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1

我国的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有图书出版业，新闻传媒产业，广播影视业，动漫产业，网络文化产业，表演艺术业，广告产业，体育赛事，休闲娱乐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会展产业等。本文将重点阐述文化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和民族精神的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职责，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旅游开发可以加强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和价值的认知度，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脉，传承人类文明，而那些不丧失原真性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在更大层面上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旅游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因此，本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分析研究，论证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了旅游业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传承，是一个地区的精神文明寄托，体现了该地方人民生活情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好好利用和开发，会对一个地方的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遗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可以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内容丰富多样。

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相对落后，由于远离城市的喧嚣，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山的“屏障”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若能加以好好保护，加大政府宣传力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打旅游产品，吸引外地乃至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从而进一步发展旅游业，用旅游增加的经济收入用来保护“非遗”，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于是一个良性的产业链随即诞生，从而能进一步改善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落后的现状，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转型。

（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铸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础。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发展的传统社会环境，其根基受到侵蚀，其传承由此面临巨大的威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复合价值，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及其特点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定格化，不能将其固定在某一个时点，而只能让其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其传承也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到真空的环境中，市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载体与传播的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依附在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显示、传播、储存与传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借助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旅游需求的增长，而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影响的。旅游资源数量的不断拓展，质量的不断提升，特别是文化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入到旅游资源的行列，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进而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反过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日渐式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和机会，这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旅游模式，是将“非遗”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开发成为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和购买的旅游产品，使“非遗”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和发展的模式。

二、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保护遗产传承者在整个针对遗产开发的文化旅游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多具有“创作”、“表演”、“接受”等三位一体的特征，尤其是口传文化。创作者既是“表演者”也是“接受者”，又是传承者。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应该是传承人。因为无论“活态”也好，“本土”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活力，实际都存在于孕育它的民族民众之中，并在精神、情感和日常行为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因此，应该由传承者自己来确立他们的遗产当中什么是最值得展示、如何展示，并且积极参与相关开发措施的决策以及监督这些措施的实施。

（二）政府部门发挥好各自的职能。由于我国对旅游业没有具体的管理政策，所以，就导致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经常出现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和政府部门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其决策、统筹、组织、管理等相关职能，并且在进行保护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根据其自身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发挥出应有的能力。通过召开相关会议决策出合理开发原则以及办法，并加大宣传力度来改善管理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混乱的现象。同时，也应该在深思熟虑后，对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制定相对应的保护政策，并加大力度让旅游部门执行。

（三）文化旅游开发者应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通过对热门的旅游景点我们可以得知，由于金钱利益的驱使，使得众多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现象视而不见。例如，现有的大理古城中的白族文化已经遭到了破坏。在洱海游船时，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美好，并且赏心悦目的游行，但是由于白族人民渴望金钱的欲望，使得许多游客都遭到超额付费的事情。由于白族人民熟悉当地的地形，所以在去洱海游船的必经之路中间私自设立了游船港口。许多外来游客由于不了解正规景点的游船价格就轻易进行交费。但是最终发现其支付的金额往往是正规游船价格的五倍。这就为游客的心情蒙上了一层不悦的纱，使得整场旅行都不愉快。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管理人员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却视而不见。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敲醒警钟，加大监管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力度，争取还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纯朴。

三、小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它负载一个民族的特定价值取向，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凝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是特定群体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不可再生的遗产。在文化旅游的视野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做出共同的努力，在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过程中，应积极采取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得以传承，提高我国国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2

茂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6年底成立了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2010年出台了《茂名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申报评审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茂名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成立了非遗科，开展非物质文化行政管理工作；成立了茂名市专家委员会和市际联席会议制度，规范了项目和传承人申报体系。此外，各县（市区）也相应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和相关制度。茂名市已经建立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保护体系，非遗保护工作逐步全面、规范、细致。木偶戏、信宜镇隆飘色、八音锣鼓、小良横堂班等项目往往与年例“捆绑”在一起。在每年的年例期间，这些表演穿家走巷，是老幼耳熟能详的助兴节目。这些民风民俗已经深入人心，是群众心中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合江梧村庙会和合江龙舟也类似，成为了当地人民群众的一种生活习俗。当习俗成为一个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寄托，一种生活习惯，这些习俗也就容易相互依存地代代相传。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有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保护等方式。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保护的方式也因具体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玉雕、传统中医药文化（化橘红中药文化）、化州拖罗饼制作技艺、信宜竹编技艺、笪桥黄瓜干制作技艺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依靠企业，有的依靠个体户经营，在经营利润的支持下，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传承。高州木刻画和缅茄雕刻利润微小，习学时间较长，市场需求较小，精通此技艺的人并不多，但是由于在省内享有一定名气，经常应邀参加省级、市级的工艺大赛，在名誉和微薄利润的支持下，也得到保护和传承。但一些传统舞蹈，在保护传承方面需要更多的关注。化州跳花棚是部级代表性项目，也屡次在表演中获得嘉奖，荣誉的光环很好地保护和传承了这一民间艺术。而其他的传统舞蹈很难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很多时候需要年轻力壮的青壮年去表演。在毫无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表演纯粹成为了一种兴趣，难以持久激发年轻人表演传承的积极性。山歌民歌也存在这种状况，目前，愿意学习山歌民歌的年轻人较少，而保护传承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的方法是后继有人。

二、茂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设想

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类目繁多，各具特色，保护措施应该“因类施护”，根据不同的类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就茂名市目前的非遗文化的保护现状，我就非遗文化的保护提五点建议：

（一）文化部门应该多挖掘、多发现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非遗文化散落民间，在没有被发现之前，非遗文化只是默默无闻地存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或者是一种民风习俗，或者是艺人赖以生存的手艺，或者是家喻户晓的表演，或者是具有地方特色传统小食的制作技艺，或者是民间传说，或者是民间故事……有发现，才有闪光，才有未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只有社区，群体或个人才能决定什么是他们的遗产”，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人民群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作用。一种文化要成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承认、认可、拥护。只有多下基层，多调研，多与群众沟通，多思考，精心挑选，细致辨别，才能真正掌握茂名市非遗文化的发展实况和脉络，擦亮茂名文化这张名片。

（二）完善非遗项目保护机制。各级文化部门应该完善非遗项目的档案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在过去，活在当下的文化。非遗的根源和传承状况需要各级文化部门深入基层探索、整理、建立档案资料。在分析非遗的实际状况后，各级文化部门还应该建立科学的保护规划，有效地指导当地非遗传承和发展。

（三）社会各界应该多为非遗项目提供展示平台。一个地方的文化，是这个地方人民生活轨迹的间接体现，是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粮食。优秀文化传统是地方人民群众的荣誉。历史痕迹需要保护，非遗文化需要展示。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和社会大型活动等应该多关注非遗文化，为它们提供展示平台。特别是表演类项目，有展示平台，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如果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没有展示平台，单纯地靠文化部门的保护，犹如有条件的“救济”，勉强填饱肚子就不错，长高长大恐怕就是天方夜谭。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3

当前，韩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困难重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近况堪忧。回顾相关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个案研究为主，尚未挖掘相关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文创新性地尝试运用人类文化学中的文化整体论理论，从“整体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相关理论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旨在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zgfy．org／）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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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4

因此，“疾病与医疗模式的改变，隐喻了文化和政治的扩张和征服。国家和政府处理疾病和医疗的策略和方式，恰好反映了‘科学’政治殖民的隐喻。”②这一场科学政治殖民的隐喻对中医所带来的困境是空前的。中医的处境在科学的节节胜利下，陷入不断萎缩的局面。有学者对目前中医的这种困境有着精炼地概括:“‘中医教育’在大量安排西医学课程的同时，中医基础理论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也越来越多。‘中医科研’全面采用西医的思路、方法和价值标准。实验研究、动物模型、还原分析、客观标准、定量数据几乎成为‘中医科研’的全部内容，课题的设计、立项、鉴定、评级完全按照西医的标准与规范。‘中医临床’以辨证分型为特色而纳入西医病名之下，使其变成辅助疗法;‘中药研究’实际上是植化研究提取有效化学成分，使其变成辅助西药等等。”③除此之外，中医从业人员从清末民初的80万人，至1949年剩下50万，现今仅有27万人。此外，“各中医院仅有约10%的中医开汤药方，即按中医思路看病的不到3万人。……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④至于在宣传层面，国家缺少公开正规地对国民开展中医学的知识普及，偶有的与中医药相关的影视作品亦远离真正的中医，因此国民对中医的认同也在消解。许多老中医忧心忡忡:21世纪，中医学界陷入了严重的乏人又乏术的尴尬境地。此种现象，似乎真的把千百年来护卫民族身心健康的中医陷入“遗产”位置上:即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却处于濒危状态的文化。

二、“申遗”:中医复兴之路及其悖论

当原来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使用的活态的中医，陷入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之境，中国政府积极投身于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成为一种被多数人认为是表达中医、展示中医、拯救中医、复兴中医的途径和方法。自2003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中医“申遗”工程。在首批10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医药便为其中一类。不少中医界的从业和研究人员都积极发文，按照联合国教科文所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来确认中医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符号来拯救处于困境中的中医。如沈劫指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实践和历史性观察认识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原创性学科，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它世代相传，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并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断地被再创造，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和尊重。中医药学完全符合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应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⑤把中医往“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靠，获得“合法性”、“话语权”、“生存空间”，并非不是。至少如刘更生所言，“(中医)申遗最大的好处是在思想基础上、指挥上、国家和人民的观念上达成共担责任。反过来，为中医识。”①这种对中医重视认可的共识，是中医复兴的基础。然而，在中医申遗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思路与做法，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和悖论。

