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论文篇1

1默顿规范的提出

1942年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R．K．默顿在《法律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杂志》的创刊号上以《论科学与民主》为题发表了其关于科学的社会运行规范的论文。这篇论文论述了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在社会中运行时所遵循的四条规范：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但是默顿在当时并没有明确科学的规范结构的提法，而是以科学的精神气质代之。后来，该文又以《科学与民主的社会结构》为题，收录于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1973年，由N．w、斯托勒负责主编的默顿关于科学社会学的专著《科学社会学》中，该文正式以《科学的规范结构》为名收录其中。

默顿创立科学社会学以后，本文以及《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两篇文章被作为默顿学派的指导性著作。其后来的弟子们大多也是沿着这两篇文章确立的研究课题进行研究的。默顿指导的研究生们围绕这些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对处在社会中的科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且默顿规范也被很多人应用于科研规范的制定之中，成为国内科研规范的基础性理论。但是，默顿规范提出以后，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置疑，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规范的可行性，也即其在社会中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是否科学的运行真的在遵循这些规范?更有人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了顿规范是一个应然问题，而非实然问题，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研究。那么，默顿规范到底是哲学问题，还是社会学问题呢?默顿规范提出的背景与目的又何在呢?

我们认为，对任何一种理论和事物的考察最好把它放到其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对于事物的考察要把它放到周围的环境中进行研究，考察其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关系；对于理论的考察应该把它放回到这一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中，分析理论提出的目的与意义，而不能断章取义。对默顿规范的考察也要这样，分析其提出的社会背景，以期更加明确这一规范提出的目的与意义。

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一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环境，我们就可以很明白地理解默顿为什么以《论科学与民主》为题发表此文，而没有直接提出科学运行的规范问题。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是作为真理提供者的科学已经不再是民主社会中最民主的内容，相反，科学在战争中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成为专制的工具，进而科学本身的民主也受到了威胁。在这一时期，很多的科学家受到迫害而背井离乡，战争的创伤使默顿思考科学与民主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中，这个时代的学者们的知识观也发生了极大的混乱，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受到人们的置疑，传统的知识观已经开始失去其立足的合法性，而要对此进行研究，人们就不得不从知识产生的过程——科学中进行探索。还有一个促使人们开始对科学本身进行研究的原因就是科学在这个时代的体制化已经基本形成，大科学时代正在来临。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默顿提出了科学的规范结构，这一理论的提出，主要的目的——在当时——是为了为科学争取民主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为科学家的研究订立行为规范。因此，默顿规范的提出以及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是一个社会民主的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提出的目的也是为了在社会中为科学的正常运行争取良好的环境，促进作为整个人类事业的科学的发展。

2战争对科学研究的束缚

1939年，法西斯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战争与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在战争中，列强们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各式各样的武器被首次应用于战场，其中包括坦克、飞机、毒气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被各国重视，他们为科学家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保证战争的急需。尤其是化学工业的产物——毒气作为最新式的武器被应用于战场上取得了有效的杀伤效果，而新型的机械化武器——坦克也被应用在战场上。各国都争相为科学家提供优越的条件保证科研的进行，极少有对科学家的迫害与驱逐。但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基于法西斯的民粹主义思想，尤其是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宣扬世界上只有亚利安人的科学才是最优秀的科学，对于从事科学的人首先需要进行社会身份的确认，只有那些符合要求的人们才能够进行科学研究，而那些非亚利安民族血统的人则应该被排斥在外，他们所做的科学研究也是邪恶的科学。历史上，牛顿、伽利略等人，都是亚利安人，而且大多是北欧血统，所以他们创立的科学是合法的，是好的。而近代物理学则由于是犹太人为主作出的主要贡献，所以这门科学是应该受到排斥的，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人不应该具有犹太血统。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应该被剥夺科学研究的权力。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法西斯国家对科学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许多世界级的科学家被迫背井离乡流落他国。甚至于连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也难逃这样的厄运。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以后对科学家大肆迫害，爱因斯坦由于当时身处美国讲学才免遭毒手。但是后来他也被德国法西斯剥夺了国籍，被迫加入美国国籍，成为流落他乡的科学家。在后来的工作中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总统，推动了美国原子弹的研究。二战期间不仅在法西斯国家，而且在其他盟国也出现了学者被强迫从事非研究工作的事情，许多学者被征人军队参加战争，并在军队中从事与研究无关的事务。

科学研究本身要求社会对科学提供民主和谐的环境，而不能因为战争和政权的专制影响研究的进行。在挑选科学研究人员的时候也不应该有其他的门槛限制。但是法西斯的理论和战争的需要使得许多科学家不能从事自己的研究，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心爱的科学研究而通过其他的手段谋生或者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在进入科学的大门口，社会身份的因素成为最重要的内容，而不是一个人的兴趣、爱好、潜力等等，更不会考虑科学作为一种职业的要求这种最重要的因素。能够进行科学研究的只有那些具有亚利安血统的人。同时，很多国家在进行战时科学研究的时候也无暇顾及科学本身的规律，时效性成为战争中最紧要的问题。为了达到能够在战场上早日使用武器战胜敌人的目的，战时的科研不计代价，成为一个无底洞。根据默顿的观点，科学中应该具有一种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应该向一切有才华的人敞开，使任何想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人都能够有机会从事这项服务于全人类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惟一的选择标准就是职业的选择与评价，而不能把候选人的其他因素考虑在内。所谓亚利安人的科学其实就严重违背了科学的这个要求。它把进入科学的人以血统为标准进行分类，而不是按照科学本身的标准进行，这样，科学中的民主被扼杀了。

普遍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针对科学成果的评价提出的，即对科学成果的评价不能与成果的作出者的身份联系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科学成果的客观性，同时对于成果的作出者也体现出公平与公正。但是根据法西斯的民粹主义思想，只有具有一定血统的人从事的科学才是好的科学，其他民族的科学都是不合理的。这样在哲学上他们走向了相对主义，在实践中，他们排斥了对整个人类有益的科技成果的认同。这无论是对于成果的作出者还是科学成果本身都是不利的，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也是不利的。不仅科学成果作出者的民主没有了，而且把科学知识的民主也抛弃了。正因如此默顿提出的普遍主义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人们敲响了科学中可能会出现专制的警钟。

3知识社会学界的混乱思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思想活跃的年代，在这个时代知识社会学界的思想也是处于相对比较混乱的时候。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创伤。首先是在金融领域后来又扩展到商业、工业等社会的其他行业。由于这次危机爆发突然，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社会已经到了摆脱贫困的时候了，所以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还来不及去思考就已经陷入了其中。在思想界这种突然从繁荣进入大萧条的来临使得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于是很多人对社会发展的状况产生了担忧。社会学的研究开始更关注于思想，社会如何是可能的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K．曼海姆认为，社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社会在个体的头脑中形成了某种关于这个社会的图像，通过这个图像人们认识世界并且进而改变世界。知识社会学在这个时代的主要任务就是理解这种反映的过程是否存在和是如何实现的。但是知识社会学毕竟主要关注的是把知识作为一种社会的精神现象来进行研究，是从思维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社会之可能的。这种探索不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在社会之如何可能的问题上必然没有更进一步前进的空间。而科学社会学，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恰恰弥补了这个空间。

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科学与知识的二分虽然有人论及，但是还没有明确地提出。只有到了默顿那里，才把作为知识提供者的科学从知识那里区别了开来，但是科学如何提供这种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是默顿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因为，首先，科学也是知识和社会文化的一种，它不过是比其他的知识更加需要实证性的研究，而不同于知识社会学和其他知识的思辨性为主的研究。另外，既然科学是知识和文化的一种，那么对知识和文化的研究就必然要先研究它们的提供者——科学。由此科学的运行将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呢?这里不得不提到社会民主的进程问题。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权宣言》第一次把天赋人权写进了宪法，成为世人所向往的民主目标。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这种被人们追求了无数次的民主并没有实现，相进入了更加混乱的状况。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没有成为现实。他们提供给人们的知识开始受到怀疑，但其地位还不至于动摇。而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却确立了一种独特的民主制度。因为它是由一批受到教会迫害的人在一个没有所谓“现代人”的地方建立的国家，受其他因素影响相对较少，而且美国建国之初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立足于这个大陆，所以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与希望完全不同于其他的国家。美国人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外部条件。但是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经济危机和二战的爆发，人们开始怀疑这种民主和自由是否能够保证科学——作为客观知识提供者——正常的运行。许多的科学家被征人伍，他们在科学中从事的不是科学的研究，而是作为士兵参加战斗。虽然有一些科学家进行着科学研究，但是都是受雇于军方或者为了战争的目的。外部的经济危机和科学家受到的待遇使人们怀疑科学的民主何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默顿提出科学中的民主问题，普遍主义和公有主义都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来的。因为科学本身要求研究的课题和科学成果的评价都要由科学共同体来决定，但是由于战争和应付经济危机的需要，很多科学家失去了课题选择的自由，他们必须服从于国家和军方的要求，不然就意味着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岗位。在对科学成果的评价上，科学家也失去了他们的权力。因为这些科研都有特定的对象和受到国家或军队的资助，检验成果的标准是军事上的应用或者军政首脑的意志，而不是科学共同体内同行的意见。正如默顿所说的“民主化意味着逐步消除对得到社会重视的能力发挥和发展的限制”，科学内部的民主机制不允许外加一个其他的权威在上面，如果这样就破坏了科学正常运行的前提。科学成果的应用也被限于只能在资助者限定的范围以内，保密成为一种美德，很多科学家为了国家的需要而默默无闻，甚至于隐姓埋名也在所不惜。这种与资本主义的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相符合的现象受到了默顿的强烈排斥。他认为，科学家就应该成为社会经济事业的促进者，而不能把科学成果占为己有，因为“科学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把科学中的产权削减到了最小程度”。

