诉讼行为是错误的。对诉讼行为错误与否的认定，只能由国家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的有效法律文书做出。因此，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错诉责任，责任多大，只能以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为认定的标准。

目前对民事错诉责任的追究，只能通过反诉或者另行提讼的方式解决。反诉的提出，通常因为审判过程中无法确认是否错诉，被告存在举证不能的问题；律师费由对方支付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而不能主张；而且由于诉讼尚未结束，被告的损失金额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而另行提讼，被告需再次投入时间、精力和各种费用。两次诉讼的律师费对方都不承担，无辜被告的诉讼成本非常之高。权衡利弊之后，绝大多数无辜被告选择了不再主张权利。

所以对民事错诉责任应当在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裁判文书中认定之后，比照诉讼费的承担直接在文书中写明应由错诉人承担。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避免讼累，切实保护无辜被告的合法权益。

对错诉责任的认定，应考虑错诉人的主观恶意大小。对于确实因事实关系复杂或者被错诉人也有一定过错而使错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被错诉人应当承担责任的，可以适当降低或者免除错诉人的责任。

四、民事错诉责任的范围；

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是填补损失，恢复被损权利。在民事错诉责任中，被告通常会发生如下费用：

1、本人或者本单位具体应诉人员的误工费；

2、因错诉人申请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给被错诉人造成的损失；

3、被错诉人申请证人作证导致的证人作证费用损失；

4、商誉损失或者精神损失；

5、上市公司被错诉导致股票市场波动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有形和无形的经济、商誉损失；

6、被错诉人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用、通讯费等律师诉讼费用。

在以上各项损失中，前三项比较容易确定金额，而后三项中，第4、5项属于无形损失，难以确定数额，第6项由于目前国内对律师收费没有绝对明确的标准，如果被错诉人恶意多支付律师费，对不合理部分的认定，还有待于有关部门对律师费收取办法进行明确的规范。截止目前，辽宁省等地区对律师费已经有了相对统一的标准，全国性的统一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增衡，估计很难实现。

五、参考、借鉴和引进律师费转付制度：

律师费转付，即由败诉方承担胜诉一方的律师费的制度。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律师费转付制度。

对于律师费的支出，存在一种认识，即律师费不是必须付出的费用，因此不应当由被告承担。而且，由于我国律师收费没有较为明确的收费标准，如果一方随意签订律师合同，败诉方承担的律师费金额可能会失去控制从而陷入不公平。而且，只要事实和法律上你都不应承担责任，即使你不请律师，法院就会判你胜诉。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的客观实际。这种说法实际上起到了对律师作用进行抵制的作用。囿于我国广大农村人口和不少城市人口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况，加之我国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事实上很多当事人没有能力把事实讲清并举证，法院的审判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法官整体素质低于律师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一名合格的法官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审判中，对所涉及事实证据和法律、法规及规章如何适用，需要当事人进行辩论。这些都说明法院不是一进入诉讼程序就必然得出公正结论。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法律、法规和规章的颁布、实施，当事人不可能全部掌握和运用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如缺乏参与诉讼的能力，举证不能或不力，都可能承担败诉责任。更不用说在海商、海事案件、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案件、金融证券案件以及电子商务案件中，由于专业性很强，当事人根本无力承担讼的担子。而律师作为专业人员，知道如何正确取证和使用证据，适用国家的法律、法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聘请律师是必要的，聘请律师的费用应该由败诉方承担。

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法治国家，都确立律师费转付制度。我国也曾出现过建立律师费转付制度的呼声。如果这一制度能够建立起来，错诉责任将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解决。

六、民事错诉制度建立的意义：

1、适应世界司法潮流，与国际惯例接轨；

中国多年的法制建设，使律师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但是目前律师在政治地位、执业环境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鉴于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早已建立了律师费转付制度，不少外商都把这一制度作为一种观念来坚持。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量进入中国。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将日益融为一体。在这种大环境下，改革司法制度，适应世界司法潮流就成为一种必然借鉴、引进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事错诉制度，确保司法公正，将有力在推动这一进程。

2、促使原告谨慎诉讼，防止滥用诉权；

当事人之所以敢于错诉，除了认识上的原因以外，就在于错诉没有责任。多诉被告不用承担责任，漏诉被告却要承担驳回或不能执行的风险，当事人当然要选择多诉甚至错诉。建立错诉责任制度，使错诉者承担起责任，将促使原告谨慎行使诉权，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损人利己式的滥用诉权行为。

3、保护无辜被告的合法权益；

法律的价值在于维护权利，维护公平正义。如果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迫诉讼而请律师的合理费用不能由对方承担，即使法律判决全部胜诉了，也承担了一部分本来不应当由其付出的费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辜被告的权益并没有得到全部维护。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而建立错诉责任制度，可以使被告的损失得到相应的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诉前的合理状态。有利于保护无辜被告的合法权益。

4、有效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近年来，人民群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大量纠纷都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这样，各级法院常常会出现积案如山的场面。而这些案件中，民事经济案件数量尤其惊人。“迟来的公正等于不公正”。由于法院人手不够，一些案件久拖不决，给当事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建立了民事错诉责任制度，就能够有效地减少错诉案件，节省法院的人力物力，避免无谓的浪费，有效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民事责任论文篇3

学生安全事故,是指学生因接受教育而处于学校管理之下时发生伤亡事件。其范围包括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以及在为参加教育教学活动为目的的交通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对学生安全事故中,如何确定学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学界和实务部门皆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学校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其特殊性,在教学管理活动中,它既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又要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只不过是学校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法律后果而已。

因此,要确定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关键的在于对学校的义务在法律上作出科学的界定。

一、法定义务、过错与侵权责任

学生安全事故发生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过程之中,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职责。尽管某些事故的直接成因并非学校或教职工的行为,但学校执行有关规定不到位,往往是事故苗头未能在萌芽状态中消灭或者事故损害程度未能有效控制的原因。在我国,有大量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有涉及学生安全事故的规定,这些规定的立法目的就在于保护学生。但是,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学校的相关义务是行政法上的义务,而非民法上的义务;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均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责任,而非民事责任。那么,学生是否可以根据这些规定来请求损害赔偿呢?

在德国、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上,因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而致损害的,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规定由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理论上,通说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

这里所说的“保护他人的法律”,就是指那些未为受害人规定权利而只为行为人设定义务的法律,因此受害人无从据以主张权利救济。本文所说的那些涉及学生安全事故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即属此类。但是,我国法律并未规定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而致损害的即按侵权根据民法处理;相反,一般而言,法院确认侵权是否成立,先要看看受害人的何种法定权利受到了行为人的侵害。根据上述情况虽然在人格利益的保护方面随着法院对一般人格权这一框架权利的确认而得到了改变,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着“无权利即无救济”的模糊认识。其实,行政法上为保护特定人而为他人设定了义务,但并未为被保护人设定相应的民事权利;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直接侵害的客体只是行政管理秩序,而并非他人的财产或人身。

但是,只要行为人遵守了这些法律,被保护人所受的损害就可以避免,因此他对他人的守法行为享有实际的利益,这种利益也是法律所保护的,理论上称为权利以外的法益。在行政法未能充分予以保护的情况下,这种法益也应当受到民法的保护。在民法所调整与此类法益相关的法律关系中,这类法益是作为法律事实而存在的,保护的方法是民法的方法而不再是行政法的方式。换句话说,行政法的相关规定,在法益由民法保护以后事实上应当被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来看待。

比如,《建筑法》第22条[1]禁止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这一规定为学校建设校舍设定了义务。但是,并未为学生设定相应的权利。从该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2]来看是行政处罚,这表明,以上条文表达的纯粹是一个行政法规范。但是,根据该法第1条和第5条第1款的规定,第22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以保护进入该校舍的人的安全[3]。如果学校违反《建筑法》规定,将校舍发包给无法定资质的施工企业承建,而校舍峻工后存有安全隐患,最终校舍倒塌学生伤亡。学校虽然没有实施直接针对学生人身的侵权行为,但违反了“保护他人之法律”,从而损害学生受法律保护的安全利益,应承担民事责任。

《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条所确立的由民法保护的客体,是所有合法权益,而并非仅仅为民事法律所明文设定的民事权利。值得指出的是,《教育法》这个法律文件中,本身既有私法规范也有公法规范。

其他与学校管理相关的各种规章,都是对《教育法》有关规定的具体化。这些规章虽然只能对行政责任加以规定,而不能对民事责任加以规定,但其中也确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民法的调整。换个角度来看,只要规章所设定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合法有效且向社会公布的,人们就有理由信赖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会依照这些制度行事,并据此与学校建立民事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规章虽然不是民事规范,但规章所确立的有关制度,可以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事实,据以认定学校对学生安全之注意义务的标准。

行政管理性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学校设定的在学生安全方面的管理职责,体现了学校对学生安全的法定义务。一般而言,此类管理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保证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在合理的范围内排除上述设施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2)建立健全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

在这方面,相应的规范性文件都明确规定了学校的管理职责。比如《高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试行)》第13条对此就作了具体的规定:

“对因不重视治安保卫工作,制度不健全,防范不力,导致发生盗窃、破坏和治安灾害事故或刑事、治安案件及因教育管理不力,本单位人员违人进行处理。”(3)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就对其品质是否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严加把关。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就是学校注意义务的标准。(4)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应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按照有关规定和自然规律就所组织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是否适合未成年学生从事、参加作出适当的判断;对学生有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之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的情况作必要的了解并采取相关的措施。(5)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不良后果加重;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应予告诫、制止;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应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避免未成年学生因此遭受伤害。(6)学校应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让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之疾病的人担任教师或者其他

关键词:学生安全事故/监护/教育合同/强制缔约/附随义务

内容提要:要确定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关键的在于对学校的义务在法律上作出科学的界定。无论致害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只要损害结果因学校预见或者应当预见而未能避免的,学校即应承担侵权责任。在学生或监护人与学校之间还存在教育合同关系,学校对于学生安全还负有合同义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存在着学校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发生竞合的问题。

学生安全事故,是指学生因接受教育而处于学校管理之下时发生伤亡事件。其范围包括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以及在为参加教育教学活动为目的的交通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对学生安全事故中,如何确定学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学界和实务部门皆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学校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其特殊性,在教学管理活动中,它既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又要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只不过是学校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法律后果而已。

因此,要确定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关键的在于对学校的义务在法律上作出科学的界定。

一、法定义务、过错与侵权责任

学生安全事故发生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过程之中,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职责。尽管某些事故的直接成因并非学校或教职工的行为,但学校执行有关规定不到位,往往是事故苗头未能在萌芽状态中消灭或者事故损害程度未能有效控制的原因。在我国,有大量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有涉及学生安全事故的规定,这些规定的立法目的就在于保护学生。但是,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学校的相关义务是行政法上的义务,而非民法上的义务;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均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责任,而非民事责任。那么,学生是否可以根据这些规定来请求损害赔偿呢?

在德国、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上,因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而致损害的,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规定由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理论上,通说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

这里所说的“保护他人的法律”,就是指那些未为受害人规定权利而只为行为人设定义务的法律,因此受害人无从据以主张权利救济。本文所说的那些涉及学生安全事故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即属此类。但是,我国法律并未规定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而致损害的即按侵权根据民法处理;相反,一般而言,法院确认侵权是否成立,先要看看受害人的何种法定权利受到了行为人的侵害。根据上述情况虽然在人格利益的保护方面随着法院对一般人格权这一框架权利的确认而得到了改变,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着“无权利即无救济”的模糊认识。其实,行政法上为保护特定人而为他人设定了义务,但并未为被保护人设定相应的民事权利;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直接侵害的客体只是行政管理秩序,而并非他人的财产或人身。

但是,只要行为人遵守了这些法律,被保护人所受的损害就可以避免,因此他对他人的守法行为享有实际的利益,这种利益也是法律所保护的,理论上称为权利以外的法益。在行政法未能充分予以保护的情况下,这种法益也应当受到民法的保护。在民法所调整与此类法益相关的法律关系中,这类法益是作为法律事实而存在的,保护的方法是民法的方法而不再是行政法的方式。换句话说,行政法的相关规定,在法益由民法保护以后事实上应当被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来看待。

比如,《建筑法》第22条[1]禁止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这一规定为学校建设校舍设定了义务。但是,并未为学生设定相应的权利。从该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2]来看是行政处罚,这表明,以上条文表达的纯粹是一个行政法规范。但是,根据该法第1条和第5条第1款的规定,第22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以保护进入该校舍的人的安全[3]。如果学校违反《建筑法》规定,将校舍发包给无法定资质的施工企业承建,而校舍峻工后存有安全隐患,最终校舍倒塌学生伤亡。学校虽然没有实施直接针对学生人身的侵权行为,但违反了“保护他人之法律”,从而损害学生受法律保护的安全利益,应承担民事责任。

《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条所确立的由民法保护的客体,是所有合法权益,而并非仅仅为民事法律所明文设定的民事权利。值得指出的是,《教育法》这个法律文件中,本身既有私法规范也有公法规范。

其他与学校管理相关的各种规章,都是对《教育法》有关规定的具体化。这些规章虽然只能对行政责任加以规定,而不能对民事责任加以规定,但其中也确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民法的调整。换个角度来看,只要规章所设定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合法有效且向社会公布的,人们就有理由信赖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会依照这些制度行事,并据此与学校建立民事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规章虽然不是民事规范,但规章所确立的有关制度,可以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事实,据以认定学校对学生安全之注意义务的标准。

行政管理性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学校设定的在学生安全方面的管理职责,体现了学校对学生安全的法定义务。一般而言,此类管理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保证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在合理的范围内排除上述设施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2)建立健全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

在这方面,相应的规范性文件都明确规定了学校的管理职责。比如《高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试行)》第13条对此就作了具体的规定:

“对因不重视治安保卫工作,制度不健全,防范不力,导致发生盗窃、破坏和治安灾害事故或刑事、治安案件及因教育管理不力,本单位人员违人进行处理。”(3)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就对其品质是否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严加把关。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就是学校注意义务的标准。(4)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应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按照有关规定和自然规律就所组织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是否适合未成年学生从事、参加作出适当的判断;对学生有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之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的情况作必要的了解并采取相关的措施。(5)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不良后果加重;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应予告诫、制止;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应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避免未成年学生因此遭受伤害。(6)学校应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让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之疾病的人担任教师或者其他地人民政府批准。”第12条第1款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在此基础上,《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11条又进一步规定:“当地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至迟在新学年始业前十五天,将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的入学通知发给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适龄儿童、少年的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按照通知要求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入学。”据此,儿童、少年的监护人与特定的学校双方均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至于《义务教育法》第5条是为其监护人和特定学校强制缔约义务的前提之一。[9]

(二)教育合同上的安全保障义务

如果在教育合同或者专项协议[10]中以书面形式明文约定由学校对学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种义务是合同主要义务的一部分,如果有损害事实发生则学校须按《合同法》的规定负严格责任,违约责任不以债务人有过错为前提。即使事故系由第三人之侵权行为所致,学校的违约责任也在所难免。

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如果教育合同当事人事先未以书面形式就学生安全保障事宜作出约定,那么又应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虽然教育合同中学校一方的主要义务是教书育人;但是,对于学生的人身、健康、财产等法益,学校还负有尽力予以保障的附随义务。当然,安全保障作为附随义务,与作为合同主要义务,是有很大区别的。附随义务的违反产生过错责任,而合同主要义务的违反则产生严格责任。

王泽鉴先生认为:“在债的关系上,除给付义务外,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当事人间尚发生保护、照顾、通知、忠实及协力等义务。此等义务非自始确定,而是在契约发展过程中,依事态情况而有所不同,故在学说上称为‘附随义务’或‘其他行为义务’。附随义务之主要功能,在于保障债权的实现,并使债权人之人身或其他法益,不致因债务人之行为而遭受损害。故债务人违反附随义务,致债权人受损害,构成加害给付,应负赔偿责任。”[11]我国合同法接受了这一理论。《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所谓保护、照顾、通知、忠实及协力等义务,无一不与学生安全相关。因此,学生安全成为学校的合同义务,无可置疑。在未成年学生,虽然并非合同当事人,却也受到合同的保护,因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当然地属于“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依契约之意义、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契约上之注意及保护义务,原则上亦应延伸及于因债权人之关系而与债务人之给付发生接触,而债权人对其并负有照顾及保护之人。”[12]附随义务是与合同主要义务相联的,因为学校履行教育合同的某些行为,客观必然给学生带来了人身、健康、财产等方面的危险,比如学校的选址决定了学生所处的治安环境等,而且学校作为一个组织也比个人更有条件防范和遏制事故的发生。

笔者认为,违反附随义务的民事责任,是一种过错责任。因为既然双方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约定,就说明双方对于具体的情况是无法作出详尽的预见,学生或其监护人根据合同也未作相应的对待给付,而合同上的严格责任则是与有对待给付的明确的主要义务相关的。根据《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附随义务是事先未作明确约定,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依照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加以特定化的。因此,义务的内容本身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的,因此其责任也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认定。在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遵守约定就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而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没有过错即不存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所以,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应当是过错责任。比如,在体育课的竞技活动中,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学校已经根据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采取了应当采取的防范措施,那么学校即已尽到教育合同上安全保障的附随义务,即使发生安全事故而致学生受伤,也不必承担违约责任。但如果事故是由于体育设施的隐患所致,即使任课教师没有责任,学校的责任也是在所难避的。

在学校履行附随义务的过程中,如果第三方的行为致使学生的财产或人身权利受到损害,学校是否须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种情况是,在履行教育合同的过程中学生因与第三人交易而发生安全事故。本文试以因校内商品供应而出现的学生安全事故为例进行分析。如果学校后勤部门提供的食品质量不符合标准导致学生食物中毒,而这些食品又是学校从第三方采购的;那么学校与学生是直接供应食品的关系,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学校自然须负违约责任。如果食品的供应者是经校方允许在校内设立店、摊的供应商自行向学生供应,而导致学生食物中毒,学校是否有责任呢?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与学生之间虽然不存在食品买卖合同,但围绕食品安全,学校是否负有教育合同上的附随义务,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校园是履行教育合同的场所,但学生与进入校园的商人之间进行与教育合同无关的交易,也并未受到法律的禁止。问题在于,学生与进入校园的商人交易并非全然与教育合同的履行无关。比如学生就餐,如果根据学校的地理位置等情况学生只能在校内就餐,而学校未提供餐饮服务,那么学校允许进入校园的商人便成了学生别无选择的交易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与商人之间的交易是为实现教育合同之目的而进行的,学校当然负有对商人的服务品质进行审核把关以保障学生食品安全的义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学生为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他们与一切进入校园的商人进行交易,学校均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第二种情况是,在履行教育合同的过程中学生遭受第三人侵权而发生安全事故。校外人员进入校园殴打学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情况。

第三人对学生的侵权行为,对于学校而言并不属于不可抗力。而且,由于学校教育合同上安全保障的附随义务在法理上和社会上均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学校也不适用有关紧急避险的规定。那么,合同上的附随义务的履行,是否以损害的避免为标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一个强大的犯罪组织纠集多人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持枪冲入校园进行疯狂扫射,就不能要求学校完全避免学生受到损害。但如果存在学校的教职工临阵逃跑、或者学校事先已经得到警告而未及时报警等情况,那么就应认定学校未尽教育合同上的附随义务。

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监护人可以将全部或部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行使。如果未成年人与学校的之间教育合同实际履行,笔者认为可以认定在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与学校之间形成委托监护的合同关系。

委托关系并不限于书面形式,即使双方未以书面形式作出明确的约定,委托关系也可视为双方已以默示方式设立。未成年人到学校学习期间,其监护人客观上无法履行即时监护职责,如果这一职责不转移于学校,则监护落空。

监护人的行为致使监护落空,则为违法。但将未成年人送到学校接受教育为监护人之法定义务,因此其行为不可能违法。据此推定,即时监护职责必然转移。至于学校,履行即时监护职责,为惟一具备有时间和空间上之客观条件的法律关系主体。当然,监护职责一般不可能全部转移给学校,因为对未成年的教育和生活照顾过程不仅仅发生在学校。除非是长时间寄宿制的学生,在其寄宿期间的主要监护职责归于学校,但也不可能是全部。比如,由于监护人出于种种原因未给予充分的费用而致使未成年学生无法及时治疗疾病,导致事故发生的,那么监护人对于该事故至少是有部分责任的。没有明确的书面委托并不等于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就没有法定的监护职责。基于教育合同,此项监护职责是学校附随义务的必然内容。《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第7条第2款中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但法律有规定的或者学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担相应监护职责的情形除外。”这里的法律规定,自然应当包括《合同法》第60条关于附随义务的规定,否则规章自身的规定无效。所不同者,也仅在于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为过错责任而非严格责任。

委托关系的成立,意味着学校如果未尽照管职责就必须对未成年学生遭受的损害或者未成年学生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即使未成年学生所受损害系第三方侵权所致。至于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有书面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书面约定的,则视未成年学生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有所不同。如果学生是无行为能力人,则学校应对委托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学生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则损害结果的发生原因比较复杂,未必完全是未成年学生当时得到的监护不周所致,有可能存在其他原因,所以按学校和监护人过错的大小分担责任。过错大小,则视学校或监护人的过失对于未成年学生的侵权行为未能被预防或制止或者未成年学生遭受的损害未能避免所起到的作用大小而定。如果学校或监护人中有一方故意引发学生安全事故的,则应向对方负全责。

如果第三人受到未成年学生的侵权而致受损害,则不能以学校对实施侵权行为的未成年学生未尽监护职责为由,主张由学校对该受害人直接承担赔偿职责。即使受害人本身系未成年学生,由于其本人不可能是委托监护之合同当事人,也不能以学校未尽监护职责为由主张由学校直接对其承担民事责任。这与监护人本人未尽监护职责须承担侵权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但与学校有委托监护合同关系的未成年学生的家长,无论是实施侵权行为的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还是遭受侵害的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在其作为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均可依合同要求学校承担民事责任。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责任竞合是请求权基础规范竞合的结果,请求权人有权作出选择。在学生安全事故中存在着学校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发生竞合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在学生系未成年人的情况下,合同法上的赔偿请求权人与侵权法上的赔偿请求权人可能并非同一人。从合同法来看,这种情况下的教育合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由监护人作为合同当事人来追究学校的违约责任。而在侵权法律关系,可以向学校主张权利的当事人为学生本人,监护人仅得为其法定人。由于监护人可能为多人,如果这些人之间就请求权基础规范的选择而发生争议,或者以不同的事由分别,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如果原告或者原告法定人分别,按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最先的提起的诉予以立案受理,后来提起的诉讼则并案处理。诉讼过程中,开庭前原告或原告法定人一致要求变更案由的,如果不存在管辖权问题即予准许,否则驳回后由原告另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

注释:

[1]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标的承包单位。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

[2]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3]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第五条第一款:“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4]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32.

