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配论文合集12篇
财政支配论文篇1
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绩效评价的普遍重视，我国财政部门在公共财政支出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探索，但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尚未有效建立，财政支出未得到有效评价，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1.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现实意义
财政支出绩效，是指财政支出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它反映了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与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之间的比较关系，重点研究政府配置资源的合理性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按照财政支出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支出成本及其产生的最终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地衡量比较和综合评估，使财政资金得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多方面的控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是对财政支出效益、管理水平、投入风险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是发挥财政调控功能、提高财政资金安排科学性、促进财政支持社会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
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于规范财政支出，依法理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增加公共支出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二是有利于重点项目建设，对项目的运行及效率情况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促进项目管理，增强项目管理者对项目的责任感；三是有利于正确引导和规范财政资金监督与管理，形成有效的财政执法和监督约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通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获取有效的信息，使政府决策者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及短期行为，节约财政资金，缓解供求矛盾，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随着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拥有了现实可行的条件。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同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仅要分析计算直接的、有形的、现实的投入和产出，而且还要计算分析间接的、无形的、预期的投入与产出，支出绩效既反映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效益，又反映为大量的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财政支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远比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复杂。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2.1全面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原则。财政支出类别多，内容繁琐，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安全、外交事务、行政司法、科教文卫等众多领域。支出对象的广泛性、差异性决定了其绩效的表现具有多样性特征，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整体效益和局部效益等。要对财政支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必须对上述因素进行全面衡量，从多种效益的相互结合中得出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综合绩效评价结果。同时，由于不同类别的支出具有特定的功能，所追求的效益也有所侧重，因此，评价时，在全面衡量各种效益的基础上，也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别支出所产生的效益的特殊性。
2.2统一性和差别性相结合原则。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看，对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常用的有前后对比法、有无对比法、逻辑框架法、成功度法等。但无论何种方法，都有严格的标准、指标、程序和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必须设计一套统一的原则、制度、标准和程序，以此作为开展评价工作的基本规范，否则，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将失去衡量的依据，评价的程序和质量也会失去控制。但考虑到财政支出绩效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对不同类别财政支出的评价，可以在统一规范的平台上，充分考虑其差别性，结合各自的功能特性，选择相应的指标和标准来进行。
3.目前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面临的问题
3.1保障制度缺乏。目前，《预算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对财政支出均侧重于资金投入的管理和监督，而对资金产生的投资效益则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缺乏法律约束和制度保障。
3.2绩效标准难以建立。绩效标准是管理部门或评价人员对实际效果进行衡量或评价的鉴定要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被评价单位或项目绩效高低的尺度。由于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的缺乏,制约了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诚然，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绝非易事。与企业追求财富最大化相比，政府组织追求了太多的公共目标(经济的、政治的、自由的、安全的、环境的、社会的等等)，且其中多数目标都很难衡量。也可说，公共支出目标的多样性和难衡量，是其评价标准难以建立的根本原因。如何从科学角度,突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手段、认知和主观决策限制,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和完整的绩效评价标准，综合评价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政府绩效,是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的重要目标，也是当前开展绩效评价的难点。
4.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思考及建议
4.1划分评价层次。根据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可以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分为四类：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
4.1.1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财政支出项目的效益。由于财政支出项目是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且项目支出内容十分广泛、项目间差异大、项目效益不确定性大，因此，对财政支出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对合理安排财政经费、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1.2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主管部门所属二级和基层预算单位的财政支出效益。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础，单位作为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基层单位，其支出效益直接反映为财政支出的总体效益，因此是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上述评价工作分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并且共同构成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上述四类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目的相同，四类评价工作都以提高财政资金效益为目的；二是层次分明，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单位评价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总和，而综合绩效评价又要以部门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为基础；三是差别显著，项目支出评价是具体财政支出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总体评价，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侧重于财务管理效率评价，综合绩效评价是一种政策评价。
4.2建立评价制度。
4.2.1建立规范统一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制定和完善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办法、工作规则、工作程序、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结果运用等一系列制度和规程，并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纳入财政管理制度范畴。
4.2.2要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在收缴环节，采取集中收缴方式，提高资金入库效率；在分配环节，分类细化预算指标，有助于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和评价，还可清晰地衡量预算分配环节的成本与效益；在购买环节，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制度，可以取得规模效益；在支付环节，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是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有效途径。因此，财政支出各环节上都存在绩效问题，应该研究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都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4.4编制绩效预算。绩效预算作为一种公共支出预算模式，是由绩、效和预算三个要素构成的。“绩”是指财政支出所要达到的目标；“效”是指具体考评完成目标情况和取得的成绩；“预算”是指为实现支出目标提供的财政资金数额。绩效预算是绩效评价的前提与基础，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在财政支出管理的各个环节中，笔者认为，从绩效预算编制入手开始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是应用绩效评价理念的一个良好切入点。编制绩效预算，就是要进行事前控制。财政与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都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运用成本——效益法，对重大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审查、组织专家论证、筛选，严把入口关。编制绩效预算可以起到事前监督的预防作用，解决了其他事中和事后环节监督管理上的不足，能够从根本上提高资金的绩效水平，加强预算制度的约束作用。
在具体的绩效预算编制过程中，要结合预算支出管理实际，在绩效预算的各主要环节加强制度约束。如结合部门预算的编制程序，各预算部门首先要进行自我评价，在这个环节需要对各部门明确支出责任，建立奖罚措施和资金追踪返还制度。各部门要对影响财政支出绩效的因素进行定义、识别、衡量和预测，并对要实现的目标进行评价，制定科学、合理的支出计划，在编制本部门支出预算草案时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价；在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审查环节，要建立严格的绩效预算审查制度，通过加强对预算支出绩效的审核、评价及综合平衡，对绩效差、不合法、不合理、不科学的部门预算支出计划予以调整；财政部门要建立预算执行过程的绩效跟踪检查制度，在提出公共预算时要设有与该支出对应的效果指标；在预算执行的中期报告中要对比资金的使用与绩效，在决算时要报告最终的资金绩效情况，并对各部门的财政支出进行横向的成本效益分析，找出不同单位或部门项目间成本效益差异的原因，为以后支出决策提供依据。
5.结束语
放大这个“节约点”的功能和效应，不仅事关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且事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持久开展，更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从这样的高度认识建设“绩效财政”的极端重要性，才能不断增加财政投资评审的客观性、科学性和透明度，用好用足财政投资的每一分钱，获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财政投资超值回报。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虽说节约的着力点是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但财政投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节约点”。
参考文献
财政支配论文篇2
顺应时展的需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要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任务，更加体现了财政的目的开始向公共性转移，体现了面向平民纳税人的一种民主化财政的新起点。而要围绕这一任务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就成为其关键环节。公共财政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一种活动。它的核心是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与原来的财政制度相比，它更注重分配过程中的公共性、市场性和法制化。我国1998年开始进行公共财政建设和公共财政体制创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公共财政体制的雏形。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积极变化
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十一五”期间，按照建设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不断调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财政保障范围有进有退
一方面逐步减少非公共服务支出项，压缩经济建设费支出，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另一方面，着重保障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二）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日益明显
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为5955.5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7.9％；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达到7253亿元，比2008年增长21.8%，主要用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拟安排8183.4亿元，比上年增加930.4亿元，增长12.8%。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981.39亿元，增长23.6%，保障教育优先发展；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96.66亿元，增长20.2%，重点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等；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277.14亿元，增长49.5%，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民生支出增幅明显高于财政支出平均增幅，表明国家收入分配重点逐渐向城乡居民倾斜，财政在支持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超收，为逐步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的加大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08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2990.76亿元，增长26.8%，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8%，其中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平均54.4%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09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8621.3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24.5%，地方财政支出的39.1%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10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将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提高至30611亿元，增长7%，为更好地实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显著，但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公共财政的要求还有诸多不适应之处。
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公益性支出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36319.92亿元，增长22.8%；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43901.14亿元，增长24.1%。但在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6.48亿元，占16.9%；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7253.1亿元，占16.5%。相比内地，人口不足800万的香港，2008至2009财政年度预算中，教育、社保分别占特区政府开支的23.8%和17.6%。显然，中央财政支出中公益性支出积累还很薄弱，总量依然不足，而且公益性支出在地区间、各项目间的分配也缺少科学合理的执行标准，重点项目不突出，财政支出分配的随意性加大。
中央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较差，缺少公众监督。政府浪费是影响民生投入的一大因素，政府浪费的根源在于从预算的编制到执行基本由政府部门主导，它优先考虑部门需求和利益在所难免。审计部门的审计力度虽然逐年加大，但由于审计缺少严厉的问责制度相配合，相关违规乃至违法行为仍在不断重复出现。加之现行制度下公众无法介入监督，使得各级政府部门更加无所顾忌，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完整体现。
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其中税收返还所占比重较大，但税收返还额度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更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不仅不利于均等化的实现，反而使两者之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更加扩大。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尽管有均等化的功能，但所占比重过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虽然较高但透明度较差。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原则
在推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应掌握以下原则：
有法可依原则。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必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程序合法为要求，以规范运作为准则，即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一是要依法编制年度预算，并强化预算执行和监督；二是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关系，推进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同时对地方在转移支付的投向问题上进行合理的监督和规范。
