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论文篇1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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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政治论文篇2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生态政治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182-03

探讨和研究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辩证关系,对于促进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

一、传统道德教育中“和”的本义

生态文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成果的总和,是人与自然交流融通的状态,它既表明人类应该用更文明而非野蛮的方式来对待大自然,又表明在文化价值观、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上都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的崭新视角。其内涵包括三点: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即树立自然生态法则的文化价值需求,体悟自然是人类生命的依托,把对自然的爱护提升为一种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情怀和内在精神信念。二是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即遵循生态系统是有限的、有弹性的和不可完全预测的原则,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使生态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三是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提倡“有限福祉”的生活方式,即人们的追求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需要的生活。其基本内容是:尊重自然,承认物种有其自身天然生存的权利;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强调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超越自然界所允许的范围;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先于一切;主张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和基础,体现在:

1.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前提,体现在:(1)生态文明建设决定了生态环境状况,从而决定了社会成员的聚、散状况,人员多少和风俗习惯等,近而决定了公共权力的产生、消亡,权力大小以及运作规则等,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政治文明, “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2](2)自然生态有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人类改变了其作用条件,尊重、利用其发展规律,把自然生态纳入到可改造的范围内,就产生了生态文明,在此基础上,才会产生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3](3)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强调按自然生态法则、规律办事,自然是人类生命的依托,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生存,政治文明才能产生,因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4],“政治离开活生生的个人,就无法运转。”[4](4)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会导致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这是政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3]由此可见,“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2.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基础,体现在:(1)生态文明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在政治领域中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规定、各政治行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文明和意识文明等,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补充”;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意识的加强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政治文明中的“生态部分”在整个政治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突出,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2)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使人们可在尊重和利用自然和生态规律的基础上,促进自然物质、各种生物自身及其它们之间的健康、有序循环,促进它们的正常生长,从而增加其数量,修复并有效保护生态系统,近而增加、扩大劳动对象,促进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因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基础和前提”、“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3],从而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物质文明成果是人类最基础的文明形态,从根本上讲,它决定着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为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提供物质基础;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保障。”[5](3)生态文明尊重自然和生命,强调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超越自然界所允许的范围,这有利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居住环境,“生态文明的发展应该帮助人类从这种环境中摆脱出来,使人们能够在优美、和谐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从而恢复精神生活在人类全部生活中应有的地位”[3],进而为人类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奠定自然条件,并为其他人权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自然条件作为人权的一个前提,并非一种孤立的存在,它与人类的生产发展水平、生产发展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4)其可持续的生产观和消费观可导致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费,为政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的可持续实现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相反,会阻碍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人权的实现程度与自然条件的给予程度并不完全成正比,当人对自然的利用程度超过自然的承受限度,自然条件便会以报复的形式取消人权的前提。”[4](5)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可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持续的人口、物质和文化基础,并提供有益的借鉴:一方面,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既可使各生物物种自身内部保持有序、有效循环,优胜劣汰,使其种群、物种健康生长,增加和扩大人类的劳动对象,促进物质文明建设,为政治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可持续的物质基础,又可使各物种之间保持有序、有效平衡,形成良好的相互竞争、相互依赖的和谐共存状态,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基础;另一方面,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公平竞争、适者生存”的自然、生态法则可用于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意识的建设之中;各物种之间既相互竞争又和谐共处可用于各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之中,用于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和共存性之中等等。

3.生态文明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动力和内在要求。(1)从静态角度来看:一是尊重自然,承认物种的天然生存权利和价值,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平等,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既可不断增加物质和精神财富,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而使人们从内心深处承认、接受、认可和支持现行政权,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高政治权威,“在现代政治中……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统治阶级与政府的实际作为……经济职能已成为国家为其政治统治赢得大众广泛支持的重要手段”[4],又可促进政治参与,更好地实现政治民主和人权,“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呈正的相关关系”[6],还会导致平等观念的内涵增加,使平等由过去的等价交换、经济平等、政治[人人]平等转变到今天的等价交换、经济平等、政治[人人]平等、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物种之间的平等,大大增加了平等观念的内涵,从而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并导致“民主”、“人权”等观念的变化,由过去只强调人的民主、人的权力发展到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物种之间的平等、各物种各自的生存和发展等权力,从而大大推动了政治文明发展的理念。二是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先于一切,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从而要求增加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政治结构或相关部门的环保职能,导致政治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推动政治发展,因为“政治现代化就是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政治权威的法理化以及广泛的政治参与”[7]。三是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和消费观,它强调形成和发展生态产业,有限福祉的生活方式,导致生态环保方面的参与不断扩大,政治制度不断完善、政治文化日益更新、政治行为不断变好,推动政治发展,“一般认为,权威的理性化,结构和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大众参与以及文化的世俗化,是现代政治的基本标志。”[8](2)从动态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建设:一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合法性,促进权威的理性化;二能导致政治结构分化;三能为政治参与扩大奠定物质基础,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总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我们在价值观念、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深刻的变革,必须在多个层面同时下大力气,进行坚忍不拔的努力。”[3]

二、目前道德教育中存在的不“和”因素

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不可分割:一方面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促进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1.政治文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在:(1)不断进步的政治文化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直接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它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表现在促进或阻碍人们的政治活动。政治文化按社会成员对输入和输出的取向可分为地域型政治文化、臣属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三种,其发展趋势表现为:地域型政治文化转向臣属型政治文化,再转向参与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都有认知、情感和评价,这有利于政治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各政治行为,包括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行为,从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文化氛围中、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较强的政治主体意识,自然要求广泛的政治参与。”[9](2)良好的,如有利于实现民主与人权的政治行为习惯,政治参与习惯等,可使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各级政权体系及其决策系统中去,促使政治体系民主和科学决策,从而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3)进步的政治符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如广泛宣传、标识各种生态环保标记,可时刻提醒人们注意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洪流之中去,从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特定的政治符号……更具有直观的刺激作用,从而产生特定的政治心理效应和定式。”[6](4)权威的理性化是生态文明建设强有力的推动器和保障。一方面,权威的理性化本身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承认、接受、认可和支持现行政治体系,因此,只要现行政治体系号召全社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承认、接受、认可和支持政治体系的社会成员都会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洪流之中去,从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因为“政府具有合法性的时候,民众对政府的统治会自觉加以服从,即使出现抵触,也不会危及根本统治”[8];另一方面,权威的理性化会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从而实现民主和科学决策,确保政治决策不出现失误,这有利于保障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公民广泛地参与政治,他们才会将自己对政治现代化的看法、设想、程序、步骤和方案充分表达出来,政治体系才能集思广益,减少决策失误,顺利地推进政治向前发展。”[7](5)政治结构的分化有利于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门机构,完善其职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众所周知,政治现代化是指由传统政治转变为现代政治的过程,它包括权威的理性化、结构的分化和参与的扩大三个方面,是现代化在政治方面的体现,而政治结构的分化是指政治机构的科层组织更精密、更复杂,它会导致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可见,政治文明建设必将导致政治结构的分化,这有利于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专门机构,完善其职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6)参与扩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力。

