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思维论文篇1

东方各民族很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但发展却较缓慢。古代人类早期的社会结构、思维方式、伦理习俗、、生产生活方式、审美情趣、艺术表现等，在很大程度上被东方各民族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直至近现代，东方各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思维特点以及艺术表现特点，仍在许多方面留下了远古时代的深刻的历史痕迹。东方美学思想和艺术表现方法同原始思维和原始艺术结有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东方各民族的审美思维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剖析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我们也不难发现，它的审美思维与原始思维是暗合与重叠的。

一、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体性。所谓“具体性思维”，是指思维对象和内容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外形，以及事物的整体形态的变化运动。在这种思维过程中，始终不脱离具体的物质形象。并且这种思维还有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原始初民在尚不能清晰地把握抽象的感情的时候，只能随主观心意接纳万物。“心物不分”，以客观物质表现情感。对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论证到：原始人类就好似“人类的儿童”，原始思维就好似“儿童的思维”。也就是说，原始思维不仅用形象作为思维的基本材料和手段，而且用“以己度物”的类比表现方式来思维。因此，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决定了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用形象来思维，从而也大大激发了原始人类的形象思维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就保留着大量的具体形象思维的例子，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是西域各民族情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古到今，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在西域各民族的情歌中，面对复杂、抽象、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爱情，都有一个共同的表达特点，就是通过具体直观的、可感受的事物来形象化地表达，即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维吾尔族情歌《假如我是一只夜莺》中：假如我是一只夜莺/我愿日夜为你歌唱/假如我是一条鲤鱼/我情愿投入你的网罗/假如我是一只燕子/我愿在你的檐下作窝。这首情歌把一位姑娘抽象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炽热的爱情，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转化为可直接感知的事物了。再如，塔塔尔情歌：“姑娘像鱼儿敏捷/我撒下的网你已看着/为什么你总从我身边滑过？”这首情歌，表现了一位小伙子对姑娘充满爱慕与渴望的心情，而姑娘却对小伙子充满智慧的拒绝的复杂而美好的情感。这些情感复杂、抽象，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只可意会很难言传。而该情歌却用“鱼儿敏捷”“撒下的网”“从我身边滑过”等这些具体的事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只可意会很难言传的深刻情感。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二、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暗合与重叠

所谓“象征性思维”，就是借用某一事物来表达具有类似特征的另一事物。象征的本质就是“借喻”，就是借此而言彼。一般说来，象征的事物与被象征的事物之间往往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某些特征相符合、类似而已。象征的含义不是从事物的本身看，而是从它所暗示的更深层的意义上看。因此，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从不追求外部形式的真，或者说从不追求事物的“物理形式”“物理性质”的真实。但追求每一种被象征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都是某一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可见，原始思维的象征性，是借事物的形象，即运用“象”来间接地表达思想、观念，即“意”。以“意”为主，以“象”为辅，“象”随心变，“象”随“意”动。例如，古代中国人往往从象征性和生殖的意义上看待“石陶”“鱼”“枣子”“莲蓬”之美。象征性思维在对具体可感的形象的依赖方面，在形象和含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上，在通过形象或符号来表达观念的间接方法上，都同艺术的审美方式发生了重叠、重合。东方各民族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大量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大量的以大自然拟人，以人比喻自然物，自然物与人相互转化、幻趣无穷，形成了东方艺术形象即审美意象的特征。这种审美意象是在原始“同情观”的制约、支配下，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按照主观的想象和情感的需要所自由创造出来的形象。通俗地说，意象就是用来表达某种意念的具象。比如，中国的“九头鸟”“人首蛇身像”“千手观音”等。

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也与原始思维象征性暗合与重叠。比如，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经常运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等意象来赞美姑娘，用夜莺、百灵鸟等意象来表现姑娘动听的声音或姑娘的聪明伶俐，即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夜莺”“百灵鸟”等“象”，来表达“赞美姑娘”“赞美爱情”等“意”。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象”具有随意性，不受客观事物固有状态和所谓的“物理真实性”的束缚，只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情感表达的真实和审美欣赏中个人情感体验的真实。比如，维吾尔族情歌：“人人都喜欢红苹果/因为果汁是甜的/我心里爱上了一位姑娘/因为她在姑娘中是最聪明的。”