统筹兼顾原则。统筹兼顾原则是指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安排，必须从全局出发，分清主次，适当照顾各个方面的需要，妥善安排和分配财力，以保证政府各项职能的实现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安排公共支出时要做到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应将资金力量集中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和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建设，避免出现资金平均分配的现象。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科学有效地配置政府财力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公平性、均等化的原则。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基础比较薄弱，社会保障总体上覆盖范围较窄、标准较低，且农村人口所占比例高，地区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受益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建议
为适应公共财政框架完善的要求，强化和提高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和分配功能，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一）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相结合以实现结构优化
通过存量调整改变现有项目支出规模，对各项支出有保有压，减少直至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同时保证行政性工资、福利等个人收入增长；通过增量调整，利用未来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扩大财政保障范围，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目标，继续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中西部困难地区倾斜。
（二）调整目标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城乡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们享有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目标。
（三）探索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与货币、产业等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增加的投入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要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着力支持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民生保障的长效机制。
（四）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
从我国目前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情况来看，县级基层政府承担了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责任，但其掌握的财力资源却十分有限，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通过一系列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所加强，基层财政困难局面有所改善，但有些措施的规范性仍然不够，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依然偏高且透明度较差，一般性转移支付又无法真正做到完全依据各地区社会、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历史差距和客观需求进行资金分配，再加上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安排缺乏总体布局，导致很多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预期成果。因此，中央政府应在明确中央与地方责权利的基础上，明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科学系统地制定方案。
参考文献：
1.宋立根.强化公共财政政策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J].中国发展观察，2008（10）
2.谢旭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N].经济日报，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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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是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对市场经济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予以调整的职责和功能。从公共财政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是弥补市场失灵，而由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是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之一，因而，政府必须承担起合理收入分配的任务。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个人的收入分配取决于初始的要素禀赋分配，而这种初始禀赋的分配状况并不公平，长期累积的结果则更不公平，特别是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的存在，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如家庭关系、社会地位、性别差异等等因素，使得收入分配状况纷繁复杂。这更需要政府从社会公平准则出发，把收入分配分配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
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其中，收入政策又主要是税收政策。关于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在《经济学》一书中从竞争缺点、公共物品、外部效应、市场残缺、信息不足、失业膨胀、收入分配和优效物品八个方面，概括和描述市场失灵的主要根源。公共财政支出的职能。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在《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财政的三大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稳定。西方学者对财政分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联邦制内公共职能部门分割的经济学基础的分析上。较为著名的理论包括斯蒂格勒（stigler）关于最优分权模式的菜单、奥茨（oates）的分权原理、布坎南（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以及泰博特（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麦奎尔（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布坎南、格罗内沃尔德等人（buchannan，groenwolfd）则从联邦财主区域间的转移支付角度探讨了区域均衡问题。戈登·图洛克在收入分配的经济学中，对横向转移支付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并对转移支付的各种形式进行了描述。另外，公共财政支出是通过促进区域、个人等的经济增长来达到收入分配均等化的目的，所以对公共财政支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分析经常是聚焦在公共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上。阎坤和王进杰（2004）认为市场经济基于要素分配很容易导致贫富悬殊，财政的三大职能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将收入分配引入公共支出分析，考察了公共支出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李绍荣、耿莹（2005）考虑了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对上述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大都从支出角度或收入角度考察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少有从支出和收入及其结构来考察，同以前的研究不同，本文试图从财政税收收入及其结构、财政总支出及其结构来考察财政政策对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与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介绍国内外有关公共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介绍本文实证检验的数据说明和模型设计；第三部分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我们的结论并给出简短的政策建议。
二、 数据与模型设计
（一） 数据说明
本文将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考察他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然而这两个变量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响，我们也将考察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为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本文中我们将财政收入界定为税收收入，由于税收种类繁多，直接税和间接税对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的范围和强度均有所不同，为了使问题分析简单化，我们将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类。直接税(dt)包括各种所得税、农业税、房产税和社会保险税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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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税(it)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等，其中1994年以前的工商税收属于间接税。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学术界对财政支出分类依据较多，方法也较多，本文按功能对财政支出分为投资性支出（包括经济建设费和社科文教费）（ie）和消费性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ce)两个部分。由于从2007年开始，我国财政支出不再采用按功能进行分类，我们的数据范围为1978年~2006年，相关数据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结构变动情况见图1和图2。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不论是税收总收入还是财政总支出，改革开放以来都是呈上涨趋势，且速度越来越快，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有关，也说明了财政政策在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从图1可以看出，直接税比重不断上升，而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比重不断下降，这说明我国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正由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这与国际通行做法是一致的。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不断上升，投资性支出不断下降，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不断“放权让利”，推进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收入分配不均的测算指标很多，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指标为“基尼系数”，我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测量也沿用此指标，我们这里的基尼系数是采用等方法计算的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gini）。1978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变化情况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从1978年的0.298上升到2006年的0.48，可见，在推进市场进程的同时，我国居民的贫富差距也在逐年扩大。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且仍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二） 模型设计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向量自回归特别适合估计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影响，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析和验证中国http://财政政策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利用var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与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同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得出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对财政政策变化的反映。我们还将把税收收入（t）分为直接税（dt）和间接税(it)，财政支出(e)分为投资性支出(ie)和消费性支出(ce)来分别考虑税收收入与财政支出的不同组成部分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用全国居民基尼系数（gini）为指标，考虑到数据和方程平稳性的需要，分别对各个变量取对数，分别用lngini，lndt，lnit，lnt，lne，lnie，lnce来表示, 本文采用var模型对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作分析，考虑建立如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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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解释变量lnt，lndt，lnit，lne，lnce，lnie也包括p期滞后值及相应系数，为白噪声。
三、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从表1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的数据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在1978~2006年间，除了政府投资性支出的对数值平稳之外，其他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对数值都不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他们的一阶差分（d）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为i（1）。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eg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总支出和政府消费性支出与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不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政府财政总支出与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相反，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以及政府投资性支出都与居民基尼系数存在协整关系，说明这四个变量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我们根据aic和sc值最小的原则，选择适当的滞后期，进一步考察各变量与基尼系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表3说明，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这三个变量在3阶滞后期下都是居民基尼系数的格兰杰原因，而居民基尼系数不是他们的格兰杰原因，同样，政府总支出和政府消费性支出不是居民基尼系数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协整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政府投资性支出不是基尼系数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协整检验的结果不一致，我们不将政府投资性支出纳入我们的模型中。
通过以上对各变量进行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分别选取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3个解释变量构造居民基尼系数的var模型，选取使aic与sc值最小的3阶滞后期，模型结果如下：
我们利用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技术进行冲击反应（impulse response）分以进一步细化探索基尼系数与税收总收入、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关系。脉冲响应特征见图4。
图4显示的是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对政府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的单一冲击的标准差（±sd）的动态反应。从图4可以看出，政府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对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方向是大致相同的，政府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的正向冲击短期内会导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的下降，在滞后2期降到最低点，然后在滞后3期使基尼系数达到最大，以后就逐步趋于平稳。这说明短期内我国政府税收收入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但长期内会扩大居民收入差距。从整体上看，随着我国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长，全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这也符合1978年之后采取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政策。
四、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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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①这是继十七大首次提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政体制原则以来，再一次确定了这个政策性原则。这与传统理论所坚持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财政体制原则有何差别？我们应选择哪一原则？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财政体制及其问题
（一）现行财政体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财政体制方面做过多种探索，从1980年的“分灶吃饭”体制，到1985年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再到1988年的“大包干”。这一系列以包干合同为核心的体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是“这些以包干为特征的临时性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税收权，只是过渡式地把财力分配由过去的中央部门管辖的‘条条’为主改为以各省地市统辖的‘块块’为主。”②直到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我国才在财权划分上有了制度性的创新。我国开始走一条混合型的财政收支划分模型的道路，在财政收支权相对集中于中央的同时，赋予地方一定的财政收支权，根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通过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收支。③
（二）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财政体制一直遵循的原则是适度分权原则，事权和财权相匹配原则。所谓事权就是指政府履行职责，提供公务服务的权力。财权是指政府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的权力，通常包括税收权、收费权和发债权。事权与财权相匹配要求我国在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的基础上，对财政收支权予以适当划分。但目前该原则的实施情况是，事权与财权往往不相匹配。上级政府拥有巨大的财权，而将与之相匹配的事权放至下级政府，下级政府却只拥有少量的财权，不足以完成上级一层层下放的事权。因而需要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来弥补这一差距，但我国目前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事权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事权层层下移。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间差距很大，尤其是先发展起来的东部沿海地区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诸如国防、外交、社会治安等本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在实行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对各地区情况掌握的不全面、也不可能全面，使得中央政府无法有效地实行其事权，从而通过其垂直领导的行政体制，将事权层层下放到基层政府。同样，对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具有较强区域外溢性的公共服务责任，也过多地由基层政府承担。④
