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本科论文合集12篇

时间:2023-03-28 15:07:55

历史学本科论文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4-0121-02

在高等教育中,历史学科是基础之一,必须坚持把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教学活动的根本目标,同时,要紧密结合改革的步伐和社会的需求来培养人才。历史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21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基础扎实、知识丰富、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小学师资及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相关专门人才。根据这一目标,改革和创新史学论文写作的理论教学和写作实践,必将对我们实现目标、培养人才起到突出的作用。

史学论文写作课程教学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写好论文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关键,学生通过论文的写作,将所学的专业基本知识运用于实践,掌握论文撰写的步骤、方法和技能,并且在思想品德、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为毕业后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整体优化构建

(一)改革理论教学

改革以往史学论文写作课程的传统理论教学方式,增加研读、探求两个环节,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有必要逐步改革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两门历史专业核心课的内容和体例,使之更好地反映时代变化和学术的最新发展。三年级将较多地开设专业选修课(包括必选课和任选课),地方高校尤其要注重开设部分区域历史文化课程,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增加有关生态、拓殖、人口、社会思潮、大众心态、社会生活等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内容,将历史学习与现代社会问题诸如区域稳定、边疆经济、生态变迁等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更多地了解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趋势,凸显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要增开反映本学科前沿成果,有助于提高学生基本功训练和理论思维能力的选修课,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外交史等领域的专门课程以及断代史研究的专题,拓宽学生的认知面。

(二)创新实践方式

要结合理论教学的改革,充分挖掘和利用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发挥历史学教化与教养的功能,凸显历史学科功能和价值,培育经典名师,讲传经典文献,开设精品课程,打造精彩讲堂;培养学术人才,加强地方特色文化研究,提高校园文化品位和学生人文素质,建设文化名校;培养社会人才,满足社会对具有一定史学功底的应用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同时,结合高校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实践,创办校园历史文化节、“历史与文化”学生论文大赛、学生学术论坛等学术实践活动,以演讲、辩论、沙龙、历史剧、考古调查等形式,丰富校园文化、提高学生能力,在学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历史专业独特的魅力。

(三)增强教师指导

教育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是通过教师的具体教学活动来完成的。建立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进一步完善师资队伍的知识储备,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不可忽视的前提。必须把教师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要抓好中青年教师队伍的稳定及其知识结构的完善,采取相应措施保证绝大多数教授、副教授都承担本科教学第一线教学任务,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不仅对学生在知识结构、思辨能力、认知水平、学科体系、考研素质等方面着力进行培养,还要对学生在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打造。四年级学生除了继续进行少量课程的学习外,在教师的指导下,要积极参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项目活动开展。尤其是结合论文写作课程、毕业论文(设计)、历史文化研究竞赛等活动,提高能力。

二、积极开展课题研究

(一)具体分工与集体攻关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和实践,需要课题组全体成员积极配合、协调统一来展开。在总项目之下,设置若干子项目,充分了解历史学专业本科学生学术研究倾向;调查历史学专业学生读书情况;理清教学、团学工作一体化与创新改革的关系等等。对每一个子项目进行具体分工,展开工作,不定期进行集中讨论。最终在子项目完成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检验和集体修订,形成最终方案。

(二)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要在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教学新理念的指导之下,紧紧把握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结合国家、地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法规、政策,认真学习,融会贯通,将核心内容渗透在课题的研究和实践中。同时,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形成,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展开,如对相关现状的调查,就必须通过大量的调查问卷来进行,而初步研究形成的方案,也必然通过教学实践活动来进行检验和不断完善。只有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三)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要立足于具体高校,但又不能仅局限在一所院校,必须与历史学专业改革发展的趋势目标相统一,与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和趋势相统一,与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相统一。课题的研究主要针对史学论文写作,但又不能仅局限在写作上,要充分考虑应用型人才对各学科知识的需求,对各种能力的需求,以及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思路。

(四)专业课程与知识拓展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还包括在历史学专业传统的课程设置以外,有效地对教师资源进行整合,以师资特色开设专门史、断代史专题选修课来培养“学术型”人才;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历史过去性的特点,以多媒体辅助教学,集声像、音响、图片于一体,增强历史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学史兴趣。开展专业考察、地方遗址遗迹参观了解等方式,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三、主要特色和创新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我们提出,创新史学论文写作教学和实践活动,具有特色的“123模式”是有效的途径。

“123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两个“123”,即教学中的“一堂课、两论文、三环节”;实践中的“一结合、两展示、三监控”。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4-0110-08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从史学概论教材编写起步的。在短短的10年间,出版并被相关高校确定为历史学本科生甚至延伸为研究生教学指定参考书的“史学概论”,计有11本之多。正如首部《史学概论》作者陈光前所预见的那样:“十亿人口的大国,才出版两三种史学概论教材,很难适应不同的情况和需要,应当多有几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教材,百花开放。在科学的春天里,史学概论这一品类的鲜花,一定会争相开放。”从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历史眼光看,应该承认,这10年是史学概论繁荣的10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的一大亮点。经过研究,我们将11种史学概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依次概括为综合模式、理论与方法模式、认识论模式、史学理论模式和史学学模式(限于篇幅,此模式概说略去),并由此建立一个学术坐标予以比较。应该看到,11本史学概论著作出自众人之手,由于史家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加上他们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职业习惯和教学研究体会,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历程,这些都在他们各自的史学概论中打上了烙印,由此表现为不同的学术风格,各有各的逻辑体系。还要看到,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研究,不仅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时髦话题,而且也是史学概论学术史上的永恒话题。立足于当下,必须借鉴和反思历史经验。因此,比较他们在史学概论建构中逻辑体系的差异,既有利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起步阶段的时代特点、时代精神,又有利于科学总结处于学术繁荣时期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经验,规避其时代性、主体性失误,继续把中国特色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工作推向前进。

一、综合模式

还是在当时,就有学者研究指出,部分史学概论体系表现出突出的综合模式特征。因此,这里所说的史学概论体系综合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借用的概念,即史学概论=部分1+部分2+部分3。在史学家所构建的史学概论体系中,有很多学者立足于教学或历史研究的实际需要,采用了这种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的结构体系,但同时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综合模式并不等于说就是一个“拼盘”,因为史学家在构建其结构时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具体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这种综合模式来建构其史学概论的著作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1983年第1版,1985年第3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和田昌五、居建文编著的《历史学概论》。应该说,这3本教材,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首批公开出版的史学概论类著作,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一)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简称葛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葛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料和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学史=历史科学概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绪论(修订时增写),总论该书的主旨问题,共7页,占全书(477页)比例为1.47%。

第二,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第1章),主要解决什么是历史科学这一问题,共55页,占全书比例为11.53%,主要包括:历史、历史学、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辨析,历史科学在认识对象、认识过程、认识经验上的主要特点,历史科学的作用,历史科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等。

第三,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2章至第9章),主要回答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共217页,占全书比例为45.49%,主要包括: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科学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考察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史论结合等。

第四,史料搜集与处理的知识和方法(第10章至第11章),主要说明如何搜集和处理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问题,共50页,占全书比例为10.48%,主要包括: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简介及其搜集、鉴别、校勘的方法,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等。

第五,中外史学史概述(第12章至第13章),主要论述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以及欧美史学的发展情况,共111页,占全书比例为23.27%,主要包括:中国史学史概述,欧美史学史概述等。

第六,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第14章,修订时增写),主要介绍国外流行的几种史学方法,共37页,占全书比例为7.76%,主要包括: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数量研究法,历史系统研究法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葛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重温并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并强调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即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

(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简称白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白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学基本问题+史学的内部问题(历史观+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史学的外部联系(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史学概论。

第一,叙论(第1章),总论该书涉及到的历史学基本问题及其编写大意,共30页,占全书(426页)比例为7.04%,包括:历史、史料、史学基本概念辨析,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该书的编写大意等。

第二。史学的内部问题(第2章至第6章),主要论述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等属于史学内部结构的问题,共199页,占全书比例为46.71%,主要包括:历史观――史学的灵魂,主要以历史观中的重要问题来贯穿论述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学的基础,回顾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并在论述中渗透了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历史编纂――史学的成果表达,包括:史书的体裁及编和著、史书的体例、历史写作文字方面的问题。

第三,史学的外部联系,即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7章),着重论述了史学与科学、哲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共50页,占全书比例为11.74%。

第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第8章至第9章),回顾和评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情况和重要问题,共103页,占全书比例为24.18%,主要包括: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

第五,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第10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探讨了当前史学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指明史学发展方向,共44页,占全书比例为10.33%。主要包括:研究和进行历史教育,开阔视野,治史修史,不断提高史学水平;强大史学队伍,培养史学人才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白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概述,及对中国史学史脉络的把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时期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关注和研究,应该说起自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现在看来,其初始倡导之功,殊为有益。

(三)田昌五、居建文编著《历史学概论》(简称田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的来说,田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学基本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学史+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概论。

第一,历史学基本问题(第1章),重点论述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共21页,占全书(245页)比例为8.57%,主要包括: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等。

第二,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2章至第5章),主要论述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共162页,占全书比例为66.12%,主要包括: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这里分为两个问题:首先是两种历史观,主要论述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及史论关系问题、党性与科学性的问题。其次是历史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重新阐述经济与政治、思想等因素的相互关系;阶级斗争的相关原理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其中在论述阶级分析方法时,特别提到了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辩证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辩证地看待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等。

第三,史学史即历史学的过去与现状(第6章),回顾和评述了中外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共46页,占全书比例为18.78%,主要包括:中国的封建史学,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和史书的体裁问题;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着重介绍了近代中国新史料的发现和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史学成就: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论述了和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历史学的现状和当前的任务,包括西方史学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史学的现状与教训。

第四,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第7章),主要介绍历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关知识。共16页,占全书比例为6.53%。主要包括:古文献资料及其相关的知识和史学与考古学(实物史料方面)。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田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阐述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及研究方法,强调遵循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重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方法。应该注意的是,田本与前述葛本的逻辑主色调虽同为唯物史观,但重点和导向却是不一样的:白本重史观,从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人手强调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田本重方法,强调运用唯物史观,就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综合模式的内在逻辑虽然都是“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结构”,但是,各本所囊括的内容及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因史家主体的认识差异,在用笔量上表现出很大不同;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也因为操作性的问题难免存在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对于这些问题,三本著作出版不久,就有学者毫不讳言地予以指出。比如,1984年,蒋大椿在《建设历史科学概论的有益探索――评介〈历史科学概论〉和〈史学概论〉》一文中就指出,虽然“从着手建设历史科学概论这门学科来看,两书(笔者注:葛本和白本)的首倡之功,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两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解决,其中“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是亟待明确的首要问题,因为“历史科学概论应是一门有自己特定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专门学问”。又如,1985年,姜义华在《从(史学要论)到〈史学概论〉》一文中指出,葛本、田本和白本三书“最主要的问题看来就在于这几部著作内容稍嫌庞杂。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想集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编纂学、史学史于一身,结果,反而使史学概论自身所要专门考察的问题被排挤或淹没了”。[q除了蒋大椿、姜义华指出的问题外,这种综合模式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还显得不够紧密,尤其是缺乏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对于谋求使“史学概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作用不大,只能起到史学教学概要和普及历史学学科知识的作用。