[5]该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6]《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7]《电力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对本营业区内的用户有按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对其营业区内申请用电的单位和个人拒绝供电。”

[8]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12.

[9]在义务教育中,监护人与学校双方之间显然存在着合同关系。1.适龄儿童、少年成为特定学校的学生,不可能由行政机关以行政行为直接为之,而必须由监护人与学校以法律行为为之,行政机关只是对监护人和学校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因此在监护人与学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法律关系。2.学校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服务合同是以学生报名、学校发出录取通知书等方式成立的。监护人与学校之间是平等主体,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只能是民事关系。3.监护人与学校之间虽然义务教育免缴学费,但仍然存在着直接的互相对待给付的请求权,这是一种交易关系。4.虽然双方的权利义务中法律直接规定的比较多,但在一定范围之内仍然由双方按意思自治原则加以明确化和具体化,比如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互相配合的方式(比如住校条件、接送规则)、有关费用(比如教材费)的支付。

民事责任论文篇4

所谓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是指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中介机构等证券市场主体，因从事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禁止，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纵观《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主体违反禁止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责任的倾向。

证券法中忽视民事责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来自于立法者中对法律责任的片面认识，即认为法律责任主要是指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所谓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只不过是一种经济上的补偿办法，无须作为法律责任对待。尤其是认为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实际上是由上市公司将全体投资者的钱用来赔偿部分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最后受损失的还是投资者。因此，在证券法中不宜提倡民事责任。其次，在证券立法中忽视民事责任规定的原因还在于：由于证券市场高度复杂和技术化，参与交易的投资者人数众多，影响证券价格以及投资者判断的因素也很多，因此，当不法行为人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以后，很难准确地判断该违法行为与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该行为对受害人损害的影响程度，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连违法行为的受害者都无法确定。尤其是现代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往往数额巨大，因此一旦发生违法行为可能受害者人数众多，对纠纷处理不善容易影响社会安定，加之证券违法案件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与专业性，以中国目前法官的水平可能很难胜这样复杂规模巨大的案件。

我认为，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真正建立与完善，致使许多因证券违法或违规行为而蒙受损害甚至倾家荡产的投资者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违法违规行为也难以受到有效的监控和遏制。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确与民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的关系，长此以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的确令人堪忧。尤其是当前中国即将加入WTO，证券业即将面临进一步的开放，此时建立和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具有更为迫切与更为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这些意义体现在：

第一、民事责任制度通过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予以充分的补救，从而能有效的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在各种法律责任制度中，只有民事责任具有给予受害人提供充分救济的功能，然而由于我国证券法中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对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都采用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但对受害人却没有给予补偿，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如苏三山事件，琼民源虚假报告等等，没有一起对无辜投资者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1998年被查处的“红光实业案”中，尽管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却采取的仍然是行政责任，广大受害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这种忽视对受害人补救的方式，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保护投资者是证券法的首要目的。只有通过对受害人提供充分补救，才能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维持公众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如果无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则会使证券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丧失，最终影响到它发展。在证券市场中，只有广大投资者才是市场的真正主体，如果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因不法行为而遭受损害，其受害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补救，投资者就会减少投资甚至因丧失信心而拒绝投资，这就必然会阻碍资本的流动，影响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事责任的建立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护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与发展的大局。如果投资者被证券市场中的不法行为人坑得头破血流甚至倾家荡产，也无法诉请法院获得赔偿，只能自认倒霉、甘受损害，那么证券法中的公平、公开与公正的原则就无法体现，我国法律对公民财产权利充分保障的功能也将无从体现。

第二，民事责任尤其是损害赔偿责任可以有效地制裁不法行为人，预防与遏止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民事责任的特点在于，它不仅给不法行为人强加了一种经济上的负担（不利益），而且通过责令其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也可以有效地剥夺违法者通过不法行为所获得的非法利益。在证券交易中，违法行为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得与从其他不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相比可能更多，而单个投资者又有可能损失相对较小，“如果众多投资者的损失相加为个别违法人所有，则数额之巨大，足以使违法者一夜间成为百万或者千万富翁”，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导致了某些不法行为人并不顾忌没收、罚款等行政责任而甘愿铤而走险，从事各种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欺诈客户等行为。某些行为人为追求巨大的利益而从事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尽管也可能会面临承担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的风险，但由于刑事责任毕竟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产生，而行政责任对行为人的处罚又往往与其获得的利润不相称（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很难找到准确的标准来确定处罚的数额）。如果处罚过重，则因为害怕影响上市公司的业绩，如果处罚过轻，则不能从根本上对不法行为人形成一种震慑的力量，因此很难把握处罚的力度。从实践来看，有关证券监管部门对不法行为的人处罚力度明显不够，使不法行为人承担的行政责任与其所获经济利益并不对称，导致法律责任和制裁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证券市场中违法违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如果推行民事责任，允许投资者可以针对上市公司董事等知情人员的内幕交易行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无疑会在经济上对不法行为人施加较为沉重的负担以制裁不法行为人，剥夺行为人获得的利益。这不仅可以遏制内幕交易行为的再次发生.并能对其他行为人起到一种杀一儆百的作用，以有效地打击、遏制证券市场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通过完善民事责任制度，通过股民的监督方式，可以有效地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惩罚。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与发展的初级阶段，整个市场仍不成熟，各项规则和制度皆不健全，在此情况下，强化政府机构的公共执法固然必要，但完全依赖于政府来监管市场是不现实的。因为，首先，政府获取的信息不可能是完全充分的，而是非常受限制的，它不可能对各种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都明察秋毫、了如指掌。其次，即使政府具有完全充分的获取捕捉违法行为的能力，但其用于监管的资源（人财物）仍是有限的。因此，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监控一切，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民事责任的方式动员广大的投资者来参与监控，利用民事赔偿的方式来惩治违法行为，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民事责任的重要功能在于，通过形成一种利益机制，可以鼓励广大投资者诉请赔偿，积极同不法行为作斗争，揭露证券市场中的各种欺诈行为或其他违法行为。众多投资者形成的对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力量是巨大的，这种作用一旦被发挥出来，也是任何政府执法部门无法比拟的。从执法效果上来说，广大投资者的监督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它不仅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甚至可以起到即时监控的作用。例如，我国证券法对内幕交易者只规定了行政处罚与刑事惩罚，却没有规定民事责任，这种结果使内幕交易的受害者无法借助法律之力恢复所失利益，进而导致社会公众投资者无意关心内幕交易的存在。正是由于投资者没有参与披露内幕交易行为，从而造成这种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尤其应当看到，民事责任是一种成本很小的监控措施，政府不用投资，但可以调动大量的投资者进行监管，提高监管的效率，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这种做法只是由不法行为人为受害人掏腰包，国家并不须动用纳税人一分钱。

应当看到股民人数众多，发生纠纷以后处理不善容易引发一些社会矛盾，然而正是因为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行为将造成众多股民的损害，则更应当采用民事责任的方式来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因为，一方面民事诉讼本身可以作为一种解决冲突的方式，可以将证券市场中的一些冲突通过诉讼与审判机制予以吸收和中和，将尖锐的矛盾的转换为技术问题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解决，这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另一方面，如果不采用民事责任的方式来规范证券市场，健全市场秩序，而对违法行为听之任之，姑息养奸，则黑幕愈演愈烈，问题积重难返，将对社会的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威胁。

第四，通过强化民事责任的作用，也可以充分发挥司法在最终解决纠纷中的功能。强化民事责任而不是行政责任也有利于减少政府的职能，充分发挥司法在最终解决纠纷中的作用，这也是符合中国加入WTO的要求的。因为按照WTO的有关协议，对成员国的司法救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它要求纠纷应当由司法进行裁判，从而要求进一步发挥司法最终解决的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充分发挥民事责任而不是行政责任的功能，因为民事责任给予了受害人自我选择补救方式的权力，受害人基于民事责任提讼，受害人应当获得赔偿以及获得多大范围的赔偿，都应由法院来最终作出决定，也就是说，最终应由司法统一裁决纠纷。这是完全中国加入WTO的需要的。

至于那种认为民事责任将最终由投资者承担的观点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一方面在上市公司从事违法违规行为时，由其承担民事责任，不仅可以补偿受害的投资者的损失，而且要剥夺其获得的非法利益，即使这些上市公司的非法利益，已为股东所获得，也应当予以剥夺；另一方面，证券法中的责任主体绝不仅限于上市公司，也包括证券公司以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此外，如果上市公司的股东认为公司的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从事违法、违规行为使其遭受了损害，也可以公司、证券法的规定，对这些董事等提讼，从而使其获得适当的补救。

二、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框架体系

关于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是否应仅限于侵权责任，还是应当包括各类民事责任，值得探讨。在英美法系国家证券法中，对于证券市场中违法行为的普通法救济途径之一就是合同法。英美法学者认为，合同法成为证券法上民事责任基础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依据对方的虚伪意思表示而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即解除合同；二是依据违反条件和保证的不同请求承担民事责任，即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大陆法系国家证券法上民事责任的基础主要是缔约过失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可能会由于一方当事人的不谨慎或者恶意而使将要缔结的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从而给对方当事人带来损失；也可能会因为一方当事人的过失直接导致对方当事人的损失。对于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过错方都应承担责任。发行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中掌握信息一方的行为等等都可构成缔约过失责任。在我国，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证券民事责任包括各类民事责任，具体分为：证券违约责任（其中包括证券承销合同的违约责任、证券买卖合同的违约责任、证券上市合同的违约责任、证券委托合同的违约责任、上市公司收购合同的违约责任、证券服务合同的违约责任）；证券侵权责任（其中包括：短线交易的侵权责任、虚假陈述的侵权责任、出具虚假报告的侵权责任、欺诈客户的侵权责任）；证券缔约过失责任。这种对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理解显然过于宽泛，它将完全属于合同法中民事责任的内容也不适当的归入了证券法。

我认为对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而言，如果确实涉及到合同责任，则受害人完全可以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获得补救，例如证券公司欺诈客户，由于两者之间通常存在着委托合同关系，证券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受害人可以提起合同之诉。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规则，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只能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承担责任，如果涉及违约责任虽和证券交易有关，但仍然应当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对投资者来说，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股份、买卖股票，一般与上市公司不直接发生合同关系。尤其是在集中况价的证券交易中，每日参与买卖之人甚多，买卖双方通常并无直接接触，而是通过各自经纪商在集中的竞价机制中撮合成交的.在此情况下，只能适用侵权责任，因为侵权损害赔偿可以赔偿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

根据缔约过失请求也不妥当，因为受害人与不法行为人之间常常并没有发生缔约关系，例如从事内幕交易的行为，与反向交易而受损失的投资者之间并不存在缔约上的关系，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也并不是因为信赖对方将与其订约而造成的，更何况受害人所要求赔偿的并不是一种费用的支出，而是一种实际的损失，特别是一种利润的损失，所以此种责任也不宜采用缔约过失理论。

我认为，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必须是违反了证券法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此种责任主要包括：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操纵市场行为的民事责任；欺诈客户的民事责任。这些责任属于侵权责任，而非合同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我们说要完善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主要是指完善证券法中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些责任具体包括如下几类：

（一）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

我国《证券法》第175条规定“未经法定的机关的批准或审批，擅自发行证券的，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并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中提到，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但此种责任在性质上仍然是行政责任而不是民事责任。因为此处所说的退款，并既非指由证券持有人依据不当得利请求返还，也不是指由证券持有人直接向发行人提出请求或提出诉讼，而是由行政机关责令发行人向证券持有人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可见，该条并没有对民事责任作出规定。由于擅自发行证券的行为完全可能导致实际买卖证券行为的发生，而由于擅自发行证券的行为被宣告无效，必然会出现善意的证券买受人所持有的股票既被宣告作废，其已经支出的费用也不能得到补偿的局面，因此，需要通过民事责任的办法补偿违法发行的证券的善意买受人所遭受的损害。

目前在实践中个别企业违反规定擅自发行内部职工股，如超越政府审批范围发行内部股后被政府确认无效给股民造成损失，由此也提出了股东是否有权请求确认发行无效并要求发行人赔偿的问题。我认为对这些擅自发行内部股的行为，不仅政府有权要求法院宣告无效，股民也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该发行行为无效。因为无效造成的损失，发行内部职工股的企业即使尚未上市，也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种请求的权利在我国证券立法中没有规定，有待于证券法今后进一步完善。

（二）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根据《证券法》第63条之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目前证券法规定得比较完整的关于民事责任的条款。信息披露的目的就在于使证券的真实价值能够为投资者了解，维护证券交易的安全。就信息披露而言，披露人主要不是对合同当事人负有披露义务，而是对广大公众负有披露义务，发行人与股票的最终买受人之间，通常并没有合同关系，尤其是由于信息披露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保证披露文件真实性的披露担保也是法定担保义务而并不是合同义务，所以不能完全以合同义务来确定责任。而应当对虚假陈述的行为规定侵权责任。但该条规定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表现在：

第一，责任的主体不完全。从该条规定来看，责任的主体包括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以及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在该条的规定中，责任主体并没有包括发起人，此处所说的发起人是上市公司的发起人，它与发行人、董事等属不同主体，不可混淆。事实上，各国证券法一般皆规定了发起人之责任，此前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所规定的表示不实民事责任人中有发起人。遗漏对发起人责任之规定是不妥当的。

第二，对请求权的主体没有作出规定。在虚假陈述的情况下，是否所有的投资者都有权提出请求？我们认为一般来说，原告是指受损失的投资者，也就是说，必须是信赖虚假陈述而从事证券交易，因此遭受损害的人。

第三，对上市公司而言，不必要区分故意和过失，只要其陈述的内容不真实，即使这种不真实是因为疏忽而遗漏，上市公司也应当承担责任。对中介机构而言，则应当区分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其出于故意，且与上市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则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没有形成恶意通谋，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如果是轻微的过失，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证券发行人在证券发行与交易过程中，不仅是信息源的控制人，最了解影响投资人投资决定或证券价格的信息，所以应该具有最高的注意义务，专业机构是证券发行与交易的重要参与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对招股说明书及有关的材料的相关部分出具报告或意见并签字，应当尽到合理谨慎的审核义务就足够了。

第四，《证券法》第202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给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处明确规定对中介机构违法行为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民事责任为连带赔偿责任，这也值得商榷。一方面，从侵权责任角度来看，连带赔偿责任通常适用于共同侵权行为。因为在数个侵权行为人彼此之间具有主观上的共同的情况下，才能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连带的基础在于其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然而，在中介机构实施弄虚作假等情况下，不一定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都具有共同意思联络，所以也很难说他们之间的行为都是一种共同侵权行为。除非原告能够证明中介机构及其成员具有故意和恶意通谋，则不能适用连带责任。另一方面，实施虚假陈述主要过错在于上市公司，因为上市公司控制了信息来源，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中，中介机构是难以了解和核实的，还应当看到，如果要由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当受害人单独向中介机构提出诉讼时，这些中介机构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财产对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负赔偿责任。据此，我们认为在虚假陈述的情况下，主要还是应当由上市公司承担责任，而中介机构应当承担补充的责任。

（三）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

我国《证券法》第183条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内幕人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漏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所得的证券，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非法买卖的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该条中并没有规定民事责任，这显然是我国证券法的一大疏漏。

我国证券立法没有确立证券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请求权的主体或损害难以确定。从表面上看，内幕交易只是是行为人获得了利益，但是否造成了股民的损害尤其是哪些特定投资者的损害是很难确定的，因此难以确立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我认为，请求权的主体应当是因从事内幕交易的行为而遭受损害的反向交易人员，并非所有与内幕交易者同时从事反向交易受损失的投资者都是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请求权主体，都能成为合格的原告。只有那些善意地从事反向买卖的投资者，才能成为请求权的主体。如果他们应当获得而没有获利，不应当受损而招致了损害，就可以要求从事内幕交易的人赔偿损失。由于内幕信息实际上也是一种公司财产，所以在董事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泄露内幕信息，获取不正当利益，公司也可以以其违反了诚信义务，侵害了公司财产为由，要求董事等从事内幕交易的人员承担赔偿责任。在确定请求权主体时，也应当考虑时间问题，只有将内幕交易发生到该内幕信息公开之日买进或者卖出的所有投资者包括在请求权主体内，才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受害人在因内幕交易行为遭受损害的情况下，要证明内幕交易与其遭受的实际损失之间具有因果联系常常十分困难，因此可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即由受害人举证证明知情人员利用了内幕信息并使其遭受损害，而要由被告证明原告的损害完全是因为自身的判断错误等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被告要证明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间没有因果联系。

关于内幕交易的被告。证券法第68条规定了知悉内幕交易的知情人员，无论是通过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渠道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士，从事内幕交易的行为人都可以成为责任主体，但知情人员只有在利用内幕信息时才能构成内幕交易，也就是说，知情人员必须利用内幕信息买入或卖出证券，或者将内幕信息透露他人，或者根据内幕信息对他人的交易行为提出倾向性意见等，如果没有实际利用的则不构成内幕交易的责任。至于转述内幕信息的人，则应当确定其是否违反了法定的不得披露的义务，如果偶尔听到他人交谈某一信息，而将该信息转述给他人，则不应当承担内幕交易信息的责任。

（四）操纵市场行为的民事责任

我国《证券法》第71条规定，禁止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但是在证券法中，对操纵市场行为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民事责任。长期以来许多庄家在证券市场中恶性炒作、幕后交易、操纵股价获取暴利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害了证券市场的秩序，而且造成了许多中小投资者的损失。对于违法违规的庄家，单纯靠行政责任不足以遏制其行为，应当允许广大受害的中小股民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损害赔偿。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有效地遏止住中国证券市场中长期存在操纵市场的恶行。

在行为人操纵市场的情况下，无论是否恶意串通，如果这种行为是按照既定的交易规则进行交易，则按照证券法第115条不能简单的宣告无效，因为对操纵市场的行为宣告无效，将会影响重多投资者的利益，在宣告无效时，也难以适用返还财产的责任。在操纵市场的情况下，应当区分两种情况，一是操纵者与受害者之间具有交易关系，即受害者是从操纵者手中买入或卖出股票的，在此情况下，受害者可以寻求合同上的救济。二是操纵者与受害者之间不存在交易关系，即受害者不是从操纵者手中买入或卖出股票的，对此情况，主要通过侵权责任来为当事人提供救济。然而，侵权行为的受害者也应当加以明确界定，即只应当限定在股价纵期间，高买低卖的股民。如果股民不是在股价纵期间购买的股票，或者其在纵期间低买高卖的，则不能认定为受害者。

（五）欺诈客户的民事责任

我国《证券法》第73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事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违背客户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不在规定时间内向客户提供交易的书面确认文件，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帐户上的资金，私自买卖客户帐户上的证券，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为牟取佣金收入，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交易，以及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我国证券法在法律责任中，也详细规定了欺诈客户的责任。如证券法第192条，第145条等都规定了欺诈客户的责任。但这些责任主要是刑事的和行政的责任，也并未规定民事责任。一般来说，欺诈客户主要是合同责任，应当由合同法调整，但在例外情况下可能会涉及到侵权责任。例如，为牟取佣金收入，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交易，尽管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也违反了基于委托合同所应当承担的诚信义务，但是它毕竟诱使客户与他人从事证券交易而并不是与自己从事证券交易，受害的客户基于合同很难向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基于合同提出请求，在此情况下，又使他人遭受财产损害，实际上是侵害他人的财产权，所以受害人可以基于侵权行为诉请赔偿。可见，对此种行为也可以在例外情况下规定侵权责任。

如果将欺诈客户的行为也认定为侵权，必须要解决民法学理论上的一个难题，即欺诈本身是否构成侵权问题。一般认为，欺诈主要是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并不等于侵权。将欺诈作为侵权存在两个弊端，一是尽管有可能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害提供了补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合同的效力问题。合同是否继续有效，是否应当继续得到履行，并没有解决。所以，与其适用侵权责任解决欺诈问题，还不如采用无效或可撤销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欺诈常常是在缔约之际发生的，但在合同关系发展过程中，利益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原来的欺诈行为的受害人可能愿意接受欺诈的后果，而实施欺诈行为的一方甚至也可能不愿接受欺诈的后果。如果把欺诈当作侵权行为，则从理论上讲应当当然宣告合同无效，满足欺诈人的请求。但如果将欺诈作为一种影响合同效力的行为，只能由受害人来主张。事实上，我国合同法第54条是将欺诈行为（除损害国家利益的以外）作为可撤销合同来对待，也没有将其视为侵权。然而，就证券侵权而言，可以将欺诈行为作为侵权对待。因为证券侵权民事责任是一种法定的责任，行为人所违反的是一种由证券法所规定的法定义务。将证券欺诈作为侵权处理，属于民事侵权的一种例外。

三、证券市场民事责任构成要件若干问题

如前所述，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主要应当是侵权责任。所谓侵权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对其侵权行为所应当承担的民法上的责任。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通常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损害事实，过错，因果关系。下面对证券市场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作出具体的分析：

（一）损害事实

所谓损害是指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不利益。损害包括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和死亡以及其他人格利益的损害、精神损害，损害事实作为确定责任的因素，是侵权责任构成的前提，尤其对于证券市场的民事责任而言，主要是侵权损害赔偿，因此必须具有损害才能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关于损害事实的存在应该由受害人举证证明。

在证券市场中，因违法行为而造成的投资者的损害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损害的法定性。即损害事实必须是行为人违反有关证券的法律法规而造成受害人的损害，如果是因为行为人违反其他法律规定而给受害人造成了损害，应属于一般侵权责任的范畴，并应通过其他民商事法律规范予以救济。第二，损害必须是财产损失。因违反有关证券的法律法规所造成的损害仅仅限于财产损失，而不包括人格利益的损害以及精神损害，对于人格利益的损害以及精神损害，证券法不应该提供补救，而应该由一般的侵权行为法提供补救。第三，损害必须具有客观性和可确定性。既然证券市场中的民事责任主要对财产损失提供补救，所以这种损害必须是权利人遭受的实际的、可以确定的损害，并且可以用金钱计算。这种损害既可以是直接损失，如因为庄家恶意操纵市场使被害人的股票被套牢，由此遭受的股价下跌的损失；也可以是间接损失，如因上市公司的误导已造成证券市值的减少或公司被停牌，证券价值的必然减少等。但无论如何，损害必须是已发生的或将来必定要发生的，且必须是正常人以一般理念和现有物质技术手段可以认定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第四，损害的可补偿性。即侵权行为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必须是通过法律手段可以补偿的。投资者产生损害，必须对其损害承担举证责任。证券的交易通过电子系统来进行，投资者的损害不如实物那么明显。在证券无纸化交易的时代，电脑记录着证券市场中的每一笔交易，而且每笔交易完成后，投资者均可以获得一份交割清单，清单上明确记载着交易的品种、数额、价格、时间、交易费用等，投资者可以此作为法庭的证据。