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72年制定《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开始，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再到2007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都不断地在调整文化遗产的分类和评估体系，以确保文化主体性和多样性保护的初衷。换而言之，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持有者应当在积极探索自身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来形成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参与到“世界遗产”的博弈中。在这一方面，日本和韩国就是典型。他们“坚持不懈地以本国的遗产保护和遗产理论研究，引导和推进着基于传统文化的遗产本体认知:强调多样性、无形性、非精英性、活态的民间民俗遗产类型，并最终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的形式，拓展和重构了世界遗产的崭新体系。”②反观中医，我们一直缺乏从中医自身出发，来强调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这可以从中医申遗之路具体经历中看到:我们如何一直在“屈从”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概念”、“定义”、“规定”和“体系”，而不断地分解自己的整体性来“削足适履”地适应它们，以获得“中医非遗”的符号和地位。2003年，为避免中医药文化遗产也(诸如端午节一样)被其他国家抢先申报，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始酝酿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当时起草的“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案”中，第一步是将中医药学整体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③2008年9月，中国将“中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然而却因为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申报规则的具体要求，撤回了中医的申报，在2009年10月改为“中医针灸”申报。④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年所申报的35项中，“中医”被认为是“最重要、无需讨论与评审”、“名列榜首”的选项。恰恰是这被中国人认为是重中之重、无需讨论的“中医”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遗部的评审委员会认为是不符合相关规定。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深思的事情，它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未被纳入到国际遗产体系标准中去博弈、接受、吸纳的事实。王旭东先生曾撰文对该事件和现象进行了分析，概而论之，有这几个层面:首先，根据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即“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进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中医申遗必须符合所有的条件，而在评审委员会看来，中医的非遗申报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遗产项目使社团或群体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凝聚力。⑤其次，《公约》规定“非遗”的形式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这就是对文化“形式化”的约定。中医的形式极为丰富，但是，从项目名称上，专家们却无法看到“表现/表演”之类的具体形式。这是因为“中医”二字不是项目名称，而是一个知识领域的总称。

因此，评审专家无法将其与《公约》规定的五类项目形式对应。①基于上述分析，王先生认为，要想解决中医申遗的障碍，必须要使中医具备《公约》中所规定的明显的形式感，否则无法通过申报。因此，需要将“大中医”分解为“小项目”，以“针灸”、“养生”、“气功”等等作为单项分别申报，否则连审查都无法通过。他认为“要认真组织专家改变或完善申报方略，认真解决‘持续的认同感’、‘代表性特征’两大核心问题，……只需要顺应UNESCO审批非遗项目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中医申遗应该是毫无悬念。”②由此可见，王旭东先生从中医“申遗”的困境及其原因出发，为了能适应联合国“申遗”的要求，提出把中医“化整为零”，去符合《公约》所规定的非遗的几种形式，比如“针灸”。无疑，这一过程表明了，在申遗的过程中，我们为了符合联合国的标准，而忽略了按照自己的遗产特点来建立自己的遗产理论和实践体系。在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中，传统医药作为其中一类被纳入其中。在这一类别下包括了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等9项内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而言，这种分类体系延续了“化整为零”的思路，以更加符合UNESCO的认定标准和思维。尽管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等六项被认为“基本上是涵盖了中医药的精髓”③，但是并不能体现中医的整体性、系统性。无论是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又或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等，它们都是在一个共同的哲学、宇宙观层面下的“技术”，是一种“道用”。现在中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其“道”的层面濒临危机，即“中医认知方法、价值观念、思维特点越来越难以被现代人领会和理解，中医文化的根基面临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这才是中医必须申遗的最关键的诉求。”④实际上，中医作为“非遗”的亮点，是它所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宇宙观层面的“道”，在这个“道”之下所形成的自身的知识分类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诸如此类种种，在中医的“申遗”过程中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主张和认可。更不用探讨更多深层的细节问题，诸如，“中医药所具有的系统完整性特征说明中医药知识自身的密切不可分割性、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相融不可分割性，同时也具有和自然生存环境的相融和不可分割性特征”⑤、中医系统里头讲究“医药不分家”的辩证事实，等等。

三、启示:中医中的中国“非遗”理论图式

作为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古国，中国拥有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加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项遗产公约的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便拥有了47项世界级的遗产，名列世界第三;有36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列世界第一。但是，“所有申报成功的‘遗产’都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的知识体系和管理体系为根据，都是‘项目性申报’的成果，未能体现中国独立的遗产体系。”⑥上述“中医”申遗而改为“中医针灸”这一事件恰好注脚了我们有着丰富的遗产却未形成自己独立的遗产理论体系这一现实。从中医角度而言，在“遗产”时代的大背景下，虽然我们还会痛惜中医沦为“遗产”的地步，但是，如果能认识到中医沦为“遗产”的原因，并加以弥补，我们应该庆幸中医能够成为“非遗”而得到新的生机。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实践和理论角度而言，中医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遗产，如果能得到自我的表述，不仅仅是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探索的一个很好的实践，也是增进和完善世界遗产评价标准的实践。彭兆荣先生在探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的时候，指出要在我国传统中寻找和建立遗产体系，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非物质文化理论体系。他认为可以从“遗存之道、遗存之相、遗存之技和遗存之法”四个核心内容展开。所谓“遗存之道”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层面的普适性观念，涉及宇宙观、人观和价值观等;“遗存之相”是指现象学层面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验、逻辑和文化语法，一套自己的认知、命名、概念和分类系统;“遗存之技”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的践行系统，包括形而下层面工艺、技术、技能;“遗存之法”是指一整套应变逻辑、策略和模式，以保持活态遗产生命力。①下文拟从这四个面向来探讨中医作为中国一项突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表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己特有的整体性和体系性。

1．医道:遗存之道

中医之于中国文化而言，她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医以载道”，中国文化中最抽象的要素，如气、阴阳、五行、和合、中庸都集中体现在中医之中。离开中国文化的“道”，中医就不成为中医。中医的理论核心包括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气血，药物的四气五味，诊断的四诊八纲，都是中国文化核心之“道”的体现。《易经》中的“阴阳”是中国哲学最核心和抽象的概念，其运用大到无外，小至无内。日月昼夜四时方位男女人伦都能用阴阳来解释。而整个中医的核心和基础就是“阴阳”，《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②健康和谐就是阴阳的平衡，反之就是阴阳的失调。故而《内经》中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③出自《尚书•洪范》的“五行”是中国文化中另一个核心的概念，指自然界五类基本物质木、火、土、金、水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中医将五行特性及其生克制化规律用以解释人体内脏之间的相互关系、脏腑组织器官的属性、运动变化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关系。木火土金水的特点和属性不仅对应了了肝心脾肺肾五脏、怒喜思悲恐五志等的功能和特性，同时“五行”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也对应了五脏五志等的生克乘侮的关系。当人体的五行相生相克保持平衡时，身体表现为健康;当正常的生克过度，转为乘(乘虚侵袭，克制太过)侮(被克强势，反欺侮主)，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病变。相应的，在治疗的方法上，也运用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来进行医治，如“虚则补其母，实则泄其子。”④因此，“‘五行’在中医学中的运用，应是‘天人相应’的实体化。”⑤阴阳五行是中国最抽象的哲学概念，也是贯穿整个中医理论和实践始终的概念。无论是从致病理论、八纲辨证、还是“君臣佐使”的用药配伍，又或者是人与晨昏四季八方等自然环境之间的整体联系、以及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整体联系，都蕴含着阴阳五行、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无不展现着整体性与辩证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医承载着“道”，也彰显着“道”。离开“道”，而谈中医，就是失去了灵魂;更不用说离开“道”而专注于某一味“药”，某一门“技”。因此，医道既是中医之“道”、也是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道”。是在“道”这一层面上，根本性地决定了中医整体作为“非遗”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是以“项目”的形式单独孤立地面对世人，而应该从自己最深的“道”的层面———即宇宙观、人观和价值观上入手来建立自己的遗产理论体系。

2．医学:遗存之相

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中医名录包括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等9项。诚如前述，这9个项目是作为单独的项目被列出来的，而不是以一套依照中医自有的文化逻辑、理论要素、基本研究单元及其结构模式，以系统的、整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在中医非遗之路上，我们依然没有摆脱以“科学的”、“他者的”的标准来“修正”自己。上述中医“非遗”实践的逻辑延续了从晚清以来的历史困境和悖论:中医始终在西方科学隐喻下，无法以自己的体系完整地自我言说和证明，而要用近代科学和西医学作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至今日，中医学界需要采用西医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应用西医的病名、病因、病理、药理来解释中医药的有关理论，来获得所谓合理性、创新和发展。关于这一点，柳长华先生曾以《神农本草经》指出问题的症结:“多年来，人们习惯地认为传统知识没有标准，也无法制定标准，标准必须是可以量化的、可以被实验室证明的。其实，有些传统知识是有标准的，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制定标准的。以中药新药和中药专利的申报、审批为例，我们多年来采用西方化药的标准，其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使得民族产业受到压制，因为至今仍有人认为中药本身没有标准。其实，中药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标准———从《神农本草经》的出现，到历代本草文献的总结，实质上都是在追求实现一种‘标准化’，只是这种安全有效的传统标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承认而已。有的人一谈标准，就要求与国际盲目接轨，从没想到尚不存在的‘国际标准’是需要自己去建立的……”①上述提到的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的“本草”形制就是中医医药学的一类从自己文化、经验出发的一套认知、命名、概念和分类系统。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中药分为“上、中、下”三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析族区类，振纲分目”把中药材分为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此外，有关经络、穴位、疾病等等，中医也有自己的命名和分类系统。以疾病中的痹病为例，“痹”一词就是中国文化中对于“风湿”一类疾病的命名，并有自己的解释和分类。中医学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形成了一套关于“痹”的表述系统:痹病是人体正气不足或脏腑气血功能失调，风寒湿热燥等外邪侵袭(也可内生五邪及瘀、痰引起)，造成经脉气血不通、不荣，出现以肢体关节肌肉疼痛、重着、麻木、肿胀、屈伸不利，甚则关节变形，或累及脏腑为特征的一类疾病的总称。单单关于“痹”的成因上，又分为:按外因命名(风痹、寒痹、湿痹、热痹、八风五痹、八风十二痹、风冷痹、外感痹、暑湿痹、湿风等);按内因命名(内伤痹、实痹、虚痹、痹弱、气虚痹、血虚痹、阳虚痹、阴虚痹等);按不内外因命名(食积腰痛、损伤痹、蓄血痹、瘀痹、瘀血痹、痰痹、溢饮等)。②事实表明，中医中极为丰富和特色的关于宇宙、生命、身体、疾病、医药等认知、概念、命名和分类系统，本身就是一套能自我言说的“非遗”知识体系，要充分梳理出自己知识谱系，参与到世界遗产的构建中来。因此，“如果想不照搬西方知识谱系来框囿中国的遗产事项，就必须回到中国丰厚的遗存中去，从名实之辩的根本点出发，梳理千年中国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谱系。”③

