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1

和谐就是美德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认为，“和谐就是美德”。宇宙中的一切无不存在着和谐，宇宙秩序无不表现为和谐，这种和谐的关系谱写了天籁之音。和谐代表了美和善，代表了和平、健康和快乐。毕达哥拉斯反对人类破坏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他指出，只要人类继续残忍地迫害动物生命，就不会真正懂得健康与和平。只要人类大规模地“屠杀动物”，人类就会“相互屠杀””。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前460―约前370）沿着毕达哥拉斯“和谐就是美德”的生态思想，提出了“古代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与人的终极意义联系起来思考，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与自然和谐相处，指出生活的目的不是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真正的幸福是节制欲望，让灵魂宁静，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而是健康的灵魂，要求人们向动物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说：“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的小学生，从蜘蛛那里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里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唱歌的鸟那里学会了唱歌。” 他认为使人幸福的不是征服的力量和金钱，而是正直和公允，人要生活得无忧无惧，就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提出“中等的财富比巨大的财富更可靠”的观点，认为富豪和赤贫是两个极端，都不可靠，贪得无厌的欲望使人堕落。叔本华也同样认为，“财富就像海水，饮得越多，渴得越厉害；名望实际上也是如此。”

健康依赖于自然

古希腊医学家、哲学家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0）的医学著作《论风、水和地方》，阐述了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指出医生进入一个城市，首先要注意到这城市的方向、土壤、气候、风向、水源、水质、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因为这些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有一个病人因下腹绞痛，小便不畅，来找希波克拉底治疗。希波克拉底说，病人出现这种症状，是由于饮用了污染的水造成的。他的名言是，人的身体健康“寄希望于自然”，“简单而可口的饮食比精美但不可口的饮食更有益”，“暴食伤身”， “人生短促，技艺长存”，“机遇诚难得，试验有风险，决断更可贵”，“无故困倦是疾病的前兆”等，体现了古希腊哲人的生态智慧。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奠定了基础生态学对自然历史的研究方法。他著有：《气象学》《论天》《论生灭》《动物志》《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运动》《动物之行进》《动物之生殖》《论感觉和被感觉的》《论记忆》《论睡眠》《论梦》《论睡眠中的预兆》《论生命的长短》《论青年、老年及死亡》《论呼吸》《论气息》等。他详细观察和记录了500多种动物的生活情况，他是动物分类学的首创者。 毕达哥拉斯

尊重自然规律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前341―前270）通过研究原子运动，总结了“自然规律”。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天体运动和旋转、日月蚀，升起降落以及诸如此类的自然现象视为神所决定的，“世界在产生过程中同时也就有了规律”。他提醒人们把物质欲望减少到最低程度，使生活简单化，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重视知识的培养和友谊的增进，这样做既能增进健康，又使人不至于贪得无厌，免除痛苦，达到身心宁静的人生境界，他提出“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乃是生活的目的”。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约前99―约前55，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继承了伊壁鸠鲁主义，著有《物性论》。他提出，人们当以宁静的头脑去观察自然 ，因为无限的宇宙除掉它自己的规律之外，并没有什么在外面支配它的力量，唯一的神就是自然规律，最真诚的敬神就是认识和爱护这个自然规律。

贪婪是灵魂的病态

新柏拉图主义的奠基人普罗提诺（205―270）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思想以及东方神秘主义，视太一为万物之源，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复返太一，与之合一。太一就是宇宙规律，自然法则。在普罗提诺看来，宇宙是一个有组织秩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人们应当虔修，以求净化灵魂，达到与自然合一的境界。

斯多亚派认为，自然万物是有组织、有系统、不断运动的鲜活的世界，他的格言是“顺应自然而生活”，人的美德就是顺应自然，善是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按照德性而生活，贪婪是灵魂的病态，堕落的根源。卢克莱修指出，黄金的发现和使用“使人贪婪腐化，争名夺利，相互残杀”，他认为，“世界处于衰老状态，土地不再肥沃，庄园的收成降低”，源于人们的贪婪掠夺。

西方工业文明的悖论

从古希腊哲学，经中世纪至文艺复兴，从18世纪到20世纪，生态哲学的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中被多次提出。遗憾的是西方现代化之路背离了西方古圣先贤的生态思想，导致了工业文明的进步与破坏生态环境的悖论，由此出现了两个危机，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危机。这两个危机最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20世纪以来，伴随西方工业化而来的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和陆地水体污染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日趋严重，这是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始料未及的。

西方的工业化主要依靠的是先进的技术，包括军事力量，通过殖民掠夺、雇佣廉价劳动力、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实现的，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久治难愈，最先尝到苦果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著名的城市和地区。

一是英国 “伦敦毒雾事件”。其发生于1952年12月4日夜间，“伦敦毒雾”数日不散，最低时能见度一英尺，雾霾与煤烟结合呈黑色。整个城市交通瘫痪，学校、商店、银行、邮局等关门。伦敦毒雾造成约12000人丧生。

二是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洛杉矶65岁以上的老人400多人死亡。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含有碳酸化合物，臭氧、氧化氮、乙醛和其他氧化剂，在阳光作用下滞留市区不散。1955年9月，由于大气污染和高温的作用，又造成65岁以上的老人400余人死亡，人们出现眼痛、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20世纪70年代，洛杉矶市还被称为“烟雾城”。

三是北美“五大湖污染事件”。20世纪70年代，美国受酸雨影响的水域达3.6万平方公里，23个州的17059个湖泊有9400个酸化变质。最强的酸性雨降在弗吉尼亚洲，酸度值（pH）1.4。加拿大受酸雨影响的水域5.2万平方公里，5000多个湖泊酸化严重。多伦多1979年平均降水酸度值（pH）3.5，安大略省萨德伯里周围1500多个湖泊池塘漂浮死鱼，湖滨树木枯萎。1975年北美还发生了“死湖事件”，纽约州阿迪龙达克山区，严重的二氧化硫污染导致近50%的湖泊无鱼，其中200个成了死湖，听不见蛙声。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2

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肯定了智慧的可能性，并积极建构智慧学说体系，冯友兰也不例外。在他看来，哲学是对人类精神活动的认识以及对这种认识的认识，这也即是智慧。哲学不仅要认识宇宙，而且要反思自身，在认识宇宙与反思自身的过程中培养理想的人生境界。

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而智慧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一种形式，是在和知识的对照中显现其特征的。先秦时期，《老子》通过对“为学”与“为道”关系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知识”与“智慧”的问题。宋明理学讲“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认为见闻之知只能“梏其心”，使人得不到真正的自由，而德性之知才能使人“体天下之物”。佛教更是主张“绝圣弃智”“离形去知”，消解世俗智。总地来说，冯友兰关于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即“超越”。他认为，哲学的概念与科学的概念不同，一种科学所说的是关于宇宙中一部分事物，而哲学所说的是关于宇宙之全体。可以说，知识是关于行下之学，智慧是关于行上之学，智慧的得到有赖于知识的积累，但又必须经过量变与质变的过程，智慧是知识的质变。形下重分，形上重合，知识是对世界作分门别类的研究，求精细，智慧则以宇宙整体为对象，求穷通；知识重冷静和客观，智慧则不仅求理智的了解，且求情感的满足，是一种人生的学问，需要整个人格来担当，它内在地具有知行合一的要求，而有如“道”的得到须借助直觉体会，智慧也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这个不可思议者又必须思议，这就涉及到了行上智慧如何能得的问题。

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智慧之可能性，就触到知识与智慧的转化，智慧如何能“得”的问题。如何能得，主要是理性直觉和理智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于直觉和理智的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是“为道”，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意谓为道的人太多了，直到无人谈虚论道了，而“道在物中”，大家都搞物，都为我、为道，所以我“无为而无不为”。“为道”即直觉，对整体的把握，只有为学才能达到为道，离开具体的事物讲抽象，道就不存在。按老子的观点，智慧的得到是一种“顿悟”。是一下子把握整体，不经过中介。他是从“破”的方面，以无为之道，以理性的直觉最终得到智慧。

冯友兰在纠正中国传统哲学忽视形式逻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从西方引进了现代形式逻辑和逻辑分析法，同时他也意识到了逻辑分析法在把握形上智慧方面的局限性，例如，对于“道”的把握，就必须与直觉体验相结合。所以，他尝试了将逻辑分析法和直觉体验二者相结合。关于哲学的方法论，冯先生认为形而上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正的方法，一种是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哲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因为有些哲学的对象是不能说的，很难用日常用语表达清楚，但哲学又必须表述，对于不可言传的东西，哲学家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或者用其他方法来暗示、烘托。

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所使用的方法是正的方法，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方式则是负的方法。他认为，中国哲学家认为哲学的对象是很难用语言概念来表达的，因此不能用西方的那种方式来理解哲学，而应该用否定的，或是其它启示方式来间接地表达那不可表达的东西。他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比如《论语》《老子》采用的都是寥寥数语的语录和简洁明了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等来表达最高的哲理。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家的著作表面上显得零散不成系统，语言不够明晰，较少概念化，然而这并不表明中国哲学就不叫哲学。相反，中国哲学著作中的对话、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等等，正因为明晰不足，所以才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他指出，构建形上学应该从“正的方法”入手，以“负的方法”结束，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但是，由于“负的方法”是一种靠理智的直觉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之形上学的领悟，所以是不可言传的。因此，冯友兰虽然非常推崇“负的方法”，但是在其学说中讲得最多的还是逻辑分析法，用得最多的也是逻辑分析法。“新理学”的形上学正是用此种方法构造而成的。

形上智慧不仅有理论的品格，还有实践的品格和存在的特征。这种把对天道的认识和人的存在合而为一，即是智慧之境。在天人合一的智慧之境，天道和人道是一气贯通的。李商隐有两句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意谓他年老时可以带着整个世界进入一只小船之中，退隐居于江湖之上。这整个世界就是他的精神世界，包含了他对于整个宇宙生命精神生活的理解与体会，这种理解与体会就是对于人类精神的反思。所以，当与整个宇宙生命的精神世界融于一体时，他也就是真正获得了自由。中国人常说人要有“安身立命之地”，这个“地”就是人的精神之地，是人们自己寻找的自由之境，有了这个地，人就可以安然自若的生存。冯友兰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的思考从而寻求人生的自由之境。这种哲学能使人的精神或能“经虚涉旷”而“廓然大公”，这也就圣人的境界。所以冯友兰执着地认为，哲学讲的是“使人成圣人之道”的学问。

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与基督教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外在人格化的神灵不同，中国儒道佛哲学的超越意识，是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内在的心源。所以，中国哲学的智慧是追求内在的，而非外在的超越，并不需要脱离现世的世俗社会。这种超越智慧叫“即世的超越”，“它既入世而又出世”。如果说有彼岸天国的话，那么彼岸就是此岸，天国就在人间，就在人心。正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中国哲学的超越意识是真正的哲学意识，它不同于西方的宗教的超越，它不是宗教的，因为它是哲学的。在哲学里满足了对超现世的追求。冯先生把中国哲学所追求的超越境界称作“天地境界”，“天地”即“宇宙”，“天地境界”也就是“知天、同天、事天、乐天”，与“宇宙”合一的境界。这种中国哲学儒释道共同追求的境界，也是儒释道哲学的根本主旨所在。

总地来说，哲学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的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它的内容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方法是理论思维，作用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丰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为人寻找自由之境。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3

我们知道，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中国有“哲学”这个概念，也只是近代的事，并且是依据日本的翻译，结合中国的“哲人”概念而形成的一个概念。其实，古希腊的哲学概念与我们传统哲学的概念，有一定的区别。中国的哲学称其为“哲学”，也不准确。如果把“哲学”的这个概念，还原成西方哲学，尤其是还原成古希腊的哲学概念的话，那中国是没有哲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懂希腊文的人都知道，希腊文中关于“哲学”的意思(概念)，是“爱智慧”，即含有“爱”和“智慧”两层意义。而中国则把哲学定型为“智慧之学”，把“爱”去掉了，或者说其中没有“爱”这一层意义的东西。不错，中国有智者、有贤人，也有真人；但他们都不是“爱智慧”。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智慧”，去达到别的目的，比如治国平天下、解除人生的痛苦等一些人生的实用性的东西。而“智慧”本身，中国人是不“爱”的。相反，对“智慧”却有清楚和明确的“目的”。其实，凡是有“目的”，就不“真诚”了，也就不“爱”。最“真诚”的“爱”，是无“目的”的。因此，中国讲哲学，是在一个宽泛意义上来讲的。如果把“哲学”定为“智慧之学”，或者更广泛地扩展一下，哲学是“聪明之学”，或者说哲学是一般人生的高层次的思考，那中国当然有哲学，不仅有，而且还很发达。所以，讲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加以限定。也就是说，究竟指的是哪一种？如果指的是西方（古希腊）的那种“爱智慧”的哲学，那中国肯定没有。因此，在这个前提下，说中国没有哲学也没错。

不过，一般来说，真正的“哲学”一定是“爱智慧”的。“爱”这个概念，体现了西方哲学的一种“反思”精神。如果一个人是个“爱智慧”者，那他一定会反思、不知足、有追求等。因为“爱”，就会产生一种动力，一种求知欲。这正是中国传统里面所缺乏的东西。中国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自大”，所以“知足常乐”等。也正因为中国人忽视了对“智慧”的“爱”，从小就教育孩子，一定要按父母和老师的规定和要求去做，祖先也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像西方那样可以否定老师，否定长辈，否定古人，哪怕是老祖先，并把“做人”与“做事”分而论之。西方哲学思想影响下的这种“反思”精神，也促进了西方科技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成就了西方的古典艺术（雕刻、绘画等）。另外，古希腊哲学思想下的社会，也是个“契约社会”，并什么都要有一个保证。这样一来，就把“语言”推到了一个神圣的层面。因为语言，可以借助来展示社会上的这些现象，所以就有了逻辑、概念、定义等与生活相关的概念（强调“语言”本身）。不仅如此，还强调“反思”必须是在“结果”基础上的反思。这就要求做什么事情都要从最基本开始，是先“结果”后“原因”的思维，是“知其然”，并在此基础上又要“知其所以然”。所以，他们就从自然学的几何、物理开始，到音乐、政治、法律、道德、美等，并分科、分层地由低级到高级。中国则不然，它是不分科不分层的，也不把最高层次和最低层次分得特别清，而是合二为一。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天人合一”的理念，只能有助和谐，却不能创造科技。换言之，中国一切都知道，并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但没有先“结果”后“原因”的思维，与西方是颠倒的，是“知其然而不然”，甚至是“知所以然而不知其然”。

表现在艺术上，我们强调艺术“底下”的或“之外”的那种体验性的东西，而西方则强调艺术本身（“本体论”）。所以，就绘画而言，西方是先强调对象的结构、解剖、明暗关系等，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考虑深层次的意境和思想等。中国则是先强调意境、境界等（高层面的东西），其他具体的东西，则混合在一起，如结构、解剖等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甚至还可以忽略。这是我们很奇怪的一面。当然，艺术可以这样，而其他方面如语言、科技、智慧，甚至法律、政治等就不行了，就空泛了，并落不到实处（“原则上”）。所以，自古以来，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往往一开始就是“高层面”的东西，一般人很难看得出，西方人更是无法理解。因为中国艺术家是先从高处做起的，低处的东西往往被忽略了，所谓“逸笔草草”的美学观。其实，“逸笔”就是高层面（“形而上”）的东西，“草草”则是对低层面（具体）的东西的忽略。因此，当代中国画家如果要有所成就，必须考虑中西哲学影响下的中西绘画两种不同思辨的融合，而不是“具体”的中西方绘画方法上的结合（“中西结合”）。

在陆越子先生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这种精神和这种思想，即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并存的艺术性的东西。他对待艺术和人生是“真诚”的，表里俱澄澈，对待名利的态度，漠然俱自然（“爱”）。从他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人步亦步、人趋亦趋（“反思”），相反，倒有一种不被蒙翳的艺术心眼，去发现、去创造、去表现、去“写”、去直抒胸臆，或花卉，或蔬果，或鱼虫，皆朴实自然，率真烂熳，趣味天成（“知其然”）。把文人胸中的“士”气、“逸”气、“清纯”之气倾泻了出来，把生命的节奏、心灵的节拍，不假雕饰地描绘出来（“天人合一”）。这正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所不可或缺的为人和品格，天真、生拙、深厚、朴野……我相信，他绝对不是伪君子和假道学者。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B5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007-04

“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看似简单，然而却远非明晰。在今天的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越来越五花八门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虽然不能强求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只要我们意欲从事哲学研究就有必要对哲学这门学科做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理解。须知，古今中外形形的哲学，无论其理论观点如何纷繁杂乱，都首先立足于其对哲学性质的独特判定。

要回答“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应当从人类最初对哲学学科性质和哲学问题进行探求和阐释的渊源上予以考察。

一、“φιλοσοφíα”的最初含义是“爱智慧”

古希腊哲学中最早的哲学（philosophy）一词用的是希腊文“φιλοσοφíα”，该词是由“φιλο（热爱）”和“σοφíα（智慧）”组合而成。如此，“φιλοσοφíα”就具有了“爱智慧”的最初含义。据称，最先使用该词的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70-约前490）、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前544-约前483年）和苏格拉底（Sokrates，前469-前399年）等人。除希腊文之外，在西方哲学中，哲学一词的表述还有拉丁语（philosophia）和英语（philosophy）。

受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影响，很多西方学者，也包括某些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无哲学。从词源学考证来看，中国古代确未形成“哲学”一词，有的只是“哲”（《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哲人”（《诗・小雅・鸿雁》：“维此哲人，谓我劬劳”），“哲思”（ 晋时陆云《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澄鉴博映，哲思惟文”）。“哲”指聪明、智慧；“哲人”指善于思辨、学问精深、才智超群之人，类似于“哲学家”“思想家”之谓；“哲思”指思虑精深敏捷。评判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古人有没有使用“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的学问中有没有符合哲学观点和理论的内容。

