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论文篇1

（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一直以来，黄河三角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脆弱，历史欠账较多，虽然近年来发展速度加快，但仍然不能满足城镇化发展的要求。目前，该地区仍然缺少与周边区域贯通的干线铁路，高速公路网络尚未完全形成，港口规模小、吞吐量较低，能源、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很完善，特别是绿色、低碳型的城市基础设施更少。由于地势较低，不少城市夏季经常出现内涝现象，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给城市生态系统带来较大破坏。

（三）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该地区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7．59∶66．79∶25．62调整为2012年的7．33∶61．27∶31．40。但是这与山东省8．6∶51．4∶40．0的结构相比，产业结构层次仍相对较低。第二产业比重较大，与城镇化息息相关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第二产业中仍然是石油化工、石油装备、纺织、造纸、铝业制造、盐化工、皮革制造等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而这些产业又是污染性较强的产业，对环境影响较大。从总体上看，资源消耗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仍占较大比重，科技创新型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导致经济增长代价日增。

（四）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区域内各市、县（区）采取了有力措施，积极推行节能减排，万元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都有了大幅度减低。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节能减排的空间越来越小，压力越来越大。据2012年山东省政府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中期评估显示，经济指标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指标完成情况呈现不一致的状况，涉及生态建设与节能减排的指标完成情况不够理想。［2］仍然占有较大比重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给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影响，雾霾天气增多，PM2．5浓度在多个城市处于“严重污染”或“危险水平”。这些无疑给该地区的生态型城镇化建设带来很大挑战。

（五）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偏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黄河三角洲城镇化水平为46．6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内各个县（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状态，4个市辖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超过50％，而利津、阳信、高青、庆云、乐陵等县市的城镇化水平还在35％以下。从黄河三角洲对人口集聚的能力来看，尽管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净流入人口到达了21．1万人，但城镇常住人口占全省的比重却由10．69％降到了10．57％，19个县（区）中有11个县市区对人口的吸纳力有所减弱。［2］而对人口的集聚能力直接体现了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从人口密度上看，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人口密度仅为全省的61．2％，城镇密度亦相对稀疏，是全省城镇密度的79．4％。这样的状况不利于形成显著的空间聚合态势，难以形成高效率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二、黄河三角洲生态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对策

（一）以人为本，树立生态化发展的新理念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为此，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运行必须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生态城镇化的建设过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过程，因此，生态城镇化要把人看作是生态系统中主体要素，并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本要求，树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一方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增强城市建设者和市民的生态意识，提高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要倡导绿色低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适度的物质消费的基础上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城市市民养成健康绿色的良好习惯，低碳家居、低碳消费、低碳出行，将资源节约保护意识融入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个领域。

（二）科学规划，以现代化理念构建生态城镇建设的新格局生态型城镇化的重点不是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地域的扩展，而是城镇的内涵式发展，生态化转型。要从战略的高度理解生态型城镇化的任务和目标，要注重城镇功能的完善，注重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此，必须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做好生态城镇发展战略的制定，做好整个区域城镇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中都非常注重编制城镇建设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化建设也需要制定科学的规划。为此，要结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各地市、县（区）的高效生态经济区、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十二五”发展规划、城镇化发展规划等先期规划来科学制定生态城镇化发展的蓝图。既可以把生态城镇建设纳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也可以专门制定生态城镇建设的具体规划。在规划设计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生态优先的方针，统筹本地生态城镇建设的长期与短期发展目标，明确各自生态城镇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全面考虑涉及生态城镇建设的人口、土地、产业、生态、环境、设施等各方面因素。在规划中应该以新城区为规划主体，以行政中心、绿色居民区、湿地公园、城市综合体等项目为重点，在优先考虑城市整体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土地、人文、自然资源，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

（三）加快载体培育，积极推进高效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生态城镇建设必须坚持城市发展与产业成长“两手抓”。生态产业是生态城镇发展的载体和基础，生态城镇化又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黄河三角洲日益发展的高效生态产业为该地区生态城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效生态产业是具有典型的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产业体系，是建设生态城镇的有力载体。2013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7985．2亿元，增长10．9％，成为山东省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当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体系初步建成，可以和生态城镇建设相得益彰，协同发展，构建产城互动的新格局。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产业生态化与城镇生态化的互动发展一般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与老城区相联系的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对污染较为严重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减少它们对城市的破坏，重构它们与城市的生态联系。同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城市中和城镇周边大力发展具有绿色低碳特征的现代服务业。二是在传统城区之外建设生态新城。主要包括两大载体建设：生态产业园区和生态社区。生态产业园区是承载生态产业生态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空间场所，也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形式。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建设了众多的生态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绿色产业经济区，这为生态城镇建设提供了产业基础。生态社区是生态城镇空间中承载人类生活、居住的载体，是构成生态城市的基本单元和细胞。生态社区建设是生态城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态社区建设可以使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低碳化、生态化，为生态产业园区建设提供生活支持。

（四）遵循生态规律，优化城镇发展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物质基础，社会生态系统是精神、灵魂。生态城镇建设不仅需要优美的自然生态系统，更需要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本身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二是城市周边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但无论哪种生态系统的优化，都必须遵循生态规律，符合生态城镇建设的实际需要。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有一个自觉行动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是要明确系统优化的主体。企业是生产方式转变、产业园区建设的主体，居民是生活方式转变、生态社区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在生态保护和修复、城市自然景观的建设与维护方面，还是在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维护方面，都必须有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属于人文生态系统，反映的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社会生态系统更复杂，更具有脆弱性。因为社会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社会生态系统的优化既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要遵循自然演变规律。社会生态系统建设的关键是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此，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崇尚公平正义，大力推动和谐城市、和谐企业、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建设，构建良好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

（五）以科技为支撑，构建生态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生态型城镇化需要产业、科技、体制、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动力推动。在所有的动力要素中，科技起着决定性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资源的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都离不开科技的创新。科技支撑已经成为影响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核心要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水平与全国、山东全省及其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机制创新，全面提高生态科技水平，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生态城镇科技是生态城镇与生态科技的有机结合，是专门服务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手段。”［3］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生态科技创新，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一是要构建与生态城镇适应的多元化的生态科技体系。主要包括绿色建筑技术、绿色交通技术、生态工业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现代服务技术等等方面。二是构建一体化的生态科技合作创新机制。由于受行政区划和行业限制，黄河三角洲区内各县区之间、各行业之间的合作力度不够，难以发挥科技创新的整体竞争优势。为此，要打破行业和区域的限制，处理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应用的协调发展，建立生态城镇科技研发体系，构建“产学研”或“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机制。三是加大生态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作为政府要在财政拨款、减免税、优惠贷款、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风险投资等方面，对生态科技发展给予政策支持，作为企业要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加大研发投入。四是加强培育生态科技创新人才。科技人才的教育与培训是生态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2010年，黄河三角洲地区6市共有科技研究人员100522人，博士毕业2657人，硕士毕业9154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明显偏低。区内唯一一所211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也移居青岛。吸纳高科技人才的政策支持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为此，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开展生态科技人才的教育培训，健全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队伍。高等学校要开设相关学科和专业，为生态城镇化以及生态科技创新培养一批善生态管理、懂生态技术、会生态经营的人才。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2

2.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推进农业现代化。花桥建设国际商务城，首先明确选择了四大产业：服务外包、金融机构后台处理中心、制造业企业的区域性总部、物流采购中心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酒店、商业、文化和居住等项目，形成以中央公园为核心、周边布局商务园的城市框架，呈现“城在景中、人在林中”的生态景观，成为商务集中、商贸配套、商住齐全、环境优美的生态型商务功能区。但是，国际商务城的建设，并未让鳞次栉比的城市高楼成为这里唯一的风景，伴随着土地的精心整治，碧浪滚滚的万顷良田展示出现代农业的风貌：曾经零星分散的小块农田、穿插于田间地头的零散农居、杂乱铺展的自然村庄以及常常被忽略的闲散土地……终于连成一片，在新建的沟渠、桥梁、涵洞以及众多机耕路的勾勒下，变成网格状的标准农田。经过整治后的良田，全部采用现代化生产方式，实现农业机械化耕作和规模化经营，而原土地权属关系不变。在“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下，参与万顷良田整治工程的村庄，整治或复垦后的土地所有权仍属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则进行统一流转，集中经营。通过这种土地和体制的“整治”，实现了三个“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促进了三个“转型”：农村向社区转型、乡镇向城市转型、农民向居民转型。

3.在城镇建设中推进功能优化与形态优美的耦合发展。花桥坚持“产业升级+城镇转型”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努力打造“一带一轴、四心五区”的现代化城市架构：“一带”——在花桥商务城中部形成一条由东向西的产业与生活配套空间跳跃式发展的城市综合发展带，实现“融沪通苏”的发展目标；“一轴”——依托东城大道便捷的交通条件，形成集服务外包、商贸交易、会展经济、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轴；“四心”——打造具有引领性的行政中心、商务中心、商业中心、文体中心四大城市核心功能，显著提升城市综合能级；“五区”——按照功能类别，形成东部的总部商务办公集聚区、西南部的服务外包产业区、西北部的海峡两岸商贸合作区、北部的天福现代农业休闲区、南部的高尚居住配套区等五个片区。

4.在开发融资中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创新。花桥借鉴新加坡等国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实行政府主导推进的开发模式，以大投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功能环境建设，营造产业进驻和转型发展的空间载体，成立昆山花桥商务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公司开发主体作用，组建置业、市政、物流等若干专业公司，构建符合市场运营机制的公司化管理运作模式，并积极推进土地融资、项目融资、信托融资等融资方式，形成了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引进绿地集团等一批品牌响、信誉高的大集团大公司参与商务城开发，形成了面向市场、开放资本的城市投资建设新模式。同时，针对现代服务业企业大多是轻资产，按照传统金融担保模式从银行融资比较困难的实际，推进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主动融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创建国内首个服务业基金产业园——花桥基金产业园，将其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集聚度较高、特色鲜明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产业园。5.在管理方面形成上下协同推进城镇化的强大合力。企业在市场、资金、招商、管理等方面具备优势，政府在资源、服务和行政管理方面具备优势，为充分发挥各自所长，按照“事权集中、管理统一”原则，整合花桥经济开发区和花桥镇资源，归并政府职能，减少管理层次，形成“一办六局一公司二街道”的扁平格局，统一领导、强化管理。以“昆山层面的事不出花桥就能办理”为目标，整合全市行政服务资源，在花桥设立昆山市行政服务中心分中心，通过昆山市相关部门职能延伸、权限下放、流程再造等举措，实现“一栋楼、一个窗、一站式”服务，形成了高效便捷、科学规范的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模式。

