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研究论文篇1

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在以下情况下恢复早先的政策：（a）如果他们认定发达国家的贸易干涉是一种变像的“使邻国沦为乞丐”的方式从而使财富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b）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些理论上的发展为他们本身进行干预提供了根据。科鲁格曼将贸易理论的发展通俗地解释为“新贸易理论”是因为新模型为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国家利益提供了可能。

以竞争模式为基础的标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鼓吹贸易政策能动主义只是将其作为纠正扭曲的一种手段。扭曲源自国际贸易或直接与国际贸易有关。这种贸易扭曲既可以是内生性的也可以是政策所致。内生性的贸易扭曲是与整个经济相关的，在贸易活动中它是由于市场不利因素造成的。例如，出口的外部因素不完全适合于出口商时，出动就可能不会发生。在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国家和产品的质量信誉，在外国市场上摸索经营的方法和在外国市场上寻求商品和服务渠道时会面临这些外部因素。出动也可能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而中止。这可能是因为出动因其最终的债务方是外国实体或者风险与货币的波动有关或者与在外国市场的经营有关而本身具有内在的风险。也还会出现一些其它形式的内生性贸易扭曲现象，例如，当被动接受价格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市场力量时，或者，当递增的规模收益导致产生一条非凸状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时，就会出现内生性贸易扭曲现象。

当贸易干预自身导致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时，政策所致的贸易扭曲就产生了。这种扭曲在国际贸易中是十分普遍的，例如，源于进口保护、外汇管制和出口征税等的扭曲共同形成了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进口的作用。当政策制定者不能或不愿纠正这种扭曲现象时就只有政府干预才能纠正这一偏差，并以对进出口都公正的有效汇率为特征对出口和进口替代具有相同激励作用的中性策略来消除以上偏差。这样将可以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并改善经济福利。

但新的贸易理论提供了即使没有扭曲的情况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仍能改善福利的例子。考虑到这一理论内涵的重要性，本文评论了新贸易理论的观点，并在理论和实际经验的基础上，评估了它们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相关性。

2.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提出了贸易干预的两个论点——利润转移论（或称战略性贸易论点）和外部因素论。利润转移论是以许多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寡头垄断竞争的观念为基础的。在一些文献中引用的这些市场的例子有诸如半导体、航空和生物科技产品等高技术产品市场。由于垄断竞争的主要特征就是产品的价格高于生产的边际成本，进口这一类产品的国家要向出口公司支付租金。这一情况为政府的干预提供了可能，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公司的决策把生产和有关的租金转移给国内的公司从而增加国民福利。

外部因素论认为，一些可以产生积极的外部因素的行业和公司也无法发挥它们的最佳社会效应；因此，有赖于政府的有效促进。而这一观点一直被作为政府进行干预和提供保护的根据。

以上观点认为，这些行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因此，必须是政府支持的对象。但实际上，这是非常少见的。

通过国际谈判（如乌拉奎回合）以保护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措施，实行惯例贸易，而研究与开发在这种保护中具有不适应性，对此，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此外，利用贸易工具如出口补贴来改变外部因素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外部因素是国内的扭曲，要求使用国内的工具加以解决。有关贸易扭曲的经济文献明确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最佳的政策干预就是研究与开发或生产贴补。只有当外部因素产生于出动本身而不是从生产时出口补贴才有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因素就与贸易相关，需要通过贸易手段来解决。在新贸易论的文献中融人了外部因素就反映了普遍性的行业与贸易政策概念的混乱。因此，下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重点放在唯一与贸易政策相关的利润转移论上。

a.利润转移论

有三种关于利益转移论的不同形式。在最简单的形式中，该论点主张使用关税来抽取国外的垄断企业在潜在的进入市场中可能享有的租金。如不存在这种潜在的进入关税只会扩大国内外产品价格的差异，并使福利恶化。对国内公司潜在的进入市场的威胁限制了外国公司的定价反应并促使他们通过一定程度上吸收关税来阻止这种进入。只要关税被吸收，即使是部分被吸收，那么，价格的上涨就将低于关税，因此，关税收入就能远远补偿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在特例中，当国外企业吸收了全部关税时，租金就将在无任何额外扭曲的情况下被抽取掉。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和进口商通过进口税行使垄断力是一致的。这一点在商业政策文献中已得到充分的阐述和分析。然而，它们又有本质的区别——正如在最优关税论中所论述的那样，租金抽取论不要求一个国家是传统意义上的能影响贸易条件的“大”国；即使一个小国在国内市场上存在寡头垄断供应商时也可以利用进口税来增加国民福利，这是在最优关税例中不可能有的结果。

利润转移论的第二种形式是，对在第三市场上与一个国外对手进行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国内企业提供贴补。第三市场的假设使得国民收益的讨论仅限于生产者剩余。根据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的实质，由两家厂商互相作用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均衡产出水平，虽然就两家总体情况而言是最优的，但就某一国而言却是次优的。因此，贴补通过降低国内企业的边际成本而增加了国家的福利，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作用曲线。这就使企业占有更大的外国市场份额，也增加了国内的利润，降低了外国的利润。扣除补贴后的国民福利随着利润的增加而增加，补贴本身只是一种转移支付。这一观点的关键是，补贴使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采取更富于进取性的策略，由此迫使国外竞争对手做相应的改变以适应这一情况。

这一分析在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具体内容中可以得到逐步理解。正如迪尔多夫和斯特恩所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扭曲现象。任何一个企业都认识到通过扩大出口所得利益会比事实上的少。”这导致了个体与社会边际收益曲线的差异。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个体的边际收益曲线在社会边际收益曲线之下，因而由个体边际收益曲线和个体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所确定的出口贸易额是次优的，所以，有必要扩大出口。这类差异产生于不现实的双寡头垄断假设，其中每一个公司都预期另一公司的产出与本公司的产出是不相关的，而实际上模型表明两者之间是负相关的。缺少国外生产者反响的信息是实际的扭曲。这也要求政府干预。但是，补贴尽管带来了效益却仍不是最好的办法。扭曲理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向国内生产者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坦诚地说，政府所能获得的信息比个人总要多些。

利润转移论的第三种形式就是新兴工业论的新扩展。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使得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国内厂商在规模上比国外生产者更具有优势，并使它能够在国内市场和未受保护的国外市场中增加市场份额，这样就把利润从国外转移到了国内公司中，从而以国外福利为代价增加了国内福利。

在新古典理论中，源自公司的规模经济就保护本身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种经济最终在公司的成熟期带来利润并可用来偿还公司成长期内为投资所借的贷款。但在科鲁格曼的例子中，规模经济是不能由厂商自身得以实现的，因为厂商受到它在国内市场份额大小的限制。在科鲁格曼的模型中，规模经济是静态的，随着厂商的产出规模在一既定的时点增加而产出平均成本下降。换句话说，也就是厂商在标准的V形平均成本曲线上向下倾斜的一段内营运。

科鲁格曼的静态规模经济模型作为一个独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是具有新意的，因为总是动态的规模经济是以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和外部因素为基础的正统的幼稚工业保护论的核心。在这种动态经济中，平均成本随着产出增加时期的延长而降低。这里时间是关键，因为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有所认识。但是，动态经济学可能确实是依赖于静态经济学的。举例来说吧，当认识不仅是时间，而且也是市场规模的函数时，可能随着累计产出的增加（这段时间的总产出）而提高，静态规模经济自身就不是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基础了。但在论证这种静态规模经济学是保护论的基础时，科鲁格曼把进口替代从国内扩大到国外，这样就把暂时的进口保护转换成了一种促进出口的机制。科鲁格曼观点的关键是已假定国内市场足够大，能有利于假定的规模经济的实现。

科敦指出，双寡头垄断时假设关于进口保护可促进出口的假设并不重要。他引用伯塞尔和斯纳普的研究表明，当存在以递增的规模收益率为特征的国内垄断者，他们接受世界价格（假定为小国），则关税使歧视性垄断成为可能使国内价格上升而国外价格下降从而促进出口（尽管这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最优）。

这样，尽管一些有关利润转移的观点出自传统的贸易理论，但利润转移论的确为政府干预提供了至少两条依据。一种是为布兰德和斯宾塞的租金提取说为小国在其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国外寡头垄断供应商时，利用进口关税改善国民福利提供了依据；第二种是科鲁格曼以进口保护来促进出口的论点，提出了静态的规模经济对于幼稚工业保护说是一种独立的根据，但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所有的利润转移说都遭到了激烈的批评。

b.对利润转移说的批判

利润转移说在经济和政治经济学方面遭到相同程度的批判。经济方面的批判集中于模型对于竞争行为和公司数量，寡头垄断公司宣称赚取超额利润的数量，分析的部分均衡特性，对扭曲识别和对工具选用假设的敏感性。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批判集中在鉴于国外可能的报复，无效的政府干预，特殊集团利用了政策，道德公害问题及可能有害的再分配效应而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方面。

（i）经济方面的批判

对竞争行为假设的敏感性，依顿和格罗斯曼简明扼要地证明了这种模式的脆弱性。他们证明得出这些结果的关键取决于“库尔诺特”关于每个厂商都把其它厂商的产出看作是既定的并因此选择它们自身的最佳产出水平的假设。若转换成伯特兰战略，则战略的变量是价格而不是产出，通过使出口税成为最优战略能改变此种政策的结果；反之，如果双寡头垄断者致力于不变的可推测量，而且每一厂商的可推测变量与其竞争对手的实际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转移到国内公司或利润转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贸易政策成了一种最优政策。

为了捍卫其论点，斯宾塞提出，厂商间的竞争发生在三个阶段——研究开发阶段、生产阶段和营销阶段，只是在最后一个阶段，方可有价格的竞争。所以，对依顿和格罗斯曼的批判也只适应于最后一个阶段。在最初的两个阶段是数量上的竞争，因此属于库尔诺特型。然而斯宾塞认为，仍可把早期阶段作为目标，但是考虑到外部争论，正如前面就外部因素问题所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如果政策是针对早期阶段的，那么，建议的只是产业政策，因为，所要求的手段是国内的工具，所以，不可能存在激进的贸易政策。

对产商数量的敏感性，狄克塞特考虑了一个更一般的双寡头垄断的情况，但这是一个涉及国内市场并因而涉及与消费者剩余关系的情况。他表明只是在厂商数目不是“太大”时，才把出口补贴作为一项政策建议。但随着国内厂商数目的增加，出口补贴的最优政策实际上会颠倒过来。这是由于国内厂商间的竞争导致了消极的金钱因素，因为每个国内厂商都考虑本身的行为对其它国内竞争者的利润所产生的影响。这将减少它们共同带给这个国家的全球性租金份额。当有足够的厂商数目时，为了税收的消极外部动机会超过为了贴补的利润转移动机。

正如霍斯特曼和马克森所提出的那样，即使出口贴补扩大了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设想的增加租金仍可能不会实现。这是因为出口贴补导致进入市场的低效从而减少了厂商的产量，使公司的平均成本曲线向上而不是向下移动，使租金也趋向于零。因此贴补收不回，生产者的超额收益率也极不可靠，国民福利也比自由贸易条件下低得多。

依顿和格罗斯曼也表示，当厂商行为具有始终如一的猜测性特征但又有不止一个国内厂商时，出口税将通常是最优的。一致的猜测性消除了利润转移的可能性，这样，剩下的可发挥作用的因素就只有国内厂商在第三市场上的竞争了，如上所述，这又会导致消极的金钱外部因素。福利最优化策略需要使用出口税来限制出口和更充分地在贸易方面利用国内垄断力量——这是古老的最优关税论的复活。

关于超额利润的大小：格罗斯曼总是就寡头垄断公司可赚取的超额利润和租金的大小提出疑问。他指出，如果利润不大，那么，作为增加国民财富的一种方法的利润转移的整个范围将被大大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只可能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

关于局部均衡的分析：当经济干预保护理论在局部均衡内容的分析中得到扩展时，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结果可有根本的不同。促进出口论是以在本来是富有竞争性的经济中只存在一个寡头垄断国内行业的模式为基础的。当这个行业得到补贴时，它的扩展是因为其它用途中抽出资源所以没有租金的损失。但在一般均衡情况中，一些厂商令传统脱离厂商的行列，国内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将抬高它们的市场价格并以价格挫败国内的竞争对手，这与著名的“荷兰病”范例的配置效应十分类似。而且，如果有数个国内寡头垄断者从一个行业可获得抽取租金的利益，这是其他行业租金的损失所造成的。这些将抵消来自出口补贴的国民福利增益。

事实上，狄克塞特和格罗斯曼已表示，当所有的出口行业处于均衡时（如面临相似的出口市场条件，拥有同样的生产技术，面对相类似的国外竞争程度），则当任何一个或多个部门是津贴的目标时，损失明显地会超过收益，因此自由贸易是最优的政策。当行业处于不均衡状态时，国民福利中会产生净收益，这取决于在国内工业扩展时每单位稀缺资源的消耗所得到的超额利润有多少转移到了国内工业上。反过来，这又取决于国内外的生产技术、他们产品的替代程度、出口市场上的价格需求反应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实质。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选择目标工业的大量信息要求，而从实践上来看又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忽略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和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关变化，将会严重曲解这种模型。

关于市场失败的辨别和工具的选择：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要证明贸易干预是合理的就很困难。因为这些都是厂商的内部因素，会产生什么厂商的利用规模经济的动力与最佳社会目标不一致的问题。这只是与前面所述的利润转移理论中的第二和第三种形式相关。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利润转移的形式中较小的市场份额阻碍了规模经济的实现。但市场份额的大小与第二种形式的模式是不相关的，不能达到规模经济的原因在于得不到准确的信息而导致了市场失败。这是因为库尔诺特的纯理论性和不现实性使人们放弃了正确的预测。但是，这样并没有给促进出口的策略提供依据。首选的最好政策，以消费者福利表示的最小成本达到既定目标的政策，不是贸易政策而是直接针对国内扭曲的国内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公开地提供市场信息。

在利润转移论的第一种形式即租金抽取中，利用关税的贸易政策措施并不是最好的政策，因为，关税扩大了国内消费者价格和国外生产者边际成本之间的差距。最好政策是对国外寡头垄断者征收的最适当的一次性总付税款和对国内消费者相等补贴的结合。这种两面兼顾的政策实际上保证了高效率的竞争结果，又没给社会增加任何负担，因为，对消费者的补贴完全能从向外国寡头垄断者征收的税收中获得。

（ii）政治经济学批判

外国的报复行为：当我们从政治经济方面考虑时，利润转移的政策问题变复杂了。旨在通过让国内厂商获得超额收益或支持国内工业来增加国民福利的政策会引起外国的报复。这会使两国都处于比自由、不受干预贸易条件下还要糟糕的境地，这种结果是不利的。

这种报复更可能发生于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中，那里与世界市场相关的规模经济被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假定为更具意义，因为，这些产业被普遍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高科技产业正如一国的疆土一样，经常被认为是一件保护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大事，正如制造业通常被认为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国计民生一样。姑且不论利润转移的相对优势是否存在，外国政府的干预通常被看作是从这块肥肉上捞取比合法市场体系保护下所得的份额更多的一种尝试。

实际上，对于可能因遭受惩戒性报复而被排除在外的小国而言，外国报复的风险更大。请注意，正如对最低关税论一样，新贸易理论并不意味着增加全球的福利而仅仅只是站在本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再分配。事实上，将从贸易中得到的收益从由市场决定的配置中转移出来，已经减少了全球福利。

无效的政府干预：况且，利润转移保护论要求政府进行干预。但正如巴格瓦弟所说，政府不能只是被动的贯彻福利最大化经济学家的思想，它应当是一个有其自身目的的自主行为者或是一个供游说者活动的市场。只要政府摆脱了温和及被动的态度，则政府干预使福利更糟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充满了误导的和过滥的政府干预的事例，况且，对任何政府信息方面的需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政府进行行业选择时的信息需求非常巨大。尤其是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将比私营部门更能选择“赢家”。

特殊利益集团左右的政策：政府干预论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团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当进行微观经济干预时，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小而有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随时准备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成本由大的分散的集团承担，他们不能获得有关政策的所有信息。结果，政策的干预总是过份和被误导。进行经济决策时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经济手段，必然会降低国家福利。

