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篇1

1 小城镇规划存在的问题

1．1 没有形成成熟的小城镇规划理论体系

目前，我国小城镇建设尚末摆脱自然演进的模式，没有形成成熟的规划理论体系。在小城镇规划和建设管理近30年的规划建设实践中，小城镇规划技术理论发展远远落后于小城镇建设发展的速度，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小城镇规划理论与技术管理体系。在小城镇规划实践中，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小城镇规划及村庄规划所含的各种内容、技术标准都在小城镇建设所必须的规划设计中运用，但往往内容及技术标准相互不衔接，不协调，造成工作的被动。小城镇规划理论急需创新。

1．2 缺乏资金，规划技术力量不足，管理不规范，

由于小城镇大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尤其是地处西部地区的小城镇，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相对东部及沿海地区落后，突出表现在财政困难，是吃饭财政，基本上就是保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政府基本运行，加上按照现行“乡（镇）财县管”的财政体制，很多小城镇没有财力将规划编制、实施及监督的经费纳入本级财政。据统计，全国60%的小城镇没有规划管理机构，缺乏专业技术人才，造成规划管理混乱，管理缺位，不按规划，无证违法及无序建设的状况非常严重。规划管理要实施“一书三证”的管理办法和管理程序，小城镇的行政领导往往没有按照上述规划和程序进行规划的实施及管理，误认为只要按照总体规划平面图和文字说明或凭经验及长官意志，去确定建设项目的选址定点即可，且往往无原则的迁就法律意识淡薄的建设业主。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行政长官对《城乡规划法》及城镇规划建设工作不熟悉，对专业了解甚少，对建设业主放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规划编制单位缺乏职业精神，为了利益，迁就现状、迁就长官意志和业主不合理要求。

1．3 规划体系不完善，规划可操作性差。

很多小城镇只编制了总体规划，没有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各项专项规划等，还有，小城镇规划的一个规划期限大多为15～20年，，很多小城镇总体规划已经到期却没有修改等，这些造成规划体系不完善。以及很多编制规划的单位没有认真研究当地实际情况，规划内容达不到规定深度，从而导致可操作性差，且单凭批准的总体规划用于指导小城镇建设，其现实引导控制作用大打折扣，规划难以落地。

1.4，没有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

很多小城镇，表面上是科学编制规划，而实际上对小城镇的土地经济因素、城镇空间、城镇景观、综合效益分析等大多缺项且缺乏论证说明，更没有仔细研究地方特色及历史文化，没有保护历史文化资源，造成小城镇建设千城一面，没有凸显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

1. 5 没有统筹协调发展

由于城镇体系规划缺位，加之规划意识不足，没有进行小城镇的职能性质定位，没有对其产业发展进行引导和区域协调，一些小城镇产业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分散无序的投资方式既形不成规模，又造成同类产业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经济效益低下，造成比较大的浪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 小城镇规划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2．1 宏观指导的原则

区域协同、城乡协调发展原则: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战略指导下，谋求产业发展、人口分布、居民点建设、基础设施布点、生态环境改善的城乡有机结合，促进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达到城市与乡村共生共荣、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因地制宜原则：小城镇地区差异大，发展条件不同，要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强化地域特色，采用适宜技术，走特色发展之路。

人本主义原则：充分利用现代文明成果，强调人文关怀，因地制宜建立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和谐的人居环境，构筑具有一定乡土特色和地狱特色的小城镇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综合、长期、渐进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市场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原则：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资源合理配置，充分提高提到利用效率。对城镇公共设施实行政府的有效调控，保证小城镇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

2. 2 规划技术原则

科学合理原则：坚持科学理性。兼顾小城镇的价值合理和技术合理。

完整性原则：全面考虑各项规划影响因素，完善各项规划内容。

灵活性原则：注重适应性，加大规划弹性，留有发展余地。

创新性原则：探索新方法，应用新技术，促进体制创新。

独特性原则：挖掘特色要素，强化地域特色。

集约性原则：节约资源，通高效益，促进集约化发展。

连续性原则;尊重历史，尊重现状，远近结合，滚动发展。

可操作性原则:着眼长远，立足现实；政策到位，措施得力；强化规划的可操作性。

3 当前开展小城镇规划的指导思想

3．1 进行规划理论创新，建立统筹规划的观念。

(1)制定和实施小城镇规划，必须以建立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镇，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三农”、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基本目标，坚持城乡统筹的指导思想。

(2)必须具备区域全局观念，制订综合性的规划；编制实施综合性的规划，必须实施由政府组织、部门协调、专家领衔及公众参入的规划编制体制。要实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统筹协调，避免三个规划内容打架，实现三规合一。

(3)在改革实践中，把一些做的好的，先进的小城镇规划经验理论进行总结，上升到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的高度，形成一套完整的小城镇规划理论与技术管理体系，用于指导小城镇规划实践。

3．2 保障经费、建立健全规划机构，引进技术人才，规范管理

小城镇要保障规划经费，要建立健全相应规划管理机构。每个小城镇都要设立规划管理站所，至少要引进2―3名规划专业技术人才，将规划的编制、实施、管理等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充足的规划经费，做的有机构、有技术人员、有经费，改变规划缺机构，缺技术人才，缺资金的穷迫状况，真正使规划落到实处。要严格实施“一书三证”的管理办法和管理程序，，发挥其在小城镇规划建设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作用。加强执法，不管是建设业主，是单位或行政领导，只要违反规划规定，就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3．3 完善规划体系，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要按照《城乡规划法》要求，依据规划编制的技术规范、规定和标准，及时编制和修改小城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想详细规划及必须的专项规划。认真研究小城镇的土地经济因素、城镇空间、城镇景观、综合效益分析等，科学编制各项规划，要达到规划编制的深度和要求，提高规划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3．4 突出文化内涵，塑造地方特色。

历史文化是小城镇所特有的，它是城镇特色中“最内在、最具有恒久力的东西”，是小城镇的灵魂。因此，小城镇规划设汁应结合本土文化，塑造“地方特色”。小城镇文化的涵盖面很广 ，除了历史文化之外，还包括民族文化、经济文化、建筑文化、自然文化、地域文化、精神文化等诸多方面。小城镇规划应突出文化原则，塑造小城镇自己的特色。小城镇规划要更深一层地去“做文化”，力求做出地方特色、做出品牌。规划设计人员在对小城镇进行规划设计之前，要全面地调查、掌握小城镇历史、地域、建筑、民族、产业等方面的特色，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3. 5 注重强化协调的手段和措施，完善城镇体系规划

要把小城镇放到小区域乃至全国甚至全世界等大区域的视野中来审视，来规划。要在城镇体系规划中明确小城镇的职能定位，要编制完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及县域村镇体系规划。

（1）贯彻城乡统筹的规划要求，协调区域范围内的城镇布局和发展。确定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镇化发展途径和城镇体系，规划要以区域为整体，着重研究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

（2）明确区域内各级城镇的功能定位，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对开发建设活动提出鼓励或限制的政策。协调和控制对区域整体发展不利的开发活动。

(3)统筹安排和合理布局基础设施，实现区域基础设施的互利共享和有效利用。对区域开发活动的空间布局和时序进行引导，通过合理、妥善的组织，实现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降低区域开发成本。

(4)通过不同空间职能分类和管制要求，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实行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协调城乡发展，促进各类用地的空间集聚。

3．6 强化生态理念，进行生态规划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那种粗放污染式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小城镇规划建设到了应该进行检讨，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时候了。决不能以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获取暂时的经济利益，必须切实保护好小城镇的生态环境，以利于小城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小城镇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市政建设问题，而是涉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发展过程。保护生态环境是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小城镇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小城镇规划应按照建设生态小城镇的要求，高起点、高标准地进行生态规划设计，提高小城镇的形象和品位，吸引农村人口就近进入小城镇，加速我国城镇化的进程。

生态城镇是今后小城镇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规划是小城镇趋向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强化生态理念、注重生态规划设计是小城镇规划应该遵循的必不可少的原则。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篇2

1.　加快小城镇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1）当前，随着城市化问题的出现，以及大中城市承载力日趋饱和，加快小城镇建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机会，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同时，结合当地情况，走一条特色小城镇建设的道路，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重大战略选择。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完整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被放在了“五个统筹”的首要位置，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既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是解决城市化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发展小城镇走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2）因此，我们要抓住当前城镇化建设的大好时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小城镇建设，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充分利用小镇发展的优势和潜力，解决小城镇建设的不足，结合各地情况，打造出一批具有较强服务能力和辐射能力的特色小城镇，从而将我国的城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2.　加快小城镇建设的优势和潜力

小城镇作为覆盖农村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启动农村市场方面发挥着示范和辐射作用。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就要利用小城镇发展的优势和潜力，形成城乡互补的新机制。与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

（1）加快小城镇建设能够吸聚大量农村人口，有助于把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发挥的重要作用。小城镇与农村相比，小城镇虽然处于城市体系的末端，但仍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保障制度等方面具有大的比较优势，是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有力保障。与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又具有面向农村、量大面广、转移成本低等特点，能较好地解决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转移的适应性问题。因此小城镇是开辟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它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是实现大量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途径。

（2）加快小城镇建设，推动城乡经济交流发展，有助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小城镇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是城郊型经济的平台。首先，小城镇是城乡商品市场交流的平台。当前，随着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城市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增大，而农村对工业品需求量亦增大，小城镇成为城乡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平台。其次，小城镇是城乡人才流动的平台，当前我国人力资源的结构性问题突出，小城镇可以发挥在城乡人力资源的双向流动中的纽带作用，引导城乡人才有序合理流动。再次，小城镇是城乡信息交流和共享的平台，信息匮乏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这必然影响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节奏和农产品的销售，小城镇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是促进城乡信息交流的最好平台。

（3）加快小城镇建设有助于是促进农民观念转变，推进农村现代化。小城镇作为连接城乡、工农的纽带，将大中城市的先进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小城镇，再由小城镇发散传递到周边农村，为农民现代化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可能。加快小城镇建设不仅可为进入小城镇的农民知识化提供各种方便条件，也对农民向市民转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将促使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改变，实现人的现代化。

3.　当前小城镇建设存在的问题

我国小城镇建设迅猛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小城镇的建设和管理也存在着十分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

（1）小城镇规模偏小，辐射能力较差，集聚功能难以发挥。小城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定人口的聚集体，其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因此，小城镇规模不够大，人口的数量少，就会造成小城镇发展空间和辐射区域狭小，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小，导致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过高，小城镇基础设施不健全，不能满足小城镇居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制约了小城镇的建设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小城镇功能的发挥就会受到极大影响。

（2）小城镇建设整体规划不强，布局不合理，特色不够鲜明。小城镇作为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必须用成熟的思想指导其建设，以保证小城镇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小城镇建设缺乏总体规划，缺乏正确的指导和科学的管理，并且受资金、人才及观念等方面的限制，目前小城镇建设发展规划普遍存在起点不高、定位不准观念不新等问题。同时，在城镇规划中，往往忽视对自身历史渊源、文化背景、风土人情等个性特质的把握，使小城镇建设缺乏特色。

（3）小城镇发展建设资金短缺，投入严重不足，使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功能较为单一。对投资缺乏吸引力资金不足是全国小城镇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制约小城镇建设和阻碍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因素。尽管小城镇的投融资体制目前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投资者，特别是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收益小、问题多，市场化运作难度大，社会资本参与小城镇建设管理的机制尚未形成。加之，地方财政配套财力不足，小城镇普遍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不健全的现象。

（4）小城镇建设权责不明，管理混乱，改革滞后。由于小城镇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不能形成集中统一领导，政策资源和资金项目比较分散，不能集中投向重点小城镇，未能形成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合力，城镇建设管理中存在盲目性、随意性。同时，由于主管部门间职权交叉，责任不明，加之改革滞后，对小城镇的建设管理有时放任自流，在管理上执法力度不够，违规建设、未批先建、乱搭乱建等现象突出。

4.　加强小城镇建设与管理的对策

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兼顾，把小城镇建设纳入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中，运用市场机制多元化融资，紧抓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策配套，增强小城镇辐射带动作用。以制度创新推进小城镇建设，努力提高小城镇管理水平。切实做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全面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协调发展。

（1）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作为基本前提，全面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小城镇规划要按照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的要求，体现高起点、可持续，从而使城镇健康有序地发展。在完善城镇发展规划中，必须突出科学性，要按照小城镇建设的发展规律办事，根据其区位优势、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依据历史文化特色布局，在布局上确定好小城镇的性质、功能和基础设施规模，注重实效，真正走一条以市兴镇、产业立镇之路，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的发展道路。小城镇建设规划必须面向“三农”问题，坚持把“农村工业化、农村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作为发展目标。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增强城镇对农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运用市场机制多元化融资，加大小城镇建设力度。小城镇建设要通过市场经济的运作方法，创新小城镇建设资金筹集的渠道和机制，摆脱对财政的依赖思想，使小城镇建设从过去主要依靠政府投入，转变为向社会向市场要投入的机制，运用城市经营理念，盘活城市公共资产，走资本运营的路子，逐步朝着国家投入为辅，社会投入为主，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的形式过渡。完善小城镇地财政管理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小城镇建设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在城镇土地转化和升值、房地产增值中筹集建设资金，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城镇公用事业、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大力吸纳社会各方面资金用于小城镇建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培育资本市场。同时，积极争取上级支持，给予资金和政策的倾斜与扶持，努力为小城镇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3）抓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策配套，集聚农村人口，增强小城镇辐射带动作用。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关键之一，要充分考虑小城镇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带动功能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载体功能，增强人口凝聚性，使农村人口有效地向小城镇集中，积极探索农民安居、就业、失地补偿、社会保障的有效办法和途径。推进小城镇基础设施向周边乡村延伸，实现城镇化。同时，紧抓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设施，促进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重点解决水、电、路和生活垃圾处理等问题，切实改善城镇人居环境。