（二）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与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确定的重要条件。因为责任自负规则要求任何人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应负责任，而他人对此后果不负责，由此必然要求确定损害结果发生的真正原因。证券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其独特的特点，在美国根据有关的判例，对因果关系也要求在确定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时，必须就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举证。对因果关系的证明，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证明有交易因果关系存在，这就是说，原告要证明如果没有被告的违法行为，交易就不会完成，至少不会以最终表现的形式来完成。二是损失因果关系的证明，这就是说原告应当证明，原告的损害与被告的违法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

应当看到，在证券市场交易中，由于股民和上市公司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交易，常常是通过经纪人、证券公司等来成交的。所以受害的股民在因果关系的举证方面经常遇到困难。为保护投资者，美国逐渐发展了对市场欺诈理论（Fraudonthemarkettheory），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该理论认为，在正常发展的证券市场下，任何重大不实陈述或遗漏，均可能影响股票价格，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被告作出了公开不实陈述、该不实陈述是重大的、市场价格受到了不实说明或遗漏的影响，原告在不实陈述作出后到真象揭露前的时间段内交易该股票，就可以推定投资人对于重大不实陈述或遗漏产生了信赖，并受到了欺诈。不过，美国学者Black教授认为，“在原告投机之情形，不应受到信赖推定之特别保护，法院此时应要求该原告举证证明其对被告所分开之文件有实际之信赖，方属妥当。”我认为，这一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在证券市场中，如果投资者因为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作出的虚假陈述，形成了合理的信赖并作出了投资，并因此遭受了损害，则应当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与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联系。信赖的存在表明了因果关系的存在，这样，因果关系的证明不是直接证明被告实施了针对原告的积极侵害行为，而只需要证明被告是否作出了某种虚假陈述，这种虚假陈述是否影响到市场交易，在被告的行为影响到市场交易时，原告是否实施了交易行为，并是否因此遭受损失。换言之，原告需要证明的并不是被告实施了针对原告的某种积极行为，而只证明被告的行为具有某种不法性，这种不法行为是否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联系。在判断这种因果联系时，确定原告是否对被告的行为产生某种合理的信赖十分重要。当然，这种信赖必须是合理的，也就是一个一般的合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够产生此种信赖，而不是盲目的信赖。在确立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时有关损失的因果联系可以采用推定的办法，但应当允许行为人对此种推定提出抗辩，如认为其行为没有影响到股票价格的变动等等，从而否定对该因果关系存在的推定。

（三）过错的认定和推定

所谓过错，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换言之，是指行为人通过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状态。在证券法中也应该采纳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原则。由于在证券发行市场中，受害人对侵权人的主观过错难以举证证明，因此各国证券法中大都规定了以过错推定作为虚假陈述责任人的归责原则。我认为，我国证券法也应该采纳过错推定原则，例如，对发行人和发起人对证券发行虚假陈述的责任采纳了过错推定责任。《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只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17条规定了全体发起人对虚假陈述承担责任。此种过错实质上是一种推定的过错，也就是说，只要发行人和发起人违反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从事虚假陈述的行为，便可以推定其具有过错，其行为具有一种法律上的可归责性，因此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有关证券市场中行为人的过错的认定与推定有如下问题值得探讨：

1、我国证券法对于发行人采取了过错推定的方法。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3条的规定，“发行人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证券法》第177条规定：“经核准上市交易的证券，其发行人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尽管此处没有规定民事责任，但从该规定可以认定立法者在确定发行人责任时，并没有要求受害人举证证明发行人主观是否具有过错，而只要证明其实施了上述行为，就可以推定其具有过错。据此可见，只要发行人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并不真实、准确、完整，发行人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的，就可以推定发行人具有过错而应承担责任。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对发行人实际上采取了一种过错推定的方法。这种规定，免除了受害人对发行人的过错加以举证的负担，有利于严格保障有关证券发行规定的执行，也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当然，发行人可以通过反证证明其行为是合法、正当的，从而否定对其过错的推定。

我认为，对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经理采取过错推定责任则过于苛刻。这些人员只要证明其尽了合理调查的义务，就应当可以要求免责。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绝对之责任，就保护投资人而言，固有其优点，但对发行人以外之人，如已尽积极调查或尽相当之注意义务，即使无过失，仍须负连带赔偿责任，实属过苛，殊不足以鼓励各该人员依其职责防止公开说明书之不实制作。”

2，专业中介机构的过错。专业中介机构在公开文件的制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一些专业性的意见都由中介机构制作，投资者也对中介机构产生合理的信赖。当然，专业中介机构仅对其表明承担责任的部分负责，而不是对整个披露文件负责。然而，我国证券法规中对专业中介机构的规定却似乎是只有他们主观上故意时，才需要承担责任。例如，《证券法》第202条规定，专业中介机构“就其负责部分的内容弄虚作假……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规定，表明了中介机构只有在故意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我们认为，这种规定并不完全合理。因为规定只有在中介机构具有故意才承担责任，这将会使受害人在提讼以后遇到举证上的困难。因为中介机构陈述不实的事实是可以证明的，从这些事实中可以证明其主观上确有过错，但要求受害人必须证明其故意的弄虚作假则十分困难。因为中介机构可以以各种理由证明其所作的虚假陈述是由于过失和疏忽造成的，并不是故意的弄虚作假，从而可以免于承担责任，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我认为，应当将“弄虚作假”，改为“不实陈述”。

3、证券承销商的过错。根据我国《证券法》第24条的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当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得进行销售活动。这就表明完全采用了过错推定的做法，即一旦发现其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便推定其具有过错，便应使其承担责任。我认为这种规定也不完全合理。因为承销商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知道发行人的实际情况，而且发行的利益主要也是归属发行人，要求其承担和发行人一样的责任，未免显得太苛刻。证券承销商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参与公开文件的制作，因此，要求承销商对公开文件的虚假陈述承担责任也不完全合理。如果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并不利于督促承销商对发行人的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从而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我认为对承销商的责任仍然应当采用过错责任。

4、内幕交易与操纵市场行为中的过错问题。在证券交易市场中，针对内幕交易与操纵市场行为的归责采取的都是过错责任原则。从我国《证券法》第67、68、69条规定中“知悉”、“知情人员”等用语可知，我国证券法中要求内幕交易者承担民事责任时，必须是其主观上具有故意。在内幕交易中，有两种故意的情形：一是故意隐瞒内幕信息并据此进行内幕交易；二是故意向人提供内幕信息或窃取内幕信息从而进行内幕交易。在我国《证券法》上由于第67条明确规定了，“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活动。”因此，只要能证明行为人意识到他违反证券法该项禁止性义务而进行证券交易、建议他人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那么就可以认定该人具有故意。在认定操纵市场行为人的过错时，尽管原告不需要证明自己信赖了被告的行为，或被告有“明知或恶意”（scienter），但必须证明被告有操纵的意图（willful）；我认为这一规定是十分合理的。

就违法行为过错的举证责任问题而言，各国证券法在确定证券发行人之外的人员的归责原则时，基本上都采取了过错推定的原则.也就是说，他们只有能够证明自己恪尽职守和合理调查才能免除承担责任。因此，受害人不需要负担证明违法行为人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

四、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诉讼机制

加拿大学者安斯曼等人指出：“对于因违反证券法而造成的所有损失进行赔偿的理想是说起来容易，而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尽管我们认为强化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是必要的，但这种民事责任的诉讼机制在操作上会遇到很多诸如诉讼当事人应如何确定、如何计算损失等技术上的难题。尤其是因为上市公司股民人数众多，一旦发生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往往会造成大量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如果允许股民通过民事诉讼获取赔偿，此种诉讼必然会形成当事人众多，所涉金额巨大的特点。如何一并解决众多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仍然是法律上需要研究的课题。

许多学者建议，依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证券民事责任的诉讼中，应当采纳共同诉讼和集团诉讼的模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将“人数众多”界定为一般指10人以上。这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它是为解决人数众多的群体性纠纷而设立的一种当事人制度。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代表人诉讼，而并没有规定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与英美法国家实行的集团诉讼不同，主要表现在：集团诉讼强调多数人在同一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上的联系，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只强调诉讼标的的同种类；集团诉讼代表人的产生有选任和以默示认可两种方式，而代表人诉讼中的代表人产生必须要明示选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选定代表人诉讼，无疑可以成为证券民事诉讼的一种模式，此种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由受害的股民推选自己的代表人进行诉讼，从而可以避免大批的股民涌进法院而产生的矛盾。如果这些代表人可以与股民之间有效的沟通，也可以在发生纠纷以后通过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然而，此种诉讼也有其固有的缺点，表现在，一方面，由于证券民事诉讼一旦发生，股民人数众多，如何选定代表人在操作上十分困难。诉讼代表人应当具有相应的诉讼行为能力，能够正确履行代表义务，善意维护被代表的全体成员的合法权益。但在发生纠纷以后，要众多的股民选择符合上述条件的代表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无法选出合格的代表人又可能会引发新的纠纷与矛盾。另一方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在代表人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的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但在证券民事诉讼中，由于股民众多，但许多股民所遭受的损害可能数额不大，权利人为避免麻烦不来登记，并且在诉讼时效内也不主张权利，违法者受判决确定的赔偿额大大低于其违法所得利益，这样民事责任不但不能起到最大限度地救济受害者的作用，反而放纵了违法行为人。还要看到，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人的当事人同意。”这一规定在操作上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因为代表人在选定以后，要代表股东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都必须要召集股东开会，并征得其同意，这在股东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既很难实现，即便实现，也要付出极高的成本。

我认为可以采取两种模式来解决证券民事诉讼的问题：一种是借鉴国外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担当”制度，即赋予某些团体以诉权，使其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所谓诉讼担当，是指本不是权利主体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第三人，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享有管理权，以当事人的地位，就该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而行使诉讼实施权，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诉讼担当制度有两种类型，一是法定的诉讼担当，是指基于实体法或诉讼法上的规定，由法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对于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管理权；二是任意的诉讼担当，是指权利主体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赋予他人以诉讼实施权。在证券民事责任的实现中，这两种诉讼担当方式都是可以采取的。这就是说，如果投资者愿意委托某人或某机构为其行使诉讼实施权，则应当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尊重其选择，而承认其委托诉讼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如果其不能或无法选择诉讼担当人，则可以由法律或法规规定的某个机构作为其诉讼担当人。

另一种做法是通过对民事诉讼法或证券法的修改，扩大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即允许某些团体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能够直接代表众多的股民提讼。从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代表人必须是由当事人推选的，且参与诉讼时诉讼的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但这些限制条件对于证券民事诉讼来说，都不大适合。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扩大代表人的范围，即允许某些团体不是以股东的诉讼受托人的身份，而是以诉讼代表人的身份代表股东在法院提讼。其在诉讼中，只要是善意维护股东的利益，则可以就变更、放弃自己的诉讼、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和和解等事宜独立地作出决定。

那么应当由何种机构作为股民的诉讼代表人？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由证监会代表股民。对于证监会是否能够代表受害的股民提讼，我国证券法并没有规定。从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尚未有此先例。固然，由证监会代表股民提讼具有很多优点，例如证监会代表股民比单个股民到法院，更容易作到既解决纠纷又不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且作为专门的管理了监督证券交易的结果的机构，证监会依法也负有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职责，由证监会代表股民，更能体现我国政府对广大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与关注。尽管在诉讼中，证监会作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处于诉讼主体地位，丝毫不影响证监会的权威性，相反，则进一步提高证监会在广大股民心目中的威信。然而，由于目前证监会各种监管任务、指导工作极为繁重，其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资源也非常有限，如果过多的介入各种诉讼，不仅会妨碍其正常监管职责的履行，也无法有效的维护其所代表的受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从当前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证监会代表股民提讼仍不现实。

我们认为，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仿照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一样，专门成立一个“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机构。该机构属于民间性的非营利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以及接受受害投资者赋予的诉讼实施权，代表投资者提讼。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可以帮助解决当前投资者、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交易所以及监管机关之间所产生的各种纠纷与矛盾，使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发生的民事争议不必都因成为妨害社会稳定的因素，而被集中到各级政府手中；成立这样一个机构，还可以及时反馈证券市场各种信息，帮助政府监管部门监控二级市场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有关该协会的资金来源问题，我们认为，一方面可以从政府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人的罚款、没收中抽取一定比例，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从证券交易费用中提取适当的一部分而设立专项基金。尽管该机构并不是每一桩具体证券违法行为的受害者，但由于其是股东所成立的机构，直接代表股东的利益，依法负有维护股东权益的职责，因此也应当具有在法院代表股东提讼，从事诉讼活动的职责。

民事责任论文篇5

关键词: 董事/第三人/民事责任 内容提要: 为了强化董事责任，绝大多数国家立法确立了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制度。而我国立法上并未规定此项制度，这不利于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为顺应国际潮流，我国未来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制度在责任的认定上应当采用主观标准。在责任主体上，应当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责任主体范畴。在第三人范围选择上，将公司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也纳入到保护范围之中。在责任承担方式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第三人损失时，应对第三人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我国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立法现状 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法人本质采用的是“法人实在说”的相关理论，法人机关行为看做是法人的行为，其后果由法人承担。《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了法人对其机关成员的职务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49条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规定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未规定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未规定法人机关成员对其职务上的过错行为也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从而否认了法人机关成员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我国旧公司法中没有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相关规定。但《海南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第106条明确规定了董事承担责任的种类即连带责任，也明确了责任的性质即民事赔偿责任，可谓开我国立法之先河。但是可惜的是，这只是我国海南地区的地方性立法，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海南地区。现行《公司法》第21条、第113条第3款、第150条，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赔偿责任。然而对于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方面，公司法虽然较之以往有了很大发展和进步，增加了法人格否认制度和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但相对于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我们认为还是有所欠缺的：第一，《公司法》第16条，如果出现董事越权的行为，违反章程规定的限额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如果担保协议无效的话，债权人无法收回债权，由此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公司法没有具体规定。第二，《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如果是董事滥用职权，那么此时应该如何确定赔偿责任人？我国有很多公司，特别是一些私营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往往不是实际出资人，董事完全控制了公司，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根本不可能会起诉董事。第三，《公司法》第153条虽然明确了股东直接诉讼权所指向的对象是董事，但却没有明确董事应该对此负赔偿责任，提起诉讼后是应该起诉其停止违法行为的侵害，还是起诉其应承担赔偿责任？总之，我国公司法中董事对债权人作为第三人的利益保护的规定还处于空白状态。 98《证券法》第36条规定了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该条的规定包含了董事对股东或债权人的个人责任，但其责任性质是否为法定责任尚值得探讨。即便如此，证券法能规定董事的个人民事责任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200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确立了虚假陈述中董事对股东的责任。该司法解释第21条规定：“发起人、上市公司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前款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免责。”可以说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已开始确立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制度。 总之，我国除了在证券法和地方立法中可看到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有关规定外，在民法通则和公司法中均没有董事对第三人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一般性规定，由此造成了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不充分的事实。 二、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基本理论 （一）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概念 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非传统公司法应有之概念。随着现代公司中董事会权限的不断扩大，各国经济生活对债权人利益保护与交易安全维护的呼吁日益加深，各国民商事法律制度对此做出反映。与此同时，有些国家，如日本、韩国在其公司法教材或专著中开始出现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概念，并作为与董事对公司责任的相对应、相并列的另一种董事责任类型予以独立出来。例如日本学者末永敏和的定义为：董事因恶意或重大过失怠于职务损害第三者利益时而承担的责任，其中第三人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韩国李哲松的定义为：董事因恶意或重大过失 懈怠其任务时，该董事对第三人承担的连带损害的责任。其中第三人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我国尚未建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传统公司法教材中也少见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著述，但我国公司法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世界公司立法和理论的动向，并认为确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这一责任形式是现代公司法的发展趋势。其中，有些学者还对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作出了定义。如王保树定义为：董事履行职务犯有重大过错，致使第三人受有损害，与公司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第三人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主要是间接损失。 综合以上学者定义的共同点，可以归纳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概念，即：公司董事履行职务有重大过错致第三人受损害时，对他人负有的损害赔偿责任，其中第三人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二）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要件分析 1.责任性质。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日本和韩国具有代表性。在日本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主要体现在《日本公司法典》第35条第1款，第429条第1款，第430条，和《日本商法》第266条。关于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性质，在日本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为特殊侵权责任说。第二种为一般侵权行为特则说。第三种为特别法定责任说。此说为日本法学界的通说。该学说认为，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是与民法上的侵权行为责任完全不同性质的责任，其是由公司法特别规定的责任。董事在承担该条规定之责任的同时，也负有民法规定的责任。如果董事一个行为同时构成本条规定的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与民法规定的一般侵权行为责任，则构成了请求权的竞合，赔偿权利人可依据竞合的法理要求董事承担责任。韩国关于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规定体现在其公司法第401条。关于该条规定的责任的性质，在韩国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特殊侵权责任说。持此观点的学者是少数。二是法定责任说。支持法定责任说的学者为多数，其认为，由于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与侵权行为无关，只要董事具备侵权行为要件，可形成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责任与侵权行为的竞合。英美法系国家董事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是建立在违反一般普通法的注意义务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失侵权责任。在英美过失侵权责任制度（the tort of negligence）被视为一种独立的侵权制度，这是英美国家为了归类和方便起见，把所有应为无意的侵权行为所导致的侵权损失归类在过失侵权项下的而独立存在的一项侵权制度。 纵观两大法系国家的立法，均规定董事与公司一起共同地或连带地对第三人承担责任。但在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性质的认识上，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认识不同，英美国家认为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是以董事具有注意义务为前提，建立在过失侵权的基础上的过失侵权责任。注意义务是一个弹性十足的义务，客观情况不同，董事自身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不同，董事对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也就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韩国通说均认为，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是特别法定责任。这种特别法定责任，不排除与董事的行为在构成一般侵权行为时的竞合，所以这也就意味着董事不仅仅就公司法规定的义务向第三人承担责任，如果董事的行为也构成非公司法规定的侵权责任时，第三人可以选择对自己的最为有利的法律，因而有利于强化董事责任，加强对第三人的保护。 2.构成要件。构成要件上主要分析三方面的要件即主体要件：第三人范围，主观要件，客观要件：行为违法性、损害和因果关系。 第三人包括哪些人，仍然是仁智各见，众说纷纭。在英美国家，已经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了公司利益不仅包括自身利益、公司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还包括雇员、公司所在社区等社会公众利益。因此，其第三人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等。在美国，Jacobs法官在AP SmithManufacturing Co.诉Barlow一案中指出：“在公司制度成立的时候，社会气候要求公司不仅要考虑私人利益，也要考虑公众利益。现代社会同样要求公司在对个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必须作为社会成员对其所在的社区承担责任。”至此以后，美国有些州的公司法便授权公司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必须考虑股东以外之人的利益，如公司雇员、债权人、顾客，甚至一般社区公众。在大陆法系国家，日本商法第266条第3款虽然规定了董事执行其职务时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对第三者负连带赔偿责任，但没有明确规定这里的“第三者”到底包括哪些人。目前日本通说认为，所谓“第三者”，指董事所任职公司以外的人，包括公司债权人、公司现行股东、公司前股东、公司股票认购人、公司侵权受害人等等[11]。在韩国，李哲松则认为：“第三人不仅包括公司债权 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而且也包括股东或股份认购人，若股东所受的损害中包括间接损害，就等于股东先于公司债权人受偿，因此应将此排除在外，判例也将股东的间接损害排除在外。第三人，广义上是指公司以外的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股东或股份认购人。”[12] 在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设计中，各国一般都以董事的过错行为作为责任构成的行为要件。但过错作为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是行为人主观意志和违法行为的统一，其认定有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两种标准。前者以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心理状态的有无作为过错有无的判断标准。后者以某种行为标准来判定行为人有无过错[13]。关于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件的标准，一种是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标准，此标准以日韩为代表。另一种是我国台湾公司法所采取的“违反法令”的客观标准。 客观要件包括：行为违法性、损害和因果关系三个方面。行为是指行为人在其内心意思支配下的外在表现，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依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公司法的规定，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必须是执行职务的行为。而何为“执行职务的行为”？对此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其一为法人意志说。其二为行为人意思说。其三为行为外表说。本人认为采行为外表说，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商事交易的快捷性以及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商事交易普遍采取外观主义，即董事的行为在外表上表现为是执行公司的职务，并且第三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其在执行职务，那么由此而造成第三人损害，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董事应与公司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所谓损害乃法律主体之财产或身体遭受非法侵害所受到的不利益。无损害即无责任，损害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可或缺。同样，第三人因董事的行为导致其利益受损，这是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结果要件。在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中，根据损害是由损害事故直接引发抑或间接引发，可分为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直接损害，即事故直接引发之损害，非直接引发而系因其他媒介因素之介入所引发之损害则为间接损害[14]。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国通说认为，一定的损害事实是由该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而该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正是引起一定损害事实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一行为，就不会发生该损害事实。因此，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指的是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必然的因果联系[15]。 在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中，必须是董事履行职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第三人的损害，董事才与公司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同时，第三人的损害必须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尚未发生的损害不具有确定性，不构成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其次，第三人的损害必须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第三人凭主观上的感觉或臆想而得出的损害。在董事的行为与第三人损害的因果联系中，如果第三人的损害是董事行为的直接必然的结果（即直接损害），则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如果第三人的损害是董事行为后果而引起的（即间接损害），则是间接因果关系[16]。在间接损害的场合下，由于董事的行为直接造成的是公司的损害，而第三人受损是因公司受损害而受影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其他因素的介入，第三人受损，并非一定是因为董事行为致公司受损的结果，公司受损，也并非一定导致第三人的损害。例如，董事恶意做风险过高的投资而导致的公司资产减少，并不一定对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害，只有董事的行为致公司没有能力履行对公司债权人的债务，导致公司陷于破产时，董事的这一恶意投资行为才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此时，因公司破产而受损的第三人才能要求董事对自己的间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董事在与作为第三人的公司债权人之间，董事的行为与债权人的损害之间无论是直接因果关系还是间接因果关系，董事都应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董事的行为与作为第三人的股东之间的损害如果是直接因果关系，董事应与公司对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是间接因果关系，则董事不存在与公司对股东的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股东的损害由股东代表诉讼来救济。 三、建立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制度的思考 （一）建立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制度的必然性 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要求随着现代公司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也逐渐增大，要求公司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公司已不在简单地称为股东的公司，公司更应当看做一个利益相关者博弈的平台。公司的繁荣和兴旺总是同公司股东、公司雇员或债权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司的利益还指包括公司 股东、公司雇员和债权人利益在内的一种综合利益，公司的稳定、协调和健康发展是公司利益实现的基础，也是公司股东、债权人和公司雇员利益得到实现的根本保障。所以，董事在行为时负有考虑公司股东、债权人和雇员的利益的义务是公司董事所承担的善意为公司利益行为的义务的逻辑延伸和必然要求。 强化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已是当代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公司治理的趋势和潮流。《德国股份公司法》第93条，《日本商法》第26条，《韩国公司法》第41条，《台湾公司法》第23条都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英美，“董事直接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通过过失侵权责任制度（the tort of negligence）来解决，过失侵权责任制度被看做一种独立的侵权制度，此种独立的侵权制度长久以来得到英美司法的普遍承认”[17]。而在我国，公司法第149条、150条和152条虽然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承担的责任，但仍未明确规定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出，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均明确了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为了顺应世界立法的潮流，及适应我国经济生活的实践需要，我国也应该明确规定董事对第三人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立法建议 江平先生曾言，在法人的责任和它的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的责任之间找出一个较为适当的标准和合理的责任分摊就是法律制订和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18]。但这一制度的建立，并非要完全破坏“法人实在说”下所建立的公司对外承担独立责任的责任体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责任体系进行调整。即在一般情形下，董事的行为有一般过错并造成他人损失的，仍应由公司独立对外承担其机关成员董事的行为所造成第三人损失的责任，董事的责任可由公司决定是否进行追偿或处罚。但在特殊情形下，即董事的行为具有重大过错并客观上造成了第三人损失事实时，除要求公司仍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外，应抛开董事纯粹是一种公司机关，董事个人的人格为公司法人人格所吸收的组织法上的角色，强制董事个人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来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 未来立法上，本人认为在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认定上应当采用主观标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立法标准有两种，一种是以日韩为代表的主张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标准；另一种是台湾公司法所采取的“违反法令”的客观标准。根据新《公司法》第153条的规定，董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是构成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的要件之一。可见，我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是以董事行为的客观违法性为归责原则的，这一点效仿台湾公司法。采用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相同的客观标准（此标准只考虑客观后果而不注重主观心理状态）在认定董事责任的现实中存在很多的弊端，违反法律法规和恶意重大过失所针对的行为范围是不一样的。现实中很可能存在如下两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其一，董事的行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但却没有违反法律和法规；其二，董事的行为只有轻微的过失但却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现行的归责标准，第一种情形应当承担责任而无需承担责任，而第二种情形不应当承担责任而需要承担责任。因此我认为应当采用同日本立法规定相类似的主观标准，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范围扩及到虽未违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但对公司经营有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而造成第三人损害的情形，只要董事在主观上保持善意和必要的谨慎，就可免责。同时，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为归责原则。在董事履行其法定和约定的职责时，负有维护公司利益和保护交易安全的双重责任，因此而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在董事代表公司同第三人进行交易时，只要能够以诚实信用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不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就可以认定董事已经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不应该为此行为的后果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这样既能较好地平衡公司、董事、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又能促使董事积极合理地为公司履行职责。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中，责任主体一般应是董事。但我国《公司法》第153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不仅有董事，而且还包括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公司法的立法解释，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可见，与国外立法例相比，我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在责任主体范畴的规定上更为宽泛。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公司法上规定公司经理制度，法律也明文规定经理的职权与义务。故在我国，经理职权与董事职权一样，都是一种固有权。二是在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经理人控制公司或者经理滥用权力侵害股东利益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故在一定条件下规定高级 管理人员对股东承担义务与责任，可谓是针砭时弊。因此，在我国现有的公司法结构下，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责任主体范畴也未尝不可。 第三人范围上，公司法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股东利益时，股东可以追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人的民事责任，而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时，立法却未做出规定。因此，我们应参照域外相关的立法例，将公司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也纳入到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保护范围。“法人侵权责任与雇佣人侵权责任性质上判然有别，在前种情形下，机关之行为即被视为法人之行为，法人系就自己行为负责，故自概念以言，法人自不得主张其对于机关的选任监督无过失而不负责任。在后种情形，受雇人乃系就其自己对受雇人选任监督的过失而负责，故得举证。”[19]王泽鉴先生这一见解甚为精辟，故在董事与第三人发生责任的情形，公司当然地成为债务人一方。法律基于公司与董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赋予其抗辩权。即便诸如公司破产而无力对第三人承担责任时，在理论上仍应解为连带责任（共同责任）。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是，在特定情形下赋予董事对第三人的单独责任，但在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下，不宜承认董事对第三人仍存在着单独责任，故这种规定尚有不足之处。而在连带责任立法体例中，董事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须由公司与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样的做法，既符合公司与董事共同对第三人负责的法理逻辑，又使得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就不会因董事个人或者公司缺乏偿还能力而落空，故而值得借鉴。因此我们建议第153条应修改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第三人损失时，应对第三人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本条的第三人可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注释: [日]末永敏和：《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163页。 [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4~497页。 吴建中：《公司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沈贵明：《公司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第35条第1款规定：“在发起人、设立时董事或设立时监事，对执行其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发起人、设立时董事或设立时监事，承担赔偿由此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的责任。”见吴建斌、刘惠明、李涛译《日本公司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第429条第1款规定：“高级管理人员等就执行其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的，该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见吴建斌、刘惠明、李涛译《日本公司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第430条则规定：“在高级管理人员等对股份有限公司或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下，其他的高级管理人员等也承担该损害赔偿责任时，各该人成为连带债务人。”见吴建斌、刘惠明、李涛译《日本公司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第1款规定：“董事执行其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对第三者也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第2款规定：“董事对认购书、新股认购权证证书、公司债应募书、事业说明书或第281条第1款的文件应记的重要事项作虚伪记载，或者进行虚伪登记或公告时，与前款同。但是，董事证明对记载、登记或公告未疏忽大意时不在此限。”第3款规定：“第266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准用于前二款情形。” 韩国公司法第401条规定：1.董事因恶意或者重大过失有怠于其任务时，该董事应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第399条第2款、第3款（赞成决议的董事的责任）的规定，准用于前款之情形。 张民安：《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侵权责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4期。 A. P. SmithMfg. Co. v. Barlow案。一家公司捐赠给普林斯敦（PrinCETon）大学1500美元，公司股东认为该捐赠为公司越权行为，应当无效。公司管理者认为，此行为没有越权，因为有利于公司投资和改善公司形象，进而创造了有利于公司活动的环境。并且符合了社会公众对于此类具有社会性公司行为的期待。 [11]曹顺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损害赔偿责任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1 2][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王利明：《论侵权责任中的过错及认定标准》，《民商法研究》（第3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12~717页。 [14]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15]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16]李成林：《论合同责任中的所失利益》，《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 [17]张民安：《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侵权责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4期。 [18]江平：《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朋），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参考文献： 1.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J].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陈卫佐.德国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渠涛.最新日本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赵旭东.新公司法条文释解[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5.樊云慧.英国少数股东权诉讼救济制度研究[J].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6.赵志刚.公司治理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7.张民安.侵权法案例与评析[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8.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杨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10.梅慎实.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运作论[J].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1.张民安.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2.[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M].吴日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3.任小兴.独立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探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5）. 14.史玲.我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现状及反思[J].经济论坛，2006，（19）. 15.高延东.我国公司法确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9）. 16.杨立新.侵权责任形态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 17.张民安.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侵权责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4）. 18.Gerhar，t PeterM，“The death ofstrict liability”，Buffalo Law Review，Vo.l 56 （2008）. 19.MichaelBaram，“Liability and its incence on de-signing for product and process safety”，SafetyScience 45 （2007） 11-30. 20.RobertYoung，MichaelFaure，PaulFenn，“Cau-sality and causation in tort law”，InternationalRe-view ofLaw and Economics 24（2004） 507-523.

