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经营论文篇1

本文分别从媒体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进程与实践推进、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问题反思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十年来的广电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无论对于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理论学家，迄今为止并未就电视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经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广电产业体制改革在诸多矛盾问题的交织与困扰中，已经进入到了产业体制改革的“冷冻时期”。

一、电视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推进与实践回顾

2000年前后，中国电视产业在经历了行政事业管理和事业/企业双轨制管理两个发展阶段的徘徊与渐进过程之后，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指向和实践运行都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即国办[1999]82号文件），从行业结构上引导并促进有线网与无线台进行合并，并在具体的操作实践层面，明确提出了广电媒体应该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的出台为后来电视运营的产业化变革和电视媒体内部管理机制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切入的契机，因此也被业界人士和行业专家认为是政府广电管理高层锐意进取，改革原有广电系统零散化分割格局、促进新一轮体制变更的纲领性文件。

与此同时，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为代表的电视专业期刊，也集中刊发了一批旨在探索广电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理论文章，在学术层面上推动着广电体制产业化变革的实践进程与观念深化。从1999年到2000年，周鸿铎的《对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的认识和采取的经营策略》（《视听纵横》1999年第2期）、《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关于我国媒体经营的类型与研究》（《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经营管理思路》（《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郭荣生的《电视经济：一条快速发展的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期）、龙佑云的《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即将到来的产业格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产业化经营是电视业发展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飞的《产业经营：中国电视跨世纪的抉择》（《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尧风的《电视产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相关条件》（《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这些评论者以观察员、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借助学术论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广电管理行业政策产业化变革呼之欲出的关键年份，向媒体实践领域也向广电政府管理层表达着自己的话语诉求和问题意识。

2000年11月17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即广发办[2000]284号文件），明确了在保持宣传任务为中心不变的前提下，组建集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广电传媒集团的行业发展指导方针。同年底，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1]17号文件），正式明确了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大型新闻传媒集团的目标，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原则、体制、融资、运营目的等进行了全面明确地界定，该文件因而成为助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建设的里程碑。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52号文件），对广电集团的管理结构与运作制度、宣传任务与企业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细则指导。

在此前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产业和其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内容，在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及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一次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受到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3]21号文件），更进一步地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1号文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了《广播影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相关文件，审核批复了浙江广电集团、山东广电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7家试点单位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审核批复了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组建方案，将广电行业的集团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在中央战略决策导引、业界实践探索和理论界观点争鸣三者的合力推动下，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当前广播影视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相关措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建设的产业思路。这也是国家广电管理系统高层对中国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变革，所进行的第一次详细全面地阐述。《意见》分析了中国电视业目前的发展现状：电视台电台1900多座，电视节目2000多套，节目制作机构近900家，年产剧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统收入514亿元人民币；并进而指出，从1982年到现在，我国的电视媒体已基本实现了从依靠财政拨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营生的历史性转变。在《意见》中，“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性和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依法管理为保障，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化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1]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得到逐一阐释，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的最终明确。

二、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电视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明朗和实践探索进程的加快，带动着电视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1999年11月，《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文化风云”栏目发表了刘志远的文章《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在这篇篇幅不长的短论中，作者指出影视业作为“新兴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却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产品交易市场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其发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别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影视业”、“发育资本市场，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影视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创造一流产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影视业资本运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行政干预、封闭式运作”等，看法尖锐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影视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市场运营现状。文中所提倡的“形成产业规模”、“实行制作与播出分离”、“利用资本市场，合理配置影视产业资源，并通过有效地融资手段来推动中国影视业发展”、“充分发展人才的积极性”、“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等[2]，都成为了以后电视产业改革和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问题所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广电集团化呼声的升高，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呈现出了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并开始由单纯的理论研讨向实践运营层面过渡。该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第3期上刊发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在文中，作为业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赵化勇，针对中央电视台的当下运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鲜明提出了“大力推进频道专业化进程”、“进行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的改革尝试”、“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推进建立以全员聘用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快建立‘第二经济支柱’（广告为第一支柱）”[3]的运营理念和整体变革策略。相比较之下，此处的电视资本运营实际已经扩及到了电视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概念。由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电视资本经营理念上所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无疑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方电视媒体效法的对象。

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发了山东胶州广播电视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对电视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推行集约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用人制度、调整原有局台机构设置、实行制片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4]此后，刘占华《开拓广播电视节目资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林涛《从资本整合到资本运营——关于广电集团化的一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卜彦《电视产业金融资本的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12期）、王刚健《成本预算与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发表。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出发，推进并深化了电视产业运营中资本经营的研究工作。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李岚的文章《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结合广电行业2000年以来集团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现状和其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反思与构建。[5]这篇文章提出，应该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现有集团管理运营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广电集团内部运作机制的效率评估上，她主张从经营模式及其运作、支出结构及其运作、收入预期及其运作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严格评估。这一观点，是对2000年以来广电集团化浪潮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广电产业改革由速度型向稳健型转轨的恳切理论建议。文章还从产业链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国广电集团市场价值的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并将电视媒体品牌的无形资产纳入到了评估体系的范围中来。这篇文章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初期，就资本运营和体制监管进行深度剖析的，极富创设性的理论探索论文之一。

在电视产业进行资本运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民营公司的出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105号文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内容：“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6]。次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肯定了社会组织和企事业机构可以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7]随着民营电视在产业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民营电视资本运营也成为整个产业理论研究中的受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汪继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国民营电视》（陆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民营影视发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专门以民营电视产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一批著作也随之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应和着星美传媒、太合影视、浙江影视集团、贵州金天地广告节目有限公司等民营公司的快速发展情势，一方面也扣合着中国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制作/播出分离浪潮的推进，在整体上促生了产业理念研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形成。

这一时期，较早介入媒介资本运营研究领域的周鸿铎也先后出版了《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媒经济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产业制度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媒介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化地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编著的《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该书在继承原有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理念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模型、耗损结构、产业经济学框架引入到了中国电视传媒产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来。在对中国电视现状进行具体评估的基础上，《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电视资本运营系统的演进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整体推进、价值集成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资本运营》（谢耘耕著）则第一次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作者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传媒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我国传媒的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分别就传媒资本运营的发展、传媒融资、传媒并购与反并购、并购后的整合、传媒收缩战略、传媒无形资本运营等方面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同时期的媒介资本管理著作中，具有着开拓性意义。次年7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台长李晓枫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一书。围绕“传媒资本运营”这一重点主题，全书从理论框架、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等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业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理论构建、国外传媒经验借鉴和国内电视业的资源整合等层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体多元”产业格局及其经营思想的提出。围绕这两个问题，编者阐述了以播控环节为中心，向电信行业、图书及杂志市场寻求合作的综合化电视产业经营思路，并着意强调在在现有语境下推行“国资为体、资本多元”，“公益为本、经营为用”[8]运营理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总结了七年来中国电视资本运营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此外，这一时期涉及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著作还有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曙光/耿强合著的《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三九/黄飞珏著《媒介管理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或专门论述或顺带提及，探讨了电视产业资本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三、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与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在电视资本运营的探讨中，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在该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册中，传播与文化产业被定为13个基本门类之一。隶属于这一门类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艺术、信息传播业等5个大类，都被视为可以上市经营的各二级产业门类而名列其中。这个分类的出台，向中国广播电视业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承认广播电影电视是一个经济产业门类，二是明确宣示了广播电影电视业可以上市经营，三是已经上市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视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9]其实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当时中央两办相关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冲突之处的，一是在对待国外资金的态度上，二是在对待上市问题的态度上。这两个问题所反应出的，实际上也是广电行业推行集团化，实行产业改革后最终属性的判断问题，也即是“企业”还是“事业“的问题。其实，从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算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隐藏在产业化和集团化浪潮之后的软肋所在。这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始终制约着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的推进，也是向制约广电集团化更高层级和更稳健姿态发展的最大难题。同时，它也也是困扰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最大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症结所在。

无锡广电集团在成立之时，实行的就是局机关和集团合一的运行体制，行政与业务混杂，事业与企业管理双轨并存。在无锡广电集团成立一年后，2000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正式向全行业推行广电传媒集团化建设进程。从这时开始到2004年12月，广电总局叫停集团化浪潮，在五年时间内，中国先后成立了20余家广电传媒集团（包括电影，见下表）。所有这些广电集团，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逐渐形成了局台合一、集团/台合一、独立事业法人、保留行政建制但无法人资格等各种各样的运营模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广电体制改革效果的现实挑战。有学者敏锐地撰文指出了隐藏于这些乱象之后的原因，认为其一是电视作为媒介平台和广告平台，在经济利益公益属性二元对立状况下矛盾的市场定位，其二是作为广电管理部门在事业企业属性尚未最后理清并形成恰当处理方案的时候，就以行政手段促进了集团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这些简单的叠加虽然促进了电视传媒“做大”的现象，但却并未产生化合作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磨合成本超出了想象。“集团负责人头衔多了几个，党委书记、台长、管委会主任集于一身。从资产规模来看，确实是大了，但从内部来看，多数集团存在机构重复设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有的集团搞所谓有两个主题、一个板块（主体是集团，两个板块是事业板块、企业板块），部门两三套重叠设置，员工中间收入互相攀比，广告经营与节目公开，相互指责，如此这般的集团怎么能起到整合的效果？”[11]可谓见解深刻，一针见血，点中了广电集团化浪潮化乱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利害冲突和体制弊端。

2004年年底，广电总局宣布不再组建新的广播电视集团，并对已经组建的集团进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层对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反思与调整。随着这一决定的出台，北京市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在2005年3月进行了结构调整。原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所属的两台、音像资料馆和广播电视监测台等公益性单位划出，作为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运营，而其宣传与干部人事管理工作，也交由市委宣传部和上级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对于全国已经成立的众多广电集团，广电总局提出若要保留单位的事业属性，就必须剥离集团内的经营性资产，并建议将集团更名为广播电视总台。在对以上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论者陈正荣在文章中指出在现有甚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广电体制的产业化改革都将难以取得大的进展，从而进入集团化浪潮的“冷冻期”。其中的原因在于：一、电视台事业/产业的一体两栖功能很难断然分离；二、实际运营过程中节目和广告难以分离；三、于条块分割/分头管理，导致广电业管办在运营层面也难以分离。[12]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难以彻底厘清的关系，迫使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不得不暂时放缓，甚至停顿一段时期。

中国广电产业化进程中的集团化现象，不但引发着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台湾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这其中，台湾政治大学赖祥蔚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彭怀恩/关尚仁指导，2002）最值得关注。在这篇旨在研究中国广电集团形成动因的论文里，作者从全球经济和媒体产业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入世”背景，探究了中国广电集团何以出现，以及政府层面为何提出集团化政策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大陆广电集团的形成同西方媒体集团多出于市场自然形成的模式不同，它们受到的助力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合力，来自国家政治层面的主导性因素更多一些。这篇论文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口，结合经济学家Mosco的理论母数与结构化理论、发展国家论、新制度论等论述，对中国广电集团化进行了别具视角的分析。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赖祥蔚还先后发表了《湖南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大陆研究》46卷第4期，2003/07）、《广东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台湾铭传大学“掌握学术新趋势接轨国际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12/18），分别对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成因和广东省组建广电集团的可能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结合实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以结构化理论，分析了集团个体和整个广电行业结构之间变迁的相互影响，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及娱乐化的审视维度上，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此外，这一时期专门以广电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还有王宇的《中国广电集团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博士论文，曹璐指导，2002）、虞国胜的《中国第一家广电集团的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及陈炜的《城市广电集团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等专门著作。

