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论文合集12篇

时间:2023-03-28 15:08:12

历史与社会论文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1

社会实践的现实定力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变革的根本,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旧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新时期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遵循人类交往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为总依据,以战略性的现实定力和实践品格获得了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类始终以自己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性而自豪,感叹“精神是世界的花朵”、“人是万物之灵”。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及其自豪感被哲学家们以精神、观念、理性、思想、理论的重要性“抽象地发展了”②。在西方,黑格尔以“思想支配世界”把人的能动性编织成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怀着宏大抱负,试图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使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走向“从前信仰”的反面,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的虚幻性,从而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无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分工的客观性,而是只看到“人”的理想,用他们的“标准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现实的人,并把“标准人”描绘成历史的动力,把现实历史过程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③。他们甚至把思想、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作用夸大到这样的地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④。以为只要我们给人以正确的理想观念或创制一套理论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⑤因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社会机体是人的交往关系之网,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们交往关系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向“人类的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人们的交往也不是人的“类本质”使然,而是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就历史的每一阶段而言,“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⑧其实,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夸大理论的作用、理想的作用,急于求成,是理论家和革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过,“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因为“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⑨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因为战争需要的外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支配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列宁后来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急于向人民兑现革命战争年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承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急躁冒进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分配关系上,把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先是原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完成。紧接着就搞了“化”运动,不顾农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而把生产关系提升到“一大二公”的水平,还以类似组织战争的方式搞了生产“”。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追随苏联共产党并与其一起提出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的空想目标。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惯性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人们封闭僵化而又夜郎自大的思维方式,从世界格局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几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上占有优势,我们只有实行开放,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第三,当代世界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说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关系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南北关系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而用“发展”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穷国与富国的利益交汇点。发展需要和平条件,因此,世界的主要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第四,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发展自己,但绝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我们才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冷静看待自己的社会主义,辩证看待世界资本主义,以务实的精神了解世界、拥抱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引导世界。通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我们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在许多方面迎头赶上了发达国家,有的方面大大缩小了差距,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因此,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今天的世界同样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党的十向世人再次宣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关于这个“总依据”的实践要求,同志是这样告诫全党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个人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视界

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对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人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而在于如何看待人,如何切实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世界历史进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特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宽广人本视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以十分高调的人道主义论调来消解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认为只有他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写道:“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瑏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瑏瑥怎样才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如何才能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瑏瑦爱是人的本质,于是他宣布:“两性的结合只是爱的最高阶段并且应当是爱的最高阶段,因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才是道德的东西。”瑏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关注社会,但是,他们除了抽象的两性之爱的宏论,就是在分与合、全体与集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抽象地议论所谓的“福利”和“类的平等化”。另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提出:“我促进总合的福利,也就是促进自身的福利;我促进自身的福利,也就是促进总合的福利。”“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单个生命和总合生命的有意识的统一,是和谐。”瑏瑨“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发展为普遍和谐的镜像。”瑏瑩他们据此攻击共产主义,认为“人在共产主义中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共产主义把人的依赖性引导到极端的、最粗暴的关系,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即引导到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人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瑐瑠。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者理论体系中所谓“标准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从这样的人出发,他们根本弄不清“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为什么会表现为“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的深层原因,也解决不了人的任何现实问题,所有美好动听的主张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随着交往的扩大,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必然要“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瑐瑣,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了“世界市场”的要素,个人活动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瑐瑤。世界市场虽然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统治的”力量,但是,无论对于单个个人还是对于单个民族,正是在普遍交往中才能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普遍交往中,个人之间以及“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此,“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瑐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另一角度看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进程视野中的人的解放,绝不是老子视野中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老子•八章》的小国寡民式的封闭性自我满足,而是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发展壮大于改革,同样发展壮大于开放。我们的开放,从最初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发展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单一目的、局部开放,到今天全面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世界”、“外国”对中国人来说不再是个陌生的、神秘的字眼,相当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走出传统的村落、社区、国家,活跃在世界各地,或经商,或留学,或探亲,或旅游,或考察,今天的世界,几乎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各种建设都有中国人的汗水,各种大事、难事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人的智慧。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本身具有一种“普遍的自律”和“内在的逻辑”瑐瑦。中国人三十多年开放过程的自律和逻辑证明,中国人通过世界化实现了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了世界化,从而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开启了中国人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性的新阶段、新高度。这是中国人发展解放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展示出的价值魅力。

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

承接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结果,也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是生产力发展使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证明,“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瑐瑧。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瑐瑨当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强势的时候,“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瑐瑩。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平等,都根源于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关系的强制,这种客观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共产主义不能作为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无论是它的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制度本身,都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瑑瑠共产主义一方面要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要“占有”人类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总和”,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瑑瑡。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列宁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多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而没有认真区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差别。其实,列宁心里很清楚,他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那是一件极为艰辛的事业。于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德国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改善国家关系,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攻击,同时帮助中国等亚洲、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以扩大共产主义力量。经过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节节胜利,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成了两个市场、两大阵营,而且几乎平分秋色、势均力敌。由于传统的思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差别视作政治上的水火不容,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曾经生死与共的美、英、法、苏、中同盟国,在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时,以英国首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挑起了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的冷战,继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长期对峙和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面开放的视野与世界互动,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动与外续动力的承接,彻底改变了人们两极对立的“零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哲学。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断扬弃着“地域性共产主义”,也以新的向度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当人类交往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顺应普遍交往的社会趋势,学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处,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建立起真正富有包容活力、发展动力和价值魅力的理论、道路、制度,才能扬弃“地域性共产主义”,走出民族、国家、地区的限定而成为“世界性存在”。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2

二、以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感受历史的沧桑变迁

社会是在历史的基础发展而来,任何一个事物产生、发展、消亡,都有其必经的历史阶段,历史反映是以前社会的状况,与前人生活息息相关,而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是由前人历史发展而来,具有历史的必然联系,这也是《品德与社会》课堂为什么要加入历史元素的原因。所以以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从现今学生熟悉的事物讲起,再回溯到古代,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变迁,感悟历史的强大和社会进步的飞速,在赞叹历史中学习知识。例如,在导入《从古到今话交通》(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有效利用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其实,我们现今的生活中本身就有古今交通并存的现象,比如距今一千多年的赵州桥,历经百年的江南水乡木桥,到现代感十足的上海钢铁大桥———南浦大桥等,都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将古今大桥的对比作为本课的开端,再合适不过,不仅贴近学生生活,激情引趣,还有利于减少历史的距离感和抽象感,这样的教学导入有利于打造高效的《社会与品德》课堂。