其次，地方政府财政道德风险扩大。当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困难，甚至破产的情况下，上一级政府在风险责任不清晰，且没有建立分担机制的情况下，基本上承担了下级政府全部的财政风险。既然上级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观，那么，下级政府就可以无视风险的存在，这样势必会引起道德风险，使得下级政府毫无顾忌地大搞“准政府”活动，以谋求政府任期内的各种政绩。⑤
最后，事权划分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我国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规定散见于《地方组织法》、《义务教育法》、《公共卫生法》等法律法规之中，不仅没有专门的法律或法规对事权划分进行规范，而且这些法律法规的位阶不够。虽然我国《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上位阶法中，对各级政府的职能、事权作了一般性的规定，但这些事权划分过于宽泛，事权的说明不够具体。
同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认为的事权划分不明确，责任不明的观点，是需要质疑的。传统认为事权划分不明确首先表现在政府与市场间对公共服务的管理上，有些可通过市场调节的功能却通过政府运用成本更大的公权力来完成，与效率原则相违背。但是，市场与政府的界限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给我们的制度上的划分带来一定的难度。其次，他们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划分不明确，但与其说是事权划分不明确，不如说是事权共担。关于这点，刘尚希在《现行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文中有很好的阐述“对事权划分的通常理解，是政府各项职能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界定，例如国防、外交、社会治安、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事权在不同阶层的政府之间做出明确界定。实际上，事权划分还有一种，那就是针对事权构成要素的划分。每项事权由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与支出责任等要素构成，针对这些构成要素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界定。”⑥刘尚希将前一种划分称为横向事权，后一种划分称为纵向事权。他进而又说“我国的事权划分就只能主要以纵向划分为主，而横向的事权划分主要体现为共担的特点。……其实，事权共担是我国改革、发展背景下的一种有效的事权履新方式，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我国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⑦
2、财权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过财权划分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即财权过于集中，地方政府缺少主体税种，这也是导致“土地财政”的主要原因。地方财权不够，为保障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政治绩效的提高，基层政府不得不充分利用土地这种公共资源，大力发展房地产业，不仅可以带来大量的土地直接收入，还能间接扩大地方的税源，增加地方税收收入。
我国事权、财权变动不同步也是主要问题之一。1994年实施分税制以来，财权逐渐向中央政府集中。而事权方面，2010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仍保持在80%左右。⑧这可以明显看出我国事权、财权变动的不一致，甚至是反向的。
3、转移支付和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税收返回所占比例过高，由于税收返还的设计主要是为了维护地方既得利益，保证分税制改革方案的顺利推进，存在财政收入较多的省获得税收返还多、财政困难省获得返还少的情况，因此，这种转移支付不仅不利于缩小地区间财力配置差距，反而会扩大这种差距。同时，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不统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仅就中央与省级之间的转移支付进行了规范，但省以下的转移支付至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目前，省级以下政府间财力差距不断扩大，基层财政困难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与缺乏有力、规范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有关。⑨
二、事权、财权、财力如何划分
（一）事权如何划分
事权划分是财权和财力划分的基础，只有事权划分清楚了，财权和财力的划分才能迎刃而解。目前，学术界多主张按照西方横向事权的标准来划分，但前面已经论证，在中国地区差异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依赖度高的情况下，事权的横向划分才符合现状。“因此，应从政府间‘委托—’关系这个现实出发，对事权进行纵向划分。这样，不同层级政府就需要履新相应的决策责任、执行责任、监督责任以及支出责任。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公共事务决策主要在中央，对地方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确执行成本和支出责任。”⑩空谈对我国事权进行横向划分就如同揠苗助长，其结果必然是乱上添乱。事实表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大，任何一项事权仅仅交给某一级政府来承担，都是不现实的。
（二）财权如何划分
事权合理划分是划分财权的基础，财权的划分要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以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针对目前我国中央集中掌握大量财权的现状，我们必须要适当下放财权，完善我国的税收体系，开征地方税为主体的税种，使得基层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从完善税收体系角度来看，我国目前的问题主要出在基层政府，而缓解基层政府财政紧张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开征财产税，财产税的税源在基层比较充足，税基也比较稳定，具有良好的筹资功能。以上，对缓解我国两级分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财力如何划分
何为财力？简单地说就是政府拥有的可支配的财产。包括自有财力和可支配财力。通过税（含费）收权获得收入且可以随意支配是自有财力；通过转移支付等其他途径获得收入且可以支配，是可支配财力。自有财力即通过政府自身财权获得，可以说，一级政府的主要财力应当依靠自有财力，只有当自主财力无法满足支出责任时，才会需要转移支付获得可支配财力。也就是说，财力的平衡是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它必须以财权为基础。
三、强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弊端
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本文第一部分也有具体描述。为改善我国的不匹配现状，以刘尚希为代表的学者进而提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并且该原则已提高到政策性原则的高度。他们认为“一些穷的地方，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地区，即使赋予其一定财权，政府也难为‘无米之炊’，税源单薄，无法组织到与事权相匹配的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做到了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也会出现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结局，使一级政府难以正常运转。”B11但是，我认为，他的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如下：首先，财权与财力往往是不匹配的，各地经济状况存在差异，税源不同，同样的财权获得的自有财力也就不同，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就不同，因而转移支付制度孕育而生。其次，财权与事权往往也是不匹配的，中央政府由于具有宏观调控、分配收入等功能，客观上中央必须集中一定的财权，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地方所需的部分财力必须由中央通过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实现。为此，实现事权和财税的体制相对应，一般事权应以地方为主，税收收入的初始分配则以中央为主，由此形成的初始地方财力与事权不对称的缺口通过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弥补。
可以说，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是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加转移支付的结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必须通过财权与事权匹配来实现，即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是我们财政收支最终要实现的目的，但这一目的的实现必须以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为前提。忽略前提而追求目的的过程是不会成功的。因此，过分强调财力和事权的匹配，甚至上升到政策性文件中，只会给人们带来一种误导，忽略财权合理划分的重要性。
不能因为财权和事权相匹配原则在实施中出现问题就认为这个原则不行，只能说明我们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很好的践行这一原则，事权下放，财权集中，从而与该原则渐行渐远，偏离了原则的本来方向。相反，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正好说明我们该如何改善我们的行为，最终实现这一原则。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并重视财力的问题。（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
[2]侯一麟，《政府职能、事权事责与财权财力：1978年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财权事权划分的理论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2期
[3]翟继光，《财政法学原理》，2011年
[5]马海涛，《政府间事权与财力、财权划分的研究》，经济观察，2009年10月
[6]刘尚希，《现行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思路》，中国税法评论，第1辑
[7]周 琬、杜正艾，《建立健全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行政论坛，2011年，第5期
[8]王恩奉，《财力能否绕过财权直接与事权匹配值得商榷》，财政研究，2010年，第6期
[9]刘剑文、雄伟，《财政税收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
注解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P19
②侯一麟，《政府职能、事权事责与财权财力：1978年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财权事权划分的理论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2期，P48
③翟继光，《财政法学原理》，2011年，P197
④马海涛，《政府间事权与财力、财权划分的研究》，经济观察，2009年10月，P33
⑤刘尚希，《现行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思路》，中国税法评论，第1辑，P12-13
⑥刘尚希，《现行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思路》，中国税法评论，第1辑，P7
⑦刘尚希，《现行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思路》，中国税法评论，第1辑，P9
⑧周 琬、杜正艾，《建立健全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行政论坛，2011年，第5期，P39
财政支配论文篇5
1999年初，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明确宣布，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但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界却存在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把公共财政等同于国家财政。因为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国家财政强调凭借国家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并进行再分配，容易导致财政决策依赖于国家意志和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误会，这与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相矛盾。二是把公共财政与西方的公共需求财政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公共需求财政强调需求的一面，疏忽了需求与可能的关系，对公共需求没有制约，就使财政理论本身存在不够完备的缺陷。相比之下，本文认为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财政理论①，更符合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科学内涵，下面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和阐明。
一、国民核算大改革对财政收支性质的重大影响
国民核算是以社会再生产为核算对象的宏观核算。但是，我国原先采用的MPS核算体系所界定的生产范围仅限于物质生产，它用于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量指标。因为它只能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不能反映非物质性服务的生产，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体规模。这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健康地发展尤为不利。鉴于此，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对国民核算实施了重大改革，采用了以SNA为基础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将生产范围从物质生产扩大到非物质生产，包括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并对其计算了产值。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分配范围、消费范围和投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因而对财政理论，首先是对财政收支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国家管理、国防治安、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以及众多的服务事业单位统统被列为生产部门，向社会各界提供公共服务。对生产部门提供的服务应该得到相应报酬，对于生产部门则应算作中间消耗C，但很多报酬不直接支付，只能通过财政部门转拨给公共部门作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致使剩余价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mc。mc属于中间消耗，对mc的分配自然属于中间消耗C的补偿。可见，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分配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与生产费用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过去，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否定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性质，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国家管理等都没有初次分配，自然会得出税收是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取得的财政收入，支出则是对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的活动的货币支付。现在情况不同了，承认了非物质生产也是生产，税收的相当部分是对过去公共服务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政支出则是对未来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投入。财政收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导源于改革开放、国民核算大改革和第三产业大发展。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了财政理论的发展。
既如此，公共财政就不是家计财政。财政理论研究就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把财政收支立足于发展生产，建立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为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从而使财政工作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优化资源配置。
二、财政收支应为社会再生产创造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
财政收支与社会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财政收支要发挥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为社会生产提供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就要做到：
（一）充分利用税率杠杆，调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税率提高，财政收入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收入减少。经济繁荣时期，采用增税政策，防止投资膨胀。经济衰减时期，则采用减税政策，促进生产投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通过免税增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老企业技术改造，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对不发达地区，在税收上给予优惠或财政补贴，调节地区平衡发展。对于同一行业的生产单位采用累进税制，实现公平税负，促进企业的平等竞争。
（二）保持合理的财政收入规模，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判断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否合适的标准因不同财政理论而不同，西方财政学以居民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选择的价格均衡为标准，国家财政论则以需要与可能的均衡为判断标准。我们认为财政收入归根结底来源于生产，自然应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顺利发展为标准。社会大生产，三次产业既分工又协作，要求三次产业比例协调，作为第三产业的公共产品部门也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参与社会分工和协作。当前，我国财政比重严重偏低，而我国在基础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发展落后，资金短缺。说明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规模极不合理，应调高其比重。
（三）财政支出应以促进公共服务结构优化为原则。财政支出表面上是对资金进行分配，实际上是对物资和人力进行分配，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内容多种多样，除了国家管理和国防治安等行政性服务外，还有其它种种服务，如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城乡交通管理服务等等。财政支出要处理好两个比例：一是居民服务与生产服务的比例；二是以上两大类服务内部的结构比例，以适应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不同时期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为社会生产、居民生活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
三、需要进一步认识的几个财政理论问题
从国家财政到公共财政，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有许多问题仍存在争议，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并予以认真回答，有助于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有助于对公共财政的进一步理解。
（一）财政不仅仅是一种分配行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一直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不承认服务也是生产，自然得出财政只是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属于再分配范畴的结论。计划经济时期，个人和企业都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存在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通过政府计划的途径来解决，财政部门只是围绕政府计划来筹集资金、分配资金，这时期的财政只能起到筹集资金、供给资金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生产范围扩大了，政府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是生产单位，在市场经济中，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国家依靠提供公共服务取得收入。企业和个人交了税，就有权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这时财政就担负了更大的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争取以最少的投入生产最多的公共产品。