道德公害问题：况且，政府为了履行对一激进型政策的承诺对厂提供补贴时还存在着一个固有的道德公害问题。国内厂商会发现追求补贴被比主动行为有更高的收益，这样只能增加依赖性。这种追求补贴的做法属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因为，他们利用资源都没有直接生产出产品。

有害的再分配效应：另一个政治经济论点产生于帕累托的有效干预有不可避免的及可能有害的再分配效应一般主张。出口贴补将有助于把收入从社会其它方向转移给被保护行业的所有者和雇员。因为，受列出的鼓励的行业一般是高科技行业，这种收入的转移将或是表现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或是股东超乎寻常利润增加。与此相联的另一种一般性主张，是关于贴补的资金将如何筹集以及这种融资可能产生的扭曲效应问题。这些使得贴补的有效经济报酬率更难以实现，也更不确定。

上述批判严重地削弱了新贸易理论的效应并对它作为政策形成基础的有效性提出了疑问。这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都是有帮助的。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反对新贸易理论的政治经济论点产生了更大的效应。例如，特殊利益集团左右贸易政策的可能性与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关，这是因为：1）追求租金和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活动更为有害；2）政治机构更脆弱，因而更易于屈服于此种压力；机构安排比在发达国家更差。而且，在发展国家，政府干预的记录特别差。由于对任何依据新贸易理论实施贸易干预进行产业选择的政府来说，信息要求都是非常巨大的，因此，这一过程将是低效率的和有损国民福利。

然而，仍有人看到租金抽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有效，而且具有特殊的关系。因此，下面一节将要根据此种经济的共同特征分析新贸易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将上述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批评搁置一边。它表明，即使是这两种对新贸易理论的特别见解也与发展中国家无任何关系。

3.新贸易理论与发展中国家

作为新贸易理论基础的至关重要的市场与技术因素是否是确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并不清楚。这涉及到市场结构、经济规模、出口产品的技术特征问题。它也涉及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自由化所带来收益的程度以及源自竞争性的新古典模型针对贸易自由的政策处方是否为新的模型所改变了或加强了的问题。

a.市场结构

罗德里克提出：不完全竞争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较发达国家的更普遍。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文化因素与政府政策都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寡头垄断市场的形成。特别是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内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政策，抵制了国外竞争的压力。这些国家通过诸如进口配额之类的措施发展了国内的生产能力并朝着规模生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当某公司被某行业的高额利润和该行业的高速增长所吸引，想进人该产业时却又被许可证的限制所束缚。发展中国家还普遍缺乏反托拉斯的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措施。另外从计划经济大体情况来看，由于集中控制信息的需要，它的信息处理和向单个企业信息的限制也限制了各个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以使整个经济体系便于管理。

事实上，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规模收益递增与这种市场体制有因果关系。在汽车产业中一个有关规模经济大小的有趣例子经常被引用。根据发达国家的研究，普遍认为各型汽车的有效的年最低生产规模为20万—30万辆。但是，发展中国家平均年产规模只在20万辆左右。这说明了规模经济未被充分利用。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下列因素，如低资本密集度，低水平的生产技术，很低的研究开发费用和广告促销费用以及车型的较长流行时间。在一些高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固有的规模经济没有显示出它们在这些产业中的国家比较利益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实上，对这些产业国内资源成本计算的结果表明它们高于交换比率（即生产价值1美元的进口替代产品所使用的国内资源高于生产1美元价值进口品使用的国内资源）。此外，规模经济的发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具有低劳动成本的优势，因此倾向于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克鲁克在她对印度汽车工业的研究中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被她采访的制造业者认为没有任何规模经济可以发挥。

关于新贸易模型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市场是否仅仅具有垄断性，而在于寡头垄断的特征是否源于规模经济。毕竟，规模经济使垄断性公司在生产增长时显著地降低了平均成本。从而，他们获取了大量的全球性利润。在这个方面，从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证据很明显不能提供充分的佐证。

b.经济规模

由于多种原因，发展中国家小的市场规模使其战略性贸易政策成为不相关的因素。首先，小规模的国内市场阻碍了规模经济在国内市场的发挥，也使克鲁格曼的进口保护出口促进论与此无关。

其次，正如克鲁格曼所言，小规模降低了发展中国家政府作出战略决策的能力。这是因为小国家并不是典型的全球性产业的聚集地，通过战略决策获得其“租金”是新贸易理论的焦点。即使一些全球性的产业以一个小国为基地，由于其本身的小规模将削弱这个国家扮演一个可信的第一推动者的能力。

第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也易于招致外国的报复和蒙受更大的损失。尽管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将事实上使大国对之作出更多让步和大国对小国家基于同样理由报复的可能更小。但历史上有许多强者欺压弱者的例子。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的大国家就采用反倾销税来对付发展中小国，而最近这又被美国照搬作为其报复性贸易限制的威胁手段来解决美国与欧共体在公共采购政策方面的争端。这个例子强有力地说明白了大国有可能对小国进行惩罚性报复即杀鸡警猴，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报复对大国的利益影响甚小，更重要的是报复其他大国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任何报复对小国来说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他们狭小的市场规模使其对进入国外市场的要求十分强烈。

c.出口商品技术特征

发展中国家反映其比较利益的出口产品是典型的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很少遵循递增规模收益规律。而且，发展中国家不出口高技术产品，他们研究开发活动中溢出知识被战略性贸易理论引用为引起干预的重要原因。上表显示了1970—1989年世界高技术出口产品的份额分布情况。归为其他类的发展中国家在1988—1989年期间至多只占世界高技术出口产品份额的6％。既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利益不在高技术产业，则他们把全球利润转移给自身的范围就非常有限。

1970—1989年世界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分布

国家1970－7373－7676－7979－8282－8585－8787－89

经合组织95.5793.9391.5288.7986.8085.3083.64

新兴工业化

国家和地区1.302.283.184.066.057.568.76

其它2.693.364.435.235.986.146.27

克鲁格曼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特征与新贸易理论模型的要求不相符合。但是他认为：尽管初级产品的生产本身与规模递增效益并无直接影响，在诸如港口、仓库、运输设施等与初级产品出口相关的基础设施提供方面都能战略性地利用贸易政策。他指出，由于其它国家不实行积极的贸易政策，哪怕是一点点的投资津贴也会带来可观的比较利益。但是，是具备有效生产规模的出口基础设施的提供相对于一个小国来说太大，还是相对于这些产品的世界市场规模而言所导致的规模经济效益如此重要以致对本国出口决策产生着重要影响，对此，一直未有充分的证据。后者如果确实的话，将实际表明出口格局不是由产品的比较利益所决定的，而出口是由的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所决定的。而且，递增规模收益率最初来源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本质而不是取决于出口基础实施，这和高技术行业中资本成本和研究开发费用的关系类似。

d.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

贸易研究论文篇2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1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立足于金融业在混业经营上的趋同，而金融业借助于混业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经济增长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从区分上可以从金融的生产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来看，生产性效率简单来看就是企业从金融发展中可以获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则是指金融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些内在的关系为对外贸易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资本在企业生产中的运用来通过技术或者是生产要素高级化的实现来优化该国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方法。

我国金融的发展在促进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将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借助于整体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即可以在混业经营方式下多渠道地获得风险资金从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在生产转型过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发展中体现出的金融产品功能，可以帮企业以多样化方式来应付对外贸易经营中的风险，规避全球经济负面作用下的贸易风险，改善企业对外经营中的贸易环境，营造企业以技术运用为主体的贸易气氛，为企业进行改良式的贸易运作奠定基础；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合资生产，都会对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的相关产业产生激励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从另一方面来增加我国贸易商品的技术标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国贸易发展的新格局，为长远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利益获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贸易单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得企业在生产中获得放大性的效应，而且也为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业在扩大再生产中为了追求贸易利率而加大对资本的投入量，优化国家贸易结构创造基础；最后，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良性促进作用反过来又会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尤其在开放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两者在发展的过程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我国多年来贸易成果同样也为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结论

金融和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两个方面。对外贸易是积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保障层面。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要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产品和加工贸易上，还要在高速发展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上迎头赶上。以我国的金融发展为契机，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为方式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同时也要注意到金融发展不利方面，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与资本一样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要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关注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给对外贸易行业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地防御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为贸易结构优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杨德权，梁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国外研究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5（3）

贸易研究论文篇3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得到了很大发展。1982年，中国服务贸易额根据当时的统计只有43.4亿美元，而2004年上升到128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6.3%。1982年，中国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不足0.6%，居世界第34位；2004年，这一比重提高到2.8%，居世界第9位。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665亿美元，进口和出口的世界排名较2004年均提升了1位，分别位居第7和第8位。①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中规模最大的三个项目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范围，三项合计占收支总额的近4/5。

然而，从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表（表1）中我们不难看出，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额一直是逆差。虽然2004年中国贸易进出口额位居世界第3位，中国跻身世界贸易大国行列，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却出现了近97亿美元的逆差，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贸易出口总额9%的现有水平，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继续扩大，服务贸易收入744亿美元，相比2004年增长19%；服务贸易支出838亿美元，增长16%；由于旅游项目顺差扩大，服务贸易逆差自1999年以来首次下降，相比2004年下降3%为94亿美元。其中，运输逆差130亿美元，增长4%；保险服务逆差67亿美元，增长16%；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逆差52亿美元，增长21%；旅游顺差75亿美元，增长14%；其他商业服务顺差75亿美元，与2004年持平。②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改变了几年来一直迅猛增长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服务行业的竞争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服务贸易逆差项目的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仍然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项目，而顺差项目主要集中在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同时，与货物贸易相比，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2005年，服务贸易总规模增速较货物贸易低6个百分点。中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出口的比例为10.2:1，远高于世界平均4.2:1的水平，而美国这一比例为2.6:1。③因此，中国虽已成为了贸易大国但仍不是贸易强国。

表1中国近年来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993～2005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二、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和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各国认识到只有不断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中取得相对有利的位置。概括竞争力理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国际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竞争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因而各种国际贸易理论就构成国际竞争力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从比较优势理论到资源禀赋论再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等众多新的贸易理论，其共同特点是强调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的决定作用。特别是越来越突出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的决定作用。

（一）从波特理论看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考察要比商品贸易竞争力的考察复杂，因为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在研究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时除了有与商品贸易相似的因素外，员工素质、品牌的知名度、开展中介工作的能力及文化地域特色等“软”因素，逐步成为决定竞争力水平的主要条件。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波特教授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④，该理论突破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方法，对中国制定服务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服务贸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将国家和产业的竞争优势归结为四个关键要素（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相关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和两个辅助要素（政府与机遇）的相互配合与融合。

1.生产要素。在竞争力理论中的生产要素不是一般的要素禀赋，它特别强调要素的创造和提升，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尤其体现在服务要素的创造和提升上。发展服务贸易不仅需要一般的金融、法律、商务、旅游、运输等方面的专业人员，更需要透彻了解并能熟练运用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运输等业务的人才。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新兴服务贸易行业和知识型服务业所需要的外向型高级人才紧缺，培养机制不够完善。

2.需求要素。强调国内需求对国际竞争力形成的重要性。由于国内环境对产业竞争力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强调国家在决定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关键因素，从这一点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的作用应该是加强而不是削弱。服务的国内需求以及国内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这是其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有利条件。

3.相关产业。相关产业是指为主导产业提供投入的国内产业，其发达和完善程度关系着主导产业的产品成本、品质和信息交流，从而影响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由于服务业竞争力的增强对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服务的提供者大部分是第三产业的部门，尤其是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提供部门。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决定着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但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对改善服务贸易环境、提升国际竞争力也有影响。

4.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状态。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往往随一国的国情和产业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各种差异条件之间搭配而成的最佳组合便形成了国家竞争优势。国内竞争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所受压力大，技术改进与服务创新的要求迫切，有利于建立国际竞争优势。激烈的竞争及在竞争中相互学习可以提升服务产品的质量和服务工作的效率，以求得更大的盈利以及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中国的一些服务行业由于历史的体制原因具有垄断地位，因而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竞争力，如电信业等。

5.政府与机遇。当今社会，政府的作用日益重要。一国政府可以通过有关的政策选择，如制定经济管理制度、法律法规、金融投资和税收等政策来影响该国某些行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要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发展中国服务业，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机遇。中国应积极支持国内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企业“苦练内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进而不断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二）从竞争力指数看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⑤也称为贸易专业化系数(TSC)，是对国际竞争力分析时较常使用的测度指标之一，它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即TC指数＝（出口－进口）／（出口＋进口）。该指标作为一个与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剔除了经济膨胀、通货膨胀等宏观方面波动的影响，即无论进出口的绝对量是多少，它均在-1～1之间，其值越接近于0表示竞争力越接近于平均水平；该指数为-1表示该产业只进口不出口，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薄弱；指数值为1时表示该产业只出口不进口，越接近于1则竞争力越大。对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和主要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指数进行分析（见表2），可得出以下结论。

表2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997～2005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1.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水平低，竞争力薄弱。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大部分呈现出负数状态，这表明中国服务贸易整体上处于比较劣势，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但总体竞争力不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欧盟的TC指数一直保持在0.8左右，而美国的TC指数从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上升趋势，目前为0.2左右。⑥

2.从行业上看，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不平衡。贸易竞争力指数均大于0的只有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近年来旅游业的竞争力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态势，而一向被认为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运输服务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却呈负数状态，旅游业正在逐步取代运输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的支柱项目。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远洋集装箱运输盛行，这项服务越来越偏向于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方式转变，而中国在资本、技术两方面基础一向比较薄弱，相应的比较劣势也日渐凸显；建筑服务的贸易竞争力指数近3年来才有改善，由于中国建筑行业劳动力充裕且劳动力成本低的原因，使其具有了一定的比较优势；通信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大多时间内呈现出正数状态，其优势的获得主要是靠国家政策性垄断和服务外包的发展。在目前的市场机制下，如何将原有的垄断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以提高其整体服务水平，是电信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余下的其他项目中，贸易竞争力指数多为负数，着实反映出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比较低，尤其在保险、金融、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附加值高的服务贸易领域。随着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这些行业的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如何尽快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应对国际市场的激烈挑战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三）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的原因分析

1.国内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近几年，中国第三产业有了较快发展，其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从1991年的33%提高到2005年的40%。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仍相当落后，占GDP的比重相对偏低。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在50%左右。中国第三产业的相对滞后影响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的层次和水平是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前提。

2.长期“重制造，轻服务”的政策导向客观上造成服务贸易发展相对缓慢。改革开放以来，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国采取了首先鼓励发展国内制造业和积极推动货物贸易出口相结合的政策。伴随着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制造业加快向中国转移，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货物贸易的发展。货物贸易企业和服务贸易企业的发展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服务贸易发展落后于货物贸易，并且长期处于逆差状况。同时，中国大部分服务领域（如电信、运输、金融和保险等）以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市场竞争程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速度。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占整个对外贸易（含货物和服务）比重的10%，较上年略有下降。

3.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⑦目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主要集中在运输、旅游及劳务出口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势部门上，而全球贸易中发展迅速的金融、保险、咨询、电信和专有权利使用等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中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与经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尽管中国服务贸易收支增长的态势良好，但发展的项目结构和地区结构仍不平衡。从市场结构看，目前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伙伴也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地区）；从地区发展看，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和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所占份额极小。服务贸易交易项目和地区分布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总体水平偏低并且短期内难以有所突破的格局（见图1）。

图1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收支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

4.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不健全。近年来，随着服务贸易的扩大和服务业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加快了服务贸易的立法步伐，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服务贸易立法尚存在一些问题，如立法尚未形成体系；已颁布的一些有关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比较宽泛，缺乏可操作性；现行立法与国际规范存在差距。有些立法上的矛盾和实施中的困难已严重影响到了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

5.服务贸易管理落后。目前，中国对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和协调主要由商务部负责。这种管理体制在一段时间里对服务贸易的发展管理起了积极作用，但对应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却存在许多缺陷。如中央和地方在服务贸易政策和规章方面的差别性，服务业各有关职能部门职责不明确，职能部门管理多头、交叉且力量分散，容易造成行业垄断等。

三、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一）宏观层面

1.转变观念，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培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必须转变观念，认识到服务业对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其次要把政策导向落实到具体的执行方案上，加强国家对发展服务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再次，在加强发展传统服务产业的同时，加快发展新兴服务产业。