2.政治文明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在:(1)政治制度的性质、完善程度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性质、价值取向和力度。一般来讲,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其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它能真正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制定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9],相反,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其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是为了整个资产阶级顺利赚钱、持久赚钱的需要,因此,其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往往受到其整体利益需要的限制,无法从根本上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这是由其阶级局限性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以维护和服务于整个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原则,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9](2)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政治权威、日益分化的政治结构和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因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权威的、强有力的政治体系,尤其是各级政府,需要有专门负责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机关,需要有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3)日益完善的政治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表现在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党制度分别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法律保障和组织保障。

三、运用“和”法进行道德教育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必然要与政治文明相结合。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结合是指人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及成果日益统一和融合起来,合二为一,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日益进入政治领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并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来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政治行为主体及其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日益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用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及其成果来保障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使政治日益生态化。

参考文献: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1.

[2]文传浩,文小勇,陈炳灿.论政治生态化[J].思想战线,2000,(6):50.

[3]辛鸣.党员干部学理论200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265-272.

[4]杨光斌.政治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47-448.

[5]徐志宏,秦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1.

[6]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21-361.

生态政治论文篇4

2．在教育内容上生态文明教育份量不够生态教育被边缘化，被忽视。就课程自身而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蕴涵丰富的生态教学资源，在学生生态意识培养和生态价值观形成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儒家、佛家、道家的深邃生态智慧;《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等。然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偏于简单，理性说教多、情感体验少，收不到实际教育效果。教育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大纲配置滞后，教材不正规资料缺乏，更没有针对各专业特点充分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的不同需求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

3．在教育形式上生态教育泛意识形态化，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泛意识形态化。作为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该加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的认知教育。然而，现实中，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长期被一种单一政治性、工具性的话语色彩所笼罩。诚然，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它是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一种教育，通过有目的的意识形态干预使其社会成员形成本阶级或政治集团所需要的思想品德。但是不能一味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唯利不图。尤其在生态危机四伏的今天，关注生态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实使命。在调查资料总结，传统的生态文明教学模式更多采用的是注入式、填鸭式，这种单一僵化的“灌输式”教学方式既不生动也缺乏灵活性，已不适应现在的形势发展，使教育双方成为一种单向凝视，这种单向凝视是一种教育与被教育、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即教育者往往以知识的占有者自居向被教育者灌输，导致人的主体性的失落。生态教育不仅仅是知性教育，也是情感教育，学生不仅从书本、课堂上接受生态文明教育，还受到外界的影响，为此，应采用多样化的教育形式与方法，如知识性讲授、图片展示、视频观看、实地体验、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等。

4．在教育实施中，教育理念与生态教育相脱离当今世界的教育形式已经不再是阶段性教育，而是趋向于终身教育，并且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教育。介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在生态教育建设上面临的困难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阻力更多。一方面，在历史教训和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已经认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意识到只有发展环保型企业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走西方国家因工业革命的过度索取而导致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另一方面，现实操作起来，各组织和个人因为种种利益的驱使却不能落到实处。各企业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逃避污染治理，简化环保配套措施，国家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只能成为一个口号。高校教育在社会经济利益的影响下，其教育理念往往只是局限于“认识论”，只是片面地认识自然、认识人对自然的改造，重视自然科学教育，对人类对自然的反作用力认识不够，生态意识薄弱。因此，需要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破除这种“实用主义”的实施理念，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教育理念。

二、原因分析

1．工业文明后形成的社会固有价值观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历史进入了新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实现了运用科学武器控制和改造大自然，蒸汽机的使用、化工业的突破、汽车行业的兴盛以及原子核反应堆的投入使用，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使得社会生产力得以飞速发展，人类在开发和改造自然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和满足感，同时也成功实现了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进步。工业文明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似乎只需凭借科学就足以征服自然，成为驾驭自然的主人。工业文明形成的价值观即人是自然的主人，人对于自然是主动的，自然对于人是受动的。忽视了自然本身的独立性，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的制约性，甚至忽视了马克思指出的:“人即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20世纪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似乎并不是可以任自己摆布的工具，也不是可以无穷尽索取的资料库，人类的开发超出了大自然的承载极限时，是会遭到自然的报复的。工业文明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社会缺陷:失业现象增多、城乡差别扩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资源高消耗低利用、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危机重重。尽管如此，当今社会在工业文明物质化、功利化思想的影响下，经济的“趋利性”仍然是一些社会人和群体的主要思想和目标。一些企业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仿效西方工业“先发展后治理”的轨迹，忽视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在选拔人才的方面，也是只重视技能，不重视道德，忽视生态文明教育。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社会整体的生态保护意识比较低，整个社会尚未形成普及的生态文明。在社会大环境和就业压力的影响下，高校教育也趋向于功利化。教育过度强调专业化和实用化，注重学生的知识技能训练，注重学生的社会适应力培训，不关注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以牺牲学生的精神生活为代价，过于追求社会化教育。高校对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普遍不够重视，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淡薄，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不环保现象和行为时有发生。我们要明白，教育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能力增强，还有对终极价值观的追求，教育的终极价值观是追求“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高校教育必须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生态价值观。

