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O.5 文献标识码： A

Confucian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in China

YIN Xiujiao, MIN Zhengqiao, TANG Xiao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AbstractConfucian culture has abundant and profound content. We should take the essence and discard the dump in treating Confucian culture. If we can integrate its quintessence with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t will play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it has value morals, thought of hearts governance, fine tradition of paying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and respecting knowledge, and spirit of strive constantly, which will provide thought resource and driving force for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Confucian culture; strive constant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0 引言

关于儒家文化与我国科技发展的问题历史上曾有过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疑问，但对这个问题连李约瑟本人也始终没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人们也通常认为，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缓慢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一些学者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科技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表示了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但早在汉代，统治者们在总结秦速亡的经验教训时，就深刻认识到打天下与治天下的不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截然相反。经过历史的选择，儒家学说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汉代之所以独尊儒学，说到底是因为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安身立命之学，是求社会稳定发展之说，符合中国血缘宗法社会发展的政治需要。

儒家文化精神中一些的积极成分，正如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①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从古至今最大共性的核心内容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儒家文化中的优秀基本精神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只要我们认真深入地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儒家文化精神在当今科技发展中所具有的重大社会价值。特别是儒家文化中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其“自强不息”的精神等方面对我国的科技现代化及其可持续性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儒家文化对我国科技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儒家文化在我国当代科技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儒家文化中重视人心治理的思想为我国科技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和谐稳定社会提供借鉴意义。儒家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治理，就必须从人心的治理入手。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缺乏人心治理而导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统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是有其深刻的借鉴意义。它可以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两千多年，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为维持传统社会的安定和平发挥过重要作用，也同样可为我国当代的科技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必要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起到借鉴和促进作用。②

（2）儒家文化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为我国科技现代化提供积累知识的文化土壤。古老的中国历史深深地打下了儒家文化的烙印，儒家知识分子在我国科技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与教育的重视，有利于文化知识积累和传播；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因此，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我国科技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所以，重视教育与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是提高我国国民的综合素质和顺利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决定因素。

另外，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伦理道德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如忠心敬业、修己慎独、尊老爱幼等与我国科技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文化对保持中华民族的高度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及加强凝聚力起到比政治法律更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促进我国科技现代化进展的精神力量。同时，儒家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一种非宗教的重智慧开发、重道德实践的理性型文化，这与科学文化的精神是一致的，也可以成为促进我国科技现代化提供的有利因素。③

（3）儒家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科技现代化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易经》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儒家一直提倡“自强不息”(“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 ，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并把“日新，日日新”看成是最大的美德。西方社会进步同残酷的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利用先进武器去侵略他国，体现着霸权主义的价值观；而中国的儒家文化精神是追求天人合一、人我合一的圆融境界，体现着“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价值理念，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智慧的产物。如今，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霸权主义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霸权主义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障碍。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智慧，体现我们发展科技的目的是造福人类，在这方面则可以得人心，从而为我国在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方面提供理论借鉴，为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唤得人心，也有利于增强我国人民对发展现代化科技的信心。

（4）儒家“生生之为易”、“日新之谓盛德”等价值理性可与我国现代化的工具理性形成互补。随着高科技的发明和应用，现代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儒家文化价值理性可与当代科技的工具理性形成互补，从而消解当代科技进入社会应用层面后而形成的一些负面后果。儒家文化的一些价值理性的介入，如重视人文、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可以为此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当然，对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我们应采取积极顺应科技发展的姿态，使得儒家文化与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谨防出现反科学反现代倾向的滋长和蔓延。④

2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家文化精髓为我国的科技现代化事业服务

在我国当代科技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对待儒家文化问题，我们应当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要避免对儒家文化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甚至道听途说的歪曲和批判。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他强调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是归纳总结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发展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的不竭动力。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不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也对我国当代科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当然，儒家文化精神中还有一些保守、 落后的思想内容，诸如宗族观念、任人唯亲、特权思想、家长统治等。我们应当对传统的儒家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糠，将其中的精髓部分融入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精神，继续为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步提供精神食粮。同时，我们要提升和发展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消解儒家文化的消极因素，使之在当今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为此，我们应当鼓励和吸引一流人才投身于我国当代的科技现代化事业当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样才能坚定广大国民的信念，更有效地激发他们致力于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热情，从而使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更好地发扬光大，促进我国现代化科技事业的更好更快发展。

注释

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211218(1).

国家科技论文篇2

1.1健全的法律或规章制度是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

在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方面，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运用行政法律手段推动农业科技推广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美国出台了《史密斯—利弗法》等法律法规帮助美国建立了“教学、科研、推广”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也造就了一批批高素质农业科技推广队伍。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和《农业改良助长法》等法律的颁布开始了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制度，也使得日本更加重视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工作。印度农业大学《规划法》确立了其农业教育体系。中国台湾也出台了《台湾省农业推广实施办法》、《实施要点》等规章制度指导农业科技推广和教育工作的开展实施。

1.2科学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的重要前提

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关乎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开展与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研究中发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具有科学稳定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美国政府在联邦农业部、各州、各县都设有农业推广服务中心，各部门之间联系紧密，负责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同时，美国建立了以“教学、科研、推广”一体化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日本、印度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形成了政府或当局领导、各级部门组织相互协调的农业科技推广系统，各级推广单位在农业科技推广人才教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形成科学、完整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才能系统地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人才的培养。

1.3与时俱进的高校教育体制是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

高校是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高校的教育体制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人才的培养质量。美国赠地学院的运行机制在当时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美国高校开设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项目，为培养美国农业科技推广人才提供了渠道，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农业现代化。日本众多与农业相关的高校，农业教育与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由单一型向多元化与综合型发展，日本农业高校在如何构建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培养体系，加快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值得推广借鉴。因此，中国始终要把农业高校作为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不断改革并完善农业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在招生标准、培养方案上围绕农村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做出适时调整。