民事责任论文篇6

董事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是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的重要红成部分。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公司法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即肛东、债权人及雇员的民事责任。如(日本商法》第2“条之三敖定:董事执行其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对第三人负连带扭害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公司法第23条规定:公司负责人对于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连带负赔偿责任。与其他国家普遍规定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法律实践相比，我国公司立法在这方面明显滞后。1998年1:月29日通过的(证券法》规定，证券发行人信息披露不实时，发行人与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对投资者负连带贻偿责任。此为开我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之先河规定，但公司法缺乏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一般规定。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修订通过的新《公司法》与原公司法相比，除增加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规定外，几乎没有规定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规定。与旧法相比，虽然有一定进步，但笔者认为还存在着重大缺陷。其不但没有规定董事对债权人的民事责任;而且，其关于董事对股东责任的规定也有不明确之处，例如所谓“损害股东利益的”，是指直接损害股东利益，还是间接损害股东利益，或者两者都可。显而易见，公司法排除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立法，不利于对董事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客观要求。有鉴于此，本文即以国外公司法相关法理为基础，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就公司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进行分析论证，希望能对此类问题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董事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理基础

(一)公司机关理论与对第三人保护

公司作为法律上的“人”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为了使公司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负担义务，法律为其设定了形成、表示与执行其意思的机关，即公司机关。其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公司机关是根据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产生的。2.公司机关是形成、表示与执行公司意思，并行为即公司本身的行为。3.公司应对公司机关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4.公司机关是公司的组成部分。董事会是公司的重要机关，当今世界董事会模式主要有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英美模式。无论在哪种模式下，董事会均是股份公司的必设机关，其负责公司业务的具体决策与执行，具有很大的权限。董事会由董事组成，董事一般由自然人担当。因此，必须将作为公司机关的董事会与作为机关担当人的董事区别开来。作为公司机关的董事会是公司的必要成分，其本身并无法律人格可言;而作为机关担当人的董事仍具有自然人的人格，董事在以公司名义为公司行为时，其人格即为公司人格吸收，仅是作为公司机关之一的董事会的构成部分。故此，一般认为董事的行为非担当董事的自然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公司的行为。因此，对董事行为的后果，不论是其职责范围内行为，还是职责范围外行为;不论是对相对人有利的行为，还是对相对人不利的行为，均由公司承担，与董事个人没有直接法律关系。这表明了董事行为是公司机关的行为，董事作为自然人与公司的关系是:董事是作为公司的一部分而行为，董事与公司是“同一个人格，‑Ul(r}}，不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

在大陆法系国家，公司董事被看作是公司机关的担当人，不仅董事的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将被看作是公司的行为，而且公司董事职权范围外的侵权行为、非法行为和犯罪行为亦将被看作是公司的侵权、非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由公司对遭受此种侵权、非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损害的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这种公司机关理论一方面是强加公司对其董事所为的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免除董事个人承担侵权法律责任的手段。然而，如果以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为由而完全赦免董事的法律责任，则将存在着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周和对董事非法行为惩处不力的问题，因为，对公司债权人而言，如果公司因为董事的侵权行为的实施而陷人资不抵债和破产之中，根据公司机关理论，则债权人必然会因为董事的侵权行为而遭受债权不能实现的危险;而对公司董事而言，如果适用机关理论以免除董事的法律责任，则公司董事对公司事务所承担的注意义务就会因此而疏散。因此，如果严格适用公司机关理论对公司和第三人均不利。为对第三人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应强化董事对公司事务承担的信义义务，英美和大陆两大法系国家的公司均规定了董事与公司一起共同地和连带地对公司董事违反应承担义务时法律责任的理论。

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关于董事对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其理论基础在于内部责任说。依据内部责任说，董事执行职务造成第三人损害的，公司应该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承担责任后，可根据具体情况，请求公司机关担当人即董事赔偿，但是董事不直接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幻(n胡可见，在我国民商法中，公司机关理论的适用被绝对化了，法人就其机关的行为负赔偿责任使其机关成员所承担的侵权民事责任得以免除，公司机关的侵权行为并不使实施此种侵权行为的个人承担侵权责任。此种原则对第三人的保护十分不利。从两大法系国家立法实践来看，强化董事义务制度应是解决第三人法律保护的一种治标之策，规定法人与其机关成员就公司机关所为的侵权行为对侵权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应成为我国法律的明文规定。

(二)董事的信义义务与第三人保护。

在传统公司法上，董事只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对其他任何人均不负有信义义务。但是由于公司机关制度，使得第三人地位恶化，故而需要对其予以特殊保护。为此，提出通过加强董事赔偿责任方式来实现这种保护。那么，在法律上如何实现要求董事在特定情况下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一目的呢?这主要通过规定董事对第三人承负有一定的信义义务来解决。既然董事对第三人负有一定的信义义务，则如果其没有履行该义务，并给权利人造成损害，根据损害赔偿法理，董事就要对作为权利人的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董事作为公司机关的担当人，其与公司第三人是通过公司而发生法律关系，他们之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但为了通过加强董事责任的方式来实现对第三人的保护，则必须使董事在作为公司机关担当人行事时考虑第三人的利益，即董事在作为公司机关担当人代表公司行为时对第三人负有信义义务。

至于董事是直接对第三人负信义义务，还是通过公司间接对第三人负有信义义务?董事仅在特殊时刻才对第三人负有信义义务，还是对第三人负有一般信义义务?在英美法系国家，董事对第三人直接负信义义务只在少数案件中被运用，大多数案件中，法院认为董事仅对公司第三人负间接的信义义务。直接的信义义务主要为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所采用。《日本商法》第266条之三第1款规定，董事执行其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对第三人负有连带责任。董事对认股书、新股认购权证书、公司债应募书、事业说明书或第281条第1款的文件应记载的重要事项作虚伪记载，或者进行虚伪登记或公告时，与前款同。但是，董事证明对记载、登记或公告未疏忽大意时，不在此限。我国《台湾公司法》第23条规定，公司负责人对于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有连带赔偿责任。由此可知，在日本和我国台湾，董事对公司第三人负直接信义义务。当董事执行公司职务因恶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公司第三人损害时，董事与公司对该第三人负连带赔偿责任。

在公司董事间接对第三人负有信义义务的前提下，公司利益包括第三人利益。公司利益是由股东、债权人、雇员、甚至消费者等利益团体之利益的集合体。董事作为公司的受托人，应为公司的最大利益而行事，由于公司利益包括公司第三人利益，所以董事在行事时当然应考虑到公司第三人的利益。即董事通过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而间接地对公司第三人负有信义义务。当董事违反对公司第三人义务时，也只能由公司而非第三人向董事提讼。若董事未依法律和公司章程行使职务行为致债权人债权得不到实现，侵犯的是“公司利益”，故董事承担赔偿责任的财产应归人公司破产财产，由全体债权人分配，不能仅在受害债权人之间分配。

在公司董事直接对第三人负有信义义务的前提下，公司董事在为公司行事时应考虑第三人利益。如对债权人，应尽量确保债权人权利的实现，但这种确保并不是担保公司履行其债务。只有在公司无力清偿债务时，董事才会为其这种违反义务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董事只要实施了违反法令且不利于公司债权人利益之实现的行为，即违反了其对债权人的义务。但由于公司债权人首先指望的是公司履行其债务，而不是指望董事履行该债务，故而董事虽然违反了其对债权人的这种信义义务，但只要公司后来确实履行了债务，或有足够资产履行债务，则债权人的权利仍然有保障，其不得以董事违反义务为由要求董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为此时债权人并没有受到损害。在董事没有履行其对债权人的这种信义义务并因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可以以自己名义直接对董事提讼。董事根据受害债权人的要求进行的赔偿归属于该受害债权人，公司其他债权人无权对此赔偿主张权利。

董事对第三人是负直接义务还是间接义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若我国公司法增加董事对公司第三人信义务时，应采直接义务说。因为，我国在法律传统_仁属于大陆争系国家，在公司立法上，如在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机关制度等二面都是采用的大陆法系传统。为保证法律体系内部逻辑统一1.采用直接义务说。同时，直接义务说也更有利于对第三人利5的保护。

根据以上董事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理分析，笔者宝为我国公司法上应明确规定:董事执行其职务有恶意或重大宝失时，对第三人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二、黄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性质的界定

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就董事对公司第三人赔偿重任的相关规定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判例均认为该蛋任的性质为特别法定责任【3J(P337)。认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为牛别法定责任的优点是，董事不仅应就公司法规定的责任事由r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应就虽非公司法规定的责任事由毛构成一般民事侵权的行为向第三人承担责任。因此，有利于灵化董事的责任，加强对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否则，公司法规定P能产生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的减轻，如在日本、韩国，董事夕须对第三人负轻过失侵权责任;在台湾，董事无须对虽未违五法令但构成民法上的侵权行为的行为负责。

从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来看，对董事侵权责任的承担缺乏尽确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卜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是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从这可以看出我国民法关于法人侵权的规定显然是不利于第三人利益保办的。因为，43条仅明确了法人应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少员的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包括侵权责任，而没有明确规定具仁实施侵权行为的企业成员或对企业侵权行为有过错的企业h}员是否应该就该侵权行为向受害人承担责任。《民法通则》鲜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毋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民法关于侵权行为责任的一般规定，据此，企业成员在执行企业职务时如有过错侵害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时，应当承担侵权行为责任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许多人对行为人是否应对被毯人承担直接责任产生分歧和误解，导致司法实践上的混乱。女I果我国公司法上直接规定董事对第三人侵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三人就可径直追究董事责任，而不必依照民法关于侵书行为的一般规定追究董事的责任，显然这是有利于第三人利益保护的。

所以，我国公司法在规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时，该责任跳性质应解释为公司法规定的特别责任。当该责任同时构成了民法中的侵权责任时，应适用责任竞合的规定。在董事行为不稠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构成要件，但符合民法关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时，受害的第三人可根据民法鱿规定追究董事的民事责任。

在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成立的要件上，日本法的规定与韩国法同，与我国台湾法异。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董事对于第三人负赔偿责任的行为范围不同:根据日本法和韩国法，董昌在业务执行时，如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而给第三人造成直接或作接损害时，董事应对第三人与公司一起负连带赔偿责任;根扶我国台湾法，董事在业务执行时，只有执行业务行为违反法V致他人损害时，董事才与公司一起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赘任。对业务执行行为的“恶意或重大过失”与业务执行行为“月反法令”是不同的。后者范围较前者为窄，“违反法令的行为’f,‑然是具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恶意或重大过失”的行哭未必是“违反法令的行为”。可见，日本和韩国法律的规定对崖事更为严厉，也更有利于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我国公司如果规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则应借鉴日本和朝国模式。目前我国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人控制问脚比较严重，公司经营层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公司股东，特别提中小股东，债权人、及其他第三人的利益都漠不管心。表现在朽为上，便是许多公司董事对公司进行不规范经营，虚假稚息，对公司业务的执行不够谨慎，严重侵害了公司和第三人跳利益。然而第三人一般处于弱势地位，更由于人们法律观念跳淡薄和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要追究董事的民事责任甚为困难(虽然，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扩大了监事会职权，加强了股东会、股东对公司经营层的监督，同时也规定了董事会内部监督初制，规定了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致公司遭受严重损失时，参与决议的董事的个人责任，但该责任也仅限于对公司的责任。现行法律体系下，公司主要受经营层操纵，要公司追究董事的责任在某中程度上等于让董事追究自己的责任，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这样，让公司之外的第三人，如债权人、股东直接追究董事责任，则可以监督公司经营，改革公司治理状况，完善治理结构。为此，采用日本和韩国模式，应是比较好的选择。

三、第三人的范围

一般认为，董事与公司之间为委任关系，董事是公司的受托人，所谓‘‘第三人”意味着董事所任职公司以外的人。包括公司债权人，公司现行股东，公司前股东，公司股票认购人，公司侵权行为受害人等。(日本商法》第266条之三只规定了董事执行其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对第三人也负连带赔偿责任。但其并未明确规定此第三人到底指叨肥暨人。但是，在日本，通说认为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的赔偿范围既包括直接损害，也包括间接损害。而对于是否是一切受有损害的股东均有权要求股东承担商法第226条之三的责任这一问题，是有争议的。主要是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因董事恶意或重大过失之任务怠懈行为而受损的股东均为此第三人之列;第二种观点是，只有在因董事恶意或重大过失之任务怠懈行为而受直接损害的股东才为商法第266条之三所指的“第三人”。尽管第三人包括股东，但在股东蒙受间接损害的场合，应适用代表诉讼制度【,xP;。后一立场为日本通说。Isxr})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知，在董事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况下，法律赋予了公司诉权，公司可以直接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第一百五十二条则建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由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基于公司权益受到直接损害而致使股东权益间接受到损害时，股东可以提起代表诉讼。

结合以上规定，可知，对股东因董事执行公司业务的恶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而遭受的间接损失，股东可通过公司为诉讼或股东代表诉讼等途径得以弥补。如果“第三人”包括受间接损害的股东，则存在以下问题:W要董事赔偿股东所受间接损害，由于损害首先是对公司发生的，所以要计算出股东因公司受损而遭受的损害无疑是十分困难的;(2)要董事赔偿股东所受的间接损害，由于股东众多，董事行为稍有闪失，则可能成为诉讼对象，不利于董事集中精力经营，最终也无益于股东，这也与我国公司法一百五十二条设定股东派生诉讼各种限制条件的初衷相违背;(3)如果赋予股东就间接损害要求董事承担赔偿责任，则公司法关于公司对董事赔偿诉讼与派生诉讼制度的存在失去了意义，因为这些制度都是为了在董事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为追究董事责任而设立。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公司法规定作为第三人的股东应限于因董事恶意或重大过失而受直接损害的股东。