2.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巩固和提升传统优势，发掘潜在优势。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不仅强调现实的利益对比，还强调潜在的利益对比。作为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禀赋型产业，要努力保持其优势并实施计划性的提升战略。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产业中知识、技术等高等要素越来越多，我们只有充分重视对这些高级生产要素的培养，不断寻求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中国服务贸易的传统优势。此外，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更需要挖掘潜在的比较优势。中国目前缺乏一种科学、合理的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对高等要素质量的检测与监督机制也不健全。因此，应把竞争策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优势上，从而为中国服务贸易构建国家竞争优势打下基础。只有大力发展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培育持久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服务贸易才能真正健康快速地得以发展。

3.参照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服务贸易的经验，加大政府的促进作用。首先，要加大对服务贸易人才的培养。一个国家的竞争说到底是人力资本的竞争，当前，中国缺乏熟悉服务贸易的研究人员、工商企业家、金融家、会计师及律师等，政府应当担当起培养这方面人才的重任。其次，要加大对教育、研发等要素的投入，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及整体竞争力。

4.加快立法，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我们需学习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立法方面的经验，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中国贸易经济发展的服务贸易法规。为保证服务贸易健康发展，应加强对GATT、GATS及WTO等有关条款原则的研究，尽快建立健全既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又不违背国际法律准则的法律、法规，尽快与国际接轨。此外，在立法形式上，目前中国服务贸易的很多领域主要是由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来规范，由于其相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具有制定、修改程序较简便，以及能够适应经济活动的迅速变化的特点，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行政法规、规章仍然是我国服务贸易立法的主要形式；这一形势决定了中国服务贸易立法必须在加强统一性和透明度上下功夫。同时，也应依据《服务贸易总协定》进行保护性立法，以最大限度地缓和与减少外来的强大冲击。

5.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对中国服务贸易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关键是要迅速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首先，需要建立服务贸易统一管理与协调机构；其次，需要明确各服务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再次，建立健全服务贸易行业协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对服务市场的协调作用。

（二）微观层面

1.组建大型的服务企业集团。综观当今国际服务业，凡是占有较大份额并对整个行业具有一定影响的都是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中国服务贸易企业大多数规模较小，实力不足，难以与国际大集团抗衡。因此，当前的紧迫任务是组建一批国际服务贸易企业集团，扩大规模经营，提高整体竞争能力，并能对外资抢夺国内服务市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2.加大服务营销的力度。服务营销活动的兴起是服务业发展及其市场竞争加剧的结果。由于服务贸易具有与有形货物贸易许多不同的地方，这就加大了国际服务营销的难度，也使得国际服务营销在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企业要在认真分析内外环境因素的基础上，首先确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其次，要做好市场调研，准确划分目标市场；另外，要建立科学的营销组合，与货物贸易4PS组合不同，服务贸易营销组合应为7PS，即产品、定价、地点及渠道、促销、人员、有形展示以及服务过程管理等七个要素，结合这七个要素，制定出整体的营销方案，从而做大做强服务贸易。

［收稿日期］2006-09-10

注释：

①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世界贸易报告》，2005年。

②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05年。

③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05年。

贸易研究论文篇4

新一轮多边贸易会谈是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确立的，WTO成立以来的第一轮谈判。它确立了8个谈判领域，主要包括：农业贸易、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由于各成员对新一轮谈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各项谈判议题上存在的尖锐的利益冲突，多哈回合谈判进展十分缓慢。到坎昆会议之前，农业谈判没有按照预期达成农业减让的框架协议。其他领域的谈判虽各有进展，但也都没有完成多哈议程所制定的计划。坎昆会议，作为多哈回合的中期检验，由于在农业问题和是否把“新加坡议题”纳入新一轮谈判等主要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最终无果而终。至此，本轮的多边贸易会谈陷入僵局。

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

坎昆会议失败之后，各国都进行了反思，WTO也开始着手对其决策机制进行改革。

世贸组织所作的努力

为了避免重蹈坎昆的覆辙，2003年10月WTO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如何简化目前必须一致同意方能生效的决策模式等问题。由贸易专家们组成委员会针对导致全球贸易谈判崩溃的问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包括“建议当WTO成员对某项协议不同意或不愿参加时，允许他们选择参与或退出”；“将WTO议程回归到降低农业和工业品关税上来”，以及“显著增加WTO的工作人员规模，以帮助弱小国家”等措施。

2003年12月15-16日，按照坎昆会议的声明，WTO总理事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大会主席卡斯提洛（CarlosPerezdelCastillo）做了报告。他提出了对4个关键性问题：农业、棉花、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新加坡”议题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及对今后工作日程的安排。Castillo先生认为新加坡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没有达成共识的议题。对于这个议题应分开来逐个讨论。他建议继续已经开始的两个话题即贸易便利和政府采购的透明度问题，并寻求可能的解决模式。其他议题留待以后合适的时间再讨论。对于以后工作的安排，Castillo先生建议在2004年年初，各谈判小组主席确定之后，重新开启多哈回合的谈判。这次会议为多哈回合谈判的关键性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途径，为今后多边贸易会谈的方向指明了道路。

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作的努力

2003年11月底，欧盟发表在本轮谈判中的最新立场，对于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欧盟表示，欧盟已做好重返世界贸易谈判的准备，并将继续大力支持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而不会转去追求零碎分散的双边协议。

同时美国也表示了自己的积极态度。2004年1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表示，他将给WTO146个成员写信，敦促大家忘掉坎昆会议的失败，把精力集中在农产品、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谈判上，并希望不要将2004年白白耗掉。

2004年1月30日，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在马尼拉召开的会议期间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呼吁恢复停滞的全球贸易谈判，并希望陷入僵局中的WTO市场开放的谈判最终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2004年2月11日，在美国和欧盟宣布支持重启全球贸易谈判从而为之注入新的动力之后，WTO146个成员的贸易部长和大使在日内瓦总部举行为期两天的总理事会，希望恢复多哈全球贸易谈判。

2月27日世界贸易组织宣布，“多哈回合”谈判小组已初步确定了重启谈判的日期。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小组将于3月29日至4月1日开始就削减关税和改善工业品及消费品的市场准入进行谈判。规则谈判小组将谈判日期定在3月16日至17日。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将在3月22日和4月2日之间举行一系列会谈，并将于4月2日召开服务贸易谈判特别会议。最为关键的农业谈判，将于3月22-26日进行。除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外，其他各组都是自去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失败后第一次进行会谈。

当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日本经济日报3月17日在其网站宣布，日本将提出一个新的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方案以抵制美国提出的对WTO谈判下的所有产品实施关税限制的建议。瑞士和韩国等其它9个国家也将加入日本的这一动议。

新一轮谈判进展艰难，议题的选定充满了妥协、折中和矛盾，各方分歧难以弥合，这反映了各成员对新一轮谈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各项谈判议题上存在的尖锐的利益冲突，体现出各成员都试图在这种利益攸关的谈判中通过寻求最佳战略，努力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谈判，事实上就是一场艰苦的对抗赛。相信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将会在艰难中继续向前推进，各方将会在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痛苦地、一点点地让步，以维持谈判的进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新一轮谈判最后是会成功的。中国相关政策的调整

新一轮多边贸易会谈也是中国加入WTO后，首次作为规则的制定者进行的贸易谈判。作为WTO的新成员，作为其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积极研究对策，以赢得WTO框架下的有利地位，最大限度的维护我国的利益。

促进农业的发展

农业问题一直是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问题，在农业问题没有结果之前，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我国在农产品方面的国内支持。这不仅可以增加未来的谈判筹码，还可以使农民真正受惠，真正做到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农民利益。一是要充分运用WTO允许的“绿箱政策”，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如对农民的一般支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教育、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治的投入并向农民提供调整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的补贴。二是调整和加大“黄箱政策”支持。因为目前我们的补贴还不到农产品总产值的2％，远小于入世时8.5%的承诺，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革支援和保护农业的方式。

加强市场保护机制的建立

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特保措施的谈判正在进行。针对我国的入世承诺及谈判的进展情况，我国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临时性贸易措施、法规体系和运作机制，按照严格的法律规范对国外进口进行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调查、裁决和采取措施。但是不论从这些保护措施的产业覆盖面还是保护方式来看，保护机制都还不足。另外在保护范围和程度的把握上也较困难。针对目前国际上运用技术标准、防疫检疫措施等作为市场保护的工具的情况，我国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技术保护措施并充分考虑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根据我国进口产品的不同来源和数量，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有利于我国的技术标准。这需要我们不仅要熟悉国际市场各种技术、环境壁垒，还要了解和研究各种不合理的技术法规、标准和评定程序，以及卫生检疫要求、商事法律，探讨研究各种案例。

加强区域合作

在坎昆会议召开之前，WTO多边谈判的进展就已经十分缓慢，以至于成员方已多次错过了达成多边框架协议的期限。与此同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则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尽管区域贸易协定有其局限性，不能像多边贸易协定那样给世界各国带来普遍的、公平的、平衡的好处。但针对目前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世界范围内区域贸易协定兴旺的局面，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应积极参加多哈回合的谈判；另一方面，我们应全面启动双边和区域贸易的谈判，否则将会有被边缘化的可能。

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会谈，重视发展议题，对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加快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

贸易研究论文篇5

透明原则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学者们在讨论WTO的基本原则时都会将其列为其中,但很少对透明原则及透明程序作较为深入的研究。而WTO的实践显示,各成员在履行透明义务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首先,本文论述透明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其次,详尽论证各种透明程序的要求及其特点,再次,分析透明义务在履行方面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改进的建议,最后,讨论中国承担的透明义务及如何适应WTO的透明要求的问题。

一、贸易政策透明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

立法、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是民主制度的精华之一,因为只有保持决策及其执行的透明,才能保证社会成员获取足够的信息资料以便于参与对社会的管理,也才能使社会成员更好地遵守政策法律,同时能够提高社会成员在参与社会生活和进行经营活动中的安全性和效率。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中都是如此。在WTO体制中,保持贸易政策透明成为一项基本原则,它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透明原则适应了经济生活对政策法规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要求

政策法规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是市场活动和自由竞争的一项基本要求和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国际经济交往、交易过程复杂,而各国法律规则不同,导致国际经济交往往往有很大的风险,政策法规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国际贸易的实践证明,贸易政策的不透明不仅增加了国际贸易的风险,更严重的是,它成为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一国内部或少数国家之间的“暗箱操作”往往会改变竞争条件,扭曲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

(二)保持贸易政策透明是监督各成员贸易政策的基本手段

保持贸易政策透明使得各成员的贸易政策被置于国际社会的监控之下,这种监控形成的压力制约了成员政府的行为,有利于防止歧视性的行为出现,也有利于及时发现违反义务的行为。在由透明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行政机构的一般审查程序和争端解决机制组成的WTO监督机制中,透明程序处于一种基础性地位,它可为其他监督程序发挥作用提供条件。

在阐述透明原则的意义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规定透明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缔约方或成员之间进行不公开的贸易,从而造成歧视的存在(1)。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透明原则的价值和意义远不限于此。

二、透明程序

透明程序经过了从GATT到WTO的发展和演变。GATT1947所规定的透明程序主要是公布和通知。在经过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的发展后,透明程序大为丰富,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透明程序体系。

(一)公布(publication)。GATT1994第10条、GATs第3条和TRIPs第63条分别是货物贸易领域、服务贸易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透明义务和透明程序的核心条款。这三条规定,与各该协议有关的法律、规章、普遍适用的司法判例与行政裁决及国际协议都必须公布。

同时,上述三个透明条款规定了透明义务在原则上相同的例外,即并不要求各成员披露那些会妨碍法律执行,或违反公共利益,或会损害公私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应该说,这些规定是笼统的,对于哪些内容符合上述机密要求,只能结合具体情况去分析。实践中,这可能会引起成员之间的争议,也可能多少会对透明义务的履行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二)通知(notification)。WTO各协议规定的通知条款遍布于WTO各协议。据统计,在整个WTO多边协议中,有关货物贸易的通知要求达175项,加上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共计215项通知义务(2)。这些条款要求成员在事先或事后必须将其所采取的贸易措施通知WTO秘书处,或相关的理事会或委员会,或其他成员。

乌拉圭回合《关于通知程序的决定》规定建立一个“通知登记中心”,由秘书处负责,其职能是:接受各成员的通知;每年告知每一成员下年必须履行的定期通知义务;就成员尚未履行的通知义务提请其注意。任何有资格的成员可以请求其提供某成员所作通知的信息。

作为实现透明的方式,通知与公布有两点显著区别。首先,公布的内容一般主要是成员所制定和实施的比较重大的政策法规,它们往往有普遍和较长期的适用性和较大的稳定性,而通知涉及的多是政府机构所制定的适用时限较短的具体贸易措施,或者只是某一特定政策的实施状况。当然,这一区别只是相对的,并非总能截然分开。其次,与前一种区别相对应,公布义务的对象不是特定的,各成员只要在特定官方刊物上将有关政策法规予以公开即可,而通知是有特定对象的,成员须根据WTO各协议的具体要求,向相关理事会,或相关的委员会,或秘书处,或其他成员做出个别通知。通知对象的特定化有助于确保在相关事项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成员能够及时、可靠地获知一成员所采取的政策或措施,也有利于各机构对成员贸易政策的监测。因为,通知事项多具有较短的时效性,需要WTO的有关机构和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成员及时做出反应。进行特定化的通知正是为这种反应提供条件。

(三)报告(reporting)。WTO各协议中还有不少报告条款。如根据《解释GATT第24条的谅解》,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代表应定期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报告相关协议运作的情况;如这些协议有任何重大变化或发展,也应在这些变化或发展发生时做出报告。第11条贸易政策审议机制(TPRM)协议则要求各成员定期报告其贸易政策和做法。相对于通知和公布来说,报告往往多用于一成员在某一阶段或某一专题上的贸易政策的综合性通报(当然,这也是一种相对的区分)。报告也是一种有特定对象的透明方式,但只针对有关的组织机构,有别于公布程序的无特定对象和通知程序的多种特定对象。

(四)贸易政策查询和设立咨询点。1979年东京回合《关于通知、协商、争端解决和监管的谅解》要求,一成员应其他成员的请求,应及时向其他成员提供有关的政策和法规。乌拉圭回合一些协议如TRIPs(第63条第3款)也对此作了要求。不少协议(例如GATs第3条,《贸易的技术壁垒协议》第10条)还规定每一成员应为此建立一个或多个查询点,以答复其他成员的问询。查询点的设立无疑是为贸易政策查询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保障和便利。

(五)反向通知(counter-notification)。“反向通知”程序始于东京回合各守则的实践,它是指一参加方如发现或认为另一参加方存在应通知而未通知的政策法规或措施,它可以请求后者作出通知或自己直接向有关的理事会或委员会就此等情况作出通知。不过,这种程序在东京回合各守则中为数较少,在WTO各协议中则大大增加。如GATs、《保障措施协定》、《解释GATT1994第17条的谅解》和《进口许可证协议》中都有此等条款。

反向通知程序本身并不含有透明义务,而只是对不履行通知义务情况的一种补救措施,是给予成员在双边监督的基础上对不履行通知义务的行为进行“检举”的权利。虽然反向通知这种方式有些滞后,但由此发现问题并进一步解决问题,至少对后来的经营者有重要意义,所以也不失为一种“亡羊补牢”的办法。

(六)政策透明的时限。透明的时限,是指一项贸易政策需要在一个什么时限上予以公布、通知或报告。透明的时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透明程序,只是因为它有特别的重要性,所以在此专门加以说明。

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成员方国内对某一政策的决策程序结束或该政策生效之前,该成员没有作出通知或进行公布的义务。但这种做法的重要影响是其他成员事先无法对之施加影响,这客观上限制了国际监督的作用,往往使保护性政策得以出台,最后只能借助于争端解决程序予以处理。当然,这也可能是许多成员期望的,他们不希望有关政策尚处于制定阶段就受到其他成员的干预。但在WTO的一些协议中则明确规定了特别的透明时限要求,如《实行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协议》和《贸易的技术壁垒协议》均规定,各成员应在有关法规公布和生效之间留出一段合理时间,以便出口成员的生产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生产商有时间使其产品或生产方法适应进口成员的要求(3)。《原产地规则协议》也有类似规定。前两个协议还规定,当不存在有关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或一项拟订中的动植物检疫规章及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的内容有重大不同,而这项法规可能对其他成员的贸易产生重大影响时,拟采取这一规章的成员应该在早期阶段作出通知,使有利益的成员能够知悉拟订的特定规章,并且,应无歧视地给予其他成员合理的时期作出书面意见,根据请求讨论这些意见,并考虑这些书面意见和讨论的结果。