3．医技:遗存之技

由前述可见，中医在“道”的统摄下，用自己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建立起来自己的分类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学”。然后，在“学”下，生长出各种具体的用来预防、判断、医疗疾病，维护身心健康之“技”:它涉及到了生态亲和、器物工艺、活态操演、身体技术。现在被列入首批部级非遗项目的医药类非遗中的“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都可以算是属于“技”的层面。此外，中医的导引养生功、心理疗法、食物疗法、推拿、巫祝等都是属于具体用以预防、判断、治疗疾病的“技”。这些“技”是显在的，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在中医中，还有一种潜在的“技”———“内证法”。因为它的神秘性、直观性，为一般人所难以理解和接受，从而成为一种真正濒危甚至消亡的“非遗”。但是它很细微、很精深地存在于传统文化中，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①在某种程度上，诸如针灸(经络、穴位)、正骨、制药等技术的形成和有效性是建立在“内证”这门神秘的技术之上的。由于中医除了治疗人的肉体，还治疗人的精、气、神，其精气神部分，比如经络穴位、五运六气、五藏六腑，而这些就需要通过内证的方法来获得。②这门极其精深细微级别的“非遗技术”完全是要按照一定的方法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著名当代中医刘力红曾经举了《胎胪药录》一书中提到“胎息”来大致解释“内证”获得的条件，即人要恢复到胎儿时期的特殊呼吸状态(胎息)，心明的状态就会自然产生，从而就能达到内证所需要的条件，而进行“内视反观”。古人讲的经络穴位、药物气味、药物的归经，并不都是思考出来的，而是内证实验出来的。③由于后世之人越来越少有人能掌握并亲证这门技术，而只是直接应用这门隐性技术所证得的显性技术(如针灸)，所以“内证”慢慢就淡出了人们的经验和认识。因此，要真正成就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之技”，不仅仅要整理和保护显在的“技”，还要重新认识和恢复隐性的“技”，这是中医所特有的，区别于西医的精华之所在。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对中医所主张的“精、气、神”的东西无法信任，原因在于长时间地中断了“内证”之“技”的践行(doing)，因而影响到了中医(尤其是其形而上方面)的存续(being)。“非物质文化遗产唯有‘技’的践行(doing)而成就其存续(being)的本身。”④

4．医承:遗存之法

中医千百年来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遗存之法”，使得中医能几千年以来不断地保持生命力，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这套“遗存之法”概而言之，有这样几点:

第一，培养一个“完备”的人。中医不仅仅只是一种医疗技术，它更是一种深厚的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优秀的医者需要具备良好的天文地理道德等的全面修养。中医理论与中国儒释道的文化精神相同，即便是民间的医生，通常也要把医德放在首要位置。古代很多读书人未考中功名转而学医，上手很快，成就很快，说明中医医承之法的首要在于保持它所依存的文化生态———中国儒释道的传统文化。

第二，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贵要略》等中医经典。从张仲景开始一直到当代的颇具威望的李可、刘力红、徐文兵、倪海厦等中医，凡是在中医领域有所成就的，无一不是从研读经典中成就出来的。尽管后世中医著述汗牛充栋，但是都无法超越和替代经典。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5

首先，笔者认为，无论是拍摄什么主题的作品，都要对其先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拍摄出好的作品。在进行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之前，必须做到对这一遗产项目心中有数，要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民俗学内涵、了解其和民俗的关系、了解其背后的文化空间。

其次，拍摄手法主要以纪实为主，客观真实地记录现象，在摄影语境中寻求艺术表达。通过考察以确定对项目摄影的表达和拍摄技巧。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特点不同，其表达方式截然不同，例如传统戏剧类反映的是舞台表演，主要以演员表演为主，具有戏剧夸张的效果，在拍摄的时候可以运用大胆夸张的拍摄手法，运用夸张的角度或镜头勾勒出富有戏剧性的照片，从而达到以形式的张扬去适应项目的内涵；民俗类则更适应相对平实的表现手法，以事件的第三者的姿态拍摄，不要刻意摆拍。在不干涉主体展现的情况下，真实地记录和再现非遗项目场景，在拍摄的时候可以注重动感、气势以及节奏的表现，突出主题，讲究形式美，在表演的轨迹中截取最具美感的瞬间，抓住瞬间的美丽，以表演轨迹的高潮点为重点，留下发展轨迹。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6

2．基于学生活动层面的文化建设，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五月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系列活动，学院艺术系专业的学生参与了整个活动的策划和设计工作，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提高了组织协调能力，专业技能和动手能力。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使学生接受了文化、艺术的熏陶，还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校园文化品位，科技职业学院成立了“非遗寻访”暑期社会实践团，一行30余人，来到非遗园参观展馆:木版画、仿真绣、红木雕刻、板鹞风筝、扎染等馆，并在扎染坊的老师指导下，体验了扎染技术，自制扎染手帕。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还组织了“江海流韵宣讲团”，利用新媒体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益性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收效。此外，各个学校还积极组建学生社团、协会，开展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活动。例如科技职业学院园林园艺协会的两名学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通派盆景的蟠扎技艺传承人袁华指导下参加“省大学生创新、创意、创业大赛”，勇夺第一名。

3．基于专业课程层面的文化建设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举办“民间工艺进校园活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仿真绣、板鹞风筝、如皋丝毯等民间工艺引进校园，通过与企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合作，成立工作室，组建了一支包括中国工艺美术师和设计师在内的科研团队，将研发工作和专业课程教学相融合，以创新的民间工艺品设计为载体，以工作室为平台和相对应的专业对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融入课堂，融入教学。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蓝印花布技艺传承基地涵盖了蓝印花布制作的每一道工序，设计专业的学生得到了吴元新先生心口相传，学习并整理研究蓝印花布的技艺和图案设计，掌握了蓝印花布生产的整套工艺，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图案造型，并且通过建设数字化平台手段加以传承和保护。

4．基于科研立项层面的文化建设近年来，各高职院校的教师结合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开展研究，参加省市的各项“非遗”研讨会，加盟或成立有关学会，积极立项或发表文章。如:2013年，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成功申报了省“十二五”规划课题;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申报的社科基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仿真绣的研究与发展”现已结题，在非遗的传承和实践方面取得较大突破。在学院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也纷纷结合自己在非遗保护和传承活动中的所学所想，参与“大学生创新计划”多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实施途径

1.营造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教育氛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校园的教育氛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在这种氛围下往往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各高职院校应积极营造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环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教育氛围多层次、多角度、多类型，并逐步大众化、规模化和多样化，以此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如在校园内设置橱窗宣传“非遗”文化，张贴“非遗”保护标语，校园内放置“非遗”标志物等;利用校园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展示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文化，让学生们接受“非遗”文化的熏陶，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

2.将“非遗”保护和传承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平台。高职院校的社团种类繁多，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团较少。我们应该积极创建并支持此类社团。另外，高校可开展特色的校园活动。如组织师生学习、表演非遗作品;或者举办与“非遗”文化相关的知识竞赛，鼓励师生以“非遗”为素材进行创作，举办“非遗”作品展览，邀请传承人进校园表演、讲座。另外，搭建校外实习实践平台，进行校外实践活动也是非常必要的。如开展一些“非遗”项目调查、研究、保护、宣传等工作，进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体验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接触中国传统文化。这类学生社团活动和学生实践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理解，还可以让学生深切感受到民族民间文化的弥足珍贵，更加喜爱民间艺术，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以激发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喜爱之情，从而升华为对祖国、民族的热爱与自豪，同时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对大学生进行人文底蕴、人文品格和人文情怀的培育与熏陶，打造异彩纷呈的校园文化。

3.将“非遗”保护和传承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其内涵丰富，并不缺乏教育的功能。而高职院校现有的课程较少涉及到“非遗”文化，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笔者认为，一方面，应该在课程项目立项阶段筛选出适合相关专业发展的非遗项目进行市场调研，综合传承人的意见，确定课程门类，制定课程目标及课时分配。高职院校应根据自己学生的具体情况，充分利用自身校企合作的平台，使该课程发挥出其优势。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要与高职院校现有专业相融合，将非遗文化与专业技能结合起来。例如，科技职业学院将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与学生的艺术设计专业课程融合在一起，设计出图案更为精美的蓝印花布。这样不仅推广了蓝印花布的印染技艺，还使与之相关的专业学生成为保护此非遗项目的新丁。甚至将其开发成新的旅游纪念品。

