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科论文篇1

对中学历史知识结构的认识，是明确历史教学思想的前提。

传统观念将历史知识结构分为具体知识和规律性知识两大类。具体知识，指的是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影响；规律性知识指的是历史概念、规律之类。从“具体”与“规律”的视角去分析历史知识的结构，很难反映历史学科的特质，因为其他许多学科的知识构件中也有“具体的”和“规律性的”两类。另外，这种框定也存在着概念上的模糊。如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均具有弹性，其“具体”可繁可简，可深可浅；而许多具体规律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其具体性质要胜于“具体”知识，且规律又有总体的、阶段的、方面的等等。

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中学历史知识的结构应建立在“史料”与“史论”的框架上。从“史料”与“史论”的视角去构建中学历史知识的结构，反映了历史学科的特质，然而它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又存在着距离。因为中学历史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而不是引导学生去研究历史。学生所涉及的是前人所研究的成果，即教材；而不是历史现象的本身，即史料。虽然“史料”与“史论”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从掌握史料到引出史论，从掌握的史论去分析史料是学生思维质的升华，这个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重要所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学生首先对“具体”的历史史实及历史概念的理解与掌握基础之上的。

因此，根据中学历史知识的抽象概括程度，将其划分为基本史实、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原理）三个层次更为合理。

基本史实是指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基本过程，它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等要素，是一些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史实。基本史实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浅层次。

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中学历史知识中的基本概念，反映了相应历史内容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是对基本史实实质的抽象概括。基本概念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中间层次。

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中学历史知识中的基本规律不仅反映历史事物当时具有的内部本质联系，而且也反映历史事物的发展趋势。历史规律是高度抽象的，它是若干基本概念的概括与组合。基本规律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最高层次。

在以上三个层次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学生通过对基本知识的分析、归纳、综合、概括形成历史的基本概念。历史概念的产生，是历史认识过程中的质变，表明人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学生再通过对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深刻分析及系统综合，进而把握历史知识体系，认识历史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基本概念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概念是基本知识认识上的升华，又是基本规律形成的基础，所以，帮助学生形成历史概念是历史教学的中心环节。

二、历史学科基本概念的分类

从史与论区别的角度，可将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划分为史实概念与理论概念两类。

史实概念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概括和评价。如“九•一八事变”，包括对该事件基本史实的概括：历史背景、爆发时间、地点、基本过程；还包括对这一史实的评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阶段，中日矛盾上升，中国局部抗战开始。

史实概念依其所反映的内容又可分为事件概念和人物概念。前述“九•一八事变”为事件概念。人物概念主要包括：所处的时代、类别、事迹、作用等。

从教学实践出发，每一个历史名词都可以视为一个事件概念，如“一条鞭法”“《资治通鉴》”“中国同盟会”“七七事变”“”等，每一个具体人物都可以为一个人物概念，如李白、杜甫、洪秀全、等。不少事件概念与人物概念是互相包容的，因为“事中有人，人中有事”，如“太平天国运动”与“洪秀全”，“《新青年》”与“”。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论事，后者侧重论人。

理论概念是对众多事件概念，主要是同类事件概念共同特征的进一步理论概括。如“封建专制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事件概念与理论概念的关系，是后者包容前者，它们的内容构成都是有史有论，前者以史为主，后者以论为主。

理论概念在历史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掌握了理论概念，才算把握了历史现象的本质，才能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掌握基本规律，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历史学科的基本结构。

三、历史学科概念教学的现状分析

通过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得知，概念教学在历史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如果从素质教育与能力培养的角度来审视，概念教学的意义则更为显现。

我们知道，不同的知识具有不同的智力价值，即不同的知识对人的智力发展有不同的促进作用。我们常说，学习这种知识有助于记忆的增强，学习那种知识有助于思维的提高，就是这个道理。历史知识中的基本概念，特别是其中的理论概念抽象概括程度较高，其智力价值也就较高。在我们的学习实践中，往往有这样的体会，曾经学过的基本事实可能会在记忆中很快消失，但基本概念则可保持长久。不仅如此，它还为我们继续学习历史知识提供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指导，借助它形成的对基本规律的认识更可以受益终生。

在历史教学中，一些有经验的教师往往也能注意从具体史实中概括出史实概念并向理论概念推进，如向学生指出“农奴”与“奴隶”的区别，“市民阶级”与“城市平民”的不同与演进；要求学生对史实概念进行归类，如将一系列人物归纳为“地主阶级改革家”“资产阶级革命家”；指导学生根据一般的史实概念进一步概括出高层次的概念，如根据历次农民战争概括出“农民战争”的共同特点，根据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概括“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概念。但就整个中学历史教学的情况看，对基本概念教学，尤其是理论概念教学，尚重视得不够。

第一，对史实概念缺乏理论分析。教师在讲课中一般都能注意涉及史实概念，并能向学生提出掌握史实概念的要求，如要求学生在概括中注意时间、地点、背景、过程、性质、影响几大要素的完备、准确。但对几大要素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则缺乏理论上的分析。由此造成一种现象，即从表面看，学生对某一史实概念几大具体要素的掌握毫无问题，而把这一概念作为整体来看，在学生的头脑里仍然是不清晰的。下面以1997年高考历史单项选择题第23题为例说明。

日本明治维新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最突出的表现是：A.掌握政权的人是原属统治阶级的武士；B.不少垄断资本家由旧式特权商人脱胎而来；C.垄断集团与军阀集团相勾结，推行军国主义政策；D.天皇是国家元首兼军队最高统帅，拥护专制权力。

这是一道最佳选择题，正确选项为A。本题旨在考查考生对“明治维新”这一史实概念的准确理解和全面分析。明治维新中，由原属统治阶级的武士掌握国家政权，这是封建残余在近代日本国家根本制度上的表现，决定着日本的政体，影响着日本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以及后来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历史特点的形成。从全国抽样情况看，这道题答卷的错误率最高。

“明治维新”是教学中的重点，对此内容学生一般都“耳熟能详”。此题的理论要求高，干扰项的干扰性强，所以造成了考生大面积的失误，这就比较典型地说明了，史实概念教学中史、论分家现象普遍存在。

第二，理论概念教学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极其薄弱。教师在向学生提出掌握概念要求时，一般都只落实到史实概念，很少提出掌握理论概念的具体要求；很少对学生掌握理论概念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也很少要求学生运用理论概念来判定新的历史材料。以1997年高考历史第19题为例说明。

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下列各项中最能够表明这一性质的是：A.采取武装斗争方式打败了王军；B.没收、出卖王室土地、废除地主对国王的封建义务；C.处死国王查理一世；D.1649年5月英国宣布为共和国。

此题的正确选项为B。这道题的测试结果不够理想。这道题要求史论结合地论证“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概念。此题的关键是找到最能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正确标准，即摧毁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统治地位，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而非革命的手段、方式或政权的构成形式。

理论概念由于适用范围广，抽象概括程度高，其他学科也常常涉及（如上述“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科中就已讲过），教师往往以为学生已经理解，这是造成忽视理论概念的原因之一。如1998年历史高考第12、21、23、28等题，涉及“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战争”等理论概念，而这些正是学生学习中的薄弱环节，所以学生失误较多。另外，不少历史教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理解与思考，因此，在教学中就难以对基本史实作出较深刻的理论分析，也就不能指导学生形成科学的理论概念。

第三，目前反映历史教学要求的国家文件，如教学大纲、会考说明、高考说明等，主要从史的角度列出学生应掌握的教学内容，很少列出理论概念掌握的要求。即使在教学目标中有所涉及，其对历史概念的要求和对运用史论抽象概括能力的要求，也大多是宏观的，缺乏具体的、详细的条目，这不能不是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教学，主要是其中的理论概念教学盲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加强概念教学的建议

加强历史学科的概念教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着手。

第一，针对当前中学历史学科理论概念盲目的情况，建议首先应确定构成中学历史学科基本结构的理论概念。这一点应在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教师参考用书中反映出来。在这方面，原苏联的普通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值得借鉴。原苏联在1986年8月颁布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要求六年级学生应掌握的主要理论概念是：历史、历史文献、原始公社制度及其主要特点、原始人、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劳动工具、劳动生产率、民族、部落；奴隶制及其主要特点、私有制、剥削、阶级、奴隶、奴隶主、平民、奴隶制社会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奴隶制国家、掠夺战争和正义战争、文化、宗教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相反映；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的进步性。