1874年，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年），在《百一新论》中首先用汉文“哲学”来翻译英语中的“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宗宪、康有为等将日本学者的这一译法介绍到中国，后来逐渐通行。

二、“爱智慧”中蕴涵的哲学追求普遍理性的思想

应该说，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在最初用“爱智慧”来指谓哲学时，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含义还是十分模糊的。但是，其中却蕴涵了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智慧”并不简单地等于一般性的知识，它是高于知识的东西；二是“智慧”追求的是一种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思想，它要认识和驾驭一切。这两个思想为后来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如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等人对哲学的学科性质的阐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这两个重要的思想可以从赫拉克利特的相关观点中体现出来。他认为单单拥有广博学问的人还不能算是已经拥有了智慧，而拥有智慧的关键在于必须去认识那种能够驾驭一切的思想。然而，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这个能够驾驭一切的思想原本不属于人，而属于神，所以，人们要拥有智慧就必须用自己的思想去追求和体悟神所拥有的真理。他说：智慧只在神的心里，而人的心里却没有智慧；和神相比较，最有智慧的人也只能像是一只猴子；“神的法律从心所欲地支配着，满足一切，也超过一切”。他还强调说，智慧不是别的，而是善于说出真理，而要知晓真理就要以自然为尺度，并以自然的方式来行动。②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9、148页。

正因为只有神才拥有智慧，所以，苏格拉底才不认为自己有智慧，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服从神的意志的，探求智慧的“爱智者”。他说：“只有神才是聪明的；……人的智慧是很少价值和根本没有价值的”。他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的：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他知道自己丝毫也不拥有任何真正的智慧，所以，这样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所以苏格拉底就按照神的意志在世界上行动，来搜寻并探求任何人的智慧。②

当古希腊学者在谈论神的智慧和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涉及到了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当他们声称“爱智慧”就是去探寻神所拥有的真理，就是去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时，他们就是在寻求某种具有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东西，而这种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正是哲学研究的首要领域。

三、亚里士多德强调“智慧是一门关于第一原理的”“唯一自由的科学”

对于“爱智慧”和追求智慧的哲学学科所具有的追求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曾经有过较为详尽地论述，我们可以把他相关的观点概括如下：智慧是一门关于第一原理的科学；我们必须研究什么种类的原因和原理的知识是智慧。首先有必要提出一个假定，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应当认识尽可能广泛的事物，尽管他没有关于每一事物的细节的知识。人类科学的学科分有不同的层次，那些追求更为本质认识的科学比较起那些仅仅追求某些表面结论的科学，更具有智慧，而这样的高层次的科学与那些仅仅起到辅认识的科学相比，不能不拥有更深刻的智慧的本性。知道所有事物的人必定是那种拥有最高程度的普遍知识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知道属于那个普遍知识的所有的事例。而要认识这样的普遍知识一般说来是极为困难的。这样的普遍知识因为它离开感觉十分遥远，所以，描述这样的普遍知识的严格的科学，处理的几乎都是关于“第一原理”的知识。据此而论，我们有必要去探讨那种关于事物的第一原因的知识，只有掌握了这样的关于事物原初原因的知识的时候，才可以说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些事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9、18、21、85～86页。从这些相关观点中，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已经把追求普遍理性的哲学学科和具有具体感性的科学学科加以区分，并且提出了关于“第一原理的科学”的终极普遍理性的哲学性质，而他称这样的哲学为“第一哲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首先“是一门研究第一原理和原因的知识”，这样的研究是为了认识而追求科学，所以，它不具有生产性和实用性。就能力而言，从事哲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人自身能力的限度，因为哲学作为一门最为神圣的科学其特权是属于神的。哲学研究仅只是那些生活已有保障的哲人们，为了满足无知的困惑所引发的惊奇而从事的思考，所以，哲学是“唯一自由的科学”。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说的一些话中，这些话经常被人们转引来描述哲学家们工作的性质，有人藉此推崇哲学和哲学家的神圣，有人则藉此嘲讽哲学和哲学家的无用。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些话是：“它不是一门生产的科学，即使从最早的哲学家的历史来看也是很清楚的。因为人们是由于惊奇，才从现在开始并且也从最初开始了哲学思考”；“一个人在困惑和惊奇的时候，认为它自己是无知的（因而即使是神话的爱好者，在一种意义上也是智慧的爱好者，因为神话是由惊奇组成的）”。②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19、20页。

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强调说：因为研究哲学是为了消除无知，所以，人们进行哲学思考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实用性的功利目的，而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认识的追求。他还进一步举例说：只有当生活十分舒适，相应的娱乐享受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才有精力和闲暇去从事这样的哲学研究。所以，哲学从事的是一种自由的思考，哲学是一门“唯一自由的科学”。②

四、“爱智慧”是人对神和上帝所拥有的普遍理性的追求

亚里士多德在强调“智慧是一门关于第一原理的科学”，是“唯一自由的科学”的同时又指出：“也由于这个缘故，拥有它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超出人类的能力的；因为在许多方面人的本性是受束缚的，所以正如西蒙尼德（Simonides）所说，‘只有神能有此特权’”；“任何其他科学也必定不会被认为比这门科学更为荣誉。因为最神圣的科学也是最荣耀的”；“因为最适合于神具有的科学是一门神圣的科学，因而任何处理神圣对象的科学也是如此”；“所有科学都比这门科学更必需，但是没有任何科学比它更好。”③

正因为从一开始，西方古代的哲学家们就把完满的智慧赋予了神，所以，在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中，只有上帝或神是一种绝对性、完满性的存在，只有在他们那里才拥有最高的具有绝对真理性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不仅具有普遍性和终极性，而且还具有永恒性和无限性。至于世界上具体存在的万事万物，也包括人，都是由上帝或神创造出来的，因为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这样的存在便不具有完满性和绝对性，它们只能分有创造者的部分内容和性质，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和有限的、片面的和暂时的存在。这样，上帝或神便成了完满智慧和永恒真理的拥有者，便成了无限性和必然性的存在者，而人则只能从与上帝的联系中分有某些智慧和真理的内容。这就是西方传统中的“天赋观念”学说。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具有客观精神韵味的理念论，他把他所假定的一种具有绝对性存在的普遍理性看作是世界的终极性存在，并认为个体灵魂是普遍理性的不完全而有限的表现形式，灵魂只有轮回，没有死亡，灵魂所拥有的知识也是永恒的。根据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的认识的回忆说。这一学说认为，人们只是在认识绝对理念，而这些认识的内容也仅只是这个灵魂早已在投身为人之前就随着神灵游历时所观察到的内容。人们在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也仅只是对灵魂早已把握了的知识的一种回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5～76页。

古罗马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年）更是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的认识发生的“神启性”的学说。这一学说强调 “上帝之光使我认识真理”。他说：“你〔上帝〕指示我反求诸已，我在你引导下进入我的心灵，我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你已成为我的助力’。我进入心灵后，我用灵魂的眼睛――虽则还是很模糊的――瞻望着在我灵魂的眼睛之上、在我思想之上的永恒之光……这光在我之上，因为它创造了我，我在其下，因为我是它创造的。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②③④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4，240，472～475，361页。

在中世纪，宗教哲学的神学家们则在认识的神启性特征之外又增加了信仰性特征。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谟（Anselmus，1033-1109年）就曾强调指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理解上帝”。②在安瑟尔谟大主教所处的时代过去了六百多年之后，法国教士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年）则同样强调说人只能通过与神的紧密结合来认识神、爱慕神，从而达到神性的纯粹、光辉、强大、恢宏的真理性境界。③

既然神和上是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存在，那么，它们便是最高智慧的拥有者，所谓“爱智慧”便是爱神和上帝，并通过这样的爱去追求和获得神和上帝所拥有的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而这种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基本性质则是关于世界和存在的第一原因、终极原理。

显然，人是一种有限性的存在，神和上帝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则是一种无限性的存在，人只能立足于自身的有限性去认识神和上帝所拥有的无限性的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这实在是一个勉为其难的事情。正因为是这样，哲学才成了少数杰出人物从事的学问，而那些明智的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才只承认自己是“智慧”的追求者和爱好者，而不认为自己是“智慧”的拥有者，因为，只有神和上帝才能够担当“智慧”拥有者的角色。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5

于连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一书中以中国的“势”为集中论点展开论述，他认为中国思想非常注重“势”。“势”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主要是指局势逻辑。人在面对某种状况时，只有当他懂得利用自身所处局势，他的行动才会带来原本希望的效果。为了实现某一趋势所具有的可能性，他必须知道从那些还处于萌芽状态之中的元素里，分辨哪些是有益的而加以鼓励，哪些是有害的而应该阻止。其实这一行为或者思想状态颇有运筹帷幄之姿，并且正如于连所启用的“迂回”一词所表述的那样，这并不是一个正或者反的静态行为点，而是一个蜿蜒曲折的思维动态图。

由于比较诗学兴起于西方世界的这一历史背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往往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桎梏，对于东方文化所包容的哲学视野大多抱有观望姿态，或以神秘玄幻等“一言以蔽之”，在某种程度上，毕竟未将东方思维纳入到可与西方哲学相媲美的高度进行审视。事实上，西方哲学观里经久不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即将逻辑作为哲学重中之重的观念源远流长，而东方文明所造就的散点式智慧理念并未真正进入西方学者的考查及借鉴范围，东方在他们眼中始终只是带有轻视色彩的“他者”，并不足以立于与西方哲学对话的思维平台之上；另外一种从东方立场出发的所谓“对话”，则是主要由东方学者发起的综合哲学论，并且从未以东方本土文化思想为主体运用于对西方哲思的阐释，而是恰恰相反，特别偏好于以西方由来已久的哲学观阐释融合东方智慧，这就导致了东方哲学在价值上的某种失落和不公。于连的著作在这种西方中心论基调下所起的搅动波澜的作用十分重要并且使他的中西比较视野呈现独特、开阔的情态，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名学者，于连对以中国式智慧为表征的东方思维进行了较为公正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并且其出发点并非扬此抑彼，而是首先看到了西方哲学笼罩下的世界逐渐异化的现象，认为西方哲学已不再能够被轻易视为一个圆融自洽的因果逻辑体系，仅仅辅以宗教神学也已渐渐无法将已处于失控和崩溃边缘的后现代景象重整山河。于连通过对中国式智慧的分析，认为这一看似散漫无至上逻辑操纵的所谓哲学包含着比西方哲学求真思维更为接近人性人生、社会运作等的道的智慧，他将中国这一“能屈能伸”的迂回思维浓缩为一个词“势”，认为这是西方哲学应该吸收借鉴的另类智慧，这无疑彰显出了于连独特的中西比较视域，也为我们对于他的这类观点提供了认可或者批驳的空间。

于连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中通过势这个字检视了中国思想里政治、军事、艺术（包括书法、绘画、文学作品等）、历史中各种情况的演变趋势以及推动自然的大演变这些重要领域当中的逻辑，并且引发和回答了一些更为普遍的问题：比如实况组合中起作用的潜在性、机能运作上的两极性或者是单纯的相互作用而自然产生的倾向并且以交替方式发展。[1]5在《势》里，他首先从军事方面的中西差异来凸显“势”的涵义和价值。以势为基础的中国兵法和希腊传统下的西方战略模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主张审时度势、战略布局，也即于连所说“投入之前胜负已定”；后者则以直接对抗、正面交锋为核心理念。兵法乃是艺术的一种，并且集合着整个民族的内核性思维，凝聚着人民的智慧，因而特别能代表一种文明蕴含的思想维度。于连认为，中国人在战略上往往采用思维上的迂回来左右局势，智慧的重心正在于行动前的思维调度，尽其所能做好一切事先分析。这或许有些类似经济学中的决策树，每一可能性的分叉都试图事先被包容在结果的有效性之中，正因为如此，军事或者谋士在中国古代战役（无论是战场上的还是宫廷里的）中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与此不同，希腊人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制定作战计划，做好战前准备工作，然而他们还是将眼光主要投于两军真正对峙的宏大场面，以肉眼可见的真实力量进行搏击和对抗，可能性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远没有确定性显得崇高，他们所追求的正是可见可感的士气和胜利，这种直接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西方哲学观里贯穿始终。这样看来，中国智慧与西方哲学在军事（战略）上已经体现出了一暗一明、一曲一直的强烈差异。于连使用的“弩”的比方颇有深意，“弩作为‘机制’的‘启动’，很自然地象征突发攻击的一支力量充沛的军队，即所谓的‘势如弓弩’”，“弩这个主题除了其本身固有的合宜性之外（因为弓弩紧绷的意象显示其所含藏的可能性）……”这里我们便很清楚，于连所讨论的“势”具有一种内在生发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于连反思西方的哲学成见，他认为西方哲学中有某种偏见，原因在于它不是建立在自发性上，而是建立在假设和可能性之上，它偏向独一、“超越”的极化，而不是互相依附和相互性，它最终强调自由，而不是自发性；与之相较，中国人的思维之原创性在于他们不关注任何终极目的，视之为万物终极，他们从现行的进程之内在逻辑的观点出发，从现实本身出发寻找现实的诠释。

由此出发，便涉及一个关于哲学与智慧的辨识问题。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一种生命力――效果的智慧，势使思维在不断跃动中逐渐充盈，犹如一团不可见的气萦绕在思想的周围，这种气并非外界输入，这点和西方观念有着完全的不同，气与势的互相激发生成是内在自发的能量运转，它将中国哲学的非神传统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西方观念里总要穷尽全部可以论证的逻辑直达神学，上帝之手在终极意义上操控着看似深奥的哲学，这就使得西方哲学难免会不断地从一个圈套落入另一个陷阱，中国的“道”的智慧可以说为西方人点亮一条求存之路。作为东方智慧的“道”具有无限的包容性，道含阴阳，二者在其内部不断互转，生出层层之气，道乃是浑然一体，它是一，也就是全部。道就是由历史的全部经验不断充盈而成，它具有宇宙般的那种气蕴和能量，它是自发的，具有随机而变的态势，因此也就是无穷无尽的，它不追求终极目标，因而也无法被终结，可以说，中国智慧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绵延不绝地生发于世世代代，随历史而蓬勃，并且由于它对于历史经验的这种息息包容，它所产生和蕴含的能量就是富含人性的，是生于人，属于人的，也就是极为自洽的。因而可以说，对真理的追求产生哲学，对道的追求产生智慧。真理的反面是谬误，哲学由于对真理的追求因而总是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性质；而道无分正反，它是全部，因而智慧不选择正反，它只是摒弃偏执，在正中体会反，亦在反中体会正。“道同时是一又是另一个，它同时是万物由之而生的混又是达到每一特定个体化过程的具体实现（既是始动因又在时间中通过万物造化展开自身）。道同时是开始和终结，不存在两种现实的范围，但有上游和下游（而不是意义上的优先）。”在哲学求真的排他路径中，西方逐渐走到了崩溃与异化的边缘，正是哲学对话体式的逻辑论辩使得西方思维在不断排除谬的过程中走向了怀疑和不可知的境地，并且最终只能将求解的途径指向无法论证的上帝，这种由于不断论证而由不得论证之物解答的最大悖论早已失落了它原本的闪亮面目。

这里再次回归到“势”的论述上来，于连在以政治为例的分析中产生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于连用“时势造英雄”来概述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方式，然而之后他说“主张个人的能力与势并行运作，共同左右着成败；这个假设不可能成立。因为这两种决定成败的因素彼此排斥”，于连又使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即“前面将国家比作马车，其含义应该倒过来解释：如果马车够坚固而套马车的挽具也质佳工细的话（挽具代表来自情势的效力），就不需要特优的马夫，而只需要规律地安置驿站，俾使所有的马夫，不论其才能高低，都可以跑得又快又好”。[1]24如此看来，于连似乎过于夸大了“势”的作用，因为在于连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他所理解的“势”乃是具有内在自发性质的，在这段关于政权如何造就并且得以稳固的阐释中，于连的表述具有几个悖论的地方：首先，如果势是内在自发的，那么何以能说“规律地安置”？毕竟“安置”是无法自发完成的行为；由此衍伸，得以使马车坚固也即政权稳定的情势应该由谁或者什么东西来造就？仅仅依靠情势的自生性应该无法准确地迎合历史的需求；再次，马夫的好坏是否重要，我们已可以从王朝的更迭中清楚明白，即便于连认为王朝的兴衰覆灭仅仅与情势的效力有关，然而，人君乃至整个统治阶层的品质绝不可被免除对局势的控制力。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6

2·大会概貌的东方色彩

2·1世界知性的盛宴

自1900年首次在法国巴黎举办以来，世界哲学大会以其影响力先后被誉为“头脑奥运会”“智慧奥运会”、“哲学奥运会”、“世界知性的盛宴”……哲学大会的标识，是红黄蓝三环编织在一起，这个“环结”很容易让人想起体坛奥运会的“五环”。不过，把世界哲学大会喻之为“奥运会”，不是因为标识，也不仅仅因为哲学被称为高居于各学科之上，概括各学科规律的“科学的科学”。更重要的是，世界哲学大会的涉及面几乎覆盖了全部的“智慧”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哲学大会突破了学科的藩篱，成为“全球各学科研究者的盛会”———而不单单是纯哲学研究者的聚会。以分会场设置为例，除了美学与艺术哲学、本体论、方法论、形而上学……等传统哲学和相关分会场，还涉及数学、自然科学、图像和符号、生命伦理、医学伦理、经济学、人权、人格、人类学、文学、文化、历史……以及有关儿童的哲学、有关性别的哲学……可以说文、史、哲、理、工、农、医、法无所不包……参会学者多来自非哲学学科和行业。在他们当中，有学医的，学法律的，学历史的，学文学的，学文字学的，学环保的……有搞出版的，搞国际经贸的，搞行政管理的……