1.4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

在农业科技推广人培养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参加农业生产与社会实践活动，只有在农业生产与社会实践过程中才能提升推广人员掌握农业科技并进行全面推广的能力。日本在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上更加看重个人的实践能力，要求推广人员或学生先进行一定时期的社会实践活动，然后再学习有关知识。印度在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上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中国目前培养模式还是过多地通过理论知识学习培养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广大高校与教育培训部门应当结合实践教学，将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带到田间地头，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通过实际农业生产让学生掌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用最直接的方法将先进的农业科技推广到农村，真正实现先进的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需求的无缝对接。

1.5多元化培养路径是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

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通过长时期的实践与应用，不仅已趋于多元化，而且已取得很好的效果。美国高校在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提供了多种选择项目，同时考虑不同地区学生，灵活安排开学时间。日本、印度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教学方式不仅是集中在学校进行学习培训，而且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远程教学，方式更加灵活，培养质量得到极大提高。此外，这些国家和地区高校或科研机构通过短期培训、定期培训的教学方式对在职技术推广人员、基层农民进行农业科技推广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农业科技推广水平。

2.加快中国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的政策建议

2.1探索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新体制，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

面对中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人才队伍增长缓慢的现象，必须要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体制。国家层面构建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与长远规划，明确各部委，各省、市、县，以及农业高校、农业科研机构在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与责任。地方各级政府应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与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的现状，依托高校与培训机构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体系，因地制宜地探索多层次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机制。农业高校、农业科研机构要从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科研优势出发，瞄准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热点、重点与难点问题，紧密结合农业发展与农业生产所需的新技术、新品种、新方法与新手段，因校、因地制宜地完善并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体系，优化不同层次推广人才培养模式，尽快培养一批懂理论、有技术、会推广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人才。目前，部分高校中的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正是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体制创新的典范。

2.2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农业高校人才培养主体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高校为培养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和服务农村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太行山道路”、“农业科技专家大院”、“科技大篷车”等多种形式的科技推广和服务模式，加快了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要在高校农业科技扎根农村的基础上，加快建设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将高校院所、地方政府、农业企业与广大农民通过这一全新平台紧密地结合起来。安徽农业大学利用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建设平台，打造了“一站一盟一中心”的合作新模式，改变了依据农业科技项目提供服务的传统方式，由合作双方共同设立固定岗位、固定编制、固定人员服务“三农”。创新了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模式，为新时期新阶段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健全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积累了经验。

2.3构建多层次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体系，壮大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

将农业科技成果应用推广到农业中，不仅要依赖科技专家，更要重视不同层次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农业科技推广人才素质培养上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方向人员提供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对具有一定科研水平，特别是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具有一定推广经验的在职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基层熟练从事农业工作人员等不同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应区别培养，通过农业推广硕士、应用型本科教育、专业学历教育、农广校和短期进修培训构建多层次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体系，分别为其提供不同的培养方案和发展路径，有层次提升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专业素质和工作水平，有效发挥不同层次农业科技推广人员能力。

2.4健全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法律体系，充分保障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权益

当前中国与农业科技推广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收入得不到保障，也造成了从事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人员不断减少。因此，中国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法律体系建设，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多渠道法律保障体系和规章制度。紧密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在培养上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养机制、在考核上制定合理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业绩激励机制、在工作上为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搭建施展才能的应用平台，在生活上为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充分保障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权益。让更多的农业科技推广人才走进田间地头，为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为广大农民服务。

国家科技论文篇3

关于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较多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虽也有一些学者肯定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但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近来，乐爱国教授以其新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出版，2002年12月第1版）对此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索。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问题给了出色的回答。全书共20余万字，分为导论和正文五章。正文的前四章按照各历史时期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关系分别作了论述，既讨论了历代儒家学者对自然、对科技的研究，也具体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于科技发展的影响。最后一章则从文化与科技关系的角度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作了综合性的概述。

从总体上看，《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最大特点是把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比喻成文化母体与科技胎儿的关系，从而把古代文化与科技统一起来。据此，作者在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以下两个重要的学术观点：一是儒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科技内涵。长期以来，儒家文化常常被误解为科学的对立面，或与科学无关。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对儒家文化缺乏全面了解而造成的。作者根据儒学史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认为，儒家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内涵，其理由有二：其一，儒家经典诸如《大戴礼记·夏小正》、《诗经》、《尚书·尧典》、《礼记·月令》等包含着丰富的科技知识；其二，历史上有众多儒家学者参与科技研究，并作出了贡献，尤以朱熹最为突出。作者认为，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包容科技，是由于儒家的最终目的在于“求道、为学、致用”，而这一切又都必须通过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才能实现。

至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以及诸如“奇技淫巧”等说法，作者认为应当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以此为据来证明儒家鄙视科技。二是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儒学化的特征。以往人们在研究古代文化和科技的关系时，大都将二者割裂开来。作者则认为，科技是在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必然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成长于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古代科技亦是如此。作者打破了过去将文化与科技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重点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深刻影响：一是儒家文化对科学家的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家成长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中，他们的人格素质，价值观、学识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甚至与儒家没有明显的分界；二是儒家文化对科学研究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儒家文化影响了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儒家文化这种深刻影响的结果，便是使中国古代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的许多方面都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科技中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都具有显著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正是运用这种把古代文化与科技统一起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科技与儒家文化的密切关系，作者断定：“虽然不能排除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技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负面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状况看，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的积极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

这样也就纠正了以往一些学者以为儒家鄙视科技、对古代科技发展起阻碍作用的观点。乐爱国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与科技关系的研究，著述颇丰，功底深厚。他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不只是从一般的逻辑推理上而是立足于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立论，从儒学史与中国科技史的结合上进行论证，而且发掘出许多新的研究资料，因而有相当充分的说服力。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先生为该书作序，并认为，这部专著“将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历史发展作了精详的论析，脉络清晰，而多有创建，是一部开拓性的专著”。