除了对集团化的理论反思，对同时推进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也有学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复旦大学李良荣在文章中认为，从1996年开始的整个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就是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其目的是使原来单一的传媒结构变得多元化，从而改变媒体的增长方式。可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这一状况似乎并没有出现。电视频道专业化不但没有带来电视的大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不同频道同质化、专业频道大众化以及由过度竞争导致的成本高涨、收入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13]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公共领域和社会服务职能出发，对中国电视的产业变革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产业化所引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远远不止经营层面，它还辐射渗透到了媒体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传播》与《新闻大学》开辟专栏，对公共电视问题进行了讨论争鸣。郭镇之、石长顺、谢勤亮等人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将电视产业改革的讨论由单纯的经营层面扩展深化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4]

面对一片质疑之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仍应继续前行；并在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事分离、政企分离、制播分离”的鲜明观点。[15]现有集团事业/企业“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是很难产生真正地竞争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运行模式更适合作为一种媒体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应成为长期性运营模式的制度基础。……对于传媒集团的来说，必须意识到目前进行的重组也只是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迟早都要学会在没有垄断特权庇护下的市场化生存。”此外，文章还对国有资产和产权清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IPTV的经营问题、社会民营资本参与节目制作的问题、推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问题等。

对中国电视产业变革十年来所发生的理论争鸣与实践变革进行总结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人们还并未就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运营，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改革结论，而这，也恰是制约今天电视产业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阻力所在。

[注释]

[1]国家广电总局文件《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12月30日），载《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年卷）。

[2]刘志远：《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五版。

[3]赵化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4]王政林、周建明：《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5]李岚：《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

[6]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第105号文件。

[7]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第34号令。

[8]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3页。

[9]陆地：《资本市场与中国电视产业关系的转机》，载《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4期。

[10]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1]同上。

[12]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资本经营论文篇2

1.经营对象不同。资本经营的目的是使资本通过运作得以增值，经营的重点是加速资本流动周转，尽量缩短物资留在企业各环节的流动时间，其最关注的是投资的使用效益和资金的循环增值。然而，产业经营的目的是使资产通过运作得以流转顺畅和保值，经营的重点是具体产品的流动周转，其最关注的是资产的使用效益和资产的循环周转。

2.经营思维方式不同。资本经营通过资本不断流动到报酬率高的产业或部门，获得增值机会而不断增值。其经营是开放式的，在操作上尽可能利用多元化的组合投资来发展自己，精于主业，分流辅业，控制资产闲置。而产业经营注重的是资产增量的投入，对资产的利用和效能发挥较忽视，其经营是封闭型的，总是在既定的范围内自我配套，不愿接受资本流动、可以增值的现实。

3.经营风险度不同。资本经营往往实现资本的多元化，靠多个产业或多元化经营支撑企业，以减少或分散经营风险。而产业经营往往依靠单一型的产品经营，只注重产品的开发和换代。

4.科技思维不同。资本经营以效益为中心，关心的是技改投入的回报率，决不追求无效益的先进技术。产业经营较重视技术的先进性，而相对忽视其经济性。

二、资本经营发展给财务带来的新理念

社会经济组织对经营和知识经济的理念创新，在于投资者的资本是否通过运作得以良好的增值，要求上是能创造出大于社会平均增长水平的回报。资本经营的运转和知识的运用，给财务方面带来更深入的效益理念的进步，其新突破在于：

1.抓住资本内涵价值这个根本，实现由事务管理向更高层次的价值观理智的飞跃。资本作为能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源，在客观上要求财务方面应有一个全新的理念来认识原有的理财思维，而我们原有的观念是：通过资产的运作，使其发挥产出效益，试图创造出较高的资产收益率。而资本经营的观念突破，则使我们要将一个企业或资本投入项目作为资本运作的对象，按投资的收益回报要求来决定产业经营的深入或退出。

2.符合企业经营综合化、多元化的大趋势。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本经营的被重视或者被企业界广泛运用，将促进社会资本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降低企业经营的风险。

3.开阔了经营思维空间，为提高企业经营的经济效益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现在，我国的企业总资本已达到相当规模，每亿元的资本收益率如果提高1%，即可增加收益百万元。资本周转速度加速，也可为社会新增流动资本。搞好资本经营，比活化单个产品或新上一个项目效果更加显著。所以，资本经营将有助于企业确立效益的观念，以适宜的技术和品质，以有效的资本经营方式，取得投资者满意的回报。

4.开创出资本增值新的道路。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家直接投资到企业的资金越来越少，企业的发展原则上需依靠企业自身。所以，资本经营为企业经营创出实现资本增值的一条新道路。

5.树立人本化理财观念，充分协调好各财务主体之间的财务关系。(1)建立多元化的财务主体。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理财主体应进一步细分和多元化，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与企业之间拥有正式的、官方的或契约的关系，包括股东、经营者和员工、政府、顾客等；另一类包括社会公众、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及所在社区等。这些利益相关者及其财务要求都应当被看成是企业理财的重要内容，其中第一类是最主要的。(2)重新确立财务管理目标。第一，财务目标多元化。知识经济的到来，扩展了企业资本范围，改变了企业资本结构，知识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上升，且人力资本将成为决定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因此，财务目标不仅要考虑财务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值最大化、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最大化、政府的社会经济贡献最大化、社会公众的社会经济责任和成绩最大化的财务要求，更要考虑经营者与员工的薪金收入最大化和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财务要求。特别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我国，能在财务目标多元化下，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人力资本的利润分享制度，使企业经理及职工的个人收入与企业的盈利、他们个人资产积累与增长和企业长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更有利于强化其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财务责任社会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既要考虑资本投入者的财务要求，又要兼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的财务要求，并在这两种财务要求之间谋求均衡。这样，既有助于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也有助于其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6.强化风险管理，促进竞争与合作统一。(1)强化风险管理。首先要强化财务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及时调整财务人员适应新环境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能够具有及时发现风险、防范风险的能力。其次，要充分利用信息网加强调查研究，运用科学方法对投资项目进行预测，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减少或避免因投资失误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损失。(2)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由于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均越来越快，这就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但信息的网络化、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企业之间相互沟通与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在做财务决算与日常管理中既要善于抓住机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从容应付风险的挑战，趋利避害，又要灵活处理和协调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以增强企业自身及其他企业抗风险的能力，使各方的经济利益达到和谐统一。

三、资本经营中的财务问题

资本经营的展开，会不断地以其特有的经营方式进行，而现代企业经营中伴随着运营的实际问题较多，其中的财务问题和财务理财思维更是令人深思。

1.关于企业兼并中存在的财务问题。企业在实施兼并行为是一定要考虑兼并成本和与其受益。企业兼并成本是指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实施兼并所要承担的全部费用。且广义的兼并成本包括投资的机会成本。预期收益是企业预计的资产在未来一段时间可带来的收益。

[摘要]资本经营与传统的产业经营有着根本的区别，它是利用市场法则，通过资本本身的技巧性运作或资本的科学运动，实现价值增值、效益增长的一种经营方式。随着投资活动的迅速扩张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实践中的资本经营实现了由事务管理向更高层次的价值观理智的飞跃，知识经济时代对财务管理的要求更高、更新、更严，传统的财务管理理论和方法与实践相脱节，应用中存在很大局限性。因此，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全新的理念来认识原有的理财思维。

[关键词]资本经营；产业经营；知识经济；财务理念；交易成本；预期收益

资本经营是市场的产物，是由市场经济追求价值“滚动”增值、不断实现利润的增多这种内在本质要求所决定的一种基本经营形式。资本增值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而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因此，实践中的资本经营，给我们提出了较多的问题思考。

一、资本经营与产业经营的区别

资本经营是通过优化配置所能控制的资源进行市场交易，达到资本拥有者利益最优化和资本的增值。因此，它不同于产业经营，内涵上包含着资源配置方法和企业经营方式两重意思。但从资本经营在实际发生过程中的表现来看，企业经营方式是其直接表现形态，而资源配置方法则是它在运作以后所表现的结果。可以看出，资本经营与产业经营有着在经营对象、经营理念以及运作风险上的区别。

1.经营对象不同。资本经营的目的是使资本通过运作得以增值，经营的重点是加速资本流动周转，尽量缩短物资留在企业各环节的流动时间，其最关注的是投资的使用效益和资金的循环增值。然而，产业经营的目的是使资产通过运作得以流转顺畅和保值，经营的重点是具体产品的流动周转，其最关注的是资产的使用效益和资产的循环周转。

2.经营思维方式不同。资本经营通过资本不断流动到报酬率高的产业或部门，获得增值机会而不断增值。其经营是开放式的，在操作上尽可能利用多元化的组合投资来发展自己，精于主业，分流辅业，控制资产闲置。而产业经营注重的是资产增量的投入，对资产的利用和效能发挥较忽视，其经营是封闭型的，总是在既定的范围内自我配套，不愿接受资本流动、可以增值的现实。

3.经营风险度不同。资本经营往往实现资本的多元化，靠多个产业或多元化经营支撑企业，以减少或分散经营风险。而产业经营往往依靠单一型的产品经营，只注重产品的开发和换代。

4.科技思维不同。资本经营以效益为中心，关心的是技改投入的回报率，决不追求无效益的先进技术。产业经营较重视技术的先进性，而相对忽视其经济性。

二、资本经营发展给财务带来的新理念

社会经济组织对经营和知识经济的理念创新，在于投资者的资本是否通过运作得以良好的增值，要求上是能创造出大于社会平均增长水平的回报。资本经营的运转和知识的运用，给财务方面带来更深入的效益理念的进步，其新突破在于：

1.抓住资本内涵价值这个根本，实现由事务管理向更高层次的价值观理智的飞跃。资本作为能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源，在客观上要求财务方面应有一个全新的理念来认识原有的理财思维，而我们原有的观念是：通过资产的运作，使其发挥产出效益，试图创造出较高的资产收益率。而资本经营的观念突破，则使我们要将一个企业或资本投入项目作为资本运作的对象，按投资的收益回报要求来决定产业经营的深入或退出。

2.符合企业经营综合化、多元化的大趋势。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本经营的被重视或者被企业界广泛运用，将促进社会资本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降低企业经营的风险。

3.开阔了经营思维空间，为提高企业经营的经济效益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现在，我国的企业总资本已达到相当规模，每亿元的资本收益率如果提高1%，即可增加收益百万元。资本周转速度加速，也可为社会新增流动资本。搞好资本经营，比活化单个产品或新上一个项目效果更加显著。所以，资本经营将有助于企业确立效益的观念，以适宜的技术和品质，以有效的资本经营方式，取得投资者满意的回报。

4.开创出资本增值新的道路。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家直接投资到企业的资金越来越少，企业的发展原则上需依靠企业自身。所以，资本经营为企业经营创出实现资本增值的一条新道路。

5.树立人本化理财观念，充分协调好各财务主体之间的财务关系。(1)建立多元化的财务主体。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理财主体应进一步细分和多元化，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与企业之间拥有正式的、官方的或契约的关系，包括股东、经营者和员工、政府、顾客等；另一类包括社会公众、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及所在社区等。这些利益相关者及其财务要求都应当被看成是企业理财的重要内容，其中第一类是最主要的。(2)重新确立财务管理目标。第一，财务目标多元化。知识经济的到来，扩展了企业资本范围，改变了企业资本结构，知识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上升，且人力资本将成为决定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因此，财务目标不仅要考虑财务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值最大化、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最大化、政府的社会经济贡献最大化、社会公众的社会经济责任和成绩最大化的财务要求，更要考虑经营者与员工的薪金收入最大化和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财务要求。特别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我国，能在财务目标多元化下，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人力资本的利润分享制度，使企业经理及职工的个人收入与企业的盈利、他们个人资产积累与增长和企业长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更有利于强化其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财务责任社会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既要考虑资本投入者的财务要求，又要兼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的财务要求，并在这两种财务要求之间谋求均衡。这样，既有助于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也有助于其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6.强化风险管理，促进竞争与合作统一。(1)强化风险管理。首先要强化财务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及时调整财务人员适应新环境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能够具有及时发现风险、防范风险的能力。其次，要充分利用信息网加强调查研究，运用科学方法对投资项目进行预测，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减少或避免因投资失误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损失。(2)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由于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均越来越快，这就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但信息的网络化、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企业之间相互沟通与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在做财务决算与日常管理中既要善于抓住机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从容应付风险的挑战，趋利避害，又要灵活处理和协调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以增强企业自身及其他企业抗风险的能力，使各方的经济利益达到和谐统一。