生态政治论文篇5

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门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保障，是事关国家命运的战略工程，其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其复杂性和长期性主要体现在要紧跟时代步伐进行科学系统的建设，方法和内容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挖掘的基础之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地研究新方法，解决新问题。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性借鉴。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一系列先进思想的成果，提出了“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这渗透着马克思的“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观点，传达了人与自然本质上相融统一的观念。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生态论方法，生态的价值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意义进行的哲学上的追问，当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也是一种发展和丰富，更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作用的抽象和升华。在过去的长时间里，我们只片面注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只是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道德观念应该反映的现实关系之一，他们指出“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提出不仅是对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它转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模式，传播了正确的生态理论，拓展了研究空间，开阔了研究视野，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上一次重要的创新和变革，标志着人类本质的回归和主体境界的提高。

（二）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需要

环境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困扰着人们生存生活的全球性问题。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虽然只有短短400余年，但其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却是前所未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然而以征服自然为手段带来的经济的日益繁荣和物质的高度丰富却付出了牺牲自然的惨重代价。生态危机在全球肆意蔓延，不断压缩人类仅有的生存空间，生产资料。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土地沙化，能源匮乏……一系列问题如幽灵般如影随形，跟随人们步入新世纪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推进，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飞速发展中的中国也深陷生态恶化的魔咒，水污染，酸雨，森林资源锐减，水土流失等在我国已不再是局部性，区域性的问题，而成了整体性，全国性问题。近段时间，持续困扰我们的雾霾天气更是为生态平衡敲响了警钟，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着力解决生态环境的诸多问题。新时期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价值观的多样化，必须从思想深处着手，改变固有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代表的错误价值倾向，从而指导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尊重自然规律，学会和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运用相应的法律法规和道德约束力量之外，还须借助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来加以引导和规范，重视其生态教育价值的创造，这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课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内涵

要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内涵就要从生态和价值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思考李翔宇（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230601）摘要：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的一步步凸显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它的提出主要源于学科理论体系完善的需要和缓解严重生态危机的需要。当前要想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就必须从道德，法律，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着眼，多层次，多方式地培养人们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和合理的消费观。通过正确思想的树立引领全民的生态文明建设。两个维度进行剖析。生态就是人类及其活动与周边环境产生的作用和关系，当然这种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价值源于人们对于事物与人类及其活动的关系的主观判断。从字面意义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是从生态角度，用生态学的方法去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人和社会的作用与意义。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生态的价值。将人视作为主体，生态视作为客体，也就是生态对于满足人们需要的意义，比如生态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二是生态性质的价值或在生态方面的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生态意义，比如，保障生态平衡，维护生态多样性等。国内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定义的论述各有侧重。最具代表性的定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是建立在生态基础之上，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调节人与生态的关系，这种调节作用，不仅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的意义关系，而且体现为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人的有意义关系”。因此全面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概念，就要明白它不仅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生态价值”，还包括“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概念的外延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产生存在发展起着不同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不仅有自然环境形成的生态系统，而且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介体，环体构成的社会环境生态系统。所以应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置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结构关系中来把握和考察，同时运用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和有限与无限统一性等思维方式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价。本文侧重讨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然生态价值问题。

三、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是人类认识和创造其价值的目的和最终归宿，它是指生态文明教育相关活动传递出的价值观念被教育对象认可接受，内化为他们各自稳定的心理结构，外化为一种持之以恒的行为习惯的过程和现象。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态认知，培养人们的生态情感，引导人们的生态行动，帮助人们形成科学的生态文明观,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情感，道德，法律多方面进行有效的尝试。

（一）构建系统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加强以正确的自然观和科学的生态文明观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生态教育

自然观就是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同样的，生态文明观（生态思想）也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属于哲学范畴，它是建立在对包括自然界在内的生态系统结构的认识基础上的对人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考察和整体把握。后者比前者的内涵和外延要大一些。目前生态文明观的主张主要有三大流派：一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和人类自身利益的实现，人类可以任意改造自然为我所用而不考虑自然的合理承载；二是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反对人对环境的任何干预，主张人类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被动地适应环境；三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潮在环境问题上的主张，将我们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关注自然，关爱自然，不再满足于自身利益的实现，重建一种生态世界观。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环境法规和生态伦理教育帮助人们重新建构一种建立在反对和批判自然崇拜和自然神秘化的正确自然观基础上的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具体说来就是马克思的生态观，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在自然面前不可能无所作为，要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人对自己的关系，因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人与自身的和谐；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把异化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彻底扭转过来。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实现自我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统一，免于因为无视或否认自然规律而遭到的自然的惩罚。开展国民生态教育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在实践中不断挖掘新的教育资源，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完善和创新，在教育活动中，要力图扭转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的价值倾向，对于学校，家庭，社会等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的内容丰富的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将生态文明和生态伦理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努力培养具有环保意识和知识的“生态人”，并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生态文化”，塑造国民的正确的生态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坚持道德与法制并举，培育可持续发展观和健康合理的消费观

可持续发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观也是新时期新形势下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它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是面对新的生态危机挑战下的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它使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能从人类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急功近利，掠夺无度。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三个原则：第一、公平性原则，包括本代人的公平，代际公平，公平分配有限的资源；第二、持续性原则，用历史的，发展的，连续的眼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推动价值观由单向功利型向多向互惠型转变；第三、共同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对于自然界的保护如今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话题，要求我们应该有全球视野，采取全球性共同的联合行动，通过不同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共同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消费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为了生活，首先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物质消费是人类最基本的消费活动，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创造生产需要，成为生产的前提，而过度消费会导致打破生态平衡的过度生产，会造成资源浪费，能源枯竭，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人们形成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的思想观念，其中就包括合理适度的消费观，绿色消费观，注重精神追求的消费观，从而指导人们有效地节约资源，减少浪费，降低能耗，健康生活，自觉维护生态平衡。观念的树立要靠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才能够奏效，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任务是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内化道德规范，形成道德观念，进行道德判断，培养道德情感，养成道德行为，提高道德素质。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利用道德的约束力，唤起人们心中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通过构建良心与良知的道德软生态保护网来规范改变人们的行为，促进人们保护环境实际行动的由口头语言变成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强化生态保护的道德责任感，积极宣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同时，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还要通过环境专门法律法规的制定，法制教育课程的开设，法律咨询，法制宣传讲座等法制教育活动来提高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意识，形成人人懂法，守法，护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坚决从严从重打击各种破坏环境和威胁生态平衡的违法犯罪行为。

生态政治论文篇6

这当然是许多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下篇、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

，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关注”不同，这里讲的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稹?/P>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

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18］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

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98年元月初稿

注解：

1．参见阿．佩切伊：“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王兴成、秦麟征编《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24页。

2．HaroldandMargaretSprout,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

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

3．这方面最有代表的新作之一是：AndrewHurrellandBenedictKingsbury,eds.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

ENVIRONMENT,Ac

tors,Interests,andInstitutions,ClarendonPress,Oxford,1992.