二、花桥镇产城一体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效

2006年以来，花桥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了倍增，经济发展更具活力，城市功能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社会发展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转变”：一是产业结构从“二三一”迅速向“三二一”转变。三次产业比重从2005年的2.5：67.0：30.5，调整为2013年的0.5:26.9:72.6，第三产业已经居绝对优势。以业务流程外包为主的金融BPO、以研发销售为主的制造业企业区域总部、第三方物流为主的现代物流业、电子商务等快速发展。引进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认证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形成完善的金融外包上下游产业链。大力发展以产品研发、工业设计、影视服务、广告会展、休闲娱乐、培训认证等为主的新兴产业，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壮大。二是农村居民成功地实现了向城镇居民的转变。2009年，花桥被列为苏州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先导区，村级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实现翻番，贫富差距逐步缩小，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特别是通过万顷良田建设工程的实施，农民身上发生了三重改变：一是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相当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掌握了现代化耕作技术，驾驶着播种机、插秧机等各种机械回到昔日的田地上，成为现代化合作农场里的产业工人；二是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新型社区建设加快，建成农民动迁房100多万平方米，农民搬到了建好的社区，住进了花园般的公寓小区，而且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险覆盖率近100%，城镇登记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三是身份发生了改变，农民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后，拥有土地股份，成为新田地经营的股东之一，获得长期回报，即土地流转后的定额补贴。无论遇到何种自然灾害，无论流转后的土地有无受灾以及程度如何，定额补贴都会按时发放。三是城镇面貌快速从传统乡村向新型城镇转变。花桥积极推进“双集中”（集中使用村级集体预留土地，集中投入村级集体动迁资产补偿资金）、“双置换”（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土地股份合作社股权，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置换城镇住房和商业用房收益权）、“双调整”（调整社区管理格局，调整村级资产管理办法），完善街道社区级功能配套，实施“355”工程，即建成3个综合医院、5个文化场所、5个体育设施，实现街道行政中心、卫生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一体化建设。打造高品质居住配套环境，以国际社区为试点，将服务外包区打造成为具有示范性的国际化低碳生态社区，将核心区打造成具有都市活力的城市中心社区，营造绿地板块综合性国际生态社区，形成国际高尚社区、普通商品房、专家楼、人才公寓、动迁安居房等多层次的居住配套环境，完善适应产业发展、人才集聚、生活便利、生态优化的功能体系。四是发展后劲从单一竞争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延伸、沿沪大道等一批重大交通工程建成，新东变、电信枢纽等一批电力电信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城市承载力；希尔顿逸林酒店、中影国际影城等一批高品质功能项目的投运，增强了城市服务能力；服务外包、总部经济和人才引进等产业扶持政策的出台，加快人才结构从“蓝领”向“白领”转变；低碳城市建设的全面启动，在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3

第一，在区域资本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对乡村社会资本权利的确认，遏制城市对乡村资本的无限吞占，以此使城市与乡村在资本对等基础上实现良性流动。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落实中，资本的城市边界问题主要就是农村土地资本流转的问题；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市占地成为其资本增殖的重要来源，而新型城镇化决策明显强调土地资本的权利归属，这将为乡土社会拥有与城市资本相抗衡的资本权利提供保障。

第二，在区域社会建设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在区域范围内为“城市人”与“乡下人”共在的社会实现了正名。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结合部往往被视为城市的“边缘”地带而多遭诟病，治安混乱、身份模糊、功能错位是城市管理主体对之常有的指责，但诸般指责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对乡民群体而言，城乡结合部恰是其融入城市的自我调适带，这种自我调适带的缺乏将使城市化进程在根本上无法进行。城乡结合部就是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扬•盖尔指出，人们总是喜欢在边界区域逗留，这主要是因为处于空间的边缘为观察空间提供了最佳的条件③。因此，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城市人”与“乡下人”的身份可自由转变，身份既已明确的“城市人”与“乡下人”可和谐相处、积极交流，呈现为一种可贵的社会共在形态。这种共在形态是几乎所有文明中城市化进程的实然存在，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原先被隐没、污名化的社会存在得以正名。

第三，在区域空间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区域范围的“廊道空间”呈现出来。空间是城市的首要要素。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间空间仅是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通道，其社会属性、人文传统与地方认同统统被抹平，城乡冲突也正是隐藏在这种城乡间空间的去意义化上。然而，城乡间空间在根本上是无法完全被抹除意义的。城乡间空间是人群流动的空间，城乡间的迁徙不管对“乡下人”还是对“城里人”来说都是典型的社会“脱序”④行为。城乡间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存在的事实，也是人们在城市往还的社会“脱序”行为中所营造出来的人文空间。这种人文空间因其流动性成为区域范围内的“文化廊道”⑤；在资本城市的扩张版图中，城乡往还所形成的“廊道空间”是纯然物质性的，只有将其置于城市边界框架中审视时，城乡间人群流动所产生的空间生产意义才得以呈现出来。

进而言之，城市边界所引动的城乡间交流还仅只是其表层效应，城乡间交流的活跃化最终引致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本土回归。城乡间活跃的沟通将使城市发展落地生根，“城市”成为人们在城乡间的活跃交流中汇聚其地方性认同的特殊“地方”。所谓“地方”即是承载人们普遍认同感的处所。在人类广泛定居的时代，“地方”认同的前提与结果是人们自我封闭的生活状态。进入现代社会，资本的流通本性破坏了人们的“栖居”之地，也同时将人们对“地方”认同的需求空前激发起来。越是在动荡失居的中心，这种“地方”认同意识越强，这使得现代社会中“地方”认同发生最强烈的处所既不是在乡土社会，也不是在社会归属相对稳定的城市中心。“城市作为地方”源于城乡间的活跃交流。这种交流的经济基础是城市与村落间的资本交换，以此形成了城乡间相对恒定的空间廊道；在此空间廊道中，人群、资本与其他要素的流动产生了本区域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并由此产生了群体的信仰认同。

二、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文化城市”正名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4-0197-02

21世纪，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合理调整产业布局，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步伐，促进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如今，山东省政府提出了“东西部对口帮扶，重点扶持菏泽”的战略措施。可以预见，今后鲁西南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将会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小城镇体育，大社会问题”，大力发展小城镇的体育事业是建设小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202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农村体育的重点应放在小城镇，以小城镇为龙头，村民居委会为基础，农民体协为纽带，形成有辐射力的组织网络，发展形势要做到“因地制宜，科学文明”，为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鲁西南的小城镇体育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就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鲁西南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建设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 小城镇与体育文化概念的界定

小城镇指发展规模较小的，人口聚集程度较低的，以从事非农业活动为主的，较小地域或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中心和居民聚集体。学者方明对小城镇作了如下界定：（1）小城镇包括29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工矿区、县城、建制镇和农村集镇。（2）小城镇指人口2万～5万以下的城市和3000～5000或小于这个数字的小集镇，可以包括小城市、卫星城、工矿区、县城、建制镇和集镇。（3）小城镇包括国家已批准设镇建制的县镇和未设镇建制的集镇。（4）按国家现行的行政建制规定，凡是设镇建制的即为小城镇。小城镇在乡村文化发展和城市化中有积极的作用，应积极合理地发展小城镇文化。一是要重视小城镇在城市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小城镇文化的发展要避免盲目性。三是乡镇企业文化要与城镇和工业小区文化建设相结合。四是应加强小城镇文化发展规划与政策的指导。

体育文化是指以身体为媒介，把满足人类需求的身体活动进行加工、组织和次序化，形成获得社会承认的、具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内容包括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思想、体育道德、体育制度、体育市场开发、体育运行规律、体育物质条件等。它是渗透到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中的一种特殊的人体活动文化，是当今世界文化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类型，建设现代体育文化已成为建设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鲁西南地区也是山东省的六个经济区之一，范围包括济宁、枣庄、菏泽，总面积为28400km2，总人口1604.9万，城镇人口达134.4万，城镇化水平为8.4%，共有小城镇149个。与东部沿海相比，在体育文化建设上还有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文化的表面层次匮乏，各种体育场地、运动器材严重短缺。（2）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对体育的认识不足，绝大多数人不具备体质教育和身体锻炼的意识。（3）指导思想方面存在盲目性，不论参与者还是组织者，都未认识到进行体育活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公民的身体健康，组织比赛的目的是以比赛来带动全民锻炼。

二 鲁西南小城镇体育文化现状分析

1.指导思想不明确

建设小城镇体育文化首先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一切体育行为都应以广大公民的体质健康为目的，使更多的公民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锻炼中来。而在鲁西南的大部分小城镇的公民，根本没有意识到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缺乏组织领导，一些体育的新思想、新观念很难贯穿到广大居民心中。体育活动的组织大都是自发的，小城镇领导多半是被动参与。如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鲁西南斗鸡，就是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到了斗鸡节，他们有兴致时就举行斗鸡比赛，斗鸡健壮魁梧，形似鸵鸟，每次打斗30分钟到3个小时，很具有观赏性、娱乐性。斗鸡活动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快乐，而且丰富了小城镇居民的体育生活。

2.体育文化市场发育不健全，还未形成机制

体育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人类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素质素养的限制，经济得到了发展，体育文化事业却不一定会随着发展。在鲁西南的小城镇，存在明显的体育文化市场发育不全的现象。虽然体育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但他们对这一现象还没有认识到，没有形成体育产业意识，对体育文化市场更不了解，对体育消费问题还存有偏见。

笔者通过走访、调查和观察等形式，对鲁西南的149个小城镇做了大体的了解，至今还未发现一家大型的体育超市，体育器材厂家根本没有，小体育用品商店也寥寥无几。街道、居委会的体育设施也不容乐观，除了一些简易篮球架和基本的健身器材外，再也很难发现其他的体育设施。由此可见，鲁西南小城镇的居民收入较低，用于体育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

3.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缺乏行政管理力度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体育文化建设也是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建设现代体育文化，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建设，同样要挂靠政府。

近几年来，随着“东西部对口帮扶，突破菏泽”战略的实施，鲁西南的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企业也逐步投放到了市场当中。但在体育文化建设方面，还未引起政府的注意，投资匮乏，缺乏管理。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体育的问题，不重视体育，很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也就谈不上对体育的管理问题。

4.与当地学校联系不密切，没有学校的支持

在美国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中，教育思想家杜威曾说过：“我们的准则、价值观念和学校教育应随社会的进步而改变。在工业社会里，学校要发挥新的功能，要成为社区中心，提供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中国，小城镇的形成实际上也是由原始农业向工业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的过程。由农村发展而成的小城镇，其文化底蕴明显不足，建设健康的、完善的小城镇体育文化离不开学校的支持。