会议期间，主会场和54个分会场加上“会前会”共召开各专业会议500余次。大小演讲约两千人次，可以说每一种思考和智慧的成果，都能在这里找到研讨和展示的舞台，每一种创新的思想，都可以找到研讨和论辩的对象。正是不同专业和职业学者的加盟，使得世界哲学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知识分子盛宴。同时，全球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也反映了哲学、智慧与现实的关系：当一种学科研究的触须达到形上层面，在哲学的高度研究问题的时候，这种学科的研究才称得上深入和成熟;另一方面，哲学只有落实到对各种学科的发展都起积极作用，才配称为“科学的科学”。否则，即便是阳春白雪，居高临下，也只能悬浮在“学问”的半空，成为虚设的花瓶。

2·2大会鲜明的东方色彩

“反思当今哲学”涉及到人类世界方方面面许多重大问题。但从全体会议的主题发言来看，大多数的观点始终围绕着东西方智慧的同等价值，尤其是着重揭示和展现东方哲学、东方智慧的话题来展开。正如大会组委会致辞所说：“在过去的108年时间里，世界哲学大会一直是在西方举行，而且内容以西方为主。本次在首尔举办的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首次在东方举办，而且更在于它为东方智慧与西方智慧一起正式进入讨论主题而提供了一个平台。”[2]16

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本届大会的贡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增设了展示东方(中国)哲学的三个分会场：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教哲学;第二，汉语首次被设为官方工作语言。我认为这两大举措尤其是后一项举措，对于展示和张扬以汉语文化圈为主的东方智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大会致辞的东方色彩

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彼得·坎普的大会致辞对哲学和本届大会主题“反思当今的哲学”的内涵做了具体的诠释：“哲学始于各种文化中的伟大思想家……真正的哲学是世界性的。”[3]15这里的“各种文化”和“世界性”两个概念，明白无误地传递了一个信息：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智慧同等重要。这话对西方中心主义痼疾无疑有消解的意义。

坎普在演讲中进一步指出：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亚洲举行，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在全球文化背景下，将使我们重新思考哲学———这一语境下的“全球化”，显然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美国为内核的“全球化”———坎普还指出：“作为理性守护者的哲学，只有在我们时代人类的焦点能够被准确把握并重建理性对话时才能够存在。因此，反思当今的哲学就是将我们的哲学能力应用到当今的人类现状。”[3]15这话深刻揭示了哲学本身的价值在于：具有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到这里，可以说彼得·坎普从古今、东西、上下的三维角度为“反思当今的哲学”定下了基调。

在“反思当今哲学”基调下，开幕式发言的官员致辞大多强调了“宽容、和解”的意义和价值：韩升洙提出“敞开心扉，发扬宽容的精神”去应对地球村充满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的主张;大会组织委员会议长李明贤表示：“现在我们应该努力做的是发挥综合性思维与自然和解，并引导那些被束缚在文化屏障之内的人们互相和解。”

韩国科学院院长金泰吉在致辞中指出：“哲学活动意味着深刻地思考。”他在简要介绍了道家、儒家、阿拉伯、印度智慧及其意义后，重新挖掘了长期被淡化或漠视的哲学本源问题：“我们知道，先有哲学思考，而后有哲学———哲学思考既是世界各种文化都存在的智慧形式，又是比哲学作为学科更反映智慧的人类遗产。”①这一重申，从源头上反思了哲学研究的根本价值。这对仅仅把哲学作为“学问”，偏离为改善人类现状做贡献的倾向，无疑有矫正的意义。总的来看，开幕式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反思当今的哲学”，强调了以宽容、和解的态度去寻求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平发展道路。而这一话题的思想内核，与东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和”是不无关系的。

4·全体会议的东方色彩

本届大会的东方色彩，在许多方面均有反应。除了汉语成为官方工作语言，设立了儒、佛、道哲学分会场外，还有关于韩国的哲学、东亚的哲学等许多大大小小的关于东方智慧的分会场。在大会专题报告和全体会议中，东方色彩也相当鲜明。而且，从中国视角审视全体会议喷溢的东方色彩，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大会总共举办了4次全会。8月2日上午全体会议主题是：“反思哲学史和比较哲学·传统·批评·对话”。美籍韩裔学者郑和烈(HwaYolJung)②在题为《大道多门、哲学多门》的发言中，先就“全球化”的概念做界定说：“所谓全球化，要和当地文化结合起来，没有当地，全球化就没有意义。全球化是一种没有基点(中心)的中间道路。”与之相对，郑和烈认为：“欧洲中心主义是一厢情愿。过去欧洲把自己的哲学作为主要哲学推向世界。他们(中的一些人)属于种族优越主义者。”郑和烈还强调：“过去……人们总是要从西方哲学去寻找思想资源。其实就解决问题而言，东方的智慧往往更加有效。中国和印度的哲学往往更加全面。现在，我们不得不再来看东方的智慧……”郑和烈还猛烈抨击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东方哲学就像婴儿，永远不会长大，对阴阳、五行的智慧，他表示不屑，对孔子则是极力贬损。他认为他所认识的道德思想更完美。这些话真是‘太黑格尔了’……”郑和烈主张：“所有的文化都是可以相互弥补的。

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该重视文化的多重性，应该看到哲学的全球和谐的桥梁作用……各种哲学之间，不必看作东、西关系，或者韩国、美国的关系，应该是地球村的关系。”

阿根廷裔墨西哥学者恩里克·杜色尔(EnriqueDussel)教授对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更为推崇。他说“老子在过函谷关的时候，写下了五千字的《老子》，说了诸如水滴石穿等很多有哲理的思想”。他表示自己的思想就受到老子的启示。并深刻地指出：道家的“道”，就是对本体的追究;孔、荀、孟、朱熹、王阳明的“有无”说，也是对本体的追究。

如果说希腊哲学才是哲学，就会以偏概全，世界文化之间就不能对话，东西方文化不能对话，就不能发展。

杜色尔认为：儒、佛、道思想在汉代就与印度对话了。在经历了一段以欧洲的文化为中心以后，我们进入了全球对话时代。杜色尔对“全球化”概念也做了诠释：全球化就是对于这个星球所有的文化：印度的、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文化的认同……①法国的JeanGreisch也讲述了相关的内容。三位主讲人的发言之后，大会当值主席、日本著名哲学家今道友信(TomonobuImamichi)做了总结，也强调了“宽

容”、“对话”、“和平”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不过，世界哲学大会不是“一言堂”。在自由提问阶段，一位西班牙学者针对郑和烈、杜色尔批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欧洲中心’只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的‘中心’，意大利哲学，西班牙哲学，罗马尼亚，葡萄牙等国家的哲学本来就被‘欧洲中心’边缘化，如果哲学的‘中心’东移，我们岂不是更加‘边缘’。讨论‘全球化’，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西班牙学者提问的本身，无疑揭示了一些值得哲学家反思的东西。在东西方文化原点(起点)核心价值观驱动下，早已形成不同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两种文化相撞，难免发生排异。要把这种“排异”反应引导到融合的轨道，就像要把两种遗传基因合而为一一样艰难。也可以说：“它将是一场创造世界全民性及其新的世界秩序的战争。”[3]15

5·专题会议的“冲突与宽容”

在五次大型专题会议中，最有趣的一场主题是“冲突与宽容”。这场会议于8月4日上午进行。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异同、交锋和冲撞，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做主题发言的三位学者：加拿大J·格朗丁(JeanGrondin)和美国的戴维·拉丝姆森(DavidRasmussen)塞内加尔的艾拉斯·恩笛(AloiseN’Diaye)教授之间，本身就呈现了一场“冲突与宽容”的思想交锋。这场交锋还蔓延到了东方的提问者和西

方的发言者之间。

加拿大著名解释学家J·格朗丁(JeanGrondin)一开口就亮出与大会指导委员会的思想分歧说：“我是在两年前得到邀请，做大会发言的。当我知道被放在了‘冲突与宽容’专题，就有点诧异，我是搞德国哲学和形而上的，和‘宽容与冲突’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我和组委会就发生了争吵……”

格朗丁是当今著名的解释学家。伽达默尔也曾对他赞誉有加。也许是其有足够的学术地位，孕生了这个“牛气”的开场白。

J·格朗丁的主张是：宽容要有前提，不能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宽容。他说：“如果你的邻居开电器到通宵，在你的屋子外宰羊，你能不能容忍?你的女儿和一个很坏的人约会，你能不能容忍?……哲学家以自己的主张名世，不会因为宽容而放弃主张。”他列举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伏尔泰、罗素、马克思、福柯……等十多个古今著名学者“不宽容”的例子，证明哲学家的价值从来不在宽容上。又用国家关系的例子，说明“真理和价值有些是超越宽容的。不能对所有的人事都宽容……”

如果不考虑动机和结果，格朗丁的论证是比较有力的。

但格朗丁论证的旨归并不在“冲突不可避免，宽容不可无限”这里，说到底还是宣扬二元对立的主张。只是把这个主张溶解在一番看似无懈可击的宏论中了。笔者有幸参加了和格朗丁的讨论。关于这种冲突的源头，我以希腊神话三代和中国神话的神王交替的异同为例，对格朗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且在尊重格朗丁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请他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找出一条东西方之间平等对话的路径的要求。会后，前辈学人今道友信给了我热情的肯定和鼓励。②

塞内加尔的艾拉斯·恩笛和美国的戴维·拉丝姆森的主张与格朗丁相反，他们阐述了“宽容、和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宽容和容忍是对话的基础……尊重他人的思维，这就是我们的道德根基。

(2)要公正，要相互尊重、了解，宗教对话中，就要容忍，要宽容的理性。

(3)宽容也是对他人和他人文化的尊重。这是对他人合法性的一种尊重。

(4)“宽容”不仅是有宗教自由，还俗自由，还要有更多。

(5)宽容作为全球公正的原则，要有相互的认可……

“冲突与宽容”会场情景进一步说明：在“宽容、和解”的命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观点，两种声音的激烈冲突。不过，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反映在一个文化交流的舞台，最终还是会以宽容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在同一个舞台上，由对立的观点双方平等地、尽情地展示，本身就是世界哲学大会像奥运会一样平等竞争的魅力所在。

6·中文会场的东方色彩

8月2日，台湾辅仁大学陈福滨教授主持的“全球化环境下的亚洲价值与信仰”和8月5日中国社科院谢地坤主持的“儒家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与21世纪世界哲学”两场圆桌会议，都宣布以中文为工作语言。我比较诧异和感动的是，在前一个中文会议上，波兰的聂达安(Niewdana)教授，斯洛文尼亚的罗亚娜(JanaRosker)教授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20多年前，季羡林在给一套中西文化比较丛书做《序》说：“西方对中国的了解，除了几个汉学家，大多是幼儿园的水平。”而仅仅过去了20多年，在世界哲学大会的会场，这么多西方学者竟然将汉语运用自如，不能不说这是本届大会东方色彩的一道风景。

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主持的圆桌会上。美籍华裔学者、国际中国哲学会创会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以“儒学创造性的发展与21世纪的哲学”，围绕韩国、日本、中国近百年来的兴衰，高度评价了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在成中英看来，韩国近年的重新发展，自强、自尊、不断跟进学习和改造创新，以及韩国在商业方面的成功，都是儒家的成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成功，他们的进取精神、实事求是、励志更新的维新精神，也是儒家价值的体现;而日本在上世纪前几十年，也学了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主义，所以遭受了一些(二战)失败……以日本和韩国对比，可以看出儒家的现代价值。

成中英从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关系说明：中国的崛起也是儒家文化的成功。他讲了个20年前的故事说：1988年，日本某大学校长高桥俊(音)在一个国际学术会上说日本准备搞一个儒家基地，联合全世界的儒家，共同发展东亚。

在场的成中英觉得这想法倒是不错，但听起来似乎有点“大东亚共荣圈”的味道。于是他起来反对说，这个儒家基地要建，也该是中国来建。高桥说：中国(国家政治哲学———笔者注)是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儒家思想。成中英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儒家，马克思主义是儒家的变形，是马克思主义适应世界的一种形式，是儒家精髓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使老树发了新芽，根子还是儒家的……”中国大陆的成功，与儒家思想资源也是分不开的。

对成中英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也是儒家”的提法，有的哲学家感到两者实在难以扯上关系。其实，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在讨论中国文化语境下，有特定所指的“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点，费孝通生前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李弈园对话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变成了思想，现在又变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也是中国化，同德国的马克思，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这说明有一个中国文化里边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那里影响外边进来的东西。”[4]而成中英关于“马克思主义也是儒家”的观点，与费孝通说中国文化有一种“里边”的东西，在“影响外边进来的东西”的说法，在哲理上是相通的……

这次会议的发言形式大概是最有趣的。在成中英教授之后，中国社科院李存山描述并梳理了儒家文化的“情、理关系”;郭沂提出了一种综合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宏大哲学体系;韩国的裴坚持用他的母语发言，但在这之前，用5分钟的汉语摘要介绍了他的论文主要思想;台湾师范大学的林安悟则委托大陆学者帮他做了书面发言。在发言之后，中国社科院江怡、四川外语学院、香港浸会大学的费乐仁等人逐一与大会发言的学者进行了内容尖锐、但坦诚和友好的提问和交流。

7·结语

根据大会“反思当今哲学”的主题，我把本届大会的印象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国际哲学界、理论界对“全球化”的认识，并非像过去许多中文图书论著中反映的：从西向东覆盖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的全球化”;而是“对这个星球的所有文化的认同”。在全球化条件下，特别强调本土化和多元文化的并存。在这些观点中，恰恰包含了对“欧洲中心，西方中心”偏见的警醒和反拨。

第二，东方哲学即东方智慧获得前所未有的认可;尤其是以汉字为标志的东方文化被赋予为地球村的未来做出更大贡献的期待，这一点，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也许是最有意义，最值得玩味的。

第三，世界智慧的头脑正在把哲学和学术由逐渐变成象牙塔中玩具的误区，拉回到哲学的真谛和正轨：以人类智慧的思考去干预生活，指导生活，从而为改善人类现状做出切实的贡献……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1)04-0001-07

一

长期以来，西方思想习惯了由“爱智慧”理解哲学，往往把哲学的使命看作是对一种绝对的、超越历史和时间的“语言”（“逻各斯”）的寻找，以便通过此种最高智慧之“道说”完全清楚明白地将“真正的”实在按其所是地传达出来。西方哲学遵循这种“爱智范式”。

这里所谓的“爱智范式”，一言以蔽之，即把智慧作为“爱”的对象。由此，它预设某种终极的“最高智慧”作为人之欲求的终极目标。它将人引向一个无限超越的过程，要跨越一座连接此岸到彼岸、现象界到理念界的“桥梁”，它要在心与物、思维与存在、语言与对象之间架起一座相通的桥梁并引导人们到达彼岸，趋近客观真理。这形成了一种缺乏历史感、仇恨断裂和变异、追求形式的理智逻辑思维的“爱智”型的哲学范式。它通过预设一个“真正的世界”将人看作是同属两个世界的“公民”。

“爱智慧”原本是人最本己的生命活动，但在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构造自身历史的过程中，它成了人的一部分（心灵部分或理性部分）反对另一部分（肉体部分或非理性部分）的分裂人或人的世界的活动。这样，以“爱智慧”或“爱真理”自许的哲学家们，尽管在有关“真正的世界”或“真正的实在”问题上争论不休乃至针锋相对，但他们走的往往是同一条道路：追求智慧或真理之路，即要求在人的“内在心灵（灵魂）”同“世界之外的实在”之间建立某种终极而稳固的联系的道路。从一种积极的意义看，这是“一系列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了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因此，这种“爱智范式”的哲学—形而上学在关涉到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终极根本问题时，绝大多数哲学家相信自己的理论触及到了实在自身的奥秘。哲学家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柏拉图对“哲学家”所作的这个描绘，预告了哲学家对人类无智慧或非真实处境的某种清醒的认识。哲学—形而上学寻求确定性和终极理由的爱智取向，实际上源自对人类处境的这种虚幻、愚蠢、有限和欠缺的深刻体察；然而，它一开始却决意要碰一碰唯有“神”才能拥有的“最高智慧”和“终极真理”，当它把“目光”指向某种预设的终极在场之物的时候，就注定了这种“爱智范式”寻求一种不可能获至的结果，仿佛永远地在追赶远方朦胧展现出来的“地平线”。

“爱智范式”确立了一种知识型的哲学传统，它在滋养各门具体科学知识的同时，塑造了西方思想“追根究底”的思维方式和概念化、形式化、逻辑化的话语形式。然而，任何宣称把握了超感性绝对、超历史永恒的哲学都只能在于时间或历史中，这是爱智范式的传统形而上学无法摆脱的一个悖论：因为哲学就像一个人无法超越自己的皮肤一样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之上，然而哲学爱智慧的终极诉求恰恰是要完成此种超越。这样，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尖锐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了：当哲学离历史意识最近并且以一种“宏大的历史感”作基础的时候，它又总是一再地表现出与历史感或历史意识相敌对的图谋——掌握最高智慧并构造一个终结历史的绝对真理体系。黑格尔哲学的这个矛盾是二千多年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固有矛盾发展到顶点的结果，是西方传统哲学爱智范式的两重性的体现：一方面它是一个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其真理性取决于它在思想中把握时代，亦即取决于它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内涵；另一方面它总是欲求或占有终极真理或最高智慧，甚至把自己打扮成真理和智慧的化身。爱智范式的哲学所固有的这种矛盾特性透露出西方形而上学隐含着的“最高价值自我丧失”的重大危机：形而上学探求“真正的实在”或给出有关“真正的实在”的阐释通常会被后来的形而上学判定为虚妄，因此形而上学的历史似乎是一个体系摧毁另一个体系、一种学说取代另一种学说的演变史。事实上，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因而，在二千多年来构成哲学之生命的那些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人们发现，这些问题不是悬而未决就是变得无效，或者哲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乃是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这是一部令人绝望的失败的历史。一旦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探求的徒劳无益，就会发现实际的哲学史（形而上学史）呈现出来的恰恰是“一个错误的历史”。这必然导致对于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日益滋长起来的怀疑和否定，它使得到一个遥远的彼岸世界去寻找“真正实在”（即作为“起源”的实在）的伟大梦想幻灭了，从而祛除形而上学的“起源幻相”就成了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

