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5―0173―03

经济与文化向来是相生相荣的，经济发展是文化进步的源泉，而文化又是经济发展与演变的动力和基础。一种缺乏文化支撑的经济，其发展必然是畸形和无力的。弗朗奈瓦・佩鲁曾经说过：“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1](P19)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次经济形态的演变都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相应更新。广义上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我们这里所讲的商品经济的文化是狭义上的文化范畴，它是指与商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范畴、伦理习俗、行为规范等观念文化。作为全球化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必然也内蕴着一种深厚的文化因素，那么，是何种体系的文化基础促成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而且后来又支撑了商品经济如此高效、有序的发展呢?商品经济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化为基础?

一、“利利相生”的全赢利益观

人性假设是与任一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观念文化的核心，特定的人性假设是特定社会经济形态得以形成和维系的逻辑前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把人类行为动机的自利原则纳入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体系之中，即引出了“经济人”的假设，长期以来，这一假设便成为经济领域中实践运作和理论分析的基点。然而，随着人们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人类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性远比“经济人”假设要复杂的多。阿・玛蒂亚・K・森在《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明确指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2](P41)现实社会中存在三种利益：自我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在商品经济时代，要弘扬“利人利己”的全赢利益观，即承认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主体，但追求个人利益要在不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原则下进行，以尽可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商品经济的有利之处就在于：它使得人们在追求利益的驱动下，能最大限度地将自身潜力挖掘出来。的确，竞争是极其激烈和残酷的，但依靠你死我活的搏杀并不是取胜的唯一办法，并且，经济主体会在其经济性的指引下，越来越发现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只有“利人”才能更好地“利己”，掺杂使假、强买强卖、假冒伪劣、欺行霸市、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污染环境等损人利己的行为将导致恶性的市场竞争，两败俱伤自食苦果。现代商品经济中更注重“非零和博弈”，即达成共存共荣的合作互利关系，实现全赢的经济增长。人们都遵守“各有所让、各取所需、利己利他”的原则，形成大家都赢的利益“正和”关系，避免出现你亏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确保商品经济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二、契约思想与诚信原则

契约源于拉丁语conbtractus,基本意思为交易，而契约思想指的是商品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一种平等、尚法、守信的品格和思想。商品经济需要契约思想。在西方商品经济形态的萌芽、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契约思想传统曾作为重要的精神文化条件发挥作用。但契约是不完善的，任何契约都不可能做到把所有情况都估计全面，这种不足就需要诚信的道德原则来加以弥补，这也是商品经济文化本质的主要表现之一。商品经济是以诚信为原则的经济，诚信原则要求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各行为主体之间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讲究信用。信用意味着秩序，无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诚信原则都是各主体和谐共处的道德准则。

人与人之间讲不讲信用，是决定商品经济能否存在的基础条件，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必须以交换者互相之间的身份认可和交换原则的共同认可为前提。一百多年前，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山西平遥县的“日升票”票号，在没有公正、监督机关的情况下，它之所以能取得全国各地商贾百姓长久信任的最重要原则就在于讲究商德、讲究诚信。因此，契约思想辅之以诚信原则，是商品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条件。

三、法制观念与正义精神

商品经济是法制经济，商品经济离不开法律至上的法制观念，没有法制保障的商品经济，根本不是真正的商品经济，既不会有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更不会有社会公正。因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利益包围着，不时有诱惑袭来，抵御住外部诱惑、扼制人性中恶的冲动，仅仅依靠根植于心的道德信念支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则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使法与德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才能塑造稳定、有序的商品经济秩序。一个公正公平的法制环境是商品经济良性运行的有力保障，否则，市场就会严重变形，成为阴谋家的乐园、行善者的墓地。

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侵害他人利益时，抱着侥幸、投机、冒险的心理，行使一些违反规则的非法行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自身利益无端受到侵害时，不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使违法行为一再得逞，甚至更加嚣张。近年来，我国虽然加快了立法的步伐，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严重妨碍了经济高效、有序的运转，民众法律意识的淡化和执法的疲软，使法律惩恶扬善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权大于法的现象在我国某些地区和部门仍然非常严重。法制观念源于一种正义的文化精神，弘扬社会正义，惩治邪恶犯罪。只有培养起整个民族的正义精神，才能更自觉地遵守法律，并主动以法律为武器，打击违法行为。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增强全民族的法制观念和正义精神，在加快推进立法的同时，切实加强执法力度，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为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效运转提供基础性的精神文化条件。

四、多元文化与开放意识

商品经济打破了自然经济的地域狭隘性和封闭性。世界市场出现，国际贸易交往日益频繁，各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这些都使得世界范围的商品经济文化体系呈现多元性和开放性。西方国家作为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其文化模式必然在世界商品经济文化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发展商品经济，要以开放的襟怀，在挖掘和发挥本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外国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积累的优秀经验。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能给我们一定的启示。日本在立足于本国特点和传统的基础上，消化和吸收东西方文化，尤其是东方的儒家思想，把东西方文化有机地融合和运用于国力增强和经济发展之中，高速地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在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地区，也正是强烈的开放意识使浙江人不断超越自己，保持了经济的强劲活力和发展后劲。浙江人在改革开放后，率先走向全国开拓市场，而如今，浙江人又不断走出国门，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外向型开放发展道路的成功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励和强化了浙江人的开放意识。因此，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我国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有益因素，使传统文化现代化，使西方文化中国化，真正发挥文化在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撑作用。

总之，作为全球性经济发展形态的商品经济具有其复杂和深厚的文化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文化体系的配合。全赢的利益观、契约思想与诚信原则、法制观念与正义精神、多元文化和开放意识，这些都是商品经济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支撑。我们必须解放旧的文化观念，将上述文化基础的建立与弘扬融人经济发展的总体考虑中，从而以先进的文化基础条件推动现代商品经济更高效、更高质量地发展。

商品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公有制私有制商品经济相容性

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论证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如何解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所在。因为在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中，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则被认为是非商品经济性质的。也就是说，公有制被认为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在重新认识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解决所谓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这一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解释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既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不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同一公有范围内部。另一种思路是认为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就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从表面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可以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这一难题，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当初，这种新的商品经济理论也确实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两种所谓新思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因为这里有两个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被掩盖了：一是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与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否相一致；二是社会分工是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另外，上述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新理论或新观点最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是所谓事实证明或实践检验，即以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说明其正确性。而这又涉及到两个有待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深层次问题：一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是否能够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二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否只有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这一大前提之下才能加以解释或说明。

笔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而这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本文拟对上述的四个深层次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分别得出否定性结论，以最终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使得他们之间只有通过等价交换才能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从而使社会经济具有商品性，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所谓新观点既不是什么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也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之所以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得以实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所谓商品交换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实体之间以及公有制实体内部劳动者集体或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所存在的差别所决定的，人们对此也没有异议。但是，这种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导致的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的存在，并不是公有制本质属性或基本特征的表现，而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必然包含私有制因素的表现。‚

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区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现阶段两种公有制形式之间和集体所有制内部各经济实体之间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将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看成是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相容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一种误解。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关系，或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只可能体现在一个有效的公有范围之内，而不可能体现在其之外。超出一个具体的公有范围，人们之间就是一种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与各个所有者自身的所有制性质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各个所有者本身的所有制性质如何，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只能是私有制的特征——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不可能是公有制的特征。

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性质又如何解释呢？国有企业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并没有所有权，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这种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其自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的一种表现。

私有制的因素，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虽然不可能存在于抽象的或理论上的公有制内部，但完全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具体的或现实的公有制实体内部。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经济实体的所有制性质，并非要么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个具体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的范围之内，劳动者个人或集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使用或占用的不同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即：是否意味着这种公有制本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否则所谓占有就毫无意义。单纯的生产资料使用权（如奴隶使用奴隶主的生产资料），不能给其使用者带来任何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反之，如果个人或集体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事实上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特殊或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无论他们在形式上、名义上或法律上是否占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所拥有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使用权或占用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事实上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人们经常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还不成熟，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成熟本来就应理解为其本身还带有私有制的痕迹或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所以，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仍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就是由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本身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公有制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同样道理，在实行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部的劳动者集体（如实行内部独立核算的车间、班组之间）或个人之间（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所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些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即现实的公有制实体本身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总之，无论是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还是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均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客观存在的私有制因素，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虽然既可以表现在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公有者之间及私有者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在不完全的公有者内部，但其在实质上所反映的都是私有制的特征而不是公有制的特征。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最初的商品交换关系发生在原始部落或氏族公社之间（即不同的公有者之间），后来又逐渐渗透到部落或公社内部（即同一公有者内部），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将商品经济的产生或存在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商品交换关系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或萌芽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将商品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不存在什么失误或过时的问题。而我们仅以现实的公有制实体之间及其内部依然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一事实为依据，就认定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则只看到的问题的表面现象。