历史学科论文篇2

二、夯实基础，不断提升———能力的提升

著名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史学即是史料学。”西方兰克学派认同“：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胡适曾讲过：研究历史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新课改以来，全国各地高考历史试题在选择题的命制上多以各类历史图片、文物、学者观点、漫画、表格、社会生活场景等材料来创设新情境，提出新问题。2014年江苏高考历史试卷，20道选择题都是采用材料来创设新情境。如选择题第6题社会生活场景、第11题历史图片、第15题表格题、第17题是学者观点等，几乎没有一题不是通过新情境来创设新问题考查学生。学生对此类选择题既感觉有新鲜感，但又有感觉到有难度。如何帮助学生提高解答此类题目的准确率呢？笔者认为需要在历史课堂上增加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的培养，增大对历史学科思维能力和历史学科思维方法的考查力度。

历史学科论文篇3

作者：李天雪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高师院校历史学科专业英语与公共英语对接的途径

1.以专业词汇为突破点。专业词汇是专业英语教学中最基本、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相当于公共英语中的难点。对此，我们应该想办法将专业词汇与学生头脑中储存的公共英语知识和历史专业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让生涩的专业词汇由“无趣”变为“有趣”，让同学们由“死”记变为“活”记。例如：同学们在公共英语的学习中已经掌握如何音译外国人名。在专业英语教学中，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教会同学们如何在阅读历史文献之中灵活地运用。首先，许多著名的汉学家都有自己的中文名字，像《中国科技史》的作者Sir.JosephNeedham，他的中文名字就叫李约瑟；其次，许多外文史料会受到中文方言的影响，如孙中山（孙逸仙）先生在有的英文资料上记为SunYat-Sen；再次，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如Caesar按发音应该翻译为“西瑟”，但“凯撒”这个译名已约定俗成；这些历史人物同学们在专业课、甚至在高中历史课程中就已经知晓，以他们为案例进行词汇拓展，能够大大激发学生的兴趣，加深学生的记忆。相反地，如果每堂课一上来就给学生讲授过于生僻的词汇，他们脑海中没有任何相关知识的存储，虽然同学们在课堂上也会读会背，但时间一长，又回到了起点。2.以专业文献翻译为主线。专业文献翻译是专业英语学习的重要环节，相当于公共英语的重点。不少同学认为，单就翻译的方法而言，公共英语和专业英语大体上是一样的，再加上现在许多国外的历史学专著和教材都被翻译成中文，所以，学习专业文献翻译是多余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我国许多从国外原版引进的历史教材中往往存在一些问题，如由于两种语言表达习惯的不同而产生无法准确传达原文意思的状况，甚至有的译者因本身对历史专业知识缺乏了解，在翻译时造成错误或译句生涩难懂的情况；另一方面，英文本来长句就多，在相关历史文献和专著中的长句更是惊人，这使得历史专业的同学在阅读和翻译英文文献时捉襟见肘，甚至因难而退。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授课教师应该让学生直接接触原汁原味的原著，真正开阔他们的眼界，并在授课过程中以句型翻译为主线，将专业词汇、语法现象、修饰关系、文章结构以及专业知识串联起来，并通过一定数量的实例让学生反复尝试，对翻译中出现的常见或普遍错误进行分析讲解，帮助他们少走弯路，加深他们对专业思考的深度。3.以科研能力为拓展面。学生们大都认为公共英语是要“考”的，是要掌握的，而专业英语是不“考”的，所以没必要学那么深，混个学分就够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师应在教学内容上有意识地进行拓展，切实提高同学们的科研能力，将学生觉得“无用”的专业英语，变得“有用”起来。对此，我在授课过程中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外的国家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的链接，教同学们如何利用国外的商业网络书店和网络工具书来查找资料，如何更好使用图书馆购买国外的有关数据库，从而提高同学们检索的外文资料准确率；其次，现在同学们大都会借助网络工具来付诸翻译外文文献以及自己的论文，但这些即时翻译软件主要针对的是常用词汇和句型，完全依赖它们会出现许多错误。对此，我在授课过程中有针对性地介绍不同类型题目的翻译技巧，论文摘要的写作原则和翻译的常用句型，有效解决了同学们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保证了论文的质量；再次，增加学术讲座听力、国际会议英语，报告陈述演示等内容，满足同学们的进行学术交流的需要。

高师院校历史学科专业英语与公共英语对接的效果评估

除了上述“点、线、面”的对接，我们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方式对教学的效果评估。作为一门选修课，历史专业英语不宜采取公共英语那样的书面考试方式来进行考核，其评估的方式应该多样化。（1）在课堂精讲过程中，有意识给出部分专业词汇、词组或一些复杂的句型，让学生回答，并对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作记录。（2）在每篇课文讲授结束之前，给定下一讲主题，让学生通过上网检索或者到图书馆查阅相关英文文献，阅读并用中文写出文章的摘要、结论及研究要点，并随机选出一部分学生将所阅读的资料进行抽查。（3）在每篇课文讲授结束之后，让同学们将其中的精华段落熟读、背诵，要求他们在随后的课上必须进行一次汇报展示，每人3分钟。（4）让同学们将自己之前的课程论文的标题和摘要译成英文，并作成PowerPoint课件，然后模拟学术会议的场景进行英语交流。（5）根据课程内容，穿插安排几次小测验，要求学生在10分钟的时间内阅读完指定内容，然后翻译出来。最后，根据学生在上述考核环节的表现进行综合评分。这种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既能有效地避免学生临考前抱佛脚，学习过程不连贯的弊端，同时，也能把原来枯燥无味的学习变得多姿多彩，提高历史专业英语学习的质量。

历史学科论文篇4

历史教育天生具备过往性传承性和人文性，它紧密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每个公民的人文素养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至关重要。而历史教学则是培养人文情怀的主要渠道。而当下的初中历史教学却忽略了人文性教育，片面追求知识传输和应试教育，让历史课堂成为考试的“演兵场”，严重制约着历史教学的改革发展进程。过往的传统教学方法与信息网络时代严重脱节，新课程改革尽管实施了好多年但是依然收效甚微，《课标》倡导的“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人文素养，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统一建构”的教学目标没有到很好落实。因此，初中历史教学必须转变教育理念，将历史课程向情感性、自主性、人文性转变，以切实推进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人文教育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一、挖掘学科优势，落实人文教育

历史是过往的事实，是人类进步的脚印，更是文化的遗产。历史学科自身丰富的人文元素正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天然素材。教师需要充分发挥学科的天然优势，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历史事件的深刻内涵，并以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情感和人格品质。比如，利用历史事件我们可以领略每一个历史人物的人物魅力，不仅理解屈原的“以身报国”的忠孝情怀、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也能体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情怀、革命先烈的“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进取精神等等，引导学生见贤思齐和有选择地借鉴吸收，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学生自身的人文素质。

二、关注专业成长，促进人文教育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自身的人文素质对学生的教育作用非常巨大。初中历史教师要加强自身的专业发展，不断地进行历史专业知识的进修和培训，要熟练地掌握信息技术教学手段，拓展教学资源为己所用，用自己的“一桶水”滋润学生的“一碗水”，用自己的独特人文个性和良好师德素养感召学生引导学生。比如，教学“鸦片战争”时，教师熟练地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剪辑影片《林则徐》的精彩片段，配合相关图片等，形成多媒体课件，再配上音乐插曲等表现手法，让学生直观感知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并用自己富有感情的解读讲述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让学生了解不平等外交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史实，有效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让学生强烈意识到“弱国无外交”的无奈，进而树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爱国情怀。

三、激发参与意识，创新人文教育

学生的积极参与是历史人文教育有效性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必须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落实好学习主体的生本地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和成长需求，使之真正成为历史课堂的主人。教师首先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让课堂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促进学生个性学习自主学习，并真正构建好新型师生关系。如在教授《垄断的资本主义时代》时，课前布置学生利用网络搜集与教材有关的文字、影像资料，初步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基本知识。新授过程中，我们利用课件将有关资本积累和社会变化的重大政策、发展状态和改革措施列成表格加以展示，引导学生就这些问题进行模拟演讲和辩论，发表自己的见解看法。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自觉地将知识内化为行动，增强学生的历史感受，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孕育出各种深厚而高尚的情感。

四、整合教学内容，强化人文教育

历史教学最忌讳的做法就是照本宣科，那样的教学没有毫无吸引力，更不谈人文教育效果了。因此，优化教学内容，整合知识元素就成为提升教学质量强化人文教育的首选做法。由于历史知识点散乱地编排在不同单元中，学生难以形成整体感受，把握不住重难点，人文教育的效果也比较差，教师需要对知识点进行取舍整合，按照不同的主题和中心进行归类、切割、链接，体现教育内容的整体性和层级感，便于学生轻松习得。例如，教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教师应该围绕“革命道路探索”教学主线，将“秋收起义、文家市起义、三湾改编、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等知识串联起来，形成知识链和要点群进行展示，学生便能一目了然地掌握了知识。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轻松形成理性认识，并正确评价工农武装割据的作用，进而感知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总之，历史教学中的人文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初中历史教师必须正确认识其内涵和形成原因，提升自己对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并从四个方面开展历史学科中的人文教育，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和升华。真正把《课标》的三维培养目标落到实处收到实效，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增光添彩。