4.构建“非遗”保护和传承三位一体的合作新模式“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没有固定的方法，却有着相同的原则。在其保护和传承的工作过程中，高职院校可以构建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就是指高职院校、地方政府与“非遗”传承人依托非遗实习实训基地这一平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行之有效的科学的保护与传承。高职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一方都无法代替的，它应承担起唤醒社会保护意识、抢救文化遗产的重任，通过学术研究、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培育等多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与传承;然而这个过程必须有政府部门的整合与协调，建立包括政策、资金、法律等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传承人的创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的精神因子，是民族文化生命的密码，其中所具有的特定思维、精湛技艺、文化意识是珍贵而无法复制的。整合三股力量的优势资源，调动所有积极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构建高职院校、地方政府与“非遗”传承人三位一体的合作新模式。

5.将“非遗”保护和传承与教师队伍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与教师队伍相结合，无论从保护传承角度还是师资队伍建设来看都是获益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开设专修课程，举办讲座，对高职师资队伍是个有效的补充。高职院教师，尤其是部分学历较高并积极参与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教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是一股强有力的支持力量，弥补了部分“非遗”传承人学历较低的局面。两者的结合，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一是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高职院校兼职教师，定期开展文化讲座、选修课程等;二是让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高职教师拜传承人为师，这样可代替不能参与到高职院校教学的传承人。这样的拜师，不是单纯的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授，也是对非遗传承工作的有益补充。三是可以组建“高校教师+传承人”的教学团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传承人聘为传习课程专业师资。通过民间艺人与高校教师共同参与、同台授课的方式，组建了“高校教师+传承人”的教学团队，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6.积极拓宽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宣传交流渠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服务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同时，高校在资源整理方面也要注意方式的创新。除运用传统的方式外，还要利用好当前的数字、网络平台。例如，可以成立学校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凭借图书馆资源，建立一个完备的数字化资源库，把资料和研究成果等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影像化方式记录下来，妥善保存并合理加以利用，从而拓宽宣传渠道。当然，高职院校更应加强校与校之间的非物质文化教育交流。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7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内容和样式来说，更是儿童不会过多地需要前人的抽象解释和复杂的技术分解，就可以通过自己对环境的体验、对材料的尝试、对技艺的感悟来理解和把握的。为什么我国壮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被我们称之为能歌善舞的民族，就在于这些民族的幼儿从小就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民族歌舞文化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把它作为一种生活和生存的技能接受了下来。在传统社会中，儿童对非物质文化知识和技能的认知，是在自己所生活的族群或地方，通过本民族的父老乡亲的传授而获得。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教育制度的完善，幼儿教育得到普及，儿童知识的获取更多地是通过教育来完成的。因此，儿童的非物质文化认知的形成，会更加依赖于正规的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在当下的幼儿到小学的教育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样式是严重短缺的，在一股股“唯美、唯欧、唯日、唯韩”的潮流中，在盲目的“国际化”“时代化”的口号声中，把一些并不适合本民族的文化内容和样式引入了儿童教育之中，而适合幼儿美育教育、技能教育、品德教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样式却受到了冷落。特别是一些家长以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名，从小就让孩子参与到“西式传统”的教育之中，“西洋美术”“西洋音乐”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由此也在各地“茁壮成长”，社会组织的各种幼儿“西洋美术”“西洋音乐”比赛也“蓬勃展开”，而各种新闻媒体还在此基础上“推波助澜”。如此种种，使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非物质文化，如美术、音乐等内容和样式的生存机会和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在我们民族的幼儿教育中失去了应有的保护和传承的空间。今年教师节，主席针对在中小学课本中去掉古典诗词和散文的问题说:“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32］因此，儿童教育实践中，如何丰富和完善本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是一个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其实，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了幼儿时期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丰富幼儿的情感，培养初步的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和能力。”［25］在《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美术教学大纲》中还提出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民族美术教育，更明确地指出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爱国主义情感和良好的品德、意志”，在教学要求中，还根据学生不同阶段接受知识的能力进行了具体分解。在小学低年级主要是“引导学生初步认识和表现生活周围的美好事物”，从而“感受祖国的可爱和生活的幸福”;在小学中年级主要是“让学生初步接触、了解优秀美术作品”，从而“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艺术的情感”;在小学高年级主要是“让学生了解祖国历史悠久的美术传统”，从而“培养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33］。《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规定:“小学低年级，以培育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为重点，开展启蒙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22］这其中包括“知道中华民族重要传统节日，了解家乡的生活习俗……初步了解传统礼仪……初步感受经典的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样式。“小学高年级，以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受力为重点，开展认知教育，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

对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具体要求是:“知道重要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家乡生活习俗变迁，感受各民族艺术的丰富表现形式和特点……培养学生对传统体育活动的兴趣爱好”等，以达到“热爱祖国河山、悠久历史和宝贵文化”的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内容和样式，都是与其产生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紧密相关的，包含着一个民族或族群深刻、悠久的文化记忆，是当地人生活的重要部分。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样式是儿童最早接触的生活体验，对儿童的思想、品格、行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儿童时期学习最直接的是从自己所处的环境中获得。“如果儿童脱离了体验，失去一定的情境的依托，儿童很难理解那些显然是抽象的、与他原有的日常经验有区别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概念、原理。”［30］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加强对适合儿童心理和生理接受条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资源的挖掘、整理和运用，选择那些既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适合幼儿审美和技能培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样式，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民族的下一代，以主动、积极的方式来获得对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的认知，感知和体验本土传统的文化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母体文化”熏陶和浸染。通过这种地方性知识所代表的“小传统”的教育，可以把民族文化传统根植于儿童的思维中，逐渐培育他们“热爱家乡、热爱生活、亲近自然的情感”［22］，并逐渐使他们发展到对“大传统”的热爱，对民族国家的热爱。

二、少年的认知教育:培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者

传统社会的非物质文化教育主要是通过“家教”或“族教”来完成的。“儿童学会手工艺并获得独立生活能力的正是家庭。”［35］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人重要的生产和生活技能，是作为当地社会地方性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而必须传承的。这种家庭教育或家族教育是人类得以世代延续的根本保证。“正是这种生命世界普遍存在的先辈对后代的生命之爱，才使家庭教育获得生命意义上的重要性。”［36］例如，过去许多地方或族群的女孩从小就会师从母亲或师傅学习织布、刺绣、挑花、蜡染等技艺，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关系到她是否能够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而且关系到他们未来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过程也逐渐使她们产生了对自己文化的认知，对自己文化的热爱，使他们成人后成为自己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承者。“传统上没有学校，也没有我们所谓的‘青少年’，他们只是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37］而在当下，由于社会生态的不断变迁，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学校教育越来越完善，因此，“学校是作为一种弥合儿童与成人之间日益加剧的差距的正规机构出现的”［37］。

传统社会中“由家庭及族群所从事的‘全揽式’文化传承活动也部分让位于学校教育，那些知识、技能型的内容更多地转交至学校”［13］。而且由于学校教育能够“按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选择教育教学方法，保证在一定的时空内对每位入学者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并获得最佳效果”［13］，所以，通过完善的中小学教育制度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通过“加强中小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达到提高“青少年的文化自觉意识”［38］的要求，是完全可行的。在中小学教育中，把非物质文化的相关内容和样式作为一种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传授给学生，由此来增强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已成为一种共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美术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就提出了“应体现民族特点，充分发扬我国民族、民间优秀的艺术传统”，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33］的要求。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兴起之后，对于传统美术的重视更是在美术教育的纲要中得到了体现。《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传统美术是世界美术的一部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术共同构成世界美术的多元化”，“美术课程具有传承文化艺术的功能”，高中美术课的重要性质之一就是“传承文化艺术，弘扬人文精神”，要使学生在“深入地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增强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39］。《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初中阶段，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为重点，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22］具体要求是:“欣赏传统音乐、戏剧、美术等艺术作品”，“了解传统习俗的文化内涵”，“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培养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归属感和自豪感”。“高中阶段，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22］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传统文化进入中小学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存在一些问题，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行升学制度的引导下，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意见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基础教育之中。

在“高考”指挥棒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被排除在高考内容之外。在这样的功利性目的引导下，普通中小学的老师和学生不得不走入音乐学习以“西音”为主或侧重于“西音”，美术学习以“西画”为主或侧重于“西画”，体育学习以“西体”为主或侧重于“西体”的误区。这就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小学的教育目的很难得到实现。例如，在《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术教育进行了比较好的设计，不仅专门设置了本属于非物质文化的“书法•篆刻”学习模块，还在原来以西学为主的学习模块中采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融入到学习模块中。例如，在“绘画•雕塑”学习模块中，融入了中国画的内容，在“设计•工艺”学习模块中，融入了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但是，这种融入更多地体现在理念的层面，因为这些课程模块在具体实施中是由学生和学校“自主选择”，而在高考中却并没有涉及“书法”“篆刻”“传统工艺”等内容，所以在实际的选择中，为了学校的“升学率”，学校一般不会选择，学生自己一般也不会选择。作为多民族国家，所属成员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认同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美国学者Carla指出:“民族国家的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自己所属民族文化的承认。”［40］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梁启超在100多年前(1900年，《少年中国说》)就提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因此，在中小学开展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能使我们的青少年从中华民族丰富而又鲜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内容和样式中，亲切地体验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从而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环境下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以达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学生成长中对民族文化、语言的认同是一种根的认同。”“民族文化的根只有在一代人的心中扎根壮大，才有绵延发展的生命力。”［10］所以，只有借助于我国已基本完善的中小学教育体系，在中小学教育中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样式，才能使我国的青少年能够在中小学阶段，普遍地接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教育，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更好的保护和传承环境，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代代相传。