国家科技论文篇4

1959年技术档案工作大连现场会议之前，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已经认识到发展科技档案工作的必要性，但那时在全国范围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科技档案概念，只是认识到现实科技工作中产生的科技文件资料与一般的能够收集、购买和交换的文献资料有很大差别，如果管理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科学研究、生产和建设等科技工作的发展。1959年技术档案工作大连现场会议，在曾三、王明哲等老一辈档案工作领导和档案学家的努力下，统一了思想，区分了科技档案与科技资料的概念，并研究制定，且经国务院批准的《技术档案工作暂行通则》，使我国科技档案工作实现了统一管理。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技术档案管理学》教材。从此科技档案管理学便形成了一门学科。实际上早在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就开办了技术档案专修科。制定了全国范围的规章制度，又培养了专门人才。可以说，我国的科技档案工作已经形成了国家规模的专业系统。

这一时期国家对科技档案工作非常重视，自大连现场会议后至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批转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技术档案工作的报告》，国务院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加强科学研究机构中技术档案工作报告》等11个文件。该时期科技档案工作的特点是全国性调查研究充分，对各个部门、各个专业系统和基层科技档案工作了如指掌，用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数字和经验教训说明了科技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因而说服力极强。这一阶段我国科技档案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所以说形成了第一个热潮。

“”中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遭到了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技档案工作随着全国科技、生产和建设事业的恢复和整顿而得到了恢复和整顿。特别是1980年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家科委、国家档案局联合召开了全国规模空前的科技档案工作会议，交流了经验，制定了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至此，我国科技档案工作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不但在实践上推动了科技档案工作的全面发展，而且推动了科技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1983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学术研讨会，讨论的焦点是科技档案工作的任务和范围。该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后期，在《条例》的指引下，科技档案部门认识到了抓科技文件的形成和积累，指导科技人员的建档、归档工作的重要性，即从源头上抓科技文件的归档工作。这一时期科技档案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开设了科技档案管理专业，并于1986年正式开办了科技档案专业，同年南京大学还招收了科技档案双学士班，1978年郑州航空管理学院还成立了科技档案系等。在学术研究方面，根据《档案学论著目录》统计，1980年～1990年科技档案论文就有2300多篇，已经看到的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科技档案教学参考资料就有3本，共收录论文242篇。80年代国家还有许多科技档案工作有力的举措，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科技档案学专家和科技档案学理论研究热心人。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科技档案事业发展的春天。也可以说形成了第二个热潮，这不但在我国档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具有世界意义。

二、科技档案概念不应淡化

当前我国科技档案工作发展极为正常，科技档案在科学研究和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为什么有人却打起了退堂鼓呢？从教育上讲，来之不易的科技档案专业，在高校一个个地被取消，甚至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课程也在一些档案学府中不再保留，以致有些人提出要淡化科技档案概念。这有着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来自西方；其二，一部分人脱离实际，脱离实践。

（一）受西方国家影响

西方国家，例如美国，他们没有科技档案和科技档案工作的概念，但在档案界公认存在实际意义的科技档案和科技档案工作。例如美国政府四大科技报告虽然以科技资料的形式出现，但从内容和管理上看，也是美国最集中和统一管理的科技档案。美国的科技档案也大量存在于企业档案之中，但他们不称为科技档案，而统称为企业档案。我国的科技档案工作是利用了科技文件记录性一面发展起来的，因而注重归档和保存；而美国的科技档案工作是利用了科技文件成果（资料）性一面发展起来的，因而注重交流，同时也融于情报信息工作之中。从表面看，美国似乎不存在科技档案工作，因而也没有科技档案学出现。我们有的人也许是受了这种表面现象的影响，因而冷淡了我国的科技档案和科技档案工作。实际上，我国的科技档案工作具有许多优势，如果能够学习到美国实际意义上科技档案工作的优势即交流性一面，它就会成为相当完善的、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全国性科技档案事业。我们千万不能因为美国没有科技档案和科技档案工作的概念，或者没有科技档案学，而削弱或淡化了我国的科技档案概念和科技档案管理研究。

国家科技论文篇5

《自然辩证法》课程是高校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课程。2012年高教版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的编写，增加了“创新型国家”这一内容，旨在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针对这一内容，除了采取传统授课方法外，更适宜采取案例教学法。从学习理论看，案例就是库恩所称的“范例”，具有情境性、具体性、易迁移的特点。因此，从课程目标和定位看，《自然辩证法》课程在这部分内容的案例应选取与科学研究相关的典型范例，使学生产生一种亲切感，创设引人入胜、新奇不解的学习情境，起到触类旁通的功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在该内容的教学设计上，我国科学家的自主创新案例有助于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

一、自主创新的内涵

同志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几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1]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主创新能力较强。自主创新的实质是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核心技术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其成果一般体现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等[2]从广义上讲，基于本土科技知识进行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成果，都可视为自主创新的范畴。本文所探讨的科技自主创新案例主要聚焦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当代自主创新，即我国科学家在继承传统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利用传统的科学技术资源和方法，解决了现代科技问题，并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作出独特的原创贡献的案例。

二、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案例应用的可能性

案例教学以案例的收集为出发点。中国具有丰富的传统科技资源，几千年的科技传统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思想与方法，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界科技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洋洋洒洒七大卷三十四分册，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整理研究挖掘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未全部出版完成，便是中国古代科技资源极其丰富深厚的一个明证。李约瑟对此感慨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明这是一个绝对的金矿。古代和中古时代的中国科学成就，一再表明足以使人眼花缭乱。”[3]面对这座“金矿”，一些当代中国科学家的自主创新已经有力地显示了传统科学在当代的巨大价值，这些资源至少通过以下两种类型为案例教学提供了可能。