（二）不能将公共产品与公用事业、转移性质的公共福利相混淆。进一步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对于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有重要意义。公用事业一般指邮电、通讯、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业。他们很多都是由国家组织或经营，有的还实行国家补贴，与公字联系，故称公用事业，但不同于公共产品。因为享用公用事业，无论是电、煤气、水或邮政、电讯、服务等都是直接付费，与一般商品和劳动力购买大致相似，用不用自便。另外，公共产品不论是城乡交通、公费医疗、文化馆场等很多都具有福利性质，是为生产、为居民提供的各种公共福利。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但必须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劳动成果。而现代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其中相当部分为各种福利付款和种种费用减免，这种属于社会义务的各种转移支付，如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各种补助，不论是现金支付或购物相赠，其经费都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缴纳，并构成居民的公共福利，但未经公共产品部门的加工，不算生产成果，所以不论其物质形态还是价值形态，都不能列入公共产品总值之中。
（三）财政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不能绝对化。坚持财政分配是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财政是国家运用权力，无偿地、强制地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税收被用于维护国家的统治制度。可见，这种观点源自于对国家范畴的认识。现在，生产范围扩大了，国家、军队、警察都列为生产范围，归于经济基础，政府通过财政分配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与企业和个人的资源配置活动没有什么不同。提出这一点可能会引起更多、更大的非议。但是，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哪个时期，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不需要国家的管理和军队、警察提供大量的安全保障服务呢？当然，财政作为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体现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意图，自然属于上层建筑，并对财政收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四、社会劳动价值论应该成为公共财政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确认公共产品，是以确认第三产业为前提条件的。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部门生产的成果，它与一般产品的差别，只是在于它是公共产出和公共消费，私人不能占有，也不能排斥他人消费。这表明公共产品同样是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但是，我国经济学界至今仍坚持物质生产观点，导致财政理论研究出现逻辑矛盾，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误解。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人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是理论的核心。物质生产是劳动，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要内容，也是劳动，同样创造价值。那么，我国经济学界为何仍然坚持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价值呢？原因有二：一是源于马克思提出的“物质生产部门”。在这里要弄清楚，马克思是在19世纪第三产业规模很小，还不能以一个独立产业出现的情况下提出“物质生产”概念的。在当今，第三产业普遍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发达国家，其产值和劳动力的比重已达到60％?70％以上。二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第三产业的产值过小而被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重大国策之一，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35％左右，现在再也不能对第三产业的生产视而不见了。
现在，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扩大了生产范围，就是承认了第三产业创造价值。一、二、三产业劳动合称为社会劳动，也就是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生产范围扩大，基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所形成的理论创新，它推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因此，社会劳动价值论自然应成为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只有站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才能确认财政分配的剩余价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mc，进一步明确财政与生产的关系，理解公共财政的真正含义。
财政支配论文篇6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财政支出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经济建设活动，带来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期间，国家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加到49781.35亿元；GDP总量从3645.2亿元增加到249529.9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18934元，增加了近50倍[1]。但是，截至到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也扩大到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为代表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见，在财政支出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职能中，收入分配职能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和体现。那么，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问题上，财政支出应怎样安排呢？这不但是发达国家财务管理论文，也是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借助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地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2]的动态影响机制。
一、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述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研究都强调经济效率，而不太注意收入分配差距。只要经济增长符合帕累托效率，就没有坏处，哈耶克认为这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命题核心期刊。受其影响，西方学者们大多重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加之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把经济增长列为财政支出的首要目标，使得这种研究趋势更是盛极一时，而对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则明显滞后。
对于国内研究而言，目前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还比较少。学者们大多侧重于财政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鲜有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划分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标准上大家还未达成共识，再加上对社会公平系数的界定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最终导致实证分析结论存在差异。寇铁军、金双华（2002）以基尼系数为社会公平指标，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福利支出，利用简单回归分析得出我国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问题重视不够的结论。孙文祥、张志超（2004）以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社会不公平指数，构造了六个模型方程分别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得出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央财政支出可以明显改善社会公平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具有显著差异的结论。王莉、冉光和（2007）利用基尼数据等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呈负效应的结论。刘成奎、王朝才（2008）以城乡居民收入差为社会公平指标，分析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冉光和、潘辉（2009）对全国居民、城乡居民以及东中西居民三个样本进行公共支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VAR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公共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负面影响结论。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论文，国内外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进行单一静态研究。然而，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是政府安排财政支出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只考虑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或者离开经济增长而单一的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有失偏颇。这是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影响不可或缺的研究思路。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动态分析方法系统考查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动态影响。
（二）理论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按照经济性质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分为政府投资性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转移性支出三种。三种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动，直接反映了财政支出职能的调整。一般而言，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直接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投资性和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支出无异，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从供给方面讲，投资性支出会影响生产函数而间接拉动经济增长，如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会形成社会物质资本，从而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科学、教育以及卫生等领域支出会形成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改善社会生产技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核心期刊。相反，转移性支出具有两面性，它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熨平收入分配不均。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转移性支出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同时财务管理论文，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时，转移性支出能够缩小甚至弥补收入分配不均的缺口，稳定社会公平秩序。从供给方面讲，转移性支出也是一种典型公共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
因此，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较强；转移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较强。
二、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1978—2006年社会公平指标、经济增长指标以及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共同构建VEC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各变量均为年度变量，并用GDP平减指数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GDP平减指数，这里借鉴司春林（2002）的做法，用公式进行换算，GDPiindex表示第i年的GDP指数，GDP1978index表示1978年GDP指数（1978年=100），GDPi表示第i年的名义GDP值，GDP1978表示1978年名义GDP值。需要指出，我国预算外支出结构不具有明显特征，波动性较大，所以我们暂不考虑财政预算外支出，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以及国研网教育版宏观经济年度统计数据库。
（1）社会公平指标上我们选取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衡量。首先，选择上梯形面积法计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M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家庭累计百分比，Q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收入数累计百分比。其次，按照R.Msunarum公式计算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G1G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财务管理论文，P1P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u1u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u表示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G表示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2）经济增长指标上我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根据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00）/100公式计算而得，其中以上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100。
（3）财政支出结构指标上我们分别选取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以及转移性支出各自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依据官方统计数据，财政投资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以及科教文卫支出等；财政消费性支出包括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地质勘探费、工业交通等部门事业费、国防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等；财政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变量名
变量解释
Gini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IV
财政投资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CS
财政消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TR
财政转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财政支配论文篇7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财政支配论文篇8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4. 030
[中图分类号] F8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4- 0050- 03
国外文献在理论研究上一般把政府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从字面上理解，生产性支出是一种社会积累过程，有益于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速度，而非生产性支出纯粹是一种财富消耗。因此，这一种分类法暗示着政府应该尽量提高生产性支出的比重。但是，在经济学界不同的学者对于具体的划分存在着争论。格瑞尔和塔洛克（1980）把教育和国防支出看作是非生产性支出。相反，巴罗（1990）对非生产性支出所下的定义为：公共支出总额减去政府用于教育和国防支出，因为教育和国防支出更像公共投资，它们对私人部门的生产率产生正的影响。另外，为了更方便地研究财政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根据Keen and Marchand （1997）的界定，把政府公共支出划分为2类：一类是进入辖区居民效用函数的公共服务支出（public good），另一类是进入企业生产函数的公共投入支出（public input）。其中， 公共投入支出主要指基础实施、交通和运输、企业研发投入和城市维护等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方面的支出，而公共服务支出主要包括用于满足辖区居民福利要求的科学技术、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而邹恒甫（1998）对划分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的传统做法不满意。在他看来，哪类属于生产性支出，哪类属于非生产性支出，应该有更严格的理论基础。所以，哪类政府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哪类妨碍经济增长，也应该由数据说话，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他得出结论，一项公共支出是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的，取决于该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相对稀缺程度。本文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解基本上与邹恒甫的思想一致。更进一步，我们认为不能仅仅依据经济增长的标准来评价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只有立足于经济、政治和道德三重维度才能真正实现财政支出的优化配置。
1 FGFF视角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First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FGFF）主要是从资源配置的视角，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对财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从而重点强调地方政府为吸引流动性要素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很显然，辖区居民会根据自身的偏好和需求选择公共产品的组合，地方政府在提供各管辖区内的公共产品时会尽力讨好辖区居民从而引发地方政府的良性竞争。蒂布特模型中（1956）“用脚投票”理论表明，个人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来表达其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偏好，并用这个机制来有效地显示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通过居民“用脚投票”，对地方政府形成强烈激励，增强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使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得到提高。奥茨（1972）对于分权合理性的阐述可以归结为“分权定理”。分权定理建立在选民偏好的差异和中央政府等份供给公共品的假定上，在此前提下，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和中央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品，那么由地方政府来供给更好。奥茨的分权定理实际上还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选民的流动性带来的政府间竞争，如果居民的流动性受到限制，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的动力供给帕累托最优产量，正是由于选民可以流动，一旦地方政府不能满足选民的要求，选民就可以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那么地方政府为了吸引选民，就会相互竞争以满足选民的需求，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
