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础论文篇1

2基础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西方文明并不适应中国的教育，不能给予学生中国社会需要的能力，要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整合西方的思想，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他主张用中国传统办学形式，先学习以儒家为根本的传统文化基础，再将西方文化有选择地融入其中。简而言之，先树立起儒家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再吸收西方文明。陶行知推崇杜威用实用主义取代传统教育的模式，他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对基础教育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根据生活经验对于西方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基础教育不再是模仿单一国家的模式，而是全方位地把各国先进理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进行了具有本土化特性的教育改革实验。20世纪90年代，素质教育被提出后，各式各样的西方的教育理论与研究方法被广泛引入与传播，成为基础教育的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进行本土化的探索。由叶澜教授主持的“新基础教育”基于个体生命成长需求的教育理念，构建了新型的学校形态“。新基础教育”目标培养适应时代的青少年，重在教育学生获得“人”的能力，对教学进行改革，为进一步教育本土化探索了道路。但在教育理念不断出新，教育方式不断改善的同时，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被忽略了。

3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政策及理念

近年来传统文化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2006年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尽管如此，传统文化教育的振兴也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学校的条件限制，许多活动无法展开；教师对于传统文化教学能力不足；在课业压力下，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等。这需要人们转变教育观念，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它对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和优秀品德养成的作用。随着“中国学”和“儒学”在国际上的兴起，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崇尚古典教育的私塾，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热门话题，人们对于传统文化教育也有了更多的认可。在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强调了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总结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并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了实践性、系统性的指导。同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教师节前往北京师范大学时，提出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新重点就是要加强传统文化，扩大教育内容中传统文化教育，充分发挥教育的传播、继承性，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下去，树立学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增强民族认同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4传统文化教育在基础教育实践中的探索

4.1调整教育内容，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要不断扩大传统文化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分量，在原有教学内容里增加传统文化内容并加大在考试中的比重，同时设立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例如书法、诗词诵读、围棋等，培养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技能。实现这些，这同时也需要加大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学术研究、相关课程设计和教师传统文化素养的进修的投入。

4.2进行形式创新，形成多样化的渠道要推动传统文化教育，就要通过多种渠道，全方位地进行。不仅要在教学内容上加大传统教育的内容，更要通过增加传统文化活动，例如讲座、广播、网络等，利用各种媒体方式多维度地增加学生的参与。把传统文化教育的活动纳入学校教学成果的规划，作为一项学校水平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鼓励教师或班级体，自行选择传统文化活动的内容，学生间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将传统文化融入校园生活，潜移默化地为传统文化学习打下基础。

文化基础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144-05

一、课程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课程的文化基础，是指课程与文化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各种关系，以及对其进行认识而形成的观点、理论和思想，它们构成了课程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维度的依据和原理。当下人们对课程与文化的认识，正经历着划时代的除旧布新过程。就课程而言，正逐渐超越教学包含课程和教学与课程相互独立等传统认识，而建构起课程包含教学的“大课程观”。[1]就文化而论，正逐渐超越将文化定位为“艺术、音乐、文学等方面的体现”的已有看法，而建立起“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广义文化观。[2] （P1）因此在当代社会，课程包含了教学，文化则囊括了政治和社会等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多层面内容。

课程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主要表现在文化对课程的制约以及课程对文化的影响。这两个方面都包含着两类基本关系。一是课程与学校外部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即文化领域的各因素既分别地又综合地构成课程赖以存在的背景，而对其产生制约甚至决定作用，同时又受到来自课程的发展与变革的影响与冲击；二是课程与学校内部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即学校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及管理文化等对课程产生影响，同时通过课程变革也可以形成或改变学校内部的文化状态。

(一)文化对课程的制约

当前文化呈现飞速发展与激烈变化的趋势，课程唯有不断调整与改进自身，才能较好地反映文化的发展变化而不至落伍，进而才能保证培养出的学生能够主动适应变迁中的文化，并积极参与到文化创新活动中。所以，文化是课程变革的源泉。在文化领域，知识是最活跃的成分。从发生学意义上说，课程起源于人类传授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积累的知识经验的需要，知识是课程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不过，即使文化不断要求课程调整对相关知识的传授，倘若教育行政系统和学校仍然严格遵循既定的准则与规范，那么课程变革也不能落到实处。因此，教育行政系统与学校是课程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

而在历史维度上，文化对课程的制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性质有所不同，存在着从政治决定到经济决定再到文化决定的主导因素转换律。第一，政治决定阶段。一种新政体形成之初，在影响课程的文化因素中，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主导的制约因素，政治对课程计划、课程标准、课本内容以及课堂教学的变化发展发挥着决定作用。第二，经济决定阶段。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快速而持续增长便成为社会的中心任务，经济逐步替代政治成为影响课程变革的主导因素，并开始产生决定作用。课程被赋予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使命，课程内容更多地体现科技取向，课堂教学更多关注与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力图培养出有意识、有能力去促成经济增长的社会成员。第三，文化决定阶段。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国民生产总值稳步提高。按照联合国的理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l000美元的社会会出现瓶颈状态，社会再发展，则更多地受文化制约。[3]这时，文化开始凸显出来成为课程发展的制约因素，并越来越发挥决定作用。无论是课程理念，还是整个课程研制过程，或是教学方式和考试评价模式，都受到文化中的民族精神、集体心理和传统价值观等因素的制约。到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l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的课程变革进入了由文化因素起制约甚至决定作用的阶段。这迫切地要求我们加强研究与把握文化对课程的影响，以促进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二)课程对文化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文化的多样性越来越凸现，专门知识经验累积得越来越多，内部和外部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面临这样的情势，只有少而精的知识经验能够进入课程而得以有效传播。通过课程传播给学生的，只是不断增长中的文化知识经验集合总体的范例而已，教师无法将全部知识经验悉数授予学生。课程通过选择性地传递文化，既保证与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也为文化发展提供着某种导向，对文化体系进行着一定程度的改造。

当下在课程领域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倡导并践行让学生认识与尊重文化差异的理念，不仅有助于缓和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与冲突，而且有助于削弱学校内不同民族、地域、阶层、性别和年龄师生之间的文化隔阂与疏离，进而向文化平等的理想目标趋近。同时，当下的课程也开始关注战争与和平、环境污染、违法犯罪、家庭分裂、交通与住房拥挤等社会问题，并要求学生通过搜集与分析信息，提出对这些问题的批判性见解，从而发展学生创造性地应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与能力。课程通过培养学生树立先进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意识以及具备创新性的改造能力，发挥着变革与创新文化的作用。

二、课程文化基础的三个层面

课程的文化基础包罗万象，需要进一步明确要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我们从三个层面勾勒课程文化基础的研究对象。

(一)核心问题

文化的深层内核，体现在价值观之中。[4] （P1）因此，文化的多样性，最集中表现为价值观的差异。文化的价值观与课程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研究课程文化基础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又主要关涉价值取向与价值信念两个方面。

西方和中国的文化与课程，有着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差异。在西方，被广泛认同的是从个体到社会的价值取向。它首先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等的限制；然后才关注通过集体合作谋求社会发展与进步。在这种价值取向影响下，西方的课程将个人视作价值主体，高度重视个人的自我体验、自我建构、自我控制和自我发展等特征。在我国被广泛认同的则是从群体到个体的价值取向。它首先强调家族、社群、民族或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个体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群体或社会繁荣与昌盛；然后才关注个体的自由成长与发展。在这种价值取向影响下，我国的课程体现出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特征，不能满足群体需要的个体就会被淘汰。

西方和中国的文化与课程，还存在着超验追求与和谐态度的价值信念差异。在西方，以为核心的超验追求，作为基本价值信念深入人心并渗透进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通过对人的精神世界与灵性认知方式的关注，触及了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本质，主张课程是人的内在精神之旅，不仅应当涵括能够经验的事实，而且应当渗透某种超验的东西，强调课程与超验精神结合是课程发展的未来走向之一。[5] （P420）在中国，深厚的儒家或儒教文化传统与根基，浸透其中的是对和谐的崇尚。和谐态度作为基本价值信念，已经渗透到过去和当下的文化生活之中，成为中国人基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审美方式。与西方的超验追求不同，这种和谐态度既承认人的物质生活，也重视人的精神世界，更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合而为一；既看重人的理性经验，也关注人的超验精神，更突出人的理性经验与超验精神的交融圆通。所以中国的传统课程，既直接应对科举考试以求现世的功名利禄，又始终贯穿着对天道的终极精神追求，充满对仁义礼智信的不懈诉求；而中国的当代课程，既直接应对高考以帮助学生在激烈的社会就业竞争中抢占先机，又始终表现出重艺轻术、重普通文化而轻职业技术的高雅精神取向，更充满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激进批判和对素质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向往，以图建构新型的和谐课程。

不同文化的价值观，要求有不同的课程体系与之相适应。因此，形成高度的文化敏感性、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省能力，通过开放视野，借鉴社会心理学和价值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洞悉当代我国文化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形成过程与发展趋向，把握住我国文化的特质，才能为课程找到相应的文化支持系统及有助于课程建立和发展的价值观，进而使得课程既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契合，又能推动文化的变迁。

(二)基本问题

在课程的文化基础研究中，除了必须处理好不同价值观的同构与交互外，人们始终面对着“文化因素对课程的影响机制”和“课程领域里的特殊文化现象”这两个基本问题。

文化因素的影响具体存在于课程场域。进入学校的知识是对更大范围的社会知识进行选择的结果，它是一种文化资本，经常反映社会中有权势者的观点和信仰。[6] （P8）文化因素还渗透于课程目标、教学模式和评价标准等方方面面。我们的任务不是让课程超越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样做既无价值也不现实。我们应通过剖析课程标准、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等，来回答课程所代表与传递的是谁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由谁来选择的，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教学，这对特定群体是否有益等问题，进而揭示课程现状的深层文化原因及其影响机制。如此才能对课程与文化间的关系做出较具体而清晰的把握，使课程理性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并探索出一些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策略来促进文化的变革与完善。

文化因素渗透进课程场域，与其紧密结合，便在课程领域里形成特殊的文化现象。有研究指出，教师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似受雇者、似母亲(养育者)、似技术专家、似劳工、似有机的知识分子、似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似意识形态的人、似独立的技艺匠、似转化型的知识分子或似文化工作者等。[7]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与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个性和年龄特征，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学生族群文化、阶层文化、性别文化和同辈文化等。每所学校还拥有各自的管理文化，而且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学校的管理文化日渐向领导文化过渡。课程领域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等待着我们去扎扎实实地进行考察与研究，从而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或防止某些现象，以顺利开展课程的设计、组织、实施和评价。

(三)热点问题

近1/4世纪以来，我国学校教育所优先应对的文化热点问题，构成了课程文化基础研究的聚焦点，当前大致形成了科学化、卓越性、教育公平、农村教育、道德社会重建、犯罪与法制、家庭需要、公共社会参与和民族教育等九大热点问题。

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的课程一直处于追求科学化的挑战之中。在西方，随着科学的过度发展与技术的滥用，导致种种问题和危机加剧，“科学主义”遭受猛烈批判与解构。与之不同，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欠充分，科学主义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情势迫切要求学校课程弘扬科学精神，提升科学化水平。

中国的近代史是饱受欺凌和满含血泪的屈辱史，这激发出了振兴中华的现实渴望与再现盛唐的理想憧憬。培养大批文化精英是历史赋予当代学校课程的使命。课程不能仅仅化简为让学生“轻松快乐地”学习，它亟需应对的严峻问题是如何在兼顾大众的同时培养一批批卓越的人才。

教育资源分布的非平衡性与受教育需求的无限性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使教育公平问题凸显出来。课程研究者应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与特长，研究与解决好课程设置、课堂教学与教学评价中的公平问题，以促进课程领域中学习机会的均等。