追溯起来看，“爱智范式”的哲学道路，始于古希腊人原生命惊异（“与智慧协调一致”）之“断裂”，由之发展出来的西方形而上学走上了对“永恒在场之物”的追寻。它始终是一种在“人与存在的对立向度”从事“爱智慧”的“伟大”事业，在遗忘或者分解人的生命存在的原始和谐的同时为我们赢得理性知识的珍宝。

我们看到，西方形而上学由爱智范式的三个方面奠基：首先，是对同一性根基的寻求。这种探寻在一种抽象的、形式化或逻辑化的层面上将万物归为某个“—”，亦即某个本源性的在场者，它是“是者之为是者”并从“其所是的是”把自己展现为“有根据的是者”；其次，是对理念论的执著。理念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理想的抽象本质看成是最真实的实在，因此原本是思想中的“普遍概念”就成了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在场者，理念论是使世界分裂和人分裂的思维范式，对理念论的执著是爱智范式的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再次，是一种理论生活的理想。爱智范式认为思辨的生活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它把沉思或理论生活看成是一种神圣的生活。爱智范式的这三个方面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确立起来。这种热爱智慧、追求真理、凡事喜欢追根究底的同一性追寻、理念论思维和理论生活的理想，对推进人类理性和知识进步的伟大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一切科学都建立在这种思想方式的基础上。它以求知为人的天性，不单要人们能够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它指向那个最终的“是什么”（是者），其实是将自然科学、物理学的问题推向终极的结果，所以称之为“形而上学”（物理学之后）是名符其实的。这种追寻合乎逻辑地导出亚里士多德在一种学术分类中确定了哲学探讨“第一性原则”的学科地位：它是第一学术。

从爱智范式在希腊思想中的形成以及对整部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史的深远影响看，它始终是由两种力量推动的：其一，是一种肯定的力量，它指向终极实在，是一种具有独断性质的智慧之爱；其二，是一种否定的力量，它指向对不经反省的确定性知识的质疑，是一种具有怀疑精神的智慧之爱。中世纪哲学中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和近代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都可以从爱智范式的这两重特性中找到说明。“爱智慧”原本就包含着这两重因素，它表现为独断理性与怀疑理性互为他者的演变史。“哲学”一旦被确立为以科学性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最终极、最根本、最真实的实在，它就踏上了一条由肯定性的力量和否定性的力量相互转化或推动的发展之路。在这种爱智范式的哲学—形而上学发展史中，怀疑、否定的力量始终在形而上学爱智慧的范围内，它虽然也常常给形而上学带来挑战，但并没有动摇其根基。只有当这种怀疑的、否定的力量发展到要求“弃绝智慧”的时候，西方哲学—形而上学隐蔽着的“最高价值的自我贬值”才被提示出来。这一过程由康德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将否定性的、怀疑性的爱智因素发展到极致，通过追问“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并进而引发了黑格尔将一种肯定性的爱智因素发展到顶点，从而导致了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对哲学的传统形象进行消解是现代思想家着力进行的工作，这动摇了两千多年来哲学—形而上学的根基。当人们意识到形而上学追寻的那个“真正的世界”是一个毫无用处、多余的、虚假的“理念”，那么形而上学爱智范式就必定被“否弃智慧”的当代思想所颠覆。因此，对西方形而上学史唯有从“爱智”哲学范式的发展史及其终结的角度才可窥见其中的奥秘。版权所有

如果说希腊人“爱智”原义的中断是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开端，那么整个形而上学史可说是由此断裂构成的“爱智范式”主导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学说，是这种“爱智范式”的原型。在理念论中柏拉图—苏格拉底用“灵魂转向”来描述之，它表明“爱智慧”是向另一个世界敞开的超越追寻，且直接指向一个“永恒在场”的终极光源。亚里士多德在调和柏拉图的二元论时，并没有能够走出这个世界，“爱智慧”同样指向一个超越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终极实在。亚里士多德说，获得宇宙“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终极原因的知识，并不是凡人所能达到的智慧，而是神的智慧，人只有在思辩的生活中才能进入类似“神”的这种智慧，但也仅仅是“类似”而已。我们不难看到，不论是柏拉图的“灵魂转向”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其最高使命是通向纯粹形式理性的极境，它使“爱智慧”启开了一道通向“上帝”的门户。

三

形而上学史上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是，由“爱智慧”得以命名的哲学（形而上学）最终归于之下，在延绵一千多年的欧洲中世纪沦为论证宗教的工具。

希腊化时期、罗马时代以及基督教的中世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在终极视域与上帝观念的相遇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大事。形而上学原本有通向（上帝观念）的超验维度，在哲学与宗教的融合进程中，“爱智慧”被诠释为对上帝的“爱”，因此“上帝”是最高智慧和绝对真理的化身。如果说希腊思想走向哲学一步是爱智慧从希腊人自然生命和谐处发生的断裂，那么由此断裂铸造的爱智范式则预告了哲学爱智向一种超自然生命存在的趋近。在罗马时代普遍滋长起来的对一个赎罪宗教的渴望中，哲学在其超验维度不仅力图建立起伦理的信念，而且力图建立起宗教。这一过程是通过将基督教神学的上帝“光源”化来完成的，它最终使得那个“或隐蔽或显现”反复无常的上帝（旧约圣经中的上帝）成为光源化的永恒在场者的上帝（经院哲学的上帝）。哲学通过利用希腊理性概念澄清、整理、论证宗教观念，这样哲学进入“宗教形而上学”。

罗马晚期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是将柏拉图的爱智隐喻（光源隐喻）成功地用来论证基督教信仰的宗教形而上学家。他把上帝比作“至善”之光，人的灵魂比作眼睛，理性比作视觉。人生的终极追求就是转向上帝。如此，柏拉图理念论的理性主义二元论被改造成为一种基督教哲学以“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两分为基础的二元论，实际上构成了后来中世纪经院哲学家融合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哲学的经典模式，它形成了一条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的路线。版权所有

中世纪晚期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由阿拉伯世界的传入，由奥古斯丁奠基的柏拉图主义思想诠释基督教信仰的路线受到了挑战。托马斯·阿奎那确立了遵循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来论证和诠释基督教信仰的路线。他将人看成是一个在自然秩序和神学秩序之间被分割的存在物：在自然秩序方面，人的中心是理性，他遵循着理性之光；在神学秩序方面，人的中心是信仰，他遵循的是上帝的智慧之光。上帝的光照构成了基督教神学之源，自然理性的光照构成了哲学之源。托马斯表达了中世纪基督教一体化世界的理想，即“各种等级的智慧的和谐”：基督教世界中理性的活动，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传统，经院哲学的训导，以及倾向于同被造自然握手言欢的基督教精神的深刻的实在论，所有这一切最终聚和为一种强大的“科学冲动”。

中世纪之后，“光源化”的上帝观念被“光源化”的理性观念所取代，科学对宗教的胜利使得哲学对宗教的批判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上帝观念被看作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费尔巴哈），由于批判（例如在启蒙哲学那里）仍建立在哲学的光源隐喻基础上，它又造成了对人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另一方面，新教全力强调作为信仰上帝之论据的非理性事实，“它从中世界基督教中剔除了那大量的偶像和象征物，揭去面纱，显示大自然是一个与精神相对、要由清教徒的热忱和勤奋将其征服的客体领域。”（注：巴雷特著：《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页。）新教精神在这一点上与科学一样，推动现代人去实现他的宏图大业：使大自然非神灵化，从大自然中清除所有人类心灵投身其中的象征性偶像。这种精神的历史推动作用与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并行不悖，其结局便是宗教的衰亡，新教的人“是西方命中注定与虚无遭遇的开端”。（注：巴雷特著：《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页。）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8

中国哲学经典一直以来是高等院校中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在重视通识教育的今天，为了增加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提高人文素养，中国哲学经典在许多高校都作为一门选修课程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专业的学生。经典教学在上海海洋大学综合选修课程《中国哲学与人生》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本课程根本目的就是引导学生通过了解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从而不断启迪智慧，提升人生境界。与此同时，由于过去中国哲学经典教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等在当代新背景和新要求面前均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重新寻找新的经典教育方法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建设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回归中国哲学经典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中国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医学、科学、文学、艺术，乃至风俗习惯，等等，都直接受到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在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既要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成就，又要继承本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所以学习中国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哲学的意蕴内涵在不同的哲学经典上，要想把握中国哲学特质及其演变的逻辑，离不开对中国不同时期哲学经典的把握。

过去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体系建构的影响，中国哲学史家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些是直接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和哲学架构来诠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这样就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运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这种方法对于彰显中国古代哲学的学理特征、提炼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色有着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叙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胡适运用的方法主要是西洋的实证方法，对于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方法的意义，却没有真正从理论建构和创制的角度为中国哲学增添新的内容，这种方法的发展和进一步运用倒是阻碍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哲学原本教化作用的发挥，因此金岳霖先生认为该书美国式的“成见”过多。他认为《中国哲学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此书给人一种奇怪额定印象，让人觉得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作者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诸多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比如曾经被广泛使用的任继愈先生的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的。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产生于西方的哲学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精神难以达到完全的相契。当然我们可以吸收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优势资源来建构中国哲学，但是如果忽视了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自身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哲学文化系统，那么很难把握中国哲学的精髓。所以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深刻意蕴，就需要回到中国哲学经典中去探寻中国哲学活的精神，挖掘中国哲学固有的人性教化功能，揭示中国哲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更好地传承民族精神。

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其课程目的是引导学生通过研读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经典：一是可以把历史上经过诸多艰难曲折才获得的哲学劳动成果和哲学斗争经验重新反刍一遍，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诸多典型经验教训，锻炼、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二是可以对历史上独立形成的哲学范畴的体系、哲学斗争的焦点、哲学发展的“圆圈”进行认真的分析，揭示其规律和特点，解剖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文化系统中哲学创造的这一个历史类型，继承这份珍遗产；三是可以吸纳古圣先贤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中国哲学经典教学改革的方法

经典教育法在有些课程中也会应用到，但由于课程性质的不同，对此方法运用的具体手段也应有所差异。就经典教育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运用而言，需要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注重经典教育与人生智慧的启迪相结合，从而达到传统经典的人生智慧与现代精神相融合的目的。因此，要想使得经典教学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运用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探讨新的教学方法。

首先，引导学生做好课前阅读准备。通常在经典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讲解中国哲学经典作者的观点、影响、评价，这样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非常有必要在讲授某部经典之前，规定学生需要在课前做好经典阅读的准备。比如在准备讲解《道德经》这部经典之前，可以要求学生通过阅读《道德经》事先了解以下内容：老子的生平简介、《道德经》简介、《道德经》主要观点、《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哪几章、《道德经》的人生哲学和《庄子》的人生哲学的区别等。这样在教师课堂讲授之前，学生有了大致的了解，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集中精力讲解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为了突出本课程是引导学生吸纳经典人生哲学中的智慧这一目的，所以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前阅读准备时，需要帮助学生筛选经典中与人生问题相关的那部分内容来阅读，避免平分秋色。

其次，注重分组讨论和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中的比例。课堂上大部分时间应当用于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提出问题，组织讨论、交流，教师首先是问题的提出者、活动的组织者，其次才是讲解者。比如在讲《论语》这部经典的时候，教师提出供小组讨论的问题可以有：《论语》在中国哲学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你自己的人生哲学与《论语》有哪些相契合的地方，《论语》中表现人生智慧的有哪些章节，《论语》和《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何相似和不同，《论语》中的哪些内容对你影响最深。可以引导学生将小组中对这些问题思考结果进行概括并形成报告，然后派小组中的一名同学在课堂上进行报告，报告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讨论，最后教师进行总结。比如教师可以在小组对《论语》的人生智慧讨论之后，总结这种人生哲学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影响：其长处表现在人道精神、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的实践精神，其短处表现在等级主义、专制主义、奴才主义、“发乎情止礼义”的中庸之道、压抑个性和情感调人世现实、忽视抽象思辨等。为了达到以上教学效果，必须扩大平时成绩在整个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可以各占一半，平时成绩包括课前准备情况、课堂讨论、小论文等。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其主要目的就是激励学生能够学会积极主动地学习，避免期末考核中一张试卷“一锤定音”的片面性。

最后，教师对经典的诠释要以增长学生的人生智慧为目的。作为经典，虽然其具体思想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整部经典蕴含的精神能量只要与经典阐发所激越的人生智慧相沟通，其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彰显出来。《论语》尽管可以从不同的学科来解释，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其作为经典的意义就是在代代中国人的口诵日记中潜在地发挥着一种人性教化的作用，使得中国人的人性和人心不断向善。这一强大的教化作用应该在《中国哲学与人生》的教学过程中凸显出来，使之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从而发挥经典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讲解《庄子》时，就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思路来深入剖析庄子的人生哲学。第一，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庄子》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第二，生命的意义何在？《庄子》借庄周梦蝶的寓言来表达人生如梦的感叹：“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第三，《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谋）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第四，达到真人境界的途径是什么？一是吾丧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二是坐忘与心斋，“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最后，通过老、庄、禅比较来凸显《庄子》人生哲学的特点。老子是以无情展示其人生哲学，“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庄子确是有情的，“与物为春”，“万物复情”，“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禅的“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三种境界彰显其对无情与有情的超越。《庄子》的内容纷繁复杂，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而言，我们只关注其人生哲学，所以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展开，就可以让学生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大概，通过与老子、禅宗人生智慧的比较，又可以凸显庄子人生智慧的特点。面对当下的各种困境，《庄子》给我们的启迪是：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打破这些困境，超越这些困境，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种自由的、全新的境界，进入到一种精神极度自由放松的状态。

三、中国哲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经典是指古今中外重大知识领域的原创性著作，是世界各族文化的根本，是全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是被历史证明最有价值、最重要的文化精髓。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中经典教育而言，其目的不是追求直接回到经典本身的文句和文意当中，而是运用现代教育方法，使得学生了解并吸纳中国哲学经典蕴含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智慧。所有经典教育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进行哲学经典教育是维系这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习惯、共同的心理结构、共同的精神价值，根本缘由是因为这个民族在传承着共同的经典。因此，梁启超曾说，《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而在不同的经典中，哲学经典又显得尤为重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开展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重现和恢复传统民族心态。一个民族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高度，而文化思想的高度又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成员所具有的经典的学习能力和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一个民族人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民族成员在人文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

其次，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对中国哲学经典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许多典型的经验教训，可以锻炼、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恩格斯指出：“训练思维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比学习哲学史更有效的方法。”而哲学史的就是一部部哲学经典的延续，所以进行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历史的分析和鉴别水平，看到古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如何逐渐由浅入深，他们在认识的曲折历程中，如何不断克服谬误而发展前进的。

最后，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启迪智慧，提升境界。传统经典承载的是民族精神，经典教育以此为依托，可以为现代人的人性和人心的显发提供精神家园。经典教育可以帮助学生重新梳理民族心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促进心理健康。比如《论语》的人生启迪有“你就是自己的上帝，变通比执著更重要，人无无虑必有近忧，成功需要勇气更要智谋，胸怀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道德经》的人生启迪有“知道满足是富有，坚持力行是有志，轻诺必寡信，勇于不敢，少取反而获得”；《庄子》的人生启迪有“与物为春，无用乃为大用”；《坛经》的人生启迪有“破除贪、嗔、痴”。可以看出，儒家经典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经典中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丢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这些经典对于人生智慧的启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人文素质教育不是无根的，它有中国传统文化做根基，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主要表现为诸多中国传统经典的延续。经典教育对于人文素质的教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我们要重新梳理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结合学生当下所面临的种种人生困惑给予新的诠释，启迪智慧，丰富心灵；在运用经典教育这一方法的同时，需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注重启发式教学，避免“满堂灌”的传统教法，从而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使得这一高水平建设课程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9

      博德尔指出，西方的智慧已经在＂荷马史诗＂，＂新约全书＂和卢梭等人的著作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但这种语言形式尚不是理性，逻辑和科学．这就召唤哲学来完成理性的使命．哲学作为爱智慧成为了智慧之爱．但这种智慧之爱不同于一般所谓的性爱，即它与狂欢和热情无缘，而是思想自身的纯粹化和深入化．它的极端形式凝结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即逻辑的科学．哲学在自身的智慧之爱中赋予智慧以理性．智慧之所以能够在哲学中理性化，是因为智慧本身是理性的．这又在于只有理性的是可能存在的，可思的和可说的，非理性的是不能存在的的，不可思的和不可说的．但哲学不再象智慧那样是人的规定，而是理性的规定．

      虽然智慧和哲学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本原的关系，但它却包含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智慧和哲学分道扬镳，由此哲学与智慧脱节，并且遗忘它和遮蔽它．哲学始终围绕着理性自身．用康德的话来说，哲学作为理性的事业，它只从事与自身相关的事情，而且它不可能有其他的事情．这样整个哲学史成为了理性的历史．它表现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以及诗意（创造）理性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不断的区分和规定．

