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论文篇1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而言，是基于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通过宽带无线、有线、卫星网络等各种现代传播手段，传播数字化文字、声音、图像信息的新兴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新媒体具有开放性、平等性、灵活性、虚拟性、互动性等鲜明特征，读者可以在电子信息覆盖的地方接收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信息，不受时间、地点场所的制约。同时，依托互联网、手机等方式，任何人都可以经济而便捷地以众多形式向他人传播快捷、方便、影音兼备的信息，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跨媒体、跨时空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正在大踏步地走入全新的信息时代。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在我国逐渐普及和应用，为大学生提供了与世界同步发展和充分展示个人才能的空间，对大学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学生作为“数字化生存”的最先体验者之一,其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也已深深地烙上了新媒体时代的印痕。新媒体不仅代表文化发展的未来和方向，也预示着大众传播的未来。

2.新媒体的特点

2.1快捷性

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了信息的随时随地传播。新型媒体尤其是手机和网络的最大特点就是快捷、方便。现在一部小小的手机除了能够打电话、发短信这些传统功能外，还能够看电视、听音乐、上网聊天、查资料、拍照，还有现在的电脑也逐渐向轻、薄、小的方向发展。因此，现代的上班族、青年学生等大众群体都能够随时随地利用手机、电脑等这些新型媒体，来便捷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或者与人进行交流。可以说，新媒体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给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2难控性

不同种族、国家、民族、宗教和信仰的人们可以实现交流和互动，且没有统一的管理者和传播限制，这种形式超越了传统跨地域信息交流中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障碍，使各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理论学说、生活方式和文化思潮都可以在网上自由传播，任何人都可以匿名信息，使信息的和使用变得难以掌控。现代媒体的不可控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媒体的快捷性使得新媒体信息的传播非常便利，而且量非常大、内容非常丰富。在这些海量的信息中，有很多有利的信息，但也充斥着不少有害的信息。而且，目前我国高校对信息传播的控制从技术讲是有限的，主要采取信息过滤技术，即使是最先进的过滤技术对信息的控制的比例也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再加上手机、网络等新媒体在大学生中逐渐普及，这些消极的信息，也在随着不断增长的新的信息量而逐步增多、传播的范围也逐步扩大。因此，有害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加大了对信息掌控和过滤的难度。

2.3互动性

新媒体的互动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新媒体赋予了学生自由选择信息的权利，并且学生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传播者与大学生可以产生互动。比如，当我们在网络上看一些新闻或者视频后，可以进入社区发表个人的见解，参与讨论，加深信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了解与沟通。另一方面，大学生可以利用手机短信与同学、朋友进行交流，与同学分享喜悦，或者通过交流来缓解自己内心的苦闷。大学生还可以利用手机、网络，通过发电子邮件、通过飞信、QQ加强与教师、辅导员的联系，加深师生之间了解，更好地为教师开展教学工作、为辅导员开展思想工作提供便利。

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体育文化素养培养的对策

1.发挥新媒体的优势

激发学生学练兴趣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的教育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来促进大学生更好地发展自己。体育文化素养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学的体育文化素养的培育不仅要依靠课堂上的理论传授，而且还要靠一种氛围来培养，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的陶冶。在新媒体时代，构建专门的人文教育网站、博客作为培育体育文化素养精神的文化阵地，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现在的大学生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上网冲浪，因此建立一个专门的培养网站，而且网站的主题一定要鲜明、内容丰富、使用方便，“要既能以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教育人，又能以开放的视野、宽松的氛围和兼容并包的精神吸引大学生的参与和讨论”，在这些网站中要大力传播大学校园的主流文化，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教育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学生的学习动机中，最有用、最活跃的因素是认知兴趣，当在满怀兴趣的状态下投入到学习中，往往会理解、掌握得迅速而牢固。在体育教学中运用新媒体课件，给学生一种新颖的教学模式，诱导学生探究、反射，即采用新颖、独特、生动、形象的教法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教授“篮球基础配合”时，利用新媒体设计一个相关的课件，利用声音、图像、动画等表现篮球基础配合的全过程，声情并茂地展现了篮球基础配合的动作掌握要点、动作技巧方法、移动路线等，使学生很快就建立了正确的动作概念，快速掌握了本项技术。

2.利用新媒体现代化传播技术

营造健康的网络体育文化素养环境体育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是构成健全人格中的一个基础性的因素，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这是现代体育观的核心思想。大学生正处于求知时期，对大量的文化信息有主动获取的愿望，在现代化传播技术不断成熟与发达的当今社会，利用各种媒体进行文化交往已经成为时尚。当今世界，体育文化无处不在，大学生通过大众传媒了解重大的国际赛事，进行频繁的体育交往，接触众多的体育明星，体育文化的人文环境建设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同时，大学生又是庞大的传播群体，可以通过媒体的联动平台很好地将本土体育文化传播出去，所以通过媒体进行正确的文化导向和适当的技术点评，可以使大学生受到持久的强有力的体育文化熏陶，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从而有效地推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提高大学生整体体育文化素养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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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是否侵权

解释了特定与不特定的问题，接下来讨论照片传播者的行为是否也会构成著作权法中的侵权。关于“传播权”的定义及权利限制，早在《世界知识产权版权条约》（WCT）第8条就规定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其内容为：“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正来自于此。此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使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处于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下载、浏览或以其他方式在线获得，即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实际进行过下载、浏览或以其他方式在线获得的事实。”回顾此次事件，表面上看来始作俑者是那位名叫“当维美不再唯美”的微博网友，但是笔者认为真正的推手却是那几家转发微博的媒体。从本案的事实来看，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快报”栏目官方微博转发涉案自拍照片，并在其电视栏目中对此事进行特别报道，这种传播行为无疑使该事件急剧升温，再加上其后网友的大面积转发，使得原本只是朋友之间传阅的作品流传于世，大大侵害了当事人的权益。“都市快报”作为陕西地方一个主流媒体，在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向公众传播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都市快报”显然侵害了原作者医生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佐证这一推论的是一起由上海二中院裁判于2014年1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原告安徽省天然摄影有限责任公司拍摄了一组主题为“费加罗”的摄影作品，而被告上海新民网有限公司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在其经营的网站上以娱乐新闻的形式转载使用涉案图片，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的行为已侵犯了原告所享有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规定，最终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应赔偿。由此看来，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的确应该慎之又慎，切莫为了点击率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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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众传播媒介对现代体育的积极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体育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成为媒介信息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重要内容。

2．1大众传媒促进了人们体育观念的变化，铸造了适应时展的体育精神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体育已成为人们生活方式中的重要内容，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传媒则以其独特的优势和手段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不断改变着受众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意向，使人们对体育的功能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2．2大众传媒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任何一种传媒对体育运动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电视对竞技运动的影响最为深远。大众媒体的全方位介入，使得竞技体育比赛可以经由现代化的传播手段立体化的呈现在人们面前，充分满足了人们关注和参与竞技体育的需求，同时也使竞技体育的影响扩大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极大的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提高了竞技运动的吸引力。

3．大众传播媒介给体育带来的负面影响

3．1大众传媒对当代体育构建了新的文化屏障所谓文化屏障，是指大众传媒在促成文化传播的同时，有意无意间阻隔传播，不断造成信息的发出、传递、接受三维之间的“中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大众传媒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沟通、对话、交流的同时，也隐含了可恶的离间、挑拨甚至欺骗。所以，在当代大众的体育生活中出现了“羸弱的体育爱好者”的现象。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体育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身体，而作用于人们的视(听)觉，体育也有“操练”转变为“观看”，体育的观众在不断增加，而真正的sportsman却在相对减少，“真义体育”即将被大众传媒蹂躏的面目全飞，体育本是人类加强沟通与交流的领域，而今却因大众传媒的介入使得这只能成为“理想”，人们也只能在孤独和冷漠中单独进行，这一点无疑是对当代体育的巨大“反讽”。

3．2大众传媒创造大众客体，重构主客体关系大众传媒的这种重构主要表现为主体对媒介的适应，主体已成为当代大众传媒的奴役而非对媒体制约的主体。大众传媒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对世界丰富性的感受，大众日益依赖于媒介，变为媒介的“囚徒”［7］。对当代体育而言，这是极具威胁性的。在大众传媒上，体育不断的被点缀、装饰，应接不暇的体育赛事、节目、话题在不断的塑造观众，塑造他们的消费习惯。大众传媒使大众懒于去思考，只是一味的接受，这使得大众对体育的审美能力减弱，趣味趋同，使得体育本身所具有的坚毅品质和创造精神也遭受严重消蚀。

3．3大众传媒制造新的文化霸权，体育精神受到严重挑战成熟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秉承了来自社会深层的物役性，在市场与效益的胁迫下，“不断通过极力便捷的信息通道操纵大众的生活，并演示生活境界低俗化的真相。从而将电脑化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化的价值标准强加给所有社会阶层和个人。以金钱神话的意识权力话语方式控制大众的思想，使钱成为意义困乏时代金光闪闪的现代童话［8］。”但近期神话背后隐藏的却是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张扬和理想主义的消解，中国当代体育也呼唤着对体育精神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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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概念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这样定义：“新媒体就是注重使用网络媒体，利用数字技术的优越性，进而以网络为平台进行信息传递互动的媒介”。这种媒体形态提供的信息服务主要依托计算机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型信息技术，包括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内容（如网络视频通讯、网站论坛、博客等），以手机为载体的内容（手机信息与游戏、手机电视等），也包括数字电视、楼宇与车载移动电视等。“数字化”和“互动性”是其本质特征。

（二）校园文化

对于大学校园文化的界定目前也形成统一认识。笔者认为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的一种精神传承与再塑，社会先进文化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主导，大学校园精神是校园文化的底蕴，教师是校园文化的主导，学生是校园文化的主体，学习与活动实践是校园文化的主阵地，提升学生全面素质、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是校园文化活动的主要宗旨。

（三）新媒体与校园文化

新媒体带来了新的文化形态，因其良好的自由性、时效性与互动性被大学生广泛接受，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校园文化、给校园文化带来新的特质，与此同时，校园文化也成为新媒体的新内容，众多高校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与校园文化建设，如高校网站与BBS、人人网、官方微博、微信等。

二、新媒体时代校园文化建设的新挑战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学里的校园文化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伴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新媒体以排山倒海之势来到我们每个人身边，新媒体作为一个重要沟通载体与每个大学生息息相关，作为一个重要渠道让大学生更加便利、更加自由的获取想要的信息与新知。新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新媒体带来的非主流文化左右着大学生的认知、学习及其生活方式的同时，对校园主流文化的冲击不容小觑。因此，在当前社会多元文化到来的时代，校园文化浸润其中，深受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创造了机遇，更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一）校园文化的核心价值、引导功能面临巨大冲击

文化是大学的个性之所在，是大学中重要的隐性教育课程，这种课程带来的教育力量虽无形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大学校园文化多姿多彩、形式各异但殊途同归，任何形式的校园文化都在表达着大学特定的价值观，引导着大学生的思想方向。大学文化引导功能的发挥，不仅依赖于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校园文化形式对学生学习、交往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影响和渗透，也依赖于学生对大学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依赖于师生对大学文化的自觉维系等。大学的校园文化自有大学以来，其教育功能就得到不断显现与提升，而到了新媒体时代，校园文化的核心价值、引导功能面临着巨大冲击与挑战。新媒体出现后，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有了划时代的变革，这对大学生的学习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师生关系，对传统校园文化的教育形态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众所周知，新媒体带来了信息大爆炸，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新媒体附载的大量信息良莠不齐，社会上的不良思潮随之侵入校园，如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功利主义等，这些“垃圾”信息对学生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十分深刻，而且这种影响是难以把握、无法控制的。对于世界观、人生观还在塑造期的大学生来说，不仅易受腐蚀、易于迷惘，更易随波逐流甚至堕落。开放的新媒体对大学校园文化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消除学校和社会之间的距离，但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削减了大学文化建设主体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虚拟空间取代了有形的阵地，大学文化传播的核心价值遭受不断的冲击，维系大学文化传统举步维艰。可以说，传统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诸多核心要素渐被解构，传统大学文化的引导功能渐被侵蚀。

（二）校园文化中的人际关系更加脆弱

新媒体在改变、重塑大学生的认知与观念的同时，对大学生的行为方式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包含了两面性：一方面，虚拟空间的人际交往更加省时省力，网络带来的“地球村”效应不免给人以“天涯若比邻”的感觉，人们在虚拟网络中更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给自己归属感的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的心理归属需求，对于大学亚文化培育与发展亦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人际关系的虚拟性决定了它脆弱而不稳定，这种虚拟的人际关系毕竟无法代替现实世界的人际交往。网络依赖感使一部分学生单纯依赖虚拟空间的人际交往，这样很容易导致大学生现实人际交往能力的退化。而对网络过度依赖的大学生还可能产生虚幻意识，最终选择封闭自我、逃避现实人际交往。这是引发大学生社会交往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严重的可诱发社交恐惧症等心理疾病。当前，社会上普遍出现的“宅男”、“宅女”现象在大学校园里同样屡见不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媒体影响下人际交往的扭曲，也折射出了某些疏离甚至断裂的大学校园人际关系现象，这些对于校园文化的有效构建必然是一种无形的阻碍。

（三）传统大学文化建设模式效果减退甚至“失效”

传统的大学文化建设由校园文化组织者实施，有鲜明的主体、有形的载体、明确的内容与可控的时间。而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的校园文化建设模式常常遭遇瓶颈、效果欠佳。因为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主体、时间与空间、内容与对象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改变、日趋多元。大学生个体、校园内的社团以及其他各种亚文化组织，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新媒体平台上对大学校园文化产生着各自的影响。传统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与方式、方法等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个挑战中包括了文化建设主体与对象更加多元与复杂、也包括了文化建设内容与空间加丰富而宽阔，除非变革，否则将可能丧失文化建设的主动权。

三、新媒体时代校园文化的建设路径

新媒体时代的校园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高校再也不能回到空谷幽兰的时代，高校的校园文化与社会大文化水融，互相渗透。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者必须转变观念，直面新媒体，利用新媒体，扬长避短，因势利导，在新媒体时代，拓宽校园文化载体，创新校园文化建设方式与方法，同时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媒介素质，共同打造新媒体时代的优质校园文化形态，最终实现文化育人的长远目标。

（一）转变观念，打造与时俱进的高校教师队伍

新媒体的影响对于大学来说，最为直接、最为深刻的即为意识观念层面。新媒体时代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必须正视新媒体的挑战，转变观念，树立符合新媒体时代特征与要求的文化观。目前，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者们相对于大学生来说，对新媒体技术的了解、掌握和运用等方面常处于劣势，部分工作者对新媒体技术存在着三低问题：重视程度低、敏感程度低、技术水平低。因此，工作中难免出现三难问题：掌握大学生思想动态难、与大学生有效交流与互动难、跟踪各类校园文化建设的相关信息难。要解决三低和三难问题，扭转校园文化建设工作中的被动局面，高校教师首先要转变观念，调整大学文化建设的思路和策略，牢牢抓住大学文化建设主动权。学校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门与团委、网络中心等方面部门人员须增强新媒体意识，通过培训学习等方式不断学习新媒体传播规律，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把握、利用新媒体优势，因势利导，掌握新媒体环境下校园文化教育引导的最佳时机。新媒体时代的大学教师队伍，应结合当今学生特点，更加开放、包容、亲切，更强调互动。

（二）合理利用新媒体，拓宽校园文化的发展载体

新形势下，高校可以充分利用新兴媒介手段，促进校园文化建设载体的创新。如结合大学生普遍运用的人人网、校园论坛、微博、微信等平台拓展思政工作与校园文化工作的新阵地，给大学生提供更加广泛与自由、更加创新与更具吸引力的校园文化传播渠道，打造更具影响力、感染力与渗透力的校园文化形式，提升校园文化的建设实效。新媒体快捷、丰富，互动性强，数字化的校园文化新阵地因其独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学生。这些新阵地数字信息流量大、丰富内容、图文并茂、声像俱佳。高校工作者可以通过调查研究，充分结合新媒体与本校学生特点，创造出融思想性与知识性，人文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校园文化作品，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在虚拟的阵地打造出接地气的校园文化。如中国美术学院团委微博与微信平台，以其良好的时效性、生动的趣味性、特色的人文性吸引了数万粉丝，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到了榜样示范与文化育人的实效。

（三）加强媒介素质教育，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媒介素质是指人在面对各类媒介信息时具备的理解与甄选能力、评估与创造能力、明辨与思维能力等。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自媒体”时代来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传播自己的观点和信息，成为网络中独立的“自媒体”。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正是自媒体时代的主力军，因此，要加强大学生的媒介素质教育，使大学生在面对各类信息时提高鉴别意识，增强明辨能力。

1、制度先行、加强监管能力

首先要加强监管组织机构队伍建设，切实加强和完善新媒体监控制度，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建立学校、教师、学生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媒体监管系统，尤其是学生自管系统。注重发掘、引导学生中的意见领袖，上下合作，通力教育，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媒体法制观念，引导他们自觉提升媒介素养，努力维护、净化网络环境。借助新媒体，学校可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培育出以“培养媒介素养”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品牌，打造出“互监互管、自监自管”的良好校园氛围。