一方面是社会要求民主和自由，作为知识提供者的科学受到了怀疑，但是这种民主却无法在科学中实现；另一方面是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国家或军方的支持，科学家日益失去自己的自由，不仅在人身上而且在科学成果的评价和应用上。由于自由、民主受到了怀疑，科学——最客观的知识，也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如何保证科学还能正常地运行的问题也就成为一个如何保卫科学民主的问题。幸运的是，这个时代科学研究已经开始走向成熟的体制化，这种体制化为大科学时代的科学运行提供了良好可靠的研究对象。

4科学体制化的形成

在近代科学刚刚诞生的时候，科学研究是不存在体制化的。很多所谓科学家其实只是自然哲学家，他们从事科学是由于自己的爱好和对这种促进人类发展事业的信念。胡克、笛卡儿、莱布尼茨、拉瓦锡等人都是贵族，他们在自己建立的实验室内从事研究，作出的科学成果通过书信的方式向别人传达。其中除了思想上的交流以外很少有和别人合作进行研究的事例。大学虽然出现的较早，但在内部却没有像现在一样分工那么明确，教师之间由于专业的区别而无法形成科学共同体。直到科学学会建立以后，科学才开始走向体制化的研究。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2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 发展 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 现代 各民族发展 规律 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 历史 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 “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 自然 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 政治 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 历史 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 参考 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 科学 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 发展 、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 规律 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 自然 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 艺术 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3

贾教授的篇篇论文，本本专著，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一个学者的真知灼见和对人生的深沉思考。这与他广阔的知识面、吃苦耐劳、执著追求的精神和勤于钻研、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分不开的。三十年来，培养的桃李数以千计，许多都成为学术骨干、行政领导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在多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他坚持走中外交叉融合、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道路。向学生们讲授《思想与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列经典著作导读》、等课程。他一方面从事着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又专心致力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研究，并应邀到部队、基层及大学校园宣讲马列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党的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等研究情况，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到实践基层、带进学生课堂、带给部队战士、使青年学子深受启迪。上个世纪70―80年代贾教授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论文、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先后有五篇论文和译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

1984年9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后，贾教授“论一国两制”的论文，被国内最高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全文发表，多家杂志、报刊予以转载，后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事典》收入并作为该书“一国两制”专题的首选观点加以介绍。1994年他的论文《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光辉指针――邓小平民族理论研究》被《人民日报》摘发了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并收入编著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一书中，该文获得“甘肃省社科最高奖――兴陇奖一等奖”、“全国优秀论文奖”、“国家课题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其中《邓小平民族理论比较研究》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纪念诞辰110周年全国67种重点出版的图书之一，并获三等奖。《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与贡献报告》一文，2002年获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大奖；《关于云贵川等省民族关系的调研分析与对策研究》2005年获得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甘肃省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调研三等奖；2007年《民族精神研究专论》荣获甘肃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研究》一书，2009年获国家民委优秀成果二等奖。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4

亚里士多德通过对雅典158个城邦政制的实证研究，确立了把数量的平等作为实现正义的途径(亚氏提出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认为这种平等要建立在个人能力平等的基础之上，以实现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在参政能力上的基本一致，具有抽签决定公共职务候选人的权利，具有决定城邦重大事务的权利，从而开启了西方民主制度设计的渊源。史学博士魏万磊认为，“从亚里士多德这里也开始了两种民主观的分歧:一种是建立在数量配置平等上的民主观，一种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平等上的民主观。前者后来发展为共和主义的民主，后者后来发展为自由主义的民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心理学与政治学的相关性也作了论述，他说，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财产或躯体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躯体更可珍贵。……于是，我们就须答复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并以什么为依据，才可普遍造诣于全部诸善德?”我们曾经说明天赋、习惯和理性可为培养人生诸善德的根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论述了城邦公民培养灵魂诸善、具有善德有助于城邦治理和公共幸福，进而建立最优良共和政体等相关关系。总体来说，西方早期心理学从关注和探究诸如灵魂、数、理性、善等概念和思想到认识和构建正义与善、平等与权力的民主共和政体，促使西方古代民主思想(自由、平等、和谐)向民主共和理论(及政体)转变。

二、心理学的近代转向与西方近代民主理论

西方心理学的近代转向是在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以及经院哲学)的束缚之后，这种转向具体表现是:“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随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科学方法使心理学从思辨性的灵魂官能心理学向感觉经验的心理学转化。到了近代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经验的心理学就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哲学心理学的主流。”与这一时代特征相呼应的是，西方近代民主理论也由城邦民主共和理论转向了人民理论、代议制民主理论、民主理论等。文艺复兴思想文化运动促使人及其思想的解放。这一时期的心理学仍然是哲学的组成部分，但具有人文主义心理学思想倾向，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对神道的人文主义精神，倡导个性解放，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进一步开启了民智，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启蒙思想家们接过人文主义者的旗帜，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提出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社会。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进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由文艺复兴倡导的人的思想解放到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批判，再到新兴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呼唤人民反抗封建专制制度，天赋人权、人民和代议制民主政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选择和发展趋势。为此，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政治思想家们开始了适应时展的民主政治理论的创设和建构。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所说，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瞩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此所未有的道德性。卢梭在这里指出了人由自然状态下生理上的非理性冲动行为到进入社会状态下基于契约关系而形成的理以及获得的自由权利，进而上升到国家制度建构中的人民民主理论。大概来说，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心理学关注人及其思想的解放，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近代民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培根、笛卡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思想和以斯宾诺莎、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心理学思想也相继发展起来。

就经验主义心理学而言，培根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认识论，认为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他还提出了经验归纳法，主张以实验和观察材料为基础，经过分析、比较、选择、排斥，最后得出结论。笛卡尔主张革新哲学，发展科学，提出唯理性的原则和天赋观念论。之后，霍布斯、洛克等批判了笛卡尔的思想，继承了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心理学的经验主义促进了社会契约论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自由与平等等民主制度的形成，以及新兴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结构的设计。就理性主义心理学而言，斯宾诺莎主张唯物主义唯理论，认为自我保存是人类和自然的共同本性，自然界是认识的对象，而且是可以认识的。在哲学观基础上，他提出了政治自由和契约立国等政治学说。其后，康德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学说，提出了先验认识论。他尤其重视人的理性能力在认识中的作用，从认识、感情、意志三个方面区分了人的心理活动，并写成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部著作。他认为契约只是一种逻辑的抽象，一种理性的观念;人的最高行为准则是道德律令，它是道德实践所依据的先验无条件的原则。由此，他建立了以道德律令为原则的社会契约和道德化的政治观以及法权学说等。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哲学心理学发展到19世纪中叶，特别是德国科学家韦伯和费希纳提出了实验心理学思想，促使心理学由思辨哲学转向经验科学，从而丰富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经验观察和科学规则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广泛采用的研究手段。总之，近代以来的文艺复兴时期心理学思想、17—19世纪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思想和理性主义心理学思想等，推动了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持续发展，促成了人民民主理论的提出，由于人民、自由与平等权等政治实践的现实需要，洛克、孟德斯鸠等政治思想家先后提出并建构了代议制民主理论、民主理论等，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发展要求，保障了人民日益增强的民主参政权利。

三、科学心理学的创建和发展与西方现当代民主理论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心理学获得更多科学研究方法的支持，已开始摆脱哲学的一般讨论而转向具体问题的研究。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从此宣告心理学脱离哲学而成为独立的科学。西方现代心理学发展的趋势表明:“现代心理学日益从封闭意识的研究进入开放机能、行为的研究，从元素分析的考察进入整体综合的研究，从表层心理现象的研究进入深层需要、动机、人格的探讨，从静态的研究进入动态的研究，从低级心理功能的研究进入高级心理功能的研究。”由此现代心理学成了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的科学:一方面，它与生物科学相结合，探讨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同时延伸到技术科学领域，与计算机科学相联系，促进了认知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研究心理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心理现象等。其中，科学心理学的发展与西方现当代民主理论具有密切联系。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现代心理学发展经由哲学心理学到科学心理学的革命性转变，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介入”和运用，采取经验的观察和科学的实验来分析心理学问题，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则推动了诸如现当代民主理论的极大创新和发展。换言之，“当代西方民主理论，是民主理论从应然研究向实然研究、从规范理论取向向经验理论取向转变的结果，其典型代表就是精英民主理论”。这些精英民主论者的理论只是为了揭示一种真实性社会政治状态———现实中真正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永远只是社会中的极少数精英，而绝大多数民众只是被统治者。“其实用精英主义模式来分析民主政治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就已经蕴涵了精英治国的理念，而从柏拉图以来源远流长的贤人治国理论更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名噪一时的政治精英理论所继承与发展。”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5