三、资本经营中的财务问题

资本经营的展开，会不断地以其特有的经营方式进行，而现代企业经营中伴随着运营的实际问题较多，其中的财务问题和财务理财思维更是令人深思。

1.关于企业兼并中存在的财务问题。企业在实施兼并行为是一定要考虑兼并成本和与其受益。企业兼并成本是指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实施兼并所要承担的全部费用。且广义的兼并成本包括投资的机会成本。预期收益是企业预计的资产在未来一段时间可带来的收益。

(1)关于企业兼并成本或兼并交易价格。兼并并非是将一个企业“白白”送给另一个企业。现在许多企业提出“零兼并”，即不付出一分钱就可以把兼并的企业拿过来。所谓不付钱的“零兼并”，其实附带着其他的条件。这个附带的条件往往包括被兼并企业债务的承担、员工的安置，等等。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都存在着兼并成本的问题。事实上，兼并方在考虑实施兼并行为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除了兼并本身所需花费的费用外，还有连带的其他费用，比如：安置被兼并企业员工的支出、投入被兼并企业的生产启动资金，等等。因此，当兼并价格过高，兼并方就会考虑放弃兼并。只有当他认为比投资新建项目更经济、更划算，才有可能选择兼并。

(2)对兼并资本的预期收益。兼并与其他投资行为不同的是，不仅兼并方要考虑资本的预期收益，而且被兼并方也要考虑资本的预期收益。这就是说，兼并是一项双方企业或资本拥有者的行为，而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出于不同的对市场收益和企业自身发展策略的要求，兼并方和被兼并方对资本收益的预期是不同的。因此，兼并双方一定会出现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财务对于资本收益的预测能力，都会成为兼并是否成功的关键和制衡力。

2.无形资产的估量问题。在企业的资本经营中，往往会遇到一方是先进技术的拥有者，而另一方是希望投入该技术领域的资本投资企业。按国家有关技术入股的规定，对获得国家或省级新产品技术的拥有者，原则上可以在新设立企业的股权中拥有不高于35%的股权。而如何对先进技术的现值认定，又是双方在合作前期财务主管或首期谈判代表必须考虑并且坚持的关键要素之一。当然，国家在每个部级开发区所在地一般设立中性的产权交易所，试图论证技术的价值。实际上，企业进入或取得该技术的代价，内部是有上限的，财务策划往往决定该项目未来效益的大小和资本预期收益水平。

3.资产剥离的资产评估与市场认可价格差距的问题。在实际资本经营工作中，较难处理的问题较多，其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是经过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资产价值往往与市场认可价格存在较大的差距，对财务处理往往是“掩人耳目”的。如某企业进行部分资产的拍卖，委托某资产评估机构对该项资产进行评估，经过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该项资产账面净值为5.76亿元，评估价值为3.15亿元。而拍卖行报出的拍卖底价为2.88亿元，最后一企业以2.98亿元拍得。从实际操作情况看，财务上出现几个较难解释的问题：(1)拍卖资产企业的财产贬值如何进行账务处理?(2)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又说明什么?(3)拍卖价值低于评估价值，企业对评估机构又如何看?

4.股权投资中的股权定价问题。一般来说，股权交易的定价原则上以企业历史成本价格核算的净资产价值来确定。因而，在资本经营实施过程中，有以下情况摆在面前：(1)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前景估价，投资方看中的是未来的发展机遇或地理位置，或者资产存量的实用价值，或者人员、技术、区域性优惠政策，等等；(2)对被投资企业的股权确定就成为财务依照投资理念来确定股权的上限价格，如投资某一家银行，其股权价格的确定就成为综合资本经营效益的判断标准；(3)接受投资方与投资方理财观念的差距，也是造成在股权估价上分歧的主要因素。

5.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的财务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局面的明朗，社会经济组织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和操作能力增强，这便对财务方面提出较多的运作问题。虽然中国证监会对社会经济组织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金进入股票二级市场有着严格的规定，且对“炒作”和投资以入市购买与出售之间的时间来判断，这给财务工作者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资金投资股票市场会出现以下现象：(1)资金来源应能证明是自有资金。(2)在资金投资于某证券品种控制的时间与资本经营的效益原则背离时，为规避“炒作”风险而丧失收益的机率大大增加，使投资活动变得无法控制。(3)会计核算上由于未将市值引入核算(上市公司除外)，一般的企业在造成时点上的亏损时，如采取不出售的“技巧”，这一亏损就不可能让企业的股东(投资者)了解掌握，更谈不上对经营班子的经营能力进行评价。

四、资本经营中财务问题的对策思考

资本经营的具体形式较多，如企业兼并、企业收购、企业合并、企业联合、股份制合作、托管制、企业破产和租赁，等等。当然，它在促进企业存量资本的盘活、实现资本价值的保值增值、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促进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增长方面的作用较明显，但其在运作中存在的财务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1.关于企业兼并成本问题，应与被兼并企业未来可能预计的收益进行比较，承担或接受被兼并企业的资产和“零”价格，财务更要关注债权的回收可能。通过律师函、资产和账务的审计等形式予以确定，且考虑未来介入债权回收的成本。

2.对兼并资本预期收益的认识，如单纯从事产业经营，而不进行管理上的创新、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规划不实施，财务将会难以预计。

3.关于无形资产的估价，从目前来看，只有在进行企业间合并、合资等情况下才会出现，其在财务方面尚无任何历史参照。双方和中介机构的议定，却成为最后的股权组成部分，财务在参照物上几乎没有，是否符合效益原则，变得无所适从。因此，财务上要从整个资本结构的构成来确定无形资产价值在企业股本结构中的比重和预计收益的可能。

4.资产剥离评估与市场差距如何解决，必须是将市场价格作为公允对比价格，在会计准则中加以规定。

5.股权定价，从实际操作上是贯彻了市场原则，经营理念和今后操作收益的把握是财务应该控制的上限因素。

6.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的财务问题，财务上对资金的合法性问题应采取现金流量走向的监管和资产负债率的控制。对现在的一般股票投资行为，应注重投资性的策划，而避免投机性的行为，内部设定止损点，风险与收益同时共存的思维要在制度上加以确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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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经营论文篇3

0引言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全球化，我国的银行业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盈利能力才能避免淘汰，在竞争中赢取胜利。资本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盈利、长期发展等问题。上市商业银行作为通过经营风险来盈利的商业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资本结构理论，由于存款保险制度、法定准备金、监管资本等方面的严格限制使银行资本结构研究远比一般企业要复杂。有效的资本结构会促使经营者努力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制定合理的治理结构，进而提高整体的盈利能力。

关于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的联系，很多西方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Kareken和Wallace（1978）认为，银行业是一个垄断的存款服务提供商，在存在进入障碍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会不断增加负债，因为此时它们可以凭借提供给存款者的服务来获取利润，存款越多（即负债越多），银行的价值就会越高。

国内关于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和盈利能力关系的研究则较少。赵瑞、杨有振（2009）以10家商业银行2001至2007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资料发现：商业银行的融资结构与盈利能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股权性质与盈利能力负相关；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资本利润率正相关，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资本利润率负相关；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利润率显著正相关。

由于盈利能力是财务分析的重要内容，资本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银行的盈利情况，资本结构与绩效的关系一直是财务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很多研究热衷于将盈利能力指标作为资本结构的解释变量之一进行研究；对于银行资本结构与绩效的研究通常使用单一的财务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且集中于对商业银行的治理、寻求补充资本等方面。随着我国上市银行的增多，对银行业的监管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如何更好地控制上市银行的资金风险是广泛关注的问题。因此从商业银行资本结构角度对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

1样本与变量选取

1.1样本选择本文将以我国10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分别是：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南京银行，选取2004~2008年的年报数据为原始资料。由于有些年份部分数据不全，因此本文共有45组数据。

1.2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指标的确定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有很多，结合银行业的特点，本文选取营业净利率、营业毛利率、成本收入比、股本净回报率、总资产报酬率这五个指标作为评价盈利能力的指标。关于资本结构指标的选取，本文采用巴塞尔协议的框架对融资结构进行描述，选择附属资本与核心资本的比例这一指标；对股权结构主要选用股权集中度进行度量，此处选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这一指标；另外选取资产负债率考察总资产中债务资本所占的比重；选取资本充足率反映银行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

本文借鉴一般企业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关系的研究模型，将盈利能力的考察作为一个整体，得出盈利能力的综合指标值，试图构建以盈利能力的综合值为被解释变量、资本结构的各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相互关系的函数模型，并利用相关数据对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

2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2.1上市商业银行综合盈利能力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法将反映盈利能力的5个指标中的公共因子提取出来，用这些公共因子对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再进行综合评价。

2.1.1是否适合因子分析的检验：判断是否适合运用因子分析的主要方法有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和KMO检验。利用这两种方法，对营业净利率、营业毛利率、成本收入比、股本净回报率、总资产报酬率进行了因子分析适合性的判断。由检验结果可知，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这就拒绝了相关系数矩阵是一个单位矩阵的假设，证明了研究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KMO值为0.705，略大于0.7，因子分析的效果会比较好。

2.1.2因子变量的提取:设定提取因子的标准是特征值大于l。因此，选取了特征值大于l的作为因子变量，结果显示有2个变量的特征值大于l，而且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78.274%，解释了大部分的方差总值，符合构建因子变量的要求。由总方差解释表的结果来看，本文应该构建2个因子。

2.1.3盈利能力的综合得分：根据因子得分系数以及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可计算出第一公因子和第二公因子的得分数，分数分别为Y1、Y2。其中，因子得分矩阵

Y1=0.329A1+0.260A2-0.074A3+0.239A4+0.327A5；

Y2=0.061A1-0.140A2+0.925A3+0.327A4+0.019A5

由提取公因子所产生的新生变量为Y1、Y2，由Y1、Y2的值可以计算出Y的值，进而可以得出各上市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综合因子得分：Y=（58.008Y1+20.266Y2）/78.274。

2.2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的回归过程在上述分析中已得到盈利能力的综合值。为进一步分析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之间的依赖关系，使用回归分析方法。以代表盈利能力的“综合因子得分”Y为因变量，以附属资本/核心资本X1、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X2、资产负债率X3、资本充足率X4为自变量建立变量之间的数学模型：Y=a+b*X1+c*X2+d*X3+e*X4+ε，其中，a为常数项，b、c、d、e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采用逐步回归法，将F检验P值大于等于0.1的剔除出回归方程，小于等于0.05的选入回归方程，最终选入的变量剩下1个，为资本充足率。没有进入回归模型的各个变量的检验结果，其P值均大于0.05，无需再进行分析。由相关关系分析可得，相关系数为0.492，说明盈利能力与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由结果可以看出：方程的常数项为-0.925、系数估计值为0.084，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此外F=13.748〉F（1，43）说明整个模型通过检验。方程为：Y=0.084X4-0.925+ε。

3结论与建议

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即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其获利能力越强。商业银行经营的本质是盈利，要获得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资本经营论文篇4

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超级秘书网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资本经营论文篇5

