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论文篇1

一、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本。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改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修订，而是伴随社会转型的新的立法。如果立法者和实施者没有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我们很难期望一部“良法”面世，我们也很难受到“良行”对待。

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这是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只有当它与社会生活的要求相符，其才获得了“正当性”。即使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说，社会剧烈的变动恐怕也是引发修改的基本原因。因此，伴随中国社会转型而来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同样也存在着转型问题。以我的判断，这种转型就是社会的治安管理应从“社会控制型”转变为“公民权利保障型”。

综观《条例》的规定，其中透着浓重的“社会控制”色彩，其开宗明义第一条即规定：“为加强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制定本条例。”以“社会控制”为目的，这是“全能主义国家”那个特定年代赋予《条例》的使命。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在一种“组织起来的秩序”中，治安管理具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地域限制的户籍制度，还是维护这种地域限制的收容遣送，甚至包括整个治安管理，都潜在着维护这样一种“安排的秩序”的目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它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即是权利交易中自发形成。国家的职能即在于确定权利交易的规则，并维持权利交易的秩序，而无需、也不应当介入权利交易活动之中，安排整个社会秩序。因此，政府的管理，包括治安管理的目的都在于权利保障。1978年以来，各项改革措施的实行正在逐步造就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以至于法律规则的多元化，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之中。而对于一个已经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来说，保护民众----多元主体之源----的利益应当成为其本。以此观之《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有了很大改进，但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是较为明显的。如果没有类型的转变，出台的法律不仅不能促进社会转型，保障社会转型，反而可能会成为社会转型的障碍。

当然，法律作为“行动规则”，我们可能更多需要关注的是其具体实施，“歪咀和尚”把经给念歪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本更需要成为每一个警务工作内心的理念。因此，如何将“以民为本”深植于“警心”则是我们进一步的工作。这就需要明确下列理念。

二、明确警察权力来源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本，那就意味着《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是一部规范警察权力之法。规范警察权力最为重要的是明确警察权力的来源。

通常认为警察权力来源于国家，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存在。而我认为，警察权力来源于人民，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存在。这两种观点看似差别不大，实则有着根本区别。因为权力的来源决定着权力行使的目的，权力行使的规则与状态，为谁而行使，对谁负责。表面上看，具体的警察权力确实来源于国家，但这是警察权力的来源，却不是本源，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公民，没有民众的信任和认同，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警察权力的本源是公民。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许多立法，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都可以看作为转型期的社会需求。转型期的中国会有无数的变化，然而，最大或最根本的转变是这样一种观念的转换，即国家权力的来源。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始终是历史的主旋律。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诉求遮蔽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没有强大的民族国家，也就没有民众的存在。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也是基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努力。这种体制强调国家的作用，建立的是全能主义国家，权力在其中大行其道。由此所形成的观念是：没有国家，就没有民众，仿佛是“大河无水小河干”，殊不知，事物的逻辑是：大河是由小河聚集而成，因而是“小河无水大河干”。国家与民众的关系被颠倒了。

在我看来，没有认识到警察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并贯彻于警察的活动之中，是警民矛盾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原因。事实上，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取决于民众的信任与认同，因此，民众的信任与认同是政府存立的基础。近代以来民主政治，学者们以“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而现代行政法更是以“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运行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依此理论，政府的存在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公民权利的保护才是国家存在的目的。离开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国家的存在。因此，一切国家权力皆来源于人民，它为民所有，更要为民所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以人为本”，即是顺应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执政理念从“以国家为本”转变为“以民为本”。这一理念当然要贯穿于治安管理之中。

在治安管理领域强调要明确警察权力的来源，也是因为在所有国家行政机关中，警察所享有的权力是最大的。与其他国家行政机关不同的是，警察享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拘留权，此次修改又增加了对“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的行为”的处罚，以及违反规定进入体育馆的，强行带离现场的强制措施权，如果不明确警察权力之源，很容易造成警察与民众之间的对立。而且，相对于治安管理处罚领域，此时的民众与违法者在身份上是重叠的，因而很容易产生，因为要对公民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在处罚适用之时对公民权利的漠视。但愿公民的权利不被立法者所漠视。我们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而立法，我们在确定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也不应忘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三、对警察权力的控制

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究竟是为了处罚违法行为，还是要规范警察权力，事关贯穿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基本精神，因此必须加以明确。

对违法行为当然要进行处罚，这是一个社会保持秩序状态所不能缺少的。因此，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为了处罚违法行为这没有错。但我以为，这并不是制定〈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目的所在，或者说不是主要目的所在。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只是一种事实需要，它取决于我们对秩序状态的认知。问题在于，当我们设定一种国家权力之后，它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也会对公民的权利构成威胁。因此，有违法行为必有处罚，然有国家权力也必应有对其的控制。前一方面在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肯定会成为立法者关注的对象，而后一方面则容易被我们所忽视。

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治安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警察权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大。一是处罚的范围扩大，如抗拒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的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的行为；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的行为；扰乱社会治安、侵犯人身权利的流浪乞讨行为；扰乱大型活动秩序的行为；等等。二是处罚的种类增多，《条例》规定的处罚种类仅有警告、罚款和拘留三种，根据治安管理工作的需要，现增加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三是罚款幅度大幅提高，将对个人的罚款数额提高到50元至5000元，对单位的罚款规定为2000元至10万元。这些变化意味着警察的权力得到空前的扩展。根据有权力必有控制的“权力制衡”基本原理，相应地，对警察权力的控制也必须加强。

当然，强调对警察权力的控制并不意味着不给其权力。警察需要有哪些权力，这取决于事实需要，也就是根据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要求。控制权力所强调的是：在赋予权力的同时必须要有必要的制约。在规范警察权的行使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显加强了对警察权力的控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行政法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于自由裁量而言，当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含混，那就意味着为任意裁量留下可乘之机。由此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多处对拘留、罚款在一定幅度内细分就具有着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意蕴。尤其是治安处罚的比例原则（治安管理处罚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序相当）、公开、公正和保障人权原则，以及惩教结合原则（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更是潜在着对自由裁量权的制约。

治安管理论文篇2

一、要将一些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和活动补充进《条例》，并增加有关对精神损失赔偿的规定。

现行《条例》是1986年9月5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后又于1994年5月12日根据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的有关决定做了部分修正。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基本能够适应对易于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惩处的需要。而十多年之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丰富而深刻的变化，治安管理的客体也随之出现了很多新内容，如娱乐场所、网吧、游戏室等，并出现了许多新的违法行为方式，对这些新出现的管理客体和违法行为，虽然国家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法规、规章等，但仍不足以规范和惩戒。如参与，少量使用假币，拾到他人少量财物拒不交还，少量制造、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等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根据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得比照使用相类似条款认定为违法行为并裁决处罚，这样，就致使一些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得不到惩处，行为人逃避了打击。

在现行《条例》中，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只规定了应由行为人或其监护人对被侵害人采取赔礼道歉、公开声明检讨、消除影响等方法，而根据司法实践，对因侵权而造成精神损失的，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和经济责任，因此《条例》也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有关规定，对因各种伤害侵权而造成精神损失的，做出相应的规定。

二、处罚幅度偏轻，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

同《条例》制定时的1986年相比，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个体经济支付能力也随之提高，相对于提高了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和刑罚中的罚金数额，《条例》所规定的罚款数额明显偏低，对行为人来说不会产生切肤之痛，尤其是对沿海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违法者来说，更是不痛不痒。这方面，也应该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大罚款幅度。

同劳教、强制戒毒等行政性强制措施相比，治安拘留也显得幅度比较轻，劳教可以处三年，强戒可以处九个月，而治安拘留仅仅才15天，也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

三、对有关办案程序方面规定得不很全面，应将《人民警察法》中所规定的传唤、留置盘问及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告知、复议、申诉、听证、诉讼等方面的内容直接吸收进来。

现在，不论是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对办案的程序要求越来越严格，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正在逐步得到克服，而在实际运用当中，《条例》对治安处罚的程序仅规定了传唤、讯问、取证、裁决和申诉、诉讼等内容，而对留置盘问、事先事后告知、复议、听证等必要的程序没有规定进来，对传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又分别规定在其他法律和法规中，因此，《条例》应将留置盘问、告知的内容和传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具体要求直接吸收进来，以进一步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和完整性。

四、要进一步加强同其他法律法规的统一协调性，增加和废止有关内容。

治安管理论文篇3

首先在小区选址上，注重小区周围公共设施如超市、学校的布点，切实增强为安置房居民的公共服务能力；其次按照“一步到位”的要求，对小区的户型设计、配套设施等进行精心设计，使建筑结构紧凑、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着力提高安置房的建设标准；最后在建设过程中，可让物业管理公司前期介入，在规划设计阶段，站在专业服务的角度，提出汽车停车位设置方式等，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先天不足而带来的后续工作难点。通过对美好蓝图的深入宣传，充分唤起安置房居民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2.算好管理利益账，坚定物业公司管好小区的决心

可以推行市场化运作，采取招投标的方式，聘用社会上有资质、有管理经验和能力的单位进行物业管理；或努力提高物业自我“造血”功能，继续由原物业公司管理，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方法，根据上级相关规定和要求，给予政策和资产的扶持，加大物业公司自我“造血”功能，财务上保持现在状况不变，由所属街道（镇政府）负责监管、审批，促使物业管理正常运转。就是要通过对物业公司管理成本算细账、算好账，才能消除物业公司“接管安置房小区必亏”的心理，让物业公司看到能够实现合理经营的现实可能性，进一步坚定物业公司管好安置房小区的信心和决心，加大工作责任感。

二、倾注真情，为顺利推进安置房小区管理凝聚人心

1.深入宣传，主动引导，帮助业主正确树立物业管理意识，筑牢业主安居乐业的思想基础

一方面针对业主对物业管理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传单、黑板报、宣传栏、横幅、讲座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居民群众对小区物业管理的认识，让广大安置房居民熟悉物业管理，理解物业管理，接受和支持物业管理。通过培养安置房业主正确的消费观念、契约意识和法律意识，让业主逐步接受“有偿服务”的现代生活理念，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另一方面由街道组织、社区实施、多方配合，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主广泛参与的文体活动，致力营造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和学习氛围，产生强大的社区凝聚力，让安置房的居民“依靠社区、依赖社区”，进一步提高安置房小区业主的素质，增强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

2.工作重心下移，创新管理模式，牢固干群情感纽带

为适应现实情况，创新探索社居委管理道路成为必要，由社区政工干部率先将思想政治工作阵线延伸到安置房小区。随着城市化步伐的推进，“村改居”社居委的居民越来越多地进入安置房，成为业主，原社居委管理的规模也越来越小，负担也越来越轻，这就可以根据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地适应这种变化，由社居委直接接管小区，物业管理成为社居委职能的一部分，物业公司可以作为管理的平台，为社居委直接管理提供方便。所谓治理先交心，交心先交情，社区政工干部可以借以下工作便利进一步筑牢思想政治工作阵线：一是业主更容易与社居委沟通。由于业主原来就是本社居委的居民，社居委干部与业主基本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社居委对每家每户的情况比较了解，相互沟通比较容易，也能进一步牢固干群关系；二是社居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业主提供服务比较可行，也能不通过层层申报，及时直接解决业主的实际困难，如此能拉近物业与业主的距离，也能为街道财政减轻一定经济压力；三是社居委对于安排本村视野人员有自己成熟的管理模式，能更合理安置小区就业困难人员，优先将他们安排成为小区的保安、保洁、绿化等工作人员，唤起大家对“小区是我家，管理靠大家”的参与意识，使安置房小区内的居民人心稳定，对解决安置房物业管理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用安置房小区业主更喜欢、更易接受的方式管理小区，基层政工干部更要以真心帮助和真情关爱赢得业主的信任，架起政府和群众沟通的桥梁。同时，由“村改居”社居委直接管理，现实也是可行的。以黄巷街道为例，五河苑、新桥花园等农民安置房小区中多数是黄巷街道本地的村民，在组建新的社居委班子时，可有目的以一个村或多个村的工作人员为班底，切实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三、注重工作细节，加强管理，以优化服务换得业主的积极配合