4．例如李少军认为，应当将“生态”与“环境”二者区分开来使用，见他的《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53页，金城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5．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章《地缘政治的观念与现实》（第177页至225页），对西方地理政治学有一个总体的分类介绍与评论，或许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6．RaymondAron,PeaceandWar,GardenCity,NewYork:Doubleday,1966,P191.

7．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8．转引自《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4页。

9．HenryShue,"TheUnavoidabilityofJustice",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

ENVIRONMENT,ibd,PP373-397.

10．转引自《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69页至171页。

11．赵英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中，详尽描绘了生态战的某些新方式，可供读者参阅。

12．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P45-46.

13．见《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八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关于国际核控制机制的介绍与分析，第373页至375页。

14．特·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10页。

15．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136.

16．Andrew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nKen

BoothandSteveSmith,ed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TODAY,The

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5,P148.

17．A.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bd,

PP150-152.

18．《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观念及其制约”，第60页。

19．参见王逸舟：“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东方》，1995年第5期。

20．21．OranYoung,"InterdependenceinWorldPolitics",InternationalJournal24,Autumn1969,

生态政治论文篇7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3．国家关注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关注”不同，这里讲的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别.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18］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参考文献

1．参见阿．佩切伊：“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王兴成、秦麟征编《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24页。

2.HaroldandMargaretSprout,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

3．这方面最有代表的新作之一是：AndrewHurrellandBenedictKingsbury,eds.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Actors,Interests,andInstitutions,ClarendonPress,Oxford,1992.

4．例如李少军认为，应当将“生态”与“环境”二者区分开来使用，见他的《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53页，金城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5．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章《地缘政治的观念与现实》（第177页至225页），对西方地理政治学有一个总体的分类介绍与评论，或许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6．RaymondAron,PeaceandWar,GardenCity,NewYork:Doubleday,1966,P191.

7．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8．转引自《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4页。

9．HenryShue,"TheUnavoidabilityofJustice",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P373-397.

10．转引自《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69页至171页。

11．赵英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中，详尽描绘了生态战的某些新方式，可供读者参阅。

12．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P45-46.

13．见《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八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关于国际核控制机制的介绍与分析，第373页至375页。

14．特·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10页。

15．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136.

16．Andrew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nKenBoothandSteveSmith,ed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TODAY,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5,P148.

17．A.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bd,PP150-152.

18．《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观念及其制约”，第60页。

生态政治论文篇8

2.从学生实际出发精选教学内容，捕捉人文思想

构建高效的生态课堂，教师就要认真研究学生的实际兴趣，能够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整合课堂教学内容，精选知识，能够有效体现出知识的人文思想，要使知识能够被学生接受，乐于被学生接受和感悟，这样整合教学资源，才能有效构建生态课堂。比如，在教学《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一课内容时，作为教师就要能够从学生实际出发选择教学内容，要考虑，本课知识如何被学生认同，同时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探究欲望，使学生通过学习有所感悟和发现。在研究之后，教师可以确定教学方向，从学生喜欢的“钱”入手设计问题，比如，教师可以这样设置问题：问学生为什么喜欢钱？如何获得金钱？什么是正当的获得金钱的方式，什么时是不正当的？不正当获得金钱会走入什么样的误区？等等，引导学生通过用生活中的实例说明问题，这样，学生容易回答问题，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很强，同时，学生通过讨论思考，可以深刻认识到一味地追求吃喝玩乐就会走进享乐主义的误区，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积极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样，从生活到书本，从书本到生活，学生能够感受到政治学习的价值，感受到政治知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学生有所感悟和认识，这样，才能构建高效的生态课堂。

生态政治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32-03

“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谓是一部廉兴贪衰的循环演进史。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廉兴则吏治，吏治则民平，民平则国富;腐生则吏废，吏废则民怨，民怨则国衰。所以能否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关系到人心的向背、政党存亡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腐败似乎从未曾远离人类，它与政权如影相随，成为执政者挥之不去的痛。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泛滥，难于根除，究其原因，除了制度层面的因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它的存在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持认可和心理上的容忍，所以说，腐败的产生与一个社会的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一、权力的运行需要廉政文化的引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的发展决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地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能引领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即通过政治力量、法律手段和思想文化的约束和影响，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影响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权力的运行是上层建筑的范畴，目前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基础的良性发展。为什么会存在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许多观点认为是经济基础的原因，甚至简单归罪于市场经济，其实权力的廉洁与腐败是社会存在也是社会意识，不能简单认为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存在问题，严格讲它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待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既要通过制度建设，规范约束权力运行，建设清廉的政府、打造清明的政治，净化政治生态，最终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但制度并非万能，也难以尽善尽美，有些制度规定了的，没有严格落实，认真执行，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文化力量所致，因此必须要解决制度管不到，管不好方面的问题，发挥文化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在“笼子”周围构筑廉洁的文化环境，建立与制度相呼应的“思想防线”，帮助每个人自觉抵制腐朽社会文化的侵蚀，凝聚全民反腐的共识和力量，进而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二、准确把握廉政文化的内涵与本质

倡导廉政文化，必须明确廉政文化的内涵。所谓廉政文化，就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和社会风气的总和，它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客观反映①。其内容关乎修身立德、为官从政之道，倡导一种积极向上、大公无私的执政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集中具体的反映。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②。廉政文化从本质上看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在意识形态上思想文化的表现形式。当前，我们倡导的廉政文化要体现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并使之成为廉洁从政的动力文化;成为倡导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宣传文化，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从政人员必须恪守的职业文化。