农村教育肩负着将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使命。然而，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令人堪忧。如何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课程开发与教材建设，以发挥农村学校课程的通识文化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的双重作用，已成为越来越尖锐的问题。而如何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的问题，则关系到近十亿农民的命运，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及生态伦理等都出现了新旧观念与规范的矛盾与冲突。道德失范，德育低效，成为普遍现象，课程改革被历史地赋予了复兴道德教育和重建道德社会的重任。

随着经济与社会改革不断推进，违法犯罪案件逐渐增加，尤其是青少年和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呈显著上升趋势。学校课程必须普及法制意识，培养年轻一代的法制行为规范，以促进学校与社会的法治进程。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五伦为本的家与国“同构”，[8] （P351-356）家庭是其中最基本、最具自主性和无所不能的社会细胞。所以在中国人的心里，家庭观念根深蒂固、异常强大。家庭十分看重每个成员的成长，为了给子女争取更好的学习和发展条件，父母总是千方百计和持续地对学校课程进行干预。当课程改革着力于解决偏深和偏难问题、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许多家长花钱让子女参加各种学习班、辅导班，在校外接受严格训练，为的是将来能考上理想大学和热门专业，为今后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家庭需要及其影响，是课程设计者与教学工作者必须关注的主题和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课程由政府及其有关专家决定，鲜有公共社会团体或人士参与。但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公共社会力量逐步成长壮大，并开始从各种渠道涉足教育领域，官员及其专家包办课程决策的情形已悄然改变。可以预言，公共社会将积极参与我国当前及未来的课程改革，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从而干预甚至决定课程的变迁。因此，突出研究公共社会同课程的互动关系，才能深入地揭示和建构我国课程的文化基础。

我国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论已得到广泛认同。但是，过去在汉族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化现象，现在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因此，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质量，开发民族文化课程，挖掘民族教育教学方式，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已是当务之急。

三、研究课程文化基础的方法论路向

在廓清课程文化基础的研究对象之后，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选择怎样的方法论开展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到，课程的文化学和社会学研究路向已经孕育形成，而政治学研究路向也已凸显。在“大文化观”看来，文化学包含了社会学与政治学，但实际上不同的学者拥有不同的研究立场，导致了课程领域中文化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交叉重叠。

(一)课程文化学的研究路向

在历史发展中，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了无限的文化与有限的学习之间的永恒矛盾。这一矛盾在课程研究领域孕育出两大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如何从文化中选取教育内容？二是如何将选取作为人类共同经验的教育内容转化为学习者的个体经验？对这两大问题的文化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课程文化学的两大主题：“教育内容的文化选择”和“教育内容的经验转化”。

在西方，课程文化学研究成形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文化分析和多元文化等取向。前者以劳顿(Lawton，D．)等为代表，认为人类文化无限丰富，而学校时间和资源非常有限，必须认真规划课程，才能确保对文化的适当选择。然而课程要合理地选择文化，就必须建立一套筛选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文化分析”。因此，研究的关键是创用一系列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化，以便从文化中选择出最有价值的内容来构成学校的课程。后者以班克斯(Banks，J．A．)等为代表，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在于形成学生理解与接纳不同民族、不同的态度，增进学生保持与发展多元文化的知识与技能等。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教学内容、方法与评价的多元化，尤其有赖于改造学校的隐生课程。因此，研究的关键是对有助于学生树立文化平等观念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等进行开发与设计。近年来，我国的课程文化学研究也蓬勃兴起，形成了文化哲学的研究、一般性的文化研究和具体的文化形态研究等取向。文化哲学的研究，旨在聚焦课程的文化本性，以开辟课程发展与建构的新路向；一般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探讨文化种类、文化生态、文化模式、文化变迁、文化交流等范畴同课程的关系；具体的文化形态研究，展开了教学文化、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等的批判与建构。

(二)课程社会学的研究路向

20世纪70年代，课程社会学研究在西方兴起，形成了结构功能、冲突和解释学等取向。以涂尔干(Durkheim，E．)和帕森斯(Parsons，T．)等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取向，强调维护既有社会结构以保持社会稳定，认为教育一方面通过唤起学生的集体良知和共识以行使社会整合的功能，达成社会团结，另一方面通过筛选学生促进社会分化与分工，让不同的学生进入适当的社会位置。据此，该取向主要研究如何通过课程向学生传授基本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阶层、种族、性别和家庭背景等因素与学生学业成败的关系等。以鲍尔斯(Bowles，S．)、金提斯(Gintis，H．)、布迪厄(Bourdieu，P．)和阿普尔(Apple，M．W．)等为代表的冲突取向，猛烈抨击结构功能说的调和立场，主张对教育的分析必须以社会冲突与斗争为线索，认为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对共同价值的一致认同上，而是建立在统治阶级的控制权力上，统治阶级不断利用学校的再生产功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冲突取向旨在揭示，统治阶级如何通过课程传递其意识形态进而实现社会控制。以杨(Young，M．F．D．)和凯迪(Keddie，N．)等为代表的解释学取向，则着重探讨学校课程与课堂互动，主要研究学校课程内容的社会性构成，以及师生在课堂上围绕课程内容展开的互动等。我国的课程社会学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才陆续有成果问世，形成了课程社会学研究和课堂教学社会学研究等取向。课程社会学研究，重在揭示课程决策、课程价值、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目标中存在的社会控制现象。课堂教学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分析课堂中存在的班级与小组等特殊社会组织、作为权威的教师与有着不同家庭及群体背景的学生等特殊社会角色、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以及师生人际交往等特殊社会文化，分析课堂规章制度等特殊社会规范以及由此引发的控制与服从、对抗与磋商等多种社会行为。

(三)课程政治学的研究路向

课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触及到了课程中社会控制现象的权力运作机制。然而，透过这些现象，进一步分析、研究和把握课程领域中，统治阶级、各种利益团体或主体以及不同的学生群体究竟应当拥有哪些权利，决定权利取舍的标准应当是什么，应当由谁来决定取舍标准，如何通过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来保证权利的落实等，则属于课程的政治学研究。如果说社会学的研究路向着重对课程中的社会控制进行现象揭示，那么政治学的研究路向则具体地关注课程中的利益、权利和权力的分配、调节与平衡，进而开展缺失性批判和正当性论证，最终形成促进课程公平及正义的可行性对策。

我国很长时期存在社会泛政治化的倾向，以至于课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熏染着过于强烈的政治气息。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研究者为了追求与彰显课程研究的独立品性，有意无意地悬置和回避相关的政治学研究，使得这一领域目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针对这样的实际情形，我们要敏锐地意识到并勇敢地担负起开拓和发展课程政治学研究路向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黄甫全. 大课程论初探――兼论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J]. 课程教材教法，2000，（5）：1-7.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报告（1998）――文化、创新与市场[M]. 关世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石岩. 十年浮生：她们在“主义”之外[N]. 南方周末，2005-8-4.

[4]杨国荣. 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美]奥恩斯坦等. 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文化基础论文篇3

2结果

2.1调查问卷分析

调查全部在实验组学生中展开，共匿名发放问卷100份，回收100份，回收率100%。结果表明，CMT的引入让学生明白了基础知识在临床中的运用，激发了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他们对知识的融会贯通能力，这正是应试教育下的学生最缺乏的学习能力之一，见表1。

2.2理论成绩分析

由表2得知，在CMT教学内容测试中实验组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u=2.48，p＜0.05），说明CMT教学法提高了实验组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培养了其学习能力和方法，从而对基础知识掌握地更加牢固，表3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亦证实了这一点（u=3.72，p＜0.01）。在综合能力测试方面，实验组同样表现优秀，其综合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10.2，p＜0.01）。

3讨论

生物化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学好它可以帮助医学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临床上各种疾病发生、发展的机制及其治疗原理，但因其知识点繁杂、枯燥，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缺乏和效率低下，历来被医学生认为是较难学习的课程之一[4]。对医学生来说，没有比临床病例更能引起其学习兴趣，因此我们将CMT引入生物化学教学，通过不断摸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积累了一些经验，总结如下：

3.1教学案例的难度应符合学生的综合能力

典型性CMT要求的教学案例是从临床搜集的真实的复杂病例[5]，对于医学知识掌握甚少的大一学生来说，即使在教师引导下也很难就复杂的临床病例做出准确的分析，最终必然会因为超出学生的学习能力而使教改流于形式。鉴于此，我们所采用的病例都是授课教师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和教学内容自己编写的，摈弃了过多的干扰因素，适当降低案例的难度，同时保证其真实度和有效性。此外，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对需要教科书以外知识较多的病例，我们同时指定相应的参考书，减轻了学生的课下负担。实践表明，以上措施使得大部分学生均能参与课堂教学，课堂气氛活跃。

3.2CMT尽量不要在新授课中引入

目前的文献资料显示，CMT在临床课程中均是在新授课中应用，先由学生课下预习、自学或者查阅资料来分析问题，课上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问题的一步步解决来学习新知识。我们开始也借鉴上述方法，但遗憾地发现，有能力参与课堂教学的学生甚少，教学气氛惨淡。我们转而在学完相关章节后引入临床病例，将其中的知识点甚至是已学的跨课程知识融入到教学病例中，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医学基础课程的兴趣和靶向性。这才是医学基础课程引入CMT教学的主要目的。表1的调查问卷结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文化基础论文篇4

关键词:和谐社会　公民文化　宪法爱国主义

    “和谐社会”的概念提出以后，从长远来看，其政治意义远远超出迄今为止人们所讨论的范围。它不仅仅是“科学发展观”、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或者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执政党执政模式的变化。从更深人一步说，和谐社会及相关各种目标的实现，会导向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契约关系的重建，而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和巩固都有赖于一个社会的公民概念以及体现公民特征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加强，有赖于一个公民文化所体现的共识。可以说没有公民文化，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便无从谈起，蕴涵在契约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等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就会被暴力、零和搏弈等前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所取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也会失去其制度保障。因此，和谐社会意味着一种基于公民文化的契约型国家治理制度。缺乏公民意识，也是中国在政治文化上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因此，重塑公民文化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最紧迫的任务。

一、公民文化的身份认同观

1.公民的涵义

公民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在古希腊、古罗马，公民指的是在法律上可以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而非公民的奴隶和外国人在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都是受到歧视的对象。公民是一种身份，一种作为国家认可的构成成员的身份的符号。17世纪洛克、卢梭等人的天赋人权论使公民一词走向普遍化。

    《不列颠百科全书》把公民定义为:“公民资格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资格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公民具有的某些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不赋予或部分赋予在该国居住的外国人的。完全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是根据公民资格获得的。公民资格通常应负的责任有忠诚、纳税和服兵役。”

    公民是法律上的概念，强调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平等性。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没有奴役，没有特权，也没有歧视。

    与“公民”相对应的是“国民”，与“公民”相对立的是的“子民”。“国民”表明一个人的国籍，而“公民”除了表明国籍外还有更深的内涵，说某人是某国公民，内涵此人与该国其他公民的地位相互平等，拥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了，为什么要加一个“子”字呢?《礼记》中说:“子，谓所获民臣”。按照这个说法，“子民”就是不管内心愿意与否都必须臣服的老百姓，它所衬托的是依附型人格、身份差别，所以，在封建社会，“子民”也可以用“臣民”来代替，“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子民”的真实写照。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习惯性词语中，老百姓远比公民有位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公民文化的缺失。

