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经济管理论文篇1

（二）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分析。根据以上指标及方法，通过利用SPSS19.0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03—2012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过程见表2至表6。表2显示的是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相关系数矩阵，由表2可知原有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线性关系，因此本文所取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表3显示的是运用各指标相关系数矩阵计算得到总方差解释，可以看出，第1因子的方差占所有因子方差的75.559％，前2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6.920％。因此，前2个因子已经足够描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的综合评价。表4显示了提取2个公因子后的共同度，2个公因子提取的10个原始变量的信息分别为78.1%、97.1%、94.5%、89.9%、61.3%、71.7%、94.6%、96.8%、89.4%、95.7%，由此可见，被提取的公因子对各原始变量具有非常强的解释能力。由表5显示了因子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写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数。由表6可知，除2009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自2003年以来呈不断增强趋势。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符合国情的对外贸易政策，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努力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关系，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的增强促进我国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企业技术更新，提高产品国际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大增强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5]。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受到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发展陷入低迷状态，导致2009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幅下滑。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温影响还在，在世界经济呈现低增长态势的背景下，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面临多重困难：外需低迷，人民币升值，融资难，贸易摩擦增多，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升高等，使得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因此，调整和完善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寻找对外贸易的新手段和途径，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回归分析。文章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设为自变量，将城镇化率设为因变量，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7）。从表7可知，R的平方达到95.5%，模型整体拟合程度很好，F统计量为169.91，F检验通过。方程总体解释显著，各系数均通过t检验，回归结果合理。分析结果意味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每提高1个点，就推动城镇化进程向前发展0.045615。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城镇化进程，实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行销售，这样我国的人力资源的优势得到很好的发挥，从而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其次，我国通过国际贸易平台，进口国内短缺的原材料以及先进的技术设备等，促进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国内居民的收入，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相应产生，加速城镇化进程[6]。

（二）城镇化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回归分析。文章将城镇化率设为自变量，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设为因变量，对城镇化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进行回归分析。从表8可知，R的平方达到95.5%，模型整体拟合程度很好，方程总体解释显著，各系数均通过t检验，回归结果合理。分析结果意味着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点，就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提高20.93697。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是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因素。党的十报告指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镇化成为未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7]。当前我国公共需求、公共产品供给不到位，公共服务不到位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矛盾，以城镇化为支撑，有效刺激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通过新型城镇化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最终形成以技术知识密集型出口为主、劳动密集型出口为辅的对外贸易格局。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上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与城镇化之间相互促进，为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文章将城镇化设为X，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设为Y，对二者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见表9）。由表9可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不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原因，而城镇化是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城镇经济管理论文篇2

城镇管理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它自身的发展也能反哺于社会发展。为进一步探讨影响国有农场城镇管理各个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摸清城镇管理规律，发挥城镇管理的职能优势，提高城镇管理水平，服务农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现就国有农场现阶段城镇管理的各个因素进行剖析，为国有农场今后城镇管理的发展，作出科学的定位、争取良好的氛围提供参考。

城镇管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它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要求而产生并发展起来。农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决定城镇管理的发展水平，农场经济社会的发展能为城镇管理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有时农场城镇管理水平相对落后于农场经济社会发展.在农场提出“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之后，我们对农场城镇管理的意义、内容、发展水平更有了清醒的认识。城镇管理是农场发展“城镇化”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对保护农场城镇现有两个文明建设的成果，为现在和今后营造良好人居环境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的内容涉及农场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它的影响力也已扩大到城镇及全农场所有居民，当然，农场城镇是从农场场部发展起来的，城镇管理也是在农场场部城镇建设发展起来之后才逐步产生的。农场的城镇管理相较于农场内部的其他职能管理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中不成熟，不规范问题的存在有其必须的原因，这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农场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作为农场的城镇管理职能部门，在认清规律的同时，还应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勇于在城镇管理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创新，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农场自身实际，符合农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城镇管理办法，才能真正履行好职责。

回顾农场小城镇建设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有这样一个特点，在农场特别重视城镇管理的时期，正是居民要求高、反映大的时期.这个时候城镇管理的环境不会太好，只有在稍后一段时期农场城镇建设管理才会出现一个较好局面。分析其内在的原因，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的现实，农场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之后，往往会伴随一次城镇建设的大发展，而城镇建设的发展也必将带动城镇管理的一次飞跃。城镇环境的改善又会刺激城镇居民投资、消费观念的不断改善，带动城镇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城镇亮化、美化、净化、绿化水平提高，这些显而易见的现象又会反过来刺激城镇居民的心理需求。从而使人们对城镇管理要求更加规范、更加严格、更加合理。

城镇经济管理论文篇3

 

1.城镇化发展是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

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其中，投资和消费都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由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发达国家经济尚未复苏以及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影响，我国出口在一定时期内仍难以持续高增长。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扩大内需已成为下一阶段实现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供给主要靠工业化来创造，需求则要靠城镇化创造。因此，无论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看，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已成为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

因此，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放在中央工作的突出位置，积极促进城市各种资源更多向农村覆盖。

2.城镇化实现扩大内需的作用机理

2.1城镇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城镇化能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协调发展。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长期以来存在农业较工业、服务业所占比例偏高的现象。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可知，工业化完成后，第三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服务业比农业、工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因此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比重越高，经济就越发达。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工业规模、提高自身上产技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第三产业快速健康发展，从而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2.2城镇化发展使市场需求的潜力巨大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为这些人提供充分的工作岗位，使得生产活动不断扩大，人们收入不断提高。由凯恩斯的“绝对收人假定”理论可知：人们的现期收人水平决定消费，消费支出随着收人的增加而增加。人们消费增加直接使得在城市的生活水平提高，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为争取高收入脱离土地，城市规模以及产业规模就会不断扩大，进而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3．目前制约我国城镇化的主要因素

城镇化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因此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制约我国城镇化的因素主要有：（1）.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和社保制度严重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动性，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的推进。（2）.由于城乡土地二元所有制的限制，导致城市住宅和建设用地供给紧张，商品房价格太高，普通农民不可能在城镇安家落户，造成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困局。（3）.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较低，不具备知识、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不能长期在城市立足，这也是导致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4）.农业是城市生存发展的基础，农业的生产水平高低也制约着城镇化发展进程。由于我国长期采取了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 造成农业发展资金不足, 农业生产水平不高，从而制约了我国城镇化和劳动力的转移。

4.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4.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创新

完善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积极统一城乡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建立以法制加市场的调节机制，通过科学地设置准入门槛，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建立由户口登记、身份证管理等制度构成的科学的人口管理系统，实现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1]。。在此基础上，将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鼓励农民进城安家。

4.2加强农村义务教育促进城镇化进程

改进扶贫开发和政策性移民方式，加大对城镇教育机构设施建设的投入，为农民子女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全面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劳动力的素质和非农业就业能力，加快农民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从而促进城镇化进程。

4.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服务系统

加快城镇化建设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成为城镇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首先，可以通过增设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加大对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其次，适当扩大各金融机构的业务种类和范围，满足城镇化建设的不同要求；最后，为解决城镇化建设中承贷单位选择难、担保难等问题，政府可以出面建立城镇化经济建设发展担保基金。

参考文献：

[1]. 李永周．农村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消费启动[J].消费经济,2004(1):23—26．

[2].赵玻.论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C]．全国第七次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议论文．

[3].辜胜阻.李永周．进一步优化农村城镇化的战略对策[J].中国人口科学，2000，（3）．

城镇经济管理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新乡镇”主要是指在农村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包括城镇和小集镇。新乡镇大多处于农村向城市的过渡阶段，是指那些已经脱离农业社区经济但仍处于半城市化的农村区域，主要是一些建制镇和小集镇。由于新乡镇具有种种的特殊性，导致其在发展阶段常常出现各种问题。笔者认为，要想实现新乡镇的建设，必须解决新乡镇的结构建制问题，从城乡一体化发展入手，实施有效的新乡镇建设。

一、遵循城镇发展不可逆性，重点建设小城镇

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已经过去很久了，从国家发改委1990年到2006年的权威数据统计表明，目前我国的城乡人口比例已经趋向于中值，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城乡一体化模式背景下的城镇发展已经呈现不可逆的趋势，如何实现小城镇建设才是新乡镇建设的根本举措。因此，对于新城镇的建设，必须遵循城镇发展的不可逆性，通过对农村人口、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是新乡镇建设的根本。通过对新乡镇的大力建设，从民众基层角度出发推进城市化建设，不断扩大城镇区域，发展城镇工商业，从而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同时，新乡镇建设规划部门需要结合各地特色，着眼于特色农业、旅游农业、有机农业的发展，切忌走极端，切忌全面建设，必须将一段时间内的工作点集中于小城镇建设的某一方面。

二、新乡镇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

1、城乡资源一体化配置建设

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归根到底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重新整合和再分配，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新乡镇建设也是同样如此。笔者认为，城市和乡村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资源配置上的差异，城市具备较为完备的生产生活配套设施，而乡村则相对落后。经济学家认为，要想实现新城镇建设，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发挥资源的集聚效应，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最显著的事例就是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形成小城镇特色的产业发展循环经济链，将分散的乡村资源集中利用。对于新乡镇而言，它是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初步具备资源集中优势。例如，某些新乡镇区域的前店后场经营模式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形成了自身的块状经济特点。相对大型城市经济发展而言，新乡镇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地理资源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等是城市经济所欠缺的。对此，新乡镇建设规划部门可以将城市经济线向新乡镇延伸，让城镇成为城市经济的集散地，同时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对于小城镇自身而言，可以积极接受城市的工商业转移，发挥新乡镇的中转站作用。