民主化浪潮的推动

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和民主化相伴而生，民主化既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主题，同时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亨廷顿曾概括近代以降民主化的历史：“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1926；第一次回潮：1922－1942；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1962；第二次回潮：1958－1975；第三次民主化：1974－。”〔8〕政治文化理论伴随民主化潮起潮落。第一次民主化浪潮起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探究，对民情的研究实质是对民主产生的文化土壤的探求。德国是近代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康德从晦涩的文化哲学角度阐述了作为民主必要条件的个人主体意识，韦伯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托克维尔、康德和韦伯用各自的理论方式对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作出回应。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直接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二战的胜利使美国的国际地位上升，成为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当时美国实施对外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在援助的同时向外输出民主，民主向欧洲、亚非拉等国扩展。美国政治学者的兴奋点离开本土保持着向外进取的态势，比较政治学兴起。学者们以政治文化为路径进入比较政治学领域，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另外，二战后对产生法西斯根源的探究，对自由民主前途的展望也促进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阿尔蒙德认为：“在50年代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领域中主要的研究课题是德国民主制度的崩溃和英、美民主制明显的反抗独裁的能力。历史经验中的区别，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于德国民主制度的崩溃而进行的批驳，为政治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9〕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是一个短波，政治文化理论在兴起之后由于现实动力不足而短暂沉寂。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兴起，政治文化理论强势复兴。这次民主化浪潮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广度上，它首先潮起于南欧，70年代末浪潮涌向拉丁美洲，之后波及亚洲，80年代末吞没“”国家，直到今日，民主化浪潮还在继续。在深度上，先进工业社会进入后物质主义，民主化程度更加深入。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相对应，“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集中在三个领域：1．先进的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2．政治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3．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文化在亚洲国家的现代化中的作用”。〔9〕英格尔哈特认为：“在过去几十年的期间，经济、技术、社会政治的变化以深远的方式已转变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10〕他把这种变化称作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变化，从注重物质的幸福、身体的安全转变为对归属、自我表达、生活质量的追求。后物质主义对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是民主化浪潮在发达国家深入发展的产物，民主制度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表达和追求生活质量的平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波及南欧、亚非拉和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些地方，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对民主的制度化运作水平出现差异的疑虑；在亚非拉国家，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各个国家民主的运行差异甚大的疑惑；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了成功与失败的拷问，这需要学术界抛开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而寻求一种文化解读。政治文化理论为民主化提供了理论上的解答，民主化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四、科技发展的支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离不开作为物质后盾的科学技术的支撑。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逐渐向社会科学渗透。这给政治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出现了以行为主义为先导的“科学化”浪潮。与此同时，统计学、信息论、系统论、数学等自然科学为政治文化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政治文化理论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成果，采取问卷调查、计量计算、数量运算、逻辑分析等研究手段，使政治文化理论进行了一场“科学化”的革命。问卷调查、民意测验、统计学、数理模型、数据学、概率论是常用的方法。问卷调查、民意测验把人们的态度、评价、情感具体化为经验数据，建立科学模型，并对其中数据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数据背后的规律。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对调查对象进行划定和分类，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特例进行具体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分析过程中，用统计学方法把问卷调查、民意测验得出的结论转化为数据，再对数据进行分类，归纳。在分析过程中，统计学与数据学、概率论相结合，各种政治态度、情感数字化，各种指标、指数被设计进入政治研究中，各种数学模型被应用于比较政治文化研究。当代政治文化理论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与当代科学技术潮流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的革命。在这场数字化的革命中，计算机技术成为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研究所涉及的庞大数据信息依靠计算机强大的储存、处理功能。从数据的采集、模型的建立、数据的统计、概率分析到结论的导出都由计算机操作完成。因此，自然科学的运用和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为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支撑。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6-0108-03

繁荣发展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进一步提高民族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质量，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引导教育青年大学生，对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提高各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推动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族类高校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培养各民族人才、弘扬民族文化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2011年11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五项任务中，其中一项就是“全面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深化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改革，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旨在充分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积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战略，努力创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在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准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则对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四个同样重要”的思想。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人才是核心。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缔造的。据我们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截至2009年底，在云南省无党派人士6573名调查对象中，从民族结构看，汉族4600人，占69.98%，少数民族1552人，占23.61%，共有26个民族成员构成。但在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中，怒族、独龙族1人都没有，有14个少数民族无党派人士不足总人数的1%。因此，培养各少数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高级专门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云南民族大学成立于1951年8月，建校至今已为云南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培养了十万余名各级干部及各类专门人才。经过六十余年的建设，已发展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层次丰富、办学形式多样的综合大学。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大学毕业生中，许多民族的第一代学士、硕士、博士、专家、学者就是我校培养造就或从我校毕业起步的，成为中国特别是西南各民族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摇篮，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重要基地。1999年、2005年和2009年学校先后3次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称号，学校在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推动民族高等教育繁荣发展中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二、完善民族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加强基地建设是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重要途径

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和育人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带头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民族文化学院、艺术学院、体育学院和哲学与政治学院等21个学院部，使学科门类更加齐全和育人功能更加完善。近年来，云南民族大学积极推进改革，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办学能力进一步增强，办学条件明显改善；科学研究和教学科研平台建设取得新突破；师资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社会服务能力全面增强。在4年的博士学位点建设中，学校以2个拟授权学科的建设为龙头，注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科研实力的提升、学科结构的优化，在硕士研究生培养、高水平论文与专著发表、高层次科研项目获得、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中高端研究所必备的物质条件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绩。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的学科，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学科。学科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也是云南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学科团队阵容强大、学历职称层次高、结构合理。现有梯队成员71人，其中正高职称36人，占50.7%；博士55人，占77.5%。云南民族大学作为西部地区迄今为止唯一已率先开展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办学授权点，经教育部批准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招收培养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的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已连续招生9届27人，毕业6届17人全部获得博士学位。自博士学科立项建设以来，学科共计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3项（其中重点1项）。2013年2月学校成为自主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授权单位，民族学、社会学实现可自主收培养博士研究生，实现了大学最高也是最后一个学位层次的突破。党中央、国务院、国家民委、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对民族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政策上、资金上予以支持，使民族类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如：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门类完整，办学经验丰富。民族学专业开办以来，现已形成本科、硕士研究生多层次的、较为完整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体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具有较强的实力和优势，相应地，民族学学科专业也成为我校优先发展和重点扶持的优势特色学科专业，成为我校博士点建设学科之一。艺术学院在全国及全省重大专业比赛中获文化部桃李杯、荷花杯、文华奖、群星奖等；作品入选全国美展、西部“第十三届书籍装帧艺术评奖会”设计一等奖、政府收藏奖等；获全国第四届“中国之春”民族歌曲演唱大赛金奖、全国首届通俗歌曲大赛银奖；钢琴独奏“跳脚”获全国地方院校音乐创作比赛佳作奖、全国声乐器乐大赛古筝专业一等奖等30多项重大奖项；获国家专利5项，科研项目7项，科研成果奖3项；民族文化学院教学成果丰硕，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近30项，国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研究项目5项。省部级以上的项目数量和投入科研经费都创历史最高水平。共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著作及各类教材100余部，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地厅级以上奖励。学院曾成功承办“第34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结构与类型学研究”和“第六届现代语言学高级研讨班”（教育部项目），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哲学与政治学学院成立2年来，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近5项，具体承办了全国性“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治理”和“全国政治学界学习十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积极开展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4个项目获学校立项建设。在全校面向全体师生举办“哲政论坛”30余次，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云南省许多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与境外民族交往密切。近年来，在西方一些组织的资助下，边境一线出现了一些思想内容不健康的宗教和识字课本等民族文字读物，成了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隐患。学校编写出版民文教材，进行双语教学，能有效抵制西方不良文化的渗透，增进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中央和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桥头堡”建设的战略思想和建设内涵。学校也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并将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作为学校重点项目进行建设，这为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2012年11月，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获得批准立项，中央给予专项资金1960万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560万元、学校自筹资金279.50万元。项目具有不可替代的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特色，直接服务教学科研和面向社会的开放性和共享性等特点。

三、提升民族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是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重要条件