2、素质教育、强化明辨能力

要提高大学生对纷繁复杂的媒体信息的认知、明辨与合理应用的能力。可以在高校开设培养此类媒介素养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也可以将此类教育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还可以开展网信息技术培训的专题讲座，增强大学生对网络信息资源的选择、理解与整合力以及应对不良信息的明辨与免疫力，让新媒体真正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服务、为打造健康校园文化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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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批评的历史及现状

1、媒体批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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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批评的定位

四、大众文化时代媒体批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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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媒体批评的扩张

3、媒体批评的发展

结论

参考文献

论文题目：

要求：

1．新闻传播类电视编导专业，侧重人文点会更好，但不是特别陈旧的那些内容

2．如果可以用一些图表就用，没有的话也可以

3．按照毕业论文的指定格式，完成时就是直接可以上交的文稿类型。

4．7000字左右

5．一定要在五一前完成，一面影响答辩

6．之前我个人想写的是纪录片追求的社会价值方向，因为我个人不是很侧重设备的，所以尽可能不要设计一些关于设备、器械的题目，例如非线性编辑、斯坦尼康摄影之类的等等。

7．观点新，可以和文学相结合

8．严格按照论文格式来写，包括英文摘要，大纲等等，成文即可直接提交模式，保质保量

所属专业：新闻学电视编导专业

要求字数：7000左右

论文级别：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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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近几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传播与媒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新媒体的现状与趋势、发展与创新，整个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探索与争论也在持续升温。然而纵观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新媒体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比如“新媒体”的权威定义的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具体研究对象的划分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个准确权威的定义的提出不仅可以建立理论研究领域中系统性、全面性的基础，也可以为该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解除最基本的定义分歧。笔者认为，新媒体研究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悬而未决的新媒体定义纷争，分众楼宇电视称自己“新媒体”；手机短信称自己“新媒体”；早已出现的都市类、财经类、时尚类、IT类等纸质媒体也纷纷改头换面，把自己扮成所谓的“新媒体”……鉴于这种混乱的持续和加剧，及时准确地定义出当今的新媒体，为新媒体的涵盖范围作以界定便成了当务之急，以为它直接影响着学术界今后对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探索。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W.Schramm）曾经预言：“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个传播时期大不相同。”③诸多新兴媒体的产生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露出来。新媒体在占据大众心智资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监督与宣传、社会经济参与、企业公关营销与品牌宣传等方面都表现出无可复制的优势，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用户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介绍，近几年来中国读者传统图书阅读率呈下降趋势，而电子书和网络出版物的阅读率却大幅上升。调查数据表明，国民图书阅读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网上阅读率迅速增长，从1999年到2005年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④据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调查（CNNIC）显示，我国已经有2.1亿网民，成为世界上的互联网使用大国；⑤手机用户也已达5.75亿之众（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的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统计）占全国人口的约44.2%。⑥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新媒体正在被大众普遍认可并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学习交流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媒体”定义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对新兴事物的好奇，也不仅是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对于规范形势模糊、规则紊乱的传媒市场具有很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国内外新媒体定义的分析

目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有一定影响而被普遍传播的主要是以下观点。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⑦这一观点一语道破新媒体的本质特征，见解独到深刻，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定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号。首先，该“定义”的核心概念“传播”并不是“新媒体”的所属类而更像是一个动词，应解为“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形式逻辑学对定义的要求首先必须满足被定义项与定义项之间的所指对等，本质定义提出的前提是被定义项的所属类的确定，因此“传播”一词不具备定义“新媒体”这个名词的资格；其次，“所有人对所有人”概念不够清晰，过于笼统泛泛，不能准确界定新媒体本质特征，这只是其众多特质中比较显著的一面，不足以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彻底分离出来。

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VinCrosbie定义的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⑧他指明了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既包括人际媒体的“一对一”和大众媒体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还包括特质层面上的“多对多”的模式。这与《连线》杂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表述异曲同工，但显然要具体明确得多。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对新媒体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定义。但仔细分析VinCrosbie的说法，在有关“个性化传播”方面表述稍显冗余，定义尚需提炼。而且对于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信息表现形式、传播范围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质还是没有明确的涉及与界定。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学者也是各执己见、百家争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⑨他的发言侧重于为新媒体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希望该定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被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淘汰，所以提出“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的说辞。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很多学者讨论过的那样，“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任何人都无力掌控它今后的定义走向和效力范围。况且，定义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其中不应出现带有模糊时间概念的限定词，诸如“当代”、“今天”、“未来”等。另外，“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更像是“媒体”的定义，并没有界定出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性。而且，“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说法过于笼统模糊，所有传播活动都期望对受众产生预期的效应。显然仅用“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这一特征无法准确描述新媒体的概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指出，“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⑩熊教授的定义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新媒体”概念的内容，观点清晰明确，但不符合形式逻辑学思想里本质定义的呈现形式。定义中“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范围过大，现在很多传统媒体都利用了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使传统媒体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从而不能被定义为新媒体，例如电子杂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只是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纸质杂志上的信息的存储形式，传播内容、模式和目标受众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用词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外延太广，这将各种户外音视频播放设备（如LED广告牌）也囊括在“新媒体”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此观点尚需完善。

三、新媒体概念的定义方法与新媒体的定义

概念清楚明确是思想正确的先决条件，概念模糊浮泛则是探求真理的阻碍。现在，对新媒体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说法稍显混乱，但也不能仅因标准不同、观点不一等问题，把传统的类别和属差轻易忽略，形式逻辑学中定义本身需要这种层层剥离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离不开缜密的思辨性，“以偏概全”只能让我们在新媒体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迷远。康德的“批判哲学”将世界分割为“感性界”、“知性界”和“理性界”，并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事物认知过程。在已有的针对新媒体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我们要使“新媒体”的概念明确全面，应该从大众普遍的感性认知出发，培养自身在学术研究中理应具备的知性认识，进而将这种认识升华为对理性的深入探索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近些年新媒体的定义常是以推理论证的方式给出，在给出关于新媒体定义一般性要素以后，接着证明推断出有关新媒体分类的种种假设，最后被分离出来的若干似是而非的类别成了新媒体确定性的划分。这样的定义方式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俯拾皆是。由于普遍的新媒体论是由从具体形态的根据中推论出来的一套并不完善的系统，根据的本身又是来源于假设，因而其总是处于不断的争论与分歧中失去了根基，这种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建立的体系在聚集了极端的可能性（不同的角度）后，已远离了新媒体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而事实上新媒体本身的问题却又是这些理论的进步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新媒体理论应该回到新媒体本身，只有确定了新媒体的本质定义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扩建，新媒体今后的研究才具有根基和支柱。本文对新媒体的定义正是回归本体的体现。

在纷乱的现代思维中,存在四种这样的基本形态:形而上,逻辑实证,结构主义,存在历史。而后三者都是对形而上的反判,三者又存在争执,逻辑实证否定本质和原则,结构主义在否定本质时却又坚持原则,存在历史肯定本质反对技术逻辑,而我们要做的是在坚持某些必要的定义原则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学原理探求“新媒体”的本质定义。“本质定义乃是用基本特征去解释事物本身的句子。它只包含事物的本质要素，也就是说，严格的本质定义必须是类加上种差两个要素合成的。”所以在为“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本文主要从类和种差两个要素对新媒体进行界定。

“类是一个普遍概念，存在于多个不同种的对象上，表现出主体的和其他同类物体所共同具有的部分本质。”美国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分析师VinCrosbie在他的文章《whatis“newmedia”?》提到，大众媒体的特征为：完全相同的内容到达所有接受者；内容发送者对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此新媒体显然不属于大众媒体。但从新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出发，新媒体的传播无疑是一种大众传播，由此，在类概念上只能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它们共属“传播介质类”。

对于本质定义中的另一要素——种差，它是一普遍概念，表现出主体的部分本质，此部分本质为主体和其他同类异种之差异者。‘种差’加上‘类’就结合构成齐全本质的‘种’，这里的“种”也就是本质定义的定义产物。

首先，传统的大众媒体由于各种技术的限制，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传播。而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人为管理因素的限制，在新媒体的平台上，所的每个内容理论上都是面对全球所有的使用者的。就传播者而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这使得大众传播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延展。传统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博弈场，无论如何受众在其中都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纸媒体的交互性还停留在读者热线、读编往来阶段，虽然以借助电子版本，但始终属于辅助手段，电视媒体交互性只表现在专题节目中，也就是说，传统媒体归根到底是一种少数人对大众的传播载体。新媒体提供的一种可能是，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言论等各种内容进行地位对等的交流，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发出更多的声音，这种“全民DIY”式的信息与思想的传播是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彻底颠覆，使新媒体内容传播模式呈现多根网状，原创性日益增强。同时，这种交互是实时性的，参与各方都能够立即得到反馈信息，彻底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与传播精英对传播主体的把控。由于实现了个人成为传播主体的大众梦想，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类生活的广度、对各类问题所讨论的深度以及传播形式的多样性都是空前的。实际上，新媒体已经涉及和全面展现了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化形态，并针对不同个体实施个性化的精确传播，这种个性化的范围完全可以缩小到单个个体，使得“个人化精准传受”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分众时代新媒体的代名词。另外，传播技术发展到今天，由于传播载体发生了改变，信息的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依托于数字技术作为新媒体的共同特征，成为现代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更合适的区分词，“数字化”的字眼在新媒体定义中不可或缺。最后，新的传播技术在传播形态上产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在新的媒体平台上把传统媒体的各种信息表现形式复合起来。在已有的大众媒体中，按照传播形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而网络和数字技术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传播载体如网络、数字电视、手机等都既能进行文字的传播，同时又能进行视频和声音的传播，并且还能把文字、视频、声音存储下来，为受众提供闲暇时的信息消费。新媒体是多种传播形式复合的媒体，大众媒体界限分明的媒体类型区分在新媒体阶段将不再具有意义，“复合信息”将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综合以上特质，笔者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所有人向大众实时交互地传递个性化数字复合信息的传播介质。

事实上，由新媒体革命推动的不仅是传媒产业的突飞猛进，更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它是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产物，又是全球化浪潮强大的造势引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全球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状传播整体。新媒体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精准传播等特点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和消费观念，“全民DIY”既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新媒体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自新媒体引起人们瞩目至今，国内外对于“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百花竞放、争奇斗妍，本文对其的定义也只是一家之言，笔者期待各位学术同道的评论和高见，并希望这篇文字能为学术界对新媒体的探讨有所裨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服务大众的层面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应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将因为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和与传统媒体的互利共赢而愈发丰富多彩。

注释

邬昆如：《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事业》，/13171620/2054279/articledetail.htm

《中国人网上阅读率年均增长107%》，/2007-04/12/content_9772578.htm

《我国网民人数达2.1亿》，/news/2008-01-17/000003192711.html

《2008年1-3月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showdt.asp?sid=336158

胡昱晖：《新媒体的泡沫经济?》,《广告人》,2007(12)

郑治:《新媒体是什么？》，/s/blog_591eeecd0100085r.html

《岳颂东：新媒体产业的8个特点》./hy/20080519/17024884944.shtml

媒体论文篇7

当我们在网络上尽情享受美妙的在线音乐、欣赏精彩的FLASH动画、观看感人的在线电影的时候，“流媒体”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在线广告、网络广播、网上直播等流媒体形式以其直观、互动、实时等特点，超越传统的文字、图片等静态信息载体，吸引了越来越多网络用户的注意。数据表明，无论是接触频度和范围，还是市场的前期投资反响，都毫无例外地显示，未来属于流媒体。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和雅虎创始人杨致远等IT业界的重量级人物，也都对流媒体的未来非常乐观。

2006年，流媒体的发展更是来势汹涌，一日千里。直播点播、InternetTV、P2P流媒体、IPTV，视频监控、可视电话、视频会议、音乐视频网站、网络游戏，流媒体几乎在音视频应用领域中遍地开花。广播一向被视作四大媒体中的弱势媒体，流媒体时代带给广播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也给广播以前所未有的机会。“流媒体时代”的春天会不会是传统广播的冬天？还是随着流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广播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个春天？

一、流媒体带来的变化

流媒体（StreamingMedia）是指的是在网络中使用流式传输技术的连续时基媒体，即在因特网上以数据流的方式实时音、视频多媒体内容的媒体，音频、视频、动画或者其他形式的多媒体文件都属于流媒体之列。流媒体是在流媒体技术支持下，把连续的影像和声音信息经过压缩处理后放到网络服务器上，让浏览者一边下载一边观看、收听，而不需要等到整个多媒体文件下载完成就可以即时观看的多媒体文件。

流媒体技术的出现，音频、视频文件得以在网络媒体中顺利、实时地播出，人们不仅可以在网络上顺畅地收听广播、观看影视节目，还可以直接收看赛事实况直播。以前需要通过收音机、CD机、电视机来收听、观看节目，现在只需要一台计算机就可以全方位覆盖需求。网络媒体也由以前单纯地静态的文字和图片，发展为对动态的音频、视频的传播，这是对网络媒体功能的拓展和传播价值的整合。流媒体技术的运用，不仅可以大大节省网络用户的下载时间，而且使网络媒体与传统的广电媒体在互动、实时、直观等传播特征上，开始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流媒体技术使网络用户不再需要经历漫长的下载等待时间，就可以实现在网络上收看、收听影音文件，这一模式与传统的广播、电视播出极为相似。同时也意味着，网络媒体对传统广电媒体的冲击真正开始了。

自从1995年4月，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ProgressiveNetworks公司（即后来的RealNetwork公司），在美国全国广播者联合会上推出了一种名为RealAudio的软件，实现音频在因特网上的实时传送以来，以流媒体形式出现的网络音频、视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根据一组来自国际权威机构的调查，2000年在网上访问流媒体的人数增加65%，西方网络发达国家访问流媒体的人数已达到1.1亿人，约占网民的1/3，在亚洲也迅速增加到2500万人，将近网民的1/9。

二、传统广播面临挑战

自1920年美国匹兹堡KDKA广播电台正式播音以来，广播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播作为宣传战的最锐利武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自从电视出现之后，广播作为媒体的地位开始衰落。由于广播稍纵即逝、形象性差等劣势，在电视蓬勃发展、互联网大行其道的今天，广播更是难以在日趋激烈的媒体大战中找到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

“大霹雳的前十秒种——刹那间，眼前诸象皆改观。”贝若斯如此形容网络的骤然降生。网络媒体的优势不需多说，除了公认的互动即时、开放性、信息海量等特点之外，网络媒体还有一个突出的独有特征，即高度的整合性，也可以称其为多媒体性。从技术手段上来看，网络媒体几乎将所有传统媒体的传播手段悉数囊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互联网被称为“媒介大融炉”并不过分。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初期，由于带宽等因素的制约，网络媒体仍然以文字和图片信息的为主，而要顺畅、实时地收听、收看影音文件则在技术条件的限制下还有一定的困难，但随着流媒体技术的出现，边下载边收听、收看的实时传播成为可能，人们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来收听和收看。而且，众所周知，宽带是网络发展的主流，随着网络带宽建设的不断发展，网络广播和网上电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事实上，目前在网络媒体中，流媒体已经被大量地运用，而且深受网民欢迎。

目前网上广播主要有两种形式：直播——即时播音（live）和点播——随选播音（Audio-on-demand）。前者的形式与目前的广播相类似，即按照固定的节目播出表的节目时间播出广播节目，只不过听众收听节目的硬件设备是计算机网络，这种形式只是在接收载体上与传统广播有所区别；而后者则是在网站中存放广播节目，听众可以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点播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与传统广播相比，基于流媒体技术的网上广播具有很多优势，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播范围大。网上广播不受传统广播覆盖范围的限制，可以超越更广大的地理空间，进行全球化传播，各种功率的电台获取听众的机会更加平等而广泛；

2、多媒体性。传统广播传播信息的载体相当单一的，即仅通过声音，这也是传统广播被视为四大媒体中的相对弱势媒体的一大原因，而且其稍纵即逝、过时不候的信息传播特性也使其在媒体竞争中处于劣势，但网上广播则大大弥补了传统广播的这一先天不足，结合文字、图片、声音等多种传播载体，可使信息传播的丰度和厚度大为增强；

3、互动性。互动是网络媒体的一个天然优势，双向交流使得网上广播突破了传统广播“我播你听”的被动模式，使听众可以随时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整收听过程，网上点播是对听众获取信息的主动性的最好佐证；

4、可检索性。网上广播的技术优势使得广播电台建立起自己的专业资源库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听众对广播节目资源的搜寻检索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广播节目成为可查询、可检索的信息资料；

5、全新经营模式。传统广播电台基本依靠广告作为其收入来源，网上广播则为广播电台的这种经营模式提供了新的角度，即对节目内容资源的经营上的转变，付费收听节目可以成为广播电台生存的新方式。