三、以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激发探索历史热情

图文并茂是新课程教材改革的一大方向,《品德与社会》的教学也应该顺应这个改革潮流,利用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充分挖掘教材图画元素,使丰富的教材资源得到充分运用,况且图画是学生喜爱的教材形式,教学增加插画的应用,也能活跃课堂气氛,减少课堂学习的枯燥性,同时激发学生探索历史热情。例如,在导入《吃穿住话古今》(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将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让学生依据教材中一幅描绘远古人类生活场景,进行古代人类生活的描述,包括远古人类吃什么,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这些食物?远古人类的穿着具有什么特点,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穿?远古人类都住哪,插图中其实包含他们的住所,能找出来么?由一幅远古人类生活图景的插画,促使学生围绕本课主题“吃穿住”,想象并推导出远古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之后课程教学的开展大有助力。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3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反驳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仅仅将“历史合力”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或者“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助于全面把握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无助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合力论之间的理论关联。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层次上,历史合力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承认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唯意志论(历史主观主义、历史目的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不能走向历史客观主义、历史悲观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且,“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虽然“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使每一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因此否认每个意志对历史有所贡献。“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意志的“相互冲突”,因为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交互活动,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多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坚持了群众史观,根本区别于英雄史观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唯心史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层次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如果说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力的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外部力与内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合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通过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内部力),引起各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变革,从而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可见,无论社会历史外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大,但它必须通过作用于社会历史内部力而显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外部力通过作用于内部力而影响历史进程,内部力规定外部力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不同社会之问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源与外源问题上超越了封闭发展与依附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发展的内部力与外部力的辩证统一。

综上,从根本上说历史合力就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历史动力的辩证综合。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既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抽象层次、社会形态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各具体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以历史合力论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发展目的的人本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制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的统筹兼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思想。

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环节、因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求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始终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把坚持科学发展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既坚持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阶段性发展战略与根本性发展方向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并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过程。这个“总的合力”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当作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质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看做历史剧作者与历史剧中人的有机统一,看做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应对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统筹兼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充分调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一切社会活力。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坚持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的基础上,鲜明地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社会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等层面上的狭义的“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其中的经济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它总是要通过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相互联系和凭借许多中介环节发挥其最终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经济力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成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同时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建构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可见,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和重点,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发展。这样,坚持全面发展既与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在精神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了历史合力论以具体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再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如果社会动力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失调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协调各种社会动力,坚持社会协调发展。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只有协调城乡发展,才可能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协调区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建成真正全面的小康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坚持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机制的创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要求。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06-05

在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学宝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一笔极其珍贵的遗产。如何正确认识、评价和对待这笔史学遗产,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学术态度,学术界应该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以明辨是非,使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得以健康发展。这里,笔者仅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倾向,从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三个方面,谈谈应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问题,以求正于学界。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遗产中,最核心的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思想的影响,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近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有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总结了学术界20世纪30年代社会大论战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认识,概括地论述了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特点等重要理论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些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阐发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有关中国历史的系统看法,很快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范文澜将之贯彻到自己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历史学著作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的崇高政治地位,他有关中国历史的上述主张,很快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清算了教条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危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有些学者指出:五种社会形态并不是每个民族发展的必经阶段,五种社会形态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社会,过去称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泛封建化”理论的误导;也有学者对所提出的中国近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这些新看法的出现,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许多学者的论点和论据,仍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方能在学术界达成共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主要立足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但他们并非欧洲中心论者,他们对亚洲的历史也并非一点不了解。而且,他们也明确地指出“大体上”人类社会经历五种发展阶段。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哪个民族都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是斯大林及苏联式的教条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纠正斯大林及苏联学者的偏颇的同时,是否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基本看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但范文澜、侯外庐、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未曾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且十分重视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如范文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的普遍规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有很大不同,因而“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这一国不同于别一国,这一民族不同于别一民族, 这一社会不同于别一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不同于别一历史阶段……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 (P210-212) 我们怎么能将这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提出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武断地称为以西欧的历史框架中国历史,是西欧中心论的产物呢?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学界的教条主义学风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稍有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2](P102-109) 我们怎么能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言以蔽之曰“教条史学”呢?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来看,目前要彻底否认中国历史经历了五种基本形态,仍是一道难题,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制社会,仍值得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方面作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确实不存在奴隶制社会,是否就能确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呢?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的重新深入论证,否认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这也成为学术界新的共识。由此可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政治家有关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重要的历史理论,仍值得我们珍惜,不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

在马克思主义初创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历史学家,在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启迪下,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今天,中国古代史在断代史以及经济史、思想史等专史领域的基本格局,就是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的学科体系,由此,中国历史学才走上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基本依据,中国新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也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加正确的认识之前,这些论断仍应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理论指南。诚然,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关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具体认识是否正确,仍需不断接受学术界的检验,但我们不能对这些论断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过去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予以深入探讨,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新民主革命阶段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革命的重大问题,建立了科学的新民主革命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杰出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认识的偏颇,做到了从下向上看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1958年掀起的所谓“史学革命”及后来开展的所谓“”,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行极“左”政治之实。如果说“史学革命”是因为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经验不足所导致的失误,“”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极大的摧残和颠覆,“评法批儒”的影射史学是打着史学的幌子的极“左”政治,有关文章和论著,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极端化和庸俗化,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被歪曲成为阶级斗争史和路线斗争史。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虽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中错误的做法。但有些史学工作者却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阶级斗争史学,拒绝和忽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一重要的方法去分析和评价历史及历史人物,由此在认识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偏差。

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倾向,可以感受到有些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拒斥发展到何种程度。著名哲学史研究家涉足太平天国,认为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会使中国倒退到黑暗的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在史学家的笔下,曾国藩、袁世凯、慈禧太后成为大肆歌颂和吹捧的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政府没有遵守国际公约的结果;过去的义和团爱国运动,现在摇身一变,成为落后、愚昧和盲目排外的农民运动。诚然,过去拔高农民的革命战争,对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片面的做法,但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的“新认识”和新观点,有多少能真正站得住脚?又有几家能经得住学者的认真讨论和辩驳?关于新时期在阶级分析方法方面的反弹现象,刘大年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评述,以及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反对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例,对史学研究运用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他强调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讲近代史研究方法论,不可丢掉,或者所谓‘淡化’这个基本方法。”[3] (P3-29) 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龚书铎说:“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显然是出于偏见,只要客观地正视现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说法中,最受贬损、否定的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可否认,对于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曾经有过简单化、教条化的偏颇,但这是运用者所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学说本身出的问题。认为阶级斗争学说过时了,这是不正确的。只要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只要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存在,阶级斗争就客观存在,这个学说就不会过时,至于用来指导历史研究,更是不能回避的。”[4] (P279-288)