三、原始思维的情感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意象的选择性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种种特点最早集中地体现在原始宗教观念中。原始宗教的本质是对外界进行虚幻的猜测、(转第79页）(接第73页）想象和变形，而猜测、想象的核心却是激情和欲望。在图腾崇拜活动中，原始人类利用图腾象征来表达主观情绪、意念。图腾形式就成为愿望、企图、肯定性的情感和欲望的物化表现。这种形式直接唤起激情和欲望，激情和欲望通过图腾形式得到充分地表现和展示。由于在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活动中情感贯穿始终，因此，原始思维具有情感性的特征。就是说这种思维形式本身就是以情感倾向作为行动的动力的，以情感倾向去选择喜爱或憎恨的象征物，从而表达主观意愿的。原始思维这一特征同其他特征融汇在一起，渗透在思维的全部过程和思维的各个方面。原始思维的情感性对东方审美思维和艺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图腾、巫术活动促成了东方各民族敏锐的形式美感。例如，中国八卦阴阳鱼形图、汉墓砖石上雕刻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交尾图形，富于装饰意味的莲花、桃花、梅、兰、竹、松等形式都反映出了人们对生命力、健康、旺盛、青春、力量和美的追求。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我们发现以下几种与爱情主题表面关联不密切的自然事物，都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比如苹果、鱼、马、月亮等。苹果之所以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是因为苹果是新疆主产的水果之一，种植历史非常悠久。一方面，苹果香甜可口，营养丰富，容易保存，可供食用半年以上；另一方面，苹果外皮的漂亮、圆润的形状、沁人心脾的芳香都特别的诱人喜爱。以苹果作为象征物，不仅能反映出健康、旺盛、青春和美，而且也能反映出人们对旺盛生命力的追求。所以，苹果成为“美好”一词的象征物，被经常运用于对姑娘的歌咏之中。以苹果唱姑娘，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情歌中都流行通用。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以鱼来比喻姑娘，极为常见。比如，维吾尔情歌：“白鱼啊，白鱼姑娘，为什么不见你沐浴阳光？嫌我不称心吗，比我更称心的人又在何方？”崇拜鱼的风俗及观念，是整个中亚西亚文化圈的文化现象，是原始动物崇拜的文化沉淀。马为什么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呢？这与西域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定方式是分不开的。马在游牧或半农牧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是牧民的第二生命。马在西域各民族的文化观念中，具有比较固定的含义。一般马的意象描写都是为歌咏情人或意中人服务，对于各种各样的马以及马的各种动态的赞颂，都是歌者为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而出现的。比如，塔塔尔情歌：瞎子渴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骑士渴望有匹奔驰的骏马/心上的人儿/你是我明亮的眼睛/你是我的骏马。可见，歌手对骏马意象的选择，真切地渲染和表现了热烈的爱情生活。

综上所述，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注重意象的特征，以及意象的选择性特征，分别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象征性以及情感性特征暗合与重叠，这也充分说明了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是与原始思维暗合与重叠的。

参考文献：

审美思维论文篇2

美学是研究美的本质、标准、规律的科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美学学科，但却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精粹，对于丰富中国现代美学，促进现代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和之美

    所谓“中和”，是指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不偏不倚、执中适度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易传》中有关“中和”的论述不下三十处，其中凡带“中”的卦艾都是吉卦、吉艾。“凡吉占都是因为能‘正中’、‘得中’、‘中正’、‘黄中通理’等”。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中和”、“执中”、“尚中”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这种“执中”、“尚中”的中和思维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发展，并逐步演化成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除了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外，中和思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和思维的理论基础。“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方面采取“适度”原则，反对“过”与“不及”。从哲学视角看，中和思维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表现。辩证法认为，事物质和量的统一就是度，事物的变化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度两端的关节点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因此，凡事必须掌握“适度”的原则。中和思维正是对“度”的正确把握。从伦理学的视角看，“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庸之德”的观点。《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在孔子的影响下，荀子一也主张根据“中庸之道”来修身养性，培养中和思维。