1995年8月，美国ABC广播网首先利用网际网路进行全球播音。如今，已有约85％的美国区域性或全国性广播电台都开始了网上播音。Dataquest的数据显示，1998年时，因特网上已经有2，500互联网广播电台，这一数量在1999年时增长到了2，700万。据统计，目前因特网上每周约有45000小时的广播节目，58个美国电视台提供Web广播，34个电视台提供点播服务。有近半数的跨国企业公司在内部使用流媒体实现Web广播。据英国BBC的克里斯·韦斯科特在《新媒体变革对BBC的影响》一文中所提到的，12岁以上的全部美国人中有22％，即5，000万美国人曾经访问过一个广播电台的网站，在广播网站的访问者中，46％的人停留长达20分钟以上。

据统计，到1999年初为止，世界各国建起网络广播电台1500多家，其中从1995年到1997年两年间，美国已经有85%的广播电台建设了网络广播，到1998年上网的电台超过了2000家。1996年12月15日，广东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首创我国广播电台上网的先例，到2000年5月底，我国的网络广播已经达到100多家。《世界广播电视参考》的资料显示：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听到100多个国家的1550多个网上电台的广播。截止到2000年7月，著名的YAHOO中文在“电台”的检索字串下，已编入了15个类目和347个网站。荷兰电台的节目总监马克思说“现在有超过6000个电台在互联网上各种形式的流式音频。”

三、广播的生存机会

流媒体技术给网上广播带来的全新气象固然势不可挡，但这并不意味着广播媒体就此失去了生存机会。历次传播革命给了我们这样的认识，传播符号、传播媒介和传播科技始终呈叠加性状态发展，也就是说，新媒体的诞生并不会使旧媒体消亡，而是新旧媒体共进共荣；而叠加性状态又导致了整合性状态，即新的媒体会以整合了旧媒体传播优点的特征出现。

流媒体技术在技术上的进步，也遵循了人类传播革命发展的规律。传统的广播媒体在新技术的促进下，并不会消亡，而是会对其功能与价值进行整合，以自身的调整来适应技术变化带来的冲击。

在流媒体时代，传统广播依然具有自己的生存机会，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广播媒体已经建立起自己独有的、其它媒体所无法取代的优势，这种优势将转化为流媒体时代下广播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其二，基于流媒体技术的网上广播在实现上还面临着一系列尚待解决的问题，在网上广播从技术到内容的全面完善过程中，传统广播必将找到与因特网结合的最优化模式，从而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事实上，如果洞悉广播媒体的固有优势，就不会对广播的发展前途悲观失望。因为广播的某些独有的优势，可以成为“流媒体时代”广播生存的新契机，迎来传统广播媒体的“第二个春天”。以下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广播的固有优势所带来的发展新机会：

1、伴随性。广播媒体伴随性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媒体所无法比拟的。收听广播节目只占用了听众的听觉器官，并不影响眼、手、口等器官的正常活动，听众可以在从事其他活动时（如做饭、散步、旅行、锻炼等）兼顾广播节目的收听，大大提高了广播媒体的使用率。伴随性的优势在网上广播中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因为网络用户在上网浏览网页、收发邮件、聊天的过程中，占用的只是视觉，其听觉处于闲置状态，而广播伴随性的特征使其在不妨碍网络用户视觉运用的同时，可以顺利完成依赖于听觉的信息传播。网上广播可以顺利避开视觉层面的激烈抢夺战，并转入后台工作，作为背景声音完成对用户听觉的占用。

2、低成本。与电视相比，广播节目的运行成本相对低得多。无论从规模、数量上来讲，广播媒体要完成一个节目所需要投入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要小得多。相对电视节目的上网，广播节目上网只需调动音频资源，从技术角度看广播上网比电视上网简单便利，从成本角度看广播上网也比电视上网成本更低。

3、高普及率。广播是普及率最高的传统媒体，与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相比，广播由于通俗易懂，不受文化程度限制，只要是听觉正常的人都可以接收；与电视媒体相比，广播体积小、携带方便，流动状态也能接收，而且接收装置价格低廉，尤其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使用广播获取信息的人口比例更是占绝大多数；与网络媒体相比，广播节目的接收不像网络，无须熟悉特定的操作技术和网络语言。因此，广播媒体是用户进入壁垒最小的大众媒体，这也是其普及率高的根本原因。据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收音设备普及率达69.1％。这使得广播媒体积聚了大量的群众基础，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网络媒体的逐步普及，多年来对于广播媒体具有感情的听众大有人在，这也为广播上网提供了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虽然流媒体技术大大便利了网上广播实现的可能，但是技术的发展需要得到时间的检验。真正意义上的“流媒体时代”还需要各种发展要素的支持，从硬件上说包括技术上的网络带宽、网络安全等问题，从软件上说则要求相应的政策环境、收费模式、信息消费者观念等要素的逐步完善。比如，就技术层面最基本的带宽问题而言，我们的邻国韩国以75%的宽带网络接入比例，位列世界宽带服务家庭接入率的榜首。根据2007年1月23日CNNIC公布的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总人数已达13700万人，宽带上网网民人数已达9070万人。虽然我国的网民数量在世界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网民人数每年也在快速增加，但是13亿人口的基数使我国的网络普及率还处于相对较低的程度。因此我们离真正成熟完备的网上广播还有一定的距离，而这种时间差不仅是传统广播反思其阻碍自身发展的不利因素的良好时机，更是借势因特网，化被动为主动，以变化求生存的绝佳契机。

四、广播媒体的生存对策

自从网络媒体问世以来，广播媒体就把如何借势网络，发挥自身潜在优势，以适应网络媒体出现后的新媒体竞争格局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而“流媒体时代”的到来，则使得网络媒体对于广播媒体的直接竞争更加突出。因此，广播媒体必须拿出自己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重新思索自身的定位、发展模式与目标。借助流媒体技术的新契机，使自己彻底走出弱势媒体的阴影。

1、借助网络技术，整合内容资源优势，获得新的竞争力。

与网络媒体相比，传统媒体最根本的优势仍然在于内容资源的优势。流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得音频资源可以在网络上顺利传播。随着网络用户对信息要求的进一步提高，流媒体技术支持下的网上广播可以把选择权和控制权交到用户手中，大大增强了传统广播媒体的生机和活力。同时，流媒体技术使得实时的音频传播成为可能，使广播媒体本来就具有的快捷性特点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网上广播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广播上网，并非只是将广播媒体的原有内容照搬到网络平台上就万事大吉了。如果广播媒体不懂得有效利用网络媒体的特色，使流媒体技术为广播媒体带来的这种便利成为对其固有功能和价值的延伸，那么广播媒体就不可能摆脱弱势媒体的命运。

一方面，网络媒体的互动性和可检索性的特点，为传统广播媒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广播媒体所固有的节目资源优势找到了新的传播平台，并可以根据这一新平台的传播特性，创造更加符合用户需要的节目内容。除了技术支持带来的功能强化之外，广播节目的内容资源优势应当成为其获得新的竞争力的重中之重。广播媒体以声音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音频资源的优势无人能出其右。网络媒体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等方面令传统媒体望尘莫及，但在内容资源方面却是其短处。广播电台加盟网络媒体，使网络世界顿时由无声变为有声，人性化的成份大大增加。广播新闻、广播剧、音乐节目、连载故事、名人讲话等深受听众喜爱的节目样式，可以通过网络以更加灵活互动的方式进行传播。同时，广播媒体除了在内容资源优势上可以与网络媒体形成互补之外，还可以针对网络媒体的自身特点开发出适应网络传播的节目内容，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核心竞争能力。只有使自己在节目内容上与网络媒体上的内容既有传承又有创新，适应不同媒体介质和受众群，才能使内容资源的优势成为应对挑战的秘密武器。

2、直面经营方式的必然变化，尽快形成新型广播经营管理模式。

由于网络媒体的出现，信息由原来的“推”变为各取所需的“拉”，网络用户也由此改变了被动的信息接收者的地位，而成为主动的信息消费者。这种传播模式的变化，使得网络用户对于信息的要求日益呈多元化发展。“流媒体时代”的广播节目不仅不再是“只能在固定的时间收听固定的节目”，而且更加丰富多彩的个性化需要也越来越突出。这使得媒体的思维模式要由以前的面对“受众”转变为面对“信息消费者”，由以前我播你听的线性模式转变为我生产你消费的互动服务模式，提供给信息消费者各种必要的服务。这样，传统媒体登陆网络媒体就必须直面传统经营方式的必然变化。

广播媒体应该改变传统的经营管理体制和观念，在经营方式上实行更大的变通，尽快形成一套全新的广播媒体经营管理模式，以适应媒体竞争环境的变化。网上广播的发展为广播生存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即对以往单纯依靠广告收入来维持广播电台的经营运作模式的突破，广播电台的经营结构和收入层次上还可以进一步完善，除了广告来源，广播节目的付费收听在广播上网之后也会变得切实可行。这样，在节目制作的低成本运营下，如果能够顺利实施付费收听的收入机制，那么对于广播电台的经营局面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当然，高质量的节目内容是付费收听的“源头活水”，而广播媒体低成本运营的优势也可以成为调动其制作优秀广播节目的一大积极诱因。付费收听的模式对于广播电台的经营理念来讲是一种变化，广播电台能否适应这样的变化还是未知之数；另一方面，这对于消费者接收信息的固有观念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受众习惯于为报纸、杂志的版面付费，也愿意为有线电视节目付费，但广播节目的收听历来是免费的，要扭转听众接收广播节目的固定模式需要假以时日。因此，谁能尽早适应这种新变化和新要求，谁就能在市场中掌握先机。

3、努力借鉴国内外网上广播的先进经验。

由于起步较早，国外广播界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广播业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广播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就开始摸索广播电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成功，而现在我国广播界也已经开始在专业特色和个性化战略方面进行了尝试。同理，在广播与网络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国内外有一些广播电台已经做得相当成功。借鉴一些成功的例子，对于更好地认识广播在“流媒体时代”的生存不无裨益。

英国BBC的网上广播。2001年3月，英国BBC首次实现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网上直播采访。这次访问既有声音，也有图像，并进行英语和俄语的同声翻译。在电脑屏幕底端还有显示向普京总统提问的机会的比例，并编辑了有关普京总统执政第一年的资料。在BBC的网站上，网民们可以浏览此次采访的全部内容，包括普京先生的所有讲话和向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通过网上直播，全世界公众都获得了向普京总统提问的机会。这次网上直播采访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对普京总统采访时，BBC网站收到了大量的关于此次采访的E-MAIL提问和评论，共计24000件，且来自世界各地。

日本的网上广播。日本的网上广播大致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把无线电广播里的节目原封不动地通过因特网广播；二是广播与因特网的互动节目；三是专门在因特网上播出的节目。自1999年4月开始，日本七家较大的商业广播电台就开始通过与微软公司合作，播出具有个性且具有因特网广播特点的网上广播节目。如“Tokyo-FM”电台于1999年7月开始的《TFM即时剧场》，最早使用了活动的画面，用了5分钟的电影画面剪辑介绍最新的电影；被称为开发了因特网上的“广播新娱乐方法”的《山田的有限弧度》属于第二种形式的网上广播节目，当地面广播节目播出时，网上的节目主页就会出现主持人和节目小宠物主人公的网上漫画，而漫画中主持人和小狗的变化是根据用户听众的反馈意见来左右的，深受日本听众、网络用户和广告商的欢迎；而“文化广播”的《望世界》和《因特网广播·在网里相见》则属于第三种形式的网上广播节目，这是专门针对卡通电玩迷们编排的因特网节目，由卡通片的配音演员与特定的因特网听众相互交换电邮地址，向传统广播本体进行挑战，希望把很少收听广播的电脑一族——年轻一代吸引到广播里来。

香港电台的网上广播。1994年12月香港电台率先进行“香港电网版”的网上实验服务，以提供新闻演示文稿及少量电视及电台节目为主。1995年9月17日上午7时起，香港电台运用同步直播科通过互联网36小时向全球直播电台选举新闻和节目，成为世界上首个应用同步直播科技进行36小时直播的电台。1997年6月，香港电台在互联网上进行连续48小时视像直播报道有关香港回归的各项庆祝活动，吸引了全球25万人次的收看和收听，到访其网站的人次高达900万。2000年4月，香港电台全面拓展网上广播服务，每天直播全部6个电台频道、所有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节目（每周共7小时视像节目）、提供中文新闻文本。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98年12月26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正式推出了自己的网站。1999年底，国际台网站已初步形成了华语（包括普通话、粤语、繁体字）、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共九种语言的广播节目文字和声音上网。在国际台的网页中目前已经链接了实时收听和节目回放，在节目回放中还会放上文字稿，以满足用户收听和学习需要。

自1995年推出第一个互联网流媒体播放器以来，流媒体的应用呈爆炸性增长。到2004年，流媒体市场有着巨大的收入潜能，其中为消费者服务创收90亿美元，内容提供商创收28亿美元；全球将有1000多个流媒体网站，2亿多小时视频流。去年在网上访问流媒体的人数增加65%。亚洲访问流媒体的人数迅速增加到3500万人，将近网民的1/6。到2007年，流媒体发展的重点将从以“流”应用为中心转移到以“媒体”为中心，随着IPTV以新媒体的身份出场，将流媒体的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

艾瑞市场咨询（iResearch）根据资料整理显示，移动流媒体作为移动多媒体业务的一部分正逐步受到重视，市场将不断扩大。预计到2007年，日本的移动流媒体用户数量将达到2144万人，其次是德国和韩国，而预计中国将有超过190万的用户数。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流媒体的时代已经来临。事实上，从技术角度、网民数量的增长，以及宽带的逐步普及等角度来看，流媒体的应用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政策因素、版权等各种相关问题的制约，流媒体的长足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环境催化。传统广播媒体要想在“流媒体时代”下生存并得到不断发展，就必须懂得与网络媒体进行正确有效的合作和功能、价值的整合，从而实现双赢。对我们传统广播媒体而言，必须利用这个时间差，跟上发展的潮流。

“流媒体时代”的到来并不可怕，反而是传统广播焕发“第二春”的绝好契机。由于流媒体技术的出现，传统广播在传播特征上的不足得到弥补，传统广播转瞬即逝、选择性差、直观性差的弱点得以修正。通过流媒体技术，人们可以自由自主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段落，反复多次地收听，同时可以配合文字、图片等各种其他载体，丰富广播内容的传播形式。

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广播媒体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冲击，重要的是要在这种发展中学会变化和调整。正如BBC的克里斯·韦斯科特所说，“广播……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死亡，但是会改变。”对广播媒体而言，重要的是应该学会怎样更好地改变。

[注释]

[1]《宽带网络的发展将使流媒体成为未来的主流技术》，

[2][英]克里斯•韦斯科特，《新媒体变革对BBC的影响》，选自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媒体论文篇8

引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面上只是一个经济和贸易概念，但是事实证明入世所带来的影响往往超越经济范畴本身。正因如此，我国入世后对我国各行各业可能产生影响已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焦点。

有关入世对我国新闻传播业所产生影响已有不少论述，但这些论述多从宏观角度展开，较少涉具体媒体行业。本篇论文将重点探讨我国英语媒体的现状、我国入世后英语媒体面临的各种困境、以及他们应对这些困境的战略思考。

一、我国英语媒体的现状

相对于我国中文媒体而言，我国英语媒体仍属于“少数媒体”：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英语电台、九家英文日报和周报、十家英语杂志和九大英文网站。应该说，对于一个以汉语为官方语言的的国家，我国的英语媒体能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已属不易。

在过去20年中，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最大一个趋势是从“单一媒体为重”的格局逐步转向“多种媒体并重”的格局：40年代只有英语广播书刊，到80年代创办英语报纸和英语电视频道，90年代互联网与各大传统媒体已形成一种多种媒体并重的局面。

总体来说，我国英语媒体目前仍以中央级单位为主，多集中在首都北京。他们一般都得到政府或大媒体的资助，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目前，能够做到自负盈亏的大概只有全国性的英语日报《中国日报》。

我国英语媒体在树立和维护我国良好国家形象，增进世界对中国了解方面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1]但从整体上讲，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仍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的需求，我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声音还较弱，中国的形象还主要由西方媒体主导，“西强我弱“的局面还十分明显。[2]

就传播效果而言，我国英语媒体目前至少还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1）受众定位趋同：一般都确定为：境内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各大媒体未能形成非常明确的受众群。（2）受众构成失衡：主要以华人受众为主，真正西方国家的受众则较少。尽管中国受众的重要性无容置疑，但是这偏离了创办英语报纸的宗旨，即主要针对外国人。（3）信息需求不足：在众多的中国受众中又以学习英语为目的学生受众为主，而以信息需求为目的的受众比例则较底。这使得我国英语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讲道只是一种英语学习工具，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载体，直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能否成为国际性或区域性的舆论中心。（4）我国英语媒体可信度仍较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英语媒体所拥有为数不多的西方受众中，媒体自身可信度还较底，减弱了我国英语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3]

二、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困境

我国英语媒体的首要目标是在国际上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在国际舆论中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这一定位在我国入世之后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每个国家总希望在国际上享有一个良好的形象。但是同时应该承认，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主动权也将受到更大的挑战，因为入世后海外媒体对我国的报道会更广更深，他们在我国的各种形式的渗透（包括资本）会进一步扩展。