二

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时往往强调社会分工仅仅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或必要条件，在此前提下，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私有制（过去的说法）或生产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现在的说法），似乎有可能出现一种虽然存在着社会分工但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的状况。如果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就可以认为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这种状况至今为止尚未出现过。在原始社会末期，当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时，在畜牧部落与农业部落之间产生了最早的商品交换活动。这种简单的或偶然的商品交换活动的产生是因为两个部落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尽管最初两个部落内部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说，在两个部落之间所体现的却是私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不一致的。后来，这种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逐渐由原始公社或部落外部渗透到其内部，商品交换关系也就逐渐在原始公社或部落内部产生。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它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或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就是指社会上不同的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劳动，而这种从事不同性质的社会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而社会分工的消亡也是与私有制的消亡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私有制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之说，将两者完全分离开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我们对其商品经济理论的一种误解。

有人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称之为旧的社会分工，认为社会分工本身并不会消亡，旧的社会分工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之后将出现新的社会分工。这里的问题是：所谓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显然，我们不能定义旧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而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完全无关，因为，既然所谓新的社会分工被认为产生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消亡之后，就不能说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而只能说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而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容。如果将旧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不一致的；将新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此前提下，所谓新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却不能解释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因为，既然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之间就没有必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

所以，只要承认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密切相关，就不可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证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有人认为决定商品经济存在的唯一条件是社会分工，而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所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毫无关系。因此，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当然既可以与私有制相容又可以与公有制相容。在此前提下，如果认定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社会分工，就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如果认定社会分工将永远存在，则可以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然而，这种完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相干的社会分工为什么能够成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或原因呢？假定在这种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或者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之间互相取得对方产品为什么还要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呢？如果人类社会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各取所需”的按需分配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难道还有存在的余地吗？相反，只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不管我们如何定义社会分工，他们之间要取得对方的产品就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所以，即使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种定义是否科学或合理这一问题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故不在此涉及），也不可能由此而认定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无关，进而说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是相容的。

如果认定社会分工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有关，而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情况又会怎样呢？有人认为商品经济之所以永远存在，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否有可能永远存在，这一问题没有必要在此进行讨论。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否有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个问题不是仅靠自我定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两个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取得对方的产品，那么，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就不可能与他们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无关。因为，如果他们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没有特殊的经济利益关系，即可以在他们之间无偿调拨生产资料，那么，他们之间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对方产品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否定了国有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无偿调拨，承认了各个企业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才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得以确立。所以，生产者之间对其产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他们之间对其生产资料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社会分工又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关，那么社会分工也就必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相关。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是否会永远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认为，通过论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将永远存在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这种看法却是不准确的。前面已经说到，马克思正是将商品经济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联系在一起，才提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他所说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的，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质属性的必然表现。只是他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永恒的，它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替代，因而生产者之间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工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所以，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可见，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的角度论证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并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真正可以称得上对马克思理论有所突破的是认定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进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而这种突破如其说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或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理论的突破。对于每一个彻底的商品经济万岁论者来说，都必然面对这样一个必须解释的问题：商品经济与按需分配是否相容，即，在各取所需已经实现的条件下等价交换是否还有存在的余地，或者说，在等价交换关系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各取所需是否还有可能实现。

总之，尽管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但仍然不可能由此证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进而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

三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不错，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状况，但是，两种经济现象的并存并等于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了几千年，难道我们可以说实践证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与自然经济是相容的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种检验是有针对性的，即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和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在逻辑上必须保持一致。例如，不少人在论证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时，都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并声称实践证明他的预见不符合现实。恩格斯的这段话确实是在其《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说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因此，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而我们正在建设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显然，“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与“社会主义”一词具体含义密切相关：如果按照马、恩的习惯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起码现在还不能说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实践。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哪怕是强行实现的，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否能够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相容性，关键在于我国现阶段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完全成熟的公有制，或者说，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现状到底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自身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所决定的，还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不成熟性即其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当我们作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的这一判断时，所谓公有制应当是指完全成熟的公有制，而所谓相容也应当是指二者在本质上是不矛盾或不排斥的。因此，要以实践来检验或证明这一判断正确与否，实践中的公有制就必须是完全成熟的即不包含私有制因素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时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所说的在经济方面的“旧社会的痕迹”，包括私有制的痕迹、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的痕迹和商品经济的痕迹等。我们不能因为新社会的萌芽产生于旧社会就认定这些新社会的萌芽在本质上与旧社会是相容的，如，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就认定它与封建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旧社会的痕迹存在于新社会就认定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在本质上与新社会是相容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建设或经历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即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它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不仅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而且有封建社会及自然经济的痕迹。这就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然而，这一根本区别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了。例如，有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逻辑是：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不仅存在着商品经济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之后还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也是无懈可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正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必然要发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理论问题完全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断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恐怕还为时过早。只有当我国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后或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确实仍有必要发展商品经济，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

同样道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所有者之间所体现的私有制特征，即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从现实公有制形式或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即在一具体的公有范围内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的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此，我国现阶段不完全和不成熟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仅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而且为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事实依据，从而进一步说明马、恩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正确的。除非真正实现了“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之后商品经济依然存在，我们才能说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错误的或已经过时。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实践检验或事实证明作用只能是单向的而不能是双向的，即：当我们以实践中某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对相应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时，不能同时又将被检验的对象作为说明或解释实践中这一客观现象存在原因的理论依据。例如，一方面以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来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这一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的这一理论观点来说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并存的原因。这在逻辑上叫做循环论证。

四

有人认为，只有彻底否定或转变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才能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而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并非就无法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要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关键在于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社会主义概念出发。中共十五大强调：“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从“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现阶段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而是不成熟的公有制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说明的并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已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还需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而是我们正在实践中的、建立在尚未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马、恩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论断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实践并没有提出这一要求。相反，在我国现阶段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并将其运用于说明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进而说明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观点确实曾被当作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当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从而将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进而将马、恩有关理论或观点当作教条照搬。正如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只有在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一大前提之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理论观点才有可能成为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依据。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建立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基础之上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曾经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这一理论自身的缺陷及其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阻碍作用就暴露得越来越充分。我们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如果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我们就没有必要打破公有制形式的“一统天下”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没有必要放弃“一大二公”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必要打破国有企业的“大锅”将其改造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如果我国现阶段并存的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也没有必要重新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必要屈尊去与什么国际惯例接轨，没有必要主动要求加入WTO去受落后者制订的规则的制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真正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的，并不是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为基础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现阶段实际的结合。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现实公有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而不是“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和旧的社会分工已经消亡；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没有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是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对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事实上，我们真正应当彻底抛弃的传统观念就是那种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前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是将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因而对马、恩的相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改革开放后这种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将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轻率地以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为依据否定马、恩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和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论断，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所谓“实践证明”。正因为这种脱离我国现阶段实际的传统观念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中共十五大强调：“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对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问题的认识，关键也正在于对我国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总而言之，从理论推导看，马克思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是符合逻辑的；从实践检验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是不矛盾的；从现实意义看，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对于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而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继续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也越来越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相脱离，并将阻碍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2.见拙文：《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的再认识》，《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3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商品经济论文篇3

二、商品房地产波动理论研究

首先，关于经济的波动与经济的周期理论研究。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经济的发展也是上下波动的。在这种波动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或者出现了进步或者出现了灾难式样的倒退。这种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系统的理论记载。在这种理论中所带来的波动曲线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在不同时期增长的速度也不一样。同时，实际的增长曲线也于所期望的曲线存在着偏差。要知道，只有缩小这种偏差才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周期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由不同的理解，比如说有的学家按照逻辑的理论来分析，那么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就是一种偏离均衡性质的体现，也有学家从经济的收缩与扩张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其次关于商品房地产周期与房地产波动理论研究。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商品房地产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1、繁荣阶段；2衰退阶段；3、复苏阶段；4、萧条阶段。这四个阶段放到宏观经济的运动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不规则的波动性。还有就是，房地产经济波动的不规则所表现来的经济增长状态表现出一种连续的和动态的特点。通过对该种特点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房地产经济增长曲线与实际曲线的偏差程度的研究更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房地产经济增长的特征。房地产经济实际增长曲线与趋势增长曲线的偏离程度越大，那么房地产经济波动幅度也就越大，房地产增长的稳定程度就越差，反之，房地产增长的稳定程度就越好。最后，我们来谈谈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总的发展来说是密切相关的，也可以分两个不同层次来分析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因为，一方面房地产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这个大范畴的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周期波动；另一方面，房地产周期波动是房地产行业运行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也就是说房地产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在房地产行业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运动形态。