作者:佘虹德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历史学科论文篇5

一、试卷设计体现《历史科考试说明》的各项要求。

《考试说明》是依据《教学大纲》制定的，它和大纲不同的地方是对考试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和实施问题做了规定。这主要是：考试的能力要求；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其中包括考试的方式和时间、试卷的分类、考试内容的比例和题型的比例；考试的知识范围。

《考试说明》是联系《教学大纲》和考试的纽带，在标准化考试的各个环节中，《考试说明》集中体现了标准化考试的透明度要求，也是用以评价试卷、试题的主要标准之一。

二、考查历史学科的主体内容

所谓主体内容一是指中学教学的重点内容。考试的内容要和教学的内容一致，更要和教学的主体内容一致，不然，考试就失去了它的有效性。其实，所谓主体内容，在《教学大纲》中有透彻的解释，归纳起来就是：反映历史整体面貌和发展线索的内容；反映历史演变规律的内容；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内容；反映国情的内容。

另外，主体内容亦指与大学学习相关密切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是指建立在主体知识之上的与大学学习相关密切的学科理论和能力方面的内容，即指对历史事物和历史现象的综合、分析、评价的能力。

三、反映学科的内部联系和基本规律

这实际上是对试题科学性的总要求。所谓学科的内部联系有两层含义，一是体现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之间的本质关系，不能孤立地考查知识点，不能片面地、错误地解释历史事实。二是试卷内容对学科各部分内容的考查要有整体性，也就是说坚持合理的内容比例，这个比例一旦失调，内部联系也就难以全面地反映出来。所谓基本规律，是指试题的设计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引导考生通过历史现象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四、全面考查学科的各种能力要求

现在公布的历史学科能力共有十项要求，其中第一、二项是识记、理解的要求，做为最基础的能力要求是肯定要考到的。三、四、五项是对历史材料和历史信息的处理能力，由于材料题的数量有限，不可能针对每一项能力要求出一道题，只能是综合性地设计题目内容，把能力要求包含进去。六、七、八、九项是叙述、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要求，也做综合性处理。

五、题目难、中、易比例合适，总体难度得到有效控制。

题目难度的控制有这样几层含义：其一，大部分的题目难易程度应该在0．3－0．7之间，这个幅度里的题目，其难易程度又应相对集中在0．5这个区域里。其二，全卷题目难度应该难、中、易交替出现，逐级由易到难。从我们的试题安排上可以看出，先是选择题，中间是材料题，最后才是问答题。在每一部分中，难、中、易不是呈扎堆状态，而是交替分布。这样，全卷的总体难度才能得到有效控制。

难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通常人们认为0．5－06之间是合适的区域。当然，如果需要，也可上下调整到其它区域。

六、试卷长度合适

试卷长度是指试题的数量和参考答案的文字总量之合，试卷过长或过短都会影响考试的信度。在目前的高考中，在规定的时间内在50％以上的考生完成全卷内容，这个长度就是合适的。从现在的情况看，试卷长度是比较合适的，有的考生做完全卷后尚有时间检查。

二、试题

一、测试目标明确

任何题目的设计都要体现具体测试目标，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限制题目的随意性，达到规范化和标准化。历史学科的测试目标大致可分为几类，一是对知识内容掌握的准确程度；二是对知识内容掌握的深入程度；三是对历史事物内部联系的认识程度；四是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水准，五是历史意识。在这五类目标范围内又可以分为许多小的类目。在实际操作中，一道题目往往含有一个以上的测试目标，但几个测试目标在题目中不能平分秋色，要有主次之分。

二、试题科学、规范

试题不能出现科学性的错误。有些问题虽然不能算作错误，但它存在争议，遇上这类问题应相当慎重。另外，试题的科学也表现在题干和参考答案的对应，题目的测试目的，它所涉及的知识范围等等，都必须在参考答案中有相应的表述，其层次、范围、幅度就都是一致的。不能题干庞大，而答案很窄，也不能题干要求很少但答案要求很多。

规范的含义是题目的设计要符合历史学科的特点；在表述上有相对固定的形式；在格式和语言的运用上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三、题目角度新颖，立意深刻

在就要求题目的创设应不句泥于教材的表述，设置新的情境，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这样的题目往往都含有较深的立意。如把焚书坑儒和八股取士相联系论述问题，这自然就要求从这两个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上寻找一个共同角度去展开。把榷场和民族关系相结合也反映了这样的问题创设新的情境，是测量对已有知识掌握程序的最有效的办法。

四、题意明确，表述方式合理

考试当中有时会出现因题意不明或由于考生对题目的表述不理解而出现了审题错误，这是造成误差的一个原因。

题意明确首先是命题者对题目所涉及的知识内容准确掌握，其次是对测试目标有准确理解，再是对知识内容和测试目标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题目的表述方式应该选择最简洁、有效的书面语言。

五、题目类型和题型比例合理。

题目类型比例是指主观题和客观题的比例。目前历史科高考试卷主、客观题的比例是各占50％。在客观题尚未发掘出更好的测量办法的情况下，这个比例是合适的。大多数的考生往往是在主观题这一部分拉开档次。题型比例是指各类题型所占的比重。前边我们已经提到选择题、填空题、材料题、问答题的比例，它们基本上呈金字塔形状，这种形状是为了有效地实现考试目的。它一方面反映了对基础知识的重视，另一方面反映了对学科能力的要求。这种状况在目前情况下能够较好地区分考生。

六、有较好的区分度

区分度指试题对不同水平考生的鉴别能力，对于区分度的掌握，有从整体上看的，也有从局部上看的，亦有从一道试题上看的。从整体上看，全卷的区分度应该在0．3以上，说明试卷整体的鉴别能力较好。全卷区分度好不等于要求每道题都在0．3上，但在考查主要学科能力的试题上或综合性较强的试题上要求有较高的区分度，这类试题往往是材料解析题、问答题和部分选择题。在这些题目中，区分度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它们之中亦有很高、较高之分。总之，区分度也有一个根据命题意图合理布局的问题。

区分度和难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太难、太易的题目都不会有好的区分度，只有中等难度的题目才会产生好的区分度。根据这一原理，目前历史科考试中的问答题里出现了考查再认、再现能力和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相结合的形式，使题目达到一种不难不易的状况，以求达到好的区分度。当然，问答题最理想的设计还是从思维的角度划分层次，这样能充分利用题型的功能。

以上是对于各种试题总的评价目标，但具体到不同类型的试题，也有不同的要求：

［客观题］

一、试题内容适合使用选择题

从理论上说，选择题应该可以考查各种内容和能力要求，但目前对于选择题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掘出来，也由于受到试卷长度的限制，所以有的内容不适于选择题使用。比如考查叙述、论证、对历史材料中所含有效信息的筛选等，在选择题中难以实施，尤其是涉及理论的内容，弄不好就会形成模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这几年，实际上用于选择题方面的内容在不断扩大，由最初的考查再认、再现能力的内容，扩大到理解、分析、综合甚至评价的内容。选择题的发展方向是在发掘题目多样化的同时注重考查历史思维水平。

二、题干围绕一个中心，选项和题干的关系一致

题干围绕一个中心，首先，题干必须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心问题，不能将题干要表达的意思放到选项中去。其次，题干不能产生歧意。选项和题干的关系一致是指选项和题干围绕一个共同的问题，不能出现与题干所问无关的选项。

三、干扰项有效

干扰项有效是指对正确项的干扰有效。一道选择题出的是否成功，除了正确项无误外，干扰项也相当重要，因为它起到了调节试题难度的作用。如果干扰项不起干扰作用，易被学生排除，试题难度就会下降，因为学生不用对正确项进行分析，只凭排除错误项即可做答，这样，不仅难度下降，区分度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干扰有效也存在一个程度问题。这个程度的控制标准就是使试题达到中等难度为最合适。如何使干扰项有效呢？一是干扰项和正确项对试题题干的关系应该一致，这个在前边也讲过；二是干扰项应该代表考生的典型错误，否则，就会出现干扰项太易或大部分考生把某一干扰项做为正确项的情况。这样，考试的有效程度就会降低，在选拔性考试中，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四、各选项的结构、长度大体一致