随着的阶级斗争时代的结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国史坛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已经少人问津,过去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过分的拔高,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现在出现的对历史上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奋起的抗争的革命运动大肆诬蔑,是否就是科学的做法?诚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无需再花大力气从事农民战争的研究,但与之密切联系的以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为中心的“三农问题”,却值得学者去着力研究。为了强调劳动人民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将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为农民战争史,进而忽视和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遭到范文澜、翦伯赞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严正批评。“范文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5] 新时期我们纠正了过去的失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懂得阶级分析必须建立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全面深入地研究社会经济史,阶级分析应与阶层分析相结合,阶级分析不是历史研究唯一的方法,应将这一分析与其他的方法相结合。[6](P135-140) 这些新认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这一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有助于广大史学工作者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时期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与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在新世纪这样的曲折不应该再出现了。

三、关于学术和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

历史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郭沫若、范文澜等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其脍炙人口的历史学著作,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现实作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不朽的马克思主义名著,已成为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扛鼎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在他们的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他们的著作也成为将学术与服务于现实密切结合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科学化和服务于现实两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我们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科学,结果将历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地强调“古为今用”,于是,在社会政治出现了问题时,历史学最终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喉舌。十年“”的极“左”政治,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新时期,广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许多史学家在深入反思之后,明确提出:必须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学本身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应以科学的历史研究结论去服务于现实,正确处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它的现实功用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研究,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也有不少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提出的新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研究,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出谋献策。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反思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历史学不能再和现实搅混在一起,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愈远愈好等等极为偏颇的观点。

诚然,历史学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历史本身并不是现实的社会,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混同在一起,不仅无助于历史的研究,而且也会混淆现实和历史的差别。“”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导火索,“”后期出现了“影射史学”这一极“左”政治的怪胎,这些血的历史教训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永远引以为戒。但历史学是否就应该与社会现实绝对无缘,为了追求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学家就应该隔绝与现实的一切联系,排除现实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影响?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现代就应该抛弃?实际上上述看法既不可能实现,也没有科学的根据。首先,历史学家本身就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他们在思考问题、选择研究课题时不能不受到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要历史学家关起门来去追求所谓的历史学的科学性本身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等同起来,会将历史现实化,与历史实际愈来愈远,另一方面,现实因素的刺激,也有助于史学家选择研究课题,开阔思路去思考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历史学本身不是社会意识形态,但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不可能彻底摆脱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社会意识形态对史学家的影响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将历史意识形态化,歪曲了历史的实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了歪曲性的评判;二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找出了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课题,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更为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正确地运用,将会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当然,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或现实需要出发去评判历史,也会出现不少的弊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出现的曲折,就是这方面深刻的教训。至于选择与社会联系紧密的课题,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支持。当然,从事那些与社会现实关系不太密切,但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课题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我们不能再犯20世纪50年代末的简单的“厚今薄古”、将古代和今天对立起来的错误。过去“左”倾政治固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史学与政治必须无缘,摆脱政治对史学的干预。瞿林东发表的《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及《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等文章,对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深入而精当的论述,他说:“把史学等同于政治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史学应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超越’社会,才能保证史学的纯洁和发展。这样的认识恐怕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7]“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藉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手段。”[8] (P34) 笔者认为,瞿先生的上述认识,正确地揭示了有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深入地认识这一重要的问题。

郭沫若、范文澜等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服务于社会的现实性有机结合,既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又为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很值得我们珍惜。把他们的史学论著一概称之为“战时史学”,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与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不相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处理科学性与现实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不可否认,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在今天看来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却不能因此否认他们将学术与社会紧密结合这一做法,我们仍应继承和发展他们所形成的这一优良传统,并进一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新中国5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证明:只要政治路线正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健康地发展。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和史学研究中“左”的流毒已经清除,过去对西方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一味排斥的错误已经纠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主张史学家在充分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同时,应更注重于研究与社会以及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这样的历史学才会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新世纪,只要我们能正确处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关系,在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开拓与社会生活和人民密切相关的新课题和新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有一个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总结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她代表着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术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曾明确地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9] (P261) 一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影响能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探索,同样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我们要抱着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进一步研究和继承这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以推动中国历史学在新的世纪有一个更大的飞跃,提出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仍是我们对待一切文化和遗产的基本的态度和原则,只有认真领会和坚持这一重要原则,我们才能少走弯路,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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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剑平.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3]刘大年. 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A]. 刘大年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龚书铎,金冲及,宋小庆. 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问题[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纪念太平天国110周年[N]. 人民日报,1961-05-31.

[6]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 史学导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5

关键词:历史合力论 动力系统 科学发展观 深化改革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反驳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仅仅将“历史合力”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或者“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助于全面把握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无助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合力论之间的理论关联。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115-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和史学实际。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综观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理论成就值得关注。

一、对唯物史观内涵和外延的新阐发

史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并不相同,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学术创新历程。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90年代的学术创新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术反思和展望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把唯物史观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克服了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理解,恢复了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由从过去主要关注阶级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关注阶级斗争史发展到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关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充分肯定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者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从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开始。史学界出现了编写历史学概论的热潮,其实质乃是主张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研究工作自身理论进行探索,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认识和解读。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情况,可视为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前者着重历史科学理论的探讨,强调社会矛盾运动、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民族关系等历史科学的理论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遍指导作用;后者则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梳理总结出中国史学的基本范畴。在同样强调唯物史观指导作用的同时,更强调了史观、史料、文献学、目录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等颇有中国色彩的基本史学理论范畴,其实质同样是探索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从过去过分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转向重视考察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但是,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方法并未见根本改变,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仍不免存留着“左”倾思潮的痕迹。冰河已经解冻,史流继续向前涌动,史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等文献作出了新的诠释和解读,主要提法有:1、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历史一元论。2、人类历史始终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前进的;这种矛盾运动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则表现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3、尽管人类历史的内容和现象纷繁复杂,但它却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的;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理论,不仅指明了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途径,而且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1984年9月,全国唯物史观形成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黄山市举行,该会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理论探讨的热烈情景。吕振羽、谢本书、蒋大椿、叶汝贤、郑观卫、苏凤捷等人的观点值得关注。