三、新时期如何防止我国商品房地产经济大幅波动

我国房地产的周期性波动，其波动的幅度不尽相同，我国地方经济目前是典型的土地财政经济，因此房地产的剧烈波动会明显降低百姓的购房意愿，造成房地产的价格上涨乏力，并最终造成政府卖地价格较低，使得地方政府失去GDP的有效获取手段。在地方财政吃紧后，又会造成地方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造成宏观经济的普遍衰退。因此，减少房地产的剧烈波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应尽可能的减少房地产的系统性风险和周期风险。第一，稳定房地产尤其是商品房的价格。房价作为房地产景气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其稳定性是房地产的重要基石，因此应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减少商品房价格的剧烈波动。在供求关系出现重大转变时，应考虑采取政策法规等强制性手段稳定房价，避免房价的剧烈下跌。同时应利用房价的波动周期，最大限度的挖掘出让土地的价值。对土地价格和商品房价格的双向控制也是保证降低房地产波动的必要手段，在宏观调控方面，中央的政策在地方的可变性较小，但是地方的微观调控往往能够起到重要的稳定效果。因此对商品房的价格的调控应坚持中长期执行国家宏观政策，短期调控作为辅助的策略。第二，促进居民的商品房消费能力。作为商品房的购买主力，居民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也是房地产走向的重要因素。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购买需求会由刚需转向改善性住房，这一改变也就带来了房地产的二次价值挖掘。由于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不断增强，也减少了居民购房的盲目性和投机性，从而从根本上减少了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的因素之一。同时，对于低收入人群，政府应积极开发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措施，控制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完善房地产行业的供求关系和供求机制，通过多点开花、多渠道解决的方式，完善房地产市场的解决方案，从而减少房地产的剧烈周期性波动。

商品经济论文篇4

人类社会生产的商品除了基本的消费使用目的以外盈利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充满竞争意识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已经演变为集产品、宣传、竞争为一体的综合型经济，更新换代快、同类产品数量多。商品生产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使其能占有一席之地想尽一切办法，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绘声绘色的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的“广告艺术”是商品经营者激发消费、促进市场营销、谋取利润的重要手段。由此而言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场促销的一种有力手段，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市场经济与销售学理论的发展和广告制作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到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无论是一住多年的住房还是几秒钟下肚的饮料难以计数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计数的广告。大街上街道两旁广告板成行成排车身广告穿梭在马路中央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走进超市、商场面对的是雪片似的各类打折促销的传单在家中信箱里总是塞满各类直销传单甚至于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也会有人把广告扔进车筐里任何一份报纸或者杂志都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各类广告打开电视无论什么节目都会有一定时间段的插播广告在网络上各类网络广告更是时时地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屏幕上;广告不仅应用于商品宣传也应用于电影、音乐会、展览会、运动会、演讲会、旅游业等等为内容的宣传……广告已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

我们的广告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卞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广告的污染将产品的宣传与丰富文化生活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有机结合起来也要与美化环境的工作结合起来。广告设计者除了要有一定的造型和装饰技能还必须具备广泛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社会知识，懂得商品心理学，对生活时尚和时代节奏有敏锐地感觉，才能更准确地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广告宣传。

从视觉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告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视觉流行文化，你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品牌的电视等等很多方面，大都是通过观看、收听广告后才能做出决定，于是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我们的外观与心灵。不良广告所传递出的消极堕落的价值观、人生观、低级趣味却毒化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灵，给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能在满足商业目的的同时让广告体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格调、人生的智慧感已成为有责任感的广告设计者的新思考与努力方向。

商品经济论文篇5

在传统民法中，基于债的相对性，债权人的履行请求只能针对债务人，原则上是不及于第三人的。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民法中的债的担保制度已经不再能全面地满足确保交易稳定安全的要求。因此，债的保全制度产生了：法律为防止因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危害，允许债权人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所采取的保护合同债权的法律措施。其包括代位权制度，即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现有债权的权利。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之下，个体经济的规模不断膨胀，个人自由的过少限制使其他个体遭到了损害，交易与流通秩序无法得到很好的确保。因此，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找到了其存在的空间。代位权制度是在近现代民法中出现的，而其法律体系的最终形成是在最近的一百年间。

传统民法理论代位权行使的效力遵循“入库规则”。所谓“入库规则”，是指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先归入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然后依据债的清偿规则由债权人从债务人那里接受清偿。其效果，并不是为了满足债权的实现，而是准备债权的实现，其强调保全债务人的财产以期确保各个债权人能平等地受偿。当代位债权人在保持住债务人财产后，应把行使代位权诉讼所取得的财产先“入库”，先归属于债务人，然后由债务人向债权人进行平等清偿，此即“入库规则”的意旨。“入库规则”的内在涵义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并非是一种直接满足债权的制度，而只是一种保全债权的制度。因此，通过代位权所取得的财产只能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代位债权人与其它债权人平等受偿。同时，它也体现了债的平等性，债权人在收取自己债权时一律平等。

在代位权制度中，按照传统的保全机能，代位债权人无权直接请求次债务人向自己给付。可是，若债务人拒绝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保全机能将无法实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产流转速度的日渐加快，传统的保全机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些国家的学者或法律允许债权人请求第三人直接向自己履行。有些学者称之为债权人代位权本来的趣旨与现实机能的悖离。

在我国，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交易中的纠纷不断增加，为了逃避债务,有些债务人故意不主张或者放弃自己的债权，使不少债务案件的判决难以得到执行。同时，存在很多企业体制僵硬，经营观念陈旧，长年亏损，企业间相互推诿债务，经济流转停滞，出现了难以解决的“三角债”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国家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在立法时就采取了直接清偿原则。

关于代位权，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履行清偿，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从此条可以得出，《合同法》解释进一步地改变了债权代位权制度本来的功能，代权人代位权直接承担起了债权实现的机能，脱离了其传统意义上的保全功能，因为代位债权人可以直接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使自己的债权得到清偿。

立法者对直接清偿原则的规定，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虑：担心债务人在次债务人清偿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保障债权的实现，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直接向债权人清偿更有效率，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便于及时清结债权债务，符合诉讼法。

但是，《合同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导致我国的代位权制度与传统民法理论不一致，在实行中存在很多问题。代位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让债务人的一般担保财产恢复应有的状态，是对债务人故意违反诚信的补救。若代位权的目的由保全债权扩充为实现债权，将造成对债的相对性的严重破坏。

再者，《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代位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点值得商榷。当债务人的财产存在无法履行债务的可能时，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也有保全债权的必要，但是并非每个债权人都能得知其债务人的债权情况。代位权人的债权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都是没有担保的一般债权，若使代位权人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则将造成债的平等性的破坏与违背。

在我国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为妥善解决我国的“三角债”问题提供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对于实现代位权的立法初衷，对于债的相对性与平等性不可加以违背或破坏。立法者应将上述因素均纳入立法的考虑范围，从而使优质、善良的法律得以制定与贯彻，使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交易安全与良好秩序得到维持与保护。

参考文献:

