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管理论文篇1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1.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1)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2)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3)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4)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2.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1)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2)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理论与实践研究(第二辑)[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

财富管理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汶川地震在国人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全国人民以及全球华人团结一致，各尽所能，共赴抗灾，令人欣慰感动。其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产物的新富豪阶层，他们能否为灾区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灾难中，有的富豪积极捐款令人敬佩，如邵逸夫捐款1亿港元，台塑集团总裁王永庆捐款1亿人民币等等；而有些富豪的行为却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非议。总体来说，相对于港台富豪，大陆新贵们捐款显得有些淡漠。如万科集团，开始捐款220万，并提出“负担论”和“十元为限论”，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使万科社会公信力下降。虽然在众多声音的热议下，万科追加捐款到一亿元，力图挽回社会公信力，但仍不免受到一些非议。还有人在灾难中发国难财，以及社会关注的网络逼捐等等现象，暴露出中国转轨进程中财富伦理以及制度影响问题。

一、赈灾拷问富豪的财富伦理

四川地震后富豪的种种捐款事件，实质上拷问了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进程中富豪们的财富伦理及财富创造理论和财富使用理论。

财富创造是一个创造、实现、生产、产生财富的过程，对于财富的产生领域又可分为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关于财富的实现，则包括生产、传播、销售、广告、运输、服务等许多方面。财富的源泉在于人们的创造，但是如何创造财富，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财富，中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人们创造财富的理念是创造财富，既通过合法的手段，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财富的创造。这种财富创造理念引导着西方人的财富创造活动，创造财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责任和经济价值。在我国的转轨时期，思想多元化，财富创造理念多元化，有些富豪的暴富过程是通过非合法、非合伦理的手段来实现的，这种现象是由我国转轨时特殊的环境和财富伦理观念造成的，所以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出现了生产劣质抗震救灾品，以及北京马甸市场手机个体商户利用灾区的通信优惠政策集体到灾区去充值电话卡的事件。“发国难财”成为他们发家致富的机会，成为暴富的手段，这些现象深刻暴露出我国财富伦理中财富创造的一些现实问题。

不仅在财富创造方面，而且在财富使用理念方面东西方存在很大的不同。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大陆富豪捐款并不积极，例如出现的“万科门”事件，虽然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万科后来追捐到一个亿，但是是否能够挽回社会公信力值得思考。在这次国家灾难中，在全国人民奋力抗震救灾共赴国难时，更深刻地突出了转轨时期我国财富伦理中财富使用理论（即创造财富是为了什么，怎样来使用财富）的一些理念问题。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中，升入天堂的人是不要求有巨额财富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死后是不能升入天堂的。这种宗教理念经过几百年的提炼和丰富，逐渐演化成一种财富使用理念，即把创造财富与财富回馈社会相结合，而捐款就成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最有效的常态的形式。在西方有完善的捐赠制度，包括完善的民间和政府组织来运作、使用和管理这些捐款，以达到捐款最大社会效益化的运用，所以在西方出现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这些捐款大鳄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我国的经济社会转轨阶段由于体制的约束和理念的保守，财富使用理论同西方有很大的区别，少数富豪对财富的使用不是为了回报社会，只贪图对财富的享受，即便有些捐款也为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在这种财富伦理理念的影响下，出现“万科门”事件也在预料之中。但是在地震中的另一面，全球华人积极捐款，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深的向心力，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中华财富伦理，出现了王永庆、李嘉诚等以及隐于社会的富豪张详青、加多宝集团一个亿的捐款以及数万计爱心人士的捐款，地震使人们更加认知生命，认知财富伦理的深刻内涵，不断改变人们的财富伦理观念。可以说这次地震是中国转轨时期财富伦理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二、中外捐款抵税制度以及遗产税制度对财富伦理的影响

富豪的财富创造和使用伦理不仅受社会理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制度的巨大影响。地震中大陆富豪捐款相对港台富豪冷漠也受相关税收制度的巨大影响。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如果要把财富遗留或者馈赠给个人以及法人要征收高达50%的遗产税。而大陆相关开征遗产税的问题还在探讨之中，香港也于2006年废止征收遗产税。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有完善的捐款抵税措施：美国政府1917年出台了相关的免税政策鼓励捐赠，政府税法甚至鼓励不是很有钱的人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一部分钱来免除自己的所得税，所以后来捐赠就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对于一些非赢利组织，美国政府对它们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督，看它们是否在做规定中要做的事情，借此逃税，或是用这部分钱来做生意或替企业做宣传，都是不允许的。每年美国前50项数额最大的个人慈善捐款中，大约有1/5来自遗产捐赠。美国遗产税制属于总遗产税制。从1976年开始，美国将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采用统一的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18%，最高税率为50%，后者适用于遗产额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另外，遗产额在60万美元以下者免征遗产税。而对于非居民，也要缴纳遗产税，但税率比居民优惠，最低税率为6%，最高税率为30%。美国有相当完善和透明的慈善款的管理组织，所以在西方一些国家捐款既能做公益又能抵税，这种财政税收制度为财富伦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完善的实施环境。在台湾和香港也有相当完善的抵税制度，这也是港台地区在灾难中踊跃捐款的一个因素。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理念的实现。在这次地震中，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各级民政部门和慈善组织积极运作，同时出台了针对地震灾害的捐款抵税措施，例如5月21日，广东省地税局根据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捐赠支出税收政策规定，了《广东省企业和个人向地震灾区捐赠有关税收扣除办法》的细则，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地震灾区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利润12%比例的部分，要与应纳税所得额一并计税。这些政策为财富伦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环境，将更好地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非正式组织管理制度与财富伦理的表现

影响慈善捐款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没有一个完善的组织体系负责善款的收集、运作以及有效率地管理应用，从而将慈善作为一种常态，并且组织的运作完全透明化，你可以知道你的爱心捐款的每一分是如何运用的。在美国有很多民间的非正式组织负责运作慈善捐款，包括地方教会，以及各个慈善基金组织，这些组织时刻接受民间的监督，透明化运作，与官方组织共同运作，进行社会化常态化的慈善活动。相对来说，我国慈善组织以官方组织为主，并且组织运作的透明化程度不高，非正式民间组织由于政治等敏感原因还处于起步阶段。慈善不仅仅是一种热情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智慧体现和高效管理。我国最近也出现了一些非正式慈善组织比如“壹基金”，以及陈庭发的NPP组织，这些组织将实施有效的管理，常态做慈善事业。这次地震中，国家派出专门的机构管理善款，并且适时审计报告，是我国慈善捐款管理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灾难让国民重新审视我国的慈善组织和管理制度，从而有利于促使官方和民间组织综合配套的慈善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财富伦理观念的表现。

四、财富伦理衍生文化：社会舆论监督和仇富理论

在这次地震中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网络逼捐”，即网友通过网络将各个富豪的捐款名单及金额上网，进行排名，让富豪们面临更大压力。“万科门”就是一个网络逼捐的突出案例，广大网友通过对王石“负担论”、“10元论”的质疑，使万科的公信度下降，为挽回损失，王石追捐一个亿。人们常常把网络逼捐和仇富理论联系在一起。仇富理论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指对富人“为富不仁”和富人对社会以及人民困苦冷漠的一种鄙视和唾弃。社会监督和仇富理论有一定的联系，实质是对富豪有没有对社会承担自己应当承但的责任进行追究。在这次地震中有人说，社会监督造成网络逼捐给富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捐款多少是自己权力，不要用仇富观念压制富豪的个人自由权。这虽然有些道理，但是社会监督是一种进步，通过实施舆论监督权使富豪为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迫使富豪财富伦理和理念的巨大转变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可见财富伦理之下演绎出很多亚文化，虽然有的走了偏，但多数是合乎道理的。

五、“看不见的手”在支配财富伦理

在经济学中有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整个经济的运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支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同样，在财富伦理中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财富伦理，从而使得社会延续着财富的创造和使用过程，在支配着人们的财富理念。这种理论叫做“回馈”规律，通过财富同社会之间相互回馈支掌财富的创造和使用过程（如下图所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叫财富伦理之手，它指挥着企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也影响着企业的捐款和循环。

六、地震使中国财富伦理在民族重生中升华

汶川地震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伤痛，给民族带来了巨大生命和物质损失，但地震同时也让中华民族重生。政府在这次地震中反应迅速，管理得当，军民共赴灾区，使国民对政府的公信能力和执政能力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以至于有人惊呼这是一个国家的新生。国民对整个社会财富伦理也是一个巨大的检阅。国家把5月19日-21日设为国难哀悼日，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为平民设定的哀悼日，体现国家对生命、对人权的尊重和重视，促进了对国民人权的保护，这的确是中华伦理的一次提升。同时全球华人共赴国难，踊跃捐款，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富豪新贵阶层踊跃捐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财富伦理理念，对生命和财富有了重新的定位。在这次地震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赈灾应急管理机制、灾难防护机制以及捐款动员管理体制和建筑规划防灾等等，地震后国家会更重视这些体制的建设，更加重视生命，人权。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财富伦理经历了这次地震也会有巨大的改变，人民将更加重视财富的得来伦理和财富使用伦理。财富伦理必将使得地震后的灾区重建得更加和谐，中国必将在灾难后获得重生。财富伦理也将获得大转折、大进步，有关的财富伦理制度建设也必将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夏德根.市场制度中的市场文化（N）.人民日报，2003-12-29.

[2]胡海鸥.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唐凯麟.思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财富管理论文篇3

财务会计专业 姓名

一、题目名称

新形势下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定位

二、选题背景及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在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财务管理目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财务管理目标的正确界定对于整个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及财务管理实践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理论界及实务界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看法并未取得共识，大部分学者赞成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而实务界则更为偏爱利润最大化。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实质在于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比如说我们界定财务管理目标是站在所有者的角度，还是站在财务人员的角度？再比如说我们界定财务管理目标的目的是什么？财务管理目标和目标管理中的目标是否一致？对于这些问题，理论界及实务界都没有作出合理的回答。因而笔者认为，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利润最大化还是价值最大化的争论上，而应当先对有关财务管理目标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回答，然后再对财务管理目标作出合理的界定。

三、研究内容

随着中国加入wto，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及中国企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组织集团化、经营多元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情况大量出现，多元化经营在理论和实践上最基本的好处就是分散经营风险。同时，企业集团化的组织形式，由于其在内部形成多元法人主体结构，分散了财务风险。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股份制的日益成熟，以母子公司制为基本结构的企业集团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一种组织形式。

对于企业集团来说，无论是集团总部本身还是处于不同层次的成员公司，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理财目标，即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具体来说，则是为了实现出资人财富的最大化。因此，满足出资人需要，服从出资人利益，实现出资人财富最大化，就成为制定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采取有效的财务管理方法。而目前我国众多企业集团中存在着财权多层次分割的过度分散与失控、信息不能及时充分共享、利益互不兼容的多级法人治理结构、成员企业目标的逆向选择、竞争力低下等等问题。这与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目标相悖。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当前我国实际，从企业集团实施财务集中管理的必要性、财务集中管理的具体操作思路和解决方案、必需的基本主客观条件等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述。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选择并定位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从而提高集团整体利益以及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

四、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主要通过查阅大量相关资料来支持论文的研究，其中包括院系图书馆、校级图书馆的藏书和期刊；电子期刊的全文检索；英特网的搜索引擎；各类网站的相关文章等等。

2、案例举证方法

五、论文提纲

（一）企业财务管理现状及其在现代企业中的核心地位

1.分析我国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

①分析我国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的观念。

②分析我国企业的资本制度。

③分析我国企业的外部筹资模式 。

④分析我国企业的收益分配政策 。

⑤分析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选择现状。

2．探讨财务管理在现代企业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①财务管理是企业最重要的管理。

②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③财务管理是其他各种管理都无法取代的。

④论述财务管理具有综合性的功能。

（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概述

1．论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含义及其特征

① 什么是财务管理目标

②财务管理目标的特点

2.影响财务管理目标实现的因素

④管理决策因素

⑤外部环境因素

（三）比较几种代表性的财务目标观点

1．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优劣。

2．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的优劣。

3．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优劣。

4．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优劣。

（四）财务目标选择的标准

1．影响企业财务目标选择的因素

①经济体制

②经济发达程度

③企业经营机制

④资本市场

2．财务管理目标优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①财务管理目标的历史研究

②新形势下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定位．

六、主要结论

新形势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为：以国家的方针政策为依据、市场竞争为导向，力求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企业所有者（股东）财富和职工人均收入最大化。首先，它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由企业来组成，企业由所有者、经营者和广大职工来组成，各企业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三个经济利益主体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目的就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企业财务管理终极目标，就是要使组成企业的各个经济利益主体都富起来。其次，它符合统一性特征。它直接明确企业的目标由企业所有者（股东）目标、经营者目标和职工的目标来组成，主张三个利益主体通过协商使各自的目标统一于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之下。第三，它符合货币性特征，均可用货币量化，便于分解。第四，它符合明晰性特征，概念清楚、表达准确、没有疑义。第五，它符合可控性特征，如果将所有者（股东）财富量化，可用每股收益、股利支付来表示，所有者财富和人均收入指标都是财务管理可控的指标。综上述，将它作为我国企 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比较恰当的。不仅如此，如果把它作为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还可以有效地建立企业内部的利益制衡机制，解决企业目标与国家目标的统一问题。对于解决我国企业存在的隐性收入问题也会有所帮助。

总之，财务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体现的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割和价值分配关系。从理论概念的角度来考虑,作为目标,必须服从于本质。财务就一般本质来讲,应力求保持以收抵支和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减少破产风险,使企业能够长期稳定地生存下去,并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通过合理、有效地使用资金使企业获利。财务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企业目标决定财务目标,企业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决定财务管理目标的趋向与最终选择。

七、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8226;r.爱默瑞，约翰&8226;d.芬尼特.公司财务管理（上、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 刘俊彦.财务管理机制论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3 林景新.《中国式企业危机管理》m. 广东经济出版社,9月.