（4）以制度创新推进小城镇建设，努力提高小城镇管理水平。要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的原则。因此，抓好小城镇建设的同时，必须提高小城镇的管理水平。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同时，进行体制创新，深化小城镇综合配套改革。首先，要全面落实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确保城乡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积极为城乡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创造有力条件，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城镇建设和发展的决策管理水平。将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搞好城乡社区服务上来，要不断加强村镇建设管理方面的执法力度，实现建设管理规范化，创造有序、文明的农村环境，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贾玉洁关于小城镇建设的思考［期刊论文］-改革与开放2011（4）.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篇3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理论对区位与城镇问题的研究是在认定城镇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的进步具有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一共识的基础之上，由此引申出不同类型区域推进城镇化和 完善城镇体系的政策含义，即强调各地区应基于不同实情科学慎重选择适合本区域特色 的发展模式和基本路径实现城镇化，从而通过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 充分就业和破解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其他重大关键性问题。但是，经济理论始终并不十分关 心城镇的起源及城镇化的成长机制，也没有基于某一个核心概念构建经济学分析城镇发展这 一经济社会现象的解释框架，而使以城镇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探索存在缺陷，并且出现与 城镇及城镇化相关研究陷入混乱的局面，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以城镇发展基本条件、推进城 镇化的动力机制、传导机制等关系不明、界定不清为典型。

不仅如此，发展经济学也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论是对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 还是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抑或是对城乡发展关系的研究，都是以既存的城镇 具有诸多优势为假设而推论，往往忽略了对其研究赖以成立的本原基础的考察，加之经 济理论中存在一种从城镇化发展而非城镇的产生这一基点开始分析问题的倾向，由此凸现了 理论界不仅要给城镇的性质提出分析框架，而且要弄清楚城镇与现实存在的和正在进行的城 镇化的不同之处进行科学解释的必要性，特别是，究竟是何种力量推动着城镇的产生、发展 和 演变，以至于城镇已经超越国家意义而进入到全球都市圈和连绵带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在这 一不可逆转的自发秩序的自组织演进过程中，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核心概念并基于这一概念梳 理现有对城镇问题的相关研究。现实表明，任何制度都是人们为追求和维护其不同群体的利 益，在 财富最大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创新空间；如何设计好一个制度体系是各国城镇发展必 须解决的最为紧要的根本问题，城镇化过程就是要借助于制度的重新安排降低交易费用以提 高 资源配置效率。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 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的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突破不完全知识和对城镇发展的无意识后果所 造成的研究困境提供了新的视野。本文的主旨就是试图找出城镇在一个特定经济社会发展中 如何出现及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城镇长期广泛演进的根本原因。对于城镇化的定义，本文认为 以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镇集聚的过程为代表的各种不同的表述并不重要，因为 城镇化的定义问题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城镇性质的深入考察。

二、理论解读：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一)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经济学说史发展表明，主流经济学似乎对空间问题置之不理，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 以外，其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属于非空间性的，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知道很难把空间 因素模型化。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忽视空间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关于城镇性质问题的 研究就难以得到理想的答案。廖什（August Losch）在《经济空间秩序》开创性地指出，城 镇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的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为支撑， 基于此，要么形成农业主导型的城镇，要么是工业型的城镇、第三产业主导型的城镇，抑或 是其 他特殊类型的城镇。［1］这一论述表明，没有企业的形成，进而没有由企业组成的 产业聚集和支撑，城镇的存在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由企业集聚式发展在改变企 业自身组织发展 形式的同时，会极大地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动力基础，使得企业形成与城镇发展之间产生良 性互动关系。这种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可以从实践层面得到实证检验。换句话说，企业组织程 度较高和企业聚集发展的区域，恰好是城镇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带和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 企业发展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构成城镇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企业的 不断发育和发展――更进一步吸引着更多的生产要素向城镇积聚，并促使新进入企业在原有 城镇 中和已有企业形成更为密集的网络和更为发达的城镇经济，最终导致区域发展城镇化、企业 发展网络化和城镇发展区域化现象。

令作者感到兴奋的是，这种现象正好是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 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M asahisa Fujita)以及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维纳布尔斯(Anthony J. Venables)为代表的新 经济地理学派，以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和冰山成本假 设为基础，对人口和产业集聚的累积因果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迁移驱动模型和投入 ――产出联系驱动模型，这些模型对于以交易费用节约为典型表现形式的资源集中和分散机 制等问题的关注，给理解城镇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启发。［2］自克鲁格曼开创性地以 迪克希特和斯 蒂格利兹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基础，借鉴国际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利用萨缪尔 逊的“冰山”型运输成本（Iceberg trade costs）理论，历史演进及计算机模拟技术，把 空间概念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提出了著名的“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 ，使空间问题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此后，经过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 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 的空间经济学研究框架――新经济地理（NEG）。新经济地理学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 比较清晰的展现了集聚区位决定的微观机制，精巧的解释了各个层次地理空间上的经济集聚 现象及其集聚力的来源，从而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经验的实验室 。［3］自新经济地理革命以来，空间经济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是亨德森 (Henderson)的“城市 系统”模型（Urban-system model），以传统的地方外部性或城市外部性为核心对此进行理 论与实证研究；二是沿着新经济地理的思路，通过市场关联的形式化处理对城市经济与区域 经济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近年来这两条主线开始逐渐相互影响并不断融合。基于这一基 本分析框架，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城镇的产生本质上在于与城镇相关的企业、政府、家庭 和其他组织有诸多共同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与企业组织数目有关的利益。如前所述，城镇的成长在于由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 群的支撑，因此某一城镇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不管种类如何，都有在一个共同选择的区位进 行共同利益实现的冲动。这些利益表现为诸如交通的更加便捷，基础设施系统的不断完善， 低廉的发展成本以及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和相互学习的外在效应，如此 等等。

第二，是与经济波动有关的子系统的利益。若在某一个区位，集中对于那些季节变动或周期 变动时期不一致的非农产业部门是有利的，则各经济主体所形成的城镇子系统的聚集既可以 缓和这些不利影响对共同利益波动的影响，而且缓和了其他地域空间对直接有关的产业所加 的过大的第二次、甚至更多次放大的作用，同时有利于城镇经营者对各子系统进行自发扩展 式秩序的协调。［4］

第三，是与经济构造有关的变化引起的利益。当城镇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活动 和子系统品质有着多元化倾向时，经济构造的变化可以引起城镇构造的变化。所以，恰当的 均衡化的文化制度因素，不但其本身有价值，而且对于相对独自发展的子系统和对城镇系统 新环境的适应也颇有益处。

第四，是与一般化理由有关的利益。城镇系统内从事并不与特定地点拴在一起的职业和事业 的理性主体，能够在它所乐意的区域居住，而且一般地说，它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有意 识地担负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对于业已形成的“游戏规则”的维持与创新，有着它们之间相 互吸引、相互协力的倾向，因而能增加他们的收益。最后，是相互接近等有关的利益。在这 里，必须对为形成城镇而存在的组织和因城镇已在那里存在的组织加以区别。前者是由于利 益的驱动使其自觉地对城镇的邻近或边缘地域提供服务而获益，这就引发城镇更小组织将各 种生产要素诸如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传递到城镇为“乘数效应”，从而引 发城镇的进一步发育；后者是为前者而存在，后者也可以以其他形式把它们的组织与前者组 织相联系。

从以上诸种利益的分析中同时可以看出，工业化作为城镇发展的动力要素和机制之一，仍然 需要制度创新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介入。但是，若要探寻这一结论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原 因，即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工业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着城镇的发展时，我们又必须回到本 文企图得出的结论上来。至于构成城镇的子系统的逐步聚集，不论是由于自然力量抑或是历 史的必然，均是因为这些子系统对利益的追求和由此聚集到城镇而对交易费用的节约。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科斯（Ronald H. Coase）在《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一书中，以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 提出，在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机制并不免费，交易费用为正；企业组织正是由于节 约交易费用而存在。［5］按此逻辑推论，如果将城镇看作是一个不同等级规模的组 织系统，则城 镇的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组织系统中的各子系统，诸如企业、政府、家庭 及其他组织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发生的。换句话说，城镇和企业一样，都是资源配置相互 可以替代的手段，其根本区别仅在于城镇、企业二者的规模及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不同 ，特别是城镇会有单个企业所无法企及的更大规模效应，城镇系统的结构更为复杂，城镇需 要更为高层次的经营管理者去经营城镇赖以发展的各类要素。在企业内部，与城镇经营管理 相类似的工作是通过权威关系完成的。在城镇内部，由于城镇的存在为各子系统实现交易费 用的节约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途径和空间，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性”。因此，城镇更是一 种巧妙的交易组织形式，它在由非人格化的价格调节而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市场上可以把其子 系统内一些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卷入城镇间的等级分工与合作，同时又可以避免对这类活动 的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在这一过程中，距离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由此以来，城镇的经营 者则是那些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和对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运行做出明智决断的城镇 决策者。

基于此，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认为，城镇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表现为对城镇系统内部 各子系统之间完成交易的所有费用的节约，也可以表现为发挥城镇经营者和各子系统经营者 的能力或利用管理而进行协调的优势。简言之，城镇就是另一种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组织化的 、制度化的契约组织系统；城镇体系的本质就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在空间层次的表现；城 镇系统便会自发地由以往的治理或管理理念向城镇经营理念转变，城镇系统及其演进也因此 由无序走向有序。由此，交易费用视角中城镇发展的效应可以分解为三种：

一是聚集经济效应。强调由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所产生的高效益，它有两种表现 形态：同类企业的聚集效益――同类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便于开展专业化协作，相互促进 ，给企业间的人、财、物、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创造了优越条件，通过同类企业的竞争与 合作，有助于提高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行业经济效益。多类企业的聚集效益 ――多种类型的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首先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 结构体系，彼此之间互为对方的原料供应商和产品使用者，从而缩短了运距、减少了运费、 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收益；其次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多样化需求，吸引更多的客源、开 拓更大的市场；最后，还可以协调生产中的不安定因素，克服由于偶然性、季节性、周期性 所导致的经济波动。正是各种各样的企业、众多的劳动者和雄厚的资金都在一个城镇中聚集 ，才使城镇职能更为完备、城镇市场更为丰富、城镇经济更为强大。因此，集聚是城镇最本 质的特征，也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最重要的经济规律。

二是规模经济效应。该效应是由于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效应，企业 最佳规模点存在临界值。对一个城镇来说，规模过小，则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利用率较低，城镇的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在实际生活中，城镇最佳规模是不断变化的，在 某一时点是最佳规模，另一时点可能就不是最佳规模。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依据其 不同的发展条件，存在着某个较为合理的人口规模，高于或低于这个规模，城镇都处于相对 不经济中。

三是区位经济效应。即因城镇优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世界上的各种资 源不是均衡分布的，因此城镇总是在那些地理、气候、土质、矿藏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较好 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并不断吸引人口与资本向其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好的城镇聚集， 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益差别来。所以，河流的两岸、铁路的沿线，不仅城镇数量多，而且规 模大、发展快、效益好。

三、几点补充：城镇性质的进一步讨论

制度通过决定生产总成本的数量及其构成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综合绩效。交易费用概念的引 入是分析城镇性质进而也是城镇经营的关键理论工具，同样是由于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才导致 了城镇的产生。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理是城镇不断演进的动力 源泉，人口、资本、技术和企业加管理才能等因素之所以会在城镇实现集中，就在于这些要 素在聚集过程中能够带来巨大收益，从而使城镇的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不断趋 于合理化。

城镇的性质如果表达为在一定的外部能量输入的条件下，城镇系统通过各子系统之间为节约 交易费用和追求最大化收益而产生自组织协同和放大效应，并在自身集聚扩散力量的推动下 达到新 的动态稳定和均衡，形成新的时空有序结构。那么，城镇系统一旦形成，它必然会要求其因 自组织扩展秩序性质而使城镇本身和纳入其中的各子系统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及运行规律改 变自身结构和行为参数，从而形成一种均衡态的、稳定的、相对有序的动态结构系统。这种 结构的演化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城镇体系和等级规模及其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完善，以及城镇 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行为的优化和高级化。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出另一层意思，即城镇系统 越是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变化性，便越容易发生规模和空间拓展以及对其他类型组织的集 聚。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启示我们，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决定伴随城镇发展 中的贸易、集聚和专业化远比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更为重要。城镇发展系统中的任何一种形 式的经济循环，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并且都是累积的，从而也是失衡的。城镇化与工 业化中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在经过一次波动之后，可能会迅速收敛达到最初的稳定均衡 ，或收敛到其他稳定的均衡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镇引起的产业集聚和产业聚集引起的城 镇发展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不是比较利益的驱 动，则什么样的产业聚集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城镇并不确定，而呈现路径依赖特征。［ 6］报酬递 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与我们 形成对于城镇性质新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所进行的这种分析，并未否定城镇形成的物质 基础，如作为生产要素中最主要的资本问题，城镇面临的环境状况，交通及基础设施的完善 、通达与便捷程度，文化传统、制度因素等等对城镇的性质的作用和影响。更进一步，特定 时空区域的城镇发展根本上说具有某种“自然的方式”，它是自发的聚集、扩展、合作而形 成的。如果人为地滥用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等其他强势力量对城镇发展进行干预，设定其发 展途径、发展规模、发展形式，就会导致城镇发展的失范及其与此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 的产生，如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城市发展的摊大饼问题、城中村改造中的搬迁问题，等等。 同时， 城镇系统的效率标准最终取决于各子系统对资源利用的效率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只有组 成城镇系统的各子系统经济产出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性质的变迁，城镇的发展才是有效 率的。从历史较长时期来讲，城镇发展及城镇化扩展至今，物质形态的经济利益型、合作形 式的经营管理型、知识形态的数字信息网络型，可能构成城镇化在不同阶段演进的基本类型 。

主要参考文献：

［1］勒 施．经济空间秩序［M］．王守礼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5．

［2］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M］．梁琦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 05．

［4］钱学森．论系统工程［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

［5］科 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盛 洪，陈 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1994．

［6］谭成文．经济增长与聚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On the Characters of Urban Area: Introsp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Li Qu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e real world enli ghtens us that th e cost of transacting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s the very important c oncept to analysis the towns and ci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the new econ omic geography gives us a new analysis frame to understanding the cities develop ment. It is the reduce of the cost of transacting that makes the enterprises, go vernments and the consumers to realize their economic profits during the course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0)01-0110-002