三、青年的能力教育:培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

文化物质和文化遗产就是各民族或族群的人在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表现为一个族群特殊的生产、生活本领和技能，而且在不断发展中成了某一地区的重要产业和行业，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生产者、表演者和创作者。大中专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环节，在这一教育环节中，学生不仅要学习知识，也要学习技能，大中专学校应该成为文化传承、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平台。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植入这一阶段的教育中，不仅会使大中专学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者，更有可能使其中的部分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当下，在年轻一代中，普遍存在着对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不足，对自己传统不够自信，以致传承意识淡薄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钱穆先生曾说:“唯有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然后可以复兴中国之民族。”［41］这一点，我们的邻国日本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第59届首相池田勇说:“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培养热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土、自己的文化，具有良知和高尚的人格，在国际上受信任和尊敬的国民，培养担负新时代建设任务的青少年是当前日本应该最重视的紧要任务。”［42］2011年，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提出了高等院校“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43］的要求。大学应该是“文化精神的启蒙与传承者、创新与引领者、担当与坚守者”［44］。

“高校应既注重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又要注意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45］因此，把非物质文化传承纳入大学教育之中，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和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当代高校必须承担和完成的历史责任和重大使命。在传统社会中，非物质文化的知识和技能传授，是通过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师徒制和无血缘的民间师徒制来完成的，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丰富和壮大的最直接推动力。但是，在当下，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师徒传承方式受到了巨大挑战。传统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要是集中在一个较固定区域或族群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和完成的，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被打破，非物质文化传承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已经接受工业文明教育和受到影响的新一代年轻人，已难以接受传统的传承方式。他们“丧失对民间工艺的兴趣，导致祖传的民间工艺技能衰败”［46］。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是随着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逐渐衰老和离去，而新一代年轻人又不能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会出现断层，面临着加速消亡的命运。虽然，《非遗法》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应当履行“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20］的义务，但传承人仅仅是中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样式的少数代表，他们仅是“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20］的人物，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培养一部分传承人，但是，仅仅通过他们来培养传承人是远远不够的，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为普遍的保护和传承，还需要我国已有的基本完善的大中专教育来完成。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但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还是把大量的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乐、戏剧、舞蹈、美术、工艺纳入了正规的大中专教育体系之中，进行了把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有益探索，而且取得了明显成效，培养出一大批传统音乐、美术、舞蹈、技艺的大师。以传统工艺和美术为例，1956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以传统工艺美术教育为主的中国最高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把许多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纳入了高等教育的殿堂，在其他的以西方美术为基础建立的专门美术学院(中央美院、四川美院等)都开设了涉及传统工艺美术的版画、染织、漆艺、工艺美术等系科、专业，同时，在全国各地还成立了一大批工艺美术的中专和技校。这些大中专学校的设立，为保护和传承传统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的“西方美术”浪潮不断地冲击着原有的美术教育体系，随着工业设计、环境设计、影视设计等西方新兴艺术学科和专业的传入，传统工艺美术不断地受到挤压，现在基本上是挤出了大中专教育的范围。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不少人以西方艺术价值来评判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缺乏在全球化视野下对本土文化资源的认同和重视”［47］。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深入的今天，这一现象应该得到纠正。从人类艺术本身来讲，中华民族艺术是人类艺术知识的一部分，没有中华民族的民间艺术，世界艺术就不完整，没有中国民间艺术的美术教育，也是不完整的。中国传统的民间美术“独特的造型手法中蕴含了丰富的寓意内涵，既有抽象的民族文化的视觉符号，又有人民群众特有的丰富色彩观，体现了质朴、夸张、和谐之美”［48］。因此，将中国民间美术纳入当代美术教育体系之中，是完全必要的。在大中专学校，不仅要开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学、考古学、历史学等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课程，更为重要的是要开设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音乐、工艺等实践和技能教育课程，进而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专业，这是大中专学校应有的使命和责任。“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中，不仅需要专业的研究和探索，更需要大量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学校教育正是参与式传承者的主要培育场所。”［49］前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说:“希望各地高校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50］

对于大中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来说，我们要使学生不仅成为非物质遗产的欣赏者、认同者和传播者，更需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创作者，成为有较高专业水平和创造能力的专门人才。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一大批既懂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和意义、专业和技能，又精通市场法则、国际惯例、现代意识、创新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者和传承人，无疑将会提高我国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质量和水平，会使非物质文化的内容和样式得到创新和发展，这才是从本质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民族传统体育而论，学校体育在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经过学校教育和培养的学生“走向社会的同时将民族传统体育以高起点带入社会”，会让“民族体育在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51］。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不断地再创造”［11］，民族文化传统“必须要被从上一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52］。“文化传统的再生不是原初语境的简单再现，而是新的现代重写和‘创造性转化’。”［53］在新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改革和创新，是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而这些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8

(一)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类型

1.广场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界定的广场型文化空间在国际上较为普遍，典型的如摩洛哥马拉喀什老城的吉马•埃尔弗纳广场的文化空间。千百年来，吉马•埃尔弗纳广场就是音乐家、说书艺人、舞蹈家、魔术师、行吟诗人等活动的场所，形成独特的民间文化展示地。明清江南城市中的此类场所并不鲜见。苏州府城在明清时代不止一处广场，比较著名的城市广场就有三处:一是虎丘千人石，二是玄妙观前广场，三是阊门外朱家庄广场。虎丘千人石，其范围略似城市广场，这里不仅是外地游客必到之地，也是当地居民、文人士子、青楼艳妓、歌舞艺人等举行游艺活动的地方，某种程度上，其游憩主体的文化程度、身份地位相对较高。晚明公安派著名作家袁宏道曾运用夸张的笔墨记述道:“每至是日(指农历八月中秋———笔者注)……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瀉，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①嘉道间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载，玄妙观内广场“杂耍诸戏，各奏其技，以资谋食。如绳伎走索、狡童缘橦、舞盆飞水、吞刀蹑蹻、傀儡牵丝、猴猱演剧，或隔帷象声，围场扑打、盲叟弹词……靡不毕至，以售其艺。”阊门外朱家庄广场“新年百戏竞陈，观者麕集。货郎蚁聚，星铺杂张，酒炉茶幔，装点一新，其热闹与元都(指玄妙观———笔者注)相埒。”②也就是说，朱家庄广场与玄妙观前广场相比，其热闹程度毫不逊色。据甘熙《白下琐言》记载，南京夫子庙贡院前的广场每逢正月，“有卖雀戏者”，嘉庆间“有卖戏法者，为北省人设场于泮宫前”。③2.庙会型。乌丙安认为:“遍布在我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④它是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周而复始地进行某些综合性民间文化活动的场所，而明清江南都市中的庙会则具有类似的特征。杭州西湖香市是晚明文学家张岱一直津津乐道的文化盛事。他说:“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⑤明清时代，民众普遍具有城隍信仰，在城隍诞日，香火最盛。于是城隍庙及其广场便成为民众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袁景澜所记嘉道间苏州府城隍庙，“牲醴酬献，笙歌演剧，庙无虚日……或称神诞日，会首鸣金号众，威仪杂遝，百戏罗列。金钱玉帛，川委云输”⑥。3.水体型。江南为水乡，城市居民亲水文化典型地表现在城市内河和湖泊中的游憩活动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休闲文化上，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水域文化空间。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河流型线性文化空间，如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山塘河、无锡的惠山河塘;二是湖泊型面状文化空间，如杭州西湖、苏州葑门外荷花荡、嘉兴的莺泽湖等。晚明南京秦淮河，“三月即开水关，画舫次第而进，下浮桥、陡门桥、上浮桥……通心桥、莲化桥，各归一浜，无能紊乱”⑦。同时期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描述了杭州各阶层民众的西湖游憩行为特征是，“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⑧形成独特的地域休闲文化习俗。嘉兴鸳湖(又名莺泽湖)早在明代就是风景名胜区，特别是湖边的烟雨楼更是观赏风景的绝佳场所。“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舣舟于烟波缥缈。”⑨乾隆《元和县志》载，苏州“虎邱山塘，吴中游赏之地。春秋为盛，冬夏次之。每花晨月夕，仙侣同舟，佳人拾翠，暨四方宦游之辈，靡不毕集”①。晚清秦锡光称，常州府无锡县“湖船俗称花船，客集，例开惠山河塘，晚归泊酱园浜，邀月纳凉，笙歌彻夜”。②4.街区型。明清时代，江南中心城市如江宁府、苏州府、开埠后的上海等大城市中一般都有相对集中且长期演变形成的“历史街区”，如南京夫子庙贡院街、苏州山塘街、上海英法租界的四马路等。前两者实际上是一种河街混合模式;后一种是所谓的“十里洋场”，它是晚清政府内外交困、太平天国战争阴霾笼罩下的特殊产物，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南京的传统休闲游憩地分布于夫子庙附近的秦淮河两岸，俗称“河房”。“前明河房，为文人宴游之所，妓家则鳞次，旧院在钞库街南，与贡院隔河遥对，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③此外，苏州南濠上下塘、开埠后上海的四马路，都是公共游憩空间。“盖英界据沪上之胜，四马路又据英界之胜……而四马路为会归焉。大抵游沪者有七事:戏园也、酒楼也、茶馆也、烟间也、书场也、马车也、堂子也”④。以四马路为中心的十里洋场是晚清沪上娱乐文化消费的公共空间，曾经盛极一时。5.园林型。论者多认为江南私家园林多为士大夫个人私密休闲空间，但在江南还存在形式各异的公共游豫园林，并形成了不同于私园的文化个性。杭州西湖自古以来就是一处公共游憩空间，每逢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都会有丰富的文化休闲活动。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筋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⑤随着时代的变迁，江南某些私家园林逐渐对外开放，并形成当地居民固定的游乐场所。在苏州的“南园、北园之间，虎阜、灵岩之畔”，“宝榭朱楼，红妆按曲。画桥乌榜，诗客传觞。歌舞百戏，乐声嘈杂，数里并无阒境”⑥。晚清以后，江南私家园林的公共游憩功能逐渐加大，杭州“西湖名园鳞次，多茂林修竹、花卉之饶。方春士女遨游，连肩接衽”。⑦同治《苏州府志》记载，苏州“诸园皆于清明日开，令人输钱入游，立夏日止，无虚日。妖姬、静女、游侠、贵介踵相接也”⑧。在康雍乾时代，松江府园林功能就发生了转变，从原初的小众精英分子的“雅集”到乾嘉时代的园庙结合后的大众“市集”的转变，也即从私人休闲之所向公共游憩空间的转变。⑨“今造城隍庙于其中(指豫园———笔者注)，为市估所占，作会集公所。游人杂遝，妇女如云，医卜星相之流，亦无不毕集”瑏瑠。开埠后上海的豫园“竞设茗馆及各色店铺，竟成市集，凡山人墨客及江湖杂技，皆托足其中”瑏瑡。晚清上海张园成为观光旅游、展览、购物，甚至公共集会之所。