商品经济论文篇6

考察西藏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西藏在长达800多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困难重重，始终未能形成足以摧毁封建经济的强大生产力，没有象西欧那样，在短短600多年的农奴制社会发展过程中，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什么西欧在封建农奴制社会中，能使商品经济得到大发展而西藏在农奴制社会中却使商品经济难以发展？本文试图通过西欧和西藏地理环境的对比研究，就地理环境对西藏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中所起的限制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在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深入研究西藏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无疑会有所启示。 一、商品市场与地理环境 西藏土地辽阔，地势高耸。一方面，总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温度和降水由东南向西北递减，但由于山体大小、走向以及河流切割程度的差别，在水平地带性变化中出现局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明显的地势起伏，非常悬殊的高差，使西藏境内的自然条件垂直差异很大。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的并存，使西藏具有多种多样复杂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岗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山以南的藏南谷地区，是西藏最主要的农业区。由于气候类型复杂，垂直变化悬殊，太阳辐射强，紫外线丰富，年均温低，特别是暖季气温不高，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对西藏作物有显著影响，使西藏作物具有种类齐全，单产较高，品质优良，个体硕大等特色。畜牧业是西藏历史悠久的生产部门，在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牧区主要分布在岗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以北的藏北高原，是重要的高寒牧区。牧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料几乎全部取之于畜牧业。穿的羊皮袍、戴的皮帽、吃的牛羊肉、喝的酥油奶茶、烧的牛粪、住的毛制帐篷、交通工具牦牛和马等都离不开牲畜。茫茫“绿色林海”主要分布在东喜马拉雅山南北坡以及横断山区。由于藏东南高原的增温作用和西南季风的影响，形成了对林木生长十分有利的水热组合，使西藏森林具有生长快，生长的持续时间长，单位面积蓄积量高的特点。另外，西藏森林的组成树种非常丰富，生物资源、药用植物资源、珍禽异兽、经济林木都有一定数量。 从西藏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的分布来看，相对的都比较集中，这就使区内的藏南河谷农区的农产品，藏北牧区的牧产品，藏南、藏东南林区的林产品在客观上有交换的需求。特别是在辽阔的西藏地区，能源十分紧张，牛粪、草皮是牧区相当普遍的燃料，对于林区的木材有很大的需求，必然刺激交换的发展。 西欧由于自然条件的组合，形成了一种耕作业和牧业交杂并存的局面，导致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交流，较早刺激了商业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西藏的自然条件虽然使区内生产方式不同的农区、林区、牧区具有相互交换产品的需求，然而却未能促使西藏商业的大发展，其中交通困难对交换的制约是一个因素。同时，西欧地势低平，气候温和多雨，所生产的农牧产品数量相对较多，为市场提供了足够的剩余产品，使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了最基本的条件；而西藏海拔高，气温低，其中海拔超过5000米的面积占总面积的45.6％，这种高寒的自然环境使大多数地区不适宜种植业，只有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河谷地区，才有种植业的发展，而且面积很小。加之，较低的温度使绝大多数作物一年一熟，原始粗放的耕作又使农业产量被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除维持农区人口的粮食消费之外，不可能有大量粮食作为剩余产品，因此使交换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高原畜牧业一直是西藏经济的主体。西藏的天然草场大多数都是高寒草场，牧草生长期只有3—4个月，植株矮，产草量低。“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放牧，难以抵御冬春季饲草的缺乏，出现“夏壮、秋肥、冬瘦、春乏”①现象，极大地阻碍了牧业的发展，但广阔的草场使牧区生产的牧产品除维持牧区人口自身消费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牧产品可用来交换。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西藏和内地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宋、明两代最为兴盛。茶马贸易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唐代以后，特别是宗明时期，祖国内地的茶叶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每年有大量茶叶需要外销。在交通运输落后的时代，马匹是一种较为先进的运输工具，而内地主要是农区，加之战争对战马的需求，使内地对西藏牧区的马匹需求量相当大。第二，西藏大多数地区气候干燥，牧民的食物以肉食、奶制品为主，即使在农区也有相当多的肉、奶制品。由于茶叶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为肉食乳饮的畜牧人民所必需。第三，作 为交换的马和茶有其自身的特点，马本身就是运输工具，减少了长途运输的困难性；茶叶所具有的易于运输的特点，使其在以内地到西藏几千里的运输线上能顺利运送。茶马贸易是祖国内地和西藏人民经济交流的一部分、尽管茶马互市在宋、明时期相当兴盛，并没有使西藏手工业、商业得到大发展，始终未能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所突破。 在严酷的地理环境条件下，西藏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相当落后，而且四周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均为最早的人类文明发源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这就使西藏在对外商品交换中缺乏竞争能力而处于劣势，难以进行平等的自由贸易。自宋代以来，在茶马互市中，历代都实行茶叶专卖制。规定少数民族只许于官场买茶，严禁私相交易和内地商人贩茶到少数民族地区出卖。明初曾规定：“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②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由于明初茶禁极严，藏族地区得不到足够的茶叶，藏族贡使即称：“近年禁约，生理实艰”。③清求开市贸易。由于西藏对外商品交换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就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区外市场。 不同的地理环境作用下产生的城市职能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由于西欧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便利的交往条件，使农耕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庄园里农产品有了较多的剩余，于是就有了专门从事手工业的铁匠、木匠、皮革匠等，他们依然需要以手工业品向庄园交租。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手工业者逃出庄园，在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聚居起来进行独立的经营生产。这些聚居地就成了最初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城市所在领地的封建主招引从其它庄园里逃亡出来的农奴手工业者到自己领地来，以便征收租税，这有利于农奴脱离庄园，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从11世纪到13世纪，欧洲城市开展了反抗封建主，争取自治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自此城市居民从农奴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为15世纪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条件。 西藏最古老的城市——拉萨是由松赞干布在公元7世纪创建的，当时作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后来，由于政教合一统治形式的形成，拉萨就成为西藏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清代《拉萨画卷》④上所出现的众多的寺院：大昭寺、小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等就是很好的明证。《拉萨画卷》中描绘的拉萨处于农业庄园的包围之中，说明城市与农村尚未完全分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平仍很低。西藏城市中的居民直到20世纪中期还要给原领主缴纳人役税，一旦领主庄园中有调整支差劳力时需要，领主仍可调他们回来给自己支差。西藏地方封建政府设立的劳务局就是专门追捕逃亡农奴和收缴人役税的机构。另外，西藏的手工业者地位卑贱低微，在整个农奴阶级中，地位最低，尤其是铁匠、屠夫、制陶匠等被视为贱民，不能和一般人共碗共食以及通婚，这也是手工业不能在西藏城市中大发展的另一原因。由于西藏的城市在封建农奴制时期，一直未能出现具有人身自由的城市居民，城市始终没有成为在地域上脱离政治、军事中心的工商业中心，缺少了有利的城市环境，从而也就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难以实现。 二、地理环境对交换的限制 对西藏的商品交换而言，地理环境既无水运舟辑之利，又无车运畜驮之便的交通条件。 西藏深居亚洲内部，是世界所谓“第三极”的主体部分，四周又有高大山体的阻碍，使其成为一个较完整而且远离海洋的内陆地理单元，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其腹地主要城市拉萨，距最近的孟加拉湾的直线距离约为1000公里，西部的狮泉河距孟加拉湾的直线距离约为1500公里。这种远离海洋的地理位置，使西藏不具备海运条件，限制了西藏商品交换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 与西藏形成鲜明对照的西欧，水平轮廓破碎，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等内海的纵深切割，使西欧具有众多的半岛和岛屿，呈现陆海交错的格局。大陆沿岸多石质海岸，多天然良港，平时风平浪静，利于航行。再加之西欧本身面积并不大，其腹地（慕尼黑、日内瓦等）距海也不过300—400公里，都有利于航海业的发展，促进了西欧与外界商品、技术、文化的交流。西欧的腓尼基、希腊、罗马以及后起的西班牙、荷兰、英吉利等海洋民族，就是利用西欧的航运之便，进而征服大西洋以至全球四大洋，率先走向世界。在近代，西欧沿岸国家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充分利用海洋，大力倡导海洋探险，开辟新航路，占领殖民地。依靠掠夺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西藏高原河流 众多，湖泊密布，主要的河流如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狮泉河等都属于国际河流。但由于高峻的地势和巨大的落差，众多河流并没有使西藏和国际、国内的贸易、交往得到加强，相反的有些河流如怒江、澜沧江的深切河谷还成了交通的障碍。全长2057公里的雅鲁藏布江由西向东横贯西藏南部，在喜马拉雅山东端的南迦巴瓦峰转向南流，经巴昔卡流出国境，成为恒河的主要支流。雅鲁藏布江上游为宽谷盆地，水流平缓，分叉河道发育，难以通航。中游段，宽谷与峡谷相间排列成串珠状，峡谷处河床狭窄，落差较大，不便航行，只有在宽谷段有一种较小的仅能容纳几人乘坐的牦牛皮制的皮筏子，顺流而行。下游河段为高山峡谷区，江水从世界屋脊一下降到海拔仅几十米的恒河平原，坡降达9‰，两岸悬崖高耸，峭壁突出，江流迂回，滩礁棋布，乱石嵯峨，难以航行。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都通过横断山脉地区，属于著名大河的上游，处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为世界所罕见的深切急流，河水湍急，自古以来都无法通航。在广大藏北地区，大部分河流为季节性河流，湖泊的面积也比较小，所以都没有航运价值。因此，最为便利的水上航运，在西藏不具备发展的条件，从而限制了贸易、文化和技术的交流