不过，本文认为光是这些外部的挑战还不足畏惧，最大的挑战在于当我们面对这些外部的挑战之时，有时还没有真正意已识到这些挑战，或者出于各种原因还不愿实事求是去面对并克服我们现存的问题。所以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如其说是挑战还不如说是困境。本文认为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困境之一：市场还是政策？

我国英语媒体目前基本上由政府或大媒体投资。如果政府或大媒体继续对英语媒体进行投资，那么我国英语媒体即使传播效果不十分理想但至少不会有生存危机。但是我国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肯定会日益受到市场化的影响。换言之，政府或大媒体对英语媒体的投资将来只会逐步减少甚至完全终止。英语媒体在继续担负维护国家利益和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政策性任务同时，必须学会在全球市场强手如林的竞争中求得自己一席之地。

在竞争中求生存就是市场意识，而维护国家利益和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政策性任务在西方人眼里就是宣传。从某种角度讲，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

由于我国英语媒体在走向市场的同时还必须接受国家政策性的导向，于是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之间孰重孰轻便成了我国英语媒体的一大困境。

这一困境不但会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而且与英语媒体的可信度问题直接有关。而可信度的高低则直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传播效果好坏。一般来说，由政府投资的媒体较难获得西方受众的信任，其可信度较底，传播效果也往往不太理想。我国英语媒体当然也不例外。[4]

困境之二：外语对母语

入世后，大量海外媒体必将以各种形式进入我国。这当中包括外国中文媒体和英语媒体。

海外英语媒体对我国用英语作为信息发送语言的英语媒体具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我国英语媒体是在用我们的外语跟英语作为母语的海外媒体进行竞争，争夺国际受众。这方面我国英语媒体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我们的记者必须花较长的时间学习英语，打好英语语言基础；而后我们的记者必须熟悉英语新闻报道的基本知识；最后，即使我们熟练掌握了英语和英语新闻报道的技巧，我国英语媒体的记者编辑们每天生活在一个汉语环境中，英语只是在写作时使用的一种语言，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的工作语言。虽然我国英语媒体聘请大量外国专家作为改稿人，但用母语写作和在外语写作基础上的语言润饰毕竟是两回事。

大概正因为如此，我国英语媒体才逐步形成了我们特有的“中国式英语”，或者说是带有中国味的英语新闻报道。虽然这种“中国式英语”有特殊的作用，但在多数情况下，我国英语媒体这种“中国式英语”的形似并不意味着我国英语媒体被西方受众真正接受。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还受到国内文化环境和汉语媒体的影响。为了搞好英语新闻报道，我国英语新闻记者对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习惯、风俗、历史等方面应有个动态了解，但是这在国内文化环境是很难获得的。尽管我国英语媒体也经常派遣编辑和记者赴英语国家参观、学习和工作，但这还是不同于在母语环境中的生活工作经历。此外，我国英语媒体的报道还会经常受到来自中文媒体的影响。虽然在习惯上我们把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进行分开，内外有别，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的英语媒体还会受到我国国内中文媒体的一些做法的影响，从而使我国对外报道缺乏针对性和全面性。例如，我国的一些大型中文媒体一般都具有较强政治性，传播内容一般较严肃，主要以正面为主，娱乐化程度较底。这些趋势也会影响我国的英语媒体。

困境之三：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这一困境可以从两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我国英语媒体的受众到底是外国人为主还是中国人为主呢？我国入世后，世界关注中国的程度会增加，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理论上讲，我国英语媒体应该是境内外的外国受众，这样才能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目标。但是，笔者通过对英语媒体领导的访谈和两次实地调查，发现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受众中却主要以中国受众为主，而且中国受众中又以英语学习者居多。换言之，我国的英语媒体受众中主要是以英语学习为目的的受众，而不是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受众。这种受众结构会直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在国际舆论中影响力，因为以学习英语为目的的中国受众毕竟不是我国英语媒体预定的目标受众。但是，学习英语的中国受众又很重要，从某种角度讲，是他们在支撑着我国英语媒体的日常运作，尤其对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媒体更是如此。[5]

此外，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这一困境也适用于我国英语媒体的新闻人才选用上。上文已经提及，我国英语媒体合格人才不但需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还应该熟谙英语新闻写作技巧和英语国家的风俗和习惯。具有这样素质的人才一般都具有较高价值趋向。但是我国多数英语媒体由于基本还依靠政府或大媒体资助，目前可能还不能完全满足这些人才的价值趋向。于是，我国英语媒体的人才的流失现象就非常严重，有时每年进出的一个英语媒体单位的人数可达20多人次，英语媒体俨然成了英语新闻人才的培训基地[6]。这一趋势在报纸和广播单位表现更为突出一点。

由于英语新闻人才的快速流动使得我国英语媒体编辑记者中出现普遍低龄化趋势。据调查，我国英语媒体编辑记者的年龄一般都在25岁到30岁之间。象《上海日报》社全体采编人员的的平均年龄为26.7岁，[7]《中国日报》也只有30多岁。[8]

从长远讲，这种低龄化趋势不利于我国英语媒体提高自身的专业化程度，增加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三、我国英语媒体的战略思考

历史发展规律表明：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总是在我国最需要在国际上塑造良好形象时才出现。尽管入世对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是一次巨大挑战，但同时也是一次发展机遇。我国英语媒体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关键要看能否确立有效的对外传播战略。

目前，这战略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因为现在国际舆论反华的声音还较强，而一个有效的、正确的对外传播战略可以影响西方公众意见和外交政策，有效传递我国要传递的信息，在国际传播重求得公论，打破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为我国寻求最大得国家利益。[9]

就目前而言，我国英语媒体战略应该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符合我国目前国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2）能使四大媒体发展各自特色，并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3）能促进我国英语媒体不断进行新闻理论和实践创新，包括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新闻传播理论；（4）作为我国文化战略的主要部分，与我国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5）以增强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核心内容。

这样的战略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本文建议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方面：

（1）注重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

我国英语媒体要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必须注重自身形象设计，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应该成为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谈到改变我国英语媒体自身形象，有人马上会认为目前情况下较难做到，因为我国英语媒体是政府的喉舌，是为政府说话的；而西方国家受众往往会质疑政府创办的媒体的可信度。

但是，我国英语媒体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可能改变自身的形象、提高媒体的可信度呢？应该说，只要我们调整我国的对外传播策略，我国英语媒体的自身形象是可以改变的。这点我们可以从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70年代后期对其对外传播战略的调整中得到一些启示。

众所周知，VOA和BBC是美国和英国政府创办的对外广播电台，归政府所有，为政府说话。在初创时期，尤其是在“冷战”时期，这两家电台为了强化其对外宣传的目的，在其广播节目中要么以救世主的口吻进行空洞说教，要么讥讽，甚至漫骂，公开“妖魔化”共产主义，进行裸的宣传，结果引起世界上很多听众的反感。[10]但是，进入50年代以来，特别是70年代后期，美英这两家电台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外传播策略，表面上给人以客观、公正的影响，实际上在节目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都融入了本国的宣传思想。

这种对外宣传的策略调整首先是强调“事实”的客观性，只报道事实，不作评论；其次是注意搞“平衡”，对正反两面都进行报道，以示其公正性。在“客观”和“公正”的光环中，VOA和BBC（尤其是BBC），在不知不觉中赢得了越来越多听众的信任，影响力也随之增加。这样，即使他们偶尔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事实上已发生过），听众也不会对他们产生怀疑。VOA和BBC的可信度提高了，在听众中的影响力也大了，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性质。可是，由于传播策略的改变，他们的自身形象和可信度却得到了改变。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入世后如能确立一个有效的对外传播发展战略，我国英语媒体改变自身形象，提高可信度，最后取得较好传播效果是有可能的。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也有改变自身形象的客观必要性，因为大多数外国受众对我国的英文媒体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对我国的英语媒体心存疑虑，同时也说明：只要能认真分析他们的信息接受心理并制订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的英语媒体有可能争取到大多数外国受众，也有可能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当然要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本文认为须有三个必要条件：（1）有关政府部门要有决心推动这项改革；（2）政府部门要逐步转变职能分离英语媒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尽量通过法律形式而不是行政手段实施对英语媒体的有效监管；（3）政府部门要制订有效条例，把英语媒体的经营管理权还给媒体老总和管理层，让他们真正按照对外传播规律去开展传播活动，简言之，树立以外国受众为中心，而不是盲目以我为中心。

（2）正确自我定位

我国英语媒体能进行正确自我定位也是我国对外传播战略的重要部分。那么目前，我国英语媒体有没有能力成为世界性的媒体呢？客观地讲，我国的英语媒体还不具备成为世界性的媒体的实力和条件（包括资本规模和管理模式等）。但是，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媒体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报道中国和与中国有关问题的地区性权威。就现阶段而言，这样的目标比较符合我国现行发展水平。

这种自我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使我们能明确以下重大方略：（1）我国的对外传播针对的受众到底是谁？（2）我们应该在哪些问题上与西方国际性的媒体展开竞争？（3）我们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媒体运行模式来应对这些竞争？

我国的对外传播针对的受众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好象已不是问题的问题。我国的对外传播的受众当然是：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境内外国受众（以工作、学习和旅游为目的）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11]这样的定位总体上讲是对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受众定位重点不突出：基本上所有人都是我国对外传播的对象、受众，因此反之也然，即谁都可能成不了我国的受众。正因为这样，重新讨论受众这个问题还是很有必要。

本文认为现在我国的国际受众可以概括为一种“精英效果理论”，即以国外精英受众为主，兼带一般受众，但应以突出“精英效果”为主。前者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受众；后者主要针对非西方国家的受众的。

确立这样的精英效果理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1）我国目前的各方面条件（包括财力力、物力、管理模式和报道手段等）还有限，不应该全面出击，应该选择重点，集中突破，以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2）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般受众已经受到西方媒体的长期熏陶，对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已形成思维定势，我国英语媒体就是尽最大努力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思维定势难度较大，收效不会太大；（3）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公众舆论和民众意愿，尤其是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常常受到精英阶层、政治家和媒体潜移默化的操纵。他们的政体是民主的，但是他们的决策过程是非民主的，而一般由精英人物决定，[12]换言之，只要我们能够影响西方国家的精英人物，也就能够左右西方国家受众；（4）非西方国家，由于他们对我国没有较大偏见也不存在与我国的竞争关系，更多的是友好交流。因此，其受众范围仍应以一般受众为主。

目前这些“精英受众”可以包括在华外国记者、在华商人、来访政府官员、中国问题专家和来华学习和旅游的外国人。尤其是在华外国记者，他们在本国就是“中国信息源”。如何为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采访和报道环境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非媒体性质的问题。

在确定精英受众为主要对象之后，应该考虑我们要与西方国际性的媒体在哪些问题展开竞争？换言之，要明确我们在哪些方面必须占优势，在哪些方面一般附和即可，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如果我国英语媒体定位为一个报道中国和与中国有关问题的地区性权威，我国英语媒体首先应该利用天时地利报道好、报道透、报道足发生能引起外国受众兴趣中国新闻事件。尤其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如我国入世、我国申奥成功等，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报道模式在时效性、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方面赶超西方媒体，以树立我们这方面的权威性。只有在中国问题上的新闻报道树立了权威性，才可能在其他问题逐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3）建立高效的英语媒体管理体系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个大的对外传播战略之下建立一个高效的英语媒体管理制度，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传播中逐步扭转被动局面。

当然，要建立这样一个高效的管理体系，其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人才问题解决了，其他体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是因为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也能推动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问题，如：如何使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如何较好处理有效把关和有效传播的关系、政府和媒体的关系、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的关系等。

上文已提及，现在我国英语新闻人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英语媒体采编人员队伍不稳定，普遍年龄较轻，我国英语媒体已变成了“人才输出中心”。从此可以看出如何吸引高素质的采编人才从事我国对外传播活动已不但是媒体的人事工作，还是决定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能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更上一个层次的重要因素。当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关键是我们的人才流出去的多，流进的却较少。流进的人才主要是指外聘专家根据我国的外事规定，我国英语媒体可以聘请外籍专家，但只能把这些专家当成英语改稿人。他们可以修改由中国记者采写的英语稿子，而不能直接参与采访和报道，更不能加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参与决策过程。这样的规定当然有其合理性，既可以利用外籍专家的语言优势，又可以防止在政治上的正确性。

但是，如果我们的英语媒体要能够打入国家舆论界，进入西方主流媒体，或与西方主流媒体进行竞争并能打造我国自己国家形象的话，那么我们上述的人才管理体制（当然也指媒体运作和管理体制）是落后的，还不够开放，至少在人才管理体制上已经注定我们的英语媒体是无法和西方媒体进行竞争的。

这里我们不妨考察一下CNN是如何管理其采编人员的。我们知道，以美国文化背景的CNN成立于1981年，靠着海湾战争的独家新闻而名声鹤起。通过20多年的发展，CNN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为了保证其能及时播报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新闻，CNN设立的人才管理制度在理论上可以使得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它的的记者和编辑。它不但在美国本土聘用人才时注意各种人才的平衡，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招聘各个国家的人员成为它的的记者和编辑，并以此来标榜CNN在用人方面的公正性。用人公正了，其新闻报道当然也公正了（至少是表面上），因此就有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的可能。但是这丝毫不影响CNN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及时成为一个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电视新闻中心。这次911事件便是一例，许多人感到CNN一直在维护美国的利益，缺少了一点世界性。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媒体如果要有所突破，首先必须在人才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上述提到我们的记者和编辑向外流的现象，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引进来”的办法，作为对策。我们不光聘请外籍人员当我们英语媒体的英语改稿人，也可以聘请他们进入管理层，甚至当高层管理人员。当然，我们必须尊重“外事无小事”的传统。但是只要我们事先制订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怕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后会做不符合我国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情，因为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将会促使他们愿当一名守法雇员，并用他们的知识和专长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聘请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能制订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而当我们确立了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的有效管理制度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下，我国英语媒体的运作体制也会自然发生变化。

到那时，我们的政府部门可能没有时间来争论产业化是否会削弱英语播媒体的喉舌功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我们知道我们正在缔造世界性的英语媒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和西方国际性媒体展开竞争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英语媒体可以塑造一个相对真实的国家形象。

注释：

[1]张振华，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14日

[2]瞿树耀，1994年12月5日，试论对外宣传的确历史经验和在新时期的作用，新闻理论研究（新闻业务专辑，新华社新闻研究，12页。

[3][4][5][6]郭可，中国大陆英语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传播效果，北广会议，2002年4月，未。

[7]张慈云，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5日。

[8]朱英璜，个人采访，北京，2000年7月26日。

[9]吴征，2000年2期，国际观察，传播战略在我国大国战略中得地位，49-53页。

媒体论文篇9

二、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主要有两大趋势：

（1）从“英语广播为主”逐步转向“英语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并重”

新中国的英语广播诞生于战争年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英语电子媒体主要是以中国国际广播台的英语台为主打媒体，并主导着我国的对外广播，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传播窗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每天能用43种语言播出211个小时的广播节目，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的听众来信多达90万封，代表了约4500万听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不仅是我国拥有海外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外宣单位之一，它的广播语种、播出时间、发射功率和听众来信四项指标也均居世界国际广播电台前列。【1】

英语台则一直是国际台的大台。它创办于1947年9月11日，现在每天播出60个小时的新闻、专题、音乐以及其他节目，每年约有一千多万国际听众收听英语台的节目，占整个国际台听众数的四分之一。据估计，英语台已成为世界上了解中国最为有效的媒体之一。【2】

我国英语电视媒体起步较晚，是从教育类节目发展起来的，如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跟我学”节目。真正意义上的英语电视节目应该说是1987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英语新闻”，1988年播出的专题纪实类节目“焦点”的问世代表着英语节目版块的形成。此后推出的娱乐性节目“文化长廊”和“您好，北京！”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英语类节目日趋完整和正规。

1997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上述英语类节目的基础上组建中央电视台国际卫星频道（CCTV-4），主要针对国外华人、华侨和对中国事务有兴趣的外国受众，每天播出17个小时英语和中文类节目，侧重新闻、时事、经济、娱乐、体育、少儿节目、影视、和电视纪录片。2000年9月25日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英语频道CCTV-9，每天播出24小时，分四大版块，每个版块六小时，以保证不同时区的受众都能收看国际频道的节目。目前，该频道的节目已在美国、北欧洲、英国和法国以及东南亚都已落地。【3】

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的开通开创了我国的英语电视媒体时代，并迅速成为国际受众主要信息源之一，形成了英语电子媒体中广播和电视的鼎足之势，出现了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并重的局面。

（2）地方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同时得到发展

在我国中央级两大英语电子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同时，我国地方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也开始得到发展，其发展模式基本与中央级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模式一致：基本都是先创办英语广播节目，然后再创办英语电视节目或频道。

以上海为例，80年代中期随着上海进一步对外开放，上海人民广播台于1986年9月15日率先开设了广播英语新闻（ShanghaiCalling），1989年到1997年平均每天有6小时的英语节目，95年前后甚至长达13小时。但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英语广播逐步缩减为每日10分钟的英语新闻，2001年起主要是转播国际台英语新闻为主。【4】