让业主群众在新的小区住的好、住的稳，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在物业管理上下硬功夫，在人才队伍建设上花大力气，着力解决业主群众实际遇到的思想障碍和实际物业管理问题，有力地推动安置小区物业管理的规范化。

1.规范完善管理机制

成立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并配备相应的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进一步完善安置房小区管理工作网络、制定长效管理机制，形成切实有效的小区管理办法，特别是对小区的门岗执勤、治安巡逻、停车管理、卫生保洁、设施维修和便民措施等环节制定具体的服务规范和标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保障小区安全整洁、秩序井然、和谐共处。

治安管理论文篇4

综上所述，城市社区的安全问题及治安管理水平不仅制约了社区的安全稳定发展，阻碍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也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社区治安的研究及具体实践要早于国内的研究，西方国家对社区治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治安理论和警务改革的研究。

1.治安理论：①以色列裔美国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来研究现代化，指出现代化进程将会对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影响，对已有的社会秩序形成冲击，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混乱、层出不穷的犯罪。理论指出社会结构性的变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演变，增加了犯罪的概率，影响了社会治安的稳定。②1982年，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凯林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警察与社区安全：破窗》一文，首次提出了“破窗”理论，他们认为如果任由一些微小的犯罪现象出现而不采取一定的措施，任其发展，将导致更严重的犯罪。他们主张对于社区犯罪必须采取防微杜渐的态度，加强社区治安防范措施，从小抓起，杜绝隐患。③澳大利亚的“邻里守望”政策，1990年，澳大利亚实施了所谓的“邻里守望”政策，通过一些措施加强邻居间的合作联系，强调了群防群治的核心理念，起到了减少犯罪的良好反映。

2.社区警务：社区警务是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对西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1829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在建立伦敦都市警察时提出了著名的“皮尔原则”，指出“警察就是公众，而公众就是警察”的理论。他认为警察的职责应与社区群众紧密联系，警察应组织社区群众共同采取措施来维持社区的治安，其实也就是社区警务的雏形。

（二）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据《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在位时设立了司空、司徒、士等管理机构。其中，“司徒”和“士”是具有治安管理职能的机构。陈智勇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治安管理史》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我国古代从夏商周到清代的治安管理主要方式是：中央机构的治安管理、地方及基层机构的治安管理、户口管理、消费管理以及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最后都具体到街道的治安管理。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治安问题是国家统治者维持政权最棘手的问题，涉及到每个街道的治理，紧密联系百姓生活才是解决国家治安问题的核心手段。

在现代，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社区治安管理的书籍不多，相关的主要有夏菲主编的《治安管理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本书主要在三个方面为治安管理制度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强调治安管理的法治原则和研究新问题、热点问题，例如社区警务比较研究提供的大量英文原始资料等。另外王冶英、卢浪秋等著的《社区治安与社会稳定》（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年）主要是从社区工作的实际出发，对当前社区治安工作的基础理论、基本任务、社区治安和综合治理、社区保安的保障机制、社区治安的法律适用及理性思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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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管理论文篇5

二、治安学的学科定位

学科建设必须以清晰的学科定位为基础，其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从当前治安学学科建设的现状来看，学科研究底蕴不足是不争的事实，有待学科进一步研究和发展解决。但学科定位的模糊性和发散性，学科研究范畴的无限性和学科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性，不可避免淡化甚至弱化治安学学科建设者、研究者和治安实务管理者的治安学科意识，无意识即难以形成发展思维，学科槽更难以建立。在治安学乃至公安学学科地位确立之前，《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包含“治安学专业”在内的14个本科专业作为“公安学类0305”列入“法学03”学科门类，授予法学学位；而公安学领域的研究生培养的相关专业及研究方向则被列入法学、教育学、军事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分属于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军队指挥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一级学科，散见于十余个二级学科，治安学相关的研究方向治安管理和安全管理则被归入行政管理学二级学科，属于管理学门类下的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学科门类的不清晰亦充分表明治安学学科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报的《公安学一级学科调整建议书》认为，公安学是研究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的公安警务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特点的新兴学科。公安学一级学科的任务则界定为：科学研究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的警务活动及其规律。公安学的学科性质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涉及人文学科等方面的内容，是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军事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需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构成的知识平台支撑。从学科的基本分类来看，公安学属于应用学科，有突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侧重研究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社会治安和查处犯罪的对策、方法与手段。[3]而治安学作为公安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其涵盖范围超越了所有同级并列二级学科，学科属性的多元化决定了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包括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知识功能等都应当吸纳相关学科知识为其所用，故治安学学科应当界定为交叉学科或互设学科，横跨法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研究社会公共安全的维护和保障为己任。“学科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的，它是科学及社会内外部多重因素冲突、碰撞和博弈的产物。……学科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社会机制、经济结构，科技水平决定了学科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社会需求成为学科发展不竭的外部动力源泉”。[4]至于如何为治安学学科下定义，迪尔凯姆的观点可供借鉴:“只取这样一种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它的外形已经明确，具有一种团体现象的特征，并且能够将一切相同现象的性质都包括在它的定义里”。[5]在目前学科现实确定和公安实践部门业务划分日趋细化的大背景下，治安学学科应定位于由公安机关引导的，以安全需求满足为目标，以社会公共安全维护和保障为基础，以社会法治治理、秩序控制和危机处置为基本工作取向，以法学、社会学、犯罪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诸多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所构成的知识平台为支撑，同时借鉴运用部分相关物理学和化学知识，并与诸学科互相关联、借鉴和影响的社会交叉应用性学科，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应用性。鉴于治安学与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渊源关系，在形成和发展的初期阶段，治安学从这些学科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无疑应继续借鉴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促进自身发展

治安管理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8-0096-02

社会协同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内涵是要求无论政府还是其他社会组织不仅要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责任，更应该注重建立相互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的良性协调与互动合作关系。涉及治安管理领域，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我们应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与阐释。对治安管理社会协同理论的提出与总结梳理有益于在实际工作中落实社会协同的理念。

一、社会协同理念的提出

对社会协同内涵的认识，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当代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是治理的主体。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在大一统的时代对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清晰正确的认识，造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不合理局面，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完全是政府的附属品，统治的意味更为浓厚，造成的后果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微弱，政府权力过大、管得过多过死，但在社会治理某些领域中政府并不能发挥完全的作用，而社会组织在更适合其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却完全无所作为，这样不仅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治理效果。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要形成互动、加强合作，该模式的优点是将社会至于与国家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现实局面下，合作模式的构建恐怕还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三是“社会协同”模式。“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目标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时首次提出的。十报告在论述社会管理体制时又再次强调了其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予以法制保障保证其落实。现在看来社会协同模式是更适合我国现实的一种模式，为什么如此说呢？在这一社会管理体制中，公众参与是基础，社会协同是依托，法治保障是根本。在我国的现实是政府治理能力较高，公民社会发育不足。我们还处在培育公民社会的阶段，自然不能与西方国家一样在短期内实现两者的合作关系，更适合我国当前现实的是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和帮扶社会组织的成长，使其逐渐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法律与制度保障是协同治理机制形成。

二、国外关于社会协同的相关理论

目前，世界各国在社会治理中形成的许多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多中心理论、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与我国的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存在着共通的地方，应充分借鉴先进理论、尊重我国现实，形成适合我国治安管理工作的社会协同治理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 Public Choice）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主要观点是针对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现象，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灵活的特点来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不足[1]。根据这个理论，警察公共服务同样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目前在西方国家非常发达的私人警务如保安、私人保镖等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公共事务的一种现代经济理论。其基本内容是：不同种类的物品和服务可以通过两个特征――排他性和消费性来进行整理和分类，分类的结果确定了政府和社会（非政府组织）在物品和服务提供中所扮演的角色[2]。一般而言，纯公共物品（服务）由政府提供，纯私人物品（服务）则由社会和市场提供，而准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物品）既不能完全由政府提供，也不能完全依靠社会和市场提供，而应该通过政府和市场、社会的竞争、合作来提供。

（三）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也称善治（Good Governance）理论、治道，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关于公共事务解决之道的理论。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它“掌舵”但不“划桨”，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只介于负责统治的政治和负责具体的事务管理之间[3]。关于治理的特征，虽然学者概括并不完全相同，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罗西瑙所说：“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4]

（四）多中心理论

当代美国学者E.奥斯特罗姆根据多中心社会秩序、公共选择、公共物品等理论，在长期实证研究公共事务（尤其是警察服务）的基础上，主张公共事物自主治理，提出“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为特征的“多中心理论”，以改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供给”思路[5]。

（五）国家――社会互动理论

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但其流行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互动理论主张：关于国家、国家制度及社会、社会制度等的研究，不能单从国家一元的单向的角度来认识，而应该从国家―社会二元的、多向的角度，从国家、社会的互动来认识。即：要批判那种“自上而下的”一元性“国家”分析范式，建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轨型“国家与社会”互动范式。简言之，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按照这个理论，警察制度、治安制度也应是国家与社会组织互动的结果。

（六）社会资本理论

该研究视角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力量在治安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作用的缺失及对策作以探析。社会资本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在社会治安管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有效使用往往能够倍增治理的绩效，这也是治安管理自增强机制的动力所在。

上述理论，因为主张政府之外的市场、社会也要提供公共服务，与以往由政府完全提供公共服务的旧理论有很大差异，所以也被合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警务研究，其结论自然就是重视市场、社会在警务中的作用。譬如，自20世纪70年代始，西方国家提出了“private policing”（或privatizing policing、private police）的概念，对社会组织参与治安工作及如何增进社会组织与警察机构的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英国艾莉斯・韦克菲尔德的《Selling Security：The private policing of public space》，提出了“安全被”（security quilt）理论，认为：不同的城市空间场所需要由不同的管理力量参与的各种安全管理模式；不同的管理力量和安全管理模式组织起来，就组合成为覆盖城市任何角落的“安全被”；在构成“安全被”的力量中，既有代表国家与政府的警察，也有单位与社区的专有安全保卫人员，既有市场化的保安公司，也有各种志愿者和警察辅助力量。

三、我国治安管理“社会协同”的相关理论

（一）治安综合治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我国逐步提出了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强调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骨干作用的同时，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民众的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维护治安秩序的稳定。

治安综合治理理论强调治安问题的根源在社会，治理治安问题的力量在社会，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也在包括政府、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多种主体。

（二）治安主客体关系理论

治安主客体关系理论，是指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多重关系，一般而言，公安机关是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或主要力量，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其他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公众也会成为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

（三）治安、警务（国家警事）社会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当时的治安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治安工作社会化”的观点，也有的称公安工作社会化、治安管理社会化。即公安机关不应承担维护治安秩序的全部责任，而应当将一部分工作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近年来，国内学者将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等引入，又提出了“警务社会化”或“国家警事社会化”。强调公安机关要按照市场运行的客观要求，有效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安行政管理体制，在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同时，实现“社会的事社会办”；强调警察与社会组织的互动、警察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以增进公共安全、提升警务效益。

（四）社会管理创新理论

近年来，针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央在加强社会建设上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即：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原则，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并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是管理主体创新，即发展社会组织和社会自治。将其运用于治安工作领域，就是治安主体多元化。

参考文献：

[1]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7.