商品经济论文篇7

畲族是分布于我国东南赣闽粤三省交界山区一个杂散而居的少数民族，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所谓畲族传统文化，是指畲族人民创造和传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历史上畲民族所处自然环境及特定社会条件下积淀的产物，包含着畲族人民对自然和社会所进行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和优良传统的传承。这些民族文化对畲族的生存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与现代生产力和社会进步要求不相适应的落后因素，它们通过其所具有的巨大惯性力，或多或少对畲族地区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着一些消极影响，其制约因素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畲族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二元结构型小农经济是畲族传统文化的基石。畲族传统小农生产在历史上曾一度对赣东南山区的开发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对畲族的生存和发展起过巨大作用。但小农经济毕竟是一种封闭式自然经济体系，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畲族主要居住在赣东南地区的山腰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早期生产方式是游耕和狩猎，以后逐渐发展到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旱地杂粮耕作为核心的生计模式。封闭传统的小农经济造成畲族生产方式陈旧、产业结构单一，相当程度地保留着传统手工劳动，依赖于牛耕、手挖、肩挑等农耕形式。社会分工仍延续男女性别的自然分作，家家户户束缚于几亩田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种自食，程序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尚属少见。在产业结构上，畲族农民大多局限于单一粮食生产，多种经营开展很少，新兴产业更加难以见到，农本思想普遍存在，习惯于传统单一的农业经济。由于山地生态的限制和耕作技术的落后，绝大多数畲区很少有剩余粮食作为商品出售，即使与汉人之间有一些商品交换，也主要是以柴炭、木材等换取一些犁锄、锅碗、盐油等生产生活用品，而专以商品出售为目的的大宗生产发展不起来。适宜发展林、牧、经济作物而不适于种粮的山场沟地仍在沉睡，自然优势得不到发挥，这与原有的传统产业格局和农本思想的惯性作用以及生产方式的落后无疑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历史上民族间不平等和所处的弱势文化地位造成畲民文化心理的矛盾性，一方面是极端自尊，另一方面是严重的自卑。极端的自尊往往导致排外心理和封闭式社会关系，表现在经济生产领域，就是排斥外族人进入自己的经济生产圈子，害怕外族及其先进技术和新产业的渗入导致本民族失去文化传统。历史上汉人在畲区进行的不等价交换行为使畲民形成鄙商心理，社会关系主要限于血缘关系和狭隘地域范围，经济生产上横向联系几乎没有，畲族农民经济心理脆弱，对新兴生产技术或项目的引进，往往要观望很久，长期的落后贫穷状态使部分畲民能力信心不足，宿命思想根深蒂固，看不到畲族山区可以开发利用的优势，因而也就无法根据自身特点来发展商品生产。一些畲民尚未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和财力支持，通过开展商品经营富裕起来。少数畲族群众由于自卑心理，对贫穷落后感到束手无策，很难做到穷则思变。种种心态或多或少都对畲民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三，畲族地区存在畸形消费与扩大再生产和搞活流通的矛盾。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消费需要，消费与生产之间有着循环性的互动关系。消费水平要与生产发展水平相匹配，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消费就是畸形消费。过去畲族农民生活水平低，但多数人家逢到生孩、盖房、作墓或婚嫁时，哪怕是借高利贷，也要杀猪宰羊大摆酒席，闹他三两天，以为这样才显得光彩，否则会被人取笑。少数畲民即使依靠农副业获得一些收入，也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经济，而是被奢侈消费掉了。加之畲族群体重视血缘关系，亲戚间的应酬往来也就特别讲究，这些礼俗关系上的钱财耗费，使畲民的生产资金更加困难。此外，畲族地区宗教仪式活动的消费也很大，在祭祖、“做功德”等方面，有的畲民在无钱还债、无粮过年的情况下，还要想方设法弄些钱粮去修宫建庙、烧香拜佛，这些畸形消费造成了畲族民众深受高利贷困扰，陷入还不清的债坑之中。

第四，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畲族地区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教育水平低下，劳动力素质不高，这也是其商品经济受到限制的重要因素。畲族传统文化是一种无文字文化，传统畲区的内部社会关系，很少超越面对面的范畴，社会信息交流勿需通过文字也能进行，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畲族个体的传统社会化或文化习得过程，自然也就无须通过以文字为传递方式的学校教育，而仅以口传身示和劳动实践来完成。因此畲族历史上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教育体系，后来虽采用汉字作为交流和文化传承的辅助手段，但终因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剥夺畲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加之畲族居住分散，儿童入学不便，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由于畲族民众囿于一个传统封闭的社会，人们安于现状，科技人才奇缺，无法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无法进行科学种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也不懂间套种植方法，土地利用率低，难以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合理安排种植业内部结构，造成土地和劳动力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可见，教育水平的低下，已成为畲族人民脱贫致富发展现代商品经济的障碍。

以上论述表明，畲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对畲区现代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畲族地区自然经济结构长期延续，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这与畲族传统文化中落后因素的制约很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亦是历史的惰性力”。

商品经济论文篇8

二、VI设计在企业品牌战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标志是品牌个性与企业形象的象征

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的进步和各个生产企业生产手段的日益接近，企业价格和质量竞争日益困难的今天，品牌形象越来越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诚然，消费者对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忠诚度高低反映出产品品牌形象深入人心与否，而消费者如何在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同类产品中，能够辨别并认准自己所忠诚的产品品牌，则需要一个视觉识别的问题，产品独具个性的标志就是品牌个性最直接的体现，能传达正确的企业信息与独特的经营理念，树立企业个性化的形象特征。可以这样说，在品牌营销的今天，缺乏标志设计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它的形象将淹没于商海之中，无法使人辨别清楚；缺乏优秀的VI设计就意味着它的产品与服务毫无个性，即无法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与眷恋，也无法凝聚与鼓舞自身员工团体的士气。凡国际知名的品牌产品，其企业本身都十分注意发展以标志为核心的VI系统设计，事实证明并由此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美国大名鼎鼎的IBM公司依靠白底蓝色字体IBM三大英文字母组成的清楚标志，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IT领域“蓝色巨人”的形象，可口可乐公司依靠著名工业设计师雷蒙・洛威的创造白底红字这样醒目而简明的红色商标给人强烈而温馨的感受，其销量远远超越其主要竞争对手百事可乐，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成就了如今可口可乐世界第一大运动饮料的形象。

亚洲国家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丰田公司从1990年初开始使用的三个椭圆的标志，即标志中的大椭圆代表地球，中间由两个椭圆垂直组合成一个T字，代表丰田公司。因充分体现出公司信心、雄心与理想，丰田汽车自2008始逐渐取代通用汽车公司而成为全世界排行第一位的汽车生产厂商。中国的许多知名企业也在品牌标志、驰名商标的逐渐推广与普及中收获到无限的喜悦，从早期的太阳神、乐百氏、彬彬西服等到如今的李宁、安踏、老干妈、康师傅、娃哈哈等许多品牌商标都给企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李宁运动品牌为例，其实李宁公司所有财产就是“李宁”品牌商标，其商标的整体设计采用并无特殊含义的简洁而形态独特的抽象拼音字母”L”横向夸大，构成主色调为红色的造型，蕴含着生动、美观细腻而且富于动感和现代意味，充分体现了体育品牌所蕴涵的活力和进取精神，象征飞扬的红旗+青春燃烧的火炬+热情律动的旋律+活力等丰富的意义，配合“一切皆有可能”体现人生哲理的励志口号，传达出人有无限潜能，要不断发掘潜能、超越自我的品牌理念，以亲和魅力而时尚的形象，向消费者传达出将功能性的利益和体验上的利益相结合的两个利益支持点，并由此在中国消费者心中树立了第一大运动品牌的清晰形象。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即将”雪碧”“莱蒙”“七喜”三种饮料的商标撕去，明显的视觉识别标志去掉，现场同时倒入放在差不同一样式的杯子里让分别给许多消费者品尝，大多数人都表示难以区分哪一种为”雪碧”，哪一种为“莱蒙”，哪一种为“七喜”，并且无法明显的品评出三者口味上的优劣。然而消费者在饮料市场中面对这三种品牌饮料时，“雪碧”却成为了第一消费选择，由此可以看出，“雪碧”这种品牌饮料卖点并不是口味，甚至说在口味上并无什么独特之处，其品牌标志在消费者心中占有决定性的份额，成为消费者最终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二）品牌商标是企业自身发展的无形资产

“可口可乐之父”美国人伍德鲁夫曾自豪地说：“即使一夜之间在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工厂都化为灰烬，我也完全可以凭可口可乐这块牌子从银行获取贷款，东山再起！”据品牌公司评估，可口可乐的牌子当时价值244亿美元，有了这笔如此巨大的无形资产，即使可口可乐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剩下，各大银行一定争相找上门来提供货款帮助；《大宅门》中的白景琦在济南自己创业为“白家老号”创办分店时，手上没有任何资金，仅凭黄锻布裹着一个破盒子，济南钱庄就愿意提供大笔货款相助，靠得就是享誉京城的“白家老号”——百草堂匾额在公众中的信誉与形象；做为风靡世界，春夏季人们最喜欢的服装之一的T恤衫来说，粗略估计其全世界年销售量已高达数十亿件，销量额加起来也是高得惊人，但一般来说一件T恤衫的生产成本并不算高，十几元甚至几十元，打上耐克、阿迪达斯、佐丹奴、李宁等知名品牌的标志后，售价立该可以高达几百元，这不得不说品牌标志对公众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还有些企业生产的产品性价比也不错，但是销路并不好，被同类产品知名企业兼并以后，同样的产品打开知名企业产品的标志，销路立刻打开甚至迅速火了起来，这都充分说明商品品牌标志一直以来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依托与保证，更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如今，许多企业产品品牌商标的价值甚至已经远远地超远了产品本身所带来的营销额，如做为全球最受赞赏的饮料公司之一的美国“百事可乐”标志价值96亿美元，相当于其年营业总额的二倍。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公司瑞士的雀巢集团“雀巢咖啡”标志价值85亿美元，相当于其年营业总额的一倍。做为世界上最畅销的香烟品牌英国菲利浦莫理斯烟草公司制造的“万宝路”标志价值330.4亿美元，相当于其年营业总额的二倍。如今的可口可乐标志价值早已升值到359.2亿美元，相当于其年营业总额的三倍。品牌或驰名商标做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其经济价值固然是可观甚至不可估量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了认识到，一种产品的标志要成为深入人心、众多周知的驰名商标，不仅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其从设计到宣传推广过程也是十分艰难的，需要相关众多人员付出不懈的努力与辛勤的汗水。