(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支出不合理国有资本具有国家所有的公共性质，决定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应当优先用于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及弥补公共财政资金的不足。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保持社会基本公平，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很大，由于公共财政资金紧张，对农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关系民生行业投入明显不足。按照主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的要求，政府要不断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公共财政资金相对较紧而国有资本收益每年产生巨额收益的情况下，为充分体现国有资本公共所有的属性，将国有资本经营的部分收益转入公共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是可行的选择。但就这几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来看，国有企业上交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基本上按原上交渠道返回，作为政府持有的资本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企业上交积极性，但没有起到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分配制度，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

(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上缴情况较差我国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留归企业使用已经多年，己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导致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应上缴财政部门的国有资本收益没有上缴。而国有企业不按规定上缴各种收益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国有企业对国家投入的资本形成的税后利润不分配和不及时分配，影响上缴;有的是因为国有企业对占有和使用的资产经营不当，没有实现利润，甚至亏损，没有收益不能上缴;有的国有企业出租资产或对外投资，资产未能及时收回，投资收益未及时入账，或故意隐瞒收益，造成收不抵支或坐收坐支，造成国有资本收益未能上缴。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存在困难由于有些企业认识不到位、预算编制本身不够科学合理、监管未跟上等原因，导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准确性不高，没有全面、完整地反映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使用及分配情况，直接造成预算与实际执行的差距较大，预算无法执行或执行困难。

二、有效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监督检查的对策措施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监督检查要注重宏观目标和有针对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监督检查要注重宏观目标，关注全局性、整体性和效益性，力求在把握总体、揭示微观的基础上，针对预算的准确性不高，编制不规范，支出不合理等问题，从中检查分析苗头性、倾向性和普遍性，从根源剖析查找原因，从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管理体制和机制上尽可能多地提出检查建议，推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二)对纳入国有资本预算范围的企业营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企业经营效益是关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核心问题。财政监管部门应按照会计年度严格对纳入预算范围企业的收支、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核实、检查和监督，检查是否存在隐瞒和延迟登记收入、虚增成本、虚提费用等影响企业损益真实性的问题。严格检查企业经营中是否存在转移收入、编造虚假财务报告等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确保企业的会计核算如实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要审查企业实收资本是否按照占用比例实现了同股同利，是否同期实现了股利分配，是否存在应提未提、应付未付、延期支付和挪用国有资本收益等问题，跟踪确定国家按出资比例享有的税后利润，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关制度的规定，加强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管理、收缴、使用情况的跟踪监督。

资本经营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3.091

资本结构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自Modigliani&Miller（1958）提出资本结构理论后，学界对此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全新阶段，对于资本结构和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探讨的热门话题。资本结构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企业的经营策略。对一个企业而言，资本结构的优劣对其企业价值具有重大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理论知识的不断创新、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资本结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生存与市场拓展的重要环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实时实施资本结构的动态优化，唯此才能促使企业经营顺利开展。所以，将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对行业内资本结构及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有效帮助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确保公司稳健经营。

基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其市场环境也高度不同，所以，不同国家的企业资本结构也存有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其形成机制上，也表现在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方式上。我国学者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与其经营绩效关系上，大都借鉴发达国家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的和探讨，虽有已取得很多研究成果，但行业、地区的差别对研究结果影响重大，不可完全照搬。本文旨在对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进行研究综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1 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学者们是在提出诸多假设的基础上展开对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的，从现行文献看，国外研究大体上分为两个研究阶段：“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从无关到有关”的研究阶段以及“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存在或正或负的相关性”研究阶段等两个阶段。

1.1 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相关关系

Piet和Roger（2005）的研究发现，债务的存在可以显著地发挥税盾效应，即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具有正相关的关系；Bergen和Patti（2006）以美国银行业为例，研究了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绩效与企业资本结构间呈正相关；Yang和Chau-Chen（2010）等人重复研究了Titman和Wessels提出的问题，利用的是MIMIC模型和多方程估计的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公司资本结构与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Mahfuzah Salim&Dr.Raj Yadav（2012）利用来自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的23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了1995-2011年的财务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绩效取决于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而企业绩效与所有的债务（包括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呈负相关关系。

1.2 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Modigliani和Miller（1958）在出版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的文中，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他们认为不存在完美的资本结构，资本市场完全有效性导致企业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该理论为现代资本结构的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Baker和Wurgler（2002）在前人理论基础上加以分析综合，提出了市场相机抉择理论。该理论指出，企业最完美的资本结构是没有的，资本结构是企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由企业有利的市场选择逐渐积淀而成的结果；Nguyen&Ramachandran（2006）以越南企业为例，分析了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的资本结构正相关于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成长能力，而工业盈利能力关系不大。

纵观国外的文献，学者对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在以下几点：引起企业资本结构变化的因素有哪些；资本结构是否会影响公司的经营绩效，影响程度如何，是否存在最大化企业价值的最优资本结构。

2 国内研究动态

国内关于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相关理论研究在时间上晚于国外，很多的研究成果都借鉴了国外的研究理论。

2.1 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相关关系

沈澈（2013）以中小企业板37家2004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数据，首先对2004年前后这些企业的资本结构和绩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采用2001-2011年11年的面板数据，得出结论：资产负债率与绩效成正比，这表明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财务杠杆效应强，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郭鑫（2013）选取2005-2009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以资产负债率作为资本结构指标，利用最小二乘法构建方程发现：资本负债率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王舒（2013）以2008-2011年我国A股52家电力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债务结构和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得出，我国电力上市公司的债务结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公司成长性和宏观经济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郭权军（2013）选取辽宁省的58家上市企业进行研究，通过研充他们并没有发现江宁省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企业的价值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但指出企业负债率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盈利能力；戴钰（2013）把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并且把总资产负债率作为资本结构指标，通过回归模型得出结论：我国上市公司负债水平与经营绩效呈负相关；管静（2014）利用创业板2010-2012年连续三年完整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创业板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反方向变动；邬晓超（2014）以2003年及以前在深泸两市A股上市的49家普通机械制造业上市公司2005-2012年财务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A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李银萍（2015）收集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非均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针对企业资本结构与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得出：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比率和有息负债率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且关系显著；长期资本负债率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显著性不强；潘友根（2016）以选取2004-2014年采掘业和农业69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采掘业和农业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Y本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确实存在互动关系，并且在资本结构选择和企业绩效上采掘业和农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2.2 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王先述（2012）选择的是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38家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看其资本结构变化是否会对绩效产生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两者之间互不影响，不存在相关关系；张玮和王朝（2013）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通过建立方程进行回归分析业绩效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得出研究结论是：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不明显；王梦云（2013）以沪深两市发行A股的医药制药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筛选出65家样本公司，用2009-2011年3年的数据，对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实证分析结论：我国医药制药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的结论。

3 文献评价

（1）以现有的文献和理论而言，研究者们对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理论层面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的除了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其一，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其二，公司经营业绩与公司资本结构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其三，两者之间相关性不显著或不存在相关性。而对于这三种研究结论所做的解释，学者们的观点却存在较大差异，这些研究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另外，纵观国内外文献，资本结构理论发展至今，大多数观点主张存在最有资本结构论，这为企业决策资本结构做出了理论指导。

（2）国外关于公司经营业绩与公司资本结构关系的理论研究文献很丰富，实证研究成果颇丰。而且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权衡理论是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的理论依据，优序融资理论则是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的理论支撑，然而这两种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条件之下的。所以，现行以发达国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基本都证明了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性的结论，该类研究显示，适度提供负债比例将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而对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研究显示，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在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相关性，而且在我国存在有悖于优序理论的现象，这是与财务理论相悖的。

（3）国内研究发现，最优资本结构具有行业性特点。所以，在设置最优资本结构时，要视行业发展程度、行业特质而定。另外，同一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也会随着企业的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差异，因为它与企业规模、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水平有关。因此，有必要从企业的特点出发，具体的研究行业中的某一企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透过现象看本质，对该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性进行有目的性探讨。

本文对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具体结论做出归纳总结，希望能够为这一理论的发展增砖添瓦：钠笠稻营绩效的角度对资本结构进行优化，掌握企业的资本结构状况，用以适应企业的发展，能够使企业在面临不同市场环境时做到随机应变，以增强企业抵御突发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Mahfuzah Salim，Dr.Raj Yadav.Capital Structure and Fir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Malaysian Listed Companies[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2，（65）：156-166.

[2]沈澈.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小企业板数据[J].统计科学与实践，2013，（5）：42-44.

[3]郭鑫.内生性视角下的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J].商业时代，2013，（16）：12-13.

[4]郭权军.辽宁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3，（15）：16-17.

资本经营论文篇7

一、引言

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于应收账款和存货，同时将应付款作为短期融资政策（Deloof 2003）。因此，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运用（被定义为营运资本管理）已成为企业日常管理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Malmi.2003）。

营运资本管理通常具有两大作用。其一，营运资本管理直接影响公司流动性（Chiou.2006）。营运资本对于流动性的作用表现为：存货购买导致现金流向供应商而现金流入又源于存货销售（Richards 1980）。因此，推迟付款，应付账款虽增加，但现金流出时间却被延长。这种相互关系在财务危机时期将导致企业收缩信用政策，推迟付款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Enqvist.2012）。营运资本对于流动性的长期影响还不明显。如严格的信用政策可能拒绝了潜在的客户，因而减少了未来的资金流入。其二，营运资本管理对于提升公司价值非常重要（Smith 1980）。一方面，营运资本影响公司销售额进而影响公司利润；另一方面，营运资本管理影响公司资本占用进而影响公司资本成本。可以设想在没有增加资本占用的前提下增加销售额将会使得公司利润大幅增加，但改变销售通常又会影响营运资本投资。

二、营运资本管理评价方法

营运资本管理被定义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管理”（Haley 1991）。因此，净营运资本等于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差额。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务来看，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都被高度重视。尽管主流看法认为，净营运资本主要指应收账款、存货和应付账款（Deloof 2003）。但仍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流动负债从营运资本中剔除出去，采用广义的营运资本方法（Van Horne.2005）。鉴于综述目的，本文将应付账款作为营运资本的一部分对待。运用净营运资本替代毛营运资本的好处是：流动负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存货存在以及未来存货转化为应收账款是密切联系的。当然，也可以发现使用净营运资本会忽视应付账款对于营运资本需求量的抵消效应。

营运资本管理计量的常规方法是现金周转期（CCC）。CCC源于营业周期，用于计量采购到销售收款的时间段（Richards.1980），运用存货周转天数（DSI）加应收周转天数（DSO）计算而来。然而，营业周期采用的是毛营运资本的方法，忽略了采购到付款的时间差。对于净营运资本，CCC计量的是现金从流出到流入的时间差。因此它运用经营周期与应付账款周转时间（DPO）的差额来计算。通常来讲，CCC以天数加以反映，计算如下：CCC=DSI+ DSO –DPO。DSI计量存货管理，等于存货余额除以销售成本再乘以365天；DSO计量应收账款，等于应收账款余额除以销售额再乘以365天；DPO计量应付账款，等于应付账款余额除以销售成本再乘以365天。

除上述方法外，理论和实务界也提出了采用净经营周期（NTC）来代表营运资本管理（Meyer and Ludtke 2006）。与CCC相比，计算NTC时统一采用销售额形式，然而这种方法缺少应有的准确性。

三、研究述评

（一）研究结论概况

表一运用关键词的形式按时间描述了大量研究。从表一可知，除Meyer.（2006）仅采用2003年的数据分析结论外，其他研究者均运用4到20年的面板数据。此外，大多数研究采用资本回报率作为因变量来计量盈利能力。更为具体的是，大多研究使用资产回报率（ROA）或毛经营利润（GOP）来反映盈利能力。