中国是个倡导廉政文化的古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道德经》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今天倡导廉政文化就是要发挥廉政文化在反腐倡廉中的道德和精神力量作用，使廉政文化就像空气一样，虽然无形，却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观念和行动。以道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一旦内化于心，便成为人们内心评判是非曲直的“法官”，发挥着引导、激励、约束、支配、改变人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道德具有特殊规定的内心的法”。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认为：“道德教育净化理论的真谛，在于使政府官员并不只靠外力的制约，而是从思想上堵塞不法行为的产生，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和主观意志的法”。这样看来，廉政所形成的“廉”一方面是由制度、法律等外部强制力而产生的“廉”;它的作用使人想贪却难贪。另一方面，是由廉政文化熏陶教育所生成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行为的“廉”，是骨子里的“廉”，它的作用是使人能贪却不想贪。所以说，廉政文化是廉政制度建设、制度执行的基础，为各项制度的贯彻实施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正如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说：“一堆建筑的文化，含义不在于砖瓦钢木，而在于其风格，一纸绘画的文化含义不在于纸砚笔墨，而在于其神韵，离开了观念形态的精神，政治制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种文化滋养一种制度，先进的制度背后必然有一套先进的文化，没有好的文化环境，好的制度就不容易出台，没有好的文化氛围，再好的制度也难于执行到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想要抵制贪腐的最后防线，无论是健全完善的制度，还是严厉到位的执法都是难以实现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否秉承道德操守，坚守思想防线。因而，有人形象地说：“廉政文化就像一张构建在心中的道德之网，法律制度之网能网住的是几条大鱼，道德之网所能阻挡的是所有的鱼。”

三、发挥廉政文化在净化政治生态中的作用

多次强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由此可见，净化政治生态首要任务是解决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问题，廉政文化在此能发挥的特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教化作用。2003年，人民网在《文化环境对人的塑造》一文中指出：“所谓教化功能就是指文化环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各种行为规范对社会成员思想的教化和行为的规范。”而作为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总和的文化，提供着关于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是与非、好与坏等一系列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受社会环境与教育的影响，逐渐转化为人们的正义感、审美感、羞耻感、是非感等一系列思想观念，最终成为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廉政文化以文化的形式传播廉政理念、规范教育训化民众树立廉政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廉洁习惯，提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素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人人崇廉奉廉的良好文化氛围，其感染力、感召力、感化力是其他教育形式难于比拟的。

2.导向作用。导向作用是廉政文化的重要功能，深化廉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导向是指引导的方向意思，是事物发展中灵魂支柱和不竭的动力源泉。文化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都具有对现行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起到判断与评价，支撑与引导的作用。廉政文化作为对待权力的基本态度、价值评断，是一种正能量，它能从情感上、心理上影响、支配、改变、引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并起到约束人，形成正确的道德规范的作用，并帮助人们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文化的侵蚀的作用。廉政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先进的精神理念、价值取向对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思想境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潜移默化、感染熏陶的引导作用;同时对凝聚社会共识，加大反腐力量，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约束作用。规范一个社会有两样东西：一是制度，二是文化。如果说制度是一种硬约束，那么廉政文化则是一种软约束，它虽然没有明文的规章制度，但它可以通过一系列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认同等，更为深刻、广泛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而且在深度广度上比制度更为深远、更为广泛，它不仅作用于那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群，而且作用于普通社会民众，促使领导干部乃至普通民众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从而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当前，在举国上下大力惩治腐败的形势下，廉政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思维模式，将使受到廉政文化教育熏陶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其所释放出来的效能――约束和自我约束。

四、倡导廉政文化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在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要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就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也是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好，人心齐;政治生态不好，人心散、事业难成。当前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风险，迫切需要通过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来凝聚力量攻艰克难。通过廉政文化建设，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廉洁的政党文化深入人心，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使廉政文化成为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实现政治生态“山清水秀”。因此，必须寻找建设廉政文化的有效途径。

1.廉政文化建设要把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发挥好其示范表率的作用。“上行下效”是古今中外的一种规律性现象，纵观历朝兴衰，风气衰败大都源于官场腐败。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中的窝案中可以发现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因此，领导干部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不仅影响其本人，更是影响到一个队伍。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风气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权势的党政干部、腐化堕落、目无党纪国法。所以，倡导廉政文化要从领导干部做起，这样才能发挥好廉政文化对全社会导向教育作用。首先，要立标杆，树典型，发挥党政干部对全社会的示范表率作用。在基层工作中，有这样的顺口溜“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讲的就是党员干部在基层工作中表率示范作用的重要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官，只有我们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秉公用权，恪尽职守，洁身自好，才能经得起执政考验、权力考验，才能以榜样力量来引导推动整个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其次，党风廉政的状况一方面主导着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受到社会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只有整个社会都对腐败疾恶如仇，有了“人人得而讨之”的心态，坚决与不正之风作斗争，让腐败分子遭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不给腐败分子任何机会，激浊扬清，惩恶扬善，敦风化俗，构建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公民文化，形成鄙弃腐败的社会舆论，占领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那么腐败终有根除、消亡的一天。

2.要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监督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对人教育、改造的过程，既要自身修养、学习，也需要外力的推动帮助。所以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监督要与廉政文化教育相结合，利用社会媒体、网络技术等，大力宣传廉政思想，鞭挞腐败行为，让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崇廉奉廉、个个羞于腐败、耻于腐败的良好氛围。同时，还要创新廉政文化的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使廉政文化发展具有生机与活力，从而推动廉政文化制度的建设，最终提升整个社会廉政建设的水准。

3.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其他教育相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小区域的发展，它必须面向全社会，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拓展其教育范围。我们可以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家庭美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结合起来，让廉政文化的知识理念融入家庭、学校、单位乃至整个社会，使其更为普遍、通俗。从而形成廉洁正气的家风，各具特色的行风，以及“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4.让廉政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文化必须融入生活，使人们在生活中、实践中感知领悟，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离开生活实践，再好的文化也只是空中楼阁。要按照廉政文化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使廉政文化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充分利用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等各种活动，不失时机传播廉政理念，扩大影响力，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形成有利于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氛围。