这种事先透明的要求使得国际社会有了参与和影响一成员方国内决策程序的机会。从监督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事前监督,显然更高一筹,有利于预防保护主义规章的出现和对保护主义规章作及时纠正。上述诸协议之所以提出事先透明的要求,是因为,这几类措施不仅影响有关产品的贸易流量,更重要的是,出口成员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来适应进口成员的技术要求,因此,直接影响到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势必会对出口成员产生更大、更深入的影响,所以需要对这些国内规则的透明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三、透明义务的履行及对透明程序的改进

(一)对透明义务履行状况的审查

GATT早期,贸易保护主要靠关税手段,而关税措施透明度比较高。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关税对发达国家的保护作用变得非常有限,这样,发达国家就大力强化非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壁垒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透明度往往很低。不透明的问题一度非常突出。

WTO建立后,尽管透明程序有很大程度的完善,但透明义务的履行情况仍然并不令人乐观。一般来说,针对基本和重大政策法规的透明义务都能得到较好的履行,但在通知义务的履行上,问题就比较严重。所以乌拉圭回合把对通知义务的审查作为一个重点。

乌拉圭回合《关于通知程序的决定》规定,由货物贸易理事会在WTO协定生效后马上建立工作组,对WTO协定附件1A各协议即货物贸易领域中通知义务的履行进行彻底审查。审查的目的是在可行的最大程度上简化、规范和巩固这些义务,并促进对这些义务的遵守。(4)

1996年10月,根据上述《决定》设立的工作组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了报告。报告指出:“很清楚的是,对这些义务的遵守率差别很大,极少有超过50%的。(5)”可见,货物贸易领域透明义务的履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

(二)影响透明义务履行的原因

工作组的报告分析了WTO建立之初货物贸易领域通知义务遵守程序如此之低的一些影响因素,诸如WTO协议生效初期,有关通知的任务量大,成员负担较重;各成员为满足通知要求而在国内建立相应的制度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些成员在日内瓦没有常驻使团,影响了信息的沟通;不发达国家有技术上的困难,等等(6)。但可以看出,主要是一些技术上的或暂时的原因。实际上,就整个透明义务来说,透明义务履行状况不佳,除了上述原因外,主要还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1.主观原因。GATT和WTO的历史表明,各成员在国内贸易保护势力的压力下,为了达到保护本国一些行业的目的,往往有意使其有关政策法规及措施处于隐蔽、不透明的状态。如“灰色区”措施一般是由政府贸易部门之间以书函往来或其他私下磋商方式约定的。有些是双方企业私下约定,但一般事先都是为政府所“诱使、容忍、支持或决定”的,避开了立法的民主程序,就是为了不为人所知。(7)

2.有些透明义务本身不明确。在一些情况下,究竟哪些政策法规须保持透明并不明确。有些透明义务的实际内容需借助于当事成员的判断。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第5条第1款规定:“各成员应向货物贸易理事会通知它正在适用的、不符合本协议规定的、所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这里,投资措施是否“不符合本协议的规定”,是由各成员自己来判断的。加之,TRIMs协议本身就存有许多未定因素或含糊之处,各成员这种判断的弹性就更大了。这样,实施起来自然会有一定出入。

3.透明制度固有的缺陷。无论WTO协议的透明程序规定得多么详尽和缜密,但当成员政府不公开它制定和实施的新政策时,其他成员往往是难知悉的,常常是经营者在其经营活动中实际遇到这些政策法规时,才能被发现。

(三)透明程序的改进和对透明义务监督的加强

工作组的报告提出了一些在货物贸易领域改进通知程序和促进遵守通知义务的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1)每个成员应建立一个中心机构,负责协调各该成员在其国内各个领域和各部门中需要进行的通知。(2)货物贸易理事会制定有关准则以帮助各委员会管理通知制度。这些准则应包括各委员会定期审查它们所使用的问卷或固定格式,在每次会议前就每一成员的通知情况作经常性提示,以及定期公开对通知义务的遵守情况。(3)通知格式的调整需要熟知各该协议性质和目标及了解现有的格式谈判背景的技术专家,所以建议由拥有专门技术专家的各委员会负责改进。(4)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以多种形式进行广泛的、经过仔细研究的技术协助。(5)由部长会议或总理事会考虑建立一个机构,授权其就WTO各协议中所有通知义务进行审查。(8)

总的来说,这些建议是积极的,而且具有很大程度的可行性。如果这些建议得以实施,应该说,透明程序本身就已经相当完善了,对透明程序本身继续改进的余地已经不大。因此,应主要通过加强对透明义务履行情况的审查来促进透明义务的履行。

1.要充分重视和发挥各多边贸易协议和复边贸易协议中所设委员会在监督和促进透明义务履行方面的作用。因为各成员的大多数通知和报告都是直接向各委员会作出的,尤其是各委员会具有各相关领域的专业特长,最有条件对成员履行相关领域透明义务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进行全面检查。

2.如工作组所建议的,将类似于1996年工作组的审查扩展到WTO所有通知义务。同时,审查应不限于形式和数量方面,还要注意检查履行透明义务的质量,并对此作出专门报告。

3.各成员应加强其在其他成员境内的驻外使领馆通过合法渠道收集信息的功能,对驻在国的贸易政策和立法动态保持密切关注,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同时,应注意与在国际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的本国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以收集其他成员的有关政策法规信息。在此基础上再辅之以查询、“反向通知”及在审议会议上讨论等方式,必能收到更好的监督效果。

四、贸易政策透明与中国

自从1996年中国申请“复关”以来,透明度问题一直是“复关”、“人世”谈判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习惯于以计划、命令的方式管理经济,立法程序和执行程序透明度不高,尤其在管理对外贸易过程中广泛发挥作用的行政机关的内部文件,透明度往往很低。这与法治建设的要求不符,也与WT0协议的要求不符。也正是因为如此,透明度问题在谈判中受到其他成员特别关注,也成为中国入世谈判的一个焦点。

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第2条(贸易制度的实施)(C)项对中国所承担的透明义务作了专门规定。(9)

1.按照该项的规定,中国承诺只执行已公布的、且其他WTO成员、个人和企业可容易获得的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此外,在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及措施实施或执行前,应请求,中国应使WTO各成员可获得此类措施。在紧急情况下,应使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最迟在实施或执行之时可获得。

2.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官方刊物,用于公布所有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在该刊物上公布之后,实施之前中国应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但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确定外汇汇率或货币政策的特定措施以及一旦公布则会妨碍法律实施的其他措施除外。中国应定期出版该刊物,并使个人和企业可容易获得各期该刊物。

这一规定相对于WTO协议对其他成员的一般要求来说,要求要高一些,因为一般要求中并没有要求成员在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实施前提供一段供其他成员提出意见的时间。

3.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咨询点。在咨询点应任何个人、企业或WTO成员的请求,可获得根据本议定书第2条(C)项第1款要求予以公布的所有信息。对此类提供信息请求的答复一般应在收到请求后30天内作出。在例外情况下,可在收到请求后45天内作出答复。延迟的通知及其原因应以书面形式向有关当事人提供。向WTO成员作出的答复应全面,并应代表中国政府的权威观点。另外,应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信息。

入世谈判过程中,一些成员曾提出在中国每一个省都应设立一个咨询点。实际上,只设立一个咨询点有其明显的优点,即能够使其他成员及其企业和个人所获得的有关法律法规的信息更具统一性;每省都建立一个咨询点,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情况。

另外,这一规定明确了个人和企业查询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的请求权,而这一点在GATT及WTO的一般规定中并不明确。在以后对多边贸易协议的完善中,应当将个人和企业的请求权作为一项普遍义务赋予WTO所有成员。这样对中国也更公平些。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政府加入议定书第2条(C)项中的承诺只是关于透明义务的一般性规定,但并不是其透明义务的全部。加入议定书其他条款中的通知和报告条款及WTO协议中的大量有关通知和报告的义务,也是中国政府必须履行的。实践中,由于未履行透明义务而发生贸易争端大多数都是因为未履行通知义务而产生的。

从我国关于透明度的现行制度来看,对于宪法规定的法的规范形式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公布是有法律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这些规范形式的公布作了明确要求,并且规定了公布的载体形式及标准文本(10)。但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却没有被纳入《立法法》中。这些其他规范性文件数量庞大,制定的主体广泛(上到国务院,下至乡镇人民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挥着广泛作用。实践中也正是这一类规范透明度最差,往往只是内部传达或通知,公开程度很低。这种现状显然与WTO协议的要求不符,需要以新的立法(如行政程序法)为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公布提供法律保障。注释:

(1)参见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页。汪尧田、周汉民主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5页。、贺小勇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95页。

(2)(7)赵维田著:《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36页、第229页。

(3)《适用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协议》附件B“动植物检疫规章的透明度”第2段;《贸易的技术壁垒协议》,第2条第12款。

(4)“DecisiononNotificationProcedures”,PartⅢ.ReviewofNotificationObligationsandProcedures.

(5)(6)(8)WTO.Doc.,ReportoftheWorkingGrouponNotificationObligationsandProcedures(G/L/112,7October,1996).

(9)世界贸易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的议定书》。

(10)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52条、第62条、第69条、第70条和第77条。

参考文献:

[1]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WTO.ReportoftheWorkingGrouponNotificationObligationsandProcedures[EB/OL]/documents/search/2000-05-31.;

AStudyontheTransparencyofTradePolicyintheWTOSystem

ZHANGJun-qi

贸易研究论文篇6

该协议的实施势必对中泰蔬菜贸易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中泰两国在蔬菜方面的竞争情况究竟如何？他们在相同的市场领域，以及相同的产品领域，竞争程度有多大呢？我国的蔬菜能与泰国在产品及共同的市场上抗衡吗？

二中泰蔬菜贸易的竞争关系分析

中国和泰国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在本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高，故两国在农产品，特别是蔬菜出口方面的竞争在所难免。

1．产品层面的出口相似程度

（1）表一为中泰两国自1990年到2001年蔬菜出口到世界市场的产品相似性指数。一方面，从总体上看，产品相似性指数普遍较高。这说明，在蔬菜贸易方面，我国与泰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比较激烈；另一方面，从时间序列上看，除了1993年以外，我国与泰国的蔬菜产品在1998年以前的出口相似性较弱，低于50%，但从1998年开始，出口的相似程度不断增强，均高出50%的水平，而且这种趋势很稳定。

明中泰两国在蔬菜方面的出口产品相似程度，我们选取了中泰两国蔬菜出口最大的共同市场——日本和美国。

(A)表二为1990年到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都到日本市场的产品相似性指数。在日本市场，两国的产品相似性指数均高于50%，平均达到70.34%，而且这种出口相似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于稳定。这说明中泰两国的蔬菜出口在日本市场上是处于相互竞争的地位，而且竞争的程度越来越激烈。[1]

(B)表三为1990年到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产品相似性指数。在美国市场，两国的蔬菜出口相似性指数也普遍较高，但与前两市场不同的是相似程度不稳定，时起时伏。这体现出两国蔬菜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虽然激烈，但两国各自都难以把握市场对本国蔬菜的需求，不确定性较大。

2．市场层面的出口相似程度

(1)表四为1990年到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口金额排名前八位的市场。可见，中国蔬菜出口市场比较固定，而且出口量大的市场一直以来变化不大，基本上是日本、香港、德国、美国、韩国等占据统治地位。而泰国的情况与中国极为类似，蔬菜出口市场也比较稳定，其中，荷兰、日本、美国、西班牙等占据了主导地位。（从1990年到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口均排在前五位的市场只有日本和美国，我们选取这两个市场作为分析产品相似性指标的参照市场也依据于此。）

（2）表五为1990年至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口的市场相似性指数。可见，豆类蔬菜的市场相似性指数成稳步上升的趋势；新鲜蔬菜的出口市场相似性指数回升很高，这表明两国新鲜蔬菜出口的竞争逐渐激烈；马铃薯和番茄的市场相似性指数则呈现正太分布，这说明两国在这两种蔬菜产品方面的出口已经比较成熟，双方都看到了竞争的激烈将导致两败俱伤，性指数最好的选择是进行专业化生产，逐步降低市场的不明智争夺；腌制蔬菜和冷藏蔬菜的相似性指数极高（冷冻蔬菜平均达到83.44），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双方仍未摆脱这种局面；块茎类蔬菜的竞争相对于腌制和冷藏蔬菜来说，则要平缓得多，平均为10.6的水平。

综上分析，中泰两国的蔬菜出口明显呈现出激烈竞争态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这也体现出中泰两国蔬菜贸易的发展水平逐渐提高。

三．竞争原因分析

从产品层面看，由于两国都很重视蔬菜出口。泰国的农产品出口在其出口创汇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其主要出口农产品之一的蔬菜而言，其重视程度无庸置疑。我国农产品出口虽不占统治地位，但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有余，发展蔬菜这一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完全符合我国的需要。因此，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考虑，我国重视蔬菜国际贸易也在情理之中。基于对蔬菜出口贸易的重视，两国都从产品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发展特色蔬菜来占领海外市场，这就导致了出口产品相似性指数居高不下的局面。

从市场层面看，蔬菜进口的大国都集中于工业发展较快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日本、美国等。双方竞争虽然趋于增长，但幅度较小，有的蔬菜品种（马铃薯和番茄）还出现了正态分布的态势，这是中泰两国对海外蔬菜市场所作的明智选择。

四．扩大我国蔬菜出口的对策建议

中泰两国的蔬菜出口竞争十分激烈，面对这种形势，要扩大我国蔬菜的出口，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与竞争相对应的互补，加强蔬菜的专业化分工变竞争为互补，使我国的蔬菜出口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增强也取决于两个方面：

（1）产品层面的建议

第一，提高蔬菜质量。

l选育品质优良，附加值高的蔬菜品种。

l生产过程中严禁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控制使用化学肥料，在加工过程中严禁滥用食品添加剂。

l要强化蔬菜质量检验，推广产品的绿色包装。

l规范蔬菜质量标准体系，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第二，重视蔬菜行业的科技开发与创新。

l调整科技投入、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政策，为科技转化和渗透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l逐步建立科技产业化运行机制，改变我国目前蔬菜生产、科研推广及农业教育相互割裂的状况，提高蔬菜也科技成果转化率。

l推广蔬菜规范化的生产栽培技术、贮运技术以及加工包装技术体系，提高蔬菜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档次。

第三，争创蔬菜品牌。

l提高蔬菜产品差异性，加快树立蔬菜品牌。

l充分发挥和利用媒体、广告、营业推广等多种促销手段，提高蔬菜品牌形象，促进蔬菜产品的销售，提高市场份额。

（2）市场层面的建议

目前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蔬菜国际贸易关系，全球化、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已初步形成。而面对当前的局势，我国应该进一步扩展全球化、多元化蔬菜市场。

首先，我们应该面向进口大国和地区，积极跟踪并开发进口量在20万吨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市场，逐步扩大我国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但在某个国家市场投放的总量和品种不宜过多。其次，应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巩固发展对日本、韩国的蔬菜出口，最大限度地抢占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以俄罗斯为重点的独联体国家的市场。第三，应该创办跨国公司，营造国际性运销网络，实现蔬菜国际化经营，打破区域性和集团性国际贸易的壁垒。此外，还应该开拓新的销售渠道，逐步提高市场的专业化分工程度。

五．结论：

从分析的结果看，无论是产品领域还是市场领域，中泰两国在蔬菜出口方面的竞争都是激烈的。面对这样的局势，我国用该从产品和市场两个方面同时着手，不断加强蔬菜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扩大蔬菜出口。