      但这种哲学的富有正好是哲学的贫困．这是因为思想虽然在其自身的理性形态方面得到了完满发展，但它却遗忘了它必须思考的。此乃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存在的遗忘＂．所谓＂哲学的终结和死亡＂源于理性已完成了自身的使命．但它却召唤人们对于存在的关注．当然存在的新生或者复活却是在智慧（亦即语言）的意义上．

    

    2．尽管任何一种文明有其差异，但都有自己的智慧．然而并非所有的智慧都能激起一种智慧之爱，而能成为一种哲学．所谓哲学实际上是希腊人或者欧洲人的事情．因此惟有西方的历史把智慧和哲学的关系显现出来．

      博德尔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将西方的智慧结构揭示出来．西方智慧（也就是关于人的规定），在它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是由＂荷马史诗＂说出来的，即人要成为英雄；它的第二个时期表达于＂新约全书＂，即人要成为圣人；第三个时期是卢梭等人的著作，即人要成为自由的人，亦即人要用理性（人自身的神性）自我规定．这形成了所谓的＂人神同在＂的不同时代特征．

      与此相应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从巴门尼德的开端到黑格尔的终结），给予这种智慧以理性的形态．因此哲学史作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始终有它的建筑学本性．此建筑学本性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原则，二是结构．原则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理性的规定．这是哲学从已给予的智慧（人的规定）接受而来的。但人的规定在哲学中纯粹为和提升为理性．而理性在与感性，知性区分之后成为了思想的规定本身．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形而上学展开了自身的体系，即它有自身的开端，中间和和终结．以此成为了一个整体结构．当然这个结构有其时代性．如果说古希腊哲学以理论理性为特色的话，那么中世纪的哲学则以实践理性为根本，而德意志唯心主义则以创造（诗意）理性为自己的标志．

      智慧在现代已经消亡了．这就是说智慧在其历史上已经说出了并说完了它的道，由此它再也不可能说出新的道了，从而保持自己死一样的沉默．此外，这已经说出的智慧在现代完全丧失了它对人的规定力量，它所面临的不是对于自身的肯定，而是对自身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批判近代虚伪的人性一样，尼采宣布了上帝之死，而海德格尔再也感受不到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踪迹．

      一个没有与智慧相关的思想完全不能断言自己是爱智慧（哲学）．于是现代的思想已抛弃了规定的原则．它所显示出来的只是结构．此结构由技术所制约．一个在技术时代生活和体验的人便成为了现代思想的主题．但当一些现代思想家仍在幻想制造第一哲学或超验哲学的时候，他们还在做着形而上学的千年美梦．不过它只是被人讥笑为形而上学的不死阴魂而已．

      至于后现代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与所谓的智慧有任何关系，它也不再是任何一种哲学形态，因此它也就没有任何建筑学本性．它首先反原则，于是是一种无原则的思想；其次反结构，由此它称为解构主义．在后现代思想中形成语言的，只是欲望本身．这个作为无意识的欲望，例如人的性欲是语言性的．这里不仅所谓的理性，而且所谓的主体死了，甚至所谓人本身也死了．这是因为人的规定被抛弃，人不再与自己相区分，而是消失在欲望之中．

      用＂道＂，＂技＂和＂欲＂这种汉语的语词大致可以描述西方的古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主题．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由于它和智慧的关系而有它的道，其建筑学本性包括了相应的结构．鉴于与智慧的分离，现代思想无道而有技．后现代既无道，也无技，它惟有欲望的言说而已．这三者之间的边界性和转换性暗示着一种新的语言的可能．

      3．中国无疑有自己古老的智慧．但中国是否也象古希腊和西方那样有自己的哲学，却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

      如果说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并使智慧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形态的话，那么中国从先秦到晚清都没有这样的哲学．虽然儒道禅各自都有自身丰富的注经传统，并在义理和考据之间有着无休无止的争论，但这种所谓的解释学传统并没有使理解本身明晰化，亦即使智慧在理性之中净化和升华，具有思想自身无可辩驳的确定性．同时这个解释学传统所设立的解释学的效果史和连续性永远也没有断裂和完结，因此它也同样阻碍了思想自身的生成．这在于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死，就没有生．

      如果忽视了中国没有哲学这种历史事实，那么中国智慧的各种简单的哲学化都是不可通达的．人们常常用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来描述中国思想．这有时显得简直是不伦不类．同样，中西哲学的比较也往往穿凿附会地流于各种表象性的分析．甚至海德格尔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智慧和哲学的差异，因此当他试图在道家和禅宗思想中获得启示来寻找另外一种思想的开端的时候也陷入了失败．于是问题在于揭示中国这种与哲学不同的智慧，使之大白于天下．一些思想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中国思想的独特性，没有用哲学史来称谓中国思想史，而且也试图将＂中国的智慧＂独立地标明出来．

      中国的智慧包括在所谓的＂天人合一＂这句话里．数千年来，虽然中国人言必称＂天人合一＂，虽然儒道禅对它从不同的维度作出了注解，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它并没有给予明晰的规定和区分．因此这一模糊不清的语词有待追问：

（1）什么是这个天？

（2）谁是这个人？

（3）如何进行合一？

      天一般可以区分为三种语义．它首先指太空，即日月运行的场所．其次指苍天和大地以及其间的万物自然．再次指这种万物自然的自然性．然而，这三种语义没有彻底地分离，尤其是万物自然的自然性没有独立出来获得明确的规定性．因此天也就泛指万物自然．天是最高的存在．不仅万物，而且人，甚至鬼神也包括于其中．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神能够超越于天地而创造天地．

      儒道禅当然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囿于天即自然的范围．儒家之天乃人伦之天．这是因为孔孟之道所说的仁义依据于所谓的亲子之爱，亦即血缘关系，也就是肯定了爱的自然性．这与基督教的圣爱大异其趣．圣爱不仅区分于性爱，而且也区分于兄弟之爱．它彻底地消灭了爱的自然性，而达到了精神性．道家之天是自然之天．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虽然将自然设定为最高，并可能使自然的自然性诉诸明晰，但自然仍混杂于天地之间，而且只有借助于天地这一中介，才能与人沟通．禅宗之天为心灵之天．禅宗一向把心灵的觉悟寄托在心灵自然性的的澄明之中．它虽然让顿悟在心灵的变化中具有闪电般的力量，但它仍然不能使精神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成为纯粹的精神，并显示出来．至于儒道禅合一的共同基础，便是这个自然．如＂易经＂勾勒了的自然过程和人类过程，它不仅为儒家作为经典，也为道家视为经书．

      与此相应，人为天所规定．他保持了自身的自然性．如儒家所说的圣人，道家所谓的道人，以及禅宗所追求的觉悟者，都是对于这种自然的领悟和实践．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语言表达式：天确定尺度，圣人体察了这个尺度并授予人，人听从这个尺度．

      因此所谓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天成为规定者，人成为被规定者．它并不是人与天的共同生成．如果天人合一是共同生成的话，那么它在中国历史上将会不断变化．然而，它却保持了自身的永恒不移．正如＂天不变，道亦不变＂，当然人也不变．

  

    4．如果承认西方有其智慧并有自己的哲学，而中国只有其智慧而没有自己的哲学的话，那么所谓中西哲学的比较实际上只是中国智慧和西方哲学的比较，这样它便显得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真正的问题只是在于：划清中西智慧的边界，显示他们究竟是如何对人进行不同规定的．

      正如所说的，中国的智慧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统一；西方的智慧是人神同在，所谓的英雄，圣人和自由的人都与神性相关．这已经表明，中西智慧所规定的人实际上居住在不同的维度里．

      天人合一包括了天地人三元，如一般所说的人生天地间．但所谓的人神同在实际上包括了天地人神四元，人不仅生活于天地之间，而且也生存于神灵之前．这已经突出了两点．第一，中国的智慧没有西方神的意识；第二，中国和西方虽然共同具有天地观念，但它们的意义完全不同．

      象任何一种民族的语言一样，汉语当然具有鬼神之类的语词．但中国的鬼神观念大多是原始巫术迷信的遗存，它正好被儒道禅等智慧形态所否定．因此所谓的诸神，上帝和神性从来没有成为汉语言的主题．虽然天也有人格化和神性化的可能，但它与基督教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如果神不道成肉身，并且能说话的话，那么这个神不是活的神，而是死的神．而一个死的神是不能拯救活人的世界的．然而，天何言哉？

      西方也象中国一样拥有其自身的的天地，但他们的天地具有另外的意义．尤其是天完全是另外一重，而且几重天在他们的历史上不断变化．古希腊的天空是诸神游戏和斗争的场所．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只有神才洞晓万物的奥妙并规定了人的命运．中世纪的天空是上帝的居住的地方．他的精神性虽不可度量，但又如天空一样地显明．那尖顶指向苍天的教堂将上帝和人聚集在一起．人承受上帝的祝福和诅咒．然而，近代的天空只是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对象．它是依照因果律所运行的自然．而现代的天空则完全沦为技术的支配物．它是天文望远镜所探测的领地，是航空器所飞行的空间．那高耸入云的电波发射塔已高于所有的教堂尖顶．无线电波虽不可触摸，但人人都感觉它的存在，存在得如同上帝．

      中国的天人合一制造了一混沌的图象，即人没有从自然中分离，个体没有从社会中独立，精神没有从现实中超越．因此中国千年的历史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和宗教．中国文明在十九世纪所面临的危机，正是这个天人合一的必然后果．

      因为西方天人相分并且人神同在，所以天从来不是个体的限制．个体不是在天地这块土壤中能生根发芽的．相反，个体只有不断与这个自然相分离，同时又不断与自身相分离，才能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只是由于个体的确立，人才能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建立社会关系，才能把自然作为一个对象来试验，探索其奥秘，才能开辟一个精神空间，让精神得到独立自主地发展．这样人才能展开他在生死性诸方面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5．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智慧，西方有那样的智慧？

      思想总是习惯于追寻所谓的本原和根据，因为它是一个事物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了本原和根据，万物将归于虚无．然而知性的思想只能为智慧设立一个外在的根据，它虽然不同于智慧本身，但足以使智慧成为可能．例如，人们为中西智慧的产生提出了不同的社会，种族，地理的根据，而且每种根据都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根据设为前提．这样知性的思想陷入了恶性的无穷后退．这种无穷性为知性所无法克服，同时也使知性思想因此而自身消亡．相反，理性的思想并不设定事物外在且无穷后退的根据，因为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是根据于它本身，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它的根据．在此意义上，事物本身是自我设立的，它本身就是开端，它没有其他的本原．因此，智慧本身没有任何外在的根据，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根据．

      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的的智慧，西方是那样的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追问，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智慧，西方不是这样的智慧呢？因此这个为什么本身是要问为什么的．它是一个伪问题．

      就智慧本身而言，它是人的规定，但这个人的规定首先是语言性的，不是历史性的和世界性的．因此智慧自身作为道是纯粹的语言本身，它不关涉所谓历史的事件和世界的体验，它更远离所谓的存在和存在者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儒道禅，还是西方的＂荷马史诗＂，＂新约全书＂和卢梭等人的作品，它们都不是对于现实的描述和对于超现实的表现，而是语言在自身的规定和区分．因此可以毫无置疑地说，中西首先是因为他们生活于不同的语言之家或者不同的语言的维度里，他们才各自拥有自身的历史，并获得了不同的世界．

      但中西之道究竟说着一种什么样不同的语言？如果说中国语言是自然性的话，那么西方的语言却是精神性的．

      语言表现为语音系统，即通过语音自身的区分和规定使语言自身成为可能．但汉语自身的区分和规定是不完备的和不健全的．如果只是通过语音自身的区分和规定，它还不足以使自身显示出来．因此汉语在根本上依靠于文字．文字自身的区分和规定使汉语克服其语音的非完备性和非健全性而清晰明朗．如果将汉语与其文字视为同源的话，那么汉字本身则足以表明汉语的自然性．众所周知，汉字是象形写意文字，至于汉字构造的其他的可能途径都是它的变异．汉字虽然有其悠久的发展史，但它的源头却是源于八卦．正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才使伏曦氏发明了最原初和最简单的汉字雏形（阴阳的符号）．这个天地阴阳绝对不可视为可书写又可涂抹的符号．它对于中国智慧而言，乃天下至道．这也就是说，天地显现其轨迹，它是自然的语言，又是人生的道路．海德格尔很惊奇汉语的＂道＂同时包括了道路和语言两重意义，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可行走的道路只是由自然所规定的．

      对于西方来说，其文字没有独立自足的意义．它作为符号只是声音的表达．而语音系统（语言）可以不依靠文字只是通过自身不断的区分和规定而达到自身的完备性和健全性。因此问题在于西方的语音是如何开端的。这里不是自然性而是精神性使语言成为了可能．＂荷马史诗＂不是诗人在歌唱，而是艺术女神谬斯在歌唱，她们指引人如何存在．正如圣灵赋予处在海岛上的使徒约翰说出了＂启示录＂一样，人的人性让卢梭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人的自由．德利达等人认为西方的历史存在语音中心主义和罗各斯中小心主义，实际上从其消解哲学的角度揭示了西方语言的独特性，只是他不试图对此进行肯定，而要否定而已．

      当然，不论是中国自然性的语言，还是西方精神性的语言，都各有自身的界限．如果自然性的语言使人永远生活在自然之中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最后不可能走出自然的话，那么精神性的语言则可能施展起统治性的力量，这不管是诸神和上帝，还是人的神性，亦即人的人性．因此它们都面临走向纯粹语言的问题．这个纯粹语言将摆脱自然，诸神，上帝和人性的种种印记，但它自身决不是这些名称的代替品．

  

      6．虽然中西在今日的情形各不相同，但它们似乎面临同样的命运，即智慧的沉默．天塌了．上帝死了．这是中西的语言明证．

      天旋地转，天长地久．谁敢狂言天塌了？天塌了决不意味着自然天体的毁灭，而是自然不再说话，由此失去了它的规定性．中国天的危机实际上由来已久．诗人屈原的自杀表明由儒道所构筑的天是何等脆弱．这在于无论是入世，还是遁世都不是他的解脱之道，最终他只能在死亡之中逃避对于天的追问．至于＂红楼梦＂更是宣告了儒道禅的天地自然不过是一场梦．人要么沉醉于其中不辩生死，要么走出其外寻求它途．但这个它途仍如梦幻一样模糊不清．告别了天地，何处是归程？

      现代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天地自然的时代．此时代可称为＂后自然时代＂．这是因为它既不是西方以技术语言为特征的现代，也不是以欲望语言为标志的后现代．当然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的语言也以混杂的形态流传于中国，如同中国传统自身所留存的自然语言的遗迹一样．但任何一种宣称中国处于现代和后现代的说法只是一种精神狂想和语言夸张．无论就哪个角度来说，例如思想和艺术方面，中国这个后自然时代仍然没有自身的语言．这看看那些拙劣地模仿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语言作品就够了．如果说一个时代没有自身的语言的话，那么这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人和思想处于沙漠之中．它的贫困在各种形式的喧嚣和沉寂之中无限地生长，而且使任何语言的伪装都无法遮盖．

      事实上，＂天塌了＂并没有在后自然时代形成语言．这恰恰是我们时代语言贫困的最好证明．相反，＂上帝死了＂不仅发自尼采之口，而且也为其他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家所响应．

      ＂上帝死了＂不在于那天父的逝世，神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和圣灵失去了其生命力，而在于神不再说话，因此它作为死亡了的道不再有任何规定性和约束力，召唤人们来倾听这个道．其实，上帝之死只是西方智慧之死的一个方面．正如古希腊的诸神在奥林匹斯山上踪迹全无一样，那在近代所狂热追求的人的自由也不再成为话题．但西方智慧的死亡并不是由于任何它种原因而不幸死亡，而是它自身的寿终正寝．＂上帝之死＂从来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人杀死了上帝，而只是意味着上帝自己死了．如果上帝自己不死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将他杀死．

      在西方现代垄断的不再是智慧的语言，而是技术的语言．技术一般被理解为可操作的工具，并且服务于人的目的．于是这个被技术所规定的语言也就和其它的技术成分一样成为了人可操作的工具并服务于人的目的，它在现代的最大特征就是成为了信息语言．正如人们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里．所谓的信息语言以各种手段无孔不入地渗透与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例如，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电话，尤其是计算机使信息成为了一个不可逃脱的网，人人都必须生活于其中．信息语言的技术本性一方面使自身成为工具，另一方面也使技术世界的一切成为工具，不仅物，而且人本身日益工具化．具体地说，人可能成为物的工具，也可能成为人的工具．一个工具化的人，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本性．

      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深刻意识到这种技术语言或信息语言对于人的控制，以及人在这种控制下所遭受的厄运．海德格尔渴求一种非技术性和非信息性的语言，即在自身之中并只涉及自身言说的语言，也就是纯粹语言．这在于它不再是工具，而是语言自身．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纯粹语言只是诗意语言．惟有诗意语言才是技术语言的拯救之途．但什么是这个诗意？它为何能够成为纯粹语言自身？这仍然是不清楚的．因此海德格尔虽然告别技术语言，但他所宣称的诗意语言却只是一种暗示．这需要对语言本身有更本原的追问．此外，暗示本身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它在自身的朦胧之中可以指出一条正道，但也可以指出一条歧路．