[2][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21.

治安管理论文篇7

一、治安承包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合理性

治安承包在理论上契合新公共行政理论。倘若按照传统公共经济学所倡导的公共物品的有关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社会成员所共同进行消费的相关物品，特征表现在消费方式上具有明显的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治安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比较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上午公安队伍通过治安防范与治安管理等运作手段，保证安全并提升公民的安全感，所有在治安区域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收益，从而无法排除他人同类受益；就提供公共治安而言，单位公共治安的成本供给，根本不需要特别地追加资源的个体投入；同样，每个人对公共治安的实际消费不排斥与妨碍其他人同时享用享有。伴随着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兴起，“公共提供并不等于公共生产”已经在公众流行，公共政府提供和私人生产的现象一并出现，因此公共物品消费与提供引入了竞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上各国政府都面临着社会变革与科技发展以及财政赤字等压力，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不断的降低。于是，公共行政逐渐变化：政府公共权力重新进行配置，政府的地位开始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和行为开始发生变化。这就必然要求政府以全新方式同社会、公民与组织开展合作和竞争。政府与民间开始建立公私部门伙伴关系的新型公共行政。

治安承包契合当代警务改革的实际与理论。被称之为第四次警务革命的社区警务，在国外大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意义上的社区警务依托社区与服务社区并举，其目标是改善与密切警民关系，从而保持社会治安构建的良性秩序。治安承包实际上不是单纯政府行为，也并非单纯民间行为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综合表现为警察职务行为和居民自治行为的紧密结合，地方政府主导并对各种社区治安资源进行整合完善，因此，治安承包实际上符合第四次警务革命发展时代潮流。当前，第五次警务革命已经开始酝酿：对警察部门内部运用企业化管理模式来规划警务考虑成本与效率；利用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推行警务工作的社会化。治安承包在新世纪同样满足这次警务革命的特殊需求。

二、我国治安承包的运作模式

我国当今的治安承包起源于农村。在1996年，山东泰安一名退伍军人承包该市一个村的治安，从而被媒体称为中国“治安承包”第一人。据相关资料统计，各种治安承包目前在我国的近十个省（区）运作，而且治安承包涉及范围与区域，已由单纯的安全防范已经扩展到公安机关行使的治安管理。根据运作的情况大抵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治安承包的山东泰安模式。治安发包人一般为村（居）委会、综治委或者物管公司等机构，相应的治安承包事务局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等实务，所需的承包费用由发包人承担或由直接受益人提供，相应派出所只负责具体业务的监督指导。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治安承包就是这种模式，一般将村或街道或单位的整体治安或项目进行治安巡逻看护与安全防范，一般采取以合同价格承包给一定量的个人。而相应的发包方为村委会、居委会或其它单位，对应的公安机关与发包方共同对治安承包人进行量化考核，产生的承包费用则由发包方出一部分与群众出一部分加以解决。

治安承包的嘉兴嘉善模式。在2002年8月，嘉兴市嘉善魏塘镇推出一种“治安防范组合承包”的新模式。治安事务的发包人为地方公安机关，相应承包人的身份较为特殊，一般是公安机关内部的在职警察，然后再由所承包警察挑选组织保安队员。治安承包事项往往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和管理，治安承包费用向直接受益人进行募集。另外还可根据发案与破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民警与保安队员的对应经济收入，相应的治安承包经费则由警方出面收取保安费来进行保障。

治安承包的宁波郸州模式。2002年12月，在宁波市的郸州区五乡镇明伦村的一个村民名叫张伟忠公开竞标，比较顺利地拿到该村第二年度的安全防范承包权。一般而言，这种模式的治安发包人往往为村委会，对应的治安承包人为非公安机关或警察，是完全的民间组织或个人，并且治安承包的事项仅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工作与部分治安管理一般性的事务，另外还可负责私房出租户和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等。相关产生的承包经费往往由发包人提供，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协助综治委的组织竞标并审核承包人的相应资格资质，并且负责对承包人进行考核。

三、治安承包存在的现实问题与不足

治安承包的法律困境有待行政法进行破解。现行的法律框架使得治安承包只能在法律与规则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在社会治安上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根本分野在于，在古代社会普遍合理存在私力救济现象，在现代社会一般以公力救济为主，少数私力救济只在正当防卫和进行扭送等情况才可以，还比较严格地规定这些权力均来源于相应的法律明确的授权。如果按照现代行政法的相应要求，行政行为如果非有法律授权不得开展；如果出现法律缺位，往往相应就排除任何行政行为；所有的行政活动都应该受到目前法律的制约和约束，有责的行政机关应该主动积极地执行明文法律，而且不得推卸和怠慢履行法定职责。在我国《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之前广泛适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均有明确规定的条文，公安机关以外的组织与个人未经法律明确授权或委托均无权对违反治安管理的相关行为行使管理与处罚权，社会治安是各级政府及治安管理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目前运行的法律框架下，还不存在法律明文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将治安管理权赋予民间任何组织与个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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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承包具体模式在运作中存在先天不足。治安承包顺着市场经济而生的新生事物，具体在实践中运作必然存在欠规范甚至违法的做法。治安承包的参与主体混乱，就目前几种治安承包模式而言，发包方既包括有公安机关和众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繁多的居（村）民委员会和众多街道综合治理委员会等。有的发包方甚至将不属于自己行政范围内或职责范围的事务，错乱地发包给相应的承包人。与此对应的承包方分为组织和个人，这两者必然在治安业务的专业性与组织管理规范性方面均处于不规范不完善的阶段。我国至今还没有实质性引入规范化的与私人保安行业相匹配的市场运行机制，因此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科学提升治安承包双方主体的相对应的专业水平明显不切实际。治安承包模式的具体运作也目前呈现无序状态，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警察机构与专业社会组织之间关于治安承包的理性合作关系。

治安承包在现实中往往引发负面作用。治安承包在推行市场化运作与管理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与一段时间内能够达到较好的治安效果，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公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的职业化与报酬货币化等相应的困境与难题。但是，治安承包从长远来看，必然会随之产生一定副作用。一是容易导致政府的治安职能错位。政府治安职能的错位表现为该管的事没有管或没有管到位。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在管理经济和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力度相对而言较大；但是在提供法治与秩序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治安承包虽然一方面可以使公安机关减轻工作压力，但同时也容易对治安防范和管理工作采取一包了之，甚而至于成为甩手掌柜。二是治安承包过程容易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的公安机关具体的治安行政执法对治安实体与程序均有严格的一套规定，成熟的专业警务人员往往需要经若干年专业培训与实际工作方能合格。然而，治安承包却将专门由警察才能行使的公安行政执法权，放心地交给既无执法资格又没有法律专业素质与基本警务技能的对应承包人来行使，如果监管不力或不当，一定会造成承包人或者非法办案，甚至发展到私设公堂和刑讯逼供，或者可能出现法盲执法怪圈与恶人治村的诸多怪现象。三是治安承包很容易引起权力寻租。就治安管理而言，公安机关所应该追求的是社会公众效益，然而治安承包者往往首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可能会使相关的经济激励异化成为追求经济利益的赚钱工具。四是治安承包容易加重负担。在承包经费的来源上，一般的模式差不多均遵循谁出资谁受益和花钱买平安的交换原则。尽管新公共管理理论已经提出了“多元共治”和引入社会公众力量来参与管理，这种目的应该是为了降低政府管理的运营成本进而达到减轻公众负担，但往往这种花钱买来的平安在客观上却使公众承受了经济分摊的繁重负担。

四、我国治安承包制度的法律化过程

在我国，应该从行政法等法律方面和制度规则方面对治安承包进行规范和完善，从而不断增强其存在夫人生命力，应该尽量避免可能因无章可寻而致其无声无息消亡。理性地看，我们国家对治安承包进行不断的控制、引导与完善过程，其实质就是自身法律化的完善过程。

第一，明确设定承包事务的法定范围。就治安承包在承包事务范围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治安防范承包”与“治安管理承包”这两种类型或者两个方面。目前的治安防范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治安管理重点，肯定要将预防放在首要位置。法律明文规定的部分非强制性治安管理事务可开展相应的治安承包，主要内容主要涉及治安行政教育与治安行政监督等具体事务，都可以列入治安承包的对应的事务范围。

治安管理论文篇8

（一）高举旗帜、树立标准，坚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公安院校的政治属性更加凸显学校着眼公安院校特殊办学性质对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特殊要求，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大力推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确保广大师生始终高举旗帜、站稳立场、守住方向。1. 牢固树立“党校”标准，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聚焦公安部党委对学校提出的“国内一流、世界前茅”警察大学的办学目标，学校党委认真学习关于党校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凝聚全校师生智慧，凝炼提出“政治建校、从严治校”的“党校”标准，并以“党校”标准统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融入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之中，贯穿学生在校学习始终，提升了思想政治工作水平。2. 全面加强基层党建和制度建设，夯实了思想政治工作根基。学校先后召开党建工作会议和第四次党代会，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要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系统部署。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年”活动，全面系统加强党的建设，为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障。3. 高举理想信念旗帜，不断坚定“四个意识”。学校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公安党建研究所，组建政治理论宣讲团，建设党建专题网站，在全校旗帜鲜明地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讲党性、讲宗旨、讲传统、讲作风，引领师生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发挥优势、因势而新，构建全课程育人体系学校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全面加强思政课课程和教材建设，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在学校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1. 认真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推进全课程育人。通过制定《2016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以思政理论课为核心、大学生基本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为支撑、经典选读和网络通识选修课为补充的全课程育人体系。加强实践教学，构建学校统一协调、多部门联动、校内和校外、课上和课下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与实训、实习、实战的结合中展现了生机和活力。2. 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突出时代特点和公安特色。全面采用教育部推荐教材，紧密结合社会及公安工作热点，编写具有公安特色、适合各层次学生需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辅助教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警察职业道德等内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使政治理论教学内容常讲常新。加强理论教学专业教师队伍建设，聚焦思政教育规律和“90 后”学生成长规律，丰富思政课程内涵、创新讲授形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3. 全面规范课堂教学，设定纪律红线。要求每一名教师时刻牢记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师特殊身份，杜绝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4. 加强理论研究，厚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全校师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涌现出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社团、博士马克思主义讲师团、校团委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各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小组等，在青年师生中唱响了马克思主义主旋律。

（三）更新理念、突出特色，探索警务化管理新模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常态化学校紧紧围绕新时期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新要求，将警务化管理与塑造学生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深入探索警务化管理新特点、新思路、新途径和新模式。1. 深化学生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将学生管理模式由学生工作部门集中统一管理调整为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协调、学院直接管理，学院在学生教育管理中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专业课教师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责任有效落实，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得到有效整合，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工作合力进一步增强。2. 完善了学生管理制度，提升警务化管理的育人效果。坚持宽严相济、共性与个性并存原则，完善警务化管理、综合素质测评、学生违纪处分等规定，形成了与警务化管理要求相匹配的制度体系，并通过新生“引航工程”、日常管理等抓好实施，做到了日常生活条令化、行为举止规范化、内务卫生标准化、政治教育常态化。3. 大力开展梯次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坚持以入学和毕业教育为重点，以适应性教育、奉献养成教育、成才立业教育为主线，对不同年级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完成不同阶段转变，教育学生充分认识公安工作的艰苦性和复杂性，增强投身公安事业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四）凝聚特色、塑造品牌，努力培育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公安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1. 凝练总结核心文化理念，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熏陶作用。全面推进以“忠诚文化、法治文化、英雄文化、廉政文化”为核心和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以文化滋养学生心灵、涵育学生德行、引领校园风尚。拓展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定期组织师生开展专题培训，接受思想洗礼，传承红色基因，有效激发了广大师生爱党、爱国、爱民、爱警、爱校情怀。2. 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警营文化氛围。将公安部党委重大部署和学校办学理念、发展战略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等以标语、书法等形式展示在教学、训练、办公及生活场所，积极推进环境育人、文化育人，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设施和空间。3. 打造文化精品，不断扩大校园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面。把传承与创新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两翼，重点打造书画名家进校园、读书交流会等文化品牌。