民事责任论文篇7

在我国，对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和分配规则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着较大分歧。鉴于此，本文试图准确解释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并阐释其分配规则。 一、理解民事举证责任 民事举证责任制度既是以当事人主导为原则的诉讼制度的必然内涵，又是“判决型”程序结构中最重要的正当性原理，为法院在案件真伪不明时做出的判决提供正当性根据。因此，举证责任制度既是“判决型”（审判程序）程序与“调解型”程序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制度原理 ，又是“判决型”程序与强制执行程序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制度原理。 在现代民事证据法律制度中，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从提供证据或者行为意义的立场把握举证责任，即提供证据责任、行为举证责任或主观举证责任，是指对于利己案件实体事实，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民事诉讼中，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只要提出了利己的案件实体事实，在通常情况下对此事实就得承担行为举证责任，所以承担行为举证责任的直接原因是提出了利己的案件实体事实。二是从说服法官或者结果意义的角度看待举证责任，即说服责任、结果举证责任或客观举证责任，是指在审理终结时（此时法律所许可的证明手段已经穷尽 ），案件实体事实真伪不明的（non liquet），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应当负担不利益判决（败诉）的后果。因此，承担结果举证责任的直接原因是在审理终结时案件实体事实真伪不明。可见，与证明标准直接关联的是结果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一种自由心证完结（审理终结）时才能产生功能的法条适用原则（结果举证责任），同时又是一种通过辩论主义而反映出来的当事人的行为责任（行为举证责任）。(P.442)事实上，“举证责任”这一术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相区别的概念：行为举证责任和结果举证责任。 当事人履行行为举证责任的行为，即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提出的利己事实，在大陆法系属于当事人攻击防御方法和取效性诉讼行为，受到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制，所以行为举证责任属于诉讼法的范畴。对“行为举证责任”冠之以“责任（duty）”是很贴切的，因为“无行为就有不利益的负担”。对“结果举证责任”称之为“责任”却是不合理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结果举证责任先于诉讼而由实体法预先规定，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危险（risk）”，自诉讼开始一直由固定的当事人一方在观念上承担，至审理终结时出现了non liquet才真正实现。之所以结果举证责任被称为“责任”，主要是因为历史上的举证责任指的是行为举证责任，后来举证责任被赋予结果举证责任的内涵却仍然以“举证责任”作统一称谓，即以“举证责任”这一术语统称不同内涵的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 结果举证责任作为一种潜在的不利后果，促使当事人积极承担行为举证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举证责任（的承担）是以结果举证责任为前提。当事人充分承担行为举证责任，即意味着案件实体事实的真实性得到了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从而摆脱了结果举证责任的承担。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存在于辩论主义的程序中。在辩论主义制度下，当事人（原告）提出诉讼请求的，就有责任提供或主张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案件事实（即主张责任），通常情况下该事实主张者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即行为举证责任），法院只得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和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作为判决的根据，若当事人未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而此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则意味着该当事人没有说服法官采信此事实，据此法官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的主张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均为辩论主义的内涵，换言之，辩论主义要求作为法院判决基础的诉讼资料（事实和证据）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应向法院提供。 在制度史和学术史上，人们之所以将结果举证责任的内涵纳入举证责任这一概念中，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盛行“私法至上”的认识和做法，并且民事案件只涉及私益，与之相应民事诉讼采用辩论主义（辩论主义体现了当事人对判决基础的案件事实证据的处分，意味着从程序方面尊重当事人间接处分自己实体权利的自由。解决私人之间民事纠纷的民事诉讼，基于私法自治，理应以较能尊重当事人意思的判决内容为宜。为此，必须在主张事实收集证据的程序阶段将此种任务交由当事人自行解决）。 在辩论主义之下，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并且两者在范围上是一致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许多人认为，主观举证责任是客观举证责任通过辩论主义的“ 投影”。事实上，民事诉讼当事人一方承担结果举证责任，也体现了当事人自我负责的原则和判决“非黑即白（all or nothing）”的性质］。 因此，很自然地，提出利己事实的当事人应当提出充足证据来证实该事实（行为举证责任），若因未履行行为举证责任而在审理终结时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则承担败诉的判决（结果举证责任）（事实和证据同一（或共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该原则要求，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案件事实和证据资料，如法院认为真实的，对于他方当事人亦为真实；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不论何方当事人提出，均可做为法官认定事实的根据；对于同一事实法官为心证基础的证据亦必同一。应当注意，证据同一是指要求调查证据的结果同一，并非指证据方法的同一。事实上，事实和证据共通原则可避免就同一事实和证据反复调查而产生的不必要的诉讼浪费）。 但是，后来随着对涉及公益民事案件的关注，行为举证责任的概念变得暧昧不清，与结果举证责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离。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 在大陆法系，对于涉及（正当）公益的民事争讼案件（如人事诉讼案件等）和非讼事件中的事实，不适用辩论主义而采行职权探知主义。在涉及公益的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并不负行为举证责任，即当事人的行为举证责任被虚置，这一制度空白实际上由法院职权探知的责任（即调查责任）所填充［采取职权探知主义的理由主要是，法院依职权主动探知事实和证据较能发见真实，对于涉及公益的案件，不能任由当事人提出虚假的事实证据，所以为发现真实和维护（正当）公益，由法院以（正当）公益维护者身份依职权探知案件事实真相。必须明确，法院职权调查责任是基于其作为国家机关所承担的维护（正当）公益的职责，所以法院职权探知案件事实真相是其以（正当）公益维护者身份履行其调查义务，并非行为举证责任］。 若审理终结时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则由提出该案件事实或诉讼请求的当事人承担败诉的后果。实际上，无论是在职权探知主义的程序还是在辩论主义的程序中，均存在着结果举证责任，因为发生结果举证责任的直接原因是(在审理终结时)案件实体事实真伪不明，而这种情形均可能出现于辩论主义程序和职权探知主义程序之中。 最后须说明的是，举证责任的适用对象是案件实体事实，并且是真实性还未确定或存在争议的案件实体事实。因此，对于司法认知的事实、推定的事实、当事人诉讼上自认的事实等，由于其真实性已经得到了确认或者不具有争议性，所以无须该事实主张者承担行为举证责任，除非对方当事人提出充分反证、发现新的事实或者合法撤回自认等。 二、谁主张谁证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举证责任的分配（或承担）主要解决对证明对象（待证事实）应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当事人就自己提出的利己的实体事实承担行为和结果举证责任。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立法体例，笔者认为，我国可就举证责任的分配做出一般规定，如“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的事实，就该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依其情形显失公平的，不在此限”，而有关具体规则或特殊规则交给民事实体法规定。 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应由谁来承担，才是正当的呢？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既不一律固定于原告，也不一律固定于被告，而是根据当事人诉讼地位以外的根据或因素来决定。那么问题在于，决定当事人对于举证责任承担的根据或因素是什么呢？ 在社会生活中，提出主张者应就其主张提供充足的根据，否则该主张将不被人们所承认和接受，尤其是主张者提出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方的主张时，则更强调“谁主张谁证明（he who asserts must prove）”这一内含正义的常识性的要求。这一社会正义的要求或者生活公理的内容引申到法律和诉讼领域，则表现为提出利己事实的当事人应当提出充足证据来证实该事实（即行为举证责任），若因未履行行为举证责任而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则承担该事实的真实性不被法院认可的不利后果进而承担败诉（即结果举证责任）。 在通常情况下，提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案件事实的当事人（原告），距离证据更近，更易于收集证据。“证据的距离”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位置，而是当事人控制证据的可能性。“证据距离远”说明某方当事人很难控制证据，或没有控制证据的可能性，因而他就很难得到该证据；“证据距离近”说明某方当事 人能够控制该证据，甚至该证据本身就为其持有或占有，如果让他举证，他就有获得或提出证据的很大可能性。让距离证据更近、更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既是公平的又是经济的，是诉讼公正和效率等价值在举证责任方面的具体体现，并且也有助于实现诉讼目的（保护民事权益和解决民事纠纷等）。 与英美法系相比，我国民事诉讼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基本上属于“规范出发型”诉讼或“法律适用型”诉讼，即从民事实体法规范出发（即民事诉讼之前就存在着民事实体法规范），以三段论来构造民事诉讼。与之相应，民事诉讼或法院判决的模式构造是，根据大前提（实体法规范）和小前提（符合实体法规范构成要件的案件事实），推导出结论（法院判决）。这种模式被称为包含性模式，强调法官依法审判。因此，在我国，举证责任的承担主要依据实体法规范，即以大陆法系的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为主。事实上，上述决定或确定举证责任分配的因素多被实体法规范及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所吸收。 依据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实际上是近代民法的产物，体现了近代法学思潮———概念法学的特征。近代民法追求形式正义，着重于法的安定性，要求对同一法律事实类型适用同一法律规则而得出同样的判决结果。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根据权利发生、权利妨碍、权利阻却和权利消灭规范的分类来作为举证责任的承担标准。其优点是可操作性强，符合法的安定性和统一性的价值要求。 在民事诉讼中，通常情况下，原告和被告主张利己事实的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对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实体法规范构成要件事实应当提出本证。被告有权提出反对原告诉讼请求的事实（即抗辩事实），并应对之加以证明；对于被告的抗辩或反证，原告应当予以反辩以支持自己的事实主张。比如，原告提出了支持己方诉讼请求的民事权利发生的事实（例如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买卖事实、取得赔偿请求权的侵权损害事实等），那么被告可提出以下事实予以抗辩：民事权利变更的事实（比如原告的债权已让与他人等）；民事权利妨碍的事实（比如原告的权利是由诈欺、强迫而取得等）；民事权利阻却的事实（比如协议的履行期限未到、同时履行的抗辩、留置权的抗辩等）；民事权利消灭的事实（比如债权已全部清偿等）；实体免责事由（比如有关免除或限制违约责任的不可抗力、债权人过错和存在合法免责条款等，有关免除或限制侵权责任的不可抗力、正当防卫、意外事故、紧急避险、第三人或受害人过错、合法公务行为、自助等）。 不过，在民事诉讼中，被告提出抗辩事实，是其程序上的抗辩权而并非其（主张）责任。若被告提出了抗辩事实，则应对之加以证明，否则其事实主张将不被法院采信。被告抗辩事实若属于本案要件事实，被告对其证明通常无须达到（使法官）确信程度，仅需使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实体要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承担结果举证责任的程度，就达到了抗辩的目的。被告抗辩事实若属于其免责事实，则通常须达到（使法官）确信程度，才可免除或限制其责任。 总之，不管被告是否提出抗辩事实或者是否进行反证，原告的证明只有排除支持己方诉讼请求的事实的真伪不明之态，即其证明必须达到使法官内心确信真实的程度（亦即达到证明标准），才可摆脱结果举证责任。而原告是否摆脱结果举证责任，则由法官根据调查证据的全部结果和法庭辩论的全部意旨依凭自由心证来判定。［6］ 三、倒置：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 依据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虽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但由于其偏重法条规定的外在形式，而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和法律发展的需要。与近代民法不同，现代民法注重实质正义，关注弱者（如劳动者、消费者等特殊侵权受害者）保护，讲究具体案件判决的妥当性。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类型的民事案件，特别是高风险、高技术或高度专业的领域内发生的民事案件，按照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分配举证责任，难以顾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质正义或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合理衡量，有违法律和诉讼的公正、效率诸价值和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等目的。 因此，为了补充、修正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和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理论上积极探讨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法理 （比如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利益衡量说等。请参见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序》，296～30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德］汉斯•普维庭：《现代举证责任问题》，吴越译，277～3 3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陈刚：《举证责任法研究》，174～22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制度上确立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这些特殊规则由于是一般分配规则的例外，难以成为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所以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原则上应由法律的明文规定才可予以适用。这些特殊规则主要表现为举证责任倒置（有些国家允许，双方当事人在不违背法律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强制性规范的前提下，可依法达成举证责任契约，即双方当事人合意约定将关于任意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变更的契约，然后当事人据此来承担举证责任）。 通常情形是，举证责任倒置给被告，即原告对于支持己方诉讼请求的实体要件事实，并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被告负担证伪的责任，若被告负担不了则法院认可该事实的真实性，被告因此将承担不利后果（败诉）。 但是，特殊情形中举证责任倒置并非倒置给被告而是原告。比如，根据我国《海商法》第51条中的规定，在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是由于“火灾”造成的，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但是由于承运人本人的过失所造成的除外。被告承运人对“火灾”（免责事由）承担的举证责任，属于举证责任的一般分配。对此火灾，被告本应证明其属于不可抗力而非由主观过错所致，但是立法者基于保护和鼓励本国人投资航海事业这一国际通行的本国航运公共政策，规定被告只要证明客观上发生了火灾，免责事由即初告成立。原告索赔人本来无需证明被告存在过失而只需证明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遭到损害，但是原告必须证明该火灾是由被告过失所致才可获得胜诉，对此原告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则是由被告方倒置而来的。［7］（P.93） 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中，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实体要件事实，可能由被告承担全部要件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但通常是被告承担部分要件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应当注意，在被告就部分要件事实的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中，原告对于没有倒置的要件事实仍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具体案件中，应当是在原告对于没有倒置的要件事实的真实性做出证明的前提下，才来考虑和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在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诉讼中，原告被害人应当对要件事实（加害行为、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加害人过错）承担证实的举证责任，但是，根据此条中的解释，原告患者只对“医疗行为”和“损害结果”承担证实的举证责任，而被告医疗机构则承担证伪“因果关系”和“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若原告不能证实“医疗行为”和“损害结果”，则被告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不得成立，即是说，原告只有对“医疗行为”和“损害结果”证实均达到了证明标准，才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和“医疗过错”，此时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请求的全部构成要件初步成立。不过，这一推定和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是否真正成立，还取决于被告能否提出合法有效的异议。被告可以提出抗辩事实（即不存在“因果关系” 或者“医疗过错”）来推翻这一推定。若被告提出上述抗辩事实，则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若被告未能履行行为举证责任，且未能达到证伪的证明标准，则说明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医疗过错”，此际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请求的全部构成要件真正成立，由此被告应当承担结果举证责任（败诉）。 一般说来，被告对其免责事由的证明，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应属于举证责任的一般分配。比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的关于环境污染和产品责任中的免责事由的举证、高度危险作业中受害人故意的举证、饲养动物致人损害中的过错举证，均属于被告对己有利事实所负担的举证责任，并非举证责任倒置。此外，在过错证明上，应当区别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要件事实中的过错与免责事由中的过错。在过错责任原则之下，加害人过错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个构成要件，若法律将加害人过错证伪的责任倒置给加害人，则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加害人可以受害人或第三人存在过错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阻碍自己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之下，虽不以加害人过错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但加害人可以证明受害人或第三人存在过错来免责，在此情况中加害人对利己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并未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因此不构成举证责任倒置。 需要倒置的要件事实，往往属于原告 举证困难而被告比较容易举证的，比如证据距离原告较远、倒置的要件事实处于被告控制之下等。与加害人（被告）有无过错的主观心理状态、具有相当专业性的因果关系等相比，加害行为、损害事实等侵权损害赔偿要件事实较易证明，所以一般由原告（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而不倒置给加害人。举证责任倒置是将对某些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加在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对方当事人身上，不仅考虑到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 (P.67)，同时也考虑到对弱者的保护，因为在特定案件中，处于弱势的原告因距离证据较远、收集证据能力较弱而难以或不能获取充足的证据。 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又一考量因素。一方当事人虽应负担举证责任，但若对方当事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实施了妨害证明行为（如故意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惟一证据灭失等），或者无正当理由实施了反言行为，而致待证事实不能或难以证明的，如何处理呢？在我国，通行的做法是，推定该待证事实不利于妨害证明的当事人，不过该当事人可以举证推翻该推定，换言之，由该当事人就该待证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对此问题的处理，一些国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比如，在德国，（1）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自由心证的规定，由法官依具体情形做出判断，因而采取表见证明的方法，命妨害证明的当事人负证据提出责任；（2）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使妨害证明的当事人负客观的举证责任，而原应负此责任的当事人因而不负此责任］。 同时，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妨害证明行为作为妨害民事诉讼行为进行处理，若构成犯罪的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现代社会中，单纯依靠一种标准分配举证责任已非合理妥当。尽管有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和利益衡量说等新学说诞生且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些新学说实际上是对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的变通，并未取代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在大陆法系举证责任分配诸学说中仍占据基础性地位。在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因实体法日益精致化和体系化，而越加注重“法律适用型”和“规范出发型”诉讼。因此，今后的发展仍然是以修正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为基本方向，而不是彻底否定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9］（P.305） 四、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的妥当性 根据实体法规范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其缺点是难以适时顺应社会和法律发展，也难以适应具体案件的正义和维护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具体公平，所以法律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若适用到具体案件中将严重背离正义和公平的，则需要法官以自由裁量予以矫正。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主要是从法的实践性立场，以利益衡量说为举证责任分配的主要根据，即法官针对具体案件从政策（policy）、公平（fairness）、证据所持（possession of proof）、方便（convenience）、盖然性（probability）、经验规则（ordinary human experience）等方面进行利益衡量或者自由裁量来妥当分配举证责任。［10］（P.556）英美法系的利益衡量说的优劣与大陆法系的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正好相反。现今，两大法系都在相互取长补短，比如，美国法院在一定情况下采用制定法标准来分配举证责任；［11］而德国关于损害赔偿诉讼新近提出的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等，主张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实际上也属于利益衡量说的范畴；在日本，人们也主张举证责任分配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与证据的距离、举证的难易、盖然性的高低和诚信原则等。 同时，有关举证责任分配，法律有明文规定者，应当依明文规定，但是在法律有关举证责任分配出现漏洞时，则需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并且，对于需要民事诉讼保护的尚未纳入现行民事实体法律权利体制或框架之中的“形成中的权利”，法律对于这类案件举证责任如何承担没有作出规定，就需要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来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此外，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有时也须依据行业惯例、地方惯习和国际惯例进行审判，此际往往需要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来妥当分配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的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在具体诉讼过程中，法官以自由裁量的方式决定举证责任分配的 ，实际上法官是在发现法、创造法或进行“形成法型诉讼”。 对于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的，应当要求法官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因此，首先，法官必须遵从整个法秩序和宪法基本价值，根据法律和诉讼的公正、效率诸价值和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等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其次，法官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对此应当在判决中充分地说明理由；再次，对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不合理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当事人有权以此为由提起上诉或再审。 ［1］ 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J］．中国社会科学，1994（1）． ［2］ 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3］ 邵明．诉讼中的免证事实［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4］ 王利明．举证责任倒置应具备的条件［J］．人民法院报，2002－12－27． ［5］ 肖建国．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J］．法律科学，2002（3）． ［6］ 邵明．析自由心证原则［J］．人民法院报，2003－09－23． ［7］ 江伟主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郭国汀．论海上火灾免责［J］．中国海商法年刊［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1． ［8］ 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M］．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 ［9］ 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左卫民，陈刚．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法理与反思［J］．清华法律评论，1998（1）． ［10］ Wright&Graham．Federal Practice and Produce: Evidence．§5122．West Publishing Co.，1996． ［11］ 陈刚．美国证明责任法理序说[J]．诉讼法论丛［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

民事责任论文篇8

证券分析师在我国又称为股评师、股票分析师，他们是向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的专业人士。他们通过向公众投资者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在引导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提高证券市场的透明度，规范证券市场运作、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ST中科、银广厦、蓝田股份等造假股股价疯涨的背后，确有一些证券分析师在其中推波助澜。为此，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制定了《关于规范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加强对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证券分析师的监管。

证券分析师因其违法违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是否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呢？《证券法》和《暂行办法》均未对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作出规定。作为补救，《通知》在第7条中规定，“投资者或客户因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人员的执业活动违法或者犯罪而遭受损失的，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损害赔偿。”那么，该如何具体界定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呢？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些探讨。

一、界定证券分析师民事责任的价值

何为证券分析师呢？笔者将其定义为：证券分析师是依法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和执业资格，就证券市场、证券品种走势及投资证券的可行性，以口头、书面、网络或其他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分析、预测或建议等信息咨询服务的专家。其专家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执业工作的独立性。这是证券分析师执行业务的首要要求。它要求证券分析师在执业时要保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独立姿态，并在工作上、地位上及利害关系上独立于当事人。其二，具有证券从业人员资格。即证券分析师应具备与其职业要求相符合的知识、技能，并得到相应主管部门的认可。其三，证券分析师给服务对象所提供的服务是非定型性的。即证券分析师服务的对象一般为非特定化的大众投资者。其四，行业自律性。各国证券投资咨询人员一般都存在其行业自律机构，指导证券投资咨询人员的执业行为，并对违规者作出制裁。

证券分析师是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职业。在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证券分析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证券市场正经历着重要的进化过程。其中最重要的进步是专业证券分析师的出现。由于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存档的数据通过计算机网络能够及时、低成本地为分析师所得，使得分析师成为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机制。”[1]（P13）理论上认为，如果有用的市场信息以不带任何偏见的方式全部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反映，那么可以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证券市场是信息市场，只有信息充分，证券的正常价值才能被发现，投资者才可以据此做出理性的投资。虽然有关事实的信息一般投资者也能获得并加以使用，但证券分析师具有一般投资者无可比拟的专业优势和规模优势。正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98年11月所评价的那样：“证券分析师使投资者了解信息，他们消化吸收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并且积极追踪企业新的信息，形成报告，他们在信息的传输中扮演了导管的角色。”[2]（P9）所以说，证券分析师提供的分析意见和预测对一般投资者而言，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在实践中，投资者对证券分析师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美国高等法院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更进一步说明了证券分析师对证券市场的意义，“证券分析师对整个市场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他们收集分析信息的活动显著提高了市场的定价效率，从而增进了所有投资者的利益。”[3]（P9）故证券分析师对于市场和投资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我们也看到，证券市场不是教堂，证券分析师也不是圣贤，而是“经济人”，具有逐利性。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和证券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在证券市场从事中介服务的商主体。作为其执业人员的证券分析师自然是一类重要的商主体。所以证券分析师基于利益驱使的欺诈行为也屡见不鲜。在美国，随着一系列丑闻的曝光和股市泡沫的破灭，华尔街证券分析师的信用不断遭到人们的置疑和司法部门的调查。目前全美涉及华尔街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欺骗的案已达到300多件，涉及50多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而排在最前面的25个案子全部是状告分析师的，估计赔偿金额会超过10亿美元，将成为华尔街有史以来为说谎话付出的最大代价。[4]（P134）华尔街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也不例外。

由此可见，对于规范证券分析师的行为，仅仅依靠道德守则和行业自律有时候并不是有效的，而科以民事责任可能是一种可靠的阻吓欺诈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

通过对实施欺诈行为的证券分析师科以民事赔偿责任，一方面可以产生威慑作用，促使他们更加谨慎和勤勉尽职，为投资者提供真实有用的信息，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分析师行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投资者的损失得到补偿，有助于化解矛盾，实现市场的公平，增加投资者信心，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证券分析师民事责任的性质