鲁西南的绝大部分小城镇，组织体育活动大都是在闲暇时间，由居民自发组织，没有考虑到与当地学校联系。当然有的小城镇居民做得还可以，他们为了利用学校的场地、器材而主动联系。但在体育文化建设方面，与学校就没什么关系了。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利用学校的体育文化设施，也从未想过到学校去感受一下体育文化的氛围。

三 鲁西南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

1.明确指导思想，政府加大投资力度

“三层次文化构成”理论认为：一种文化有三个层面组成：第一层是物质层；第二层为具体的意识形态层；第三层为该文化表现的宇宙观、价值观及与之相联系的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也就是其哲学思想层。体育文化的构成同样包括这三方面。因此，在对未来小城镇体育文化进行认识时，从指导思想上要充分考虑到这三个层面，同时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

在第一层（物质层面），即各种体育活动场地等硬件设施。政府应当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努力建设各种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等，为小城镇居民从事各种体育活动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为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建设提供物质保障。第二层面是体育的科学原理、锻炼知识、组织形式、制度等。小城镇政府应当设立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有专人负责管理体育，还要聘请社区体育辅导员，经常开展一些辅导讲座，讲解一些有关体育锻炼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以及健康保健的方法、体育比赛的基本规则等。第三层面就是哲学思想层，如生命观、健康观、寿命观、健美观、伦理道德观等，这是体育文化的最高层面。只有到了这一层面，才达到了建设小城镇体育文化的最高境界。因此，鲁西南小城镇政府的领导，应从哲学的高度，宏观上把握体育文化的脉搏，建立明确的指导思想体系，为本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建设贡献一点力量。

2.引入市场机制，强化市场意识

鲁西南的小城镇居民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市场意识。将体育文化的发展投放到市场中，自我完善。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在体育文化的生存环境、生存能力和管理上只提供基本的条件。由于受全社会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在体育文化的建设上，必须具备良好的独立运行能力和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同时增强管理意识，具有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大力开拓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市场。

建设新市场经济下的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应充分考虑市场经济大环境与小城镇的具体特点，立足于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使小城镇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成为提升当地人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3.加强与学校的联系

随着“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程的实施，小城镇所在学校的基础体育设施还比较完备，同时学校也十分重视体育文化建设。因此，建设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必须以当地学校为基地。首先在硬件建设上，小城镇要联合学校，共同提高场地设施的档次、规格。这样既能满足学校的正常体育活动，又可为小城镇居民提供比赛场所，从而实现资源的共享。其次是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和专业人员的配备方面，学校作为教育组织，不仅拥有丰富的体育专业人员，而且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体育骨干，他们在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青少年学生中传播体育文化知识，对社会影响深远。所以，从培养建设小城镇体育文化的对象上，也应把重心放在学校。

四 结束语

鲁西南小城镇体育文化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指导思想不明确，挂靠政府不够，市场发育不健全，与学校联系不紧密等，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他们应从实际出发，大胆改革，锐意创新，充分调动小城镇居民开展体育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逐步完善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利用文化站点等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并全面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推动鲁西南小城镇的体育文化与经济、社会、教育等同步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2]马岳良.体育文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价值[J].体育学刊，2004（2）：24～26

[3]万浩.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与发展[J].体育学刊，2001（2）：20～22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5

农村城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各地在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和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

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六十年进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上表示，当前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世界上大多国家。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国每年都有超过1％的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我国城镇化建设能够快速推进，主要归功于我们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回顾中国城镇化建设风雨兼程60载，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两大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施行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在这一阶段里，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经历了起步、调整、停滞、恢复发展四个时期。

从1949年至1957年，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起步时期。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从1958年至1965年，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调整时期。出现第一次逆城镇化现象。从1966年至1976年，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停滞时期。出现第二次逆城镇化现象。从1977年至1978年，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恢复发展时期。在1977、1978年，设市城市增加到193个，城镇人口增加到17245万，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17.9%，但建制镇继续下降，仅有2173个。

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至今30年来，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大体经历了恢复发展、稳步前进、快速发展三个发展时期。从1979年至1984年，是改革开发后我国农村城镇化恢复发展时期。1984年，以《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的通知》两个通知的下发为标志，小城镇发展问题第一次受到中央政策的肯定与支持，与乡镇企业发展相匹配的城镇化战略渐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从1985年至1992年，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城镇化稳步发展时期。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前，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发展。

从1992年至今，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问题。2000年6月，“小城镇大战略”被进一步具体化，特别是11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列为当前及“十五”期间必须着重研究解决的战略问题，使中国的城镇化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回顾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历程，在反复实践和艰辛探索的征途中，在城镇化建设的曲折前进中，我们终于有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建设道路，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经验智慧的结晶。

解放思想是不断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不竭动力。“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①同样，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传统时期自上而下的城镇化通过城乡隔离的二元制度的构建来强制阻断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结果使得中国城镇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中发展十分缓慢，强制“抑制”式城镇化把农村人口限制在有限的农村土地上而把农业资金大量抽出，造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受阻而工业化和非农化却快速推进的不均衡局面。改革以来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把我国城镇化带入了快速推进的轨道，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整体的城镇化进程，并逐渐缩小了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的差距。

政策的引导是稳步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是中国城镇化稳定、迅速发展的时期。正确的城镇建设指导方针，稳定的农业政策法规，对农村城镇化的健康、顺利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加之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1986年、2004年～2008年，中央连续两次下发共十个“一号文件”锁定“三农”，表达了中央对农业基础地位认识的高度统一，对农村生产发展的高度重视，对农民增收致富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也就“三农”问题强调五点：加大农业的支持力度；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强化现代农业物质支撑和服务体系；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将是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方向。

借鉴成功经验，不搞整齐划一是有效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农村城镇化建设不是新事物，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要注意吸取相关成功经验。城镇化建设经验既包括国外城镇化建设经验，又包括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经验。在借鉴国外建设经验时，由于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及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上的差异，城镇化呈现出多种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果也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照搬。要根据我国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地方政府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功的保障。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体制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近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一直沿着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各级地方政府向下层层放权的方向进行。在一定意义上，地方政府的权力大小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挥。与时俱进，科学地发挥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是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保障。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

在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同志强调：“我国能否由发展中大国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强国，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用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加快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关系，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使稳妥推进城镇化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双轮驱动，从而逐步解决城乡二元机构矛盾。”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走新型的城镇化建设道路。所谓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按照产业集聚、功能完善，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各具特色的原则，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机结合、协调发展为方向。统筹推进城乡和区域发展，加快构建合理的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和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发展新格局。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首要的就是科学合理规划城镇布局，使城镇化建设各个方面协同发展，形成鲜明特色，形成较为完善的城镇建设体系，为城镇的长期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保持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农村城镇的规划，不能只着眼于单个城镇的发展，而是要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高度来设计规划，只有将局部的、个体的城镇放到区域经济的整体中建设发展，才能形成区域内合理有序的城镇群体结构。否则，即使单个城镇规划得再好，也会限制区域优势的形成和发挥。在城镇发展的同时，搞好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因此，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应把握几个基本原则：不能照搬别国城镇化发展模式，步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蔓延后整治的道路。我们的城镇化必须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走一条健康的、结构多元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协调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各有各的优势，谁也取代不了谁，只有相互间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要在实践中充分尊重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创新、鼓励发展。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6

农村城镇化，是指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同时，参照城市先进的经济技术社会标准，在我国广大农村建设中小城镇。它具体包括农业人口逐渐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多数居民要转到统一规划布局的小城镇之中。农村城镇化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载体，对经济发展的服务、导向、拉动作用是农村所不可比的，因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本国的城镇化建设，现代化社会亦把城镇化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鉴于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各地政府就逐步加大了当地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力度，使得过去一度发展停滞的小城镇建设日趋活跃，到目前为止，全国的小城镇建设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不可否认。农村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但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问题，在农村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们更注重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伴随着城镇化建设而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以惊人的速度摆到了国人的面前。不少小城镇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严重，垃圾围城现象普遍存在，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日益加重，影响了农村城镇化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对农村城镇化建设中的环境问题不予以足够重视，就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为此必须在借鉴世界各国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探索解决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新途径，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本文将主要从环境保护角度来探讨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环境优化的对策方法。

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加强环保意识

人是城镇生态环境系统的主体，是城镇生态环境的设计者、建设者和管理者。人的行为对城镇功能的好坏起着支配作用。当今许多城镇问题都是由于人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导致的，因此必须从普及和提高意识着手。目前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作用的加强，存在着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性的思想，片面地按照人类需求来改造环境，与自然对抗，违背自然规律，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警示，不能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人和自然之间应当保持和谐、协调的关系，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农村城镇化建设应该体现生物圈和技术圈协调，人与环境和谐相处。

二、制定城镇环境建设规划，实现农村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

城镇是一个多功能、多层次的生态系统，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如果只注重经济功能，忽视城市的环境功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在实践中人们对城镇生态系统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以及局限于眼前利益的行为，是造成城镇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根源，因此必须掌握城镇环境和生态的特点及规律，搞好近期和长远城镇环境建设规划，特别应做到保护和节约水资源，防治城镇水源污染。严禁在城镇市区建设污染水源的工程项目。改变城镇能源结构，合理利用能源，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对城镇生活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尽可能使其资源化加以利用。只有科学的规划和管理，才能实践城镇环境的优化。

三、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财力保障机制，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小城镇是以上缴财政收入为主，自身不是一级独立财政，无法把必要的正当的环境投入列入财政预算和计划中实施。加上小城镇自身财力不足，除了各项财政支出外，难于支持一般的环境保护工程的资金需要，所以，小城镇应当把环境保护目标纳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加强对环境项目的财政倾斜和信贷投资，创建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小城镇，用足用好按规定筹集的环保费用，根据“污染者负责、开发者保护”的原则解决环境优化问题。政府着力加强城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保障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正常运行。四、强化政府对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环境管理

政府在协调农村城镇化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把环境保护提到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地位中来，各级政府要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把握城镇发展规律，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落实环境质量领导负责制，切实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措施到位。具体措施是：(1)提高环境保护司法的能力，改变目前环境保护制度在农村执行率低下的局面;(2)改排污浓度限定为总量限定，以实现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的转变，以及生产末端治理到生产过程治理的转变;(3)提高排污收费的标准，促进企业治理污染;(4)形成可再生资源利用补偿费，促进企业节约利用资源，并利用资源补偿费扶持可再生资源的培育;(5)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统计和检测体系，为农村环境管理提供坚实的基础;(6)在科研资源配置上向研究、开发和推行有利于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应用技术上倾斜;(7)从税收、信贷等方面对环保企业的发展给予有力的扶持。