2、新乡镇公共服务管理建设

公共服务资源的差异是城乡差异的重点，也是新乡镇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笔者认为，要想实现新乡镇建设，公共服务建设是首要前提。从目前的城乡建设发展来看，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城乡公共资源建设发展严重不均衡，在水资源、电力资源、交通条件、体育锻炼、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更是显著。新乡镇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平台媒介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必须承担起均衡城乡公共服务资源的责任。对此，新乡镇必须上带城市，下领农村，成为城乡联系交流的平台。首先，城乡建设规划单位必须加强新乡镇的建设规模，详细落实公共服务的细节建设，提高建设条件和建设标准，从全方位多角度提高新乡镇的服务等级。同时，将新乡镇的水、气、电、路不断向农村扩散，提高科技文化组织在农村的覆盖率，落实行政下乡政策，实现城乡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有机结合。对于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对公共服务建设的管理，明确新乡镇的责任和权力，不断完善健全新城镇的财政支付制度，建立起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新城镇公共服务建设。此外，政府必须完善对新城镇的管理机制，构建起权责分明、运转高效的管理模式。

3、新乡镇区域综合体建设

对于传统的城乡建设，常常会出现重复建设、规划周期短、区域规划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的都是城乡建设规划部门在欠缺长远角度和区域综合性建设理念所造成的。城乡一体化建设，顾名思义，既是同时考虑城市和农村，实现两者的同步建设和互相之间的促进作用。对此，我们必须对新乡镇进行区域综合性建设，实现城乡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角度出发，新城镇建设不能片面的将城市或农村作为建设依据，而要从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角度出发，建设新乡镇区域综合体建设。特别的是，对于农村地区的农业用地规划、城市区域的园林绿化规划等，必须在仔细考虑周围背景环境的前提下实行统一规划、综合管理。在近些年的城乡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乡镇实现了兼并，并且得到了更好的规划建设。原本经济实力相对较为薄弱的乡镇之间实现了资源的集中利用，为新乡镇的某一集中方面建设提供了契机。当一个乡镇得到发展之后，充分发挥其扩散和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区域综合体的发展。总之，对于新乡镇建设的综合规划必不可少，长期的实践证明，区域综合体建设对新乡镇建设作用显著。

城镇经济管理论文篇5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理论对区位与城镇问题的研究是在认定城镇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的进步具有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一共识的基础之上，由此引申出不同类型区域推进城镇化和 完善城镇体系的政策含义，即强调各地区应基于不同实情科学慎重选择适合本区域特色 的发展模式和基本路径实现城镇化，从而通过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 充分就业和破解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其他重大关键性问题。但是，经济理论始终并不十分关 心城镇的起源及城镇化的成长机制，也没有基于某一个核心概念构建经济学分析城镇发展这 一经济社会现象的解释框架，而使以城镇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探索存在缺陷，并且出现与 城镇及城镇化相关研究陷入混乱的局面，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以城镇发展基本条件、推进城 镇化的动力机制、传导机制等关系不明、界定不清为典型。

不仅如此，发展经济学也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论是对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 还是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抑或是对城乡发展关系的研究，都是以既存的城镇 具有诸多优势为假设而推论，往往忽略了对其研究赖以成立的本原基础的考察，加之经 济理论中存在一种从城镇化发展而非城镇的产生这一基点开始分析问题的倾向，由此凸现了 理论界不仅要给城镇的性质提出分析框架，而且要弄清楚城镇与现实存在的和正在进行的城 镇化的不同之处进行科学解释的必要性，特别是，究竟是何种力量推动着城镇的产生、发展 和 演变，以至于城镇已经超越国家意义而进入到全球都市圈和连绵带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在这 一不可逆转的自发秩序的自组织演进过程中，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核心概念并基于这一概念梳 理现有对城镇问题的相关研究。现实表明，任何制度都是人们为追求和维护其不同群体的利 益，在 财富最大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创新空间；如何设计好一个制度体系是各国城镇发展必 须解决的最为紧要的根本问题，城镇化过程就是要借助于制度的重新安排降低交易费用以提 高 资源配置效率。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 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的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突破不完全知识和对城镇发展的无意识后果所 造成的研究困境提供了新的视野。本文的主旨就是试图找出城镇在一个特定经济社会发展中 如何出现及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城镇长期广泛演进的根本原因。对于城镇化的定义，本文认为 以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镇集聚的过程为代表的各种不同的表述并不重要，因为 城镇化的定义问题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城镇性质的深入考察。

二、理论解读：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一)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经济学说史发展表明，主流经济学似乎对空间问题置之不理，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 以外，其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属于非空间性的，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知道很难把空间 因素模型化。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忽视空间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关于城镇性质问题的 研究就难以得到理想的答案。廖什（August Losch）在《经济空间秩序》开创性地指出，城 镇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的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为支撑， 基于此，要么形成农业主导型的城镇，要么是工业型的城镇、第三产业主导型的城镇，抑或 是其 他特殊类型的城镇。［1］这一论述表明，没有企业的形成，进而没有由企业组成的 产业聚集和支撑，城镇的存在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由企业集聚式发展在改变企 业自身组织发展 形式的同时，会极大地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动力基础，使得企业形成与城镇发展之间产生良 性互动关系。这种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可以从实践层面得到实证检验。换句话说，企业组织程 度较高和企业聚集发展的区域，恰好是城镇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带和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 企业发展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构成城镇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企业的 不断发育和发展――更进一步吸引着更多的生产要素向城镇积聚，并促使新进入企业在原有 城镇 中和已有企业形成更为密集的网络和更为发达的城镇经济，最终导致区域发展城镇化、企业 发展网络化和城镇发展区域化现象。

令作者感到兴奋的是，这种现象正好是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 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M asahisa Fujita)以及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维纳布尔斯(Anthony J. Venables)为代表的新 经济地理学派，以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和冰山成本假 设为基础，对人口和产业集聚的累积因果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迁移驱动模型和投入 ――产出联系驱动模型，这些模型对于以交易费用节约为典型表现形式的资源集中和分散机 制等问题的关注，给理解城镇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启发。［2］自克鲁格曼开创性地以 迪克希特和斯 蒂格利兹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基础，借鉴国际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利用萨缪尔 逊的“冰山”型运输成本（Iceberg trade costs）理论，历史演进及计算机模拟技术，把 空间概念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提出了著名的“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 ，使空间问题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此后，经过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 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 的空间经济学研究框架――新经济地理（NEG）。新经济地理学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 比较清晰的展现了集聚区位决定的微观机制，精巧的解释了各个层次地理空间上的经济集聚 现象及其集聚力的来源，从而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经验的实验室 。［3］自新经济地理革命以来，空间经济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是亨德森 (Henderson)的“城市 系统”模型（Urban-system model），以传统的地方外部性或城市外部性为核心对此进行理 论与实证研究；二是沿着新经济地理的思路，通过市场关联的形式化处理对城市经济与区域 经济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近年来这两条主线开始逐渐相互影响并不断融合。基于这一基 本分析框架，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城镇的产生本质上在于与城镇相关的企业、政府、家庭 和其他组织有诸多共同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与企业组织数目有关的利益。如前所述，城镇的成长在于由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 群的支撑，因此某一城镇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不管种类如何，都有在一个共同选择的区位进 行共同利益实现的冲动。这些利益表现为诸如交通的更加便捷，基础设施系统的不断完善， 低廉的发展成本以及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和相互学习的外在效应，如此 等等。

第二，是与经济波动有关的子系统的利益。若在某一个区位，集中对于那些季节变动或周期 变动时期不一致的非农产业部门是有利的，则各经济主体所形成的城镇子系统的聚集既可以 缓和这些不利影响对共同利益波动的影响，而且缓和了其他地域空间对直接有关的产业所加 的过大的第二次、甚至更多次放大的作用，同时有利于城镇经营者对各子系统进行自发扩展 式秩序的协调。［4］

第三，是与经济构造有关的变化引起的利益。当城镇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活动 和子系统品质有着多元化倾向时，经济构造的变化可以引起城镇构造的变化。所以，恰当的 均衡化的文化制度因素，不但其本身有价值，而且对于相对独自发展的子系统和对城镇系统 新环境的适应也颇有益处。

第四，是与一般化理由有关的利益。城镇系统内从事并不与特定地点拴在一起的职业和事业 的理性主体，能够在它所乐意的区域居住，而且一般地说，它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有意 识地担负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对于业已形成的“游戏规则”的维持与创新，有着它们之间相 互吸引、相互协力的倾向，因而能增加他们的收益。最后，是相互接近等有关的利益。在这 里，必须对为形成城镇而存在的组织和因城镇已在那里存在的组织加以区别。前者是由于利 益的驱动使其自觉地对城镇的邻近或边缘地域提供服务而获益，这就引发城镇更小组织将各 种生产要素诸如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传递到城镇为“乘数效应”，从而引 发城镇的进一步发育；后者是为前者而存在，后者也可以以其他形式把它们的组织与前者组 织相联系。