(二)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特征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上的文化空间特征，国内学者众说纷纭。向云驹认为，文化空间往往具有综合性、周期性、神圣性、族群性、娱乐性等特点①。但总体来看，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是学者们公认的文化空间特征。②通过史料的爬梳钩沉，笔者认为，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大致具有公共性、周期性、娱乐性、地域性、文化性等特征。1.公共性。文化空间的公共性是指游憩主体不分贫富、贵贱、男女，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空间中以自己喜爱的方式活动。晚明时代的苏州虎丘中秋夜，“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③。清代中期的苏州玄妙观前广场，“五方群估丛萃”;杂耍卖艺者“各奏其技，以资谋食……贵贱相还，贫富相贸易，人物齐矣”。即使深处闺中的妇女也不甘寂寞，“妇女之容饰妖邪者，游人环集之，谓之打围”④。2.周期性。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上演文化事件，这是“非遗”文化空间的典型特征。苏州虎丘山塘、千人石，南京夫子庙前广场、杭州西湖、无锡惠山河塘等公共文化空间都是一年中重要节事活动的举办地，特别是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这种周期性也可以说是岁时性、季节性，它是农业文明的体现。张瀚的《松窗梦语》云:“杭俗春秋展墓，以两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胜，故清明、霜降二候，必拜奠墓下……且二时和煦清肃，独可人意。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⑤南京夫子庙前广场，每当新年“医卜星相之属纷列于道。弹者、唱者、舞者、跳者以及鱼龙曼衍”⑥。端午节龙舟竞渡一般固定在传统文化空间中进行，比如秦淮河、虎丘山塘等水体类文化空间。张岱说:秦淮河房“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舟中鏾钹星铙，燕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⑦。在苏州，“每岁竞渡市”，“杂耍之技，来自江北，以软硬工夫、十锦戏法、象声、间壁戏、小曲、连相、灯下跳狮、烟火等艺擅长”⑧。中秋节也是江南民众最为重视的节日，虎丘“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⑨。3.娱乐性。江南文化空间中的民众休闲活动体现出极强的娱乐性，形成民众普遍认同的文化娱乐方式，数百年不易，且深入骨髓。正如叶权所言，“大家坟墓俱在两山，四方宾旅渴想湖景，若禁其游玩，则小民生计绝矣。且其风俗华丽，已入骨髓，虽无西湖，不能遽变”。瑏瑠这种全民狂欢性活动也多发生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中。“吴门竞渡，盛于山塘，土人于四月梢，即起龙舟开演……至端阳前后十余日，观者倾城，万船云集。远郡士女，结伴纷来，鬓影衣香，雾迷七里”瑏瑡。至夏日，则“游闲子弟争携画舫，载酒肴，招佳丽，呼朋引类，舣棹于胥江万年桥谾或虎阜十字洋边……佳人雪藕，公子调冰，随意留连，作牙牌、叶格、马吊诸戏，谓之斗牌，或习清唱……或即凉亭水榭，招盲女琵琶，弹唱新声绮调。更有游士滑稽，演说稗官野史，杂以科为河上大观，水鸭、水鼠、满天星、遍地锦、金琖、银台、赛月明、风车、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凭红板桥阑，望东水关及月牙池前，灯影烛天，爆声溅水，升平景象，图绘难橅”②。杭州西湖历来是各阶层民众休闲娱乐之地，汪汝谦谓:“大抵游观者，朝则六桥看花，午余理棹湖心亭，投壶蹴踘，对奕弹琴，象板银筝，笙歌盈耳。”③4.地域性。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晚明文学家张岱长期寓居杭州，在其晚年的记述中往往会将本地域的休闲活动和文化表现与其他地域相比较，从而突出其所描绘对象的特征。西湖香市，赶庙会者“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④虎丘千人石竞歌，袁宏道、张岱都曾对其极尽夸张性的描绘。虎丘八月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让人更为惊异的是，千百人同唱一首歌，其场面之宏大，令人瞠目。“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席席征歌，人人献技”⑤。“使非苏州，焉讨识者”，在张岱看来，这样颇具地域特色的节日文化，也只有苏州才有可能存在。即使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江南人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中的表现也让外来者不可思议。“吴俗，清明前后出祭祖先坟墓，俗称上坟。大家男女，炫服靓妆，楼船宴饮，合队而出，笑语喧哗……趋芳树，择园囿，游庵堂、寺院及旧家亭榭，列座尽醉，杯盘酬劝。踏青拾翠，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以尽一日之欢”⑥。所谓墓祭，某种程度上是吴越之民借此游览这些公共文化空间的一次机会，“哀往而乐回”是其生动写照。正如谢肇淛所言，“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舄履相错，日暮，墦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⑦。南北方的清明节俗有较大差异，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色彩。除了上述主要特征之外，江南都市文化空间还具有文化性、服务性等内涵。这些内涵在上述特征的表述中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此处不赘。

二、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休闲服务功能

(一)歌舞竞技

从休闲文化生产者角度而言，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是雅俗文化共有的表演场所。比如中秋节苏州虎丘千人石竞歌。万历以降，著名作家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文学家张岱都不约而同地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布席之初，讴者百千，分曹部署，竞以新艳相角，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清声亮彻，听者魂销”。⑧千人石歌咏比赛已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必看的节目和成为苏州府城的一个文化符号和地域品牌，引起无数文人墨客的赞叹。“中秋千人石，听歌细如发”①。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歌舞表演更多地表现为江湖艺人的演艺展示场域，体现出明显的世俗化色彩。南京夫子庙贡院广场，“值晴明日，百戏具陈，如解马、奇虫透飞、梯打筋斗、吐火吞刀、挂跟旋腹、三棒鼓、十不闲、投狭相声、鼻吹口歌、陶真撮弄”②。苏州虎丘山塘河也是民间艺人的歌舞演出的主要基地。“习清唱为避暑计者，白堤青舫，争相斗曲，夜以继日，谓之曲局。或招盲女瞽男弹唱新声绮调，明目男子演说古今小说，谓之说书”③。文学家往往以夸张的笔调描绘其所见所闻，但也可从中体会出江南城市中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休闲游憩活动之盛。杭州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④

(二)休闲娱乐

从休闲游憩者的主体角度而言，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也是市民休闲游憩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休闲娱乐的必要条件。崇祯《吴县志》载“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则山水园亭，多于他郡”⑤。这些“山水园亭”就成为市民们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夏日江南水体型文化空间在居民的休闲生活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在苏州，“豪民富贾，竞买灯舫，至虎丘山浜，各占柳阴深处，浮瓜沉李，赌酒征歌。腻客逍遥，名姝谈笑，雾縠冰纨，争妍斗艳……酒炙纷陈，管弦竞奏，往往通夕而罢”⑥。在秦淮，“当夫序届天中，日逢竹醉，游船数百，震荡波心，清曲南词，十番锣鼓，腾腾如沸，各奏尔能。薄暮须臾，烛龙炫耀，帘幕毕钩，倩妆倚栏，声光乱乱”⑦。

(三)旅游服务

民间贸易集市某种程度上也是“非遗”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在明清江南，无论是庙会型，还是城市广场型、私家园林型，甚至城市内河、湖泊等水体型文化空间，往往都成为旅游服务、旅游商品的销售场所。清明时节的西湖苏堤上，“买卖赶趁，香茶细果，酒中所须。而彩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儿曹者，在在成市”⑧。另一处规模更大的休闲消费市场则是西湖香市，其宗教朝圣意义似乎被休闲娱乐、商品贸易的噪杂声所掩盖。张岱说:“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⑨晚明以来，宗教世俗化色彩越来越浓，宗教僧侣在这种庙会型公共文化空间中积极参与旅游服务活动。清梁绍壬记载:“西湖昭庆寺山门前，两廊设市卖木鱼、花篮、耍货、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妇女填集如云。”瑏瑠广场型文化空间在传统节日中所售之物也多是日用消费品和娱乐之物。比如苏州玄妙观前广场，“更有地铃、丝鹞、太平箫、西洋镜诸玩具，以玻璃瓶盛朱鱼，转侧其影，大小俄变……以悦儿童”①。江南水乡，水体型文化空间在特定时节也往往成为娱乐消费市场。“虎丘游船，有市有会。清明、七月半、十月朝为三节会，春为牡丹市，秋为木犀市，夏为乘凉市”②。