二、理论和方法模式

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体系,我们将它简称为理论和方法模式。赵吉惠是这种模式的首倡者,赵著《历史学概论》(简称赵本)是该模式的实践成果。总体看,赵氏“历史学概论”意在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概述历史学及其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问题,因此,其逻辑结构就是:历史学基本问题+理论部分+方法部分=历史学概论。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历史学基本问题(引言),总论历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共19页,占全书(347页)比例为5.48%,主要包括:历史、历史记录、历史学、历史学理论、历史学概论等基本概念辨析及《历史学概论》一书的主旨论述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意义及史学工作者的必备品质。

第二,理论部分(第1章至第8章),着重从理论角度来梳理史学发展历程和历史观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共152页,占全书比例为43.80%,主要包括:一是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小部分: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二是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关系;三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遗产的继承与批判。

第三,方法部分(第9章至第16章),主要论述史学研究和编纂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一是马克思主义是史学方法论的根本指导原则;二是搜集、整理、运用史料的方法,史学研究方法,主要论述了6种.分为5章:三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历史系统研究方法、历史计量研究方法;四是史著的体例与编纂方法(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撰写史学论文的要求与方法)。

应当看到,赵本从理论与方法角度建构史学概论体系,以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为论述重心,这就抓住了史学概论的核心问题,使全书各部分之间有了更为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相对于葛本、白本而言,赵本的逻辑体系更为严密,所囊括内容的比例也更为合理。对此,时人何振东在《从几本(史学概论)看本学科的主要内容》一文中有过论述。他认为,与葛本、白本相比,赵本“将有关历史文献、史书的体例,以及中外史学的基本知识,均归纳到《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和《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这两章中”,“叙述时进行纵横交叉,有机结合,这样就显得概而不杂,丰而有序”,这样处理就显得很好。当时对此持肯定性意见的还有徐万发,他在《史学主体与(史学概论)研究对象》一文中指出,“赵本的处理是一种大胆的探索,‘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出发,对历史学的整体做比较概括地论述。’它自然而然地调正了‘史料与文献学、编纂学’等学科在史学概论中的位置,又从与理论、方法相关的世界观出发,处理了史学概论与史学史的关系”,全书“自成体系,有另辟蹊径之功”。

三、认识论模式

认识论模式,即以历史研究的主体认识活动为中心来建构史学概论体系,简称认识论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从认识论角度来思考史学概论体系问题并付诸实践的,主要有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虽然如此,但还要注意的是,这两本书无论是在体系建构,还是在所囊括的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吴泽主编《史学概论》(简称吴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根据吴本“前言”和第1章“绪论”可知,作者试图以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史家主体与史学客体)关系为主线来展开论述,从而确立史学概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因而作者将由此贯穿起来的内容归纳为: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三大部分。简单地表述吴本的逻辑结构是: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从表面上看,吴本的结构与上面论述的综合模式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内在逻辑则是不同的。具体地说,其内在逻辑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根据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规定性来说,回答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什么?人类历史的变化发展是由什么决定的?人类社会是怎样变化发展的?其基本规律和特点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涉及到历史观这个根本问题,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第一次真正科学地解答了这些问题。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史学概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作者看来,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主要是阐述唯物史观及其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其次,一次完整的历史研究过程,不仅包括研究者根据史料来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中引出科学结论的过程,而且还包括研究者把科学结论写成史学著作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存在着分散、讹误的问题;科学结论的得出,存在着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问题;史学著作作为最终成果,存在着史学观点如何表述的问题。为此,研究者必须掌握搜集、鉴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具体与抽象、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及编写史学论著的方法,正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史学概论研究的重点。

再次,在历史研究中,史学家不仅要用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辅助历史研究,而且还要通过史学评论来了解现实对于史学的要求,通过研究史学的历史与现状来不断丰富史学概论,因此,这些史学与其他有关科学之间的关系、史学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以及当今世界上各种史学流派等问题,都可看作是历史研究所必备的基本知识,以此来帮助研究者解决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

吴本的史学认识论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绪论(第1章),总论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共18页,占全书(398页)比例为4.52%。

第二,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第3章),着重论述唯物史观的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共36页,占全书比例为9.04%,主要包括: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历史上人类的共同体,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的现象和本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发展的渐变和突变、人类历史的螺旋式发展)。

第三,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4章至第6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论述了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共40页,占全书比例为10.05%,主要包括:分析和综合研究法(将阶级分析法囊括其中),历史比较法,历史归纳法(演绎法),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和抽象,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历史主义原则);二是史料和史料学,着重论述了史料学的相关问题,并介绍了处理史料的相关方法;三是历史编纂学,论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表达等史学成果表达的方法问题。

第四,历史研究的基本知识(第2章、第7章至第9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外史学的发展情况,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伟大变革(第2章),重点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产生与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国内外近现代史学流派述评(第9章),主要述评了梁启超、顾颉刚等中国近现代史学家的史学成就和美国计量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等国外近现代史学流派;二是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7章),主要论述了史学和哲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三是史学评论(第8章),主要论述了史学评论的性质、标准、作用问题。

第五,史学发展和史学工作者的修养(第10章),立足现实变化对史学发展的新要求,论述了史学工作者的修养问题,共14页,占全书比例为3.52%。

从总体上看,吴本建构史学概论体系是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思考的,他们看到了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但是从其逻辑进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内容来看,他们并没有紧紧抓住历史认识论这一重大问题展开论述,只能说是初步体现了作者试图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一些思考。即便如此,与前述葛本、白本、田本相比,吴本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所构建的“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的逻辑体系还是很有特点的。对此,研究者肖马曾经有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吴本的“第一个特点是系统性、逻辑性强。全书共分十章,无论横观、纵观,在内容上都是完整的有机联系,而不是生硬拼合”。

(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和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简称姜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其实,早在20年代80年代之初,姜义华就对史学概论体系进行了思考,并撰文论述了他对于史学概论体系的设想。他的这一设想,后来大体上体现在他与瞿林东等学者合著的《史学导论》之中。

姜义华在《用现代思维科学武装历史研究工作――论史学概论的核心与时代使命》一文中,意在利用现代思维科学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丰硕成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构建史学概论体系。他结合现代思维科学的成就,认为“历史研究活动,是一种三级思维活动”,即“历史研究活动乃是认识主体(历史学家)经由中介质(历史资料)与认识客体(历史实际)在实践基础上能动的统一”;“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的获得,大体上得经历‘感性’、‘知性’、‘理性’这样几个必要的阶段”,同时,历史认识活动的这些特性,还决定了历史著作的编纂不可能直接反映历史实际及历史认识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这些观点,在《史学导论》一书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结合这篇文章,有利于我们理解姜本的逻辑结构。

第一,史学导论研究的对象与任务(引言),论述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共3页,占全书(349页)比例为0.86%。

第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功能与科学地位(绪论),共81页,占全书比例为23.21%,主要包括: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历史学的形成,意在论述中外史学由传说到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论述了历史学在人类认识活动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历史学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鉴于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就表现为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第三,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第1章),意在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对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过程进行总体分析,共63页,占全书比例为18.05%,主要包括: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与过程,即主要论述了历史认识的三级能动统一结构和历史认识的感性、知性与理性认知过程的问题;历史思维的方式与范同,即主要论述了历史思维中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和微观、中观、宏观的历史考察的问题: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即主要论述历史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在史料、科学认识总体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上的检验问题。

第四,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第2章),主要论述了一些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共57页,占全书比例为16.33%,主要包括:历史事实还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辨析与抉择的方法和史实编次与排列的方法:历史过程分析与解释的方法,主要论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整体研究(系统分析)和跨学科研究及历史心理研究方法;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五。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的探究(第3章),在回顾古今中外史学家对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即历史本质追寻的基础上,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共45页,占全书比例为12.90%。

第六.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第4章),意在论述历史学著作及其内容、形式和要求的问题.共52页,占全书比例为14.90%,主要包括: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性与多样性,主要论述历史撰述和历史编撰构架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问题;历史撰述的根本原则与不同要求,主要论述历史撰述中的客观主义、先验主义倾向与信史原则的问题、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的问题和语言表述的美学要求的问题。

第七,历史学家的素养与时代使命(第5章),意在论述历史学家的相关问题,共48页,占全书比例为13.75%,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与现代素养,主要论述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能力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与献身精神方面的问题;历史学家的个体与群体研究;历史科学的时代使命。

综上,虽然姜本与姜义华最初在论文中表露的设想有些不同,但是,姜本所体现的史学概论体系的主旨与姜义华早先的设想还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了著者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力图以历史认识论为主线来建构自己的逻辑体系,而且还通过这一逻辑关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内容之间有了较强的逻辑联系,使全书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还要指出的是,后来姜本分别于2003年和2010年进行了修订,但是,对比三个版本来看,全书的史学概论体系框架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正如赵梅春在评论2003年的修订本时所指出的,“全书各章以历史认识活动为主线,将历史认识、史学方法、对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作为历史认识活动的几个必要环节并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论述,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应该说,赵文的评论比较如实地勾勒出姜本的亮点和特色。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中国史学界坚持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是一条原则和常识,因此,姜著同类似著作的明显差异是,不再在唯物史观问题上大费笔墨。

四、史学理论体系模式

所谓历史学理论体系模式,是指部分学者从历史学理论体系建构角度出发,把史学概论作为建构历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有历史学者提出了许多相关设想,但在当时将其付诸实践的却只有李振宏所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史学理论探索勇气的。