其中Keen and Marchand （1997）最早在其文章中研究财政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的关系，根据受益对象他们把公共支出划分为2类：一类是进入辖区居民效用函数的公共服务支出（public good），比如休闲设施或者社会服务事业等；另一类是进入企业生产函数的公共投入支出（public input），比如说基础实施或者科技研发等。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分析，他们证明了“支出结构的系统性偏向”，即在整个公共支出中，花费在公共投入上的太多，而花费在消费者能够直接受益的项目却很少。在实证检验方面，Hannes winner（2004）利用1970-1997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把财政竞争作为内生性的工具变量，计量结果证实了KM模型的理论假说。随后，在KM模型的基础上，Rainald Borck（2006）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拓展：生产函数由流动资本、流动熟练劳动力、不流动的非熟练劳动力和土地4种生产要素组成。政府同时对资本和劳动力征税，不同种类的劳动力收益于不同的公共服务。通过理论与模型分析，结果发现：辖区政府倾向于把更多的公共服务支出用于流动熟练劳动力而把更少的公共服务支出用于不流动的非熟练劳动力，而且在资本与劳动力呈强互补时，这种激励更加明显。
但是由于KM模型存在着许多假设前提，比如说劳动力不能流动，所以他们只是在短期内和静态上来分析财政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的关系。自从Matsumoto（2000）研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情况下财政竞争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之后，经济学家开始从动态和一般均衡的宏观视角来重新认识财政竞争和公共支出结构的内在联系。一旦把财政竞争置于一般均衡的视角之下，辖区政府为了在短期内快速发展经济可能会在公共支出方面偏向资本。但是这种偏向只是暂时的，因为资本生产力的提高会越来越依赖劳动力的互补，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必须在公共支出上给予劳动力平等的地位从而被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顺应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
2 SGFF视角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公共支出的政治决定
近年来，以钱颖一、温格斯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到财政理论研究。他们从非对称信息出发，强调激励相容和机制设计，在传统分析框架下引入了新的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SGFF），即“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研究的重点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从而找到一种使地方公共品的配置效率得以实现，同时不失财政公平的最佳机制。随着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政府间竞争只能限制并不能消除公共品供给的低效率现象。Ruben and Zhuravskaya（2004）的近期研究也表明，在缺乏地方政府问责制的情况下，高强度的经济激励反而容易导致政府官员的腐败、省级政府保护主义和被既得利益集团所俘获。可见，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下的公共品供给着重于解释财政分权的机制特别是对于财政分权实施主体的微观基础——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 研究。与企业经理人类似，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官员同样会进行寻租行为，进而影响到包括公共品供给在内的所有公共决策，而如何设计出对其激励相容机制就成为了关键。因此，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下的公共品供给的立足点就是好的市场效率来自好的政府结构，通过市场效率提供支持性的政府系统，在构造政府治理结构时考虑到相应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形成地方官员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只有在这样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才能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司其职，为解决有效率的公共品供给创造条件。
总之，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在2个方面上对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进行了拓展：①抛弃了“仁慈政府”的假设。与传统理论假设的政府官员追求辖区居民福利最大化不同，新理论假定政治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投票者与官员）都有各自的目标函数，都试图在一定的政治制度环境（如不同的选举体制）约束下最大化各自的利益。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主要关注不同的政治制度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以及由此决定的分权体制运行的结果。②强调了信息不对称的重要作用。由于信息的不完全，越来越多的研究借鉴委托理论来分析政府间政治关系。一种情形是把政府间的纵向联系视为一个企业组织，中央政府充当委托人，地方政府是为实现中央政府目标的人；另外一种委托—模型则认为全体选民是委托人，中央政府是服务于全体选民的单一人，而分权后的地方政府则充当了各个地方人的角色。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委托，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来促进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一旦对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进行了拓展，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分权的新政治经济理论，而不应当归置于传统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分析范式。
3 结 语
近年来，关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国内外文献在不断积累，这反映出经济学家对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解也越来越全面而深刻。正是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两种视角去理解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如果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主要反映了公共产品的供需关系。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对财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从而重点强调地方政府为吸引流动性要素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很显然，辖区居民会根据自身的偏好和需求选择公共产品的组合，地方政府在提供各管辖区内的公共产品时会尽力讨好辖区居民从而引发地方政府的良性竞争。然而，我们说，新古典经济学对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解过于理想化，它忽略了财政资源配置的制度基础。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控制着财政资源的配置方向，他们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人为地偏向财政支出结构。所以，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考察地方官员的行为取向从而理解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机制。这也是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分析公共品供给的主要思想，他们着重于解释财政分权的机制特别是对于财政分权实施主体的微观基础——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官员同样会进行寻租行为，进而影响到包括公共品供给在内的所有公共决策，因此如何设计出对其激励相容机制就成为了关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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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配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7-0033-1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了。从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来看，在初次分配中，企业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17.4%上升至2008年的25.3%，增长7.9%；政府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16.6%上升至2008年的17.5%，增长0.9%；居民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66.1%下降至2008年的57.2%，下降8.9%。在再分配过程中，企业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11.7%上升至2008年的21.6%，增长9.9%；政府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20.0%上升至2008年的21.3%，上升1.3%；居民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68.3%下降至2008年的57.1%，下降11.2%。由于居民部门收入主要源于劳动所得，企业部门收入主要源于资本所得，政府部门收入主要源于税收，因此，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看，国民收入分配均呈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之势，而劳动所得均呈现下降趋势。居民部门收入水平下降直接导致居民消费支出的降低，如图1所示。与居民部门收入下降趋势相一致，自2000年以来，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由46.4%下降到2011年的35.4%，下降11个百分点。在消费支出不足的情况下，为促进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不得不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并依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从2000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猛增长，投资占GDP的比重由33.2%一路高升到2011年的65.9%，经济增长结构出现明显的失衡状态。当前，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内外“双失衡”的根源。因此，提升劳动报酬和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伦理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找到引致收入差距的原因就成为解决问题的核心。李稻葵等（2009）针对在经济发展初期劳动份额下降的问题，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是有摩擦的，摩擦力大于资本的运动所面临的阻力，因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低于资本的转移速度，结果是劳动力获得的回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低于其边际产出，所以，劳动收入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定是下降的。吕冰洋、禹奎（2009）认为，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居民部门承担了大量的税收负担，因此，税收负担的变动深刻影响了国民收入分配，降低了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胡宝娣等（2011）则认为，以国企职工和城镇居民为主要对象的社会保障支出的提高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赖文燕（2012）认为，在中国城乡要素市场人为分割的情况下，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受到限制，要素错配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述文献使我们对收入差距的成因有了充分的认识。然而，加快劳动力部门间流动、完善税制和促进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似乎还只是就影响收入分配的某个方面来研究，我们需要从多维度、深层次审视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诚如Coase（1974）所言，实证研究都希望建立可以指导我们对各种活动进行管理与筹资的一般规则，然而，这些规则必须从不同制度框架下的活动是如何被实施的研究中推演出来才会有用。其实，贾康（2010）、李稻葵（2011）曾指出，现行财政体制是引致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为解决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但遗憾的是，两位作者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使财政分权影响了收入分配。
关于财政分权与收入分配的关系，Jutting等（2004）发现，分权改革有助于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增进公共部门责任感、改善政府治理水平，而这些都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然而，Bardhan和Mookherjee（2005）认为，分权的体制提高了地方政府对本地居民整体福利的责任感，但地方精英可以通过政治影响力、“政治献金”的方式来换取公共服务的优先权。因此，公共支出可能会更偏向富人，并不利于贫困减少。Kappeler和Valila（2008）进一步指出，财政分权会降低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公共投资占总公共投资的比重。陈安平和杜金沛（2010）发现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只有倾向于农业投入以及科教文卫支出增加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陈工和洪礼阳（2012）通过计量检验认为，财政分权度越高，政府生产性支出和公共品供给越偏向于城市部门，越容易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上述研究意识到了财政分权能够影响收入分配，对于认识财政分权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不足或有待研究之处在于：（1）支持财政分权影响收入分配的文献并没有具体分析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且多数文献直接从实证检验着手，缺乏必要的理论分析；（2）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而城乡收入差距只是总体收入差距的一个表现而已；（3）从学科角度而言，尽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水平明显相关，然而，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均GDP不可能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的唯一手段，应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由经济视野拓展为收入分配与政治、经济三维综合系统关联的探索，换言之，应从新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收入分配问题。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以财政分权为制度背景，构建收入分配与政治、经济三维综合分析框架，详细说明了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论证了财政分权框架下增长型激励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既弥补了当前关于财政分权与收入差距研究的理论不足，又提出了中国收入差距更深层次的成因和解决问题的新线索和财政分权解，因此，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收入差距：分析框架
总的来看，收入分配包括功能性分配与规模性分配两个层面（见图2）。前者是指政府、企业与居民三大部门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分配格局；后者是指居民凭借所掌握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技术在参与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分配格局。而财政分权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呢？由于现有研究缺少必要的理论分析，本文需要建立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财政分权理论源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公共经济学关于公共品供给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支出责任范围和税收权力，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以更好地满足辖区选民的公共需求，其结果便是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品。所以，财政分权最初就是和地方政府的良好作用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仁慈型政府”假定与现实相左，而以钱颖一、weingast等人为代表将公共选择理论“理性人政府”假定应用到财政分权领域，将财政分权问题的研究由传统的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到财政分权实施主体一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内在激励及对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使财政分权无论从理论深度还是作用范围均得到了扩展和延伸，也称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与西方财政分权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不同，中国的财政分权始于一个集权化的政治经济空间，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建立在集权制下的政府委任制基础上，因此，中国的财政分权存在与西方财政分权截然不同的政治基础。在政治集权的同时，市场化与财政分权化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计划经济时期所没有的辖区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所以，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特征。以Monfinola等（1995）、Qian和Roland（1998）为代表的“市场维持型联邦主义”（Market Preserving Federalism）较早地提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用以解释我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强调财政包干制下的财政收入激励为地方政府狂热发展经济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动机基础，并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提供了一个财政分权视角的解读。然而，我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高度集权的单一制特征使行政放权随时有被中央政府收回的可能。