从以上诸种利益的分析中同时可以看出，工业化作为城镇发展的动力要素和机制之一，仍然 需要制度创新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介入。但是，若要探寻这一结论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原 因，即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工业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着城镇的发展时，我们又必须回到本 文企图得出的结论上来。至于构成城镇的子系统的逐步聚集，不论是由于自然力量抑或是历 史的必然，均是因为这些子系统对利益的追求和由此聚集到城镇而对交易费用的节约。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科斯（Ronald H. Coase）在《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一书中，以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 提出，在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机制并不免费，交易费用为正；企业组织正是由于节 约交易费用而存在。［5］按此逻辑推论，如果将城镇看作是一个不同等级规模的组 织系统，则城 镇的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组织系统中的各子系统，诸如企业、政府、家庭 及其他组织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发生的。换句话说，城镇和企业一样，都是资源配置相互 可以替代的手段，其根本区别仅在于城镇、企业二者的规模及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不同 ，特别是城镇会有单个企业所无法企及的更大规模效应，城镇系统的结构更为复杂，城镇需 要更为高层次的经营管理者去经营城镇赖以发展的各类要素。在企业内部，与城镇经营管理 相类似的工作是通过权威关系完成的。在城镇内部，由于城镇的存在为各子系统实现交易费 用的节约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途径和空间，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性”。因此，城镇更是一 种巧妙的交易组织形式，它在由非人格化的价格调节而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市场上可以把其子 系统内一些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卷入城镇间的等级分工与合作，同时又可以避免对这类活动 的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在这一过程中，距离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由此以来，城镇的经营 者则是那些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和对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运行做出明智决断的城镇 决策者。

基于此，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认为，城镇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表现为对城镇系统内部 各子系统之间完成交易的所有费用的节约，也可以表现为发挥城镇经营者和各子系统经营者 的能力或利用管理而进行协调的优势。简言之，城镇就是另一种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组织化的 、制度化的契约组织系统；城镇体系的本质就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在空间层次的表现；城 镇系统便会自发地由以往的治理或管理理念向城镇经营理念转变，城镇系统及其演进也因此 由无序走向有序。由此，交易费用视角中城镇发展的效应可以分解为三种：

一是聚集经济效应。强调由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所产生的高效益，它有两种表现 形态：同类企业的聚集效益――同类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便于开展专业化协作，相互促进 ，给企业间的人、财、物、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创造了优越条件，通过同类企业的竞争与 合作，有助于提高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行业经济效益。多类企业的聚集效益 ――多种类型的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首先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 结构体系，彼此之间互为对方的原料供应商和产品使用者，从而缩短了运距、减少了运费、 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收益；其次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多样化需求，吸引更多的客源、开 拓更大的市场；最后，还可以协调生产中的不安定因素，克服由于偶然性、季节性、周期性 所导致的经济波动。正是各种各样的企业、众多的劳动者和雄厚的资金都在一个城镇中聚集 ，才使城镇职能更为完备、城镇市场更为丰富、城镇经济更为强大。因此，集聚是城镇最本 质的特征，也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最重要的经济规律。

二是规模经济效应。该效应是由于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效应，企业 最佳规模点存在临界值。对一个城镇来说，规模过小，则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利用率较低，城镇的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在实际生活中，城镇最佳规模是不断变化的，在 某一时点是最佳规模，另一时点可能就不是最佳规模。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依据其 不同的发展条件，存在着某个较为合理的人口规模，高于或低于这个规模，城镇都处于相对 不经济中。

三是区位经济效应。即因城镇优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世界上的各种资 源不是均衡分布的，因此城镇总是在那些地理、气候、土质、矿藏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较好 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并不断吸引人口与资本向其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好的城镇聚集， 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益差别来。所以，河流的两岸、铁路的沿线，不仅城镇数量多，而且规 模大、发展快、效益好。

三、几点补充：城镇性质的进一步讨论

制度通过决定生产总成本的数量及其构成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综合绩效。交易费用概念的引 入是分析城镇性质进而也是城镇经营的关键理论工具，同样是由于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才导致 了城镇的产生。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理是城镇不断演进的动力 源泉，人口、资本、技术和企业加管理才能等因素之所以会在城镇实现集中，就在于这些要 素在聚集过程中能够带来巨大收益，从而使城镇的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不断趋 于合理化。

城镇的性质如果表达为在一定的外部能量输入的条件下，城镇系统通过各子系统之间为节约 交易费用和追求最大化收益而产生自组织协同和放大效应，并在自身集聚扩散力量的推动下 达到新 的动态稳定和均衡，形成新的时空有序结构。那么，城镇系统一旦形成，它必然会要求其因 自组织扩展秩序性质而使城镇本身和纳入其中的各子系统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及运行规律改 变自身结构和行为参数，从而形成一种均衡态的、稳定的、相对有序的动态结构系统。这种 结构的演化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城镇体系和等级规模及其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完善，以及城镇 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行为的优化和高级化。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出另一层意思，即城镇系统 越是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变化性，便越容易发生规模和空间拓展以及对其他类型组织的集 聚。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启示我们，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决定伴随城镇发展 中的贸易、集聚和专业化远比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更为重要。城镇发展系统中的任何一种形 式的经济循环，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并且都是累积的，从而也是失衡的。城镇化与工 业化中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在经过一次波动之后，可能会迅速收敛达到最初的稳定均衡 ，或收敛到其他稳定的均衡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镇引起的产业集聚和产业聚集引起的城 镇发展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不是比较利益的驱 动，则什么样的产业聚集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城镇并不确定，而呈现路径依赖特征。［ 6］报酬递 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与我们 形成对于城镇性质新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所进行的这种分析，并未否定城镇形成的物质 基础，如作为生产要素中最主要的资本问题，城镇面临的环境状况，交通及基础设施的完善 、通达与便捷程度，文化传统、制度因素等等对城镇的性质的作用和影响。更进一步，特定 时空区域的城镇发展根本上说具有某种“自然的方式”，它是自发的聚集、扩展、合作而形 成的。如果人为地滥用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等其他强势力量对城镇发展进行干预，设定其发 展途径、发展规模、发展形式，就会导致城镇发展的失范及其与此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 的产生，如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城市发展的摊大饼问题、城中村改造中的搬迁问题，等等。 同时， 城镇系统的效率标准最终取决于各子系统对资源利用的效率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只有组 成城镇系统的各子系统经济产出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性质的变迁，城镇的发展才是有效 率的。从历史较长时期来讲，城镇发展及城镇化扩展至今，物质形态的经济利益型、合作形 式的经营管理型、知识形态的数字信息网络型，可能构成城镇化在不同阶段演进的基本类型 。

主要参考文献：

［1］勒 施．经济空间秩序［M］．王守礼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5．

［2］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M］．梁琦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 05．

［4］钱学森．论系统工程［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

［5］科 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盛 洪，陈 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1994．

［6］谭成文．经济增长与聚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On the Characters of Urban Area: Introsp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Li Qu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e real world enli ghtens us that th e cost of transacting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s the very important c oncept to analysis the towns and ci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the new econ omic geography gives us a new analysis frame to understanding the cities develop ment. It is the reduce of the cost of transacting that makes the enterprises, go vernments and the consumers to realize their economic profits during the course

城镇经济管理论文篇6

一、城市化理论研究综述与我国城镇化建设内涵

西班牙工程师ASerda于1867年在其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次提出城市化（urbanization）概念。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定义，归纳总结出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深层体现了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的转化，是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化方式的变迁。

（一）城市化理论比较综述

一是区位理论。区位理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等，代表人物有JHVonThuen（1826）、AWeber（1909）、WChristaller（1933）、ALosch（1939）等。该理论把城市看做一种社会生产方式，通过集聚社会各种物质要素，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

二是结构理论。主要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来阐释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代表人物有刘易斯（WALewis）、费景汉（CHFei）、拉尼斯（Ranis）、乔根森（DWJorgenson）、托达罗（MP Todaro）等。刘易斯最早建立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转移促进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费景汉和拉尼斯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提出了就业转换理论，农业部门的隐蔽性失业劳动力支持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城市的发展。乔根森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发展问题。托达罗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不仅取决于城市与农村实际收入差异，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由此作出的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三是非均衡增长理论。认为不同地区之间由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而形成中心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一种支配与从属关系，通过分析中心地区和地区之间要素的流动规律来解释城市发展的过程。代表理论有佩鲁（FPerroux）1955年提出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AJFridmann）1967年提出中心—边缘理论，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促进形成中心区和边缘区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机制；缪尔达尔1957年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循环累积论）；赫希曼1958年提出不均衡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把有限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的产业中，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以实现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平衡增长。

（二）我国城镇化建设内涵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分布广泛，通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来实现城市化面临诸多困难，而发展小城镇就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人口非农化是一种现实选择。因此，我国城市化范畴包括建制市和建制镇，即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三大方面。

1人口城镇化

根据Clark（1951）以西方国家的大城市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城市人口与城市规模存在以下定量关系：

其中，D是城市居民的人口密度，d是距离城市中心的距离，D0表示城市中心，b是人口密度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的变化率。随着城市中心人口密度增大，城市边缘区域人口密度也增大，城市边缘距离中心半径也相应在增大。

人口城镇化主要源于人口的外生式增长，包括吸聚型、扩张型、新兴型三大类。吸聚型是指城市空间规模不变情况下非城市人口进入，引起总人口增加；扩张型是由于城市自身扩张，在空间上向非城区延伸，从而把非城市人口吸纳在内，如“城中村”；新兴型城市是指由于新建小城镇，带动城市人口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城镇化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阶段（见表1）。