参考资料：

《世界蔬菜贸易特征的动态分析》，《世界农业》2002年3期

《农产品贸易争端及发展趋势分析——关于中日蔬菜贸易争端的个案分析》，《中国农恳经济》2002年12期

《浅析中国蔬菜的国际竞争力》，《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3期

《后过渡期我国农业履行入世承诺和提高竞争力的对策研究》，《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7期

《中泰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2期

贸易研究论文篇7

1.1科技进步带动世界贸易持续增长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正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知识经济的到来，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国际贸易也不例外正受到知识经济的巨大冲击。现行的许多国际贸易理论与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规则将被打破，新的理论和规则正在形成。交易关系的多变化、交易商品的无形化、交易载体的电子化正在形成。这将大大地促进世界贸易的持续增长。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近100倍。1997年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1万亿美元，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强。据世界银行预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经济的增长，未来10年，世界商品贸易年均增长速度可达6％。2010年世界商品贸易额预计将超过20万亿美元。

1.2经济全球化

人类在经历了痛苦的交往之后，终于意识到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在进21世纪之际，世界科技正突飞猛进地发展，为人类实现全球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已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关系在日益力。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之外来寻求生存和发展。这就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一体化的实现，将促使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消费在世界范围内自由选择。这样，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与消费可以达到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是人类的最佳选择。经济全球化将有力地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融合和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进程中，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将发挥技术、贸易和投资的综合优势，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1.3贸易自由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已成为全球各国的共同呼声和世界经济运行的主旋律。贸易自由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降低贸易保护水平和分散程度；二是改变并统一贸易保护形式，即从多种数量控制体制转变为单一关税控制体制。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与非关税保护措施相比，关税措施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非歧视性，便于国际社会和贸易经营者辨析保护的程度。在肯定进口关税保护原则的前提下，世贸组织还主张逐步递减关税，简化贸易程序，加强各成员国的市场准入，以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这一目标计划已经具有具体的时间表并得到部分实施。因此，21世纪将会出现一个没有各种非关税壁垒，高度透明的低关税的国际贸易环境，从而大大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提高公平竞争水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贸易的自由化可以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将有利于世界分工和合作，提高劳动生产率。

1.4贸易手段电子化

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国际互联网的形成，正在促进国际贸易手段的变革。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电子商务。它突破了传统贸易活动中物质、时间、空间对贸易双方的限制，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企业、海关、运输、金融、商检和税务等部门有机连接起来，实现从例览、洽谈、签约、交货到支付等全部或部分业务的自动化处理。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贸易环境。卖方在网上标示自己商品的信息，买方在例览器上漫游标明购买意向；买卖双方在网上直接进行谈判签约并可以用信用卡、电子货币进行支付。电子商务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它大大简化了商品流通环节，提高了交易效率；可以方便地实现跨地区跨国界交易；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交易成本。电子商务正以其独特憋力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发展。

1996年全球电子贸易营业额为20亿～30亿美元，1997年增至150亿美元。目前，网上交易额正以每100天一倍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02年将达到3000亿美元的规模。由此可见，电子商务将在全球贸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以其技术和成本优势逐步取代常规商务作法。

1.5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

美国、欧盟和日本是当今世界贸易的三大中心，其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亚洲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上升。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10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之和已经超过美国、欧盟（不计欧盟内部贸易）和日本。该地区被称为全球商务活动的第四个中心。据预测，这10个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将远远高于美国、欧盟和日本。到2005年和2010年，亚洲这10国的进口额将分别达到1.94万亿美元和3.1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21世纪全球最大贸易中心。

1.6世界化工贸易格局

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化工贸易是仅次于汽车贸易的第二大贸易领域。1998年，世界化工进出口总额达到9990亿美元。欧盟、美国和日本是世界化工贸易三大霸主。近年来，美国和欧盟化工出口增速放慢，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而进口增速则在加快。这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化工公司将注意力转向诸如生命科学一类的新领域。

欧盟建立后成了新的世界经济巨人。1998年欧盟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5354.35亿美元（包括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进口2401.96亿美元，占世界化工进口总额的48.57％；出口2952.39亿美元，占世界化工出口总额的59.7％。其中，德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出口国，1998年出口额达到694亿美元，超过美国的出口额。

就单一国家而言，美国一直是世界化工贸易的第一大国。1998年美国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238.91亿美元。其中，进口546.21亿美元，占世界化工进口总额的11.05％；出口692.7亿美元，占世界化工出口总额的14.01％。

1998年日本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480.71亿美元。其中，进口208.60亿美元，占世界化工进口总额的4.22％；出口272.11亿美元，占世界化工出口总额的5.5％。

我国化工进出口贸易虽然增长较快，但由于基数小，在世界化工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不大。我国的化工出口在世界化工贸易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5％～3.0％，化工进口比重为4.2％左右。

2.我国化工对外贸易概况

2.1化工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化工对外贸易得到长足的发展。1999年全国石油和化工产品进出口总额达500.55亿元，其中出口164.95亿元，进口335.60亿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13.88％，8.46％和20.24％。同年，化工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到394.46亿美元（出口144.24亿元，进口250.22亿元），相当于1980年化工进出口贸易额37.62亿美元的10.5倍。过去20年我国化工进出口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17％。

在1995到1999年的五年中，尽管受到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我国化工进出口贸易额仍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33％，快于同期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6.45％的速度。

1999年化工产品出口额达到144.2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7.40％。五年问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58％，低于全国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6.98％的速度。

1999年化工产品进口额达到250.22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15.09％。五年问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40％，远远快于全国进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5.85％的速度。

2.2化工出口产品结构变化明显

根据进出口数据分析，我国化工产品进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80年代的资源型的出口产品结构过渡到了资想型产品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重，技术密集型产品为补充的综合出口产品结构。在出口产品构成中，资源型产品一直是我国传统的出口产品，仍占有较大的比重，主要包括油品、无机化学品、有机化学品以及化学矿。劳动密集型产品胶鞋的出口从无到有，其出口额居各类化工出口产品的前列。橡胶及其制品的出口逐年增加，是增幅较明显的一个行业。以化学农药和生物化学品为代表的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学品的出口增长迅速。有机化工原料、染料和颜料的出口额也有明显的增长。这类产品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出口单价有所上升。但是，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比例大小，我国化工产品出口增长方式仍然主要是依赖扩大数量的外延型增长方式。

在进口产品结构中，高分子聚合物、化肥和基本有机化工原料一直是我国进口的三大类产品。近年来，除化肥进口有所下降以外，高分子聚合物和基本有机化工原料的进口增长加快。

2.3化工进出口贸易主体已具雏形

目前，我国有2000多家化工企业的产品进入了国际市场，有300多家化工企业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产品出口到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批企业出口额超过1000万美元，有的已超过3000万美元。上海轮胎橡胶公司、吉化公司、青岛双星等一批骨干企业成为出口创汇大户。一批化工产品如硫化黑染料、钡盐、糖精钠、柠檬酸、苯甲酸钠等产品的出口量占世界贸易量的一半以上。还有一批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做出了规模效益，在国际市场上创出了知名品牌。青岛双星集团的双星鞋、广东中成的保险粉、苏州精细化工的糖精钠、安徽蚌埠的柠檬酸、新安集团的草甘磷等，是我国化工产品在国际市场新创名牌的杰出代表。化工自营进出口企业与专业外贸企业和三资企业一起，构成了我国化工对外贸易的三大主体。

3.我国化工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拨

3.1进出口贸易逆差局面未能改变

我国一直是化工产品净进口国。化工进出口贸易逆差占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虽然由改革开放初期的60％多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但近年来又有上升的趋势。随着进出口总额的增长，贸易逆差绝对值逐年增加。1999年我国化工贸易逆差达到：105.98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了62.64％。这主要是由于高分子聚合物、有机化工原料、化肥、化工机械等行业的贸易逆差仍然较大，高分子聚合物和有机化工原料等行业的贸易逆差增长较快。同时，造成我国化工贸易逆差，还有其内在原因：一是国内生产能力不足或是生产成本缺乏竞争性；二是我国化工产品在质量和品种上还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化工产品的进口将会继续增加，化工贸易逆差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3.2出口产品缺乏市场竞争优势

我国出口化工产品主要是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和高能耗型产品。其本身的价值比较低，加之生产分散，供应混乱，管理不善，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的卖价一直很低，并且呈逐年下降之势。1999年我国出口了614万、无机化工产品，平均每吨价格只有370美元。同年，我国出口胶鞋24.8亿双，平均每双价格只有1.78美元。转目前，我国化工产品的精细化率还不高，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达到65％。因此，我国精细化工产品出口虽然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还不明显。1999年农药出口14.73万吨，创汇4.40亿美元，平均单价不到3000美元／t；而同年进口农药4.77万t，用汇2.42亿美元，平均单价为5000美元，是出口单价的1.67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精细化工产品缺乏独创性，或者只是传统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同时，以发达国家为基础的跨国公司，以其技术、贸易和投资的综合优势，占领着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使我国化工对外贸易面临极大的挑战。

3.3出口市场秩序混乱

化学工业是一个多品种的行业，许多产品产量小，生产企业多。绝大多数产品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生产过剩，使国内市场长期严重供过于求，给我国化工产品出口市场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有力地推动了化工对外贸易的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刚刚建立，许多配套改革尚未完善，又由于企业缺乏外贸人才和经验，因而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多头对外，力量分散；低价销售，自相残杀；鱼目混珠，无序竞争。这不仅使我国化工对外贸易损失巨大，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形象。

4.我国化工对外贸易应采取的对策

进入21世纪，我国即将跨进世贸组织的大门，这为我国化工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调整产品结构，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壮大竞争主体，更新经营理念，推动我国化工对外贸易的发展。

4.1积极调整化工出口产品结构

产品结构的调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只要市场有竞争，就存在产品结构调整的问题。即使是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也在加速调整产品结构。我国化工出口产品结构正在摆脱资源型结构的阴影。近年来，资源型产品出口的比例虽然较大，但增长平缓，有的还出现负增长。随着我国化学工业的继续发展，企业将越来越注重产品的深加工。因此，这类产品占出口额的比例将会逐步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工资有了较大的增长，从而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性与以前相比有所削弱，市场的动荡性也在加剧。但是，我国毕竟是世界人口大国，劳动力的极大过剩仍将使我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长期的劳动力优势。同时，以橡胶制品和胶鞋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中国制造的品牌正在发挥积极的效应。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近20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化工行业人才辈出，科研开发力量得到加强，技术开发速度大大加快。同时，随着化工企业改革逐步深入，化工产品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技术密集型的化工产品具有快速增长的机会，其出口份额将逐步增大。面对新的机遇，我们的企业要积极调整化工出口产品结构，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改善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努力实现出口由数量型增长为主，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为主的方向转变。

4.2深化化工外贸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在80年代，就打破了在长期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外贸高度垄断的局面，一批大型国有企业获得了自营外贸经营权，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近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98年10月，我国颁布实行了《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1999年初，国家对大型国企的进出口权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从而形成了大型国有外贸企业、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体的对外贸易格局。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外贸进出口权必将进一步放开，将有更多的企业有权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这会有利于我国化工产品的出口，但必须尽快解决和避免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外贸易企业要承认这样的现实：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了解市场、拥有客户以及进出口特权的优势将逐渐丧失。生产企业也要看到独自闯荡市场的风险。我国的外贸体制应当在继续放开的前提下，由市场引导逐步走向理性化的相对垄断。

4.3壮大竞争主体，提高竞争能力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实力强大的企业才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发达国家正是依靠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抢占国际市场的。据统计，目前世界跨国公司总数约为5万多家，占世界企业总数的：1％，但其贸易额却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3，控制着国际生产和全球贸易。由此可见，当今世界贸易的主体是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如杜邦公司一家在我国销售的钛白粉就有5万t之巨，占我国进口量的一半；而我国4万t。钛白粉的出口却有上百家企业在经营。

近年来，我国化工企业实力得到加强，部分产品在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不仅在国内占居领先地位，而且成为出口创汇大户。他们的自营进出口业绩已非一般外贸公司可比。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化工企业还非常脆弱。就销售额而言，只是稍强于世界第一大化工公司。然而，我们却有成千个生产企业，难于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公司相抗衡。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壮大我们的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要提高竞争力。一是要提高企业的实力，生产向优势企业靠拢，产品向名牌企业集中。企业的集团化，生产的集中化，是提高我国化工产品市场竞争能力的主要途径。二是要利用好外贸窗口。我国外贸企业在对外贸易的历史上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贸权的放宽并不等于外贸企业的过时。外贸企业在市场形象、外贸人才、市场信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些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仔细分析自己的实力，若无独立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就应采纳制，与外贸企业合作，联手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实体。

4.4更新外贸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的市场营销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化工企业意识到做市场与做买卖的极大不同。做买卖只顾买入的成本和卖出的利润，投机性强，有利润就做，没有利润就可以放弃，不会有明显的经济损失和风险，缺乏长远打算。但生产企业则不同。不管市场风云如何变化，企业的生产不可一日放弃。因此，必须从长计议，建立新的市场观念。

首先，要重视市场调研。我们的企业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重生产、轻市场的思维习惯。一谈及企业的发展，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投入巨资建设生产装置，很少去考虑投资前要进行市场调研。市场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只有很好地勘探和有效地利用，才能长期受益。市场同时也是一部机器，你只有慷慨地投入，它才能有效地运转。因此，我们的企业应当注重对国际市场的研究，要了解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过去，清楚它的现在，掌握它的未来。

其次，要讲究市场策略。我们的不少企业毫无营销策略可言，常常由于经营业绩不佳而、“人穷志短”，不分市场对象是谁，有奶便是娘。因此自己与自己竞争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市场犹如战场，只有深谋远虑，才能百战百胜。要在市场上取胜，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市场营销策略。一个好的营销策略，要处理好供应商与用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与用户建立利益的共同体；要处理好短期贸易和长期业务之间的关系，做到有取有舍；要建设长期稳定的市场网络，决不可朝三暮四。

第三，要按市场需求定价。由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我们的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往往以低价为手段，中国货便宜已是世人公认的。这不仅使我们的企业没有从国际市场上拿回我们应该得到的财富，反而有时会落得一个倾销的罪名。这种现象在技术含量高的精细化工行业极为常见。不管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还是精细化工产品，高附加值是其基本特征之一。因此，精细化工产品的定价要体现产品的技术含量。如果忽视技术的价值，我们就无法完成技术开发的再生产，终将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当我们谈到跨国公司在R&D方面的巨大投入时无不感到羡慕。但细细想来，其开发研究的巨大投入实际上就来自产品的销售利润。这种高投入、高回报的良性循环，应当成为我们化工企业的营销理念。因此，价格的确定不能仅仅以自己的生产成本为依据，要考虑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水平，甚至要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和变化着的国际形势来不断地调整我们的产品价格。

第四，保持供求平衡。进入新的世纪，那种让生产者高枕无忧，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卖方市场时代一去不复返。以生产过剩、市场疲软为特征的买方市场似乎与新时代的步伐很不协调。究其原因，就是在世界化工巨头们纷纷兼并联合的热潮中，我们却在进行着一场化工生产的人民战争，化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高速发展，无效劳动随处可见，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其实，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也也不难。物以稀为贵。限制生产、控制总量是治理市场疲软的一剂灵丹妙药。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纺织行业砸锭的气魄，要有煤炭行业关闭小煤窑的决心，来整顿我们的化工企业，保持市场的基本平衡，以市场饥饿理论来恢复市场的元气。

4.5培养外贸人才、建立营销队伍

市场竞争的焦点是人才的竞争。综观跨国公司国际营销的做法，一是营销队伍规模大。一般都有一支庞大的营销队伍分布于全球市场的每个角落，有的公司全球销售人员甚至超过生产人员。二是销售人员素质高。一般都是具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高级人才从事销售工作。显而易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建立国际市场营销队伍，是我们的化工企业在新世纪面临的艰巨任务。首先要象重视化工生产一样，重视市场营销队伍的建设。要舍得投入足够的人力，从事国际市场营销，从坐守家门到走出国门打市场。其次，要着手培养和选拔适合市场竞争要求的复合型外贸人才。一名合格的外贸人才，除具有基本素质以外，还须有三个突出的素质：一是广博的专业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精细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外贸人员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熟悉产品的性能，了解产品的用途，能解答用户的问题，发现新的市场机会。二是扎实的外语基础。对外交流障碍是许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外贸人员的外语能力在满足基本交流的基础上，还要有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能力，真正融人当地市场。三是较强的外贸能力，在新的世界贸易环境下，外贸人员不仅要有基本的外贸技能，还要及时掌握新的贸易规则和手段。