五、协调农村持续发展的三大目标关系，实现城镇环境优化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农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有三个：一是产量目标，二是收入目标，三是环境目标。农村城镇化能否实现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状况，如果自然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建立在农业健康发展基础上的农村城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持续发展。所以维持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推进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上述三个目标是对立统一关系，实现产量目标和收入目标就有可能损害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农村城镇化推进也有可能对农村环境造成损伤。但在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任何目标之间的冲突应该依照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加以处理。比如实现产量目标和收入目标对环境目标不利时，则前两个目标应服从于环境目标。当然服从环境目标并不绝对意味着缩减生产和减少收入，服从于环境目标的实质在于通过调整生产技术模式，发展生态技术，使其增加生产和收入，推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持续性融合在一起。

六、发展循环经济，保护农村城镇化建设环境

循环经济是“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反馈方式的经济增长过程，能够实现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和减量排放，有利于农村城镇的环境保护。一是大力推行环境无害化技术，比如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清洁生产技术在环境无害化技术体系中属于核心地位，是实现循环经济的基本形式。二是调整乡镇企业生产布局，大力发展生态工业，按工业生态学原理和循环经济理念，围绕主导产业，聚集资源循环利用的企业共生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高效型、生产环保型的生态工业园区。这种模式要求改变传统的区域工业布局，围绕主导产业的生产企业，配置一些能利用该企业排放物的其他企业，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企业共生组合。三是加快城镇垃圾处理产业化，加强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垃圾收集、分类、运输和加工的专业化协作、企业化经营。农业为工业可提供原料，工业企业产生的废物经过加工处理返回到农业，从而形成工农业相互促进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参考文献：

[1]杨士弘:城市生态环境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7

一、把握当前背景下“两化”互动的共性与个性

“两化”互动是共同历史选择。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唐、宋时期，欧洲的蒸汽革命时期，都是城市快速形成发展的的时期。经济越发展，资源聚集度越高，城邦的形成越具有一定可能。人类文明史几千年，人均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这几百年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规律有两条，一是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二是工商业迅速成长，使农业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当前，我区的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城镇化要求的时期，基于经济规律、人文关怀和制度选择，政府将必然帮助和鼓励农民迅速融入城市，并解决他们赖以生存的问题，破解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互动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

当前背景下统筹发展的个性之路。理论上讲，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是作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区域的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但如果工业化单兵突进，就会出现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思路表征。

因此，在整个经济体系未完全成型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坐等工业化来带动城镇化，更不能坐等城镇化来推动工业化。要同时用好经济火车的牵引车头和推动车头，善于以内生动力加快两化进程，促进其同步演进。内视自身，在省内，__区没有一、二线城市所具有的良好工业基础为城市自然升级作保障，从近阶段的经济数据分析，工业经济呈现下行趋势，新型工业对城镇化的牵引能力严重不足，而由于政策推进等因素，新型城镇化在我区“两化”互动中领先于新型工业化，客观上更加大了对工业的反哺和助推作用。从现实选择来看，只有持续增强城市吐纳能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从而为加快承接沿海转移产业链、甚至发展特色工业和高端工业提供必然条件。

目前，正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最佳时机。从历史经验看，国际上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__-3000美元期间，就是快速拓展城镇化空间和提升城镇化品质的关键时期。20__年，全市、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处在2300-2400美元期间，未来五年，我区城镇空间拓展、品味提升、产业定位、文化特征都将处于快速发展定型的良好机遇期。

二、对统筹推进全区“两化”互动的理念思考

(一)树立棋盘理念,构建“两化”战略布局。

在推进“两化”的战略规划布局上，要牢牢树立全区“一盘棋”的思想，把握住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和精神实质，把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作为当前推动全区工作的引领动力。不能盲目“摊大饼”式的求多求快，而应立足现有实际，打造具有区域示范性和区域代表性的城镇化综合体及重点的卫星式布局。

从现实区情讲，就是继续深入推进“两化”融合的四级规划体系，一是在城区内加快推进回风、陇桥、津桥湖三大片区和旧城改造步伐，空间内产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中高端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二是在清江、曾口、恩阳等城市组团内推进重点镇建设，空间内产业布局以具有连片效应的示范农业中心园区、农产品深加工、物流业为主;三是逐步打造一批卫星城镇，其产业以承接辐射效应和具有地方特色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四是在具备较好条件的农村产业地带集中布局一批具有良好示范效应的中心村、聚居点建设，空间内以为大工业提供原料等配套服务和小型特色农业为主。

同时，应统筹规划现有资源，从生态层面保证“两化”推进过程中水资源、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合理利用;从产业层面保证产业的互补优势和体系形成;从行政资源上进行合理引导;在人文、旅游等资源上加强其配套服务和区域特色。

(二)发挥政策“蝴蝶效应”，强化综合承载能力。

蝴蝶效应由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引起一场龙卷风。即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__区作为后发之城，一定要运用好政府作为强力快速推进“两化”的主体其动作的放大作用，从而在现有条件下，利用较小的资源和政策代价，换取最大公共利益。

一是要充分利用政策杠杆作用，从制度层面引导“两化”的推进。结合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走向，进一步深化公共服务、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等改革。从招商引资入手，加大对工业的引进聚集作用;从退城入园入手，形成工业的规模成本效应;从定位功能分区入手，吸附周边人口资源，突出区域特色，从而形成新型城市化社区。二是改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等，对周边产业产生集聚力和辐射力，加快形成工业体系，为城镇化提供支撑。

(三)克服发展短板，提升“两化”体系科学发展水平。

短板原理，即一个木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其最短的一块木板。反短板原理，即一个木桶最长的一块木板决定其在一定范围内的特色与优势。这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层面的主攻方向。在“两化”的演进中，__区要立足现有优势，进一步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反促工业化的聚集、落地和发展;从推进城镇 化层面来说，在当前宏观经济整体较为不利的形势下，要进一步加长城市建设短板，在不能满足全面开花的条件下，也要坚持用适度超前理念统筹规划。

三、当前我区城镇化的几个关键问题

__区在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既有与其它地区基本一致的用地紧缺、社会矛盾凸显等共通性问题，也表现出本地区所特有的一些特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工作实践和思考，谨提出如下思路以供探讨。

(一)盘活用地资源。当前，我区城镇化最主要的任务仍是加快区间功能布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面对规划严重滞后的现状，要建设“现代森林公园式”城市，土地资源缺乏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向外延伸，要进一步做大做好土地蛋糕，充分利用秦巴山区连片扶贫、渠江流域防灾减灾等政策，争取土地指标的落地。目前，国内较为成功的有三种模式：

一是重庆“地票”模式。“地票”是指利用土地级差原理，将闲置、废弃或节约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并形成权利凭证后在农村土地交易平台公开交易，从而转化为可在规划建设范围内使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包括复垦、验收、交易和使用四个环节。二是北京“飞地”模式。“飞地”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区域打破原有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把飞出地的资金、项目等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通过规划、建设、管理以及税收成分成等合作机制，实现两地的土地等资源互补。三是深圳“新”模式。通过二次开发确权，以土地整备、城市更新和城市发展单元为主要内容，由政府主导，通过调整用地功能等办法，换取土地资源。

此三种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利用空间差异换取资源，就我区来说，可以借鉴的是：一是“集约”。通过做大做强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置换建设用地指标。目前，我区已在两个重点镇试点开展;二是“调整”。在城市规划区和重点组团区，尤其是在旧城改造中，在保证城市品质的前提下，利用功能分区等办法，调剂出一批土地资源;三是“扩容”，坚持按照既有设想，推行“东进南延北拓西扩”思路，快速拉大城市框架，即以巴河为分界点，以回风片区、津桥湖片区为代表，抓好中心城区南面延伸;以陇桥片区为中心，两年内基本完成包括西区汽贸城在内的六平方公里的西向城市组团建设;以巴城北环线为主，拓展北向城市空间;以清江、兴文为载体推进东进战略，打造连接经开区和老城区的产业通道。到2015年，把巴城拓展成为80万人口，方圆80平方公里的中等城市。

(二)破解资金瓶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一般有六个渠道。一是项目捆绑整合;二是以开发带动;三是财政性投入;四是整理土地的出让收益;五是利用投融资平台融资;六是采用BT等模式招商。这六个渠道中，后四个实质上是政府性硬投入。因此，最大的出路还是在争取大政策，争取大项目，以外来资本破解资金瓶颈。当前，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政策，抓住巴中作为秦巴山片区区域中心城市和川陕革命老区的历史机遇，将大项目挤进盘子，解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区发展中项目支撑的问题。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8

二、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能源问题

自中国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能源问题已成为中国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目前国内能源主要受三方面约束：化石能源国内供应有限，能源效率较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高强度能源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产能和用能中心在地理上布局不均衡。能源是支撑一个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更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当前面临的常规能源有限供应能力挑战和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亦是当前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能源问题。

1.能源效率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能源的效率比较低。每生产1000美元GDP，中国需要消耗273千克油当量，而美国仅需要171千克，韩国为184千克，日本则为125千克。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率在30%~60%之间时，是这个国家城镇化加快阶段，而城镇化发展速度和城市能源需求两者关联密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核能、水力发电、可再生能源等一次性能源消费所占比例分别为17.8%、5.1%、67.5%、0.9%、7.2%、1.5%。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煤炭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中仍旧处于主导的地位。2013年中国能源总体消费情况，总能耗是34.2亿吨标煤（电热当量计算法），能源集中生产和供应中上述标煤41.7%用于发电、4.7%用于供热、14.9%用于炼油，其他用途9.1%、损失29.6%，而发电使用效率34.6%、供热使用效率74.5%炼油使用效率97.9%。煤炭作为主要的化石能源，通过火车、汽车、船运送到城市去，其中在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能耗就占到了总能耗的20%以上，能源的集中式生产以发电、供热、炼油为主，但集中式发电、供热效率非常低。如热电厂，要划分一个供热半径，以供热半径内的最高负荷来建热电站，但是供热范围内的用户不可能同时开启所有的用能设备，所以其整体的供电供热效益在40%左右，而且终端用户在建筑、工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国际先进水平至少20%左右。