4宋献中,熊楚熊,《公司理财》m.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5谢剑平.《财务管理——新观念与本土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王庆成.知识经济时代财务管理的变革j .财务与会计导刊,,(10).

7彭海颖.略论强化现代企业的财务控制j.财务与会计导刊,,(12).

财富管理论文篇4

笑雪:苏教授,您比较早地提出了“广义财务”的概念,您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苏教授:我国关于财务的概念众说纷纭。这说明人们对财务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还欠统一。翻阅有关财务论述,深感许多财务定义不周延,概括欠全面。因而影响财务理论的提高,也影响财务实务的开展。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财务理论研究落后,财务工作质量不佳,财务学科地位低下,导致大会计论根深蒂固,财务学在会计学、财政学、企业管理学、金融学等学科的夹缝中生存,成为各学科争夺的对象,结果影响财务学科的前途,影响财务人员的地位,也影响国民经济的效益。

我提出广义财务论的研究,就是要通过概括古今中外的各种财务现象,找出财务的共性,进一步认识财务的普遍规律,同时根据财务的分类和构成,认识具体财务领域的个性,以便更好地从共性、个性、以及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上全面地、分时代、分层次、分角度地开展财务理论研究。

笑雪:目前财务管理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苏教授:财务管理没有一级学术研究机构,没有一级学术期刊,不是研究生专业目录中的独立专业(当然许多具有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学校都纷纷设立了财务管理专业),财务管理依附于会计学、企业管理学、财政学等其他学科,现在我国财务管理专业多在会计学院(系)之下,严重影响财务学的发展。因而提高学科地位势在必行,应将财务学科提升为独立学科,研究生阶段的财务管理也应和本科一样作为独立专业。

笑雪:您的观点认为,财务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发生于社会的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之中,其基本依据是什么?

苏教授:基本依据:一是各种文献的记载,二是考古发现的资料,三是社会现象的分析,四是对世界未来的展望。早在出现剩余之后的无货币时代,甚至无商品时代,就有了财务。出现剩余,是产生财务的必要条件。而财富变化,则是财务产生的充分条件。远古的疏通河道,修建房屋,祭祀鬼神,部落战争,都涉及财物的消耗;而收获庄稼、养蚕,打猎,都涉及财物的增加,因而都属于财务活动。后来除了部落战争已经演变为国家战争,将来也可能演变为星际战争,其他类似的上述财务活动不仅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也一定会有。当然,这些活动的复杂性是与日俱增的。

笑雪:有人认为,商品货币经济出现前,只存在财产物资的实物运动,而无财务资金运动,即无财务。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苏教授: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不应以是否涉及货币作为财务活动的分水岭。因为直到现在还大量存在以物易物的非货币交易。我们并不能说以物易物的非货币交易不存在财务活动,同理,也不能说现在的补偿贸易的补偿活动不存在财务活动。因而,不能认为无资金运动就是无财务。

笑雪:从广义财务的角度来看,您是否觉得人们对财务外延的认识范围太窄?

苏教授:我是有这样的看法。比如,我国学者在对财务概念定义时,往往将其局限在企业财务方面,甚至有人将财务的范围仅仅局限在工业企业财务方面,或者局限在国家的社会制度方面(如“社会主义财务”之类),局限在“关系论”,当代财务方面。按照其有关定义,似乎只有企业才有财务,企业以外的经济单位没有财务;只有盈利活动才是财务,非盈利活动不是财务;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财务,其他国家没有财务;只有现在才有财务,古代没有财务,或者只有货币产生以后才有财务,货币未产生时没有财务;财务实质只是一种货币关系或分配关系,而不是财富或货币的变动或运动。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

其实各类组织都有财务。不仅如此,个人或家庭也同样有财务。现在世界不少国家已有了专门研究个人财务的组织和多种职业资格。因而个人财务显然也应属于广义财务的内容。

笑雪:根据您的观点,广义财务应包含哪些内容?

苏教授:我认为,财务的外延是指包括了企业财务、家庭财务、个人财务、乡村财务、宗教财务、氏族财务、部落财务、部落联盟财务、军队财务、国家财务、地方财务、党政机关财务、事业单位财务、社会团体财务、国际组织财务等古今中外一系列财务概念的总集。其中企业财务还可按组织形式细分,或按业务部门细分,或按企业规模细分,或按经营现状细分(如盈利、亏损),也可按企业性质细分(如一般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宗教财务包括寺、观、庵等财务。国家财务不仅包括国有资产财务,也包括国家财政、央行(国家银行或类似组织)财务。为了区分于上述种种个别的财务概念,我们将其称作广义财务。

不仅如此,在财务主体的各种活动中,或本身就是财务,或直接间接涉及财务。例如《尚书・洪范》中所谈的八政,即国家的八种政务,一是管理粮食,二是管理财货,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民居,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治安,七是接待宾客,八是管理军事。这里的前两项本身就是财务,后六项也直接涉及财务。没有财务,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再如法约尔归纳的企业六种活动,包括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管理活动。其中,财务活动本身是财务,自不待言;技术活动、商业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管理活动也都同样存在财务,可以分别称为技术活动财务、商业活动财务、安全活动财务、会计活动财务、管理活动财务。此外,各财务主体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人力资本财务,环境保护财务等等。

如果再加上财务管理思想、财务管理方法、财务管理技术等,财务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

笑雪:我们早先读了您的《中国古财观》,深知您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除了您的《广义财务论》、《中国古财观》,还有哪些文章体现了您的广义财务理论?

苏教授:在《中国古财观》一文中曾对财务的产生,财务及其相关概念作过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中国古代多种理财观,这些理财观已经深刻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今人和后人的财务思想。该文和《广义财务论》一样,也发表在《理财者》上,它本是广义财务论的一个构成部分。还有在《中国财经报》发表的《大宅门的理财艺术》,在《财务与会计》发表的《大宅门的理财观及对我们的启示》,在《知识产权》发表的《不龟手之药的启示》,在贵刊《会计之友》发表的《聊斋志异的人力资本财务思想》、《中国古人的信用思想》以及多篇关于无形资产的论文,等等。其中见于《庄子》的《不龟手之药》,就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无形资产转让,无形资产转让也无可置疑的属于财务活动。

笑雪:您在《广义财务论》中对广义财务的研究,主要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的?

苏教授:虽然财务活动的产生很早,财务思想的形成也很早,但财务作为一个学科的出现却较晚。为了揭示广义财务的本质,我首先对广义财务的主体、客体、职能、范畴、工具、人员、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笑雪:这要在对古今中外所有财务现象分析研究之后,才能作出结论。能介绍一下您对广义财务主体、客体及其职能的主要观点吗?

苏教授:先说广义财务主体。 财务主体如何概括,是广义财务理论的关键。我认为财务主体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些同一财务主体也可能因时代不同而名称不同。在原始社会晚期,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原始家庭都是财务的主体。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家庭、国家、诸侯国、地方政府、行、栈、庄等企业、行会等都是财务的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家庭、企业(这里主要包括独资、合伙、公司,著名的管理学家法约尔曾将“国家”也包括在企业之内)、国家、城市、机关、学校、医院、社团等都是财务主体。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也是财务主体。此外,原始社会晚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寺庙等宗教场所,也是财务主体。

因此,财务主体应包括氏族、寺庙、国家,军队、家庭,个人,企业、公司、城市、机关、学校、医院、国际组织等古今中外各种经济组织。其中,家庭、国家、军队、城市等虽然主要是社会组织,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但它具有经济功能,严格说是财务功能,所以我们也将其称之为经济组织。

我将财务主体分为组织和个人两大类。再将组织按目标即按盈利性分为纯盈利组织(即企业)、半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

凡能自我增加财富的,就是盈利组织,否则,为非盈利组织;如果既有盈利的一面,又有非盈利的一面,则为半盈利组织。

纯盈利组织是指其一切消耗都作为成本或费用,再通过其收入予以补偿,实现盈利,从而增加财富的组织。

非盈利组织是指其一切消耗只能作为费用,没有对应的收入,故无法通过收入而收回,更不允许盈利的组织。

半盈利组织是指介于盈利组织与非盈利组织之间,既有盈利性、又有非盈利性的一种混合组织。

纯盈利组织主要包括各类企业。

半盈利组织包括家庭、国家、寺庙等。

非盈利组织包括机关、学校、社团等。

任何组织,包括盈利组织与非盈利组织,都有财务问题。

盈利与非盈利等不同类型的财务主体,其某些财务活动是不同的,但许多财务活动又是相同或相近的;而同一类型的财务主体,往往存在许多共同点,许多管理原理是相同的。这就为我们建立广义的财务学科提供了条件。

再说广义财务客体。一些专家分别提出财务客体是资金、资本、货币、价值等观点。这些观点都值得研究。我认为财务的客体是财富(或财产)。这里所以将客体确定为财富,或称财产,而未用货币、资金、资本、价值,是因为财务的产生不是在货币形成之后,而是在货币形成之前,甚至在商品形成之前。那时的财务就谈不上货币、谈不上资金、谈不上价值。而财富本身可以是货币、资金,也可以具有价值。因而将财富作为财务客体更准确,更符合客观实际。

财富一般是指具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二者的结合物,如文化古迹等。

财富可划分为现实的财富、虚拟的财富(如股票)和潜在的财富(如方案)。

财富不是静态的,是不断变化的。财产或财富的含义,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比如奴隶,在奴隶社会是财产,而在其他社会则一般不是财产;再如土地,在封建社会是地主和一些农民的财产,但我国土地革命后就不是使用者的财产。

最后说说广义财务的职能。

如何兼顾古今中外各类财务主体的财务实践概括财务职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广义财务职能可概括为取得财富、使用财富、积累财富等三个方面。

其中,取得包括劳动取得、外部借入;使用包括占用和耗用;积累包括自我积累、外力积累。

劳动取得包括生产产品交换来的实物收入,销售后取得的货币收入,直接提供劳动取得的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外部借入包括以各种形式(信用借入、抵押借入、租赁等)从外部借入的实物或货币。占用是指取得后未耗用的部分;耗用是指取得后已消费的部分。自我积累是指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的财富增殖,实质就是盈利,外力积累是指由外部投入、捐赠、赏赐、继承而实现的财富增加。

对纯盈利组织来说,同时存在财富的取得、使用、积累;但对非盈利组织来说,则不存在财富自我积累问题;对半盈利组织来说,只是部分财富存在自我积累问题,另部分财富不存在自我积累问题。

非盈利组织使用财富,是财富的消耗(无法通过收入收回),纯盈利组织使用财富,是财富的投入(作为成本费用以后通过收入收回),半盈利组织使用财富,可能是财富的消耗,也可能是财富的投入。

于是,盈利企业的财务职能就是通常所说的三财:聚财、用财、生财。在货币经济时代,盈利企业的财富表现为资金,因而盈利企业的财务职能也可以概括为资金的筹集、资金的投放、资金的分配。这里的资金投放包括投放后的管理,即资产管理,资金分配是指盈利分配,实现的盈利留存于财务主体之内,就是财富的自我积累。

笑雪:通过这样的分析论述,您对广义财务的概念是如何归纳的?

苏教授:我对广义财务的定义是这样归纳的:财务是经济主体的财富数量变化及种类变化(包括现实变化和潜在变化)的事务及其体现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与经济主体有关,与社会政治制度有关,也与是否利用信用有关。

笑雪:最后请您谈一谈如何更好地开展广义财务研究?