贸易研究论文篇8

中国出口增长指数快速持续提高，由1980年的100，提高到了2006年的4430.14，也就是说2006年中国出口商品数量是1980年的44倍之多，年平均提高指数达到了115.70。虽然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在1980年至2006年间有所下降，但幅度仅为17.57％，远不足以能抵消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幅度。因此，在出口商品数量增长的强大推动下，中国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是持续上升的，即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持续改善。这说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在不断提高，中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更高的效率。由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在减轻，特别进入21世纪之后恶化程度明显下降，使得中国收入贸易条件近几年的改善幅度相当大。

二、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分析

根据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全部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从中国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可看出中国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大于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的影响，并且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下降的趋势，相反，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上升的趋势。影响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因素有很多，比较突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工贸易增长迅速

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由1981年的13.3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5,103.55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由5.14％提高到了52.67％；以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口由15.04亿美元增长到了3,214.72亿美元，占总进口的比重6.83％提高到了40.62％。加工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原料和中间投入品主要靠进口，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其价格往往缺乏弹性，且易受出口国垄断，会使中国进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同时加工贸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存在制约，首先，迅速增加了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量，造成出口商之间恶性竞争，使出口价格上涨受到抑制；其次，在目前这种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中，由于中国处于生产的下游或终端，多为简单的加工和组装发展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是跨国公司的“装配车间”。增值率不高导致出口价格难以上涨。相反，随着加工贸易进口需求绝对值迅速增加，导致国内加工企业对国际燃料、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成套设备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鉴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在最近20年中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进而使进口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趋于上扬。

(二)国际市场比较集中

中国的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基本上都高于中国。2006年出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的68.73％，前3个国家或地区占46.48％，仅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就超过了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2006年进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总额占中国总进口的63.60％，前5个国家或地区就占将近一半，达到49.22％。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以至于在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受到较大的影响。如美国经济时好时坏，日本经济则长期表现不佳，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引起的需求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出口市场的经济低迷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使中国出口受阻。

(三)FDI大量流入

中国FDI吸收量由1984年的26.5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1.74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企业进出口比重由原来比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了2006年的58.87％。根据国际收入转移的贸易条件效应一般原理，收入转出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收入转入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改善，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趋于改善。但FDI的净流入并没有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吸收FDI主要流入劳动密集型行业，易造成出口企业的恶性价格竞争。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低素质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导向不能维持国际竞争优势，从而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并造成了中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依赖。二是FDI形成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执行“转移价格”，影响了中国进出口价格。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为了达到减轻所得税负、转移资金和利润、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经营策略。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进口产品的高价位；同时，即使不考虑国家出口退税等支持措施，而把劳动生产率差异、技术水平差距等因素考虑在内，外企的出口价格水平也明显偏低。跨国公司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进口价格却降低了出口价格，在FDI企业进出口比重接近60％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四)关税下降使进口需求扩大

加入WTO后，由于关税大幅度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由于进口需求强劲，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实际进口商品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这一点通过计算进口价格指数能得到很好的验证。一个贸易大国征收关税，能使出口品的相对价格降低，生产者就会生产更多的进口品，而消费者会消费更多的出口品，这样，出口品的相对供给减少，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出口品的世界相对价格会上升，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在关税下降时这一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加入WTO后，关税一直下降，而中国又是一个贸易大国，因此，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三、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对策

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化看，中国近30年参与国际贸易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损失一定的公平获得了更高的效率。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虽然发展成为了贸易大国但并没有成为贸易强国。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能否即提高公平程度又能获得效率呢?针对上述原因，通过以下的努力可有效防止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公平损失程度，保持收入贸易条件的持续改善，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效率获得水平。

(一)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产品差异化程度

中国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制成品。通过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差异化程度。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建立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孵化器，加快知识向高新技术的转化，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的研究开发给予财税支持、资助和信息服务，提高研究高新技术方向的市场性；加强企业与高等院校的科研合作，使高等院校的高新技术成果能较快投入到产业中去，拉近技术主体与市场主体的距离。

(二)鼓励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

鼓励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通过加工贸易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和税收政策结合起来，消除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的体制约束和政策障碍，引导加工贸易向关联度大的产业和经济的纵深环节拓展。发挥内资企业现有的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积极促进内资企业发展加工贸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加工贸易税收政策，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使用国产原材料和零部件，促使加工贸易通过贸易和投资行为从下游装配业到中间产品需求再向上游原材料工业的逐步延伸，提高原材料工业水平，延长国内产业链，推动中国上游产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促使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促进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各种财政金融措施，将加工贸易的发展纳入国家产业政策范畴，实行加工贸易的产业评估制度，提高技术含量和加工深度，鼓励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积极扩大海外市场，避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如东欧、南美洲、非洲、中亚等)及周边国家(如俄罗斯、韩国、东盟、南亚国家等)的贸易往来，使中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减缓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及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偏好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根据需求相似说，发展与他们的贸易关系，不仅出口商品价格不容易下降，还有利于扩大中国商品的出口。根据引力模型，周边国家具有地缘优势，双边贸易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且中国相对而具有较高的发展程度，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比较容易。

(四)有选择地继续鼓励引进FDI

大跨国公司和效率寻求型的FDI能带来的溢出效应更显著，能迅速扩大中间贸易品的出口，使中国比较容易地更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生产体系之中，使中国的贸易政策倾向更稳定。建立包括FDI来源、目的和溢出效果等内容的FDI引进项目评估体系。通过对FDI投资主体的整体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是否具有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体系；通过对FDI引进项目性质的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来华投资是为了巨大的市场还是为比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通过项目预期结果的评估，说明FDI对出口贸易、技术、管理和劳动力等溢出效果如何。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通过与目录相适应的进出口政策和生产税收政策，引导FDI投向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部门，投向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提升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层次。

(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借鉴浙江一些行业协会在协调同类商品出口方面的经验，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出口产品规划，防止国内出口厂商的恶性竞争。由于国内厂商问的恶性竞争，附加值原本就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被压得极低，由此带来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国内福利水平的降低，并加剧了贸易摩擦。国内厂商的单打独斗不但表现在产品的出口上，也表现在对原料的进口上。在国际原料价格大幅提高、际能源争夺日趋激烈的今天，国内厂商应该联合起来面对国际原料供应商，增加自身的谈判砝码。

(六)明确关税政策的目标

贸易研究论文篇9

【论文摘要】 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是解释相似要素密集度假定下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基础，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与完全竞争可以解释不同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将产业内贸易区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分别进行研究使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为密切一些。 【论文关键词】 产业内贸易 新贸易理论 新Heckscher-Ohlin理论 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上的分歧源自于新贸易理论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对产业内贸易性质的不同理解。新贸易理论（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分析方法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相似要素密集度（similar factor intensity）产品的交换。理想状态下的产业内贸易产品被称为“完全的产业内贸易产品”（perfectly-intraindustry goods），指在任一相同的要素价格下，贸易产品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要素密集度（identical factor intensity）。新Heckscher-Ohlin理论则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同一产业内不同质量产品品种的交换，而不同质量产品品种的要素密集度却是不同的。本文分别对这两种不同类型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观点及争议进行分析。 一、新贸易理论在相似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产业内贸易研究 新贸易理论在产业内贸易研究方面考虑的是产品的水平差异性，即分析相似或相同要素密集度产品在存在水平差异时的交换，其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内贸易活动主要发生在技术水平、要素禀赋和收入水平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影响比较大的理论模型包括Krugman（1979）、Lancaster（1980）、Brander和Krugman（1983）等。这些研究的结果认为规模经济、产品多样性、消费者偏好等构成了产业内贸易的基础。 Krugman（1979）将基于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Dixit和Stiglits（1977）封闭经济下的分析扩展为开放经济的分析，证明了规模经济和产品水平差异的相互作用是促使国际贸易以产业内贸易形式发生的独立原因。该模型在需求方面假定，每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相同，而且所有品种都对称地进入效用函数，即每增加一单位任何品种的消费带来的总效用的增加是相同的，并且消费的品种越多，总效用增加越多。该模型在供给方面假定，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产品所有品种的生产函数相同并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每一个产品品种只有一个厂商生产，即厂商数目和产品的品种数相同，每一个厂商也都试图分割市场以形成自己的垄断力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每个国家消费者可得到的产品品种种类和规模经济的利用程度都受制于各自国家的市场规模。因此，通过国际贸易创建更大的一体化市场，可以使消费者得到更多的产品品种种类，并享受到规模经济带来的利益，从而增进各国福利。该模型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水平差异性的条件下，即使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也能开展产业内贸易活动，并且这种贸易会增进两国的福利。 Lancaster（1980）模型仍以产品的水平差异性为基础。该模型认为，每个产品品种都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品种的特征，正是这些不同的特征构成了产品的水平差异性。消费者对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只会选择具有其喜欢的特征的品种去消费，而不是购买产品的多个品种。在供给方面，该模型假定厂商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并能以相同的成本生产任何产品品种，而且任一品种的生产在一开始其平均成本递减。该模型以“完全垄断竞争”（Perfect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描述了均衡时的状况：实际生产的产品品种均等地分布在“光谱”（spectrum）上，每一品种的生产数量和销售价格都相同，每一厂商都获得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在引入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进行贸易分析时，该模型具有了一般均衡的特征。Lancaster（1980）和Helpman（1981）共同完成了这一分析工作。模型假定存在两个部门，一个部门以规模报酬不变方式生产同质产品，另一个部门以规模报酬递增方式生产有差异性的产品，劳动是两个部门的流动要素，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特定要素，对差异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当这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开展贸易后，同质产品之间没有贸易发生，但差异化产品按照“完全垄断竞争”的方式在两国共同生产并展开贸易活动。由于开展贸易后消费者得到的产品品种数目比封闭条件下要多，而且有规模经济利益存在，两国的福利因此得以 改善。 Brander和Krugman（1983）在双寡头垄断条件下对产业内贸易的发生给出了一种解释。该模型假定所有方面都相同的两个国家中各有一个厂商，他们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并且两国对该产品的国内需求函数也相同。两国厂商采取的是古诺竞争行为，即每家厂商都是在对方销售不变的条件下选择他对两个市场的销售来获取最大化利润。由于模型存在着严格的对称性，在均衡的时候，每家厂商都将产出的一半在国内市场销售，并将另一半出口，产业内贸易由此而发生。在引入运输成本后，每个厂商从自己国内市场销售得到的价格必然高于他在出口市场销售减去运输成本的价格，因此，Brander和Krugman（1983）把这种产业内贸易也称作相互倾销（Reciprocal Dumping）。 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产业内贸易研究 新Heckscher-Ohlin理论在产业内贸易研究方面的代表当属Falvey和Kierzkowski，其重要的假定在于产品不同品种间的要素密集度是随着质量差异而变化的，从而开辟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领域。 Falvey（1981）首先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与要素禀赋理论相结合，指出资本充裕的国家出口高质量物品、劳动充裕的国家出口低质量物品。Falvey的贡献在于引入产品质量的垂直差异对比较优势理论基本框架进行简单的修正，从而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理论解释，同时也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Falvey（1981）在比较优势理论2×2框架内构造了一个关于产品垂直差异的模型。因为这一模型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偏离不大，尤其是完整地保留了完全竞争假设，并且得出产业内贸易符合Heckscher-Ohlin定理的传统论述的结论，因此又被称为新Heckscher-Ohlin模型。以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为基础的Falvey模型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说明了在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也会产生产业内贸易；其二是每个国家都生产质量上具有垂直差异的产品。同时，和传统的基本框架一样，Falvey模型也假设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的要素（资本和劳动）禀赋存在差异，其中本国是资本相对丰裕，从而资本的租金比率较低，而外国则劳动相对丰裕，从而工资率较低。Falvey模型得到的结论是，本国会在那些质量高于临界值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而外国则在那些质量低于临界值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格局也就由此得以确定。Falvey这一模型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产品的质量取决于生产产品的资本密集度，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该模型偏离了产业内贸易关于近似生产函数假定的研究方向。 Falvey和Kierzkowski（1987）在Falvey（1981）的基础上考虑了两个部门的情形，其中一个是上面分析的产品存在质量垂直差异的部门，另一个则是传统的生产单一同质产品的部门。这一模型和上面的模型一样，都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也采用完全竞争假设。这一模型同时产生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且两种不同贸易的格局都符合Heckscher-Ohlin定理。Falvey-Kierzkowski模型（1987）表明，在不存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产业内贸易也会存在，即产生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工资较低的国家在生产低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工资较高的国家在生产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且两国间要素禀赋的变化对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增减具有重要影响。Falvey与Kierzkowski的研究将产业内贸易归因于比较优势，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产业内贸易活动给出了一定程度的解释。 Shaked和Sutton（1984）也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其特点是将产品品种的不同质量和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相联系，在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条件下，来分析产业内贸易活动的状况。该模型假定厂商要开发一个质量较高的品种就要在产品投入市场之前进行研究与开发，这种研究与开发费用被看作是固定成本。平均可变成本被假定为不变，或随着产品质量的改进而缓慢提高。假定消费者的偏好相同，对不同质量的产品有着相同的排列顺序，但消费活动受制于收入水平，高质量的品种被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所购买。假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在封闭条件下都有两家厂商分别生产高质量和低质量的产品品种。在两国开展贸易之后，由于竞争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两国 生产相同质量的两家厂商中的一家会退出市场，因为在两家厂商并存的情况下没有一家能够获利。在自由贸易下，一个产品品种只有一家厂商来同时为两个市场生产和提供。消费者会因为规模经济带来的价格下降而受益，也会因为更高质量产品品种的开发而受益。但问题在于，此时无法判断哪个国家的哪家厂商会生存下来，因此也无法确定产业内贸易是否一定会发生。只有当两个国家分别保留下来一家生产不同质量品种的厂商时，产业内贸易才会发生，只是无从确定贸易流向。 三、结论 产业内贸易的理论研究是由经验研究推动的，但产业内贸易理论上过于苛刻的假定条件却偏离现实较远。因此，将产业内贸易区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分别进行研究使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为密切一些。 在理论分析方面，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建立在不同产品品种具有相同或相似要素密集度的假定下，分析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规模经济、产品多样性、消费者偏好等对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作用；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则建立在不同产品品种要素密集度因质量差异而变化的假定下，分析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对产业内贸易的决定作用。 从贸易现实来看，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活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相对重要性也被证实超过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活动，再加上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的不稳定的相关关系，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对现实的解释力要略逊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生产产品的技术水平或生产函数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因而其在参与产业内贸易活动方面，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应该更具有解释力，这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内贸易经验研究方面一个富有活力的研究领域。 ity Press

贸易研究论文篇10

一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外贸易法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它包括宪法、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一部法律的重要性，是由该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决定的。对外贸易法调整的是一国对外贸易及投资法律关系的。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外贸法地位也日趋重要。随着WTO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经济最发达的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大国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为20.1%.[1]这些国家重视外贸法的程度也愈来愈高。美国从其独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外贸，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200多年的外贸发展历程中，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但是从60年代起在日本及70年代日益强大的欧盟的强烈竞争下，使其外贸法既有管理本国进出口功能，又有在竞争中趋利避害的服务功能。“在美国，国际贸易是最热门的话题，外贸法也是最为社会关心的法规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美国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也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2]因此，对外贸易法在这些西方贸易大国早已越出了一般部门经济法的范围，无论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都赋予其特别重要的地位，给予非同小可的重视。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的管理权直接掌握和控制在国会手中。该对外贸易管理权是通过制定法律、批准条约、决定征税以及掌握开支等方式行使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外贸法的实施和执行。美国政府中负责对外贸易管理的机关决不只由商务部负责，它同时还设有其他部门共同负责，主要有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一个独立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还专门设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和二审的国际贸易案件。美国总统作为行政最高长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直接介入贸易事务并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采取措施，在是否采取保障措施、贸易禁运、贸易制裁等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