1　引言

小城镇的发展对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今,随着农村公路建设力度的加大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农村地区的交通运输、通讯等渠道已经基本畅通。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公报显示。2006年末全国乡镇有二级以上公路通过的有46.1%,乡镇政府所在地距县城在一小时车程内的有78.1%,距一级公路或高速公路出入口在50km之内的占61.3%,95.5%的村和82.6%的自然村通公路,97.6%的村和93.7%的自然村通电话。小城镇与大中城市联系紧密,已经可以被看作是城市在农村延伸的一个平台。政府应利用好这个平台,使其在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方面发挥有效作用,以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实现城乡统筹规划发展的目标。

2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小城镇的作用分析

2.1　小城镇是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平台

小城镇是指建制镇和多数集镇,广大的小城镇上连城市下接农村,是农民接触城市文明、现代文明的桥梁,同时又能发挥聚集、辐射的功能,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平台。

2.1.1　小城镇是城乡互动的重要平台

在小城镇这个平台上,城市和乡村的各种资源交汇、融合、互动,包括城市扩散的产品、信息、技术、产业,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产品等,是联系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和纽带,是名副其实的“城市之尾,农村之酋”。各要素在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的条件下,能够使小城镇自身得到发展,并带动周围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小城镇的形成、发展与周围乡村联系紧密,将城市先进的产品、技术、信息、管理方法传递到农村,并为周围的村庄提供信息和物资交流的平台,农村的农产品及加工品通过小城镇加工、销售出去,能够带动农村社会的发展。

2.1.2　小城镇有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侧重于城镇带动农村发展,即城市文明向乡村扩散和传播。和农村相比,小城镇有着较为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能够示范、带动、辐射、促进周边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小城镇是农村地区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的聚集地,应借助自身优势,发展二、三产业,以此带动周边乡村经济的发展。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可以吸引农村劳动力和资金,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有利于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2.1.3　小城镇政府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主体

小城镇是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带有城市先进的特点,又处在新农村建设第一线,担负着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责任。小城镇包括了建制镇和多数集镇,涵盖了多数乡镇政府的驻地,小城镇是乡镇政府借以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平台。小城镇政府是以城带乡战略的重要实施主体,应着力建设好小城镇,加强小城镇的建设和管理,结合职能转变的要求,凸显公共服务职能:在实现小城镇发展的同时,利用好这一平台,发挥其辐射、带动功能,推进新农村建设,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得以落实。

2.2　通过小城镇为发展现代农业服好务,促进“生产发展”

建设新农村,必须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具体措施如下:

2.2.1　保障市场流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小城镇是农村一定范围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集中场所,应根据自身的条件,积极发展二、三产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农民的生产发展提供服务。小城镇在交通发展、通讯渠道畅通的基础上,可以担负起农副产品集散地的功能将加工的农副产品输送到城市的市场,成为一定地区的流通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经济的发展。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发达的物流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政府应努力减少妨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障碍,增强经济发展活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小城镇应抓好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多元化市场流通主体。如农村经纪人、农产品运销专业户和农村各类流通中介组织,要支持小城镇的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的发展,通过他们组织生产。将农副产品直接向城镇和其他地区销售,以带动和促进周围乡村相关农业生产的发展。

2.2.2　提供生产资料。保障农业发展

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必需品,尤其种子、化肥,对农民的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良好的农资供应体系是实现“生产发展”的根本保障。

在农村地区,广大农民直接接触的是小城镇上的农资经销点。小城镇上的农资销售点数量庞大,生意也最兴旺。这些销售点具有规模小、分散、进货渠道复杂等特点,经营者水平、素质参差不齐,监管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容易发生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农害农等事件。针对此问题,政府应加强对小城镇农资市场的监管,配合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大力整治农资市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以保证市场上农资产品的质量。同时应引进、推广新的生产技术和优质高效的农资产品,带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2.2.3　搞好科技宣传,服务农业发展

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他们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政府农技部门应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培训、科技培训等活动,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使他们掌握各种生产技能,具有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能力。政府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基本上在小城镇。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小城镇政府应健全公益性职能经费保障机制,改善科技推广条件,提高农技人员素质:还可以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相结合,致力于改革农业耕作制度和种植方式,积极推广集约、高效、科学的技术,宣传新的生产技术和方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使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强化建设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

2.2.4　发展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

新农村建设中应注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服务组织。这些组织的理想活动地点应在小城镇。因为小城镇连接着大中城市,并与周围农村联系紧密,能够辐射周围农村。各种市场中介组织和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小城镇发展,能够借助各种资源,如小城镇交通、信息上的优势,就近为农民提供信息、法律、财务、维权等方面的服务。农民到邻近的小城镇成本较小,易于接触和接受这些服务。小城镇政府应注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他们开展市场营销、信息服务、技术培训、农产品加工储藏以及农资采购经营等方面的业务;扶持龙头企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2.3　以小城镇引导和推动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善,提高“生活质量”

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提供社会保障,在生产发展的同时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小城镇这个平台在这方面能有所作为。

2.3.1　加强市场监管,创造～个良好的消费环境

与城市相比,小城镇市场监管相对较松,加之农民的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不强,消费市场更容易出现问题,如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价格欺诈等,消费环境的恶劣,不仅会损害农民的利益,而且影响他们的消费心理。农民有钱也不敢在附近的小城镇消费,小城镇市场就难以繁荣。政府应加强对小城镇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努力使市场上的商品质量安全、价格合理。使农民信赖小城镇市场,能够享受到就近购物的方便与快捷。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有利于培育小城镇的市场。政府应采取一些好的做法(如支持农资超市和农家店建设,对农资和农村日用消费品实行连锁经营),以较为先进的营销服务方式满足农民的消费需求。

2.3.2　丰富文化生活,带动“乡风文明”的建设

新农村建设要求改变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以及长期形成的封闭、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小城镇是本地范围内的文化中心资源相对丰富,文化活动设施较为完善,具备开展文化活动的条件。由于离农民较近,农民易于接触和加入。小城镇政府应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强本区域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完善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i殳施,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文化活动,传播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民自身的现代化。

2.3.3　发展社会事业,提供好的公共服务

建设新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必然要求,政府必须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小城镇是一个良好的平台,政府应在小城镇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为居民和周边农民提供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

首先,小城镇是改善农村办学条件、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想地点,政府应在小城镇提供较好的文化教育服务。其次,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应以小城镇卫生院为重点。小城镇的医疗机构具备一定的实力,覆盖面较广,应增强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服务小城镇居民和周边农民。第三,加强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供电、通讯、电视广播接收设备等设施,为农民提高生活质量提供条件。

2.3.4　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农民进入小城镇生活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进城经商务工的增加,农村出现了相对富裕的阶层,在富裕之后,很多农民自然会选择进入城镇生活。小城镇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服务,提供较为优质的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服务,依靠自身进入成本较小的优势,吸引周围的农民来居住、投资、创业。农民到小城镇生活,不仅意味着居住条件和居住方式的改变,也为他们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形成与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这也是新农村建设要实现的目标。农民进入小城镇生活能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供一种契机。现代农业是以规模经济为特征,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人多地少,制约着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3　小城镇和新农村规划建设的衔接与协调发展步骤

从以上分析可知,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工作和生活,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如何将二者关系衔接起来,协调发展,成为新时期城乡统筹规划与建设的关键,具体措施如下:

3.1　转变观念,理清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关系

新农村和小城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偏重任何一方都不利于拉近城乡差距。

域镇要协调发展,农村自身的方方面面也要协调发展。强调建设新农村,并不是要忽视和放慢城镇发展,更不是要固定城镇发展,而是为了更好、更健康、更扎实地推动城镇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而大力提倡建设小城镇,使其成为区域性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中心,也不是为了拉开城镇和农村的差距,而是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活跃商品流通、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促进城乡综合地、协调地、有序地同步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3.2　摆正新农村和小城镇规划的顺序

“城乡建设,规划先行”已成为所有理论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的共识,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和小城镇规划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城乡健康发展的有利保障。要防止规划工作、管理工作中搞一刀切,更要防止形式主义的作法,同时也要改变以往把新农村规划与小城镇规划混同的做法。从规划理论上理清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实施顺序,将以“发展规划”为主的观念转变到以“结构规划”为重的思路上来;将“由上而下”的规划顺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规划顺序:将就村论村、就城论城的观念转变到整体分析、统一规划的理念上来。

3.3　从规划理论体系上完善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关系

小城镇由于规模小,发展不稳定,必须加强区域分析与研究才能正确把握其发展方向。以往的小城镇总体规划虽然强调做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深度,而实际操作当中对规划的范围多是围绕圩镇建设用地一块展开讨论,对于区域内的村庄基本情况了解和把握不够,使得镇域村镇体系规划成为摆设,无任何科学性和实用性・区域内一旦引进企业或某个产业进行调整,都会使整个规划修改过甚至要重新做过,规划根本无法指导和促进乡村的发展,有时反而会成为制约城镇发展的教条主义。为此,必须将新农村规划纳入小城镇规划当中,并且要“自下而上”逐级汇总,分析把握好自身的优势,整台资源、合理布局,留出空间为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其理论体系和操作步骤如图1。

4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小城镇规划与建设的思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下,作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小城镇的规划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如何搞好其规划与建设是摆在广大规划建设者面前的重要研究课题。笔者认为,搞好现代小城镇规划建设应“立足现在、着眼长远、科学规划、宜居发展”,具体思考如下:

4.1　科学规划

规划是小城镇建设的灵魂,科学规划对小城镇的和谐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城镇规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统筹安排各类用地和空间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1.1　制定城镇体系规划

城镇体系规划,是指通过区域、产业与城镇的合理布局,协调体系内各城镇之间、城镇

与体系之间、体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各种经济、社会方面的联系,运用现代系统理论与方法,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效益最优化,实现体系整体利益的不断增长。通过城镇体系规划,综合分析各小城镇所处的特定环境与其所具备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资源状况等,合理确定小城镇在区域中的功能、地位与作用,进一步确定小城镇的性质、发展方向与规模,从而合理规划小城镇产业布局和主导产业发展方向,使之更好地带动小城镇经济的发展。

4.1.2　制定小城镇产业发展环境生态规划

特色产业是小城镇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发展规划是小城镇建设规划的重要内容。小城镇产业发展规划应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全面分析小城镇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明确小城镇的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尽量做到准确定位、特色立镇、产业布局合理・同时,规划对策应全面具体,操作性强。

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小城镇能拥有较好的生态环境效益,就可获得持续的发展空间。小城镇生态规划包括生态经济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规划应以区域经济为依托,充分体现安全性、生活便捷性、环境舒适性、经济性、生态持续发展的原则,根据区域生态系统建设的总体要求,结合地域特点、自然环境,统筹规划,突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风貌特色,并与保护历史街区、传统建筑有机结合,坚持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

4.2　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

农民进城,会给城镇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若将农民拒于城门之外,带来的损失会更大,城镇将失去发展的活力。推动小城镇发展的关键是排除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各种观念、政策、制度对小城镇发展的制约,给农民一个准入城镇的政策环境。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通农村与城镇之间流动的障碍,实现自由流动,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障为主体,国家、企业、个人共同筹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要使进入小城镇的居民,在子女入托、上学等各个方面能够享受与原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消除和减少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转移到城镇后,自愿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参照个体、私营企业养老保险交费管理办法,建立个人账户式的养老保险。这样,既可体现社会公平,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并且为劳动力自由流动铺平道路。

4.3　广辟融资渠道,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小城镇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才能吸引企业和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目前大多数小城镇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当地镇级财政投入,但镇级财政财力极有限,且有的政府投入方向不明确,对小城镇各种基础设施大包大揽,分散有限的财力,使一些最基本的公用设施没有建好。因此,在小城镇建设中,应建立国家、企业、个人、外资等多元投资机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城镇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打破政府对公益事业的垄断,大力发展招商引资,鼓励集体、个人及社会各方面的人士参与小城镇住宅开发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小城镇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最大限度地为小城镇开辟资金渠道。

4.4　理顺体制,强化管理

充分给予小城镇建设必要的行政和经济管,理权限,使“块块”管理和“条条”管理有机结合,相互补充。小城镇政府职能部门应强化小城镇的综合管理,包括建筑、市政、绿化、环卫、市场、交通等,逐步消除“脏、乱、差”现象。建立科学的监督管理机制,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和管理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支持和协作。认真落实国家、省颁布的城市规划建设、城镇绿化、环境保护、环境卫生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制定城镇管理的法规与制度,使城镇管理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5　结语

总之,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中,现代小城镇的地位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因此。小城镇规划建设应抓住重点,搞出特色,注重生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避免破坏生态的盲目发展。

参考文献: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篇5

一、城市化理论研究综述与我国城镇化建设内涵

西班牙工程师ASerda于1867年在其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次提出城市化（urbanization）概念。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定义，归纳总结出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深层体现了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的转化，是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化方式的变迁。

（一）城市化理论比较综述

一是区位理论。区位理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等，代表人物有JHVonThuen（1826）、AWeber（1909）、WChristaller（1933）、ALosch（1939）等。该理论把城市看做一种社会生产方式，通过集聚社会各种物质要素，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

二是结构理论。主要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来阐释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代表人物有刘易斯（WALewis）、费景汉（CHFei）、拉尼斯（Ranis）、乔根森（DWJorgenson）、托达罗（MP Todaro）等。刘易斯最早建立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转移促进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费景汉和拉尼斯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提出了就业转换理论，农业部门的隐蔽性失业劳动力支持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城市的发展。乔根森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发展问题。托达罗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不仅取决于城市与农村实际收入差异，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由此作出的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三是非均衡增长理论。认为不同地区之间由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而形成中心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一种支配与从属关系，通过分析中心地区和地区之间要素的流动规律来解释城市发展的过程。代表理论有佩鲁（FPerroux）1955年提出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AJFridmann）1967年提出中心—边缘理论，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促进形成中心区和边缘区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机制；缪尔达尔1957年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循环累积论）；赫希曼1958年提出不均衡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把有限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的产业中，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以实现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平衡增长。

（二）我国城镇化建设内涵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分布广泛，通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来实现城市化面临诸多困难，而发展小城镇就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人口非农化是一种现实选择。因此，我国城市化范畴包括建制市和建制镇，即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三大方面。

1人口城镇化

根据Clark（1951）以西方国家的大城市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城市人口与城市规模存在以下定量关系：