2.废水、垃圾处理难和空气污染重。

废水、垃圾处理和空气污染是城镇化建设中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的另外两方面。中国目前城市环境矛盾凸显，600多座大中小城市中，有70%被废水、垃圾所包围，一些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形成“垃圾包围城市”的局面，许多城市和地区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2012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1.7亿吨，比2011年增加4.2%；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462.7亿吨，比2011年增加8.1%，占全国废水排放总量的67.6%。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总量将达到4.09亿吨，城市废水、垃圾总量增速堪比当前国家GDP增长速度。而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显示的31个主要城市2012年主要废气污染物排放统计数据，这些城市年均二氧化硫排放11.19万吨，氧氮化物14.36万吨，烟尘5.28万吨。而同年北京的上述三种废弃污染物排放分别为9.38万吨、17.75万吨和6.68万吨，PM10年均值每立方109微克，2013年北京PM2.5年均值是每立方90微克。根据2012年国家颁布的空气质量新标准，PM2.5年均值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以下才算二级良好水平。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中国如何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解决上述影响城市发展的能源问题，如何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能源互联网是未来能源生产和利用模式方展方向，是解决未来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有效利用的重要基础设施。

三、利用能源互联网，提高能源消费结构和效率

能源互联网是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提出的愿景。他的书中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十九世纪蒸汽产生动力带动第一次工业革命，内燃机产生电力带动第二次工业革命，到了二十一世纪进入互联网时代，是否利用互联网形成新的一次工业和产业革命？200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项目未来可再生电力能源传输与管理系统中明确提出了能源互联网这一学术概念。

1.能源互联网定义界定。

能源互联网是一种构建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通过分布式能源采集和储存等装置，运用先进的电力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能源管理技术，将多能源网络和信息互联网结合起来新型电网结构，实现能源和信息双向流动的交换与共享网络。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为基础，常规化石能源为重要补充对能源互联网络进行构建，通过云计算智能网管理系统实现实时、高速、双向的电力数据读取和可再生能源的接入。该网络具有能源种类多样化、能源来源的区域分布广、多种类能源互联、能源网络共享、系统自愈功能、运行高效、绿色环保等特点。

2.能源互联网核心技术构成。

能源互联网由若干个能源局域网相互连接构成。能源局域网由能源路由器、发电设备、储能设备、交直流负载组成，可并网工作，也可脱网独立运行。能源路由器由固态变压器和智能能源控制系统组成；智能能源控制系统根据收集的能源局域网中发电设备，储能设备和负载等信息做出能量控制决策，然后将控制指令发送给固态变压器执行，即智能能源控制系统管理信息流，固态变压器控制能源流。为保证能源互联网的可靠安全工作，能源局域网的上一级干线具有智能故障管理功能，提供能源互联网故障的实时检测，快速隔离等自愈功能。

3.能源互联网面临的技术挑战。

发展能源互联网需要技术跟进，现有技术面临更大的挑战。首先，能源互联网系统中的多能源网络架构和云计算信息融合机制。能源路由器是能源互联网实现的核心，但能源的路由比信息要复杂得多，如何对多种能源收集、储存和控制管理；其次，要实现能源互联网控制，电力电子技术是主要手段，根据居民用能的实际需求以指定电压和频率控制电力的传输是技术关键和难点，电力电子变压器比传统变压器效率高，但其容量和安全可靠性等方面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最后是分散协同式的能源控制管理，传统的能源管理系统和可再生能源管理最终在能源互联网的平台上通过云计算智能网实现统一的多种类能源生产、收集、储存和传输等信息实时采集、处理、分析与决策的产能用能，国家和企业对如何促使电网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结合，信息能源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发展，是互联网时代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变革的新挑战。

四、能源互联网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实践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镇清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由2012年的8.7%提高到2020年的13%，能源种类多样化、安全化、高效使用，推进新能源示范城镇建设以及智能微电网示范工程建设，支持分布式能源的接入，提高居民和企业用能的智能管理。

1.平衡能源结构及供应。

目前，化石能源，比如天然气，其供应稳定、存储方便，但其使用将会产生碳排放，同时化石能源的存储量在急剧的减少；而可再生能源，具有清洁及低运营成本的优势，但其断续和生产的不确定性又将影响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比如光伏到了晚上就不能发电，影响供能可靠性。采用两者优势互补的原则来综合的利用。同时，生产生活过程中会产生的废弃物垃圾、污水、污泥、废热和生物质废料充分的回收利用并转化成能源作为补充，利用循环的理念来减少化石能源的需求。

2.技术实践体系。

同时利用传统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集中式能源供应和分布式能源系统两种能源结构。具体做法：多元能源结构，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为支撑；供应模式：分布式为主，集中式为辅；最后实现能源供需互动，有序配置，节约高效的平衡用能方式。首先，在应用端，每个客户在用能的过程中同时也是产能者，利用节能技术在不断降低能源消耗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充分回收不同用能单元在用能过程中所产生的余能、废能。其次，采用集中式和分布式能源生产结合的方式，利用以分布式发电机组为核心的分布式能源站，因地制宜利用可再生能源，不足部分再由集中式能源补充，贴近用户，根据用户对能量的品质和数量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匹配的能源和能量。在控制层面，以智能能量管理作为核心形成分布式能源控制网络，充分借助人的智慧对能源系统进行整体的优化和控制，进一步提升整体系统的能源效率。最后，以云服务平台为核心的多种能源运营管理系统，将能源的生产商、服务商、运营商、用户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多能源的协同调度、监管、交易和智能化服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能源互联网的交换和多方共赢。

3.物理布局在区域内如何实现。

从物理布局上来看，在一个小型区域内，以四环节循环生产形成区域分布式能源系统，终端用户尽量利用节能技术，减少能源需求，再利用分布式能源站来匹配他们的冷、热、电、气、生活用水等多能源需求，同时利用不同能源的存储，回收垃圾、余热、废热、废气及终端用户的工业余能，可实现季节、昼夜能源峰谷的调节，来降低能源的投资和运营费用。以一个小型的区域为示例，实践中在主干网上会有多个区域，它们都挂在主干网络之下，由现有的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来负责主干网的运营，通过这多各区域之间进行多能源的互补和匹配供应，来减少能源的主干网络昼夜、季节的峰谷压力，降低能源峰谷之间的差距（夏季供冷所需的电负荷非常大，而燃气在夏天基本只是用来做饭做菜，但冬季则相反，燃气供暖消耗的负荷急速增长，国家电网或者是中石油中石化等作为单一的运营商只能提供单一的电或者是单一的燃气是无法解决多能源季节峰谷调节问题）。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9

2．背景与缘起从19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开始反思批判现代都市社会的规划设计对于地方社会内部所造成的致命破坏，其中的代表作是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年）。在该书中，雅各布斯以美国波士顿北端一个房租低廉的老城区为例，讨论现代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对于城市生活的破坏。在城市规划者的眼中，这是波士顿地区最破败的贫民区，是城市的耻辱，是需要被规划改变的地方，必须被改造成一个有着超级街区和公园人行道、规规整整、温文尔雅的理想的地区。而当1959年作者造访该地区的时候，该区的建筑外观被翻新，减少了房屋的居住户数，生活设施得到改造，与波士顿其他城区相比较之后，她认为，“这是城中最健康的地区”，相关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那里是少年犯罪、疾病和婴儿死亡率最低地区之一。据此，她尖锐地讽刺了城市规划学者沉醉于一厢情愿、轻信迷信、过程简单和数字满篇带来的舒适感。①她强调城市的本质在于其多样性，城市的活力来自于多样性。她批评那些远离城市真实生活的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以及乌托邦式的城市模式和机械的、单一功能导向的城市改造工程，毁掉了城市的多样性，扼杀了城市的活力。②在日本，二战以前就有了内发性的地方环境的改造运动，战后则演变为以生活与生产场所的聚落为基础，更加入关涉精神寄托的寺庙与水路等包含生活生产的基本要素，以综合性的聚落环境为对象，透过居民的协助进行更详细的调查，在农业专家与生活改善普及员的协助下，与居民一同拟定并实践聚落计划。这一风潮演变成为1970年代日本独有的社区营造理论方法的基础。③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社区营造”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时期是1970年代－1980年代中期，这是社区营造的勃兴时期，主要解决被高度经济增长摧残得支离破碎的生活环境等课题，以社区协议会或自治会为中心负责推动，以传统的领袖代表制方式运作，如神户市丸山地区针对公害问题进行的抗争。第二个时期是1980年代后期，从社区的内部构成实践的方法，配合相关法制制度予以支援，累积了许多“成功的社区营造”案例和实践方法，如北海道函馆市对于明治末年至昭和初期西洋式建筑的活化再利用。第三个时期，则是经历了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之后的社区重建，以及面临少子化、高龄化社会的出现，“社区营造”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多样性主体互相彼此协调，实现“透过社区营造达成共治的理想”，现在正是这一理想的萌芽、摸索阶段。④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区营造”，是日本在二战以来快速经济发展之后社会反省力量的表现，也是使日本能成为人们长居久留之乡的根本力量。⑤而在台湾传统乡村中的聚落，由于其地理范围清楚，历史久远，居民彼此间基于血缘关系或者地缘的关系，通过宗族情谊、祭祀圈等形成紧密的联结。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以宗族祠堂或地方神祇庙宇为祭祀中心的村庄、街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生产、生活联系紧密的社会关系。1970年代之后，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城乡移民大量涌入都市，由此给台湾的新兴城市与既有乡村同时造成了城乡集居的问题。1980年代初期，随着台湾地区政治与社会的“松绑”，台湾开始出现社区尺度的社会集体行动。一是因应“生存危机”和“认同危机”而生的“社区自救”和“社区保存”运动，另一是由于居民对于“生活环境品质不满”而酝酿的“改善环境”的社区运动。⑥在借鉴日本“社区营造”“人、文、地、产、景”五大面向的基础上，台湾的“社区营造”发展为由政府推动的“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包含社区治安、人文教育、社福医疗、产业发展、环保生态与环境景观等面向。具体而言，“人”，指的是社区居民共通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和生活福祉的创造；如何掌握社区的属性，了解其共同需求，进而运用创意找出解决之道，其行动内涵就是社区中“人”的营造。“文”，指的是社区共同历史文化之延续、艺文活动之经营，以及终身学习等。社区营造的首要工作是引导出每个社区中具有独特历史和个性的人和事物，成为展开行动的基础，具体行动包括地方文史调查整理、策划及举办艺文活动、在地节庆祭奠的创发等。“地”，指的是维护与发扬社区自然地理环境的特色，强调地方特质，不仅各地景观有异，风俗也有不同，都必须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得到可持续的维护和传承。“产”，指的是在地产品的创发与行销，以及在地经济活动的集体推展等，“地产地用”是“社区营造”在“产品／产业”层面的核心主张。“景”，指的是社区独特景观之营造、生活环境之永续经营、居民自力投入社区景观的营造等；一个具有社区感、让居民自豪的社区，势必在景观上也呈现出独特的风貌。①