（五）把握脉搏、抢占阵地，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方法，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1. 主动占领互联网新阵地，积极回应广大青年学生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期待。深入研究网上舆论传播特点，创办“公大官微”、党建专题网、理论学习教育数字阅读平台，牢牢掌握校园网络舆论话语权。一批干部教师运用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积极发声，产生了良好社会效果。2. 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确保思想政治工作接地气、有实效。开通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信箱，及时了解师生诉求，解决实际问题。3. 丰富实践育人形式和内容，有力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范围。认真组织学生参与公安见习实习，大力开展志愿者服务，加深了学生对国情、社情、警情的了解。

二、当前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

深刻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在总结近年来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要深刻分析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一）全面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境内外敌对势力同我争夺阵地、争夺青年、争夺人心的斗争日益激烈。高等院校是知识、人才密集的地方，是意识形态工作最受关注的地方，更是不同意识形态争夺的焦点。党的十以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就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教师全面发展等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要求新论断。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上看做的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将影响一代青年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我们一定要从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腰杆硬、底气足地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二）全面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公安部党委决策部署的内在要求公安教育在公安工作全局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地位和作用。公安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事关公安院校办学方向，事关公安队伍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孟建柱同志、郭声琨部长对加强公安院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学校作为全国公安教育训练的龙头院校，肩负培养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重要使命，也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绝对领导的前沿阵地。面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新形势新期待，我们只有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作风，坚决贯彻公安部党委决策部署，大力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完成好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公安事业可靠接班人的光荣使命。

（三）全面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着力解决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问题和不足的紧迫要求现在，学校在校学生以“90后”为主，他们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喜欢变化、追求个性、注重创新，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教育对象的时代特质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2016 年，学校组织力量对学生思想状况作了问卷调查，从结果看，学生思想的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信赖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学生不同程度存在理想信念淡化、社会责任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淡薄、个人功利主义较强、心理素质欠佳、学习动力不足、创新创业意识不强、自我管理能力较弱等问题。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与公安队伍建设对人才的期盼相比，与网络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应对需要相比，与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1. 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严峻性和复杂性的把握还不到位，对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极端重要性、现实紧迫性的认识还有待深化，重智育轻德育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积极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有待进一步增强。2. 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性、理论性问题探索和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了解得不够及时全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代性、特色性、实效性有待进一步增强。3. 一些教职工教书育人思想不够牢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工作格局还不够完善，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育教学全过程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教师在各门课程中“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职能部门主动服务意识和水平、服务育人质量和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升。4.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课堂、主阵地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高。5. 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够，“师生双向互动、学生主动参与”的网上交流学习平台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对敏感网络舆情研判预知、应对引导能力亟待加强。6. 对警务化发展战略和警务化管理制度的科学内涵认识还不够系统全面，以警务化管理铸就学生忠诚警魂、实现全面发展的管理育人效果有待进一步拓展提升。上述问题有些是长期形成的，有些是新形势下产生的，必须高度重视，努力解决。

三、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任务和举措

贯彻落实好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坚持以思想建设为根本，深入推进科学理论武装，牢牢把握“忠诚可靠”的人才培养首要目标指出 ：“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郭声琨部长也强调 ：“公安院校的育人工作，必须重视培养学生的政治方向性、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坚定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作为首要任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1. 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要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坚持不懈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工作。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和科研立项，大力倡导鼓励师生成立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读书会等，常态性开展“我的中国梦”“让理想信念旗帜高高飘扬”“党在我心中”等专题教育，培养大批立场坚定、胸怀大志、脚踏实地、勇于探索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2. 强化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高尚道德。要采取多种方式方法，教育学生准确把握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引导学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把核心价值观教育同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在学校规章制度和学生行为规范中。结合公安工作的要求和警察职业的特点，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培育贯穿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始终，全面提升道德素养，培养高尚道德情操。3. 强化警察职业精神教育，确保忠诚本色。根据学生在校思想认识的发展规律，系统开展招生宣传教育、入学引航教育、警察职业教育、毕业廉政教育，塑造学生的忠诚意识和宗旨意识，打牢学生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公安的要求转化为全面加强法治精神和执法能力培养的具体行动和措施，让学生成长为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深入开展廉洁从警教育，组织学生参观公安部警示教育基地，精心开展优秀校友、公安英模、道德模范校园巡讲活动，推进廉洁教育和廉政文化进校园，筑牢拒腐防线。

（二）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着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亲和力和感染力，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强调 ：“高校要履行人才培养的职责，首先教师要回归课堂、用足用好课堂。”三尺讲台虽小，但立德树人责任重大。我们广大教师一定要落实总书记要求，热爱讲台、珍惜讲台、敬畏讲台，认认真真讲好每一堂课。1. 突出抓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公安党建研究所建设，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入回答师生们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将公安文化、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融入教学内容。不断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用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讲好每一堂课，让马克思讲中国话，让专家教授讲家常话，让基本原理变成生动道理，让根本方法变成管用办法，将总体上的“漫灌”和因人而异的“滴灌”结合起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切实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打造成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2. 发挥好每一门课程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育人功能。要积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公安文化教育，加强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不断提升学生的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警察职业意识。加强各门课程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设计的研究，加强不同课程之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衔接的探讨，加强教材建设、教案编写、课件制作、课堂教学组织的创新，努力形成一批精品教材、精彩教案、精良课件，打造一批经典课堂。加强网络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建立文献共享资源库和网站、微信公众账号学习平台，完善校园网络课程平台建设，推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使各门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3. 发挥社会课堂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特殊功效。要大力加强实战化教育，运用场景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等手段，把公安实战搬进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把理论教学搬到公安实战一线。要组织学生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公益活动等社会实践，完善学生志愿服务体系，加深学生对国情、社情、警情的认识。完善公安实习见习，充分利用大型活动安保，在公安实战特别是急难险重任务中砥砺品质、锤炼作风、增长才干。4. 深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教研室，学管干部要在直接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兼职做好思政教育和学生工作理论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和学管干部为主力，成立公安思政教育研究中心（非在编科研机构），打造开放兼容、专兼结合的研究团队，深化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

（三）坚持以警务化建设为主线，深入推进全员全过程育人，不断提高管理育人成效警务化是公安院校办学的基本制度，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校的发展战略之一。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警务化建设，将严格管理与全程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警务化管理的治理作用和育人功能，着力培养适应未来公安工作需要的专门人才。1. 加强警务化的系统研究。要根据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人民警察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和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的系统研究。2. 完善校院两级警务化管理体系。进一步发挥学管体制改革的优势，不断健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的警务化管理体系。3. 深入挖掘警务化管理的育人功能。在严格警务化管理的同时，要研究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实际需求，让学生在警务化管理的塑造中收获身心的成长和思想政治上的成熟。

（四）坚持以校园文化建设为主阵地，着力提升校园文明程度，全面营造具有警营特色的文化育人环境郭声琨部长强调，“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有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影响。要把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要准确把握校园文化在公安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以深厚的校园人文精神底蕴为支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校园环境为重点，以校园文化阵地为依托，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载体，努力打造与“国内一流、世界前茅”警察大学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1. 突 出 抓 好 校 园 文 化 建 设的顶层设计。要牢固树立“文化育人、文化育警、文化强警”理念，根据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做好校园文化建设战略规划和总体设计，大力推进以“忠诚文化、法治文化、英雄文化、廉政文化”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特色鲜明、主题突出的校园文化活动，推进健康向上的学院文化、中队文化、宿舍文化、社团文化和网络文化建设 ；要重视学校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建设，进一步美化校园，为学生良好品质和健全人格的养成构建和谐的校园环境。2. 进 一 步 打 造 校 园 文 化 品牌。各单位特别是学院要从庆祝部成立 60 周年和建校 70 周年为契机，按照一院一特色，出精品、树品牌的要求，整合各类文化活动，认真组织好学术科技节、社团文化节、校史校情教育等校园文化活动，健全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报告会、讲座和大型学术科技、文化体育活动制度，集中打造一批具有浓厚学术文化底蕴、深受学生喜爱的校园文化精品。要充分激发学院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学院发扬传统、立足实际、比学赶帮、百花齐放，打造各具特色和优势的文化品牌，充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3. 进 一 步 丰 富 师 生 文 体 活动。要紧紧围绕公安院校特色，大力扶植学生艺术团，使之成为学校的形象品牌。积极推进高雅艺术和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工作，认真做好校园歌曲创作活动，进一步提炼和培育富有时代特征和公大特色的校园精神。

（五）坚持以网络新技术为载体，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全力打造“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1. 积极占领网络舆论阵地。在当今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拒绝“网路”就拒绝了出路，就要被时代淘汰。要充分认清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网络从工具手段上升到战略举措来定位，从一般运用上升到全局谋划来对待，大胆探索“互联网 +”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由平面向立体、由静态向动态、由单一向多维转变。要注重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特点规律，依靠信息网络技术，创新方法手段，拓展内容形式，把信息网络打造成思政教育的新平台、理论学习的新空间、舆论引导的新阵地。2. 加强课堂阵地建设。要利用互联网手段，创新思政理论教育教学，将真理真实真情的力量融入视觉语言和技术元素，通过多媒体手段传送好思想、传递真心话、传播正能量。3. 严格校内各类思想阵地管理。要严格落实学校《意识形态责任制实施办法》，建立学校文化活动审批管理制度，加强校内哲学社会科学汇报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和读书会、学术沙龙等的引导和管理。要加强校园网络安全管理，落实校园网络使用实名登记制度和用网责任制度，加强网络舆情搜集研判，规范学生自媒体管理，牢牢把握网上斗争话语权，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传递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主流声音更加响亮、更能“网”住人心。要盯死不当言论、盯住噪音杂音，敢于亮剑，敢于发声，做到关键时刻不失语、重大问题不缺位，切实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守土责任“扛”起来。

（六）坚持以后勤服务为保障，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切实发挥服务育人功能1. 增强主动服务意识，进一步提高服务育人效果。要大力推进后勤管理现代化、社会化、市场化改革，理顺运行机制，确保后勤、财务部门成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攻坚战的“后方支援部队”。2. 完善工作体系，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完善心理健康教学与科研、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等心理素质教育队伍，建立以专职教师为骨干，专兼聘结合、相对稳定、素质较高的心理素质教育队伍。要加大对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投入，尽快建设适应工作需要的服务场所，配备服务设施。3. 加强学风建设，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建立校、院两级学业指导和学风建设体制机制。根据各学院推荐和志愿者征集，建立校级学业指导教师库和优秀学生志愿者库，学业指导时间计入教师教学工作量。建立校级学业指导网站，依托校园网和官微平台开展学业指导服务与管理。4. 加强精确指导，突出抓好就业服务工作。要完善以“优生优分”“就业工作五公开”“就业咨询指导”等为基础的导向性就业工作办法。加强精确指导，提供个性化就业服务，特别突出对贫困学生、就业困难学生的关心和帮助。