其中，D是城市居民的人口密度，d是距离城市中心的距离，D0表示城市中心，b是人口密度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的变化率。随着城市中心人口密度增大，城市边缘区域人口密度也增大，城市边缘距离中心半径也相应在增大。

人口城镇化主要源于人口的外生式增长，包括吸聚型、扩张型、新兴型三大类。吸聚型是指城市空间规模不变情况下非城市人口进入，引起总人口增加；扩张型是由于城市自身扩张，在空间上向非城区延伸，从而把非城市人口吸纳在内，如“城中村”；新兴型城市是指由于新建小城镇，带动城市人口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城镇化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阶段（见表1）。

表1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城镇化阶段划分

2经济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基础，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农村经济为非农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提供了充分的农业产品和剩余劳动力，推进了第二、第三产业战略调整升级进程。同时，工业与服务业的升级发展，也能反哺农业新技术、新要素、新能量，助推其现代化进程，三次产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城镇化水平提高与产业机构高级化相伴而行，工业化对城镇化水平起决定作用。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其发展的巨大潜力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社会城镇化

随着人口、经济的城镇化，城市规模和外观以及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人际关系、思想文化乃至价值观念都会发生转变，即社会城镇化。包括以下三大方面：

一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包括城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水电气暖供应、公共场所设施等。

二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生活环境、消费水平、医疗卫生、科技教育、居住条件等。

三是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平。包括“两高一剩”行业治理，水资源、大气、土地资源的科学使用与保护等。

综上分析，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直接动力，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基础，社会城镇化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三者共同组成中国特色城镇化。

二、银行业支持城镇化实证分析

（一）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实证分析，与回归方法相比，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的，通过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建立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有效克服“伪回归”缺陷，比单方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而且当存在非平稳变量时，VAR模型还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建立带有控制变量的VAR模型，既反映了非平稳变量的内在关系，也研究了控制其他因素后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城镇化发展与金融深化及中长期贷款的关系。一般而言，一个K阶VAR模型可以表述为

（二）实证检验指标的选取与权重的确定

要客观地评估金融支持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程度，首先要科学地选取参与实证检验的指标。同时，由于我国数据统计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部分指标的定义尚不完善，一些统计口径在过去进行过调整，导致同一数据不同期间的数值不可比，因此在选取指标时要特别考虑指标的可获得性。下面分别对衡量城镇化和金融支持的指标进行选取，并通过熵值法确定社会城镇化率的权重。

1衡量城镇化的指标

按照上文对城镇化的分析，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三个方面来考察。人口城镇化指标可以采用较为权威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指标，即人口城镇化率（PU）。

而经济城镇化方面则重点考察我国产业结构，即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之比（EU）。

对于社会城镇化而言，其内涵较为丰富，穷举较为困难，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重点讨论以下两个指标：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反映城市建设步伐。上述两个指标加权平均后得到社会城镇化率（SU）。

为了更为合理地确定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与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的权重，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该权重。

熵是衡量数据中所含的信息量的指标，通过计算数据离散程度反映数据中的信息，数据的差异越大，熵值也就越大，数据中所含的信息量越少，反之，熵值越大。熵值法就是通过计算数据的熵值得到指标的权重，具体过程如下。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设k个评价指标，n个评价对象，得到的原始数据矩阵如下：

2衡量金融支持的指标

以往学术著作中，有使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指标的，但该指标仅反映了金融部门的资金配置能力而没有考虑筹集社会资本的能力。本文借鉴更多学者的思路，使用各项存款与各项贷款之和除以GDP作为金融相关率的近似指标，以FIR表示。

此外，由于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发放中长期贷款，因此本文使用中长期贷款增速（PL）反映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支持。

3控制变量

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因素非常复杂，如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地理环境、国家政策和户籍制度等。本文重点选取GDP增速（YG）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人民银行数据，为保证数据前后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6年至2011年。

本文实证模型如下：

（三）金融支持城镇化的实证检验过程

1ADF平稳性检验

对各项指标的时间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见表2）。

表2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上式表明金融相关率（FIR）、中长期贷款增速（PL）都和人口城镇化率（PU）、经济城镇化率（EU）和社会城镇化率（SU）之间均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

但方程（5）中，金融相关率的协整系数大于中长期贷款增速的协整系数，意味着金融深化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大于中长期贷款增速的影响。这一结论说明金融深化不但作用于城市，也对农村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中长期贷款主要投放于城市和工业部门，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相对有限。

方程（6）中，中长期贷款增速的协整系数大于金融相关率的协整系数，意味着中长期贷款增速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大于金融深化的影响。由于经济城镇化率是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指标，而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第二、第三产业，因此对经济城镇化的影响相对较大。

方程（7）说明金融深化对社会城镇化的影响大于中长期贷款的影响，中长期贷款对社会城镇化的支持作用略显不足。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金融体系对城镇化进程有支持效应，但是对城镇化不同方面的支持效应存在一定差异。相比于GDP增速，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作用效果相对不足，说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还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主要体现为：一是作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押品和担保，在整体市场征信环境不佳和银企信息不对称情势下，面临高额融资成本，融资渠道不畅；二是作为承载社会城镇化主要内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具有公益性、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成本回收期长且运营模式由政府主导缺乏市场性，导致建设投资资金长期不足，与强劲增长的投资需求形成鲜明反差；三是作为承载经济城镇化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由于农村市场要素流通体系不完善、配套改革政策尚未完全落地、法律与政策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等，改革步伐缓慢，农业产业化、集群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银行业服务介入程度也较低。

三、银行业支持我国城镇化路径选择

我国银行业支持城镇化建设总体战略设计。在银行体系层面，建立健全以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体，以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地方农村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功能、服务半径全覆盖的机构体系，同时强化与证券、保险、信托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上的业务合作。在业务服务体系层面，根据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金融服务需求，研发设计贴近我国国情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产品体系。在综合管理层面，银行业建立健全以经济资本计量与经济附加值考核为核心的正向激励城镇化建设机制，同时建立银行业支持城镇化建设成效评价改进机制。

（一）银行业支持人口城镇化路径选择

人口城镇化的核心是促进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素质。对此，银行业支持人口城镇化路径需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逐步培养农村居民金融意识，银行建立健全金融知识公共教育宣传体系，增进农村居民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内容、功能的了解和对金融风险的识别；第二阶段按照产品服务功能由简单到复杂，为农村居民设计渐进式的金融服务产品体系，如初期提供银行卡、网上银行等快捷便利的金融工具，着重解决农村居民支付结算效率问题。中期可提供汽车、房地产等消费贷款，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同时对有闲置资金的农村居民提供理财投资渠道，帮助其实现资产增值；长期可提供个人经营性贷款，为有创业需求的农村居民提供孵化启动资金。

（二）银行业支持经济城镇化路径选择

着重需解决承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中小企业融资与农业产业集群化融资两大问题。

1中小企业融资

一是在机构层面，应发挥地方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主力军作用。地方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当地中小企业的融资规模及结构较为匹配，具有地缘、人缘等优势，能及时了解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并利用自身经营机制灵活特点，及时提供适宜的产品服务。

二是在管理机制层面，针对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短、频、快特点及财务信息质量不高难以进行信用评级的问题，银行应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利率的风险定价机制、独立核算机制、高效的贷款审批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专业化的人员培训机制、违约信息通报等六项机制，在信贷审批时综合考虑“三品”（人品、产品、抵押品）、“四表”（电表、水表、工资表和银行对账单）、“五度”（信誉度、风险度、忠诚度、贡献度及发展潜力度）等定性、定量因素，取代依靠公开财务数据进行信用评级方法，建立起中小企业动态、立体的评价体系。

三是建立健全多层次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产品体系。根据中小企业行业分布、经营特征及生命发展周期特点，强化银、证、保合作，研发专属中小企业产品。在银行信贷层面，完善动产质押贷款业务，大力发展仓储抵押贷款，继续做好林权抵押贷款、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等新型贷款业务，扩大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覆盖面。在银保合作层面，积极发展信用保险和短期抵押贷款保证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在银证合作层面，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着力推进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发展，健全私募融资制度和风险投资制度，同时，积极推进中小企业采取改制、兼并、联合等多种方式，吸收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和外资进行参股，待条件成熟后进行上市融资。

2农业产业集群化融资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唯一可行路径是先实施农业产业集群化策略，即通过选择确定在农业生产、加工、运营、销售全产业链环节中，有技术、有市场、有发展潜力、综合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作为先导，大力支持其优先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辐射示范整个行业实现现代化。在支持农业产业集群化融资方面，银行应以龙头企业为点、以农业全产业链为线、以服务农业现代化为面，选择以下支持路径：一是构建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为核心的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体系，通过优先支持龙头企业发展，辐射带动农业生产基地和农户发展；二是搭建农业产业集群企业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产品服务体系，在信贷方面，主要包括围绕产业链融资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围绕高新技术转化农业的中长期技术设备贷款、围绕“走出去”战略的出口信贷以及围绕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予以信贷支持等。在融资层面，为企业发行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及信托融资、租赁融资等提供操作方案，并实施具体运作。在财务管理方面，为企业强化财务预算管理、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提供资讯服务，同时为企业设计现金管理方案，对闲置资金设计理财投资方案，促进资产增值。

（三）银行业支持社会城镇化路径选择

社会城镇化关键在于高效的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这取决于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备性和效能性。我国近十年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值仅为6%左右，占GDP比重年均值不足3%，二者均未达到合理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最佳比重为10%～15%，占GDP的最佳比重为3%～5%。。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对城镇化进程具有较强的乘数效应，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每增加1元，GDP就增加2元，其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作用明显，但建设资金长期以来存在的瓶颈问题亟待多方共同破解。

一是分类选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方式。第一类纯公益性项目，如城市道路、桥梁防洪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等；第二类低收益项目，收益不能完全补偿日常经营费用和维修费用，如公共园林、绿地建设项目等；第三类一般收费项目，如城市供水、供气系统建设，轨道交通、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此类项目收益扣除经营及维修费用后能部分覆盖投资；第四类是收益能够全部覆盖投资的项目，如收费道路、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等。前两类项目应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并配以固定的税费收入加以保障，可适当发行地方债（发行量控制在地区生产总值的2%以内，余额控制在地区生产总值的20%以内），后两类应以政府投入项目资本金为先导，走市场化融资道路。

二是建立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化融资体系。间接融资工具包括银行信贷资金、信托资金、租赁资金、保险资金等，直接融资工具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募集资金、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民间融资等。

三是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应针对项目特点，分别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BT（建设—转让）、TOT（移交—经营—移交）、PPP（公私合营）等模式，既解决了资金来源不足问题，更是在特许经营期限内，引进了经营管理者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手段，提升了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效益。

四、结束语

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新的战略发展历史时点，为延续深化改革红利、稳妥解决改革步入深水区后引致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问题，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一项重大的现实选择。银行业支持我国城镇化建设，没有固有模式可遵循，唯有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边提高，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模式，在推进城镇化历史进程中实现银行业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埃德温·S米尔斯：《城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周伟林等：《城市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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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德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04。

[5]蒙荫莉：《金融深化、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效应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篇6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外需疲软，依靠内需拉动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但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大中城市需求趋于饱和，而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滞缓，需求不足，导致需求结构出现严重的地域性失衡，这一现象必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加快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促进内需增长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地域空间上来看，小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单元，尽管其经济发展存在特殊性，但也同样遵循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当前，产业集群已成为增强区域竞争力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从产业集群视角分析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并提出加快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产业集群理论概述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和本质

产业集群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把产业集群定义为特定产业中相互关联的公司或机构集聚在特定地理位置的一种现象[1]。后来，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从不同的角度定义产业集群。尽管各学者们对产业集群的定义表述不尽相同，但都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产业集群是以某一产业为中心的各个企业与非企业机构形成的网络体系；第二，产业集群内的各个企业和非企业机构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第三，产业集群具有复杂性，其内部不仅包括企业还包括银行、商业协会、科研院所等机构，并组成了一个功能完善的有机整体。

产业集群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前就有很多学者就对产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产业集群理论的演化看，可以把产业集群理论概括为五大类：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的集聚经济理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波特的新竞争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新产业区理论。马歇尔通过研究“产业区”的工业组织形式揭示了企业集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阿尔弗雷德·韦伯从企业区位选择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运费、工资以及其他的集聚、分散因子，并通过建立区位理论模型定量分析了产业集聚的优势；克鲁格曼认为即使在自然条件十分相似的两个地区也会形成很大的区域差异，并用D-S模型解释了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迈克尔·波特把产业集群纳入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用“钻石模型”来解释一国产业集群形成的国际竞争力；新产业区理论认为促进产业集聚的主要动因是弹性专业化生产和区域创新环境及网络，新产业区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氛围，这些是传统产业区所不具备的[2]。

（二）产业集群的作用机理

产业集群一旦形成将通过以下途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人才效应，产业集群内部形成的网络组织和注重亲情、人情、乡情的地方文化传统使得技术、信息在集群内部扩散，这一方面培养了大批的产业技术工人，更重要的是在首先从农田里走出来的“能人”农民的指导下，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本土企业家；第二是产业关联效应，产业集群的关联效应一方面表现为通过集群内中心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上下游产业及配套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延长产业链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解决本地区劳动就业问题；第三是创新效应，一方面产业集群内部的合作机制产生的信息流动、技术扩散等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创新氛围，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内部的竞争机制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企业为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在产品设计、开发、包装、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不断创新和改进；最后是竞争效应，产业集群通过降低成本、促进创新、提高质量、提高效率等，提升了所在区域的核心竞争力[3]。

三、我国小城镇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小城镇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形成了众多以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在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下，集聚人口并形成了较为繁荣的县域经济。然而，从城镇化率指标看，全国的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2%增长到2012年的52.57%。大部分小城镇经济发展缓慢，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丧失了作为次一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无法带动周边村镇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村劳动力集中流向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这进一步使得小城镇劳动力资源短缺，而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由于人口的过渡集聚导致了规模不经济等城市病问题。