上海的电视英语新闻开播较早，1986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的英语新闻节目开播，后来组建的上海卫视（SBN）频道还专门成立了外语部，开设常设栏目。据上海卫视外语部主任戴骅介绍，预计在3—5年内上海电视台还将成立英语频道。【5】

据了解，目前广州、南京、武汉、杭州等地也都纷纷创办了或正在创办英语广播或电视节目。

三、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

1．资金的相对不足

像其他英语媒体一样，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一般都不实行市场化操作。它们的资金来源一般有两种：一是国家拨款，二是大媒体的资助。目前而言，中国国际广播台英语台的资金靠国家拨款，而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则基本靠央视资助。地方性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则基本都受中文媒体资助。

由于我国英语媒体一般只有投入，少有出产，资金相对不足一直是个困扰着我国英语媒体的问题，而对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电视尤为如此）而言，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广播电视都是以技术为依托的媒体，而技术设备的更新都是以资金因素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讲，资金是决定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能否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2．国际受众定位趋同

这一问题可能适用于我国所有英语媒体。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也不例外，其受众定位趋同倾向也较明显，一般都确定为：境内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

这样的定位使得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受众显得较为抽象、笼统，缺乏个性化。正因如此，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主要是中央级媒体）尚未能形成非常明确的国际受众群。

从长远来讲，这会影响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传播针对性和总体传播效果。例如，目前央视英语9频道用同样的节目向美国、欧洲和南亚地区播放，而这些地区的受众的文化背景和爱好肯定会有差异，因此从理论上不可能在这些地区取得同样的传播效果。【6】

3．可信度还较低

上文已提及，我国两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并拥有较多的国际受众。但根据在来华外国受众中的一次调查发现，来华外国受众中对我国英语媒体新闻报道的认同度并不高，只有16.7%，而大多数外国受众持反对（19.7%）和谨慎的模糊态度（46.9%）。【7】

当然，可信度的问题不光是一个传播问题。它还与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联。由于我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与外国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不一样，这些与我国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受众自然不会完全信任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从而增加了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有效传播的难度。

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以上的三大问题尽管在性质上不相同，但它们都会影响到我国对外传媒的传播效果，影响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实现其最高目标：为我国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最终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四、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思考

鉴于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如要能实现其肩负的使命，那么它们就必须能有效打入、影响和左右国际主流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空间。

但是，要做到这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认真策划、考虑的战略性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探讨一下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战略问题。

1．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应具备的特点

如上所述由于我国的英语广播媒体创办于战争年代，因此我们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总体思维模式很容易停留在过去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较少从传播效果角度谈战略问题。我们老是想着要宣传中国，但所采用的手法往往不符合国际受众的特点。国际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由领导决定，而不是通过调查研究来确定。我们总是把我们认为国际受众应该知道的当成国际受众真正要了解的东西。

此外，由于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由政府和媒体集团资助，因此资金这个重要问题很少在发展战略中提及。我们知道要打入国际舆论界，却不太研讨要打入国际舆论界的必要的经济条件。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未来的发展战略应具有三个特点：（1）必须体现以我为主，其发展模式能符合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2）能注重实效，促进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不断进行新闻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3）以提高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自我形象为重点，并使之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战略应该体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

2．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目标

目前，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的规模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目前国际台英语台节目在能世界大部分地区接收，而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也已先后在美国、北欧、英国和法国以及南亚地区落地，因此两台的发展战略应该以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为重点。

本文认为我国广播电视媒体的总体战略目标应该是要打造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具体而言可以分成二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要让国际台英语台和央视英语9频道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区性（包括我国国内）英语媒体，主要是在亚太地区能成为报道中国和世界的地区性权威;第二阶段就是要在我国打造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性广播电视媒体。

本文认为这样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是有一定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从理论角度讲，本文认为这符合了新闻传播学中“二段流程”（也叫“二级传播”）理论的原理。“二段流程”理论是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拉扎斯费尔德等人提出的一种有关受众中人际传播影响的模式，即受众可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意见领袖”，一类被称为“追随者”，前者可以影响后者。

从我国对外传播的角度讲，这里的“意见领袖”主要是指在亚太地区或在华的外国人，包括商人、技术人员、学生、游客、记者和使馆人员等。这些人一般是他们所在国家的中产阶级或以上阶层的典型代表。这里的“追随者”主要是指那些没有离开本国或没到过中国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外国公民，他们基本可以是中产阶级成员。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但渠道有限，而且对中国的了解带有或多或少的偏见。但他们都是这些国家的舆论主体，有较大的影响力，可以自然成为较合格的对中国问题的“意见领袖”。这些人回国后对中国的一些评介和描述更容易使他们的“追随者”认同和接受。这是他们之间文化认同的结果。这种效果是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所无法达到的。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各方面条件（包括财力、物力、管理模式和报道手段等）还有限，不应该全面出击，应该选择重点，集中突破，并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客观地讲，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受众定位确定为国内和亚洲地区的外国人为主并致力于成为报道中国地区性权威比较符合我国英语媒体的管理水平现状。因为我国的英语媒体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经济上还要靠政府和大媒体的支持，其总体管理水平还较低，一下完全跑到国际上与西方强势媒体竞争，显然不现实。

同时，能定位国内和亚洲地区的外国人作为为我国英语媒体的国际受众，积极打造具有地区性影响力的媒体权威对我们而言已极具竞争力，已经体现了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毕竟，我国英语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或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时，享有利用天时地利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如果我们能报道好、报道透、报道足发生在中国的新闻事件，必然引起在华外国人的兴趣。尤其在报道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如我国入世、我国申奥和申博成功等，如按照西方的报道模式在时效性、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方面赶超西方媒体，我们在这方面的权威性就可以树立起来。而只有在中国问题上的新闻报道树立了权威性，才可能在其他问题逐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据估计，如果在今后的十年中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能基本达到第一步战略目标，出现够1－2个具有地区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英语媒体，那已是一种非常令人满意的成果了。

第二步战略目标须是在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是有可能的，并很有可能在本世纪中期达到这一目标。

这战略目标的实现主要是由中国国家发展实力和大国地位所决定的。到那时，我国已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虽然这时我国的发展水平可能还不及西方国家，但是考虑到中国是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和我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我国必将成为亚太地区以及世界中心之一。近代历史发展表明强势的国家必然会成为地区乃至世界性的信息中心，并造就强势英语和汉语媒体。这是实现我国对外传播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的有利外部条件。有了良好的大环境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够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媒体。如果我们不注重战略目标的实施，那么打入国际主流舆论界照样可以变成一句空话。

五、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实施

1．实施模式

根据上述确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结构模式应该可以多样化，其实施过程也可以选择以下二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为官方媒体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中国国际广播台为主，其报道方针、指导思想和整个运作体系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门确定，并代表政府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是我国政府的窗口。

由于这类模式媒体性代表着我国政府，因此这种模式的媒体经营无需市场化，其运行资金基本依靠政府资助，其针对的国际受众群为世界范围内的听众。这是由电台的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广播对于听众的要求较低，只要买一个短波收音机即可。

第二种模式为半官方媒体模式：这一模式媒体以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为主，并以打入西方占主导的国际主流舆论为目标。这类媒体初创时，由政府或者大媒体投入，但将朝着基本能依靠市场运作方向发展，其主要国际受众是主流国家的受众（包括居住在中国的国际受众），并兼顾非西方国家的受众和海外华人。

原则上，这类媒体应尽量以民间或非官方形式出现，其半官方地位主要是指它能介入市场运作的自。政府主管部门主要通过有关法规对其实行宏观监管并提供政策支持。政府主管部门的宏观监管主要是指对其媒体总体战略的调控和对媒体运作的年度审核，但一般不介入媒体的具体业务运作。此外，这类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可以允许其上市，吸引外来资金，以用于进一步发展。当然，政府应该保留在紧急情况下（战争等）介入媒体的权力。

要能真正形成上述两种模式，必须有二个必要条件：（1）政府职能部门要有决心推动这项改革，并决心分离英语媒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尽量通过法律形式而不是行政手段实施对英语媒体实施宏观监管；（2）政府部门要把英语媒体的经营管理权还给媒体老总和管理层，让他们真正按照对外传播规律去开展传播活动，树立以外国受众为中心的观念，而不是盲目以我为中心。

这两个条件目前看来并非空中楼阁、纸上谈兵，而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1）英语媒体的改革是我国政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主动提出的；（2）由于是主动的改革，政府对可能会出现的失控情况可以制定并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如果真的出现混乱，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其他强制性措施解决；（3）由于语言的隔阂，这种改革在英语媒体首先试行可以尽量减少对国内舆论的影响，同时可为中文媒体国际化改革积累经验。

2．对外传播战略的重点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重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的一些重点方面。它们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方面：

（1）注重这些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提高可信度

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要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必须注重自身形象设计，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自身形象设计应该成为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以上两种实施模式，我国的英语广播媒体（指国际台）主要以塑造代表国家的官方媒体为主，树立的是国家形象，维护是国家的立场。当然，地方性英语广播媒体可以根据地方的情况确定定位。

半官方模式性质的媒体主要以央视的英语9频道为主。当然，半官方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它是我国英语电视频道的事实。它还代表着我们中国英语媒体的总体形象，还应该为我国的总体国家利益服务，但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又可以发挥其电视娱乐化较强的特点融入市场化的轨道，增强其与国际受众的接近性并参与国际竞争，使之能在一个不同的平台上提高对外传播的有效度。

（2）建立高效的英语媒体人才管理体系

当然，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个大的战略之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管理制度，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传播中逐步扭转被动局面。而要建立这样一个高效的管理体系，其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

人才问题解决了，其他体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是因为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也能推动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问题，如：如何使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如何较好处理有效把关和有效传播的关系、政府和媒体的关系、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的关系等。

现在我国英语新闻人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英语媒体采编人员队伍不稳定，普遍年龄较轻，我国英语媒体俨然变成了“对外传播人才输出中心”。由此可以看出吸引高素质的对外传播采编人才对我国对外传播而言已不光是这些媒体的人事工作，还是决定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能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实行上述战略的重要因素。

当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关键是我们的人才流出去的多，流进的却较少。流进的人才主要是指我国英语媒体根据我国的外事规定聘请的外籍专家，但就目前而言，这些外聘专家只能当成英语改稿人。他们可以修改由中国记者采写的英语稿子，而不能直接参与采访和报道，更不能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的管理层，参与决策过程。这样的规定和管理模式当然有其合理性：既可以利用外籍专家的语言优势，又可以保证在政治上的正确性。

但是，如果我们的英语媒体要能够打入国家舆论界，进入西方主流媒体，或与西方主流媒体进行竞争并能打造我国自己国家形象的话，那么我们上述的人才管理体制（当然也指媒体运作和管理体制）是落后的，至少在人才管理体制上已经注定我们的英语媒体是无法和西方媒体进行竞争的，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媒体的人才管理是相对开放的。

例如以美国文化背景的CNN之所以能在短短20多年中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成功的人才管理模式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丝毫不影响CNN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如9·11事件中的报道）成为一个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电视新闻中心。

因此，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如果要有所突破，首先必须在人才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我们不光可以聘请外籍人员当我们英语媒体的英语改稿人，也可以聘请他们进入管理层，甚至当高层管理人员。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外事无小事”的传统。但是只要我们事先制订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怕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后会做出不符合我国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情。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将会促使他们愿当一名守法的雇员，并用他们的知识和专长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聘请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管理层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能制订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而当我们确立了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的有效管理制度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下，我国英语媒体的运作体制也会自然发生变化。

到那时，我们的政府部门可能没有时间来争论产业化是否会削弱我国英语媒体的喉舌功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我们正在缔造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和国际性媒体展开竞争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可以塑造一个相对真实的国家形象，并最终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注释：

【1】张振华，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14日

【2】中国国际广播台2001年宣传小册。

媒体论文篇10

有人曾经天真地相信，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会自动自发地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重新分配权力、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的对话、新意识的传播，不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显然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们坚信人类，相信个人一旦聚合为集体，成为“人们”或者“人民”，就拥有重塑传播体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们发挥出这种能力，上述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网络可能发挥的作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批判的态度源于我们对现实冷静的分析：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一定有利于推进和平与民主。可以说，培育全球化媒体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统治性的制度和系统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态度，本文力求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进行理论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结论更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中专论已有很多，但它们很少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虽然媒体的全球化以及媒体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现有讨论中，媒体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总是被当作媒体机构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独立命题。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媒体民主化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词有双重含义。用作形容词时，它着重于公众传播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变革的方式方法；用作动词时，它意味着需要促进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个社会的媒体系统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可信性和可参与的程度。还有，在目前关于媒体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研究领域和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对话极其有限。本文的视角正是位于各类新旧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出发，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点与面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吸收政治学理论和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观点。

媒体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观点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统政治学说”（HeldandMcGrew2002,2）。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用以掩盖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意识形态话语？如果它是个“真实”的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全新的吗？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点吗？抑或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替代、消解或混杂融合？全球新经济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形式？是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支配着全球治理？有什么结果？全球财富是否在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HeldandMcGrew2002)。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派生物吗？是否标志了时空的浓缩和遍布全球的参与者和不同地方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及，也因此和帝国主义扩张难以区别（PetrasandVeltmeyer,2001）？最后，全球化在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区的形成等方面的表现是否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Bello,2002）？

对上述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的种种回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划分左别的标准。有的欢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个技术革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新纪元的来临（如Friedman2000），有的则恐惧它会导致“一场反对一切的战争，被唯一超级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国际精英组成的、导致全球生态大灾难的专制联盟，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xiv）。Held和McGrew（2002,98-117）认为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观点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制度改革者、全球变革者、国家主义/保护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范式自然也隐含着对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关注媒体对促进由专制独裁向自由民主转变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东方和南方的国家。跨国媒体——特别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大多被当作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传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术热衷者们的代表性观点是：

如果将政府视为信息民主的潜在威胁，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就使得绕过独裁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打破独裁者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成为可能。作为摧毁政府传播垄断的催化剂，市场化改革一旦和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相结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andMorris2001:vii-ix）.

与之对应，持批判态度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反全球化社会活动者把西方跨国媒体和按自由市场逻辑来组织的全球信息流动视为不平等的统治性权力，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国政府保护其“自主信息空间”的能力（WaisbordandMorris2001:ix）。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会民主化与媒体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有时相互促进，有时互相矛盾的关系。我们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虽然不是全新但意义重大的现象。大众传播过程、传播机构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影响了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根据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们讨论媒体全球化如下的几个方面：媒体在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即媒体在市民社会中的运用。

这些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并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组织逻辑和治理上的重要转变。二战后的30年，虽然世界处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的冷战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基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组织（或重新组织，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国家组织的媒体服从于不同程度的公开检查和政治控制。在西方，传播政策则与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自由民主相联系。传播政策有两个关键要素：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前者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原则；后者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在决策中与市场和私人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为重要的理念（SchillerandMosco2002,6）。

历史上，这两个要素在传播领域中为资本逻辑的完全表达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缓冲。许多西欧国家对公共广播实行垄断。在加拿大，虽然历史上“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stateortheUnitedStates，也就是说，如果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经营，而只让私营广播按市场规则运作，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的争论把传播和文化政策中的激进民主观点边缘化了（Mazepa,2003），本国控制是公共广播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体系被认为是哈贝马斯主张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好体现，在私人广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选择。因而，它不仅受到广泛的赞扬，而且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国之本。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建立了本国控制的传播系统，禁止外国人拥有通讯业公司和广播电视媒体。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积极向海外扩张。公共利益的定义虽然不太明确，却在美国传播法规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它意味着对资本积累以外的其它目标的认同。

公共服务原则是在战后“自由社团合作主义”（liberalcorporatism，CurranandLeys,2000,221）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下被确定、协商和实践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渗透国家各个角落的公共服务原则抑制了市场关系和商业广告在广播电视业及其周边行业中的深化与泛化”（SchillerandMosco2002,9）。这一背景为美国新闻业的“高级现代主义”时期提供了条件。较高的职业自主性和“客观性原则”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主要特征(Hallin2000a,221;HackettandZhao,1998)。

在刚刚独立或脱离殖民统治、并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媒体系统不仅按国家政策组织，还被授权来促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然而，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殖民势力和跨国资本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获得更有利的全球贸易地位，还极力要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一运动的部分理由是为了保护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传播政策主次选择中的独立。

虽然各国对正式但是非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和条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倡导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诺，战后的传播政策主要在各个国家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执行。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中显得问题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对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利和民主责任的“承载者”的角色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关系在传播权利和结构（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政治性更强的机构中的重要性。国家死亡的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仍然是社会理论家（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AronowitzandBratsis,2002）和传播学者（CurranandPark2000:11-16;MorrisandWaisbord,2001）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当今国际传播理论中的许多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生的三次相关的变革。

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原因复杂，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国家内部部分精英和民众对民主和民族自立的渴望，也是因为美国里根政府强化冷战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了经济压力。