从表一可以看出早期学者对于营运资本管理研究大多采用CCC或NTC为替代变量，从近期研究来看，已经转向从DOS、DSI、DPO等方面进行细化研究（Wohrmann.2012等）。从整体结论来看，表一揭示了早期研究（Jose.1996等）表明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然而，值得关注的是Banos-Caballero （2012），他们的研究表明营运资本管理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或呈U型特征。

（二）研究结论评述

早期研究从营运资本的三个方面建立了营运资本管理与盈利能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首先，多数研究设计运用单一的变量来计量营运资本管理（CCC或NTC），但CCC是由营运资本的三个组成部分计算得来的。因而CCC能否与盈利能力建立负相关关系，关键取决于三个组成部分能否强有力影响盈利性。其次，当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营运资本的主要构成部分。就流动资产而言， Enquvist.（2012）发现DSO、DSI与企业获利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它的研究也为这些研究结论提供了额外的证据（Wohrmann.2012）。然而，对于应付账款而言，研究文献结论不一。从理论角度来看，应付账款增加，营运资本就会减少（Enqvist.）。由于CCC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那么可以推断DPO应当与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企业推迟付款将能使企业更具盈利性。但令人不解的是，实证结果表明DPO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或者显示负相关的关系。仅有Lararidis.（2006）研究表明两者存在正向关系。

注：CCC表示现金周转期，DPO表示应付账款周转期，DSI表示存货周转期，DSO表示应收账款周转期，GOP表示毛经营利润，NOP表示净经营利润，NTC表示净商业周期，ROA表示资产回报率，ROCE表示占用资本回报率，ROE表示权益回报率。，，，N/A，&分别表示正相关，负相关，不显著，不相关以及是否相关需要依靠商业周期等情形。

就线性关系而言，Banos.2012特别分析了中小规模的公司，他发现这种关系并非是线性而是一种U型的关系。因此，这种结果显示营运资本管理并不能一味提高盈利能力，相反公司可以保持积极的营运资本水平来最大化其获利能力。Enquvist.（2012）等考虑了不同的商业周期对于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经济下行时，商业周期对于盈利能力的影响更加强劲。说明在经济危机时刻，应收账款可以提升盈利能力，企业可以通过延长而不是缩短债务期限限来增加获利性。

四、总结与展望

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本文整合了前人有关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研究。总的来看，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从紧的营运资本有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Banos.2012的结论外，其它实证结果都支持线性模型。由于存在这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在分析企业盈利能力与营运资本管理的关系时，需要对研究范围进行一定的控制。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考虑这些不一致的结论。准确的说，在非线性模型下研究营运资本管理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的。从实务和理论的角度看，寻找保持多少营运资本能最大化企业盈利能力以及企业价值是非常有意义的。据此，未来的研究不应仅聚焦于怎样来衡量营运资本管理，而是应当具体的分析营运资本的每个组成部分，考虑保持什么水平的营运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获利性。此外，还应研究如何能够整合兼顾供应商以及客户的利益，制定出最优的营运资本管理政策。

参考文献：

[1]Banos-Caballero，s；2010.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in SMES.Accounting and Finance，50，511-527.

[2]Chiou，J.2006.The determinants of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Business，149-155.

[3]Deloff，M.2003.Does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ffect profitability of Belgian firms？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30，573-587.

资本经营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2)02-0036-08

收稿日期：2011-10-30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持续巨额贸易顺差调整中的财政政策可运用空间研究”（Y2008H24）。

作者简介：崔晓燕（1977-），女，山东平度人，经济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资本市场、国际金融；王梅（1971-），女，山东莱阳人，管理学硕士，山东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一、引言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即债务融资治理效应，是指债务融资的存在及其比率变动、期限结构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以及公司价值的影响。该命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债务融资的存在能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提升公司经营绩效；债务融资比率的变动如何影响公司绩效；是否存在最优债务融资比率值（或区间），以及债务融资期限结构对公司经营绩效是否产生影响等。

自20世纪50年代Modigliani & Miller提出MM定理以来，理论界对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并形成了一些富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如成本理论、不对称信息理论、产品市场理论、公司控制权理论等。总体来说，国外理论界对公司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是存在争论的，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债务融资有着积极的治理效应，在某个适当的区间内，债务融资比率的上升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经营绩效。但是，如果债务融资比率过高，则财务压力和破产成本的加重会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西方理论界对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上述分析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他们的理论能否有效解释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文结合已有理论成果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效应提供经验性结论。

二、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文献，理论界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即债务融资水平及债务期限结构是否影响公司经营绩效。对于第一个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大多表明，债务融资水平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则大致存在三种结论。于东智［1］以2000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得出负债率与公司绩效为负相关的结论；封［2］根据资产负债率均值将所选总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然后分别进行OLS估计，发现两组样本的债务融资与经营绩效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毛英等［3］选取我国沪市制造类、水电煤气供应类等六类共648家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EVA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除水电煤气供应行业外，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为显著负相关关系。与上述研究得到的负相关结论不同，汪辉［4］运用OLS方法研究了1998-2000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比率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债务融资具有显著增加公司价值的作用；范从来等［5］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的OLS估计结果同样表明，公司债务融资比率与经营绩效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债务融资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有限；张锦铭［6］根据资产负债率高低将所选总样本分为八个分区间，在此基础上构造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结果发现债务融资比率与经营绩效呈近似倒U形关系，上市公司的最优债务融资比率在0.3左右；褚玉春［7］以2001-2007年由485家制造业企业相应指标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总样本，运用GMM研究了债务融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发现公司经营绩效与债务融资比率呈倒U形，最优债务融资比率区间为（0.35，0.4］；储成兵［8］利用710家上市公司2008-2009年的财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了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与公司治理绩效在不同的资产负债率区间表现为不同的相关性。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崔晓燕，王梅：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实证分析与第一个问题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相比，理论界就第二个问题，即债务期限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则匮乏得多。Barclay［9］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长期负债比率（期限在三年以上的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与经营绩效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而Schiantarell和Srivastava［10］以及Schiantarell和Schbenelli［11］的相关研究则均表明债务期限与公司经营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国内学者袁卫秋［12］认为债务期限与经营业绩之间为正相关关系，适当延长债务期限能够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胜等［13］基于2003-200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则表明，短期负债比率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长期负债比率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可以看出，前述关于债务融资对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理论界大多围绕着企业债务融资水平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展开研究，深入探讨债务期限结构与债务来源结构对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则甚少。而且，以债务融资水平对经营绩效影响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也多是基于所选总样本做公司价值对债务比率的总体线性回归，而理论和实际情况均表明，上述两个指标之间并不一定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区别于已有的研究文献，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同时研究债务融资水平、期限结构与来源结构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第二，按资产负债率、年平均长期负债比率、年平均短期负债比率高低分别将总样本划分区间，在各分区间内构建panel data模型分别对债务融资水平、债务期限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

三、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实证检验思路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04-2009年的年度数据考察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在选取样本的过程中，剔除了被ST或PT的公司、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异常公司以及部分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确定由723家制造业上市公司6年的相应指标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集作为研究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锐思（RESSET）金融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经营绩效）的度量指标。衡量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有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收益率和营业收益率等账面利润指标以及托宾Q值等市场价值指标。由于总资产收益率反映了企业的综合盈利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因此本文选取总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公司的经营绩效。

2.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在考察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水平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时，债务融资水平为解释变量，在此将资产负债率作为其度量指标；在考察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期限结构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时，长期负债占总负债的比率以及短期负债占总负债的比率为解释变量，分别将长期负债率和短期负债率作为其度量指标；在考察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来源结构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时，银行借款率、商业信用率以及公司债券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将上述三个指标作为其度量指标。

3.控制变量的选择。在公司经营活动中，诸多因素会对其经营绩效产生影响，为准确确定债务融资对公司经营绩效的真实影响，本文以公司规模来控制公司内部因素对经营绩效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公司运营的外部环境因素（如利率、通货膨胀、经济周期和需求冲击等宏观经济因素）也可能会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引入时间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

上述所有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资本经营论文篇9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平能化集团）是2008年12月5日由原平煤集团和神马集团两个中国500强企业联合重组创立的一家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特大型能源化工集团。拥有平煤股份和神马股份两家上市公司。中平能化集团根据重组后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依照实事求是、科学发展的原则，重新规划产业布局，确立了煤炭采选、尼龙化工、煤焦化工、煤盐化工4大核心产业和煤电、现代物流、高新技术、建工建材、机电装备5个辅助产业协同发展的“4+5”产业新体系。

经济总量的大幅跃升，发展质量的显著提高，要求企业强力推进组织结构调整、专业化重组，加快提升管理水平，管理体制实现战略转型。目前，中平能化集团已经完成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了三级管控体系，但进一步激发体制活力，提高运行效率和质量的任务仍然很重。要深入分析、加强研究，进一步优化整合机关总部、产业群、经营单位的职能定位、管理流程和规章制度论文网，真正形成资源配置优化、职责权限明确、管理流程科学、执行高效顺畅、对外反应灵敏的体制机制，确保。中平能化集团化优势充分发挥，确保各业务单元经营活力不断增强。要加强产、供、销、人、财、物等基础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对各种资源的配置和运用能力，切实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特别是对核心要素和关键环节，要加强集中管控，实现有效监管。深化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新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针对管控范围大、要素流动快的实际，运用信息化、自动化等先进的管理手段和平台，适应做大做强的需要。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严格决策程序，重点强化对重大经营行为的风险管控，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

本文主要探讨一下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内部监控系统的设计，完善的内部监控系统是资本运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证。系统的设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资本运营组织保证体系的设计；二是资本运营监控指标体系的设计。

一、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组织保证体系的设计

（一）资本运营职能分析与分解

所谓资本运营职能分析与分解是指在明确资本运营总职能基础之上，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分解成为边界明晰的各项分职能。进行资本运营职能分析与分解是设计资本运营有关机构及其相互权责划分、业务关系的基础。资本运营的最终目标是提高资本利用率，实现企业资本最大限度增值，这就是资本运营的总职能。总职能的实现要通过两个层次的资本运营，即基础资本运营和高级资本运营。基础资本运营即是生产经营，也称资本的内部积累，它通过资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循环流动而产生增值。资本循环流动的质量和效率越高，资本增值的速度也就越快。而高级资本运营包含三项子职能，即存量资产重组、筹资经营和投资经营，它通过资本的筹集、资本的兼并、收购、联合、重组来实现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和企业资产配置的优化，从而增大企业资本规模和资产规模，最终实现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资本运营的职能分解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 企业资本运营职能分解图

（二）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组织保证体系设立

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权责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各经营管理层的经营权限划分是设计资本运营组织保证体系的重要依据。

下图即是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组织体系示意图（图2）：

图2 企业资本运营组织体系示意图

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组织体系各组织机构职责和权限解释如下：

（1）股东会是资本运营某些重大事项的最终决策者。包括公司外兼并、收购、联合、分立、国有产权转让、发行股票、发行公司债券等。

（2）公司董事会是公司资本运营中心论文网，包括制定发展战略规划、进行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资产管理与经营。具体可设下列四个委员会承担上述职能：

①产业发展规划委员会。根据企业集团化、多元化发展战略，结合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制定各产业的发展规划，既包括中长期规划，也包括决定企业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②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统一安排投资项目，决定投资方向、投资规模和具体投资模式选择。

③筹资决策委员会。根据企业的资金需求，在保持资本成本最低和资本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对筹资组合、规模等的决策，包括企业利润分配方案的决定。当然，如筹资涉及到出资者的重大利益，还必须经过出资者的最终批准方可执行。

④资产经营和管理委员会。除了负责企业资产的日常管理和对集团公司、经理层、子公司董事或股权代有等履行资产经营责任制情况进行考核监督外，对企业资产的重组方案进行决策。当企业有必要实施兼并、联合等资本运营重大活动时，该委员会有权成立临时兼并联合领导小组对具体方案进行决策。