      在现代思想中，人们还怀有对于人的希望，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尼采的超人和海德格尔的要死者．但后现代这个要死者成为了死亡自身．上帝首先死了，人接着也死了．这里弥漫的不再是智慧的语言，也不是技术的语言，而是欲望的语言．它是由无意识言说出来的。这种欲望的语言一方面对抗着技术的语言，另一方面也否定着技术的语言．因此解释学家们在此在的理解中的意义的追求已毫无意义，这是因为欲望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它使任何确定性的想法成为徒劳．但这种欲望的语言只是一种黑暗的语言，它所具有的否定的力量不仅拒绝智慧语言和技术语言，而且会在它自身的否定中消灭自身．这是因为欲望的语言描画的不是一条道路，而是诸多杂乱的痕迹，它的无序使它自身也陷入黑夜的陷阱．

7．语言在它自身的言说过程中将自己表达出来了．它是欲望的语言，是技术的语言，也是智慧的语言，虽然这种语言已经死了．它们正好标明了语言可能的三个维度：智慧，技术和欲望．因此我们有必要标画这三个维度的界限，并弄明其内在的区分和关系．

      最原始的语言当然是欲望的语言．但只是在后现代思想那里，欲望这一无意识黑暗幽深的的领域才作为语言显现于光天化日之下．虽然欲望的语言自身不可规定，不可描述，但它实际上不可能是漫无边际的．这是因为当欲望的语言成为现实时，它必须借助于技术的语言．没有技术语言作为工具，欲望的语言不过是真正的幻想和梦呓．技术语言对于欲望语言的表达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欲望语言只是摧毁了技术语言的粗暴统治，反过来它却要粗暴地统治技术语言．这就召唤智慧语言对于道路的指引．

      不管欲望语言还是技术语言都没有能够成为语言本身．技术语言只是工具．而欲望语言的无意识本性使它自身成为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它在说话＂．于是语言作为语言自身说话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语言作为自身从欲望语言和技术语言分离并回复自身的话，那么语言就成为了智慧语言．智慧的语言不再是语词，而是道．这个道正是路，使人的行走成为可能．惟有在智慧语言的光芒下，欲望的语言才不可能真正是黑暗的，并且能被区分，哪些是必然存在的，哪些是必然不存在的．与此相应，技术语言不再是无道之技，而是有道之技．它在其工具性的使用过程中不是阻碍了而是敞开了智慧之道．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10

博德尔指出，西方的智慧已经在＂荷马史诗＂，＂新约全书＂和卢梭等人的著作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但这种语言形式尚不是理性，逻辑和科学．这就召唤哲学来完成理性的使命．哲学作为爱智慧成为了智慧之爱．但这种智慧之爱不同于一般所谓的，即它与狂欢和热情无缘，而是思想自身的纯粹化和深入化．它的极端形式凝结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即逻辑的科学．哲学在自身的智慧之爱中赋予智慧以理性．智慧之所以能够在哲学中理性化，是因为智慧本身是理性的．这又在于只有理性的是可能存在的，可思的和可说的，非理性的是不能存在的的，不可思的和不可说的．但哲学不再象智慧那样是人的规定，而是理性的规定．

虽然智慧和哲学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本原的关系，但它却包含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智慧和哲学分道扬镳，由此哲学与智慧脱节，并且遗忘它和遮蔽它．哲学始终围绕着理性自身．用康德的话来说，哲学作为理性的事业，它只从事与自身相关的事情，而且它不可能有其他的事情．这样整个哲学史成为了理性的历史．它表现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以及诗意（创造）理性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不断的区分和规定．

但这种哲学的富有正好是哲学的贫困．这是因为思想虽然在其自身的理性形态方面得到了完满发展，但它却遗忘了它必须思考的。此乃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存在的遗忘＂．所谓＂哲学的终结和死亡＂源于理性已完成了自身的使命．但它却召唤人们对于存在的关注．当然存在的新生或者复活却是在智慧（亦即语言）的意义上．

2．尽管任何一种文明有其差异，但都有自己的智慧．然而并非所有的智慧都能激起一种智慧之爱，而能成为一种哲学．所谓哲学实际上是希腊人或者欧洲人的事情．因此惟有西方的历史把智慧和哲学的关系显现出来．

博德尔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将西方的智慧结构揭示出来．西方智慧（也就是关于人的规定），在它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是由＂荷马史诗＂说出来的，即人要成为英雄；它的第二个时期表达于＂新约全书＂，即人要成为圣人；第三个时期是卢梭等人的著作，即人要成为自由的人，亦即人要用理性（人自身的神性）自我规定．这形成了所谓的＂人神同在＂的不同时代特征．

与此相应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从巴门尼德的开端到黑格尔的终结），给予这种智慧以理性的形态．因此哲学史作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始终有它的建筑学本性．此建筑学本性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原则，二是结构．原则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理性的规定．这是哲学从已给予的智慧（人的规定）接受而来的。但人的规定在哲学中纯粹为和提升为理性．而理性在与感性，知性区分之后成为了思想的规定本身．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形而上学展开了自身的体系，即它有自身的开端，中间和和终结．以此成为了一个整体结构．当然这个结构有其时代性．如果说古希腊哲学以理论理性为特色的话，那么中世纪的哲学则以实践理性为根本，而德意志唯心主义则以创造（诗意）理性为自己的标志．

智慧在现代已经消亡了．这就是说智慧在其历史上已经说出了并说完了它的道，由此它再也不可能说出新的道了，从而保持自己死一样的沉默．此外，这已经说出的智慧在现代完全丧失了它对人的规定力量，它所面临的不是对于自身的肯定，而是对自身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批判近代虚伪的人性一样，尼采宣布了上帝之死，而海德格尔再也感受不到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踪迹．

一个没有与智慧相关的思想完全不能断言自己是爱智慧（哲学）．于是现代的思想已抛弃了规定的原则．它所显示出来的只是结构．此结构由技术所制约．一个在技术时代生活和体验的人便成为了现代思想的主题．但当一些现代思想家仍在幻想制造第一哲学或超验哲学的时候，他们还在做着形而上学的千年美梦．不过它只是被人讥笑为形而上学的不死阴魂而已．

至于后现代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与所谓的智慧有任何关系，它也不再是任何一种哲学形态，因此它也就没有任何建筑学本性．它首先反原则，于是是一种无原则的思想；其次反结构，由此它称为解构主义．在后现代思想中形成语言的，只是欲望本身．这个作为无意识的欲望，例如人的是语言性的．这里不仅所谓的理性，而且所谓的主体死了，甚至所谓人本身也死了．这是因为人的规定被抛弃，人不再与自己相区分，而是消失在欲望之中．

用＂道＂，＂技＂和＂欲＂这种汉语的语词大致可以描述西方的古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主题．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由于它和智慧的关系而有它的道，其建筑学本性包括了相应的结构．鉴于与智慧的分离，现代思想无道而有技．后现代既无道，也无技，它惟有欲望的言说而已．这三者之间的边界性和转换性暗示着一种新的语言的可能．

3．中国无疑有自己古老的智慧．但中国是否也象古希腊和西方那样有自己的哲学，却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

如果说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并使智慧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形态的话，那么中国从先秦到晚清都没有这样的哲学．虽然儒道禅各自都有自身丰富的注经传统，并在义理和考据之间有着无休无止的争论，但这种所谓的解释学传统并没有使理解本身明晰化，亦即使智慧在理性之中净化和升华，具有思想自身无可辩驳的确定性．同时这个解释学传统所设立的解释学的效果史和连续性永远也没有断裂和完结，因此它也同样阻碍了思想自身的生成．这在于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死，就没有生．

如果忽视了中国没有哲学这种历史事实，那么中国智慧的各种简单的哲学化都是不可通达的．人们常常用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来描述中国思想．这有时显得简直是不伦不类．同样，中西哲学的比较也往往穿凿附会地流于各种表象性的分析．甚至海德格尔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智慧和哲学的差异，因此当他试图在道家和禅宗思想中获得启示来寻找另外一种思想的开端的时候也陷入了失败．于是问题在于揭示中国这种与哲学不同的智慧，使之大白于天下．一些思想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中国思想的独特性，没有用哲学史来称谓中国思想史，而且也试图将＂中国的智慧＂独立地标明出来．

中国的智慧包括在所谓的＂天人合一＂这句话里．数千年来，虽然中国人言必称＂天人合一＂，虽然儒道禅对它从不同的维度作出了注解，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它并没有给予明晰的规定和区分．因此这一模糊不清的语词有待追问：

（1）什么是这个天？

（2）谁是这个人？

（3）如何进行合一？

天一般可以区分为三种语义．它首先指太空，即日月运行的场所．其次指苍天和大地以及其间的万物自然．再次指这种万物自然的自然性．然而，这三种语义没有彻底地分离，尤其是万物自然的自然性没有独立出来获得明确的规定性．因此天也就泛指万物自然．天是最高的存在．不仅万物，而且人，甚至鬼神也包括于其中．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神能够超越于天地而创造天地．

儒道禅当然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囿于天即自然的范围．儒家之天乃人伦之天．这是因为孔孟之道所说的仁义依据于所谓的亲子之爱，亦即血缘关系，也就是肯定了爱的自然性．这与基督教的圣爱大异其趣．圣爱不仅区分于，而且也区分于兄弟之爱．它彻底地消灭了爱的自然性，而达到了精神性．道家之天是自然之天．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虽然将自然设定为最高，并可能使自然的自然性诉诸明晰，但自然仍混杂于天地之间，而且只有借助于天地这一中介，才能与人沟通．禅宗之天为心灵之天．禅宗一向把心灵的觉悟寄托在心灵自然性的的澄明之中．它虽然让顿悟在心灵的变化中具有闪电般的力量，但它仍然不能使精神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成为纯粹的精神，并显示出来．至于儒道禅合一的共同基础，便是这个自然．如＂易经＂勾勒了的自然过程和人类过程，它不仅为儒家作为经典，也为道家视为经书．

与此相应，人为天所规定．他保持了自身的自然性．如儒家所说的圣人，道家所谓的道人，以及禅宗所追求的觉悟者，都是对于这种自然的领悟和实践．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语言表达式：天确定尺度，圣人体察了这个尺度并授予人，人听从这个尺度．

因此所谓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天成为规定者，人成为被规定者．它并不是人与天的共同生成．如果天人合一是共同生成的话，那么它在中国历史上将会不断变化．然而，它却保持了自身的永恒不移．正如＂天不变，道亦不变＂，当然人也不变．

4．如果承认西方有其智慧并有自己的哲学，而中国只有其智慧而没有自己的哲学的话，那么所谓中西哲学的比较实际上只是中国智慧和西方哲学的比较，这样它便显得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真正的问题只是在于：划清中西智慧的边界，显示他们究竟是如何对人进行不同规定的．

正如所说的，中国的智慧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统一；西方的智慧是人神同在，所谓的英雄，圣人和自由的人都与神性相关．这已经表明，中西智慧所规定的人实际上居住在不同的维度里．

天人合一包括了天地人三元，如一般所说的人生天地间．但所谓的人神同在实际上包括了天地人神四元，人不仅生活于天地之间，而且也生存于神灵之前．这已经突出了两点．第一，中国的智慧没有西方神的意识；第二，中国和西方虽然共同具有天地观念，但它们的意义完全不同．

象任何一种民族的语言一样，汉语当然具有鬼神之类的语词．但中国的鬼神观念大多是原始巫术迷信的遗存，它正好被儒道禅等智慧形态所否定．因此所谓的诸神，上帝和神性从来没有成为汉语言的主题．虽然天也有人格化和神性化的可能，但它与基督教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如果神不道成肉身，并且能说话的话，那么这个神不是活的神，而是死的神．而一个死的神是不能拯救活人的世界的．然而，天何言哉？

西方也象中国一样拥有其自身的的天地，但他们的天地具有另外的意义．尤其是天完全是另外一重，而且几重天在他们的历史上不断变化．古希腊的天空是诸神游戏和斗争的场所．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只有神才洞晓万物的奥妙并规定了人的命运．中世纪的天空是上帝的居住的地方．他的精神性虽不可度量，但又如天空一样地显明．那尖顶指向苍天的教堂将上帝和人聚集在一起．人承受上帝的祝福和诅咒．然而，近代的天空只是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对象．它是依照因果律所运行的自然．而现代的天空则完全沦为技术的支配物．它是天文望远镜所探测的领地，是航空器所飞行的空间．那高耸入云的电波发射塔已高于所有的教堂尖顶．无线电波虽不可触摸，但人人都感觉它的存在，存在得如同上帝．

中国的天人合一制造了一混沌的图象，即人没有从自然中分离，个体没有从社会中独立，精神没有从现实中超越．因此中国千年的历史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和宗教．中国文明在十九世纪所面临的危机，正是这个天人合一的必然后果．

因为西方天人相分并且人神同在，所以天从来不是个体的限制．个体不是在天地这块土壤中能生根发芽的．相反，个体只有不断与这个自然相分离，同时又不断与自身相分离，才能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只是由于个体的确立，人才能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建立社会关系，才能把自然作为一个对象来试验，探索其奥秘，才能开辟一个精神空间，让精神得到独立自主地发展．这样人才能展开他在生死性诸方面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5．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智慧，西方有那样的智慧？

思想总是习惯于追寻所谓的本原和根据，因为它是一个事物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了本原和根据，万物将归于虚无．然而知性的思想只能为智慧设立一个外在的根据，它虽然不同于智慧本身，但足以使智慧成为可能．例如，人们为中西智慧的产生提出了不同的社会，种族，地理的根据，而且每种根据都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根据设为前提．这样知性的思想陷入了恶性的无穷后退．这种无穷性为知性所无法克服，同时也使知性思想因此而自身消亡．相反，理性的思想并不设定事物外在且无穷后退的根据，因为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是根据于它本身，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它的根据．在此意义上，事物本身是自我设立的，它本身就是开端，它没有其他的本原．因此，智慧本身没有任何外在的根据，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根据．

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的的智慧，西方是那样的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追问，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智慧，西方不是这样的智慧呢？因此这个为什么本身是要问为什么的．它是一个伪问题．

就智慧本身而言，它是人的规定，但这个人的规定首先是语言性的，不是历史性的和世界性的．因此智慧自身作为道是纯粹的语言本身，它不关涉所谓历史的事件和世界的体验，它更远离所谓的存在和存在者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儒道禅，还是西方的＂荷马史诗＂，＂新约全书＂和卢梭等人的作品，它们都不是对于现实的描述和对于超现实的表现，而是语言在自身的规定和区分．因此可以毫无置疑地说，中西首先是因为他们生活于不同的语言之家或者不同的语言的维度里，他们才各自拥有自身的历史，并获得了不同的世界．

但中西之道究竟说着一种什么样不同的语言？如果说中国语言是自然性的话，那么西方的语言却是精神性的．

语言表现为语音系统，即通过语音自身的区分和规定使语言自身成为可能．但汉语自身的区分和规定是不完备的和不健全的．如果只是通过语音自身的区分和规定，它还不足以使自身显示出来．因此汉语在根本上依靠于文字．文字自身的区分和规定使汉语克服其语音的非完备性和非健全性而清晰明朗．如果将汉语与其文字视为同源的话，那么汉字本身则足以表明汉语的自然性．众所周知，汉字是象形写意文字，至于汉字构造的其他的可能途径都是它的变异．汉字虽然有其悠久的发展史，但它的源头却是源于八卦．正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才使伏曦氏发明了最原初和最简单的汉字雏形（阴阳的符号）．这个天地阴阳绝对不可视为可书写又可涂抹的符号．它对于中国智慧而言，乃天下至道．这也就是说，天地显现其轨迹，它是自然的语言，又是人生的道路．海德格尔很惊奇汉语的＂道＂同时包括了道路和语言两重意义，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可行走的道路只是由自然所规定的．

对于西方来说，其文字没有独立自足的意义．它作为符号只是声音的表达．而语音系统（语言）可以不依靠文字只是通过自身不断的区分和规定而达到自身的完备性和健全性。因此问题在于西方的语音是如何开端的。这里不是自然性而是精神性使语言成为了可能．＂荷马史诗＂不是诗人在歌唱，而是艺术女神谬斯在歌唱，她们指引人如何存在．正如圣灵赋予处在海岛上的使徒约翰说出了＂启示录＂一样，人的人性让卢梭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人的自由．德利达等人认为西方的历史存在语音中心主义和罗各斯中小心主义，实际上从其消解哲学的角度揭示了西方语言的独特性，只是他不试图对此进行肯定，而要否定而已．

当然，不论是中国自然性的语言，还是西方精神性的语言，都各有自身的界限．如果自然性的语言使人永远生活在自然之中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最后不可能走出自然的话，那么精神性的语言则可能施展起统治性的力量，这不管是诸神和上帝，还是人的神性，亦即人的人性．因此它们都面临走向纯粹语言的问题．这个纯粹语言将摆脱自然，诸神，上帝和人性的种种印记，但它自身决不是这些名称的代替品．

6．虽然中西在今日的情形各不相同，但它们似乎面临同样的命运，即智慧的沉默．天塌了．上帝死了．这是中西的语言明证．

天旋地转，天长地久．谁敢狂言天塌了？天塌了决不意味着自然天体的毁灭，而是自然不再说话，由此失去了它的规定性．中国天的危机实际上由来已久．诗人屈原的自杀表明由儒道所构筑的天是何等脆弱．这在于无论是入世，还是遁世都不是他的解脱之道，最终他只能在死亡之中逃避对于天的追问．至于＂红楼梦＂更是宣告了儒道禅的天地自然不过是一场梦．人要么沉醉于其中不辩生死，要么走出其外寻求它途．但这个它途仍如梦幻一样模糊不清．告别了天地，何处是归程？