(四)节日庆典

周期性地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举行盛大仪式庆典，是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特征。明清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往往也是周期性地举行传统节事活动的集散地。陈建勤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几大传统节日为考察对象，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广泛存在于江南社会中的节令游俗。③陈建军则将笔墨集中于苏州山塘河街中一年四季所举行的重大节庆活动④，说明江南都市节庆活动的丰富多彩。这些节日周期性地发生于江南都市中的公共文化空间中———虎丘山塘、西湖、秦淮、惠山河塘、嘉兴南湖，以及苏州玄妙观广场、江南各市城隍庙、杭州昭庆寺等地。以虎丘山塘为例，据陈建军的研究，明清苏州山塘河街最主要的节日活动分“官方”和“民间”两大类。官方节庆有“三节会”“百花生日”“山塘竞渡”;民间节会主要有“灯会”“庙会”“花市”和商贾集市等。所谓“三节会”，实际上是在本地官府主持下年年都要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时间在每年的清明、农历七月半和十月初一，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定制的官方仪式。“吴郡无祀厉坛在虎邱山前，附郭三邑统祭于此。清明赛会最盛，十乡城内外土谷神咸集，游人群聚山塘，名三节会，谓清明、中元、十月朔三节也”。三节会期间，“家窥则朱栏綺席，水览则白舫青帘。观者填溢衢巷，臂倚肩凭，袂云汗雨，不可胜计，是名看会”⑤。此外，笔者查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一书发现，仅苏州一城，一年四季与节事有关的活动就有“放烟火”“闹元宵”“灯节”“百花生日”“观音山香市”“山塘清明节会”“虎阜花市”“山塘竞渡”“元都醮会”“七月半中元节”“山塘桂花节”“盂兰盆会”“十月朝”等，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而这些节事活动无疑都是所在城市文化空间的重头戏。

(五)文化生产

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文化性还表现在它是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文化的空间。晚明时代的夫子庙秦淮河房，“曲中狎客有张卯官笛，张魁官箫，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宋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⑥。在康熙时代的杭州西湖，一些女中精英往往将游湖与创造性的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清初杭州的“蕉园七子”，就是显例。“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鬚蝉縠，以相夸耀。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⑦。此外，历代文人墨客都为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留下了无数的名篇佳什，成为所在城市文化空间的文化资本。因为这些文化空间往往是文人雅士送往迎来的重要场所，这就为其文学艺术创作提供难得的素材。万历十年，屠隆赴京述职，路经苏州，夜游虎丘，苏城士大夫为其置酒饯行，“主公布席千人座，飞觥促膝，联韵赋诗，邑士民千人环而视之如城比”①。文人士大夫对这些“有意味”的空间或书之于游记，或行之于歌咏。景因文传，境缘人胜。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49－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整体论思想，不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视为一个综合的整体，而且提出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要求缔约国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促进对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进行保护的教育。”《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政府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表现和传播的环境。”刘魁立先生则提出“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原则。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在整体上进行关注和保护。”并指出这一整体性原则包括：“既要保护文化事象本身，也要保护它的生命之源；既要重视文化的‘过去时’形态，也要关注它的‘现时’形态和发展；既要重视文化的价值观及其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又要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利益诉求；还要尊重文化共享者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等。这是做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抢救工作的重要保证。”“刘先生的观点高屋建瓴，全面概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各个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此后，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步推进，整体性保护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有关这一理念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具体所指仍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和阐释，下文试详论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次巨大飞跃，是对过去只局限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修正与补充。后出转精，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自然地吸收了先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所有经验。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积极借鉴学术研究和人类遗产保护实践经验的结果，既吸收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又大量继承了人类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整体性特征，吸收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整体论”思想，并借鉴人类此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应该是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具体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首先是对一个个具体文化表现形式的完整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特性则是活态流变性，它本质上是条流动的文化“河”，是过去的记忆、现在的实录和未来的表征，反映的是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像保护物质类文化遗产那样简单的采取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收藏、记录式保护，不能将文化传统固定在既有时态上，割裂它的发展和流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化石化”，而应该既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变迁，又关注其现时状态，同时还着眼于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从时间向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历史内涵、现时状态和未来发展的全面把握。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广大民众积蕴已久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观念，通常表现为一种过程或活动，由多道工序或多种形式共同构成，这就决定了其内涵的丰富和构成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审慎地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多重维度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完整保护。以“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的皮影艺术的保护为例，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内容上包括皮影的制作工艺、皮影戏的演出道具、演出剧本、音乐的伴奏、演员的表演艺术(包括演唱和操作皮影技艺)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等多个组成部分，割舍任何一部分都会直接影响皮影艺术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们对皮影艺术的保护也应是既从时间上关注其演变规律与文化内涵，又从结构上对其制作、演出的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护。

对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完整保护是我们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础，这对于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有意义。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已经公布了两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建立保护名录只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就需要对进入名录体系的一个个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有效保护，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具体项目进行具体分析，既重视其时间向度上的历史内涵和演变规律，又关注其空间维度上各个方面、各道工序互相配合的复杂性，既不割裂其发展和流变，也不人为将其复杂存在过程简单化和平面化。唯有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细胞保护完整，我们才谈得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庞大肌体的良好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是对彼此关联的多种遗产类型的完整保护

刘魁立先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发生和构成中的混元性、现实存在的共生性以及和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多种文化表现形式常常混融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而且还常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舞蹈既离不开音乐的伴奏，又大多与特定的民俗、礼仪相关；很多民歌同时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知识、民间传说等内容的表现；传统手工技艺表现的题材也许正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少林武术一直依存于嵩山少林寺的建筑和自然环境；梁祝传说也伴随着梁祝冢、梁祝读书台、梁祝井等一系列物质遗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法而在保护中同样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分割进行单独保护，而应该充分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对之实施共同保护。如此既可以避免单独保护导致的人为割裂或重复工作，也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达到完整保护的效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优秀文化整体的全局保护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是各民族精神、情感和智慧的结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保护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守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作为一项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名录的设立对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升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和自豪感都起 面，整体性保护理念可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整体的思维和方法，可以有效帮助我们避免狭隘的目光而获得宽广的思路，从时间和空间的立体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立足全局，通盘考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保护和未来的发展做出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人类学家坚持用整体论思想来观察人类社会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对人类科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也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作为―个重要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思考和具体工作。也许我们可以将人类学家的自省反过来说：整体性保护理念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美好理想，但它仍然十分重要并且必要。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涉及内容广泛，然而绝不是面面俱到，仍要根据保护对象的主次不同和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反对单一、平面、孤立、机械的保护方式，强调综合、系统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的环境和人进行共同保护。这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件内容复杂、牵涉颇广的工程，然而这绝不等同于我们的保护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绝不是囊括宇宙，照临八方，涵盖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它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只是尽可能全面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考察，区分轻重缓急，从中找出最需保护的方面进行重点保护。我们要坚持一种主次分明的辩证整体观，唯有如此，我们才不至于茫然无从措手，而是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保护效果接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不是僵化保护，而是发展中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希望从时间向度上全面考察保护对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不是提倡重新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历史，更不主张全盘复古，一味将过去的奉为珍宝。我们珍爱传统节日，专家学者也不断呼吁要挖掘传统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必要将有史以来所有的传统与活动重新演练一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节日的很多习俗已逐渐丧失其功能意义，转而在符号意味和娱乐性上有所强化。由此，民俗学家提出传统节日要进行适应现代生活的继承与革新，要具有足够强的现代性；提议政府和民间可以创新过端午节的活动方式，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来激发人们对端午节以及过节的兴趣。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10

关键词：政府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活态的文化基因，不仅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也是人类共有的巨大财富，具有极其非凡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除此之外，其也具有极高的知识性、艺术性和技能性。新世纪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共同推动起来的，其核心是：利用国际平台，动员、协调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开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存在，为人类文化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中国作为最早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正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存在很多争论，其本质是保护重要还是开发重要的问题，理性分析一定是先有保护才会有开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是先开展有效的保护。对于此种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政府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坚持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特点是活态流变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更为重要。诚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社会存在，就要遵守一定规律，我们要介入“人”的力量对其进行积极保护和合理开发，使其能够不断地传承下去。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我国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并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在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主导作用。由政府主导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实客观要求。

首先，我国历代政府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第二、横向扫视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成功的国家。尽管各国的国情，文化背景不一样，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也不尽一致，但无论是日本、韩国的亚洲模式，还是意大利、法国、英国的欧洲模式，无一不都是采取政府主导的模式，而且实践证明，政府主导这是一条比较科学，比较有效的保护路径。

第三、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很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面临消亡的边缘，如果不及时加以抢救保护，这些民族瑰宝就很有可能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些文化遗产老百姓是保护不了的，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到。从保护层面讲，也是如此，只有政府建立相关法律，利用强大的公权力和影响力，统辖全局，将保护措施纳入政策规划，建立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没，并依靠强大的宣传机器，唤起人民对文化遗产的情怀，形成保护的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做到有效的抢救与保护。

第四，非物质文化保护是一项十分浩大，及其复杂长期的文化传承工程，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不是任何个人和民间团体所能承担，所能胜任。只能政府，才能驾驭这样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并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