学校通过“两课”教育的主渠道、主课堂、主阵地，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帮助和引导大学生划清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界限，增强识别和抵制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及各种伪科学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敏感性，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方向，使自己成为政治上合格的大学生。另外，我们还充分发挥我校在宗教学科和专业优势及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的研究优势，以宗教社会学博士点、宗教学硕士点及校统战理论研究会为依托，加强对党的统战理论政策及宗教理论问题的学习宣传和研究。我校还出版了《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社会主义法制观教育读本》。校统战理论研究会先后出版了《高校统战工作理论与实践》等5部统战理论文集，宗教理论和问题就是其中重要的问题。我校副校长张桥贵教授，系云南省社科研究基地《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和负责人，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项目――社会学负责人，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性质、特点、发展趋势及其对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对策研究――云南跨境民族中的宗教渗透与反渗透》（以“优秀”结项，并上了呈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内部参阅的《成果要报》）、云南省重点建设学科――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和教育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现状、趋势及其对策研究》课题等项目。徐祖祥教授完成国家民委2007年科研课题“边疆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调查研究――以云南为例”，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2007年科研项目“处理云南边疆地区跨境民族宗教事件经验研究”等。韩军学教授著有《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等相关著作十余部。为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扶持学生红色社团，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是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重要使命

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为了促进大学生大力弘扬延安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深化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特别是在高校的主导地位，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现实化，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学生，引领社会的有效途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要求“高校创新组织模式，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队。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与创新人才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于2007年12月和2010年11月分别成立了“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和“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延安精神研究会”。“两个研究会”是全校性、群众性、学习型、理论型、学术型学生社团。在各类大学生社团中，理论性、政治性、学术型学生社团在团结、教育、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有关资料表明：80%以上的大学生参加过校内社团，跨校社团或网络社团，社团在大学生中有着广泛影响。“两个研究会”成立以来，把延安精神、雷锋精神、杨善州精神的学习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赋予了延安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围绕以上工作原则，“两个研究会”开展了一系列的丰富多彩、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大批参与活动的研究会骨干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健康地成长成才，也确保了“两个研究会”的可持续性和健康发展，从而优化了育人环境，增强了延安精神在学校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充分发挥了大学生社团“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提高”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的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本书编写组.十七届六中全会辅导读本[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7

【作 者】郝亚明，社会学博士，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天津 ，30007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4-454X(2008)04-0066-007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ethodology System of Chinese Ethnology

Hao Yaming

Abstract：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of Chinese ethnolo gy is worrisome.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is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integrationbetween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which leads to the loss of systematization.T his greatflaw on methodology system is pretty disadvantageous to teaching and scientificresearch.This paper neatens the ordinary research methods of ethnology firstly ，and then clarifies the problems of systematization of methodology system of Ch inese ethnology.At last，the author tries to construct the main frame of method ology system of Chinese ethnology

Key words：Chineseethnology；researchmethods；research sit uation；construction of methodology system；systemization

一、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现状

民族学是以民族及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①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众多、历史 悠久、文化丰富多彩的国度，民族学的发展获得了充分的养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 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在对西方理论进行引进、译介和阐释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的民族实 际，开展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工作。在经验研究方面，中国学者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无论是 早期还是当代都有一批民族志成果令西方同行瞩目。然而，相对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而言 ，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则乏善可陈，与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相比更是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 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停滞不前已经成为困扰民族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从研究现状来 看，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发展相当令人担忧。

第一，民族学研究方法在民族学学科体系中居于边缘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作为 学科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却很少有学者以民族学研究方法作为专业兴趣或研究领域；民族学 研究方法类的专著或教材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令人满意；专业学术期刊中研究方法探 讨类文章的比例非常小，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学者对个体田野经验的总结、反思及感悟，是 经验研究的一种“副产品”。

第二，民族学研究方法长期停滞不前，方法陈旧，更新缓慢。由于研究力量的不足，加 之重视程度不够，国内民族学界对“新分析方法的介绍、评论并不积极，有意识地运用到自 己的研究中就更为少见。”②尽管有学者不断呼吁民族学研究中要重视对其他学科研究方 法 的借鉴，③但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这一趋势尚不明显。同时从其他学科引进的研究方法由 于 适用性的问题或与民族学学科的整合不够导致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经常尚未推广就遭 到学界广泛的批评与反思。如定量研究与数理统计方法在民族学人类学界长期处境尴尬， ④未能发挥其应用的作用。民族学研究方法有出现固步自封的倾向。

第三，民族学研究方法缺乏系统性与体系化。在民族学科中，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之 间展现了一种互动发展的密切关系。⑤各个流派在开创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同时，也相应形 成 了自己的方法论与研究方法。当前国内民族学界所应用的研究方法主体上属于各个理论流派 研究方法的简单累加与堆砌。对于这些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缺乏一种理论上的整合及体系化 的建构，导致杂乱无章局面的出现。民族学研究方法系统性与体系化的缺失，无论是对于指 导经验研究，抑或是进行研究方法的教学工作都是非常不利的。

推动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加强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开展对现有研究方法系统化与体系化整理工作，初 步构建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基本框架；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查漏补缺，通过对西方研 究方法的引进以及对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对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完善与重构。基 于这样一种思考，本文力图在整理归纳民族学常用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尝试厘清我国民族学 研究方法在系统性与体系化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据此进行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基本框架的初 步构建工作。

二、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初步构建

通过对民族学常用教材和学术文章的整理分析不难看出，民族学研究方法存在术语繁杂 、理解各异、层次不清、表述混乱的缺点，给民族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探讨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民族学研究方法缺乏统一的体系构建，民族学研究 者忽视了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化与理论化问题。

(一)民族学常用研究方法归纳

为了进行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初步构建，我们必须将当前国内民族学常用研究方法术 语进行整理分析。现尝试列举一些代表性文献中涉及的研究方法术语：

1.在宋蜀华与白振声主编的《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提及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术语 有实地调查法、观察与参与观察法、个别访问法、调查会法、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 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 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⑥

2.杨在《民族学调查方法》一书中提及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术语有宏观与微观相结 合的调查方法、开调查会的调查方法、个别访问和观察法、亲属称谓的调查方法、自传的调 查方法、地图调查法、居住调查法、历史溯源法、统计调查法、综合调查法。⑦

3.施琳在《论西方民族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一文中提及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术语 有比较研究法、文化残存研究法、统计法、问卷调查法、田野调查法、文化亲缘关系法、系 谱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功能分析法、历时研究法与共时研究法、整体分析法、归纳法、田 野调查法、影视记录法、结构主义方法、“群体一格栅”分析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主 位方法”与“客位方法”、地理分析法、社区研究法、个案调查法。⑧

4.施正一在《广义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一文中提及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术语有马克思主 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田野调查法、直接观察法、比较研究法、历史叙述 法、阶级分析法、结构分析法、分析方法、综合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逻辑方法、历 史方法、从简单到复杂的方法、从低级到高级的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⑨

以上四篇文献基本囊括了国内民族学常用的研究方法术语。其中有部分研究方法存在名 称不同而所指一致的现象，如谱系调查法、系谱调查法与亲属称谓调查法，实地调查法与田 野调查法，居住调查法与参与观察法，定点跟踪调查法与历史溯源法等。通过合并相同相似 方法，并适当考虑方法的重要性和常用性，民族学常用研究方法术语可以大致归纳如下：唯 物辩证法、实地调查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观察与 参与观察法、个别访问法、调查会法、问卷调查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 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数理统计法、历史分析法、文化残存研究法、阶级分析法、功能分 析法、结构分析法、历时研究法与共时研究法、主位研究法与客位研究法、归纳方法与演 绎方法、社区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影视记录法。

(二)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区分

上文通过文献整理的方式，列举了近三十种常用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如果再考虑一些不 太常用或不太重要的研究方法，总量可能会达到五十种之多。民族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名目繁 多、体系混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众多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方法糅杂在一起。主要表现在： 研究方法的层次混杂、理论研究方法与经验研究方法的混杂、资料收集方法与资料分析方法 的混杂、专题研究方法与一般研究方法的混杂。这种混杂局面一方面混淆了方法之间的内在 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民族学研究方法学习和理解的难度。因此在进行民族学研究方法的 体系构建之前必须对方法之间的关系予以厘清，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方法进行大致划分和整 理。

1.研究方法的层次区分

民族学研究方法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和方面的综合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很多的内容，它 的各个部分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我们通常将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划分为三个不同 的层次和部分，即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方法和技术。方法论所涉及的主要是研究过程的 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针对具体学科而言，它就是规范一门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的体 系。研究方式指的是研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或研究的具体类型。具体方法和技术指的是在研 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以及各种特定的程序和技术。⑩国 内 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问题。如施正一认为民族学方法可以分为三类 ，即“指导方法(或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或本科学的主要方法)和具体的应用方法(或 通常应用的一般方法与有关科学的一些特有方法)等”；B11何星亮认为民族学方法包 括两个层面，“一是方法论的层面，二是研究法和调查法的层面”；B12王建民将民 族学方法分为理论层面、策略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三个层次。B13但国内很少有学者 利用研究方法的层 次性问题来彻底厘清不同民族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或进行方法体系的构建。沿袭这种思路 ，本文将民族学常用研究方法进行划分，结果如表1所示。