1.传统科学思想方法解决现代科学问题的案例。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数学家吴文俊的自主创新工作。吴文俊在深刻领域与继承中国传统数学的基础上，融合西方数学和当代计算机技术，一举解决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问题，开启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和强烈时代气息的新的研究领域――数学机械化，并被广泛运用于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计算机图形学、工程设计等多个不同领域[4]，在国际上形成了自动推理与方程求解的“中国学派”[5]，为此，他在2000年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此外，还有翁文波提出的包括可攻度性方法和干支法等信息预测理论与方法在天灾预测中的运用，任振球特大自然灾害触发机理研究及预测，徐钦琦提出阴阳大年生物进化论[6]等，这些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已然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科学原创力，为《自然辩证法》课程提供了丰富案例。

2.利用传统科学史料研究现代科学问题的案例。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不甚枚举。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利用历史文献资料收集冰川进退、湖泊冻结、动植物分布等资料，采用数学方法加以分析，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对气候波动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这种气象学历史研究方法开创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天文学方面，席泽宗发表的《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使之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为超新星这一天文学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7]。近几十年来，利用中国古代的天象纪录研究超新星遗迹、地球自转的不均匀性、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等许多问题，也逐渐成为热门课题，如英、美、日、韩等国都有人在研究[8]。另外，在李四光、竺可桢的编制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势必在当前的地震科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科学家自主创新案例应用的教育意义

《自然辩证法》课程作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课程，除了使学生梳理正确的自然观、科技观、方法论之外，还应充分发挥其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科学与人文等方面的沟通作用，这是新版教材将“树立科学技术战略观和科学技术创新观”纳入教学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中国科学家在当代自主创新的案例教学，课程目标将以更具现实性和启发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可以把以上几方面的沟通作用较为集中地凸显出来，有利于体现《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科学功能、历史功能。同时，通过对“科技自主创新”的案例教学，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以小见大的效果，其意义颇为深远。

1.融合研究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教育。自2010年8月教育部出台《研究生思想政治课新课程试点工作方案》后，《自然辩证法》课程由原先理工类硕士生必修课调整为不分学科、专业均可学习的选修课，同时课时也有所调整。在新的课改方案下，课程面对的是人文类和理工类的研究生，根据该课程的本身特点和学生的培养目标，《自然辩证法》课程应搭建起科学与人文的桥梁，“通识”教育的内涵更加凸显。硕士研究生是高素质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资源。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的案例涉及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古代及现代的科学思想，具有融合科学素养与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对培养全面发展的研究生具有重要意义。

2.引导研究生树立自主创新意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的课程，《自然辩证法》课程面对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关注中国背景下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问题，有助于使学生对科学技术的中国道路形成自觉思考，增强使命感和自觉性。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我国近些年的自然科学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获奖的科学家个人或科研团队，并透过他们解读当前科学发展的新特点和动向，学习他们在研究时的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不仅贴近研究生的科研实际，还可帮助他们树立科学技术战略观和科学技术创新观，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3.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吴文俊、竺可桢、席泽宗等老一辈科学家对传统科学的创新案例，不仅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仍具有巨大价值，还在国际科学界为中国科学赢得了尊重，对研究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现实的科技创新案例，使学生认识到借鉴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决现代的科学问题，使他们重新认识我国的科技资源，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和使命感有很好的教育效果。在课程中，以案例为切入点带动整个教学，通过生动的讲解，再配合图片再现、视频观看、分组讨论等方式充实课堂，可以达到良好效果。中央电视台十套《大家》栏目推出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特别节目《荣耀中华》，便是一个很好的视频素材。

4.提高科研创新的方法论自觉。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新的时代需要我们认真发掘中国传统科学的资源。在分析案例后，要进行必要的方法论总结和提升，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论自觉。例如吴文俊案例的方法论在于突破西方中心论下的科学观，以历史主义恢复古代数学的规范，但同时又不拘于本土知识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上，以西方数学为观照，以当代科技发展为创造性转化的发酵剂，融会中西，贯穿古今，为中华科学的复兴开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通过案例的方法论解读，有利于学生树立起自主创新的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在现实的研究工作中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思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又有利于在当代的科技中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形成文化自觉，保持开放的姿态，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提高适应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为文化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良好的思想准备与基础。

四、注意问题

案例教学重在分析。案例教学绝不是一些典型案例的简单罗列，也不是简单地播放和观看录像。录像、图片、文字、讨论等可以帮助学生获得一定的启示，教师应进行必要的引导与深化。因此，案例教学应在案例的分析上下工夫，真正做到深入解读，而不流于形式，起到“解剖麻雀”的教学效果。例如在对吴文俊的案例进行分析时，必须围绕三点展开分析和讨论：一是在传统科学文化的教育内容上，应在与西方数学比较的前提下，讲清楚中国传统数算法化、机械化的特点与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问题；二是在自主创新方法论上，讲清楚吴文俊使用的历史主义原则对古代数学的研究、以西方数学作为优秀文化资源和以计算机技术作为创新转化手段的自觉性；三是在意义阐发上，讲清楚吴文俊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和当代启发。只有凸显这几点，案例教学在上述几方面的教育功能才能很好地体现，才能真正发挥案例教学举一反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6：6.

[2]郭贵春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306.

[3]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李约瑟博士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文和演讲集（1944-1984）[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2.

[4]张维.不断创新的著名数学家――吴文俊[J].自然杂志，2007（4）.

[5]吴文达.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理论及方法[J].中国科学院院刊，1991（1）.

[6]李世.科技创新与中西文化互补之我见――六个典型实例的思考[J].中国工程科学，2005（4）.

[7]李正风.中国科学家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概念、特征与方法[J].南京社会科学，2012（4）.