    2.公民身份与公民文化

    公民身份摈弃了个人身上一切人为的差别，只要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具备了公民身份就会享有基本相同的权利和承担基本相同的责任义务，因此，一个社会公民身份的普遍实现取决于政治的公共性，取决于身份平等的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受到文化传统支撑的身份不平等社会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公民身份的普遍认同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文化，这种以认同为基础的公民文化是一种摒弃了等级特权的的政治文化，它要求彻底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建立一种无论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法律制度以及对公共权力持有的高度警惕。同时，它还是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在公民文化中，公民们视追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天经地义，它鼓励个性和自我，认为个人的意志、利益、爱好和享受，从最终价值上看高于家族、集体、民族和国家。

    在当代，公民文化渐渐取代传统的血统认同和传统认同成为了当代许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基础而成为世界认同文化的主流，认为公民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化解种族仇杀、阶级矛盾、意识形态冲突这些人类社会在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最终难题的惟一解决办法。在所有的公民文化解决方案中，德国政治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显得十分突出。

    二、公民文化观的现代特征—宪法爱国主义

    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必定不会是追求以暴力或以暴力威胁的原则来平衡利益的社会，一个以“和而不同”为特征的和谐社会必定要用以理性协商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利益的冲突，所以和谐社会必须要寻求社会认同。传统的认同价值，如血统认同、种族认同、传统认同等由于其包含的排斥性因素而显得不宽容，这种不宽容如果发挥到极至，暴力原则的解决方案就会接踵而至，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在当代都是层出不穷的。对此，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观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宪法可以作为公民文化的象征发挥其整合社会的巨大作用，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在具体操作上可以以宪法追求其认同价值。

文化基础论文篇5

1.1.1合理减少验证性实验，引入创新型实验

要合理安排实验内容，减少验证性实验比例，保留必要的经典实验，多增加一些综合和创新型设计实验。

1.1.2整合实验内容，建立更加合理的教学体系

采取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实验融为一体等措施，将这几门学科的性质实验、元素性质实验及定性分析等紧密结合，能够很好地避免实验的重复。另外在安排实验时，尽可能与理论教学同步，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使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相互促进，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建立更加完善合理的教学体系。

1.1.3增加微型化实验，倡导绿色化学

近些年，随着绿色化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各高校化学实验都在向更环保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仍能发现有些耗费资源较为严重的实验依然进行，这违背了绿色化学的理念。为了从源头上节约原材料和时间，应增加微型化实验，这样就可大大节约实验经费，从而缓解了目前高校基础实验经费缺乏的现状，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和良好习惯，提高学生实验操作的熟练程度。另外将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污染物进行合理处理后再进行排放。引导学生养成爱护环境和勤俭节约的习惯。

1.2建立网络学习平台，有效提高预习质量

构建网络学习平台，在每次实验前将有关该实验的操作视频等一些内容放到该平台上，供大家提前了解。在预习的过程中，遇到难以理解的知识或者有更好的实验方案可以通过对话窗口反馈给老师，老师会及时给予答复。另外建立相应的预习考核系统，学生在浏览完本次实验的相关内容后会出现测试习题，只有良好地通过测试才能获得实验的机会，否则继续进行学习，再进行检测。利用网络还可以建立虚拟实验室，让感兴趣的同学利用该软件进行在实验室不能完成的实验。网络平台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预习效率，保证预习的质量，促进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确保每位学生做好预习工作。

2启发—验证

总体来说，目前高校的一个化学实验项目一般三个学时，然而对于大多数实验，往往是老师需要将近一半的时间进行知识讲解，这样以来，留给学生实际操作的时间就很少。而且由于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有限，讲解时间过长，就会使得一些学生开始产生厌倦的情绪，从而对本实验的兴趣大为减少，导致学生无法带着愉快的心情顺利完成实验。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应采取启发式教学，即实验课上教师只需将实验内容和注意事项告知学生，随后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让学生带着问题和兴趣验证实验结果。这样就将大部分的时间留给学生自己进行试验和考证，其间，教师只需对学生进行纠正性的指导。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直接给予答案，而是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实施引导。经过师生间的互动，学生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最终在老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实验任务。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在启发式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以往的实验课基本上是老师先进行实验基本理论和内容的讲解，讲解之后给学生做示范，然后学生才开始做实验。在做演示实验时，由于实验人数较多，一些学生不能完整看到老师演示过程，造成实验过程中出现错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借助多媒体教学进行演示实验播放的形式，确保每位同学都能看到实验的整个过程。

3创新

实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学生在掌握实验的基本操作基础上，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学生每完成一个项目就要达到实验的目的，实验后的拓宽练习很重要。除提交本次实验的实验报告，对本次实验进行总结外，还要给学生2～3个相关实验项目，鼓励学生上网查阅文献，认真思考，设计出具体的实验方案提交，老师批改后感兴趣的学生可与实验室老师预约时间，课余时间来实验室作实验。

4督促

在实验的过程中，部分学生对实验的操作和实验态度不端正，比如有在实验室说笑、玩手机、待实验进行一半就溜走、课后抄袭他人报告等不良现象。学生普遍比较关注最终实验成绩，利用这点建立适宜的考核制度督促和约束学生，引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实验成绩可由平时和期末考试成绩两大部分构成，平时成绩根据学生的预习成绩、实验报告和设计实验方案等内容评定。利用网络预习对学生预习进行督促，实验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及时对学生的不良习惯进行说教，督促改正。课后根据实验报告和设计实验方案督促学生及时总结，引导学生举一反三，大胆创新。期末考试可分笔试和动手实验相结合的形式。笔试测试学生对仪器使用，实验原理和内容的理解掌握情况等。动手实验可给学生题目，让学生课下独立设计，规定时间内完成并提交实验报告。根据学生的完成情况给出合理、公正的成绩。

文化基础论文篇6

1现状分析

1.1教学手段为促进《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教学的良性发展，教研室多次修订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不断推陈出新。在教学手段上，较早应用了国内先进的苏亚星多媒体课堂教学系统，使教学质量有了质的提高。

1.2教学条件在过去几年中学院陆续拨出专款更新计算机设备，改善多媒体教学环境，加强网络建设，使教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学员的上机条件较好地满足了教学要求。

1.3师资配置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一线教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专业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年龄梯次和学历结构逐渐趋向合理。

2存在问题

2.1学员基础参差不齐，认识存在误区随着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普及，《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逐步下移到中小学，但由于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入学新生的计算机水平参差不齐。例如我院卫生士官学员，有的入学前在通信站或机关工作，经常接触计算机，能够熟练运用Word、PowerPoint等应用软件，部分学员还会进行网页制作、图像处理等，甚至有的还通过了计算机等级二级考试，但大部分学员从未接触或很少接触计算机。我们对2007年新生进行了一次计算机基础知识水平调查，结果表明，高中学过计算机应用课程的占多数，新学员计算机知识的起点较前两年入学新生有显著提高，但中学计算机课程偏科普性，理论内容较少，技术含量较低。调查显示，相当多的学员认识上存在误区，以为会上网和玩游戏就是会使用计算机了。

2.2学员学习观念与方法不正确《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对象是新学员，他们尚未摆脱中学灌输式教育模式，再加上自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对大学的学习模式不适应，学习自觉性差、主动性不高。相当一部分学员缺乏正确的学习方法，以为仅靠记忆法背概念、不用上机实践就能学会计算机；还有的学员学习观念不正确，认为上学就是拿文凭，上不上课无所谓，实验课也不上机练习。而从未接触或很少接触计算机的学员却感觉计算机深奥难懂，产生畏难情绪，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失去了学习信心。

2.3授课学时不足《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的概念性、操作性和实践性都很强，但课时严重不足，加上实验课只有60学时，如何在短短的60学时内把所有的教学内容组织好，讲解到位，是教员面临的最大难题。

2.4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结合不够《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必须要有实验课来调动学员的兴趣，如果实验做不好，将大大影响教学效果。在对实验课的调查中发现，95%以上的学员对实验课的兴趣很高或较高，80%的同学认为实验课对理论课的促进作用很大或较大，但不到5%的学员认为理论课对实验课的指导作用很大或较大。这说明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结合不够，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实验教学在课程体系中仍处于从属位置。

3对策

3.1优化教学内容在构建课程体系时，要结合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状，分析学员的实际水平，精选学员感兴趣，工作、生活中实用的计算机操作技巧作为教学内容。根据该课程概念多、操作性强、课时少等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抓课程的重点、难点，删繁就简、深入浅出。例如，我们将教学重点放在“计算机系统平台基础及使用”，即操作系统、网络基础知识及其基本应用，建立计算机系统平台概念有利于学员对计算机软硬件的基本概念、组成、工作原理及操作有较深入的了解，便于他们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认识和使用计算机。

3.2构建学习平台《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体现了对全体学员的信息技术基础的共同要求。我们针对学员不同层次的基础而采取灵活的学习方式。一是根据教学大纲要求，为新生提供一个如何学习《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及每个知识模块应达到的水平要求的实验指导文件；二是采取灵活的考试方式，学员根据自己的计算机水平，开课前可参加一次计算机基础测试，考试合格即可免修《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同时开设一批选修课作为补充，例如安排一些常用应用软件的选修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三是配合教学与考试方式，构建一个学员自主学习的网络教学环境，该教学平台可以提供学习资源、教学课件，提供交流、答疑解惑，为学员自学、学员与教员交流提供高效方便的平台。

文化基础论文篇7

随着的变革与的，教育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和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全面展开，而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却相对滞后，无论在教育观念、课程、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文化基础课教学问题尤为突出，面临尴尬，亟待改革。

一、中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目前中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生源质量偏低使文化基础课教学遭遇尴尬

随着我国教育格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人们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处于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夹缝”位置的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几乎全部来自初中生，而且绝大多数是升入高中无望才选择上中等职业学校的，他们普遍存在着文化基础知识水平偏低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学生数学、语文、理化、、等科目加起来都不足百分。这些文化基础知识“先天不足”的学生普遍存在着到中等职业学校学习是为了“混张文凭”好找个工作的思想，他们对文化基础课由听不懂到听不进直到很反感，提起文化基础课就“头疼”。由于生源质量偏低，大多数学生对文化基础课学习没有热情，文化基础课几乎成了“大酱碟”，需要了就“沾一口”，否则就弃之一旁。文化基础课教师也成了不受学生欢迎的人，相对专业课程而言，文化基础课教学情景甚是尴尬。

2．教育系统内部认识偏颇使文化基础课教学被“忽视”

中等职业教育是以一定的专业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技能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抓手”，也是职业教育的优势和特色所在。中等职业教育为抓住这根生命线，人为地使得“专业技能”与“文化基础”之间权重失衡，缺乏对学生进行综合职业素质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文化素质的培养。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除了对口升学班级外，一般都比较忽视文化基础课程的开设和实施，文化基础课几乎成了陪衬。在课程设置和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非常突出“专业课”的地位，甚至提出“文化基础课要为专业课服好务、让好路”。为了满足专业课时数，任意删减文化基础课的教学内容。由于时间、学制等方面的限制，在过于强调“专业课”的同时便忽略了文化基础的全面提高。结果只注重单一专业技能的培养，学生文化基础方面的教育被忽视，培养出来的人才发展不够全面，心理素质较低，缺乏自信，转岗再就业能力低。此外，由于忽视基础文化素质的提高，专业技能发展本身也受到很大的制约。难以进行自我教育与提高，使以后职业生涯的继续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

3．教学评价问题使文化基础课教学缺乏“分量”

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性，学生掌握一技之长成为重中之重，人们的目光都盯在学生专业课程的成绩上，专业课程的成绩好，就业安置相对就容易的多。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课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完善的学校、社会考核评价机制，各种等级证书的考核使各专业知识的评价厚重有力，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把能否取得专业等级证书作为评价这个学生学习优劣的标准。而文化基础课教学则缺少强有力的外部评价机制，内部评价机制又不够完善，对教师而言，其教学过程、教学质量、教学效果等方面的监控与评价无疑是“宽松”的；对学生而言，其学习过程、学习质量、学习效果等方面的检测与评价更是“宽松”的，这便导致了文化基础课教学的考核评价缺乏“分量”，起不到激励作用。