    从美学的视角看，“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审美标准。《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主张执两用中，注重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在做人方面，孔子认为“中和”是君子应有的美德，“文质彬彬，然后君子”。lzl在艺术创作方面，孔子评价《关唯》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现了“中和之美”。《乐记》把“中和”作为音乐的审美标准，认为“中和”是音乐的本质，以“中和”为美;“乐者，天地之中和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和之美”成了中国历代艺术家推崇的审美标准。与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相比，西方古代也有讲“中和之美”的学者，只不过时间稍晚于中国。德漠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也谈及过“中和”问题，但未能展开。在古希腊，对“中和”或“中庸”研究最深刻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明确指出:“过度与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他还说:“人们对于优秀成果的评论，习惯说增一分则过长，减一分则过短。这就是说过度与不及都是对优秀的破坏，只有中道才能保持它”。川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之美”与中国传统的“中和之美”十分相似，反映了人类审美思维方式的共性。但西方的中道思维未能传承下去，后来被西方近代的“对立思维”所取代。而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却一直延传到今天。因此，可以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显著特色。

二、协调之美

    所谓“协调”是指事物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各种相关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协调或和谐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这就是说，物以和为常，协调和谐是万物共存的一种稳定秩序，认识了“和”，也就认识了事物的规律，认识了规律(常)，人就变聪明了。《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荣亡”;“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善以成”。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循和谐协调的客观规律而运行。协调思维也叫“和谐意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1993年第三届“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国际研讨会纪要指出:“源远流长的和谐意识是中国社会自秦以来高度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岱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

    “协调即美”、“和谐即美”，是中西传统美学的共同观点。中国传统美学历来主张“和谐即美”。儒家强调“人和”即社会美，道家强调“天和”即自然美，佛家强调“心和”即心灵美。而各家各派都主张“乐和”即艺术美。中国传统美学建立了自己的艺术审美标准:“和谐即美”、“协调即美”。和谐、协调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共同特征，就像一幅图画的美就在于它的色彩、构图等方面的协调与和谐;一首歌曲的美就在于它的音调、音色、旋律、节奏等方面的协调与和谐。协调、和谐是各种不同要素的最佳组合，是各种事物的最佳状态。“和谐即美”、“协调即美”不是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观点，西方传统美学也有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传统美学里，“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和谐都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的美学范畴。在毕达戈拉斯看来，“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他认为，因为圆形是最协调和谐的，所以是最美的。他还从“数”的角度探讨了形式美，认为数量的比例协调是美的典型表现方式;他还认为“数”的比例最协调的是“黄金分割律”。赫拉克利特指出:一切美都是从对立面的和谐协调中产生的，柏拉图强调:“音乐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亚里士多德也有由对立面的协调统一形成“和谐之美”的思想。他说:“自然界喜欢矛盾，并且从矛盾中而不是从相似中逐步形成了和谐。……显然，艺术在这一点上模仿了自然”。可见，无论中国传统美学，还是西方传统美学，都赞成“和谐即美”、“协调即美”的观点。但仔细分析，中西传统美学还存在下列差别:其一，中国传统美学重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协调，而西方传统美学只重视形式的和谐、协调;其二，中国传统美学主要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论述“和谐之美”、“协调之美”，而西方传统美学则主要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阐述“和谐之美”、“协调之美”。

三、和善之美

    所谓“和善”是指和谐的形式与仁善的内容的有机统一。所谓“和善思维”，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把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联系起来思考的思维方式。“和善思维”是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色。