国家科技论文篇6

韩启德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优秀文化是科技创新的活力所在、根基所系。科学文化是一种集体创造，是围绕科学活动所形成的一套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制度约束、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已经广泛渗透进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之中，深刻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科学文化的核心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对塑造人类精神世界和先进文化具有引领作用。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是科学精神的核心，追求真理就要承认未知、宽容失败，要克服功利主义的科学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崇尚理性，要唯实、要切问近思。要提倡理性的质疑和批判，质疑是研究的起点，批判是科学的生命，要敢于超越，要敢于开展平权的学术争论，要善于识别真伪。韩启德认为，对确定性的追求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根本特性，也是现代科学的威力和魅力所在。中国学术界在坚持传统整体观和辩证观的同时，要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的长处，努力追求范畴内的确定性，融合中西之长，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并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韩启德指出，中国已经奠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并取得了一系列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我国的科技实力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科学精神还没有在全社会得到足够的弘扬，全民科学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科学发展的要求。要认识到科学精神的培育是一个漫长和艰巨的过程，也要看到我国科技赶超先进的有利条件。我们要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培育科学文化。韩启德强调，中国的发展要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要靠弘扬科学精神。他热切呼吁，每一位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重任，从我做起，带头践行科学精神，带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和良好风尚。

张庆黎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的重大战略目标，发出的向科学技术进军的伟大号令。本届中国科协年会秉持“大科普、学科交叉、为举办地服务”的宗旨，以“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为主题，进行广泛交流和深入研讨，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对于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庆黎说，河北是一片历史厚重、充满希望的热土。自古以来大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天文学家僧一行、郭守敬等科技先驱，在许多领域创造了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之光的科技成就。近代以来，河北汇集了许多先进技术和专业人才，诞生了中国第一袋水泥、第一辆蒸汽机车、第一段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口机械化矿井，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河北省委、省政府坚持把科学技术摆在战略位置，大力实施科教兴冀和人才强省战略，科学技术和各项事业日新月异。张庆黎说，河北基本省情可以概括为“一大二全”。“大”，就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资源大省、文化大省。“全”，就是地形地貌全。从一定意义上讲，河北是中国的缩影。河北发展面临的形势可概括为：一个全国独有，一个前所未有，两个同时并存。基于这样的省情认识，去年我省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确立了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最根本的要靠改革开放、靠科技创新、靠人才支撑。我们在举全省之力打造曹妃甸和渤海新区两大增长极中，在举全省之力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特别是抓好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中，在深入实施“一产抓特色、二产抓提升、三产抓拓展”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始终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把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全民科技素质，加快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进程。张庆黎说，科技是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是腾飞的翅膀。第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在河北举办，为我们学习先进经验、深化科技合作，提供了宝贵机遇。我们一定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环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好地借助海内外科技人士的优势，深化科技改革、扩大科技开放，使更多的科学理念、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在河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胜利召开。最后，张庆黎预祝第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圆满成功。

开幕式上颁发了第五届周光召基金会科技奖、第十五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实用工程奖和成果转化奖。

开幕式后，举行了大会特邀报告会。张庆伟，周济与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张首晟，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副主任史培军分别围绕用科技创新促进钢铁业结构调整、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在中国、灾害风险科学与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作了大会特邀报告。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主持特邀报告会。

本届年会以“大科普、学科交叉、为举办地服务”为宗旨，围绕“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主题，搭建学术交流、科普活动、决策咨询三大平台。年会将举办21项学术交流活动、4个系列1400多项科普活动、8项专题论坛活动和11项专项活动。

年会分会场：

水资源保护与水处理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

数字文化产业和技术创新国际研讨会（国际）

LED灯光艺术科技发展论坛（国际）

消费品使用说明编制标准国际研讨会（国际）

绿色船舶与海洋装备创新发展及产业化论坛

林业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绿色增长学术研讨会

海峡两岸现代设施农业与园艺产业发展研讨会

钢材深加工研讨会

建材工业电子信息及仪控技术研讨会

生物精炼技术研讨会

低成本、高性能复合材料发展论坛

政产学研用结合，促进企业创新与特色产业园区

软土路基工程技术研讨会

极端天气事件与公共气象服务发展论坛

除尘及脱硫脱汞设备、技术发展与应用研讨会

环境保护与经济转型研讨会

环境危害与健康防护研讨会

科技创新与慢病管理学术论坛

电动汽车充放电技术研讨会

转型创新促通信业新发展论坛

山区高速公路技术创新论坛

科普活动：

院士专家校园行

科普大联动

河北省会科普嘉年华活动

科普文艺演出

专题论坛：

技术创新与智慧河北论坛

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发展论坛

科技创新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

资源高效利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坛

科技型中小（微小）企业发展论坛

科技创新与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发展论坛

钢铁产业与新材料发展论坛

环保与金融高层论坛

专项活动：

韩启德主席与大学生见面会

求是杰出青年奖获奖者与大学生见面会

求是杰出青年奖获奖者座谈会

中国科技政策论坛

科学道德建设论坛

技术创新・企业发展论坛

女科学家高层论坛

学会党建论坛

第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人才项目对接签约仪式举行

以打造人才高地来打造产业高地，以优化人才结构来优化产业结构，通过第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平台，河北省广纳高端人才、推动人才项目对接，取得了丰硕成果。9月10日上午，第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在石家庄市河北会堂举行人才项目对接签约仪式。从年会签约项目中遴选出的20个经济合作和院士及高层次人才合作项目在仪式上签约。据统计，共115个项目在年会签约，协议投资总额达843亿元。

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希，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黎，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庆伟出席签约仪式。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主持签约仪式。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程东红，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学会学术部部长沈爱民；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滨，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景春华，副省长龙庄伟、张杰辉，省政协副主席、省科协主席段惠军，省长助理、省政府秘书长尹亚力出席签约仪式。

据介绍，此次年会签约合作项目呈现四大特点：一是合作层次高。与两院院士的合作项目达22个，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电科十三所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项目达32个。二是投资额度大。在88个经济技术合作类项目中有52个项目协议投资过亿元。三是涵盖领域广。合作项目既有钢铁、煤炭、建材、石化等传统产业的技改项目，又有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项目。四是科技含量高。多数项目涉及解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如生态矿山建设关键技术、锂电高温变性、制革生产源头控制重金属污染技术等。