苏教授:财务理论博大精深,涉及财务的论著汗牛充栋,前人的经验需要总结,零散的资料需要梳理,分门别类的财务理论研究应该有组织地进行系统研究。

财务工具层出不穷,财务实践日新月异,应该密切注视国内外财务的新动向,新理论,新技术,为财务主体本身服务。应研究知识经济条件下财务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观念。

财富管理论文篇5

《周易》作为人类文明的源头,其内容涵盖宇宙,蕴藏万物,为现代管理学提供了不竭的智慧和思想源泉。想在企业管理中游刃有余,事半功倍,不妨听听卢正惠教授解析《周易》中所蕴含的经营管理理念,从中获取些许灵感,撷取几分智慧,或许会对您有所帮助。

《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哲学经典,也是最有影响的预测学经典,同时还是一部治家理政、安邦定国的管理学典籍。在悠远的中华文明史上,易学虽历经沧桑,但始终万世不竭。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性的《周易》热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古老文明智慧的探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竞争世界,利益熏心淡漠了人性的善与美;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和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经济竞争理念导致了唯利是图。谁能改变这一切,谁能拯救缺失的良知与真善美,在追名逐利的背景下,东方管理学应运而生。毫不夸张地说,《周易》蕴含的管理智慧为我们构建东方管理学或《周易》管理学提供了不竭的智慧和思想源泉。本文从《周易》的管理智慧中梳理出一些经营理念,以修正和补充现代西方管理学之缺失与疏漏。

1、交易获利理念

生存是人类的本能,要得以生存,就要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也指出:“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说明人类的基本行为是自利的,即获取自身的利益。但要强调的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如何才能实现互利共赢的目的,唯有交换。因此,交换是人类的天性,通过交换,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最终两方获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系辞下传》中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明了《周易》对市场、对交易行为的论述,以及人类交易行为的趋利性研究,与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观点是一致的。交易规模的扩大还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一些人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活动,一些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一些人专门从事手工业加工等等,市场规模的扩大最终导致商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兴起了。这些观点无疑与亚当・斯密的分工合作理论相一致。

从交换中获利,人们认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法则也就逐渐形成。公平交易,等价交换,童叟无欺,自古至今,构成了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则。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等价交换,公平交易,诚实守信仍然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2、财富理念

《周易》的财富观大致有两类,一是重财、生财、理财、用财的财富观;二是农、工、商三业并重的经营理念。

《周易》的思想中非常重视财富,吃、穿、住、行、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追求财富是人类的本能。《系辞上传》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富裕起来就称作大业,能使财富不断增长才能称为盛德。因此“崇高莫大于富贵”(《系辞上》),“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象》),追求财富、生产财富是崇高的事业,乃人间正道,也是治理百姓的最基本的条件。《周易》给出了这一观点的基本理由,“物畜然后可养”“物大然后可观”(《序卦》),有了充分的财富储备,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物畜然后有礼”(同上),物质财富充裕了,才能实现礼治。此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也。总之,财富是“聚人”(《系辞下》)的最基本条件。

《系辞上传》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自古至今,成就事业,都需要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这一切都离不开财富。宋代王安石根据《周易》的财富观,提出了“以义理天下之财”的观念。“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王临川集》卷七十《乞制置三司条例司》)。

孔子也明确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并明确表示自己也愿意追求财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孔子在游历卫国时,冉求问他卫国人口增多之后该怎么办,他回答说“富之”,“富之”后方能“教之”(《论语・子路》),认为只有使国家、人民拥有财富,才能实行教化。

关于财富的来源,《周易》认为离不开自然,人类的财富取之于自然。《乾・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其基本思想是财富乃天地所生,即大自然的恩赐。《坤・传彖》又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辞上》),“天地养万物”《颐・彖传》),天地交而万物生,这就是《周易》关于生财的基本观点。

同样,《周易》也强调劳动生产创造财富。在《系辞》中指出“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为利,以教天下”,要“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这一观点实际与现代经济学中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是一致的。

《周易》还提倡要节俭,“治理其财,用之有节”(《周易正义》),《节・彖传》中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百姓要“以俭德避难”,以勤俭节约的美德去克复困难。

3、利害理念

《周易》的吉凶观念预示着管理的福祸同源,其趋利避害的功利价值蕴涵着经营管理的理性选择。趋吉避凶,规避风险,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向、决策、行为等,是现代企业竞争中的明智之举。

对得与失、利与害、吉与凶的判断和选择,主要有吉、凶、悔、吝等九级。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讲,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行为,规避有害于企业发展的行为就是“吉”,反之则是“凶”;“悔”是人们没有获得利益时的心理感受,“吝”是人们没有避免伤害时的心理感受。

《周易》中的这些思想,对现代企业竞争中的行为选择的启示是,无论你做出什么决策,都要进行“利”与“害”,“得”与“失”的风险与收益评估。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4、诚信理念

《周易》认为,诚信是做人与做事的根本。《系辞上传》指出“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v之,吉,无不利”。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诚信最重要。

财富管理论文篇6

2013年11月28日，在外滩29号光大私行会所，“第二届全国独立财富管理机构TOP10颁奖典礼暨论坛”如期举行，与去年同期的第一届财富管理机构评选相比，这已经是国内第二次较大规模的财富管理机构的“精英荟萃”，在全国500多家财富管理机构中脱颖而出的财富管理机构负责人济济一堂，对行业发展现状展开讨论，并领取奖项。

本次评选活动历时半年，由《投资有道》独家发起，携手中国理财业协会等专业机构举办，经过了机构综合实力考量、理财师财富管理实力测试、为客户进行理财实践的评分等环节，在层层筛选之下，十一家财富管理机构最终获奖。

在本次会议上，本刊了“中国独立财富管理机构十强”榜单。由诺亚财富领衔，恒天财富、好买财富、展恒理财、利得财富、启元财富、高傅财富、融义财富、君德财富、大唐财富等十强机构以优质的服务和专业的财富管理实力捧回了奖杯。与此同时，宜信财富也以创新的模式，一举获得“最具竞争力财富管理机构”推荐奖。

这些奖项的背后，是评委们付出的巨大努力。在此，也诚挚感谢包括万通地产集团董事长冯仑、瑞士银行香港分行超高净值部董事陶理原、国际金融理财师夏文庆、深圳前海金融学院董事陈国定、长城证券民生路营业部总经理谢志红等在内的所有专业评委。

随着财富管理行业的机构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财富管理机构找到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在财富管理行业取得出了巨大的成就。颁奖典礼上，评委对各财富管理机构给予了一致好评，其中包括以产品研发能力见长的诺亚财富、资产配置能力较强的利得财富、以社区理财为特色的融义财富、在理财门槛上非常亲民的宜信财富等机构，所有获奖机构在过往一年的财富管理中为客户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的确，伴随着财富管理需求的集中爆发，财富保值和增值、家庭财务的资产和负债的管理、家族财富的传承等问题，都需要专业的财富管理机构“发挥专业的价值”。而第三方理财机构雨后春笋般的涌起，为释放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提供了一个通道。

然而，作为手上掌握资金的投资客户，在面对良莠不齐的财富管理机构时，同质化的竞争、以卖信托产品为主的模式，让他们无法从众多的财富管理机构中辨识出“真正有实力的财富管理机构”，而作为财富管理机构而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除了那些捞一把就走人的皮包公司，大部分财富管理机构都有自己的特点、发展的侧重点，可能适应不同需求的客户。如何让有不同需求的客户与相适应的财富管理机构对应起来，将是财富管理机构研究的重点。

财富管理机构鱼龙混杂，需要第三方公信机构给予公开、公正的评价和监督，能替客户从众多的财富管理机构中“认”出来。在这样的使命下，《投资有道》基于多年对财富管理行业的高度关注和纵深的报道，从2012年开始，就进行了全国首届财富管理机构评选活动，继去年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独立财富管理机构暨理财师评选”获得好评之后，今年继续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举办了“第二届全国独立财富管理机构TOP10颁奖典礼暨论坛”。

财富管理行业需要专业服务 >>

论坛中，业内人士对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好买财富CEO杨文斌、恒天财富上海第一分公司总经理宋辉、万通地产华东区域公司副总经理赵骏、绿城集团养老事业部总经理朱浩义、国际金融理财师、鑫舟理财、理财88网的创始人夏文庆分别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大家一致认为：“第三方理财机构只是作为交易渠道并不具备竞争力，随着财富管理新时代的到来，急需要对自己进行清晰的定位，走专业化服务的道路。”

本次论坛分别从第三方理财机构、券商、信托、银行、理财师以及客户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第三方理财机构看第三方：追随大流，但在做准备

利得财富助理总裁、产品总部总经理吴海波认为：“要发展得先活着。第三方理财机构前两三年是粗放式的野蛮生长，客户偏向于绝对收益，风险和收益的匹配度未能体现。但在未来一两年，随着风险储藏的释放，将会有一些产品和机构出现风险。”他介绍，也正因此，第三方理财机构也开始做调整战略，“房地产类信托产品只是阶段性的产品，从三季度开始，我们开始丰富产品线，进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各种产品的接入，在未来发展中，会重视标准化基金产品的建设，迎接拐点的到来。”

“依靠佣金制存活的模式，说明中国独立财富管理机构还未完全‘独立’，无法像国外般收取客户服务费。”宜信财富创新产品中心总监曾锋指出，这不仅威胁到财富管理机构的公信力，也让财富管理机构无法提供差异化的产品，要想长久发展，需要往上游的资产配置力去延伸，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管理业务平台。

“在金融行业能够真正拥有高净值客户是很难的，只有那些真心为会员服务的机构才能够真正把客户维护好，增强客户对财富管理机构品牌的认知和认同。这不仅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投入，更需要时间来实现。”

券商资管看第三方：KPI和佣金制成为发展阻碍

“作为独立的财富管理机构，应该客观、公正、全面、长期地为客户提供一生的财富管理配置。”长城证券民生路营业部总经理谢志红在担任圆桌讨论嘉宾主持时指出，就如她所遇到的一位客户所说的：“如果能够在资产管理的基础上收我们的费用，我也会乐意接受，因为这说明你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

然而当前的财富管理机构则相反，大部分机构都被开户指标、销售指标、资产指标所束缚，虽然觉得有些理财产品对客户并不是最好的，但只能自卖自夸式地卖出，其盈利模式只是停留在销售佣金的获取上。这已经成为阻碍财富管理机构发展的一大阻碍。

银行看第三方：要提供差异化的产品

如果从银行的角度去审视第三方理财机构，瑞士银行香港分行超高净值部董事陶理原认为：“第三方理财机构的产品、人决定了他们是否能与大银行能否共存。”他介绍，“银行在决定与第三方理财机构合作前会考虑两个问题，首先是产品与其他机构有什么不同？毕竟客户经理要在数以千计的理财产品中挑选最好的产品给客户，需要第三方理财机构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让客户经理有故事讲给客户听’。第二个问题是你能给我们客户带来什么？比如收益率的多少，为什么能做到这些？这就需要从第三方理财机构的历史业绩去考量。”

深圳前海金融学院董事陈国定认为，第三方理财机构要明白银行都在做什么。“虽然银行的客户忠诚度最高，交易的金额也最大，但是银行有太多的KPI，未必能真正做好财富管理，这给了第三方理财机构更多的机会。”

“目前第三方理财机构总是横向扩张，而不是深度去耕耘。”陈国定指出，如果进行横向扩张，第三方理财机构非常需要清除自己的市场地位，从产品、品牌、服务形成核心竞争优势，不断培养自己忠诚的客户。这需要第三方理财机构持续提供多样化的理财产品，要专业地做好理财咨询机构，全方位地做好金融整合的服务，并且建立完整的信息系统，提供差异化的产品。

理财师看第三方：做好财富管理应该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财富管理论文篇7

目标是系统所希望实现的结果，不同的系统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不同，目标也就不同。财务管理是对企业的财务活动进行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其核心工作是选择和规划企业的财务行为，正确处理与各有关方面发生的财务关系。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行为运行的目的，是人们从事财务管理实践过程中所希望实现的结果。它既是财务管理的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和行为导向，是构建财务运行机制的方向和标识，是人们赖以选择各种理财手段的依据和标准；同时它又是财务管理实践中进行财务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对财务管理工作起导向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制约和控制着财务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对财务管理目标的分析和确定，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主要观点及评价

近年来，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论著很多，众说纷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经济效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这其中，占显著地位的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观点。

1.经济效益最大化。提高经济效益是我国企业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财务管理理应体现这一目标要求。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根本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认为经济效益最大化是最佳选择。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扬弃计划经济体制下“任务型”的企业理财目标“产值最大化”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学者对此目标提出了批评，认为提高经济效益或经济效益最大化可以作为理财目标的总思路，却不能作为理财目标本身。经济效益本身不是具体的经济指标，需要借助一定的经济指标来加以衡量，经济效益最大化只能作为一种定性的描述，缺乏可操作性；而可操作性又是确定理财目标的一项重要约束条件。

2.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目标是在19世纪初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我国和西方都曾流传甚广，西方许多经济学家都将利润最大化作为评价企业行为和业绩的标准。这种观点认为，利润代表了企业新创造的财富，利润越多表明企业的财富增加越多，越接近企业的目标。利润最大化目标一般有两种表述：一是利润总额最大化，二是权益资本利润率最大化。这种观点的最大优点是，利润这个指标在现行会计系统中容易计算，便于分解落实，大多数职工都能理解，在实际应用方面确实比较方便。但该观点容易导致企业产生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并且利润总额作为一个绝对数，不能科学地说明企业经济效益水平的高低，不利于企业纵横向比较，此外还有很多学者指出，利润最大化目标没有考虑利润实现的时间和资金时间价值，以及风险问题。但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缺点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利润最大化目标未考虑利润产生时间和资金时间价值，未有效反映风险问题的指责实际上是站在未来收益贴现值方法的角度，来要求企业当期实现的利润额，这是不现实的”。