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政府主导是理所当然地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是政府文化职能的具体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的职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完善的政策体系；建立完善的基金运作体系；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及宣传体系。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方面，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然而，我们也看到有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建设的进程滞后；保护机制尚待完善；抢救观念有待进一步廓清；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流失现象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严重滞后；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比较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权保护制度亟待建立等等方面；面对这些，我们要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且卓有成效，必须通过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模式，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方法与措施。

一、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可以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是进行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二、建立政府主导的管理机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也要继承、发扬和创新”。各级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在充分认识到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要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价值有清醒的认识，要有深远的战略眼光，树立“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理念，不能用牺牲民族文化资源的做法来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更不能竭泽而渔对文化资源进行无度的开发。要从“活”字上下功夫，让各级政府的文化职能部门组织基层组织民俗活动阵地，让文化绝活走出博物馆，走向火热生活，展现在大众和媒体面前。

三、加强宣传，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民共识；人民群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且常抓不懈的大事，这件大事应当成为全民的共识、全民的自觉行动。

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要成功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离不开精通专业理论且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们的指导，他们能从理论上对这项文化工程进行全面论析，形成一套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较完整的理论学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帮助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出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务求实效的工作方案。

五、加大政府投入，多渠道筹措保护资金；要全面实施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程，就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物质保证。所以，国家应设立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用于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采录、保护、教学、研究、传播、出版，以及资助培养传承人等。

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正式进入中文的语境历史不久，但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由来己久。正是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传承，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参考文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1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历史使命

我国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的资源大国，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地域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见证和载体。然而在经济强势和文化式微的宏观背景下，面对开放多元的生存环境，那些主要靠言传身教、心领神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某些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由于老艺人的离世而不断地消亡，乃至成为绝响。因此，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非遗的保护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区域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学校是一个教育、文化的中心，每个学校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它不仅是某一特定精神文化的品牌标志，而且还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努力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构建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是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和迫切要求。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教育服务社会的优势所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载体。教育作为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平台，在教育教学中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是势所必然。2002年10月，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进入中国教育体系。各地教育以服务地方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办学的宗旨，在这个新课题上也是当仁不让。高校汇集了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造发展的主体。高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可以为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专业指导。高校还具有科研创新的优势，能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理论研究工作和教育实践，调动学校内部各方面力量，争取地方各界支持，举办学术研讨会，设立研究机构，展示研究成果，为非遗教育传承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保证。高校在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传承活动中，有相对于其他社会力量更加突出的优势。而几年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深化，不仅仅是高校教育的普及，而从小对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势在必行。因此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在中学阶段开展非物文化教育。这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使命，是教育服务社会的具体表现。也是重大优势所在。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提高教育精神文明质量的重要举措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的见证，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精神的瑰宝，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教育审美价值。它的历史文化价值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是不同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积淀，反映着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变迁，是现代和传统对接的见证；它的教育审美价值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工艺技能、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能够熏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质。因此，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工作，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形成正确的核心价值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格修养和审美理想，激发奋斗向上的追求精神，锻造真诚和谐的人格魅力；有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激励创新意识，提高实践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增强可持续发展力，让学生理解“真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含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提高教育精神文明质量的重要举措。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国家工程。校园传承关键在于学生，学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及传承人。

校园传承能扭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链条濒临断裂的局面，能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到一剂良方，在学校中进行发展性传承，就是在保护其基因和文化生态的同时，树立发展性思维，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兼收并蓄和开放包容。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各种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教学，探索寻找出行之有效的教学传承模式，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通过学校的课堂行为让更多的人感知、熟悉、传习非遗文化；通过在学校的交流、展示及传承，培育传承机制，培养后继传人；通过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最终形成全民学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和氛围。以此为契机，对于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并将文化在校园内不断的传承，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教育传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关于非物质的遗产的教育传承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2]中国艺术研究院著：《中国非物质文化普查手册》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1

[3]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2006.10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160-02

一、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

扬州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名录共有153项（第一批市级名录有104项，第二批市级名录有49项），其中扬剧、扬州评话、扬州弹词、扬州清曲、广陵琴派、高邮民歌、扬州剪纸、扬州玉雕、杖头木偶戏、雕版印刷技艺、扬派盆景技艺、富春茶点制作技艺、扬州毛笔制作技艺、扬州漆器髹饰技艺、富春茶点制作技艺等15项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傩舞（跳娘娘）、隋炀帝传说、露筋娘娘传说、竹西谜语、扬州道情、扬州牙刻、江都漆画、扬州装裱技艺、朴席制作技艺、三和四美酱菜制作技艺、扬州炒饭制作技艺、宝应捶藕和鹅毛雪片制作技艺、界首茶干制作技艺、扬州民歌、扬州竹刻、扬州园林营造技艺、扬州通草花制作技艺、扬州“三把刀”、扬州灯彩、扬州刺绣、扬州绒花制作技艺、江都传统金银饰品工艺、邵伯锣鼓小牌子等 23项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民间艺术，如扬剧、扬州清曲、扬州评话、扬州杖头木偶、扬州弹词、广陵派古琴艺术、扬派盆景艺术、扬州雕版印刷技术等；第二类为民间工艺，如扬州玉雕、扬州漆器髹饰技艺、扬州剪纸、扬州通草花、扬州刺绣、扬州灯彩、扬州绒花制作技艺、江都传统金银饰品工艺、扬州装裱技艺、朴席制作技艺等；第三类为民间习术，如扬州“三把刀”（餐饮、沐浴、美容美发技艺）、富春茶点制作技艺、宝应捶藕和鹅毛雪片制作技艺、界首茶干制作技艺等。此外，扬州市还有许多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地方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一些正在普查整理，进行申报的前期准备工作，如扬州八刻、谢馥春香粉制作技艺、大麒麟阁茶点制作技艺、扬州酱菜等等。

二、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发扬面临的困境

1.保护意识不强。政府不能真正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没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申报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不知道“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缺乏保护的紧迫感。

2.法规建设滞后。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和目标。2006年《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出台。在扬州市，除了2004年制定的《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方案》以及2007年制定的《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外，其他相关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

3.保护经费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也是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查阅许多历史、地理、人文等方面的书籍，同时需要购买一些先进的器材（如音像器材、录音、鉴别设备、数据库设备等），各项调查、考证、申报、管理、展示、保护工作，在用人、用车、用料等具体工作上耗资大、耗时长，若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很容易给工作造成被动。目前，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心每年的活动经费仅靠省文化厅下拨的几万元，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费用也只是由各自所属的企业或行业协会承担，市财政至今无专项经费支持部级及省级名录中的项目。

4.宣传力度不够。缺乏展示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阔平台，没有充分运用新闻媒体和各种宣传手段，广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没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爱护并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氛围。如在“4・18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的开幕和闭幕晚会鲜有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表演和展示；中国扬州网、扬州文化网等对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也不够全面。

5.传承工作不力。从传承人培养的角度看，我市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无人，如扬州通草花制作技艺仅存两位老艺人，扬州琉璃灯制作技艺仅剩一位非工艺系统的家传艺人，这些技艺随时面临人亡艺绝的局面。

三、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发扬可持续发展途径

1.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全盘考虑。要科学确立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和方针，制定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远景规划，细化每年的各项工作任务，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使之有效地指导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建立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机构，建设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才队伍。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

继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传承人物，充分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遗产及其传承人物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民间艺人档案，建设和完善多媒体平台和数据库，建立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体系，实行分级保护。

2.及时保护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政府扶持引导，公众广泛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机制，实施扬州市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对具有重大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扬州特色鲜明、又处于濒危状态的项目进行抢救性保护。广泛征集珍贵、濒临灭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和资料，组织力量编辑出版《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详解》，有计划地出版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分类和所需环境，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点的建设。

3.营造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环境。整合扬州文艺、曲艺和工艺等网络资源，建立扬州非物质文化网站。运用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大幅标语、墙报等多种形式，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任务和作用，凝聚社会共识，吸引广大群众参与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重视、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浓厚氛围。建立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扩大公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通过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展览等方式，鼓励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营造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氛围。

4.走非物质文化产业化之路。河北蔚县剪纸近年来已在当地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众多，收入可观，且较好传承了蔚县剪纸的风貌和特征，已形成了保护与产业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1]。扬州环古运河一带，可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产业开发区，引进传统工艺美术的制作、展示、销售，开发民俗文化等旅游项目和富有特色及收藏价值的旅游文化纪念品；在古邗沟遗址、康熙朝修的邵伯运河大堤、瓜洲古渡等地，开发大运河沿线文化旅游观光带；继续推动扬州的剪纸、漆艺、玉雕、“三把刀”、雕版印刷等走产业化之路。

5.其他措施。（1）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我们知道教育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作为兴国之本的教育，同样也是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教育的本质就是文化传承，而学校是这种文化传递和延续的最主要场所和方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学校教育是全民参与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2]。国务院办公厅在《意见》中明确规定：“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展教学活动。”为使扬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长久地得到保护，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应在中小学校增设诸如扬州剪纸、扬州刺绣、扬剧、扬州清曲等教学内容，在高校、职业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历史专业等开设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2）通过各类活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开展“周周看扬剧”、“扬州非遗大讲堂”等活动。尝试以“文化遗产日”以及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举办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演出、论坛等活动。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鼓励带徒传艺，举办相关传习活动，拉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3）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本 [3]。因此，要不断提高传承人的物质待遇，改善其工作环境，鼓励“师带徒”，传授技艺；继续强化大师级人物的培养，形成扬州非物质文化“大师团队”；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和传承单位，要给予奖励；整合扬州职业院校教育资源，充实在扬高校非物质文化教育师资力量，广泛培养文化传承人；积极申报省级、部级文化传承人，确保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薪火相传。（4）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目前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都设立了专门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扬州要充分发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和科研优势，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