第二，“国际信息传播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强愿望大多被抑制，原因有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也因为它们受其到了外在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攻击。这些攻击由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发起，还源于西方跨国媒体集团，因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倡导的国际传播重组对它们形成很大冲击(参见Preston,Herman,andSchiller,1989;Vincent,NordenstrengandTraber1999)。在联合国内部，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相符的有激进的媒体民主化可能的项目被单纯强调为第三世界媒体工作者提供西方技术与专业技能培训的发展项目所代替。同时，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战西方传媒对传播技术和跨国信息流动的独占性支配，转而赞成与全球媒体的统治性势力协商它们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关系（Mosco1996,209）。

第三，市场自由主义的崛起，它发源于英美这两个最强大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发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意识形态教条，市场自由主义几乎像宗教福音一样被推崇与推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自愿或非自愿地接受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导逻辑。

以上变革同数字网络和技术的飞速提高相结合，解放了资本力量，并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由市场驱动的传播体系铺平了道路。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私有化、商业化、贸易自由化及总体的放松管制（更确切地说，是基于市场的再管制），包括在国家媒体系统中取消关于维护本国控制和公共利益的限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HermanandMcChesney1997;Schiller2000）。国家不再是媒体服务的提供者，对媒体所有权和广播通讯行业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责任条款的管理也大大放松了。

媒体全球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跨国媒体公司和市场的主导地位。媒体兼并的浪潮产生了超大规模的传媒集团，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等。这些集团在超国家力量和民族国家力量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扩张到全世界。当然，商业化和外国渗透的程度和范围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媒体部门是参差不齐的。威权政体对跨国媒体的渗透有重要的限制。但总的来说，新形成的系统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越来越全球化。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占据突出地位，但它们的拥有者在国别上趋向多元。通过合资企业和其它组织上和经济上的结盟形式，以前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媒体系统在结构上与大跨国媒体集团发生了联系。同样，媒体的生产和消费，如电影和广告的生产和消费，也被全球化了。有人认为这是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全球体系的证据，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文化统治已经转化为跨国集团的文化统治（Schiller1993）。

第二，媒体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目前支配跨国媒体生产和流动的大约10家公司的崛起，还意味着商业化媒体作为普遍的媒体形式在全世界的推广（虽然欧洲公共广播制度在新兴的东欧民主国家有一定形式的扩散），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工业在南方国家的建立，进而对全球和各国的传播空间进行新自由主义重构。更广泛地说，西方媒体形式的扩散既包括了作为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的收音机、电视机及因特网技术，还包括节目类型和形式、职业观念和惯例。

第三，跨国媒体流动，即信息、形象和产品通过大众数字传播网络的分布与扩散，由全球和地区的制作中心支配。同时，反向信息流也有限度的存在，占全球支配地位的媒体也会对边缘国家或地区的媒体内容、形式和投资进行有选择的融合，如合拍电影，经过挑选的（和改编）南方文化的版本，或更确切的说，南方的文化元素和跨国集团的融资与发行支持结合在一起后，越来越多地受到北方受众的欢迎；“世界音乐”和某些电影都属于此类情况，如武侠影片《卧虎藏龙》和鲁珀特-默多克旗下公司拍摄的描写南亚女性移民在英国的经历的电影《我爱贝克汉姆》。当西方媒体，主要是美国媒体集团，在海外扩张的同时，外国媒体集团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市场扩张，如墨西哥的Televisa把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出口到美国(Zhao&Schiller,2001;PaxmanandSaragoza,2002,64-85)，中国也把卫星电视频道送到了全球各地，《女友》杂志办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可以说，从加拿大电视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到中国的休闲杂志，全球媒体生产中心以外的媒体受众越来越多地直接或间接消费进口的媒体产品。

第四，同时也更不确定的是，当无数人同时体验着一致的媒体形式、媒体产品、渠道和景象（如戴安娜王妃之死和入侵伊拉克）时，媒体流动的全球化是否也意味着媒体效果的全球化。之所以有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所谓“同质”的效果不能靠推定来确认。大量研究证明，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下，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具有差异，对不同形式的媒体接受程度也不同。

第五，媒体的管理有全球同质化的趋向。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社会”，西方媒体的管理体系起码在原则上，如果没有在实践上¬，被采用（见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传播法律法规的角色被重新界定。1996年美国电信法对市场和企业偏向十分明显，在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看到自己的角色正在从“行业的管理者”变为“市场的推动者”，努力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的竞争（Thussu2000,93）。市场原则同样体现在欧盟传播政策中，尽管程度比较低，方式也比较复杂，并比较有争议（McChesney1999;Mattelart,2000;Schlesinger,2001）。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体现在最基本的宪法层面。例如，美国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地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变成一个挡箭牌，不是为了改善公民的传播民利，而是要“让政府的法律法规不触及私有媒体和广告”（McChesney1999,257）。

在全球范围内，媒体管理也发生了双重转变（OSiochru，2002；赵，2003）。首先，超越国家的组织，如世贸组织和地区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在设置政策框架中起到了比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公共服务和全民服务的观念正让位于市场原则和跨国集团的利益。传播法规首先是作为贸易问题被修订，遵循的商业逻辑正是“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批判的对象；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贸易体系取代联合国成为管理国际传播事业的首要机构。意义深远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机构）的管理和组织框架也被重构，给与私有企业和成员国几乎同样的权利。今天，国际电信联盟“建议世界各国解除那些阻止广播电台、有线电视企业和电信公司中的混合所有权的结构性规章，并且始终按照世界最强的国家和它们的传播公司设置的议程行事”（Thussu2000,91-93;seealsoHill1998,99-121）。在这种背景下，以技术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国际电讯联盟取代联合国来负责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SummitonInformationSociety,WSIS），十分值得注意。

上面所说的各项变革带来了泛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传播体系——这种新秩序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名称。拥护者称之为“信息社会”或“地球村”。批判性的提法很多，有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也有Hardt和Negri提出的既新颖又有挑战性的“帝国”观念。Hardt和Negri认为，与军事和经济力量一起，这种传播体系通过定义现实来成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工具”（2000，346）。这个体系的主导逻辑就是通过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传播输出网络，促进资本积累，致力于“创造世界消费者”（Schiller，1993a），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就是让全世界的个人都成为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主体。

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趋势证明了媒体传播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结合（HermanandMcChesney1997,Chapter1;Schiller,2000）。然而，这种由企业和政府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全球抵抗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相对应的（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10;Dyer-Witheford,1999）。这是媒体全球化的第六个特征：为满足企业和军事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跨国传播网络，被民间社会活动家所利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主张。在越来越网络化的世界，主流媒体的权力正面临非主流媒体机构和传播实践的挑战和竞争（CouldryandCurran,2003）。近来，国际民间组织网络的一个新焦点是跨国媒体的治理。这些新趋势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不是既充当了民主化的动力，也成为民主化变革的目标？

媒体民主化？

和全球化一样，民主也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它受到普遍的拥护；政治家不想被当作是反民主势力，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有理论家自称后女权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但没有人给自己贴上“后民主”的标签。在南方和东方国家，接受民主的观念要困难一些，因为它有时被等同于外国势力和不受欢迎的西方普世主义和/或资本主义价值观念。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历史终结”的陶醉感和民主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已经随着定期的全球经济危机、后苏联国家中的腐败和经济萧条而消失；种族国家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在某些国家中，快速的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已经造成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民族和在经济、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民族之间潜在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陶醉感和必胜信念的消失(Chua2004)。然而，尽管世界上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民主”，但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应该反映他们的价值和利益。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力量争取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稳步推进。

虽然学者们支持民主――不论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正义与人道的统治方式，对全球化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媒体自身是否需要民主化，答案则各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民主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它们互相矛盾，为评估媒体的表现提供差异极大的不同标准。冷战时期，加拿大著名学者Macpherson(1965)挑战过西方正统观念，他认为即便的非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如共产主义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原则上也可以合理宣称自己的民主性。这种宣称扩展到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建设民主（虽然听起来含义颇为模糊），这种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组织形式，而且是一个没有阶级统治的社会类型，它能够培育发展的动力，即让每个人都享有充分发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平等权利（Macpherson1965,58;又见Macpherson1977,114;Downing2001,43-4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传统并非西方所独有：遇事互相协商和类似共产主义公社的平等组织制度是许多非洲社会被殖民者占领前的特征。这种组织制度必然地拒绝个人拥有“自然权利”这种抽象的西方概念，而是将亲属关系和给予个体生命意义的部落集体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当然，这种传统也有缺点：限制个人自由、保护家族关系、容易引起与敌对社区的冲突。

即便植根于中产阶级革命和早期现代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也不能说是一种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政治传统。大致来说，关于民主和经济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媒体，我们可以确立三种宽泛的观点（Hackettforthcoming）。

首先，从市场自由主义派(marketliberal)的角度来说，它并不将民主自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维护政治稳定及个人权利的一种最佳公共制度安排，特别是所有权、缔约和交换的个人经济权利。尽管市场自由主义派经常采取平民立场，但他们对私人消费——而不是公共美德——的强调与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交织在一起。熊比特（Schumpeter）（1942，引文见Baker2002,130）对这种观点的表述最为经典。按照这种观点，民主只是选举领导者的过程，公民的参与仅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从本质上讲，就是让公民在政治市场中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该模式下的媒体和其他产业一样，最好不受政府控制，以便市场对消费者的取向做出反应。如果媒体有公共职能，那就是监督政府，因为政府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最主要威胁。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派，尤其是在美英，发现西方媒体有民主缺失的话，就会把它归咎于国家对媒体的干预（特别是公共广播），或者所谓媒体记者的左派偏见。

市场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的观点已经在多层面上受到抨击，包括它对公民参与不恰当的悲观、对媒体和政府集中财富后超强权力的忽视。另一种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democratic)的观点比较重视公民在公众评议中的参与价值，并号召媒体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在这种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可以进行信息和有关公共关心问题的观点的交换，从而形成民意”（Dahlgren1995,7）。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的理想特征应当包括：不受支配的自由讨论、平等参与和基于公共原则——而非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诉求。媒体的民主角色则应当是向各重要团体提供可表达并发展其利益的论坛，通过易于接近和包容各种观点来方便全社会达成政治共识，并把作为私人的个体以民意的形式构建为一个公共形体（Curran1996,82-83;Baker2001,129-53）。

很多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publicsphereliberals)发现当代欧洲及美国民主中的病态——日渐下降的选民投票率、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讽、政治与公共议程之间的脱节、政治话语的琐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论家们发现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环境，比如导致分歧的新问题、形象至上的政治竞选、选民对政党忠诚度下降等（Blumler和Gurevitch，1995，206）。但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媒体实践，程度稍逊的还有媒体结构。这些批评者称，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压力及市场再管制已经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频道增多而引起的媒体受众分众化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导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闻从业人员向政客的炒作顾问(spin-doctors)争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们采取半敌对的立场，更多地关注政客的策略和丑闻而非实际的政策。尽管有学者批评这些“衰落的叙事”（McNair2000，197；Norris2000），它们已经引起了适度的改革新闻实践的努力。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报纸尝试推动社区居民对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而不是只根据官方信息来源报道（Baker2002,158-63；Hackett&Zhao,1998）。虽然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关健的，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操守和新闻实践改革的意义和在职记者对变革的影响能力同样不容低估。

尽管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常常赞成对新闻实践的这种改革，他们却并不质疑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结构，更不用说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出疑问。与此相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radicaldemocrats)对评价媒体表现提供了更充分的标准。如果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于政策的公众审议；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不仅把民主视为一套程序性的规则，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培育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性力量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前面Macpherson所提到过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寻求重振代议制民主，还在于促进对政治、经济和市民社会决策更为直接的参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倾向政治平等，还要求文化、社会、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他们认为，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敌对的；即使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精英们也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权力有整体上分析：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不能与在国家、经济、性别、种族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相脱离；确实，只要这些等级存在一日，公共领域中必然会有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

激进民主主义者支持其它模式倡导的媒体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共领域”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期待一种民主的媒体系统以抵制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权力（McChesney1999,288），并推动下层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包括作为民主更新机构的改革性社会运动(Angus,2001)。

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商业化的、由企业支配的媒体系统，其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及参与性的公民权利。无数结构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商业精英的联系、高昂的行业进入成本、所有权集中化、商业媒体高度依赖瞄准富有消费者的广告收入、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媒体、一度互相独立的媒体产业的融合、媒体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尽管政府本来应当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媒体进行管理)——都被认为对煤体内容的多元性和公众对媒体的平等接近有消极的影响，并潜在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Hackett和Zhao,1998;McChesney1999）。随着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对传播的控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OSiochru（2002）归纳出几个需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公共领域的扭曲和缩退、对消费主义孤注一掷的盲目宣扬、知识私有化和商业化所带来对“公共信息空间”的圈地、电子媒体对民权的侵蚀。

媒介民主化的四次波浪

既然民主的概念有这么多分歧，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将媒体民主化作为单一项目或运动来理解有困难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中，曾出现过几次媒体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历史起源和思想资源上都不尽相同。

上文提到的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争论是这些浪潮之一，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与发展的副产品。它表达了民主化过程中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方面——后殖民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类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发展的民主）和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参与式传播（这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激进民主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传统）。推进NWICO浪潮的主要论坛是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里大国统治的现象由于一国一票制而有所改变。它最终的成果便是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Report)。Valle（1995，205-10）认为这一报告寻求的是五个全球性问题的答案：

1）传播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存在巨大鸿沟，非工业化国家对于工业化国家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严重依赖。

2）信息商品化及其对以下诸方面的消极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普遍接触、媒体满足教育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大众对传播的实质性广泛参与、广告大力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条件下的文化保护问题。

3）南北之间信息与媒体内容的巨大不平衡，以及这一不平衡因北方跨国媒体对南方报道中刻意忽略和错误描述而进一步加深。国际通讯社是当时注意的焦点，但这一争论也逐渐囊括了其他媒体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边界数据流动和广告（MacBride和Roach1993，6）。

4）外国干预和跨国公司对数据流动的控制对不同国家的信息传播所造成的威胁。

5）发展草根和另类传播形式，用于大众教育、表达公众意愿或大众动员。

NWICO运动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第三世界一些伪善的领导人打着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旗号加强国内控制，但这些缺陷丝毫不能损害它对70和80年代国际传播进行的双重批判——被西方强权控制、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行——的重要性(Mattelart,2000;赵，2003)。实际上，NWICO强调了在关于出版自由和民主交流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种内在关系：以前，民主传播模式，对民主传播的渴望，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民主模式和民主的渴望，都只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被表达、争论和（不完整地）建构。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传播中民族国家的追求是与反帝反殖民和其他一些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社会运动并非都倾向于采取暴力或列宁主义的方式，也并非都在国内建立了程度相同的威权统治——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的早期斗争并不符合现代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定义，它们的斗争目标却可以理解为民主传播得以实现的一项前提条件：不受外部控制的民族集体自治。

尽管官方的NWICO讨论大多在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层面上进行，在国际范围内，起码在一些国家，它同时也是一项“人民运动”，激励了国家政策制定者之外范围广泛的其他参与者和多种传播形式，而这些参与者和传播形式反过来也激励了这项运动。在拉丁美洲，工会和教堂等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了民众自办的社区广播，如玻利维亚的矿工广播。PauloFreire的教育哲学则强调贫困人口在小集体传播中对其自身价值的表达和对自身贫困根源的分析。在印度和非洲，大众剧场和其他传统的民间媒体有长久的传统并有一定成功经验，小型印刷媒体和录像则成为城市中工会和社区团体的表达工具。

媒体民主化的第二波由20世纪60、70年代一场要求听到公共声音、鼓励反主流势力参与传播的社会运动引发。这一浪潮与上述的世界性第一波在时间与思想资源方面有重叠之处。这项运动挑战的主要对象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及北美的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集中的企业控制、霸权性的话语表达和商业化的逻辑。这些挑战根源于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和20世纪60、70年代新兴的社会运动，包括反越战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学生为主的新左翼运动、（自由）民权和美国（激进）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民族争取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魁北克独立运动、环保主义、反核抗议等等。一些理论家（如Melucci，1980）注意到了以个性为前提的“新”社会运动与以国家和经济（比如劳工问题）问题为导向的“旧”社会运动的区别。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颇有些牵强（Carroll和Hackett2004）。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和英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抗争密切相关。

起初，部分此类运动在主流媒体有比较同情的报道，还有一些，如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甚至能够在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形成国际性的运动（Dale1996）。但更多的情况是，媒体框架忽视、贬低甚至否认反主流势力的重要性（Gitlin1980;Hackett,1991），从而促使他们创立了“另类的”或“激进的”媒体（Downing,2001），进而建构超越或反对企业和国家控制的独立传播网络，即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随后的数十年中，随着主流媒体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促使主流媒体观点更多样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也增加了很多形式，如通过媒体教育和“文化干扰”来改变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训和公关活动使主流媒体增加进步信息内容；组织以改革国家传播政策和媒体组织结构为目的的联盟（Hackett2000）。英国始于1979年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CampaignforPressandBroadcastingFreedom)和美国始于2003年的“自由新闻”(FreePress)都是建立此类联盟的先例。