商品经济论文篇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Y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前后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 （5、6两条是改革后的？）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7]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 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理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于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 （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

4.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体。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3、4两段也是改革后的？）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和资本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孙全认为，苏联消费品商业的整个体制就不是商品流通体制而是分配调拨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调拨体制之间，只有集中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性区别[21]。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陈文玲等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消费变化、商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商业对就业的作用等方面的数量统计分析，说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并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后指出，由于历史因素，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偏低，应该继续加强和发挥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从而忽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讨论较为热烈，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用“流通决定论”来加以概括，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

在关于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讨论中，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流通看作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现在看来，……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目前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我国以往由于对流通本身的不重视，也就谈不上对于“物流”的研究。近年来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作出评价。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将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与开拓市场、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商品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现代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研究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历史档案资料、经济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和数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问题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农村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单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地进行按部门、地区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经营按是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分配上“统收统支”等，既影响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规律。从70年代末起，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讨论与争论即不断在进行。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国20世纪后半叶50年来的商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文章阐述了各阶段商品流通体制的状况与改革情况[41]。有关研究还有肖怡的《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变革的成因与深化思路》[42]。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是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正需要执行“公私兼顾”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商业尤其要执行这一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来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关于“一五”时期的商业政策，万典武他认为，一般的说法是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通至今。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金融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学术界就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消亡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52]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现代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批判方式，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通过分析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中国明确认为工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兼顾农业，中国的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农村，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城乡市场演变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57]。苏志平等将1949－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粮食自由购销阶段；1953－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85－1993年粮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阶段；1994以后，宏观调控下粮食市场流通阶段，并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特点，提出了40多年总结的经验性结论（前述《中国商业发展报告》）。徐建青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间农村国家粮食市场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考察了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58]。赖睦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50年的历史演变》[59]将这段历史分为4个阶段，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建议。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论著众多。这里仅略述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剪刀差问题之争产生于前苏联，我国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也有很久了。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计算方法、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徐建青在《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一文中，以粮食类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从市场运行及其成本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内商品市场的变迁。认为，建国前期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市价与牌价两种性质的价格，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依据这可能是导致市场萎缩关闭、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和发展非农产业。[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

近年来关于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总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时，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我国探索走出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奠基”，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看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主线。我国尽管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探索和曲折前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科学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更好地总结过去，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讨和开创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将是经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长期使命。

注 释：

[1]参考了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1965年再次被戴上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 孙全：《再论清除无流通论对商业的影响》，载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河南社科院经济所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28] 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有：洪奕谋等：《必须十分重视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职能》，（《福建论坛》经社版，1995年第8期）；周时昌：《谈谈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财贸经济》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说》（《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6期）；赵国柱：《新时期商品流通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谢洁萍：《浅论我国商业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 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 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时代》（《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 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 《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2] 《商业经济文荟》，1999年第5期。

[43] 《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 《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 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 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 《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 《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 关于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吴育频：《50年代党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初步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陈清林：《论建国以来党的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2期）；陈乐一等：《中国市场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3] 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 《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 《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5期。[58] 《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59] 《湖北财税》1999年第10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商品经济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080-02

商品经济中性论，即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是一种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没有社会和阶级属性，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自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性论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一、经济核算说

顾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早在1957年就明确反对把存在两种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理由，提出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原因。“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中去找答案。”[1]他指出现今的社会主义并非马恩所预想的生产力发达、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直接用劳动时间获取相应劳动券的方式在现今条件下是不适用的，“这样的换算只能在社会平均劳动的计算中采用，它不适用于个别企业的核算。”[1]直接劳动时间无法确定价值大小和分配标准，必须借助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从理论上和历史经验上说，都只是因为价值规律制约着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如果不是由经济核算制来补充经济计划，计划经济运用价值规律有无法克服的困难之故。”[1]要有效实行经济核算就必须借助商品、货币、工资、价值，“社会主义所以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是实行经济核算的结果”[1]。

二、社会分工说

卓炯是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独有，“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方式上，还是在小农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2]因而反对用所有制说明商品经济的存在，“商品交换与所有制性质是否相同、与所有制关系都没有关系”[3]。也批评所有权转移的观点，指出“用属于上层建筑的方面的概念（所有权）来解释经济基础方面的概念是不科学的，而且在商品交换中，根本不存在丧失所有权的问题。”[4]强调“商品经济的共性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分工。”[3]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只是在这个一般性上注入了新特点——雇佣劳动。消灭资本主义要消除的只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要消灭商品经济必须消灭分工。总之，“商品生产只是一个社会分工问题，更具体地说，只是一个生产劳动分工的问题，不是所有制问题。”[5]

李炳炎对卓炯的社会分工论进行了补充和说明，更加详细地分析了分工的内容和性质。他指出社会分工包括主体和客体两大分工，主体分工是劳动者的职业分工，而客体分工又称行业分工，包括工业、农业及其下属、种、科的特殊分工。只有客体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存在。“我们认为社会分工的客体分工不能消灭，而且只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愈来愈细密。……从共产主义社会的职业分工的消灭不能推断出消灭商品经济。”[6]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劳动和商品经济的特殊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社会分工决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公有制决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6]李炳炎支持卓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认同“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在，而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7]

三、不同利益说

与以往经济学家单纯从所有制上做文章不同，薛暮桥更注重从直接的现实物质生活出发，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存在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呢？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存在着劳动力的个人所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物质利益原则。”[8]

卫兴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间的利益关系既有一致性，又有深刻和新增的矛盾，这就需要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调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需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关系的特点去把握。”[9]“由不同企业间经营管理水平的差别所引致的企业间的经济利益差别，只有通过市场机制、通过商品价值关系来实现。”[10]

马洪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内涵地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人们之间物质利益上的上述差别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还内在地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的直接原因。”[11]

四、特殊与一般说

杨承训认为商品生产有三个基本共同点：从目的性上讲，是为了交换而生产；从产生的条件性上说，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的特殊物质利益直接联系；从商品交换的原则而言，要遵循等价交换。他不赞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不曾见过也不曾预料的形态，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就不能作为商品经济的共性。”[12]

有林也指出，“商品生产则为几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共有，就其作为商品生产一般来说，它的质的规定只是和非商品经济比较，从而只是和非商品经济相区别。”[13]在他看来，不能把是否存在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性质如何与社会形态性质混为一谈。“同是商品经济，可能是在个体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也可能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封建制的基础上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还可能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13]

五、工具说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市场和计划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4]这一提法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给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定下了主基调。

工具论的核心在于论述商品经济与社会制度不挂钩，“商品经济只是一种经济交往形式，私有制度可以利用它，公有制度也可以利用它，私有制可以成为它存在的基础，公有制也可以成为它存在的基础。”[15]对这个问题进行集中论述的是卫兴华，他认为商品、货币、价值都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商品、价值、货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规律，既不具有阶级属性，也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以此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自然也是如此。”[16]商品经济能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在于“商品经济自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中性的经济形式，因而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与不同的社会性质的经济相结合。”[17]他强调商品经济不属于经济制度范畴，只是“社会分工发展条件下不同生产者之间劳动联系的一种社会形式。”[18]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指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融合的商品经济。”[19]

六、二重性说

郑炎潮指出，“我们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劳动的二重性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二重性，继而归结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二重性。”[20]白永秀认为商品经济产生、存在具有二重性：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社会分工和“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私人劳动”与“私有制”是同义语，但这里的私有制不是其他形式的私有制而专指个体小私有制。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则在于社会分工与产品归不同的所有者，各企业所有者之间有根本不同的物质利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并不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而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各企业之间作为不同的产品占有者相对立。社会主义各企业是具有不同物质利益的经济实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由此决定了他们交换产品不能不计价值……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反映它们之间所具有的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21]

总之，商品经济中性论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没有必然联系，进而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同于以往任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其他社会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J].经济研究，1957，（3）.

[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62-363.

[3]卓炯.社会分工是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J].唯实，1987，（1）.