3.股东财富最大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针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缺陷，理论界提出了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是指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为股东带来最多的财富。在股份制公司，股东财富由其所拥有的股票数量和股票的市场价格来决定，在股东所拥有的股票数量一定时，当股票价格达到最高时，股东财富也达到最大。因此，股东财富最大化又演变为股票价格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比，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优点甚为明显：它综合地考虑了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然而，这一目标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它只适合上市公司，不适合大量非上市公司；其次，它只强调股东利益，忽视了债权人、职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第三，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很多，有些因素是企业无法控制的，将不可控因素引入理财目标是不合理的。根据有关理论的研究，只有在证券市场达到半强式有效的情况下，才能采用这一目标。

4.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是通过企业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用最优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使企业总价值达到最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本质上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契约本身所内含的利益主体的平等性和独立性要求财务管理目标应与多个利益主体有关，不能只强调某一利益主体的利益，而置其他主体的利益于不顾。企业理财应兼顾和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利益要求（李心合，2000）。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不仅适用于上市公司，也适用于非上市公司；不仅充分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对企业资产的影响，强调了风险与报酬的均衡，并将风险限制在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克服了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而且还充分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因此，许多学者认为该观点“体现了对经济效益的深层次认识，是现代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

与上述财务管理目标相比，企业价值最大化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其缺陷也同样存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概念的模糊。企业价值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大多数学者将企业价值与股东财富混同起来，认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就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点在许多教材和专著中都有反映。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不是同一概念，指出二者在质上并不相同，“企业价值应是相当于企业资产负债表左方的资产的价值，而股东财富则相当于资产负债表右方的所有者权益的价值”，二者“在数额上和性质上都是有差别的”。

二是计量的困难。企业价值是一个难以测算的指标，如果采用“未来企业报酬贴现值法”进行测算，“从理论上说颇有道理，但是在实践的可操作性上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如果用“资产评估值法”来取得企业资产的价值，虽然是一套科学的方法，评估结果比较符合实际，但这种方法“通常是在企业经营方式变更、资产流动、产权变更时采用，在企业日常管理、业绩评价中采用则费时费事，事实上也很难行得通”。这就在财务管理目标问题上形成了“现实的不理想，理想的不现实”两难局面。

除上述研究观点外，理论界还不断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如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最佳现金流量，企业经济附加值EVA最大化，企业文化最大化等。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进入了财务管理目标的“学术争论阶段”。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第一，财务管理目标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处于不同成长期的各个企业，其财务管理目标未必是统一或惟一的，应该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第二，目前主流的学术观点仍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其他许多新观点都是对其的补充和完善。第三，都注意到理财环境对财务管理目标的影响，在财务管理目标的构成内容中引入“社会责任”，将社会责任认为是“实现理财目标的基本约束条件”，或者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理财目标之一。

二、现阶段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

通过对财务管理目标几种主要观点的比较，同时借鉴国际上比较成功的财务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以有效履行社会责任为基础，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原因如下：

1.企业在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与履行社会责任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矛盾。从短期来看，企业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可能会使其加大支出，减少收益，影响企业实力；但从长期来看，企业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是为其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有利于企业行为的合理化、规范化，有利于企业未来财务目标的实现。

2.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在将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摆在首位的同时，更强调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第一，创造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协调关系，努力培养安定性股东；第二，关心本企业职工利益，创造和谐优美的工作环境；第三，加强与债权人的联系，重大财务决策邀请债权人参加讨论，培养可靠的资金供应者；第四，关心政府政策的变化，努力争取参与政府制定政策的有关活动；第五，关心客户的利益，不断推出新产品来满足顾客的需要。在企业价值增长中，企业所有者、债权人、职工和政府的利益得到了满足，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3.国际范围内，财务管理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德日模式，它们的目标选择值得我们认真分析。下表对美国与日本财务管理环境和目标选择从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全面的对比:

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美国和日本的财务管理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但二者都找到了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成功模式。我国现阶段的理财环境与日本比较接近，可参照日本模式对我国财务管理目标进行选择。

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有着独特、复杂的发展历程，我国企业应更加强调职工的合法权益；企业较高的负债率又决定了作为主要债权人的银行对企业的财务决策应当发挥作用；在国有企业占较大比重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也必定较多。

由此可见，在我国现阶段，职工、债权人和政府在企业的财务决策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在进行财务决策时，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

综上所述，企业价值最大化虽然存在着计量上的困难，但作为指导原则，现阶段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基础，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应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财务管理的相关具体操作也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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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4-0079-10

现今财富一词的含义具有丰富的外延，对人类具有价值的东西皆被称为财富，其中包含着人类的精神性创造。但就其原始义、基本义而言，其所指的是人所创造的物化产品，这从古人对于“财富”的释义中可以见出。先秦时“财”“富”多分别使用，但含义相通，汉时二者联用为一词，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言：“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1]958汉许慎《说文解字》释“财”为“人所宝也”（《说文解字・第六・贝部》），释“富”为“备也，一曰厚也。”（《说文解字・第七・宀部》）[2]三国张揖《广雅》释“财”与赀、资、产等同义，意为“货也”（《广雅・卷第四上・四》）[3]111。财富本义即是指为人所珍视并着意储备的物质性资产，今天经济学中财富的概念依然取此义项。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物质性资料的支持，也就是说财富的生产与获取对人类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关系结成的基础，更是人们社会交往的目的。

财富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古往今来人们都在对它作着理性的探究，试图认识其本质与意义，对之作出相应的价值评判。在历史发展中，世界各民族都提出了各自的财富思想及财富价值观。就中华民族而言，体系化的财富思想及价值观建立甚早，而这正是齐鲁文化的贡献。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主要构成，其对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发挥着核心作用。齐鲁文化的精神已然成为传统文化的筋脉，其财富思想更是中华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决定并影响了中国传统财富观念的形成。

先秦之时齐鲁诸子对中国社会财富思想的形成多有建树，主要包括生活在齐鲁的政治家、思想家如管仲、晏婴、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人，他们对于财富的论说琐碎而众多，在他们或其门徒结著的篇章如《管子》《晏子春秋》《论语》《孟子》《孔子家语》《墨子》《荀子》《礼记》等传世典籍中屡有载录。篇章、话语是否为其亲言或撰写虽多存疑，但至少反映了他们及其学派的立场与观点。其财富思想虽有侧重，而抵牾少融通多，彼此间互为补充，共同搭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齐鲁诸子对于财富问题的论说，大体而言有两个认知纬度：一是站在治政者立场上，从社会或国家管理的角度，探讨社会财富的运营与管理问题；一是立于社会伦理立场，从大众或个人道德固守的角度，言说个人财富的获取与使用问题。概言之，前者可称为财富治政论（或财富管理论），后者可称为财富伦理论（或财富道德论）。作为齐鲁文化财富思想的重要组成，二者又各自包蕴着丰富的内涵。关于齐鲁文化中的财富治政思想，笔者另撰篇章加以论析，本文主要是对齐鲁诸子的财富伦理思想作以概略性的论述。

春秋战国之时是中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财富急剧增长，齐鲁诸子顺应时代之变提出了丰富的财富思想，这与私有制的产生发展、财富的个人属性增强密切相关。除了从社会治政角度就财富的社会管理提出意见外，他们还从个人持有财富的道德层面，就财富的获取与使用，提出了价值标准与择取建议，对财富的社会伦理进行了理论阐述，建构起了诸子的财富伦理论。财富伦理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狭义范畴的财富观，广义范畴上的财富观是包含着财富治政论、财富伦理论在内的财富思想。

先秦时齐鲁诸子的财富伦理思想自其大者而言，主要包含着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他们对人求取财富的动机进行了认知，肯定它是人性情中之必有与自然存在；其次就财富的获取手段与途径，提出了明义、从事、去贪等求财有道，合于仁人之行的要求；最后对财富的使用去向与边际，提出了施众、节用、安贫、富义等用财有度，合于君子之德的主张。

一、求财欲富：人之性情

人对物质之利，对财富的求取意愿，齐鲁诸子认为其出自人的性情，这是为了身体之养、生活之需，人生于世自然而然的所为，《管子・禁藏》言：“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4]151趋利避害是人性的内蕴，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章句下》）[5]338荀子亦言：“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荀子・性恶）[6]111身体感官欲求求取满足出于人情、合乎人性。荀子认为在人性好利上贤愚之人皆同，他言：“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6]12

诸子肯定了为保证人性需求满足的物质财富求取的动机与行为合理性，他们认识到利的求取对于人而言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管子・禁藏》言：“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4]151为了获利人们甘冒风险而不辞。他们也认识到人们对物质之利的求取欲望也是无限的，孟子答万章时有言：“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孟子・万章章句上》）[5]202荀子亦言：“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6]13他们因而主张对这来自于心理层面人的求利动机与行为加以利用，如管子主张以其增长财富，荀子主张用其为君王所使。

诸子也认识到，虽然求利的性情众人皆同，但是在实践层面，人们的行为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孟子有言，“口之于味”等感官求取虽然是“性也”，但其又言“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章句下》）[5]338他认为利的获取出于命定，但君子是不以这种本能性的满足为追求的。荀子则认为：“学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荣辱》）[6]11虽然人们求利动机与趋向相同，但是求之之道有君子小人之分。由此齐鲁诸子在肯定求财欲富是人之性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义求利的伦理主张：孟子从人性善角度，要求挖掘人之善端，推行仁爱精神，实现财富共享；荀子则从人性恶角度，要求人们接受教化，化性起伪，而超越本能性的财富求取，突破自我中心，实现利己亦利人的双赢。

二、求财有道：仁人之行

财富归属于人有先后两个过程：获取与使用。但每一过程都不是绝对的个人行为，其中人必与社会发生联系，个人行为从而具有了社会意义，财富的获取与使用产生了伦理问题，价值的择取便成为必然的作为。就个人获取财富如何合乎社会伦理，齐鲁诸子在原则上提出了明义―以道求富的要求，在方法上提出了从事―以力生财的主张，在态度上提出了去贪―求利有止的建议，求财有道作为仁人之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一）明义：以道求富

财富的求取有正道、邪途之分， 有正义、非正义之别，齐鲁诸子倡导的是明其正义，以正道而获取财富。

孔子有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7]19他肯定人对富贵的欲求，但认为当以正道获取，否则宁肯安于贫贱。在孔子看来以道求富，无有贵贱之别，他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7]41孔子还把人对于富贵的求取与整个社会风尚的有道、无道联系了起来，其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7]49他认为个人富贵的求取应是在道德体系完善之下作出择取的价值判断。孔子所谓的“道”就是诸子常言之“义”，它是人们社会性生存中形成的价值认同，已内化为人们行事的理性存在；在财富的求取上，其表现为手段合于社会道德的认可，当然也要合于礼法的要求。

诸子鄙弃非道非义得来之富贵，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7]41他们要求在富贵前，必须辨以礼义再做取舍，即《礼记・曲礼上》所言：“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8]1虽有厚禄巨富，若须去礼义而获取，则不足为贵而应舍弃。孟子对此亦言：“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告子章句上》）[5]265即若以正道获取利益，所得虽多虽巨，则坦然受之而不为骄然。此外，孟子答彭更置疑时更有言：“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章句下》）[5]130

由此齐鲁诸子开启了义利之辩的经典话题。利者，利益，主要指物质之利。在财富的求取上，孔孟要求以道求富、辨以礼义而承接富禄。其中已包含着对于唯利是图的否定，并明确提出了见利思义、见利不亏义的主张。孔子答子路问成人时言：“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7]92《礼记・儒行》亦言：“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8]480人们对于义与利的态度不同，在诸子看来是人生境界的不同，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7]21荀子亦言：“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荀子・儒效》）[6]29仁人君子以义为上，小人俗人唯利为求。因而荀子明确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6]11这就是财富获取的荣辱观。

见利思义、见利不亏义、先义后利的思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全面继承。到宋明理学、心学诸子之时，已发展到重义轻利的一面，这在先秦时已露端倪，如子思有言：“吾之富贵甚易，而人尤弗能。夫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不辱，其于富贵庶矣哉。”（《孔丛子・公仪》 ）[9]121孟子亦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5]128诸子安贫乐道的言行，都表现出对于富贵、对于物质之利的道德超越。义利之辩是中国人对于财富获取的价值判断，见利思义发展到重义轻利虽有失偏颇，却是对个人求利行为的有力敛束，也是对社会关系的良好调节，消解了唯利是求给社会带来的解构之力，其历史意义重大。