    何为善?善即仁。《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又说:“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就是说，只有君子才有仁善之德，小人不可能有仁善之德。什么是仁?《辞海》解释:仁是古代儒家的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说文解字》称:“仁，亲也;从人、二”。《礼记·中庸》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互亲爱，即“仁  者爱人”。孔子所讲的“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梯等道德内容。概言之，“仁”即“善”。中国儒家美学把道德观与审美观结合起来，认为“仁”是美的内容，“和”是美的形式。“和善之美”是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善即仁，是内在美，和即协调，是外在美。《论语》说:“尽美矣，又尽善矣”。尽善尽美，至善至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境界。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和善”观，具有世界性意义。日本学者今道有信高度评价了孔子的和善审美观。他说:“孔子最卓越的学说之一，是其艺术论。他劝导人们以典礼音乐为基础，将日常的起居举止都予以美化，这种礼的思想，是世界的艺术与道德理论中最有兴趣的学说之一”。西方传统美学大多从形式方面来论述美，但也有少数学者从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统一来论述美。柏拉图热忱地追求美的表现与善的心灵的一致，很有点像孔子赞扬“尽善尽美”，欣赏“和善之美”。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写道:“艺术、工艺的美，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最美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和谐一致，融为一个整体”。可见，柏拉图的审美观与孔子的审美观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和善思维”是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把和善思维运用于艺术设计，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它要求我们在艺术设计中，力求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使作品起到审美与教化的双重功能。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只讲道德内容，不讲艺术形式的“形式虚无主义”;二是只讲艺术形式，不讲道德内容的“形式主义”。

四、和合之美

    “和合”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程思远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重视和谐与统一的审美方式界定为“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西方传统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强调天人对立;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主客统一，强调天人合一。从审美思维方式考察，西方传统审美思维倾向于局部性、分析性、思辨性、对立性;而中国传统审美思维则倾向于整体性、综合性、辩证性、和谐性。

    “和合”审美思维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无论是儒家、道家，都强调整体观点。所谓“整体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与物也是一个整体。整体是由许多部分、要素、方面构成的有机系统，要想了解各个方面、部分或要素，必须了解整体。《周易大传》强调:“观其会通”。也就是说，观察事物的整体联系，就会通晓事理。惠施宜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他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中国传统医学的整体观点最显著，认为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存在于天地之间，与天地息息相通;人的身体也是一个整体，身体与各个器官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汉代以后的儒家崇尚“天人合一”，其主要意义是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于自然，又作用于自然。和合审美思维的整体性观点与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观点是十分相似的。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整体功能往往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可见，掌握和合审美思维对于理解现代系统科学是有帮助的。

审美思维论文篇3

文艺鉴赏是文艺欣赏的深化。文艺评论是评论家的鉴赏，并付诸传播，引导阅读。当下的“品”、“评”，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值得关注。

一、品评者的审美经验首先源于文本

越来越多的文艺鉴赏和评论由“虚”而“虚”，天马行空，脱离文本。这种审美“经验”，缺乏源头，不接地气，玄之又玄，诚不可取。

“审美经验”作为当代美学研究的基础命题，是一个缺乏严格内涵限定、有着宽泛外延的概念范畴，包容度很大，极具弹性。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审美经验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能指符号。事实上，作为人类总体经验中一种更富于人文精神意义的经验领域，审美经验具有基本的内在逻辑和独特的规定性，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经验形态。

审美经验是不断丰富和衍化的，是与美的艺术、美的自然、美的生活紧密相连的独特经验，代表了所有经验类型中最具灵气的呈现方式。

审美经验既是审美对象结构和实践结构内化的产物，又是主体内省和概括的结果，不但具有个人感悟性，而且具有社会共通性。

当前，关于审美经验的研究氛围和语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和拓展，外来的理论言说为其基础。但说到底，它最后仍将汇聚到文艺创作和欣赏活动中，因为审美经验的生动体现，归根究底仍在文艺创作和鉴赏领域。将审美经验研究与文艺的“创”、“读”实践重新紧密联系起来，并不意味着重回窠臼、固守旧营，也不是摒弃审美经验与社会新潮、文化市场接轨。