（七）坚持以团学组织改革为重要抓手，进一步加强团学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1. 着 力 推 进 学 校 共 青 团 改革。将团建纳入学校党建工作总体格局，推行团建与党建同规划、同部署。进一步完善校院两级团干部队伍体系，校团委以专职干部为主体，各学院结合实际推行由党委副书记任学院团委书记、青年干部教师兼职挂职团干部，打造专职、挂职、兼职相结合的共青团干部队伍。2. 健全团学组织领导体系。校团委要切实承担起对学生会、研究生会和学生社团的指导和管理职责，理顺团学组织关系，进一步明晰学生组织的基本定位和职能，重点从政治方向、组织机制、骨干培养等方面给予指导和监督。3. 加强学生会、研究生会、学生社团建设。要努力建设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学生会组织，强化组织职责，充分发挥联系、代表、服务学生和维护学生权益的职能作用。

治安管理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6－0106－03

一、治安学的学科名称

“治安学”是中国特有的学科或概念。西方发达国家虽有许多对治安现象、治安问题和治安对策的独到研究，但没有类似的提法。它们是通过研究警察科学来研究社会治安现象、治安问题和治安对策的。中国的治安学是在治安(行政)管理学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治安学专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20多年。但严格来说，在中国从学术研究意义上正式提出“治安学”(“治安学”不同于“治安管理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标志是金其高著《社会治安学》的问世。1998年，中国教育部在对本科专业进行调整论证时，公安大学提出将治安管理和安全防范两个专业合并为治安学专业，治安学的概念得以明确。

有学者认为，这一专业名称的变化，一方面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学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将解决该学科在“治安管理学”层面研究上的诸多“瓶颈”。另一方面说明治安学要想迈入成熟的学科行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名称的变化，一方面对中国目前的公安(警察)学的体系或专业设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或冲击；另一方面对治安学基础理论的创立或治安(行政)管理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已经十分迫切。笔者认为，这次专业名称的变化，绝非对初始专业名称的简单恢复，而是基于学科基础上的重新定位。

二、治安学的研究对象

(一)治安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难题

治安管理学是基于公安工作中的治安管理业务来命名的。多年以来，治安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职责管辖范围的影响和制约。如果把治安管理学简单的概括为是研究治安管理活动的规律与对策的话，那么治安学就应当是研究治安现象及其对策的学科。治安管理学作为公安学科的子学科，一般认为与刑事侦查学是并列的学科。在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公安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专业)同为法学学科下的二级目录。作为法学(专业)的子学科的刑法学等，是与治安管理学、刑事侦查学处在同一层级上的，而在研究生教育中，犯罪学又作为刑法学的一个方向，有些学者也认为犯罪学是刑法学的子学科。这样，上述有关学科的关系可列表如下：

对于治安学，从历史的逻辑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治安现象是伴随人类社会而存在的，在现代警察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维护治安的活动。影响和危害治安的问题是多样的，程度是不同的，犯罪只是其中主要的、严重的一种。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刑法学理论，犯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由刑法规范并应当予以刑罚制裁的行为。因此，作为主要研究刑事制裁的刑法学和研究发现、揭露、证实犯罪的侦查学，就成为犯罪学的子学科，而犯罪学又是治安学的子学科。于是，上述有关学科的关系如下表。

这就提出了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二)关于治安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治安学研究对象的讨论还未达成共识，其观点主要有：社会治安问题说，治安现象及其规律说，治安现象及其规律、对策说，治安现象及其原因、对策说，治安防范说，公共安全说，社会安全状态及其保障条件和转化机制说，公共秩序与安全管理说。

治安学的研究对象不确定是治安学目前亟待解决的首要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因为治安学研究对象这一首要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就出现了如下一些问题：一是治安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方向不明确；二是难以科学地划分出治安学的具体学科(或分支学科)和科学地设置专业课程，治安学的学科体系不完善；三是难以准确地找到治安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治安管理学、犯罪学、侦查学等学科的区别和联系。特别是治安学和治安管理学这两门相近的学科，广大研究人员和学者均认为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而且治安学包含治安管理学，但由于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尚末确定，因而难以找出它们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从而导致在一些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把两者混同的现象。

(三)科学划定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就是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规律。它既是一门学科区分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标志，也是建立、发展和完善这门学科的基础。一门学科的体系也是受其特有的研究对象所决定和制约的。学科的研究对象既要反映其研究内容的特殊性，以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又要体现它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性和各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性。

治安学的研究对象，概括地说，就是社会治安稳定。因为社会治安稳定既是治安工作的最终目标、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治安学的根本价值所在。研究社会治安稳定既是治安学的出发点，也是治安学的归宿。据此，社会治安稳定应成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治安稳定与否是通过社会治安形势表现出来的，社会治安形势又通常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治安问题。而治安问题实质上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诸领域矛盾的集中表现和综合反映，或可称之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它具体表现为影响治安秩序的消极因素所造成的妨碍、威胁、危害等后果。治安问题的产生机制是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的社会行为。因此，治安问题是各种社会秩序不能良性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即各种社会秩序所产生的问题集中化、显形化的表现。由于治安问题具有原因的复杂性、形成因素的综合性、发展的变异性、危害的多样性、时空的变动性、多发性等特点，所以，很难发现它的固定不变的规律。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正在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反映到社会治安中来，对社会治安稳定产生消极影响。基于这个大前提，对近年来的社会治安形势，我们就会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了。因此，社会治安稳定不仅与社会稳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社会治安稳定与否与社会稳定与否具有同步性的特点。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把社会治安工作搞好了，社会治安稳定了，就能够对政治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社会稳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人类活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历史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由于社会结构自身的复杂性，社会稳定涉及方方面面，因此，社会稳定具有综合性。它包括政治稳

定、经济稳定、社会治安稳定以及人心安定等。这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政治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核心，经济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治安稳定是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人心安定是社会稳定的综合反映。社会稳定的这一特点，要求在治安学研究中，必须总揽全局，充分认识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治安稳定、人心安定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善于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研究和解决社会稳定问题。

三、治安学的学科地位与学科体系

(一)治安学的学科地位

治安学是正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首先看它是否符合一定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的确定应以国家标准为依据。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批准，199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中的“编制原则”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标准所列学科应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展开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条件。”对照这四个基本条件来审视当前治安学科建设的现状，可以说治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已初具规模。同时也不难看出，在“有关研究机构”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展开有效的活动”等方面，确实还存在差异。但总的来说，近年来，治安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把“治安学”确定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该学科发展的必然。

教育部高教司于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设置的三个公安学类专业(治安学、侦查学、边防管理)和两个公安技术类专业(刑事科学技术、消防工程)，其中的公安学类、公安技术类都不是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而是本科的专业划分、名称及所属门类。公安学类仅仅是一个本科专业划分的门类，至少在目前还不是国家标准中的一个学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硬要把治安学、侦查学说成是公安学的子学科，确实有点牵强。而上述国家标准已经把刑事侦查学划为法学的三级学科，刑事侦查学已经名正言顺地找到了归宿，作为与刑事侦查学在同一个摇篮中成长起来的治安学，也面临着如何定位的问题。

如何确定一门学科的学科地位，实际上就是如何摆正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治安学也应该和刑事侦查学一样，列为法学的三级学科。也有学者认为，治安学是法学门类中一级学科。也有学者认为，治安学是一门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研究治安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学科。治安学是公安(警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学是一门属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应用学科。还有人认为，治安学应列为公共管理学所属学科行政管理学的子学科。事实上，治安学确实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和交叉性很强的学科，但它总要有一个归属的地方，一个自己的位置。笔者认为，因为目前国家的标准学科分类还没有把公安学或警察学列入，如果列入，治安学应作为公安学(警察学)的一个子学科。如果治安学单独列入标准学科序列，治安学是一门属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二)治安学的学科体系

根据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治安学的学科体系大体包括：

1、治安学原理。即理论治安学或治安学基础理论。

2、治安史学。包括治安思想史、治安制度史以及治安研究的历史等。

3、比较治安学。包括中外治安比较、城乡治安比较等。

4、治安法学。包括治安行政法学等。

5、应用治安学。即广义的治安管理学，包括治安秩序管理、户政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监督管理、出入境和外国人管理以及治安规划、治安预测、治安评价等。

治安管理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265-02

公安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公安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审视当前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当前公安队伍中民警普遍面临压力过大、身心疲惫、管理简单、缺少关爱等方面，基于管理心理学的动力激励理论，在以“人”为本的原则、合理需要尊重的原则、情感文化渗透的原则的坚持基础上，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提出相应的出路是当前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可试图探寻的参考。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一、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学理论基础

管理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一般规律去解决管理过程中人的心理问题，并使之在管理领域具体化。它主要研究一定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从而提高管理者预测、引导、控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能力，更为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管理心理学的核心理论是激励理论，其中马斯诺（Abraham Maslow）的需要理论最具代表性，其主要观点为需要是人们行为的动因，需要引发动机，动机诱发行为。人的需要由低级到高级分为7个不同的层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友好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求知的需要、求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从管理学理论基础出发，基于动力激励理论，可得出公安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样需要尊重个体的不同层次的需要，且要引导其向更高层次需要发展。因此，针对公安队伍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基于管理心理学的动力激励理论提出相应的原则、路径则是加强当前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思考。

二、问题考察：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困境的原因探究

审视当前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当前公安队伍中民警普遍面临思想复杂、心理烦躁；压力过大、身心疲惫；舆情应对、心力交瘁；管理简单、缺少关爱等方面。

1.思想复杂、心理烦躁。随着社会转型加速发展，经济文化生活日新月异，民警长期处在打击第一线，接触社会丑陋黑暗面较多，经受各种各样考验诱惑也多，思想复杂成为现实。由于长期值班备勤、休息时间少，丧失正常的社会生活方式，使得民警与亲朋缺乏沟通，生活圈狭小封闭，性格相对孤立内向。个别民警知识能力缺乏、人际关系协调能力、情绪稳定性、个体认知能力较差等因素，导致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不融洽，工作中无法有效配合。同时受各方面条件限制，基层民警的业余文化生活单调，业余生活匮乏，精神没有依托，情感无处释放，心理无法调节，容易滋生烦躁心理。

2.压力过大、身心疲惫。一是每年各类专项行动和安全保卫繁多，且时间紧、指标高、任务重，让基层民警长期疲于奔波。二是基层民警二十四小时值班备勤常年交替轮转，值班时各类警情层出不穷，大小案件接连不断，工作压力过大过强，长时间快节奏、高强度、超负荷地工作，彻底打乱了民警的生活节奏，民警过劳死逐年上升，并且年轻化。三是严峻的反恐形势、高度的工作危险性迫使民警长期处于高应激状态，承受着工作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疲惫厌战心理严重，致使工作缺乏热情，被动应对。

3.舆情应对、心力交瘁。随着群众法制意识的逐步增强，加之执法环境愈加复杂，基层民警普遍感觉执法要求越来越高，公安工作越来越难干了。一些民警在安检查危、执勤维序、处理纠纷、执法办案等工作有时遭遇群众的讥讽、谩骂、污辱、诬告时，基本都抱着忍让克制的态度。大量警务和非警务工作循环往复，有时新闻媒体并不客观公正的舆论导向，有的群众恶意投诉，让基层民警感到委屈含冤，心力交瘁。

4.管理简单、缺少关爱。基层单位多忙于业务方面的“硬件建设”，而忽略人文关怀的“软件建设”，靠“吓唬”“施压”成为主要管理手段，缺少必要的心理疏导方法、机制和措施，导致民警压力越发增大，近年民警不堪心理压力而采取极端方法自杀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三、原则审视：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坚持原则

基于管理心理学的动力激励理论，针对当前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提出以“人”为本的原则、合理需要尊重的原则、情感文化渗透的原则是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应坚持的原则。