（二）从事：以力生财

在财富求取上，齐鲁诸子坚持以道求富的原则，而如何获取财富，齐鲁诸子意见虽略有差异，但是肯定人的积极作为，主张从事于生产与经营而增长财富，是其主流思想。

主张以力生财，以墨子的论述最为明确。他在批判命定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下》）[10]133他把命定论推为儒家之说，认为命定论的盛行会使人不思作为而怠于职责，最终导致社会的贫乱。就社会的财富产出而言，命定论更会导致生产不足，物用缺乏，《墨子・非命上》言：“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待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墨子对命定论及命定论持有者做了彻底否定：“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10]125因言：“故执有命者不仁。”[10]121在非命的基础上，墨子提出了“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10]118的观点，肯定人当以积极作为实现财富的增值。

而儒家确有命定之论，孔子曾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论语・季氏》）[7]111子夏有语：“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7]74孟子亦言：“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孟子・尽心下》）[5]338但是并非如墨子的指责，他们否定人的一切作为，在财富获取上消极等待，其实他们也主张积极有为以生财富的。如孔子曾赞颂弟子子贡不安于命经商致富之举，《论语・先进》有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7]68孔子还言：“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也”，其一为“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孔子家语・六本》）[11]40明确提出君子应当顺时以力求财。荀子在天命观上也提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6]80俱表现出对于人的积极作为的肯定。

在财富获取非命与安命的矛盾中，后世有所谓“大富由天，小富由人”的俗谚，看似是对二者的调和，实则是对于人积极作为的肯定。而这正是对齐鲁诸子以力生财思想的继承。

（三）去贪：求利有止

齐鲁诸子承认对于财富的追求是人的自然欲求，但是在财富的求取过程中，他们主张不可过于贪婪，陷溺于财物之中，而应当知足守中，守于君子之道，保持为人的廉明之德。

齐国管子的思想虽然较为重视物质之利，但是他却提出了“圣人不以物惑”的观点，《管子・戒第》言：“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4]89要求“圣人”以道德为上，超越物质，不贪恋于财物，不以财物得失而惑心。

晏子正是管子所言“圣人”的体现者。《晏子春秋》中多有景公听闻晏子家中生活拮据屡屡赐金、赐田产、赐封地，晏子每每推辞封赏的记载。例如他不为子孙谋产业，推辞君王千金之赏时言：“婴闻之，臣有德益禄，无德退禄，恶有不肖父为不肖子为封邑以败其君之政者乎？”（《晏子春秋・卷第六・第十九》）[12]310他不为家中聚敛储藏钱财，曰：“婴闻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为筐箧之藏也，仁人不为也。进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财迁于它人，是为宰藏也，智者不为也。”在财富上他求取的是“夫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晏子春秋・卷第六・第十八》）[12]308衣食上不求享受，够用即为满足。

鲁国的孔子肯定了人的正道求富，但他又要求“君子”应以道为求，不要贪恋于物欲满足，他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7]4对他而言，在物质上极易满足，不以奢华为意，《论语・子路》记载，卫公子荆谋营居室，从“始有”“少有”到“富有”，孔子的评价分别是“苟合矣”“苟完矣”‘苟美矣”[7]83，孔子认为其都各得其宜。孔子本身更是不以财物为重，《论语・乡党》记：“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7]63他取于外物而不贪婪，《论语・述而》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7]43主张不将鸟兽网罗殆尽。

君子取物而不贪，其意何为？《礼记・坊记》记孔子有言：“君子不尽利以遗民。”[8]412此乃君子让利于百姓，不与民争利的所为。再者贪于利，可能带来身命之忧，不贪可免于祸患，《礼记・儒行》记，孔子对哀公言，“道涂不争险易之利”为儒者“备豫”[8]480―以备不虞的一种品行。《礼记・大学》亦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8]488物当为人用，人却不能为物所控，贪于物者易伤身。

不贪于物，在齐鲁诸子看来这是君子的德行，《孔子家语・儒行解》记，“委之以财货而不贪”[11]12是“儒”的品行之一，他们将这种品德称为“廉”，并予以充分肯定。墨子言：“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10]9他认为君子处于穷困之际，更应该突显“廉”的品德。子思更把多取财物与品德薄劣直接对应，他言：“厚于财物必薄于德，自然之道也。”他反对“以贪成富”（《孔丛子・抗志》）[9]124。孟子对于“廉”则有着更高的要求，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章句下》）[5]156在他看来，不仅可以取―合于道，而且不得不取―急于用，取物才不伤于“廉”之德，如此要求只能针对君子而已。

齐鲁诸子去贪求廉的取物观，对后世士人处世修身的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廉明不贪在中国社会历来被看作是君子仁人应当具备之德行。

三、用财有度：君子之德

在追求财富过程中当以正道求富，这是齐鲁诸子的求财主张。那么在持有、运用财富之时，如何作为才是君子德行呢？财富的应用一般而言有两个指向：对己、对人。据此齐鲁诸子认为，持有财富不能只为个人所用，应发扬仁爱精神，去掉贪吝之情，对人有所施与，就个人的使用而言，用财不可奢靡，当爱惜物力，薄养己身，做到节用。财富的个人拥有在社会中通常存在着贫与富的差异，如何就各自情状实现理性而道德的生活，齐鲁诸子认为，处于贫贱时，当安于贫贱，固守志向而谋求道业；处于富贵时，当为富而崇义，做到无有傲慢而好于礼仪。也就是说在财富的个人拥有与使用中，非是以个人意愿的肆意妄为，齐鲁诸子主张，应该做到有度有节，合于社会的道德要求，这才是君子的应有之德。

（一）施众：仁爱去吝

对秉持财富的吝爱之为、独富之行，齐鲁诸子进行决然的批评，他们要求人们能够以财分人、施众，做到爱人先于爱物。

晏子回答叔向之问，对于人在财物上的啬、吝、爱行为作了细致的区分与释义：“称财多寡而节用之，富无金藏，贫不假贷，谓之啬；积多不能分人，而厚自养，谓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养，谓之爱。故夫啬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晏子春秋・卷第四・第二十三》）[12]209量财节用为“啬”，是君子之道，得其肯定。多财用于自养，或厚或薄，不能分财他人，则为“吝”与“爱”，是小人之行，受其否定。孔子也对人爱于财物不能分人而只求我用的品行做了批评，他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7]48又言：“独贵独富，君子耻之。”（《孔子家语・子弟行》）[11]32这也是他达己而达人思想的一个反映。墨子亦曰：“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墨子・修身》）[10]9

对于据财藏富而不分人的危害性，齐鲁诸子也做了明确的揭示，《管子・枢言》有云：“蓄藏积陈朽腐，不以与人者殆。”[4]39财富的积聚会导致危险性的提升，这是来自于现实的教训之识。晏子亦曰：“藏余不分，则民盗。”（《晏子春秋・卷第五・第二十二）[12]260逢遇灾荒，民盗四起，个人财富即处危险中。对个人而言，多聚财而不施予他人，也是仕途中绝、安身无处的灾殃之端，《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记，孔子警告敬叔，其富而不好礼，将生灾殃，因富丧身，不改必有后患，敬叔闻言“骤如孔氏，而后循礼施散焉。”[11]115接受了告诫，将财富散施于他人。墨子也曾告诫曹公子：“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墨子・鲁问》）[10]200也把多财不能分人看作不祥之兆。荀子则认为：“富则广施，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荀子・仲尼》）[6]23富则施人，贫则节用，可使人立身于不败。

那么如何施财于人呢？孔子有言，作为贤者当“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孔子家语・五仪解》）[11]14富裕不至于聚财囤积，施人则求帮人去贫，孔子又云：“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7]33施财是救人于急难，非是使人富上加富。施人的去向在此就非常明了了。

在施人的基础上，诸子提出了处理人与物的关系，《论语・雍也》记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7]33原思家富推辞俸禄，孔子让他接受而后施人，话语中实则暗含着为了施人，可以爱物之意。而孟子则说得更加明确：“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5]316仁民置于爱物之上，也含有为仁民而爱物之意，为施人的爱物不能视之为“贪”。

爱人而施人于物，不仅是儒家的主张，墨子也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言：“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10]54在相爱之中的相利，包含着财富的彼此施予与让渡。

齐鲁诸子以财分人、施人的思想，反映了他们对于财富私有化之中依然蕴含着社会属性的某种认知，也包蕴着教化人们自觉出让财富以调节贫富而稳定社会的意愿。

（二）俭用：惜物薄养

就整个社会的财富消耗，齐鲁诸子提出了节用的主张，自然也包含着对于个人财富之用的同样要求，而他们自身也多是生活简朴，薄于己养，爱惜物力，以节俭为德，不求奢靡之享。

晏子虽在齐国为高官，但生活节俭，《史记・管晏列传》记，其“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1]491《晏子春秋》记载，他辞掉景公封邑后回答田桓子疑问时曰：“婴闻之，节受于上者，宠长于君；俭居处者，名广于外。夫长宠广名，君子之事也。婴独庸能已乎？”（《晏子春秋・卷第六・第二十》）[12]311他把生活居处的节俭看作是君子的应为之事。

孔子也是节俭的榜样，《论语・学而》 有记：“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7]3朱熹注曰：“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13]51“俭”为孔子五德之一。孔子有言：“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7]41在生活的奢侈与节俭上，孔子选择的是固守节俭。生活中的孔子也绝不浪费，能够惜于物而尽物之用，《礼记・檀弓下》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8]83破旧之物亦被发挥了作用，“敝帷不弃”由此成为人们节俭的信条。在礼仪的实行上，孔子主张“复周礼”，虽然礼仪规制繁琐，但在实际操作上，他主张节俭，《论语・八佾》记：“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7]13他所追求的不是礼的场面的张扬，而是礼的精神。

墨子更是提出了“节用”的主张，他言：“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10]21荀子也言：“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天论》）[6]78这不仅是从社会管理层面提出的财富治政要求，也是从个人角度对个人财富的使用提出的节俭主张。

鲁人作《左传》有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14]40崇俭恶侈是中国人的生活信条，节俭由此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三）安贫：守志谋道

人人都期于富贵，但是富贵发达不可轻易而得，贫困穷贱往往是旧日生活的常态，就如何在贫贱中调整心态适然生活，齐鲁诸子提出了固穷安贫的主张，要求人们在不富足的生活中自得其乐，固守自己的志向节操，谋求理想与道业的实现，在他们看来能够做到这些的即为君子。

晏子、孔子等最先提出了“不恶贫贱”“君子固穷”的主张。晏子有言：“君子有力于民，则进爵禄，不辞富贵；无力于民而旅食，不恶贫贱。”（《晏子春秋・卷第五・第一》）[12]221以力获功得财禄，身处贫贱而能安，被看作是君子之为。《论语・卫灵公》记，孔子等“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生愠见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言：“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7]105在孔子看来，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是否能安于穷困。固贫守穷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能够安于道德、守于礼义，小人则“穷斯滥矣”，就会为摆脱贫穷而妄行不法，孔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记・坊记》）[8]403而君子与小人不同，孔子言：“君子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则乱益亡。故君子与其使食浮于人也，宁使人浮于食。”（《礼记・坊记》）[8]406君子不以富贵为求，不重食禄财货，宁肯所获少于应得，亦甘愿安于贫贱，自然不会生祸乱于社会。荀子也讲，儒者为国家所用，其可上可下，“虽穷困冻]，必不以邪道为贪。”（《荀子・儒效》）[6]25不行于邪道而去其贫贱，正是“君子固穷”的第一要义。

安贫固穷对君子而言，不仅是守于贫穷而已，还要做到心无怨恨，《晏子春秋》记，晏子相齐，家中食肉不足，景公闻知割地以封晏子，晏子推辞言：“富而不骄者，未尝闻之。贫而不恨者，婴是也。所以贫而不恨者，以善为师也。”（《晏子春秋・卷第六・第十七》）[12]306虽贫而无恨，因心中存善。孔子也言：“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7]91贫而无怨是君子应为，故而当子路抱怨贫穷时，孔子对之进行了批评，《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记：“子路问于孔子曰：‘伤哉，贫也！生而无以供养，死则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心，斯谓之孝。敛手足形，旋葬而无椁，称其财，斯谓之礼，贫何伤乎？’”[11]118在孔子看来，行孝成礼不在富养厚葬，尽己之心与所有以供之则足矣，生活贫穷不必以之为恨。

在穷困简朴的生活中，除了心不生怨之外，还要从中体味简单生活的乐趣，当然能够做到者为数极少，孔子有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礼记・坊记》）[8]403只有君子可为。孔子即如是，《论语・述而》记：“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41颜渊亦如此，孔子称赞他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7]4这就是为后人所推崇的“孔颜之乐”的生活态度。

在孔子看来，能否安于贫贱，还是判明一个人是否可交、可信的一个标准，《论语・里仁》记孔子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7]19以鄙陋衣食为耻者，未可与之议道；《礼记・缁衣》又记孔子言：“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坚而恶恶不著也，人虽曰不利，吾不信也。”[8]446轻去贫贱难舍富贵者，虽言不求利亦不足为信。