李振宏在其1986年发表的《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概论的初步意见》一文基础上,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进一步提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三者构成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观点,即史学理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在他看来,“史学本体论,是对史学研究活动进行本体论反思的理论产物,它把人们的史学研究实践作为一种‘存在’去研究,弄清这一人类认识活动的目的、性质及其意义,从本体论的角度回答‘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规定整个史学认识活动的方向和任务,对整个历史学科的发展起指导作用;历史认识论,是对史学研究成果作知识性反思的理论产物,它集中回答历史知识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问题,即要研究历史知识的性质。……史学方法论,是对史学研究的经验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径进行反思的理论产物,是对史学研究的思维活动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对固定化的研究,它解决历史认识手段、方法、途径的合理性、科学性问题,为如何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指导”。㈣由此,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构成的结构体系,安排了《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的逻辑体系。

第一,绪论,总论该书的写作主旨,共8页,占全书(447页)比例为1.79%。

第二,史学本体论(第1章至第7章),集中回答了“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意在对史学本体进行整体性和理论性认识,共144页,占全书比例为32.21%,主要包括:历史是什么,主要论述了历史的定义、人类历史活动的特征、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及其争议等问题;历史学是科学的根据: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任务;历史科学内部的学科结构,主要介绍了通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评论等等历史学内部各学科的情况,并进一步论述了诸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历史科学与一般社会科学,着重论述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文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目录学的关系问题,意在加以借鉴;历史科学的现实性品格,即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基础,即唯物史观的相关问题,主要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完善及其原理指导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第三,历史认识论(第8章至第12章),集中论述了历史认识的相关问题,意在加强史学界对历史研究主体问题的重视,共116页,占全书比例为25.95%,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主要论述了主体意识的结构、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的渗透、主体意识的社会性、增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意识等问题;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主要从历史认识角度论述了历史存在、历史客体、史料客体的相关问题及后二者对主体的影响;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着重论述了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价值性认识及其相互关系;历史再认识及其推动因素;历史认识的检验。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3

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知识创新”工程的贯彻和实施,国内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两个层面上都形成了科学文化研究和普及的热潮。起着所谓沟通科学与文化之联系桥梁作用的科学技术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科学技术史学科在中国虽然还不能完全与诸如数理化、文史哲以及政经法等“显学”等量齐观,但的确已跟原来处于职业建制和学术建制双重边缘地位的局面大不相同,特别是在职业建制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在学术建制方面,零敲碎打、拾遗补缺式的研究阶段应该已告结束,进入学科建制化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科学史的学科性质问题日渐凸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方面,近年已有许多论者阐发了观点,[1]本文着眼于与科学史学科性相关的开放性问题。认为从实践到理论、从方法到内容等等方面看,科学史都具有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但从其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看,科学史又不是普通的历史学科,具有强烈的交叉和跨学科性质。这些都说明科学史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但对历史学开放,而且应该对其他的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开放,加强彼此间观念和方法等等方面的联系、交流与沟通。这不但有利于科学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本身意义和正当性的辩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利于加深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理解和认识,并扩大其应有的社会影响。

一、忽视科学史的史学学科性及其后果

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物理等的研究。早期因为研究人员的数目极少且基本处于单兵作战和零散资料整理的状态,未形成建制性的学科,因而也基本不存在所谓学科的定性问题,至少这种问题还不是当时紧迫的和重要的问题。到了1997年这个定性就开始成为此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自然科学技术史被中国政府部门作为科学中的理学一级学科而确定了。不论其初衷如何,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学科性质的认定倒也不无道理,因为科学史毕竟跟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科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也往往离不开对其历史的逻辑或简单追溯。但从科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门类的角度,即从学理的角度看,很有必要对其性质加以进一步的厘清。这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发表了看法。总体而言,大家基本上肯定了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应当主要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因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一样,科学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2]

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科学史的研究基本上又是游离于一般的历史学之外,科学史研究者更愿意接近科学界和其他关于科学的“元研究”领域而不是史学界,导致了科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间的相互隔膜。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史研究和教学活动都在科学或哲学领域的院所系里进行,而与一般史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瓜葛。科学史研究共同体除了在文物考古(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非常有限的领域或少数研究活动中与历史学界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般几乎互不往来。例如历史学界的学术会议,科学史界鲜有人参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虽然可能对科学史研究很重要很有意义,但在科学史领域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和反响。这种与历史学相互分离的局面,使科学史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难以汲取作为自身一个重要来源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和最新进展,导致了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一定的滞后和贫乏;同时也带来了科学史自身一些目的功能上的混乱。关于后一点,已有论者指出:“作为理学学科而非史学学科,科学史的二级学科很自然地按照理学一级学科来分科的设置(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这样,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萨顿所谓科学史的人文主义意义就显示不出来,科学史就不能发挥它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因此未来科学史学位设置应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3]

当然,与此同时,可能是出于科学史界本身自外于历史学领域的封闭性和异类性,或是出于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那种近乎真理地位的敬畏心理,我国史学界实际上也基本无人问津科学史的研究,或很少关注科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即便偶尔在其历史通史著作中提及有关科学史的内容,也常常犯下常识性的错误。(如国内史学界在许多通用中国古代教科书中论及“甘石星经”时所出的错误[4])这与国际史学界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且不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柯林武德所作《自然的观念》、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等科学(思想)史专著,就是当今许多流行的历史学通史著作中就包括了对科学史的描述,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都有专章叙述科学的历史。由此可见,一般的历史学家并未对科学史见外,而是顺理成章地把它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二、从史学界可能得到的教益

浏览一下国内史学界的现状,可以明显看到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已成为介绍和研究的热点,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等。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和理论基本囊括在内。西学的引入,使中国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等等方面气象为之一新。毫无疑问,我国史学界这些研究介绍对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理论建设应该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实际上,欧美史学界的思潮和理论对科学史的研究导向素来就有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科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20世纪初的乔治·萨顿。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最有价值的文化,并把科学史的目的确定为所谓通向“新人文主义的桥梁”。但萨顿在用新人文主义的观点为科学史的正当性辩护的同时,在研究纲领上,却并未脱出由德国的兰克所开创的统治了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孔德实证主义引领下的“兰克学派”编年史方法论的巢臼。

与此同时,年鉴学派的奠基者布洛赫却激烈地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及其用科学的正当性来为历史学正名的模式。他认为,孔德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追寻自然现象的法则,不应该套用在有关“人”的研究上。因为人类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许多方面都难以套用数理上的规范量度。

年鉴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观点。年鉴派观点的引入为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极大地扩充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此外,年鉴学派史家们提出的所谓“整体历史”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再看看历史哲学的研究状况。发轫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积累,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 转变为“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包括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奠定了这种观念的基础。他们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并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诞生到衰亡的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具体建构中国科学文明的“整体历史”方面,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论密不可分。

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柯林伍德倡导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等论点,不但在一般史学界而且在科学史界也有巨大的反响。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阶段,产生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对历史实在论加以批判。他们以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反对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实在性,观点偏颇但有启发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思潮也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贝尔纳的两部科学史名著《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也是这个思潮的结晶。

科学史界在20世纪出现的其他一些抗鼎之作,包括默顿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柯瓦雷1939年发表的《伽利略研究》、巴特菲尔德1949年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甚至库恩的《哥白尼革命》、科恩的《牛顿革命》也无不带有从年鉴学派到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直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印记(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

三、科学史的交叉学科性

但科学史毕竟又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它主要涉及科学这一人类特殊文化形态或社会建制,属于专门的领域。由于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关于科学的元研究学科除了科学史外,还有诸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学科如果从学理的角度看,也应该分属于哲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传播学等不同的领域,所以都有跨学科研究的色彩。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学科实际上主要是聚集在自然辩证法这面大旗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科学史的另一个鲜明的性质,即跨学科性或交叉性。所以,除了从历史学中接受教益外,科学史无疑也必须从其他学科汲取发展的营养,向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科学元研究学科讨教或切磋自不待言,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还必须包括其他人文社科类的相关学科。

因为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的确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也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养分。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科学史研究自然亦应当紧扣自然科学的所谓“人文主义价值”,积极开展与其他相关人文社科类学科间的交流与沟通。

目前,广泛借鉴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以丰富科学史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已具备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学一流学者的代表作十之七、八已有了汉语译本,研究者可以不必再费力地阅读原著了。即便是国际学界近二十年来风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汉译本。这为中国学者,包括科学史研究者,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技术史在中国作为理学的一级学科,可以说已经从职业建制的角度上确定下来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如果不认定为历史学的分支,就不能说已从学理的正当性上完全建构起来。所以,有必要明确其历史学科性。同时,这种学科性的建构,也有利于明确科学史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其未来的发展,就看科学史界是否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以接纳别人之所长了。让我们引用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的最后一章“行动中的历史学家”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5]

主要参考文献

[1] 如: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3期;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刘兵、曹南燕:“科学史与女性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魏屹东:“科学史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袁江洋:“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期;袁江洋:“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12期;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上、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3期;江晓原:“科学史外史研究初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2]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诞生”,ihns.ac.cn/members/liu/doc/func.htm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4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5

“”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的重灾区。“”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结束初期,以及“”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6

概括能力是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它总是包含再认、再现、阅读理解、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抽象等学科能力,同时又离不开对材料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作指导,史论结合。其中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需要概括的知识往往呈现零散分布状,这不利于概括。历史知识本身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我们完全可以用系统化思维方式,从宏观和整体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那些零散分布的知识,对历史教材内容重新整合或类化。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重视和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所谓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就是要善于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以及历史结论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概念之间的普遍性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客观规律。因此,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是快速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概括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概括总是在人们的抽象过程中并在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和完成的。因为概括的结果已不是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简单再现或全部罗列,而是对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更高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系列稳定的科学的概念,是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一结果的实现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来完成。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共性或本质属性的归结,历史哲理、历史规律、历史基本结论的提炼升华,基本要点、核心内容的得出,无一不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抽象的最初结果是形成一系列比较稳定的、科学的历史概念。历史概念源于史实,又高于史实,是历史事物的本质、全体及内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历史概念的这些特点与历史概括的涵义、特点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广泛地准确地使用历史概念为历史概括服务。重视历史概念的教学和运用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又一有效方法。

二、史论结合法是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和典型形式

所谓“史”即客观史实;所谓“论”则是从客观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之中抽象出来的带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史论结合既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又是历史高考、中考考查的学科能力之一,更是我们进行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还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1.论从史出是概括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一般情况下,对“论”的考查总是要结合具体的史实才能进行的。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出的内容就是被概括史实的“论”。由于历史史实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归纳式概括的“论”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而点睛式概括的“论”大多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有关史学理论及历史基本结论。如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基本结论是对整个民主革命历史的点睛式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民主革命历史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的点睛式概括;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请记住我站域名/