联系“创”、“读”的，只有文本。审美经验总是体现在文艺作品的文本中，它让创作者的审美体验获得坚固的依托和外壳，亦让文艺鉴赏与评论产生鲜活而持久的影响力。

在文艺评论中，要注重与审美对象的默契神交，这是点亮文艺评论家心灵的灯盏，它唤醒沉睡的自我意识，使原创者的内在潜能再次得到自由的伸展与迸发，进而得以凝聚、生发，转化为读者和评论家孕育、分娩的新的艺术形象。文艺鉴赏作为一种二度创作，没有接受者的足够体验介入和能动参与，是不可能还原文本蕴涵的意义并获得创造性审美愉悦的。审美经验的发生只在体验中发生，审美体验促成了读者理解视域和文本既有视域的彼此融合，成为文本阅读和接受的最根本、最核心的主导性体验。心仪文本，体验文本，使文艺评论审美形象化，方能发挥文艺的潜移默化作用，使评论的文字起到净化灵魂和引导艺术实践的作用。

总之，对文本的审美体验，不仅成为文艺批评的基础，为文艺批评提供独特的评价体系标准与研究视角，而且成为文艺鉴赏审美形象化的对象范畴。

二、理性品格美与激情美的双向统一

好的文艺作品皆缘情而作，写山则情满于山，状海则情溢于海。当今一些文艺评论过于炫耀“理性”，作品中的“情”一经某些评论家“蒸馏”，顿时淘汰出局，呈示的是那些干巴巴的冷漠的“理论”，这应当引起关注。

文艺理论研究，首先运用的当然是理性思维，理性思维包容量较大。

以往，我们惯于将思维方式分为三种，即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和抽象思维。有人将形象思维称作直观思维，⒊橄笏嘉称作逻辑思维；还有人将灵感思维称为“爆发式思维”。以上三种思维方式，由古至今，实际上均在不断交叉与渗透，形成了“交互思维”。于是，有人将思维方式归为两大块，即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并相互结合。

文艺评论著述应是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结合，个中存在着“灵感思维”（感情爆发式思维）。高明的评论者，往往将两种单向思维灵动地加以贯通与融合，实现双向思维的统一。

这一类文艺评论著述，充盈了丰富的哲理性，一些论段有时就是哲理名言，激发读者去思考人生、世界与社会，进而启迪人们的审美理性思维。认真观照这类文艺评论著述，你会发觉其中有着相当高的哲理品位，理性思维之光烛照了人类的内宇宙，外化出至情至性的内涵。

这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将纯净的哲理性上升到美学的巅峰，创造出“丰实空灵，像一座灿烂的星天”[1]的哲理品格之美，如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等。

何谓哲理品格美？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将哲理品格与审美品格上升到总体文化平台，经过有机结合，焕发出充实而富于光辉的大美。

引导读者进入全新的审美文化境界，从哲理品格美的视角研究文艺，必将给文艺鉴赏与评论带来新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诗人需要激情，文艺理论研究亦然。一部纯理论文艺学专著，若高明地融入作者个人的情感，就如同诗歌一般，形成感性化、情绪化的文学性语言表述。读者往往被其中的诗化语言所感染，为优美流畅的哲理语言所打动，并深深折服。这种上升到美学高度的激情，就是激情美。

理性与激情本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两者似乎相互排斥。然而，若将两者相生相得，让理性与激情融合而天成，不仅是将理性与激情从一般视角沟通，更是充分调动著者的美学积淀和审美文化观念，即可生成哲理品格美与激情美双向统一的文艺评论精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评论家应适当“下水”，从事一些文艺创作活动，涉足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乃至传统诗词。有了比较丰富的文艺创作体验，其论著就自然而然地含蕴文艺创作的激情美，再加上本来就具备的专业理论视角，其激情美与哲理美的融合升华就显得相当自然。