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它们之间有层次上的差别，但是 各种方法论、研究方式以及具体方法技术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方法论影响研究方式，研究 方式直接决定具体方法技术，不同层次方法之间存在着包含关系或对应关系。以实地调查研 究方式为例，具体方法技术层次中的观察与参与观察法、个别访问与调查会法、问卷调查法 、谱系调查法与自传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影视记录法等都是实地调查法的具体实施方 式。同样，个案研究和社区研究也可以视作实地调查法的实践形态。

2.经验研究方法与理论研究方法的区分

学术研究通常可以分为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与之相对应研究方法也可以分为经验研 究方法和理论研究方法。狭义的研究方法指的是经验研究的方法。B14由于民族学学 科的传 统，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通常将理论研究方法也包含其中，因此常见方法中有很大一部分属 于在理论构建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对二者进行简单的区分可以降低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复杂 性，有助于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经验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指资料的收集与资料分析的 方法；理论研究的方法指的则是“透过抽象概念探讨建立概念体系”或“透过抽象理论分析 以解释某种社会现象”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根据概念上的区分，可以将民族学研究方法 进行如下划分，结果如表2所示。

3.资料收集方法与资料分析方法的区分

资料的收集方法指的是按照一定的模式与程序从调查对象那里收集研究材料的过程；资 料的分析方法指的是根据所收集材料的特点采取特定方式进行处理分析并得出研究结论的过 程。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将民族学研究方法进行如下划分，结果如表3所示。

4.专题研究方法与一般研究方法的区分

所谓一般研究方法指的就是通常所言的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与方法 。在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有一些研究方法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资料收集方法与资料分 析方法的范畴。如自传调查法与谱系调查法，这两个方法是由于生命史和亲属制度作为民族 学研究中重要的分析素材，因而以调查内容来对研究方法命名。无论是自传调查法还是谱系 调查法都是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依靠深度访谈法来进行的，其自身与研究方法并无太大关联。 此外，个案研究法与社区研究法也属于此类。个案研究是实地调查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当所 研究的个案是社区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区研究。B15个案研究和社区研究都属 于以研 究对象的特征来命名的方法。这些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与关注点在于调查对象或调查内容， 类似于进行专题研究，故本文以专题研究方法来归纳其特征B16。专题研究方法就是 运用一般研究方法针对某个特定的研究主题或研究对象收集资料并进行集中分析的研究方法 。专题研究方法的“方法性”不够明显，是否应当作为研究方法体系的构成部分 值得商榷。按照这一标准，可以将民族学研究方法进行如下划分，结果如表4所示。

(三)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初步构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从四个方面对民族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分类整理，对相互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大致厘清。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进行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初步构建。基本框架如 图1所示。下边对这一体系框架进行简单的阐释与说明。

1.方法论与认识论层面

中国的民族学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与发展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并把唯物辩 证法作为民族学的哲学基础和根本指导思想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一门文化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民族学具 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就学科传统而言，民族学侧重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方式，强调深入到 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用体验的方式去深入理解研究对象及其文化。 这一传统显然是属于人文主义的范畴。但是民族学并非反实证主义的学科，如在研究材料的 客观性、研究方法的程序性以及研究成果的有效性等方面民族学就倾向于认同实证主义。因 此从方法论上可以将民族学定位为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人文主义学科。

在研究范式上，民族学以定性研究为主，这是由学科人文主义性质决定的。随着社会科 学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同时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及研究范围的扩展也形成了 一种客观需要，一批民族学者开始大力提倡定量研究方法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应用。坚持定性 研究与定量研究综合发展已经成为民族学较为理想的研究范式。

在民族学的研究过程中，以什么眼光来看问题是个重要的前提问题，也即是认识论的问 题。民族学的研究发端于对异文化异民族的研究，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涉及到研究视角的选 择问题，即“用本地人的观点来努力理解文化”，还是“从人类学家所利用的观点出发去研 究文化”。B17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问题。民族学研究中非 常强调主位研究视角。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是互补的两种研究视角，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时间维度也是学科方法论中重要的问题。民族学研究历来重视历史的方法，注重时间因 素对学科研究解释力的影响，我们通常所言的定点跟踪调查法(历史溯源法、追踪研究)就是 将时间因素加入到研究设计中的典型方法。民族学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将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 紧密结合。“前者主要考察文化的历史变迁，比较的是同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差异的 原因和过程；后者则是专取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进行研究，比较处于同期的不同文化系统之 间的异同。”B18

社会研究中研究者普遍使用两种逻辑推理方式：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归纳方法的过程 是从特殊到一般，即从一组具体的观察结果推导出一般性的规律和法则；演绎方法的过程是 从一般到特殊，即从理论出发，通过现实中收集的资料来对一般性理论进行检验。民族学研 究重视实地调查，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得到研究资料，通过对有限资料的分析来得出研究结 论并进行理论建构。这种研究思路属于典型的归纳方法。但也有部分民族学研究是以“理论 检验”为目的的，如一些“再研究”或“反思性研究”也带有一定演绎性质。

2.研究方式层面

民族学的研究方式可以归纳为四个：即实地调查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文化比较研究 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其中前两者属于通常意义上的经验研究方式，后两者属于理论建构 方式。在这些研究方式中，实地调查法是最主要的研究方式，很多教科书中将其作为唯一的 研究方式进行介绍。要说明的一点是，之所以把历史文献研究法作为经验研究方式，是因为 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一样提供研究素材供研究者进行分析，不同的只是两者一个提供的是历 史素材，一个提供的是近期的素材而已。而跨文化比较研究法与跨学科综合研究法都是提供 了一种思路与构想，以指导研究者对研究资料进行处理分析或理论建构。

3.具体方法技术层面

民族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技术种类繁多，可以大致划分为资料收集方法与资料分析方法。 资料收集方法有观察与参与观察法、个别访问法、调查会法、问卷调查法、抽样方法、专题 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以及影视记录法等。民族学资料分析方法有可以细分为定性资料分 析方法和定量资料分析方法两种。定性资料分析的方法有结构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文化残 余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定量资料分析方法有数理统计法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三、关于本文的补充说明

在学习民族学研究方法及阅读民族学方法类学术文章时，深感我国民族学研究方法在体 系化方面存在的着重大缺陷。本文即是对这方面思考的一个初步成果。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体 系化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好处：有利于民族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工作，提高民族学专业学生的方 法水平；有利于厘清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理论关系，有效指导民族学经验研究工作；有利 于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为民族学方法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一个对话平台。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8

2013年8月，由南京出版社推出的陶思炎教授等著述的《民俗艺术学》一书，填补了学科的空白，以其特有的创新性、学术性、体系性，解析相关民俗艺术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体系，同时在实践的层面上，又从民俗艺术的创作、传承和应用着眼，涉及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现实问题。

《民俗艺术学》确立了民俗艺术学是以“民俗”与“艺术”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但它不再以二者的相互关系为研讨重点，而是把“民俗艺术”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旨在建立它的理论体系，构建艺术学总体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使其具有独立学科的性质。民俗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任务，就理论领域而言，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它自身的学科体系，并形成符合我国民俗艺术存在实际的基本理论、应有理论、批评理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基本理论的建构中，需要确立理论的支撑点，形成学术概括与理论阐发的基础。理论支点是学科理论系统的支撑点，也是一定学科理论范畴中最具个性特色的部分。对民俗艺术学来说，其理论支点可以用“三论”来概括，即“传承论”、“社会论”和“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除了理论建设，民俗艺术学的建设任务还包括实践的诸多环节。就主要实践领域来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方面、在乡土教育和国情教育方面、在民俗艺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群建设方面、在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方面，民俗艺术学也负有建设的使命，并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民俗艺术学》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民俗艺术作为物质化的艺术形态的存在，其研究从一开始便遭遇到一种矛盾，即视觉的审美思考与历史的观看方式之间的冲突，进而产生研究者所面临的物质性要求与精神性要求相对立的矛盾选择——是以事项本身的现象历史为主，还是以事项背后的社会文化问题为主。如果仅仅以艺术对象自身的形态历史为唯一目标，会在理念层面上削减艺术史研究的有效性；但若过度指向艺术之外的社会文化问题，则易导致背离本体只注重艺术社会功能学的庸俗化倾向。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研究事项形态发生过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求关于现象背后的社会指向。因为，民俗艺术并非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更不是一个可以脱离一定社会精神总和的纯粹物质方式。它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与文化、社会景况的联系，比以往人们所普遍相信的远为紧密，能够“引发并强调这种作为一个整体，又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包罗万象的、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整体的性质”。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9

②何建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J】.思想政治课教学，2009.03，4-7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6.

[3].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人民日报， 2004-04-0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57.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35.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13.

[7]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4.

[8]曾庆红.关于国内形势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N].学习时报， 2005-03-07.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3.