5.打造廉政产品，树立廉政文化典型。一要通过宣传身边典型，树立榜样。榜样教育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那些勤政为民、率先垂范、克己奉公的党员干部，如焦裕禄、谷文昌等，他们是时代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只有将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发扬光大，广泛宣传，才能使廉政思想深入人心。二要创作廉政文化的艺术作品。一部思想进步、情节感人的廉政文化作品，对于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等具有重要教育引导作用。例如，曾有一部反腐倡廉电影《生死抉择》，里面的主人公李高成的故事感染了广大领导干部。李高成是北方某省会城市的市长，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纺织厂领导班子存在集体腐败，他的弟弟就是幕后黑手，连自己的妻子也卷入其中。在痛苦的抉择中，他做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选择。这种能震撼灵魂的事迹，有时往往胜于严刑酷法的威慑。通过树榜样、塑典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廉政思想入脑入心。

6.加大舆论监督，搭建民主反腐平台。新闻舆论监督可以在社会和公众之间营造一种互动的反腐倡廉氛围，是对权力滥用和腐败进行监督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来自民众和媒体的压力使政府官员时刻具备危机意识，不敢胡作非为，轻举妄动，纵容自己，时刻绷紧纪律的弦，对贪腐起到一定的震慑、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诚然，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犹如世界性痼疾，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腐败现象都会不同程度、不同特点的存在;也都被这些屡禁不绝的腐败问题所困扰。廉政建设因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艰巨课题。为此，我们党一再强调，反腐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在进行中的输不起的斗争，要充分认识到它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这一点，决定了廉政文化建设也需要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然而，相对于廉政制度建设而言，廉政文化要建设的是人们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还应当看到：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和习惯，不仅会对官员行使权力的行为发生影响，而且会使民众对权力的行使形成较为固定的评价标准，特别是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一些传统准则在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心理依托的作用，要对传统文化扬长避短，改变一些不利于反腐倡廉的传统准则、习惯，切除腐败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心理依托，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要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精神。

注释：

①姚增科.把文化的力量融入反腐倡廉建设――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传承，2012

②徐伟，.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08

参考文献：

[1] 中央纪委宣教室.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学习纲要[M]，2002

[2] 姚增科.把文化力量融入反腐倡廉建设[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3）

生态政治论文篇10

关键词：政治生态 问题 对策建议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难题，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在党内甚至国家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以此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我们要认真学习与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指导，并且深入分析、认识不健康的政治生态对党内政治生活带来的危害，努力探寻规律，结合现实问题与系统实施治理，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一、政治生态的含义

(一)政治生态的科学内涵

政治生态的具体解释在不同的角度有其不同的范围，主要分广义与狭义两种解释，广义上的政治生态主要从宏观的角度指政治生活，是党内风气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而狭义的政治生态范指党内的政治生态，指代党政的制度、文化以及生活相互联系的综合体，意为党政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现状。政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认为是党内政治的灵魂，它主要从政治态度、认知与情感等方面间接或者直接的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与心态。

(二)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

1.整体性

无论是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环境系统，整体性是每一系统的根本特征。政治生态也是一个系统，它的存在同样与其它因素相互影响，而非独立存在，在多个要素的共同协作之下，政治生态才具有整体性。如果其中一个要素发生了变动，那么产生的结果往往是会直接影响其他要素的发展，更加严重的结果是改变整个政治生态环境。

2.复杂性

政治生态是由多种不同因素组成，包括多种价值观念、不同的利益和许多政治主体。因此，政治生态是极其复杂的综合体，与此同时，非制度因素与制度因素两者的相互作用下共同影响着政治生态，并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动态性

政治生态与其它生态系统一样具有时刻的变化性，根据时间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变化。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生态可能会产生固定的形式。在众多要素优良的协同作用下，良好的政治生态才可以形成，倘若党内存在不正的风气，会直接对政治生态产生不利影响。

二、政治生态优良的判断标准

(一)政治制度是否落地管用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系列系统的、科学的、严谨的、全面的政治制度，在各个方面均有涉及。除此以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党内建立了一系列以党章为根本原则的党政法规制度，在制度的坚决实行下，建设党内优良的政治作风。制度并非空谈，执行非常重要，通常以观察一个地方政党是否带头执行国家法规制度为标准，来判断这个地方政党的政治生态是否优良。将党的政治生态落到实处，党组织与党员干部要起到积极带头示范作用，做到依法办事、依法治党与依法治国等;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下，坚持“两准则、四条例”的重要原则，落实履行党政法规制度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三是在历史实践中，贯彻落实党优良的政治习惯、政治规则以及优良作风等。

(二)政治文化是否积极健康

政治文化是主观概念，反映了交往主体在具体交流时的态度观点，具有较强的实践特点，具有评判事物、调控行为等定向功能。政治文化一般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问题时所选择的立场与相应的价值观念，通常会对主体自身以及其他主体之间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对于掌握一定权力的党政人员而言，最基本的党政文化就是如何维护公平正义以及在事物中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党组织内部政策体系的信任程度，对党的目的的承认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反腐败和清洗等其他積极的政治文化。“圈子文化”“市场文化”等不健康的政治文化都会直接影响党内政治文化，同时对政治生态产生恶劣的影响。

(三)政治生活是否严肃规范

政治生活直接反映了政治和生态发展的状况，一方面是公正正直的严格用人条件，客观的、公正的任用与评价党内干部，在政治观念、思想品行、工作能力、反腐倡廉等方面对干部牢牢把关，保证有才能的、有责任感、高素质的先进干部加入党的干部队列中。在严格的就业条件下，我们也需要的保证党的清洁和诚实的环境。另一方面是具有民主的工作作风，遇到问题时，干部之间不相互推脱、不独断专行，党内领导与各个干部之间襟怀坦白，全力完成党的事物安排，确保党的队伍之间紧密联系，具有不可撼动的凝聚力。党内各级干部之间坚持清正廉洁的思想毫不动摇，腐败一定会侵蚀优良的党内政治环境，使得政治生态不断恶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各级干部必须牢牢树立的价值观念，坚决铲除一切政治腐败的源头，坚决建立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