身处贫贱之中，在齐鲁诸子看来，更要明于节操、坚守大义，不可因贫贱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孔子家语・屈节解》》记：“子路问于孔子曰：‘由闻丈夫居世，富贵不能有益于物；处贫贱之地，而不能屈节以求伸，则不足以论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11]90孔子认为君子虽然能屈能伸，但处于贫贱之中，不能屈节以求发达，虽然受屈但不能因此毁掉节操。孟子亦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5]128贫贱不能移己之志是大丈夫人格。荀子则言：“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荀子・大略》）[6]131君子处穷应不失有德，他又言，儒者“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荀子・儒效》）[6]25，穷困之中应当依然秉持正义。

贫贱中的坚守，其精神力量来自于对“道”的求取与坚持。《论语・卫灵公》记：“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7]105对于道的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使齐鲁诸子超越了对物质生活的关注与挂怀，在富贵与贫贱的选择中，他们往往为了弘扬或保全道，自甘守志处于贫贱之中，《孔丛子・抗志》记：“申参之子谓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曰：‘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9]124孔晨蠢矗为了道的伸张可以屈己，但屈己受制而求取富贵，莫如守志以处贫贱，方无损于道的精神。

齐鲁诸子倡导的安穷乐贫、固志守道的生活理念，成为中华民族固守的生活态度，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又一基本精神。

（四）富义：无骄好礼

生活在社会中总有人发达而获取富贵，就人处富贵发达中如何处富用富，齐鲁诸子提出了有所不为与应有所为的主张，要求富贵而不傲无骄，不忘态失形，做到谦卑下人，好礼明义，爱人而富人、利人。

人一旦富贵，骄人之色不免溢于言表，诸子对此是加以批评的，要求富贵者有所不为，即“富不傲贫”“富而无骄”，如晏子称赞桓公任贤使齐国大治，其表现之一即“贵不凌贱，富不傲贫”（《晏子春秋・卷第三・第七》）[12]131；孔子有云：“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7]91话语中可以见出他们对富而傲、富而骄的不满。他们还要求君子不因富贵的获取而得意忘形，《礼记・儒行》有言：“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8]480他们更把富贵而无邪僻之情行看作是大丈夫品质，孟子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5]128

在富贵之中，诸子要求人们能够做到谦卑下人。《孔子家语・三恕》记，入桓公庙孔子看到了欹器，从其注水“中则正，满则覆”的特点中，悟到了持满之道，即“损之又损之道”―不求满盈的求低之道，他言：“富有四海，守之以谦。”[11]22他要求人们虽富而不张扬，能够谦逊于人，《孔子家语・六本》又记孔子言：“以富贵而下人，何人不尊。”[11]44富贵而下人，即放低姿态，谦卑下人，亦即无骄不傲，无邪僻言行。

人富贵后，往往生骄有傲，充诎多淫，而不易管理，管子言：“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管子・侈靡》）[4]108甚至生乱填殃于社会，《礼记・坊记》记孔子之言：“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8]405为了防止乱局产生，就需要为之建制立义，这体现为“礼”之制。礼的作用，孔子有言：“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礼记・坊记》）[8]405以制约富贵者不以骄生乱。因而孔子等又提出了“富而好礼”的主张，《论语・学而》记：“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7]4在孔子看来，“富而无骄”尚在“富而好礼”之下，“富而好礼”是对人的更高要求，即要求人们安其位而持富用财，不恃富而逾规制。“富而好礼”的重要意义，《礼记・曲礼上》有言：“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8]2

墨子则提出了“富则见义”的说法，他言：“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10]9他把“富则见义”看作“君子之道”的四个品行之一，他所谓的“义”有丰富的内容，在富中的体现，他言：“富不骄贫也。”（《墨子・天志下》）[10]101其所谓的“富则见义”与孔子的“富而好礼”含义基本相通。

在富而好礼、富而见义的基础上，诸子又提出了富而爱人、爱而利人的主张。孔子言：“以富贵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发言不逆，可谓知言矣；言而众向之，可谓知时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也；以贵而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也；以达而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孔子家语・六本》）[11]44这是孔子耻于“独富独贵”思想的体现，富贵而爱人，爱人就是以富而富人，做到己达而达人。荀子亦言：“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6]114又言：“富则广施，贫则用节。”（《荀子・仲尼》）[6]23“仁”即爱人，“施”即富人，这也是对孔子富而爱人、富而富人思想的继承。

而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爱而利人中也有互利共富的成分，他言：“故于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10]91他把相爱相利看作不可违的天之意愿。

正因为诸子之提倡，所以传统中国历来对为富不仁的品行持以否定态度，富而好礼、富而有义，成为人们对于富者的期待与要求。

经上分析可见，齐鲁诸子从个人的维度，在财富的求取与运用两个层面上，对人们提出了基本要求，建立了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构筑了财富伦理论的思想体系，他们的财富观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中国人主流价值观中的重要构成。传统财富观的核心思想是“义在利上”，故而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财富从来就没有一极独大而成为判定价值的唯一标准，在物质之利之上，中国人有着形而上的道义追求，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也是稳定和谐发展多为中国社会常态的重要原因。

四、齐鲁财富伦理思想的历史渊源、影响及现实意义

就产生发展而言，齐、鲁文化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异性，但也有精神上的某种融通，又以地理相近之因，战国时“齐鲁”开始为人并称使用，如《荀子・性恶》有言：“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6]113汉后，以两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齐鲁”一词更是频被使用，可见对于齐鲁文化人们很早就有一种一体化的认同。这也是我们现今探讨财富思想，将齐鲁文化统而言之的原因。在财富思想上，无论是财富治政论还是财富伦理论，齐鲁诸子间就一些基本问题，观点立场上有着高度一致性。

但是作以比较求其差异，在财富论上齐、鲁文化间也各有侧重。从社会管理角度做出的财富治政论多出自在齐诸子，如管仲、荀子等多从国家宏观层面提出有关财富治政的建言。而从社会道德角度做出的财富伦理论，多出自在鲁诸子，如孔子、孟子的所言所谈，多从个人层面提出财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利与义的价值择取上，就其大端而言，齐表现出重利的倾向，鲁表现出重义的倾向。

这种文化差异当与齐鲁各自的地理环境、经济方式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对此司马迁有精妙的论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史记・货殖列传》）[1]935其较准确地说明了齐与鲁差异之由来。

从自然、经济因素看，齐为沿海国家，海岸绵长，多产鱼盐，境内地形多样，物产品类丰富，三代之前早有商贸传统。太公望受封齐地后，更是注重发展工商之业，以求富国富民，《史记・货殖列传》有记：“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H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1]932与鲁国周公奉行“亲亲上恩”之策不同，他实行了“尊贤上功”的治国方略（《吕氏春秋・秋仲冬纪・长见》）[15]343，最终壮大了齐国经济实力。齐国历代君臣均把富民强国图霸视为治政要务，至桓公、管仲时，更是致力于经济发展，齐国遂称霸天下，雄踞一方直至战国之末。齐国经济成分多元，商业较发达，求利尚功之策带来了实质性收益，其在文化上不墨守成规，较具包容性、开放性，因此在齐诸子的财富伦理思想中表现出重利的一面。

而鲁国则位处内陆，境内地势平坦，河流平地广有，百姓多务农桑，为农业型国家，物产较单一，商贸不够发达，百姓循天时而劳获，求利之心稍缓，因此其必然在文化上具有相对的保守性。而作为制礼作乐周公的封国，鲁国在遵循周礼上更为严格，这与齐对礼的变通执行不同，《史记・鲁周公世家》有记：“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1]262周公已预见了治国策略不同带来的国家势力差异。与齐国尚功求利有异，鲁国自建国之始便将礼义的教化、伦理的建立放在了社会治政的首位，这就决定了齐、鲁诸子重利重义倾向文化背景的不同。当礼崩乐坏之时，鲁国孔子等以复兴周礼为己任，更是必然从礼的遵守上，对人提出价值选择的伦理性要求，故而在鲁诸子的财富思想中表现出重义的倾向，朱熹有言：“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雍也》）[13]87一语点明了齐与鲁在价值求取上的差异及历史之因。所以对于财富的伦理之论，在鲁诸子的论述多于在齐诸子，表现出重义的一面，有其历史与文化的渊源。

但是齐鲁文化中财富伦理思想的重利、重义倾向，是就齐与鲁的比较而言。关于义与利，在齐在鲁诸子皆有所论，他们对于义利的关系有着辩证的认识。可以说在齐重利而不轻义，在鲁重义而不轻利。在齐的管子平生言利颇多，而晏子则多从财富求取的君子之道言义，齐国诸子虽侧重于从社会治政角度谈论财富，但也有从个人伦理角度的财富之谈。在鲁孔孟在财富求取上虽多言义，但也不废求利兴利之谈，鲁国诸子虽多从个人伦理角度谈论财富，其也有从社会治政角度的财富之论。而荀子、墨子更多表现出义与利的并重，及从社会治政、个人伦理两个角度谈论财富的倾向。在对财富的认识上，齐鲁诸子的共识性大于分歧性，表现出认识的趋同与互补，这就是他们财富思想融通性的体现。就历史作用与影响而言，齐、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二者虽各有特点，例如，齐文化尚功利、求革新，鲁文化重礼仪、重传统，但也有文化上的共性，荀子谈及秦与齐鲁之民的不同，认为秦“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荀子・性恶篇》）[6]113他认识到齐鲁文化的共性体现在对于伦理的尊重，这正是齐鲁财富伦理思想所以能够实现融通的原因。

齐鲁文化互相融通一体化发展，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这在秦汉之后体现得更加明显。从社会的治理策略到个人的理性选择，齐鲁诸子以其丰富的财富思想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些思想均在不同程度上为后人接收、奉行与发展，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与导向作用。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齐鲁财富伦理观，在汉代儒术独尊之后，更是成为了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主流财富观，它为财富的创造、获取与应用提供了必要的价值尺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用重大、意义深远。

时至当代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多，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是在走向富裕的路途中，诸多社会问题随之而生。由于经历过较长时期的生活贫困，刚刚脱贫的人们不免过度重视物质，对外开放又使得西方文化中诸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负面思想输入中国，再因传统文化在20世纪曾遭人为弃置，民族优秀文化不得传承弘扬，腐朽思想却随经济发展而死灰复燃，因此现时社会经济虽然日益崛起，可是社会道德却日渐颓败没落。今日社会中，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大昌其道，现实中损人利己、为富不仁现象多有，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盛行，为了敛财求富，人们往往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乃至图财害命，官场中也是贪弊成风，腐败滋蔓，错误的财富观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比富斗阔、骄奢淫逸成为时尚，社会风气腐化、道德堕落至不堪。而国家层面则忽略了对于社会财富的有效管控与调节，忽略了正确财富观的引导、宣扬与教化，导致社会中贫富对立、两极分化严重，仇富嫌贫成为社会心理之病。种种因财富而来的败象乱态横生，倘若得不到纠正处置，势必影响中国社会健康稳定持续和谐的发展。因此正确社会财富思想的树立、健康财富观的重建形势紧迫，而影响中国数千年发展的齐鲁文化中的财富思想及其伦理思想，必然会对当下现实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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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论文篇9

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国内外财务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理论界在这一方面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包括产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现金流量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等等。本文是通过与股东财富最大化来进行比较,阐述和分析得出笔者所支持股东主导下的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的观点。

一、股东财富最大化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西方财务理论界提出了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是指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用最佳财务策略,在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的情况下,使股东的财富达到最大;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与利润最大化等以往的财务目标相比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影响,股东财富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因为不仅目前的利润会影响股票价格,预期未来的利润对企业股票价格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比较容易量化,便于考核和奖惩。

然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具有很大的缺陷性。首先,我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不发达,不适宜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我国的各项规章制度还不很完善,证券交易也不很规范,股票价格难以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而且上市公司的比重较小,存在大量的非上市公司或企业,这部分公司或企业的价值难以计量,不适合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的目标。其次,“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本身非常抽象,难以计量,且股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难以准确确定企业的价值,并且资本市场中过多的不可控因素引入财务管理目标显然是不合理的。再次,“股东财富最大化”容易导致企业所有者与其他利益集团及社会的矛盾。“股东财富最大化”只重视企业所有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债权人和经营者的利益。企业所有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可能做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忽视经营者的利益常常导致道德风险,而过分强调所有者的利益还会忽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加剧企业与社会的矛盾。