这实际上是要求各选项要整齐。结构是说句式、用词、语气要大体一致，不能出现迥然不同的表述，这样容易带来某种暗示，或者引起评分上的分歧。长度是说文字长度要大体一致，一般来说，选项的文字不宜过长。如果文字不长不足以表述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那么就要考虑重新设计题目内容。

五、正确选项比例分布合理

从总题量的角度说，正确项应该大致均匀地分布在四个选项中，这会降低猜题、蒙题的可能，提高考试效果。在多选题当中，正确项存在一个比例问题，原则上正确项不能集中在某一数量上，也要有所分布，同时分布要均匀。

［主观题］

一、题目设计体现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考查要求

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是对学科能力要求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它体现在试题设计上应该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其一，题目涉及的内容在教材中有依托。其二，题目要设计成不同于教材表述的新情境。其三，题目要引导考生对历史现象进行新的认识。

这里边第二条最不容易做得好。因为新情境的设计首先受到教材的制约，往往是新情境同时也会带来许多的新的内容，如果这些内容在教材中没有涉及到，就要进行修改、剪裁，弄不好会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有时甚至会失去新情境的意义。在历史学科中，所谓新情境实际上就是人们认识历史现象的新角度或展示的新材料。这些东西不是文学创作，可以由命题者去编制，它必须来源于既有的材料和现实中人们在研究历史现象时所认识到的那些问题以及认识角度，它的规定性很强，要恰当地把它们改造成一种新情境并与考生已有知识对接，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劳动，做到天衣无缝相当不容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情境都会带来新角度，命题者不能一味单纯求新，关键还是要看新情境有没有一定的深度，它自身的认识价值如何。这也是我们评价问答题时应注意的一个问题。

二、考查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

历史学科十项能力要求中，涉及对历史材料的分析运用能力、论证能力、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能力应该是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这几方面的能力有些共同特点，一是理论水平要求高，二是对历史材料和信息的处理水平要求高，三是对文字表述水平要求高，总的来说，较高层次的能力要求综合性强。

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是以较低层次的学科能力为其基础的。在主观题的设计中，命题者很注意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深入梯度，也就是说，涉及再认、再现历史事实、叙述、理解的能力要求在主观题中仍占有一定的份量，所以，确切地说应该是重点考查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

三、难度和答题量与赋分值合理

赋分值是指题目在全卷总分当中的比值。历史学科四种题型的赋分值不同，从每道题来说，填空题0．5分；选择题1分、2分；材料解析题9分左右；问答题12分左右，由此可以看出，赋分值是随着试题的难度和答题量的增长而增长的。那么，对于赋分值与难度、答题量的关系的含义就应该这样认识：赋分值是考试内容含量的显示，它反映支付思维活动和文字表述活动的程度。难度和答题量的控制依据是赋分的比值。

但是这里边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赋分值和难度、答题量的关系在同一题型内是相对整齐的，但不同题型相比较就复杂一些，比如十个1分的选择题和一个10分的问答题的比较只能是大致整齐。在主观题中，应特别注意分数的分布和难度、答题量的比重。比重应体现能力考查的要求，应体现对学科深层含义的理解。二是主观题的难度相对地比客观题的难度要高一些，不能用整卷的平均难度值去衡量主观题的难度。另外，主观题的难度和答题量关系要具体而论，通常，涉及再认、再现历史事实的内容，即使文字量多，但难度不高，赋分也较少；涉及综合、分析、评价的内容，即使文字量不多，但难度较高，赋分也多一些。

三、评分

一、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科学性是指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无科学性错误，另外，亦指程度合适。对于选择题来说，答案就是正确选项，在设计正确选项时就要考虑到它的科学性和程度问题。程度包含难度，也包含其它的因素，如应排除正确选项的偏、怪现象以及它和干扰项的内容是否平衡等等。

对于主观题来说，科学性首先是指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科学合理。另外，重要的是要看参考答案是否体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科学含义，是否揭示了题目各个因素之间的内部联系。可操作性是指评分标准应与参考答案相呼应，相一致，同时又有一定程度的变通性，也就是说，评分标准对答案来说既是给分的依据又是变通的依据。这要求评分标准的含量要大于具体的答案，要能放得开又能锁得住。总之，评分标准应能够应付对同一问题的各种理解的表述。

二、主观题评分既能有效地控制评分误差，又能鼓励考生有创见地答题

历史学科论文篇6

国家教委制订的《中小学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规定了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通过中国文化史及近现代史的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教育学生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本质，继承和发扬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树立反“和平演变”意识；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增强学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纲要》是对现行历史教学大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加强和补充，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指导性文件，是每一个历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教材，它具有“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启迪人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积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的使命感”（《历史学的教育功能》，见《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历史卷第2页）的教育功能。历史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就高中学生这一教育对象而言，在课堂教学中，有目的地选用翔实的史料，运用比较法教学，能更好地为他们所接受，更容易获得教育的效果。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同类，辨别其异同或高下。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比较法教学，是依据教科书给教师所提供的内容，根据可比原则，对历史人物、文化、事件、集团、政治制度、观念、文明体系和历史进程等等，采用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通过比较使学生既学到知识，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一、将中外古代科技文化进行比较，以提高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自信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文化，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不能媲美的。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直到明朝中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学习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文化的章节时，可根据教科书和教参书的资料，有目的选择某一领域某一成果，在时间或影响上进行中外（横向）比较。

（一）天文历法

1.观测日食的记录早外国约500年

《尚书·胤征》记载的一次日食，发生在夏王仲康时代（公元前21世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纪录。

2.观测彗星的记录早西方670年

鲁文公14年（公元前613年），鲁国天文学家观测到“有星孛（即彗星）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3.《十二气历》比英国类似的历法早800多年。

北宋科学家沈括创制《十二气历》把24个节气和12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有利于农时的安排。

4.授时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郭守敬编定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现代测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19日，两者之差只有26秒。元政府于1280年颁行。

（二）医学成就

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比西方早800多年。

唐高宗时，政府组织编写《唐本草》（《新修本草》），于659年颁布。

（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

1.雕版印制品比西方早4个世纪

唐朝印刷的《金刚经》，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868年）的雕版印刷品。

2.活字印刷比西方早400多年

11世纪中期，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四）数学成就

1.勾股定理比西方早知500年。

《周髀算经》记载西周开国时期（公元前1000年），周公旦与商高的对话，即勾三股四弦五(3[2,]+4[2,]=5[2,])的勾股定理的特例。

2.祖率比西方得出同一数值早1100多年。

南北朝时祖冲之把圆周率精确到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准确算出小数点以后7位数字。

（五）地震学成就

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西方早1700年。

古巴比伦官方文件中的日食记录为公元前16世纪。埃及的日食记录为公元前17世纪。

欧洲约在公元一世纪才有这方面的纪录。

1682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先确定其运行轨道，因而得名。

1930年，英国气象局开始采用专门用于农业气候统计的历法，《普耐尔·肖历》。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13世于1582年修定的《格列高利历》（现行公历），也采用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于1494年编定。

纽伦堡政府药典于1542年编定。

14世纪末欧洲南部城市里出现了雕版印刷的基督教图画。

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印刷《圣经》。

在欧洲，最早提出勾股定理的是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80年-前500年），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超过他的成就。

16世纪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才重新算出这一数值。

132年，东汉科学家张衡制造出“候风地动仪”，安装在洛阳的灵台上，138年地动仪准确地测定了陇西地震。

1700年后，欧洲才出现利用水银溢流的方法来记录地震的仪器。

在进行以上比较之后，向学生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正如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评价四大发明时所说：“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况，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看来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机械的发现，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进行中外科技成就的比较，会使青年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因为他们已经“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是这样的”（《史学论集》第247页）。更进一步激发他们刻苦钻研，奋发进取的精神，自觉以古代科学家为榜样，为光大中华文明，在将来世界的高科技竞争中，再创辉煌。

二、用旧中国和新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比较，认识今天的

成就，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当代的青年学生已经是新中国的第二代，他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状况，仅仅从电影、小说中得到不完全的、肤浅的了解，对当时只有“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钉”（铁钉）的中国经济了解不深。对当时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悲惨生活毫无切身的体会。由于没有过去历史的感性认识，所以思考中大多采用横向思维，往往用今天的中国去类比当今的发达国家。当然，这样的比较方法也不是不可以，但对一个国家，一个制度的认识，如果不先采用纵的比较，即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和今天，只进行横向的比较，就会常常得出片面的，不正确的结论。

为了让青年学生更好地了解过去，认识今天和展望未来。我们可根据《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现代史讲座》的内容，在讲述某一章节，某一事件时，选择几个问题进行比较。