（二）基于产业集群的我国小城镇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从我国县域城镇化的进程看，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解除了对县城与集镇以下的户口限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务工经商，这一阶段的农村人口转移表现为“进厂不进镇、进厂不进城”，小城镇工业得到大力发展；20世界90年代，我国进一步放宽了对区域人口流动的限制，大量的农村人口转而流向大城市，小城镇工业发展受阻[5]。以上事实表明，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县域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随后除极少数县域企业存活了下来，大部分县域企业纷纷倒闭，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陷入滞缓陷阱。对比分析那些容易倒闭与幸存下来的企业可知，那些容易倒闭的企业具有规模小、分布分散、产业关联度低的特点，这些特点就决定了这些企业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在大中城市企业的竞争压力下，必然出现人口外流，企业难长久；而存活下来的企业则形成一定规模、分布相对集中、产业关联度较高，以集群式发展。产业以集群式发展使得小城镇企业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合作与竞争机制，同时小城镇企业也获得了一种自我更新与自我维持的能力，在保持与大中城市的产业联系中协同发展。

由上分析可知，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首先是产业发展不足或缺失使得区域无法吸收足够的劳动力资源、聚集人口并维持小城镇经济持续发展。从不同类型产业的功能看，第三产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人口，从而有利于促进小城镇经济发展，但我国大部分小城镇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不具备直接发展第三产业的条件。一般的产业结构理论认为，首先是基础性产业——农业占主导地位；然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并超过农业成为主导产业；最后，工业的发展导致人口集聚与配套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在此基础上得以形成并逐步超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成为主导产业。因此，尽管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甚至有些分支完全脱离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但第三产业源于第二产业并且服务于第二产业。我国小城镇发展滞缓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无法吸收劳动力资源，不如说是因为小城镇第二产业缺失，使得第三产业发展缺乏服务对象。实际上，区域经济的发展基本上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直接发展第三产业则缺乏服务对象与内部支撑。虽然也可以通过区际贸易直接发展第三产业，但目前我国的小城镇大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国大部分小城镇不可能越过第二产业直接发展第三产业。而我国小城镇的第二产业又必须选择集群的方式发展才能持续。因此缺乏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是我小城镇发展滞缓的主要原因。

四、我国小城镇产业集群培育的优劣条件

由产业集群的一般理论可知，产业集群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产业集群内部网络体系。产业集群内部网络体系使得区域各个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广泛而普遍的联系，这一方面有助于信息流动，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区域内部贸易，形成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使得区域内部各行为主体为获得超额利润相互竞争，并不断创新，提高生产技术或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区域内部各行为主体之间长期有效的合作构成了区域内部经济循环系统，区域内部的竞争机制使得这种经济循环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充满创新和不断升级的循环。此外，任何产业集群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与区域外部产业有着密切联系的。区域外部环境必然会影响区域产业集群，区域产业集群必须适应区域环境并与其外部关联产业协同发展。

由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外部环境看，我国小城镇产业集群的培育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对产业集群形成的内部环境而言，我国小城镇产业集群培育存在有利的条件。我国的传统习俗注重亲情、人情、乡情，尤其是在农村表现的更为浓厚，农村中各个家族体系及与其有着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都存在着普遍联系，这种相互联系形成的关系网络是构建我国小城镇产业集群内部网络体系的基础。对产业集群形成的外部环境而言，我国小城镇产业集群的培育存在不利条件。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以行政界线分区而治的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这种破坏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以行政界线分区而治破坏了小城镇内部由传统风俗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导致小城镇内部各个村镇之间的利益分割；其次，破坏了各个小城镇之间以及与大中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利于区域产业的梯度转移与区域间协调发展。

五、加快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对策

产业集群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组织形式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大中型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要加快小城镇经济发展。积极培育小城镇产业集群是加快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在培育小城镇产业集群过程中至少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培育地方产业集群要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尽量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培育的重点；第二，培育地方产业集群要逐渐打破各个小城镇内外部之间的行政界线，促进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减少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第三，培育小城镇产业集群要加强农民企业家的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产业集群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同过资源重组充分利用和配置社会资源，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小城镇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柳钦.全球价值链：一个关于文献的综述[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9，（5）.

[2]张文忠.产业发展和规划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06—113.

[3]王法.产业集群机理分析及治理[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21）.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篇7

随着新农村规划体系的形成，不仅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还加强了城镇化进程。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规划为龙头，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只有加快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的经济集聚能力，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从而也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1和平县规划特色简介

1．1现状城镇特色

和平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 和平县辖17个镇,239个村(居)委会,总面积2310平方公里,人口近50万。和平,是一个山好水好人好区位更好的宜居之城,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之城,更是一个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新兴创业之城。今天的和平,生态和工业并驾齐驱,古色和亮丽交相辉映。今天的和平,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和平县地理位置独特,南邻珠三角、北靠江西省赣州地区,辐射内陆；交通便利,粤赣高速公路、京九铁路纵贯全县；生态环境优美,客家风情浓郁,红、古、绿三色交相辉映,王阳明文化积淀深厚,生态旅游、红色旅游、文化旅游开发潜力极大。全县温泉资源丰富,水量大、水温高、水质好。全县共有露天泉点40多处,泉眼达200多个,其中较大的温泉有11处,水温大都在45℃-95℃之间,含偏硅酸、氡等多种对人体有益成份,极具开发价值。

1．2规划基本思路

本次规划的基本思路由“背景研究――指导思想――技术措施――规划目标最终目的”五个方面贯穿而成。背景研究从“宏观发展条件”和“自身发展需要”两个方面着手。规划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以县域副中心城镇为目标、以历史文化名镇为特色、以生态名镇为保障”三个方面，其中：以县域副中心为目标，采用“小城镇、大战略”指导思想，以历史文化名镇为特色，采用“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原则，挖掘并塑造历史文化名镇特色，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以生态名镇为保障，采用“尊重并利用”的方针，梳理城镇肌理与生态环境要素，打造生态名镇基本框架。

本次规划除了运用常规的规划技术措施外，重点突出旅游发展规划、名镇保护规划、城市设计思维三方面的内容。从而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化发达、资源节约、生态持续、特色明显、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环境优美”的规划目标。最终达到“指导城镇经济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目的。

2小城镇和新农村现行规划理论

2．1小城镇总体规划的理论框架

我国地域广阔，民俗差异、经济差别大，使小城镇规划的理论也注入了区域观点、动态观点和个性特色，加上小城镇形成的历史时段较短，使得规划工作开展相对较晚。目前的理论研究将小城镇规划体系划分为“2个阶段、3个层次”，如图1所示。

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内容层次按照新的《镇规划标准》可分为发展规划、建设规划、管理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小城镇历史演变规律和发展机制分析；小城镇在上层次区域的地位分析；区域村镇体系规划；小城镇社会经济现状存在问题的解决及发展战略目标；确定城镇性质、规模，并进行城镇人口与用地规模论证，进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规划；进行用地综合评价，确定建设用地发展方向；确定城镇结构形态与功能，确定各类用地的综合布局安排；制定容量控制规划或控制性规划图则；制定对外交通及城镇道路交通系统规划；综合协调城镇给水、排水、供电、通信、燃气、热力、环卫等基础设施的发展目标和总体布局；综合协调城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游憩等社会服务设施的发展目标；确定城镇园林绿地系统的发展目标及总体布局；提出人防、消防、防洪等综合防灾目标及总体布局；综合协调小城镇镇区与规划区的各项建设和用地布局，确保居民“菜篮子工程”所需的蔬菜等副食的供应；根据需要与可能，提出历史文物保护与风景名胜利用措施，编制旅游规划；提出旧城改造措施、城镇远景规划与近期建设规划以及项目建设时序等；提出创建城镇特色的规划措施；制定鼓励和吸引农民进城的措施、经营城镇的原则意见、城镇管治的原则设想等；进行综合技术经济论证，提出实施规划的步骤、方法、措施的建议。

2．2新农村规划的理论框架

新农村规划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落实以人为本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要求，在认识上和理论研究上都还没有形成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现有的一些理论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形成的。新农村规划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从理论体系上大致可划分为村庄建设规划和村庄整治规划2个层次。①村庄建设规划。依据乡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村庄的建设规模和建设用地界限，统筹安排村民建房以及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为村庄居民提供切合当地特点、与规划期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居环境。②村庄整治规划。依据村庄建设规划，确定村庄具体整治项目，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重点解决饮水、行路、用电、垃圾、污水等问题，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和古树名木、古村落、古民宅等历史文化遗迹，带动村庄整体环境建设，改变村容村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3小城镇和新农村规划理论存在的问题

3．1小城镇规划理论存在问题

目前小城镇规划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对小城镇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不够深。针对小城镇特色、现存问题以及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规模、创造特色、实施规划等一系列发展战略问题没有很好地研究。以至于规划几年一修编，设计做出来了，问题却未解决，导致规划前后一个样，对小城镇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指导作用。②跟上层规划缺少联系，又无法指导下层规划。一方面由于指导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再加上一些规划单位的编制成果也较粗糙，使得小城镇在编制总体规划时无法把上层规划作为依据，造成做出的规划在区域内部缺少有机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管理水平和专业认识上存在局限性，使得大多数小城镇总体规划偏重于集镇建设规划，而对镇域镇村体系规划重视不够，无法指导村庄的规划建设，从而制约了各自然村落的发展。③总体规划缺乏弹性和特色。多数规划编制单位在编制规划时对影响小城镇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考虑较少，使得规划成果缺乏灵活性，规划设计在落实时成为城镇建设的机械地施工蓝图，阻碍了小城镇的发展。再加上目前普遍存在“千镇一面”的现象，使得小城镇更无法找准位置，不仅丧失了已有的特色，而且规划后在产业上也没能形成新的特色，在区域内未形成影响力，无法带动村庄的发展。

3.2新农村规划理论存在问题

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可真正将新农村建设纳人国家计划应该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总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以后。由于起步时间较晚，加上我国地域、历史文化、民族差异较大，到目前虽然对新农村规划理论做了一些研究，但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指导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其现有规划理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对新农村规划理论体系研究较少。很多地方对新农村从认识水平到规划技术上都存在一定误解，将新农村规划简单地认为是多建几栋房、多修几条路、多建几个工厂等，所以作出的规划图纸在实践中落实起来难度较大，也无法扭转现有村庄的实际面貌。

②现有新农村规划理论根本无法指导各具特色的农村的规划建设。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各地差异较大，对新农村的理解和要求也各不相同，要想让各个地域的人都能接受新农村，至少在规划理论上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不能拘泥于一种或几种常规模式。

③多数地方将新农村规划理论与小城镇规划理论混同起来。农村有其自身的特点，按小城镇的要求搞农村规划建设，不仅浪费成本、实施难度较大，最后还会搞得不城不乡，不利于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

④多数新农村规划缺少与上层次规划的衔接。新农村规划涉及到农村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任何固步自封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要充分分析村庄在整个区域内的地位和优势，跳出“新农村规划来做新农村规划”的思维，真正引导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真正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质量。

4协调小城镇和新农村的发展

4.1摆正新农村和小城镇规划的顺序

“城乡建设，规划先行”已成为所有理论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的共识，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和小城镇规划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城乡健康发展的有利保障。要防止规划工作、管理工作中搞一刀切，更要防止形式主义的作法，同时也要改变以往把新农村规划与小城镇规划混同的做法。从规划理论上理清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实施顺序，将以“发展规划”为主的观念转变到以“结构规划”为重的思路上来;将“由上而下”的规划顺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规划顺序;将就村论村、就城论城的观念转变到整体分析、统一规划的理念上来。

4.2 从规划理论体系上完善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关系

小城镇由于规模小，发展不稳定，必须加强区域分析与研究才能正确把握其发展方向。以往的小城镇总体规划虽然强调做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深度，而实际操作当中对规划的范围多是围绕抒镇建设用地一块展开讨论，对于区域内的村庄基本情况了解和把握不够，使得镇域村镇体系规划成为摆设，无任何科学性和实用性。区域内一旦引进企业或某个产业进行调整，都会使整个规划修改过甚至要重新做过，规划根本无法指导和促进乡村的发展，有时反而会成为制约城镇发展的教条主义。为此，必须将新农村规划纳人小城镇规划当中，并且要“自下而上”逐级汇总，分析把握好自身的优势，整合资源、合理布局，留出空间为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其理论体系和操作步骤如图3所示。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1小城镇的基本概念

1.1小城镇性质

小城镇在中国已成为一个通用的名词。它指的是一种正在从乡村性的社会变成多种产业并存的向着现代化城市转变中的过渡性社区①。我国的聚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城市聚落，所谓城市指的是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②，市区和镇区称城市聚落；另一类是乡村聚落，市区和镇区以外的地区一般称为乡村，设立乡和村的建制。

1.2小城镇现状

从形态学的角度看，小城镇可泛指较小的城市、建制镇(县城关镇和实行镇管村体制的建制镇)以及集镇，但直至目前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小城镇属城市性质，指小城市(多少万人以下仍有争议)和建制镇，不应包括集镇。一种看法认为小城镇即设立行政建制的镇，不包括设市城市和集镇。本文中小城镇定义为广义，但一般指建制镇和集镇的镇区。按城乡二元的划分，前者属城市范畴，后者为乡村范畴。客观上它处于城乡过渡的中介状态。因为小城镇与周围的村庄关系密切，所以人们常把小城镇与村庄放在一起讨论，简称村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 % ，城市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这标志着我国乡村城镇化建设正处于提速的起步时期③。

2 小城镇规划的现状

小城镇是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有机结合的物质载体；是农业作为基础产业与战略产业的有力支撑点；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的前沿阵地。可是，与小城镇发挥的重要作用相不协调的是，与小城镇作用相配套的规划缺落实很不到位。迄今为止，小城镇规划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个别省份只是做了一些指标控制对小城镇建设加以引导，实例研究较少，即使有，也是处于摸索阶段。大多数地方把社会主义新型的小城镇规划与大城市规划混同起来，造成小城镇规划套用大城市规划标准，使新型的小城镇建设不城不村，不仅不利于改善小城镇的生产和生活，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制约城镇化进程。