1.以“人”为本的原则。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首要遵循的原则即是以“人”为本，以每一个真实的、现实的个体的“人”为本，在公安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则应将每一个公安民警看作真实的、现实的、有血有肉的有主动性、积极性的主体，在具体的工作中则将其合理的利益与需要作为开展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以“人”为本不是一句空口号，面对当前民警普遍面临思想复杂、心理烦躁；压力过大、身心疲惫；舆情应对、心力交瘁；生活压力、家庭危机；管理简单、缺少关爱等困难，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则需要真实的从公安民警的真实关切着眼，关切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困境的真实根源，切实做到以“人”为本，以公安队伍中每一成员的合理利益与需求为本。

2.合理需要尊重的原则。当前，民警的诸多合理需要得不到满足，已成为影响其积极性充分发挥的重要阻碍。具体来说，一是关注民警人身安全的需要。加强民警查缉战术等实战技能的培训；适时组织处置涉枪、涉爆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的实战演习；严格按照警械、武器配备标准，为民警配备必要的警械、武器和防护装备等。二是关注民警身心休整需要。严格按照规定，保证民警享受国家规定的休息和休假，并作为各级公安机关领导政绩考核内容促落实。三是关注民警报酬的落实和提高。重点保障民警工资、加班补贴的及时、足额发放；及时落实各项政策性上调工资；积极向有关部门汇报，有效抵制各类集资、募捐、摊派活动。

3.情感文化渗透的原则。公安民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具体化，是警察理念之根，对调动民警积极性举足轻重。一是要广泛倡导、系统规划、精心培育警察文化，以灌输教育、实践养成、榜样示范、环境渗透、载体引导、形象塑造、制度保障、纪律约束为手段，加强警察文化建设。二是重点加强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建设。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文化是民警群体思想观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审美意识的概括和反映，是民警群体的共同信念、追求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三是批判和清除警察负文化。要认真研究导致民警“四难”现象、刑讯逼供等不良现象和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思想根源，坚决予以批判和纠正，清除和减少负文化带来的染缸效应对民警的影响。

四、路径探索：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出路找寻――传统文化的视角

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提出从传统文化中学“孝道”以规范自身行为，传统文化中学“感恩”以和谐警民关系，传统文化中学“修身”以树立公仆意识，传统文化中学“智慧”以提升工作积极性等是当前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可找寻的出路。

1.传统文化中学“孝道”：规范自身行为。所谓百善孝为先。从传统文化中学“孝道”，即让民警带着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从小事尽孝，做到“一声问候、一个微笑、一杯热茶、一个拥抱、一次按摩”。通过这种言传身教，上行下效的家风，达到“孩子不用管，全凭德行感”的效果。通过“五个一活动”，很多民警能说出“在家敬父母，何必远烧香；诸事不顺，皆因不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等句子。大家普遍认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不爱，他怎么能爱辖区的父母和天下的父母呢？所以用我们孝心带出民警的爱心，用孝字解决家庭和谐和工作态度的问题，在传统文化中学“孝道”，从“家”中的“孝”推演为对社会工作的负责与以“人”为本的观念，进而规范自身行为，加强公安队伍的规范性和凝聚力。

2.传统文化中学“感恩”：和谐警民关系。感恩身边的一切，感恩父母、领导、同事、朋友，包括对你有意见的人，引导大家意识到，你的心胸有多大，你的成就就有多大。事业可以退休，人品口碑却是一辈子的。感恩、知足、宁静的人才有幸福感。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学“感恩”，民警能尽量把心量打开，感受人天合一，万物一体，正能量进来，负能量化掉，对身边的一切怀有强烈的“感恩”意识，对工作中的一切抱有强烈的“感恩”之心，进而和谐警民关系，增强警察职业道德，树立公安队伍在新时期的民警形象。

3.传统文化中学“修身”：树立公仆意识。从传统文化中学“修身”，如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厚，而耻知之不博。”如讲“慎独”教育，如古人通过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陶冶情操，都可学习借鉴，以培养民警高尚人格和生活情趣。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曾提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信”。古哲的话启发我们，诚信的基础和源头是道德和仁义，这方面缺失和沦丧，才导致今天整个社会呼唤诚信，公安民警更应该学“修身”“慎独”，从源头软件抓起，从民警内心情感抓起，树立公仆意识，解决民警诚信建设、违规违纪问题，进而让公安队伍焕发新的活力。

4.传统文化中学“智慧”：提升工作积极性。国学智慧和我们党的理论并不矛盾，如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按规律办事，就是我们党说的实事求是、科学发展，与时俱进；无为而治就是不要人为地乱作为，就是“不折腾”；“道”古人将它描绘为“”的状态，就是精气神等气场、磁场、能量场的浓括，用我们都听得懂语言叫积聚弘扬“正能量”；老子讲天人合一，我们讲人要自身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古人讲大慈大悲、慈航普度，行菩萨道，我们党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叫雷锋精神。“水要浇到树根上”，教育民警崇德尚道、有“穷则独善其身”的钢骨，“达则兼济天下”的胸襟，“疾恶如仇”的浩然之气，将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之水活学活用，把党的理论学习与公安工作的点点滴滴结合起来，提升个体的需要层次，提升对工作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进而提高工作积极性和执行力，最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变为公安战斗力，提高依法治国的能力，更好地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服务。

参考文献：

[1]张万红.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刘金同.中国传统文化[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

治安管理论文篇11

一、学科逻辑起点的确定

关于逻辑起点的规定性,黑格尔早在19世纪就已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指出:“要找出哲学中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2]51在哲学思想史上,黑格尔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和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批判地吸收的深刻思想。但是,由于受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制约,他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成功地解决逻辑起点问题,是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实现的。马克思在确定《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时,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外壳,把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但这一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形成经历了劳动→价值→商品三个阶段。至此,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经艰苦探索但始终未能正确解决的问题才得到了科学的解决。由于准确地确立了逻辑起点,从而使《资本论》这部著作具有了严格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归纳两位前辈的观点,我们得出逻辑起点的规定性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逻辑起点必须是整个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基础;二是逻辑起点应该是整个体系中最简单、最直接、最抽象的范畴;三是逻辑起点体现着研究对象最本质的规定性;四是起点与终点是辩证统一的;五是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是一致的。有了以上关于逻辑起点的规定性,寻找治安学的逻辑起点就有了一个指导性的原则方法。我们对研究对象的种种复杂现象形态进行抽象,使抽象出来的范畴符合逻辑起点的上述五条规定性,就可以从大体上把握该门学科的逻辑起点了。笔者认为,治安学学科的逻辑起点乃是“秩序”(类似英文中or-der)。其理由是:

第一,秩序是整个治安理论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依据和基础。从各位学者给治安所下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性的东西,这就是秩序。翻开各类有关社会秩序的学术著作查阅“秩序”这一概念的本源,“秩序”一词在汉语中是“秩”与“序”的合成,古汉语中这两个词都含有常规、次第的意思。《诗•小雅•宾之初筵》曰:“是曰既醉,不知其秩”。[3]2099这里的“秩”是常规的意思。《周礼•春官•肆师》曰:“以岁时序其祭祀。”[3]1022这里的“序”是次第的意思。“秩序”作为独立的词语,较早地见于西晋文学家陆士衡的《文赋》一文,其中写道:“谬玄黄之秩序,古腆认而不鲜”。[4]22这里的“秩序”是次序的意思。“秩序”一词在现代引申为“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5]“秩序”在英文中意为“order”,即指有次序、顺序、有规律的状况。中国和西方的一些知名学者对“秩序”在其本义的基础之上,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丰富了“秩序”的内涵和外延。如中国的思想家荀子在建构社会秩序的治国方略上提出了“礼法并举”的治国思想;墨子为达治避乱提出了“兼相爱,交互利”的思想。再如西方的思想家柏拉图在探讨“秩序”时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各个阶层的人一定要有次序;二是这个次序不能混乱。亚里士多德从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探讨中阐述他的秩序观,认为秩序就是和谐,一方面,公民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控制和管理,另一方面,国家要赋予公民权利。从这些思想家对“秩序”的理解不难看出,都是围绕着国家长治久安而提出的见解。也就是说,秩序是确保国家和社会中的人、财、物等资源正常流动的前提;秩序是各项社会活动得以有序、科学、合理实施的基础。“它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它本身即是全部科学的根据。”[2]54秩序潜在地包含着治安理论体系所有的丰富的内容、形式、范畴、规律和概念,包含着整个体系的全部信息量。整个体系的丰富内容从开端出发的逐步展开,也就是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中潜在的丰富内容的展现。

第二,秩序也是整个治安体系中最简单、最直接、最抽象的东西。所谓最简单,是指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而以最简单的形式呈现出来;最直接,即指“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6]最抽象,是指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东西,它可以作为本门学科的最基本范畴,本门学科的其他概念均可以通过它加以说明。治安体系中最简单、最直接的活动即是社会中人、财、物等资源有序的流动。它是整个治安体系中以最简单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是无法对其再进行分割的东西。同时,秩序也是最抽象的东西,它无任何具体的规定性,而是从各项具体的社会活动中抽象出来,普遍适用于治安活动的各个方面。

第三,秩序是治安的本质。逻辑起点是撇开客观事物种种复杂的现象,抽出对象的本质属性而形成的。它最大限度地撇开了各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形态,从本质出发构成其内在联系,从客观事物的本质上揭示种种现象。治安的本质就是指治安自身内在的必然的规定性,即根本属性。从关于治安的界定和内涵分析出发,笔者认为,治安的根本属性是秩序,其主要目标有三:一是国家稳定;二是社会和谐;三是人员有序。也就是说,治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与其它一切社会活动相比,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秩序维护。治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治安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开展一系列的秩序维护活动,并在这些秩序维护活动中形成一些特定的规定性,这样才能使社会中的各种活动得以有效、有序地进行,进而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既定的目标。

第四,秩序体现了治安体系中逻辑起点与终点的辩证统一。黑格尔认为,有起点就必须有终点,终点是起点的目的,起点在终点中实现,这样它才是现实的起点。马克思在资本循环论中这样认为:“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7]从起点的个别(具体)到终点的个别(具体),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经过一系列的过渡、转化,呈现为螺旋线,是不断扩展的曲线;一个过程的起点同时又是另一个过程的终点,起点和终点是统一的。治安活动始于对国家、社会和人的秩序维护,其结果表现为国家、社会、人在整个治安体系中合理、有序、安全的发展,这就是秩序作为治安体系的逻辑起点,体现了起点与终点的辩证统一。作为终点的秩序是起点的目的,作为起点的秩序在终点中实现。从起点的秩序到终点的秩序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不断扩展的曲线,一个治安过程的起点同时又是另一个治安过程的终点。#p#分页标题#e#

第五,秩序体现了治安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统一。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还应该是本门学科所反映对象的历史起点。在科学理论上作为开端的东西,其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8]因此,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统一,从根本上说是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的正确体现。根据已有的对治安发展史的审视,最早的治安现象出现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原始社会,是安全劳动和安全生活的产物。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以血缘氏族为单位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获得的产品在氏族内部分配,共同消费。在氏族内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靠有威望的长者、氏族首领或者公共舆论维持。在由若干氏族联合起来的部落(公社)里,偶尔发生争议和殴斗等冲突事件时,则由氏族的首领或者由氏族首领们组成的“部落联盟议事会”(部落酋长会议)负责调停处理。在部落联盟中,已有管理秩序、调停纠纷、维持安全的职能。司马迁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9]25虞舜时期,已有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九种“官”。其中,由名叫契的人担任司徒,负责教化人民,维持公共秩序。随着国家的出现,为了调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维持前者的统治秩序,以部落联盟议事会转化为贵族们的议事机关为前提,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机器便产生了。这样,维持社会秩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作为国家管理职能一部分的治安管理职能也随之产生了。[9]26古代原始氏族社会没有治安管理,但有对公共安全、秩序等事物的管理。[9]27这种简单的原始分工无疑就是一种治安现象,国家使社会中人、财、物更加有序化。因此,就治安活动的历史起点来考察,根据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一致性原理,将秩序作为治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有充足理由的。