（一）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各阶级的革命道路之比较

在民主革命中，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有重大斗争，尽管国情相同（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对象相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由于领导阶级不同，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不同，目标不同，所以革命的结果也不同。

1.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打下了半壁江山，建立了革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很快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镇压。这说明：(1)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2)“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的农民“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3)用旧式农民战争来改变中国社会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2.辛亥革命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虽然了中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这说明：(1)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2)不敢发动农民群众去进行土地革命，也无法使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3)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在华利益，不允许中国富强、独立和自主；(4)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3.无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地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选择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井冈山道路”。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说明了：(1)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2)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通过以上三个例证，可以加深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了解。它告诉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建国、曾经选择了各种方案，探索过各种道路，经过了斗争、失败、再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确定了社会主义方向，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才取得胜利。对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比较，可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加深对党的热爱。

（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土地政策之比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必须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很少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占人口8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有很少的贫瘠土地，有的甚至没有土地。因此，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土地政策。

资产阶级

1.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国家核定地价，征收地租税，同时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

2.《六大宗旨》……土地国有。

3.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4.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大量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

无产阶级

1.八七会议决定：……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2.土地革命路线：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3.敌后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4.《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农村人口分配土地。

5.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资产阶级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然而由政府“照价收买”或“照价收税”，这不意味着消灭地主阶级，实际上仍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法。至子“土地国有”，虽然最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资产阶级提出这个主张，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他们除了独占金融，垄断商业，独占工业外，还大量兼并土地。国民政府实行所谓“田赋实征”，强迫农民以半数以上的收获物缴付农业税，使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土地政策，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毁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使亿万农民获得解放。土地问题的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之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党中央的一系列农村政策，使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使全世界为之叹服。须知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耕地仅占世界总耕地的7%，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决温饱问题，可见中国共产党之伟大。

（三）旧中国和新中国经济之比较

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标准。也可以从中评价出执政党治国执政的能力。

1.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国民政府、四大家族的大肆搜刮和战争的严重破坏，到解放前夕，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已全面崩溃。那时候，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全国交通阻塞，物资奇缺，通货恶性膨胀，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国民政府留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百孔千疮的烂摊子。

2.为了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到1952年底，国家的财政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人民的物质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领导一个国家的能力。

3.尽管在建国后，我国在政治上、经济建设上有过一些失误，但仍然取得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作出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往，搞活经济的基本国策，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了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通过比较，使学生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在本

质上有明确的认识，以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

当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世界政治格局急剧地发生了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背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轨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随之解体，抛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而在19，中国也发生了。这些事件，自然会引起青少年学生思考：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到底哪个优越？到底哪一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并且有些学生还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的某些现象不满，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见《邓小平文选》第346页）。世界历史用了二册的篇幅叙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即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为了引导青年学生对两种社会制度有明确的认识，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比较。

（一）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经济发展情况

1.所有制：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由于所有制的不同，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占有者（资本家）对失去生产资料的人（工人）进行剥削和压迫。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为人民，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2.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靠血腥掠夺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方面教材有大量的史实）。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发财致富。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之上（苏联、东欧皆如此），在贫困落后的基础上依靠人民的力量来进行经济建设。

3.经济发展情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的爆发。如1929-1933年灾难性的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减少了1/3以上，国际贸易缩减了2/3，造成3000万工人的失业。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影响了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苏联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伟大成就：“一五”计划的完成，苏联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二五”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较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人权、民主、自由情况

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标榜社会的民主，人民的自由，自诩是人权的捍卫者，并以人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基本权利，民主自由的状况到底怎样呢？通过比较，说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非但不是“人权的捍卫者”，相反，而是人权的践踏者。资本主义美国1787年宪法，借口印第安人不纳税不给公民权，不计算在各州人口之内；黑奴只按3/5的人口折算。美国在扩张领土中，屠杀印第安人并霸占其土地财产。血腥大屠杀使印第安人由100多万锐减到19世纪末的24万。

在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从16-19世纪中期，使非洲丧失了上亿青壮人口。

社会主义1936年，苏联新宪法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全部政权归城乡劳动者……凡苏联公民，不分民族、性别，一律平等，都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有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人身不受侵犯。

历史学科论文篇7

提高历史课堂效益就是提高学生历史学科素养的效度，准度和速度

中学历史学科素养来源于历史学

历史学科高考选择——

新课程版历史考试大纲在考试内容（要求）中增添了这样的表述：

“考查对基本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查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注重考查在学科历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在考查基本历史知识的同时，要注重考查历史的“学科素养”“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等，比“文科综合”考查目标的共性要求更贴近了历史学科一步。

历史学科研究就应该“靠近历史学科特点 考查历史学科素养。

历史课堂的选择：教教材还是教历史？

以下是我区历史老师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1.历史教师专业知识积累不足。

虽然大部分历史教师在高等学院受过历史专业教育，满足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在专业方面的底线，符合初中历史教学的入门条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很多教师的专业知识没有增加和更新，反而是在减退。历史学科专业持续学习能力急需加强。

2.重视教学技能的提高，忽视知识的提高和更新。

我觉得从课改开始实施后，几年来，历史教师的素质应该说有一定程度提高，但是我认为在教学技能方面提高，可能要好于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提高。很长一段时间来，关于专业知识提高的问题没有被提到一个必要的高度。很多教师热衷于“术”的研究和实践，看书学习也是首选提高教学技能、提高教学成绩方面的书籍，听报告也是希望听到切实可操作的做法，“你就告诉我怎么做”，不善于研究“道”，在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方面太过于功利了。

3重视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研究，忽视对知识的把握和研究。

重视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研究，忽视对知识的把握和研究。

4.教教材而不是教历史。

教师大多是为了考试成绩而教，努力达成眼前的功利性的目标，忽视课程本身的目标，目标中有的是知识，有的是效果，而忽视育人目标。忽视了历史学科的人文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这其实是反映出教师对历史教育理解的偏颇。

历史课堂教学设计：当诗歌遇上历史，文学的还是历史的？

长期以来举办过多次初中历史比赛活动，看到很多历史老师把诗歌，文学艺术音乐等在历史学科教学设计中频频出现，是点缀还是需要，是历史课还是语文课？是历史还是文学？是诗歌还是历史？其实，在实践教学过程中，问题已经不可回避。当诗歌 音乐 艺术 文学遇到历史，我们需要再次重访，回归，回到各种论述的起点去重加审视，了解是不是有获得一笔新学术资源的可能。解答历史课堂中有关诗歌与历史，文学与历史之间纠缠不清的疑惑，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早已将诗与史区别开来，“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能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歌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虽然如此，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与历史责任之间的争端从未停止过，但是我们任然不 回避诗与史之间的相互纠缠以及混淆，并试图找到历史与诗的某种宿命的关系。

歌德在名叫《诗与真》的回忆录中说：生活的真实是真，而今天他的回忆是诗。历史和历史学不能混淆在一起。李白说：“白发三千丈”，这在“真”的意义上是不对的，不过，换个角度来说，也对，那就是在“诗”（艺术）的意义上。历史学呢，除了“真”之外，大概还有“诗”的成分。 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二是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史学；史学不仅要涉及历史的客观事件，而且也要涵盖到历史人物的心灵活动，还包含着史家的心灵容量和境界或者说灵魂能力

胡适之的一句话很有名，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料本身是不变的，但史家对史料的理解永远在变，因此史学也是在变动着的。历史学包含两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二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使它认同于科学（真），体验能力使它认同于艺术（诗），从而有别于科学，或者是某种有似于直觉的能力。因此，历史学是科学与艺术的联姻。要真正地进入史学，历史教师需要以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正有如诗人是以自己的心灵去拥抱世界。——如果说第一层次是科学的层次，那么第二层次则进入了艺术（哲学）的境界。对历史的理解，其深度和广度，大抵就取决于历史教师人生体验的深度和广度了。

任何历史教师，都必须在自己的无知和无能面前低下头来，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才能帮助他提高自己的历史理解。因为，历史理解的深度是以理解者的思想境界为转移的。所以，未经批判的决定论，就是对克里奥女神（古希腊神话中的九位缪斯之一，为掌管历史的女神）的最大僭越和不敬。

新史学至今，从梁启超、王国维一辈奠基人算起，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我国历史学的主导，也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对自身的史学先进行一番反思。