激进的民主运动和“公共领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强调的西方媒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已经引发过政府的调查和局部改革，譬如英国的媒体所有权最高限额、美国广播的公平原则及其它公共服务规则、法国的回应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媒体补贴政策。这些改革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期之前实施，在很多国家，它们都已经或者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或削弱。但在西方，媒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势头。

相反，西方政府、西方的基金会和西方媒体公司对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次波浪相对比较支持（虽然这三者中最后者的态度也许最含糊）。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波发生在由独裁政体向自由或名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的转型社会中，媒体改革和政治、法律改革结合在一起（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自前国家解体后，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东欧，通过巨大努力进行改革。因此这次浪潮有将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如波兰工会Solidarnocz的群众运动），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原政体中的自由主义势力，最著名的是戈尔巴乔夫）同由外而内的民主化相结合的特点。

但尚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有效，其结果是通向一个有活力的市民社会还是融入一种去政治化的全球消费文化。总体来说，后共产主义的媒体改革，较多地涉及自由化——对媒体管制的规范化和对个人及企业免受政府压制的表达权利的肯定，而较少涉及民主化――对民众自治和根据自身能力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实质性权利的强化（Hamelink,1995）。的确，跨国媒体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其它经济利益问题的关注要超过对公众观点多样性和表达自由之类的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他们已经并且还在与亚非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形式的支持市场自由和跨国资本的军事独裁或市场专制威权政体相处得相当不错。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细微的差别非常多，跨国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支持民主化的记录，而且西方国家促进“转型社会”改革的努力没有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式，美式商业模式（市场自由）与欧州“公共领域”模式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媒体民主化第四波出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促进了致力于社会民主化和传播民主化的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作为最新的发展，这一波值得特别的关注与重点评说。在世界很多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传播网络和信息技术已被反全球化，或更准确地说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所采用。最近几十年中，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传播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有着复杂的思想历史，它的重新崛起与东欧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紧密相连(Sparks和Reading,1998)。非政府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于国际舞台。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体的运用，一直都是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展现其力量有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它们于1995年到1998年间介入了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的《多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来自70多个国家的超过600个组织参加了这场运动，最后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旨在给予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的贸易谈判。虽然非政府组织的这场空前的网络传播动员与干预并不是谈判流产的唯一原因，公认的观点是，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这种介入可以被看作通过媒体（主要是因特网而非其它大众媒体）推行民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决策的范例。而一个范围更加广泛，虽然不是那么显眼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就是各种南方妇女网络的出现。

然而直到最近，非政府组织才开始致力于传播过程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他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活动也十分多元，有的致力于媒体教育、有的致力于媒体监测与分析、有的则着重于促进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权利，更有的倡导与全球化传播相关的政策(赵，2003)。

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现在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梦魇（Nordenstreng1999），但它仍然是动员市民社会的一件宝贵遗产，这点在2003年底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全球市民社会的地位中可见一斑。除了前所未有的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广泛参与外，这一力量第一次作为国家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国际性峰会上取得正式参加者的地位（而不是像世界其它峰会那样，只是旁观者和会议大厅外的抗议者），并发表了体现民主精神的名为“建设人类所需要的信息社会”的宣言(中文版见ITU网页，itu.int/wsis/docs/geneva/civil-society-declaration-zh-pdf)。此外，《人民传播》和其他国际文件都表达了对媒体多样性、媒体责任及大众对社会变革能力的渴望。并且，在上文提及的媒体民主化前几次浪潮中出现于国家背景下的另类媒体，现在也正在通过互联网扩展和跨越国界。许多独立的非主流记者通过互联网报道伊拉克战况正是这种传播的例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组织机构的区别，非政府组织的媒体在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传播系统之外提供了对该系统进行补充、调和甚至挑战的多种声音。

当然，对跨国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任何乐观看法都必须在现实中冷静下来。首先，在改变而非维持现有的在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领域的不平等统治关系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都是进步的。第二，即使进步的市民社会行动也并非总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在东欧，早期所谓自治“市民社会”的承诺至今尚未实现；相反，随着新闻界按商业逻辑操作、广播电视屈从于执政党的影响，“市民社会”变成仅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达。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峰会上的地位有历史性的突破，在上文提及的2003年在日内瓦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占世界近1/5人口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参与(Zhao,2004)。在中国，传播系统中跨国媒体公司，政府、和被商业媒体作为消费者来迎合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强势十分明显，在人数上并非少数的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十分微弱（Zhao,2003）。在印度日益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媒体制度中，类似的系统偏差也同样明显：倾向于城市中产阶级、不利于农村贫困人口。在非洲，南非已在媒体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曾经与广泛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但这种市民社会推动的公共广播在非洲却也是硕果仅存，在其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民众挣扎的声音在强权政治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结构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显得极其微弱。与之相比，在拉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的网络覆盖和动员则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最近，NaomiKlein（2003）报道，在反对跨国公司不顾当地利益的矿产开采斗争中，阿根廷南陲小城Esquel的市民和绿色和平组织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联合起来，并不断“挖掘”对本地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发挥关键作用的信息，最终发起全体市民公决，投票抵制了一家加拿大和美国合资开采企业的投资计划。

当然，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跨国资本之外、甚至与它们具有潜在对立性的力量，“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有待分析。当非政府组织被当成市民社会人时，这个概念更值得推敲。毫无疑问，有一些媒体，如“独立媒介”（IndyMedia），试图帮助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迎合并服务于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议程（Hardt和Negri2000，312-13），成为它的“道德力量”。一些评论家认为，帝国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深入非政府组织的领地，创造、培养或把它们转变成灵活的外包型团体，通过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88）。因此，国家一方面向上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WTO这样的超政府实体，另一方面向下将一些功能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使他们成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Mitchell，2001）。

所以，在评价“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意义时需要谨慎。然而，在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心脏潜在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形成、妇女组织的跨国网络的出现等，说明了市民社会和媒体全球化的正面意义。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矛盾与问题

所有这些复杂的趋势相互叠加，提出了复杂而繁多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充分的解决。我们仅仅列出以下问题，为将来的研究、讨论及行动提供思路。

1、全球媒体机构（和媒体全球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我们上文提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庆贺，一种悲观。市场自由主义相信全球化了的媒体机构的民主化作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全球媒体对推进民主的作用还不够大的话，是因为它们缺乏渗透。相反，激进民主派学者则认为，全球媒体的民主局限正是它们遵从的市场逻辑的结果和成功控制新市场的产物。实际上，媒体全球化的实际意义非常复杂，因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也因为传播的手段、内容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中国，90年代以来，不仅国内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新闻从业者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媒体本身在结构上的变化和它们在华的利益关系与80年代也有很大不同。十几年之前，美国的三大电视网还不是各个跨国媒体娱乐集团的子公司，它们的母公司在华还没有投资利益(Zhao，2001)。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媒体娱乐集团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不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取向。在拉丁美洲，媒体早已经按商业模式发展，国内媒体与跨国媒体的整合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媒体，它们对地区民主化影响都很复杂，没有单向或一致的效应。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概念的发展和政治的非威权化尚未完成。而传统政党政治的堕落、政治推销的兴起、以及电视作为代表底层阶级的媒体的重要政治角色，使一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是否已被美国化。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发展也显示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巴西，鲁拉的劳动党在重新振作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获得选举胜利；在阿根廷，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下层民众在国家经济经历了近于崩溃的危机之后，自发组织起来，重建自主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态。独立电视纪录片<<为阿根廷哭泣>>(CryforArgentina)生动描述了这一发展。在委内瑞拉，虽然有美国的期望，还有国内主流媒介与反对派的合流，这些势力还是没能通过非法和合法公决有同情下层民众主张的现政府。所有这些，加上印度国大党重新获得政权，都证明了怀疑主义、个人崇拜、电视推销和消极旁观主义之外的实质性民众民主政治的存在。

在对媒体全球化表示担忧和赞成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中，媒体全球化的不平衡性质和明显以阶级为基础的跨国媒体供需结构可能会被忽略。事实上，能直接接触全球化媒体的群体主要限于少数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和男性比例非常高的精英阶层，因此Sparks（1998，122）称由此产生的传播空间是“帝国主义的、私人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必然的“全球公共领域”。即使这种全球公共领域的假设被接受，与这一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民主概念也是相对狭窄，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定期选举制度。对媒体全球化民主后果的评估不仅与对它的影响不同的评价相关，也与以上讨论的不同民主类型各自不同的规范标准相关。

这些评估结果也和对公共传播媒体与其它的社会政治机构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假设相联系。正如我们在上文对于民主模式的讨论中所暗示的，对西方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同政府的关系中，它或是独立的“看门狗”；或是对权力逢迎讨好的“哈巴狗”；或是对权威过分敌视的“疯狗”。在东欧和其它“转型社会”，媒体则可能被看作是正在寻找安全家园的“流浪狗”。然而我们希望避免这种“单向度”的描述，而把媒体当作变革与抗争发生的场域本身。在原专制国家政治动荡的情势下，“小”媒体可能比官方媒体或跨国媒体集团更具影响力；尤其是当小媒体同社会运动的改革势力结合起来时更是如此（Downing和Ford、Gil、和Stei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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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区域性媒体是否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决定性的纽带？像Al-Jazeera或巴西的Globo这样的地区媒体是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化或更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我们认为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这里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文化）的分析框架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之间的对比。前者可能认为跨地区及反向的媒体流动驳斥了体现美国文化产品向世界其他地区单向流动的“文化帝国主义”。但这种媒体流动的多样化不应该与新的制度逻辑和民主选择与表达的新时代的到来相混淆（Zhao和Schiller，2001；赵，2003）。相反，资本积累的逻辑正成为全球传播体系的统一规则。跨越空间的全球化媒体体系的形成是媒体生产中“商品化强化”的过程，是在美国以及其它地方的“超级商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媒体系统中，只要可以带来利润，一切都似乎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任何地方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频道增多和小众化仅仅表明“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文化差别中，而不是改变这种差别——只要文化差别能带来利润”（Zhao和Schiller2001，140）。对种族和民族差别的再现，”帝国“的“解决方法”不是去同化或否认它们，而是用一套有效的控制机制去支持和管理它们（Hardt和Negri2000，200-01）。同旧式殖民主义相比，全球化让全球化集团更容易地整合地方企业、吸纳当地精英，而不再从政治或经济上消灭他们（Sklair2001，256）。

因此，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排斥可能是一个误解，基于反向信息流动而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Schiller1991）。以拉美为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北美媒体模式和企业影响了拉美，依附和模仿不是这种整合的全部；当地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拉美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文化地理学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的主导治理逻辑问题。例如墨西哥Televisa公司成功的跨国商业性电视产品，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的资本和商业逻辑战胜其它公共传播组织方式的标志（Sussman,2002）。在分析拉美电视剧的成功输出并把它当作反向媒体流动的经典范例时，正如马特拉(2000,43)所提醒，国外机构和广告商在拉美本土文化吸纳它并把它发展成本土文化形式之前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西方模式和观点对理解和促进全球政治和媒体民主化过程有多大的充分性或关联性？这里，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双重过程正在出现。一方面，西方媒体理论和实践正通过西方出口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国的同时努力而扩散。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正在指导着后苏联“转型社会”的媒体改革。在非洲，虽然很少有人接受公共服务广播的观点，但也没有出现其它西方或是来自于当地传统的民主选择。在其它许多地方，不仅是西方媒体及其产品，还有它们的组织和职业模式都在传播和扎根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壤里。由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对非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计划就是这种努力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媒体体系最民主的方面——客观主义和公共服务性广播的职业理念——被传播到其它国家，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却被削弱。过度商业主义严重腐蚀了美国媒体的公共服务信念。当东方和南方的改革者在拥抱北美新闻的“客观性体制”时（Hackett和Zhao1998），西方激进的民主评论家指出了它的局限：它使公共话语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政治资本的阶层，它成了推进媒体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它约束市民社会运动和媒体间的正面联系，和（或）在冲突性问题中强化极端。尽管在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配合下，新闻监督的力量不应该被低估，但是在威权政治、社会整体不平等、城市中产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改革动力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在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角色可能会曝光地方丑闻，但往往不涉及深层问题（Zhao,2000;郭，2001；孙，2002)。即使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调查性新闻也可能被政治力量压抑，而且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它常常较少反映农村贫困人口被压抑的抗议。

这些质疑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可以被用作评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媒体和民主的适当基准吗？民主传播理论假设了一个关注内部政治社会联系的民族国家框架，可实际上，民主斗争一直都与世界政治经济和外部关系相连，不管要分析的对象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两个世纪后的民权和反战运动、还是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提醒我们，民主既取决于全球国家体系内各国之间的霸权和从属关系，又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阶级和种族妥协的程度。这里，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条件和互动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有持久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治理问题有深远的意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观点(Wood,1995)，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时的确有矛盾和关系紧张的一面。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意大利、德国和希腊）有时也回复到独裁统治中；在最近的民主化之前，亚洲（印尼）和拉美（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它国家）市场改革的引进有时是通过严酷的军事独裁推进和维持的（Petra和Veltmeyer2001，108）。

随着在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的扩张，即使在自由民主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有加强的可能。冷战结束后，一种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框架强调了将前共产主义政权称为“转型”政权的分类，暗含的意思是西方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冷战的结束、“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又是怎样地将“转型”变化带给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的缩水，美国对战事与国家“本土安全”的重构，反恐法案批准了对公民权利包括传播权的各种侵害。从这一角度，西方国家也在“转型”，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我们无需赞同对法西斯主义可能兴起的危言耸听式的诅咒就能感觉到近来这些现象指向了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Curran和Leys,2000，225），进而使西方核心自由民主社会走向威权化。我们这种视角想要强调的是一种”没有保证的民主和进步观“(democracyandprogresswithoutguarantees)。而且，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没有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简单的线性逻辑更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越来越不满于本国媒体的高度集中和民主赤字。比如，2003年，美国公众反对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媒体所有权限制的呼声极高。这应该提醒我们，虽然现在学者们倾向于分析西方媒体向世界其它地区的扩散，但是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给它的政治推动核心美国带来了复杂的结果。当美国媒体体系全球化时，美国国内是变得更加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

4、民主传播的条件是什么？假如需要公共机构授以公民传播的权力和能力的制度安排，并限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么一个民主政治和法律系统的“授权环境”(enablingenvironment)是必不可少的（RozumiLouoicaamdVeeihulst2002）。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矛盾：国家既是民主传播的必要条件之一，又是对它的一种潜在威胁。而且，与“媒体机构具备内在民主倾向而国家是媒体民主化的障碍”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如Hallin(2000b)所言，国家可能在媒体民主化进程中起积极作用。以墨西哥为例，自从1997年墨西哥结束了PRI的长期政权垄断权后，商业广播公司Televisa就“不得不挣扎着被国家推向”更大程度的政治公开化。Hallin(2000b)指出，墨西哥的例子解释了Schudson(1994)的观点：国家与民主的公共领域是绝不可能彻底分离或敌对的。

然而，国家也有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而且每个国家的形成与变革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轨迹。目前有关传播和民主的理论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还往往只与美、英两国的历史经验相对应，把它们当作参照。然而，这两国的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它们：

在文化、经济、政治史上令人吃惊的相似主题使它们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它们都拥有（自1865年以来）稳固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未曾遭到别国入侵，有着广泛悠久的基督教新教传统，而且，以全球标准来看，它们极度富裕（Downing1996、X）。

除了如何解决在一个国际性和跨文化的基础上民主地组建政治及传播治理的繁多问题之外，基于“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民主与传播理论的盲点之一，就是忽视了作为民主政治生活的“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对其它民族的征服和构建区别于他者的民族认同才建立起来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5、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不仅是一个政治进程，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进程，包括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闻，还有娱乐媒体在形成大众文化及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广泛地说，媒体的文化功能问题在目前这个历史性关键时刻已经日益突出。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都出现了种族、宗教，以及基于其它身份认同问题的冲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冲突是很久前就预知的、基于现代性/前现代性这两极的“文明冲突”的表现（Huntington,199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西方现展模式不平衡扩张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市场关系的深化，至少要为“原教旨主义冲突”（Ali,2002）和像9•11恐怖袭击那样的残忍暴力负部分责任。媒体，不论是以新闻还是以娱乐的形式，都是这种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媒体深层地参与了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动员和实际上对恐怖暴力的煽动。在印度，即使当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西方或全球化媒体之时，电视，特别是以广为流传的宗教神话改编的肥皂剧，在印度民族主义崛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宰的现代化和由精英们驱动的全球一体化——这两者以好莱坞大片，手机和电脑网络的到来为标志——带来了两种文化现象：一是基于传统佛道和气功文化的某些类宗教组织通过地下媒体渠道及互联网形成，给一些经历观念和身份认同危机的群体提供精神支柱；二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跨国城市精英把CNN、跨国财经报纸和中外合作时尚杂志奉为当代世俗宗教——消费主义——的圣经(Zhao,2001；2003)。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文化与政治分析的鸿沟上建起一座桥梁，以便在全球背景下对媒体民主化有一个较完整的描述。这里涉及到意义、主观性、和社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宏观问题。