此外，财政包干制已演变为1994年的分税制，特别是2003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以及目前正在推行之中的增值税改革，财税利益分配实际上向中央政府倾斜，所以，行政和经济管理权限的变动并不符合“市场维持型联邦主义”所强调的高度稳定性的要求。因此，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地方政府一定还存在超越行政与财政之外的更根本的激励力量存在。Blanchard和Shleifer（2001）通过比较分析，认为财政分权下的政治集权是我国取得比俄罗斯更好经济绩效的原因。另外，周黎安（2007；2008）认为，“行政逐级发包”与“政治晋升锦标赛”是理解地方政府激励与经济增长的关键线索之一，在中央政府GDP相对绩效考核下，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然而，由于政治晋升是一场“零和博弈”，因此，对于那些无力竞争而自愿退出的参与者，“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是否也适用呢？对此，何晓星（2005）从科斯等的企业理论出发，把地方政府看作同企业相同的利益集团，认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个人控制权的横向扩张——地方资源、经济、社会规模来实现“自我晋升”。因此，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契合强化了地方政府通过横向扩张来促进经济增长，弥补因未能政治晋升失去的政治利益。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即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因为政治激励、财政激励都会促使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为便于后文分析，本文统一用增长型激励代替上述两种激励。那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即面临增长型激励的地方政府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呢？首先，在增长型激励的驱动下，加之政治晋升机会的有限性与地方官员任期的制约，会促使地方政府采取以扩大资本投资为手段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取得更多的政治晋升资本、更多的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的结果是使相对稀缺的资本获得了较高的边际报酬，企业收入增加，而企业偏向型的财税优惠政策会进一步抬高资本边际报酬。同时，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劳动回报被人为压低，其收入份额下降，初次分配差距产生。其次，为吸引稀缺资本，地方政府会增加一些影响企业选址的财政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地方政府在具有增进生产的经济建设支出上花费更多，最终会扭曲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会导致社会保障和对个人的转移性支出减少，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差距经过再分配环节之后依然较大，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增长型激励会使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资本而不得不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改善投资环境，挤占了社会性支出的份额，从而使贫困地区陷入“锁定”状态，产生收入差距中的“马太效应”。
三、增长型激励、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初次分配
作为理性人的地方政府及领导人，其行为表现之一是谋求政治晋升（或保持现有职位不变），其行为表现之二是实现本地财政收入最大化，而上述激励目标的实现均来自于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考核。因此，在增长型激励下，地方政府必然专注于经济发展，其首要选择就是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经济建设支出，用“自己的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由于资本相对稀缺，地方政府会展开恶性财税竞争以招商引资，吸引更多外来资本进入辖区，以扩大投资规模，用“外人的资本”加速经济增长。
（一）地方税收激励
如表1所示，地方税收收入主要源于以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为代表的生产性税收，这些税收的规模直接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
图3更进一步说明了生产性税收对地方财政的重要性。2000-2011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与城市维护建设税四项税收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比重的平均值为74.7%，最高是2004年的81.4%。仅就2011年，四项税收占地方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也高达70.2%，如果再加上因房地产开发所获得的税收，则比重会更高。
（二）非税收入与预算外收入激励
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除获得按财政体制规定的收入之外，还将获得非税收入和具有完全自主支配权的预算外收入。预算外收入规模曾一度超过预算内收入规模，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也日益加强。由图4可知，地方预算外收入规模由2000年的3578.8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6289.9亿元，之后有所下降，至2010年，预算外收入规模仍然达到5395.1亿元。在预算外收入日益增加的同时，地方政府非税收入也在迅速增加，由2000年的1007.5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440.4亿元，扩张了11.4倍。由于预算内财权的相对萎缩，地方政府在预算软约束的外部条件下不得不寻找替代收入，形成所谓的“堤内损失堤外补”现象，出现了预算内、预算外与制度外的“三足鼎立”局面。而且，地方政府为防止财权财力被上收，不断“化预算内为预算外、化预算外为制度外”。预算外问题的集中体现就是近年来的土地财政问题。2008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蔡继明等在其提交的提案中曾指出，地方政府收取的有关房地产的税费，诸如蓝图审查费、防雷检验费、绿化费、墙改费、人防费等，高达50余项。房地产税费已经占到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30%-50%。
由于地方政府收入核算制度不健全，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社保缴款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政府性基金收入等很多项目均（或大部分）没有纳入预算，因此，地方全口径财政收入的规模会更高，地方政府直接向市场经济伸出了“掠夺之手”而非本有的“援助之手”，国民收入向政府倾斜也就难以避免了。
（三）初次分配比较
由于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源于企业的贡献，因此，地方政府就会尽力吸引企业进入辖区，其中的一个手段就是财税优惠，即给予企业高额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从而人为提高了资本边际回报率。加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劳动者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劳动者处于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所以，最终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果就是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劳动和居民部门的收入下降（见图5）。
在图5中，自2000年以来，资本报酬弹性一直远远高于非金融部门劳动看报酬弹性，二看差距最大时为3：1左右；而对地方财政贡献度最大的“六项收入”弹性也一度高过劳动者报酬弹性，劳动收入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均处于下降趋势。
四、增长型激励、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再分配
如果说初次分配差距是市场效率内在要求的必然结果，那么，政府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再分配支出缩小初次分配差距。而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各种问题导致政府再分配支出不足，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一）中央事权过度下放的影响
由于政治集权下行政管理体制的隶属关系，导致中央在将事权大量下放到省级财政以后，省级财政又将其进一步下放到市县财政，如此逐级下放，最终事权的落实大都或全部在县乡财政。从图6可知，中央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比重不断下降，由1990年的32.6%下降到2011年的15.1%；与中央事权大量下放相对应，地方政府支出责任不断上升。
从分项财政支出来看，地方财政在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上分别承担了93.94%、95.48%、98.99%和90.03%的支出责任，中央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比重过低（见表2）。而在澳大利亚、美国、比利时等国家，联邦政府在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支出上承担的责任平均比重分别为63%、67.6%和72.9%。
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比重过大，一方面诸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支出属于典型的民生性支出，外部性较大，投入规模较高，地方层面的支出由于受到地区财力水平的限制难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将上述涉及公平正义的事权过度下放给地方政府，而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特殊激励结构又导致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严重偏向，再分配性支出不足难以避免，收入差距无法得到有效调节。
（二）支出结构偏向的影响
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增加经济建设支出的同时，社会保障和对个人的转移性支出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地方政府会增加行政管理费支出，在平衡预算的制约下，因为各种支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地方政府的再分配性支出必然会进一步下降，从而缺少进行再分配的财力保障，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剧或恶化。如表3所示，2007年地方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支出规模为7039.18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8.4%；而2011年对应数字分别为26260.88亿元和28.3%，4年间规模增加了273.1%，年均增加68.3%，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地方政府的增长型激励无疑成为经济建设支出增长的主要推力。
2007年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为12472.39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32.5%，而2011年对应的数字分别为22963.71亿元和24.8%，4年间规模增加了84.1%，规模过大、增长速度过快、所占比重过高。地方社会文教费支出规模由2007年的16378.45亿元提高到2011年的38620.7亿元，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2007年为42.7%，2011年为41.6%，下降了1.1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行政管理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比重过高。
此外，企业偏向型的财税优惠政策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不仅导致了初次分配中收入向资本要素倾斜而劳动报酬下降，而且由于总体均衡税率的下降以及经济建设费和行政管理费的挤压，地方政府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财力将趋向紧张。2011年地方财政用于对个人的转移性支出占地方全部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比重仅为21.3%，其中，对城市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与救济支出分别为733.55亿元和850.71亿元，占地方全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比重分别为6.9%和8.0%（见表4），比重过小，无法发挥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企业，因此，按照经济学中“成本-收益”对称原则，地方政府收入主要源于企业，同时也会将大部分财政支出用于服务企业——仅仅因为企业的财政贡献大，所以，用于收人再分配支出不足。与美国政府的财政收支相比，我们能够得到不同的结果（见表5、表6）。2009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两项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为81.8%。换言之，个人收入对联邦财政贡献度达82%。
与此同时，2009财政年度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也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对个人的福利、服务和就业等项目，仅社会保障支出一项就占联邦支出的20.9%。
（三）再分配比较
由于在再分配阶段地方政府社会保障和对个人转移性支出严重过低，加之地方政府城市偏向的财政支出结构，因此，初次分配差距经过再分配环节之后依然较大。如表7所示，对于城镇家庭而言，转移性收人由1990年的328.4元上升至2011年的5708.6元。相比之下，农村居民家庭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家庭，规模过小，还不到城市家庭转移性收入的1/10，无法调节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差距。
可见，财政分权下激励异化使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涓滴效应”（triekle-down effeet），再分配环节之后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五、政府间转移支付与收入差距的强化机制
政府间转移支付本应成为政治激励异化与财政激励偏差下收入差距的调节手段和工具，然而，由于中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种种问题，不但不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反而有扩大收入差距的趋势。政府间转移支付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结构不合理，制约了转移支付本有的功能。如图7所示，自2008年以来，专项转移支付由9962.3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7386.26亿元，4年间增加了74.5%，年均增长18.6%。由于专项转移支付的使用必须以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为基础，因此，地方政府纷纷“跑部钱进”热衷于争取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一旦项目和资金在本地落户，那就意味着地方财政的“财源滚滚”和经济总量的增加。
另外，专项补助必须要求地方政府按比例配套资金，所以，地方政府获得的专项转移支付越多，财政配套资金就越大，财政支出结构就越偏向经济增长。在同期，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返还由2008年的4282.16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188.55亿元，增加了21.2%。由于税收返还实行的是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主的边际增收激励，使得原本就追求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对发展经济更加偏爱。因为经济增长了，不仅可以获得按体制规定的财政收入，而且还能从中央获得增长奖励。因此，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加剧了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进一步恶化了初次收入分配。
一般性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测算标准不科学，而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重过低（见表8）。很多构成项目（如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教育部门转移支付等）已经演变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专项补助，异化为部门利益的代表，地方政府无法统筹调度各项财力，地方财政再分配支出受到财力制约。
因此，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强化并放大了地方政府在增长型激励下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经济发展，加剧了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再分配支出缺少财力保障，成为收入差距的强化机制，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说明，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的企业偏向型的政府决策直接提高了企业投资回报；处于经济增长和劳资谈判弱势的劳动和居民部门收入下降；由于地方政府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政治晋升激励与财政收入激励，加之财政分权必要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地方财政支出严重偏向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直接与民争利，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因此，中国式财政分权扩大并强化了收入差距，是收入差距的体制性根源。
（二）政策建议
改革不能将矛头直指地方政府，认为地方政府是“万恶之源”。换言之，中央政府责任的“缺位”、分权激励机制异化和财政分权制度不完善与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导致收入差距。由于财政分权的实施主体是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具有公益性与私益性等“复杂人”特征的各级政府，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1.公共利益代表政府假设下的改革措施
从中央政府层面看，把全国性公共品供给责任过度下放给地方政府并不符合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与公平原则，应将地方政府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上划中央政府，特别是要减轻县乡基层财政压力，省和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实现事权“归位”；适当降低转移支付规模，增加中央政府直接支出责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能降低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又能减少转移支付在上划与下拨过程中的漏损和巨额成本，并减少转移支付下拨过程中由腐败造成的收入差距，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地方政府层面看，应建立良好的财政分权制度，厘清政府间事权划分，明确各级政府事权重点，避免事权“错位”给地方政府造成过大的支出压力。同时，确保地方政府的财权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使地方政府具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
2.理性人政府假设下的改革措施
作为理性人的政府有寻租和为自己谋利的内在动机，当监督约束机制缺失时，这种理性人特征会得到进一步强化。首先，应建立政府间财政关系委员会，任何一项涉及财政分权的政策调整均要由此机构协商解决，规避中央事权下放和地方政府预算外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优化财政分权实施主体的激励机制。财政分权究竟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还是异化为地方政府的利益实现工具，在_定程度上取决于财政分权实施主体的激励机制。未来需要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政治激励约束机制，使社会公众对官员政治前途具有更多更大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使政府官员真正为人民服务，“为和谐而竞争”。最后，优化地方税制，确保各级财政具有大宗稳定的主体税种和税源，避免对生产性税收的过度依赖，可适当考虑在市县基层财政开征销售税。
财政支配论文篇10
一、引言
安徽省GDP近年来一直保持近的增长率，其中年安徽省GDP增长高达，增幅比全国高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位。比年前移位。安徽省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年安徽省地区生产总值首次实现“超万亿”，达到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回归模型，增长。年，安徽省财政支出1623亿，比年增长。年财政收入突破1500亿元，达亿元，增长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其中地方财政收入亿元，增长，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个百分点。财政支出突破亿元大关，达到亿元，实现年翻一番，同比增长，增幅位居全国第六，中部第一。年安徽省财政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回归模型，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配置系统由市场资源配置系统和政府资源配置系统组成。而政府正是利用财政支出手段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稳定和发展经济的目标。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可以有效利用财政杠杆加速经济的增长。
对安徽省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分析出安徽省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规模的大小，投入规模是否合理以及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实证研究有利于找出安徽省财政支出中存在的问题，以便适时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从而达到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的目的。
二、理论模型及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5~2008年。部分指标由于统计标准的改变，本文作了调整。同时为方便处理，解释变量的单位为万元，被解释变量GDP的单位为亿元。
2．指标的选取