表1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城镇化阶段划分

2经济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基础，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农村经济为非农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提供了充分的农业产品和剩余劳动力，推进了第二、第三产业战略调整升级进程。同时，工业与服务业的升级发展，也能反哺农业新技术、新要素、新能量，助推其现代化进程，三次产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城镇化水平提高与产业机构高级化相伴而行，工业化对城镇化水平起决定作用。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其发展的巨大潜力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社会城镇化

随着人口、经济的城镇化，城市规模和外观以及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人际关系、思想文化乃至价值观念都会发生转变，即社会城镇化。包括以下三大方面：

一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包括城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水电气暖供应、公共场所设施等。

二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生活环境、消费水平、医疗卫生、科技教育、居住条件等。

三是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平。包括“两高一剩”行业治理，水资源、大气、土地资源的科学使用与保护等。

综上分析，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直接动力，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基础，社会城镇化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三者共同组成中国特色城镇化。

二、银行业支持城镇化实证分析

（一）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实证分析，与回归方法相比，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的，通过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建立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有效克服“伪回归”缺陷，比单方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而且当存在非平稳变量时，VAR模型还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建立带有控制变量的VAR模型，既反映了非平稳变量的内在关系，也研究了控制其他因素后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城镇化发展与金融深化及中长期贷款的关系。一般而言，一个K阶VAR模型可以表述为

（二）实证检验指标的选取与权重的确定

要客观地评估金融支持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程度，首先要科学地选取参与实证检验的指标。同时，由于我国数据统计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部分指标的定义尚不完善，一些统计口径在过去进行过调整，导致同一数据不同期间的数值不可比，因此在选取指标时要特别考虑指标的可获得性。下面分别对衡量城镇化和金融支持的指标进行选取，并通过熵值法确定社会城镇化率的权重。

1衡量城镇化的指标

按照上文对城镇化的分析，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三个方面来考察。人口城镇化指标可以采用较为权威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指标，即人口城镇化率（PU）。

而经济城镇化方面则重点考察我国产业结构，即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之比（EU）。

对于社会城镇化而言，其内涵较为丰富，穷举较为困难，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重点讨论以下两个指标：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反映城市建设步伐。上述两个指标加权平均后得到社会城镇化率（SU）。

为了更为合理地确定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与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的权重，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该权重。

熵是衡量数据中所含的信息量的指标，通过计算数据离散程度反映数据中的信息，数据的差异越大，熵值也就越大，数据中所含的信息量越少，反之，熵值越大。熵值法就是通过计算数据的熵值得到指标的权重，具体过程如下。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设k个评价指标，n个评价对象，得到的原始数据矩阵如下：

2衡量金融支持的指标

以往学术著作中，有使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指标的，但该指标仅反映了金融部门的资金配置能力而没有考虑筹集社会资本的能力。本文借鉴更多学者的思路，使用各项存款与各项贷款之和除以GDP作为金融相关率的近似指标，以FIR表示。

此外，由于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发放中长期贷款，因此本文使用中长期贷款增速（PL）反映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支持。

3控制变量

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因素非常复杂，如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地理环境、国家政策和户籍制度等。本文重点选取GDP增速（YG）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人民银行数据，为保证数据前后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6年至2011年。

本文实证模型如下：

（三）金融支持城镇化的实证检验过程

1ADF平稳性检验

对各项指标的时间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见表2）。

表2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上式表明金融相关率（FIR）、中长期贷款增速（PL）都和人口城镇化率（PU）、经济城镇化率（EU）和社会城镇化率（SU）之间均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

但方程（5）中，金融相关率的协整系数大于中长期贷款增速的协整系数，意味着金融深化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大于中长期贷款增速的影响。这一结论说明金融深化不但作用于城市，也对农村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中长期贷款主要投放于城市和工业部门，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相对有限。

方程（6）中，中长期贷款增速的协整系数大于金融相关率的协整系数，意味着中长期贷款增速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大于金融深化的影响。由于经济城镇化率是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指标，而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第二、第三产业，因此对经济城镇化的影响相对较大。

方程（7）说明金融深化对社会城镇化的影响大于中长期贷款的影响，中长期贷款对社会城镇化的支持作用略显不足。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金融体系对城镇化进程有支持效应，但是对城镇化不同方面的支持效应存在一定差异。相比于GDP增速，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作用效果相对不足，说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还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主要体现为：一是作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押品和担保，在整体市场征信环境不佳和银企信息不对称情势下，面临高额融资成本，融资渠道不畅；二是作为承载社会城镇化主要内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具有公益性、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成本回收期长且运营模式由政府主导缺乏市场性，导致建设投资资金长期不足，与强劲增长的投资需求形成鲜明反差；三是作为承载经济城镇化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由于农村市场要素流通体系不完善、配套改革政策尚未完全落地、法律与政策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等，改革步伐缓慢，农业产业化、集群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银行业服务介入程度也较低。

三、银行业支持我国城镇化路径选择

我国银行业支持城镇化建设总体战略设计。在银行体系层面，建立健全以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体，以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地方农村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功能、服务半径全覆盖的机构体系，同时强化与证券、保险、信托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上的业务合作。在业务服务体系层面，根据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金融服务需求，研发设计贴近我国国情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产品体系。在综合管理层面，银行业建立健全以经济资本计量与经济附加值考核为核心的正向激励城镇化建设机制，同时建立银行业支持城镇化建设成效评价改进机制。

（一）银行业支持人口城镇化路径选择

人口城镇化的核心是促进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素质。对此，银行业支持人口城镇化路径需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逐步培养农村居民金融意识，银行建立健全金融知识公共教育宣传体系，增进农村居民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内容、功能的了解和对金融风险的识别；第二阶段按照产品服务功能由简单到复杂，为农村居民设计渐进式的金融服务产品体系，如初期提供银行卡、网上银行等快捷便利的金融工具，着重解决农村居民支付结算效率问题。中期可提供汽车、房地产等消费贷款，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同时对有闲置资金的农村居民提供理财投资渠道，帮助其实现资产增值；长期可提供个人经营性贷款，为有创业需求的农村居民提供孵化启动资金。

（二）银行业支持经济城镇化路径选择

着重需解决承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中小企业融资与农业产业集群化融资两大问题。

1中小企业融资

一是在机构层面，应发挥地方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主力军作用。地方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当地中小企业的融资规模及结构较为匹配，具有地缘、人缘等优势，能及时了解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并利用自身经营机制灵活特点，及时提供适宜的产品服务。

二是在管理机制层面，针对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短、频、快特点及财务信息质量不高难以进行信用评级的问题，银行应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利率的风险定价机制、独立核算机制、高效的贷款审批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专业化的人员培训机制、违约信息通报等六项机制，在信贷审批时综合考虑“三品”（人品、产品、抵押品）、“四表”（电表、水表、工资表和银行对账单）、“五度”（信誉度、风险度、忠诚度、贡献度及发展潜力度）等定性、定量因素，取代依靠公开财务数据进行信用评级方法，建立起中小企业动态、立体的评价体系。

三是建立健全多层次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产品体系。根据中小企业行业分布、经营特征及生命发展周期特点，强化银、证、保合作，研发专属中小企业产品。在银行信贷层面，完善动产质押贷款业务，大力发展仓储抵押贷款，继续做好林权抵押贷款、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等新型贷款业务，扩大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覆盖面。在银保合作层面，积极发展信用保险和短期抵押贷款保证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在银证合作层面，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着力推进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发展，健全私募融资制度和风险投资制度，同时，积极推进中小企业采取改制、兼并、联合等多种方式，吸收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和外资进行参股，待条件成熟后进行上市融资。

2农业产业集群化融资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唯一可行路径是先实施农业产业集群化策略，即通过选择确定在农业生产、加工、运营、销售全产业链环节中，有技术、有市场、有发展潜力、综合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作为先导，大力支持其优先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辐射示范整个行业实现现代化。在支持农业产业集群化融资方面，银行应以龙头企业为点、以农业全产业链为线、以服务农业现代化为面，选择以下支持路径：一是构建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为核心的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体系，通过优先支持龙头企业发展，辐射带动农业生产基地和农户发展；二是搭建农业产业集群企业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产品服务体系，在信贷方面，主要包括围绕产业链融资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围绕高新技术转化农业的中长期技术设备贷款、围绕“走出去”战略的出口信贷以及围绕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予以信贷支持等。在融资层面，为企业发行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及信托融资、租赁融资等提供操作方案，并实施具体运作。在财务管理方面，为企业强化财务预算管理、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提供资讯服务，同时为企业设计现金管理方案，对闲置资金设计理财投资方案，促进资产增值。

（三）银行业支持社会城镇化路径选择

社会城镇化关键在于高效的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这取决于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备性和效能性。我国近十年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值仅为6%左右，占GDP比重年均值不足3%，二者均未达到合理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最佳比重为10%～15%，占GDP的最佳比重为3%～5%。。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对城镇化进程具有较强的乘数效应，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每增加1元，GDP就增加2元，其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作用明显，但建设资金长期以来存在的瓶颈问题亟待多方共同破解。

一是分类选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方式。第一类纯公益性项目，如城市道路、桥梁防洪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等；第二类低收益项目，收益不能完全补偿日常经营费用和维修费用，如公共园林、绿地建设项目等；第三类一般收费项目，如城市供水、供气系统建设，轨道交通、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此类项目收益扣除经营及维修费用后能部分覆盖投资；第四类是收益能够全部覆盖投资的项目，如收费道路、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等。前两类项目应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并配以固定的税费收入加以保障，可适当发行地方债（发行量控制在地区生产总值的2%以内，余额控制在地区生产总值的20%以内），后两类应以政府投入项目资本金为先导，走市场化融资道路。