[4]卓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几个问题[J].求索，1987，（1）.

[5]卓炯.对商品经济的再认识[J].社会科学战线，1984，（3）.

[6]李炳炎.商品经济的性质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与袁恩桢、顾光青同志商榷[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4）.

[7]李炳炎.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J].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2）.

[8]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99-100.

[9]卫兴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J].江西社会科学，1991，（5）.

[10]卫兴华.对马克思、恩格斯商品生产理论的再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11]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J].经济研究，1984，（12）.

[12]杨承训.商品经济一般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个别[J].学术月刊，1983，（3）.

[13]有林.商品生产一般和特殊[J].哲学研究，1980，（11）.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3.

[15]牛宝德.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J].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91，（2）.

[16]卫兴华.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统一与矛盾[J].实事求是，1988，（3）.

[17]卫兴华.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根据[J].南京社会科学，1990，（1）.

[18]卫兴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J].江西社会科学，1991，（5）.

商品经济论文篇11

以怎样的商品价值观作为经济学的基石，是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透过商品交换关系的研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的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变革生产方式与促进生产力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一点就是劳动的交换、分配关系。在当前创新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建立在“活劳动一元假设”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和发展研究，是丰富而不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研究。“丰富”在于继续“坚持”马克思对诸多价值概念的科学抽象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不是抽去价值概念这个基石，用另外一套价值概念去取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堪称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典范。他并没有把研究的视野局限在“抠”价值名词上，而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从生产力的要求出发，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财富的特征和促进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变革要求。其主要贡献在于：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命题不变。刘教授在《论当代技术创新》一文中，诠释了高科技时代创新劳动的时代特征：(一)当代技术创新表现为高技术产业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高技术群”，而更多表现为以某一核心技术创新为主轴、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二)高新技术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性，某一项技术创新会迅速引发另一项技术创新，呈现出高技术的强联动效应。(三)高新技术研发成果不只是作为技术储备供企业未来使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投入当前生产，来实现不间断的物质手段的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四)技术研发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科学劳动成为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高科技劳动不但是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劳动，而且高科技劳动将促进高附加值商品财富的生产。季正松认为：“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使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不同性质的劳动交换比例由“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转化。”从劳动价值的外延上，刘教授认为不但包括生产商品的劳动，还包括管理劳动、商业劳动、服务劳动。这就是劳动价值的时代特征。

在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上，刘教授对现代财富的论述更是极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其贡献可以概括为：(一)现代财富本质是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是高附加值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满足以现代人需求变化为特征。(二)认为现代财富具有商品特征，也具有非商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也要促进非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三)认为现代财富不但是具有实物形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商品(或产品)，而且包括无实物形态、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服务产品。因此，基于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拓宽公共品等非商品性财富生产的同时，大力促进现代财富的商品性生产。不但要促进物质财富的商品性生产，而且要促进文化、音乐、艺术品等精神财富的商品性生产和服务业的劳务生产。

刘教授在论现代文化生产中，更体现了拓宽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认识的精妙之处。文化作为商品化生产的前提是近代“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多种专业组成的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或者是从事独立生产的‘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受雇于文化企业，自由职业者的形成和壮大，是文化商品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高科技嵌入到文化品生产中，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品产业市场。“文化品作为商品，它由此获得价值性，商品性文化生产的最重要经济功能，如像创造与实现产品价值和资本增值，进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等，均是立足于文化品的价值性的基础上”。在论述文化品商品性或价值性时，更是经典地论述了文化品价格与价值的经常背离性。认为一个充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会使商品价格通过不断波动，趋向和定位于某一个价格轴心，这个价格轴心水准决定于生产中的社会劳动耗费，即价值。因此，也出现了价格背离价值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基于对价值与价格范畴内涵的科学理解，人们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中多种多样的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模式。例如：(一)有价格无价值。张亚认为：“以商品零价值参与商品交换”。(二)以价值为轴心的市场价格。(三)垄断价格。总之，科学认识价值与价格这一对范畴的内涵，用之于分析当代发达市场经济中更加复杂的商品结构和多种多样市场价格模式，人们并不难以劳动价值论原理来对文物、文化品及其它知识产品等的价值决定做出科学阐明。

从刘诗白教授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原理分析现代财富的特征、表现形式、内涵、外延、交换和消费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对于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这对矛盾运动时，把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地位，从而撇开商品使用价值多样性的研究，专心研究商品价值规律，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商品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商品使用价值居于从属地位。基于这一把握，才得以完成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而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则相反，基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把研究视野集中在商品使用价值上，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的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形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现代生产方式。这就进一步从驾驭市场的高度(而不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均衡价格的适应市场论或是商品效用价值的消费心理论)说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说明生产方式的变革仍然是当前社会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灼见《现代财富论》是《资本论》的时代深化，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诠释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的认识论。可见《资本论》与《现代财富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上，不但互相补充，而且分析方法上互逆思维，抓住了时代特征。《资本论》立足于18世纪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研究商品价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揭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现代财富论》则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生产方式如何促进多样性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当前高科技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现代财富论》的创新，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劳动生产力的高科技创新优越性上。刘教授并没有囫囵于亚当·斯密的自利经济人假设的“市场万能论”上。根据劳动价值交换要求，工业革命时期，

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千方百计节约活劳动的消耗，使商品生产的个别时间低于社会必要时间，从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在当代高科技飞速发展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要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式促进科技创新，提高劳动价值中的创新劳动含量。进而刘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驾驭市场中可以发挥“集中资金”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激励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自觉调控，引导和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改革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的方向。刘诗白教授从现代财富的使用价值人手，从价值概念的运用分析推导出社会主义制度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刘诗白教授还诠释了在当代高科技革命下的复杂劳动的内涵。他认为，即使是后工业时代机器的不断革新、不断地把劳动简化成“站”在机器旁边的替代劳动，但是，不论机器对人的劳动替代到什么程度，生产要素的结合，仍然是“在劳动启动、粘合、调控等功能下，非劳动要素才能真正发挥出使用价值形成的功能，即使在当代高技术经济中，任何产品始终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的劳动体现，可见，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并未失效”。这就批驳了刘有源所谓“如果该劳动资料只需要人进行简单的启动或关闭，调控或遥控，或完全控制，那么它就形成了对人及其劳动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创造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换言之，资本家拥有机器，则机器对活劳动的替代价值也只能归资本家占有。

的确，在工业时代的后续阶段，机器革命更是高科技劳动的创新活动并成为现代企业总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生产工具的改良实际是高科技劳动价值对象化为机器形态。与其说机器替代活劳动，不如说高科技创新劳动替代生产过程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而使简单劳动成几何级数倍增。事实证明刘教授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参考文献：

[1]刘诗白，现代财富的性质、源泉及其生产机制[j]，经济学动态，2005，(11)：5—10。

[2]刘诗白，论当代技术创新[j]，经济学动态，2006，(7)。

[3]季正松，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j]经济学家，2005，(2)：21-25。

商品经济论文篇12

关键词 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客观效用价值论 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

自从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得出了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西方经济学家再无对价值决定的探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成了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在我国，从1983年开始，便有人开始对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决定问题做出探索。本文主要使用归纳法，从客观的角度实证分析，探讨西方经济学价值论研究的脉络。

一、威廉•配第的价值理论

17世纪初期，英国封建制度走上了最后解体的阶段。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对粮食和原料需要不断扩大，促使英国农业向资本主义生产迅速转化。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的合理性遭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质疑。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产生。

配第的价值论主要发表在《赋税论》中。他提出四个术语：“政治价格”“实际的市场价格”“自然价值”和“自然价格”。把实际投入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在实际存在劳动力数量的基础上加以计算可得政治价格；政治价格的货币表示即实际市场价格；自然价值指商品的价值；自然价格是用货币表示的自然价值；他试图解释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价值又以劳动来衡量。他还说明了商品价值量同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配第在探讨商品价值时，一方面他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作为物质的财富，不仅需要人类劳动，还要依靠自然界及其自然力即土地。这样，配第在价值探讨中走入了迷途。

二、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

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家都给予亚当•斯密以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亚当•斯密的学说形成于18世纪50―70年代。18世纪中叶，英国已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了。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流离失所的农民转化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工人。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展开。英国在18世纪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社会分化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大阶级，阶级冲突日益显现。

（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亚当•斯密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斯密无法说明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斯密的交换价值指商品交换的市场价格。

（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及其两种价值规定

斯密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并提出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规定。然而，斯密在说明劳动价值论时，已经意识到商品价值由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规定。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彻底，不完全的劳动价值论。由于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不坚定，他继而又提出“三种收入价值论”，之后，斯密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时，提出“斯密教条”，给后人留下一些矛盾和混乱。