4．学科定位模糊使文化基础课迷失方向

中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究竟以初中补习为主还是按教学大纲要求安排课程是各中等职业学校共同存在的难题。中等职业教育的对口升学压力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能够参加对口升学的学生又是少数，这部分学生对文化基础课的需要相对大一些。而大多数学生文化基础知识水平偏低，在教学实践中难于把握教学深度，如果严格按教学大纲安排教学，教学几乎无法进行，如果弃教学大纲于不顾，又何谈保证教学质量，正所谓“教深了不行，教浅了还不行”。如何按“职教性”特点定位文化基础课教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中等职业文化基础课教学改革的途径与对策

1．摆正“专业课”与“文化课”之间的关系

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学生在校期间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训练是学习的主旋律，由于就业的需要，很的就把专业课的砝码加大了。其实，“专业课”与“文化课”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宽厚的文化基础是培养扎实专业技能的条件，也是教育的必然。中等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狭窄的专业技能训练，必须注重对学生普通文化素质、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实现“文化高移、基础宽厚、技能复合、素质全面”的中等职业教育目标。通过课程整合、弹性学制和必修、选修结合等多种方式组织文化基础课的教学。根据学生的兴趣、个性和实际需要，加强文化基础素质的教育，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要克服重专业课轻文化课，重专业技术培养轻文化基础培养，重眼前谋职轻终身发展的倾向，处理好专业课和文化基础课相互关系，使学生全面发展。

2．准确定位文化基础课

中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学科定位应放在整个中等职业教育系统中来考虑。要根据生源状况，改革、完善文化基础课教学、、手段，提高对文化基础课教学的认识。它在学生培养上应兼顾升学与就业，而侧重在就业；它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还要致力于教会学生谋职求职的能力和素养；它不仅是工具性和基础性的统一，而且还是职教性的体现。只有明确了这一定位问题，才能使文化基础课教学更具有目标性、方向性和针对性。

3．加强文化基础课学科价值认识

造成“专业技能”与“文化基础”之间权重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基础课学科价值认识不够。教育系统内部那种认为学生生源差，文化基础课能学多少算多少的思想的存在，导致了文化基础课教学质量不高，教师缺乏教学激情。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加强对文化基础课学科价值的认识。文化基础课教学不仅关系到学生成为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还关系到学生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不仅关系到学生成为技巧型、技能型人才从而解决就业问题，更关系到学生潜能开发、终身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提高对文化基础课教学在中等职业教育中重要性的认识，将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安排放入整个人才培养方案和整体课程结构中，使文化基础课程真正体现其学科价值。

4．加强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针对性

加强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的针对性，是摆脱尴尬状况的重要途径。首先，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要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教学，不搞一刀切，可以试行分层教学，对基础好的学生鼓励参加对口升学，对基础差的学生要善于激发培养学习兴趣，激励学生勤奋学习，自我发展，以切实提高整体素质。其次，要把文化基础素质与现代意识的培养很好结合起来，在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中要突出和强化实用性。还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增强教学过程的形象性、趣味性、参与性，丰富教学内容，有效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

文化基础论文篇8

（二）科学、精心的组织实践教学《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教学中应该特别重视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每次上机实践教师都要布置具体的实验项目，专人辅导，解决学生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三）基于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项目教学是师生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任务而进行的教学活动，根据教学内容，从学生可能遇到的办公实际问题出发，设计了12个项目，具体设计如下：（1）微机的组装与维护；（2）金山打字通的安装与使用；（3）文件和文件夹的操作；（4）制作毕业生就业推荐表；（5）电子报纸的制作；（6）毕业论文设计与制作；（7）制作成绩表；（8）学生成绩的统计；（9）学院工资表的制作与编辑；（10）职业生涯规划演讲稿设计与制作；（11）电子邮件的收发；（12）设计介绍“古城台儿庄”网站。项目教学打破教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模式，在课前给学生安排好本教学内容的项目，让学生自己找资料，通过学生完成各自的项目熟悉课程内容。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自主获取新知的能力，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四）网络化教学平台的开发和利用1.网络化教学平台概述。网络化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自主学习环境。一个高效运行的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教学平台可以放置教学计划、课程资料、课件等资源，也可以布置作业、上传实验结果、利用论坛交流学习经验，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等。网络教学平台在很大程度上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目前各高校投入使用的网络教学平台普遍存在造价高、不易于维护、应用性差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网络教学平台的开发和利用，而Moodle平台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2.基于Moodle的交互式课程活动设计。Moodle的资源和活动的设计提供给学习者一个自由的空间和参与活动的互动平台，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和灌输式教学不同。学生的活动有Moodle的资源提供保障，同时活动也生成服务变成了学生可用的资源。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使用Moodle平台将教学大纲、教学课件、教学辅助材料直接上传到网站中供学生浏览和学习。在学生活动中，教师可以使用moodle提供的“作业”“、投票”“、测验”、“问卷调查”等功能在网页上添加活动生成互动性资源，进行有效课堂教学设计。利用Moodle“问卷调查”，可以方便地设计问卷调查，可以采用单选、多选、填空、排序等多种题型，系统根据教师设计自动生成可视化分析。在Moodle的“测验”设计活动中，教师可以设置不同形式的测验满足教学需要，如评分方法、答题次数、时间限制等非常灵活。Moodl“e作业”功能可以针对不同个体，采用因材施教，学生自由选择，教师方便处理。3.基于Moodle的协作式课程活动的设计。Moodle平台提供聊天室、讨论区、Wiki等活动进行协作式课程活动设计。“Wiki”功能进行对小组公开群体合作对教学中的问题共同探究。聊天室可以实现在网络上的师生互动，共同讨论教学问题。讨论区则能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资源的建设者和共享者，丰富课程资源。

文化基础论文篇9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5］这里对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略作区分。笔者认为凡是某一代人之前的所有的文化可以统称为传统文化；而文化传统则包括现时的文化，是对当时以至将来产生影响的文化。

文化基础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13-04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不断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策划和尝试过多种途径。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地主阶级开明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发起洋务运动；农民阶级提出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戊戌维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民主共和制，进行了辛亥革命。由于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脆弱,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这些运动和革命均以失败告终。经过惨痛失败和教训后,中国知识精英开始了对西方知识文化的重新审视。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选择新理论的共同标准：在价值层面上，则必须是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在实践层面上，则必须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中国在对当时各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思潮进行比较和实验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サつ岫•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说：“ 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1］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同。程宜山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讲：“ 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2］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念上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从而奠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

オヒ弧⒋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为吸收和借鉴科学社会主义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ブ泄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愤世性和反剥削、反压迫色彩的社会公平思想,这种社会理想包含着一种弘大的精神追求，这在《诗经》、《老子》和《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为历代农民起义求大同、争太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直到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为旗帜的太平天国运动将这种追求推到了顶点。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指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早在《诗经》中，人们就发出追求公平、幸福的“乐土”、“乐国”、“乐郊”的呼号；在《春秋公羊传》里也有“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孔子则设计了一个财富均平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追求平等。这在传统典籍和历史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墨子》中讲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孔子在《论语》中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4］，以及无数次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呐喊,都体现着“公平、公正、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和追求平等的要求。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5］。二是追求和平。《墨子•兼爱》中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6］。三是没有剥削。康有为在 《大同书》中提出的“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等主张，构思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刘光复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同作同食,无主无奴,各取所需,各尽所能”［7］的社会。

ァ按笸理想”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执着追求,经过几千年来积淀和强化，历代人民追求“公正、公平、和平”的大同传统，已经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为传统国民的精神素养，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孙中山先生在传播和接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传统大同理想对他影响甚深，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是基本一致的，他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8］，后来，他还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9］。在论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希望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10］。1917年，大声疾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博大精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追求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传统“大同理想”，立即引起近现代知识精英的高度重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オザ、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为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积蓄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ゴ统人学思想作为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震耳发聩。不仅儒家提倡民为邦本,道、法、墨等家也有鲜明的重民和爱民思想。传统的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民是社稷的基础。《管子•牧民篇》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2］，《战国策•齐策四》中的“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13］，《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4］，《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5］，《国语•鲁语》中也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的说法，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6］， 汉代贾谊曾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李世民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18］。第二，要爱护和体恤人民。《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朱熹则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20］。第三，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左传》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1］，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2］，韩非认为:“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23］，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第四，要使人民富裕。《管子•治国》中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24］，“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之,仓廪实,则知礼节”［25］，“务王谷,则食足,养桑麻久畜,则民留”［26］，同时强调财富的分配,认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27］、“贫富无度则失”［28］。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则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推到顶峰。

ゴ统人学思想的产生并不是来自于统治阶级的自觉，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争利益、争和平的斗争让统治阶级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从而使人学思想从底层人民的呼声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但是封建统治阶级“爱民”、“重民”和“恤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终极目的是如何保持一个王朝统治者政权的巩固和长治久安,是如何安定君王天下。在传统的重民行为中,封建统治者永远是行为的主体,而民众只是作为被动接受恩施的客体,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对人民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的维护只能寄希望于所谓的“明君”。鸦片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传入中国,传统人学思想逐步实现近代转型。但其中的重民、富民、恤民的精华始终没有消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人学思想进行了革命的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将传统人学思想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作了锤炼,并赋予了新的含义,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0］的宗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把“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31］。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了人学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オト、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为吸收和借鉴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ヂ砜怂贾饕宓奈ㄎ锸饭勰芄辉谥泄传播并开花结果，除其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外,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存在着许多契合之处。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常常从经济、地理、人口等物质条件与民心向背去思考历史的更替，从人民的物质生活出发去研究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管子•牧民篇》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2］，认为社会物质条件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基础或前提。孔子在《论语》中说:“庶之、富之、教之”［33］，认为人口的繁衍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前提，说明他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道德教化的前提，说明他强调物质生活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基础作用。《孟子•梁惠王上》也说:“今世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为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34］承认物质生活是礼义道德的前提,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存在一定暗合。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同样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维。殷商时代的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这种辩证思维在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周易》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强调阴阳对立面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5］,认为事物都是由阴阳、美丑、高下、前后等一系列相反的对立面组成的, “对立”是一切事物变化的动力、根源。中国古代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其三，在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形神”、“言意”、“能所”、“知行”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进了世人认识事物的思维发展。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无神论”的传统和革命的战斗精神,为人们在思想深处留下了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概念，这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认识论上的基础。

ブ泄朴素唯物论的发展历经了三千多年,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和研究古今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吸收。批判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维，对老子“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36］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积极斗争的思想补充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不足，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哲学中独特的矛盾论思想。邓小平秉承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7］，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8］，用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世界的发展态势和中国国情, 认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9］，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0］，并将它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志深谙“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41］和“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42］的通变思维，吸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合理本质，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ヂ砜怂贾饕宀生于西方，又超越“西方”，对人类有着普适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既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超民族性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物质、制度、精神及行为各个层面上所具有的相通价值取向，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文化素质和文化心态上的准备。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放眼世界，结合实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向新的境界。

オゲ慰嘉南祝

オ［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232.

オ［2］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0.

オ［3］［37］阮元刻,孔颖达.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オ［4］［3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オ［5］孙中山.总理全集：第1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6.319.

オ［6］墨子.墨子［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95.

オ［7］申叔.论种族革命和无政府革命之得失［N］.民报:第6期.

オ［8］［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36，394.

オ［10］传编写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

オ［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早期文稿》编辑组.早期文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9.