在签约仪式上，中国工程院杨胜利院士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程院李龙土院士与河北瀛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姚建铨院士与石家庄经济学院，中国工程院刘旭院士与河北省农林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吴以岭院士与涉县人民政府，中国工程院张钟华院士与河北大学，海外归国专家管祖光博士与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归国专家周希明教授与河北翰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与冀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东北大学与河北钢铁集团，浙江大学与河北天择重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美国万霆科技转化发展公司与廊坊市盛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与石家庄市鑫城电器有限公司，瑞士ABB公司与秦皇岛三农现代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天津理工大学与邯郸市奥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工业大学与三河市燕东彩涂板有限公司，四川大学与东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与唐山雷浩能源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兴隆县北大青鸟无线互联投资有限公司与兴隆县人民政府，华能源（北京）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与保定天冠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分别就合作项目进行了签约。

海峡两岸专家共议农业与园艺产业发展

9月9日，第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第七分会场――海峡两岸现代设施农业与园艺产业发展研讨会召开，为确保园艺产品在新形势下持续安全发展，更好的满足城乡居民对园艺产品的需求，加快推进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用地，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来自中国大陆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针对两岸的实际需求，开展学术交流与讨论。

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首席专家张真和对园艺产业现状、主要贡献、突出问题和发展重点作了阐述。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名誉教授李顺成与参会专家分享了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管理成果和经验。

会议由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中国农技协）、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台北市农会联合承办。农业部科技入户项目蔬菜首席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农技协设施果蔬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志斌，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副部长李秀亭，台北市农会总干事钱小凤，中国科协农技中心主任、中国农技协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军，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中国农技协副理事长、中国农技协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泽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副理事长王文壮，中国农技协秘书长李彦捷，河北省台办副主任赵韶华，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所长王玉海等出席会议，来自全国各省、市的80多位专家、学者和台湾地区的2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

首届中国科技政策论坛召开

9月7日，首届中国科技政策论坛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论坛由中国科协荣誉会委员、决策咨询专门委员会主任齐让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政策制定者、专业政策研究人员、科学家、学术界代表、省级科协代表以及其他机构的代表共计150余人参加此次论坛。

国家科技论文篇7

高水准、有影响的科技期刊是反映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园地，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某一学科的学术领导权，通过高水平学术论文的优先发表。领导相关学科的国际新潮流。因此，做大做强我国的科技期刊，不仅是科学家或者技术专家以及期刊编辑人员的责任，更是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现在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办好一个期刊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有一个长期酝酿和积累的过程。

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

我国目前有科技期刊约5000种，应该说是一个科技期刊大国。在国内外发表的文章不少，根据《科学观察》(Science Watch)2008年7/8月所的数据，中国人所发表的文章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这里所说的中国人仅是指中国境内的，没有包括中国人以国外单位名义所发表的文章。

图1说明近20多年(1985～2007年)来亚洲各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论文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大陆论文数量增长迅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科研经费的增长和研究生的大量扩招，论文数量增加迅猛。

表1说明近10年(1998～2007年)我国影响大的论文数量增加速度也明显加快。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过去5年(2003～2007年)在国际显示度较高的10个学科领域中，有4个学科(材料、物理、化学、数学)论文均占世界10％以上；从影响力看，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并不大。其中注明中国国籍的科技人员与外国人共同发表的论文，所占比例不详。

但是根据Thomson科技信息公司ESI 2008年9月1日统计，1998年～2008年10年间差距却十分明显，中国论文被引用篇数次于美、日、德、英，排名第5。如果按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国家排序，中国就更低了。排在第10位。另据Thomson科技信息公司2008年5月的数据：在国际上5，538个研究前沿中，494个研究前沿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仅占8.9％；51，429篇研究前沿的论文中，932篇是中国科学家主持或者参与的，占1.8％，说明我国在前沿科学方面存在更大的差距。而且，这些显示中国科研人员实力和水平的研究论文大都发表在国际专业期刊上，而国内的科技期刊很难得到有创新内容的高质量研究论文。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对科学及教育的投入大幅度增加，通过各类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研究人员的研究经费不断增加，基础研究设施不断更新，为高水平论文的产出创造了基本条件。此外，近几年来大批在海外有突出表现的华人学者回国工作，他们经过良好的科学训练，与国际上知名学者有着密切联系，这些都是潜在的优秀稿源。不少人还都参与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的工作。由于研究经费的积极支持、研究队伍的增加，再加上吸取国外成熟经验。创办国际一流科技期刊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从大到强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期刊做强的主要标志是“使世界同行离不开，国内外知名学者争相投稿”，乃至期刊“领导相关学科的新潮流”。

科技期刊从大到强的首要条件在于科学技术的“原始创新”及基础科学与前沿科学的高速发展，不断涌现出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并将论文刊登于中国期刊。但是现行科技体制下，对中长期规划中规定的那些具有长远性、前瞻性、系统性的项目难以真正落实。因为在评审时，人们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在教育制度方面，研究生数量增加很快，而对基本素质的培养训练重视不够，却要求在较短的时期内做出一定数量可发表于科技期刊的论文，这不利于发挥青年学子的首创精神。因此，在大力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同时，必须鼓励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基础研究工作，提倡陈景润式的刻苦钻研精神。

在国内办科技期刊的另一个无奈是稿源问题。国内不是没有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但大多数发表在国外期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中国科学家要有一点责任感，应该把部分高水平的文章投向中国期刊，使它逐渐做强。

关于如何办好我国科技期刊，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1．发行于国外的科技期刊要采用国际科技语言，这是必要条件。根据我国学科优势、学科前沿及我国要扶持的学科类别，要办好一批以英文为主的期刊，成为我国在这些学科上的国际窗口。

2．加强期刊编辑部的责任感，各显其能。应向国际著名期刊Ce//执行编辑Emilie女士学习，游遍天下，寻求优秀稿件；PRL责任编辑缪凌(LingMiao)女士每年亲自处理稿件900～1，200篇。编辑不能“守株待兔”。