（3）资产运营部

负责集团公司资产（含股权）处置管理，制定资产处置计划，组织编制和实施资产处置方案。负责产权交易管理，履行产权经纪职责，协调产权交易相关单位的关系，开展相关产权交易行为。负责集团公司兼并与收购管理，组织兼并与收购方案编制、经济分析与评估、实施，股权转让或受让项目综合管理等工作。负责集团公司对外长期投资管理，组织编制投资计划和年度投资预算，组织投资项目的调研、交流、策划、谈判、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估、实施，办理投资项目出资手续等。

（4）财务处（包括内部银行或财务公司）。现代生产经营管理的中心是财务管理，财务处因此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企业筹资经营和投资经营的具体管理执行机构，而且通过制定财务预算、进行营运资金管理和成本费用管理、进行财务分析与评价，为企业高层次资本运营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咨询。财务处还是基础资本运营（即生产经营）的中枢论文网，通过监控整个资本流过程，降低资本成本，提高流动效率，以达到促使资本最大增值的最终目标。当然，资本运营还需要生产管理、销售管理、技术管理等机构的广泛参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集团公司对子公司资本运营管理不同于分公司，它只能通过资本纽带关系，通过委派董事长或董事等决策机构人员来间接进行管理，使其资本运营符合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而不是直接干预其日常经营活动。

二、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监控体系的设计

（一）资本运营监控指标体系设计指导思想

资本运营监控指标体系设计的目的是既能对企业资本运营过程进行有效监控，又能考核和评价企业资本运营的实际业绩。因此，必须做到全面、科学的有机结合。

实施企业集团化发展战略的企业资本运营具有双重目标，即实现规模扩张、提高市场占有率的目标和实现利润最大化与资本最大限度增值的目标。因此指标体系中必须首先有反映此两类目标的指标。另外，企业经营管理者资本运营能力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相应指标体系中必须有反映资本运营能力的指标。还有，每一个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下而上都会受到威胁，要发展必须有稳定和安全作保证，所以在指标体系中还必须考虑企业安全性指标。综合起来，中平能化集团资本运营监控指标体系就包括六大类：规模经济实力指标，规模扩张速度指标，投入产出能力指标，盈利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偿债能力指标。

（二）资本运营监控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

（1）规模经济实力

企业规模经济实力是企业经营规模实力、市场竞争能力的表现。主要有2项指标：

①市场占有率=销售收入/行业销售收入

②利润占有率=利润总额/行业利润总额

这两项指标反映了企业在行业中位置和作用。

（2）规模扩张速度

企业规模扩张速度反映企业的规模增长速度。主要有5项指标：

①资本保值增值率=期末所有者权益/期初所有者权益

②资产增长率=期末资产总额/期初资产总额

③销售收入增长率=本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

④利润增长率=本期利润总额/上期利润总额

⑤对外投资增长率=本期对外投资/上期对外投资

（3）投入产出能力

企业投入产出能力反映了企业资源利用状况。主要有2项指标：

①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②成本费用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

（4）盈利能力

企业盈利能力反映企业最终经营业绩。主要有3项指标：

①总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②净资产收益率=利润总额/平均所有者权益

③销售收入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净额

（5）营运能力

企业营运能力反映企业资产周转达的快慢，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资产利用效率的体现，也是经营管理者资本运营能力的体现。主要有4项指标：

①应收帐款周转率=赊销收入净额/应收帐款平均余额

②存货周转率=销售成本/平均存货

③流动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净额/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④总资产周转达率=销售收入净额/资产平均余额

（6）偿债能力

企业偿债能力既反映企业经营风险的高低论文网，又反映企业利用负债从事经营活动能力的强弱。主要有4项指标：

①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②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③营运资金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流动资产

资本经营论文篇10

与此同时，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为代表的电视专业期刊，也集中刊发了一批旨在探索广电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理论文章，在学术层面上推动着广电体制产业化变革的实践进程与观念深化。从1999年到2000年，周鸿铎的《对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的认识和采取的经营策略》（《视听纵横》1999年第2期）、《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关于我国媒体经营的类型与研究》（《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经营管理思路》（《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郭荣生的《电视经济：一条快速发展的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期）、龙佑云的《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即将到来的产业格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产业化经营是电视业发展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飞的《产业经营：中国电视跨世纪的抉择》（《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尧风的《电视产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相关条件》（《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这些评论者以观察员、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借助学术论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广电管理行业政策产业化变革呼之欲出的关键年份，向媒体实践领域也向广电政府管理层表达着自己的话语诉求和问题意识。

2000年11月17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即广发办[2000]284号文件），明确了在保持宣传任务为中心不变的前提下，组建集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广电传媒集团的行业发展指导方针。同年底，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1]17号文件），正式明确了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大型新闻传媒集团的目标，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原则、体制、融资、运营目的等进行了全面明确地界定，该文件因而成为助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建设的里程碑。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52号文件），对广电集团的管理结构与运作制度、宣传任务与企业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细则指导。

在此前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产业和其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内容，在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及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一次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受到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3]21号文件），更进一步地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1号文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了《广播影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相关文件，审核批复了浙江广电集团、山东广电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7家试点单位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审核批复了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组建方案，将广电行业的集团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在中央战略决策导引、业界实践探索和理论界观点争鸣三者的合力推动下，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当前广播影视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相关措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建设的产业思路。这也是国家广电管理系统高层对中国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变革，所进行的第一次详细全面地阐述。《意见》分析了中国电视业目前的发展现状：电视台电台1900多座，电视节目2000多套，节目制作机构近900家，年产剧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统收入514亿元人民币；并进而指出，从1982年到现在，我国的电视媒体已基本实现了从依靠财政拨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营生的历史性转变。在《意见》中，“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性和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依法管理为保障，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化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1]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得到逐一阐释，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的最终明确。

二、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电视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明朗和实践探索进程的加快，带动着电视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1999年11月，《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文化风云”栏目发表了刘志远的文章《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在这篇篇幅不长的短论中，作者指出影视业作为“新兴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却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产品交易市场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其发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别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影视业”、“发育资本市场，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影视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创造一流产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影视业资本运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行政干预、封闭式运作”等，看法尖锐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影视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市场运营现状。文中所提倡的“形成产业规模”、“实行制作与播出分离”、“利用资本市场，合理配置影视产业资源，并通过有效地融资手段来推动中国影视业发展”、“充分发展人才的积极性”、“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等[2]，都成为了以后电视产业改革和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问题所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广电集团化呼声的升高，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呈现出了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并开始由单纯的理论研讨向实践运营层面过渡。该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第3期上刊发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在文中，作为业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赵化勇，针对中央电视台的当下运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鲜明提出了“大力推进频道专业化进程”、“进行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的改革尝试”、“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推进建立以全员聘用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快建立‘第二经济支柱’（广告为第一支柱）”[3]的运营理念和整体变革策略。相比较之下，此处的电视资本运营实际已经扩及到了电视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概念。由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电视资本经营理念上所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无疑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方电视媒体效法的对象。

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发了山东胶州广播电视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对电视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推行集约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用人制度、调整原有局台机构设置、实行制片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4]此后，刘占华《开拓广播电视节目资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林涛《从资本整合到资本运营——关于广电集团化的一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卜彦《电视产业金融资本的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12期）、王刚健《成本预算与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发表。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出发，推进并深化了电视产业运营中资本经营的研究工作。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李岚的文章《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结合广电行业2000年以来集团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现状和其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反思与构建。[5]这篇文章提出，应该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现有集团管理运营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广电集团内部运作机制的效率评估上，她主张从经营模式及其运作、支出结构及其运作、收入预期及其运作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严格评估。这一观点，是对2000年以来广电集团化浪潮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广电产业改革由速度型向稳健型转轨的恳切理论建议。文章还从产业链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国广电集团市场价值的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并将电视媒体品牌的无形资产纳入到了评估体系的范围中来。这篇文章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初期，就资本运营和体制监管进行深度剖析的，极富创设性的理论探索论文之一。

在电视产业进行资本运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民营公司的出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105号文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内容：“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6]。次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肯定了社会组织和企事业机构可以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7]随着民营电视在产业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民营电视资本运营也成为整个产业理论研究中的受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汪继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国民营电视》（陆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民营影视发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专门以民营电视产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一批著作也随之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应和着星美传媒、太合影视、浙江影视集团、贵州金天地广告节目有限公司等民营公司的快速发展情势，一方面也扣合着中国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制作/播出分离浪潮的推进，在整体上促生了产业理念研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形成。

这一时期，较早介入媒介资本运营研究领域的周鸿铎也先后出版了《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媒经济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产业制度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媒介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化地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编著的《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该书在继承原有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理念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模型、耗损结构、产业经济学框架引入到了中国电视传媒产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来。在对中国电视现状进行具体评估的基础上，《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电视资本运营系统的演进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整体推进、价值集成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资本运营》（谢耘耕著）则第一次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作者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传媒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我国传媒的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分别就传媒资本运营的发展、传媒融资、传媒并购与反并购、并购后的整合、传媒收缩战略、传媒无形资本运营等方面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同时期的媒介资本管理著作中，具有着开拓性意义。次年7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台长李晓枫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一书。围绕“传媒资本运营”这一重点主题，全书从理论框架、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等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业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理论构建、国外传媒经验借鉴和国内电视业的资源整合等层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体多元”产业格局及其经营思想的提出。围绕这两个问题，编者阐述了以播控环节为中心，向电信行业、图书及杂志市场寻求合作的综合化电视产业经营思路，并着意强调在在现有语境下推行“国资为体、资本多元”，“公益为本、经营为用”[8]运营理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总结了七年来中国电视资本运营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此外，这一时期涉及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著作还有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曙光/耿强合著的《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三九/黄飞珏著《媒介管理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或专门论述或顺带提及，探讨了电视产业资本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三、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与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在电视资本运营的探讨中，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在该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册中，传播与文化产业被定为13个基本门类之一。隶属于这一门类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艺术、信息传播业等5个大类，都被视为可以上市经营的各二级产业门类而名列其中。这个分类的出台，向中国广播电视业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承认广播电影电视是一个经济产业门类，二是明确宣示了广播电影电视业可以上市经营，三是已经上市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视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9]其实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当时中央两办相关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冲突之处的，一是在对待国外资金的态度上，二是在对待上市问题的态度上。这两个问题所反应出的，实际上也是广电行业推行集团化，实行产业改革后最终属性的判断问题，也即是“企业”还是“事业“的问题。其实，从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算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隐藏在产业化和集团化浪潮之后的软肋所在。这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始终制约着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的推进，也是向制约广电集团化更高层级和更稳健姿态发展的最大难题。同时，它也也是困扰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最大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症结所在。

无锡广电集团在成立之时，实行的就是局机关和集团合一的运行体制，行政与业务混杂，事业与企业管理双轨并存。在无锡广电集团成立一年后，2000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正式向全行业推行广电传媒集团化建设进程。从这时开始到2004年12月，广电总局叫停集团化浪潮，在五年时间内，中国先后成立了20余家广电传媒集团（包括电影，见下表）。所有这些广电集团，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逐渐形成了局台合一、集团/台合一、独立事业法人、保留行政建制但无法人资格等各种各样的运营模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广电体制改革效果的现实挑战。有学者敏锐地撰文指出了隐藏于这些乱象之后的原因，认为其一是电视作为媒介平台和广告平台，在经济利益公益属性二元对立状况下矛盾的市场定位，其二是作为广电管理部门在事业企业属性尚未最后理清并形成恰当处理方案的时候，就以行政手段促进了集团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这些简单的叠加虽然促进了电视传媒“做大”的现象，但却并未产生化合作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磨合成本超出了想象。“集团负责人头衔多了几个，党委书记、台长、管委会主任集于一身。从资产规模来看，确实是大了，但从内部来看，多数集团存在机构重复设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有的集团搞所谓有两个主题、一个板块（主体是集团，两个板块是事业板块、企业板块），部门两三套重叠设置，员工中间收入互相攀比，广告经营与节目公开，相互指责，如此这般的集团怎么能起到整合的效果？”[11]可谓见解深刻，一针见血，点中了广电集团化浪潮化乱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利害冲突和体制弊端。