本文选取安徽省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基础设施支出、科技三项及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农业支出、科教文卫支出、行政管理支出五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模型，分别用 表示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
表1 历年统计数据单位：x1~x5(万元)；gdp(亿元)
变量
年份
x1
x2
x3
x4
x5
gdp
1990
34213
19997
31724
170850
61930
685.02
1995
83416
66542
68456
406060
177261
2003.58
1996
121416
121902
90851
482920
210821
2339.25
1997
149498
142834
115791
544659
237065
2669.95
1998
237498
173126
109114
567910
233633
2712.34
1999
350633
155567
114787
662757
299491
2805.45
2000
400853
158813
106375
750095
347527
2902.09
2001
435524
254284
108724
904815
424417
3246.71
2002
538225
170267
101731
1039490
485954
3519.72
2003
474481
175933
169118
1153342
512911
3923.1
2004
508578
239367
253414
1444599
645081
4759.3
2005
641160
270646
289279
1616977
737823
5375.12
2006
976248
373833
339334
2118082
933113
6131.1
2007
1176332
420000
351752
3205928
1128403
7364.18
2008
1410167
430000
481900
财政支配论文篇11
本文传统财政理论的创立者，公推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就国家的支出、赋税、国债等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小费用的税收四原则。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在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之后，萨伊、李喜图等经济学家对财政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推出了代表巨著《财政学》，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财政学奠定了基础，对以后西方的财政理论和政府的财政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福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庇古，根据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愈好，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财政视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财政理论把财政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30年代，传统财政学让位于现代财政学，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成为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
作为区别于传统财政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共产品、公共选择成为现代西方财政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穆斯格雷夫等财政学家都在这个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因为深刻地剖析了决定税收水平和支出水平后面隐藏的政治背景，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基本内容主要源于三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阶级学说、国家学说等。(2)我国传统的理财观念和文化背景。(3)前苏联模式。
财政理论诸学派中居主流地位的是“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其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持这一观点的著述把财政定义为国家依靠其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满足和实现其自身职能的需要，从而由整个社会产品分配中，独立出一种由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公共权力)直接参与的社会产品分配。
持“剩余产品决定论”者不同意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观点，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社会扣除的现成形式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财政分配得以发展的因素，且所有权和社会扣除是决定因素。
“社会公共需要论”认为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采取的分配形式。还有“再生产决定论”等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财政的范畴。
上述诸观点中，“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已被国内绝大多数财政学教材所采用，财政分配的强制性、无偿性被界定为财政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财政的作用概述为社会主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中，调节、控制、反映、监督财政收支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运动，具有分配职能、调节职能和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历代经济学家都关心和研究财政问题，并对财政理论、财政本质作了很多创造性的论述，大大促进了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诸财政理论包括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国家分配理论等等，观点各有不同，有的差别很大，但它们也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财政来源于生产——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依靠国家权力，通过税收等方式取得财政收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任务——满足国家需要、均等分配收入、实现公共需求等等，而轻于或疏于研究财政与生产发展的直接联系。这在现代生产大分工、大协作、第三产业大发展的情况下，显然存在欠缺和不足。财政收入来自三次产业的创造，而财政支出也主要用于三次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发展。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是财政收支的本质所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应该成为财政学的基础性理论，国家权力只是方便履行其职能而已。下面分成几个问题作进一步阐明。
M之中存在Mc，是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和财政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物质生产观点，只承认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货运业的生产性，号称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国民核算制度规定只对五大部门的活动成果计算产值，对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医疗、生活旅游和国家管理等部门，统统是非生产部门，不作为生产活动，采用MPS国民核算制度，对它们规定不计算产值，作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处理，这对比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算制度SNA存在极大的不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深感物质生产观点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决心改革，确认上述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来的生产性，称为非物质生产部门，并多方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变了我国原来第三产来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落后状况，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下面是我国和几个国家的历史对比材料。
第三产来占国民经济的百分比
国家19701980198519901991-1994间的一年
中国21.428.531.331.8
美国58.954.057.661.363.9
日本47.254.455.855.557.6
英国52.455.057.162.966.3
摘自《世界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相应地，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我国国民核算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联合国制定的国民核算制度SNA，拓宽了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对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活动，统统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这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和变化。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环节拓宽了，其他再生产环节——分配和使用，也必须相庆地变化。根据三方等价原则，国民生产=国民分配=国民使用，即生产量、分配量和使用量应保持相等。同样，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主算到哪里，中间消耗和最终使用也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现在生产范围拓宽了，由物质生产扩大到包括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分配和使用的范围也要相庆地扩大。过去对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生活旅游、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公共产品的部门，统统不作为生产部门、不计算产值，当然不能算使用。现在不同了，处了产值就要算使用，用于正常生产的臬中间消耗，用于人们消费积累的算最终使用。也就是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因为生产需要享用公共产品(或称为公共服务)就要作为中间消耗，并应给以相应的报酬。这些报酬应该和生产耗用的原材料、零配件一样，作为C，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但对这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报酬，例如安全服务、城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等，都不好直接计费，很难直接支付。世界各国都采取税收的形式，向财政税务部门缴纳，再由财政给上述公共服务部门拨款，作为“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因而原来剩余价值M中的相当部分，在此已经不是什么剩余了，而是企业享用公共服务的一种报酬和费用。对公共服务支出这种形式上为M而裨上为C的支出，我们称之为Mc，数量很大，但内容复杂，除了为生产服务外，还有相当部分是为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服务，难以计处，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只好冒扩大国民收入总量的失误，作“政府消费”或“社会消费”外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在美国有国民收入之父之称的S·库兹涅茨早期的计算，在许多国家其扩大数占GDP的8.1%，并有逐步增加的趋势，①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和比例。
财政收支一般都讲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或国民收入的一种分配，而Mc实质上是一种费用支出，是一种偿付，是成本开支中的C，从性质上它不属于国民收入的内容，因而国家分配理论、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等所讲的内容，与此不相符合，也就是扩大生产范围、对公共产品部门计算产值以后，改变了原有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从而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并且显著地表露出了原有诸财政理论观点存在着偏颇和不足。
国民经济包括无以计数的部门和单位，彼此实行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而有秩序序地进行。只有实行大分工、大协作，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企业的正常生产，取得盈利，建筑在其他众多企业大分工、大协作的基础上。否则，离开社会的分工协作，离开公共服务部门的支持，包括安全服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生产马上就要停顿，处于瘫痪之中。企业享用各种公共服务，就要给以报酬，不给报酬，公共服务部门就无法存在下去。为了保证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生产正常有序地进行，一如前说，企业采取“纳税”的形式加以支付，形成纳税双方的收支往来的经济联系，通过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经济往来剖析，可以使纳税、收税者双方取得下面的共识：
(一)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和单位，都享用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凝结了公共服务的劳动，需要给以相应的服务报酬，作为成本开支中的C，公共服务不便直接计量和支付，一般采用税收的形式，使得M之中存在M。
(二)公共服务部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关部门劳动投入的成果，必须得到报酬或补偿，否则公共服务就要停顿，社会再生产就不能进行。
(三)公共服务部门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促使各企业更好地发展，进一步降低中间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了上述三点共识，对于收税和纳税者双方，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和协调作用。
对于纳税者，各企业了解自己之所以能顺利生产，是因为享用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他们的产品和盈利中，凝结了公共服务部门的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该给以相应的补偿。得之于众，还之于众，从而会大大减少纳税者的心理矛盾和阻力，心诚意服地纳税。
对于收税者，有了上面的认识，确认收税主要是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报酬，不是对企业外加的额外负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纳税者收税，并且和各种逃税潜心税的行为作斗争。(当然，税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再分配的份额)。收税是对过去，用税即拨款是对未来，国家财政要进一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办教育、办科学、搞好国家管理，发展社会公用事业，为一二三产来的发展，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和条件。
既如此，财政的收支与社会生产密切相联系，财政理论研究就应该反映这个实际，并进一步促进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此，国家分配论、福利经济论和公共需求论等等，都无法说明财政收支的上述主体内容，只反映财政收支的一部分内容，不能以偏概全。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形成了财政收支和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作为理论建设来说，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扩大生产范围，大力发展第三产来产生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
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一方面作为商品二因素中的“价值”，始终和商品的“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它代表着无以计数、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劳务；另方面，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主要是指创造剩余价值，同等劳动在同等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产品，也就是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讲财政学以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作为基础理论，就是讲财政理论研究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是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要把财政收支立足于生产，优化资源配置，落实在生产的发展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使财政与经济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当然，财政还有基他职能，如公共积累、社会福利等等，但均应以生产为中心，使财政收支建立在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并且对财政工作和财政理论建设，赋予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优化资源配置，赋于财政部门以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资源有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资源乃是最重要的资源。有了财务，通过各类市场，可以雇请劳力、购买生产资料，以及租购各种自然资源，以弥补其他资源的配套和不足。财政部门职司财务分配，对国家资源的分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财政部门决不是单纯的管收管支，平衡预算，崦是要立足于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以优化资源分配，协调经济关系为己任，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劳动更好地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也就是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部门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要求在如下几方面发挥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一)发挥对经济增长和产来结构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税率提高，税额啬，企业收入会相应地减少。财政集中的财力除了作为公共服务的报酬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短线产品或关键产业，对比留给企业安排和支用，结果自然不同，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起调节作用。因此，如何确定税种和税率，以什么方法计证，要不要采用累进制或采用什么标准的累进制计征，其中大有学问。税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用很大而且更为重要，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各方，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瞻顾发展前景，加以研究和确定。应该看到，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比过去大大地降低了，国家可以运用的财力，特别是用以解决重点项目、克服薄弱环节、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能力，已经明显地降低了。这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从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协调产业关系、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来综合加以研究和确定。
(二)发挥对公共服务部门规模结构的优化作用。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治安、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部门必须有一个合理合适的规模结构，而且会随着经济技术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不稳定，安全无保证，一切生产再生产都夫法顺利进行。现代高科技，教育是基础，必须把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实行科教兴国，但都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财政拨款，大增小增或者减少，优化资源配置，使公共服务部门保持合适的比例，这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有基础和发展前景有着充分的了解，统筹兼顾，科学安排，从而使财政拨款建立在促使各公共服务部门优化资源配置，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提供更好硬软环境的基础上。