オ［12］［24］［25］［26］［27］［28］［32］谢洗范，朱迎平.管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オ［13］孟庆祥.战国策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オ［14］［15］［21］徐仁甫.左传疏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オ［16］［19］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オ［17］于智荣.贾谊新书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オ［1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オ［20］脱脱,等.宋史：第42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7.

オ［22］［35］［36］老子［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オ［2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オ［29］［30］.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1095.

オ［3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1997-09-22.

オ［34］朱熹.孟子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文化基础论文篇11

一、文化创意产业理念的强力推出

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源于创意产业这一创新理念的发现和发明。创意产业、创意经济（creativeIndustryCreativeEconomy）或译“创造性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

早在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就曾撰文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但作为一种国家产业政策和战略的创意产业理念的明确提出者是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1997年5月，英国首相布莱尔为振兴英国经济，提议并推动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这个小组于1998年和2001年分别两次研究报告，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的现状并提出发展战略；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首次对创意产业进行了定义，将创意产业界定为“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根据这个定义，英国将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

近年来，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和其它国家的报告和研究成果大大丰富和推进了关于创意部门和创意产业的新观点。这些报告中创意产业部门的范围包括：广告、表演艺术、广播媒体、博物馆、软件开发乃至交响乐。一些经济学家对创意产业进行了详细研究和调查，力图建立一门新的创意产业的文化经济学。文化经济理论家凯夫斯(Caves)对创意产业给出了以下定义：

创意产业提供我们宽泛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包括书刊出版，视觉艺术(绘画与雕刻)，表演艺术(戏剧，歌剧，音乐会，舞蹈)，录音制品，电影电视，甚至时尚、玩具和游戏。

凯夫斯力图描述和总结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在他看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经济活动会全面影响当代文化商品的供、求关系及产品价格。无疑，创意产业的提出建立了一条在新的全球经济、技术与文化背景下，适应新的发展格局，把握新的核心要素，建构新的产业构成的通道。

另一位经济学家霍金斯在《创意经济》(TheCreativeEconomy)一书中，把创意产业界定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知识产权有四大类：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每一类都有自己的法律实体和管理机构，每一类都产生于保护不同种类的创造性产品的愿望。每种法律的保护力量粗略地与我上述所列顺序相对应。霍金斯认为，知识产权法的每一形式都有庞大的工业与之相应，加在一起“这四种工业就组成了创造性产业和创造性经济”(Howkins，2001,xiii)。在这个定义上，创意产业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非常庞大的部门。有版权的产品(书籍、电影、音乐)带来的出口收入超过了像汽车、服装等制造业。正如霍金斯所说，“拥有主意的人开始变得比使用机器的人能量更大，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胜于那些拥有机器的人。”

托斯认为，“创意产业”这个词汇的含义包括音乐、戏剧、卡通、唱片、无线电、电视、建筑、软件设计、玩具、书籍、传统、旅游、广告、时装、工艺、摄影和电影，这些东西都是国民总产值或国际贸易平衡的一部分(Towse,2002;UNESCO,2002)。

许多英国专家与霍金斯的想法相同。英国1998年最大的单项出口为与辣妹(theSpiceGirls)相关的产品。电影制作人大卫•普特曼(DavidPuttnam)在1996年注意到，“英国的摇滚音乐家为平衡付款做出的贡献超过了钢铁工业”(引自Heartfield2000,9)。与此相似，在最近几年，享有专利的音乐一直在美国发行。创造性——被知识产权法所支持——成了一个大生意。文化娱乐服务业已经成为“第一世界”产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这种内容方面的创造对英国和美国至关重要。

霍金斯为创意经济所下的定义有不少优点。它为确定一种给出的活动是否属于创造性部门提供了一种有效而又一致的方式。创意产业依赖于知识产权的国家强力保护体系。通过界定创意部门，霍金斯避开了该职业的性质是否有创造性这一潜在难题。对霍金斯来说，“印刷书籍和摆放舞台布景的人与作者、舞台上的表演者一样都只不过是创造性经济的一部分”(Howkins2001,xiv)霍金斯的定义将不同种类的创造性在同一个题目下放在了一起。

澳大利亚学者金迈克认为，21世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估价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机会。“21世纪将会目击我们（作为消费者、观众和公众）利用文化资源的方式的空前的变化。文化被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将越来越取决于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市场。文化研究这一概念应该使其自身脱离批判文化理论的会派（highchurch）并且严肃地作为一种产业来对文化进行思考――一个可以提供就业、培训、出口税收和外汇的产业。

像在英国、欧洲、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资助的信息技术创新所证明的那样，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有许多交叉点。“创意产业”这一术语是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创意产业在这个意义上被用来区分传统的受赞助的艺术部门和通过知识产权的产生和开发而具有创造财富的巨大潜能的文化产业。

二、文化创意实践的全球蜂起

在当今世界，创意产业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的直接现实。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明确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国家，增长的速度更快，美国达14%，英国为12%。纵观全球，发达国家的众多创意产品、营销、服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潮，席卷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以各自独擅的取向、领域和方式迅速发展，展现了一幅创意产业全球蜂起的热烈景象。

创意英国。受电视广告和软件行业的推动，十年来英国创意产业规模几乎翻了一番。英国曾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后来失去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如何调整国内产业，获取更高的附加值，为国内劳力找到更好的职业，是英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布莱尔1997年当选英国首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这个特别工作组于1998年和2001年两度研究报告，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的现状，并提出发展战略，伦敦将创意产业作为核心产业，市长肯•利文斯通认为，创意产业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英国，2000年创意产业增加值已超过500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年增长率是其他产业的3倍，达到9%；提供岗位115万个，占总就业人数的4.1%。

根据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2001年发表的《创意产业专题报告》（CreativeIndustryMappingDocument），当年英国创意产业的产值约为1,125亿英磅，占GDP的5%，已超过任何制造业对GDP的贡献；1997至2001年，创意产业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2001年，创意产业占总增加值（GVA）的8.2％。创意产业出口方面，英国2001年的出口值高达103亿英磅，且在1997～2001年间每年约有15%的高成长率，而同期英国所有产业的出口成长率平均只有4%。伦敦已将创意产业作为核心产业，市长肯•利文斯通更是认为创意产业将成为今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英国政府力图推动英国经济转型升级，走向创意经济时代的同时，企图促进伦敦成为创意城市。

2002年，英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十年来英国整体经济增长70%，而创意产业增长93%，显示了英国经济从制造型向创意服务型的转变。以增加值计算，软件自2002年取代服装成为最大的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是英国第二大产业（仅次于金融服务业），2002年，创意产业行业内约有122，000家公司在“部际商业注册机构”注册，到2002年6月，创意产业雇佣总人数为190万，其后继续增长，成为该国雇用就业人口的第一大产业。2003年，英国首相战略小组指出，用就业和产出衡量，伦敦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金融业。一年中伦敦的境内外游客在艺术文化方面的花费超过了60亿英镑。政府对创意产业采取了税收优惠等政策性扶持。创意产业成功推动了英国出口，有效地抵补了货物贸易逆差。

实际上，英国创意产业的兴起是实践探索在先，组织政策跟进在后。以辣妹组合为例，1995年，维多利亚与“辣妹组合”第一年就从歌曲版权方面收入12万欧元。之后四年里，她们的版权收入高达1400万欧元。1999年，这个演唱组合的净收入已经达到3000万欧元。2001年辣妹组合净收入又有新的增长。其后，“辣妹”演唱组合解散，对维多利亚所有的采访和拍照一律付费。在其后两年年里，维多利亚通过自己的生意赚来了900万欧元。与维京唱片签约、出一张独唱专辑收入250万欧元，出一本自传进账300万欧元。作为日本一家美容院的代言人每年收取250万欧元。

1997年，政府整合相关领域，其中包括税务方面的法规、智慧财产权等，以此为创意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1、英国创意产业输出顾问团（CIEPAG）提出英国贸易伙伴最佳运用方式。

2、提供创意产业与金融机构接触的机会，拉近彼此距离

3、探索表演艺术发展如何有效利用政府资源（资金），训练成员面对政府或金融机构时，强调自身的经济潜能与特质。

4、在文化遗产与观光领域提供国会与贸易伙伴组织的金融机构认识产业的机会，以适应相关需要

5、针对音乐产业进行金融援助，重要议题包括：检视小型音乐企业如何经由融资贷款壮大；检视企业融资后所延伸出来的困难以及其成因；评估这类延伸性的问题对成长的危害；针对政府及产业，提出可能的对策。

6、文化媒体暨体育部出版Bookingonahit手册，指导相关企业或个人如何从政府或金融机构得到投资或援助。2001年，再度出版“GoodPracticeinFinancingCreativeBusiness”,提供金融机构与国会了解文化创意产业在资金运用方面的问题，并推动相关机构对创意产业的投资

英国政府特别注意强化对创意产业出口的援助，为此特别成立创意产业输出推广顾问团（CIEPAG）。1998年，创意产业输出推广顾问团（CIEPAG）调查研究政府政策对创意产业产品出口的效益情况，对包括内容产业、古迹与观光、设计、表演艺术等范围提供咨询建议，并对不同部门间协调整合与创意产业出口方针等提供政策意见。在相关部门的协作下，创意产业输出推广顾问团的工作取得了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A、促进了产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结；

B、加入英国文化媒体暨体育部与贸易伙伴组织，对创意产业组织进行可能的协助，促进金融组织与国会对创意产业的了解，以及海外发展所必要的援助；

C、签定创意产业出口市场协议，促进共同基金的使用；

D、增进政府部门对创意产业的了解及对重点产业的影响，以及政府资源关注产业形成的影响；

为了推动英国创意产业的全球发展，促进中英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2003年4月，英国驻华使馆和英国文化协会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及重庆等地携手举办了“创意英国（ThinkUK）”活动。据悉，这是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海外组织的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涉及文化艺术、科技发明、商业贸易、教育、环境等各个方面，而其中文化艺术项目是最为丰富的，它的主题就是从商业、艺术、科技、教育等各方面塑造开放的、包罗万象的、充满创造性和革新精神的创意英国形象。英国政府的“创意英国”系列活动在上海引起广泛关注，英国人这样介绍自己的科技优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研发经费占全球的5％，创造全球科学著作的8％，被引用数量占9％；科学家获得70多次诺贝尔奖，仅次于美国，最近10年中，5次获得诺贝尔医药奖；世界上平均每10种抗生素中就有5种出自英国的医药制造业。

近年，英国学者弗罗里达与伊伦•特耐利合作进行的《创意时代的欧洲》的研究，对主要工业国家的创意活动进行了宏观比较，结论是美国创意投资在数量、规模、种类等方面均超过许多欧盟国家。这一结论引起了欧洲广泛的反响。他们提出，在这个创意经济的时代，欧洲必须抓住时机，迎头赶上。创意产业的倡导者主要在欧洲，而不怎么用“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的美国则在行动上大幅领先，这的确是值得欧洲深思的。

创意美国。创意经济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内容，是新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没有创意，就没有新经济。阿特金森（Atkinson）和科特（Court）1998年明确指出，美国新经济的本质，就是以知识及创意为本的经济（TheNewEconomyisaknowledgeandideabasedeconomy），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而创意经济则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和动力。美国人发出了“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的宣言。早在1992年，当微软超过通用的时候，《纽约时报》就评论说，微软的唯一工厂资产是员工创造力。比尔•盖茨宣称“创意具有裂变效应，一盎司创意能够带来无以数计的商业利益、商业奇迹”。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在《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1999年报告》中详细叙述了包括电影、电视、家庭录像、商用软件、娱乐软件、图书、音乐和唱片在内的创意产业在经济上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和贸易所做的贡献。这份年度报告指出，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净产值为3484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3％。在1977—1997年间，核心版权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3％，是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7％。在这20年间，美国版权产业就业人口翻了一番，达到380万人，占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2．9％，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8％，而同期美国经济就业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6％。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从国外销售和出口中创利668．5亿美元，超过了包括农业、汽车、汽车配件和飞机制造在内的所有主要产业。据统计，到2001年，美国的核心版权产业为国民经济贡献了5,351亿美元左右，约占国内总产值的5.24%。美国新英格兰地区2001年6月提出了《创意经济计划：新英格兰创意经济投资蓝皮书》。