历史学是科学，历史学是哲学，前者是其形体，后者才是其灵魂。灵魂，只有灵魂，才能让史学的躯体鲜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史家的哲学思想就远比史料的积累更为重要，而且重要得多。史学和史家之境界的高下，主要不取决于其占有史料的多寡，而取决于其思想的境界。说到底，是史家的境界决定了史学的品位。科学以求“真”为要义，人文以“诗”意为鹄的。史家王国维最大的隐痛之一，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可信”属于“真”的、科学的范畴，“可爱”属于审美的、人文的范畴，也就是“诗”的范畴。如果我们能够将“诗”情与“真”意结合起来，或许就能让史学既“可信”又“可爱”。这应该成为新史学的目标。而所谓新“史学”，不仅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进入史学，而且更多的是文学本身进入史学。文本的解读、文学想象的介入，这都是新史学的特征。所以，“史家司马迁”同时也是“文学家司马迁”。一个真正的史家，应当用生命去拥抱学问，生命不息，学问不止。学问是我们终身的修为。学无中西，学无新旧，世间所有的学问，都是相通的，其区别只在于高下、精粗和对错，而不在其他。“历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要有真的史学，首先要心灵的自由。

史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历史本身没有意义，关键看你赋给它什么意义；生活本身也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取决于你自己。

总之，诗与真、科学与人文，是史学的两个维度。我们的思想就是诗与真的二重奏，我们的史学是诗与真的交响曲。优秀的指挥家，应该能演奏出美好的乐章。（摘自：何兆武——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文献。

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语言或文字没有文采，是不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令人永久记忆。廿四史的前四史，编年史里头的《左传》与《资治通鉴》都是这样的著作。

最早提到史与文的关系的，似乎也还是孔子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后面这半句明明是在说只有文采胜过事实，才能成为史，否则没有文采只有事件，即质胜文，就只是鄙野之人的谈资而已。对于文与质的解释大抵有两种，一是指文字的华美与质直，另一是指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方面，都说明史是具有文学性质的，或文字比较华美，或形式超过内容。质是质朴自然，保持事实原貌，文则是进行人为的加工。质的解释可以是实事、事件，而文胜质则是故事了。甚至可以说文与史是相同的，区别不大的。但太过文学化了，史就会失去真实性。

对于史与文的关系，有人是不主张过分的“文”的，如刘知几认为“史”应当以“叙事”为主，“夫国史之美备以叙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就是不要过分描写。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与其空泛地评述一个人物，不如直接写他的言语和行为。宋代郑樵也有这种观点。他在《通志序》中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唐代以后诸史，均无“论”、“赞”，大约是受《史通》主张的影响。

西方历史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

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

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他著的《文史通义》里提出过一个问题，他说史学家能不能为文章之士这一特殊的群体写出一种特别的历史，就像司马迁、班固曾经在司马相如、扬雄“列传”中做过的，记述这些人的生平事迹，同时也展示他们的赋作，使“文苑必致文采之迹”。章学诚谈到的如何从历史的角度记载“文章之士”的著作，其实是在思考如何记载文学史，即史学和文学的关系问题。

文学与历史的分合际遇 就发生而言 ， 文学与历史有着共同的 源头 —— — 上古神话与传说 。这是我们今天 可以知道的人类最早的叙事形式 ， 对于这种人类早期的神话与传说 ， 后人的 认识往往大相径庭 ， 有人视之为真实的历 史记录 ，有人则把它们当作基于图腾崇拜 的想象与虚构 。例如对于中国上古传说 （ 三皇五帝之类 ） ， 我们的祖先一直是当作 历史来看待的 ， 而到了顾颉刚先生为代表 的 “古史辨” ， 这些关于尧 、 派 舜 禹的传说 一概被理解为古人想象的产物 。而当史学 界早已 “走出疑古时代” 的今天 ， 人们又相 信那些传说并非古人的向壁虚构 ， 而是一 种历史叙事的原始形式 。孔子修订过并且 后来成为儒家典籍的 《春秋》 和它所代表的 那个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 ， 代表着中国古 人历史意识的觉醒 。，清人章学诚有 “六经皆史” 之谓 ，如此则 《尚书》 《周易》 等保存了西周初期文献的古籍亦可以史书观之 。但无论 是从传统史学 （ 秦汉乃至清季） ，还是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 ，在现存先秦文献中唯有 《春秋》 可以归为史书之类。显然 ，孟 子之推重 《春秋》 ， 首要之点并非其对人 者 物和事件的真实记录 ， 而是在历史叙事中 所蕴涵的价值判断 。孟子是将这部史书作 为儒家价值观念的承担者来看待的 。二者的文本差异 与文化功能被忽视了。变化出现在魏晋六朝时期。先是曹丕提出 “四科八体” 之说 ， 随后陆机标举 “诗缘情” 之论， 都明确表达 了对文学以及各类文体之独特性的清醒理 解。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曹丕的 “八体” 说 ，还是陆机的“十体”，都没有涉及说“史” 这一文类 ，这说明在当时文人心目中，作为文化文本类型的历史与文学已经完全分开了。嗣后， 宋文帝时立儒玄史文四学，，标志着文学与史学作为并立的文化门类而受到官方的认可。20 世纪后半叶 以来，在人文科学领域那种科学主义倾向 受到普遍质疑，人们越来越不满于19 世纪 和 20 世纪之交确立起来的那些学科规范。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一股反学科的潮流 蔓延开来。就文学与历史而言， 不是文学 首先宣布自己有资格成为历史， 而是历史 宣布自己原本与文学并无根本区别 ， 大家 本来是一家。（摘自：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学和历史从来就 处于相互影响之中 ， 我们先看历史对文学的影响。历史叙事在中国古代可谓源远流长，据说唐尧、虞舜时期就已经有了专门的史官， 史官文化 已经十分发达。甚至许多学者都认为， 影 响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周文化， 其核心就是 所谓 “巫史文化” 。至少， 就我们今天看到 的古代典籍而言， 中国古代的史学的确是 非常发达的。中国古人因受 儒家文化影响， 对于虚假言说一直抱有深深的戒心 ，始终不肯给予合法地位， 这也 是长期以来文学叙事的虚构性不被承认的 重要原因。

西方思想史上关于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高下评判与中国古人有很大不同。

西方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 形成了一种 “追问真相” 的恒久冲动 ，在古希腊那种本 体论知识模式影响下，西方学者总认为文 学、 历史 哲学等人文学科与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 ，都肩负着揭示真相的伟大任务 ， 它们的区别仅仅是对象不 同而已。例如亚里士多德关于文学比历史 更有哲学意味的著名论断就十分清晰地体 现了这样一种知识模式 。他说 ： 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 散文，一用韵文 ； 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 改写为 “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 有韵律都是一样 ； 两者的差别在于一 叙述已发生的事， 一描述可能发生的 事 。因此 ， 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 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 因为诗 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 ， 历史则叙述 个别的事。在观念层 面，中国古代史家似乎从来不肯承认接受 来自文学方面的任何影响。西方学界也只是从 20 世纪以来 ，随着对现代性话语建构 的反思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 ， 史学 界才开始承认文学性始终是影响着历史叙事的重要因素。这种观点从克罗齐到柯林 伍德 ，再到今天依然活跃的海登怀特， 呈现出越演越烈之势。

而自从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文学”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唯物史观创始人马克思曾经说过：“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 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 史。 黑格尔则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 传统历史观把历史看 做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故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就把文学 文本看作是对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是对业已发生的事 实的连续而线性地描述。 于是旧历史主义把正史、大历史事件和 伟大人物的事迹等作为分析对象，历史的记录者以趋近客观事实 为标准。由此，传统上认为历史是“记时”，而文学是“叙述”，历史 的真实性远远大于文学的虚构性。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也被看作是 简单地、机械地反映被反映关系。这种传统的观念在《新科学》出 版后开始受到置疑和挑战。维柯在《新科学》中指出，历史“逻辑”的“诗学”性质绝不亚于 它的“语法”性质。 弗莱则更明确地提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 是神话的对立面。”“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规则达到一种全面综合性 时，他的规则就在形式上变成神话，因此接近结构上的诗歌。”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 海登 怀特认为人们不可能找到原生态“历史”，因为那已经是逝去的，不可重现和复原，找到的仅仅是被阐释或编织过的历史，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真实的历史，历史只是一堆“素材”，通过“诗性的”理解和连缀即加工出的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无疑把文学和历史划上了等号，即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言的虚构”，历史学本质上即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叙事的”，有“文学性”的文本。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则更加突出历史的文本性，认为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是哲学家们的历史，是一种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历史。