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产权理论的发展,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地位得到了提高,仅仅关注股东单方面利益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财物管理目标已经不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应当关注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并把他们的利益目标纳入其考虑范围。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弥补了股东财富最大化仅注重股东利益而忽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足,符合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中的相关者是指企业的相关者,包括国家、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职工和社会。国家在企业的利益主要是要求企业正常纳税,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投资者在企业的利益主要是要求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在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获得最大的效益;债权人在企业的利益是要求企业降低财务风险,及时支付利息,按时还本;经营者在企业的利益是要求从经营管理中得到锻炼,提高声誉,获得劳动报酬;职工在企业的利益是要求保障工资,改善工作环境,更希望企业长期生存而不至于失业;社会在企业的利益是要求维护市场的公正,改善生态环境,等等。不同的相关者对企业的要求是各不相同的,他们之间有相融合的一面,也有相矛盾的一面。而作为财务管理目标应满足各个相关者的利益需要,才可能促使企业的财务管理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不会因为损害部分相关者的利益而造成财务危机。“财务管理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如何处理好各种财务关系是正确组织企业财务活动的关键。财务活动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也是处理财务关系的过程。财务关系处理得好坏主要取决于他们各自利益满足度的高低,如果各相关者的利益满足度达到最大,那么财务管理才算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如果各相关者的利益满足度较低或某个相关者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必然会给企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困难和财务危机,这也说明企业财务管理尚未完善。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是有利于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符合各方面的目标利益,是我国目前最适合的财务管理目标。

三、股东财富最大化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比较

首先,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是以新古典产权学派为产权理论基础的。该学派认为,股东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因此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由股东单方面享有。以新古典产权理论为基础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突出了股东的地位,强调了股东对剩余产品的索取权,并且认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统一是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必要保证。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产权理论基础的,强调应该围绕着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要求而均衡展开,并最终达到增加企业长期总市场价值的目的。

其次,两者遵循的公司治理结构大为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处理企业各种契约关系的制度,是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财务管理作为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中存在和运行的一个重要管理系统,其目标直接反映着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遵循“股东至上”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其地位是至上的,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利小势微,获得授权的经营者只有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使权才是企业有效率的保证。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遵循的是“共同治理”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利益,强调股东对经营者的监控,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雇员等的利益,实行共同监控,达到各方利益的一种均衡与制约。

再次,两者对不同资本的重视程度不同。现代资本理论认为,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企业是一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契约集合体。这些资本的所有者也可以据此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提供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另一类是提供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只重视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权益,体现了“以物为本”的管理理念。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既重视物质资本所有者,又重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都是构成企业的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劳动作用于生产资料创造了价值,收益分配就应该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分配,即按人力资本在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贡献的大小和物质资本在价值创造和实现中的条件作用来分配。

最后,两者追求的效益不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所 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效率。将企业资源配置是否有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评判优劣的标准,考虑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但是这样做难免会导致外部不经济,如造成环境污染等。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追求的是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该目标认为,企业要真正实现其市场长期总价值的最大化,就必须不断地增加企业的财富,以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等。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得出,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相比,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考虑问题更加全面,所涵盖的面更为宽泛。从长期来看,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更加适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理性选择。四、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

综合来看,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体现了企业产权的分享。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是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通过契约,各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的限度内服从企业经营者的指挥(王化成,1999),企业最显着的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这就是说,企业是一个特别的市场契约,它替代了市场的价格机制,而并非是一个股东创立的组织,因此相关者也应相应地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并且,随着所有权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股东单方面享有企业所有权的观点,已不再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已经被很多企业认可并投入企业的实践。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增强,经营风险的不断扩大,风险承担者已经由单一的股东变成了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等等。因此,企业不再被视为属于股东资产的集合体,而成为一种具有治理所有在企业的财富创造活动中做了专用投资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功能的法律框架结构。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分析的,企业的所有权应该由股东等诸多利益相关者共享,也就是说,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由包括股东在内的若干利益相关者共享。因此,从产权理论的角度看,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依据的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比股东财富最大化更加适应当代企业的所有权分享状况。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遵循了“共同治理”的逻辑,在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逻辑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为股东带来最大的财富。股东财富最大化认为,股东承担了企业的全部剩余风险,因而也应享受企业全部的剩余索取权。但是实际上,现代企业不只是股东才承担风险,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根据契约理论而言,企业实际上是一组多边契约关系的集合体,作为一种团队生产或长期合作的集合,企业的任一利益相关者的随意退出或机会主义行为都可使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遭受损失。为了避免这方面的损失,必须缔结长期契约,确保一个可预期的利益补偿,而这种“共同治理”的模式恰恰是有助于确保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的。这种强调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持续发展的“共同治理”的治理模式也使得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更佳选择。

相关者利益的财务管理目标其实是囊括了现金流量最大化、产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是其财务管理目标的整合。相关者利益是企业能正常地生存,收入大于支出,能按时偿还债务、支付利息,满足现金流量最大化目标。相关者利益包括职工的利益,也包括各分厂的利益。企业生产不出来,就根本谈不上未来,也就没有利益。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只有社会总生产量的增加,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这符合产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关者利益的量化表现形式是利润。但是,这种利润不是刻意塑造的利润,而是被各相关者认同的利润。它不仅满足了经营者对利润的需求,而且也可以满足国家、投资者、职工等对现时利润和未来利润的需求。因为他们既要现时利润减少风险,又要未来利润进行效益扩张。所以,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与利润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的根源是一致的。相关者的核心是投资者,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们需求的未来价值是首先要满足的。但这并不是说其他相关者不需要未来利益。国家需要税源,债权人需要有潜力的贷款者,职工需要安定的工作环境,经营者要有生存的空间,社会更需要发展、繁荣等,这些都说明相关者同样需要未来利益的增加来使自己的利益真正地达到最大。所以说,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有利于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符合各方面的目标利益,是我国企业目前较合适的财务管理目标。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从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理论而言,相比股东财富最大化从以股东为基础的单边治理理论到以利益相关者为基础的多边治理理论,这种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考虑了诸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要求,克服了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狭隘性,重视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适应了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力图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符合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理性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1]施箐.论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3.

财富管理论文篇10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1.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1)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2)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3)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4)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2.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1)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2)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参考文献:

财富管理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7-0008-04

一、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基本含义

企业财务管理的本质是什么？从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在属性来讲，企业财务管理的本质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即企业财务管理本身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决定其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特征;从企业财务管理的外在属性来讲，企业财务管理的本质是回答“为了什么”的问题，即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什么，包括企业财务管理的职能、职责、作用及其发挥途径等。

这里讲的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是指以实现企业和谐财务管理为目标，以优化企业财务文化为基础，以刚性财务管理和柔性财务管理相结合为手段（刚柔相济）的一种理论体系。这不同于传统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传统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往往是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者股东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财务管理制度为基础，以刚性财务管理为手段的一种理论体系。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与传统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比较如表1所示。

西方学者讲的企业（公司）财务管理框架，代表性学者美国的威廉・L.麦金森的描述是：企业财务管理人员是通过运用以下这些基本理论来分析并规划出具体方法，从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这就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些基本理论包括完美资本市场下的储蓄和投资、投资组合理论、资本结构理论、股利政策、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资本市场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理论、信号理论、现代公司控制论、金融中介理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当然这一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是建立在西方企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与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存在一定差异，也与双方国家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者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

我国企业以和谐财务管理为目标体现的是一种普遍的人文关怀，符合当今社会发展潮流，也符合企业财务管理这一人造系统的根本目的，同时也与人们的普遍心理预期相一致。

企业财务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除了涵盖企业财务的基本要素之外，还包括与企业财务相关的文化要素，使得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更加丰富多彩。企业进行财务管理许多与文化有关，文化与财务管理结合，就形成财务文化或者财务管理文化。比如可以将心理契约理论引入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企业在处理各种财务关系时往往通过财务契约进行约束。书面化的财务契约是显性契约，体现的是显性财务文化;而心理财务契约是隐性财务契约，体现的是隐性财务文化。显性财务契约有利于企业进行刚性财务管理;而隐性财务契约可以填补显性财务契约的不足，良好的隐性财务契约可以提高财务关系人的满意度，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开展柔性财务管理。

企业以刚柔相济为手段进行财务管理既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又符合财务权变理论，能够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这已经被许多企业的财务管理实践所证明。我国的太极拳是刚柔相济文化的最好体现。刚柔相济既有利于健身，也有利于管理，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企业管理者都非常重视刚柔相济这一思想，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功。作为工作方法，刚柔相济是有科学根据的，符合辩证法原理。具体运作时就是要做到普适与例外的相机抉择，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刚性财务管理，在特殊情况下就需要柔性财务管理，不能一成不变，要相辅相成。实行刚柔相济管理体制的国家不仅仅是我国，日本也如此。日本企业管理，纪律性非常强，但也非常灵活，充分体现刚柔相济特色。

二、构建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意义

笔者为什么要构建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这一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和谐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柔性管理理论基础上的，并非笔者凭空想象。这些理论既符合管理发展潮流，也与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相契合。企业和谐财务管理是和谐管理的一部分，企业财务文化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刚柔相济财务管理更能够体现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特色。二是传统理论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者股东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往往会带来许多问题，如过度筹资和投资，忽视企业社会责任，有时甚至追求虚假财务繁荣等。以实现企业和谐财务管理为目标，不以大为美，可以避免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种种弊端。笔者一直认为企业财务管理一定要以和谐为目标，要多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有社会责任感，企业生存比占有更重要。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说白了就是为了占有更多社会财富，是否能够实现社会和谐、企业和谐不是他们考虑的话题。实现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的方法往往不同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方法。例如，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可以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甚至恶意并购的方法，实现企业和谐财务管理往往只能通过善意的沟通和谈判的方法。三是传统企业财务管理以财务制度为基础，靠财务制度进行管理，忽视财务文化的作用，这不利于财务管理的有效开展。笔者一直认为企业优化财务文化对于财务管理工作非常重要，是财务管理的基础。以往我们一直把资金视为企业财富生成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并通过严格的财务制度进行管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进一步发现，一些不易被观测感知的非物质因素也对企业财富生成具有重要影响，如技术、知识、信息、专利、法律、制度等。那些无法通过感官直接观测感知的纯粹主观精神因素也对财务活动从而对一个企业的财富生成具有明显影响。乐观、充满希望的企业比悲观、失望的企业有更好的财务前景。诚信和信任也成为对企业财富生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因素。诚信和信任有助于财富生成，因为诚信和互信精神可以显著降低财务主体的交易与管理成本，扩大交易与相互合作的范围和深度，从而促进财富增长。耐心也是对企业财富增长具有明显影响的心理因素。早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就系统地论述了信仰和价值伦理观念与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在关联，提出了财务文化概念。企业财务文化是企业在一定环境下形成的财务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企业财务文化与财务资本的结合，是推动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因素。财务文化与财务资本结合带来的重要影响是财务资本的运作方式要融入财务文化元素，企业财务管理要重人性管理，重社会效益。财务文化的发展和提升，反过来进一步推动财务资本的提高。财务文化成为推动企业改善财务管理，提高财务资本回报的重要力量。财务文化力是企业财务管理软实力，其基本含义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能力。四是传统企业财务管理以刚性财务管理为手段，其效果不太理想;而柔性财务管理可以克服刚性财务管理的不足;刚柔相济的财务管理是最为理想的。刚性财务管理往往缺乏人文关怀，一是一、二是二，有时不近情理，而柔性财务管理体现人本管理特征，更加重视人文关怀，强调员工参与企业财务管理。刚性财务管理不太重视人的情感力量，也不太关注人的心理倾向，财务管理的效果往往并不好，而柔性财务管理非常重视人的情感力量，也非常重视人的心理倾向，有利于挖掘潜力，提高效率。刚性的财务制度有很强的约束力，再配备刚性财务执行，其外在效果当然不可低估，但它难以让人产生“效忠行为”，而柔性财务管理有助于塑造出高尚的企业理财精神，能够产生“效忠行为”，在财务管理工作中产生持久的效力。当然，如果没有刚性财务约束，过度进行柔性财务管理也会产生许多不良后果。刚性财务管理和柔性财务管理各有优缺点，为了取长补短，刚柔相济的财务管理才是不二法门。

构建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财务管理活动，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好财务关系。这一理论框架虽然没有具体涉及到财务管理要素，但其起点理论、基本理论、运行理论还是非常清楚明确的。即它的财务管理目标理论是和谐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基本理论是优化企业财务文化，财务管理运行理论是以刚性财务管理和柔性财务管理为手段。这里面都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也需要认真设计工作规范和流程。

三、如何完善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

完善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应当细化和谐财务管理目标。对于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有人肯定会提出批评意见，如以企业和谐财务管理为目标，这个目标如何量化，如何管理？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目标必须内含经济责任目标、社会责任目标和道德责任目标三个方面，其中的经济责任目标应当涵盖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换句话说，企业和谐财务管理应当是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仅是企业的股东，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儒家传统“和合”思想中讲求的“中庸”之道。既然是经济责任目标，就可以用许多量化指标进行管理。至于社会责任目标和道德责任目标两方面，既可以进行一些定性财务管理，也可以进行定量财务管理。如企业对消费者、社区、政府和环境等方面承担了哪些财务责任，回馈社会的资金有多少，效果如何？企业在处理有利益冲突的财务关系的过程中，是否能够承担伦理道德责任？企业财务管理是否体现人文关怀？这些都可以看成企业是否进行和谐财务管理的具体体现。