2.史论结合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不仅一道主观性试题中有史、论两部分组成,而且每一个要点(或每一句话)多数也有史、论两部分组成。“史”要概括,主要表现为历史概念的运用;“论”要具体不能空洞,“论”从史出。历史学科主观性试题的答案不会有生动的描写、华丽的词藻、浓厚的文学味;也不会整段都是深奥的理论说教,浓烈的政治味;而是具体而不繁琐,朴实而不刻意雕琢,有抽象但不深奥。

3.训练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基本途径

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靠平时的训练逐步培养和提高,非一朝一夕而成。高层次的概括能力的培养更不例外。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7

历史学科体系、历史课程知识体系、历史教科书知识体系、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历史学习知识体系建立的五个层次,从历史学科知识体系到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层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历史学习知识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必须以它前面四个层次体系的完整建立为依托。所以,这其中任何一个体系的建立都至关重要。

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即历史教师知识体系。它是中学历史教师把握课程教学理念,依据课程标准,钻研历史教科书,并应用其他课程资源,从教学的实际倩况(主要是学生的学习状况,包括学习需要、学习水平与能力、学习兴趣等)出发,自己所构建起的、具体的在日常教学中所应用的历史知识体系。历史教师知识体系,上承历史教科书知识体系,下接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历史学习知识体系得以建立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基于其对建立历史学习知识体系的重要性,笔者在此仅就如何构建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历史教师知识体系)做一论述。

一、课程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是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建立的理论先导

理论引导实践。历史教师自身教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指导,教师的教学知识体系往往取决于其教育观、课程观、教学观。历史教师只有接受现代的、符合社会现实的教育教学理论,不断吸取历史知识,充分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采用现代教育科学技术,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才能把历史知识与其他各种知识内化为符合教育教学的历史教学知识。

然而,纵观教育史,教育理论、课程理论、教学理论纷繁,莫衷一是。这就要求我们历史教师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惫识,明辨的思维能力,对这些理论去伪存真,去繁就简,去粗取精。在学习教育学理论时,能明确教育的最本质功能。如自1978年以来的20年间我国教育学术界主要研究的内容有:教育功能的界说与分类、教育的育人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育人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关系以及教育功能的发挥等;从纵的方面看,关于教育功能间题的研讨经历了“从阶级斗争工具职能到生产斗争工具职能,从工具功能到教育多种功能的综合”的发展过程。以当前新课程改革理念为指导,要清楚地知道教育的作用是要使受教育者成“材”成“人”,发展学生个性,即牢牢把握住“以学生发展为本”。

课程强调的是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而非学科内容;是课程过程本身而非课程目标、计划;是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而非单一的教材因素;是显性课程(指学校教育中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的课程)与隐性课程(指学生在学习环境中学到的非预期性和非计划性的知识、价值观念、规范和态度)的有效结合而非只是显性课程;是“实际课程”(学校和社会在课程变革中选择的课程)与“空无课程”(学校和社会在课程变革中排除学校课程之外的课程)的并重而非只强调“实际课程”;是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整合而非只是学校课程。

在课堂教学情境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人格绝对平等的主体,教学过程是师生间的交往过程,教主要是教师的行为,学主要是学生的行为,教不同于学。不过,教与学又是相互依赖的,它们互为基础,互为方向,不存在没有教的学,也不存在没有学的教,教师的教就意味,学生的学,学生的学也内含着教师的教。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主体对学生单向的教为中心的“教师中心论”和以学生为主体而放弃教师的教学组织、指导、咨询的“学生中心论”都是片面以至错误的。教学论界长期存在教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教师要认识教学既是科学义是艺术,才不会认为教学是科学而忽视教学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情感价值及创造性,也不会以为教学是艺术而使教学不能量化、不能理性、无规律准则可循。

教师对这些理论的准确解读与把握,结合历史教科书,就能创造出自己的教学知识体系。当然,这种知识体系不是教育理论加教科书知识的简单结合,它是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其内容是开放的、丰富的,其方法是灵活的、多样的。不熟悉课程教学理论,就不能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也就难以正确理解历史教育的目标,拿握历史教育内容,把握历史教学的方式方法。其教育思想会迷途,其教学行为会盲动,其历史教学知识体系会窄化、甚至异化。教师对课程教学理论的不同理解,拥有不同的课程教学观,教师对历史教科书各知识内容取舍将会有所轻重,教师历史知识构成必然有所差异。教师只有熟知教育理论,具备科学的课程观、教学观,才能做到高屋建辘,充分级取各种教学资源为自己的历史教学服务,建构起完普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

二、教师对裸程改革文本、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科书的解读能力

新课程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评价、课程管理与课程资抓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理念。为适应新课程改革,教育行政都门领布了一系列课改纲要、文件;此外还有一些教育教学专家有关课程改革方面内容的著作、译著等也相继面众。解读这些文本,教师能对我国学校教育面临的形势、课程改革的目标、这次课程改革的实质有一个清趁明确的认识,也是教师能胜任新课程的必要前提。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家质橄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攀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精神,教育部决定大力推进基础教育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内容、结构,建构符合索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体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课程改革目标、课程结构、课程标准、教学过程、教材的开发与管理、课程评价、课程管理、教师的培养与培训、课堂改革的促进与实施等内容做了纲要性的规定,在新课改下每个教师必须要领会其内容与内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只是有关课程改革内容的纲要性文本,它以离度浓缩的语词涵盖了新课程改革的全部要领,对教师充分把握这次课改显然存在课程改革资料信息源上的不足。因此,教师还可读阅《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议》、《面向素质教育、墓于信息技术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发达国家课程改革的趋势与启示》及((墓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等关于课程改革的文本、洽楚了解这次课程改革的背景、任务、使命、方向、方法、目标以及机遇与挑战。特别是《(墓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该书以详实的资料、生动的文笔对《纲要》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理念先进,视野开阔。此外,《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实验)》及《方案》导读对普通高中新课程做了具体规定,是高中历史教师了解高中新课程的必读文本。

《历史课程标准》是历史教材编写、历史教学改革、历史教学评估和历史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教育意志在历史学科中的具体体现。标准一般包括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与实施建议四个部分,具体包含了历史课程的性质、历史课程的墓本理念、历史课程的设计思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历史教学内容、教学建议、评价建议、教科书编写建议、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建议等。从中可以看出,标准对历史课程的学科功能、学科结构、培养学生的目标、历史教科书的编排、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及历史教学的方式方法等做了纲要性规定。因此,历史教师梅建自身教学知识体系,就要认真研究历史课穆标准,把握课程标准中趁涵的历史教育塞本理念,逐步提高执行历史课程标准的水平。

作为执行历史课程的最主要载体的历史教科书是依据《课程计划》与《历史课标》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知识中选择符合中学生心理特点与认知水平的、为学生学习发展所浦的最墓本最重要的历史内容编侧而成的。教师掌握并内化教科书内容知识是对其起码要求。不过,教师把教科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教学知识,不能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文字内容,还要认识与理解教科书的功能、结构、体系,拓展教科书上知识内容。做到教科书上有我有,教科书上无我亦有〔实现历史三维日标教学为准则),以丰富的史学知识为基石,以深刻理解教科书功能、结构、体系为支柱,把丰富的史学知识、教科书功能、结构、体系各自作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了然与脚,在教学时运用自如,构筑起坚实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大厦。

三、历史教师对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

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家都是课程资佩。历史课程资源包括教材、教学设备、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以及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等物质资源,也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等人力资源。能否充分利用与开发历史课程资源直接影响着教师的历史教学知识。历史教科书只是历史课程资源的一部分,虽然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但它毕竟是固定化文本,它所承载的历史资料与历史信息是有限的,在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如果历史教师在应用课程资源时仅限于此,教师的教学知识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教师的教学也会因此陷人绝境。可见,历史教师充分利用与开发历史课程资源对充实和完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多么重要。历史教师利用和开发课程资源可做到:

(一)以历史教科书为核心

历史教科书是历史课程资源核心。我们知道,历史教科书是历史学科专家、学者、历史教科书编辑依据历史教学大纲(或历史课程标准),选取符合学生的认知和发展需要,能理解并且是学习其他学科以及学生一生中必不可少的知识。它的趣味性、形象性、可读性很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与求知欲,它也具有历史学习指南的性质、带有读书笔记的功能,充当史料选集的作用。能拓展学生视野,引导他们进行思维活动,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一定的方法,形成并发展一定的能力。教师应有意识、有计划、分阶段地指导学生阅读与学习历史教科书,在使用教科书的过程中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教师要以教科书提供的历史内容为基础,结合其他资料来拓展、充实教学内容,讲述历史,发掘教科书蕊涵的各种教育因素,启迪学生思维,力求全面落实历史教育的三维目标。

这次课程改革,历史教材实行的是“多纲多本”,新高中历史教科书有供全国选用的人教版、人民版、岳麓版、大象版以及供上海使用的上海版等,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版本更有十几种之多。学校、教师和学生可依据本地区的特点和自身的需求,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教材。

(二)开发自身资源

历史教师是最重要的人力课程资源。教师的素质状况决定了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范围与程度。在课程资源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把教师队伍的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对教师这一重要课程资源的开发,带动其他课程资源的优化发展。影响历史教师的素质的因素有很多,如道德情操、价值观念、人格魅力、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知识储备、历史专业知识量、业务能力及创新能力等。这就要求历史教师要有离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价值观念、独特的人格魅力、丰富的知识、过硬的业务本领及不断的创新能力。

(三)开发其他资源

如图书馆、历史音像资料、家庭、社区、历史遗存、互联网等。图书馆中有历史文献、历史读物、历史报刊、历史文学艺术作品等历史资源,充分利用图书馆中历史资源,对历史教学有积极作用。历史音像资料包括图片、照片、录音、录像和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充分利用历史音像资料,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历史理解能力。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经历,学生通过照片、实物以及家长和亲属等,有利于了解家庭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可以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悟和体验。 社区资源包括社区的图书馆、资料室、少年宫、文化宫以及人力资%}等,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采取社会调查、小组活动等方式,提高学生动手、动脑与参与社会实践能力。还有历史遗址、遗迹、文物以及蕴涵历史内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等,利用好这些历史资源,能够增强学生直观的历史感受;当然,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收集丰富的网上资源,制作历史课件,展示历史资料,制作多媒体教学软件,开发历史网页等,使学生更直接、更全面、更迅速地了解历史,在更大的范围内共享高质量的历史教学资源。

四、把历史教科书上的知识转化为历史教师自己的知识

在众多的历史教育资源中,历史教科书是进行历史课堂教学的最基本的载体,也是众多的历史教育资源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最重要课程资源。所以,在对教育教学理论、课程理论、这次课改的理念及历史课标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后,在明白其他的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与方法后,构建历史教师知识体系,关键在于把历史教科书的知识转化为历史教师自己的知识。对教材开发,新课程提倡“多纲多本”,目前,初中段有十几种历史教科书,高中有五种。这些教科书虽然都是围绕“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课改理念,但在教科书具体内容与结构安排上又不尽相同,有的还相差甚远。那么,教师怎样使用历史教科书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呢?