二、学科范畴推演

范畴是对认识对象整体某一侧面、方面的规定性,而认识对象整体在横向上总是由不同的侧面或方面构成,也就是说,在同一认识对象整体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范畴。那么,在进行一门学科范畴推演之前,必须首先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逻辑起点范畴的引导下以哪一类范畴作科学理论的开端。辩证思维基本范畴是反映每个客观事物都具有的一般规定性的思维形式。[10]162也就是说,把最抽象的基本范畴作为范畴体系的开端,随之安排较为具体的范畴,然后安排更为具体的范畴,最后,以把握客观事物一般本质的最具体的范畴作为基本范畴体系的终点。因此,治安学学科体系从横向上推演,要以辩证思维基本范畴的逻辑推演为基础。由于事物的发展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较为模糊的状态上升到越来越具体的状态。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事物的发展总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因此,从纵向上看,认识对象整体又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范畴。对治安学学科体系进行范畴推演,正是沿着横向和纵向两条路径来展开。

(一)横向推演

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指导下,对治安的认识必定要从现实中各种存在着的简单的治安现象入手,才有可能在对这些简单的治安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的过程中认识到作为治安整体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指出:“于认识而论,我们对每一事物之充分认识必自本体始,例如,人是‘什么’?火是‘什么’?然后再进而及其质、量或处,我们必须先认识其怎是,而后可得认识质或量等每一云谓之所以为是。”[11]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认识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之所以为是”,即万事万物存在和运动的原因,这是本质论范畴要回答的问题。日本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武谷三男在回顾量子力学发展过程时指出:“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对象是什么系统,即要了解是由什么物体构成的和处于哪种相互作用之下。然后再依量子力学去了解表示它的行动的‘状态’。”这里所说的“了解是由什么物体构成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论要解决的问题;而系统“处于哪种相互作用之下”,则属于本质论要回答的问题;最后依据“量子力学去了解表示它的行动的‘状态’”,即现实论所要说明的问题。他把人对自然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是描述现象和实验结果、搜集现象知识的阶段,称之为现象论阶段;第二步是了解产生现象的实体结构,据此整理关于对现象的描述,以获得规律性,称之为实体论阶段;第三步是进而深入实体的本质的阶段,即以相互作用说明产生现象的规律的阶段,称之为本质论阶段。[12]这是一个从个别、经特殊、上升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从现象到本质,再从本质到现象,循环往复,每一循环都使人类认识进入更高级的阶段,这是个人类认识发展的无限过程。在研究治安学学科体系时,我们可以进行以下推演:第一步,描述治安现象和搜集治安现象知识,这是治安现象论阶段;第二步,了解产生治安现象的实体结构,据此整理关于对治安现象的描述,以获得规律性,这是治安实体论阶段;第三步,深入认识治安实体本质,即以相互作用说明产生治安现象的规律,这是治安本质论阶段。也就是说,在认识治安学学科体系的过程时,我们可以从横向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治安现象范畴、治安实体范畴和治安本质范畴。这三类范畴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先后顺序,顺序的确定遵循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

1.治安现象应该摆在本组范畴之前众所周知,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根本性质。它们确实是同时存在的,理应不分前后。但人们认识和把握事物时,是先认识和把握现象,然后透过现象去认识和把握本质的。曾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13]事物的现象是丰富多彩、十分复杂的。它不仅是表面的、片面的、个别的,而且是多变的、易逝的、生动的,还包含着假象。它具有局部性、多样性、偶然性。事物的现象尽管如此,但都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现象不论是真像还是假象,都正面地或反面地表现着本质,但与本质并不直接合而为一。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事。”[4]科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既然如此,现象就不应该放在后边,而应该摆在前面。#p#分页标题#e#

2.治安实体是治安现象与治安本质之间的中介治安实体处于治安现象与治安本质之间的中介位置上,是不可缺少的中间环带,起着中介作用,把治安现象和治安本质联系起来,使治安现象认识向治安本质认识过渡。按照武谷三男的意见,实体指的是“产生现象的实体结构”。这可以理解为表征事物内各要素的组合方式、结合方式的范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事物内在关系中相对不变)和有序性(有一定规则,表现为一定的方式,受一定的规律性支配)。[15]3.治安本质应该放在本组范畴之后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它不仅相对平静、相对稳定,而且单纯、深刻,深藏在事物内部,即在实体结构之中,人们不能凭感官直接感知,而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才能认识和把握。列宁指出:“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16]“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16]因此,理应把治安本质放在本组范畴的后边。

(二)纵向推演

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有了确定的逻辑起点“秩序”,就从千头万绪中找到了头,治安学学科的不同层次范畴的纵向推演就能顺利地、合逻辑地展开,并能得到充分地阐述。层次是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展开。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到层次的推演是个矛盾统一体的分化过程。层次是比整体与部分关系更加具体的范畴。它从纵深方向展开了整体与部分之间互相隶属的无限层次的系列。[10]治安学学科不同层次范畴的纵向推演合逻辑地展开。在这里,“合逻辑”的核心含义是推演的结果必须正确反映治安学学科体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完整思维过程。这个“核心含义”同时也决定了我们的推演不能以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为蓝本进行简单的类比,因为不同的社会现象有着不同的发生机制和不同的发展轨迹。

1.对治安现象的推演

“治安现象是指由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造成的能够妨害以治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公共安全以及个体的生命、财产安全的社会性事件及其表现形态。治安现象作为社会性事件,其实体内容是社会群体与个体的人身伤亡和物质财富的非常态损失。”[17]“治安现象是一定阶段上的一定地点和时间所表现出来的治安问题和治安秩序的总和。”[18]由以上两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治安学所研究的治安现象的核心和实质是治安现象发生的背景、过程、方式、结果、趋势等范畴中的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相关领域的运行状态,同时也说明治安学具体指向的事物是客观存在且不断发展的各种自然与人为的治安问题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现实状态。[17]因此,治安现象包括治安问题和治安秩序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治安问题。“治安问题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现象,是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社会环境的消极因素改变或破坏社会系统平衡现象,使一个或若干个系统关系变量发生突然或意外的混乱,是对社会的严重危害。”[19]由此概念我们可以分析出,治安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的主导因素是秩序稳定发生变化的结果,同时也反映治安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又为研究治安现象提供客观依据。那么,拿原因和结果这对范畴来分析治安问题,就成为治安学中极其重要的方法。列宁说:“自从‘一切事物的联系’、‘原因的链条’的观念产生到现在已经有数千年了。比较一下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原因的,就会得出无可辩驳的确凿的认识论。”[16]确实,没有因果观念,我们连最简单的两件事也联系不起来,更谈不到正确运用因果联系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想要弄清楚治安问题,必须从治安原因和治安结果两方面的互动关系中,找出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结点,查清治安问题的发生机理,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消除产生治安问题的条件及其相关因素,实现社会稳定。

第二个层面:治安秩序。逻辑起点秩序是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外在形式,属于现象形态范畴,治安秩序也属于治安现象的形态范畴。治安秩序也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9]秩序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人既是自然动物,更是一种社会动物,人类社会是有序运行的。人类社会的有序性还表现为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行为的有规则的重复性和再现性。也就是说,人类的社会秩序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它在人类社会行为关系中生成,并推动着社会关系的正常运行。当人类社会处于一定的制度和规范调整状态的时候,我们则称这种状态为社会的有序状态,或者称社会的秩序状态。[4]那么,治安秩序是指符合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并由具有社会安定和公共安全内容的法律所规范的客观状况。[9]由此,我们可以推演出治安秩序所包含的一个层次,即治安规范,或称治安规则。治安规范是治安管理中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行为规则的总称。治安规范构成了治安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基础,它是治安秩序的内容与核心。在治安管理中,治安主体只有在治安规范明晰的前提下,才能避免利益冲突和社会紊乱,保持有序的社会状态,防止治安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随意发展。正是治安规范所具有的这种凝聚力,将各种事物团聚在一起,形成治安秩序。“没有行为准则的社会是无法生存的。行为准则使我们免于那种可怕的、惟我独尊的无政府状态。”[20]但是,“社会必须具备某种作用机制,使统一的社会机制为各种社会主体及其成员所遵从。任何社会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规则,因此也需要一定社会控制。”[4]治安规则也一样,也需要一定的治安控制。那么,治安秩序的另一个层面就是治安控制。治安控制是治安权威对社会进行的治理。治安控制与治安规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治安控制是通过各种途径、形式和方法维护治安规范的过程。治安规则的意义在于对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之间关系进行界定和规范,而治安控制是运用公共权力在公共利益领域使治安规范发挥效力,从而保障社会生活的有序状况。治安控制通过促使治安客体了解治安规范,对违背治安规范的行为进行制裁和处置,把治安管理中各种冲突和矛盾保持在“秩序”许可的范围内。

2.对治安实体的推演

理解治安实体的内涵,核心在于对“实”与“实体”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吕氏春秋•审应》载:“取其实,以责其名。”《后汉书•黄琼传》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21]由此可见,“实”即事实、实际,与名相对。“实体”,是一个哲学名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已使用过实体一词。比如,王夫之以一切“对立之物”“皆取给于太和氤氲之实体”。[22]近人把实体用作希腊文Ousia和拉丁文Substantia的意译。在西方哲学史中,实体一般指万物的基础。[23]当我们借用哲学语言来表述治安学概念时,“实体”自然就成了具有实际内容的构成事物基础的治安主客体权利义务的综合。治安实体可分为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两个层面。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但是两者所处的地位不同。在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相互关系中,治安主体是治安客体对象的承担者、发动者;治安客体则是治安主体活动的对象,是受动者。在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相互作用中,治安主体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治安客体处于次要方面。治安主体能动作用的最基本特征是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但它不能摆脱治安客体的影响和制约。治安主体要想对治安客体产生作用,或者治安客体要想对治安主体产生影响,必须有一个中介。权力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影响力和控制力。[24]也就是说,治安主体作用于治安客体,是以权力作为中介的。国家赋予治安主体的权力越大,治安主体的能动性就越大,作用于治安客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就越强;同时,治安客体的反作用力越大,制约治安主体的作用也越强。所以,通过权力这个中介,就可以界定治安主体范围。权力的基本要素是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权力总是存在于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所谓权力主体,就是那些在权力系统和权力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它是权力的基本载体,是权力的主导方面。权力主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权力系统中的最基本层面,也是权力关系中的最小单元———个体的人,如公民、政治家、领导者、领袖等,是权力的主要载体。第二层面是人的集合体———群体,如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社会团体、政党、阶级、阶层和各种利益集团等,是权力的基本载体。第三层面是国家政权及其公共权力的附属物,如政府及其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等。它们以社会的名义,运用特殊的强制力量,发挥着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是统治者支配和控制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是权力最重要、最集中的载体,也是最典型、最规范的权力主体。[24]按照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将治安主体分为:治安管理人员、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和治安管理机关。对于治安客体范围的界定,内容丰富。有学者认为,人、地、物、事是治安管理的对象;[25]有学者认为,是“由危害社会治安的特定人、特定物、特定事和特定场所的时间、空间诸要素构成并表现出来的”;[26]有学者认为,是“被治安法规规范的,由公安机关及其人员实施治安管理的社会关系,具体可以从人、地、物、事去加以分析和研究”。[27]但是,权力客体是在权力系统和权力关系的各种要素中受支配的那些要素,是权力关系中的被动体和权力主体的作用对象。现实生活中的“平民百姓”和“下级”、“下属”等等,都是典型的权力客体。权力客体虽然是权力关系中的次要方面,但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它与权力主体相辅相成,与权力主体共同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如果没有权力客体,就无所谓权力主体,正如没有阴就没有阳一样,两者互以对方作为存在的依据和前提。同时,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不仅互以对方作为存在的前提,而且可以互相转化。例如,作为权力主体的某一集团或某一人,在某种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下,可能会转化为权力客体。反过来,作为权力客体的某一集团或某一个人,在另外的时间和空间下,也可能会转化为权力主体。也就是说,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角色的划分只是相对的。[24]按照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将治安客体分为: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p#分页标题#e#