在第二阶段的认识过程中,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问题、人民群众、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等,这些学术问题的热烈争鸣,反映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丰富内涵的深入挖掘,新见频出。蒋大椿在《唯物史观与史学》一书中对唯物史观及其与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将唯物史观的核心归纳为:1、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2、人类社会及其构成部分均以总体的体系的方式存在;3、在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中,一切社会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4、人类社会是运动的、发展的,显现为历史过程。构成历史过程的各种社会现象,也是运动的、发展的;5、社会历史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进化的和革命的两种形式;6、社会历史事物发展的根源,在于它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7、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创造了人,人又创造了环境;8、社会历史研究不是一个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此外,宁可、林甘泉、漆侠等学者均对唯物史观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再认识。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已成学术界的共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被放在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不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而是作为一个体系,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全面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运动变化过程,成为此期理论创新的亮点。

第三阶段唯物史观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反思和展望。步入新世纪以来,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理性化。已不再局限于经典文献的个别章句及其诠释,也不再引经据典地打经典仗,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问题。更体现出了一种发展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如李文海考察了唯物史观给史学带来的巨大转变: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斫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和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瞿林东认为人们坚持唯物史观是因为它的真理性优势,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历史;(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是个有序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才成为可能;(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

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于沛在《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指出:“加强唯物史观的研究,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对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直接关系到历史学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实现的程度。重视历史资源的开发,认真研究和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时代的呼唤。这是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和文化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前提是这种学习和研究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一切就都会走向反面。”朱佳木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则指出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严重理论缺陷,必须被超越,这一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2001年11月,“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002年4月,“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07年10月,“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学术对话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开掘。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多重含义。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并进行创造性地发挥,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态度。

二、历史理论的探讨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认识

随着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认识的深入,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区别开来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进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建国后到‘’结束这段时间内,史学界(含史学理论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严重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等于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这种认识上的自觉直接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理论方面探讨的主要问题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问题大部分承续了1949-1966年间史学界的老问题,但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行了新的阐发,推动了对中国历史进程中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自1983年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先后出版以来,至1999年陈启能等所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出版,其间出版的同类著作或教材近20种。这些著作几乎涉及到史学领域的所有理论问题,史学理论大有形成一门学科的趋势。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一股“史学概论”热潮。质言之,此期有关史学理论的探讨大都集中在对客观历史发展中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问题,而对历史认识、历史研究过程中涌现的以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理论,则是下一阶段的主要课题。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又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理论的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问题不断涌现,“史学概论”概论什么,成为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这说明历史学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系统构建,而史学理论与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是长期交错的问题,实际上成为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系统构建历史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新时期以来,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提出许多新论点、新命题,拓宽了研究领域,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把握更加深化。在古代史方面,白钢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龚书铎任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多卷本《中国社会生活史》、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晁福林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等,涉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诸多新领域,视野开阔、结构新颖、方法创新构成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在近代史方面,如罗尔纲、黎澍、陈旭麓、金冲及、胡绳武等人对太平天国史、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进步意义、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和革命党人中不同政治倾向人物的分析,胡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力量”及其思想文化上代表人物作用的分析,刘大年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分析等,都是大手笔之作,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启入以深沉的历史智慧。革命与改良、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都因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困惑而备受关注。在中国通史研究领域,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其《导论卷》所探讨的历史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水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㈣则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三、以历史认识论研究为重点构建史学理论体系

新时期以来,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推动史学理论的整体建设,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特色。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对史学理论的体系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1、把史学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历史哲学、史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历史学的技术学科或辅助学科所涉及到的各种理论。2、把历史认识分为三个层次: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3、认为广义的史学可包括历史哲学、具体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历史辩证发展问题、史学流派研究、史学认识论、史学评论理论和史学编纂的理论等七个问题。4、认为史学理论应包括客体论、主体论、主客体关系论、方法论四部分。这些观点和分歧促使史学界对“史学理论”问题作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历史、历史科学和历史学的概念的认识、历史学科的属性、结构、研究对象、历史认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的功用、史家修养等等。这些都为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取得较大突破的领域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成为研讨热点。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认识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历史认识的认知结构,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方法与检验等问题。张帆、刘泽华、张国刚、姚志安等人较早对历史认识论进行研究。史学界对这场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和讨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看作是“最能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此期,陈启能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阐发具有典型性,该书作为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包括历史规律问题、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观、从直觉到科学、辩证的历史思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展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该书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思考。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张耕华将历史认识论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部分。张剑平指出:“新时期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过程以及历史真理的检验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探讨;二是对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流派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述,如对兰克学派年鉴学派,西方人文和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等的研究;三是对如何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认识论的思考。有的学者在对西方历史认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任务;也有学者根据西方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较为深入地论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思维的特征,提出较为深人地阐发了科学的辩证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研究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理论色彩,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澄清了一些错误的史学观念,活跃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规范了历史研究的过程,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是,众多史学家亦坦然吐露心声,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四、史学方法的更新和多样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

史学方法的研究历来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新时期以来,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运用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日渐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三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特别是金观涛、刘青峰的代表作《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曾经掀起了史学方法热的滚滚浪潮,也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吸引了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家的加盟。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一方面得益于史学内部的积累,这包括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阐扬;另一方面也受惠于中外史学交流的深入发展。

关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法的总结和发掘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上百篇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由于是连载文章的结集,故其文短小精悍、文笔隽永,不少中青年学者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浓厚兴趣。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是否可以认为,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换言之,不能脱离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史学批评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范畴提了出来。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总结和继承,充分体现出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特色,主要有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对于历史主义的总结,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值得关注。乔治忠指出:“在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应当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令思维方式具备深刻、准确的逻辑性,唯物辩证法还具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主张事物发展的前进性、阶段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等等思想原则,从而使历史主义具备完整的历史观、方法论和鲜明的立场。”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比较”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法被史学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史学界关于比较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著作约有20部。庞卓恒的《比较史学》、范达人的《当代比较史学》、范达人、易孟醇的《比较史学》、刘家和的《史学、经学与思想》等著作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杜维运在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中这样看待比较的研究方法:“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只有在历史全球化以后,整个世界人类进入历史之中,才有出现的可能。所以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在走向全球化的路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更有学者相信比较方法将引导中西史学走向更高的层次。这种比较研究的发展,无疑将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境界。有的学者还把比较方法看作是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之一。史学对系统方法、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的运用也是值得注意的。程洪、霍俊江、赵吉惠、赵轶峰提出了重视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观点。