二、社区营造的原则与目标

1．原则佐藤滋归纳了“社区营造”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的10个原则，分别是公共福祉的原则、地域性的原则、由下而上的原则、场所历史脉络的原则、多主体协调互动的原则、永续性与区域内循环的原则、相互编辑的原则、个别启发与独创性的原则、环境共生的原则、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原则。他指出这些原则是在社区营造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归纳总结形成的，并非必须符合上述所有原则才能称之为“社区营造”，但“社区营造”切不可违背上述任何一项原则。②上述原则可以说是围绕社区营造的定义，不断延生衍化的具有指导性、启发性的具体建设指针。具体而言，可以做以下理解，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人们自觉自愿、合作互动、共同参与到改造社区基础设施和提振社区文化价值的实践，基于地域共同体现有的自然与文化资源，遵循社区的历史文脉与独特个性进行规划设计，在全球视野中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注重社区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的可持续性。

2．目标社区营造的最终目标是以地域社会为基础，谋求实现地方社会的公共福祉，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社区的活力与魅力，实现“生活品质向上”的理想。结合日本与台湾的实践，具体而言有10个目标：（1）该地方各种活动中心的“场域”再生，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不断蔓延，重建兼具商业功能与各种生活支援功能的社区中心，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2）任何人都可持续安全、安心居住的地方社会，也就是说必须营造一个生活基础设施齐备、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和谐的地域社会；（3）营造以“步行”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圈，重视步行、车辆、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组合运用，重建被现代交通工具切割肢解的人与人沟通交流的生活空间，创造在步行范围内的具有魅力的日常生活场域；（4）街道景观的整备与历史、文化、艺术场所的创造与再生，通过整备地域环境景观，结合历史文化传统与艺术创意，建设更优质、更有创造性的地域社会；（5）多样性的生活共存与多元文化共生的地方社会，在流动人口常态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基于多样性的人口来源结构，创造满足多样文化需求、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地方社会，是社区营造重要的目标；（6）构成紧密而不浪费资源的街区，所谓构成紧密而不浪费，并非小规模、高密度，而是社区中所有的组成元素都是有机地互相合作，并且把绿色、自然很丰富地组织起来，透过与日常生活紧密连结，达到有效管理；（7）与自然生态共存的街区结构的再生，充分发掘本土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与实践，使自然环境、人造景观、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具体措施诸如河川再自然化、绿地化，沼泽再生等；（8）热情迎接外人入住，创造多样的交流机会，由社区营造带来的地方振兴以及旅游观光事业的发展，并非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希望外人入住能够带来多样的文化，增加人们互相交流，创造多样价值观共存的社区；（9）透过社区视野的循环型地方经济，通过旅游经济、特色产业、一村一品的方式，为地方原有的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手工业等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基于地方资源的产业振兴，在保障社区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基础上，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创造福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社区营造的根基；（10）构筑以共治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系统，也就是动员参与社区营造的不同主体，组成共同有效的共治体系。①

三、社区营造的实践与经验

日本、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特别注意传统景观的保护、活化，注重生活空间、生活传统的延续。在数十年的社区营造过程中，有许多非常成功的案例。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分别介绍了日本17个传统街区复活重生的个案。台湾地区曾旭正的《台湾的社区营造》以及李昂、刘克襄、林文义合著的《上好一村：十八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台湾小镇故事》，分别介绍了台湾地区8个、18个社区营造的个案，这些不同的地方，依据自身的特点创设不同的社区营造计划，让传统街区重新焕发魅力，在各自的社区营造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限于篇幅，此处仅介绍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实践与经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有许多不同类型，此处重点介绍传统乡镇、传统农村、城中村、少数族群聚居区以及环境低劣地区的社区营造实践。期望对大陆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非遗保护有所启示。

1．乡镇：嘉南平原新港镇②以乡镇为范畴的社区营造，面对的是逐渐都市化的生活环境与人际关系、社区感逐渐淡化、愈来愈均质化的环境建设、庙会等传统组织式微、新兴的公共事务处理机制尚未稳定等问题。1984年，台湾政治与经济松绑、自由化的措施一一出笼，长期的压制力量突然消失，社会上开始出现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新港地区的一群有识之士察觉小镇淳朴的气质已被污染，社会文化呈现出病态，他们开始思考解决之道。新港镇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位于嘉南平原。1987年6月，出身于新港的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将返乡演出的门票收入作为创立新港文教基金会的第一笔基金，同年10月，基金会成立。基金会成立之始，即非常明确自己的功能，就是在庙会已经失去传统功能的情况下，基金会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时空，让人们得以踏出家门，有个见面、互相学习和检讨的机会，也因此活络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这情感更蔓延到人们对这片土地的关爱与献身，让家园添加了千百年来未曾有过的新酵素，新港老镇因此有了新的生命。基金会非常注重积极推动社区营造的策略。在基金会成立初期，首要工作是与民众接触互动，发挥影响力，鼓动人们走出家门，基金会会址特设于交通方便地带，方便大家交流；其次，基金会早期在会所提供安亲服务，接纳下午放学后无人照料的学童，学童的父母往往成为基金会最热心的义工；义工的经营，基金会共9名专职人员，近300位大小义工，经营透明、民主化；以文艺活动切入社区营造，定期举办文艺活动，通过文艺活动拓展更大的社区营造课题，一方面吸引更多的义工投入实际的筹备过程，培养了一批具有企划构思、整合资源、联络协调、分工合作、行销宣传、动员居民、经验分享、检讨互勉等经验与能力的一批义工，社区营造的课题自然而然地由文艺活动拓展到环保、社区服务、社区空间改造、国际交流等等整体营造。新港在“社区空间营造”方面的经验值得推介。1991年，政府打算拓宽老街，基金会有感于老街风貌保存不易，特别邀请“专业者都市改造组织”协助规划。该组织在了解新港的发展历史以及老街的重要性之后，制作了街道模型与图像，召开说明会与居民沟通有关老街拓宽与保留的不同价值。1994年，适逢台湾文建会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老街成为该政策“美化传统建筑空间计划”的实验社区。1995年，规划团队的执行重点在于与街上的居民共同思考新的道路功能与景观，其中为了解决街道两边是否种树的争执，规划团队特意安排居民参观其他已经种树的街道，充分沟通交流之后再做定夺。新港文教基金会是由最初的“文”的面向，鼓励参与学习；进而拓展到“地”与“景”的面向，重视环保；再向“人”的面向，处理弱势照顾工作；最后，也进行“产”的面向，办理工艺研习、研发地方特色商品并试卖等。

2．传统农村：台南市土沟村①传统农业式微，人口老化，村落趋于消散瓦解，苦干精神被人遗忘，泥土的芳香不再。这是台湾绝大多数农村共同面临的处境。土沟村的例子，在传统农村的活力重生方面，具有一定的启发。土沟长期以来以稻作为主业，本世纪初，曾经有300多头水牛的土沟，仅剩下一头水牛了。土沟即以“水牛”作为社区自力营造、创新的核心。2001年，成立了“土沟农村文化营造协会”，最初号召居民处理村落的入口道路，接着发起抢救台铁五分车铁道活动，主动认养铁道，加以绿化美化；发动居民“动手做”，从自力营造小公园开始，参与社区营造过程，多人参与、边做边决，充分发挥了共识、参与的效果，强化了所有参与者的成就感。他们根据“参与式设计”的原则，在现场经数次讨论，决定牛舍的形式，联手为水牛建造屋舍。他们还融合艺术创作与空间改造，集体参与，就地取材，将荒废的猪舍变身为具有文化感的空间。土沟的经验可以说是积极探索现代农村的生活模式。他们的社区营造经验有：集体决策，土沟的任何一项决策，总是经过长期的酝酿、讨论、修改，得到集体共识之后才去推动；从空间切入、自力营造到农村生活想象，土沟的空间改造可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经过改造的地点不仅消除掉破败的景象，更显出积极的精神，对于日渐失去自信的农村非常重要，通过改造空间，强化了社区居民的认同感。

3．城中村：台北的北投②原本具有社区感的社区，由于被强行纳入到都市的空间之中，所面对的社区营造课题显然不同于都市中的新兴社区，也不同于乡下人口外流的传统村落。1995年开始的重新“发现”北投行动，举办了各项认识北投温泉文化及北投历史的活动，揭开了北投社区营造的序幕。通过讨论会的形式，让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最终形成经过反复修改调整后象征社区自主思考与行动决心的“北投”，凝聚了社区居民对家乡的理解与对未来的想象。1996年，通过组织“厝边好医师联谊会”，整合、活用社区医疗资源，参与卫生署的“社区健康营造计划”，为社区提供支援服务，营造“健康社区”；2005年，通过推动“健康关怀服务合作计划”，为社区长者提供“温馨送餐”服务，为老人提供多样化的关怀，营造“福祉社区”，深化医疗在当今社会的价值。

4．少数族群聚居区：嘉义县山美村①原住民部落的社区营造是台湾原住民权利运动的一环，以族群自觉意识为重要基础。对原住民而言，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紧密结合，是其生命与文化发展的根本要件，“社会营造”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由于日本殖民以及汉人社会的冲击，传统的原住民社会结构松解，经济持续遭受压迫，文化传承产生极大困难，族群的凝聚力、合作生产、敬爱环境等传统价值与生活形态也随之式微。山美村位于阿里山乡南区曾文溪上游，这一河流区域被称为达娜伊谷（Danayiku），长期以来即为当地原住民邹族的传统渔场。邹族人相信，山河皆有神，人须敬畏之。对于自然“只取所需，过需不取”，是一种适度保育、永续利用的文化与经济体系。但这一文化与经济体系，却受到外来恶质文明的冲击，不仅侵犯了族人的生活领域，还破坏了河川的自然生态，甚至危及族人饮水安全。1985年，山美社区积极实施生态保育措施，经过五年的封溪护鱼，河谷生态恢复旧观，遂于1994年首次对外开放，保育公园正式成立，吸引了大量游客，有了稳定的收入。收入除用于园区的开销外，剩余部分作为社会福利，用于社区的公共事务。居民不仅实际体会到社区保育的好处，还强化了对于山美的认同感。