6、公共传播的民主化会减少国内外战争的可能性吗？大众传播民主化、政治民主与和平前景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这里，我们需要对在战争/和平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中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同时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以为，达到世界和平最好是用西方式“开放”社会来取代独裁和原教旨主义政体，这种“开放”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以及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思想已经因全球化的著名代言人ThomasFriedman(2000)的“金色M字招牌”理论而通俗化。他宣称，凡是拥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相互之间都不曾发生过战争。而激进主义批判者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大量的难民潮、濒于瓦解的国家和环境消耗为组织和制度运行逻辑的现存世界秩序体现了结构性的暴力（HeldandMcGrew2002）。这样的体系为国内动乱、恐怖主义叛乱及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升级埋下了祸根。从这个观点来看，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文化的人性化、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将成为人类和平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大众传媒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十分重要：是成为战争工具，是尽量保持客观，还是以人类共存的名义倡导“和平新闻”？

7、最后，那些关于民主化的宏大叙事，包括在这一问题上那些激进的叙事，是否往往避开或忽视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和社会阶层有不同影响一样，全球化对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些人群对媒介民主化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学者对全球化对于男/女及白人/非白人的不同影响的关注非常不够。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种族和性别平等必须成为传播技术、机构及社会关系“有意义的民主化”的必要部分。在这方面，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建立于正式政治机构以外的大众网络和活动节点的意义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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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论文篇11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在课堂教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多媒体教学”大有独占高校课堂教学阵地的势头。诚然，在课堂教学中，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给广大教师和学生带来了不少实惠，但也不可否认，目前也确实存在着应用多媒体教学太滥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从调查的总体情况看，57%的学生表示乐于接受多媒体教学，也有不少学生对此提出异义，他们认为：多媒体教学手段应依据课程特点灵活选择，不能不管文理课程特点和教学对象，一律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对于调查中反应出的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因此，认真研究多媒体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工作实际，谈谈我对多媒体教学手段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多媒体教学的特点与效能

多媒体教学集声音、图片、视频、动画、文字等于一体，具有图文并茂、操作简便、交互性好、信息量大、直观性强等特点。一些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容通过多媒体教学可使同学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它能有效地弥补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它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宽松愉快的学习环境，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因此，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手段，它在各级各类院校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利用多媒体教学创设活跃的课堂教学氛围，为学生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例如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教学中，教师在理论讲解的过程中，可适时向学生插播一段颂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多媒体课件，使学生在宽松愉快的气氛中自觉接受思想道德教育，这样就使思想道德教育从原先传统、枯燥的说教，变成了学生的自主、自觉接受，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

二、运用多媒体教学应重点把握的问题

（一）在教学手段运用上，应充分发挥多种教学手段的综合效能。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一种教学手段，无论是多媒体教学手段，还是传统的教学手段，都是前人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得来的，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优长，也各有一定的局限性。多媒体教学手段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手段，它是对传统教学手段的扬弃和发展，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是实施教学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因此，在教学中，应根据教学需要和教学内容，选择适应对路的教学手段。例如，在文科类理论教学中，应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其它教学手段为辅；在理科类的理论教学中，则应以传统教学手段为主，多媒体教学手段为辅。如不加思考，无论上什么课都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势必会造成教学效果下降。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多种教学手段结合并用，教师的一招一拭，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句赞扬都能给学生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和满足。

（二）多媒体教学中应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学生接受新知识、新内容，使用多媒体教学是为了加深学生对新知识、新内容的理解。因此，教师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要突出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并切实把握好以下几点：（1）采取启发式教学，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在问卷调查中发现：在多媒体教学中，个别教师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播放课件上，而忽视了与师生的双向交流，造成教学效果不佳。如果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教学的同时，把主要精力用在与学生的双向交流上，这种教学方法不但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还会紧跟教师的思路去进行积极思考。这样教学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巧设悬念，注意提问的艺术性。有意义的课堂提问不仅可以使沉闷的教学气氛变得活跃，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要注意，绝对不能为提问而提问，要看所提的问题有没有思考空间，能不能唤起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共鸣。所以教师在课前准备时都要根据本节课所讲内容，给学生提出一些问题，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三）多媒体课件的运用要突出实用性。教师在多媒体课件制作时要注重课件的实用性，要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的认知、理解能力。多媒体课件的内容应是教材内容的浓缩和归纳，它要高于教材，精于教材，新于教材，应便于教师使用。因此，在多媒体课件制作中教师应遵循以下原则：（1）吃透教材，掌握要点。教师在制作课件前，要通读教材，吃透教材内容，并进行必要的浓缩或归纳，课件要反映出教材的基本精神和重点内容。（2）简单直观，生动形象，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多媒体教学可以更好的将教师所要表达的内容直观形象的显示出来，可以给学生一种生动形象的画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反之，如果课件内容是教材的原版内容，不仅不能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反而会让学生感到疲倦无味、失去学习兴趣。（3）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堂教学重点需要教师反复强调和重复，但有时学生也把握不住。而多媒体教学就能有效克服这一不足，它可以将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并结合教学课件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或论述。比如：讲“电路与电子学”这门课程，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手段，一节课可能就需要在黑板上面画十几个电路图，浪费了大量教学时间，而使用多媒体教学，教师就可以将课堂需要手工画的电路图提前绘好而放在课件上，这样教师就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而用这些时间去分析和讲解重点难点问题。（4）切忌照搬他人课件。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遍运用，人们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课件以便使用，这给不少教师提供了便利，但网上下载的课件质量并不一定都很高，也不一定适合你的教学对象和你自己的教学特点，尚需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加工，如果不加审查考来就用，肯定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我们提倡自己用自己做的课件，自己设计自己的课件，也可参考他人的优秀课件。

（四）多媒体课件内容要层次分明、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多媒体课件的内容应来于教材，高于教材，内容的设计要层次分明、详略得当、重点突出，便于学生掌握和记忆。教师不能图省事把教材原原本本地搬到多媒体课件上，而应该在认真把握教材结构、内容、重点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归纳与总结，对教材内容进行有机整合或浓缩，对一些新知识、新观点、新内容可进行必要补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制作出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教学课件。:

三、结束语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在高校将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多媒体教学方面不断探索新的模式和方法，切实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长，使多媒体教学真正能够成为广大师生的良师益友。

参考资料：

媒体论文篇12

虽然我国的英语媒体总体规模与中文媒体相比，差距较大，但从我国英语媒体的历史发展轨迹看并考虑我国是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应该承认这些英语媒体的建立本身已说明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当然，在肯定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英语媒体还存在一定问题：不仅总体规模还相对较小，其影响力也有待于提高，不太符合我国正在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

本文首先评析了我国英语媒体的总体发展现状，在肯定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成绩的同时，也分析了英语媒体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论文最后总结并疏理了了我国英语媒体在过去20年中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二、中国英语媒体发展现状

从19世纪末王韬首先提出要自办外文报纸，到20世纪30年代国人开始创办外文广播电台和报纸，中国的外文媒体发展和中文媒体一样总受到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使得外文媒体不能得到“积累”发展：即当中国政权实行交接时，外文媒体一般也要重起炉灶，从零开始，不能在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1949年11月29日，政府炸毁成立于1939年的国际广播电台便是破坏这种文化继承性的一例。【3】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外文媒体发展在历史上一直未能形成较大规模。虽然在短时期内也曾出现以上海为中心的外文报刊网络，但是这些报刊主要是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与王韬提出的国人自办外文报纸毕竟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外文媒体开始得到有序发展，但在“”期间，英语媒体的发展也是步履维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文媒体才逐步形成一定规模并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英语媒体的发展尤为迅速。

我国英语媒体20年来的发展按时间先后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广播书刊时期、报纸时期、电视时期以及互联网和三大传统媒体“共存”时期。这四个时期的前三个时期中，我国的三大传统英语媒体（广播、报纸和电视）轮流走上中国对外传播的舞台。

首先，我国的对外传播电子媒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能用43种语言播出211个小时的广播节目，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听众来信突破90万封左右，已进入世界对外广播三强之列，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广播电台之一。【4】

在平面媒体方面，在“”中停刊的一些外文刊物（如《中国妇女》）陆续复刊。在“”中没有停刊的刊物则进行大幅度改版，以适应新的形势。此外，一批新的对外报刊开始创办，其中包括英语日报《中国日报》、侨报《华声报》、《瞭望·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海画报》和《新民晚报》美国版等。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6月1日在北京创办的《中国日报》。《中国日报》是我国全国性的大型综合性英文日报，它的创办结束了我国自1951年以来没有英文日报的局面，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之一，其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据估计，《中国日报》及其报系也是我国唯一能够依靠市场实现收支平衡的英语媒体。我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基本实现成为“世界性大通讯社”的目标，目前已成为世界六大通讯社之一。目前，新华社国外分社已达100多个。该社大量用英语、法语、俄语等外语发稿，在国际上的采用率有明显提高。【5】

1997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国际卫星频道（CCTV-4）和2000年9月25日开播的英语频道CCTV-9开创了中国的英语电视时代，并迅速成为受众主要信息源之一。由于通讯卫星的应用，中国电视终于能覆盖全球，并正在逐步进入美国、西欧等西方主流社会，成为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主力之一。【6】

随着互联网日益流行并成为第四媒体，网络媒体也很快被应用到我国的对外传播中来。目前，我国网络媒体的对外传播已形成6+3新闻网站的局面：即六大中央级网站和三大地区性网站。六大中央级网站包括人民日报网络版、新华网、中国日报网站（英文）、中国国际广播台网站、中央电视台的英语网站和中国网，他们基本都依托原有传统媒体；三大地区性网站分别为北京的千龙网、上海的东方网和广东的南方网，也都得到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地方媒体的大力支持。

网络媒体在逐步成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的媒体之后，与各大传统媒体间的竞争没有想象那样激烈，相反出现了一种多种英语媒体并重的发展趋势，并且在功能地位、经营管理和传播效果上实现互补，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多门类、多渠道、多层次的英语媒体对外传播格局。

三、我国英语媒体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英语媒体得到很大发展，但是英语媒体的发展确实还面临着不少问题。从这次我们对上海的英语媒体生存发展情况来看，影响其发展的问题说到底主要还是人才、资金以及体制上的问题。

人才危机是英文媒体面对的共同的问题。从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英语媒体人才危机主要表现在这两方面：一是人才不稳定。新闻单位培养好的或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跳槽现象突出。据调查，相对低廉的待遇是他们不断跳槽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如此，英语媒体的编辑和记者都相对较年轻，平均年龄都在30岁以下。【7】二是新闻单位缺乏专业化复合人才。仅仅懂英语或新闻的记者还不能成为我国英语媒体的合格记者，而必须做到既精通英语又通晓英语新闻业务和专业知识，如经济和金融等。《上海英文星报》副总编陈卫华告诉笔者，报社的记者大多20来岁，刚刚从大学毕业，工作经验不足，专业水平不高，要写经济报道或是金融报道就极为困难，报社即便要写这方面的报道也只能做些简介性的或是描述性的报道，有厚度的深度报道是不可能的。【8】

资金问题也是困扰英语媒体发展的又一个因素。由于政府现在大量减少对媒体的财政拨款，要求媒体自负盈亏，这对英语媒体极为不利。据上海卫视英语新闻部的负责人介绍说，由于专门针对老外的节目，政府的投资有限，因此在新闻节目制作上往往有很大一部分要采用中文稿进行编译，无法派记者外出采访制作第一手的新闻节目。据了解，《上海日报》聘请外国专家的成本是非常之高，但高的成本与相对低的广告和发行收必然会影响到报纸的扩版，影响到报纸的进一步发展。英语媒体的盈利能力不强，加上目前受政策限制，媒体融资渠道缺乏，资金问题无疑成为英语媒体发展的又一个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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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体制问题也是束缚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一个因素。笔者走访多家英语媒体后发现这些英语媒体的负责人都提到体制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干预程度还较高，市场化程度较低，媒体的生存手段较单一，大多数英语媒体只能依赖广告收入，使得英语媒体竞争意识相对较差。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这将会影响到英语媒体的生存状况。

因此，总的说来，我国英语媒体当前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我国英语媒体生存和效果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说，一家媒体的生存境况越好，它也就越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我国英语媒体在目前经济效益不理想的情况下还要加强对外传播效果，不淡化外宣使命，这将是个突出的问题。

第二是计划经济思维管理与市场经济意识经营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体要做到自负盈亏显然也必须以现代的市场意识去经营。在媒体竞相改革的今天，包括英语媒体在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在尝试着用市场化的手段去求生存图发展，但是在媒体的管理上却相对落后，尤其是外部管理更加滞后。政府对英语媒体的管理用的还是计划经济下的老一套，这种管理和经营的相对背离的局面已经给英语媒体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困难。管理创新将一个不能再回避的新课题。

第三是我国英语媒体新闻产品与外国受者消费之间的矛盾。如果从产品的角度来说，这就类似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矛盾。这里的问题是改变我国英语媒体一切以我为主的局面、如何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有效传播问题。

总之，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的英语媒体要更大的发展，需要作出多方面的努力。政府应该加强对英语媒体的宏观管理，有必要对它们进行规划，并提出一定的发展战略。另外由于政府不可能对所有的英语媒体进行投资，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英语媒体都承担对外传播的使命，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类，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定位，不同的媒体用不同的发展模式。通过进行规划管理，给英语媒体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四、中国英语媒体发展趋势

纵观我国英语媒体近20多年来的发展，大致呈现出以下三种趋势，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趋势：

趋势一、功能多样化、品种结构齐全、传统媒体仍占主导

我国英语媒体在创办之初大多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目的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最终改善中国的投融资环境，其作用略显单一，但目的非常明确。

随着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的变化，英语媒体的作用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由于生存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面前，我国英语媒体开始更多从受众需求角度来考虑对媒体的报道方针，并逐步突出其服务性与娱乐性的等多样化的功能。

这样功能多样化还体现为英语媒体的品种结构比较齐全。除了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以外，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英语媒体也逐步得到发展。从英语媒体的品种结构发展趋势来看，多种媒体种类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但仍以平面媒体将占主角，广播电子媒体不景气是趋势，其生存将是岌岌可危。网络媒体虽然作用日渐突出，但是其前景还是难以预料。传统媒体在相互竞争中，报纸和电视的影响力和作用还会继续，尤其是电视英语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广阔。

趋势二、地方性英语媒体崛起

我国的英语媒体一直是以中央级的英语媒体为主导，例如中国国际广播台、《中国日报》、央视英语频道、新华社，还有对外综合性月刊《今日中国》（CHIINATODAY）等，地方性英语媒体相对较少，甚至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性英语媒体的发展是我国英语媒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的趋势。80年代中期以来，出于对外宣传的考虑，许多大中城市开始创办自己的英语媒体，诸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以及国内其他一些城市先后开办了广播电视英语新闻，甚至开始办起了英文日报。例如创办于1999年10月1日的《上海日报》，这是全国第一家地方性英文日报。深圳和广州则早在1997年就创办了《深圳日报》和《广州英文晨报》。长远来看，尽管地方性英语媒体的生存和发展确实还面临着不少问题，但它们还是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因此，地方性英语媒体将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在更多大中城市出现。笔者认为，随着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我国英语媒体体系将形成了以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和《中国日报》等中央媒体为主导的，并以地方性英语媒体为辅的多层次的格局。

趋势三、英语媒体地位得到提高，但影响力仍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英语媒体得到了较快发展，它们的总体地位逐渐得到提升。在英语媒体密集的北京，英语媒体已经成为传媒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语媒体（如《中国日报》和央视英语频道CCTV-9）逐步成为外国受众（尤其是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消息源，频频在国外媒体中被转载。这一点在上海的英语媒体的发展状况就能看出这种趋势。据《上海日报》王宁军介绍2001年上海媒体被外报外刊转载的新闻数量总共约1000多篇，其中《上海日报》就有600多篇，占60%强。[4]而据上海卫视外语部的戴骅主任介绍说，CNN每周平均采用卫视英语新闻3—4条。[5]2002年3月份《上海英文星报》有关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头版设计被美国新闻博物馆收藏，而且这份报纸的评论版较有特色，在读者中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的英语媒体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力还偏弱，传播效果尚且佳。尤其是一些地方性的英语媒体的影响力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地方范围内，有的还没有开设评论版，这将直接削弱报纸的影响力。

根据笔者近年来对《中国日报》网站、央视英语频道和《上海日报》的网上和实地调查情况看，外国受众接触英语媒体频率还偏低，很多读者只是偶尔看看。因此，英语媒体传播效果往往也不很理想。这当然有客观因素，如外国人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存有歧视和偏见，但也有主观原因，如我们英语媒体的报道方式还不够活泼，消息来源单一，信息质量不高，数量有限等等。

注释：

【1】赵启正：“中国传媒：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新闻记者》，2003年1期，第10页.

【2】郭可：英语媒体语言风格，2001年，未出版论文。

【3】刘继南：1999年12月，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44页。

【4】夏吉宣：Email采访，2002年5月14日

【5】甘险峰：2000年，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未出版博士论文，61页、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