3．改变期刊出版周期长、信息量少、发行量小的局面，严格审稿制度，把完整的审稿意见及时反馈给作者，帮助青年研究人员提高写作水平，并让他们了解与国际的差距。

4．建立科技期刊发行机制。目前一些期刊采用的“借船出海”模式切实可行。要在当前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网络渠道，逐渐摸清国际期刊市场的成功经验和经营规律，扩大自主发行，从而为逐步占领国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5．要实现科技期刊集团化。这有利于我们在与国外出版商合作谈判时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有利于学科领域内部各个期刊有机地分工合作，避免国内学科领域内性质相近的期刊疯狂抢稿源的内耗现象发生。科技期刊集团化还有利于在集团内部重新安排期刊布局，学术期刊、中级杂志、科普刊物等不同类型的出版物构成一体，相互宣传、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国际上不少有影响的专业出版集团都采取这样的模式。

6．重视出版优良学风的建立。科技期刊出版界的学风影响期刊的声誉乃至生存，必须高度重视。自引率过高给人以假象、近水楼台先得月(主办单位文章优先)，以及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现象要坚决杜绝。

国家科技论文篇8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经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针对科研人员普遍反映的困难，学术交流渠道窄，不利于科研成果快速、高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创建的科技站。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破传统出版物的概念，免去传统的评审、修改、编辑，印刷等程序，给科研人员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交流平台，提供及时发表成果和新观点的有效渠道，从而使新成果得到及时推广，科研创新思想得到及时交流。

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只要作者所投论文遵守国家相关法律，为学术范围内的讨论，有一定学术水平，且符合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基本投稿要求，可在一周内发表。专业领域按自然科学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分为39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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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会议动态不难――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中国学术会议在线”是经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面向广大科技人员的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信息服务平台。

国家科技论文篇9

对亚洲、南美国家来说，中国、巴西、印度和韩国在科技论文能超越欧美和日本，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欧盟（EU）科研与创新部门的负责人提醒欧洲国家，应该在未来10年多和中国合作，否则10年后，欧盟国家将处于被动地位。

我的这篇文章，将讨论目前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在科技论文，科技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

首先，必须承认科技文章的爆炸性增加，说明中国的科研正在突飞猛进。英国皇家学会觉得，除了数量之外，科技的水平和质量也相当高。中国对工程技术，尤其纳米（Nano）技术的投资很大，而巴西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则前景乐观，有大力发展的良好趋势。

第二，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近些年能发展成为科技论文的大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起飞起了推动作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强国，有了财力的依靠，故能在科研的创新和发展方面花大本钱用以投资，科研设备得以大大改善。

第三，亚洲在传统上重视教育，中国、印度都是文明古国，巴西也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这三个国家目前拥有庞大的科技队伍，在人数方面是惊人的。这些国家都着重数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不久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提出，如果美国要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竞争而维持领先地位，必须在中学加强数学、科学教育水平。奥巴马也不无遗憾地指出：目前美国只有三分之一初中生精通科学，高中毕业生精通科学的比例更降至五分之一。与美国对照，科学教育的相对成功，是亚洲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

第四，科技文章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目前绝大部分的专业文章都在西方的学术刊物发表，科研成果也都刊登在这些西方刊物上，版权也属于这些西方的出版社。也就是说，目前科学出版方面，美国的《科学》（Science）和英国的《自然》（Nature）最具权威性。尽管有人呼吁，中国科技出版界，应该有勇气和能力在不久的将来，推出具有《科学》或《自然》档次的刊物；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比较头疼的，无论中国还是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得到一个有效和实际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值得这些国家深思的迫切问题。

国家科技论文篇10

本文为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20090703)“科学技术资金投向合理性研究一以科技三项费用投向为例”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04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许多学者纷纷致力于科技管理方面的研究，从目前研究的重点看，大多侧重于介绍一些国家的科技管理体制的先进经验以及对我国或者某区域的科技投入和产出的续效比较方面，虽然在这些研究中都离不开围绕所处的环境去展开，但专门针对科技管理环境进行专题研究的较少。科技管理环境是科技管理理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IMD已将科学环境列为评价国家科技竞争力的5个子指标体系之一。本文将针对科技管理环境及其影响展开分析。

一、科技管理环境的意义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定环境作用的结果。科技管理这门学科也不例外。在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环境起着影响、制约和促进的作用。

对于环境概念的一致理解是“某一事物周围的境况”，具体到科技管理环境，是指科技管理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状况。即指与科技管理的产生和发展相关，影响并决定科技管理的思想、科技管理的目标、科技管理的任务、科技管理制度、科技管理工作组织、科技管理工作、科技管理理论以及科技管理实务及其发展趋势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状况。进一步说，科技管理环境主要包括三个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的发展变化是科技管理环境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有关科技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中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区域或阶段的科技管理理论研究都是以其所处的科技管理环境作为背景而展开的。每一个国家的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都各不相同，都是按照它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具体的经济环境制定适合自己国家的科技管理政策和制度，都是确切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等一些特定环境。应该说，科技管理环境差异是形成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的国家差异的根本原因。

科技管理环境不仅制约、影响着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的发展。而且是正确衡量和评价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的客观标准。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的发展不可能超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超前的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不但不可能适应其所处环境的需要，而且会造成科技管理工作秩序的混乱；反之亦然，落后的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对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破坏作用。因此，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必须与其环境相适应。

但另一方面。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也不是消极地适应其所处的环境，它通过自身的活动和发展变化反作用于科技管理环境。科技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源的配置以及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对不利的科技管理环境，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工作以其自身的积极运行操作促进环境的改善，以形成一个良好健康的客观环境。

因此，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的研究离不开科技管理环境的研究。如果抛开科技管理环境去孤立地探讨科技管理理论与实务，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与环境不相适应的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它不但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给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二、科技管理环境的内容