(四)各种“元素”是否良性互动

在各种要素的科学配置下，可以实现良好的政治生态。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制度是最首要的，只有在严格规范的制度约束下才能更好的发展，优良的政治生态不仅需要科学严谨的政治制度，而且需要党员干部强大的领导以及调控能力。其次，党的政治制度主要由党内规章制度具体来体现，政治文化通常用来衡量党的制度，在规范制度下开展各级党员的政治生活。此外，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态中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可以促进政治生态建设和完善政治生态的不足。

三、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

(一)理想与信念不坚定

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的根本条件看，就是拥有正确的和坚定的理想与信念。某些外部因素甚至会导致信仰的改变。也许是因为不同领域的文化差异，或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以及许多多重攻击，包括西方，封建和市场文化，都会导致信仰的变化。此外，追求利润和良好人文主义的沉浸和侵蚀，码头文化的潜水文化和圏文化，也会导致一些黨员干部缺乏自律性，使得信仰迷失的同时，精神也缺少“钙质”。

(二)权力监督存在盲区

对有关人员强力的监督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有效地打击不正之风的蔓延，因此使得政治生态达到自我净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权利监督。除此之外，监管规则不完善，监督权力不明确，主要监督机构分散，监督机构之间缺乏沟通等是能造成监督工作停滞的一系列原因。这使得监督工作无法避免地产生了交叉和空白，甚至出现相互推托或“门庭若市”的两种极端现象，从而使监管的力度大打折扣。

(三)管党治党责任缺失

自党的十八大以后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从严治党”的做法，在党的政治生态中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但是，由于一些同志在严抓严打情况下仍严重违纪违法，不能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责任。除以上之外，“四风问题”和违反中央八条规定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并满足于复制粘贴、照搬照抄的学习方式，一些党组织虽有想法去改善党内环境，但是缺乏敢于抓取罪恶的勇气，对关键的领域和岗位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也不能准确落实制度，对新出现的问题和倾向性问题重视度也不够，导致“从严治党”的思想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党内实际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善。

(四)选人用人导向偏差

甄选优秀人才是党中央政治生态的方向，是党作风的指引。有的选人只选有亲戚关系的或者提前“打点过”的，有的是连裙带关系也会利用，干部选举方式混乱，不健康的精神充沛，一批干部得到晋升。一段时间以后，一些单位就渐渐偏离20字的“好干部标准”，不严格审核选拔者的政治性、诚实度以及道德作风等，党的管理干部的原则在定程度上得到了削弱，进出，严格监督，追求卓越，充满活力的选拔机制尚未建立。

四、提高政治生态的对策建议

要修复政治生态环境首先要提高自身的认识，充分认识到贪污腐败的严重性，同时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引领，全面推进各项制度建设为目标，深入党内与腐败斗争，这是创造全方位的政治生态的关键之处。

(一)推进政治生态制度建设与实施

近年来，为了政治生态的良好建设，党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促进其发展的措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同和赞许。虽然良好的前景摆在我们面前，可是政治生态建设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旧艰巨，要综合考虑近年来各种案件中的引人注目的问题和薄弱的环节，加强制度方面的建设。一方面，要加快政治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各项中央措施和规定，针对地区出现的突出问题，具体能够解决当地问题的对策和方案;另一方面，要利用好"媒体公开"这一武器，把容易出现问题的权力放置于媒体的镜头之下，切实保障公众的利益。让公开来遏止权力滥用干扰，让阳光为政治生态环境"消毒灭菌"。

(二)建立好选人用人风制度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首先要规范正确的用人标准，不断地提高政治能力建设与深入强化党内的政治要求标准，全力将党的干部队伍变成高素质、专业化的队伍集体，不断完善与优化改革干部考核的用人标准。做到在科学严谨的规范制度下，将干部的政绩考核与任用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有能力者有真正可以施展的舞台。同时加强党内各级之间的监督政治生态建设健康有序地开展，使地方政治生态建设有针对性、有迹可循，真正解决群众的问题，取得成效。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规范党内生活主要有三方面的体现，第一是深入推进政治建设，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征程中的思想指导，各级党员干部应该毫不动摇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遵守党的各项规章制度，树立勤俭自强、公正廉洁等价值观，第三是深入完善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落实民主集中制等各项制度，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确保党内生活的集中性与统一性，积极调动上下各级党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增强党内与基层组织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1]孙茂新.营造健康的政治生态[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5)：11-14.

[2]赵宬斐，李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建构[J].长白学刊，2019(02)：18-25.

[3]李现曾.构建“条管”与“块管”干部的良好政治生态[J].中国高教研究：2016(6)：28-29.

生态政治论文篇11

论文摘要：随着生态问题日益凸显，我国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也为制度建设的主体即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示了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模式上的倾向和变革的方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态型政治发展观，从而为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提供重要保障。 论文关键词：经济发展 生态政治 生态环境 经济增长 十七大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意味着我国把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标明了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模式上的倾向和变革。这为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体制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建设生态型政治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互统一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生态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均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所引发的生态危机问题，谋求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建设关注的重点。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辩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政治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经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全球性生态危机对全人类构成巨大威胁时，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然要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即生态政治发展观。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规模化发展，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就掀起了生态政治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来不断壮大生态政治运动，至今方兴未艾。20世纪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可见，由于生态政治运动的推进，世界各国都逐渐把环境问题纳入政治范畴，并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也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政治生态化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政治有关，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政治制度的建设。如果环境问题解决不当，可能就会引发政治动荡。可见，环境问题日益政治化，政治建设日益生态化。二者不能孤立发展，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带来政治生态化。政治生态化的内涵在于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具体讲，它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 政府通过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通过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中国的历史证明，政府决策行为的生态化将是生态型政治体制的核

生态政治论文篇12

关键词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生态文明教育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实施生态文明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13-ZJ-106）

作者简介：姚红，女，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8-0067-03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形成的文明成果，它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进步。生态文明教育，是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观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自觉养成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习惯。通过考察发现，目前，我国高职学生对生态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基础地位认识不够，其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都与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不协调。因此，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拓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意义