三、文艺品评中的“模糊美学”

文艺作品需要“意会”。意会，往往是“模糊”的。曹雪芹著《红楼梦》，采取“烟云模糊”法，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至今人们仍在“意会”。所以真正美好的文艺鉴赏和评论，从不纠缠和拘泥“本事”，不在“对号入座”中讨生活。

文艺作品的内涵，是纷纭复杂的。欣赏者的“观察点”更是“山形步步移”。于是形成了文艺作品的“多义性”。这种多义性，常常“乱花渐欲迷人眼”，产生一种“醉眼中的朦胧”。故文艺鉴赏和评论，不应当只求“点”上的“精确”，而应当跳出“此山”，从总体上体察和把握“山”之气势与神韵，求得“面”上的通达。这样做有利于把握审美对象本来就有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近似值和精确值、偶然性和必然性、稳定性和变化性、固定性和随机性，从而获得一个总体的、复合的印象（《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期《论红楼梦模糊体验》）。譬如面对“烟云模糊”的《红楼梦》，我们不必细较大观园究竟在哪里，书中是不是暗示了清廷的宫闱秘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不求甚解”的“解”，一种面对艺术“星空”所感悟到的“今夜星光灿烂”。这种奇妙的“模糊体验”，可以加深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理解，有助于获得更自然、更精确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判断。

当今的文艺作品，有趋于“纪实”、“写真”的倾向，有的带有“自传”因素，鉴赏和评论者的审美视线不应当“月亮走，我也走”，囿于人物和事物的原型，只登“东山”而不登“泰山”。恰恰相反，必须更上一层楼，雄视四野、感受氛围，引导人们把握全境的充实、阔大与鸿蒙。这就要求在认真考核各种具体因素的前提下，再搞一番“模糊识别”，以求得由局部而整体的审美感受的升华。这是治疗文艺鉴赏和评论中“小家子气”和“瞎子摸象”的一种良方。

当今的文艺作品，多有人物“意识流”的展示，往往如“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面对这一种迷离恍惚，评论者的审美判断不能舍本求末，抓住次要的，忽略主要的，而应当留意构成情感“流水”的诸多活蹦乱跳的“浪花”，看它们是怎样彼此呼应、碰撞与交融的，只有敏锐地把握这一种“模糊美”的集合，才能真正评说作品的主旨和神韵，从而使审美评论扬帆击水，渐臻“江入大荒流”的审美佳境。

在文艺鉴赏和评论中运用“模糊美学”，是为了追摄文艺作品中人物情感与生活画面的“模糊集合体”。要从识别大体轮廓、产生模糊感受起步，引导读者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走出“隔雾观花”的朦胧，在“亦此亦彼”的模糊感受中顺乎自然地把握“非此即彼”的明晰性形态，从而诗意地鸟瞰文艺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获得豁然开朗的顿悟，接受艺术星光的启蒙。

四、从传统审美鉴赏经验走向审美创造

在“现代”、“后现代”的全球背景下，当今文艺鉴赏与评论的“路子”有时比较“野”，令人目眩。其实，真正的审美创造总是由本民族的传统审美鉴赏经验起步的。

审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历史的产物，它所构成的审美经验首先来自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由这种审美经验升华而成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更直接地与特定地域和民族的社会生活、社会价值取向相联系。因此，渗透着这种审美价值意识的审美心理经验，必然随着各民族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带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的情调与色彩。所以，文艺鉴赏和评论的审美创造，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

审视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文艺鉴赏与评论具有“情”、“境”和谐的优良传统。当具有审美性质的“境”符合主体之“意”，并进行灵动的审美观照时，景中含情、情中见景的完整的、充满意蕴的感性世界便油然而生，这是一种融合了屈骚、唐音、宋韵的令人心驰神往的“意境”。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美”是“客观”的。其实，不同时代、民族的人们对美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文艺鉴赏和评论的审美创造，应得今人的“人气”。