科技管理是一门科学。科技管理所处的外在环境因素，诸如社会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历史环境、军事环境等，都对科技管理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完善和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纵向看，科技管理的产生、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科技管理环境的变迁。从横向看，科技管理环境差异是形成科技管理国家差异的基本原因。纵观世界各国的科技管理，差异是客观、普遍存在的。每个国家的科技管理政策和制度，都是结合各国自身的社会发展情况和具体的环境制定的，无一不体现其国家特色。

具体说，不同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速度、教育文化水平、社会风气和习惯，甚至不同国家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都会对科技管理制度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因素有些属于直接的，对科技管理政策和实务运作起到关键性的重要影响。比如经济、法律、政治、文化、教育因素，而有些只是间接对科技管理发生影响，例如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条件，它们对科技管理制度的制定只是起到相对次要的非决定性的作用。下面着重以经济、社会和自然三环境为主来阐述科技管理环境对科技管理的影响过程。

三、科技管理环境的影响分析

(一)经济环境。在所有的科技管理环境因素中，经济因素对科技管理的影响最为重要。它不但直接地对科技管理产生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还通过对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来间接地对科技管理产生影响。经济因素包括国家的经济特点、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制度的基本方向、国家的财政政策、一国与他国的经济关系、经济联系和经济来往等。在所有的经济因素中，与科技管理联系最密切的是国家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布局状况等。

国家的经济体制对科技管理的影响最大，它主要体现在财政体制方面。在我国，国家通过财政预算和相关科技税收政策等方式管理科技投入资金，财政科技投入是保障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实施和国家科学研究机构正常运行，贯彻落实“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手段。

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投入水平，社会经济的支持是科技投入水平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科技活动的产出效果。主要还是取决于该地区对科技在资金、人力、设备、信息方面投入的多少，而这又受制于该地区的经济实力。美国之所以在科技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上投入那么大，与其强大的经济后盾是分不开的。而来源于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的科技投入水平，其规模和方向也受到环境需求的引领和制约。只有当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产生了对科学和技术的需求时，科学和技术才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力量迅速地进发和发展。我国当前科技投入之所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科技需求不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因素是政治、文化、法律、教育、科学和技术等因素的总称。除了经济环境对科技管理产生重要的直接影响外，社会环境各因素对科技管理的影响也是直接的。一国的经济体制和法律框架共同决定了该国科技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国家政局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该国科技工作的秩序和科技管理信息的真实水平。文化教育是科技管理的基础。它包括基础知识的普及和专业教育两部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能够为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起到极为有力的推动作用。具体讲。社会环境对科技管理的影响分为以下方面：

1、政治因素对科技管理的影响。首先，科技管理要受到所处的政治环境的稳定与否的

影响，稳定的科技管理必然要求有一个稳定的政局作保证。如果政府领导人不断更迭，政策多变，必然使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管理也会跟着发生变化。政局的不稳定所带来的经济的变幻多端，如物价变动、通货膨胀、汇率变动等，给科技管理也带来诸如此类的一些新问题，如引起科技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多变、项目产品市场供求的变动等等；其次，一定的政治体制是形成特定科技投入水平的先决条件。恩格斯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大规模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社会制度的不同导致了科技发展和应用的方向、规模和速度的差异。先进的社会制度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其科技投入水平也呈现较高的趋势；再次，经济竞争的本质是科技竞争。各国为适应科技竞争的需要，纷纷制定了不同的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科技投入水平。

2、法律因素对科技管理的影响。法律对科技管理的影响历来很大。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必然受到法律的约束，科技管理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讲，法律对科技管理的影响甚至超过经济因素。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采用法律法规手段来建立科技管理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功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就是采用了法律条文的形式。而有关科技管理的法规有：《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等。

3、文化教育因素对科技管理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特点、文化水平都直接对科技管理政策和方法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教育是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的，科技管理专业教育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要看教育机构和培训人员的数量与层次是否满足了国家科技管理需求；二要看专业教育的内容、质量是否符合经济发展要求，以及所培养的人员能否具各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我国目前的现状看，科技管理作为一个专业，在全国高校中设立的少而又少。近年在研究生教育中以管理科学与工程或者技术经济与管理作为研究方向进行专门研究的有一些，但与整个国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才需求相比简直是风毛麟角，科技管理专业教育的薄弱是导致目前我们科技管理干部队伍专业知识匮乏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投入总量和结构决定了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的速度。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偏低的状况，已经严重影响了科技方面的人力投入规模，成为限制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瓶颈”环节。教育投入的滞后，必然带来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与技术进步贡献率水平的缓慢，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匮乏、科技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等棘手问题会越来越明显，导致企业因为人才的缺乏越来越依赖外部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在引进国外进口设备的时候，还需要花费巨资购买设各的技术应用，这大大增加了资本和设备的投入成本，削弱了投资贡献率。

4、科学技术对科技管理的影响。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门知识，它的发展不仅给科技管理理论和实务工作提供了更为科学、严密的指导理论，也提供了科技管理必须配套的相关学科知识。科技管理是一个由演绎法、归纳法、伦理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实证法、事项法、系统法、统计学法等多种方法组成的集合体。要想从多角度、多方面研究科技管理理论，必须掌握上述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国家科技论文篇11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更离不开政治理论的发展和现代化。作为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政治理论也需要不断的进步和创新，才能适应中国迅速崛起的大趋势。因此，本文试图从二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来探讨民族科技文化和政治理论的创新。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科教兴国战略思想和人才强国战略思想强调科技文化和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将科技、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通过提高中华民族的科技水平，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应指向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文化创新成果要生态化，要积极发展低耗能、高效率的科学技术，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服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和谐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为政治、经济及社会其他事业的发展服务。科学发展观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政治理论的创新也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在发展民族科技文化的基础上，一定要大力提倡政治理论的创新精神。尤其在我国提出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更应该注重各个领域的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科技文化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国家科技论文篇12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 “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代理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代理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 ]；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 ]《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 ]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 ]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 ]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 ]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 ]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玩物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淫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淫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淫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淫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 ]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淫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 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代理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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