（1）美国在发展其文化产业时，重视技术变化及国际市场的竞争趋势。

美国商业部编制的《美国产业与贸易展望2000》的年度报告中，对其娱乐业与电子媒体的发展分析时，对该产业的全球发展趋势作了如下叙述：

“美国娱乐业在规模与收入方面继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该产业的持续成功的关键得益于国际市场的作用。过去5年中娱乐业的国际市场收入，约占美国主要电影公司收入的40％，较1988年的34％提高了6个百分点。新技术对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录相带与有线电视市场的增长趋势下降，而互联网及DVD的发展为娱乐节目的输送提供了新的途径。毫无疑问，新技术将继续为美国占领世界市场做出贡献，也将在美国娱乐业的国内市场上取得主导地位。但这些新技术也带来了新问题，即光盘的盗版问题。因此极需要完善版权保护。目前MP3技术已能下载音乐。不远的将来也将实现下载电影娱乐的技术。这种情况下，对DVD与互联网的保护已成为迫切的命题。

贸易服务协定（GATS）所覆盖许多服务领域之一的视听服务贸易将是2000年开始谈判的内容之一。美国是对视听服务做出承诺的19个国家之一，其中13个国家业已在乌拉圭回合时做出承诺。其它6个国家是在1994年后才加入的。2000年将开始的谈判中，美国的目标是促使更多国家对视听贸易服务做出承诺，并鼓励扩大承诺的范围。目前某些主要贸易伙伴例如欧盟还没有对视听服务贸易做出承诺。

新技术正对娱乐业发生着影响如互联网、卫星输送节目系统等，其中直接广播卫星（DBS）的影响更为巨大；DVD也是新技术之一；娱乐市场中，进入的新参预者电话公司也进入了影视与音乐节目领域。这种技术在电影娱乐与音乐录制领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许多产业研究者们认为：互联网在10年内将成为向家庭输送电影娱乐与音乐录制的主要方法。至于DBS的发展则可能持续至2003年。”

根据上述美国对娱乐业与电子媒体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在发展竞争性的文化产业如广播与电视产业时，要重视技术发展对产业未来发展的影响。同时也要注意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娱乐业强国正试图增强其竞争优势而扩大其国际市场份额，我国应研究恰当的政策以增强我国娱乐业及其它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

（2）文化产业对美国经济影响的概况

娱乐业美国消费者用于娱乐业中的电影、家庭电视、录制音乐等国内市场总开支，在1997年达350亿美元（现价），2000年约为410亿美元，预测2004年将达490亿美元。1998－2000年及2000－2004年均增长率分别约为8.2％与4.6%.。它们是美国产业中增长较快的部门。

根据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的分析资料，在国际市场上，1997年外国购买美国影片娱乐产品达170亿美元。美国电影公司海外子公司在销售美国电影时发挥着重要作用。1996年销售额达96亿美元，2000年约为136亿美元，预计2003年将达175亿美元左右。

印刷与出版业美国印刷与出版业中的报纸、杂志、书籍与贸易宣传材料等销售额在1999年达到了1840亿美元（1992年美元价）。由于纸张成本降低及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导致利润辐度上升。印刷出版业的就业人数在1999年超过了150万人。

旅行与旅游业美国统计中把旅行与旅游业统计在一起，并对该产业定义为：“旅游业是指人们为休闲，从事商业活动或其它目的旅行外出而滞留在其正常生活以外的地点不超过一个连续年份。”它包括了许多产业，它是美国第二大出口服务业，拥有最高的就业人数，也是美国零售业中第三大零售产业。1998年美国国内旅游与国际旅客的支出总数达5150亿美元，预计2000年将达5700亿美元，至2002年将达6300亿美元。由旅游产业所直接支持的就业人数达到700万人。

创意韩国

韩国政府在1997年对这一新兴产业进行扶介入，尤其注重向电子游戏、音乐及电子网络等新产业倾斜支援，2003年其影视、音乐、手机及电子游戏4个产业都有二位数的增长，出口额首次超过钢铁。韩国自称已跻身世界文化产业5大国之列。当年世界第三大钢铁企业——韩国浦项制铁株式会社大门上的标语是“资源有限，创意无限”。

韩国认为，工艺与文化观光产品、美术作品、艺术表演等传统艺术领域需要厚实的文化或文明基础，而游戏产品、数码与游戏内容产品、卡通人物则属于新兴的文化产业，伴随新兴的技术或新的经济形态而产生。

韩国把通过新的资讯技术与文化创作相结合，进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技术称为“文化与内容技术”(culturalandcontenttechnology)，简称“CT”是韩国极力推动的六大创新技术领域之一。

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开始将资源投入到资讯、娱乐产业等与文化相关的产业。在文化产业的人才、研发到完成生产后的国际行销等一列环节进行协助和辅导，为韩国文化产业兴起做了准备。

1998年，韩国政府推动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创新企业发展政策，其中包括税制、资金和人力资源三个方面对创新企业的支援。税制支援包括：创新企业原则上两年内免除各种税务调查，两年内免除75%不动产取得税，5年内免除财产税和综合土地税，6年内免除50%所提税。

1999年至2001年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韩国创意产业中，电子游戏产业相对成功，韩国采取的政策性措施有：A、重整政府、协会、电子游戏厂商之间的关系；B、促进民间投资电子游戏产业；C、强力保护具有传统文化的产业；D、成立韩国游戏产业开发院；E、推行多媒体分级制度。

2001年，韩国设立文化产业振兴院，致力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对创意产业的法律法令支持上，1997年起，韩国制定《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等新业进行激励。1999年，韩国国会通过《文化产业促进法》，明确推进文化、娱乐及内容产业的发展。同时，韩国还制订了与特定领域相关的政策法令，如制订电子游戏产业的相关政策法令，修改与之相关的声音、录像、电子游戏产品的相关法令。

作为对一种风险产业的支持，韩国加大了文化产业预算。1997年前，韩国政府对文化产业投入的资金不过1000多万美元，占当年政府总预算的0.02%，此后逐年增长。2003年，此项投入已达到1.58亿美元，占当年政府总预算的0.17%。1998年起，韩国对创新企业实行资金援助。通过税制上的优惠，吸引机构、法人和个人的资金流向创新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多渠道筹措文化产业发展资金，按照“集中与选择”的原则，有目的、有重点地实施资金支持，在经费上确保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投融资方面，韩国还设立了专项基金。国家设立多种专项基金，扶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文艺振兴基金、文化产业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广播发展基金、电影振兴基金、出版基金等。并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这是以动员社会资金为主，官民共同合作的投融资运作方式。文化产业振兴院2000年至2001年两年期间，成功运作“投资组合”17项，共融资2073亿韩元（政府350亿，民间1723亿）。

创意丹麦

在北欧，丹麦政府是特别关注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政府选定了电影、音乐、新兴媒体的内容生产作为其文化产业发展的四个重点领域，并针对欧洲过去文化福利化的政策推动文化产业的企业化。

政府为促进文化与商业之间的互动，提出了五大政策方向：第一、为文化领域的风险事业和资本提供更为有效的市场。第二、无论是在文化领域或者是在艺术领域与工商企业之间的界限，都有助于知识和能力的取得，并且进行研究。第三，在丹麦的文化产出和区域文化策略之间产生更大的全球人远景。第四、通过更透明的市场机制和更清楚的文化规范，为文化界产生有效的市场。第五、建立文化和社群之间的新接触点，使他们能够撤除心理及结构上的障碍，不至让双方更密切的行动受阻。

丹麦政府还采取了若干优先策略和相关作法。包括：开设音乐人的训练课程；改善艺术主题和产业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文化企业家创立新的环境；就输出的动力与文化界开展对话；创建艺术网络，开辟视觉艺术的入口网站；进行艺术和产业之间互动的研究和促进；建立文化合约以及艺术与工商界领导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建立产业和艺术领导人之间的接触网络。

政府同时积极地与贸易联盟、业主联盟、文化业以及商业圈进行讨论，通过并提出多项创意提案，在艺术界和商业之间架起桥梁。

丹麦政府选定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重点项目如欧洲文化城（CopenhagenEuropeanCityofCulture）、文化桥梁（CultureBridge）、奥瑞桑桥梁(OresundBridge)等重点项目的投资，大力强化哥本哈根的文化优势，使之成为国际瞩目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名城。

在政策法令上，丹麦政府为新媒体的内容制作拟定相关条款，以建立一套欧洲的基本框架。政府通过相关措施，为电影和媒体争取创投资金。推动建立区域化的电影基金，鼓励电影产业发展。丹麦政府还为丹麦文化创意产业的出口企业争取信用贷款，并为文化产业全国性国际性会议、事件或活动积极筹措基金。

创意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政府1994年第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力推创意产业概念。希望将澳大利亚构建为一个创意国度（CreativeNation），使之通过创业产业和文化机构来表现澳洲认同与澳洲特色，将创意产业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加以实施，成立了布里斯班大学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作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直接支持的部级创意产业振兴机构，努力以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持带动民间资本进入，实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孵化产业主体，主导产业发展。在澳大利亚，1999年创意产业已占GDP的3.3%，就业人数34.5万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3.7%。

澳大利亚政府从1990年代后期明确提出将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结合起来的概念。将艺术、歌剧、音乐剧、电影、电视制作、互动游戏经及数字内容等视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对所谓聚落取向进行了研究，现聚落取向是一种从传统的文化工业层面扩展到诸如软件发展、工业设计与分布式运算的范畴；它的重点在于培养商业能力，不仅关注文化产品，而且通过对内容产业所需要的创造与创新能力的重视，弥补了文化政策的不足之处。

近10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在文化产业方面采取的政策为：第一，在全球化趋势的带动下，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逐渐朝不再被政府直接赞助的方向发展，文化组织需要面对自给自足的压力。第二，以产业为基础，在政府的文化政策趋向上，推动文化行业的企业化理念。

澳大利亚文化发展政策主要有两在层面，一是使多元文化和地方社区有机会提出文化发展的；二是文化发展计划主要是由跨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强化持久性的文化活动。

在投融资方面，政府投入大笔经费与学校、商界合作开发创意产业特区，通过澳大利亚商业艺术基金会（ABAF）这个具有半官方色彩的机构作为公私部门沟通的平台，引导创意产业的发展。传播、信息科技暨艺术部给中央政府提供具有策略性的政策建议，引荐一系列澳洲联邦奖助金、支付款项和奖励方案，以支持传播、讯息科技、文化和运动各部门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于新兴的数字文化产业，澳大利亚各州政府、省政府、区政府各投资3000万美元，用5年以上时间来发展数码内容、服务与应用软件彻夜的发展。

创意新加坡

新加坡早在1998年就将创意产业定为21世纪的战略产业，出台了《创意新加坡》计划，又在2002年9月全面规划了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称要树立“新亚洲创意中心”的声誉，要成为“一个文艺复兴城市”、“一个全球的文化和设计业的中心”、“一个全球的媒体中心”。