当今神州，人们的审美活动在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捕捉美的意象。这个意象世界不是一种物理实在，也不是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一个鲜活的潮涨潮落、云起云飞、追逐“弄潮儿”、问谁主沉浮的感性世界。

传统的“意境”，必将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受到外在的影响，但首先受制于当今人们的生活欲望和情感节奏，而且千差万别。文艺鉴赏和评论的创新，应当于“多”中求“一”，而不是以“一”约“多”。不同的欣赏者由于个体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的差异，即使面对同一个“象”，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之意”。

应当在社会历史性的高度，将当今中国的个体差异性放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高度加以考察，在新的“意境”中阐释“美”。

传统审美经验的“”，必须因发展变化而变化。昔日的“意境”和谐，因其烙上了当时年代的印记，已经烟云模糊。当今的民族生活习惯、思想文化传播、心理及感情等，正在新的境遇中产生“振荡相转”的新的和谐，文艺鉴赏与评论应当摄取和阐释这种“和谐”，柳暗花明又一村。

“意境注重的是表现性”[2]，这不仅肯定了审美活动中“情景交融”的重要性，而且强调了审美关注的当下性。将主体的审美情感放到现实社会环境下加以考察，才能真正说明美是属于历史性范畴的，是历史进步的产物，从来就没有静止的美。今日的中国文艺创作实践，正在挥霍经济潮汐中人们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我们的文艺鉴赏和评论应当休戚与共，歌哭同声，从理论的高度评说并引领这种别开生面的美。何谓“创造”？这就是创造。

这种“创造”的实质，是将现实中的审美对象，经由审美主体的活生生的观照，生成万紫千红，而不是主观先行、请生活之美屈尊就范。否则既失去“传统”又失去“当下”，既失去“民族”又失去“世界”。

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富于审美鉴赏经验的文艺评论家，既珍惜传统审美鉴赏经验的“天然印记”，又在高丘号角的鼓舞下，从传统起步，固本开新，走向更高层次审美创造。他们的著述，呈现出一种新的理论格局，美学包容度较大，汲取了古今中外一切可以“拿来”的审美鉴赏经验，出神入化地M行审美创造，正视“新潮”，又引领“新潮”，采菊东篱，又突破O篱，显示了蒸腾的文艺评论活力。

审美思维论文篇4

美学是研究美的本质、标准、规律的科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美学学科，但却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精粹，对于丰富中国现代美学，促进现代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和之美

所谓“中和”，是指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不偏不倚、执中适度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易传》中有关“中和”的论述不下三十处，其中凡带“中”的卦艾都是吉卦、吉艾。“凡吉占都是因为能‘正中’、‘得中’、‘中正’、‘黄中通理’等”。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中和”、“执中”、“尚中”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这种“执中”、“尚中”的中和思维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发展，并逐步演化成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除了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外，中和思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和思维的理论基础。“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方面采取“适度”原则，反对“过”与“不及”。从哲学视角看，中和思维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表现。辩证法认为，事物质和量的统一就是度，事物的变化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度两端的关节点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因此，凡事必须掌握“适度”的原则。中和思维正是对“度”的正确把握。从伦理学的视角看，“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庸之德”的观点。《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在孔子的影响下，荀子一也主张根据“中庸之道”来修身养性，培养中和思维。

从美学的视角看，“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审美标准。《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主张执两用中，注重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在做人方面，孔子认为“中和”是君子应有的美德，“文质彬彬，然后君子”。Lzl在艺术创作方面，孔子评价《关唯》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现了“中和之美”。《乐记》把“中和”作为音乐的审美标准，认为“中和”是音乐的本质，以“中和”为美；“乐者，天地之中和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和之美”成了中国历代艺术家推崇的审美标准。与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相比，西方古代也有讲“中和之美”的学者，只不过时间稍晚于中国。德漠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也谈及过“中和”问题，但未能展开。在古希腊，对“中和”或“中庸”研究最深刻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明确指出：“过度与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他还说：“人们对于优秀成果的评论，习惯说增一分则过长，减一分则过短。这就是说过度与不及都是对优秀的破坏，只有中道才能保持它”。川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之美”与中国传统的“中和之美”十分相似，反映了人类审美思维方式的共性。但西方的中道思维未能传承下去，后来被西方近代的“对立思维”所取代。而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却一直延传到今天。因此，可以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显著特色。