证券分析师向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双方是平等的主体。根据责任自负的原则，任何人对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要承担责任。如果证券分析师在执业过程中因自己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那么，证券分析师承担的民事责任为何性质？是违约责任、侵权责任还是独立责任？证券分析师从事证券分析业务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与投资者签订证券信息咨询服务合同而发生的合同关系；一种是证券分析师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证券信息服务而形成的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是基于公众投资者对证券分析师的信赖而产生的一种特殊信赖关系。本文论述的是证券分析师对不特定的公众投资者即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关于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导致第三人受损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当前主要有契约责任说、侵权责任说和独立责任说三种。契约责任说认为：证券分析师向股票市场投资者传播股评信息是为了吸引股民大众而提供的一种服务。在这种服务中，存在着两方主体，一方是证券分析师，另一方是股民。当股民以一定方式接受证券分析师的股评时，证券分析师与股民之间即形成服务合同关系，证券分析师是服务提供方，股民是服务接受方。[5]侵权责任说认为，证券分析师与投资者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证券分析师提供不实信息违反的是一种法定义务而不是当事人约定的义务。我国首例证券分析师民事赔偿案件采用的就是侵权责任。独立责任说认为，“证券交易有其独立的目的，其所决定的民事责任当属一种独立类型，不必强行纳入民法的责任类型中。”[6]（P329）

笔者认为，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对于独立责任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其虽然免去了责任性质的纠缠，但其也不得不依客观事实的性质，类推适用民法上的侵权或合同责任的有关规定，其实仍然没能避免要将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归于传统法律制度之下。[7]此笔者表示赞同。

其次，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根本区别在于责任基础不同。违约责任的基础是违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义务，侵权责任的基础是加害人违反法律直接规定的法定义务；且前者在责任之构成与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的合意过程，后者在责任之构成与法律规定之间，不存在当事人的合意过程。[8]（P201）证券分析师向不特定的证券投资者提供证券分析预测信息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并不是一种要约行为，他们与不特定的证券投资者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证券分析师所违背的义务也就不是一种合同义务，而是法律规定的一种特殊义务。而且我国合同法的理论与实践都没有采纳德国的“事实契约关系理论”，故认定为违约责任未免牵强。

第三，采取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保护受害投资者的利益。侵权责任摆脱了合同责任对合同关系人相对性的限制，扩大了受保护的第三人的范围，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更显周全。在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一般都是认定为侵权责任。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关于信息提供者对没有当事人关系的第三人承担责任的第522条第1款规定：“某人在其业务、职业或受雇佣中，或其他有经济利益的交往中，为指引他人的商业交易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如若他在应用或传送该信息时未能行使合理的注意或能力，对他人因正当的依赖其信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负有责任。”[9]（P209）

第四，证券分析师进行欺诈性预测的行为可以定性为广义的虚假陈述行为。而虚假陈述在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是界定为侵权责任的。虚假陈述的广义解释是指，证券市场的参与人违反证券法律义务性和禁止性的规定，在证券发行和交易过程中，作出背离事实真相的陈述或记载；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10]（P67）本定义中所称的“证券法律义务性和禁止性的规定”具体是指《证券法》第72条：“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交易。禁止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禁止单位或个人对股票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虚假陈述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其中证券交易服务机构主要就是指各类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以及证券资信评估机构。证券分析师即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从业人员。虽然证券分析师不承担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不是狭义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但是由于法律规定他们对市场负有不得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并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根据民法对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定以及行为人的过错，则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11]（P117）

三、第三人的界定

第三人是指与证券分析师没有合同关系的、使用证券分析师提供的预测性信息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欺诈性的虚假陈述可能会给为数众多的投资者造成损失，但是否因某次证券交易受损的所有投资者都可以向证券分析师主张赔偿呢？显然这个范围过大。如果这样，可能会引发大量无理诉讼或滥诉，使证券分析师动则得咎；迫于无奈，证券分析师将三缄其口，无所作为，投资咨询行业将趋于萎缩，所以必须合理界定第三人的范围。

我们认为，有权主张赔偿的第三人一般要符合如下条件：

1、第三人必须是证券分析师可以合理预见的使用其提供的信息的投资者。所谓合理预见，指证券分析师依其职业常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哪些人将受到其预测分析的影响。这要依具体情况，视证券分析师信息的时间、场合、对象以及采用的方式等来确定。例如，证券分析师在针对一定数量投资者的咨询会上预测信息，仅视该部分投资者为可以合理预见的第三人；如果证券分析师通过全国性的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媒来预测信息的，则应视不特定的公众投资者为可以合理预见的第三人，此时证券分析师对投资风险应该作出充分的警示说明，而不能以“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之类的语言笼统说明。

2、第三人必须是合理信赖证券分析师重大虚假陈述的投资者。换言之，第三人依据证券分析师的预测作出投资决策时，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有重大的欺诈，即第三人必须出于善意。投资者明知或者有理由知道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含有重大欺诈仍作出投资决策的，由于其投资是在没有受到欺诈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得主张赔偿。当然，如果有的投资者根本没有获得和使用证券分析师的预测信息，也不得成为此处的第三人。

3、第三人必须是证券的实际购买者或出售者，即投资者信赖证券分析师的欺诈性预测进行了买卖证券的行为。

4、第三人必须是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被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前买入该证券；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卖出该证券或者继续持有该证券而受有损失的投资者，即必须是诱多虚假陈述的受损者。之所以不把诱空虚假陈述的受损者纳入第三人的范围，是因为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较之于诱多虚假陈述更难于认定。

5、第三人应该指没有专业投资技能的一般投资者，而不包括机构投资者，如基金。因为机构投资者一般都拥有专业研究机构或专业研究人员以及职业经营管理人员，对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有能力作出审慎的判断，没有理由被欺诈，故不宜纳入第三人的范围。

四、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们认为，在认定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时，应考虑到证券分析师所从事的职业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他们在进行证券分析时，要受上市公司事前和事后的影响，而且一旦信息公开，信息在证券市场上持续作用的时间较长，也就是证券分析师有可能对他人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一种期限不确定的担保责任。再加上证券市场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存在风险，投资者受益或受损是经常的事情，如果法律强制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承担责任，而不考虑其行为时有无主观上的过错，这种无过错责任对于证券分析师而言未免过于苛刻，对证券分析师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不主张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的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

正因为如此，我国首例证券分析师民事赔偿案件，法院采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采用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又不利于保护受害者，原因在于证券分析师作为专业人员，与证券投资者相比，在信息获得中处于优势地位，一般的公众投资者只能被动的了解、接纳公开信息。对于证券分析师是否有过错难以充分举证。

笔者认为，考虑到诉讼中的举证问题，在确定证券分析师承担过错责任的前提下，基于保护受害人的目的，对证券分析师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原则即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是指若原告能证明其所受损害是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付民事责任。[12]（P570）即如果投资者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失是由于信赖证券分析师的分析、预测或建议而作出投资决策造成的，而证券分析师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推定证券分析师有过错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要以因果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和前提。由于证券市场的复杂性，证券欺诈侵权行为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历来是一个难题，而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问题更是在理论及实务中少有论及。故笔者拟借鉴“欺诈市场”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具体分析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

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中，包含了两个有关的因果关系问题：一是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是否因为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即是否存在交易的因果关系；二是投资者的损失是否因为虚假陈述而导致，即损害的因果关系。[13]（105）

关于交易的因果关系，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一是分析师的虚假陈述是重大的；二是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对其陈述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并据此作出投资决定。证券分析师只是依据客观事实作出预测，不可能与市场行情没有出入，所以只有其预测中含有重大的欺诈成分时，才能成立虚假陈述。而且此虚假陈述要足以使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合理信赖其是重大的，并作出错误的投资决定。至于“重大”的具体标准，还需要从技术层面给予认定的一般标准；具体案件还需法官具体分析，进行自由裁量。关于损害的因果关系，即投资者依据分析师的虚假陈述实际买卖了某种证券，并因此而受有损失。这是客观事实的认定，比较容易。认定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的难点正在于如何确定证券分析师的行为与投资者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在就看投资者是否对分析师的言论产生了足以影响其投资决策的“信赖”。“信赖”作为投资者的主观心理状态，如何把握，难度较大。根据“欺诈市场”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证券分析师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对整个证券市场和所有投资者的欺诈；依投资者根据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进行投资的事实，即推定投资者对分析师的虚假陈述产生了合理的信赖，而无须由投资者积极举证证明其产生了实际的信赖。

归纳一下，我们认为具有下列情形的，应当认定证券分析师的虚假陈述与投资者的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证券分析师作出了重大的虚假陈述；（2）投资人投资购买了与虚假陈述直接相关联的证券；（3）投资者是在虚假陈述作出后被揭露前进行证券买卖的；（4）投资者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之日起，因卖出证券或继续持有证券而产生亏损。

在实践中，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大多数是与他人合谋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操纵市场，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这些情况下，证券分析师的虚假陈述并非投资者受损的唯一原因，证券分析师与其他责任主体如何分担责任、证券分析师到底承担多大的责任，尚须法官依案件具体事实进行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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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责任论文篇9

作者简介:孙毅(197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法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研究中心副教授,从事民商法研究;王先平(1983-),男,安徽安庆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民商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5-0076-05收稿日期:200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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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作为民法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不仅涉及民事主体制度的相关内容,而且也与民事责任的构成休戚相关。对这一基础性的概念,我国学者在认识上却有很大的分歧。本文试图对传统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进行一下反思,并以此为基点,重新认识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

一、对传统民事责任能力理论的反思

传统民法理论一般认为,所谓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又称侵权行为能力,并以民事行为能力的有无,作为判断民事责任能力之根据[1](P74-75)。由此观之,民事责任能力在传统民法的视域里,只是寄存于民事行为能力之中的一种侵权行为能力。因而,如果民事主体无意思能力,其必然无行为能力,亦无民事责任能力[2]。虽则尚有其他观点认为在民事责任能力标准的认定上应有其他标准,如年龄标准注:侵权行为能力说将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自然人的识别能力相联系。这种观点以识别能力的概念降低了意思能力的标准,并以行为能力的年龄分段为工具,具体建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可参阅余延满、吴德桥《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若干问题——与刘保玉、秦伟同志商榷》,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财产标准注:该说将自然人民事责任的有无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自然人的财产状况相联系,认为出于衡平原则的考虑,在例外情况下,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可参阅刘保玉、秦伟:《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但民事责任能力以行为能力为前提,以意思能力或者识别能力为核心的制度架构却未发生根本动摇。将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定义为不法行为能力或者侵权行为能力,是多数学者的认识。然而这一认识却与民法的相关理论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以下分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理论未在监护制度上贯彻始终

为了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予以监督、保护,民法上设有监护制度。监护制度之设立,在于弥补被监护人民事行为能力之欠缺,着眼点在保护被监护人之合法权益。但是当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很多国家规定了监护人的替代责任制度,即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监护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注:也有一些国家的立法,如《德国民法典》的第832条,《日本民法典》的第712至714条,《瑞士民法典》的第333条,《意大利民法典》的第2047条在监护人责任上奉行的是过错推定责任。是为自己的行为过失负责。。我国《民法通则》第113第1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职责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注:我国的监护人责任是无过错责任,是相对的无过错责任或者减轻的无过错责任。这种立法例强调保护受害人却又不失公平,这是符合当代民法发展趋势的。可参阅刘士国:《监护人的赔偿责任》,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4期。那么,在这里监护人所承担的不是因自己疏于监护而承担的过错责任,而是对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所承担的一种终极的替代责任,因为监护人即使已尽监护之职责,仍不免承担民事责任。可见,监护人承担替代责任的基础是无过错责任,即无论监护人有无过错,是否尽了监护责任,都需承担替代责任。替代责任是替他人承担责任而不是自己责任。然而,按照传统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以行为能力的有无为根据,所以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时,因其无民事责任能力,则其行为无法成立侵权行为,侵权民事责任便无从发生。既然此时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致害行为并不能产生民事责任,那么何来监护人的替代责任,该替代责任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因此民事责任能力理论便与监护人的替代责任制度发生了矛盾与冲突。

(二)民事责任能力理论无法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协调

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既然以识别能力为判断标准,实际上就是能否产生过错的能力。甚至有学者直接将民事责任能力定义为过错能力[3]。更有学者认为,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是从过失责任主义演绎而来,因而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自无民事责任能力制度适用的余地[4]。对此认识加以引申,一方面,无识别能力之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将不受无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责任能力仅仅是承担过错责任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无识别能力行为人因没有责任能力的前提要求,就可以独立承担过错责任之外的民事责任,监护人的替代责任将不能成立。甚至会导出有学者说的:没有民事责任能力的人可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荒谬悖论,就像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享有民事权利一样[5]。例如,甲之子乙(13岁)放学途中,偷走并驾驶丙之汽车撞伤了行人丁,那么该案件中致害人乙是否承担责任呢?首先,因循传统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乙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有民事责任能力,乙的行为就不能成立侵权行为。其次,交通事故责任属于危险责任。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了机动车造成非机动车和行人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那么按照前面的逻辑,乙应当独立承担对丁的无过错损害赔偿责任,监护人甲的替代责任无从产生。这一案件的分析结论将矛盾暴露了出来:一方面致害人因无民事责任能力,其不会承担民事责任;另一方面,致害人又因无过错原则的适用,承担终极的侵权责任。甚至导致受害人丁无法要求监护人甲承担替代责任,不能受到充分保护。这一不合理的结论产生于传统民法理论将“民事责任能力”局限于承担过错责任场合的错误逻辑。人为制造了民事责任能力理论与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的矛盾冲突。

(三)承担公平责任的责任能力

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时,因其无民事责任能力,当无民事责任的产生,此时若监护人已尽必要之注意义务,按照德国法,监护人责任也无从发生,这时受害人便得不到赔偿。然而,此时若致害人具备相当之赔偿能力,或致害行为置受害人于非常窘迫之境地。法律于此情形下,多基于衡平事由,而课以致害人一定的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规定:依法“不负责任的人,在受害人不能向有监督义务的第三人取得损害赔偿时,以衡平事由依情形,特别是依当事人的情况,要求赔偿损害,并且不剥夺其为适当的扶养以及当履行其法定扶养义务所需的资金为限,仍应赔偿损害”。我国台湾“民法”第187条第3项:“如不能依前二项规定受损害赔偿时,法院因被害人之声请,得斟酌行为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行为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我国《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也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无民事责任能力,无须承担民事责任;另一方面,法律又基于衡平之事由,让其分担一定的损失,这又不免再现了前述的没有民事责任的人可能承担民事责任的逻辑矛盾。实际上,有责任能力的人才能够承担民事责任,能够承担民事责任就意味着有民事责任能力。这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最终承担了民事责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承担公平责任的资格也属于民事责任能力的范畴,否则就意味着承担公平责任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具有的民事责任能力而是因为主体财产的多寡差别。但是,以财产多寡决定主体某种资格显然违背了民法最基本的平等原则。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以行为能力为前提,以识别能力为核心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与民法的许多制度和理论产生了矛盾。矛盾存续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是从过失责任主义逻辑地演绎过来的,民事责任能力中识别能力注:关于意思能力与识别能力,有学者认为是应该予以区分的。董安生先生在区分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时指出,行为能力规则仅为行为人有理解力地从事意思表示而设,对于行为人的意思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而责任能力则仅为违法行为而设,对行为人仅有极低的识别能力要求。这样,在他看来,识别能力的标准低于意思能力。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第147页。龙卫球先生也持此种看法。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第240页。标准是与过失责任主义一脉相承的。《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和1383条,首次确立近代民法的过失责任原则。由于法国民法典的世界性影响,我们便可以在世界各大洲的民法典中看到过失责任的踪迹[6](P66-68)。这也标志着过失责任原则的核心地位在近代侵权法领域的最终确立。正是因为过失责任原则的核心在于侵权人的过错这一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所以成立侵权行为,并课以加害人侵权责任的要件之一便是加害人具有过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不具备认知自己行为的健全的心智,其主观的意志状态便不具有道德的可非难性,不能成立过错并据以承担民事责任。由此,我们便不难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不具备识别能力,无法成立过错,便不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基于这种认知,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就形成了以行为能力为前提,以识别能力为核心的范式架构。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民法自身理论的发展,这一范式架构的合理性逐渐消退,相反,民事责任能力理论与民法的许多制度和理论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日益暴露出来。那么,民事责任能力究竟如何界定,方能跳出矛盾冲突的羁绊,并能与侵权法的诸理论并行不悖呢?我们认为,只有归入民事权利能力的范畴才能对民事责任能力正确定性。

二、民事责任能力是民事权利能力的组成部分

传统民事责任能力理论结构的形成受到近代侵权法过失责任主义的影响。可以说过失责任主义是传统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的最后“避难所”。在归责原则多元化的今天,民事责任能力只有作为民事权利能力的组成部分加以定性,才能指引相关制度的设立和完善。

(一)侵权法的发展为我们重新认识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提供了契机

在19世纪,整个欧洲刚刚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获得了自由发展,社会推崇的是个人主义。而过错责任原则在伦理上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个人的行为,即自己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另一方面是个人的错误,自己对自己的错误负责。这两个方面的含义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自然要求[7](P4)。正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勃兴,在过错的认定上多采主观说,即认为过错在本质上是一种应受谴责的个人心理状态。这样,认定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是否具有民事责任能力,便应该去探求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劳资对立,贫富悬殊等,因此,民法思想为之一变,由极端尊重个人自由变为重视社会公共福利,从而民法实现了从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过渡[1](P43)。另外,由于在人类活动及接触极为频繁之当前之工业时代,主观过失说的基本构想显然不足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此时便出现了过错责任的客观化趋势,客观责任形态也成为通说[8](P80)。另一方面,过错责任的中心地位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危险责任的兴起,保险制度的分散风险机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甚至在个别国家建立了基于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政策的统一救济制度[9]。

同时,过错客观化排斥了对于心理和智力处于特殊状态下的人加以考虑的必要性,未成年人的情况亦是如此。客观过错判断标准是对注意义务的违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概念,“使某人负法律责任是因为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行为”,所以,区分不同类型智力缺陷是困难的,区分那些因偶然的愤怒,衰弱无力,疲倦或年龄,性别,教育以及智力影响某人的判断能力是无逻辑性的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译《外国民法文选》第372页以下,转引自余延满、吴德桥《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若干问题——与刘保玉、秦伟同志商榷》,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抽象过失之下,行为人即使依个人能力实施行为也不得免责,因为其必须实施对平均人所要求的行为方可豁免。这样,归责的根据不是对行为者个人的责难可能性,而是追究对平均人所要求的注意义务违反这一行为的危险性。所以探求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即便是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只要其行为违反了注意义务,其便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而不得以未成年或心智不健全进行抗辩。这样,在客观过错的情况下,这些在传统民法中没有过错责任能力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便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其也应该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又由于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这些责任大多都转移到了社会,于此情形下,使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民事责任也不会过于严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的发展,客观过错的观念都在改变着传统民事责任能力概念赖以产生的一元化主观过错归责主义的土壤。赋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民事责任能力是与侵权法的发展趋势相契合的,这也为我们将民事责任能力从它的“避难所”里解放出来,复归其真正地位创造了条件。

(二)民事责任能力是民事权利能力的一部分

民事责任能力究竟该如何定性?让我们从“民事权利能力”这一概念入手,或许能获得正确的答案。一般说来,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成为权利义务载体的能力”[10](P781)。民事权利能力的享有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并为民事主体无差别地、普遍地享有。近代民法以此为工具,完成了近代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的塑造,这也被誉为近代法制文明的最辉煌的成果之一。对于“民事权利能力”这一概念,有学者指出,“民事权利能力”,应当称之为“民事权利义务能力”才比较确切。不过,由于民法尊奉权利本位原则,民事法律关系往往从权利的角度加以说明。因此“民事权利义务能力”被简称为“民事权利能力”注: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2页。先生也持此种见解,他指出:“所谓权利能力,不但指享有权利之能力而言,即负担义务之能力亦包含之。不过我国‘民法’原则上系采权利本位的立法,故从权利方面立论,而称之为权利能力耳。但依鄙见,似以改称‘权义能力’为适当”。:《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7页。。既然自然人都有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那么当其违反义务时,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为责任是对于义务的担保,没有责任保障的义务不是真实的法律上的义务。既然自然人应当于违反义务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便应当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也就具有民事责任能力。而传统的民事责任能力的制度架构因囿于过失责任主义,未给予民事责任能力以真正的地位,不免产生许多的逻辑悖谬。随着过错的客观化、危险责任的兴起以及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民事责任能力归入权利能力已经扫清了一切障碍。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事责任能力就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当然部分,这才是民事责任能力的本来面目。

作为权利能力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民事责任能力。这可避免传统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逻辑悖谬。首先,在监护制度上,因为人人都有民事责任能力,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便能成立侵权行为,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监护人的替代责任也有了基础。其次,作为权利能力的民事责任能力不会与无过错责任的适用发生冲突。再次,作为民事权利能力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可避免无民事责任能力人承担公平责任所带来的逻辑矛盾。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将民事责任能力归入民事权利能力,使得传统民事责任能力理论带来的一系列矛盾迎刃而解。所以,赋予每个自然人以民事责任能力,既符合理论又符合实际需要。

当然,赋予每个人以民事责任能力,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实际地承担民事责任,其道理便如同人人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并非意味着人人均实际地享有某些特定的民事权利一样。因为法律上的所谓能力仅仅表明一种可能性。因而,当某一民事主体有不承担某一具体民事责任的原因时,其民事责任虽已经产生,但责任的具体承担者却不一定是行为人本身。这时便会有替代责任的发生。这样既不会发生理论上的冲突,又于受害人的损害的救济非常有利。

民事责任能力归入民事权利能力后,尚有一问题需要解决,即传统的作为民事责任能力核心的识别能力标准该何去何从。在传统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中,一方面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在认定主体有无民事责任能力时进行了一次考察,这时的民事责任能力本身是作为认定行为人过失的前提条件出现的;另一方面,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过失时,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又进行了一次考察。这时它是以过失的内容出现的。这样便产生了重复考察的矛盾。我们认为,在民事责任能力归入权利能力之后,识别能力等主观因素仅在过错责任的范围内发生作用。可将其归入“过责能力”的范畴。过责能力不能再和责任能力划等号。另外,在过失认定上采用客观注意义务标准的场合,识别能力也将无适用的余地。

三、结论

1.传统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以行为能力为前提,识别能力为核心的架构未在监护制度上贯彻始终。该理论也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发生冲突。无责任能力人可以承担公平责任的事实说明无责任能力人是有责任能力的。

2.传统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是近代侵权法的过失责任主义的逻辑演绎,在当时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伴随侵权法的发展,归责原则的多元化、过错判断的客观化、替代责任的广泛利用都为我们将民事责任能力回归其本来面目提供了契机。

3.民事责任能力是民事权利能力的组成部分,其既合乎理论,又切合实际。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民事责任能力,但并非人人都实际地承担民事责任。传统民法中的识别能力因素已失其原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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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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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土城.论民事责任能力[J].郑州大学学报,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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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麻昌华.侵权行为法地位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民事责任论文篇10