三、创意中国的文化产业实践

文化创意香港。2002年9月香港推出研究报告全面梳理了香港创意产业的现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曾经多次表示，要保持香港的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走高增值路线。要提高增值力，就需要科技与创新意念。2002年9月5日，半官方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公布了首份题为《香港的创意产业》的研究报告，概括介绍香港的创意产业，评估创意产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根据资料显示，直至2002年3月为止，香港创意产业聘用了超过9万人，占香港总就业人口3.7%；创意产业在2000年的出口总值达100亿港元，占香港服务出口总额3.1%；同年，创意产业产值为250亿港元，约占香港本地产值2%。该报告根据外国经验，认为教育与培训、出口推广、融资、数码融合程度及创意文化五项因素，有助于推动创意工业发展。2003年1月8日，董建华在第二届特区政府的首份《施政报告》中，着重提到了发展创意产业的内容，强调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是文化艺术创意和商品生产的结合，其中包括表演艺术、电影电视、出版、艺术品及古董市场、音乐、建筑、广告、数码娱乐、电脑软件开发、动画制作、时装及产品设计等行业。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公布了委托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在过去一年所撰写的《香港创意产业基线研究》结果。这是香港特区政府首次的香港创意产业研究报告，研究涵盖了广告，建筑，艺术，古董与工艺品，设计，电影与录像，数码娱乐，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与电子计算，以及电视与电台等11个创意产业门类，分析了这些创意产业对经济的重要性、就业情况、营运特色、强项和弱点、未来面对的挑战以及内地市场的重要性。9月24日中央政策组又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创意香港”论坛，邀请世界著名创意产业专家为香港创意产业发展出谋献策。

2003年1月8日，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第二届特区政府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在“拓宽经济领域”的标题下，正式提出发展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香港市民的知识智慧、创新思维、创业精神和灵活求变的能力，是发展创意产业的良好基础。除了加强支柱产业外，我们还将积极推动创意产业，为香港经济注入新的元素。创意产业是文化艺术创意和商品生产的结合，包括表演艺术、电影电视、出版、艺术品及古董市场、音乐、建筑、广告、数码娱乐、电脑软件开发、动画制作、时装及产品设计等行业。香港的创意产业已有的一定基础，存在进一步开发的潜力。民政事务局局长、工商及科技局局长与其他相关的决策局及部门，将会共同研究具体方案，营造有利环境，推动及协助创意行业的发展。

在这里，董建华提出，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创意产业将为香港经济“注入新的因素”。他强调“创意产业是文化艺术创意和商品生产的结合”，力图较好地弥合“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两个有所不同的概念，其意不在理论和概念上的区分或争执，而在促进香港实际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实效。2003年，香港与内地经济“更紧密经贸合作协议（CEPA）的签订和粤港联席会议的实施，以及中央批准北京、上海、珠三角等部分城市居民可以个人身份前往香港旅游，大大推动了香港文化产业政策的调整。

香港政府通过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贸易发展局香港设计中心及香港工业总会大力促进不同行业之间的交流，支持文化品牌打造与创意创新理念。

香港政府在推动创意产业发展中，特别注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法制环境。1998年颁布效用知识产权版权协议，认同国际上主要的知识产权条约。2、

在投融资方面，香港政府的扶持措施包括：A、通过不同性质的基金支持创意产业。如工业贸易署有4个资助谋划，创新及科技基金有5个资助计划；B、提供信用保证，让融资者从传统的渠道取得资金，如香港信用保险局提供出口信用保险、电影贷款保证金提供信贷保证。C、为投资者及业者建立交流平台。

2004年5月，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表示，为加强对设计及创新发展的支持，政府计划动用2.5亿元成立基金，推出“设计智优计划”，并成立“创意及设计中心”，汇聚各方人才。2005年1月12日，行政长官董建华施政报告中提出，要尽快设立文化及创意产业咨询架构，广纳产业界、文化界，以及相关范畴的外地翘楚，共同探讨香港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发展远景、路向和组织架构，研究全面发挥优势、整合资源、重点推进。

文化创意台湾。2002年我国台湾在“挑战2008重点发展计划”中，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并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核心产业，把创意产业作为继高科技产业后另一项全力扶持的产业——计划在5年内辅导成立50个创意生活产业项目，希望创造3000亿元新台币的产值，带来10万个工作机会，并带动22.5亿元新台币的新投资。

台湾过去十几年来的经济成长与繁荣，很大一部份与它成功地扮演了世界信息工业的生产重镇有关。最高峰的时刻，台湾生产的信息工业产品（系统或零组件）曾有48项产品排名世界第一，现在也还保有若干项目（如主机板和笔记本电脑目前仍居世界前列）。尽管台湾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但为什么依然挡不住迅速地衰落呢？这说明，当代高新科技虽然建立起了先进的技术与传播的网络与管道，提供了知识经济交流的平台，但传播什么，交流什么的问题仍没有解决。还需要内容，需要文化。

2002年，台湾政府行政院提出《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确定科技与文化发展的双主轴，选定了若干未来应该优先发展的创意产业，并拟定若干政府来推动“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

2002年5月行政院通过“文化产业发展计划”后，各部召开三次由官方和民间参加的共识会议，凝聚社会对发展文化产业的共识。同年10月，经济部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及办公室，由经济部、教育部、新闻局及文建会官员共同担任召集人。

2003年3月，行政院把“行政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改组为“行政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由政府官员和学者担任委员。任务包括：台湾文化产业发展目标及策略之评议；各相关机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措施之评议；提供重要产业发展资料汇集；研究、咨询并其它相关产业发展之事项。台湾经济部“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确立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这一规划包括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组织，培育艺术创意设计人才，整备创意产业发展环境，促进创意设计重点产业及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一规划提出6项具体目标：提升文化创意产业产值；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就业机会；提高文化消费占家庭支出比重；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大专以上人口就业比例；提升文化创意产业产品（作品）参加国际竞赛奖得奖率；文化创意产业有关智慧财产权每年持续保持增长。其最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重点包括：整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制（跨部会）、设置文化创意产业资源中心（跨部门）、发展艺术产业（文建会）、重点发展媒体艺术产业（新闻局）、台湾设计产业（经济部）。

在政策法令方面，台湾2003年底开始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进行滚动式修定，重点在于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推动机制。除修正现行的24项相关法令外，经济部也在拟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并拟报行政院审批。2003年9月，台湾经济部与文建会、新闻局共同函报行政院公布促进产业研究发展贷款办法适用于文化创意产业，解决文化创意产业投资者融资的问题。

2004年3月31日台湾经济部召开「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第二次委员会，决议订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例，这项条例将比照促进产业升级条例订定精神，提供租税优惠、免娱乐税等多项奖励优惠措施。

大陆创意产业

在我国大陆，数字化的创意文化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崛起。1989年，我国的手机只有1万部，到2003年6月底，全国手机拥有量达2亿5千6百万部。中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在39个工业大类中排名第一，已成为龙头老大，正是在这种产业基础之上，手机短信业的发展才成为网络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

今天，人们已不再对虚拟经济创造财富的巨大能力表示惊异。在今年热炒的“胡润版2003中国大陆百富榜”上，网易的丁磊、盛大的陈天桥和搜狐的张朝阳分别以75亿元、40亿元和20亿元的身家上榜。在对三人的行业背景介绍中，他们不约而同都与火热的网络游戏相关。2002年，中国网络游戏的市场规模接近10亿人民币，增长率达到187.6%，付费用户达到400万。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网游市场可能突破20亿元，2006年更可能创纪录地达到80亿元。不仅如此，网络游戏更是一个“引擎产业”。它正在带动相关环节迅速成长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据IDC统计，2002年中国网络游戏仅对电信业务的直接贡献就达68.3亿元。

2003年下半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宣布，我国即将出台一项旨在促进信息内容和服务产业的政策。信息内容产业将被视同与软件产业同样的重要地位，并在税收、审批等方面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国家对于信息内容服务业的政策倾斜，标志着国家数字化文化内容产业的推进已经触及到了发展的关键部位。同期，文化部出台了《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加速发展。2003年8月，为了实现网络游戏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网络游戏通用引擎研究及示范产品开发”等两个项目被正式纳入国家863计划。10月，文化部、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中国电信集团、索尼公司等中外企业及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参加了展览。网博会以“繁荣网络文化市场，发展信息文化产业”为主题，展示了网络内容产业的巨大潜力，已经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预示了我国的网络内容产业做大做强的广阔前景。

创意上海

上海创意产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获得了快速发展，推动了一批创意型行业起飞，建立了一批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创意产业园区，聚集了一批具有创造力的优秀创意人才。这些年上海大力开展国际的电影节、电视节、音乐节、艺术节、各类设计展，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创意产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定的创意设计方面的集聚效应。近年，上海开发改造和利用了100余处老上海工业建筑，对老厂房、老仓库进行了改建，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创意工作园区，如泰康路视觉创意设计基地、昌平路新型广告动漫影视图片生产基地、杨浦区滨江创意产业园、莫干山路春明都市工业园区、福佑路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心、共和新路上海工业设计园、“八号桥”时尚设计产业谷和天山路上海时尚产业园等。闯出了创意产业余城市改造的新路。2004年12月“2004中国创意产业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这是我国创意产业领域的又一个高层次的国际会议，论坛以“创意经济，领航中国城市发展”为核心议题，探讨了中国创意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享各国、各地区发展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意产业发展之路。

四、创意产业的基本特点

“创意产业”这一新术语的出现当然有其自身的背景和语境。新术语、新行业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对旧术语旧行业的反思与批评。反映了对旧行业的理论范式、现有机制、政策趋向和实际运作的调整或反拨。创意产业的兴起一方面是对现有产业的机制、政策和运作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其缺乏创造性的批评。

创意产业的根本观念是通过“越界”促成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通过越界，寻找新的增长点，推动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在全社会推动创造性发展，来促进社会机制的改革创新。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产业都需要创造性，那为什么还要提出创意产业呢？在一些传统的行业或领域中，创造性只是一种附属品而不具有产品的核心地位。同时这种创造性或创意还是相当普泛化的。而按照后标准化时代的创意理念，创意或创造性成了特指的产业方式的核心。它成了当代产业组构中的一种特殊的设置，并决定了产业的性质，由此决定了产业的管理与操作。

创意经济的先驱是著名德国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家熊彼得（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早在1912年，他就明确指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就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在他逝世40多年后，他当年率先创用的“创造性破坏”、“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等三个关键词，已成了美国、甚至全球主流经济论述中的重要核心概念，被麦肯锡顾问公司的两位经济学家发扬光大，写成著作《创造性破坏──市场攻击者与长青企业的竞争》，对观察当代企业流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帮助。

熊彼得创始的创造性破坏或创意破坏性技术是指那些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种技术所带来的好处，而破坏了既有技术的根基的技术。例如，电话的产生就是一个创意破坏性的技术，它破坏了原有的电报技术。现在，许多的大公司常常是基于理性的经营方式来决定自己的产品政策，这样那些在短期之内经不起考验的产品就不会得到推广，创意破坏性技术就难以产生。但是实践表明，创意破坏性技术能够为公司赢得市场，而对创意破坏性技术的搁置往往造成既有市场的丧失。

出身哈佛的美国联储主席葛林斯潘经常把熊彼得的名字和观念挂在嘴上。他曾说：“美国的经济，比起其它国家更明显的反映出从前哈佛著名教授熊彼得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它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新兴的科技赶走了老科技，当使用老科技的生产设备变得陈旧，金融市场即会支持使用新科技的生产方式……，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已明显地在加速，伴随着这种扩大的创新，也反映在资本由老科技往新科技的移动上”。这种“创造性破坏”被认为就是“新经济”得以发展的动力。公司之间的竞争总是围绕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展开的，而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这就会不间断地推动生产力的改革或完善。