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内容丰富而具体，仅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就达1000多页，其内容涉及贸易待遇，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进口救济与贸易秩序，包括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调整援助[3]、市场扰乱[4]、不公平贸易做法[5]和非经济原因[6]的进口管制；出口促进与管制，包括301条款制度[7]和贸易促进、出口管制。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组织主要包括日本贸易会议、经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经济企划厅、公正交易委员会等。但日本贸易会议的主席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其成员包括经产省、大藏省、农林水产省、外务省、运输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等组成。日本的特点是总理亲自处理，重要部门联手共管外贸。

欧盟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的主要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欧盟理事会（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议会（代表欧盟的公民）和欧洲法院。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外贸法的特殊重要地位表现在：

（1）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

（2）由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实施；

（3）全国一盘棋，主要部门及其第一把手亲自参与对外贸易法的执行；

（4）内容详细灵活，在管理国内进出口的同时，强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拓展。

二我国应对对外贸易法予以特别重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外贸发展特别迅速。1978年进出口额仅为206亿美元，1994年贸易总额为2000多亿美元，而2002年我国的进出口额达到6200多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位置已上升到第6位；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投资金额已达8300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4500亿美元。我国共批准设立三资企业已超过40万家。同样，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十分高，有经济学家统计，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44%.[8]尽管各国测算外贸依存度的方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经外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作为调整外经外贸工作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理所当然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相对于西方贸易大国，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起步晚，重视不够，当然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进出口数量有限，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弱有关，但是，从现在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出发，外贸法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外贸法应该予以重新定位并提到重要日程。

三当前对外贸易法的若干前沿问题

（一）透明度原则

1.透明度原则的由来

透明度原则源于西方世界。它早期是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商人，面临市场的巨大挑战，就要设法克服市场因政策法律变动而带来的风险，商人们迫切要求市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要求政府管理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透明，以便公众能方便地获得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的信息。因此透明度原则早期又称之谓“阳光原则”或“知晓原则”。

透明度原则的日趋明确，那是在二战之后，它作为调整战后贸易制度的基本规范，被引入了“关贸总协定”，其内容逐渐明确，尤其是该原则被引入到WTO的各主要协议之中后尤为突出。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的第10条。随着WTO影响的扩大，该原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数十年以来，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外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列入其主要条款。

2.透明度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根据WTO各主要协议的规定，透明度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和告知原则。该原则要求成员方管理机构必须将正式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政策予以公布；必须将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条约及政府协定，予以公布；在实施具体贸易过程中的法令、条例以及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二是关于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透明度。

要求各成员管理外贸过程及审理外贸案件的过程透明，并要求能对政府管理外贸过程中的决定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WTO基本原则中带有基础性的一项重要原则，能否切实地履行透明度原则，不仅是衡量中国承诺履行WTO各项制度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是衡量中国遵守WTO各项法律义务的信用基础，更是我们运用WTO规则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重要前提。

3.中国正积极地遵守透明度原则

中国依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作出的郑重承诺将使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的承诺，关键的或者说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就是政府在管理外贸工作中取消内部文件（亦称红头文件），即凡是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中国对履行WTO透明度原则迅速而全面地做出上述承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该原则的重视，也表现了中国全面履行WTO各项法律规定的决心和能力。

（二）对外贸易经营权

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法历来重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问题，把它作为外贸制度的基础。美国外贸法专家认为，是否允许个人或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因为对外贸易主体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即自由化）问题。它涉及对外贸易的几乎所有制度，比如工商管理、海关、外汇及税收等一系列法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经营权是整个外贸制度开放的晴雨表。西方各国的外贸法对此都作出了相当宽松的规定，美国、欧盟及日本等西方国家都规定了其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3年内放开外贸经营权。即在加入WTO3年后，即从2004年12月11日起应对这类企业（包括自然人）放开外贸经营权。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法应参照国际惯例，规定除在特定的贸易领域内从事国营贸易的专营权或特许权外，所有在中国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都可以享有外贸经营权。

（三）国营贸易

1.国营贸易是各国外贸法中普遍存在的特殊概念

外贸法上的国营贸易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并非一个概念，和中国目前的国有外贸企业也不能等同，它具有特定的含义。根据世贸组织《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7条和其他有关规定，所谓国营贸易企业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国内法律或在事实上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的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其购买和销售活动影响了国家进出口水平和方向。因此，世贸组织中判断国营贸易企业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这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无必然联系，其判断标准也不是所有制形式。因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者半官方的贸易机构，若它们在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则都应视为国营贸易企业。

2.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国外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营贸易通常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贸易领域。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因此其在一国贸易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国营贸易因而成为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世贸组织各成员在不同领域中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国营贸易。目前，世界范围内国营贸易制度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方面，兼有若干重要的矿产品。有些欧洲国家也在烟草和食盐方面维持着国营贸易制度。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各设有一个专营销售局，而这两个企业控制着1/3的世界小麦出口。而在新西兰，一个牛奶专营国营企业控制着约30%的世界牛奶出口。

由此可见国营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的规模和地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3.中国外贸法应妥善处理国营贸易问题

中国要按照世贸有关规则有针对性地加强在一些重点贸易领域中的国营贸易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保障。国营贸易的最大优势在于政府可以对其实施较为直接的控制，进而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进出口，这些领域和产品对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只有真正确保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中享有控制权，中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因此，国家在某些领域继续维持国营贸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世贸规则允许的例外，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例外并将其体现在本国的外贸法中。

（四）自由贸易区

所谓自由贸易区通常是指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形式，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成员国内部取消贸易障碍，实现自由贸易，但没有共同对外关税；二是通常采取原产地规则。

目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

鉴于自由贸易区具有的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第24条对其作了特别规定，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并明确允许各成员国或各成员在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区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相反，由于它的目标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可以率先在区域实现内部贸易自由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多边贸易体系具有互补性，也可以推动多边贸易的发展。因此，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共存，事实上世贸组织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各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目前除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外，世界上几乎各主要贸易国均已参加自由贸易区，有的还是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本国的外贸发展并非好事。中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中国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其贸易转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贸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本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活动，与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了持久的探讨，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修改外贸法时有必要增加规定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建立和完善外贸促进机制的有关内容。

（五）贸易壁垒调查

世贸组织的宗旨是扩大自由贸易，消除各国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其重点已经从关税壁垒转移到了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谓贸易壁垒是泛指一国采取、实施或者支持的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的立法、政策、行政决定、做法等各种措施，其范围极广，以对贸易造成扭曲效果为判断标准。

贸易壁垒的种类数量大、花样多，而且层出不穷，例如关税壁垒、关税税则分类、配额、进出口许可、政府采购、自愿出口限制、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等，而“两反一保”的滥用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也在国际上愈演愈烈：前者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防止欺诈行为等目的，通过繁杂和苛刻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来限制贸易，而后者是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口号，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和繁琐的检验认证而设立的贸易障碍。例如，1997年欧美国家通过提高技术性条件要求实际上禁止了从中国进口禽肉，而2002年初欧盟又以中国产的蜂蜜含有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标为由中止了从中国进口蜂蜜，中国的这些传统优势产品因此丧失了这些市场。

贸易壁垒的实质是限制进口，但它们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好、涉及面广、效果明显的特点，而且往往具有正当理由支持，因此管制的难度很大，但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这些贸易壁垒，世贸组织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动植物和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等，但其规制的范围和力度还远不足以形成国际法上全面、有效的管制。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原外经贸部（即商务部）于2002年颁发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从而有了自己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这一规则还只是部门规章，未来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在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应对政府实施对外贸易进行调查的范围及其具体程序作出规定，以便有更强的法律基础来保证本国产品和企业免受国外的不公正待遇。

（六）贸易救济措施

1.反倾销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进口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我们称之为反倾销措施。可以采取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是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尽管反倾销的理论基础早已为人诟病，但反倾销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得到广泛的使用。由于反倾销简便实用、效果明显，因此也是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倾销的第一受害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中国产品已经遭遇到了500余起反倾销案，被调查的产品有4000多种。在这些反倾销调查案中，由于以往中国企业经常采取不应诉的做法，加之中国在这方面人才缺乏、企业不重视、政府组织不力等因素，中国企业能争取到较好裁决结果的仅占到三成，绝大部分被课以高关税，损失比较严重。而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拉美国家等。例如，墨西哥从1994年11月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最高可达533%.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对中国出口彩电征收的高达44.6%的反倾销税使中国产品几乎退出欧洲市场，而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中国彩电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94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裁定了高达376%的反倾销税，也迫使中国大蒜因此退出了美国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反倾销案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1993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4000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后，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对中国这些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估计，中国企业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而丧失的市场份额和其他间接损失则难以计算，国外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贸易障碍。

2.反补贴

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某些贸易活动中的补贴也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当进口产品存在补贴，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进口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采取征收反补贴税、要求出口国政府停止补贴或要求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中国产品目前很少遭到反补贴调查，因为中国产品一般是反倾销措施的目标，而目前中国也尚未对其他国家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

3.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对某些产品在公平竞争情况下因进口数量猛增而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当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来缓解这种严重损害或威胁。具体措施有提高关税、采取配额制等。保障措施是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该条款就像一个“安全阀”，使得缔约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背离总协定一般规则，即通过免除该缔约方所承诺的义务，达到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目的。仅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美国就发起了9起保障措施调查。而在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宣布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加征关税最高达30%，涉及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巴西等，最终成为一场涉及各大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风波。

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免遭国外采取的救济措施打击，中国参照各国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先后启动了汽车、钢铁、化肥等易受冲击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三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修改的指导思想

（一）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年外贸法与WTO及我国的入世承诺相比，与国际贸易格局急骤变化的要求相比，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日益增加的贡献相比，确实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1.《外贸法》没有对WTO所倡导的“关税减让”、“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等原则作出规定。而且，它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外经贸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与WTO倡导的国际贸易内涵不符合，如《外贸法》没有对境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营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和单独关税区作出规定，甚至没有对外国产品进行调查、报复，保护国内产业权益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而这些原则及规定，都属于西方国家外贸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利用外贸法规趋利避害的重要内容。

2.《外贸法》的有些规定过于原则，自由裁量权过大，需要细化，以便于操作，如有关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救济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3.《外贸法》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色彩。这不仅与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相去甚远，也不能为国内外各经济主体开展外贸活动提供一部具有可预见性、规范性和便于操作的外贸根本法[9].例如，《外贸法》第19条规定，“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但规定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有关部门”不清楚。审批时间和审批条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而且在实施中往往是涉及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而不是美国、日本和欧盟那样，把外贸事务视为生命线，由影响国计民生的部门共同负责。这些行政部门参与外贸管理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其重要的职责。

4.《外贸法》的原则离WTO协议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还有较大差距，在外贸经营权上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具体制度上不符合或不能完全满足WTO协议的要求。例如，该法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免于办理内资企业必须办理的许可。[10]该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许可制度，使得同是中国企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外贸经营权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且，个人也被排除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之外。[11]我国入世时承诺，通过国内立法途径将WTO协议及我国入世承诺转化成国内法内容，以便其在我国贯彻实施。这也要求我们按照WTO和我国的承诺对作为外贸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进行修订。

（二）修改现行《外贸法》的指导思想

1.反映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体现WTO规则修改《外贸法》必须反映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方向，反映中国的贸易地位，同时体现WTO规则及其发展变化（既要体现承诺义务，也要体现实现权利，保障权利、监督制约对方应承担义务的内容）.

2.体现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可预见性是指《外贸法》的修改要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WTO新一轮谈判的精神，可操作性是指应该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国情。

3.增强外贸法的开拓和防御能力

增强外贸法的主动防御功能，是当今各国外贸法的立法趋势。例如美国外贸法的许多规定就具有对外进行市场开拓，对内进行保护国内产业的能力。如美国外贸法中规定保障措施的201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国外贸易做法作出反映的301条款、特殊301条款、超级301条款，授权针对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337条款以及针对中国的特保立法的421条款。而我国1994年外贸法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差，主要是一部管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尚缺。

4.对《外贸法》功能重新定位

通过对1994年“外贸法”的修改，需要对外贸法在国内的地位重新定位，对它的特殊重要性进行确认，对其内容进行充实，使其在世界贸易的新格局中真正起到保护和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基本法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贸易大国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1）美国贸易法的做法美国贸易法对内尽量扩大自由度，而对外则侧重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出口和对国内产业的救济，因此是一部对内管理相对自由、对外职能强化的贸易法[12].

（2）加拿大对外贸易立法体现了其对国内产业、企业的充分保护

除在国际贸易法庭法、特别进口措施中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进行专门规定外，在海关法、海关税则法、进出口许可证法中也有对国内产业、企业提供保护的法律救济措施，另外其反倾销法等规定的法律层次较高，由议会通过。

1994年《对外贸易法》在管理方面其侧重点在于对贸易主体的经营资格和经营行为以及商品的管理，自我约束较多，反映当时的管理手段和体制，主要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的法律，对外扩大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机会、消除外国贸易壁垒以及其他维护公平贸易秩序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我国贸易法转变管理重心，向对内放宽管制、对外加强职能的方向转变。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加拿大的外贸立法在不违背WTO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许可证贸易管理方式。我们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可在履行WTO义务和我国有关承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用足用好许可证等贸易管理手段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

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法》应是合理的外贸促进法，这既符合WTO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法，使其成为有效的贸易防御法和积极的市场开拓法，例如，遏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拓宽贸易投资。

[注释]

[1]刘国光。内需为主与外贸依存度问题[OL].中国经济展望网，2002-04.

[2]Int‘lTradeandInvestment，RALPHH.FOLSM，19.

[3]对因进口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工人、企业和产业的援助。

[4]是指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认定市场扰乱的标准比反倾销和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标准要低，更便于使用。

[5]依据美国现行法律，即美国贸易法337条，所有人、进口商、承销商将货物进口美国或销售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做法，或实质性损害美国产业，阻止美国产业建立，或限制或垄断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则不需要证明损害的存在，便可构成337条所规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6]指基于国家安全、人权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原因。

[7]1974年美国贸易法规定了一般301条款、特殊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一般301条款规定了当外国限制美国货物和服务的进口时，美国贸易代表应当或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特殊301条款针对外国违反知识产权义务的各种措施和行为；超级301条款则针对外国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国家和重点做法。适用于整个301条款的救济措施有中止与外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取消给予外国的优惠待遇、取消对美国的商业限制、通过贸易协定向美国提供补偿利益等。

[8]沈利生。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测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

[9]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法》的建议[J].国际商务研究，2002（4）.