[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724. 6.《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10

［作者简介］黄鹏（1971-），男，广西镇西人，百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民俗学教学和研究。（广西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7-0157-02

民俗学是一门以记述、研究和阐释民间风俗文化事象为主要目的的人文学科，它研究世界各民族最广泛的民众传承文化事象和生活方式，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广泛的实用价值。高校开设民俗学课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教育活动使学生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科学地审视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及其在当代的变化与发展，广泛地吸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财富，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还使学生发扬良俗，革除陋俗，加强自身修养，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文明的行为方式，使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都能得到发展，培养其创新能力。为了使民俗学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笔者在分析以往教学方法存在缺陷的基础上，对民俗学课程教学作了一番尝试。

一、目前民俗学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一）理论与现实生活脱节

在过去的民俗学教学模式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老师为主，以知识灌输为主，学生主要学习的是一些抽象的民俗理论知识，到现实社会中体验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对于富有个性的民俗事象，学生只能从教材的字里行间或者老师的讲述当中去想象、理解，无法得到具体而直观的民俗生活感性认识。我们知道，民俗学和其他学科不同，它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兼有文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知识，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因此，对许多民俗事象的介绍分析理解，往往涉及上述学科的知识。如果仅凭教师讲述介绍，而没有让学生到现实生活中去接触、体会，想要学生对这些民俗事象进行合理的分析和理解是不可能的。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以往的“以老师为主，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可以让老师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学识、传达自己的理解，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传输了大量的知识。但是，在这种满堂灌式的教学中，学生都处于被动的状态，其主体地位不突出，智力、潜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因此，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厌学现象明显，整个课堂显得单调、漫长，气氛沉闷、压抑。

（三）学生应用知识能力偏低

民俗学是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学生通过学习民俗理论知识后，能利用学过的知识对一些常见的民俗事象进行合理地分析、理解。但在以往“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老师讲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模式中，往往注重的是灌输知识，强调知识的全面性与系统性，没有能提供让学生到现实生活中体验、领会的机会，也没有注意安排让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参与讨论、分析的时间，只一味地强调老师讲授要深入，学生笔记要详尽，忽略了对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其结果往往是：学生的理论知识系统全面，但应用知识分析解决现实生活现象、问题的能力相对偏低。

二、教学改革的尝试

鉴于以往教学方法存在的缺陷，我们必须紧密结合民俗学的学科特性，与时俱进，找出既符合学科特点，又能满足学生学习民俗学基本需要的教学法。笔者认为，民俗学科是一门既重视理论建设、材料分析，又重视面向社会、贴近生活的学科，因此它的教学是既要传授民俗学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研究成果，又要求学生亲自参加田野作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民俗，用自己的手去记录民俗，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民俗。据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根据民俗学学科特点做了一些新尝试，即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组织教学活动，增加课堂教学信息量，增加信息传递渠道，同时把教师的讲与学生的看、说、做结合起来，把课堂知识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把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结合起来。

（一）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

民俗学具有综合性、空间性、多学科交叉性的特点，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能充分发挥教学作用，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多媒体教学便于学生参与课堂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多媒体技术给学生和老师的双向交流提供了一个更便利、更畅通、更开阔的对话平台。由于信息量加大，学生接受到的知识进一步扩大，留给学生自主的时间变得更多，思考问题的空间也相应增加，从而促进了他们和老师的对话交流，而对话交流具有多角度、深层次、高频率、活跃等特点。学生有机会一改以往课堂上仅限于听讲、记录的被动地位，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来。如一个歌圩场面、一个传统寿庆仪式、民俗旅游景点等等图片的链节播放，都会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和探究的心理。在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上课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判断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意识和欲望都有了明显提高。

其次，多媒体教学能强化教学内容，增加学生接收的信息量。由于时间紧，内容多，加上经费开支过大等原因，当前绝大多数高校在本专科这一层次开设民俗学课程时，都没有专门的经费统一组织安排学生进行田野考察学习。学生对一些民俗事象缺乏直观的认识了解，这给教学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多媒体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能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多媒体技术，我们可以把各种民俗事项的录音、录像、图片一起搬到课堂上，结合有关的教学内容展示给学生。比如在讲述饮食、服饰、居住建筑等物质生活民俗时，播放类如五色糯米、粽子、各少数民族传统服装、干栏、窑洞、蒙古包等等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食品、服装、居所的图片；在讲述民间信仰时播放壮族布洛陀或炎、黄帝祭祀大典的录像片断；在讲民间戏曲时让学生欣赏地方戏曲（如提线木偶戏）片断等等。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可以使学生不用走出校门，就能对许多民俗事象耳闻其生，目睹其形，从而增强他们对生活中各种民俗事象的直观感性认识，使一些枯燥且难以理解的抽象理论知识具体形象化，同时也增加了学生接收的信息量。

最后，多媒体技术教学还能拓宽学生的思维。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声音、录像、文字等多种媒体的结合，学生视听并举、手脑并用，在45分钟的课堂上一直保持着兴奋和新奇感。由于情绪振奋、思维活跃、联想丰富、注意力集中，学生的思维广度和深度都高于一般的教学模式。

（二）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

民俗学课程内容多，时间短，教学任务紧。因此，许多民俗学的老师都对教材进行相应的删减处理，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一般来说，为了确保教学内容的整体性，大多数老师都按照“民俗基本理论”—“各分类民俗”—“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办法”等内容的先后顺序进行讲授。但删减教学的内容后，如何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呢？经多年的探讨实践，笔者认为，“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是一个既符合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又能满足学生学习民俗学基本需要的新模式，具有如下优点：

首先，它有利于联系实际生活，培养能力。笔者以为，由于对本专科层次学生的科研理论要求并不高，再加上民俗学架构庞大，内容繁杂，涉及包括人类的物质生话、制度生话、精神生活在内的广阔领域，根本不可能为几十个课时所容纳。因此教学过程中涉及较为抽象的理论知识时，笔者往往本着理论知识“必需、够用”的原则，只指导学生撷取理论的精义，没有过多详尽地讲解，而是结合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布置一些交流、讨论、分析的题目，让学生在交流、讨论的过程当中理解这些理论，懂得运用这些理论解析生活中的民俗事象，培养他们应用知识的能力。比如在讲授人生礼仪时，布置学生介绍自己家乡婚丧嫁娶的习俗，或者让大家分析生日习俗的古今流变等等。通过交流，同学们的知识面得到扩展；通过分析讨论，学生应用知识能力和分析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其次，它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导性作用，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主导性作用；学生是教育活动的对象，在教育活动中处于主体性的地位，这是教育过程的客观规律。在“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布置和组织学生开展交流、分析、讨论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主体性地位，注重他们学习能动性的激发和引导，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努力发挥学生学习潜力，引导放射思维，营造创新氛围。为此，教师也得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而学生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主动接受教育，主观能动性也得到了更大的发挥。这样的教学，有利于建立教学活动中和谐互动的良好师生关系，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和学生主体性地位的体现。

最后，它容易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民俗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广泛的实用价值。因此，民俗学的教学必须既重知识又重能力，既重理论又重实践，既重第一课堂又重第二课堂，既重历史又重现实，以达到建构、倡导新的道德风尚，培养学生全面素质之目的。而在当前的许多高校里，民俗学都是作为选修课来开设的，课时安排较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上述的教学要求是很不容易的。而“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中，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同时进行，还可以让学生在交流、分析、讨论中养成他们合作探究的精神，容易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注重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从民俗学的学科特点来看，第二课堂活动应该是让学生观摩民俗实物，阅读有关图书报刊或观看相关音像材料，实地考察、体验民俗生活，收集资料，撰写调查报告等等。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地——广西百色市丰富的民俗资源及现有条件开展第二课堂活动。首先，我们与百色市民俗博物馆长期合作，将该馆作为我们学生参观、实习的基地，让学生能看到民俗实物，听到详细的讲解，甚至还让一些学生临时充当讲解员。其次，征得学院同意，成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百色学院民俗学会。学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活动，或开讲座，或专题讨论，或到附近民俗景点（如广西田阳布洛陀文化遗址）考察，或举行寒暑假社会民俗调查报告评比活动等等。这样，学生就有一个学习交流、相互促进的平台。

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学生的各种能力得到了培养和提高。收集资料锻炼了学生的检索能力、思维能力；实地调查锻炼了学生独立观察能力、采访能力、沟通能力、记录能力及事后整理能力；撰写调查报告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思维能力和科研能力。同时，在组织、指导学生课外活动中，在与学生共同研究探讨中，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拉近了，教师的知识领域扩大了，学术气氛活跃了，最终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11

    (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当时中国流行的某些教育思潮

    众所周知，我国的现代教育肇始于清末西方教育的引进和创建，“废科举、兴学校”，摒弃了传统的读经教育模式，引进和建立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涌现了各种教育思潮，除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开始传播外，西方各种教育思潮也被引入中国：1913年孟禄首度访华带来了进步教育思潮；1919年4月30日杜威来中国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1920年罗素来华讲学，宣扬新实在论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如此之多的外国教育思潮在短期内涌入中国，客观上促成了当时教育思想和教育研究的初步繁荣，为国人认识和研究教育提供了帮助。但是，西方各种教育思潮的引入，也混淆和误导了一部分人对当时中国教育正确发展道路的认识，如胡适鼓吹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改良论以及张东荪等人宣扬的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教育主张等，均热衷于“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鉴于历史的教训，对照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重新思考中国教育改革的道路，用最初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某些教育思潮。针对胡适在《新青年》连续发表的《不朽》和《实验主义》两篇文章，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判胡适用教育去点滴改良社会的主张，认为“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P233)。而这个“根本的解决”，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这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认识和解释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典范，也是对教育本质的初步揭示。