二是建立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化融资体系。间接融资工具包括银行信贷资金、信托资金、租赁资金、保险资金等，直接融资工具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募集资金、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民间融资等。

三是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应针对项目特点，分别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BT（建设—转让）、TOT（移交—经营—移交）、PPP（公私合营）等模式，既解决了资金来源不足问题，更是在特许经营期限内，引进了经营管理者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手段，提升了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效益。

四、结束语

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新的战略发展历史时点，为延续深化改革红利、稳妥解决改革步入深水区后引致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问题，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一项重大的现实选择。银行业支持我国城镇化建设，没有固有模式可遵循，唯有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边提高，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模式，在推进城镇化历史进程中实现银行业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埃德温·S米尔斯：《城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周伟林等：《城市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成德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04。

[5]蒙荫莉：《金融深化、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效应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

城镇经济管理论文篇7

城镇化建设理论演化变革

有关城镇化本质的认知，各方学者也有不同观点：埃尔德里奇较早提出：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就是城镇化的全部含义。兰帕德、麦基、弗里德曼和沃尔夫等人认为：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缩影，是物质、空间、经济、人口、体制以及社会特征的多维现象反映。当代城镇化的实质含义在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开始了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的景观面貌和人类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质转化和强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镇化不仅包括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还包括既有城市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英国帕乔内将城镇化定义为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口城镇化，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二是城市增长，即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增加；三是城市生活方式，即城市生活的社会和行为特征在整个社会的扩展。

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Lester R Brown）提出：城镇化的建立与发展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其结果是：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消费了1/3以上的世界能源，高油价、高排放以及粮食高价格成为这一发展模式的外化表现。一种是塞奇·拉脱谢尔等人提出“反增长计划”。该理论认为：为了增长而增长对生物圈承受极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使得反增长对缩减经济规模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此，其目标应该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增长的社会。他们的主要结论：只要在社会与环境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减少资产、人口及不必要的包袱，人类社会就可以在转折和衰退的过程中保持“繁荣”。

世界典型城镇化建设模式述评

（一）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是一个逐步的人口迁移与经济结构不断升级调整相适应的过渡过程，这就是经典的戴维斯城镇化曲线。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史进程看，城镇化与渐进发展的工业化和经济水平与结构变化始终交织在一起，共同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城镇的劳动力需求表现为稳定的增长，也就存在从农村到城市的稳定移民流。同时，制造业、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也充分吸收了从农业部门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并鼓励农村劳动力逐步转化为城镇劳动力和居民。这一历史过程，充分体现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是城镇化进程的源动力。

（二）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城镇化过程滞后于发达国家。自二战以后才出现快速的城镇化，但是整个过程与上述经典的城镇化曲线不相符，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过快、工业化普遍滞后的“城市通货膨胀”或“虚假城镇化”基本特征。由于城市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设施，吸引并拉动了大量农村人口快速进入大城市地区。尽管这一时期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强劲的影响，但是制造业在这些国家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城镇化化进程带来“虚假繁荣”。

根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人口的60%将居住在城市，而这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会超过农村，2025年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54%。到2020年，农业人口将稳定在31亿，甚至开始缓慢衰退；而城市人口将会继续增加，城镇化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但是，经济水平，特别是经济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才能够支撑城镇化人口的增长。

中国城镇化的两难境地

根据诺瑟姆曲线，城镇化率在30%至60%之间是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而部分东亚国家（如韩国）城镇化率达到65%至70%时，城镇化速度才放缓。我国目前城镇化率约52%，按照我国现有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8%至1%计算，未来15至20年，我国将有大量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镇，人口结构仍然处于快速变化时期。在我们国家，永远绕不过去的就是人口问题，随着人口大规模迁移，特别是向中心城市（北京、上海等）的迁移，给城市的管理、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都带来了巨大压力。应对人口迁移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变革。过去30余年，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是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后果。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以经济的发展为根本依托的，如果，依然是之前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那未来的城镇化将是一场灾难。从长远看，要使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前提应是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而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而也是保证经济较高增长的优势所在。但是，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的高增长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难题。

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突围

（一）不可忽视的经济发展新兴力量

几乎所有的国家，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图1表明了2007年服务业对全球GDP的贡献，图2描述了服务业在某些国家或地区GDP中所占的比重。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60%-80%，世界各国的服务业都在迅速发展。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新型服务业不断涌现。中国城镇化进程，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在当下世界经济背景下，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为加速城镇化提供更为强劲的源动力。

（二）新型城镇化的四维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是城镇发展的较为理想化的模式进程，是一种完美形态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以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理念作为指导纲领的，以新型工业化为经济源动力，以城乡统筹发展为重要目标，在经济上实现集约与精细化发展，在社会上实现和谐共生发展，在环境上实现友好交互发展，在文化上实现文明的多样性共存共荣，在制度上实现一体化管理，在空间结构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一致性、一体化，强调推动城镇化由注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实现城镇在质和量上的全面提升，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文提出以新型城镇化为根本要求，以产业聚集为源动力，以公共服务、生态文明、需求拉动为着力点的四维一体模式，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如图3所示。

1.产业聚集为源动力。产业集聚（Industry Cluster）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原来的城镇化过程更多的是GDP指标考核，对于经济发展质量、产业集聚效应等要素考量较少，造成区域经济无支柱产业，各产业间无法实现协同。根据产业聚集理论，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现，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外部经济）。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以促进行业在区域内的分工与合作。产业的聚集，会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为新型城镇化进程带来源动力。没有经济的高速健康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就会成为简单的造城运动，而产业聚集式发展区域经济正是新型城镇化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

2.公共服务为保障。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人类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国家（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因此，基本公共服务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内容。教育承担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功能，是直接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推动城镇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注重民生，强调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让广大民众能够充分享用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高品质生活。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普遍短缺的就是公共服务为突出表现的保障体系，特别是科教文卫相关职能短缺。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特别是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指引下，应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让广大民众也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红利。

3.生态文明为前提。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吸收十成果的定义是：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过去的城镇化太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度的自然资源利用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这一切都不是人类发展想实现的结果。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要遵循生态文明为前提，只有站在这一前提下，城镇化发展才有其本质和长久意义。

4.需求拉动为主体。从经济角度说，2012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经济遇到很大困难，增速虽然实现了年初制定的目标，但却降到近年来的低点。从长远看，要使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主体应是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而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而也是保证经济较高增长的优势所在。相关统计显示，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中国城镇化建设经济增长应该是内需拉动，而不是投资建设拉动。在GDP考核指标下，地方政府不太重视内需经济的扩展，从而使得当地经济过度依赖投资或外向经济，经济增速在这一时期受阻。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应再把重点或着力点放在投资上，而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需求拉动为增长的主体。

综上所述，在我国，城镇化是近现代的产物，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才进入全面推进阶段，所以我国对于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是不够成熟，特别是缺乏基于持续健康发展理念的全方位新型城镇化思维框架。本文在借鉴国外城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提出以产业聚集为源动力、以公共服务为保障、生态文明为前提、需求拉动为主体的四维一体框架，为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城镇经济管理论文篇8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稳步增长(图1)，与此同时，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也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图2)，尤其是2014年和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的增长速度均远大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尤其是使高职院校更好地服务于城镇化建设，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关注点。同时，城镇化建设如何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数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创新人才培养策略，也成为广大城镇化建设的领导者、参与者考虑的重要问题。

 

笔者通过大量的走访调研，并基于高等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多年的教学与管理经验，研究城镇化建设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的传导机制，以“人才市场供需平衡”作为基本假设，通过研究“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经济结构升级-人才需求结构升级-高校人才培养策略创新”的推拉链条动态发展，提出人才培养的动态体系，从而实现城镇化发展与高校教育发展的“互促”模式，为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1 研究综述

 

1.1 国外研究现状 从现有的国外文献资料来看，Brownell(1962)，Marsden(1983)两位学者主要从理论上研究了城镇化建设进程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并没有建立两者的理论模型。而国外近期的一些研究也主要从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大学入学率、就业率等方面进行研究。如Monika;Mayanka Singh;Priyanka Singh(2015)在《印度的城镇化与城市问题》中主要研究城镇化带来的一些列问题及对策，并没有提及与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关系。以城镇化建设拉动就业需求，探索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应用本科人才培养与城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方面亦少有提及。

 

1.2 国内研究现状 通过对国内现有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刘标胜，戈雪梅(2012)在其文章《高等职业教育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战略作用研究》中指出，技术人才不能满足现行城镇化建设的进程需要，同时指出城镇化建设进程与高等教育呈现正相关关系。阚大学，吕莲菊(2014)在其文章《职业教育对中国城镇化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中重点论述了城镇化水平与职业教育、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度、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关系，并构建了计量模型。研究指出，无论中国的东中西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同时指出我国中部、东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度、城乡收入差距均正相关。马南湘(2014)在其文章《广西城镇化建设与建设类技能型人才需求分析》中指出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对建筑类高技能型人才的数量与质量需求出现激增，并根据问卷调查、实地走访，探索出企业对毕业生技能的关注点，进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以上五位学者主要研究了区域城镇化建设进程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提出了某些专业如何培养与之适应的高技能型人才。但问题的研究倾向于区域化，专业性，缺乏对城镇化建设进程到人才培养的传导机制的系统性的研究。

 

2 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的传导机制

 