现代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天地自然的时代．此时代可称为＂后自然时代＂．这是因为它既不是西方以技术语言为特征的现代，也不是以欲望语言为标志的后现代．当然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的语言也以混杂的形态流传于中国，如同中国传统自身所留存的自然语言的遗迹一样．但任何一种宣称中国处于现代和后现代的说法只是一种精神狂想和语言夸张．无论就哪个角度来说，例如思想和艺术方面，中国这个后自然时代仍然没有自身的语言．这看看那些拙劣地模仿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语言作品就够了．如果说一个时代没有自身的语言的话，那么这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人和思想处于沙漠之中．它的贫困在各种形式的喧嚣和沉寂之中无限地生长，而且使任何语言的伪装都无法遮盖．

事实上，＂天塌了＂并没有在后自然时代形成语言．这恰恰是我们时代语言贫困的最好证明．相反，＂上帝死了＂不仅发自尼采之口，而且也为其他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家所响应．

＂上帝死了＂不在于那天父的逝世，神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和圣灵失去了其生命力，而在于神不再说话，因此它作为死亡了的道不再有任何规定性和约束力，召唤人们来倾听这个道．其实，上帝之死只是西方智慧之死的一个方面．正如古希腊的诸神在奥林匹斯山上踪迹全无一样，那在近代所狂热追求的人的自由也不再成为话题．但西方智慧的死亡并不是由于任何它种原因而不幸死亡，而是它自身的寿终正寝．＂上帝之死＂从来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人杀死了上帝，而只是意味着上帝自己死了．如果上帝自己不死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将他杀死．

在西方现代垄断的不再是智慧的语言，而是技术的语言．技术一般被理解为可操作的工具，并且服务于人的目的．于是这个被技术所规定的语言也就和其它的技术成分一样成为了人可操作的工具并服务于人的目的，它在现代的最大特征就是成为了信息语言．正如人们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里．所谓的信息语言以各种手段无孔不入地渗透与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例如，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电话，尤其是计算机使信息成为了一个不可逃脱的网，人人都必须生活于其中．信息语言的技术本性一方面使自身成为工具，另一方面也使技术世界的一切成为工具，不仅物，而且人本身日益工具化．具体地说，人可能成为物的工具，也可能成为人的工具．一个工具化的人，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本性．

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深刻意识到这种技术语言或信息语言对于人的控制，以及人在这种控制下所遭受的厄运．海德格尔渴求一种非技术性和非信息性的语言，即在自身之中并只涉及自身言说的语言，也就是纯粹语言．这在于它不再是工具，而是语言自身．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纯粹语言只是诗意语言．惟有诗意语言才是技术语言的拯救之途．但什么是这个诗意？它为何能够成为纯粹语言自身？这仍然是不清楚的．因此海德格尔虽然告别技术语言，但他所宣称的诗意语言却只是一种暗示．这需要对语言本身有更本原的追问．此外，暗示本身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它在自身的朦胧之中可以指出一条正道，但也可以指出一条歧路．

在现代思想中，人们还怀有对于人的希望，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尼采的超人和海德格尔的要死者．但后现代这个要死者成为了死亡自身．上帝首先死了，人接着也死了．这里弥漫的不再是智慧的语言，也不是技术的语言，而是欲望的语言．它是由无意识言说出来的。这种欲望的语言一方面对抗着技术的语言，另一方面也否定着技术的语言．因此解释学家们在此在的理解中的意义的追求已毫无意义，这是因为欲望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它使任何确定性的想法成为徒劳．但这种欲望的语言只是一种黑暗的语言，它所具有的否定的力量不仅拒绝智慧语言和技术语言，而且会在它自身的否定中消灭自身．这是因为欲望的语言描画的不是一条道路，而是诸多杂乱的痕迹，它的无序使它自身也陷入黑夜的陷阱．

7．语言在它自身的言说过程中将自己表达出来了．它是欲望的语言，是技术的语言，也是智慧的语言，虽然这种语言已经死了．它们正好标明了语言可能的三个维度：智慧，技术和欲望．因此我们有必要标画这三个维度的界限，并弄明其内在的区分和关系．

最原始的语言当然是欲望的语言．但只是在后现代思想那里，欲望这一无意识黑暗幽深的的领域才作为语言显现于光天化日之下．虽然欲望的语言自身不可规定，不可描述，但它实际上不可能是漫无边际的．这是因为当欲望的语言成为现实时，它必须借助于技术的语言．没有技术语言作为工具，欲望的语言不过是真正的幻想和梦呓．技术语言对于欲望语言的表达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欲望语言只是摧毁了技术语言的粗暴统治，反过来它却要粗暴地统治技术语言．这就召唤智慧语言对于道路的指引．

不管欲望语言还是技术语言都没有能够成为语言本身．技术语言只是工具．而欲望语言的无意识本性使它自身成为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它在说话＂．于是语言作为语言自身说话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语言作为自身从欲望语言和技术语言分离并回复自身的话，那么语言就成为了智慧语言．智慧的语言不再是语词，而是道．这个道正是路，使人的行走成为可能．惟有在智慧语言的光芒下，欲望的语言才不可能真正是黑暗的，并且能被区分，哪些是必然存在的，哪些是必然不存在的．与此相应，技术语言不再是无道之技，而是有道之技．它在其工具性的使用过程中不是阻碍了而是敞开了智慧之道．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11

20世纪上半叶，牟宗三主要从事逻辑学及康德哲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起，其开始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与融合，并本着“内圣开出外王”的学术理路，试图疏通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大动脉，重建中国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1963年，《才性与玄理》一书出版，旨在体察魏晋时期的才性玄理之学，这是牟宗三第一部疏通中国哲学与文化大动脉的书；1966年，《心性与体性》第一册出版，旨在于疏通宋明儒学；1969年～1973年，《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以及《现象与物自身》两本著作相继出版，这两部著作中，牟宗三引入并借助于康德的知识论，确立了其“内圣外王”的哲学模式。牟宗三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大动脉的疏通，是通过中西方哲学的比较与融合，并由此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来进行的，这一时期其“中国哲学”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界定

牟宗三从不同角度对“哲学”进行了界定。从哲学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关系而言，哲学是对人类活动及其理智观念的反省及其所形成的系统，或者说是实践的智慧论，“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①，“这种观念的说明，理智的活动所展开的系统，我们也叫是哲学”②；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而言，哲学是文化的中心，指导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哲学从关连著文化来讲，哲学就是指导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或智慧”③，“文化……向内收缩到最核心的地方，当该是哲学。哲学可以做庞大的文化这一个综合体的中心领导观念”④；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而言，牟宗三认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哲学之古意为“最高善论”，也即所谓“教”。在古希腊哲学中，哲学的原意是“爱智慧”，“爱智慧”就是向往最高善，衷心对之感兴趣，热爱之、渴望之，追求之。因此，哲学是不能离开“最高善”的，亦可名之曰“最高善论”⑤。

对“中国哲学”的界定是与一直以来被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问题上，牟宗三从“哲学”一词的起源、传入入手，具体而全面的分析了中国哲学。他讲到：“说中国没有‘希腊传统’的哲学，没有某种内容形态的哲学，是可以的。说中国没有哲学，便是荒唐了”⑥。从牟宗三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客观而理性的态度，以及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深厚情感。牟宗三没有像西化主义者那样对西方文化一味尊崇，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所有，而是采取了更为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他承认以往的中国文化中没有开出科学与民主政治，但如果要说中国没有宗教与哲学，就是“霸道与无知”。他从自己对“哲学”的界定中，认为中国是有哲学的，只不过由于中西方民族、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而已。应该说，这是一种客观的讲法。他还认为在今日东西方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平等，以此来调整、充实、滋润各自的文化生命。

中国哲学的范围与特质

在对中国哲学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牟宗三指出了中国哲学的范围与特质。他讲到，“中国哲学包括很广。大体说来，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⑦。在讲中国哲学的特质之前，牟宗三讲到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他指出“凡是哲学的真理都是普遍的（universal）；哲学里面建立一个概念、一个原则，通常都是有普遍性的”⑧，关于哲学的特殊性，他指出，“中国代表一个文化系统，西方代表一个文化系统，印度也代表一个文化系统”⑨，“如果了解了文化的特殊性，就能了解哲学的特殊性”⑩，“一定要普遍性、特殊性两面都讲，不能只讲一面”。

在此基础上，牟宗三分析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他指出：“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家思想……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性的规定……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它是以性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 这个“生命”属于道德理性的观念，是属于实践的问题，“实践的方式初期主要是在政治上表现善的理想……圣王重理想的实践，实践的过程即为政治的活动……所以政治的成功……必须从自己的内省修德作起……中国的圣人，必由德性的实践，以达到政治理想的实践”。

综上所述，在牟宗三看来，中国哲学以生命和德性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为研究重点，以道德实践为研究方法。换言之，中国哲学即是通过道德实践，围绕人这一主体性的生命而展开的智慧、学问与修行的一种生命学问。

中国哲学的价值及缺憾

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即在于其人文主义，并指出人文主义要得到发展必须接续儒家的道德实践主体理论。西方哲学有知识论、本体论、宇宙论以及很好的逻辑思辨与架构，但是无完备的人生哲学。“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特征的独立哲学，也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它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它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因此，讲中国哲学首先必须注重其生命哲学的特质以及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对于以‘生命’为中心的学问没有相应的心灵，当然亦不会了解中国哲学。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在中国哲学里选择合乎西方哲学的题材与问题，那将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与最大的不敬”。

同时，牟宗三还指出了中国哲学的缺憾，即偏重德性文化而缺少智性文化，“在中国文化生命里，惟在显德性之仁学，固一方从未单提出智而考论之，而一方亦无这些形式条件诸概念，同时一方既未出现逻辑数学与科学，一方亦无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此一环之缺少，实是中国文化生命发展中一大憾事。”

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对中国哲学特质的分析，牟宗三讲到了中国哲学的未来。他认为，中国哲学的中心儒、释、道三教都是“生命的学问”，重点关注人生的方向问题，而这种“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可称之为心性之学。牟宗三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哲学至汉代已停滞不前的论断，认为：“明末以前二千多年来中国的三教所代表的文化生命，不但在发展过程中未有停顿，而且高潮迭起。”由此，他推断中国哲学未来的方向：“（一）根据传统儒释道三教的文化生命与耶教相摩荡，重新复活‘生命的学问’。（二）吸收西方的科学、哲学与民主政治，展开智性的领域。”由此看来，关于中国哲学的未来，牟宗三认为要继续发扬自身“生命”的学问，同时又要吸收西方哲学优秀的成果。应该说，他坚守了中国哲学的根本，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不足，很显然，相对于西化论者来说，牟宗三持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

客观而言，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具有其时代局限性，如在其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中，夸大了良知主体的权能，以道德主体开出西方的知性主体（科学）和政治主体（民主），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吸收；又如在中西方哲学的比较与融合中，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使其坚守以中国哲学为本位，反对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后殖民主义”心态，又在学理上不得不对西方哲学进行研究，二者之间矛盾的结果导致其在中西方哲学的沟通与融合中对西方哲学的框架进行了套用。但是，另一方面，牟宗三对于“哲学”与“中国哲学”概念的界定，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解答中，凸显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点，构成了中西方哲学沟通会通的理论范式，并由此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这无疑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的理论内涵，也影响着后人如后来的海外新儒家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另外，牟宗三以心性本体为基础，通过中西方哲学的会通与融合来建构中国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这一理论模式不仅极大影响着后来的学者，也在客观上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及发展模式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借鉴。基于此，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这无疑使其成为20世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极为重要的中国哲学家之一。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思政部；本文系西安工业大学2011年校长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AGDXJJ1040】

【注释】

①②⑥⑦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页，第5页，第1～2页，第4～5页，第6页，第10～11页，第6页，第6～7页，第91页。

③④牟宗三：《中国哲学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页、第3页。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12

黑格尔之后的19世纪西方哲学有一股重要的实践哲学思潮，它肇始于费尔巴哈特别是马克思将哲学转向人的感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方向，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或哲学解释学实际上就是暗合了这个方向。我们知道，赫尔姆霍茨在其讲演中认为，精神科学之所以区别于自然科学，就在于精神科学要求一种“得体感”（Taktgeufuhl），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追问“得体感”产生的前提条件，密尔的实证主义归纳思想仍然是他遵循的典范。伽达默尔从人文主义的视域出发，认为得体感的前提条件是教化（Bildung），不仅如此，共同感、判断力和趣味都可以看作是教化的积极成果和表现形式，实际上它们都是实践智慧的体现，因此，教化就表现为一种实践智慧。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与古代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的讨论密切相关。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主义无孔不入的时代中，伽达默尔对传统实践智慧的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何谓实践智慧

要想弄清楚何为实践智慧，我们必须首先从亚里士多德的学科或知识分类开始。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6卷中将一切“科学”或“知识”（epistemc）分为三类：实践的或实用的（prakticke）、创制的或制造的（poietike）、理论的或思辨的（theoretike）。所谓实践知识或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指的是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它与人的活动相关，是以善为追求目的的。所谓创制的知识，指的是与技艺有关的实用性知识，包括诗人、戏剧家的艺术创作、建筑术、医疗术等等，亚里士多德所写的《诗学》就应该归为这一类知识。至于理论知识，亚里士多德又将其分为三类：自然哲学或物理学（physike）、数学（mathematike）、神学（theologike）。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通过肯定和否定来获得真理的方式在数目上有五种：技艺（techne/art，又译为“技术”）、知识（episteme/knowledge/scientific knowledge，即思辨的、理论的、纯粹的或科学的知识，又译为“科学”）、实践智慧（phronesis/practical wisdom/prudence，又译为“明智”）、智慧（sophia）、努斯（nous/intuition/intuitive reason/intelligence，即直观理性、直觉，又译为“理智”，“心灵”）。

人们向来认为，实践智慧概念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讨论的中心。那么什么是实践智慧呢？亚里士多德是通过与前几种知识形式的比较来得出实践智慧的基本特征的。

第一，实践智慧的对象是与人自身有关的具体活动，它是属人的，因而它不是智慧。如前所述，智慧是最高类型的知识，但是它远离了人的现实生活，已经接近神的层次了；实践智慧则与人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一般人都不会去考虑人力打所不能及的神的事情。“所以，人们说阿那克萨戈拉和泰勒斯以及像他们那样的人有智慧，而不说他们有实践智慧。”一个对自己身边的事物不敏感、反应迟钝或者不关注的人，很难说具有实践智慧。因为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总是能够对自身周围环境的变化反应敏锐，并且能够很好地应对和适应环境。

第二，实践智慧的知识是不能通过证明而获得的，因而它不是理论的知识。“实践智慧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实践的题材包含着变化”。理论知识的对象是永恒的、必然的，实践智慧的对象却是生灭变化的；理论的知识是可以传授、学习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实践智慧是不可教不可学的，因为实践智慧这类知识总是从某个特殊的人出发，应对的总是此时此地的具体状况。

第三，实践智慧不能获得关于始点的知识，因而不是努斯。实践智慧（phronesis）的词根phren与nous（努斯）不同，“在哲学上，nous引申为不牵动意志、目的的心灵活动，如积极理性、沉思；而同心、胸膜相关系的phren，则引申为牵动意念和追求的理性”。亚里士多德强调，关于始点或第一原理的知识只能通过努斯获得，但是实践智慧并不关心第一原理是如何获得的，它更关注普遍原理的具体应用。

对具体实践的过多强调可能造成一种假象，即以为实践智慧不需要普遍知识的指导因而普遍知识不重要，为了纠正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说这里需要两种知识，即实践智慧既需要普遍的知识，又需要具体的知识。换言之，实践智慧是要沟通普遍与特殊、一与多，或者说它是通过具体的特殊事物来表现普遍或一。显然，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并不只是抽象地知道一个光秃秃的善的理念，而是能在现实生活中知道哪个事情是好的、哪个事情是坏的。确实，亚里士多德表明实践哲学所涉及的这类题材只能有大致的、粗略的真。理由是：“在每一种事物中只寻求那种题材的本性所容有的确切性。只要求一个数学家提出一个大致的说法，与要求一位修辞学家做出严格的证明同样地不合理。”显然，我们不能以一种数学的精确性来要求实践哲学，这是违背事情的本性的。正如伽达默尔为精神科学的自身合法性所作出的激烈争辩那样，谁以科学方法论的标准来要求精神科学，谁就毁灭精神科学。

第四，实践智慧与实践的活动相关，与制作的技艺活动相区别。实践智慧与技艺处理的都是现实中具体的可变化的事物，但这两者是不同的，因为：“实践不是一种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种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的逻各斯品质与制作的逻各斯品质不同，它们也不相互包含。实践与制作的始因是不同的：“制作的目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动的，而实践的目的就是活动本身，——做得好自身就是一个目的。”可见，在制作活动中，它的目的与要处理的对象是相互外在的。一个勇敢的人他的勇敢德性就表现在他的勇敢行为之中，因而他的目的是寓于行动之中的。所以实践智慧的目的是内在于活动当中的，技艺的目的则是外在于活动本身的。实践智慧的逻各斯是不能学习的，技艺的逻各斯是可以学习的。

第五，实践智慧同个人自身公正的、高尚的、善的事物相关，它同道德德性是一损俱损、一有具有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拥有实践智慧的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考虑对于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不过，这不是指在某个具体的方面善和有益，例如对他的健康或强壮有利，而是指对于一种好生活总体上有益。”所以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总是善于从总体上考虑对自己是善的事情，他能够分辨那些自身就是善、对人类而言是善的事物。“因此，不做个好人就不可能有实践智慧。”实践智慧要求行动者有一种向善的品性，这点也使得实践智慧与技艺相区别，因为一个坏人也可能在某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艺。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德性如勇敢、节制、慷慨等是与实践智慧的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的。“离开了实践智慧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善，离开了道德德性也不可能有实践智慧”。此外，亚里士多德有时强调实践智慧与目的的善有关，有时又强调它与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正确考虑相关。总而言之，实践智慧与个人主观的思虑有关，一个人无意中做了好事（从结果上看）不算是真正的好事，只有当他出于主观上善的思虑，并在实践中获得好的结果，这才是真正的好事。