完善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应当借鉴行为财务学的研究成果。行为财务学就是将人的心理活动结合到财务理论的研究中来，探讨人的期望、心理对财务管理的影响。这与我们完善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目标是一致的，许多方法也是相通的，刚柔相济财务管理与行为财务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行为财务学认为对财务现象的研究应从财务行为的发生、变化的内在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某种财务现象与其他财务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揭示财务现象的本质。任何一种财务现象都是财务主体在一定的财务环境约束下、在某种价值观念的指导下产生的。因此完善财务环境，树立正确的财务理念非常重要。企业优良财务文化就是好的内部财务环境，加强企业优良财务文化建设对于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目标至关重要。财务文化具有“导向”作用、“激励”作用、“规范”作用。企业优良财务文化的培养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一要靠企业全体财务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做好财务管理各项基础工作，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二要加强企业财务道德建设，在财务活动中要有道德底线，要处理好义利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三要追求和谐财务关系，和谐财务管理既是目标，也是优良财务文化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追求和谐是一种很高远的文化。一套起点正确、好的财务管理思想对企业无比重要。因为财务管理思想决定企业财务制度，财务制度决定财务权力和财务行为方式。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定为和谐财务管理，实际上就是为了人、企业和社会更美好，这可以赢得绝大多数人的信赖和支持。

完善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应当优化内部财务环境，包括优化内部财务文化。在一个多元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欲获得财务管理的成功，必须优化自己的内部财务环境，必须建立与内部财务环境相适应的财务管理观念，采用刚柔相济的财务管理方法。内部财务环境对企业财务行为能够产生“导向”作用、“激励”作用、“规范”作用。内部财务环境主要包括各项财务规章制度、财务管理者的水平和素质、财务管理体制、财务资源状况、内部财务关系状况等。这些都会影响企业财务管理行为与方法的选择，也会影响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无论企业财务管理如何变化，内部财务环境始终被视为财务管理的第一要素。因此，优化内部财务环境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中之重。内部财务文化作为内部财务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应当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财务价值观，充分考虑财务文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好财务文化的“导向”作用、“激励”作用、“规范”作用。

四、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与我国传统文化

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经历了一系列变迁，从晚清、民国时期简单学习、借鉴西方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到新中国成立时期学习、借鉴苏联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之后又形成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改革开放后又开始学习、借鉴西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可以说到现在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简单照搬西方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效果肯定不会很理想，因为西方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制度、文化基础上的。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必须与我国的制度、文化相适应，否则照搬西方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其效果肯定是南辕北辙。作为正式规则，我国社会制度、企业制度、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与西方有显著不同;作为非正式规则，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也有显著不同;作为实施机制，中西方也有明显差异。就拿企业财务管理制度而言，西方企业在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时基本上可以做到一视同仁，高管与普通员工一样，而我国企业在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时却很难做到，原因是受我国传统关系文化、大权力距文化的影响，财务管理制度对企业领导与普通员工的约束力是不同的，对圈内人与圈外人也是不同的。虽然这种文化有一定弊端，许多人也不满意，但为什么长期存在，大家基本上习以为常？这就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其实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要改变一种文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觉得某种文化现象不好需要改变，就需要设计出与之对应的文化制度加以限制、抗衡，经过不断的博弈，达到新的文化平衡。我国企业领导者在处理财务问题时只要不太过分，只要相对公平，大家心理上大多是可以接受的。从理论上讲，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是刚性的，对企业所有人都应当有相同的约束力，但事实上难以做到。我国传统文化是讲等级、权变的，如果企业领导人没有一定的权变权力，完全与普通员工一样，没有权威，这不但与传统文化相悖，也难以调动领导者的积极性，领导者也难以有效开展工作。领导者要想有效开展财务管理工作，必须采取刚柔相济的财务管理方法，灵活处理一些财务问题。当然，这样弄不好也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如领导者、拉帮结派、贪污受贿。如何有效约束领导者的财务管理行为，对他们加强财务监督是另外一个课题。但不能因为可能出现不良后果就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就要求领导者与普通员工完全一样受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约束。

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与我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相适应的，理由是我国传统文化是追求和谐的，与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目标相一致。我国传统文化崇尚中庸之道，强调和为贵、家和万事兴，追求和谐，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我国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企业以实现和谐财务管理为目标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协调，这对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是非常有利的。优化企业财务文化也离不开我国传统文化。我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对于企业财务管理中处理好义利关系是非常值得借鉴的。我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际关系，这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非常大。处理好财务关系，特别是人际财务关系，有利于实现和谐财务管理，也有利于具体财务问题的解决。我国传统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对于加强企业财务管理职业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影响。我国大一统观念和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对企业财务管理也有显著影响，有利于实行财务统一管理、集中管理。我国优秀的管理思想、管理文化、管理者大多是奉行刚柔相济理念的，刚柔相济文化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企业进行财务管理理应采用刚柔相济的手段，这样才能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目标，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例如2014年春节期间，因为我国中东部地区有比较大的雨雪，造成交通中断，7天假期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应该在2月7日零点结束，但江苏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决定延迟3小时。这既体现国家对民众的关怀，符合走群众路线原则，也是企业进行柔性财务管理的具体体现，效果非常明显，受到政府、社会广泛好评。铁路部门表示，因为列车晚点，旅客要求退票的，全额退款，这符合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原则。我国传统管理文化比较强调权力管理、人心管理、道德管理，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可以较好地体现刚柔相济、人心管理、道德管理的内在要求。比如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目标体现人心管理、道德管理;刚柔相济财务管理体现刚柔相济;优化企业财务文化就是优化财务权力管理、人心管理、道德管理环境，为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目标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威廉・L.麦金森.公司财务理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57.

[2] 潘爱玲，代鹏.基于心理契约理论的母子公司财务冲突及其纾解策略研究[J].会计研究，2013（9）：51-57.

[3] 杨有红.论内部控制环境的主导与环境优化――基于内部控制系统构建与持续优化视角[J].会计研究，2013（5）：67-72.

[4] 郑石桥，郑卓如.核心文化价值观和内部控制执行：一个制度协调理论框架[J].会计研究，2013（10）：28-34.

[5] 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课题组.探索内部控制制度的哲学基础[J].会计研究，2012（11）：57-63.

财富管理论文篇12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企业社会责任 财务管理目标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升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和谐面临挑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的微观载体―企业没有充分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贾生华、郑海东，2007）。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受到欧美各国政府和世界银行、欧盟、世界可持续发展理事会等重要组织的重视，国际标准化组织于2004年启动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的制定工作，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

近年来，诸如环境污染、职工工作条件恶化和生活无保障、恶意逃避债务、产品和服务质量低劣、偷税漏税等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频频发生，造成了巨额的社会成本。企业应当从长期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在扩大经营规模、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担负起其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整个经济社会才能健康、和谐、有效地运行。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

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解说，本文在此采用张兆国教授的观点：企业责任可以概括为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两大类，并且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责任是相对应的（张兆国、刘晓霞、张庆，2009）。企业经济责任是企业为股东谋求利益的责任，而企业社会责任则是企业对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债权人、顾客、供应商、社区、公众、政府和员工）以及自然环境承担的责任，既包括法律上的社会责任（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包括道德上的社会责任（道德伦理所要求的公司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这就意味着企业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不仅仅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的利益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企业所有权的安排，要平等地对待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把企业所有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除了股东投入的股权资本外，还包括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经营者和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供应商和客户投入的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如制定公共制度、提供信息指导和维护生态环境等）以及社区和公众提供的经营环境；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合作，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股东。

因此，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是一种简单的利他主义，而是一种“既利己也利他”的最优抉择。企业要从股东之外的债权人、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公众和员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专用性资产和良好的经营环境，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要求。相反，假如企业仅仅实行“股东至上”的理念，纯粹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必将直接或间接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甚至做出不利于企业价值增长的财务决策（黄辉，2009）。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定位

企业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的中枢神经，对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财务成本，离不开财务支持，更因为企业财务是企业各种利益关系的焦点，企业的财务决策与行为都会直接地影响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然而，长期以来企业财务管理所过多关注的都是企业的经济责任，随着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我们有必要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进行重新定位。

（一）相关财务管理目标评述

对于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五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可简单地评述如下：其一，“利润最大化”观点。虽然企业是以盈利为出发点和归宿，但更多的研究者从利润最大化指标的不足出发，对利润最大化指标进行了修正和改善，提出以现金流最大化为约束的利润最大化。其二，“股东财富最大化”观点。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近些年不断受到学者们的抨击与非议，一是因为其仅仅考虑股东利益，二是股东财富以股价来衡量也存在股价操纵等弊端。其三，“企业价值最大化”观点。企业价值最大化并不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涵盖了债权人等的投资价值，是目前认同度比较高的财务管理目标。其四，“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观点。有些学者结合企业公司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提出了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这也是本文要论述的财务管理目标。其五，“无法确定某一个固定财务管理目标”观点。目前也有一些学者从委托理论和企业治理结构出发，认为财务管理目标的确定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行业特征、治理结构等条件进行相机决策。本文认为，虽然企业财务管理目标随着环境变迁而不断变化，但可以设立财务管理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来分别探讨。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财务管理目标体系构建

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理财活动所希望实现的结果，它应该是一个复合式的目标体系，在这个目标体系内，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影响、相互补充、规避缺陷、突出优点（张俊民，2001）。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财务管理目标的构建，可将财务管理目标分为两个层次（如图1所示）。第一个层次是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即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第二个层次是财务管理的具体目标，包括企业财富价值最大化和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两个层面。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各个具体目标的实现来最终实现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总的来讲，整个目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财务管理目标的层次性和系统性。

1.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务管理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企业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对其财务管理的目标重新定位。一是企业的资本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物质资本的地位相对下降而知识资本的地位上升，这一重大变化决定了企业的经济利益不仅仅归属于股东，而应归属于“相关利益主体”，例如债权人、员工、顾客等。二是广义分配理论的对象从股东扩大到公司资源的提供者或利益相关者，根据利益相关者各自提供的资源份额及其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进行合理分配，使利益相关者各得其所，才能达到和谐的均衡点，公司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三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而利益相关者责任不仅包括经济责任， 还包括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等社会责任。四是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开放，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当然各利益相关者间的依存度也越来越紧密，这些变化都需要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确定。

因此，以“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既适应了当前财务管理工作的要求，又能够调动企业相关利益方的积极性，最终形成一个和谐共赢的局面。

2.财务管理的具体目标。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易于理解，但过于抽象，在企业财务管理中不具有可操作性，需要将其分解成更具体的目标，应用于财务管理的实践。要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满足相关利益方的要求，必须把“蛋糕”做大。从市场角度而言，这个“蛋糕”是企业的价值；从会计角度而言，“蛋糕”是指企业的利润。如果企业的价值或利润减少了，无论如何对利益相关者而言，都是一种损失；相反，如果企业的价值或利润增加了，相关利益各方才有分配的基础，他们的利益才可能实现最大化。即对上市公司而言，财务管理的市场操作性目标是以“公司股价最大化”为衡量依据的“企业价值最大化”；对一般企业而言，只能采用财务管理的会计操作性目标，即以“企业经济增加值率最大化”作为衡量“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依据，因为“企业经济增加值率最大化”对一般企业来说很具体，“看得见、摸得着”，是可以简单衡量的。

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果考虑到各方的利益或者要求，面面俱到，必然会损伤效率，影响到企业价值增加的速度，并最终损伤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借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实现共同富裕，必然先使一部分富起来，然后是先富带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思想，可以认为企业财务管理要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首先要考虑主导方的利益，实现“主导方利益最大化”，即先具备做“蛋糕”的能力，然后再把“蛋糕”做大，将“主导方利益最大化”作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途径，此时的“企业价值”就包括了“企业财富价值”和“企业社会价值”。

同时，企业应该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将社会责任行为纳入其业绩评价体系。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在生产过程中加强对员工价值、客户价值等的关注，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就业问题。如果在当前的“平衡记分卡”中纳入有关环保和就业的内容，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企业的社会责任业绩得到具体、系统、数量化的评价。

总之，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的财务管理目标体系体现了这样一个思想：从企业的控制权来看，优先考虑企业关键性资源拥有者的利益（实现“主导方利益最大化”），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来进一步实现 “企业价值最大化”；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现实背景来看，需要“企业财富价值最大化”和“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来共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价值最大化”；从具体实施指标上看，应以“企业增加值率最大化”和“社会贡献率最大化”作为实施手段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在实现具体目标的基础上，企业还应当充分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最终实现所有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期稳定的发展。

社会是企业的依托，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要以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前提。企业在这个多边利益关系的综合体中，只有更多地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关注社会整体利益，充分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才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也才能更好地把自己发展壮大。所以，选择恰当的财务管理目标，进而为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指明方向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提出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该是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并构建了与此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目标体系，希望对企业制定和实施其财务管理目标有所借鉴和帮助。

参考文献：

1.贾生华，郑海东.企业社会责任：从单一视角到协同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2007（3）

2.张兆国，刘晓霞，张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变革―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J].会计研究，2009（3）

3.黄辉.警惕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下的次优决策[J].财会月刊，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