五、对历史学功能的新探索

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新时期以来。史学价值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以关注现实著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期,由于“影射史学”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日趋狭隘。“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观点,这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在“拨乱反正”思潮和“史学危机”思潮中重点反思的问题之一。80年代初期史学界重新兴起的“古”、“今”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把史学价值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刘大年、黎澍、苏双碧、孙思白、田昌五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用力颇多。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随着自由化思潮和思潮的泛滥。学术界对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史学无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促使学者对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价值作更深入的思考。白寿彝就历史教育功能阐发尤多。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价值论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的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些史学价值观点加以总结,王斯德指出:“历史是一部社会教科书,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化和思想滋养功能,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超越自我的强大武器,其核心是启迪心智、智慧人生,使人变得清醒、理智和成熟。以史为鉴,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知社会兴替之道……学习历史可以使我们掌握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增强历史洞察力,以历史的纵深感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领悟历史的真谛,

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发展大趋势,确立科学的理想和信念。”吴怀祺则指出了在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以正确的历史知识、历史思维方式总结历史,认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以安邦兴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史学更广泛更深刻的价值体现于民众之中。因为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与民众素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史与文化能否高扬,直接关系民众自身素质的提高、民族自身凝聚力的增强。”史学价值是历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将随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下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的重要理论成就之一,史学价值论的探讨仍将继续得到史学界的关注。

六、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于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去裁减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

其二,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有全球视野。在这方面,有学者集数十年的心血,致力于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和多重背景下观察与思考,还把它们置于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与联系中进行探索。”《古代中国与世界》是刘家和这方面的代表作。2005年,“《经济一社会史评论》首发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侯建新、马克、刘新成、齐世荣、于沛、李文海、龚书铎等学者畅谈了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问题。在他们看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同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历史的角度,去寻找对某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将会更加有助于接近真理。”

其三,突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对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白寿彝进行过长期思考,他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瞿林东谈到如何建设2l世纪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时指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还要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可以用来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封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有一种信念,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厚重。”

其四,强调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完善了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进程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实为“”破坏以后的恢复和充实阶段,90年代以后,现代史学史研究形成全面铺开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开创性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具体在如下领域有所进展: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全面深入研究史学的社会作用、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面貌、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关于易学与中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史学史对历史教育的意义、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史学等。蒋大椿则把1984年以来连续召开的十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及其取得的成果作为史学理论学科取得整体建设进展的重要标志。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7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8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9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 speaking,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eed conformit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es all have undergone a course, which formed economic history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hich Fu Yilin sponsored is the direction that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ttend. The social history without economy will not become an entir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es in economic history also need combine with social history.

【关 键 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吴承明先生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在我国经济史、经济学乃至历史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读吴老新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1],深悟其经济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篇有关经济史学理论的文章中,作者不仅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历史哲学、比较中西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之路、反思批判理性主义,而且对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新制度学派经济史观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吴老在文章的最后,特别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而言,笔者本属门外汉,然多年从事中国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又使我体悟到吴老此观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要跳出就经济而经济的框子,"注意非经济因素",尤其要注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经济史。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撇开对经济因素的研究,社会与经济紧密粘连,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祖先"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文明史",认为"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 J·Ashley)、坎宁翰(Williams Cuningha)、施穆勒(Gustav von 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 H· 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James.W· 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经济"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结构"、"局势"、"事件"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全面历史",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局势",而经济始终占据着"优先地位"。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傅衣凌学派",认为"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长时段"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长时段"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长时段"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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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10