从范畴类型而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应属于主体论范畴。但主体论范畴是对法律世界的实践丰_体和价值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概括，既反映谁在从事法律活动，又说明谁是法律调整的受益者，似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又不完全是主体论范畴。这种落差绝非无意义或可以忽略的，相反，笔者认为，对这种差别的追根问底，也许可以找到自然人责任能力问题的所有答案。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与评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

目前，我国民法理论界远没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达成共识。学者们’般将《民法通则》133条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法源性规定，在解释该条规定的基础上形成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根据侧重点不同和出现时间先后，町分为：(1)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2)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3)权利能力涵盖说；(4)客观能力说；(5)独立责任资格说。此外，还有意思能力说、识别能力说两种观点，但学者己对此达成共识，认为它们是认定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

(二)对以各种定义的评析

整体而言，广义行为能力说，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都是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展开的，争论的不过是立法技术上枝节问题。具体而广义行为能力说仅是学者理论上的一种概括，并不是要取消严格意义上的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概念的区分，当然，在立法技术上，这区分行为能力和责仟能力实有必要。①而且，事实上此说极易混同了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因此难说妥当。对此梁慧星教授指出，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两者虽有联系，但二者毕竟两种不同的资格。二者在目的、效力和性质方面存在明显区别。②侵权利行为能力说或不法行为能力说显然比广义行为能力说更科学。

“权利能力涵盖说”虽然在理论上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理论构建的意义是存疑的：它一方面同样无力解释立法中的若干例外规定，于司法实践的意义不大；另‘方面其论证过程中没有明晰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的界限，难说立论稳固；再者用民事权利能力这种民法学前提性范畴来界定民事责任能力，有解构般人格权概念的风险，照其思路，很可能出现立法上否定般人格权的概念。果真如此，这样的理论创新就得不偿失了。

客观能力说突破了从主体资格方向解释民事责任能力的局限，为认识民事责任能力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提示人们在研究民事责任能力问题应注意民事责任的财产客观性，不宜过于强调其人身性，把抽象的主观判断引向客观判断，把价值判断变为事实判断。应当承认，至少在方法论卜此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客观能力说”将民事责任能力的将主体资格物化为的自然人的财产：能力，显然混淆了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能力两个概念。

独立责任资格说没有用”能力”去界定”能力”，在逻辑上最为完整。遗憾的是，梁慧星教授不但没有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反而加了足以迷惑人多数人的后半句。所以一般认为，此说虽然强调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地位，对以意思能力和识别能力之判断标准提出正确的质疑。

到此，我们可以对以上争论进行梳理与简化：(1)学者们大致在两个层次论说民事责任能力，第一种是讨论所有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将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办人的民事责任能力解释成为法律的例外规定，笔者将此称为广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第二种是直接讨论了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即直接用责任能力作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对于完全行为能力人，他们认为是无意义的，因为所有人都有责任能力。(2)学者们认为：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与民事行为能力问题紧密联系，因为只有先有民事行为才会有所谓的民事责任问题，但是立法上应分立而是整合存学者们有分歧。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学术研究的视角选择问题，如果交待清楚，自然不会产生异议，就研究视角的选择，本文是在广义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上立论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立法技术问题，只需考证实在法规范就可得知答案，或者说这是个立法价值选择问题。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逻辑分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纵向逻辑关系

民事责任能力在纵向的逻辑构成大致为法律责任、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法律责任概念在我国的法理学界仍有争议，但张文显教授的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他认为，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于专门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的有责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即由于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法定义务。”③很明显，此概念更多是根据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抽象而得出的。对此，有学者批评此说”有些笼统”，并进一步修正认为法律责任是”是指由于违背了具有法律意义的义务或基于特定的法律关系，有责主体应受谴责而必须承受的法律上的不利负担”。④至少对于民事责任而言，后者在表述上更精确。

依《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民事责任的来源方式三：其一，为违反合间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其二，为凼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其三，虽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的。即，民事责任的来源可简称为违约、侵权和法律规定。而民事责任的本质，梁慧星教授概括为：(1)民事责任为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2)民事责任使民事权利具有法律上之力；(3)民事责任是连结民事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中介；(4)民事责任为一种特别债。

通过对民事责任能力的纵向逻辑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推论：(1)既然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都具有国家保证的强制性，那么，民事责任能力也应是法定的，属民法强行性规范要素之一。(2)既能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那么民事责任能力的目的也应是保障权利，加害人和被害人都应在被保护之列。(3)既然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是属于客观的制度事实，那么民事责任能力至少不能为一个抽象的主观标准，否则可能会导致民事责任形同虚设。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横向逻辑关系

民事责任能力的横向逻辑关系为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及民事责任能力。相对于法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可在实在法上考察的制度事实，自然人的民事能力则为学者们的抽象，在此我们有必要溯源而上考察德国民法的理论构成。德国民法理论认为，一般来说，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成为权利和义务载体的能力”。梅迪库斯指出这是从消极意义理解权利能力的，拉伦兹进一步指出，某人具有权利主体资格意义在于确定通过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归属于权利主体。⑥而德国民法理论认为，民事行为能力即意思形成能力，即”理性形成意思的能力”。自然人具备了行为能力，即可能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构建法律关系。但对于民事责任能力却鲜有正面论述，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德国《民法典》过于重视对财产关系的调整，以至于除姓名权规定在总则里外，其他人格权都规定在债法的侵权行为之中。所以，德国学者认为这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梅迪库斯就认为：”在义务方面，此类[即确定义务主体(笔者注)疑虑很少发生。虽然无行为能力人必须通过其他人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一旦确定了义务人，同时也就确定了对不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财产。就这一点而言，孩子负有义务还是父母负有义务，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区别的问题”。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关系，我国民法理论界并无分歧，通说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最基本的民事能力，无民事权利能力即无法律上的人格，自然谈不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更谈不上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而对于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关系，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人方面也不存在争议，前诸多种争议均是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同看法而产生的。

这样的规定凸显了我国民法以民事法律关系调整对象的”静”地规制模式的逻辑困境：一方面，《民法通则》第54条和第55条相当于给自然人的行为设置一般性守法义务，既不合理，也不经济：其结果是使《民法通则》第106条关于民事责任一般规定的成了特别规定；另一方面，其逻辑结果就是，使考察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民法通则》第133条成了极难理解的例外规定之例外。换句话说，无论采广义行为能力说，还是狭义行为能力说都将无法解释民事责任来源。

通过对民事责任能力横向逻辑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I)将广义的行为能力限定为法律意义上的行为能力本是立法技术的产物为各国通例，而限制程度为立法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把第54条和第55条看作立法技术的产物而不宜伤筋动骨的话。那么，第106条将责任能力与广义的行为能力联系起来实非恰当，除非在新的立法中限制第54条和第55条的范围，否则就会得出在非法行为中要么有责任能力负担不利后果要么有行为能力(狭义)免责的奇怪结论。(2)既然民事行为能力(狭义)与民事责任能力在实在法意义上并无关联，那么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责任法方面的统一规定之”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至少在法理上是零散的。(3)如果能成功抽象出作为民事责任法的基础概念民事责任能力，我们或许可能在法理意义上”统一民事责任法。

三、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界定

本论文将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界定为：民事责任能力，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为民事责任法规范中的属人因素，其意义在于确定负法律上”必须作为或不作为”之义务人。笔者认为，从法律规范层面定义民事责任能力概念，有以下几个优点：

民事责任论文篇11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一）关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含义的不同界定

1．不法行为能力说。持此学说的学者认为“然人对其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民韦责任的资格或能力、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责任能力。”

2．意思能力说。该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并且预见其违法行为结果的心理能力，亦即关于违法行为的意思能力。

3．识别能力说。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足以辨识自己的行为结果的精神能力”。

4．广义民韦行为能力说。“通说为，自然人的民韦行为能力是自然人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民韦权利和设定民韦义务，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二）作者的观点

本文认为，责任能力的概念应界定为：行为人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资格。这一概念界定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责任能力的适用对象是过失行为，这体现了过错责任主义，无过失责任及公平责任并不适用责任能力制度；其二、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资格，有责任能力就应承担民事责任，否则行为人则可免责。其实卡尔·拉伦茨在其著作《德国民法通论》中就已有相似的论述：“不法行为能力或过失责任能力是指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能承担责任的能力。”

（三）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学者间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归属能力说，一种是构成说持构成说的学者把责任能力理解为行为是否可以产生责任的能力，有时甚至把责任能力当作过错的基础，认为责任能力解决的是行为人就其不法行为能否成立过失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在讨论侵权责任能力时，就将之视为侵权行为成立的一个要件一一过失一一的前提。“加害人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者，具主观‘可归责性，，而此项可归责性须以责任能力(归责能力)为前提。此属侵权行为人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资格，故也称侵权行为能力，在思考逻辑上应先肯定加害人有责任能力，进而认定其有无故意或过失。”归属能力说则认为，民事责任能力用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取得归属。凯尔森说，为不法行为的能力（在德文中）往往用“归责”概念来加以表示，不可归责，并不是说行为不可归责，在任何情况下，行为总是“他的”行为，这意思就是行为总是归责于他的，不归责于他的只是制裁而已。由此，在归属说之下，责任的成立和责任的承担就被分为两个问题，责任的成立与否由过错来判定，而责任的承担与否则由责任能力决定。

对于这两种学说，笔者认为它们在实际效果上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使无民事责任能力人免责的效果，但笔者认为构成说更具合理性。因为从责任能力与过错的关系来看，责任能力制度被看作是过错原则适用的必然逻辑结果。近代民法是理性主义思想支配下的个人本位(或称权利本位)的法律，自然人被看作是理性的主体，能以自身的理性能力认清法律为其规定的活动领域，并有义务在该领域内活动而不侵入他人的领域。如果自然人违背了这种理性认识而超出自已的活动领域进入他人的领域，则具有过错，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过错原则下的过错，就被看作是一种背离理性认识而应当受到谴责的主观状态。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无论故意或过失都以行为人对行为后果的认识为前提，即过错的形成以行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为前提。这就产生了不具有识别能力的主体其行为效力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民事责任能力制度。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和价值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

本文认为，过错责任制度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责任能力制度是过错责任制度的下位制度，其法律效果及适用范围由过错责任制度决定。责任能力制度仅于过错责任制度中适用，而不能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民法上的法定能力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从法的表现形式来看，权利能力作为法律概念直接在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民事主体部分予以规定；行为能力也作为法律概念于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法律行为部分予以规定；而责任能力则并不是法律概念，只是体现于民法典债篇的相关条文当中。这说明，责任能力是解决责任承担问题的法律制度，而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则是主体的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性条件。所以，我们并不能以对待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思维来分析责任能力，不能从人格的高度来界定责任能力，从而以责任能力为基础来分析责任承担问题，以至使责任能力成为上位概念，而各种责任制度就成为下位制度。责任能力制度的最直接的法律后果模式是：有责任能力者应对其造成的他人损害承担责任，无责任能力者则免责。而有无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是能够辨识行为后果的识别能力。对无责任能力人予以免责，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制度价值

1．平衡无识别能力人、受害人及监护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责任能力的首要制度价值就是在于充当无识别能力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器，而控制这个利益分配器的阀门就是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责任能力制度之所以如此引起学者的重视，主要在于责任能力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事件中，对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进行调节。法者、司法者可以利用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识别能力这一阀门对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行调控。如立法者将识别能力之有无的年龄标准提高时，就会使更多的受害人得到监护人的赔偿；反之，受害人的利益可能会因为未成年人的责任财产的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如司法者将识别能力的认定标准作严格解释，就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免责而从监护人那里得到赔偿；如采取较宽的标准，则一样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财产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其所适用的归责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并不考虑主观因素——行为人的过错，其归责依据是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既然行为人由于不具有识别能力这一主观因素，而被免于承担责任，那么显然是在归责时考虑了主观因素。从而说明，该情形并不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而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可见，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后果是适用过错责任制度的结果。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过错责任制度决定了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效力，而责任能力制度的适用范围只限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制度就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

2．进一步丰富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

从1804年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颁行以来，权利能力在民事主体制度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此时尚未有此称呼。到了《德国民法典》，对民事主体享有的能力进行了具体分类，从此便有了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之别，二者共同构成主体人格制度的主要内容。而责任能力制度发展到今天，不断充实着新的内容，理应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一起丰富主体人格制度。首先，就目的设计而言，权利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行为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设定权利义务的能力；而责任能力则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其次，就法理基础而言，权利能力以平等为核心，使各种民事主体均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体现了民事主体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行为能力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关注的是民事主体能否依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设定义务，体现了民法的自由理念以及自由与秩序的协调；而责任能力最大限度地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以保护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为目的，体现了民法的公平理念，反映着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再次，就道德价值而言，权利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平等层面的体现，它赋予每位民事主体以均等的机会进入法律体系之中；行为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自由层面的体现，它允许有意思能力之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为自己谋福利，实现法的社会价值；责任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公平层面的体现，为自己行为负责，确保各种法律关系最终都能回归常态。由此可以看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共同统一于主体人格制度之中，丰富了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

三、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一）现行规定的不足

1．我国民法对责任能力制度的规定在归责原理上模糊不清。譬如，第133条第1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她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似乎与德国法、日本法的规定相似，监护人所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只能适当减轻其责任，而不是免除，这又与“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的过错责任主义不相符。再者，如果这一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负责任的依据是过错责任制度，那么就应该以是否有过错来判定是否负责任，也就是就以是否有具体的识别能力来决定之，而不是以是否有行为能力来判定。因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已满10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有识别能力的。第四，第133条第2款与前一款相矛盾。既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无责任能力人，就不应该由这两类人承担责任，因为其没有责任能力而不能形成过错，这时应由有过错的监护人来承担；而这一款却因为该两类人有财产而由其承担责任。为了避免该两款在归责原理上的矛盾，只能以公平责任来解释第二款。但是，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时，第二款显然比第一款优先适用，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是公平责任比过错责任优先。这显然又不合理，因为公平责任是在用尽其他救济手段而得不到救济时才能适用，理应是过错责任的补充。所以，本文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可谓漏洞百出。

2．从民事责任能力确立的两个标准来看，反映出立法者在两种价值取向面前的摇摆不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法对于判断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对行为能力标准加以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对行为人利益的保护。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尤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使其不因智力、经验的欠缺而在社会活动中受到损害，因此民事行为能力要求的年龄标准较高——18岁。而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以“行为能力的有无”为判断标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保护行为人，使其能够以“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这一理由来对抗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体现的是对行为人的特别关注。

但同时法律又确立了财产标准，要求有财产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责任，这里反映的是自己责任原则。让有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体现了法律对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予以保护的倾向。

之所以出现这样看似矛盾的情形，绝不是“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有待完善”这一理由就能解释的。若果真如此，就过于简单了。其实我国的立法者在制订这一规定时还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当今世界对民事责任能力判断标准的规定只有识别主义和出生主义两种。前者的问题就是总也无法理清其与过错的“暧昧”关系，理论本身很难圆全；而后者则过于空洞。所以有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对于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新规定不是把它上升为“人人皆而有之”的境地，而是根本就把它抛弃了。两种标准代表了两种价值取向：识别主义表面上似乎是最公平合理的，严格考查行为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能够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者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反之则不负责任。此种规定对行为人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但它忽略了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而出生主义则是完全站在了受害人的立场，认为过错的标准是客观的，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需承担责任，而不考虑行为人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此种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行为人再也不愿意积极为任何行为，因为当过错用采客观标准时，行为人进行活动而完全不影响他人的利益，现实中确实是很困难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识别主义还是出生主义，确立的判断标准都是有缺陷的。而我国的立法者为了避免上述偏失，对于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确立了双重标准（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此种途径，对相关主体给予平等的关注：

第一，行为人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

第二，行为人如果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而不必考虑行为人具体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监护人权益的一种保护方式。

第三，监护人代替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是行为人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第四，为了保证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法律没有规定行为人及其监护人的免责事由，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都必须予以补偿，这是法律对受害人进行保护的方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平衡行为人（加害人）、监护人、受害人三者间的利益关系，使三方当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以期达到一种真正的公平状态，这也就无怪乎会有学者认为“此种规定比较公平合理，……”

但这样的规定还是存在弊端的：一方面，以民事行为能力的有无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对行为人过于宽容，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和代为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行为人与监护人之间谁是真正的责任主体，确认依据不明，二者间的内部责任关系很混乱。

（二）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完善

1．我国自然人责任能力制度的模式

（1）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应然模式

第一、抛弃传统意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赋予其新的内容

其一，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含义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指自然人所具有的对自己的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赔偿责任的资格或能力，它是对自己责任原则的一种体现。

其二，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归责能力，这种归责能力是客观的，不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并以此来区别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其三，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内容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单指侵权责任能力，还应包括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具体的责任能力，即民事责任能力适用于一切能够产生责任的领域。

其四，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而言，会因责任承担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首先，对于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即为行为人的财产状况，此时它的判断标准是具体的，因每次损害赔偿的数额多少而有所不同：其次对于非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就是行为人有为一定行为的能力，而此种形式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

第二、要把认定责任和承担责任两个环节分立开来，以达到保护行为人（包括其监护人）与保护受害人二者之兼顾

这里要弄清的就是过错、责任与责任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过错是认定责任时所应考虑的问题，归责时采过错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的利益。责任能力是承担责任时考虑的问题，有责任，现实中并不一定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仅针对财产责任而言），但这并不妨碍责任的认定。对于不名一文的行为人来说，何时有足以赔偿损失的财产（因而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则何时承担赔偿的责任，但在这之前，责任的认定已成事实。如果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并非因其不具有责任能力（无财产），而是因其无过错，所以不必承担责任。

第三、实践中对于过错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并结合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的认定和责任的承担

在责任的认定过程中，考察行为人及其监护人双方的过错，此时的过错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只要有一人对受害人的损害结果存在故意或过失就可以认定责任的成立。在责任的承担过程中，需要根据行为人自己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是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还是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此时的民事责任能力作为确定行为人与监护人内部责任关系的依据，是一种客观事实。

2．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具体内容

（1）对于过错而言，这里的过错仍然属于主观意识范畴，也就是说，此时的过错仍采用主观判断标准，考察当事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但这种考察不是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单独考察，而是考察行为人与其监护人的共同过错，只要有一方满足过错要求，就可以认定责任是确定存在的，行为人和其监护人就需要承担责任。

（2）对于责任主体而言，行为人及其监护人都是责任主体，但二者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如果行为人能够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之一，则行为人就是责任主体，由其来承担责任；但如果行为人不能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要求，那么就应该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以确保受害人的损害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得到补偿。但是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暂时的，只要行为人有了足以承担责任的能力（金钱）就需要返还给监护人。因此，二者虽同为责任主体，但行为人是第一位的，监护人是第二位的。

（3）对于民事责任能力而言，仅考查行为人单独的民事责任能力，而它的判断标准是双重的：对于财产责任，以行为人的财产状况为判断标准：行为人有独立的财产，就自行承担责任；没有独立的财产，还需要区分两种情况：如果行为人无过错而监护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暂为垫付，等到行为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金钱）后再返还给监护人。对于非财产责任，每个自然人都具有这种责任能力。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能够为损害行为，就能够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周枬．.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王利明．民法典·侵权责任研究[Z]．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民事责任论文篇12

一、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一般理论问题

二、民事责任微调系统及其主要微调方法

三、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展望与思考

引言

笔者在研究一些特殊民事责任问题时发现，在我国的民事立法里存在着一个奇妙的民事责任微调机制，它与民事责任的一般法律调整机制相结合，可以对民事责任的归责、定责与承担进行科学、精细而公正的法律调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么一个奇妙的法律机制竟然长期未曾为人注意，相关法学研究滞后于立法的现实严重地制约着其制度价值的充分发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都是盲目的实践。即使是再伟大的实践，也需要理论的总结、提升、宣传与推广才能获得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为此，本文以我国民法规定为基础，对民事责任微调机制进行深入的解剖与研究，以期丰富民事责任的基本理论、促进相关立法的完善和确保民事司法裁判的精度与质量。

一、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一般理论问题

（一）民事责任微调及其机制

1、责任微调概念的提出

责任微调不是随意杜撰的概念，而是对各种特殊民事责任立法现象进行学术观察与严密思考的结果，是对民事责任法律调整的结构与层次进行分析研究而概括出的法律新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笔者首次以概念组合的方式使用了责任微调一词并断言：“缺乏责任微调系统的民事责任制度是粗糙的，是有先天缺陷的，责任公正的程度势必非常有限”。[1]启用责任微调并非为了追求概念的新异，而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现成概念能够象责任微调那样能够精确地概括民法对民事责任进行再调整的法律现象及其本质。后经检索发现法学界有人在刑法学研究中也使用过责任微调一词并称“刑事案件中民事赔偿责任的积极履行状态，可以有限度影响到刑事案件的量刑，这是可以接纳的刑事责任微调”，[2]这更坚定了笔者专门研究民事责任微调问题的决心与信心。

据百度百科的解释，微调在电子学上是指对调谐电容作很小的变动或调整，泛指做小幅度的调整。[3]责任微调是否源于法律对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的微调原理的借鉴与利用，本文无意也无法进行判断与考证。可以肯定的是，责任微调是社会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智慧在法律中的结晶与体现。现代社会生活秩序向精细化发展，微调原理的应用领域与范围必将越来越广阔，关于责任微调的法律规定也会越来越多。

责任微调并非民法的“专利”，而是普遍存在于各实体法律部门中的法律现象。在民法之外的法域，同样存在责任微调问题，如刑事责任微调和行政责任微调等。只要进行一般性考察，人们就会发现刑法中的责任微调规定比民法中的责任微调规定还要发达。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例证是，几乎每一种犯罪的量刑都存在着量刑微调问题。

责任微调并不神秘，人们透过相关民法规定可以直观地看到责任微调现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为方便表述，下文中的中国法律均使用简称）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在这一规定里，但书中的除外规定便属于民事责任微调，它作出了与一般责任规定不相同的细微调整。规定中的民事责任首先依过错责任原则进行了归责，让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一般法律调整的结果。其次是通过但书规定进行责任微调，微调的结果是排除了对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无过错情形下的归责。当然，法条规定里还有一些无法直接观察和感知的东西，如责任微调的目的、功能与技巧等。

有时候，一些民事责任需要进行多次微调才能达到预期的法律调整状态和实现特定立法目的。例如，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将《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中的一次责任微调扩展为两次责任微调，不仅使特定民事责任的确定通过责任减轻或责任免除获得了合理的法律调整，而且还使人身损害赔偿与非人身损害赔偿如财产损害赔偿在责任确定上有了法律性区别（因为非人身侵权损害不适用《解释》而是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客观上彰显了人身权利保护的重要性。