2004年年底，广电总局宣布不再组建新的广播电视集团，并对已经组建的集团进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层对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反思与调整。随着这一决定的出台，北京市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在2005年3月进行了结构调整。原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所属的两台、音像资料馆和广播电视监测台等公益性单位划出，作为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运营，而其宣传与干部人事管理工作，也交由市委宣传部和上级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对于全国已经成立的众多广电集团，广电总局提出若要保留单位的事业属性，就必须剥离集团内的经营性资产，并建议将集团更名为广播电视总台。在对以上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论者陈正荣在文章中指出在现有甚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广电体制的产业化改革都将难以取得大的进展，从而进入集团化浪潮的“冷冻期”。其中的原因在于：一、电视台事业/产业的一体两栖功能很难断然分离；二、实际运营过程中节目和广告难以分离；三、于条块分割/分头管理，导致广电业管办在运营层面也难以分离。[12]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难以彻底厘清的关系，迫使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不得不暂时放缓，甚至停顿一段时期。

中国广电产业化进程中的集团化现象，不但引发着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台湾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这其中，台湾政治大学赖祥蔚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彭怀恩/关尚仁指导，2002）最值得关注。在这篇旨在研究中国广电集团形成动因的论文里，作者从全球经济和媒体产业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入世”背景，探究了中国广电集团何以出现，以及政府层面为何提出集团化政策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大陆广电集团的形成同西方媒体集团多出于市场自然形成的模式不同，它们受到的助力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合力，来自国家政治层面的主导性因素更多一些。这篇论文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口，结合经济学家Mosco的理论母数与结构化理论、发展国家论、新制度论等论述，对中国广电集团化进行了别具视角的分析。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赖祥蔚还先后发表了《湖南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大陆研究》46卷第4期，2003/07）、《广东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台湾铭传大学“掌握学术新趋势接轨国际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12/18），分别对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成因和广东省组建广电集团的可能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结合实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以结构化理论，分析了集团个体和整个广电行业结构之间变迁的相互影响，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及娱乐化的审视维度上，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此外，这一时期专门以广电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还有王宇的《中国广电集团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博士论文，曹璐指导，2002）、虞国胜的《中国第一家广电集团的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及陈炜的《城市广电集团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等专门著作。

除了对集团化的理论反思，对同时推进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也有学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复旦大学李良荣在文章中认为，从1996年开始的整个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就是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其目的是使原来单一的传媒结构变得多元化，从而改变媒体的增长方式。可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这一状况似乎并没有出现。电视频道专业化不但没有带来电视的大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不同频道同质化、专业频道大众化以及由过度竞争导致的成本高涨、收入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13]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公共领域和社会服务职能出发，对中国电视的产业变革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产业化所引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远远不止经营层面，它还辐射渗透到了媒体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传播》与《新闻大学》开辟专栏，对公共电视问题进行了讨论争鸣。郭镇之、石长顺、谢勤亮等人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将电视产业改革的讨论由单纯的经营层面扩展深化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4]

面对一片质疑之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仍应继续前行；并在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事分离、政企分离、制播分离”的鲜明观点。[15]现有集团事业/企业“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是很难产生真正地竞争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运行模式更适合作为一种媒体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应成为长期性运营模式的制度基础。……对于传媒集团的来说，必须意识到目前进行的重组也只是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迟早都要学会在没有垄断特权庇护下的市场化生存。”此外，文章还对国有资产和产权清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IPTV的经营问题、社会民营资本参与节目制作的问题、推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问题等。

对中国电视产业变革十年来所发生的理论争鸣与实践变革进行总结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人们还并未就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运营，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改革结论，而这，也恰是制约今天电视产业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阻力所在。

关键词：电视产业化改革探索反思

[摘要]：

本文分别从媒体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进程与实践推进、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问题反思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十年来的广电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无论对于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理论学家，迄今为止并未就电视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经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广电产业体制改革在诸多矛盾问题的交织与困扰中，已经进入到了产业体制改革的“冷冻时期”。

[注释]

[1]国家广电总局文件《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12月30日），载《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年卷）。

[2]刘志远：《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五版。

[3]赵化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4]王政林、周建明：《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5]李岚：《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

[6]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第105号文件。

[7]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第34号令。

[8]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3页。

[9]陆地：《资本市场与中国电视产业关系的转机》，载《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4期。

[10]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1]同上。

[12]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资本经营论文篇11

(一)基于社会一文化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该范式遵循韦伯传统，主要是运用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去探究家族化问题。所谓韦伯传统就是强调特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其所处的文化制度环境(包括经济伦理环境、价值认定环境和社会交互环境等)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比较蕴含在不同企业组织结构背后的“文化决定因子”来解释某种企业组织结构生成衰败原因的一般性命题。国内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文献集中体现传统文化论、家庭契约论和社会资本论。

1．循着费孝通(1985)的思路，传统文化论的主要观点有：中国传统的“家文化”特征和“差序格局”的信任关系(卢现祥，2000；陈立旭，2000；姚贤涛，王连娟，2002；李春来，2002)是民营企业家族化的文化动因。张之锋(2001)认为，家族制是民营企业在“私德有余而公德不足”条件下的“不得已的选择”。张强(2003)则从“自家人”和“外人”的角度对传统文化与家族经营的关系作了解释。

2．家庭契约论(贺志锋，2003)认为如果把具体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看成是外生变量，假设它们是同质的；由于家庭的行为规范是利他主义，思想感情的一致使家庭内部能够实现有效的劳动分工(贝克尔，1987)，从而实现“有机的团结”(迪尔凯姆，1986)。当家族成员共同控制和管理企业时，企业的委托的契约性质、团队生产监督问题、人力资本专用性问题和信息特征都将发生改变；家族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基于感情的共同预期和非正式承诺，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家族企业是一种“高信任”(这种信任是一种基于感情的感情信任，而不是基于能力的认知信任)的组织形式(Jones，1983)，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契约；而且，在家族企业中，委托人对人的高度信任来源于人的行为和情感，而不是人的绩效。其契约特征表现为感情关系导向，而不是遵循经济理性，并且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强度远高于非家族企业的董事会和CEO之间的影响。

3．社会资本论在家族制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对福山(1995)关于华人企业的研究结论给予足够的重视，社会资本与民企融资的关系(储小平，2003)借助行政权力和社会关系为企业获得各种资源(李路路，1995)；周殿昆(2002)从作用范围、信息搜寻费用、防范道德风险机制、监督费用、违约失信概率和获取资源状况六个方面比较当前社会信用和家族信用，来说明家族信用是乡镇企业向家族企业回归的主要原因。程书强(2003)从信任与社会结构、制度变迁转型存在高度关联的角度分析社会信任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影响。储小平(2003)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财务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指出家族企业在这四个层面的具有内在的作用机理。

(二)基于资源－能力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该范式运用企业管理理论从组织效率论、企业家能力论、企业文化(团队精神)论等角度对民营企业家族制作出解释。

1．组织效率论以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为依据对民营企业家族化治理机制作运用性解释。强调特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其在管理和技术层面所能达到的经济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比较不同“企业制度类型”在组织成本、管理能力、经营绩效等方面所可能存在的差异，得出某种“企业制度类型”之所以生成衰败的一般性解释。民营企业家的自我雇佣或家族化倾向在于它能低成本的减少X-效率从决策效率、对市场机会的捕捉和把握、企业凝聚力、减少内耗等方面说明家族企业的效率。如朱富强(2004)从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角度论证家族企业长期存在的理由。

2．企业家能力论延续了熊彼特传统，即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企业获取利润的源泉。主要观点是认为民营企业创业者的在企业的创建、成长和发展中具有特定的作用。邬爱其等人(2003)认为，企业家主导下的组织认知的一致性才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民营 企业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将长期存在。石军伟(2003)基于企业家能力的内生性提出“建立企业家机制主导模式才是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目标”。这是对阿尔钦的古典企业论的明确坚持。

3．团队精神论(Alchian&Demsetz，1972)认为家族企业在创业的历程中具有天然的凝聚力和奋斗精神，为家族荣耀甚至为打造百年基业而努力工作：又因为亲属关系相互熟知，信息对称，建立心理契约比较容易。钟朋荣认为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化经营，是因为家族企业拥有更多的关心企业资产的资源。

(三)基于制度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该范式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企业家供求论的观点对家族企业进行制度分析。

1．交易成本理论。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研究民营企业家族化的思路，故可以归结为科斯传统。所谓科斯传统就是经典的企业理论分析方法，即交易成本范式。由科斯的交易成本观点出发衍生的团队生产理论(Alchian&Demsetz)、资产专用性理论(Williamson)、理论(Fama，Grossman&Hart)、契约理论等成为企业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该论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成本过高，主要的观点有非对称信息论、内部交易成本论、外部市场论。非对称信息论认为：市场制度环境的不完善(王连娟，2001)和“低文本文化”形成的信息非规范化和分散化(陈凌，1998)。外部市场论认为由于经理市场还是一个“柠檬市场”，所以发现优秀经理的信息搜寻成本很高；因为高昂的成本和残缺的社会信用使家族企业排斥外部职业经理，这种“寻找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环境的矛盾”构成私营资本管理方式转换的障碍，这将使私营企业“管理青春期”跃迁要经历的一个长期过程(刘伟，2010)；同时又由于“家族企业治理家族主义的信任结构”促使经理市场的失灵(李新春，2003)；经理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制约了家族企业的制度创新(周立新，李传昭，2004；刘平青，2004)；周立新，李传昭(2003)运用信息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外部市场模型。

2．制度变迁理论。可归结为诺斯传统。即从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整体制度变迁角度研究家族企业。在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关于制度演化的分析范式运用，存在两种观点：制度变迁论和制度效率论。制度变迁论者主要从制度创新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讨论当前家族企业走向公司制的约束条件(方晓军，高瑛，2004)；从制度嵌入和制度耦合的角度寻求制度变迁与制度环境的兼容性，如在外部治理机制不健全条件下家族制虽非“最优”制度安排，但或许是“最不坏”的制度安排(郑家喜，蔡根女，2004)；制度效率论从非正式规则的存在及其变化对企业制度选择的制约来论证一定制度环境下家族制的阶段合理性(何智美，2004)，认为只有能对企业核心要素提供有效激励约束的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制度；郑文哲(2003)建立了一个家族企业制度适用边界模型。

3．企业家供求论。任晓(2004)以温州为例从经理市场的供求状况探讨了企业家古典锁定的内在机理和外部条件：导致企业家供给水平低下的原因是逆淘汰支配下的企业家市场导致过低的预期收益增加了企业家专用性资产进入市场的风险，噪音化的职业市场信号加剧资产所有者的自我雇佣；企业家需求弱化的主要因素有“家庭及泛家族组织与企业生产梯队的整合”、“股份合作与企业家人力资源共享机制”以及“发达的专业化商品市场或专业化产销基地弱化了企业对企业家的需求”。张佩国(2004)对民营企业换帅提出自己的看法：个人权威与制度化结合不会影响企业的竞争能力。