（三）三种收入价值论

斯密认为，资本家只是为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才组织生产。生产出商品的价格除了要支付劳动者工资外还要为资本家提供利润，也即资本家的收入。同时，一旦土地私有，地主们也要对租用他们土地的经营者收取地租作为收入。这样商品的价格就被分为劳动者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三部分收入。这表明，商品价值或交换价值取决于三种收入，从而脱离了劳动价值论。

（四）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斯密在对市场价格变动规律研究时，指出市场价格在供求关系中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

斯密沿用了配第提出的“自然价格”的概念。他所讲的自然价格以存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一种平均率为条件。自然价格即指按自然率支付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斯密说：“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做它的市场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它的市场价格，有时和它的自然价格相同”。斯密同配第一样，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围绕商品的自然价格上下变动。

三、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

李嘉图将英国古典经济学推向了顶峰。李嘉图所生活的时代，英国产业革命正蓬勃开展。这样就加快了英国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脚步。

李嘉图认为一方面，使用价值不能用已知的任何标准加以衡量，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有不同的评价，所以，使用价值不能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另一方面，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无论怎样稀缺，也无论生产产品时耗费了多少劳动，都不具有交换价值。李嘉图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大小与这种劳动量成正比。李嘉图还批评了斯密抛弃劳动价值论，用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

李嘉图把商品分为两大类，第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如罕见的雕像，图画，古书和古钱币等，这些商品是极少数的且交换价值不受供求关系影响。另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李嘉图提出“相对价值” 的概念，并赋予其两种含义：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耗费的劳动决定；另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前者，李嘉图称之为“绝对价值”“真实价值”“实在价值”或“价值一般”。后者被称之“比较价值”。此外，李嘉图还认为，商品价值不仅包括工人生产商品的直接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还包括间接劳动（生产资料中凝结的劳动转化所体现的物化劳动）所体现的旧价值。

四、边际三杰的价值论

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社会已普遍认可了资本主义。在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经济学界，爆发了推动经济学研究的 “边际革命”。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及瑞士的瓦尔拉斯被冠以“边际三杰”的称号。

五、杰文斯的“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

杰文斯认为经济学价值研究应从消费者的主观心理感受入手。他认为应当区分商品的总效用和效用程度。总效用指一个人从所有商品消费中获得的总的满足感。而效用程度指某个时点或某单位时间内的消费所获得的增量满足感。他说“最后效应程度是经济理论以之为基础的函数……最后效用程度这个函数变化是经济问题中最为重要之点。其一般法则可表述如下：效用程度随商品量而变化，其量增加，其效用程度最终会减少”。这就是后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杰文斯的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类似于戈森第二定律。

六、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

门格尔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需求量超过消费主体可支配量产生的。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产生于主观心理欲望，所以商品价值的产生并非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

门格尔进一步指出，价值随着人们消费欲望的逐步满足而递减。

他认为人们消费时会先将商品用来满足自己最重要的用途，其次用来满足次要用途，这样逐级递减，将最后一单位商品用在最不重要的用途上。当所有未被满足的欲望中最重要的具有相当的重要程度时，消费者在消费该种产品与消费其他产品之间无差异。

更进一步，门格尔得出“最小欲望满足”是价值尺度的结论。也就是说满足最小欲望的物品所具有的价值即为价值尺度。

门格尔的边际效用是价值尺度的结论与杰文斯“最后效用程度”和瓦尔拉斯的“稀少性”原理一致，只是用语不同，均为主观范畴。

七、瓦尔拉斯的“稀少性”价值论

价格决定在瓦尔拉斯看来也就是价值决定；而且，价格又取决于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其中，供给方的边际成本和需求方的边际效用共同决定商品价格。

稀少性，指物品具有使用价值，但却数量有限。瓦尔拉斯认为商品的价格为其价值的货币表现，故具有数理特征。基于数理经济学研究，瓦尔拉斯阐释了一般均衡理论。他先分析参与交换的各方只有一种商品，然后再引申至三种及多种商品。

在市场上有A和B两种商品的场合，它们的有效需求方程为：

Da，b=Fa，b（pa，b）

Db，a=Fb，a（p b，a）

它们的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相等的公式为：

Db，a=Da，b（pa，b）

Da，b=Db，a（p b，a）

假定市场上有A，B和C三种商品，它们持有者都打算以自己的一部分商品分别交换另两种商品。那么，所有B的两个需求方程为：

Da，b =Fa，b（pa，b，pc，b）

Dc，b=Fc，b（pa，b，pc，b）

C的两个总需求方程为：

Da，c =Fa，c（pa，c，pb，c）

Db，c =Fb，c（pa，c，pb，c）

同样，所有A的两个总需求方程：

Db，a=Fb，a（p b，a，pc，a）

Dc，a=Fc，a（p b，a，pc，a）

以B换取A和以B换取C的两个方程为：

Db，a= Da，b（pa，b）

Db，c = Dc，b（pc，b）

还有以C换取A和以C换取B的两个方程：

Dc，a= Da，c（pa，c）

Dc，b= Db，c（pb，c）

最后，还有以A换取B和以A换取C的两个方程：

Da，b= Db，a（p b，a）

Da，c = Dc，a（pc，a）

这样，我们得到12个方程，共12个未知量，分别是各以其他商品价格计的3种商品的6个价格，和互相交换的3种商品的6个总量。方程组得到唯一的一组解。由三种商品的交换可推广到多种商品的交换，在此不再陈述。

瓦尔拉斯认为要使市场处于均衡状态，互相交换的各种商品的有效需求应等于其有效供给。一般均衡理论用数学方式表现和论证了供求定律和戈森第二定律，即边际效用相等规律。

八、马歇尔创建新古典经济学以及供求均衡价值理论

马歇尔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生活在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确立统治地位的19世纪末期。他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第二本教科书。此书中，他集中了古典经济学及边际革命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首次构建了以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为核心的西方微观经济学体系。

价值理论是马歇尔经济学的核心。在马歇尔的经济学中，价值和价格是相通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示，它们均指商品交换比例。马歇尔认为价值取决于供求力量的均衡，也就是所谓的剪刀价值论。

马歇尔还提出，极短期内的商品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因为供给较稳定，而需求较富有弹性；短期（一般指一年）的价格决定于供给与需求，因为双方均可做出调整。长期的价格通常决定于供给，因为长期内需求一般较稳定，而长期内供给很有弹性。马歇尔所说的均衡是局部均衡。

马歇尔在对价值决定进行诠释时，着重说明边际和心理的因素对商品价值决定发挥主要作用。供给价格取决于边际生产费用，边际生产费用主要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而边际生产力递减。需求价格取决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且边际效用递减。供求达均衡点时，双方获得最大满足。马歇尔的价值论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研究基础的。

马歇尔接着提出了均衡价格论。

在图中，纵轴表示商品价格，横轴表示商品数量。产出为OM时，需求价格Md高于供给价格Ms，购买者愿意出高价购买，较高的价格刺激厂商扩大生产。随产出的增加，需求价格下降，供给价格上升，当产量达ON时，供需达到均衡，供需曲线交点E为均衡点。若市场上商品产出为OM1，供给价格高于需求价格，购买者只愿出较低价格进行购买，而生产者的供给价格（成本）很高，生产者必须减少商品供给。随供给量减少，需求价格提高而供给价格下降，直到E点形成稳定均衡。图中ON表示均衡产量，EN表示均衡价格。

马歇尔也对垄断进行了研究。他论述了商品市场上卖方垄断的情况，认为垄断者可以自由调整供给量，垄断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把商品价格调整到能够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水平。后来人们发现，垄断价格通常被定在需求曲线富有弹性的地方。

至此，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想对于价值的决定问题没有做进一步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至今仍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

九、结论

纵观西方经济学价值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对于价值的研究经历了由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演进历程。古典经济学关于价值决定曾提出过劳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等多种价值决定理论，均属于客观效用价值论。边际革命兴起后，边际三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从消费群体的主观心理（消费欲望）方面剖析商品的价值决定，提出主观效用价值论，将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研究引入新的天地。直到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提出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西方经济学关于价值的研究达到顶峰。均衡价格（价值）决定理论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在整个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处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到最终确立统治地位的社会时期，研究价值的决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不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古典经济学时期，资本主义是否要替代封建主义还有待验证，西方学术界质疑并试图检验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的合理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西方经济学家承认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于是，他们开始从人的主观心理（消费欲望）方面探讨价值的决定。最终西方社会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价值决定的研究越来越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服务，并试图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得出价格为价值的货币表示，价格由供需力量共同决定的结论。供给价格由边际生产成本决定，而需求价格由边际效用决定。归纳梳理了西方经济学价值决定的研究过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西方经济学价值研究的整个演进过程。但是，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免会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站在客观研究的立场上，我们还应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辩证的看待和分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价值决定的问题，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