一、历史社会学的发轫

历史社会学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与休谟,但真正对历史社会学起到催生作用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学,而给予历史社会学的存在以理论温床的则是现代化的发生。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发轫期、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形成期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的发展期。历史社会学开始发展的理论需求首先来自于历史学内部。历史社会学的形成几乎与社会学的形成一样古老,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学一样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在社会学产生之前,历史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国家与政治,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对史实进行搜集、排序与整理,其目的是在书本之上还原历史,且主要是王朝的兴衰交替和精英人物的人生旅程。传统的历史学中很难找到理论、结构与因果解释,有的只是对历史事实尽量精细和真实的还原,很少有关于民俗、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变迁的描述,有的只是帝王将相的登台表演。因此,古典的西方史学很难说是一门“学”,很难总结出历史规律或历史脉络,而更像是一本丰满翔实的西方王朝的家谱。此时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普遍法则(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毫无兴趣。现代化的到来给予了历史学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历史学原先为之服务的君主不在了,为宫廷再著书立传便失去了市场,另一方面,兰克主义的政治历史学在达到巅峰后难以有新的突破,而单纯叙事的古典历史学面对现代化后日新月异的世界无所适从,解释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区别的成因给了历史学极大的压力。在这个前提下,兰克主义历史学的致命弱点暴露了出来———传统历史学只有叙述,没有理论,难以进行因果分析与对比研究。所以,“在科学面前,历史的地位本质上是寄生式的。历史学家借用了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以便顺利完成他们的任务”。历史学有的只是对大量历史事件的描述与记录,因而难以提供任何解释性或规律性的理论,从而历史学家“必须仰赖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或结构,没有外在的支撑,历史学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缺乏钢骨的世界”。斯宾塞就曾经批评传统历史学“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历史学内部产生了从社会学中寻求帮助的需要。与此同时,社会学内部也有向历史学取经的冲动。首先,社会学本身有历史主义的传统,尤其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社会学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学的两种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纵向研究与对比研究都涉及到历史,前者需要历史学提供长期的社会变迁的素材,后者则经常用在东西方的对比,从而也必须从历史学内寻找资料,追根溯源,从东西方产生分化的源头说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的学术传统过于沉重,很难从历史学内产生出历史社会学,最终的产物是社会史学这个靠近社会学但本质上属于历史学的学科。而真正的历史社会学从核心理论上讲必须从社会学家中产生,对历史社会学的产生作用最大的几位早期社会学家是马克思、韦伯和弗朗索瓦•西米昂。马克思唯物史学的产生对整个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深远的影响,直到一百多年后,沃勒斯坦等人还常常不得不回到马克思那里去解决迷惑。唯物史学对古典历史学的革命主要有三点:首先,唯物史学将阶级而不是政治精英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认为阶级力量与阶级斗争才是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关键力量,那些杰出人物的成就对历史的影响并不如传统史学中所强调的那么大。其次,唯物史学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而且这种历史规律也是可以掌握的。这样的观点触动了传统史学的根基———传统史学认为自身的价值是将历史记录下来,越详细越精准就够了,而如果历史是有规律且可以掌握的,那历史学家的工作显然就并不彻底了,只研究表面现象而拒绝进行深层次探讨的传统史学,其工作就根本没有做到位。最后,唯物史学首先强调了经济在历史中的作用,提出“基础决定建筑”的说法,而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力量又是生产力,历史变迁的终极动力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这种说法点出了传统历史学至少在资料整理上的不足:缺乏经济史学的整理,缺乏社会史学以及科学史的材料,更遑论分析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关系了。唯物史学石破天惊,直接影响了历史学的走向,并给予历史社会学的诞生第一波强烈的信号,也为日后历史社会学界的争论埋下伏笔:马克思的继承者们相信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试图用历史规律来解释历史事实,这种思想的极致形式是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由斯梅尔瑟引入历史社会学领域并推向巅峰;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则反感“规律”这似乎过于宿命论的说法,他们更希望从个人的能动上来进行解释,从而向历史社会学的阐述性传统聚集。紧随马克思后出现的马克斯•韦伯,对历史的洞见可能稍逊于马克思,但他对历史事实的把握与分析范式则给其同代人很深的影响,且更接近德国传统的历史主义学养,而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偏向于英国的经济主义学派。生前,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给历史社会学送上了一本精致的教科书,甚至死后,韦伯曾举办的沙龙还在他遗孀的主持下继续召开,影响直达帕森斯与埃利亚斯。但韦伯的理论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都很难形成大的影响,与马克思结构明晰、条理清楚的学说不同,韦伯的理论缺少“刚性”,甚至在他最著名的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出的理论也并非全然站得住脚,所以欧尼斯特(Ernest)也指出,韦伯的实质性遗产很难得到证实,也很难得到证伪。但韦伯的理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给了历史社会学以养料:其一,韦伯比马克思谈论更多精神、文化与宗教,从而为知识社会学的创生提供了条件,进而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的历史社会学;其二,韦伯给了历史社会学一种阐述性的学养,此后阐述性的历史社会学家身上,都多多少少有韦伯的身影。虽然我们也可以说,韦伯在本质上其实是偏向于解释性的历史社会学家,因果关系在他的学说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弗朗索瓦•西米昂的大名很难在如今的历史学或社会学教材中找到,这主要是因为他法国学者的身份,其学术一直未曾打入英语学术的圈子,更因为他其实既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又很难称得上社会学人,实际上他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事实上,西米昂在三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开创性:第一,早在1903年,西米昂就撰文对历史学提出猛烈攻击,指出传统历史学的三大偶像(弊端):政治偶像(即将政治事件作为历史的制高点,而轻视社会、文化与宗教);个人偶像(即强调研究杰出个人的活动,而忽视可能更重要的群体行为);编年史偶像(即仅仅强调时间顺序进行叙述,从而忽视了时间顺序之外的因果顺序),并指出史学的改革必须从打破这三大偶像开始。此一言论极大地影响了与他几乎同时代的贝尔与布洛赫,前者高举起新史学的旗帜改造历史学,后者则创立了赫赫有名的历史社会学年鉴学派(非社会学年鉴学派)。第二,西米昂创立了历史学的分支———计量史学,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成为历史社会学中定量研究的起源。第三,西米昂在20年代后创立的经济史学,更为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土壤,西米昂这位在中国学者看来似乎籍籍无名的角色,事实上对历史社会学形成的贡献仅次于马克思。

二、浴火重生与展翅翱翔———20世纪50年代以后历史社会学的奋起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11

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科学。把历史学与“真理”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产生于西方。首先,19世纪,历史与文学艺术分解,其被确认为是一种求真的知识。历史与真理是合二为一的,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客观中立性”以及由此派生的“科学性”即为真理的保证。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已经发生的是不会改变的,除非时光倒流,历史经常被,被篡改,但被篡改的那已经不是历史,甚至不能够称为假历史,只能称之为谎言。同样真理是真实的道理,是不能够有怀疑的也不存在怀疑的,在某一时间段甚至很长时间里真理会被谬论被谎言所掩盖,但和真理的存在性质无关,真理永远是真理,历史永远是历史。

历史学一直以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为依托,以同样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建构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来巩固。由于科学性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历史学追求科学性是现代化大潮背景中的一个表征。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现代性以及现代科学进行了解构,不见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中立性”被打破,而且自然科学“客观中立性”亦同样被质疑。新的研究证明,牛顿在创立经典力学和达尔文在创立生物进化论时,完全被意识形态影响,相反,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其“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结构因素。

科学性的本原遭受质疑,作为一名人文科学的历史学就陷入真正的危机。后现代主义的主将福柯声称:自己撰写的历史著作,都是“虚构的故事”。历史学与科学的联盟进而与真理的联系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历史,是一个对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潮融会贯通的学科。社会环境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史学变迁背后权力关系变化和哲学——社会思潮的变化。权力关系和社会文化思潮不单纯为史学的背景,史学的演变与纷争是整个社会与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务实的实在论重建历史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条件下伸张历史学的求真价值。研究者不断探索的实践过程是历史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不顾客观形势,依然充当思想的坚定保卫者;正是这些人,由于独占了高度的文化,由于掌握了不必完全从事体力劳动的富裕的有闲阶级的智力优势,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

理性和思想的胜利只是最终的结论;一切都是从新生儿的愚昧无知开始的;可能和意向蕴藏在这中间,但在通向发展和个人的头脑积了水,另一个人跌到地上压扁了脑袋,两人都成了;第三个人没有摔跤,也没有死在猩红热中,他成了诗人、将军、土匪、法官。在自然界,在历史中,在生活中,一般说来我们大多只知道胜利和成功;现在我们才开始感到,不会每一张牌都符合我们的意愿,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张错误的牌,打输的牌。

意识到思想无能为力,真理对现实世界缺乏强制力量,这使我们悲痛。一种新的摩尼教控制了我们,我们处于怨恨,正如相信合理的善一样,准备相信合理的(也就是有意识的)恶——这是我们对理想主义献上的最后贡品。