第六，实践智慧重在实践或行动而不在认知。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实践智慧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一个拥有实践智慧的人不是仅仅为了认识各种道德德性、辨别善恶，更重要的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认识得好是一回事，在实践中做得好又是另一回事。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力图避免苏格拉底那种极端的观点——德性即知识，无人有意作恶。德性不在于一个人认识得好（有知识），而在于他在实践中做得好。“仅仅知道什么是健康和强壮不等于做有益健康和健壮的事情。因为懂得医学和运动学并不使我们更能从事有益健康和强壮的活动。”所以，要想拥有实践智慧，就必须在实践或行动当中积累经验，进行磨炼。亚里士多德指出：“青年人可以在几何和数学上学习得很好，可以在这些科目上很聪明，但是我们在他们身上却看不到实践智慧。这原因就在于，实践智慧是同具体的事情相关的，这需要经验，而青年人缺少经验。因为，经验总是日积月累的。”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指出实践智慧是一种对于具体事物的感觉，但不是感官的感觉，而是一种直觉或数学的直觉，他类比说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在判断出眼前的一个图形是三角形时的那种感觉”。

二、复兴古代的实践智慧

我们知道实践智慧概念在古代的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哲学领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每一个人过一种城邦生活的重要指导原则，因为实践智慧所凸显的既不是神的属性也不是植物动物的生物属性，而是人的社会与政治品性，即实践属性。然而西方近代以来，方法和技术概念取代了实践概念成为人类社会运作的唯一理想模式，从而导致了实践智慧的失落，精神科学失去了它的合法根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形成、分野与争论，表明整个西方近代思想实质上陷入了一场狂热的科学方法论竞赛。至于科学方法论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光鲜无比但实质上抽象、空虚、暗淡的帷幕背后，那真实的、具体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的实践领域却被遮蔽、忽视、冷落了。在一个实践哲学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时代里，伽达默尔坚决要求重新恢复古代以实践智慧为代表的实践哲学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

（一）重新规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重新恢复古代的实践哲学，这意味着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哲学是真理的重要源泉，它应该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洪汉鼎先生说：“在当代诠释学的发展中，‘实践智慧，（phronesis）这一概念日益显示出其不可忽略的巨大作用，以致我们今天甚而可以再度启用‘实践哲学’这一名称来概括当代诠释学的后期发展。”然而，实践是否如近代以来所规定的那样是与理论相对立的东西呢？

邵华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praxis）一词具有三个不同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次指既适用于人又适用于动物的标示生物本性的活动；第二层次泛指人的活动，既包括伦理政治的活动，也包括制作、沉思等活动：第三层次仅仅指人的伦理政治活动。当然，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著作中谈及实践概念时主要是采用第三层次的意义。伽达默尔特别指出，实践一词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将实践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应用，这实质上是近代以来科学方法论崇拜所造成的一种狭隘的思维习惯。他说：“‘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动，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由此可见，与亚里士多德相近，伽达默尔认为，“实践”即：意味着全部实际的事物，以及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构成实践的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它实际上就是人的整个生活世界，因而在伽达默尔这里，实践概念有着十分宽广的意涵，没有人可以站在实践之外。

因此，伽达默尔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一种生活形式。今天我们倾向于把实践定义为和理论对立的东西，实际上是受近代科学主义的误导。近代科学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丰厚物质成果，同时也让自然科学对于人类有一种完全新的规模、新的意义上的统治。伽达默尔指出：“在伽利略和惠更斯的机械学中获得巨大成果并在笛卡尔的方法概念中得到其哲学表述的方法的优先性，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从此脱离实践成为一种方法论，以至于人们平常在用实践一词时就有着一种反教条主义的意味，即怀疑自己对某些还没有任何经验的东西仅有理论或生搬硬套的知识。显然伽达默尔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根据他的考察，“理论”（theoria）这个词在古希腊人那里最初的意义就是指观察，但是观察并非单纯地看，并非单纯地确认现有存在的东西或者贮存信息，因而人们可以借此征服一个对象或使其为我所用，而是一种人人都能参与或介入其中的活动。实际上，在古代“理论研究者”（theoros）就是指节日代表团的参加者，即参与到节日活动中来，与他人共在、同在。伽达默尔说：“theoria（理论）并不首先被设想为主观性的一种行为，即设想为主体的一种自我规定，而是从它所观看的东西出发来设想的。Theoria是实际的参与，它不是行动（tun），而是一种遭受（Pathos），即由观看而来的入迷状态。”由此可见，理论并不是指一种置身其外、毫不关己的中立性观察，而是一种人人都参与其中，并且超越个人的主观意图的实践活动。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就是要用一种“参与的”理想，来补充或者说超越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独断的“客观性”理想。伽达默尔争辩道：“我的观点刚好相反，‘精神科学，中最关键的不是客观性，而是与对象的先行关系。我想该知识领域用‘参与’（Teilhabe）理想——如同在艺术和历史里鲜明形成的对人类经验本质陈述的参与——来补充科学性道德设立的客观认识理想。在精神科学中参与正是其理论有无价值的根本标准。”

总之，理论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参与或介入活动，理论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实践，而并不仅仅是一种用来研究真理和搜集新知识的工具论。生活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并且最终统一于实践这个最宽广的概念。伽达默尔还认为，理论是而且首先是同自己的距离，一个具有理论意识的人会同时考虑他人的立场并寻求对集体和共同体的相互理解，所以他把理论生活亦看作是人类的基本能力，只不过他所谓的理论能力并不仅仅是指沉思的生活。伽达默尔对理论的赞美也即是对实践的赞美。“这里再一次表明，具有理解的人并不是无动于衷地站在对立面去认识和判断，而是从一种特殊的使他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隶属关系去一起思考，好像他与那人休戚相关。”每一个人的实践活动都与他人、共同体或者国家休戚相关，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伽达默尔晚年特别强调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了。

（二）实践智慧在技术时代中的应有地位

在我看来，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至少要批判两种狭隘的思想观点：一种是规范伦理学，即应当伦理学，它使得丰富具体的伦理生活变成抽象、枯萎、空洞的道德命令：你应当；另一种是技术统治论，虽然它关注具体的实践活动，但是它使得古代丰富的实践概念沦落为狭隘的技术概念。下面我们将分析伽达默尔对这两种思想的批驳，从而阐明实践哲学在今日这个技术的时代中所应有的地位。

伽达默尔晚年在与助手杜特的交谈中坦言，他的实践哲学矛头指向的是规范伦理学（应当伦理学），因为它根本忽视了伦理行为所发生的具体现实情境。伽达默尔自述说：“于是我提出了自己从一开始就苦苦求索的问题：什么是实践哲学？理论和反思如何才能指向实践的领域？因为在实践的领域中绝不能容忍距离而是要求义务。这个问题在开初是由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激情（Existenzpathos）而吸引着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典范为根据的。我力图避免那种关于理论及其应用的错误模式，这种模式从近代科学概念出发对实践概念作了片面规定。”由此可见，伽达默尔对理论与反思的琢磨终究是要指向生活世界的广阔实践领域。尽管伽达默尔成长在新康德主义注重方法论、认识论建构的浓厚氛围之中，但是他已经敏锐地感受到来自克尔凯郭尔存在哲学的强烈冲击下所带来的“实践感”与“生命感”，这是前者所没有的。

普遍的伦理规则如何才能落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呢？这是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所要解决的难题，而他最终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典范论证中找到了解决难题的钥匙。

首先，伽达默尔澄清了规范伦理学对实践哲学的一个误解。该误解认为，实践哲学只是关注现实的具体内容，但是现实情况是变化无常的，因而实践哲学在处理现实情况时由于缺乏普遍的规范指导而流为相对主义、自相矛盾，最终毁灭了伦理或道德。伽达默尔辩驳说：“实践就是行动，——而且它还是一种清醒的意识。行动不只是做。人是一种自行动的东西。在其行动中有自我调整、自我检验以及榜样的作用。故此：德性不是没有逻辑，就像我在论述亚里士多德时所表明的那样！”实践哲学强调具体的行动，但是伽达默尔认为行动中并不是没有逻辑、没有思考、没有普遍理性的指引。伽达默尔说，伦理与逻各斯（理性）就像一个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人的实践行为不是漫无目的的、浑浑噩噩的植物性生长行为，而是一种带有主观的思虑、自由的选择的追求整体善的行为，所以其中就包含有对普遍逻各斯的思虑。因此，实践哲学并不是要使得伦理规范自我取消并且堕入虚无主义的泥潭，而是它本身就含有普遍理性的维度。伽达默尔指出：“实践的规范性特点和实践理性的功效也许‘在实践中’要比理论认为它所是的程度宽泛得多。”显然，在风俗习惯中所体现出来的伦理行为并不缺乏实践上的规范性。

其次，与规范伦理学的抽象普遍性不同，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所要发展的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而这种具体的普遍性是在生活世界的实践性教化中培养和塑造出来的。其实，实践智慧就是指导实践的理性，它类似于一种“普遍的感觉”，因为它既联系着普遍性又联系着现实的具体情境。伽达默尔说：“这一指导实践的理性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Phronesis）。它只在具体的情境中证实自己，并总是置身于一个由信念、习惯和价值所构成的活生生的关系之中——即是说，在一个伦理（Ethos）之中。”普遍的理性只有落实到具体情境中才是真正的理性、有力量的理性。实践智慧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的、空洞的形式命令——你应该！我们可以在斯多葛主义和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找到这种规范伦理学的确当表达。

伽达默尔一再强调实践哲学或实践智慧总是在生活世界中起着作用，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点，因为作为实践智慧源泉的传统、习俗、伦理、政治制度、文化样态等总是我们生活世界的构成要素。伽达默尔明确地说：“实践当然不仅仅依赖于一种抽象的规范意识（einem abstrakten Norm-BewuBtsein）。它总是已经受着具体事物的驱使，虽然带有偏见，但是同样召集到了对这些偏见的批判。我们总是已经受着各种惯例（Konventionen）的左右。在每一种文化中，一系列事物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人们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甚至在传统形式、习俗和习惯最大程度的解体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决定每个人的程度仅仅是被掩盖住了。”可见，实践着的人并不是仅仅遵循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时刻被各种先人之见所牵引，受各种传统、习俗和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乃至于人们实际上总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实践智慧，而自己却毫无觉察，可以说实践哲学这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是，人们的不知与习以为常的使用，正说明实践哲学在人们生活世界中的基础性地位，它才是本源的、活生生的。显然，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与理性反思之间存在着某种高度的辩证性，它们不是二元对立、彼此隔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互动统一体。

但是实践哲学与实践本身毕竟不能等同，实践哲学是一种哲学，换言之它是一种理论、一种科学、一种反思，并且是对人类生活形式必须是什么的反思，它本身不能取代实践。为此，伽达默尔强调实践哲学也是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它跟技艺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这要求实践知识的传授者与学习者都与实践活动有一种稳定的关系，并且具有亲身的体验。“实践哲学的对象不仅是那些永恒变化的境况以及那种因其规则性和普遍性而被上升到知识高度的行为模式，而且这种有关典型结构的可传授的知识具有所谓的真正知识的特征，即它可以被反复运用于具体的境况之中（技术或技能的情况也总是如此）。因此，实践哲学当然是一种‘科学’，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然而，它又是一种只有当某些条件具备时才可以成为科学的科学。它要求学习者和传授者都与实践有着同样稳定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与那种适用于技术领域的专门知识反而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亚里士多德说青年人不适宜学习政治学，理由是年轻人对人生的行为缺乏实践经验，与实践没有稳定的关系，而且容易受情感的左右。沃恩克认为，与罗蒂用教化来替代、消解认识论不同，伽达默尔的教化总是与某种基础性的知识类型相联系，这种知识类型表现为得体（tact）、判断力（judgement）、趣味（taste）等形式，而所有这些就是“一种如何在好与坏、对与错、重要与不重要等等之间进行分辨的实践知识”。

规范伦理学是一种极端思想，而技术统治论就是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所要批判的另一种极端思维。如果说规范伦理学执著于抽象的、形式的道德律令而与实践隔着很远的距离，那么技术统治论就使得古代丰富的包含着理论规范在内的实践概念沦落为狭隘的技术概念。显然，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思想以近代新工具论和科学主义的研究为先锋，它在19世纪孔德的实证主义那里获得了全面的理论表述，到了20世纪则泛滥成为国家治理的原则。在古代，尽管柏拉图思想中有浓厚的毕达哥拉斯数学主义传统，但是他还是限定了科学或技术应有的地位，在整个理念等级系统中，善的理念是最高的，就像太阳一样。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曾表达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但是他也没有把技术置于最高的位置上。如今，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已被孔德的科学王理想所取代，这意味着古代的实践哲学传统在当代被忽视了。

何卫平先生说：“‘实践智慧’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被置于一个核心的地位，他揭示了实践智慧与整个现代科学方法的对立。”的确，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就是要批判现代的整个科学方法论及其顶峰技术统治论，从而恢复实践哲学应有的崇高地位。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知希腊的科学这个概念，即Episteme，所指的是理性知识（Vernunfterkenntnis）。也就是说，它的典范是在数学中而根本不包含经验。因此，近代科学与希腊的科学概念即Episteme很少相符，它倒是更接近于Techne（技术）。”由此可见，近代的科学概念与古代的科学概念有着质的不同，前者是经验性的，后者是非经验的，它以数学为典范，因而前者更接近古代的技术或者技艺（Techne）概念。在一个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把科学等同于技术的时代里，伽达默尔的这个看法是令人震惊的，他让人们看到了近代科学概念的褊狭，并给唯科学主义、技术崇拜敲响了警钟。戴维指出：“伽达默尔援引教化这个术语有一个策略目的，即去证明除了科学的和技术的知识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知识实体，这种知识不是证据和证实的结果，而是由传统、公认的智慧与实践经验积存下来的结果。”显然，这种知识就是实践智慧。

实践与技术有某种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关注现实的具体情况。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常常不加区别地对待实践与技术。但是它们是有着重要区别的，亚里士多德对此曾给予了突出的强调。既然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以善为目的，那么实践与技术也不例外，但是技术的目的是一种外在的善、部分的善，而实践的目的则是一种内在的善、整体的善。技术是从现实经验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它可学可教，是一种普遍的知识，然而技术的知识只仅仅局限在某个确定的具体领域。例如，造船术仅仅能应用于船舶的制造，而不适用于牙齿的保护。因此，技术的知识只是一种部分的善而不是整体的善。同时，技术追求的是一种外在的善，因为技术的目的是制作活动以外的产品，例如医术的目的就是人身体的健康。

实践的善与此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整体的善，因为实践哲学主要寻求的是伦理学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善，例如它要追问什么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法规。这种善超越于技艺之善的具体领域而与个人或共同体的整体幸福联系起来，它的善体现在实践活动当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是研究城邦中最高善的学问，所以它是最权威的科学，其他学科或技艺都是以政治学为目的的。伽达默尔指出：“不管怎样，实践知识和政治知识从根本上说与所有那些可学到的知识形式及其应用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实践知识实际上就是从自身出发为一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能力指示其位置的知识。这就是苏格拉底追问善的问题的含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坚持了这种做法。如果谁相信，科学因其无可争辩的权能而可以代替实践理性和政治合理性，他就忽视了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因为唯有人类的生活形式才能够有意义并理智地利用科学和一切人类的能力，并能对这种利用负责。”

正是因为现代科学或技术在本质上只能探究一种部分的、外在的善，所以它对自身在共同体之善中的位置缺乏思考，只有实践哲学才具有指示一切其他具体科学恰当位置的知识。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成就，但它仍然无法取代实践哲学，相反，科学技术需要实践哲学的指引才能成为为人类谋福祉的技术，否则它就会蜕变为反人类的东西，从而成为一种恶。在这里，实践哲学就是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它使得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承担相应的责任。沃恩克也认为，伽达默尔是从“善”这一概念的指向来恢复实践哲学的传统的，因此科学技术知识本身就应受到“善”这个概念的指导，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就是追求善。在伽达默尔看来，技术专家治国或科学王的理想都是政治合理性的一孔之见，它不可能引领人类走向真正的善。相反，实践哲学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一种整体上的引导作用，它使得人作为行动的主体而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并时刻调整着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科学技术朝着合乎人类的最高善而进发。因此，实践哲学在一个技术的时代中更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教化、修辞学与实践智慧

如果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那么它就要面对具体的历史时空当中的具体事件和具体的感性活动中的个人。因此，伽达默尔在解释学中对于修辞学的着重强调绝不是偶然的，它包含着教化的实践智慧特征。无疑，伽达默尔并不是从一般的语法学、逻辑学层面而是从实践智慧的角度来看待修辞学对人类教化的重要意义的。他认为修辞学首先表示：它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它对事情的说明并不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铁一般的推论”，而是类似于一种得体感。这样，修辞学就有着反对自然科学方法独断论的意义。伽达默尔明确地认为：“修辞学的普遍存在是不受限制的。正是通过修辞学，科学才成为生活的一种社会因素。”能够在普遍与特殊之间构成合适的桥梁或中介，就是教化、修辞学与实践智慧的杰出功能。

在古希腊，修辞学就是演讲术、雄辩术，它通过令人信服的“绝妙讲话”说出真理，但这并非是一个逻辑强制性的领域，那种属于机敏的非逻辑论证性同样适用于修辞学。丸山高司指出：“本来修辞学就是在古希腊的社会实践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修辞学的活动空间是市场、法庭、议会等地方。修辞学落脚在‘实践的立场’上。”修辞学是本能性地、即时性地说出它的证据的，它是一种类似于“感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