    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对罗素、张东荪的主张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工业、教育(物质和知识)尚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1920年《新青年》八卷，四号)毛泽东也认为，罗素那种“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这些，尽在资本家的手中，所以，无产阶级不夺得政权，“安能握得其教育权？”[2](P242)对罗素、张东荪的批判，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教育现状和问题的清醒认识，已经接触到中国教育改革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对科学研究和发展中国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完善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认识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开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胜利的经验重新思考和探索中国的教育问题和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1.工农教育思想对平民教育思潮的革命与发展

    教育与工农相结合，开展革命的工农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工农教育思想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各种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潮，尤其是资产阶级平民教育思潮的基础上逐渐确立和形成的。

    平民教育是“五四”时期流行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是新文化运动“拥护民主”口号在教育思想上的反映。但是，由于对“平民教育”内涵的理解不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平民教育”的态度和价值追求是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把平民教育当做救国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平民教育来实现平民政治，这种充满着空幻的、消极的，甚至带有一些美好幻想色彩的教育救国主张，显然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最终只能走向失败。萧楚女当时便在《中国青年》第18期上发表《陶朱公底平民教育》文章，揭示这种平民教育既不能救国，也不能救民的道理，他说：“平民教育是要紧的！但是起码的生活，不更要紧么？”并认为，如果不是经过一种彻底的革命，平民教育即使有一定的效果，也无非是多使平民认识几个字，多使平民增添几分烦恼而已。

    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平民教育的严重缺陷，主张平民教育不仅要以广大人民为教育对象，而且应本着“庶民”的方向发展，必须符合劳动人民求得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这种教育权的争取，只有与彻底打破“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的斗争同时进行，才能得以实现。这就是李大钊所说的“纯正的平民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3](P427)。遵循这种“纯正的平民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而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教育，自然是一种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教育，是一种具有彻底革命性的工农教育。实践证明，正是这种工农教育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工农教育运动，唤醒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 最大范围地武装了他们的头脑，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最终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使命。

    工农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为工人和农民争取教育权利，并通过文化知识教育，唤醒和促进他们的阶级觉悟，训练和提高斗争能力，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教育与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普及义务教育”、“平民教育”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不是“顺民的教育”、改良的教育，而是一种关乎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彻底的革命教育，是一种真正的平民教育。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所领导的工农教育运动和工农教育主张，为革命根据地工农教育的广泛开展和积极推进，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也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定准了基调。

    2.教育为革命斗争而服务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力；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也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外国教会在华开办的学校强迫学生信教，禁锢学生的思想。这种愚民政策和文化入侵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格格不入。为了唤醒广大劳苦民众的阶级意识和觉悟，中国共产党主张用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通过教育实现革命斗争的最终目的。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阶级斗争手段，应当充分发挥其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强大功能与作用。

    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教育的奋斗目标：“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保护女工和童工”[4](P16)。在1922年5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的《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具体规定了青年团在青年教育工作中的任务：(1)青年团为所在地方之青年无产阶级组织俱乐部、学校、讲演会，以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社会觉悟，使他们接受普通教育；(2)在青年中宣传社会主义，以启发并养成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批评力；(3)号召青年积极参与改革现行的学校制度运动，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受初步的科学教育，并极力运动建设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学生参加一切校务管理，取消宗教关系、地方关系及一切不平等的待遇。为此，青年团要唤起青年为争取教育权利而奋斗，努力从事于识字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教育运动、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免除学费的运动、男女教育平等的运动、学生参加校务运动、非基督教学生在基督教学校内的平等待遇运动、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1922年5月15日，《先驱》第八号)。这些关于教育的纲领性主张，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当时教育和社会现实的科学认识和定位，在反对封建教育的同时，突出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主张，把教育斗争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教育为革命斗争和苏维埃的建设服务。这种新的教育主张，就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

    3.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工农教育运动、干部教育运动、识字运动以及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探索基础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理论基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思想在其中也有全面的论述。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完全新型的文化教育。第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和特点，将民族的形式和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相结合，“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第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且体现在既不否定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教育，也不因循守旧，而是吸取其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华。第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5](P666－668)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5](P984)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科学论述，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教育传统，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和科学的教育思想，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特别是总结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教育发展的道路和经验，科学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教育的理论和纲领，从理论上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科学发展。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完全正确和科学的，它使中国革命的文化教育有了明确的方向，从此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

    二、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历史转变和曲折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革命斗争的胜利，并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教育科学的发展也是这一伟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从新民主主义教育科学到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历史转变

    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是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建立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一方面继续发扬为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服务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继续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这充分体现在党的教育方针之中。而对当时苏联教育学尤其是凯洛夫《教育学》的引进，更体现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对当时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与传播，对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总体上看具有积极意义”。“它对以新的方法论研究教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此具有理论意义；它对促进中国教育的正规化发展，建立教育、教学的正常秩序，对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它有实践价值”[6]。当然，现在看来，当时“全面学苏”背景下苏联教育理论的引进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学习苏联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对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教育科学，对于新中国正规的教育模式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建设与发展

    从1957年到1966年，是我国开始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期间进行了旨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教育改革实践，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的经验，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整顿和发展了各级各类教育。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着其社会主义特色。

    1958年后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当时兴起的“教育大革命”，在教育科学发展方面要求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教育科学研究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政治化倾向和教条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科学的健康发展。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整顿，高校60条、中学50条、小学40条的制订和实施，又逐渐使教育科学的发展走向了正轨，教育理论和实践又恢复了常态。这一时期的教育研究成果如专著和教材，都体现出作者一定程度的创见，但受当时苏联“教育学”影响的痕迹仍是到处可见。

    然而，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路线和方向，也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现代文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教育学研究成果，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走向倒退、陷入低谷。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希望，也给我国教育科学带来了曙光。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命题。在党中央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指导下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科学工作会议，推翻了“两个估计”，检讨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工作和教育科学所走过的道路，提高了教育和教育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确立为教育战线的思想解放和教育科学的重建奠定了思想基础，使教育从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误区走上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道路。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不仅使中国教育界改变了由苏联教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彻底地摆脱了“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念的束缚，使教育由过去单纯为政治服务转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尤其是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以来，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特别是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口号的提出为此后的“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也为教育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教育科学从为政治服务走向全面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服务。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空前的繁荣发展。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的推进，引起了人们对教育中有关问题的探讨，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科学的发展，教育理论上的突破与进展又推动着教育实践的发展和改革的进行。我国教育科学事业进入了新的黄金发展时期。

    在改革开放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的教育科学走向了繁荣发展的轨道。首先，教育学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与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教育科学领域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为我国的教育实践提供了较高水平的理论指导和有益的经验借鉴。与此相联系，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对象不断细化，研究方法不断改进，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拓展了教育科学发展的空间，提高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层次，增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

    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工作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更体现在社会建设中，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加强三农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等问题，也同加强教育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教育成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教育科学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科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坚持将国外先进教育理论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相结合，着力探索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基本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为初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科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继往开来的教育科学发展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我国教育科学发展所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果。然而，这一体系尚有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之处。展望未来，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一)回归“自身”的教育理论研究取向

    综观建党90年来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政治形态话语、经济形态话语、文化形态话语等三个发展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到改革开放开始之前，“阶级斗争”一直是整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和霸权话语，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自然要熏染上许多政治色彩，教育学科的“政治挂帅”表现明显。这虽然有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局限，但教育毕竟不是政治，更不能沦为政治的附庸。

    改革开放，开启了国家战略重点转移的伟大航程，“经济建设”逐步取代了“阶级斗争”。随着战略重点的转移，教育理论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是教育领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开启了人们对教育的全方位理解和认识的思想进程。从此，人们不再仅仅以政治的眼光看待教育问题，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多方面认识和研究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整个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经济形态话语频繁出现，教育理论研究更多地转向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的市场化趋向、素质教育、教育公平与协调发展以及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等，都是基于对教育本质与功能的科学探索与追问，都是对教育“自身”的重新认识和不断深入研究的结果。因此，教育理论研究必将回归教育本身。这是90年来教育的政治化、经济化之后，人们对教育科学认识的必然取向。

    (二)展现“本原”的教育实践诉求

    教育理论指导和影响着教育实践。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从运动到改革过渡到当下的教育实践建构，表明了我国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寻根”脉络。

    无论当下正在进行的各项教育事业改革(如教育体制改革、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等)，还是正在进行的未来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其背后的根本指导思想，无不体现着对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性的深刻思考和理解，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按教育的规律办教育。

    如何才能实现按教育的规律办教育的最终目的？这必然要对教育规律的内在规定性做出科学的探索与解释。教育理论的研究与探索最终要落实到教育实践当中，而且会深刻影响着教育实践的开展和成效。我国当下的教育实践，已经逐渐摆脱了政治狂热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论范式的影响，逐步恢复到教育自身，从教育的“本原”探索相应的教育实践模式。这是走向教育实践正确发展道路的积极努力，必然会成为今后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发展诉求。