(一)明晰教科书意图

历史教科书是教科书编者依据《历史课程标准》编制而成,《标准》是教科书编写的唯一依据。《标准》在教材编写建议中规定教科书必须完整准确地体现标准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教科书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内容标准”之外的知识。这就保证了在目标教育一致的基础上能使教科书表现出一些个性。当然,由于教科书编者的史学兴趣、史学方法、价值观念及编制方式的不尽相同,就是在同一内容段不同版本教科书在呈现方式上也有差异。如有的概括,有的描述;有的叙事详细,有的较简略;有的说明,有的议论;有的配图,有的则作表等。这就需要我们教师把握所使用教科书的风格,明晰教科书意图,做到使用时得心应手,讲解时条条是道。

(二)把握教科书内容呈现方式

《历史课标(北师大版)》(初中)规定,“教科书中的学习内容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呈现方式要尽量多样化”,“在实现课程目标的前提下,教科书编写者不必囿于《标准》所建构的内容体系,可以对内容标准中的知识内容进行重新建构,编写不同体例的教科书”。《历史课标(人教社)》(高中)中的教科书编写建议中指出:“历史教科书呈现方式应多样化,为师生创造性的教和学,留有充分的空间,有利于学生的探究学习。”在这样编写教科书思想的指导下,教科书体例与结构可呈现多样化,如编年史、专题史、中外合编史等。

在前面讲到为适应这次历史课程改革,出现了许多新版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在编写体例与内容呈现上就各不相同,多种多样。如岳麓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依据课程标准,对专题进行重组,把标准中的九个专题整合成教科书中的七大单元,教科书单元的排列顺序也按时间先后把中国史内容与世界史内容统整成一体加似编排。

新课程下这种教科书的开发模式改变了过去“千人一书”、“万人一面”的局面,有利于丰富历史教与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利于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同时,多样化教材给教师施教带来了挑战。体系多样的、内容灵活的各版本新教科书已不同于过去程式化的教科书,除了模块—专题式的教科书结构不同于过去教科书结构,课文内容呈现方式比过去更多样、更活泼。如人教版课文内插栏目“历史纵横”、“学思之窗”、“资料回放”,测评部分的“本课测评”、“学习延伸”、“重要概念解释”、“归纳与总结”及“历史感悟”等;人民版高中的“学习建议”、“重点归纳”、“收获与存疑”、“学习评价”、‘一学习活动记录”等。这些栏目及内容的设置,有的补充、说明或延伸了正文,有的拓展了自由学习的内容,提高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迎合了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贯彻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力求彰显“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新课程理念。这对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的教材,教师应以手中使用的教科书为“本”,熟练、灵活应用;以其他教科书为“末”,参照使用,切莫因怕遗漏知识点而把其他教材的内容寒来一概使用,本末不分,甚至本末倒置,违背教材改革的初衷。

(三)广采博取、深化与拓展教科书知识

历史教科书内容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知识的包容性,它涉及汉语言、地理历史风情、民族风貌甚至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历史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还应对语言学、文学、地理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种学、等社会学科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理科学科有所涉猎。当然,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这就有一个学习的指导思想与方法问题:要以服务于历史教学为指导思想,以与教科书上有的或者可能涉及的知识为学习对象。现代教学论提倡教学资源共享、交流与合作。历史教师可与其他教师交流合作,如与历史组其他老师相互探讨、互相切磋;向其他学科老师请教等。这样不仅能节约时间与精力,深化与拓展教科书知识,也能开阔视野,获得差异教学方式方法,这对教师形成完整的教学知识体系也很有益处。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8

一、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回顾与存在的问题

西方音乐史学传入中国,至今不足一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结合国内学界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个时期。①史前期,1937年之前,主要成就是愈寄凡的《西洋音乐史纲》,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②初期,1937—50年代,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以及丰子恺、萧友梅、青主、黄自等人的论着。这是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起步。③60年代与“”时期,主要是张洪岛主编的《欧洲音乐史》。④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有钱仁康、于润洋、李应华、刘经树、沈旋和谷文娴等人等编着的教材,以及重要的译着,如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第四版、第六版)、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等。可以说,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在我国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快速的繁荣与发展。

由于西方音乐史学受西方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些“先天不足”,因而西方在学术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国内的研究。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研究范围狭窄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可以说就是作曲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仅仅限于最着名的作曲家的最着名的作品。“作品研究取代了历史研究”[1]。最终,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变成了西方着名音乐家的谱系排列,而对作品的研究变成了音乐会或歌剧的节目说明。[2](P13)

(2)研究方法僵化

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长期采用“作家生平—作品分析—创作背景介绍—历史影响”的研究模式,“对音乐作品的形式价值和意义价值的判断与解释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1]对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与音乐现象之间的关系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导致对作品的研究与史学研究脱节。

(3)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反思滞后

虽然国内学界已经有很多关于研究方法反思的文章,但是对本学科的理论思考还不足,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是国内外一个普遍的问题。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原理》的序言中曾写到:“写作此书,是因为与普通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其本身就擅长认识论反思)中令人生畏的理论着述相比,在我自己这个多少有些属于边缘的学科中,理论的缺乏显得不成比例。”[2](P1)王晡也指出:“相形之下,西方的音乐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始终存在与一般史学在元理论上的差距。因此,直接从一般西方史学中吸取营养,也应该是我们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建设的目标之一。”[3]

(4)学科定位不明确

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将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分析、作曲技术理论混在一起。尽管跨学科的研究是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这种学科定位上的迷茫,导致研究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丧失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历史学特性。

上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定位问题。正是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才导致研究方法僵化、研究范围狭窄问题的出现,而且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也影响了对学科理论的构建。

二、西方音乐史学与音乐学的关系

达尔豪斯曾经写到:“所谓音乐学,一般认为主要就是音乐史。”[2](P16)尽管随着音乐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中的重要性还是有所夸大。

音乐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它的确立开始于德国音乐学家克里桑德(F.Chrysander)在1863年编撰的《音乐学年鉴》,他主张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4](P4)。1885年,阿德勒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明确了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并于1919年在《音乐史的方法》中做了修订,将音乐学学科体系分为历史的音乐学、体系的音乐学、音乐教育学与教授法、音乐学(即后来的比较音乐学)四个大的部分。虽然后来德国学者德列格(H.H.Draeger)、维奥拉(W.Wiora)、斯洛伐克的艾尔舍克(O.Elschek)先后在1955年、1961年和1973年对阿德勒的学科体系做了不同的修订,但音乐史学始终是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学者在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设想方案。特别是在“三分法”中,将音乐学分成三大部分:(1)“主要与人文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哲学、音乐历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批评学;(2) “主要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经济学、音乐教育学;(3)“ 主要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研究”。 包括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5](P9-14)

其中,音乐史学又包括各种音乐通史、断代史、地域史、国别史、体裁史、乐器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古谱学。[4](P12-20)这里一方面表现出音乐史学所具有的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音乐史学只是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音乐史学之外,还有众多的音乐学子学科,它们共同构成了音乐学学科体系,因此,不应夸大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

三、西方音乐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定位

历史学理论认为,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想给历史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是活的、开放的,是在发展变化的。按《辞海》的解释,“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可逆、不可再现。而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也被称为历史。按照历史学界的说法,前者是历史I,后者是历史II。[6]二者是两条可以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

也就是说,历史I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II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人类在记录的过程中,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认识与解释,并逐渐形成相关的史学理论,这种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识与解释,以及相关的史学理论,构成了历史学的主要内容。历史是客观的,而历史学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历史学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对历史的叙述;二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三是历史诠释学,即对第二层面的研究与阐发。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二、三层面,特别是第三层面。

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历来众说纷纭。在古希腊,历史由九位缪斯中的克里奥所掌管,可见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当前的学科划分,普遍认为人类的知识系统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类。自认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而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知识,被统称为“人文学科”,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知识。历史学被划归在人文学科领域,但是历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历史学界仍然有争议,按照何兆武先生的观点,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6]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就在于其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两重特性。

历史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学科群,或曰学科体系,这是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实践活动,而人的实践活动包罗万象,涉及到各个不同的领域。一般按照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来划分为三个学科群:(1)从空间跨度来分,可分为世界史、国别史、地区史;(2)从时间跨度来分,可分为通史与断代史;(3)从人类活动领域,分为各种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

通过上述对历史学的学科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它是历史学之中的一门专门史,它研究的是历史中的人在音乐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或者说,是研究人类音乐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进程。当然,这种专门史又可以按照空间跨度,分为法国音乐史、意大利音乐史、德奥音乐史等;按照时间的跨度又可以分为西方音乐通史和各个时期的断代史,如中世纪音乐史、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史、巴洛克时期音乐史等;也可以按照音乐实践活动的具体领域,分为作曲技术发展史、音乐美学史、钢琴艺术史等等更详细的专门史。

四、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学是音乐学的子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子学科。历史学的研究,要求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这一点,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中做得还很不够。纵观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直到安布罗斯(奥地利,Ambros A.W.1916-1876)的五卷本通史(1862-1882),才摆脱仅仅收集史料的做法的影响,首先采用“精神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史料进行解释,而此后的H.里曼的五卷本《音乐史纲要》(1904),则“力图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去把握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表现出一种从风格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术特点。”[4](P49)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对历史的解释,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前者影响到20世纪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后者影响到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西方音乐史学,既是音乐学的子学科,更是历史学的子学科。目前,西方音乐史学主要是在音乐院校开设,那是因为其音乐艺术的技术性要求。但是,现在往往忽视了其历史学的学科属性。[1]作为历史学的子学科,要求我们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要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即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确定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历史解释。