3.对治安本质的推演

逻辑学认为,事物的本质集中体现在事物的概念上。逻辑学同时又规定了确立事物概念的方法,即下定义。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用精炼的语句将这个概念的内涵揭示出来,也就是揭示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28]那么,如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呢?逻辑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公式: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的属概念。用这种方法给概念下定义时,首先是找出被定义概念邻近的属,确定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属于哪一个类。列宁说:“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29]然后把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这种对象同该属中的其他种进行比较,找出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这一种对象与其他种之间的差别———种差。[28]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基本明确了探讨治安本质范畴的两个视角,即公式中等号右边的“种差”和“邻近的属概念”。所谓“邻近的属概念就是直接包含种概念(亦即被定义概念)的那个概念,或者叫直接的上位概念”,亦称属性。所谓种差是指“被定义概念的本质属性与同一属概念之下并列的诸种概念的差别”。在逻辑学中,种差的确定被认为是下定义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30]事实上,这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始终制约我国治安学本质研究取得进一步突破的瓶颈。笔者认为,要确定治安学的定义,至少应从两个层面入手:

第一个层面:确定治安学的属性。从人类进化的历史看,是先接触自然,利用自然;然后才结成社会,从事社会活动。从人类活动的内容看,总是先有开发利用自然的活动,然后才有必要和可能去研究围绕这些开发活动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从逻辑关系上说,应当是先有自然科学———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知识,后有社会科学———社会活动(包括阶级斗争)的知识。[31]从前文对治安的定义和治安学研究对象的审视来看,治安学属于社会科学,已获得学术界的认同。那么,治安学到底属于社会科学下的哪一类学科呢?根据我国现行学位专业目录,所有学科归并为12个门类,即理、工、农、医、文、史、哲、教、经、管、法、军。这12个门类可归并为两类自然科学和三类社会科学。两类自然科学:一是认识自然知识的总结,构成基础科学,也即学位目录中的理学;二是改造自然知识的总结,构成技术科学,包括农学、工学和医学。三类社会科学:一是组织物质文明建设知识的总结,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二是文化建设知识的总结,构科学,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和教育学;三是解决社会冲突(包括阶级斗争)知识的总结,包括法学和军事学。[31]从以上的分类来看,治安学不是属于法学就是属于管理学。但是,治安学虽然也研究法律规范,但是治安学只是将法律规范中与治安相关的规范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法学不是治安学的主要内容。据此,治安学邻近的属就是管理学。从前文对治安现象和治安实体的推演的内容来看,治安主体为了治安客体的安全,通过对治安问题和治安秩序的研究,运用权力这一手段,作用于治安客体,最终目的是确保治安客体的安全,这个过程是个管理过程。

治安管理论文篇12

一、治安承包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合理性

治安承包在理论上契合新公共行政理论。倘若按照传统公共经济学所倡导的公共物品的有关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社会成员所共同进行消费的相关物品，特征表现在消费方式上具有明显的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治安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比较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上午公安队伍通过治安防范与治安管理等运作手段，保证安全并提升公民的安全感，所有在治安区域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收益，从而无法排除他人同类受益；就提供公共治安而言，单位公共治安的成本供给，根本不需要特别地追加资源的个体投入；同样，每个人对公共治安的实际消费不排斥与妨碍其他人同时享用享有。伴随着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兴起，“公共提供并不等于公共生产”已经在公众流行，公共政府提供和私人生产的现象一并出现，因此公共物品消费与提供引入了竞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上各国政府都面临着社会变革与科技发展以及财政赤字等压力，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不断的降低。于是，公共行政逐渐变化：政府公共权力重新进行配置，政府的地位开始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和行为开始发生变化。这就必然要求政府以全新方式同社会、公民与组织开展合作和竞争。政府与民间开始建立公私部门伙伴关系的新型公共行政。

治安承包契合当代警务改革的实际与理论。被称之为第四次警务革命的社区警务，在国外大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意义上的社区警务依托社区与服务社区并举，其目标是改善与密切警民关系，从而保持社会治安构建的良性秩序。治安承包实际上不是单纯政府行为，也并非单纯民间行为本文由收集整理，综合表现为警察职务行为和居民自治行为的紧密结合，地方政府主导并对各种社区治安资源进行整合完善，因此，治安承包实际上符合第四次警务革命发展时代潮流。当前，第五次警务革命已经开始酝酿：对警察部门内部运用企业化管理模式来规划警务考虑成本与效率；利用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推行警务工作的社会化。治安承包在新世纪同样满足这次警务革命的特殊需求。

二、我国治安承包的运作模式

我国当今的治安承包起源于农村。在1996年，山东泰安一名退伍军人承包该市一个村的治安，从而被媒体称为中国“治安承包”第一人。据相关资料统计，各种治安承包目前在我国的近十个省（区）运作，而且治安承包涉及范围与区域，已由单纯的安全防范已经扩展到公安机关行使的治安管理。根据运作的情况大抵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治安承包的山东泰安模式。治安发包人一般为村（居）委会、综治委或者物管公司等机构，相应的治安承包事务局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等实务，所需的承包费用由发包人承担或由直接受益人提供，相应派出所只负责具体业务的监督指导。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治安承包就是这种模式，一般将村或街道或单位的整体治安或项目进行治安巡逻看护与安全防范，一般采取以合同价格承包给一定量的个人。而相应的发包方为村委会、居委会或其它单位，对应的公安机关与发包方共同对治安承包人进行量化考核，产生的承包费用则由发包方出一部分与群众出一部分加以解决。

治安承包的嘉兴嘉善模式。在2002年8月，嘉兴市嘉善魏塘镇推出一种“治安防范组合承包”的新模式。治安事务的发包人为地方公安机关，相应承包人的身份较为特殊，一般是公安机关内部的在职警察，然后再由所承包警察挑选组织保安队员。治安承包事项往往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和管理，治安承包费用向直接受益人进行募集。另外还可根据发案与破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民警与保安队员的对应经济收入，相应的治安承包经费则由警方出面收取保安费来进行保障。

治安承包的宁波郸州模式。2002年12月，在宁波市的郸州区五乡镇明伦村的一个村民名叫张伟忠公开竞标，比较顺利地拿到该村第二年度的安全防范承包权。一般而言，这种模式的治安发包人往往为村委会，对应的治安承包人为非公安机关或警察，是完全的民间组织或个人，并且治安承包的事项仅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工作与部分治安管理一般性的事务，另外还可负责私房出租户和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等。相关产生的承包经费往往由发包人提供，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协助综治委的组织竞标并审核承包人的相应资格资质，并且负责对承包人进行考核。

三、治安承包存在的现实问题与不足

治安承包的法律困境有待行政法进行破解。现行的法律框架使得治安承包只能在法律与规则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在社会治安上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根本分野在于，在古代社会普遍合理存在私力救济现象，在现代社会一般以公力救济为主，少数私力救济只在正当防卫和进行扭送等情况才可以，还比较严格地规定这些权力均来源于相应的法律明确的授权。如果按照现代行政法的相应要求，行政行为如果非有法律授权不得开展；如果出现法律缺位，往往相应就排除任何行政行为；所有的行政活动都应该受到目前法律的制约和约束，有责的行政机关应该主动积极地执行明文法律，而且不得推卸和怠慢履行法定职责。在我国《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之前广泛适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均有明确规定的条文，公安机关以外的组织与个人未经法律明确授权或委托均无权对违反治安管理的相关行为行使管理与处罚权，社会治安是各级政府及治安管理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目前运行的法律框架下，还不存在法律明文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将治安管理权赋予民间任何组织与个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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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承包具体模式在运作中存在先天不足。治安承包顺着市场经济而生的新生事物，具体在实践中运作必然存在欠规范甚至违法的做法。治安承包的参与主体混乱，就目前几种治安承包模式而言，发包方既包括有公安机关和众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繁多的居（村）民委员会和众多街道综合治理委员会等。有的发包方甚至将不属于自己行政范围内或职责范围的事务，错乱地发包给相应的承包人。与此对应的承包方分为组织和个人，这两者必然在治安业务的专业性与组织管理规范性方面均处于不规范不完善的阶段。我国至今还没有实质性引入规范化的与私人保安行业相匹配的市场运行机制，因此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科学提升治安承包双方主体的相对应的专业水平明显不切实际。治安承包模式的具体运作也目前呈现无序状态，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警察机构与专业社会组织之间关于治安承包的理性合作关系。

治安承包在现实中往往引发负面作用。治安承包在推行市场化运作与管理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与一段时间内能够达到较好的治安效果，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公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的职业化与报酬货币化等相应的困境与难题。但是，治安承包从长远来看，必然会随之产生一定副作用。一是容易导致政府的治安职能错位。政府治安职能的错位表现为该管的事没有管或没有管到位。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在管理经济和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力度相对而言较大；但是在提供法治与秩序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治安承包虽然一方面可以使公安机关减轻工作压力，但同时也容易对治安防范和管理工作采取一包了之，甚而至于成为甩手掌柜。二是治安承包过程容易导致滥用职权。我国长期以来的公安机关具体的治安行政执法对治安实体与程序均有严格的一套规定，成熟的专业警务人员往往需要经若干年专业培训与实际工作方能合格。然而，治安承包却将专门由警察才能行使的公安行政执法权，放心地交给既无执法资格又没有法律专业素质与基本警务技能的对应承包人来行使，如果监管不力或不当，一定会造成承包人滥用职权或者非法办案，甚至发展到私设公堂和刑讯逼供，或者可能出现法盲执法怪圈与恶人治村的诸多怪现象。三是治安承包很容易引起权力寻租。就治安管理而言，公安机关所应该追求的是社会公众效益，然而治安承包者往往首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可能会使相关的经济激励异化成为追求经济利益的赚钱工具。四是治安承包容易加重负担。在承包经费的来源上，一般的模式差不多均遵循谁出资谁受益和花钱买平安的交换原则。尽管新公共管理理论已经提出了“多元共治”和引入社会公众力量来参与管理，这种目的应该是为了降低政府管理的运营成本进而达到减轻公众负担，但往往这种花钱买来的平安在客观上却使公众承受了经济分摊的繁重负担。

四、我国治安承包制度的法律化过程

在我国，应该从行政法等法律方面和制度规则方面对治安承包进行规范和完善，从而不断增强其存在夫人生命力，应该尽量避免可能因无章可寻而致其无声无息消亡。理性地看，我们国家对治安承包进行不断的控制、引导与完善过程，其实质就是自身法律化的完善过程。

第一，明确设定承包事务的法定范围。就治安承包在承包事务范围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治安防范承包”与“治安管理承包”这两种类型或者两个方面。目前的治安防范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治安管理重点，肯定要将预防放在首要位置。法律明文规定的部分非强制性治安管理事务可开展相应的治安承包，主要内容主要涉及治安行政教育与治安行政监督等具体事务，都可以列入治安承包的对应的事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