(四)基于演化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组织演化论源于阿尔钦(1950)的达尔文主义市场选择论和纳尔逊和温特(1982)的“惯例性行为”论。前者认为，生存下来的是经过经济体系甄选后的成功者，因而是有效率的；后者认为组织创新的运动机制在于对惯例的承继和创生。在民营企业研究文献中，组织演化论者认为民营企业之所以选择家族化的产权形式或治理结构是适应现实经济环境的结果，运用演化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来深入探究“家族企业基因”与经济环境的关系，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借助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加以解释。刘平青(2003)关于“家族基因”的解释比较新颖，他认为决定家族企业“遗传”与“变异”的关键在于“家族基因”的四种“碱基”：利己人性、心智模式、利他人性和文化因子。陈文科(2005)认为，“家族基因”所形成的非契约凝聚力和适应性创造力是家族企业生命力保持持续发展活力的内生性因素。企业认为温铁军(2004)强调了环境的作用，认为大规模民营企业转制是在宏观经济波动的产物，不单纯是微观经济的结果。

(五)基于网络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网络是界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一种企业组织形态(或叫经济组织形式)。专业化家族企业集群的生存多是依赖这种网络分工形式，以此降低风险。因为网络存在企业需要的关于“相似性活动”的知识，Richardson(1972)将企业间密切的合作关系称为产业组织网络模式，他开创的网络范式成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前沿方法。拜尔恩(Byrne，1993)把企业网络定义为：独立企业间的短期结合，它没有总部和组织图、没有科层、没有纵向一体化，网络内成员企业的分工细致。浙江和珠三角一带兴起的企业集群吸引了国内学者的眼光。陈守明(2000)认为，小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具有稳定性强、效率高的特点，温州家族小企业正是通过由相关性强的企业组成企业网络组织这样一种形式克服规模局限获得竞争力。以温州打火机产业为例，家族企业网络的优势在于一是减少机会主义，如零部件生产的标准化和适度竞争、网络内道德信用、区域内企业集聚的低信息成本以及网络组织的柔性化都有助于克服机会主义；二是相对于大企业的比较优势，如对需求多样化适应性强，内部管理成本低，激励机制好，分工、合作、竞争导致核心能力的专注，以全价值链最优化来选择合作企业并进一步促进核心能力的提高。钟朋荣(2004)以绍兴纺织业的产业集群为例揭示了作为企业网络或产业集群中一个元素的中小民营企业，其走家族化之路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他提出一个公式：产业集群+家族制=竞争力。朱秋霞(1998)和陈凌(2003)则从家庭网络和企业网络的角度分析了家族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社会基础。

二、企业理论研究范式比较及其对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的启示

笔者根据对相关文献的内在逻

辑和主要概念做出上述分类，这种的归纳不一定与成果所有者本人的初衷完全一致，但它并不影响我们对研究方法本身的认识。社会一文化范式、资源一能力范式、制度范式、演化范式和网络范式是当前企业理论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甚至可以说有的是主流方法，有的是前沿方法。这些方法用来解释家族制存在的合理性，展示了问题的不同侧面，深化了对家族企业演变的理解。不过，仅就观点而言，单一的视角不足以给出满意的答案。只有综合起来，才能形成对家族制的合理解释，才有可能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变迁以及家族企业合理性空间的扩展做出有说服力的推测。传统文化论强调“家文化”特征和差序格局的信任关系对家族化的重要影响，但无法回答：使得家族化组织成为儒家文化圈中的主要和有效的治理模式。但这至多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儒家文化圈中，家族企业成为主要的企业治理模式。但它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2/3以上的企业也是家族企业。因此，对于中国当前盛行民营企业家族化现象，社会文化范式并不具备足够的解释力。

对于家族企业管理效率和组织能力的高度评价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缺陷。如强调创业者尤其是核心人物的领导作用的观点，这种解释随着第二代的更替已成为追忆的历史；而家族企业产权和治理的非经济性在一定条件下会被经济力量所穿透。

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制度环境约束和嵌入性要求，认为家族化锁定是市场和制度不完善的结果。但是它无法解释已经有不少的民营企业建立了现代公司制，一些家族企业逐渐地“泛家族化”。

在交易成本理论看来，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企业不断把内部交易成本(组织成本)外部化的过程(交给市场解决)，同时引入不可交易的且企业需要的部分。它犯了科斯同样的错误，就是只看到企业的交易功能，没看到企业的生产功能。因为企业的知识由契约性知识和生产性知识组成(刘刚，2002)，前者可以根据收益成本比较从市场上购买，而后者是内生的，需要自身的投资。

能力范式在于解释那些企业内部不能交易也无法交易的现象，如企业的隐含知识、核心能力、关键性资源等。基于交易成本范式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在一定程度靠近能力范式，但是还存在很大距离。刘伟(2001)把企业产权制度看作是要素市场制度的函数，产权结构是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函数。这种观点有助于对家族制在交易成本理论和能力理论结合性方面进行解释，即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化的产权形式和治理形式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维持了关键性资源，而这正是要素市场(经理市场、资本市场)制度和资产专用性(核心人力资本和其他关键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演化理论是研究民营企业制度的一个崭新视角，但是仅仅局限于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观点有时显得比较牵强，而且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与生物演化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现有文献中的一个缺憾是关于网络范式在民营企业研究中的运用与经济现实相比远远不够。网络范式揭示了区域性产业集群或企业网络的形成机理，以及信息化时代的网络经济和虚拟组织的存在理由，它以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辅之以经济社会学和交易成本理论，暗含着演化理论的逻辑，形成有现实感的理论魅力。在当前家族企业研究中，少数文献有所涉及，但缺乏理论自觉。家庭契约论和社会资本论以及产业集群论从非正式制度和规模效应的角度进行分析，显示出网络范式的痕迹，但似乎又有一种欲说还休、不够明快的感觉。网络范式以其特有的理论生命力显示出比制度范式(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文化范式(也可成为经济社会学)对民营企业家族化有更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虚拟网络、社会网络与企业网络的交互作用，衍生出丰富多彩的企业组织形态，这些组织形式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需要我们运用新的理论去解释。

从国外企业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理论、控制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治理经济学)对中国民营企业有较强的解释力；在方法论上，新古典方法、制度分析和演化分析都有助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当前企业理论出现了契约理论和能力理论合流的趋势，这将为研究中国民营企业提供更多、更新的视角，有待我们去吸收养分，灵活运用。

三、民营企业家族化现象的经济逻辑

企业组织形态(包括产权、治理结构、组织形式等)的变化是由经济系统运动的内在逻辑决定，它是企业自身的因素与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用williamson的话来说，企业是一个适应性组织。在一个无强制性的经济体系中，企业之所以采取某种产权制度或治理方式是企业经济活动自生自发演进的结果，而不是某个人或组织理性设计的产物，这种企业从而具备了“自生能力”(林毅夫，2002)。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影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企业演化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提高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市场规模的扩展；技术进步；制度环境的改善。而判断一种企业制度是否合理或具有效率，要看它是否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要看它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是否是低成本的(巴曙松，屠新曙，2002)。

民营企业作为一种本来意义上的企业，对市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它的演变过程与市场进化过程息息相关。应焕红(2005)把民营企业的特点概括为：具有生存特质，是一个动态伸展的过程，是一个自觉学习的系统，是一群尖锐矛盾的集合，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组织。基于这样的描述，大部分民营企业实行家族经营一方面是根据自身发展要求作出的制度选择，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市场化发展进程的结果。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在特殊的政治环境、经济生态和文化背景中，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民营企业面临两种不信任，即在经理市场上，企业主不信任经理人，在资本市场上银行不信任民企(所谓金融恐私症)，产权封闭化、治理家族化是无奈也是明智的制度选择。简言之，就是为克服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将成本和风险最小化。当然，即使是家族化治理，也会出现形态各异的制度形式，这就取决与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信息结构，不同的信息结构导致不同的控制权结构，从而形成不同的契约结构，最终在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中选择不同的治理机制。而这种治理安排也并非静止不变，民营企业天生的学习、模仿、纠错能力使治理机制处于不断的优化调整之中。迷信现代企业制度、片面地追求所谓的新型企业制度、简单的否定家族制，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更不是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因为，这种否定“缺乏扎实的经验基础和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 (韩朝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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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经营论文篇12

2010年5月13日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也是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研究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刻理解这一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利用”、“限制”阶段，“改造”、“消灭”阶段、“补充论”阶段，“组成部分论”阶段和“平等论”阶段。

(一)“利用”、“限制”阶段(1949--1952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加工订货、定购包销、扩大贷款、减轻税赋、调整劳资关系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和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进行了限制。在“利用”、“限制”政策的指导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改造”、“消灭”阶段(1953--1976年)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1957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被消灭了。

1957年前后，毛泽东等人对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又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指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这些思想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党的政策又转到“消灭”上来。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出，“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特别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判断下，更是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并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尖锐批判。以这一错误分析为基础，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朝着“左”的方向越走越远。不仅不允许存在私营经济，而且急于消灭个体经济，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

(三)“补充论”阶段(1978--199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雇工大户”形式出现的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针对这些“雇工大户”，中国共产党最初采取了“默许”政策。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得很明确：“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放了这么两年”，随着党对私营经济认识的逐步加深，在1987年提出了“补充论”。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有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肯定私营经济，虽然它的名字还叫“私人企业”。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私营经济，并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补充论”的提出标志着全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四)“组成部分论”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提出，淡化了“补充”的配角意味，向“自家人”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意味着私营经济由作为“补充”的配角变成了“自家人”，由“体制外”进入了“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第二次重大飞跃。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标志着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五)“平等论”阶段(2002年以后)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意味着“经济上平等竞争”。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就意味着“法律上平等保护”。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给予私营经济平等待遇的36条意见。“非公经济36条”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平等论”即法律上平等保护和经济上平等竞争。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和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待遇，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为了贯彻执行“平等论”，党和国家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上五个阶段，呈现出“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演进历程，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的理论环境

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发展，是其形成和演进的理论环境。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利用”、“限制”政策的理论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锤炼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正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利用”、“限制”政策提供了理论环境。

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一种与近代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积极作用。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讲的：“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利用的同时，也要对其采取限制政策，使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政策的理论环境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到来，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曾取得过巨大成绩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化、教条式的理解，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曲折。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所有制上，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不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私营经济被改造、被消灭就成了迟早的事情。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补充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逐步形成。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补充论”提出了。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南逐步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充分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的社会阶层，说到底它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比如，旧式农民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者。一定的社会阶层之所以代表一定的生产力，是由于从这种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中可以获取他们本阶层的利益。在社会进步中，为了既不破坏旧的生产力，又能充分发展新的生产力，就必须相对维持旧生产力代表阶层的积极性。我国面临一个生产力结构多元化的现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性和适当稳定旧有的生产力不被人为地破坏，就应当保持一种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保障社会发展积极性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必然决定了我国的私营经济将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组成部分论”的理论环境

1992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组成部分论”形成了。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到了党的十五大，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为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本质上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让渡和转移。具有自主功能的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私营经济是行为独立、具有自主功能的产权主体，它的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构筑了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家是国有企业唯一的产权主体。集体所有制企业尽管与国有企业分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但在国家统一经营的模式下，集体所有制企业失去其经济自主权，从而弱化了独立产权主体的功能。它同国有企业的产品交换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行为。因此，如果没有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为“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五)科学发展观：“平等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突破，科学发展观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平等论”逐渐形成了。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然后指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而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就是其要求之一。因为只有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法律上平等保护、经济上平等竞争，才能有助于私营经济破除体制障碍、冲破融资困境，实现上规模、上档次、高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由经济发展“输血型”向“内生型”的转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为“平等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由上述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不断突破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也可以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在一系列突破性的重大理论中孕育产生，也是这一系列重大理论的一部分，同其它理论一起共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理论环境不断成熟和完善。正是在理论环境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经历了“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不断向前发展。有了不断发展的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私营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至590页。

②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1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⑥⑦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36页。

⑧(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37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7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2)(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18页。

(13)(17)(15)(22)《新华月报》编，《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3、396、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