西方音乐史学在我国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准自己的学科定位。我们可以参看中国音乐史学的学科界定。“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就是系统地收集、客观地评价与历史上发生事件有关的资料,以论证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发展趋势,在对传统音乐的抢救、保存、整理和研究中寻求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对其起源、形成、繁荣、发展、演变等问题做出精确的描述和阐释,进而解释现代的音乐活动,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7](P9)(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主要是在掌握历史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因果关系与发展趋势,总结音乐发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其目的是解释历史中的人的精神活动,并进而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对于西方音乐史学来讲,由于学科性质的特殊性,国人收集史料有较大的困难,但是不等于说中国人就无所作为,就不能对西方音乐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就不能为音乐艺术的发展贡献力量。而这一点,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人士在认识上还不够明确。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不明确,没有站在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我们要呼吁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在承认自己是音乐学的子学科的同时,更要承认自己的历史学学科属性,树立历史学的学科意识,遵循历史学的学科要求进行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音乐历史研究的是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原因,而不是仅仅研究作品。西方音乐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西方音乐的历史;西方音乐史学,首先是历史学,其次才是西方音乐史学。

参考文献

[1]祁宜婷.为音乐史正名──作为历史学分支的西方音乐史学[J].《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03期

[2](德)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M]. 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 出版社,2006.07,

[3]王晡.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上、下) [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03、04期

[4]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03,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9

历史是指人类过去活动的客观存在。因此,客观性是历史学科的生命,其文字表达也就必须准确无误。历史学科文字表达与文学语言不同,文学语言允许想象和夸张,例如,“白发三千丈”,“轻舟已过万重山”等等,这些在文学园地里千古传颂的绝妙佳句,在历史学科文字表达上是不能出现的。对历史过程的讲述,对历史事实的描绘,必须做到语言确切,用词严谨。如秦灭六国之前,嬴政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国君,就必须以“秦王”相称;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嬴政称帝,秦朝的历史从此开始,这时方可以“秦始皇”相称。“秦王”和“秦始皇”“秦国”和“秦朝”,仅一字之差,但如果颠倒了时序,前后混用,或者模棱两可,闪烁其词,都是科学性的错误。又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或者“封建君主制度”,切不可说是推翻了“封建统治”,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封建社会这一社会性质,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新老军阀的统治,都没有改变封建统治的本质。在这里,“封建君主制度”和“封建统治”,文字上相差无几,但意义却完全不同。

培养学生准确无误的文字表达能力,首先应充分利用中学历史教材。教材是文字表达最优秀的典范,其遣词造句是精雕细刻之作。我们应最为细心地去琢磨它的字、词、句,[2]从中领会文字表达的特点和意义。其次要正确掌握历史概念。历史概念是反映历史事实、历史现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包括历史知识概念和历史理论概念。[3]对于历史理论概念,则应在平时加深理解。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无产阶级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存在的,同国营经济相联系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因此,我们就不能表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如,关于“统一战线”的几种提法,是严格有别的,大革命时期称“革命统一战线”;抗战时期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时期则称“爱国统一战线”。这些,我们在语言文字表达上又怎能随意混用呢?再次,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学生在文字表述上出现的错误。

二、中学历史学科文字表达重在史论结合

史论结合,又称为史论统一。它是历史学科语言文字表达的最高要求和最大特点,近年高考历史试题尤其是问答题都十分强调史论结合这一要求。史论结合有两层含义。一是以论御史。即史实的罗列、材料的组织及逻辑推导必须体现自己的结论与观点,当然,你的结论与观点是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如在论证“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观点时,就必须运用“政治、经济、社会主要矛盾、革命任务及性质”的变化的史实来加以说明。二是论从史出。即所提出的结论与观点是在充分占有史实的基础上经过思维加工而得出来的。如通过对“隋唐文化”这一章基本史实的学习后,就可把唐文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概括为“全面繁荣、兼收并蓄、世界领先、影响深远”。在教学中,我们发现有的学生在答题时喜欢像语文课写作文一样洋洋洒洒,下笔千言,文辞华丽,但却找不出“史”与“论”,更谈不上“史论结合”。这是历史学科文字表达之大忌。

培养学生史论结合的文字表达能力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史料引用要准确无误,观点要正确鲜明。一般来说,教材上所引史料,当属无误,但要引用教材以外的史实时,首先要注意它的准确性,一些未经考证或过时的材料,不能随意引用,同时,史料不能有悖于结论。观点要正确鲜明,是指在观察、分析问题时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要注意:1.阶级观点。历史学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我们在文字表达中必须具有正确的阶级观点和立场。如在评述战国时期墨子的“兼爱”“非攻”主张时,就不应仅局限于其爱民的一面,同时还应看到其思想抹煞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事实上这种“兼爱”思想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中是根本无法实现的。2.辩证观点。即一分为二的观点,它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历史。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要看到其功绩,又要看到其过失,且要运用充足的史料加以佐证。3.全面观点。即看问题应注意从多角度、多层面入手。如对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除了规模不同外,还可从史料中分析出目的、性质、历史影响等方面的差异。

(二)在平时的教学中要深入钻研教材,挖掘教材内涵,对“史”“论”作有机的补充。教材限于篇幅和编写特点,有的地方重“史”的叙述,有的地方以“论”的总结为主。因此,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应对“史”“论”作有机的补充,从中体会其文字表达上的“史论结合”。如在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时,五条经验都是“论”,这就需要补充史实,予以说明,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胜利的,由此可见,这是从“史”中得出的“论”。

三、中学历史学科文字表达妙在简明凝练

历史知识是综合性的知识,内容广泛,包罗万象。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字表达上做到简单明了、高度概括、字少句精,用最为简约的语言表达最为丰富的历史知识。刘知几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4]可见,古人叙史是十分讲究简明凝练的。近年高考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都要求考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概括说明,其实这就是对历史学科文字表达简明凝练的要求。

培养学生简明凝练的文字表达能力,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高度浓缩、概括课文基本史实。如中英《南京条约》的内容便可浓缩为割地、赔款、通商、定税八个字。同时,在文字表达上,要注意多用短句,避免长句,使语言简洁明了。[5]如讲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便可概括为:金田起义、东乡称王、永安建制、定都天京。简短的十六个字,使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主要环节一目了然。

(二)平时注意积累掌握一些历史术语,使提炼出来的内容言简意赅,实现科学性与概括性的统一。[6]如讲西汉王朝王国问题的解决,可把这一问题提炼为三个方面:刘邦封王、景帝削藩、武帝推恩。通过运用历史术语对内容的概括,使自己的文字表达多一字显得累赘,少一字则不足以表达意思。

(三)平时注意用精练文字概述某一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这是培养历史学科文字表达能力的有效途径。如明清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纷繁复杂,通过学习后我们就应该把其阶段性特征总结表达出来。即政治上,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强化,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中国农民战争已达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新水平;经济上,农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并缓慢发展;民族关系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加强;对外关系上,进行了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明后期和清前期都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思想文化上,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另一方面,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产生,总结性科学巨著出现,反封建并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小说问世。

四、中学历史学科文字表达讲求逻辑严密

每个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都有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每个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描述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时,应注意其前后逻辑联系;在分析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的原因、影响、性质与经验、教训等问题时,必须揭示各个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历史学科文字表达上做到逻辑严密。缺乏逻辑的历史知识,是杂乱无章的知识,没有逻辑的文字表达,是令人费解的文字表达。

培养学生逻辑严密的文字表达能力,可从两方面入手。

(一)加强历史教材的结构教学,注意教材的层次分析。首先要疏通纲目,宏观驾驭教材。教材的目录充分展现了教材严密的编排思路及科学的知识体系,把握好了目录,也就获得了宏观的认识。再在此基础上认清每一节下有几个子目,每一子目下又分为几个问题来论述,像剥竹笋一样层层分剥。[7]这既是一个思维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深刻体会并模仿教材逻辑的过程。除了掌握教材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外,还应注意新旧知识的前后联系,如讲清代“摊丁入亩”,必然要联系到前面所讲的“一条鞭法”“两税法”“租庸调制”及“编户制度”,以说明土地税的逐步增加和人头税的逐步废除这一赋税制度的历史演变。

(二)认真研读典型高考例题及参考答案,仔细揣摸其文字表达。高考试题是经过命题专家精雕细凿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属精品佳作,学习过程中认真研读这些例题及答案对于培养历史学科文字表达能力很有意义。首先要仔细审题,掌握正确的解题思路。高考试题的设计,都有独特的意图,并通过文字合乎逻辑地显示出来。[8]因此考生答题,就要透过题面,理解题意,找准关键或重点,才能正确组织答案。如1992年试题“结合印度历次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原因,归纳各项斗争的特点,并指出这一斗争的结局”。在审题过程中必须明确三点:1.时间:世界现代史;地点:印度;特别要注意“历次”两字,从而要抓住四个时间段(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一战后、二战后)作为组织答案的线索。2.求答项有三:原因、特点、结局,抓住这三个要回答的重点,用高度概括的文字作答。其次,认真分析高考例题答案,体会其文字表达。历史高考试题尤其是问答题、材料解析题的答案无论在史论结合、语言简练、逻辑缜密,还是在格式的规范化方面都堪称表率。如1996年“唐文化”题、1998年“明清文化”题的参考答案即是历史学科文字表达的上乘之作。教学中加强对高考试题答案分析,主要分析为什么要这样表述,否则将会产生什么不良结果?以此来加强学生语言历史化、合理运用标点等“文字表达”能力的培养。

注:

[1]陆建良,程文伟.中学历史学科语言文字能力刍议[J].历史教学,1998,4.

[2][7]胡军哲.读懂·读精·读深——从高考历史选择题看复习中对教材的运用[J].历史教学,1999,2.