城镇化建设进程伴随着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更替，同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往城镇的大规模迁移。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伴随着绿色城市、智慧城市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

 

研究城镇化建设与人才需求的匹配问题，首先要明确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而此类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城镇化建设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发展研究、城镇化建设进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协调发展研究、城镇化建设进程与农业经济市场化的协调发展研究、城镇化建设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协调发展研究。

 

首先，城镇化建设进程与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互促”关系。可以进一步表述为，地区的经济发展越迅速，带动城镇化建设进程也越快，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速同时会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其次，城镇化建设加速会导致第三产业GDP所占总GDP比重的增长，同时也会引起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再次，城镇化建设发展进程与农业经济市场化程度同样表现出“互促”关系，因此，加快农产品网上交易，加快农产品城乡开放程度，对于城镇化建设进程有较大的作用。最后，“互联网+农业”使第一产业往第三产业更替的速度加快，引起产业升级也导致了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进而引起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绝对值加大，城乡贫富差距加大。

 

城镇化建设进程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农业经济市场化加速、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等诸类问题，更新了人才市场的人才需求数量与结构，因此，对于经济发展与人才需求的相关研究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现有的高校人才培养难以与城镇化建设对人才需求相匹配，因此，制定适应城镇化建设的人才培养策略既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

 

3 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3.1 前后一体化的培养思维 所谓前后一体化，即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的前期，包括小学、中学教育亦应培养学生的城镇化思维，树立学生城镇化建设的政治意识与参与意识。应利用第二课堂或是政治思想课的模块化设计，使学生熟知城镇化的政策、意义、目的、含义及对所有人的影响。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应重点传授城镇化建设所引起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等理论与实践知识，并在人才培养的匹配度上进行控制。学生毕业以后，应对培养的结果进行检验，主要研究其技术能力是否能够与新岗位群匹配，其价格(工资)是否能够促进城镇居民收入提高，其岗位能力是否具备更替的高敏感性，其发展是否满足可持续的要求。总之，思维的长期建立有利于人才培养的稳定性。

 

3.2 能力与岗位对口，增加人才供给量 人才的供给量除了数量满足的同时，最主要的是要求专业对口、能力对口，而现阶段的劳动力市场则是岗位需求与毕业生专业、能力供给存在严重错位，即企业找不到所需的高级人才，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学生具备企业所需岗位的对等能力的职责，作为高等院校的教学人员、管理人员，制定能够适应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新型人才，是使高等院校高效服务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途径之一。在此，笔者依照所从事的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管理经验，展开人才培养的途径、模式介绍。经过试验验证，这些方式能够有效地促进岗位与专业的对口，岗位与能力的对应。

 

3.2.1 “一专多方向”与“分流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笔者所提的“一专多方向”是指在教学管理实践中对一个专业的学生进行多个方向的培养，“分流培养”则是依据学生的偏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将一专业数量较多的学生分方向组建专业方向小分队。

 

根据市场的调研结果，“一专多方向”的学生除了具备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的能力之外，一个专业会衍生出多个方向，而本专业的学生同时具备各个方向所有的技能。笔者以2007-2015年所在的日照地区wgy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为例，自2005-2014年，本专业学生招生数量逐年增长，且增长速度非常迅速(表1)。

 

本专业招生数量急剧增长，而市场对本专业学生的需求量却远远不及供给量。在此情况下，笔者及其团队的全体人员积极探索能够使学生增加对口就业机会的途径。通过对一家生产性大型韩国企业、一家生产性大型台湾企业、三家物流企业、三家五星级酒店发放问卷;通过观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岗位;通过对实习的学生、往届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得出了适合现阶段工商企业管理高职学生的四个方向：①“城镇化-社区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大量行政管理岗位;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新成立的连锁门店的店长;③传统小微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④“互联网+”迅猛发展急需的物流管理人员。并且与企业共建四个方向所具备的基本技能，进而物化于课堂教学。

 

而实行“分流培养”的学生，则不需要学习四个方向所有的课程，只需选择1-2个方向(群)进行学习，最终目标是将大量的同专业毕业生分散到各个不同方向，减轻集中的就业压力。

 

实施“一专多方向”与“分流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毕业生同时具备行政管理、连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综合知识，或者根据自身的优势重点选择核心优势的方向群，具备方向群的综合知识，无论哪一种，学校均为其发放所修方向的结业证书，并对其职业能力进行严格审核，提高了学生在新形势下就业市场的竞争优势。

 

3.2.2 “专业嫁接”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所谓专业嫁接，就是一个专业的学生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依据其个性化发展、特色就业的需要，给与不同专业的相关知识的接续。对于这个问题的界定，并不是学生要具备多个专业的所有知识，而是在原有专业基础不变的条件下，给与市场所需不同专业能力的嫁接。笔者及团队仍旧观察wgy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

 

①每届学生从中选取30人组建了历届“质量管理班”，这个班的学生除了具备工商企业管理的专业知识之外，需要学习内审员、外审员职业资格的相关能力。学生的培养实行1+1+0.5+0.5的方式，在校学习一年工商企业管理的知识;后进行一年的审核员业务知识学习，其中半年培训内审员、外审员理论，并获取内审员证书，另外半年到企业进行审核员工作实践(与企业合作，企业提供审核员现场);最后一年则是在校考取外审员、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与生产实习的阶段。

 

②每届学生从中选取15人组建了历届“韩国留学生班”，主要的培养方式是“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外语(韩语或英语)”，而学生的就业方向是韩国及当地的韩资企业(日照韩资企业数量较多)。

 

在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开展已历时5年，还会持续不断进行的以上各种教学模式，能够适应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产生的诸多岗位的综合需求，并且在已毕业的几届学生中收效显著。而这种良性发展促使wgy学院的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获得了较好的社会认可度，生源日益增多。而采用这种方式在同一院校会计专业进行辐射，收效同样显著。

 

3.3 互联网思维的多维运用 综上所述，不管是人才培养的对象还是参与者，具有城镇化建设的思维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城镇化+互联网+”等的思维构建也十分必要。伴随着农产品电子商务网上交易量、交易额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伴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少。不仅仅从高等教育阶段，甚至是中学阶段，就应该给学生传授互联网的思维。

 

4 结论

 

城镇化建设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一个主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点。笔者站在自身所处的行业，通过多年的教学、管理实践与实验，结合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城镇化建设-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岗位结构变化-岗位能力变化-人才需求能力结构变化-人才培养的策略与模式创新”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初步解决了城镇化与人才需求问题的矛盾。由于笔者所在专业的问题，以及调研时间的紧迫性，没有推广到所有高职文科专业。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深化城镇化建设进程，以期更好地解决城镇化建设与中小企业发展协调问题研究，更加丰富城镇化理论。

城镇经济管理论文篇9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外需疲软，依靠内需拉动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但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大中城市需求趋于饱和，而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滞缓，需求不足，导致需求结构出现严重的地域性失衡，这一现象必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加快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促进内需增长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地域空间上来看，小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单元，尽管其经济发展存在特殊性，但也同样遵循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当前，产业集群已成为增强区域竞争力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从产业集群视角分析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并提出加快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产业集群理论概述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和本质

产业集群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把产业集群定义为特定产业中相互关联的公司或机构集聚在特定地理位置的一种现象[1]。后来，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从不同的角度定义产业集群。尽管各学者们对产业集群的定义表述不尽相同，但都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产业集群是以某一产业为中心的各个企业与非企业机构形成的网络体系；第二，产业集群内的各个企业和非企业机构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第三，产业集群具有复杂性，其内部不仅包括企业还包括银行、商业协会、科研院所等机构，并组成了一个功能完善的有机整体。

产业集群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前就有很多学者就对产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产业集群理论的演化看，可以把产业集群理论概括为五大类：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的集聚经济理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波特的新竞争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新产业区理论。马歇尔通过研究“产业区”的工业组织形式揭示了企业集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阿尔弗雷德·韦伯从企业区位选择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运费、工资以及其他的集聚、分散因子，并通过建立区位理论模型定量分析了产业集聚的优势；克鲁格曼认为即使在自然条件十分相似的两个地区也会形成很大的区域差异，并用D-S模型解释了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迈克尔·波特把产业集群纳入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用“钻石模型”来解释一国产业集群形成的国际竞争力；新产业区理论认为促进产业集聚的主要动因是弹性专业化生产和区域创新环境及网络，新产业区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氛围，这些是传统产业区所不具备的[2]。

（二）产业集群的作用机理

产业集群一旦形成将通过以下途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人才效应，产业集群内部形成的网络组织和注重亲情、人情、乡情的地方文化传统使得技术、信息在集群内部扩散，这一方面培养了大批的产业技术工人，更重要的是在首先从农田里走出来的“能人”农民的指导下，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本土企业家；第二是产业关联效应，产业集群的关联效应一方面表现为通过集群内中心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上下游产业及配套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延长产业链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解决本地区劳动就业问题；第三是创新效应，一方面产业集群内部的合作机制产生的信息流动、技术扩散等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创新氛围，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内部的竞争机制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企业为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在产品设计、开发、包装、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不断创新和改进；最后是竞争效应，产业集群通过降低成本、促进创新、提高质量、提高效率等，提升了所在区域的核心竞争力[3]。

三、我国小城镇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小城镇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形成了众多以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在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下，集聚人口并形成了较为繁荣的县域经济。然而，从城镇化率指标看，全国的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2%增长到2012年的52.57%。大部分小城镇经济发展缓慢，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丧失了作为次一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无法带动周边村镇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村劳动力集中流向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这进一步使得小城镇劳动力资源短缺，而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由于人口的过渡集聚导致了规模不经济等城市病问题。