（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可顺应时代的发展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文明”的高度；［1］党的十八大再次把“生态文明”上升到事关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高度和战略层面。把生态文明建设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由“四位一体”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拓展成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建设目标；［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新格局。［3］因此，贯彻中央精神，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就是改变过去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观念，引导人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自然观念。作为具有主渠道、主阵地教育作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责任和义务及时承担起这个使命，自觉地把生态文明教育及时、系统、有质量地融入到课程的内容体系之中，以提高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种自觉回应，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针对性和实效性的体现。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可丰富高职道德教育的内容

长期以来，高校的道德教育一般都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为主旋律的教育，培养学生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要担负责任，重视指导学生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遵从人类社会形成的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学生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传统的道德教育观发挥了它特有的积极的功能、价值和作用。但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只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将道德调整的范围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代际人际关系，如果注入了生态文明教育，则把传统道德教育的范围从人际道德扩展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道德，这种扩大了的道德观，不仅要求当代人对他人、对社会要承担责任，还要求对子孙后代、对地球和其他物种和生命以及大自然要承担责任，这就扩展和丰富了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因此，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整体的道德思维、道德意识，提升其道德境界。

（三）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可使高职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要使高职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不仅要培养其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良好品格，还要培养其能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品质。因此，是否有良好的生态文明理念和行为习惯，也是衡量高职学生是否全面发展的尺度之一。生态文明教育就是一种素质教育，它注重的是学生生态文明理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而不只是纯粹的知识教育，所以生态文明教育的形式除了实施课堂理论教学以外，还必须采取多种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成为主体参与进去，使学生在生动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教育，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变。进行生态文明的实践教学的模式是对过去以道德说教为主的教学方式的拓展，通过在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程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内容，让学生参与其中，把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审美、心理教育融为一体，并通过营造有主题和有意蕴的校园文化环境及氛围，潜移默化地教化学生的内心和行为，健全其心智，完善其人格，增强其人文底蕴，最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拓展生态文明教育的设想

（一）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

在这门课现有的教材中，涉及到生态文明教育内容较分散，主要集中在第二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中国精神”里“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中；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里如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中；第七章“准守行为规范，锤炼高尚品格”里公共生活的环境保护需要道德与法律维护中。也就是说在以上三个章节中，可以将生态文明教育内容拓展进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之中。具体在第二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从热爱祖国和自己家乡的土地、山川、河流、海洋、矿藏等自然环境资源入手，让学生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自然美，学会欣赏自然、爱护自然。同时，也让学生认识到正是由于过去在生产和人们生活中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缺乏保护，污染了环境、破坏了自然，不仅没有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而不断遭受了大自然的惩罚。从而教育学生，爱国就是爱家乡的山山水水，森林矿藏等资源，增强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具体在第三章教育学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时，引导学生认识到和谐的人生不仅仅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科学把握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观，自觉珍爱自然、保护生态。具体在第七章进行社会公德教育的时候，紧密联系高职学生的生活实际，加强高职学生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教育，重视教育效果的生活化，让高职学生能积极地将所学的生态文明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在社会公德教育中拓展教材中缺少的生态道德的内容，突出讲授社会公德的关系范围不仅包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生态文明实际上体现出了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可以帮助高职学生确立新的自然观、消费观、价值观和法制观等。在第七章中强化环境法律法规教育的时候，重点讲授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必须重视法律和法规的作用，必须用法律和法规来规范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对学生灌输环境法规，培养学生环境法律意识，使学生明确自己对国家环境的权利和义务，自觉遵守国家环保的法规，约束自己的行为。

（二）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

在这门课程现有教材中涉及到可以拓展的生态文明教育内容主要集中在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具体教学模式的设计是以专题的形式展开。（1）拓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他们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人来源于自然界又依存于自然界，人永远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界除了以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必要前提外,还对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制约作用。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愈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报复就愈厉害。他们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2）拓展我国古代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认为是“天人关系”，这个哲学命题，以儒家、道家、佛家论述最多。这些思想包含了关于保护环境、尊重生命的思想；包含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思想等；（3）根据教材的内容并结合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重点拓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容。要紧密联系党在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的核心和实质，“建设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4］要紧密联系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内容。［5］让学生懂得，要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目标，必须要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三）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内容

思政课实践教学在设计生态文明教育内容的时候，应该把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因为生态文明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也是一种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所以，思政课实践教学设计的内容应该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突出学生的参与性，激发学生参与生态文明教育实践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思政部要积极与学校宣传部和学生处合作，形成大思政的教育理念，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各种资源，以校电子屏、宣传栏、宣传画等渠道，以团委、学生会、社团、班会等多种形式开展各种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生态体验教育氛围。如结合植树节、世界环境日、世界森林日、世界水日等纪念日，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与绿化美化校园的实践活动，并把此活动与美化学生寝室与创建校园文明、寝室文明、校园文化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让生态文明建设的校园实践活动常态化，让学生在实践体验活动中了解自然，感受生态文明以及形成养成爱护环境、尊重自然的习惯，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各种与生态文明相关的社会调查活动，如组织学生参与对环境污染状况的考察，使学生在实际的考察中了解我国目前的环境问题。老师指导学生选择自己熟悉的社区、村庄或者河流等遭受环境污染的情况，让学生调查并分析遭受污染的原因及其后果，最后提出解决的对策。对于学生来说，关心自己的家乡、社区比关注全球、全国来的更加具体、实在和有效，学生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深切体会到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质量与资源环境的息息相关，体验到环境污染使经济得不到可持续发展，环境污染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经济发展应该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应该长期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在讲授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调查大学生的消费观，让学生通过调查了解当前学生中存在的不良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让学生意识到消费不仅是个人的事，还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资源和环境，甚至子孙后代，让学生认识到解决资源环境问题需要每个人养成适度消费、绿色消费、文明消费的观念，摆脱过去种种不良的消费观念，确立适度、绿色、文明的新消费观，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通过以上带有主题的、有老师指导的、生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变，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行为。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2-11-09］.人民网－人民日报.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3-11-16］.sn.xinhuanet.com/2013-11/16/c_11816667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