[3]于友西.名师导考·历史[C].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58.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K512.5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73-04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苏联历史科学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的确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也不能对其取得的成绩完全抹杀。认为苏联史学实现了全面繁荣,或者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联史学一方面呈现逐渐发展的趋势,计量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涌现了一批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佳作;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仍然制约着历史科学的发展。

一、如何评价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

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史学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遭到全面否定,60―80年代亦被称为史学研究“停滞期”。一些人甚至强调,苏联史学是极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对其评价,不仅应该作为体制的批评者,更应该是社会主义、苏联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的声音中既有以往的苏联史学反对者(所谓的“修正主义者”),还包括曾经立场坚定的苏联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者),其中不乏苏联时期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对苏联国家的全面否定,同样在史学界上演。除了以时局和意识形态的激变来解释这种现象外,历史学家的科研工作长期受到限制,形成的鄙视和厌恶心理也是这种非此即彼的评价的一个原因。面临如何重建俄罗斯史学,评价这一时期苏联史学的时候,人们还未来得及深入了解和把握这20年的史学研究的得失。这种缺乏理智思考的评价一方面源于剧烈的时局变换,同样带有政治色彩;另一方面缺乏对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过程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缺乏理性分析所取得的成就、不足、失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显然,用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来彻底否定苏联史学是不足取的。人们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不可能完全自由发展,总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和影响,诸如科研投入、社会需求、出版条件等客观因素,甚至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察:1.国家意志和相关文教机构多大程度上左右了历史科学,这种影响的结果如何。2.历史科学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契合现实需求、苏联史学发展方向以及史学现代化的可能性。3.形成了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相关概念和观点以及重建史学的尝试。4.历史学家之间,学术团体之间,一般研究者和学术精英之间,历史学研究者和出版机关、信息服务部门(档案馆,图书馆)之间的关系问题。5.学术精英、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反响。

战后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盛行,哲学、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批判运动使学术活动严重停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和禁锢,理论探索和科学创造的精神受到压抑和摧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历史科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研究一方面呈现恢复和重建的趋势,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60―70年代,指令性的科研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影响很大。在苏联各高校的历史系,科研能力参差不齐的“职业历史家”主持科研工作;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其分所主导本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国家文教机构的意识形态和监督检查职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史学研究也不例外:研究项目和研究方法都受到限制,20世纪党史、社会思想史、革命运动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除分析影响史学发展的社会因素外,还有一些更为重要和复杂的因素,即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关于史学研究的观念问题,正是评价苏联史学最为棘手的问题。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等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经典著作中提炼出解读社会发展进程的方法论,开始应用于史学研究。30 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之后,苏联开始了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成为苏联史学中以论代史和公式化、简单化的重要思想来源。意识到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存在问题之后,6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开始指责以往史学的缺点,认为应该以“客观性”、“ 历史主义”、“党性”为原则治史,尤其是有关20世纪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到重建和革新史学。30年代史学面临的这些观念问题和理论问题,60―80年代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历史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利用新的档案资料和外国文献研究具体问题。遗憾的是,尽管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论及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然而依旧极少有人进行深入探讨。面对俄罗斯学者对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种种评价,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当时的历史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今还在从事历史研究,有些人还是学术精英,享有很高声望。这种情况下,无疑更要慎重对待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赞誉和指责。我们评价这一时期的苏联史学,必须避免简单的照搬和模仿。

二、20世纪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的得失

60―80年代中期,苏联建立了许多新的史学研究机构,出版了一批多人参编的大部头著作。为加强史学研究机构的建设,苏联先后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年)、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66年)、军事史研究所(1968年)、美国研究所(1968年,1974年更名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远东研究所 (1966年)等。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为苏联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2]。在这一阶段,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多卷本的集体著作相继问世,是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如12卷本的《苏联史》、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史》、《卫国战争史(1941―1945)》、《二战史(1939―1945)》、《苏联历史科学文集》、《历史百科全书》等。80年代中期前后,对这些史学著作的评价也是从完美无瑕到一无是处。这些史学著作显然带有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史学的特点,但是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其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在国家拨款资助下,一些历史学杂志相继创刊,如《苏共党史问题》、《近现代史》、《苏联历史》等,政治书籍出版社、思想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和一些高校出版社也增加了资金投入,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阵地,这一时期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著作和文章数量很多,其中不乏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论文。这一时期苏联出版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俄罗斯20世纪各个发展阶段的认知和具体的科研实践。对20世纪历史的许多问题的阐述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学者们在科研活动中有意避开诸多敏感问题,关于苏共党史、工业化、集体化、政治文化的研究无疑存在失真现象,缺乏客观真实的评价。8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苏联史学研究的评价,缺乏批评的声音,是否符合“总路线”成为当时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的评定标准,史学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国家对史学发展的关注和支持,然而事实上,正是科学部的建议、指令和规定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受赞誉良多的史学作品恰恰需要重新评价。相反,许多创新性的、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富含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却未能受到重视。对苏联史学研究夸大其辞的颂扬,同时忽视对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的客观评价,严重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80年代中期“改革与新思维”和“历史热”兴起之前,全面否定代替全面肯定评价之前,苏联史学并不是完全停滞,也不是全面危机,而是在困境中前行。

苏共二十大之后,即结束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之后,认为苏联史学迎来了春天,或者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史学界为了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加强了对列宁思想的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1957 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强调历史科学应以客观性和党性为原则。苏联史学界出现了相对自由的研究氛围,在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60―80年代,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的频繁召开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纪念三次革命、列宁诞辰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以及一些大型专题会议,议题包括历史编纂学,苏共党史,工业、农业发展史等。会议资料和论文集表明,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无疑对苏联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得学术氛围更加自由,对苏联历史学家们交流学术思想、探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不无益处;另一方面,尽管一些苏联历史学家意识到历史科学的困境,尝试寻找史学发展的道路,但是时代特点决定了他们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必须遵从早已教条化了的原理和原则。

50年代中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并引发了一次新的大争论。这次大争论,从世界范围来说,在60年代趋于高潮,而在苏联讨论的规模最大,仅1964年与1965年里就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其中,瓦尔加撰写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1964年)一书,对司徒卢威等人所持的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理论提出异议;戈杰里耶撰写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公式》(1965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从没有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它在世界各个地区都经历过;瓦西里也夫等撰写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进化的三种模式》(1966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亚细亚公社”发展而来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社会[3]。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显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程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

60年代中期,“新方向”史学家试图重新解读列宁著作及其形成过程,探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状况,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和农民等一些具体问题。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一些现有观点,质疑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70年代初,这些“新派”史学家的代表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学说”。不仅从事科研受到限制,禁止公开发表著述,而且部分人受到行政惩罚,比如调往别的科研部门甚至是开除。由于未能意识到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许多人忽略史学发展的继承性,批评苏联史学一无是处,苏联史学家在面对困境时毫无作为,因为“方法论”上的错误,导致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值的庆幸的是,这种简单而草率的虚无主义评价没有得到职业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认同。

在深入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问题上,鲍维金、沃洛布耶夫、塔尔科夫斯基、西多罗夫着手研究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关于俄国财政资本的研究取得很大成就。安菲莫夫、杜布罗夫斯基等人关于帝俄时期农业制度、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如何解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阿夫列赫、帕夫洛娃、波克罗夫斯基、特罗伊茨基等人就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特点展开争论,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应运而生。

70年代以后,苏共中央加强了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限制,提出加强苏联史,尤其是党史问题的研究。同时,苏联科学院发起批判“新方向”史学家的号召,揭露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危害,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研究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德鲁日宁、鲍维金、萨哈罗夫、特罗伊茨基、特拉佩兹尼科夫、赫梅列夫、切列普宁等人受到批判。关于俄罗斯金融资本的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专制制度演化及特点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归于平静。苏联史学研究队伍的大部分力量用在诸如关于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等20世纪的重大事件的研究上。应该说,70―8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和欠缺理论深度,但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探究苏联史学的发展过程,对如何保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尤为值得吸取教训。与此同时,关于20世纪以前的历史研究虽然科研投入有限,但是很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奥克拉德尼科夫、雷巴科夫、托尔斯托夫、利哈乔夫关于古罗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研究,阿尔齐霍夫斯基、亚宁关于诺夫哥罗德考古研究,诺索夫、斯克伦尼科夫、季霍米罗夫、施密特关于俄罗斯中世纪社会结构和中央集权形成问题的研究。

1964年1月3―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会议的主要报告人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波斯别洛夫、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科德罗夫、古雷科、格列泽尔曼、斯捷潘宁、约夫丘克、卡马尔等人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是从事史学发展问题研究的职业历史学家,而是哲学家。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的报告中提出,当前苏联史学处于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最近十年历史学家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得到彻底改变,我们已经克服了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的影响,苏联史学恢复了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运用列宁主义研究现实问题,把注意力转向解决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问题。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康斯坦季诺夫院士指出:哲学需要和历史学、经济学联系起来,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密切的合作,相关学科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我们的社会学和哲学如果与历史学脱节,就不能顺利发展。历史学如果缺乏哲学的分析和指导,就无法满足复杂革命形势的需要。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的发言一方面强调了各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历史学必须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功用。关于史学发展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跳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樊篱,缺乏对苏联史学现状的客观评价,但是哲学家们的建议很快在史学界达成共识,为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

以格弗杰尔为代表的职业历史学家们对苏联史学现状和前景不无担忧。他认为,史料的挖掘和利用程度,是否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推断、新的概念是评价苏联史学的关键,只有认清史学发展的现状才能推动史学的进步[1]。类似的观点反映了苏联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注意力转向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无疑有助于促进苏联史学的发展。遗憾的是,60年代许多苏联历史学家仍然致力于同资产阶级史学作斗争,很多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仍然不受重视,学术资源浪费严重。7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科学研究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强。苏联学者开始吸取当代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成果,加强了相关学科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发展。

与此同时,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迅速发展,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史学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出现了计量史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心理历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分支学科。随着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苏联史学家也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也注意认真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尤其是苏联计量史学取得的成就,不仅在苏联史学界确立了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界得到普遍承认和重视,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亮点。 1956年《苏联历史》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专论《让新计算技术为历史科学服务》一文,肯定了计算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可行性、有效性,同时向历史学家和数学家发出呼吁,加强合作以发展这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帝俄时期的史料是极为丰富的,在十多万份规定农民摆脱农奴依附地位条件的法定文书和赎身证明中,包括地主和农民经济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在资本主义时代,俄国的统计计算已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统计材料。土地、农业、工业和其他方面的调查统计的数据资料[4],为计量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60年代初,乌斯季诺夫开始尝试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历史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引起历史学家和数学家的兴趣。1964年以后,苏联计量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计量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对各自的史学研究领域产生影响,从而奠定了苏联计量史学全面发展的基础。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成立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苏联计量史学的发展。卡赫克、科瓦利琴科、乌斯季诺夫、利金等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尝试,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同60年代相比,70年代的计量史学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领域。60年代经济史研究领域计量方法的成功运用和扩展,涌现了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使得其他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们受到震动和启迪。1977年由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总结了这一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政治史文献基本为叙述性资料,能否运用计算方法进行研究,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是最富有争议和最受关注的问题。70年代苏联史学家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0年代,苏联计量史学进入稳定、成熟、提高的发展阶段,出版的学术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高于70年代。与此同时,苏联计量史学家更加重视理论方法的探索[5]。著名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是苏联计量史学卓越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著作反映了他对苏联计量史学发展历程的深刻理解。1987年,科瓦利琴科发表了专著《历史研究方法》。该书总结了苏联史学研究的实践和成就,着重阐述了历史科学中运用计量方法的优点和弱点,阐释了计量研究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之间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不可取代的地位。毋庸讳言,苏联计量史学的理论成就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提供了宝贵财富。

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存在的主要缺点在于:1.经济主义。热衷于研究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了对许多客观现象的研究。2.先验论。历史研究受到僵化模式的限制,比如人类历史是革命史、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等。3.僵化的唯物主义。概念和理论的僵化,导致历史学家忽视社会思想的研究,忽略历史发展进程中诸多个人因素、主观因素。4.普遍主义。因此缺乏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宗教特点的区别研究。5.意识形态和政治化意识浓烈。以致不能及时吸取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经验。80年代中后期至今,20年过去了。对苏联时代历史科学的反思和各种评价从未停息。无论对俄罗斯历史学家,还是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学都无法避开60―80年代的苏联史学留下的糟粕和财富。如何客观评价苏联史学,正确判断和选择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对于俄国史和苏联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阿列克谢耶娃.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科学[M].莫斯科,1997:295.