（二）基于产业集群的我国小城镇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从我国县域城镇化的进程看，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解除了对县城与集镇以下的户口限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务工经商，这一阶段的农村人口转移表现为“进厂不进镇、进厂不进城”，小城镇工业得到大力发展；20世界90年代，我国进一步放宽了对区域人口流动的限制，大量的农村人口转而流向大城市，小城镇工业发展受阻[5]。以上事实表明，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县域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随后除极少数县域企业存活了下来，大部分县域企业纷纷倒闭，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陷入滞缓陷阱。对比分析那些容易倒闭与幸存下来的企业可知，那些容易倒闭的企业具有规模小、分布分散、产业关联度低的特点，这些特点就决定了这些企业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在大中城市企业的竞争压力下，必然出现人口外流，企业难长久；而存活下来的企业则形成一定规模、分布相对集中、产业关联度较高，以集群式发展。产业以集群式发展使得小城镇企业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合作与竞争机制，同时小城镇企业也获得了一种自我更新与自我维持的能力，在保持与大中城市的产业联系中协同发展。

由上分析可知，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首先是产业发展不足或缺失使得区域无法吸收足够的劳动力资源、聚集人口并维持小城镇经济持续发展。从不同类型产业的功能看，第三产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人口，从而有利于促进小城镇经济发展，但我国大部分小城镇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不具备直接发展第三产业的条件。一般的产业结构理论认为，首先是基础性产业——农业占主导地位；然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并超过农业成为主导产业；最后，工业的发展导致人口集聚与配套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在此基础上得以形成并逐步超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成为主导产业。因此，尽管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甚至有些分支完全脱离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但第三产业源于第二产业并且服务于第二产业。我国小城镇发展滞缓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无法吸收劳动力资源，不如说是因为小城镇第二产业缺失，使得第三产业发展缺乏服务对象。实际上，区域经济的发展基本上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直接发展第三产业则缺乏服务对象与内部支撑。虽然也可以通过区际贸易直接发展第三产业，但目前我国的小城镇大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国大部分小城镇不可能越过第二产业直接发展第三产业。而我国小城镇的第二产业又必须选择集群的方式发展才能持续。因此缺乏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是我小城镇发展滞缓的主要原因。

四、我国小城镇产业集群培育的优劣条件

由产业集群的一般理论可知，产业集群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产业集群内部网络体系。产业集群内部网络体系使得区域各个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广泛而普遍的联系，这一方面有助于信息流动，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区域内部贸易，形成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使得区域内部各行为主体为获得超额利润相互竞争，并不断创新，提高生产技术或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区域内部各行为主体之间长期有效的合作构成了区域内部经济循环系统，区域内部的竞争机制使得这种经济循环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充满创新和不断升级的循环。此外，任何产业集群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与区域外部产业有着密切联系的。区域外部环境必然会影响区域产业集群，区域产业集群必须适应区域环境并与其外部关联产业协同发展。

由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外部环境看，我国小城镇产业集群的培育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对产业集群形成的内部环境而言，我国小城镇产业集群培育存在有利的条件。我国的传统习俗注重亲情、人情、乡情，尤其是在农村表现的更为浓厚，农村中各个家族体系及与其有着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都存在着普遍联系，这种相互联系形成的关系网络是构建我国小城镇产业集群内部网络体系的基础。对产业集群形成的外部环境而言，我国小城镇产业集群的培育存在不利条件。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以行政界线分区而治的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这种破坏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以行政界线分区而治破坏了小城镇内部由传统风俗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导致小城镇内部各个村镇之间的利益分割；其次，破坏了各个小城镇之间以及与大中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利于区域产业的梯度转移与区域间协调发展。

五、加快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对策

产业集群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组织形式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大中型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要加快小城镇经济发展。积极培育小城镇产业集群是加快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在培育小城镇产业集群过程中至少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培育地方产业集群要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尽量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培育的重点；第二，培育地方产业集群要逐渐打破各个小城镇内外部之间的行政界线，促进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减少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第三，培育小城镇产业集群要加强农民企业家的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产业集群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同过资源重组充分利用和配置社会资源，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小城镇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柳钦.全球价值链：一个关于文献的综述[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9，（5）.

[2]张文忠.产业发展和规划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06—113.

[3]王法.产业集群机理分析及治理[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21）.

城镇经济管理论文篇10

一、论坛主要议题

“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村镇水环境治理技术经济政策和适用技术，围绕村镇水环境治理规划、村镇污水排放适用标准，以及村镇排水收集设施，村镇生活污水生物处理、人工湿地与塘等生态处理技术，粪便厌氧沼气化及其综合利用，村镇水体生态修复与水质改善技术等议题，将邀请村镇建设管理人员、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以及设计生产单位介绍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方面的成功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和应用实例。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与制度论坛”由我部与日本厚生劳动省共同举办。针对小城镇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的特点，围绕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现状调研与评估、规划和管理，水质监控、预警与应急技术，以及小城镇饮用水预处理、强化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饮用水一体化设备开发、输配水安全保障和管网水质控制等议题，将邀请小城镇饮用水建设管理人员、著名学者、知名设计单位、自来水公司和来自日本政府、企业和研究部门的诸多专家介绍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方面成功的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应用实例。本论坛将特别介绍日本针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特殊供水制度——简易供水制度以及相应技术，并探讨中日在小城镇安全供水方面的技术与资金合作机会。

二、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8月28日下午

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8月29日上午

报到时间：20*年8月27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三、参会人员

各地建设部门有关人员，全国主要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村镇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乡镇负责人，供水和排水管理部门、水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或代表，水处理项目筹建和工程建设管理单位代表，供水和排水企业的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市政设计单位、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水处理工程公司、水务公司、咨询公司、金融、投资机构和水处理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单位的代表。

四、论文征集

会议面向全国征集与“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议题相关的论文，论文要求及投递方式详见会议网站

五、其他事项

（一）收费标准

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将统一收费。20*年8月15日前注册的，会议费为1200元/人；20*年8月15日以后及现场注册的，会议费为1800元/人。会议统一安排食宿，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报名、会务等联系人：

论文征集联系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邮箱：

城镇经济管理论文篇11

“大镇设市”：由城镇化转向城市化

由于“我国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农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自己转移自己，相应地城市化主要不是农民转向现有的城市，而是农民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就地发展乡镇小城镇，于是城市化被改为城镇化，并进一步被发展为小城镇化”（洪银兴等，2000）。应该看到城镇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城镇化也只是农业人口进入城镇，由原来从事农业转向从事工业、建筑、服务等非农行业，是农村人口向农村区域内的小城镇转移和积聚的“镇化”过程。而城市化的内涵决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洗脚上田”进入城镇。根据近代西方国家城市化理论，城市化的内涵既有农村人口“洗脚上田”进入城镇，由从事农业转向从事非农行业，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这样的城镇人口数量增加和城镇数量增加的数量城市化过程，更有增强城市功能、提高城市质量的发展城市本身现代化的和把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等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域推广和延伸的质量城市化过程，最终消除城乡差别，达到城乡一体化。也就是说，城市化不只是人和物的数量的城市化，更是人和物的质量的城市化，要让进城人员真正融入城市，接受城市生活，享受城市文明。由此来看，城镇化只是城市化的初期阶段，是整个城市化体系中的一个底层部分，它不仅涵盖不了城市化的全部内涵，也体现不了城市化的最重要内容。因此，城市化的发展也必然由以发展小城镇为特征的城镇化走向以强化城市功能和提高城市质量为内容的城市化。

在我国，城市往往是与“市”的行政建制相联系的，有“市”的行政建制的称为城市，没有“市”的行政建制的则称为城镇，通常指县城及中心城镇。根据我国现行城乡行政管理体制，只有行政建制的“市”才有城市建设、规划、管理等城市行政管理权，没有“市”的行政建制的镇则没有城市行政管理权。因此，“大镇设市”，并不是指镇的行政级别的提高，而是把小城镇建设上升到城市高度，赋予其城市定位和相应职权，以使小城镇由城镇化转向城市化。其实质是一种强镇扩权的镇的城市化运动。“大镇设市”打破了我国现行城乡区划对镇的限制，改“镇”设“市”的乡镇，有望改变以往在土地、财政等各种要素资源配置上缺乏的窘境以及镇级行政机构在城市行政管理权限上的限制，从而发展与完善镇的城市功能，增强镇对周边农村地区的福射能力，带动周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镇设市”与推进城市化

“大镇设市”将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推进方式。

“大镇设市”有助于缓解大中城市压力，发展城市本身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是与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的，城市化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与深化而不断发展与前进的。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并不同步，在城市建设中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的思想，导致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这也表明我国还会有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人口、规模还会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但是，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增多并不是一个自然吸收农村人口的过程，我国城市的发展与扩张，是靠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而得以实现的，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李浩等，2011）。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城市人口结构不合理，外来人口大于城市户籍人口，而且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跟城市实际功能的增强并不同步，最终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人口拥挤、上学就医难等我们称之为“大城市病”的问题，影响和阻碍了城市本身的建康发展。“大镇设市”，赋予了乡镇城市定位，消除了乡镇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职能限制，必将极大的促进乡镇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而随着乡镇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改善，乡镇与大中城市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了投资生活环境的美丽乡镇必然会增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人才的吸引力，使农村人口在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得到合理、有序地分流，有助于缓解大中城市的压力，发展城市本身现代化。