另外一种更具实践意义的创意产业的观念将创意产业与雇佣人员数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联系起来。如美国密苏里州经济研究与信息中心的“创意与经济：密苏里州州创意产业的经济影响的评估报告”就将创意（业）产业这样表述：

创意产业是指雇佣大量艺术、传媒、体育从业人员的产业。产业对艺术的依赖度是通过计算下列工作产业内所占的比例确定，这些工作属于“艺术、设计、体育和传媒行业”类。分类是根据联邦政府所制定的“职业分类标准”进行的。任何产业只要其艺术相关的职业比行业艺术雇员平均值高至少一个标准差，即可被界定为创意产业。在本研究里，任何产业的创意工作的雇员超过10％（等于比平均值高一个标准差）即被定义为创意产业。附件（一）列明了一系列产业及其艺术、传媒、体育相关雇佣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在这里，创意产业有三个基点，一是它与文化——艺术、设计、体育和传媒行业相关，二是它是新创业的有新的文化创意和运作方式的企业，三是从事创意工作的雇员超过先前同类行业10％。后一条甚至成了划分是否成为创意产业的实操标准。

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凯夫斯在其《创意产业》中，为创意产业归纳了七个特点：

1.创意产品具有需求的不确定性；

2.创意产业的创意者十分关注自己的产品；

3.创意产品不是单一要素的产品，其完成需要多种技能；

4.创意产品特别关注自身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5.创意产品注重纵向区分的技巧；

6.时间因素对于一个创意产品的传播销售具有重大意义；

7.创意产品的存续具有持久性与营利的长期性。

凯夫斯的观点抓住了创意产业的重要特点，是颇有见地的。

那么，综合起来，创意产业具有什么基本特点呢？

我认为，创意产业的基本经济特点可以从创意需求、创意产品、创意人员等三方面来探索。包括：需求的不确定性与产业的风险；创意为王与创意产业的精神特质；创意产品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纵向区别与横向区别。

需求的不确定性与产业的风险

创意产业生产的产品不再是过去时代的基本的物质性产品，而是精神性、文化性、娱乐性、心理性的产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这种精神性的产品的需求在总体上日益提升，需求量越来越大，这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产品如电影、电视剧、广告片、MTV、动漫、网络游戏来说，这种需求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每一创意产品对于消费者需求来说，存在着时尚潮流、个体嗜好、传播炒作、时机选择、社会环境、文化差异、地域特色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因而也大大增加了创意产品的风险。

从当代经济发展来看，创意产业无疑是风险产业，对创意产业的投资是一种风险投资。风险投资被认为是当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以知识创新与高新科技为支持体系，具有可能的高收益、高回报和高增长潜力的特性，但这种高收益也可能遭遇风险。即使是十分成熟的好莱坞电影，同一个著名导演，他也无法保证他的电影每一部都能成功。成功与风险并存，这就是创意产业的魅力。

创意为王与创意产业的精神特质

当代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创意产品成了买方市场，而眼球和注意力则成了卖方市场，成了稀缺商品。创意产业的产品最忌讳沿袭陈规俗套，它在总体上必须凸现产品独具的特色，才能“击中”人心，在市场上获得超值的效益。

创意产业的精神性、流动性、易逝性性质决定了创意产业的根本：创意为王。尽管创意产业的组织结构与交易过程十分复杂，但其核心仍然是创意。创造性是创意产业的生命线。当代消费社会，大众流行文化遵循时尚化浪潮化的运行方式，使得文化产品的新颖性、短时性和强烈的空间（视觉）特征空前凸现出来。创意产业所包含的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游戏与网络有游戏、以及动漫、DV、FLASH、短信、手机视频无不强烈地依凭新的创意，新的设计。

创意产业的组织结构与交易过程是与消费社会的架构方式相表里的。比如，创意产业的组织结构就十分强调创意群体的团队组合；创意产品的包装、复制、传播、销售（如软、硬广告、签名售书、见面会、媒体曝光等）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创意产品消费者的培育、涵养、组织（歌友会、影迷会、社区团体、俱乐部）则是供奉“上帝”的必修功课。

创意产业精神性、流动性、易逝性和组织结构与交易过程的复杂性，表明了创意产业必然超越过去时代的产业水平和产业模式，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它既要求创意产业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构架之上，又具有自身对文化承传、精神创造、意境营构和可遇不可求的艺术天才及其灵感的追求。

创意产品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纵向区别与横向区别

创意产业尽管十分推崇创造者的个人创造力，但它又不同于过去时代文学家艺术家在象牙之塔中闭门造车的那种“独创性”，不同于过去时代艺术作品如绘画完全由画家个人独自完成的情形。当代创意产品必须由创意策划、技术制作、传播操作、管理协调、商品销售等多方合作才能最终完成，它是各方协同联合的产物。这只要看看一部最简单的电视剧片头片尾有多少参与创作的人员就一目了然了。

因而，创意产品的创作过程远比一般产品复杂。这就要求创意产品的所有创造投入都要达到和超出一般流水线上的熟练水平，才能生产出合格的创意产品。这样的创意行为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增值生产功能。在这种可增值的生产关系中，“如果要得到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出，每个生产投入必须到位，或是生产行为至少达到精通或是超出精通水平。零的倍数仍然是零。这就是迈克•科米尔称之为关联性生产理论。”（凯夫斯《创意产业经济学》第7页。

创意产品具有创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由于创意产业更多地具有文化艺术的特性，因而其风格、基调、艺术特色更多地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创意产品的差异性既包含纵向区别，也包含横向区别。所谓纵向区别，是指产品与产品之间在产品水平、等级或质量的区别，它关乎产品的“原创性”、“技巧性”或艺术境界的评价。好莱坞的剧作家、导演及制片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对剧作家的好坏又一致的评价，能断定谁应属“一流”剧作家，谁应属“二流”。“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些创意型的产品在纵向上（或本质上）是又区别的。这就是‘一流/二流’特性。从根本上说，任何一个产品与其他产品都是不同的，而它们的不同将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比如在同时播放的电影或电视节目中，一个观众就会选取这一部作品观看，而不是选择那一部。因为在尝试了两个产品之后，买方认为甲种产品比乙种产品好，如果两种产品的销售价格相同，就没有人会买乙种产品。

文化基础论文篇12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传统的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技术和手段结合,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能力、智力的培养,有效活跃课堂氛围,加强师生互动,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变为主动的学习,教学相长,有益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2多元化教学法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过程的实践

2.1医林故事、传统文化的导入法

国内外大量的教学实践研究证明,传统的教育模式仍然在高校教学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1］。多元化教学是秉承传统教育模式的丰富和完善。如中医基础理论“绪论”之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讲授金元时期的刘完素时,可用故事导入。刘完素以“火热论”而名著医林,他理论上的独树一帜,得益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的启迪,十九条病机中论属火的病机约占四分之一,且刘完素生于北方,风土刚燥,素体阳盛,又处宋金交战,疫病流行,用《局方》温燥之品治疗所发热病,常无疗效,故此刘完素用药主张寒凉药,为“寒凉派”代表人。通过故事导入,让学生深知对中医经典理论的传承和创新。中医理论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之阴阳学说的讲解,应引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借助《易经》中“阴阳”概念、图形,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古代的朴素哲学观,让学生意识到传统文化的科学内涵,中医理论的学习不仅是医学诊疗、防治疾病技术的学习,更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发扬。

2.2中西并重,实验教学法

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思维方式虽有差异,但都是以人的生理、病理为研究内容,因而其知识点也可相互贯通联结［2］。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中医学理论与当代前沿科学相沟通,许多中医学理论的奥秘得以逐步揭示。应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引入一些现代科学实验研究方法和手段,如“气与津液的关系”,可通过灌胃麻黄水煎液,观测小鼠发汗的情况,与正常对照组耐缺氧的死亡时间的比较理解“津伤耗气”的理论；通过灌胃人参水煎液,观察补气药对小白鼠凝血时间的影响,强化对“气能摄血”理论理解［3］。同时培养学生根据中医思维规律,应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解决中医问题的能力。

2.3实验法、病案法与知识拓展法的有机结合

藏象,源于《素问·六节藏象论》,是中医学特有的关乎人体生理病理的系统理论,是中医学的核心理论体系,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故此对此部分内容的讲解应注重多元化教学法的有机结合、合理利用。如讲解“心主血脉”的生理功能,可通过给大鼠颈静脉插管法,连接心动图机,记录Ⅱ导联心电图,较直观地观察乌头碱对心脏的毒性反应所出现的室早、室速、室颤的实验效果,理解所学的理论知识,熟悉炙甘草汤益气补血复脉在抗心率失常中的应用。如讲授“肝主疏泄,调节生殖”时,可以列举案例：一对年轻夫妇结婚3年未孕,各种检查未发现异常,吃了很多中西药无效,心理压力很大。后来领养了一个小孩,1年后妻子怀孕了。经过解释,学生自然明白了：原来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压力增加,情志不畅时,会出现“肝郁气滞”,肝不能正常行使疏泄功能,就会引起女方排卵紊乱、月经不调,或男方排精障碍,从而导致不孕。在这里,“肝”是通过调畅情志来调节生殖的。通过分析,学生很容易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这样既激发中医专业学习兴趣,同时又强化教学效果。理论与学科前沿接触,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使学生真正感悟到古老的中医理论、中医学永恒的魅力。将语言古奥、强于思辨的中医理论知识,辅之以相关的现代医学知识来阐释,以讲授“肾主骨生髓”的内容为例,可引入现代医学研究内容,西医发现肾与骨在发生学上是同源器官,皆发生于胚胎外层；西医的肾脏具有分泌促红细胞生成因子的功能,能刺激骨髓红细胞的生成。可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临床上骨骼、骨质异常、贫血等疾病应该从肾来论治的理论基础,既拓宽学生视野,有巩固和加深了对中医学相关知识的理解掌握。

2.4仿真情境与动漫视频教学法

仿真情境教学可用于真实,实验无法实现或者表现不清楚的教学中,从而达到一种传统教学模式不能达到的效果。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可以利用现代计算机虚拟技术把舌诊、脉诊、阴虚、阳虚等中医学临床中的抽象症状和体征以形象生动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出来。使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生动［4］。如对于血液循行、经络的走向的讲授,可进行仿真人体血液循行。如“病因病机”的解读,其中关于“六淫致病”、“阴阳失调”可制作动漫或者拍摄录制的形式表达风、寒、暑、湿、燥、火之邪的性质与致病特征；阴阳偏胜偏衰、阴阳互损动态图。七情内伤影响病机的相应临床表现可以从大家熟知的电影、电视剧中获取视频影像素材,如“喜则气缓”可用“范进中举”的视频；“怒则气上”可选《三国演义-孔明三气周公瑾》的片段来呈现,能有机地将视听结合起来,声像并茂,帮助学生将枯燥乏味、空洞抽象、难以描述和理解的教学内容直观、形象地表达出来,让学生如身临其境,弥补了学生缺乏临床感性认识的不足,加深了对教材内容的理解与记忆,达到理性知识与感性认识高度统一。

2.5学生授课体验法与讨论法

“体质”部分内容比较通俗易懂,适宜学生自主授课方式为主导,让学生体会“讲台上下”、“学与教”的不同。应用理论知识全体学生来辨别自己的体质类型,并且共同讨论不同体质的用药宜忌及如何指导养生,使知识能够当堂吸收,学以致用。

2.6网络课程教学法

可将中医基础理论全部教学课件、部分教学录像及内容丰富的音频资料上传于网络课程,为学生提供多种学习途径；同时也将教学大纲、教学方案、习题库、模拟试卷等上传,方便学生复习、自测。在此网络平台中建立在线网络论坛、公开教师电子信箱,开展内容丰富的学术讨论,及时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有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学生自主学习创造了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