财政支配论文篇12
财政学史中众多理论存在源于生产而又轻于生产的不足
本文传统财政理论的创立者，公推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就国家的支出、赋税、国债等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小费用的税收四原则。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在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之后，萨伊、李喜图等经济学家对财政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推出了代表巨著《财政学》，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财政学奠定了基础，对以后西方的财政理论和政府的财政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福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庇古，根据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愈好，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财政视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财政理论把财政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30年代，传统财政学让位于现代财政学，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成为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
作为区别于传统财政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共产品、公共选择成为现代西方财政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穆斯格雷夫等财政学家都在这个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因为深刻地剖析了决定税收水平和支出水平后面隐藏的政治背景，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基本内容主要源于三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阶级学说、国家学说等。(2)我国传统的理财观念和文化背景。(3)前苏联模式。
财政理论诸学派中居主流地位的是“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其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持这一观点的著述把财政定义为国家依靠其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满足和实现其自身职能的需要，从而由整个社会产品分配中，独立出一种由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公共权力)直接参与的社会产品分配。
持“剩余产品决定论”者不同意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观点，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社会扣除的现成形式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财政分配得以发展的因素，且所有权和社会扣除是决定因素。
“社会公共需要论”认为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采取的分配形式。还有“再生产决定论”等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财政的范畴。
上述诸观点中，“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已被国内绝大多数财政学教材所采用，财政分配的强制性、无偿性被界定为财政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财政的作用概述为社会主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中，调节、控制、反映、监督财政收支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运动，具有分配职能、调节职能和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历代经济学家都关心和研究财政问题，并对财政理论、财政本质作了很多创造性的论述，大大促进了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诸财政理论包括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国家分配理论等等，观点各有不同，有的差别很大，但它们也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财政来源于生产——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依靠国家权力，通过税收等方式取得财政收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任务——满足国家需要、均等分配收入、实现公共需求等等，而轻于或疏于研究财政与生产发展的直接联系。这在现代生产大分工、大协作、第三产业大发展的情况下，显然存在欠缺和不足。财政收入来自三次产业的创造，而财政支出也主要用于三次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发展。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是财政收支的本质所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应该成为财政学的基础性理论，国家权力只是方便履行其职能而已。下面分成几个问题作进一步阐明。
M之中存在Mc，是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和财政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物质生产观点，只承认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货运业的生产性，号称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国民核算制度规定只对五大部门的活动成果计算产值，对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医疗、生活旅游和国家管理等部门，统统是非生产部门，不作为生产活动，采用MPS国民核算制度，对它们规定不计算产值，作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处理，这对比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算制度SNA存在极大的不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深感物质生产观点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决心改革，确认上述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来的生产性，称为非物质生产部门，并多方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变了我国原来第三产来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落后状况，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下面是我国和几个国家的历史对比材料。
第三产来占国民经济的百分比
国家 1970 1980 1985 1990 1991-1994间的一年
中国 21.4 28.5 31.3 31.8
美国 58.9 54.0 57.6 61.3 63.9
日本 47.2 54.4 55.8 55.5 57.6
英国 52.4 55.0 57.1 62.9 66.3
摘自《世界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相应地，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我国国民核算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联合国制定的国民核算制度SNA，拓宽了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对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活动，统统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这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和变化。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环节拓宽了，其他再生产环节——分配和使用，也必须相庆地变化。根据三方等价原则，国民生产=国民分配=国民使用，即生产量、分配量和使用量应保持相等。同样，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主算到哪里，中间消耗和最终使用也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现在生产范围拓宽了，由物质生产扩大到包括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分配和使用的范围也要相庆地扩大。过去对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生活旅游、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公共产品的部门，统统不作为生产部门、不计算产值，当然不能算使用。现在不同了，处了产值就要算使用，用于正常生产的臬中间消耗，用于人们消费积累的算最终使用。也就是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因为生产需要享用公共产品(或称为公共服务)就要作为中间消耗，并应给以相应的报酬。这些报酬应该和生产耗用的原材料、零配件一样，作为C，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但对这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报酬，例如安全服务、城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等，都不好直接计费，很难直接支付。世界各国都采取税收的形式，向财政税务部门缴纳，再由财政给上述公共服务部门拨款，作为“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因而原来剩余价值M中的相当部分，在此已经不是什么剩余了，而是企业享用公共服务的一种报酬和费用。对公共服务支出这种形式上为M而裨上为C的支出，我们称之为Mc，数量很大，但内容复杂，除了为生产服务外，还有相当部分是为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服务，难以计处，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只好冒扩大国民收入总量的失误，作“政府消费”或“社会消费”外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在美国有国民收入之父之称的S·库兹涅茨早期的计算，在许多国家其扩大数占GDP的8.1%，并有逐步增加的趋势，①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和比例。
财政收支一般都讲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或国民收入的一种分配，而Mc实质上是一种费用支出，是一种偿付，是成本开支中的C，从性质上它不属于国民收入的内容，因而国家分配理论、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等所讲的内容，与此不相符合，也就是扩大生产范围、对公共产品部门计算产值以后，改变了原有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从而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并且显著地表露出了原有诸财政理论观点存在着偏颇和不足。
国民经济包括无以计数的部门和单位，彼此实行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而有秩序序地进行。只有实行大分工、大协作，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企业的正常生产，取得盈利，建筑在其他众多企业大分工、大协作的基础上。否则，离开社会的分工协作，离开公共服务部门的支持，包括安全服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生产马上就要停顿，处于瘫痪之中。企业享用各种公共服务，就要给以报酬，不给报酬，公共服务部门就无法存在下去。为了保证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生产正常有序地进行，一如前说，企业采取“纳税”的形式加以支付，形成纳税双方的收支往来的经济联系，通过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经济往来剖析，可以使纳税、收税者双方取得下面的共识：
(一)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和单位，都享用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凝结了公共服务的劳动，需要给以相应的服务报酬，作为成本开支中的C，公共服务不便直接计量和支付，一般采用税收的形式，使得M之中存在M。
(二)公共服务部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关部门劳动投入的成果，必须得到报酬或补偿，否则公共服务就要停顿，社会再生产就不能进行。
(三)公共服务部门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促使各企业更好地发展，进一步降低中间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了上述三点共识，对于收税和纳税者双方，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和协调作用。
对于纳税者，各企业了解自己之所以能顺利生产，是因为享用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他们的产品和盈利中，凝结了公共服务部门的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该给以相应的补偿。得之于众，还之于众，从而会大大减少纳税者的心理矛盾和阻力，心诚意服地纳税。
对于收税者，有了上面的认识，确认收税主要是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报酬，不是对企业外加的额外负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纳税者收税，并且和各种逃税潜心税的行为作斗争。(当然，税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再分配的份额)。收税是对过去，用税即拨款是对未来，国家财政要进一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办教育、办科学、搞好国家管理，发展社会公用事业，为一二三产来的发展，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和条件。
既如此，财政的收支与社会生产密切相联系，财政理论研究就应该反映这个实际，并进一步促进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此，国家分配论、福利经济论和公共需求论等等，都无法说明财政收支的上述主体内容，只反映财政收支的一部分内容，不能以偏概全。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形成了财政收支和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作为理论建设来说，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扩大生产范围，大力发展第三产来产生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
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一方面作为商品二因素中的“价值”，始终和商品的“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它代表着无以计数、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劳务；另方面，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主要是指创造剩余价值，同等劳动在同等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产品，也就是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讲财政学以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作为基础理论，就是讲财政理论研究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是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要把财政收支立足于生产，优化资源配置，落实在生产的发展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使财政与经济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当然，财政还有基他职能，如公共积累、社会福利等等，但均应以生产为中心，使财政收支建立在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并且对财政工作和财政理论建设，赋予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优化资源配置，赋于财政部门以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资源有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资源乃是最重要的资源。有了财务，通过各类市场，可以雇请劳力、购买生产资料，以及租购各种自然资源，以弥补其他资源的配套和不足。财政部门职司财务分配，对国家资源的分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财政部门决不是单纯的管收管支，平衡预算，崦是要立足于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以优化资源分配，协调经济关系为己任，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劳动更好地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也就是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部门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要求在如下几方面发挥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一)发挥对经济增长和产来结构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税率提高，税额啬，企业收入会相应地减少。财政集中的财力除了作为公共服务的报酬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短线产品或关键产业，对比留给企业安排和支用，结果自然不同，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起调节作用。因此，如何确定税种和税率，以什么方法计证，要不要采用累进制或采用什么标准的累进制计征，其中大有学问。税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用很大而且更为重要，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各方，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瞻顾发展前景，加以研究和确定。应该看到，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比过去大大地降低了，国家可以运用的财力，特别是用以解决重点项目、克服薄弱环节、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能力，已经明显地降低了。这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从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协调产业关系、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来综合加以研究和确定。
(二)发挥对公共服务部门规模结构的优化作用。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治安、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部门必须有一个合理合适的规模结构，而且会随着经济技术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不稳定，安全无保证，一切生产再生产都夫法顺利进行。现代高科技，教育是基础，必须把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实行科教兴国，但都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财政拨款，大增小增或者减少，优化资源配置，使公共服务部门保持合适的比例，这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有基础和发展前景有着充分的了解，统筹兼顾，科学安排，从而使财政拨款建立在促使各公共服务部门优化资源配置，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提供更好硬软环境的基础上。
(三)发挥对生产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协调作用。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由此产生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在经济学中一直是很难解决的课题。发展生产必须讲究效率，满足需要要求注意公平，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二者是矛盾的统一。在不同经济技术条件下，有不同的比例标准，过多过少都不好，要求财政部门发挥其必要的协调作用。企业财务属于企业范围，但众多财务制度是由财政部门制定的，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收入分配。财政部门集中的国民收入，一部分也用于社会福利，应该统盘安排，发挥其协调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低下，长期存在亏损，需要财政补贴或抵消财政收入，显然是不正常的。但事关职工的基本保障、起码的生活条件，又非开支不可。不正常的情况不容许长期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财政对生产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协调能力，一定要通过企业改革加以彻底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