5．社区产业成功的典型：宜兰县白米社区②白米社区旧称“白米甕”，是全台湾加工矿石碎料最多的地方，未推动社区营造前，这是一个环境品质低劣、少有人气的边缘村落。1993年，白米社区成立自救组织，后转型为社区发展协会。其行动首先着力于社区内部情感的凝聚，并开始“从地方历史去找寻在地特色”，尝试恢复日据时期的“木屐”制作作为社区特色。社区邀请汐止社区大学的教师参与规划，并邀请老师傅整理荒废已久的工具，建立一个木屐工坊和简单的展示中心。随着木屐工坊的运作，社区生产出木屐，并以“木屐”为核心生发出许多创意，如巨型木屐、彩绘木屐、鸳鸯木屐等产品，而且适时地得到了外界的肯定，增强了社区居民确立以木屐为产业中心的信心。他们注册木屐品牌，坚持“地产地销”的概念，游客只有来到白米才能够买到木屐，同时体验白米社区的在地生活。此外，白米社区在社区发展协会之外，另成立股份制合作社，负责产品的生产与行销以及财务的周转与管理，合作社还特别规定了盈余的处理方式。2005年已达盈余一千六百万元（新台币）。白米社区虽然从一个环境低劣的边缘村落，转型为一个吸引外人观光的活力社区，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当地人意识到，其社区营造之路才刚刚开始，他们“希望能埋下一颗种子，让以后更多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工作、生活！”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10

2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2．1创新驱动和创新驱动型经济的概念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最早使用创新驱动概念并把它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提出来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1990年，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具体阐述了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四阶段理论:第一阶段是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大规模投资、改善技术装备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的“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能力及其水平成为驱动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发展阶段”。波特指出，创新驱动阶段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阶段，到“创新驱动”阶段时，“许多产业已出现完整的钻石体系。锐不可挡的竞争力出现……各种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的竞争开始深化与扩大……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也由相关产业中产生……企业除了改善国外技术和生产方式外，本身也有创造力的表现……企业也能持续创新;它们的创新能力又形成其他新产业出现的原动力”。可见，“创新驱动”就是指企业具有创造力和持续创新的原动力，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竞争力，驱使和推动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的概念最早是英国首先提出来的。1998年，英国创新驱动型经济特别工作组在出台的《英国创新驱动型经济报告》中首次对创新驱动型经济进行了定义，将创新驱动型经济界定为“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自从英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已经被提到了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战略层面。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不约而同都想到了通过科技创新寻觅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国内长期粗放式发展遭遇的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供给的极限，中国做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2012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这一战略明确写入党的十报告。当前，我国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步伐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既面临重要战略机遇，也面对严峻挑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2．2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城市经济绿色化以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就是创新型经济为主体。创新型经济通过培育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创兴型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催生新型服务业等，能够有效地减少资源、能源的利用，提高其使用效率，减少排放和污染，从而使城市经济绿色化。一是通过培育发展创新型新兴产业，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排放和污染。创新型新兴产业如文化创意产业、电子商务、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等等，主要依靠知识、技术投入，消耗的土地资源较少，传统的煤炭、石油等能源消耗也很少，对环境的污染比较小甚至没有污染。以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为例，据测算，2004年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万元GDP能耗为0．12tce，是二三产业平均值的24%，约是三产的50%，水耗为5．2t，是二三产业平均值的21%，约是三产的50%。二是通过二次产业替代和升级，带动绿色、低碳的三次产业的发展。新兴的知识、技术密集的高加工产业替代传统的劳动、资本密集型的轻工业和重化工业，形成二次产业内部结构的演进。在此基础上，二次产业开始实施专业化分离，以服务为主体、与工业生产或工业生产者联系密切的生产业，如物流、金融、软件、科技服务中介、研发、广告、咨询、设计等创新、绿色、低碳的现代服务行业迅速发展。例如，“十一五”时期，北京市生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全市生产业增加值由2005年的2802．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6705．0亿元，年均增长19．1%，高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2．2个百分点，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3．9个百分点，而北京市第三产业的万元GDP能源消耗，则由2000年的0．527tce下降到2011年的0．273tce。三是通过对传统产业的创新和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集约化、生态化方向发展。在大力发展创新型新兴产业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改造、节能减排，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高效、低碳、低能耗的高级化方向升级，通过嫁接高新技术、整合资源，带动传统产业转型，使传统产业进入新兴产业的产业链甚至衍生成为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例如，2001年北京启动了首钢重组改造、燕化百万t乙烯扩建改造工程、节能环保型装备改造工程等10项传统产业升级工程，工业用水量和能源消耗量持续下降，由2001年的9．2亿m3下降到2011年的5．0亿m3，万元GDP能源消耗由2．437tce下降到0．764tce。

2．3创新驱动产业布局优化，促进城市空间和能源、资源高效集约利用科技创新驱动下，产业向集群化发展、空间梯度转移和产城融合化发展使得地区的产业布局得到优化，城市空间和能源、资源的利用更加紧凑、高效。一是产业集群化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园、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等科技创新园区成为创新型产业的集聚地，更加提高了城市空间和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新兴的高技术产业更倾向于集群化的发展，因为集群在获取区位优势、建立产业联系、赢得外部经济性、促进创新与知识共享等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利益机制。以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从集聚高端创新创业人才，深化科技金融试点，扩大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方面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2011年新创办科技型企业达到12277家，注册资本规模总计281．3亿元，分别占北京市新创办科技型企业的41%和47%。企业的集聚发挥了巨大的集群效应，园区内企业共享高端科研基础设施，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创新能力有效提升，并且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拥有有效专利数从2005年的3046个到2011年的15232个，2011年实现增加值3062．6亿元，占全市的19．1%，比重较2005年提高了5．4个百分点。二是推动传统制造业转移，腾出空间发展新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使得地区间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传统产业为寻求更适于生存的资源经济环境，通过扩散、对接等方式，发生梯度转移，从而为创新产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使区域产业布局更加合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实施“退二进三”战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大量工业企业转向郊区发展，城市中心区的许多工业用地通过转换或转让改为商务商业或居住用地，如北京商务中心区的大部分用地就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工厂区。近几年来，随着创意产业的兴起，利用旧有厂房适当改造作为艺术创作、设计中心等成为一种时尚。三是促进“产城融合”。环境友好的新兴产业逐渐替代传统工业成为城市经济特别是科学园区和高新区的主导力量，使得城市生产区和生活区的融合成为可能，产城融合的城市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潮汐式交通，更有利于实现城市土地集约化，扩大产业空间，加速产业集聚，促进城市一体化建设，有序推进城镇化。以北京周边的固安工业园区开发区为例，目前，固安工业园区已经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三大产业基地以及城市核心区、生活配套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产业新城初具规模。开发区坚持“产城融合”理念，已从纯粹招商引资的产业园区，逐渐成为集工业与生活一体的新型城市，在功能上融入城市发展的主流和主体，并成为城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为城市功能提升和创新提供了示范。

2．4创新驱动信息通讯技术发展，推进城市智慧化持续创新、以人为本是智慧城市应有之义。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无线网络、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及其衍生出的应用创新，能够推进城市智慧化，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19］。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创新应用，一是调控和优化城市资源和能源配置，强化对节能减排的监管，助力城市以低碳和环保方式发展，提供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创造绿色城市生活。二是感测、分析、整合交通、物流、医疗、教育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的数据，研究规律，制定解决方案，优化布局，提高城市整个硬环境的运行效率。三是加快推进公共安全保障和防灾减灾技术创新，提高实时信息处理能力及感应与响应速度，增强了城市预警预测、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响应能力，提升城市软环境，支撑平安社会建设。四是加强城市发展的预测分析和城市规划管理，运用信息预见问题、前瞻性地解决问题，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减少城市的重复建设，营造创新的政策环境，吸引和培养创新人才，支撑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提高城市运行管理和综合服务水平、提升政府行政效能，满足城市化进程的需要，保障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2012年3月北京市政府了《智慧北京行动纲要》，启动实施“智慧北京”行动计划，即城市智能运行行动计划、市民数字生活行动计划、企业网络运营行动计划、政府整合服务行动计划、信息基础设施提升行动计划、智慧共用平台建设行动计划、应用与产业对接行动计划、发展环境创新行动计划。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从“数字北京”向“智慧北京”的全面跃升。以朝阳区为例，朝阳区实施了物联网交通微循环管理系统(公共自行车管理系统)和物联网节能管理系统(燃气供暖节能)。其中，物联网交通微循环管理系统(公共自行车管理系统)利用先进而高效的科技手段，尤其是新兴的物联网传感技术，实现市政管理和交通资源调度的高效感知、实时监测、全面联网、精确计算分析、有效监测调控，以大幅节省人力、提高市政服务与交通资源调度水平。在节能管理方面，朝阳区政府采用物联网技术对朝阳区600座锅炉房的管道的压力、温度和流量以及室内外温度的进行实时检测，并进行数据的实时传输，在服务平台对数据进行分析，可实时了解锅炉的能耗情况，并提炼数学模型，对供暖温度实现补偿，找到节约能耗的方法，截至2012年底，该系统已实现节约天然气约500万m3，约占朝阳区供暖总能耗的5%。

2．5创新驱动文化、制度和社会管理进步，提升城市内涵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活动方式的变迁，还应该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不断创新的过程。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促进了人们道德标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改变，提升了城市现代化内涵。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城市的生命力和竞争更加取决于创新文化的能力。文化创新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自然及人自身发展的关系，转变人们的价值理念，提升城市精神，为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供支撑。同时，文化创新又促进了文化业态创新和产业繁荣，特别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产业创新，以文化创新带动城市转型。近年来，北京市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通过一系列文化创新措施，不断地释放出强劲的文化生产力，使文化产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例如，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市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城市奥运文化活动和奥运主题展览，许多创意企业、各种文化创意产品应运而生，各种文艺宣传活动蓬勃开展，大大活跃了北京文化市场和文化氛围，对提高城市整体文化素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北京市文化局所属业务范围的文化产业创造增加值12．1亿元，比上年增加1．9亿元，增长了18．6%。制度创新是创新之本，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财税制度等制度的创新，能够有效地解决进城农民市民化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农地流转，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资源与环境制度、城市建制制度、国土规划制度等制度的创新，能够优化城市资配置和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通过科研制度、人才制度等制度的创新，能够调动企业和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吸引优秀人才聚集，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北京在制度创新上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与自上而下的强制型制度创新的结合的双向型制度创新模式，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将北京城市建设相关事务的管理全部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例如，北京志愿者服务相关条例，交通限行规定及交通管制决策，“折子工程”等等。这种政府和社会公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形成模式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认同，有效地降低了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提高了城市管理和运行效率。社会管理创新能够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管理由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完善参与型及自治型治理结构，增强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和市民参与城市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活力，有助于培养市民意识、法制意识、秩序意识，推进生活方式市民化，是当前社会转型期城市病多发、社会矛盾凸显、互联网舆情复杂的新形势下，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2010年8月，东城区被中央政法委和北京市委确定为全国和北京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经过充分调研和不断总结，北京市东城区实行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针对当前社会安全稳定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难点问题，充分运用网格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以责任制为依托，合理划分网格单元，以“人”和“组织”为重点，综合考虑“地、事、物、情”等因素，进行精细化服务管理，走出了一条具有东城特色的社会管理新路径。试点以来，基层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2012年，全区总量同比下降13．7%、集体访同比下降10．1%。群众“见警率”和民警“管事率”大幅提升，万人发案率、百户发案率均保持城六区最低水平;火灾警情同比下降15．9%，有力维护了区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显著提高。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11