3小城镇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3.1 小城镇规划理论存在问题

目前小城镇规划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总体规划缺乏灵性。多数规划编制单位在编制规划时对影响小城镇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考虑较少，使得规划成果缺乏灵活性，规划设计在落实时成为城镇建设的机械地施工蓝图，阻碍了小城镇的发展。二是跟上层规划缺少联系，又无法指导下层规划。一方面由于指导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再加上一些规划单位的编制成果也较粗糙，使得小城镇在编制总体规划时无法把上层规划作为依据，造成做出的规划在区域内部缺少有机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管理水平和专业认识上存在局限性，使得大多数小城镇总体规划偏重于圩镇建设规划，而对镇域镇村体系规划重视不够，无法指导村庄的规划建设，从而制约了各自然村落的发展。三是对小城镇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不够深。针对小城镇特色、现存问题以及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规模、创造特色、实施规划等一系列发展战略问题没有很好地研究。

3.2 小城镇规划过于雷同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一大批小城镇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城镇面貌焕然一新，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城镇的政府领导与规划管理者要求进一步发展的热情高涨，正积极寻找小城镇建设新的突破点，如福建石狮市永宁镇，具有千年的历史，明清时期曾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卫城，现今还留存着大量的卫城军事遗存与古厝民居、番仔楼及洋楼等，对此镇政府希望借此进一步促进城镇的发展，但如何在现行的制度体系中合理利用这些遗产、如何调整原有的规划、如何发展等现实问题却困扰着它们，亟待上级规划管理部门的技术指导。但是，上级规划管理部门却忙碌于所在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无暇顾及小城镇的发展，由此形成了城镇规划管理的无奈与无助。随着城镇之间文化、信息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交流的频繁，从城镇管理者到普通百姓都在这场交流中相互模仿，由此形成了从民宅到整个城镇面貌的相似性，出现了类似于大中城市“千城一面”的“千镇一面”的病态。

4小城镇规划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初探

建立以务实和谐为主体的城镇规划体系。众所周知，小城镇在经济、人口、用地、产业和交通等众多领域都不同于大中城市，往往没有大中城市繁荣的城市面貌、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激烈的竞争环境，但小城镇拥有着大中城市没有的自然生态环境、乡土情怀与传统民间文化等，这是小城镇的特色所在，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进程迅速推进的背景下，小城镇文化是固守我们民族乡土文明的根基之一，面对小城镇的规划设计，更需要有份珍惜的心态，需要有针对性、务实性，需要强调人与地、地与环境、城镇与文化等众多领域的和谐发展，所以需要构筑以务实和谐为主体的规划。

以务实和谐为主体的规划是指具有针对性的，以城镇发展中关系主体间的和谐为主体的城乡规划。在规划编制中需要对城镇历史、现实环境和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调研，梳理并分析城镇空间演变的规律、各大产业对城镇的影响、人与土地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人口规模与构成的变化等，掌握第一手资料，避免闭门造车与自我臆断。在研究中应加强社会学、城市规划学、人口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强化前期研究，特别应加强针对性、务实性等方面的研究。

5结语

但是随着城市与城镇文化、社会、信息和经济等众多方面交流的频繁，作为社会管理之一的城镇规划管理却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城镇规划管理进入病态。因此，小城镇规划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鉴于小城镇规划存在的若干问题，笔者借助平时工作经验，建议建立以务实和谐为主体的规划，突出小城镇特色，体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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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城镇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依赖性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小城镇发展潜力和持续发展前景的重要支撑，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使得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小城镇建设也出现较大差异。“强者愈强”的现象使得一些小城镇迅速崛起，如江苏昆山、太仓等县城。同时西部地区小城镇则“空心化”十分严重，资源匮乏、人口短缺成为常态。可以明确的是，小城镇建设明显地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小城镇建设对农业发展的依赖性。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人口的转移和集聚是一个重要的过程，由于农业经济是农村地区主要的经济形式，因而小城镇建设的顺利程度也与农业人口是否能脱离农业生产并转移到小城镇有关，这不仅需要小城镇需要有相应的产业吸引力，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能力和经济吸纳能力。农民进城之后失去了以往的经济来源，而同时由于农村人口的流入，城镇中对粮食及蔬菜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这就要求城镇具有相应的食品加工业和流通产业作为支撑，否则农村城镇化将失去依托。小城镇建设对工业发展的依赖性。从世界各国的农村城镇化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助推的城镇化发展大都较为迅速，城镇化发展略弱于工业化水平。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的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城镇化水平达到0.667，且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产业的集聚导致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富集，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往往更加注重速度，导致城市化超过工业化，产生过度城镇化和虚假城镇化的情况。

2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对工业依赖主要表现在工业发展

为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小城镇的建设发展过程就是不断产业升级的过程，随着第一产业在城镇建设过程中影响性的下降，工业产业成为连通农业及服务业的桥梁，农民进入城镇后有事可做才有可能在城镇中定居，否则便会出现农村劳动力的回流现象。通过数据分析可知，小城镇建设水平y大致与乡镇企业收入占经济总收入的比重x（一般用来指代小城镇工业化整体水平）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小城镇建设水平与工业化发展之间的拟合效果较为一般，回归效果不显著，说明小城镇建设水平虽然受到工业发展的影响，但由于工业发展水平较低而普遍未能更好促进城镇化，从曲线的波动变化趋势也可发现，在过去的18年间，样本小城镇的整体建设水平呈现波动趋势，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小城镇建设对服务业发展的依赖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与整体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就其行业特点而言，商贸流通业比制造业在吸纳剩余劳动力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相比较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小城镇依托周围农村，将农民受众的农产品通过流通渠道转移到城镇中参与更高级别的商贸过程，能够稳定地为农村居民带来收入，因而其促进小城镇产业和资源集聚的效应也将愈发明显。在本研究选择的50个典型小城镇中已经大部分发展起了现代服务业，部分小城镇依托核心城市产业集聚的辐射，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服务贸易基地，并具有成熟和稳定的服务业发展经验。小城镇建设与区域服务业经济发展的线性关系。小城镇建设水平（y）与区域服务业经济发展（X1）具有对数函数关系。在样本数据中，服务业的发展与小城镇建设水平呈现明显的相关性，拟合度达到96.1%，说明该函数较好地表现了小城镇建设与服务业发展的关联，小城镇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内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小城镇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性小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小城镇的建设符合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分析，是区域经济水平发展、生产力提高和社会文明发展质量持续提升的外在体现。同时，小城镇建设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提升作用，表现为能够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小城镇建设带动区域金融发展。众所周知，区域金融发展是关乎地区综合发展和经济金融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良好的区域金融格局具有很强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包括对金融资源的集聚效应、对金融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相关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等。同时，区域金融发展也与诸多相关要素有关联，比如企业的创新程度、金融的政策支持程度、劳动力良性发展程度等。而小城镇的建设在规模上虽然无法同大城市的城市化建设媲美，但是在要素集聚和产业发展层面却俨然是核心城市城市化过程的缩影。城镇建设依赖于各种资源的聚集，而以资本为核心的金融资源首当其冲。随着小城镇建设的推进，不同的金融机构在区域内聚集，使得小城镇呈现出金融发展速率较快、质量较高的现实特性。小城镇建设提高了区域内金融结构的合理性。金融结构是金融组织、工具、金融商品价格和金融业务等的组合，不同形态的金融结构体现着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反映了金融部门对地区经济构成的影响，一般而言，金融结构越复杂，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服务的配合和组织越多样化就会使得区域金融市场的功能和格局更加高级，金融功能越强，同时金融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就越高。通过对样本城镇的分析，目前以农商银行、农产品期货交易所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已经在小城镇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小城镇经济的活力。小城镇建设带动产业及品牌集聚。区域品牌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现象，它的出现和发展提升了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品牌是指在某个行政（地理）区域范围内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和较强生产能力、较高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产业产品”，是区域内企业品牌集体行为的综合体现，消费者能通过该区域的名称联想到这类产品（李世杰等，2009）。而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产业在空间的集聚而形成的。小城镇在建设过程中不断为品牌的市场扩容提供空间，波特认为“产业群”是区域经济的显著特征，区域品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品牌的建设具有外溢效应，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关联，能够提升区域经济建设水平。小城镇建设带来创新人才。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推进以及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企业的创新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创新的要素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却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创新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驱动因素，而深化创新的基础便是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才。一直以来，人才随着产业向经济发达区域流动的趋势都十分明显。通过城镇化建设的实践，小城镇容纳了更多产业，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由于小城镇在区位和资源富集程度方面还不如核心城市，因而优秀人才在享有便利的产业资源的同时也不必为高房价压力和环境因素烦忧，因此近年来不断有人才向中小城市及城镇回流的情况。人才的集聚为区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小城镇进一步发展的促进性因素。

3提升小城镇建设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小城镇人口管理体系建设

从发达国家城市化建设的经验中不难看出，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是关键的资源，但其同时也具有流动性和较大的管理难度。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城镇建设水平，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应该在明确小城镇建设关键层面的基础上提高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应该明确的是，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和机构建设需要正确的建设理念和相关工作人员正确的工作态度作为基本指引。需要相关机构落实完善基础政务服务模式，增加针对流动人口管理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建设区域内流动人口综合服务中心，将居住证办理、数据分析、服务咨询、教育培训、政务宣传等不同部门整合到一起，提高管理制度运行效率。同时要加强对人口管理制度运行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制，提高管理效率。与此同时，相关工作人员要具有相当的综合能力和业务能力，具备娴熟的政务管理能力与为流动人口服务的技能，拥有较为丰富的实际经验。还应熟悉掌握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和发展状况，具有较强的服务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公关能力，同时还要具备基本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良好的个人信誉，以便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提供综合服务。

（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资源集约化发展

在优化小城镇的区域优势、深化经济发展之时，要明确其发展的劣势所在，以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要在今后的发展中与第三产业密切配合，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深化与金融业的相互交流，促进地区资源优势的合理分配与流转，实现地区资源优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进。同时，小城镇也要改变以往产业发展相对闭塞的状态，积极引导地区优势产业向外发展，如深入学习区域核心城市依据地区区位优势与外部城市或经济体进行合作，将产业集聚潜能发挥到最大限度。对弱势产业进行相应的经济扶持与金融支持，形成地区产业结构的集约化，进而提升地区产业竞争力，带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为小城镇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建立做出积极贡献。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篇10

“大镇设市”：由城镇化转向城市化

由于“我国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农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自己转移自己，相应地城市化主要不是农民转向现有的城市，而是农民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就地发展乡镇小城镇，于是城市化被改为城镇化，并进一步被发展为小城镇化”（洪银兴等，2000）。应该看到城镇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城镇化也只是农业人口进入城镇，由原来从事农业转向从事工业、建筑、服务等非农行业，是农村人口向农村区域内的小城镇转移和积聚的“镇化”过程。而城市化的内涵决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洗脚上田”进入城镇。根据近代西方国家城市化理论，城市化的内涵既有农村人口“洗脚上田”进入城镇，由从事农业转向从事非农行业，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这样的城镇人口数量增加和城镇数量增加的数量城市化过程，更有增强城市功能、提高城市质量的发展城市本身现代化的和把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等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域推广和延伸的质量城市化过程，最终消除城乡差别，达到城乡一体化。也就是说，城市化不只是人和物的数量的城市化，更是人和物的质量的城市化，要让进城人员真正融入城市，接受城市生活，享受城市文明。由此来看，城镇化只是城市化的初期阶段，是整个城市化体系中的一个底层部分，它不仅涵盖不了城市化的全部内涵，也体现不了城市化的最重要内容。因此，城市化的发展也必然由以发展小城镇为特征的城镇化走向以强化城市功能和提高城市质量为内容的城市化。

在我国，城市往往是与“市”的行政建制相联系的，有“市”的行政建制的称为城市，没有“市”的行政建制的则称为城镇，通常指县城及中心城镇。根据我国现行城乡行政管理体制，只有行政建制的“市”才有城市建设、规划、管理等城市行政管理权，没有“市”的行政建制的镇则没有城市行政管理权。因此，“大镇设市”，并不是指镇的行政级别的提高，而是把小城镇建设上升到城市高度，赋予其城市定位和相应职权，以使小城镇由城镇化转向城市化。其实质是一种强镇扩权的镇的城市化运动。“大镇设市”打破了我国现行城乡区划对镇的限制，改“镇”设“市”的乡镇，有望改变以往在土地、财政等各种要素资源配置上缺乏的窘境以及镇级行政机构在城市行政管理权限上的限制，从而发展与完善镇的城市功能，增强镇对周边农村地区的福射能力，带动周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镇设市”与推进城市化

“大镇设市”将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推进方式。

“大镇设市”有助于缓解大中城市压力，发展城市本身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是与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的，城市化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与深化而不断发展与前进的。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并不同步，在城市建设中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的思想，导致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这也表明我国还会有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人口、规模还会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但是，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增多并不是一个自然吸收农村人口的过程，我国城市的发展与扩张，是靠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而得以实现的，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李浩等，2011）。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城市人口结构不合理，外来人口大于城市户籍人口，而且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跟城市实际功能的增强并不同步，最终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人口拥挤、上学就医难等我们称之为“大城市病”的问题，影响和阻碍了城市本身的建康发展。“大镇设市”，赋予了乡镇城市定位，消除了乡镇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职能限制，必将极大的促进乡镇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而随着乡镇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改善，乡镇与大中城市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了投资生活环境的美丽乡镇必然会增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人才的吸引力，使农村人口在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得到合理、有序地分流，有助于缓解大中城市的压力，发展城市本身现代化。

“大镇设市”有助于消除小城镇“乡”的形象与心理，促进城镇城市化。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涌现出一大批超级大镇，这些超级大镇无论是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还是城区面积、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几乎与城市无异。然而，由于我国行政执法权以县一级政府为主体，乡镇行政执法权的缺乏导致其在行政管理上缺乏成效，对很多社会事务管理力不从心，使其对众多的违法、违章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管理，以致这些乡镇尽管有现代城市的雏形，却呈现出“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过了一城又一城，城城似农村”的景象，无法摆脱“乡”的形象与心理。“大镇设市”，将使这些乡镇获得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有了行政执法权，能使这些乡镇合法、有效地解决违法、违章行为；土地使用权的扩大，将使这些乡镇城市建设得以合理、科学规划；扩大财政支配权，将会使这些乡镇在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服务的建设与投入上得到更多资金支持与保障。“大镇设市”，让农村居民在城镇享受到城市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必能极大地消除小城镇“乡”的形象与心理，使农村地区的群众改变旧的农村生活方式，接受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享受城市文明，促进城镇城市化。