[2]涅齐金诺伊.苏联史学史文集[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52.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11

科学与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都是西方的学术概念。科学与人文的传统,其渊源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文化中,科学与人文精神本来是统一的。古希腊学者的科学研究实际上都是关于人的研究,人文精神始终都是科学的追求。正如苏格拉底所谓:“知识就是美德。”事实上,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几乎每一个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思想家。在那时,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是不分的。其实,中国古代也是一样。这正如宋明理学家的说法:东海西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科学与人文的分离界标,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不仅是人文精神的复兴,而且也是科学精神的复兴。在此基础上,便逐渐形成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潮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本)主义的两大传统。

文艺复兴使人类从中世纪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科学理性精神得以复兴,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其结果便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歌猛进。在此过程中,科学获得人类的崇拜,科学主义便应运而生。正如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笛卡尔看来,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是人类全部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科学方法是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有关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都必须在一切知识的科学化中解决。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实质。

人文主义则是以人为本,承认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肯定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知识和力量。人文主义又称人本主义。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复兴是用“人道”反对“神道”,那么在近代,人文主义就是对科学主义的对抗,是用“人性”反对科学主义把人工具化、功利化以磨灭人性光辉的“物化”行为。

二、 科学不是万能的,历史学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

科学的功能与价值实质上具有两面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又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可以说,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在近代世界最大的成功,同时也可能是最大的失败,因为近代科学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同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解决一样引人注目。

近代科学的产生,直接推动了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大发展。人类对科学的崇拜,一度使科学主义颇为流行,似乎人类一切问题均可以用科学来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科学是最大的帮凶。科学主义的迷梦开始破灭。人们发现,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的伦理道德等精神层面的价值问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近代科学曾提出了异常重要的道德问题,但是它不曾、而且也无力促使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人必须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科学说不出所以然的问题。”[1]同样,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在“二战”期间写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时对此有着非常痛切的感受:“这个可悲的世界尽管可以为科学的进步而自豪,却并没有为人类自身创造多少幸福。”[2]于是,德国哲学家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历史失去了意义。他开始对科学理性精神与历史进步观念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的负面效应因此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警醒与反思。如今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科学的负面价值更加明显,在现代化造福人类的同时,能源危机、环境恶化以及紧张的人际关系等诸多现代性问题则直接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理性与现代性的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

毋庸讳言,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历史学也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受科学的影响,而走向科学化的道路。历史学甚至被称为历史科学。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19-20世纪以来,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历史学也在不断加快其科学化的进程,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历史学要想成为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还是相当困难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虽然承认历史学是一种科学,但他同时又认为历史学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特殊的一种科学”。他说:“研究自然的正确道路是要靠那些叫做科学的方法,而研究心灵的正确道路则是要靠历史学的方法。”他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他看来,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心灵的知识的学问,“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其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同时,柯林武德在批判“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时又说:“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最近它还是唯一存在的一种历史学,而人们今天还在读着的、甚至于人们还在写着的大量的历史书,就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历史学。”[3]可见,也许柯林武德理想中的历史学应该是一种科学,但现实情况却并不令他乐观。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分析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时认为,1955年以来的历史研究因深受科学思想的影响而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并宣称“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与此同时,他又非常理智地认为,“历史学已经达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他看来,“保守主义”仍是当前在历史学家中的一个基本趋势。他说:“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因此,他的结论是:“从前科学的历史学向科学的历史学‘突破’——这种‘突破’在现在看来还仅仅是一种可能。”[4]在对历史学科学化进程的实际结果的认识上,巴勒克拉夫与柯林武德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后现代主义更是大胆地宣告历史学的终结。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出版《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系统地探讨了历史学在20世纪从追求科学的客观性到遭受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历程,尤其是着重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客观性与科学方法挑战的问题。他说:“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就达到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历史学是更紧密地与文学而不是与科学相联系着的。”“肯定地说,‘历史知识具有一种绝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条公理‘已经不再是毫无保留地为人们所接受了’。”“‘对过去历史变化要有一种一贯的科学解释’是不再可能了。”他认为:“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理论的基本论点是要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如罗兰·巴尔特、海登·怀特都会坚持认为,“历史编纂学与小说(虚构)并无不同,它无非是小说的一种形式。”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宣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后历史的时代,而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学已告终结了。”[5]在伊格尔斯看来,后现代主义所谓历史学的终结,其实就是对历史学的客观科学性的否定。

柯林武德、巴勒克拉夫与伊格尔斯分别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对国际历史学(当然主要是欧美史学)做了综合分析,[6]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历史学科学化历程的艰难境况。

无论如何,历史学并没有成为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这是事实。当然,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其实是没有必要成为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的,因为历史学有其自身赖以存在的特殊的学科价值,即人文价值。

三、 历史学的人文性:与科学同样甚至更重要的价值。

应该说,历史学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特性。当然,历史学不是科学,只是一门人文学科。

不承认历史学是科学,并不能否认历史学的价值。因为:一方面,科学不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另一方面,历史学有其独特的人文价值。历史学通过总结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给人类提供智慧,是一门智慧之学。这正是其作为人文学科而具有的不同于一般科学的独立的学科价值。

同样,不承认历史学是科学,也并不是否认历史学有一定的科学性。现代历史学虽然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已经具有求真求实的科学理性精神与客观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历史学终归不是科学。科学不能解决人的道德、理想与人生意义等有关人文价值的问题,历史学则可以从历史研究中提供相关的经验与智慧。如果说科学的价值在于探究客观世界的奥秘,那么历史学的价值则主要是关注人类自身生存意义的人文关怀。因此,人文性才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更重要的本质特征。

何兆武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双重性时认为:“科学只是人生和历史的构成成分之一,——哪怕是最重要而又最珍贵的成分。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历史意义(假如历史有意义的话),并不是由科学所规定或所给定的。人作为自由的主体,乃是自行规定的;正因为如此,他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负道德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一切人文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生命权、财产权与追求幸福之权以及英明远见、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乃至一切精神境界与道德情操,——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规定的事实和规律。但是没有这样最本质的一点,人就不成其为人,也就没有人文的历史而只有和其他一切物种一样的自然史了。因此要理解历史,我们就需要还有科学之外以至之上的某些东西:价值、目的、理想、信念。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之内,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需要它,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7]

法国年鉴学派宗师马克·布洛赫也并不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有人甚至认为“年鉴学派代表了法国科学史学的深化”。[8]布洛赫认为,由于气体动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的产生,“使科学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确定性概念因此而更富有弹性,永恒的相对可测性概念取代了绝对可测性。“因此,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即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德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其科学的尊严。”他认为:“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尽管如此,布洛赫仍然非常重视历史学的人文性。他说:“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消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 [9]

[1]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曹未风等译,第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等译,第1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3] [英]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第285、238、10-11、2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第327-328、330、3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5]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第10、14、136、16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 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写于20世纪30-40年代,在他去世三年后的1946年出版;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出版于1980年;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出版于1997年。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191-01

《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是系统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发展历史脉络和中国革命、建设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是高校各专业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本课程具有鲜明的历史训导性、政治导向性和现实针对性,从历史的角度承担着资政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那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呢?

一、深刻理解“历史是什么”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课程,首先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历史是什么?历史是现实人关于过去人类活动的表述及其认识。不但把过去表述出来而且要认识。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其表述和认识也往往不尽相同,由于表述和认识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所以我们学习历史,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认识一切问题。

历史作为现实人关于过去人类活动的表述及认识,具体表现为多种文字记载材料,即史书,史书种类繁多,近代史学家梁启超说:“史之范围,广漠无垠。”这就需要给史书分一下类,大致可以分为13类,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课程要注意阅读以下13类中的前6类书籍:1.历史教科书,体系完整、简明扼要,我们使用的教材就是历史教科书。2.通史,连贯地叙述各个时代和史实的史书,如中国通史。3.专史,某个专门领域的历史,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历史、中国科技史等。4.纪传体正史,纪传体正史以大事本末体裁为正宗,以事物和人物为本位,有故事性,可读性强。5.史评,评论史事、评论史书。中国共产党有两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6.回忆录,是非常重要的史书,有的甚至有“深喉”之说。7.编年史,特点是依照年代顺序记载历史,如孔子所作的《春秋》,是最早的编年史。司马光所作《资治通鉴》,是编年史的典范。8.纪传体野史,野史乃不可信是也,带有猎奇性。9.历史文学,包括小说、纪实文学、演义、历史体裁影视剧等。10.典章,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内容是制国安邦的大策。11.金石、甲骨铭文,在青铜器、石碑、甲骨上篆刻记载历史的文字。12.地方志,记载某省某县某乡某镇历史的著作。13.工具书,词典、事典、大全之类。

二、从五个层次的深度上学习历史

历史就其深度来讲有五个层次:史实、史评、史论、史考、史辩。初中、高中学历史是侧重第一个层次史实,涉及到第二个层次史评,也涉及到第三个层次史论,但非常简明扼要。而对于史考、史辩,基本上不涉及。而大学生学习历史要侧重于史评、史论,同时也大量涉及史考、史辩。但这并不是说不要史实了,它是基础,是要在更深入掌握史实的基础上,再进行史评、史论、史考、史辩的学习。作为一门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事件、文件、著作往往由五大要素构成,可以归纳成一个公式,掌握了五大要素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完整地掌握了一个历史知识单元。

历史事件(文件、著作)=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内容)+评论

三、贯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逻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