真正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分析透彻的是一批新历史主义者。新历史主 义先趋福克斯 吉诺韦塞直接提出“历史是一种本文”，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与历史同时用虚构、想象或隐喻的方式构造文本。“历史是 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这里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过的，或是据信真正发生过的，但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有人说，历史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有客观性、连续性；但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堆“素材”，经过历史哲学家们主观化的阐释后成为了诗意化的历史，是偶然的、零散的，而所谓 的“真实”也是虚构的“真实”。历史究竟是怎样的？是简单地、机械地客观重现和还原还是想象的主观阐释和编织呢？

作为普通的历史教师，我们也尝试着运用“风”的诗性获得历史教师在学科素养建构中的有效途径。重访，回归，回到各种论述的起点去重加审视，或许成为我们不二的选择，哈佛大学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无疑成为历史老师最好的选择 。

历史教育的选择：

正如叶芝写给他爱人的这首小诗——

他正在为事实痛苦，他很穷，他不能真的给他认为她想要的，他说：我有一些另外的东西，但它并不是给你的，他说“天堂已经在衣服上刺绣了，用金色，和银色的灯光，蓝色的，暗淡的和黑色的衣服，用夜色的灯光和半灯光，我延伸衣服到你脚下，但是我非常穷，只有我的梦想，我延伸我的梦想到你脚下，轻轻的踩，因为你正在踩我的梦想，每天，每处。

只要我们还能理性的思考，我们的未来就不会没有收获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HAO）题诗在上头”

——李 白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诗歌也是令李白自叹不如的诗歌最能体现历史学科诗的韵味：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妻妻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唐代诗人崔颢

历史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

通过思和诗去作好一种准备，即为上帝的出现或者为没落

时代上帝的缺席作好准备。

附：上文引自下面相关文章

历史学科论文篇8

“重结论轻过程”是传统教学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传统的教学的主要活动就是讲述、板书和布置练习。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把学生看成了接受器，课堂中的问答多半是复述教材中的文字，教师充当了知识和结论的灌输者的角色。

新课程要求教师的角色已不再是结论的灌输者，而是引导学生体验学习过程、掌握正确的探究方法，在强调学生“主体”意识发挥的同时，对教师“主导“的要求更高了。就历史课而言，如何优化课堂教学过程，如何为学生创设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如何找准教学的切入点，激发学生提出有思维价值的问题，并能积极寻求问题的答案；如何淡化“教”突出“学”，把教学过程变为“培养学习者”的过程，使教师自身由知识传递者变为学习的促进者；如何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从凌驾于学生之上的讲台上走下来，和学生融为一体，共同活动，消除师生间的距离感，使学生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与才能；如何使班级、小组合作和个体学习各环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真正达到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这都需要教师的精心策划和组织。

如在学习《金与南宋的对峙》时，课前预习1、你知道多少岳飞的故事？你知道岳飞《满江红》吗？2、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历史名将，为何北伐不能胜利呢？这两道预习题可以拓展学生知识面和启发他们分析思考能力，避免学生在课堂上仅仅靠教师灌输的学习的被动局面。上课时在沉郁激越的《满江红》背景下，学生的情绪异常激昂，他们急于要把自己知道的岳飞的故事与同学们分享，有的学生还拿来了在将军山拍摄的岳飞“还我河山”的图片。教学中师生互动得到很好的体现，教师鼓励学生提出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有的提出：“老师，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吗？可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北宋的金为什么竞能灭宋呢？”学生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探究。激烈的讨论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而且发展了学生的思辩能力。这样的课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表现了学生丰富的创造力，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也达到了教学目的，完成教学要求。

二、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转变为课程的开发者

在传统教学理论中，课程（包括教材）是政府和学科专家关注的事，教师无权也无须过问，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也就是说，教师只是既定课程的阐述者和传递者，这不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很容易使教师走上“照本宣科”的教学老路。新课程给了教师发挥的空间，倡导教师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向课程的开发利用者转变，为基础教育改革又提供一条探索之路。如在上唐朝历史时，我们给学生布置的分析讨论题：观点一：“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杨贵妃足以败之”。观点二：说：“唐玄宗前期会做皇帝，后期不会做皇帝，”你同意哪种观点，为什么？学生必须在课文中找出相关史实归类，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问题做出分析评价。经过深思熟虑，学生纷纷发言，说了很多，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令我很受触动。

三、由传统的知识“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过去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是截然分开的。教师的任务就是按照教材、“教参”、试卷的“标准答案”教。至于为什么要教这些，为什么要这么教，绝大多数的教师没有深入地思考，因为学校的评价体系就是教学升学率的多少。可见，教师成了完全游离于教学研究之外的旁观者，成了知识的“搬运工”，这显然不符合新课程对教师角色的期待。新课程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作为研究者，教师要不断增强教学研究意识。研究重点和方向是：1、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强调探究性学习。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那种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提倡自主、探索与合作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得到发展，成为学习的主人。主张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学习，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历史实践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开放式教学，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历史教学为基础，不拘泥于历史教材本身，打破学科界限，借鉴不同学科的教学成果，重新去体会历史、感悟历史。

历史学科论文篇9

1．教材内容的感染历史教材中有很多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如教材对林祥谦英勇就义的描写，“敌人用刀砍他，让他下令复工，他视死如归。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工是不能复的”。林祥谦的革命精神，使学生受到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激发了他们为祖国献身的革命精神。教师应结合青少年思想活跃的特点，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典型事例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坚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信心。

2．教学方法的再现不同类型的素材，可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解决。直观教学，即通过教具的使用，可以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英雄的人物、壮阔历史场面再现出来，因而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方法。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如果把地动仪、水排、筒车、长城、秦俑的模型展示在学生面前，使他们亲眼看到祖先的发明创造，会使学生产生多么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呀？我们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如果拿出实证，将圆明园烧毁前后的图片展示给学生，学生会受到多么深刻的教育。他们对侵略者的愤恨，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不会油然而起么！所以使用直观教具可以演示历史最壮观场面，可以表现英雄人物的业绩，可以表现优良传统。所以教具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好教材。一件教具的使用，往往就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教育课。

3．教师情感的熏陶情感教学是一种高层次的教学方法。通过教学引起兴趣，燃起热情，激起联想，强调师生之间的真诚交流，和谐关系，建立最佳教学情境等。教师应注意发掘历史知识中蕴藏着的丰富情感素材，做到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情感色彩强烈的气氛中，师生产生共鸣。如在讲述《甲午中日战争》一文中的黄海海战时，教师感情充沛地说：致远舰在激烈的海战中勇往直前，多次中弹，船身严重倾斜，最后不幸中鱼雷，全舰250多人壮烈牺牲。就在即将沉没的当儿，随从扔给邓世昌一个救生圈救他，可是他因全舰俱没，义不独生，摇手拒绝。

这时他所养的名叫“太阳犬”的爱犬到面前，叨住他的臂膊，不使下沉。邓世昌毅然用手揽住爱犬，一同沉没在祖国的黄海波涛之中。就这样教师讲得慷慨激昂，学生听了深受感动，不禁泪下。师生同仇敌忾，共同声讨日帝的侵略，进而产生振兴中华，富强国家的决心。

二、课外活动中的培养

开展课外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开阔视野、发展能力，更有利于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曾进行如下活动：

1．开展“学史一得”演讲比赛这是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好形式。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们革命热情，产生对家乡、对祖国、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心情，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几年来在省市历史教研会的组织发动下，活动开展得很广泛，受到师生们的好评。

2．开展历史教具小制作活动：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描绘和制作一些简单的历史教具，不仅可以丰富学习生活，增强学习历史兴趣，培养能力，还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历史，特别是由于学生参与了教具的制作活动，必然对所制教具产生的年代、背景、作用、意义等做深入的了解，从而增进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几年来我们历史课外活动小组的同学，绘制了二百余张历史人物画像，制作了几十件模型教具，有些教具还在省市的评比中获奖。

3．利用历史文物进行德育利用文物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个好方法。我们曾从三个方面开展这项活动。（1）考察历史古迹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组织学生先后参观考察了凌源红山文化遗址、仙灵寺商周遗址、义县北魏万佛堂遗址、兴城明代古城和山海关古长城等地。使学生看到祖国悠久历史，壮丽山川，认识到人民江山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党。（2）进行文物收集几年来师生共收集了一百多件文物，其中有古币一百多枚，还有原始人使用的石器、红山原始人类的遗骨、明清瓷器、商周时期的古陶器等，还收集了志愿军援朝使用的茶杯，解放战争时用过的子弹等。通过对文物的收集和考证，学生们的思想受到陶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3）进行“文物”展览我们将收集的文物分类、编号、考证，书写说明词，然后进行展览。几年来我们曾多次进行了“伟大祖国在前进”，“中国古代货币”，“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等展览。由于文物具有生动、形象、直观、真实、信等特点，易为学生们接受和理解，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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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初中历史课堂综合化的关键因素