大自然怎样凌驾于人之上:不论以前还是以后,不论尸积如山或者没有牺牲,对它都是一样,它依然走自己的路,或者盲目地行走。珊瑚礁的形成得经历数万年,前面生长的部分每到春季便得死去。水螅体死时从不会想到,它们为珊瑚礁的发展做了贡献。罗马没有实现柏拉图的共和国,一般说来也没有实现希腊的理想。中世纪不是罗马的发展。当代西欧思想将进入和体现在历史上,产生直接的影响,获得最佳的地位。

现代西方哲学在认识走向成熟后发生了价值论转向,哲学问题由增援认识世界转向成为:为何认识世界。现代西方两大思潮关于真理和价值关系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其中,主要为在人类社会是否才在客观规律问题上,存在两大对立派别: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非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人文社会历史领域存在客观规律,社会历史规律有不同于自然规律的特点:社会历史过程具有客观性,这不会因人的活动参与和主题选择而改变;人们可以根据对规律的认识对社会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历史非决定论者否认以上主要观点。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构成最强挑战的是波普的历史哲学思想,其理论基础就是坚持实事与兼职的分离。叙述事实的命题是描述性的。表达选择、建议和愿望的命题是价值命题。叙述事实的命题的评判标准时真假,而价值命题的评判标准时善恶。因此,规范、决定或建议是人为的、约定的,人能够评判和改变他们。据此,波普的结论为:历史决定论的错误在于坚持事实与价值的一元论的决定论,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为一谈。他人为社会现象只能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是价值领域。

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有唯物和唯心之分,也有机械决定论和能动决定论之别。尽管历史领域充满着或然性,并且在主体价值选择方面留有空隙,但是,在人的思想动机背后有一种必然性左右,此必然性即客观地历史规律。能动决定论内含真理和价值在对立基础上的同意关系,辩证唯物主义对事实和价值理解是扩大的事实和价值。波普的理论存在自相矛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区别,但只是程度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价值关系也是事实,也具有客观性,对其也可以达到真理的认识,真理和价值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样绝对对立的划分为基础来批判历史决定论,是反辩证法的。

从过去的历史中获取的真理,即使解释现在的依据:对于科学、历史和政治等领域的种种真理的怀疑态度与相对主义,是民主化的体现。科学作为一切真理的源头与固定模式的低位被质疑的同时,作为与其密切相关的历史学,在质疑中,将稳固真理。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12

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初步探讨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从史学功能实现的途径方面对革命战争年代历史类比的做法做出了反省。其中,翦伯赞的反省和批判尤为深刻,他说: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他认为,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新情况层出不穷,新的现实必然会对历史学提出更高水准的要求。假如继续沿用那种简单、生硬的历史比附的做法去服务于现实,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1]显然,老一辈的史学家在敏锐感应时代脉搏的情况下,对那种非历史主义的史学比附方法深感忧虑。他们认识到,这种功利性的做法,不但直接影响着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而且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前途。然而,遗憾的是,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关于史学功能的有益思考却没有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引起共鸣和重视。当时,在中国的史学界贯彻着毛泽东的历史认识,毛泽东注重历史对于现实的指导和教育意义。他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屡屡提到历史对于现实的作用,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历史学界阐述历史学之社会功能及其发挥途径的主要理论根据。随着政治领域内“极左思潮”的漫延,在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开始膨胀,它使人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向畸形化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史学研究中的“厚今薄古”,要求史学研究能顺应当时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以满足时代的政治要求。1965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支持下在5红旗6杂志第13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一方面批判翦伯赞、吴晗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原则;一方面高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革命研究历史”。他所谓的“为革命研究历史”,即历史学必须为眼前政治的需要服务,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肆意发挥,完全把历史研究当成了扩大当时阶级斗争事态的工具。在戚本禹的喧嚣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等口号纷纭而出,认为史学应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为当前的政策服务。至于这种做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真正有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似乎是无须计较的。针对这种情况,翦伯赞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个别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和口号都塞进古代史中去,这是错误的。翦伯赞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是要贯彻政策精神的”,但“并不是把我们今天的政策都塞进古代史中去”。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第一,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上来一个什么运动,历史上就要塞进这个运动,而是为一定的阶级在一定时期的需要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也不是把古人古事都拉扯到现代,而是“总结历史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用这种经验的总结为政治服务”。第三,历史学为政治服务,“是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历史发展的倾向,用规律性和倾向性的知识为政治服务”。[3]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贯彻了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对于今天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 

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史学界在史学功能认识上的主流方向是正确的,关于史学功能方面的争鸣也是在民主的学术氛围中进行,从而保证了史学按照自身的规律正常发展。总结争论的两种不同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不同史学观念的指引下,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和探讨,其结果完全不同。以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正确看待、实践史学的社会功能。而与此相反,如黎澍所说,一些人在政治功利主义的驱动下,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片面化、公式化,片面强调史学的“革命性”,并将其革命性放在科学性的前面,甚至为了“革命性”,不惜来否定其科学性。“殊不知没有科学性,单纯革命义愤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4] 

 

二、“文革”结束后的冷静反思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领域内也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针对前期存在的功利主义、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史学功能问题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在这次探讨中,白寿彝、周谷城、戴逸、林甘泉等史学家一致认为史学的教育功能极为重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81年7月,史学家白寿彝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进行历史教育,目的任务有三:第一,是要讲做人的道理;第二,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第三,进行历史前途的教育,即进行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繁荣的经济文化的历史前途,以及光明的社会主义历史前途的教育[5]。白寿彝关于历史前途的论述,实际上也可说是爱国主义教育,但又较一般的爱国主义教育丰满一些。1983年4月,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与会者就“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历史遗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三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历史学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作用。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第一次,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史学理论研讨会频繁召开,史学理论著作如《史学概论》、《历史学概论》、《史学导论》等,把史学功能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提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的面前,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讨论和争鸣,为史学功能的深入探讨起到了推动作用。1983年6月22日,戴逸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历史科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的文章。他指出,“历史科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强大武器”,“一部中国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丰富、最生动的教材”,“在青年和人民群众中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将会促进共产主义新一代的成长,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四化大业。” 

总之,这一时期,注重史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精神文化的作用是探讨的主流思想。但至于如何实现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则尚乏问津。从总体上看,此时期的史学仍处于反思阶段,更大领域内的学术争鸣还未出现。 

 