“大镇设市”有助于消除小城镇“乡”的形象与心理，促进城镇城市化。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涌现出一大批超级大镇，这些超级大镇无论是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还是城区面积、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几乎与城市无异。然而，由于我国行政执法权以县一级政府为主体，乡镇行政执法权的缺乏导致其在行政管理上缺乏成效，对很多社会事务管理力不从心，使其对众多的违法、违章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管理，以致这些乡镇尽管有现代城市的雏形，却呈现出“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过了一城又一城，城城似农村”的景象，无法摆脱“乡”的形象与心理。“大镇设市”，将使这些乡镇获得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有了行政执法权，能使这些乡镇合法、有效地解决违法、违章行为；土地使用权的扩大，将使这些乡镇城市建设得以合理、科学规划；扩大财政支配权，将会使这些乡镇在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服务的建设与投入上得到更多资金支持与保障。“大镇设市”，让农村居民在城镇享受到城市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必能极大地消除小城镇“乡”的形象与心理，使农村地区的群众改变旧的农村生活方式，接受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享受城市文明，促进城镇城市化。

“大镇设市”有助于推动镇域经济进一步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江浙等经济强省的发展表明，省域经济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县域经济，而县域经济的强弱又取决于镇域经济。而现实是：一方面，乡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致使其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社会事务更加复杂，城镇功能多样，需要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另一方面，现行城乡行政区划的约束，乡镇管理部门又无相应的财权、公共服务能力、管理机构，导致乡镇管理部门在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上又心有余而力不足。乡镇“小马拉大车”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乡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镇设市”一方面使乡镇获得了更多、更为直接的社会事务行政管理权，增强了乡镇对其行政辖区内的社会事务等各方面的综合治理，从而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同时，有了一定行政审批权的乡镇，就能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缩短行政审批时间，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再加有了相应的财权，乡镇城市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将得以不断建设和完善，乡镇的投资环境将会极大提升。环境的改善，行政效率的提高，再加上乡镇的独特魅力和现实发展前景，必将带来镇域经济新一轮的发展高潮。而乡镇经济的繁荣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

“大镇设市”：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镇级市”的试点改革使“大镇设市”由理论构想走向了实践操作。然而，要使“大镇设市”由试点走向全面推行，还需要解决好其在实行过程中所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尤其是“大镇设市”所存在的诸多政策体制方面的障碍，需要在最高层次和全局立场上进行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在统领城市和城镇共同城市化的最高层次上考虑“大镇设市”在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到调整城市化发展思路和城乡规划修订的问题。“尽管我国城市化道路方针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在不断调整，但总体上遵循了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2006年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2008年1月新实施的《城乡规划法》中取消了‘控制大城市规模’规定”（王佃利，2011）。因此，我国现行城市化发展思路，概括起来讲就是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即实行城市城市化和乡镇城镇化。由于城乡规划是指导城乡发展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开展城市和城镇发展工作的依据和指导。因此，推行“大镇设市”就必须要调整城市化发展思路，修订城乡规划，为“大镇设市”取得在城乡规划上的指导与政策支持。调整我国城市化发展思路，修订城乡规划，就是要把小城镇建设上升到城市建设高度，以现代城市的标准来建设和发展乡镇，在城乡规划中明确提出由发展小城镇（城镇化）到推进城镇城市化。

在兼顾基层政区设置改革的全局立场上考虑“大镇设市”在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到市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行“县辖市”的问题。在行政管理体制上，我国《宪法》中规定地方行政区划体系分为省、县、乡三级，但在实际中，省县之间却存在着一级建制―地区或地级市，并逐渐形成了市管县的行政管理格局。“撤县建市、市管县”的办法，在城市化的初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国现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再靠“撤县建市、市管县”的办法来推进城市化发展，已是弊大于利。因此，改革市县管理体制己是必然要求。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法国等国家设置了“县辖市”，日本也实行“县辖市”，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县辖市”。由此，“可把中央、省、县、乡这四级作为行政管理的机构不变，增加‘县辖市’（即‘镇级市’）这一全新（但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建制”（连晓鸣，1999）。推行“县辖市”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省级市、地级市及县级市的三级城市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对照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层级管理做法，再加上我国小城镇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改革需求及小城镇长期发展建设所奠定的物质基础，都为推行“县辖市”，变现有的三级城市管理体制为四级城市管理体制提供了良好的实行条件和基础。“县辖市”将消除“大镇设市”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障碍，使“大镇设市”有了体制上的保证。

从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角度来说，“大镇设市”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还需要改变城市观念，修改设市条件。城市，从其发展演变过程来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多了，经济活动的场所固定了，自然就形成了城市。因此，要尽量淡化城市“市”的行政概念，破除“城市”神秘观点。“城市只是某一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谓‘中心’即是‘点’，或者称之谓‘结点’”（连晓鸣，1999），城市既然只是大大小小的结集点，能大则大，该小即小，不要过多去考证它的行政级别和设立条件。根据国外经验，如法国，只要人口在2000人以上的居民点就可以划定为城市，所以国土面积仅为55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只有5000多万的法国就有3万多个城市；再如美国，以2500人口为划定城市的最低标准，只要人口数达到2500人以上的乡镇，都可以设为城市。而我国现行的设市标准是1993年国务院制定的一个复合标准，不仅有较高的人口状况、经济情况和基础设施要求，而且设有不同的行政层级，最低行政层次为县级市，乡镇被排除在市以外。如果我们能破除对城市的“迷信”，取消城市的行政层级限制，不设置过高的城市设立条件，或是参照国外设市作法，只把人口数量作为设市主要条件，那么这既与城市化发达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相一致，也使“大镇设市”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雯.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J].经济研究，2000（12）

城镇经济管理论文篇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4年)是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第二阶段(1985年至2001年)是城市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第三阶段(2002年以后)是向县域经济发展倾斜的时期。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阶段。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6年发了6个一号文件。其主题紧紧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进入21世纪，我国工业化已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初步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至2009年3月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每一届的《政府工作报告》都频频围绕县域经济这个主题作重要论述，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县域经济大发展的时期。

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的区域性经济，县域经济的实力与活力，不仅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制约着城镇经济的发展。以及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即发展小城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并因此形成了农业产业化支撑农村工业化、农村工业化支撑农村城镇化以及城镇化提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新格局，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正如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所指出的：“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为切入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推动着农民的分工分业分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安居乐业，又能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把传统农村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其发展状况如何，基本上反映了一个省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水平。人们普遍都这样认为，广东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但是由于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06年其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被摆在浙江、江苏、山东等省之后，名列第9位，拖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因而。无论是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缩小方面，都明显落在浙江省的后面。以2006年为例，人均GDP。浙江省为31684元。广东省为280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浙江省为18265元。广东省为1601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浙江省为7335元，广东省为5080元。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浙江省为2.641，广东省为3.151。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已连续22年名列全国各省区第l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6年名列全国各省区第l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始终坚持强省必须先强县，并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浙江省的经验表明，凡是县域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也就较快。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基础，县域经济的支撑产业――乡镇企业是以工促农的主体力量，县域经济的纽带――县城和中心镇是以城带乡的主要载体。

二、增强县域经济活力，扩大县域发展自

早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县(旗)两级之间的地级是虚的，行政上的专员是省长的代表，行署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是一级政府。也没有相应的政府部门，不能召开人大会议，只设人大的联络机构。只有自治州(盟)和自治县(旗)是例外。但是。1982以来，伴随着“市管县”和“地改市”体制的推行，我国的虚三级实际上就变成实三级，即省――市(地级)――县(县级市)。其中的地级市不仅设置了与省级机构、县级机构相对应的全套政府，行使管辖所属的县或县级市，并通过召开人大会设立人大常委会。到2003年底为止，全国已有282个地级市，成为凌驾于县以上的一级政府。在全国的2 861个县级单位中，只有海南省的县和个别县是直属于省级，其他县都是隶属于地级市。

我国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80％以上国民的民生，但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包括“市管县”体制，基本上还是属于权力和税收上收，而责任下移型体制。与这种体制相联系的必然是基层政府的财力更趋捉襟见肘，但基层政府往往又得直接承担公民社会保障的重任。由于基层政府的财力极其有限，所属社区公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水平往往很低。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是中央财政收入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基层财政长期吃紧，甚至背着巨额债务。尽管这些年来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力度不断加大，但基层政府的财政依然没有好转。据测算，2005年乡村政府债务高达10 000亿元。基层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其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加重“三农”负担，削弱农村公共品供给。“市管县”体制的负面效应还表现在。无论是财税完成、基建投资新项目上马等。都是优先考虑市，即“重市轻县”；与此相联系，市(地级市)政府的工作重心，一般都是放在城区二、三产业，这就不利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再加上县一级发展经济社会的自受到市一级很大的限制，这就不利于调动县一级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为了逐步克服“市管县”体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也就是“省管县”体制。“省管县”有两种类型：一是财政省管县，即在财政预算编制上，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在收入划分上也由省直接对县进行划分，同时省也把转移支付、专项基金补助、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经济权限下放到县一级的一种管理体制：二是行政省管县。具体是市县平级，不仅在财政体制上，而且在人事权、审批权、经济社会管理权都由省与县直接打交道。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论述扩大县域发展自、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的同时。也着重指出，在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的同时，“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2008年12月31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又指出：“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

在“省管县”体制改革方面，浙江省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