1.加强学科之间知识的结合与渗透

众所周知，文史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尤其是古典文学与历史学科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一点在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古代诗歌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一面镜子，诗人经常通过诗歌来吟咏王朝的更替、兴衰与世事的变迁。如杜甫的诗歌表现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语文课文中的《木兰诗》表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一段历史。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加强与语文学科的联系，引导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探讨问题，不仅可以提高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对文字的驾驭能力。

2.加强历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历史与政治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许多史料、现象都需要用政治原理来解读，所以初中历史教学应重视与政治的结合。如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更包含了政治因素，秦孝公要加强自己的权力，使国家富强起来，就不得不推行新政。因此，教师应向学生渗透政治方面的知识，以便学生更好地了解历史的演变，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3.加强与地理学科的联系

人类的社会活动是在一定空间中进行的，所以历史与地理这两个学科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挖掘历史教学中隐藏的地理信息，使学生认识到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在教学《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中，诺曼底登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重要意义时，教师可以通过分析英吉利海峡的气候条件，如盟军为什么选择在诺曼底登陆而不选择其他地方？是否受到当地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英吉利海峡的气候条件如何？通过联系地理知识，教师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登陆的困难和意义。除此之外，初中历史教学还要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如在教学某一历史知识点时，教师可以找出其与当代社会中的相似之处，进而提出问题，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如在讲述历史上的改革时，教师可以与当前我国积极推进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对比历史与现实改革的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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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知识创新”工程的贯彻和实施，国内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两个层面上都形成了科学文化研究和普及的热潮。起着所谓沟通科学与文化之联系桥梁作用的科学技术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科学技术史学科在中国虽然还不能完全与诸如数理化、文史哲以及政经法等“显学”等量齐观，但的确已跟原来处于职业建制和学术建制双重边缘地位的局面大不相同，特别是在职业建制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在学术建制方面，零敲碎打、拾遗补缺式的研究阶段应该已告结束，进入学科建制化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科学史的学科性质问题日渐凸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方面，近年已有许多论者阐发了观点，[1]本文着眼于与科学史学科性相关的开放性问题。认为从实践到理论、从方法到内容等等方面看，科学史都具有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但从其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看，科学史又不是普通的历史学科，具有强烈的交叉和跨学科性质。这些都说明科学史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但对历史学开放，而且应该对其他的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开放，加强彼此间观念和方法等等方面的联系、交流与沟通。这不但有利于科学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本身意义和正当性的辩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利于加深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理解和认识，并扩大其应有的社会影响。

一、忽视科学史的史学学科性及其后果

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物理等的研究。早期因为研究人员的数目极少且基本处于单兵作战和零散资料整理的状态，未形成建制性的学科，因而也基本不存在所谓学科的定性问题，至少这种问题还不是当时紧迫的和重要的问题。到了1997年这个定性就开始成为此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自然科学技术史被中国政府部门作为科学中的理学一级学科而确定了。不论其初衷如何，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学科性质的认定倒也不无道理，因为科学史毕竟跟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科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也往往离不开对其历史的逻辑或简单追溯。但从科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门类的角度，即从学理的角度看，很有必要对其性质加以进一步的厘清。这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发表了看法。总体而言，大家基本上肯定了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应当主要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因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一样，科学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2]

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科学史的研究基本上又是游离于一般的历史学之外，科学史研究者更愿意接近科学界和其他关于科学的“元研究”领域而不是史学界，导致了科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间的相互隔膜。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史研究和教学活动都在科学或哲学领域的院所系里进行，而与一般史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瓜葛。科学史研究共同体除了在文物考古（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非常有限的领域或少数研究活动中与历史学界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般几乎互不往来。例如历史学界的学术会议，科学史界鲜有人参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虽然可能对科学史研究很重要很有意义，但在科学史领域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和反响。这种与历史学相互分离的局面，使科学史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难以汲取作为自身一个重要来源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和最新进展，导致了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一定的滞后和贫乏；同时也带来了科学史自身一些目的功能上的混乱。关于后一点，已有论者指出：“作为理学学科而非史学学科，科学史的二级学科很自然地按照理学一级学科来分科的设置（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这样，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萨顿所谓科学史的人文主义意义就显示不出来，科学史就不能发挥它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因此未来科学史学位设置应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3]

当然，与此同时，可能是出于科学史界本身自外于历史学领域的封闭性和异类性，或是出于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那种近乎真理地位的敬畏心理，我国史学界实际上也基本无人问津科学史的研究，或很少关注科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即便偶尔在其历史通史著作中提及有关科学史的内容，也常常犯下常识性的错误。（如国内史学界在许多通用中国古代教科书中论及“甘石星经”时所出的错误[4]）这与国际史学界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且不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柯林武德所作《自然的观念》、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等科学（思想）史专著，就是当今许多流行的历史学通史著作中就包括了对科学史的描述，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都有专章叙述科学的历史。由此可见，一般的历史学家并未对科学史见外，而是顺理成章地把它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二、从史学界可能得到的教益

浏览一下国内史学界的现状，可以明显看到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已成为介绍和研究的热点，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等。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和理论基本囊括在内。西学的引入，使中国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等等方面气象为之一新。毫无疑问，我国史学界这些研究介绍对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理论建设应该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实际上，欧美史学界的思潮和理论对科学史的研究导向素来就有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科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20世纪初的乔治·萨顿。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最有价值的文化，并把科学史的目的确定为所谓通向“新人文主义的桥梁”。但萨顿在用新人文主义的观点为科学史的正当性辩护的同时，在研究纲领上，却并未脱出由德国的兰克所开创的统治了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孔德实证主义引领下的“兰克学派”编年史方法论的巢臼。

与此同时，年鉴学派的奠基者布洛赫却激烈地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及其用科学的正当性来为历史学正名的模式。他认为，孔德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追寻自然现象的法则，不应该套用在有关“人”的研究上。因为人类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许多方面都难以套用数理上的规范量度。

年鉴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观点。年鉴派观点的引入为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极大地扩充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此外，年鉴学派史家们提出的所谓“整体历史”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再看看历史哲学的研究状况。发轫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积累，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 转变为“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包括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奠定了这种观念的基础。他们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并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诞生到衰亡的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具体建构中国科学文明的“整体历史”方面，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论密不可分。

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柯林伍德倡导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等论点，不但在一般史学界而且在科学史界也有巨大的反响。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阶段，产生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对历史实在论加以批判。他们以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反对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实在性，观点偏颇但有启发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思潮也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贝尔纳的两部科学史名著《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也是这个思潮的结晶。

科学史界在20世纪出现的其他一些抗鼎之作，包括默顿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柯瓦雷1939年发表的《伽利略研究》、巴特菲尔德1949年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甚至库恩的《哥白尼革命》、科恩的《牛顿革命》也无不带有从年鉴学派到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直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印记（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

三、科学史的交叉学科性

但科学史毕竟又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它主要涉及科学这一人类特殊文化形态或社会建制，属于专门的领域。由于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关于科学的元研究学科除了科学史外，还有诸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学科如果从学理的角度看，也应该分属于哲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传播学等不同的领域，所以都有跨学科研究的色彩。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学科实际上主要是聚集在自然辩证法这面大旗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科学史的另一个鲜明的性质，即跨学科性或交叉性。所以，除了从历史学中接受教益外，科学史无疑也必须从其他学科汲取发展的营养，向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科学元研究学科讨教或切磋自不待言，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还必须包括其他人文社科类的相关学科。

因为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的确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也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养分。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科学史研究自然亦应当紧扣自然科学的所谓“人文主义价值”，积极开展与其他相关人文社科类学科间的交流与沟通。

目前，广泛借鉴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以丰富科学史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已具备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学一流学者的代表作十之七、八已有了汉语译本，研究者可以不必再费力地阅读原著了。即便是国际学界近二十年来风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汉译本。这为中国学者，包括科学史研究者，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技术史在中国作为理学的一级学科，可以说已经从职业建制的角度上确定下来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如果不认定为历史学的分支，就不能说已从学理的正当性上完全建构起来。所以，有必要明确其历史学科性。同时，这种学科性的建构，也有利于明确科学史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其未来的发展，就看科学史界是否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以接纳别人之所长了。让我们引用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的最后一章“行动中的历史学家”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5]

主要参考文献

[1] 如：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3期；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刘兵、曹南燕：“科学史与女性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魏屹东：“科学史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袁江洋：“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期；袁江洋：“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12期；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上、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3期；江晓原：“科学史外史研究初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2]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诞生”，/members/liu/doc/func.htm

历史学科论文篇1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