 

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城市成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首次将文化和“改革”、“科技”并列为“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的三大要素，提出“城市发展需要依靠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增强城市持续发展能力”。由此可知，文化在我国城市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但正如社会学家把城市比喻为“一口煮开的大锅”，文学家把城市比喻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一样，城市是人类最复杂的空间组织结构，文化是人类最复杂的精神活动形态，这两种复杂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作用机制自然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确立与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相适应相匹配的主流价值文化，直接关涉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性，也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本文对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供方家批评指正。

 

一“构建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的中层设计

 

为了应对西方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挑战，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进一步明确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所在。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已十分明确，但如何使政治性强、抽象度高的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日常生活世界和文化心理结构，充分发挥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的作用，却一直是一个难题。近年来，我国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如理论研究中的“马工程”、文艺创作中的“主旋律”以及旨在强化科研与人才培养的“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等，尽管这些举措取得一定成效，但不容乐观的是，由于掌握着先进的信息传播机器并拥有强大的文化话语权，西方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在我国思想和文化领域仍然很有市场，这也是造成当前一些人信仰危机、理想缺失、贪图享乐、趣味低俗等问题的主要根源。这暴露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走向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深层次问题，如何快速和高质量地解决已迫在眉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科学理论，也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它在走向实践、落地生根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坎坷和曲折，是因为在战略框架设计中缺少必要的中介环节。核心价值体系是“一”和“道”，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则是“多”和“万物”，前者的高度简约和概括与后者的异质与多样的不对等，是西方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有机可乘、迅速传播的主要原因。基于这一思考与认识，应提出“构建我国主流价值文化”这一中层设计。主流价值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人生活世界的中介和桥梁：一方面，主流价值文化深度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载体与感性表达;另一方面，主流价值文化在形态上又具有导向引领的功能与特征，可以为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养成良好的社会与文化心理生态。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

 

二主流价值文化研究的学科分布

 

与研究现状

 

主流价值文化研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上强烈的交流需要及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一现实困境而提出的新课题，具有鲜明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属性。因此，以往并没有主题鲜明和全面系统的研究，相关研究分布在哲学、文化学、文学、历史、社会学、国际关系等领域，从“最接近”或“潜形态”的角度看，主要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20世纪上半叶至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我国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文化研究的核心。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论新阶段》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四代领导人分别做出了明确的理论表述和重大的理论创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指引我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既一脉相承而又包含各自的独创性，其共同之处都是立足中国社会现实，以回答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

 

二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精神与学术的集中反映与表现形态，是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的历史形态和重要资源。尽管自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不断受到抨击、批判和否定，但以海外新儒家和大陆当下的国学热为代表，特别是在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带动下，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正在被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是并存的两大观念。以当下“国学热”为例，一方面是媒介、大众和利益集团联动，将国学娱乐化、消费化的市场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群体从精英文化立场出发，将国学传统定格化、僵硬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观念影响了传统文化在主流价值文化建设中发挥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三是近现代革命文化传统研究。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是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建设最重要的传统资源。但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相关研究明显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中共党史、党建、军史、国际共运史等为中心，也包括“延安精神”、“新四军”等学会的建设性研究;二是以海外一些学者为主体，包括部分受其影响的国内学者的解构性研究。如何通过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在有效应对解构性研究挑战的基础上，探索和阐释革命文化传统的当代性价值，为我国构建与时俱进的主流价值文化提供理论与资源支撑，是当下急需探讨和解决的难题。

 

四是当代消费文化的批判研究。消费文化是西方主流价值文化之一，具有明显的反理性、反伦理和反美学特征，借助经济和信息传播技术优势，消费文化在全球迅速扩展开来，既是我国传统主流价值文化的解构者，也是我们构建当代主流价值文化的挑战者。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外学者对西方消费文化的批判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其将消费文化视为文化个体的物质堕落而加以批判，认为主流价值文化建设应以对消费文化的彻底否定为前提，则显得过于机械和简单。对此，应根据城市化背景下文化消费的规律与趋势予以修正。

 

以上四种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成果，凸显了我国探索主流价值文化的努力和路径，为我们研究建构主流价值文化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但其中也明显存在着一些问题，除了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之外，最大的问题是彼此间缺乏充分沟通与融合的桥梁，使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呈割裂趋势。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框架下，使丰富的文化资源形成整体联动效应，是目前急需得到解决的问题。

 

三将主流价值文化构建与新型

 

城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我国主流价值文化主要包括两大传统：一是在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上形成的以儒家为主干、兼收道释诸家的古典主流价值文化;二是在现代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在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的批判与吸收中形成的红色价值文化。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交通和通讯现代化、社会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及文化消费大众化的冲击与影响下，这两种传统不断受到挑战并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危机。

 

中国迅速的城市化进程是一切矛盾的核心与问题的关键。首先，以现代工业为生产力代表的城市化进程，不仅直接动摇了中国农业文明延续千年的“经济基础”，也深度解构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使古典主流价值文化丧失了其在当代实践中的整合功能和主导地位。其次，我国红色价值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理想的文化形态，并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和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崇高的英雄主义气质，这与以享乐主义和物欲横流为主要特征、并借助经济全球化而广泛传播的西方都市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是激烈冲突的。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西方都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影响更加严重，是古代伦理文化和现代红色文化“祛魅”和“非主流化”的主要原因。

 

但阐明问题的根源并不是要否定中国的城市化。因为只有以城市为中心，才能找到建构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的战略要地和主攻方向。首先，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与传统乡土社会或城市化水平很低的时代相比，主流价值文化在城市化背景下呈现出很多新的规律与特点，以城市为中心有助于增强研究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其次，当代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交通、信息、服务业的中心，也是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中心，并在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审美趣味与生活时尚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文化领导权”。以都市文化为中心有助于抓住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再次，在快速城市化和西方都市文化日益泛滥的当下，中国城市及其文化生态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尖锐，迫切需要通过构建新的主流价值文化加以协调和整合，以城市化进程和都市文化建设为中心，有助于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框架和路径。

 

当代城市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人口众多。截至2008年底，世界城市人口已超过全球总人口的一半。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不足18%上升至2014年的56%。数量庞大、高度密集的城市人口，必然要成为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建设的战略要地。当代城市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文化多元和价值破碎。随着当今城市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文化多元和价值破碎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并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以城市社会作为我国建构主流价值文化的主攻方向，符合我国城市化战略的根本需要与长远利益。此外，雄厚的物质实力、良好的社会环境、发达的文化基础设施、高度集聚的文化人才和强烈的文化消费需要，使以城市为中心的主流价值文化建设具有突出的优势和可行性。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12

一、突出龙头引领，科学编制城镇发展规划。规划是建设的龙头。没有高质量的城镇规划设计，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城镇建设。一要明确发展定位，彰显城镇特色。城镇的发展定位关系到城镇的未来发展方向。六塘镇紧邻桂林市区，桂梧高速、桂阳公路穿境而过，是桂北四大古镇之一，桂北传统的商品集散地，天坑、地热等资源丰富。便捷的交通、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旅游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六塘的发展方向，即着力建设宜居宜游宜商的商贸重镇、旅游强镇、文化大镇、生态名镇。二要完善配套设施，优化城镇功能。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城市规划中，把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结构、数量和形态作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特别是要统筹安排教育、卫生、文体、娱乐、市场、公厕等，把搞建设、造环境、聚人气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功能齐全、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改善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提高城镇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能力，逐步形成人才、资金、产业集聚的洼地，更好地吸引人口、资本、项目等要素。三要突出人文特色，提升城镇品味。注重挖掘六塘资源优势，充分利用现有山水资源和历史文化特征，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坚持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努力把自然、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融入到城镇及街道空间，加大对明清驿站、湖南会馆、江西会馆、清真寺、观音庙等文物古迹、文化景观和古树名木等历史古迹的保护力度，注重生态环保效应，逐步形成城镇标志性地段和标志性建筑，彰显山水相依、文化深厚的特点，体现个性特色，提高城镇品位。今年我们实施的镇区三条主干道立面改造，在规划设计理念上充分融入了马头墙、飞檐、窗花等六塘历史文化元素，彰显“小青瓦、白粉墙、吊阳台、坡屋顶、木格窗”的桂北民居特色；在镇区观音山建造占地50亩的“市民公园”，依山布景，依园植绿，生态环保和文体休闲功能合为一体。两大项目的实施，获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进展顺利。

二、拓展融资渠道，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建设转变为依靠政策，向市场、向社会要资金，逐步建立起财政、集体、民间资本共同建设小城镇的多元投资体制。去年，我们多方筹措资金700多万元用于镇区基础设施建设，新建第三期商贸街，修建占地7亩的停车场，完成西水街等6条老街的硬化改造，新建1座中型垃圾焚烧处理场，完善镇区主干道排水、排污设施，大力推进“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镇区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今年，我们将全面推进以“市民公园”、“四星级农贸市场”、“镇区主干道立面改造”为重点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超过3000万元。资金从何而来，我们想到了“五个一点”：一是土地“生”一点，对规划区内的土地实行“一级垄断、二级开放、总量控制”,采取级差地租，有偿使用、分类供应方式，盘活镇区闲置土地，以地生财；二是财政“挤”一点，镇财政加大投入力度，引导、支持小城镇建设，如收取的土地出让金留存部分全部用于城镇建设；三是上级“拔”一点，争取政策性资金，通过向上争取项目，完善镇区道路交通、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向外“引”一点，改革小城镇建设方式，由建设小城镇转向经营小城镇，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完善集中供水管网、电力通讯线路、幼儿园、加油站等公共设施建设；五是民间“聚”一点，鼓励民间资金的投入，通过以地折价入股，商户融资合作的模式，建设临街门面房、农贸市场。特别是在小城镇建设土地征用过程中，我们打破常规，创新方法，结合当地居民想发

展商贸的愿望，以“土地换门面”的方式征用居民用地，既保持了居民长久的经济来源，减少了征地阻力；又盘活了土地，节约征地成本，通过以地生财、以财兴镇，实现政府和居民在城镇发展中的“共建双赢”。今年六塘在新建农贸市场征地过程中，69户涉地居民100%签字同意，实现土地征收“零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