“大镇设市”有助于推动镇域经济进一步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江浙等经济强省的发展表明，省域经济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县域经济，而县域经济的强弱又取决于镇域经济。而现实是：一方面，乡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致使其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社会事务更加复杂，城镇功能多样，需要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另一方面，现行城乡行政区划的约束，乡镇管理部门又无相应的财权、公共服务能力、管理机构，导致乡镇管理部门在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上又心有余而力不足。乡镇“小马拉大车”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乡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镇设市”一方面使乡镇获得了更多、更为直接的社会事务行政管理权，增强了乡镇对其行政辖区内的社会事务等各方面的综合治理，从而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同时，有了一定行政审批权的乡镇，就能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缩短行政审批时间，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再加有了相应的财权，乡镇城市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将得以不断建设和完善，乡镇的投资环境将会极大提升。环境的改善，行政效率的提高，再加上乡镇的独特魅力和现实发展前景，必将带来镇域经济新一轮的发展高潮。而乡镇经济的繁荣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

“大镇设市”：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镇级市”的试点改革使“大镇设市”由理论构想走向了实践操作。然而，要使“大镇设市”由试点走向全面推行，还需要解决好其在实行过程中所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尤其是“大镇设市”所存在的诸多政策体制方面的障碍，需要在最高层次和全局立场上进行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在统领城市和城镇共同城市化的最高层次上考虑“大镇设市”在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到调整城市化发展思路和城乡规划修订的问题。“尽管我国城市化道路方针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在不断调整，但总体上遵循了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2006年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2008年1月新实施的《城乡规划法》中取消了‘控制大城市规模’规定”（王佃利，2011）。因此，我国现行城市化发展思路，概括起来讲就是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即实行城市城市化和乡镇城镇化。由于城乡规划是指导城乡发展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开展城市和城镇发展工作的依据和指导。因此，推行“大镇设市”就必须要调整城市化发展思路，修订城乡规划，为“大镇设市”取得在城乡规划上的指导与政策支持。调整我国城市化发展思路，修订城乡规划，就是要把小城镇建设上升到城市建设高度，以现代城市的标准来建设和发展乡镇，在城乡规划中明确提出由发展小城镇（城镇化）到推进城镇城市化。

在兼顾基层政区设置改革的全局立场上考虑“大镇设市”在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到市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行“县辖市”的问题。在行政管理体制上，我国《宪法》中规定地方行政区划体系分为省、县、乡三级，但在实际中，省县之间却存在着一级建制―地区或地级市，并逐渐形成了市管县的行政管理格局。“撤县建市、市管县”的办法，在城市化的初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国现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再靠“撤县建市、市管县”的办法来推进城市化发展，已是弊大于利。因此，改革市县管理体制己是必然要求。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法国等国家设置了“县辖市”，日本也实行“县辖市”，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县辖市”。由此，“可把中央、省、县、乡这四级作为行政管理的机构不变，增加‘县辖市’（即‘镇级市’）这一全新（但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建制”（连晓鸣，1999）。推行“县辖市”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省级市、地级市及县级市的三级城市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对照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层级管理做法，再加上我国小城镇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改革需求及小城镇长期发展建设所奠定的物质基础，都为推行“县辖市”，变现有的三级城市管理体制为四级城市管理体制提供了良好的实行条件和基础。“县辖市”将消除“大镇设市”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障碍，使“大镇设市”有了体制上的保证。

从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角度来说，“大镇设市”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还需要改变城市观念，修改设市条件。城市，从其发展演变过程来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多了，经济活动的场所固定了，自然就形成了城市。因此，要尽量淡化城市“市”的行政概念，破除“城市”神秘观点。“城市只是某一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谓‘中心’即是‘点’，或者称之谓‘结点’”（连晓鸣，1999），城市既然只是大大小小的结集点，能大则大，该小即小，不要过多去考证它的行政级别和设立条件。根据国外经验，如法国，只要人口在2000人以上的居民点就可以划定为城市，所以国土面积仅为55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只有5000多万的法国就有3万多个城市；再如美国，以2500人口为划定城市的最低标准，只要人口数达到2500人以上的乡镇，都可以设为城市。而我国现行的设市标准是1993年国务院制定的一个复合标准，不仅有较高的人口状况、经济情况和基础设施要求，而且设有不同的行政层级，最低行政层次为县级市，乡镇被排除在市以外。如果我们能破除对城市的“迷信”，取消城市的行政层级限制，不设置过高的城市设立条件，或是参照国外设市作法，只把人口数量作为设市主要条件，那么这既与城市化发达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相一致，也使“大镇设市”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雯.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J].经济研究，2000（12）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村镇规划建设是一项具有很大意义的工作，能够大大促进村镇发展，为村镇人民造福。在村镇规划建设中尚有一些不足需要我们通过科学的方法，保证规划设计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二、村镇建设规划与管理问题分析

1、村镇规划建设与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当前,我国在城市建设中已经具有了较为成熟和健全的规划、建设、发展和管理体系,例如具有职责分明的建设厅局、城市规划局、园林所和环卫管理部门。但对于较为庞大的村镇来说,特别是对于村庄布局,集镇的整体协调规划还没有构建相对统一的部门规划与管理机构,有的地域虽然设置了一些机构,但其管理方式零散,同时由于缺乏较为科学的理论支撑、资金支持和群众拥护,结果带来规划滞后、管理失衡的问题屡见不鲜。

2、规划与管理模式理念不能适应时展

就目前情况来看,村镇建设与管理方面的理论探讨虽然有所探讨,但对于较为系统的、能够构建体系的研究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规划与管理理念显然还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跟不上当前社会主义以及经济发民的需求,国家对于村镇建设规划与管理的理论研究智力、财力与人力方面的支撑虽然日益加大,但总体来说,投入还不够,力度还不够大,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3、资金支撑不能满足规划与管理需求

当前,国家对于村镇建设规划与管理方面的资金扶持虽然在不断改善,但总体来说存在扶持资金较少的问题,目前村镇建设规划与管理方面的资金,大部分依靠自筹,显然没有较为雄厚的集体资金实力作为支撑,相应的基础建设资金、规划建设与管理保障资金就难以维持,这必须导致进入难以建设好、规划好和管理好的良好循环之中。据了解,如今不少村镇建设服务部门由于没有资金保障,难以请到较为专业的人员来指导建设规划,管理人员的能力与水平也参差不齐,不少服务站由于资金问题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三、做好村镇规划设计工作的重要性

村镇规划设计是农村发展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加强对农村区域进行合理的规划，有效优化生产建设资源配置，加快基层农村的经济合理布局，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进而增强农村经济后劲，这样有利于加强农村经济，对于国民经济的新增长具有深远的意义。村镇规划设计工作通过有效的研究和分析，能够为村镇社会发展提供长远而科学的发展建设规划，提升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现代化水平，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并提高生活环境的质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村镇规划建设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结构优化的同时也使得农村居民的素质涵养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提升和发展，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形成和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推进。

四、做好村镇规划方法及思路

1、扩大总体规划区域

总体规划范围扩大并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统筹兼顾、综合部署，为确定城市的规模和发展方向，实现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等作出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

2、深化城镇体系规划

加深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深度，增强它的系统性、预警性、整合性和可操作性。城镇体系规划可以延伸到村庄，对村镇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进行合理的布局，配合土地利用规划，从区域的角度对村镇的整治和发展起指导作用。

3、城乡一体化的规划

城市和农村应该一起统筹规划以解决面临的问题，构建城乡一体的规划体制、一体的行政管理体制、一体的土地制度、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体制、一体的基础设施体制、一体的社会保障体制。

4、专项的城乡统筹规划

根据城乡关系和矛盾修编解决这些矛盾的专项区域规划。对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编制规划是对总体规划的若干主要方面、重点领域的展开、深化和具体化，须符合总体规划的总体要求，并与总体规划相衔接。

五、加强村镇建设规划与管理对策探讨

上面,笔者对当前村镇建设规划与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明确了问题的根源,以及必须解决问题的靶向,下面就加强村镇建设规划与管理的对策,结合个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提出几点思考。

1、加强理论研究与宣传

从事村镇建设规划与管理工作的人员,要立足自身、着眼长远,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并由此积极争取国家与各级政府的支撑,与此同时,注意加强宣传和引导,促使广大民众加强系统观念、整体观念、协调发展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2、强化村镇建设规划与管理的职责

要加强村镇建设规划与管理机构的体系建设,确实明确建设规划与管理的职能机构,明确相应职务人员的权利与义务,明确相应的奖励与惩罚措施,促使相关人员有压力、有动力,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好统筹谋划,想方设法以超前的规划理念进行整个村镇的总体规划建设,以强有力的手段与措施推进村镇的管理。

3、强化村镇建设工作的科学论证与工程建设跟踪指导

对于村镇中的房屋、道路、管线等各类建设,在开工之间必须加强科学论证,必须着眼长远和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确实做好整体性和系统性论证。特别是对于新建、扩建或是改建的公共建筑、建筑面积在300m以上工程、投资在30万元以上建设工程、以及两层以上的自建小楼等,必须依据国家相关法规进行严格控制。

4、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建设规划与管理健康有序

要做好村镇规划建设工作，就必须要解决资金的问题，它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资金，任何规划都无从谈起。要保证规划建设的健康有序进行，首先要对上级积极争取资金的支持，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另一方面，也要注重自身的资金获取方式，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和措施，加强资金的开源节流的管理，做好资金的盘活工作，并做到有效运用资金，为村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5、村镇规划建设监管机制和过程管理

建立以镇、乡为单位的村镇规划管理机制。在村级单位要成立规划管理工作小组，负责规划建设中的日常性工作，乡镇的管理可以归入到市的总体规划当中，并根据城乡规划的总体要求，在结合本地实际的基础之上，加强规划内容的完善和补充，进而使城乡的规划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在规模较小的城镇建设中要进行专项的设计，并保证功能定位准确。最大限度节约土地和公共设施的经费支出，进一步集中公共服务中心，防止城镇进程出现浪费的情况。

6、城镇历史文化保护

对于城镇的历史文化保护，就是要加强保护城镇中具有价值的古建筑，注重挖掘城镇的历史文化，并进行精心的规划，打造城镇亮点的历史工程，突出城镇的特色，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底蕴为基础，提高城市的建设品位，使之打造成为城镇的新的亮点。

结束语:

总之，村镇规划建设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在推进过程中要统筹规划，协调其与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以人为本，高标准规划，促进村镇的快速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夏丽玫，任明强.加强新农村建设，努力做好村镇的规划工作.科技咨询导报，2007（10）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篇12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现，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1](P12)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当地经济结构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①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②；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③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理论的流行，连续体说逐渐占了上风。在城市化理论的影响下，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的连续变化被设想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各种聚落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关江南市镇研究，一向把市镇本身④的讨论当作优先任务，对于市镇周边的农村或者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为市镇研究附属品的意味。虽则如此，本文仍拟在市镇史研究的脉络下，回顾一下国内外以往有关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各类探讨⑤。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向作一简要前

一、国内(含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⑥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刘铮云则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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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② 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 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 按：本文中的市镇指明清时代文献中被称作“市”或者“镇”居民点，原则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称作“镇”的县城，惟不涉及19世纪后半叶逐渐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属县级的上海县。有关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动态可参钱曾瑷：<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 按：由于获取渠道的阻隔，此处对以往研究的介绍肯定还有不少的遗漏。即使对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学力有限，评介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纠正!

⑥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⑦ 李国祁：<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中山文化学术论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个角度，通过考察清代苏州地区的义庄分布，揭示出义庄有集中于城市与市镇的趋势。①近年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范毅军先后发表数篇长文，综合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以及市镇发展和地域开发的关系作了专门讨论，预示出市镇史研究中的跨学科趋向。范毅军重视各种空间讯息，如市镇所在的地形、地貌、总体分布以及与水路交通路线的位置关系等，对于探讨明清市镇的作用和城镇化的意义；并且以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广泛成长，本质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种扩充而已，并未能在质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史学刊物上。以樊树志、陈学文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为深入了解明清市镇的作用与意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③同时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学者作的研究亦颇引入注目。尽管樊树志宣称：“仅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L2J(n1，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更热衷的是对江南市镇的数量、类别、层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于市镇和农村的关系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专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史的几大家其实并没有忽略市镇与乡村之间的连带关系。例如，陈学文曾经强调市镇对乡村的辐射力，认为市镇的发展逐渐将城市关系渗入乡村，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市镇对乡村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是技术、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缓解农村过剩人口的消融剂⑦。樊树志和王家范没有过份渲染市镇的“中心地”作用，而将市镇与农村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前者认为，研究市镇结构不能仅仅局限在街市以内，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镇与周围四乡(或称乡脚)的关系；四乡的范围大体显示了市镇作为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乡向外输出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先在市镇里集中，再经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场。⑧后者则指出，江南市镇与农村之间，无论从形成途径上，还是空间格局上，均存在着纵深联系；江南许多市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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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铮云：<义庄与城镇一一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页。

② 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一一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军：<明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③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⑤ 、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s8年第2期

⑥ 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⑦ 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页。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看法，与陈学文类似：在市镇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市镇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绅士和商贾以及从农村中分化出的游手无赖等过剩人口涌人了新兴市镇内，江南市镇就是在吸收乡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参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以在明中叶之后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①惜乎众多学者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②，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③；或以传统城乡界线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遑论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了。

1990年代末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接连有小田、包伟民、范金民、王卫平、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龙登高④等人的专著面世。这些著作对乡土生活、社会诸相、社会风习、会馆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讨颇有新意，并逐渐突破经济史研究的窠臼，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惟一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仍然没有涉及城乡关系。虽然有学者以为，“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存在于农村经济上面’，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还是有将市镇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诸问题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进而把农村视作市镇的附属品。另有学者用“乡镇”一词替代“市镇”，除了突显市镇社会的乡土本色以外，没有给市镇史的研究增添新鲜的内容，反而有混淆市镇和农村的模糊界线的嫌疑。⑥从乡村史或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的成果，往往也会涉及到一些市镇发展方面的内容，可是，大多只将市镇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考察，同样没有把市镇和乡村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⑦就总体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吴建华曾对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撰写过专文外，⑧国内学术界涉足城乡关系研究的论著可谓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以后，就管见所及，王瑞成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该书下篇以徽商为例，讨论了近世乡族观念下的城乡关系。从全书的问题意识看，尽管未能给徽商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但专以活动在城镇里的徽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本身，已足见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国范围，极其粗略地探讨了晚清绅士群体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多少触及到知识精英在近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单向涌人城市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⑩李伯重从经济史视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区市镇工业的性质，他认为在明清当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郊区市镇工业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应该归属于城市工业；他还以市镇人口数量、居民职业、空间距离等因素作为指标，把市镇定位为“间接城市化”地区，从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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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② 例如范毅军认为．明清市镇应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自聚落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城乡之间非可判然两别。某些大镇近于都市。而许多小镇则与一般乡村聚落区别不大，只不过几户的村店而已。参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九卷三期，1998年。