    (三)彰显“科学”的教育决策意蕴

    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科学的，而且要求教育决策也是科学的。教育决策一方面是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和教育实践实际效果在管理层面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会对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起指导和引领作用。这反映了教育决策在教育科研和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在当今社会，决策管理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它不仅影响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方向和效率，而且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政策保障。因此，决策是否科学，至关重要。

    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科学性建构一直在努力进行之中，教育科学问题的确立、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教育实践过程的呈现等，都会伴随着科学与伪科学的争斗；而且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建党90年来，我国教育决策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日益增强。这也映射出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科学性在不断提高。展望未来，“科学发展”将成为时展的主旋律，教育决策也必然更加强调科学性。可以预期，更加科学的教育决策，必将更好地推进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的科学性。

    科学的决策是前两者的结果，也是推动前两者更好地发展的政策保障。

    (四)面向世界的教育互动潮流

    中国教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的产物。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学科的引进和输入，开启了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学科乃至教与学术的“苏化”，也没有阻断我国教育领域与世界的互动和交往。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三个面向”教育指导思想提出之后，我国教育领域与世界的互动和交流日益增多。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的交流、学习和借鉴。

    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现代社会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同样，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也不能闭门造车，“面向世界”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教育界面向世界、与世界的互动和交往。在今后的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过程中，这种互动和交往仍将继续下去，并会呈现出更加多样、更加频繁、更高水平等特征；而且，随着与世界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教育必将对世界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五)表现“自我”的本土学术范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一直在探索和开辟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虽然至今我们还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影响力的教育理论学说和教育实践模式，但是，不同理论观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实践范式的异彩纷呈，依然构成了我国当下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繁荣局面。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12

科学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其中包含着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作风诸因素，是作为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进步必然会促进人们的自然观、道德观、宗教观、审美观等各种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科学精神指适于科学的，或关于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首先在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的“科学的规范结构”(1942)一文中出现：“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四种作为惯例的规则——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偏见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论(organized skeptcism卜被认为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嘲。此后，默顿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社会学的一章”(1957)、“科学家的行为模式”(1968)等文章中将创新性和谦逊的价值观念也看作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

一、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作为探索真理的事业。造就了人格化的气质，并提升、泛化、衍化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家所需要遵守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规范，作为一种独特的规范要求，它约束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必须服从于科学活动的目标要求。科学精神往往首先被科学工作者内化为个人品格，成为其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原则。进而升华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显然，科学精神既包含了科学自身发展的目的，也体现了社会对科学的要求。

科学家在工作中要处理两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r·k·默顿提出的“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所谓人与物的关系，指科学家对科研成果的判断标准。所谓人与人的关系，在狭义上指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其他成员的交往与联系，在广义上指科学家面对全人类的态度。科学家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需要遵循不同的价值规范。

1．科学家在处理与科研成果的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时，需要有求实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

第一，求实精神——科学研究的支点。求实精神就是我们平常所熟知的实事求是精神。科学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依靠人的感官经验和科学仪器的验证，采取实践、认识、再实践的方法。不断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科学的求实精神要求科学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主观性。坚持客观性，以唯实的思维法则进行科学探索。

第二，理性精神——科学活动的精神支柱。理性精神首先强调的基本信条是相信自然界有秩序，并认为人类可以认识自然界秩序。这是科学存在的前提。其次，科学理论的构建也应符合理性规则，概念、原理和经验事实必须合乎逻辑地组织在一起。所以理性精神既是科学家必须遵守的价值规范，也是他们在科学活动中的精神支柱，“承认理性之至高无上的威力是科学社会组织的一个中心精神价值”。

第三．批判的怀疑精神——科学的生命。批判精神在科学内部表现为不迷信、不盲从的反权威主义。科学家应该坚信自己的判断，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科学的发展永无止境，没有终极真理。人对世界的认识，由于其智力活动的局限性和科学认识的阶段性，永远不可能穷尽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体。因此科学要获得进步．必然要对以往的理论学说、观念持以批判的怀疑。因此科学的怀疑就成为科学研究的起点。

第四，创新精神——科学精神的本质和灵魂。创新精神既是由人类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是科学体制的规范原则，而且还是现代社会对科学事业的必然要求。创新是科学的生命所在，科学发现与物质生产不同，物质生产可以成批地复制，而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对科学家独创性的承认与尊重是科学体制首要的功能表现。

2．科学家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需要有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合作精神与宽容精神

第一，自由精神——科学自由发展的向度空间。科学研究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任何给科学研究设定框架的行为都会阻碍科学的发展。科学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科学的繁荣必须自由地在各领域进行耕耘。

第二，平等与合作精神——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平等精神强调的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没有权威存在。合作精神强调的是科学家在科研过程中需要通过合作与交流达到提高。科学发展的进程表明，随着科学研究逐渐深入，难度也在增加，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跨学科知识，各个学科间移植渗透、一体化、综合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内在地要求合作与交流成为自觉的行为。个人智慧与集体力量的有机融合，构成了促进科学加速发展的动力机制。

二、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和民主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人们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民主自觉意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个人逐渐以公民身份自主地参与社会生活，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同时也是人的解放。但是．新的社会变革又对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通过加强公民文化的建设，才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完善以及推动社会的整体文明。

科学精神作为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深深地影响了人类近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革命力量，而且，科学精神与现代社会的许多价值，如宽容、理解、民主、开放、合作等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精神是公民文化的基本要素。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提倡和促进公民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对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科学精神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

科学与民主从来都是生死相依，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科学的发展绝对需要民主政治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和对学术专制的制裁。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确定，完善和进步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持，规范和渗透。因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依靠具有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的广大社会公民的实践。而科学精神能够有效地内化为实践主体的科学态度，唤起和强化实践主体的民主意识．提高实践主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政治活动能力。如果没有科学精神的这种主导地位，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建设。

科学是一种自由探索，各个学派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要求对不同意见采取宽容态度。科学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自由争取才能向前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开始于向宗教权威的挑战，科学从不迷信权威，并敢于向权威挑战。科学真理也从不借助于权威而让人去信仰。科学认为，凡是压制细研深察和认真讨论的地方，真理就会被掩盖。科学的民主精神要求公民在对待公共生活时既不迷信权威，又深刻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和偏爱癖性。要求公民有这样的胸怀和诚意，即当有了新的证据和新论据时．就要彻底而公开地改变自己原有观点。

2．科学精神能够内化成公民的批判的怀疑精神

科学的怀疑意识，其灵魂与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是相通的，并不是科学所独有的，也是公民文化的内容之一。例如，理论的真理性要由实践来检验，而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就是一个反复确认和不断修正的过程．它的认识论前提也是对已被认定具有真理性的理论的怀疑意识。如此才谈得上在实践检验中体会、确认、修改或发展理论。如果没有怀疑的意识，那就常常会把哲人或伟人的思想、意见、见解、看法甚至愿望认定为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视为可代替自己思考的指路明灯，最后的结果就必然会形成“文化宗教”或步入“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误区“实事求是”就表达了一种怀疑精神。怀疑意识是科学精神的起点，它的对面是信仰，反面是轻信和盲从。有了怀疑意识，人们才能独立地判断和思考，排除轻信和盲从，接近科学的理性。

3．科学的理性精神是公民文化的基本要素

如果说怀疑是科学精神的出发点，理性就是科学精神的主要体现。失去了批判的理性，科学就失去了创新的生命力。科学的理性是批判的，而科学的批判也必须是理性的。没有理性的批判是不科学的。

理性是人认识把握世界，创造人类生活的主体能动力量，是人在本质方面的重要特征。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理性一直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状态。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追求的产物，是人类走向成熟、社会迈向文明的标准，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科学相契合的文化。科学精神、社会契约观念、公民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平等自由观念等既是理性文化的要素也是公民文化的内容。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实现是需要理性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理性．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冲突，建立起双方都能容忍、接受的社会秩序。公民文化表达的是尊重个人，尊重他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尊重他作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的地位．坚持以权利本位为价值取向，肯定和尊重人的价值，使公民政治文化体现了理性的追求和蕴涵着理性的目的。

4．创新精神既是对科学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民文化的内核之一

创新意识是科学精神的本质和核心，是科学得以创造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灵魂。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它更是一种行动。不论是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还是文化创新关键在于将这种意识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创新不仅是人类文明成就的必备元素，更是现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础。没有创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会失去动力，没有创新，民主政治和法治也就不会出现在人类的巧尘罐台上。公民文化的优势之一就是具有创新品格。具有这种文化的社会可以塑造出普遍民主权利的、具有理性意识的社会公民，引导社会政治良性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现代社会是民主权利主导的社会，民主权利在使人们创造最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使人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不断展现自己的创新能力。创新因此成为公民文化的品格，正是具有这样的品格，公民文化才是与时俱进的，才是一种优势文化。

5．宽容和谦恭是公民文化推崇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