三、“史学危机”刺激下的全面探讨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史学对于政治生活、对于当时的市场经济已显得无用武之地,于是,注重当前社会,为现实、为社会服务的史学传统促使史学工作者们以新的时代眼光去审视史学,在更大的范围内挖掘史学的功用,为史学的发展寻找出路。这一阶段进行的探讨呈现出多角度、多方位的特点,它既表现出学者们的理性思维,也透露出学者们的急切心情。学者们从考察“史学危机”的原因入手,有人认为,是由于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及其理论在理解和具体运用上发生了偏差,从而导致其理论体系的功能衰竭而引起史学危机;有人认为,是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史学传统价值被颠覆,从而导致历史学面临严峻考验;也有人认为,“史学危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危机”,对史学来说,不过是史学向自身的正常回归,对史学家来说,是由于史学家自身的体验对比而产生的一种失落感。上述三危机论表明了史学家在共同关注着同一个问题,即在新的历史时期,史学家如何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开展有效的科学工作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使史学得到健康繁荣地发展。于是,这一问题再度掀起对“历史与现实关系”和“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的讨论高潮。其中涉及到了如下一些问题。 

(一)史学的社会功能有哪些?总的来说,学者们都赞同史学对于社会的功能是多项内容的。第一,它具有伦理教育的功能。严肃的历史学著作是会在帮助人们明是非、辨善恶、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方面,有所助益。第二,它具有经验借鉴的功能。假如因时代前进了而蔑视历史经验,那只能使人们在现实中增添盲目性。第三,它具有文化积累与传播的功能。一切理性思维的结晶、艺术的精华,一切有关自然!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各种知识,人类累代积聚的文化财富,都可以通过历史这条通道得到综合性传播,从而增添了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智慧。第四,它具有对社会的规律性认识的功能。第四种功能是历史学最高的认识功能,也是历史学最高的社会价值[6]。此外,有的学者侧重强调历史对于人生的作用,指出,“史学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它有益于人生”。史学应把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永恒主题,而在有关人的一切问题上,人生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在史学这门“总体人学”中,“人生问题自然就应该居于核心地位”。并进而阐述,“史学对人生的效用——也就是历史对人生的效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历史是人们认识自我的钥匙。其次,历史可清除对人生的虚无看法,悲观看法。第三,历史可以培养正确的人生观。第四,历史是生活的老师,它把历史上的英雄!伟人提供给人们,使人们有了学习的‘模范’。”[7] 

有的学者针对史学寻找和揭示社会结构、原因、规律等等的价值取向,明确指出,“史学研究从最根本讲是关系人的自我理解和意义的问题”。并强调“我们不是要到历史中去解释和重现历史,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要到历史中去解释和发现自己”[8]。有的学者侧重强调史学的社会文化价值,有的学者还从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点出发,指出“人文学科不负有直接回答和解决现实社会具体问题的责任。不能用功利性、实用性的标准来衡量人文科学的作用”,“人文科学是以构建和更新人类文化价值体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开发人的精神资源,开拓更博大的人道主义和人格精神等方式来推动历史、作用于社会的……史学具有对人类文明进行历史——现实价值判断与认识的功能,更多地关注人类的文化、精神、观念、心理、意识,史学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现实社会发挥它的重大作用。”[9]有的学者从史学的文化形态角度出发,探讨史学的社会价值,认为“史学功能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性功能,这种文化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就历史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言,史学功能是一种精神性功能。其二,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史学功能是一种中介性功能。其三,就史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而言,史学功能是一种“传播性功能”[10]。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学使人们生活在一个更为广阔更为漫长的“历史学时空”里,从而得以同过去以往时代,同所有地域的人进行交流对话,汲取全人类的智慧与经验,把自己短暂局促的个体生命溶入到世界历史的无限进程中去,获得对自我的超越和升华[11]。总的来说,这些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探讨,都是在传统功能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发挥。这种细化和发挥使学者们在深入理解史学本质的前提下,深入认识史学应该如何作用于现实社会。因此,史学的社会文化价值普遍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即重视史学能够成为国民的精神财富。从“史学危机”的产生到此刻,人们关于史学功能的思考逐渐走向科学化和理性化,这种变化预示着历史学正在从手段和工具的此岸向目的和自身的彼岸摆渡,它说明了历史学作为社会政治的工具和手段是暂时的,而作为学术文化事业却对任何民族都是永恒的。

(二)如何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有的学者从读者群的角度出发,对此问题作了逆向思考,认为史学要有功于四化建设,就必须打破自我服务的循环而面向社会,要大大扩大史学著作的读者群[12]。有些学者明确指出,史学应大众化,史学工作者在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必须做大量的普及工作,使研究成果以生动形象的形式进入寻常百姓家[13]。也有的学者从史学自身的基本性质来把握史学价值实现的途径,认为史学属于意识形态,它的作用表现形式不具“直观性”,而是以一种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形式静悄悄的为社会服务,为人们所利用[14]。有的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应把史学划分为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后者是为了直接满足现实社会需要而开展的研究。以此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对此观点众说纷纭,赞同者有[15],反对者亦不乏其人[16]。

(三)史学工作者在发挥史学社会功能中的作用。史学家是史学与现实之间的中介,如何使史学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史学家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出发,史学家们也展开了思考。观点之一,认为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的建立与强化是成功的关键,并指出其主体意识应包括社会意识、时代意识和学术意识[17]。例如,在社会意识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史学家应坚持学术研究的同时注重普及工作,应促使整个社会对史学功能的认同[18]。在时代意识上,应批判继承传统史学的社会价值,发挥其在新时期的现代价值[19];应该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掘史学的潜在社会功能[20]。在学术意识上,学者们认为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21],应该建立新的史学范型,这种史学范型强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作综合、整体的历史考察,重视理论概括和历史解释能力的提高,提倡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的思维模式,同时新的史学范型更为注重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能动作用,认为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不可剥离的,应力求结合历史研究的实践从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的层次上探索历史学科内部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同时应以正确的历史观念来指导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22]。

纵观20世纪最后10年来对史学功能的探讨,成绩是喜人的。虽然其中也有要求历史学“要为市场经济服务”、“史学应当走向市场”、“要适应市场需要”等等急功近利的主张,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今天,“史学危机”已不再是学者们的口头禅,因为在对危机的探讨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危机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只有借危机的契机,积极思索,才能化危机为转机,为史学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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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

[16] 赵轶峰:《应用史学的提法有待商榷》,《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

[17] 何晓明:《史家的主体意识与史学的社会功能》,《江汉论坛》1990年第11期。

[18] 陆勤毅:《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安徽史学》1996年。

[19] 胡逢祥:《史学的经世作用和科学性——兼论对传统史学经世观的批判继承》,《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