责任微调不是我国民法独有的法律景观，而是普遍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的法律调整现象。一般来说，民事立法或民法典越发达的国家，关于民事责任微调的规定就越多。例如，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法典中，涉及民事责任微调方面的规定及内容就非常丰富。在《法国民法典》[4]中，就有很多关于责任微调的法律规定，如该法第1198、1200、1205、1211、1224、1283、1285和1287条关于责任免除或责任免除限制的规定等。《德国民法典》[5]第228条关于紧急避险责任的微调、231条关于错误的自助的责任设定、287条关于扩大责任的限制、320条关于合同不履行的抗辩的限制、591a条关于取回设备的限制、651f条关于旅游损害赔偿的限制和第702a条关于旅店主责任免除的限制等，用现在的眼光看，都属于责任微调的范畴。

2、民事责任微调的概念、本质、原理构成、目的与功能

所谓民事责任微调，是指在一般法律调整的基础上对特定民事责任进行的细微法律调整。民事责任微调不是直接根据法理创制的概念，而是民事责任法律再调整的代名词。之所以要进行概念转换，是因为责任微调的本质与特征是法律再调整和责任微调比责任法律再调整具有更好的概括性并通俗易懂，在法学法律上更利于概念的推广与使用。

责任微调的法律本质是责任再调整，即对一般法律调整或既有法律调整的调整。在民事立法中，民事责任的法律调整并非都能一次调整到位，很多特定的民事责任都要经过二次或多次调整即再调整才能告完成。从调整的内容和目的看，责任再调整的基本特征是特定责任法律调整的细微化，故在法学上可以将在民法中出现的责任再调整现象概括为责任微调。责任微调的本质和特征告诉人们，责任微调具有特定的内涵，不能无限制地加以使用。例如，通过立法修改原有的民事责任规定，就不能视为民事责任微调。

责任微调的法律再调整本质也决定了责任微调属于法律方法论的范畴，即责任微调对特定责任进行法律调整的特殊法律方法与手段。从责任微调的角度考察民事责任，可以从立法方法上推动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民事责任微调的基本原理虽不高深莫测但构成却极其复杂，它由一般微调原理、各种一般法理特别是民法原理结合而成。总的来说，民事责任微调不外是民事立法自觉或不自觉利用了微调的一般原理和技术手段去解决民事责任一般法律调整中的粗糙、疏漏或错误。我们知道，用自动搜索功能搜索到的电视频道如果画面图象不够清晰，可以用手动微调加以改善。同样，根据民法的一般规定产生的民事责任如果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或问题时，法律就可以通过特别规定加以弥补、克服和修正，即责任微调。

一般的微调原理并不能直接解决民事责任的微调问题。从技术角度看，一般微调原理只有与民事法律和相关法理有机结合起来并形成法律微调原理并利用责任调整的特定形式才能形成责任微调。如何在民事立法中科学利用微调原理对民事责任进行法律调整，恰恰是本文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并作出解答的民法学课题。

微调的一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特定调整的精确度，责任微调则是出于准确确定民事责任的客观需要。立法实践显示，民事责任微调具有独特神奇的法律功能。责任微调的微观功能和直接结果是使特定民事责任的确定变得更科学、更准确和更公平，责任微调的宏观功能和间接结果则是从整体上改善民事立法质量和细化民事法律调整。

3、何谓民事责任微调机制

机制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生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能时，常说分析它的机制。机制这个概念用以表示有机体内发生生理或病理变化时，各器官之间相互联系、作用和调节的方式。人们后来将机制一词引入经济学的研究，用经济机制一词来表示一定经济肌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6]机制与制度虽然在一般词义上有重大区别，但在法学中两者又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人们常常从机制的角度去研究法律制度的运作特点、运作规律和揭示制度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法学研究中，法律机制方面的问题向来受到重视，民事责任微调机制就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法律机制。

随着民事立法的发展完善，责任微调已从个别法律调整现象演变成民事责任调整机制。法律规定中经过微调的民事责任种类繁多，其分布范围非常广泛，民事责任的微调也因此变得异常复杂。就我国民事立法现状而言，关于责任微调的零散规定在数量上已渐成规模并自成一体。在那些规定里，各种内容不但丰富多彩，而且彼此间都存在着某种有机联系并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体现出细微调整的法律再调整共性。这说明，有关责任微调的民事立法已具备了成为法律机制的基本特征与条件。因此，将民事责任微调作为一种特别的法律调整现象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无论在法学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很有必要将其作为一种民事法律机制看待对待。

简单地说，民事责任微调机制就是以民事责任微调为内容的法律调整机制。在我国民法中，民事责任微调机制主要以民事责任制度为载体，责任微调通常以各种特别规定的形式如除外规定等方式出现。剖开民事责任微调机制并认真研究，我们便会看见这一机制的主要内核：责任微调系统及其结构，制度运作机理，责任微调内容和责任微调方法与手段。而一切与民事责任微调相关的因素与问题，如责任微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责任微调与责任的一般法律调整之间的关系、微调原则、微调对象、微调内容、微调方法、微调原理、微调目的、微调功能、微调结果、责任微调与制约民事责任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民事责任微调机制中的重要内容或需要深入研究的相关问题。人们可以通过这一机制观察民事责任在法律调整过程中的内容变化和总结法律调整的特殊规律及方法。

严格而言，所谓民事责任微调机制，是指根据一定的方法与原理，民法对已依一般法律调整方法调整过的特定民事责任进行细微调整的机理与制度。虽然民事责任微调机制是笔者概括并倡导的民法新概念和新机制，但就事物的本质和内容而言，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真正创造者其实是国内国外无数的为民法的发展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各代法律人特别是民事立法者。

4、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法理基础

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法理基础是是法律再调整原理。与责任微调一样，法律再调整在法学中也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法律再调整原理是从法律调整理论发展起来的。确切地说，是通过对法律调整进行分类建立起来的分支理论。从法理上看，人们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法律调整进行分类。根据法律调整的层次或对象的不同，可以将法律调整划分为一般调整和再调整。针对特定的法律关系包括民事责任进行的初次调整是一般法律调整，而针对既有法律调整的法律调整则为再调整。提出法律再调整的概念并将之区别于一般法律调整，根本目的与意义在于追求法律调整的细化与完善。将法律再调整原理运用到民事责任立法上，便会形成了责任微调现象和造就民事责任微调机制。

由于民事责任微调长期隐身于民法中，其本来面目和很多关联法律法学问题都还有待认识。关于责任微调的规定，广泛散布于我国的民事法律法规和各种司法解释中。遗憾的是，尽管其中不少相关问题如不可抗力、混合过错和责任免除等历来都受到法学研究的重视，但以往的研究却从未从责任微调或责任再调整的角度观察、认识和分析过这些问题。

目前民法中的责任微调并不是在法律再调整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法律机制，而是法律调整机制发展完善过程中的意外收获。民事责任微调机制完全是在缺乏法律再调整思想的背景下随着法律调整机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形成的，这是法律发展中的奇迹，同时也决定了其诞生的先天不足。以我国为例，民法中的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绝非法律再调整思维的结果，而是特别法律调整和细化调整等观念或意识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相关立法的先天缺陷与制度局限便在所难免。

特别调整观虽然并没有错，但缺乏普遍联系理念的特别调整观却是制度性思维的大敌，它忽视并割裂了各种特殊法律调整之间的有机联系。创设和发展民事责任微调机制，仅有特别调整的观念是不够的。民事责任微调机制之所以长期深藏闺阁待人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以往法学研究关注的都是孤立的问题和问题的显性内容，忽略挖掘各种问题的隐性内容及其本质关联。

细化调整也是很好的思维与主张，但却是一种模糊的法律意识，它只提出了细化法律调整的目标却没有提供实现细化调整的方法。再者，仅追求法律调整的精细化或具体化、不不改变既有法律调整的特定内涵也决定了细化调整不可能成为支撑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基本法律理念。

制度创新依赖理论创新，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必须靠正确理论推进。研究民事责任微机制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通过深入探讨民事责任微调现象与问题，创制和倡导能够兼容特别调整和细化调整思维并实现其调整目标的法律再调整理论。

（二）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科学性评判

判断一项民事法律制度或机制是否科学，大致可以从制度或机制的设立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进行分析。将我国民法中所有涉及责任微调的特别规定通过理论设计整合为民事责任微调机制，不是设立新的民事责任制度而是属于发现制度和制度创新。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一新机制可能或多或少会在认识上产生一些疑虑。为了帮助人们深入认识和乐于接纳这一新型的法律机制，仍有必要对其科学性进行必要的分析评判。

首先，倡导民事责任微调机制是非常必要的，理由是：

1、倡导民事责任微调机制是现代法治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民事立法与时俱进。在社会心理层面上，我国社会和民众对民法公正性的要求已越来越高，民事立法应当及时回应。公平原则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公平是民法的灵魂与精神。从立法上保证民事责任的确定和承担具有公正性，是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民事立法的基本价值追求。确保民事责任的公正性首先取决于立法公正，然后是不断改善立法，而改善立法的最佳途径则是立法创新。根据法律再调整的新思维在我国民法中倡导民事责任微调机制，就是顺应法治发展潮流和民意而进行的旨在提高法律公正性的立法创新尝试。

2、民事责任微调是调整民事法律关系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与手段。从法律方法论上看，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特别是立法技术与方法的制约，法律对所有的法律关系的调整不可能都做到一次性完成，民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也不例外。人们知道，影响民事责任的归责、定责和承担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原先依一般方法所确定的民事责任，甚至足以原先确定的责任。特别是，当原先归责定责所依赖的前提或假设被事实否定时，归责或定责便要被取消或发生重大改变。只有将责任微调与一般法律调整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复合调整和连续调整，才能最终完成对一切民事责任的法律调整。

3、倡导民事责任微调机制是科学立法和正确司法的客观要求。众所周知，科学立法和正确司法的前提必须有科学的理论特别是法学理论的指导。虽然现行民事立法中已包含了很多涉及责任微调的规定，但其制度化程度和立法价值都受到了陈旧民法观的严重制约。倡导民事责任微调机制能够让我们从制度视角重新认识和评估其制度地位与价值，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改进和完善。此外，民事责任立法也需要科学的法律方法论支持。民事责任微调理论所主张的法律再调整思想，将对未来的民事立法特别是法律调整细微化方面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与帮助。而对于民事司法来说，民事责任微调机制一旦得到倡导和推广，在责任微调理论的引导下，法官审案时确定民事责任的思路与方法也会变得更清晰和更明确。

4、倡导民事责任微调机制从根本上说是由民法的调整对象决定的。民法调整的对象是承载平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而民事法律关系是所有法律关系中最复杂的社会关系，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和角落。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缺乏健全良好的法律调整机制的民法必将是无能为力的。倡导责任微调机制的根本目的是对民事责任制度和民事责任法律调整机制进行改良，确保我国的民事法律能够从容应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民事法律关系。

其次，倡导推广民事责任微调机制也是完全可行的，因为：

1、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构建具有牢固的社会基础。民事责任微调的法律实践已经相当久远，赖以支撑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理论基础是微调原理，它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领域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应用并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民事责任微调机制并非是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建立在科学微调理论和长期社会实践之上的，机制的构建具有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

2、民事责任微调机制具有科学可靠的法理支持。责任微调理论是建立在法律调整分类研究之上的，而事物分类理论是现代民法学应用最普遍的理论，它是民事法律制度包括民事责任体系化、具体化和细微化的科学依据。

3、倡导推广民事责任微调机制具备相应的法律条件。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事立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民法的不断发展完善也使民事责任微调机制获得生存发展的必要空间和必要的法律支持。从立法操作程序上考虑，倡导这一新机制也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民事责任微调机制是凭借现有法律规定整合的法律调整新机制，不需要建立新的制度、现有的制度或者对相关立法进行大改动。关于民事责任再调整方面的规定都可以从理论上分别归类于各种责任微调的项下，而法律调整的共性则使很多传统民法方法与手段都可以成为或通过适当改造成为责任微调的方法与手段。

4、我国在民事责任微调立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完善和细化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责任的法律调整方面，我国的民事立法长期以来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构建和完善民事责任微调机制都是弥足珍贵的。相关立法实践及经验不仅验证了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合理存在与应用价值，而且还可以避免人们对这一新机制产生不必要的怀疑和主观排斥。

微调的原理能否应用到民事责任立法上，关键在于一国的民法能否将一般的微调理论转换为责任微调理论，而责任微调理论的建立又取决于能否形成科学的法律微调方法。不容否认的是，尽管缺乏法律再调整理论的指导，但我国的民事立法已成功地实现了对一般微调原理的利用。各种各样的责任微调方法在量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其中不少是久经考验已趋成熟的传统法律方法或者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新方法。各种责任微调方法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和互相制约，并且随着民法的发展已渐成体系。

（三）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地位

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地位，是民事责任微调机制及其责任微调理论在民法（学）中的位置和重要程度体现。对此，可以从理论和法律层面上分别认识。

民事责任微调机制是根据民事责任微调理论建立起来、以民事责任制度为依托的法律机制，具有实体法律与法律方法的双重内容属性。发展民事责任微调理论的基础是法律调整理论，而民事责任微调理论的核心是法律再调整理论。民事责任微调机制中的责任微调理论，既是法律再调整原理在民法学中的具体理论形态，又是我国特殊民事责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部门法理学和民事责任基本理论的范畴。它与民事责任的概念、民事责任的构成条件、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民事责任的分类等理论在民事责任基本理论体系中的关系是并列关系，彼此之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不能互相取代。这既是对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本质认识，也是对民事责任微调理论最恰当的理论定位。

这种理论定位，足以颠覆传统民法学的习惯观念与陈旧意识。在缺乏民事责任微调意识的背景下，那些包含有责任微调内容的问题，如责任免除、责任减轻和过失相抵规则等，长期被作为孤立的内容或特殊问题对待。在民事责任理论体系中，它们往往很难寻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更勿论其位置的高低。有的不恰当地依附在相关民事责任理论上，有的则难觅栖身之所而沦为“散兵游勇”。民事责任微调理论的提出，让这些“散兵游勇”找到了归宿并堂皇跻身于民事责任基本理论中。

民事责任制度是一个内容丰富和构成复杂的法律制度，其法律调整系统包括一般调整机制和特别调整机制，民事责任微调就是一个重要的特别调整机制。如此看来，我们可以这样认识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法律地位：民事责任微调机制是我国民法调整民事责任不可缺少的特别法律机制，它与民事责任的一般调整机制和其他特别调整机制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是民事责任法律调整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这也是催生本文的原动力。

（四）民事责任微调的基本原则

民事责任微调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民事责任微调机制中的指导思想，是相关民事立法司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是确保责任微调机制科学的法律基础。根据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分析各种责任微调的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可以将民事责任微调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如下四个：

1、科学微调原则。科学微调原则的基本内涵是：对特定民事责任进行微调，必须科学可行。科学微调原则是保障民事责任微调机制赖以存在和不断发展完善的根基，也是其他责任微调原则的基础。其具体要求是：责任微调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确有必要进行责任微调的才微调，不能随意微调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责任微调的必要性应当根据一般法律调整的结果并结合法律规定的基本精神进行综合评判；责任微调必须科学可行。存在微调可能性的特定民事责任才能进行微调，其可行性判断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精神与相关民法原理进行综合评断；责任微调的方法必须科学。微调方法恰当，才能确保责任再调整的结果合理。

2、公正微调原则。公正微调原则的基本内涵是：进行民事责任微调必须力求准确和公平合理。民事责任的责任的有无、大小和如何承担都与特定当事人有着利害关系，公正是责任微调的价值依归。缺乏公正性的责任微调不仅多此一举，还有悖民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贯彻公正微调原则，首先要在法律价值层面上形成公正微调的观念，把保障责任公正作为相关责任微调立法的重要价值取向；其次，为了能够真正做到公正微调，相关立法要不断完善责任微调的技术手段与方法，提高微调的正确性与精确度；最后，必须依法微调。法官应当深刻领会责任微调规定的法律精神，做到依法微调。在民事司法活动中还必须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保证特定责任的微调在量或度的调节上充分反映出法律要求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3、综合微调原则。综合微调原则是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制度内在要求，也是科学微调原则的延伸。其基本内涵是民事责任微调必须全面客观，避免顾此失彼。综合微调原则的一般要求是：责任微调要全面深入，必须贯穿于民事责任调整的不同环节或阶段；责任微调的对象要全面。责任微调的对象应囊括影响民事责任的一切要素，如责任的主体、内容、客体和相关的民事法律关系等；微调的方法与手段必须力求多样化，为特定责任的微调提供最恰当的选择。只有坚持综合微调原则，才能反映和体现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严密严谨。

4、适度微调原则。适度微调原则的内涵是责任微调在调整次数上应体现适当性，不宜盲目追求微调次数。应坚持一次微调和二次微调为主，多次微调为辅的立法方针。适度微调原则是立法科学性的内在要求。坚持适度微调原则，是因为多次微调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追求责任微调的质量尤其是责任调整的精确性，但也有显而易见的弊端。最明显的是必然会导致法律调整的复杂化，从而形成法律实施的客观障碍，尤其是导致适用法律上的操作困难。有时还会出现其他负面影响，甚至有违责任微调的初衷。

民事责任微调的基本原则是民事责任微调机制的骨骼与灵魂，机制价值与内容优劣取决于基本原则的导向即立法指导思想的确定。

（五）民事责任微调与民事责任宏调的关系

民事责任宏调即民事责任的宏观调整，或者称为民事责任的一般调整，是与责任微调相对应的法律调整方式。民事责任微调是基于一般法律调整而产生的特别法律调整，也是克服一般法律调整的缺陷的方法与机制。

法理上看，责任微调与责任宏调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责任宏调与责任微调同属于于民事责任的法律调整系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调整与特别调整的关系。更明确一点，是一般法律调整与法律再调整之间的关系。具有法律再调整性质的责任微调的有无从根本取决于责任宏调的结果状态。如果民事责任的法律调整通过责任宏调仍然无法实现立法目的，立法就会进行责任微调。反之，法律调整如通过责任宏调实现了立法目的，责任微调的必要性便会丧失。责任宏调是责任微调的基础，没有责任宏调就没有责任微调，责任微调是则责任宏调的继续、深入与补充。责任微调与责任宏调互相依赖、互相支持和互相制约。在具体调整方法的利用上，责任微调和责任宏调都有很多通用的方法，尽管其适用的场合可能存在差异。可以说，民法对民事责任的进行调整的彻底性和完美程度，一定程度上依赖着责任微调的有无及微调的水平与质量。

责任微调与责任宏调又有很大的区别，其区别主要是：1、两者的调整范围不同。责任宏调的调整范围总是大于责任微调的调整范围，因为并非所有的民事责任都需要进行责任微调。责任微调只对特定民事责任的局部进行调整，而责任宏调则负责民事责任的整体调整。责任微调体现的是法律调整的精度深度，而责任宏调体现的则是法律调整的广度；2、两者的法律依据不同。责任微调根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对特定民事责任进行调整，而责任宏调则是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对民事责任进行调整；3、两者在调整方法的使用上存在差异。在具体调整方法使用上，责任微调往往使用与责任宏调相反或者其他存在差异的法律调整方法对特定民事责任进行区别性调整；4、两者的价值取向不同。责任宏调追求的是法律调整的普遍价值即一般正义，而责任微调追求的是法律调整的个别价值即个别公正。正因为如此，责任微调不宜也不能是对责任宏调的全盆否定。

构建和完善民事责任微调机制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责任宏调和责任微调的关系。只有巧妙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正确进行民事责任的法律再调整并让相关立法充分展现民法的应有理性与智慧，才能实现民事责任微调的基本功能。相反，如果对两者的关系认识不清或处理不好，就无法对民事责任微调进行正确的法律定位，也无法确定民事责任微调的正确方向与方法。

（六）民事责任微调的一般规律

民事责任微调的一般规律是进行民事责任微调立法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规律，也是民事责任微调机制运作的一般机理体现。一切涉及责任微调的民事立法，都要受到一般规律的支配与制约。

民事责任微调的一般规律是由微调的内涵决定的。民事责任微调的本质内涵要求一切责任微调必须对一般法律调整或既有法律调整作出细微改变，这是研究责任微调一般规律的基础。按照责任微调内涵的基本要求，立法时要善于利用变化的思维根据特定事实、相关法律规定（精神）和一般法理对已有的责任调整进行微调。

民事责任微调的一般规律就是对民事责任进行法律再调整的变化规律。责任微调的规律和精髓是改变，认识和掌握法律调整的变化规律是进行责任微调的基础，而掌握变化规律则取决于正确变化思维的形成。责任调整的变化思维的形式有反向思维、多向思维、立体思维和循环思维等，变化思维的内容则包括变化的法律方法或手段、变化对象、变化程度和变化的必要性适当性判断等。

民事责任微调决不是随心所欲地改变一般法律调整或既有法律调整，必须遵规蹈矩和循章而行，规矩与章法就是责任微调规律。从法律方法论上分析，民事责任的法律调整是有层次有秩序的。根据其目的、内容与顺序的不同，民事责任的法律调整在民法中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环节或阶段，即归责阶段、定责阶段和担责（承担责任）阶段。在不同的环节或阶段，法律调整有其不同的目的与内容。在归责阶段，法律调整的目的与内容是确定责任的有无或责任的性质。在定责阶段，法律调整的目的与内容是确定责任的性质、责任的范围或大小。在定责阶段，法律调整的目的与内容则是确定责任承担的方式。因此，民事责任微调也必须在民事责任法律调整的三大环节或阶段中围绕相应的内容与目的有次序有规律地展开。

民事责任微调的一般规律是适用于民事责任确定的不同环节或阶段的微调规律，其规律内容可作如下表述：（1）归责与不归责是归责阶段使用的基本微调方法与手段；（2）责任减轻和责任扩大是定责阶段使用的基本微调方法与手段；（3）变通履行是担责阶段使用的基本微调方法与手段；（4）主观微调是归责阶段、定责阶段和担责阶段通用的微调方法与手段。

民事责任微调的一般规律是民事责任法律调整的特殊规律，它既是民事责任微调机制体系化的核心与灵魂，更是寻找民事责任微调方法和进行相关立法的向导。立法时，只有在遵循上述规律的前提下才能保障相关立法的科学性。

注释:

[1]黄龙：《民事补偿责任研究》，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7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2]于志刚：《关于民事责任能否转换为刑事责任的研讨》，《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