③ 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④ 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 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⑥ 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

⑦ 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 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城市史研究)(第n。1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年。

⑨ 王瑞成：(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⑩ 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乡之间界线的模糊性 尽管自198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把研究的兴趣放在市镇管理相对于乡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这些成果多属通论性质，没有把长时段的市镇管理实态落实到具体市镇。最近，赵世瑜和孙冰以湖州的双林镇为例，回溯了自明以来该镇各种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实际运作，并通过发生在晚清的东岳庙风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和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从中透视了双林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市镇与乡村权力运作的差异。

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是研究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启示。早在1990年代末，赵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现象背后所凸显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乡村的主动参与意识及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从而将城乡放在平等的地位，没有过份强调城市的“向心力”。③吴滔最近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透过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审视了民间信仰在农村与市镇交往中某些图象。他认为，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时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④ 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对生活在市镇与农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别是士绅地主的生活实态产生了浓厚兴趣。洪璞在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作了后续研究，对比了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异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从中归纳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单线”离乡过程。⑤吴滔选取清代吴江震泽二县作为研究个案，从“发生学”角度，关注了比特定社会集团范围更广的空间内的个人活动(如选择城居还是乡居)及其主观动机，通过士绅住所的变动、士绅在耕读与服贾之间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几方面的论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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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 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 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 洪璞：《乡居．镇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⑥ 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日本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江南的关注更多以农村社会为主，晚近才开始注重城市问题。⑦有关明清市镇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论述徽商活动时偶尔触及江南市镇的论题以外，⑧更多关注的是华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数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发展阶段论”的制约，没有突出“江南”的独特性，甚至把“江南”作为讨论的附属品。⑩在这一阶段，即使是作为专门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乡绅地主等支配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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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 [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 [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⑩ 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一一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与这一群体相对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次对租栈的研究和铃木智夫对《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胜守发表《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标志着日本学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之发轫。川胜守在该文中指出，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显著增加，与此过程呈鲜明对照的是，明初设置的课税局和巡检司规模缩小并日渐废弛。乡绅阶层通过结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优免权掠夺土地，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人城市，或从事工商业，或充当吏胥衙役和游手无赖，成为城镇里的寄生阶层。②之后几年，他与林和生分别探讨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镇发展的关系。川胜守考察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别是与水运交通方面的关联，从而揭示出宋明时代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运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镇；林和生则强调了水上交通对太湖平原市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③。在1980年代，日本学者明显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例如，斯波义信在探讨宋元明清都市与农村史时，力倡以施坚雅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导向。④不过，由于日本学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他们倾向于把江南市镇的研究具体落实到基层社会中，以市镇或城乡间的空间范围为参照，观察地方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过程。这使他们更注重讨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涌现出许多有份量的研究论文。例如，小岛淑男透过城居地主、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阐述了清末江南地区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他认为，城镇是农民肥料的供给地、农产品的贩卖市场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反过来，农村为城镇提供了劳动力。⑤在小岛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专文论述近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惟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有宋一代，鲜少涉足明清的情况。⑥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正夫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中，所论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伦对江南地形、水文环境与市镇网络形成的讨论，森正夫对朱家角镇略史的勾画，稻田清一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以及石原润、林和生、林上等对上海、苏州周边集落空间构造的调查研究，均体现了与以往江南市镇研究不同的旨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⑦高桥孝助通过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弄清了法华乡通过水路、桥梁、村道将农村与市镇相接，人、物、钱、情报因此往来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一文则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⑨此二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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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村松?次：《代江南の租栈一一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一租栈研究译注一)。汲古书院1977年。

② [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①社会构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

③ [日]JI[胜守：(长江尹，卜夕c：扫c寸镇市①发达七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会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 教室：(空间景观·イメヅ)，地人书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发展一一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④ [日]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の都市七农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视角一》．载《近世都市の比较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1辑。1982年。

⑤ [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农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号，1980年。

⑥ [日]佐伯富：《近代中国の都市七农村》．《历史教育》第14卷12号，1966年。

⑦ [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镇研究一历史学七地理学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⑧ [日]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⑨ [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

1999年川胜守将他20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书。①同时，他用市镇社会史涵盖传统的市镇经济史，使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两年后，由森时彦主编的《中国近代的都市与农村》，是将一些学者有关近代中国的都市、市镇和农村的研究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过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对村松?次的某些认识加以深化。③ 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的心得，滨岛敦俊从民间信仰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明清江南社会城乡关系转变的故事：明初，江南农村处在承担漕粮北运的粮长阶层和乡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们为米谷运送役务所困扰。一些巫师为迎合乡村社会统治层的愿望，制造出适合漕运及商运需要的保护神，庇佑水运平安无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支配江南的乡居地主没落，城居地主的数量越来越多，总管信仰的存在基础随之解体，原来支撑这种共同信仰的显灵传说失去了意义。在农村社会中小农占压倒性优势，饥馑和米谷价格成为农民日常最为切实的问题。乡居的巫师们不得不创造出适应于小农愿望的“施米”的传说，“总管神”摇身一变，成为在漕运饥馑之际与民同甘共苦、向贫民周济食米而迎来悲剧性死亡的神灵。牺牲自我而把米谷发放给农民，成为新的总管信仰的核心内容。滨岛敦俊在此基础上重申了费孝通曾经概括的“乡脚”世界在城乡结构中的重要性：]6世纪中叶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经济上所起的变动，小农民的生活空间也随之变化，即其范围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扩大到了以市镇为核心之市场圈。④由此意味着日本学界对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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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

② [日]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

③ [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

④ [日]滨岛敦俊：《农村社会一一觉书》，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日]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七民间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

欧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为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丁城乡间的密切联系，更没注意到中国城市行政上的等级愈低，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⑤有鉴于此，牟复礼(F．w．Mote)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牟复礼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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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 85--97页。

⑥ [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Rice University 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初期，往往热衷于建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喜欢把一些解释力有限的结论强加在全国范围内。饶济凡(Gilbert 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他认为，近世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无几，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如果说他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尚与中国当时的实情相差不大的话，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数偏低的原因时，饶济凡的解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他将之归为城市间的交通不便，由此难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网络，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人力物力，从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税和调剂物资的机能。①在中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而在江南地区，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城市化指数较其他地区高，市镇网络发达且组织性强，和他的假设完全两样。饶济凡的另一部著作，重点分析了清代直隶、山东的市场聚落和人口结构，同样没能在解释近世中国城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 Elvin)是较早关注江南市镇的西方学者，他在1970年了《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一文，注意到明中叶以后地主从农村迁进城镇的事实，他还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纪上海县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乡关系的转变③。居密(Mi Chu Wiens)察觉到16至18世纪城居地主和乡居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频繁的奴变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纪末渐趋消亡，18世纪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业化和城镇化显著地改变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在“一田两主”制下，城居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日渐疏远、非个人化；尽管农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乡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缴纳赋税并有机会拖欠地租，佃农从地主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④兰金(Mary Backus Rankin)通过对清末浙江省青镇的沈氏和南浔镇的庞氏、蒋氏、周氏、张氏和刘氏等士绅家族进行个案分析，发觉这些家族的部分成员在迁入上海以后，非但没有割断反而加强了与乡土社会的联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与乡村以及传统与现代两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二分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有限解释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还多少涉及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江南市镇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⑤

施坚雅(C．William Skinner)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划分标准，将全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多少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简单而直观的理解，令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的地区性多样化和专业化重新加以认识。尽管施坚雅的学说本身没有涉及中国社会的城乡经济观和文化观，但他所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市场网络概念暗示着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和连续性，使人们注意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城乡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调剂和融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施坚雅还仿效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学说，根据市场规模和功能，把传统中国的市场体系分成八个等级，其中较低的三级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属于市镇的范畴。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即关系网)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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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t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npa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② Gilbert Rozman, 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settlements in, ch'ing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③ 〔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国家》，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⑥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为人类学家出身的施坚雅，强调基层市场对于农民实际生活的功用，不过是想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村落小团体的倾向，并没有刻意否认村落共同体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过去对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无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系程度的研究。①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其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中，关注的是以汉口为代表的商业市镇而非作为治所的府州县城，突出了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国史学家一样，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越来越忽视村庄这一级单位。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重申了村庄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为标识，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当改观，并引起了美国中国学界对农村社会史和农民学的兴趣。黄宗智没有忘记用他的过密化理论透视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过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产的剩余虽然一定递减，但他们却能支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并供养高度发展的社会上层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4](P331—332)

在黄宗智两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关江南城镇与乡村关系研究的英文专著问世。白凯(Bernhardt，Kathryn)从国家、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的关系人手，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⑤石锦()ames,C．Shih)运用计量方法，勾画了太湖地区明代至清代社会精华分子的逐渐选择城居的倾向；⑥夏明德(Lynda S．Bell)从晚清到民国无锡小农家庭广泛从事蚕丝生产这一事实为案例，透视了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新格局。⑦虽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两种倾向一一第一种倾向是对于大城市的研究远远超过对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镇的研究；第二种倾向是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的研究过多集中在20世纪的工业化时代，至多上溯到19世纪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镇本身，对城乡关系问题只是附带地加以讨论。张琳德(Linda Coke 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从一个市镇发展成为贸易港口近800年的历程；⑨由她主编的论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录了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ael)、保罗·圣安杰洛(Paolo Santangelo)、夫马进、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 Finnane)和张琳德(Linda Cooke Johnson)对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许亦农(Yinong Xu)在苏州城市建筑史的脉络下，探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与时间变化多显示出西方学者对城市史的偏爱。赵冈在前人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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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④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

对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镇作了重新审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江南的市镇是超层级的，从一开始便依赖全国性的市场，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层级式的关系只适用于内地的传统市镇，每个市镇都是内向性的以满足小范围内的农村消费者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围来看则是逐层扩大。江南所产的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在本区域的居民间没有太多的市场与销路，而必须由各市镇直接与全国性市场发生运销关系，并不透过层级来聚散。①袁清则对市镇类型的划分进行了反思。他以为，对不同的市镇，仅依靠其单一特产来分类，虽能提供一个概括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②

2002年，科大卫(David Faure)和刘陶陶(tao tao Liu)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觉》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学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过于注意城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桥梁。无论从选题还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书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丰富介入；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城市为中心，已开始注重以乡村世界为出发点探讨城乡关系。其中，科大卫选取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江南市镇为案例，将家族在江南市镇确立支配地位(rise 0fthe lineage)的时间追溯到元明之际。16世纪，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兴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集中体现在镇庙控制权的争夺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士绅阶层逐渐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③科大卫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江南市镇几百年的管理运作过程，而对于具体市镇权力格局形成的“发生学”探讨，在科大卫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过。当然，仅仅凭一本论文集，就想涵盖明清以来城乡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切实的。全书大多数作者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观”的窠臼，以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为主要研究内容，来讨论近世城乡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实际上，城乡一体还是城乡分割，都是相对而言的。用两分法来剖析近世的城市与农村是过于简单的和不适宜的，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城乡区分的观念一直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即便今日也仅是部分融人中国社会而已”。[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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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176,181页。② [美]袁清：《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 Faure and TaoTaoLiu, Town and Countr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Houndd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2002.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①，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一市镇一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中，对于市镇和农村聚落两者之间是否有“有形的边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学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镇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统属性质的市场圈，作为四乡农村的“中心地”来理解，认为市镇和四乡之间存在着以水栅、河道、民居和桥梁等为标识的含混边界。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所谓“市镇居民”兼营农、工、商多种职业的实际情况，强调工农之间界线模糊以及农村居民和市镇居民在职业与居所两方面的不一致，进而质疑市镇与农村之间存在有形边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明白，在市镇与农村之间即使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有形边界，亦不妨碍不同人群之间通过经济、祭祀、婚姻等层面的交流来打破这个边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为标准而不是以地点为标准的关于市镇和农村区分的“新理念”。举例来说，如今在市镇研究中经常被学者们借用的“乡脚”一词，已渐成为市镇商业辐射区的专有名词，它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而据笔者在“乡脚”一词来源地的吴江县的田野经验，当地人不仅将民间信仰活动的地域广度称之为“乡脚”，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动所及的最远地点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也叫作“乡脚”。探寻诸如“乡脚”这样的乡土词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进而从市镇与农村的各个角落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作为参照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揭示出明清江南城乡界线的模糊性和生活在当中人群的多层化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传统时代没有对人群进行专门的“市镇籍”和“村籍”划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镇的空间范围显得相当困难，而市镇的规模、人口又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市镇和农村间是否存有有形边界的课题，尚有很多扎实的工作要做。

以往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还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国家或者特定集团中去的倾向，将士绅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实际上，城乡交往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和流动性，比起被我们凝固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要生动复杂得多。“结构决定论”的根本弱点就在于给许多本来是“因人异事”的动态依赖现象纳入了“虚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历史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互动性和多样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军所总结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有过份强调市镇在明清两代的独特发展而几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来历史序列的延续性的趋向，②较为缺乏像科大卫、赵世瑜所做的对某些江南具体市镇长时段运行过程的个案分析。如果我们不了解江南基层行政组织的运行模式，只以“举例子”的方式空谈市镇与农村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市镇和农村的运行实态本身，都无法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更多的裨益。总之，我们只有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还原到流动、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去，通过揭示这种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单位简单地划分成二元对立的格局，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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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

②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 参 考 文 献 ]

[1]William T．Rowe．City and Region In the lower Yangzi[A]．Linda Cooke Johnson，ed．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tial Chi．na[C]．State University 0f New York Press，1992．

[2]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