贸易研究论文篇11

1、由于我国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环境技术标准要求，被限制进口。由于发达国家技术要求较高，我国一些产品在环境、卫生和安全技术标准上不符合进口国的要求被限制进口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从1998年1月起，在全美20多个仓库中陆续发现来自中国的木质包装材料里含有天牛，且1月中旬在芝加哥发现一些树木已遭到天牛破坏。1998年9月11日，美国农业部签署一项新法令，要求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木质包装采取严厉的检验规定，所有包装都须经过高温处理、熏蒸或防护剂处理，否则，所有入境货物将一律被拒绝入关。虽然经过我国政府的多次交涉，但美国政府还是宣布从当年12月17日起将禁止中国木箱包装的产品进入美国境内。英国、欧盟等也宣布对从中国离境产品的木质包装采取紧急措施，实施新的检疫标准。据当时的估算，仅欧盟的这一决定至少影响中国70多亿美元的对欧出口贸易。

2、由于进口国家实施某种新的强制性规定或标准，被限制进口。发达国家经常颁布强制性法令，对进口产品的技术要求加以严格限制，以防止对环境和人体有害产品的进入。如浙江绍兴2000年就有两家纺织企业出口的面料因使用禁用偶氮染料被德国“封杀”。其实德国政府早在1994年7月28日颁布法令，禁止在纺织品中使用可分解形成20种致癌芳香胺中的任何一种偶氮染料。后来该法案又几经修改，致癌芳香胺数目增至22种，禁用偶氮染料增至118种。在德国实行此项规定后，欧盟另外一些成员国也纷纷效仿。欧盟近年来也一直在酝酿起草限制含有偶氮类染料产品使用和销售的法令，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关于禁用偶氮染料的立法。

3、由于进口国采取不合理的规定或标准，被限制进口。发达国家有时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制定近乎苛刻的技术标准，以限制某类产品的进口。例如，2002年7月10日，日本政府对蔬菜进口商发出要“自我限制进口”中国冷冻蔬菜指令。原因是在中国冷冻蔬菜的检查中发现杀虫剂“毒死蜱”含量超过日本规定标准，达到0.07PPM。日本政府要求蔬菜进口商必须将农药超标的进口冷冻蔬菜全部销毁。其实，所谓中国冷冻蔬菜农残限量超标，完全是因日本政府对我冷冻蔬菜制定的“毒死蜱”残留限量标准太高所至。日本每年进口4-5万吨蔬菜，99%来自中国。为限制中国蔬菜进口，日本对从中国进口的蔬菜规定“毒死蜱”残留限量不超过0.01PPM，但对本国大量生产的萝卜规定的限量标准却是3PPM，相差300倍之多。去年由于日本对我国农产品进口实施苛刻的检疫标准，致使我国农产品很难进入日本市场。

4、由于进口国为限制进口而实行的双重标准，被限制进口。有些国家对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实施双重检疫标准，遂使我国的出口产品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例如，欧盟禁止从我国进口动物源性产品的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双重标准案例。2002年1月31日，欧盟决议，禁止从中国进口中国动物源性产品。该决议涉及我国94家企业，贸易余额达6.23亿美元，一些出口市场和产品结构比较单一的企业，已因此次事件濒临破产境地，这些企业中涉及的劳动力近5万人。禁止进口的原因是我动物源性产品中氯霉素超过其规定的0.1-0.3PPB。当时，仅在荷兰鹿特丹港滞留的我动物源性产品就有265个货柜。而且，被欧盟检出问题货柜的数量不断增加。一旦销毁，我出口企业将遭受巨大的市场损失。按欧盟规定，凡含有2%-3%动物源性成分的加工食品，均要延伸追溯，从市场上召回销毁。2002年3月中下旬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组团，赴卢森堡、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丹麦六国进行民间游说和交涉工作，发现荷兰和德国官方实验室做出的微量氯霉素对人体不造成危害的实验报告以及荷兰对出口到美国的小牛肉氯霉素检测标准为不超过10PPB的立法规定，但欧盟对公众隐瞒了一定含量的氯霉素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试验结果。欧盟一方面以中国产品氯霉素超标为由禁止进口，同时却允许其成员含氯霉素的动物产品向其他国家出口（包括对中国出口的北极虾也检出氯霉素超标）。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此外，欧盟要求我动物源性产品中氯霉素含量标准不得超过0.1-0.3PPB，但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实验室的仪器都难以做到，不要说发展中国家的实验仪器，即使是欧盟各国本身也不具备对所有产品实行氯霉素含量精确检测的条件。据说，欧盟目前只有两家实验室有能力检测到0.3PPB。因此，连欧盟的进口商也认为，“欧盟是把自己还做不到的事强加给不发达国家，是把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科学定论的东西用自己的法律套住别人，是对不发达国家的一种新的掠夺。”

（二）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

新贸易壁垒对企业的间接影响表现在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一是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国内缺乏先进的测试设备，进口大量设备增加了出口企业成本。三是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具体表现形式有：

1、没有获得有关认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大降低。目前，由于人们对健康和环境越来越重视，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的产品或有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越来越受青睐，这就导致没有取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的产品或没有获得环境标志认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大降低。获得环境标志的产品表明，它不但符合质量标准，而且在生产、消费和处理过程中也符合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不会造成损害。如果市场上有两件同样的产品，一个有环境标志，另一个则没有，那么，即使前者的价格比后者要高，消费者也往往会选择前者。例如，厦门丝绸进出口公司的丝绸衣料很受该公司法国合作伙伴的欢迎，法国方面想进口，但由于这些丝绸衣料没有获得环境标志，厦门丝绸出口公司的法国伙伴无法从法国政府得到进口配额，因而这项交易没有成功。

2、为达到相关标准而增加原料成本削弱了产品竞争力。由于发达国家不断提高产品检验检疫标准，我国企业要达标须采购价格更高的原料，致使生产成本提高，削弱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如纺织品出口在欧盟国家的检验中有几项重要指标，即染料中的偶氮和19种分散染料（染原料的几种有害化学成分）是否超标。入世后，纺织之乡绍兴出现了空前的出口好势头，但不少绍兴纺织品在欧洲国家屡屡受挫，多数问题出在染料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提供染料的化工行业抓起。虽然国内有数百家生产染料的企业，但六成以上的环保型活性染料市场被德国巴斯夫等国外大公司所控制，其价格相当于国内企业的两倍。但因国内同类染料的性能不够稳定，纺织品出口企业只好忍痛花高价买进口染料。这样，我国纺织品的原有价格优势就岌岌可危了。

3、技术、环保以及改善劳动条件的投入使成本增加，削弱了企业竞争力。由于跨国采购商要求我国企业或产品获取ISO9000、ISO14000、SA8000及环境标志、安全标志等相关认证，必须对我国企业及其产品的环保、安全和卫生提出更高要求，这对我国大部分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如果我国企业想成为跨国采购商的供应商，必须要达到其提出的标准和要求。例如，若企业想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供应商，提出申请后，GE将派出技术人员考察企业日常管理过程是否符合GE的环保、健康和安全标准，该标准涉及面非常广，甚至包括夏天防暑降温与冬天保温设施是否齐全，厂房安全出口的设置是否合理，对工人的医疗处理设备、食堂建设等，具体指标依据每个供应商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技术人员根据实地考察做出评估报告，并根据报告列出这家企业需改进的项目。如企业愿意配合使企业达到GE的标准，就有可能实现合作。考察与改造完成以后才下订单。显然，企业有获得订单，必须投入相当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有时仅拿到少量的订单。

4、过高的检验检疫费用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由于进口国高昂的检验费用，使我国原本很有竞争力的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2002年以来，日本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水产品检验检疫措施不断强化，检验检疫范围已涉及所有对日出口农产品、水产品品种，增加检测农残的品目达43种；批批检验导致进口通关放慢，加大滞港费用，增加检验成本，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检验费用使之占到货值的44%，并造成产品品质下降，以致产品失去竞争力，从而达到迫使日本进口商减少订货的目的。例如，日本对我出口鳗鱼实行机场48小时的吊水检验造成大量死亡，迫使我鳗鱼停止对日出口。据统计，2002年我国制作或包藏的河鳗（考鳗）出口，数量比上年减少8.6%，金额减少4.6%。再如，蔬菜保鲜期短，而批批检验导致进口通关放慢，造成蔬菜品质下降，同时由于抽样数量增加，检验费用从原来每批次5万日元提高到80万日元，高额的费用迫使日本进口商陆续取消我国的订单。

5、昂贵的认证费用导致企业产品竞争力下降。发达国家经常要求我国产品取得认证才能进入该国市场。然而取得和维持认证的费用非常高，这直接影响产品的竞争力。比如，建立及实施ISO14001认证的费用高昂，这些费用包括长期环境审查及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技术咨询、认证费用以及改善环境污染的设备、污染物检测、员工环保培训费用等等。目前我国申请ISO14001认证的费用，仅咨询费、体系建立费用、审核费和认证费用一般需20-30万元（未包括环保设备投入）。这对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更是难以承担。

二、我国的应对之策

新贸易壁垒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上主流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成本低是我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所以新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冲击将更大，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对新贸易壁垒，关键在于企业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档次，加强环境管理和职业安全管理，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从综合能力上缩短与发展国家企业的差距。同时，由于新贸易壁垒涉及到技术、法律以及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和各个部门，政府须发挥主导作用，帮助企业提高综合竞争力，突破新贸易壁垒。

（一）政府对策

1、制定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要求不仅要追求出口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出口增长的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对外经贸部门还应建立出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鼓励那些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出口并在信贷上予以支持，在条件成熟的沿海开发区建立可持续发展示范区，树立几个在出口可持续发展上作出贡献的典型企业。

2、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发达国家使用最多的新贸易壁垒将是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等国采用国际标准就已达80%，日本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与此同时，我国技术壁垒的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有二三十年的差距，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远远不能适应要求。90年代以来，我国加快了国际标准采用速度，1997年以后制定修订标准的国际标准采用率已占60%，但从整体看，我国采用国际标准的状况仍很落后。因此，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快采用国际标准的步伐。另一方面，文本的采用不等于产品的采用，采用国际标准的重点在企业，最重要的是推动一大批出口企业积极采用国际标准。

同时，我国应组织更多的标准化专家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把我国的一些意见和要求，充分反映到国际标准中去，为我国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条件。为此，建议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发达国家标准化工作的动态，积极承担ISO秘书处和其他标准化组织的工作，争取将我国制定的水平较高的标准纳入国际标准中，或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标准期间充分反映和体现我国的意见和利益。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活动，跟踪国际标准制定的全过程。对于因标准问题产生的国际贸易摩擦，我国应参与协调，从而不仅能挽回直接经济损失，同时能积累宝贵的经验。

3、建立统一规范的产品认证认可体系。认证是证明企业所生产的终端产品及生产管理体系符合某种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虽然大多数认证是自愿性的，但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产品认证和管理体系认证，质量认证及环境认证，都是企业通向国际市场的一盏绿灯。很多企业产品就是因为缺少认证而被国际市场拒之门外。所以政府须建立统一规范的产品认证认可体系，确保认证机构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坚决取缔不严肃的认证机构，鼓励国内认证机构发展壮大并积极与国外知名认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建立与国际和国外权威机构认证的相互认可机制。相互承认彼此的认证是消除贸易认证带来的技术壁垒的通行作法。例如，欧盟以外的认证机构可通过政府和认证机构间相互承认合作评定的协议获得欧共体授予的“被指定机构”资格，从而使自己的产品在国内获得认证后即可顺利进入欧洲统一市场。因此我国应积极开展这项工作，提高我国产品声誉，节省产品在重复认证中的巨额花费。

进一步加强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种类环境标志、安全、卫生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等认证机构的建设，提高认证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认证主体的服务功能，扩大认证范围，提高认证工作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实现国际互认，全面为社会、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同时，要增加技术设备配置，加强技术人员培训，形成建立绿色屏障的技术队伍和技术能力。

4、建立新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建立新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对于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因为国际标准化机构和各国政府及其标准化机构经常对其技术法规和标准进行修订，如果企业信息不畅，不能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法规或标准要求生产产品，在出口时就会遭遇壁垒。因此，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尽快建立国外新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以负责收集、跟踪国外的新贸易壁垒措施，建立国外新贸易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同时，认真研究新贸易壁垒对我国主要出口产品的影响，采取积极措施应对之，创造良好的出口环境。在获取国外新贸易壁垒信息方面，我们应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各成员方在《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下提供的有关技术标准、法规的部级咨询点。另外，可利用驻外经商参赞处等机构及时收集国外环境技术壁垒信息。国家通过建立相关的信息数据库和网站，方便企业查询，为企业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5、发挥行业协会、进出口商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行业中介组织应在信息情报支持、组织企业应诉等方面发挥政府和企业无法取代的作用，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应树立为企业服务的理念，积极帮助企业应对新贸易壁垒。

6、加强新贸易壁垒知识的宣传、培训和普及工作。由于大多数企业对新贸易壁垒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应加强新贸易壁垒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加强新贸易壁垒知识的宣传和培训普及工作，让出口企业越来越重视新贸易壁垒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

（二）企业对策

1、出口生产企业应实施以质取胜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应提高技术水平、注重环境保护和职工的劳动条件，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竞争力，从根本上突破新贸易壁垒。

2、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企业的组织结构、战略管理及经营管理等必须适应科技时代和环保时代的要求。企业可以将ISO9000、ISO14000等管理标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从制度上保证产品质量品质和环保品质，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贸易研究论文篇12

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迅速上升；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部分；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工业国传统的“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的贸易形势逐渐变化，出现了大量的同一产业内既有出口又有进口的产业内贸易；跨国公司空前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工业国总贸易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针对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反思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内容，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基础，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贸易双方的利益双赢。因此其主要在于解释产业间贸易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与贸易。所以不能或不完全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必然会引起对传统贸易理论局限性的重新思考：

首先，传统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之间的差异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贸易，强调国家间的相似性与贸易量之间的反向关系，即国家间差异越大，产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大，即贸易更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显然不能解释二战后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其次，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当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与贸易，即所交换的应当是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品，应当是产业间的贸易。然而，实际的贸易构成中却包括大量的要素密集度相似的同一产业内的双向贸易，即产业内贸易。此外，当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及由此引起的公司内贸易时，就会进一步发现传统理论的不适应性，期望有一种考虑了公司行为的贸易理论。

因此，为了能对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做出科学的解释，需要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补充与发展，促成了新贸易理论的产生。

三、新贸易理论的产生与假设前提

新贸易理论主要是指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解释新的贸易现象而产生的一系列国际贸易理论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迪可西特、克鲁格曼、赫尔普曼、斯宾塞和布兰德等。其中最主要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以下对其假设前提进行介绍。

传统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是以一些严密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模型分析的是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要素，即2×2×2模型。但新贸易理论认为正是这些前提不符合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使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应当放宽并建立更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

1、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假设转变为更符现实的不完全竞争。

2、规模报酬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递增的。

3、传统的2×2×2贸易模型过于简单化，新贸易理论改为J×N×M模型。

4、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获得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建立了更符合实际的前提假设后，打破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后，为解释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开辟了新的源泉，新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壮大。

四、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1、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的解释

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现象，新贸易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因为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带来了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供给、需求、技术差距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

(1)从供给角度：揭示了规模经济性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成为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与基础。1977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建立的D-S模型,阐述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和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两难冲突问题。在具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对生产者来说,产品差别越少越好;而消费者则要求产品要具有多样性,即产品差异。国际贸易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各国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具有某一方面差异的同种产品并进行贸易，既利用了规模经济性获得比较优势，又满足了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需求。

克鲁格曼看到了D-S模型解释贸易问题的潜力，首先将它应用到国际贸易分析中，建立了规模经济理论，即一个由规模经济引致贸易的模型。通过采用张伯伦垄断竞争分析方法，得出结论为：贸易并不需要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而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国际贸易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厂商可以打破单一狭小的国内市场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并从别国进口其它差异性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综上所述，关于贸易发生的原因,新贸易理论从供给角度分析,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就成了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并且国家间的差异越大，产业间的贸易量就越大，而国家间越相似，产业内的贸易量就越大。

(2)新贸易理论还强调需求因素对贸易产生和贸易结构的影响。从需求角度进行探索,填补了贸易动因研究视角上的一大空白。瑞典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将需求与产品差异结合起来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者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国的代表性需求。生产者只有专门生产代表此水平的商品才有可能达到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应集中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出口该产品,并从与本国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进口相似产品,以满足本国其他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该贸易理论表明,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上产生,因此收入水平越相似,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越多。

(3)技术差距论以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为分析前提，认为技术差距和模仿时滞决定了现实的贸易格局。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运用技术创新理论修正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提出了技术差距理论。该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时，即是著名的生命周期理论。同时也可解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技术开发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所开发出的技术与产品仍会有差异，从而促成国际贸易的产生。因此技术水平接近的国家会因为追求产品的差异性而产生贸易。从而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2、在贸易政策方面，两个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的提出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框架下，完全竞争市场是最具效率的市场，任何干预只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现实中市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因此提出了两个干预贸易的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外部经济论认为，一些具有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以通过知识外溢为其他部门带来收益，即产生了有益的外部经济性。政府则应该对这些产业进行扶持，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以上述两种理论为基础，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即应当对对本国经济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补贴。如日本80年代中期从美国手中夺得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就是战略性政策使用的结果。战略性政策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力，同时，也影响了欧洲联盟条约的内容。

3、新贸易理论提出了参加贸易并不总能得到利益的论点

传统贸易理论并未对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作专门分析，因为其理论的结论是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益，贸易利益来源于专业化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优势，还来自于：规模经济性、增加了不完全竞争产业的竞争程度、增加了产品的差异性等。同时，新贸易理论指出，尽管存在着潜在贸易得益，但不完全竞争市场同时也产生了风险，使一国经济有可能不仅无法利用潜在的贸易得益而且实际上遭受损失。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而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弥补这种收缩带来的损失时，贸易使本国受损，这说明，参加贸易并不是总能得到利益。

4、新贸易理论开始注重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