二、协调之美

所谓“协调”是指事物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各种相关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协调或和谐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这就是说，物以和为常，协调和谐是万物共存的一种稳定秩序，认识了“和”，也就认识了事物的规律，认识了规律(常)，人就变聪明了。《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荣亡”；“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善以成”。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循和谐协调的客观规律而运行。协调思维也叫“和谐意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1993年第三届“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国际研讨会纪要指出：“源远流长的和谐意识是中国社会自秦以来高度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岱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

“协调即美”、“和谐即美”，是中西传统美学的共同观点。中国传统美学历来主张“和谐即美”。儒家强调“人和”即社会美，道家强调“天和”即自然美，佛家强调“心和”即心灵美。而各家各派都主张“乐和”即艺术美。中国传统美学建立了自己的艺术审美标准：“和谐即美”、“协调即美”。和谐、协调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共同特征，就像一幅图画的美就在于它的色彩、构图等方面的协调与和谐；一首歌曲的美就在于它的音调、音色、旋律、节奏等方面的协调与和谐。协调、和谐是各种不同要素的最佳组合，是各种事物的最佳状态。“和谐即美”、“协调即美”不是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观点，西方传统美学也有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传统美学里，“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和谐都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的美学范畴。在毕达戈拉斯看来，“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他认为，因为圆形是最协调和谐的，所以是最美的。他还从“数”的角度探讨了形式美，认为数量的比例协调是美的典型表现方式；他还认为“数”的比例最协调的是“黄金分割律”。赫拉克利特指出：一切美都是从对立面的和谐协调中产生的，柏拉图强调：“音乐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亚里士多德也有由对立面的协调统一形成“和谐之美”的思想。他说：“自然界喜欢矛盾，并且从矛盾中而不是从相似中逐步形成了和谐。……显然，艺术在这一点上模仿了自然”。可见，无论中国传统美学，还是西方传统美学，都赞成“和谐即美”、“协调即美”的观点。但仔细分析，中西传统美学还存在下列差别：其一，中国传统美学重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协调，而西方传统美学只重视形式的和谐、协调；其二，中国传统美学主要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论述“和谐之美”、“协调之美”，而西方传统美学则主要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阐述“和谐之美”、“协调之美”。

三、和善之美

所谓“和善”是指和谐的形式与仁善的内容的有机统一。所谓“和善思维”，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把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联系起来思考的思维方式。“和善思维”是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色。

何为善?善即仁。《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又说：“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就是说，只有君子才有仁善之德，小人不可能有仁善之德。什么是仁?《辞海》解释：仁是古代儒家的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说文解字》称：“仁，亲也；从人、二”。《礼记·中庸》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互亲爱，即“仁者爱人”。孔子所讲的“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梯等道德内容。概言之，“仁”即“善”。中国儒家美学把道德观与审美观结合起来，认为“仁”是美的内容，“和”是美的形式。“和善之美”是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善即仁，是内在美，和即协调，是外在美。《论语》说：“尽美矣，又尽善矣”。尽善尽美，至善至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境界。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和善”观，具有世界性意义。日本学者今道有信高度评价了孔子的和善审美观。他说：“孔子最卓越的学说之一，是其艺术论。他劝导人们以典礼音乐为基础，将日常的起居举止都予以美化，这种礼的思想，是世界的艺术与道德理论中最有兴趣的学说之一”。西方传统美学大多从形式方面来论述美，但也有少数学者从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统一来论述美。柏拉图热忱地追求美的表现与善的心灵的一致，很有点像孔子赞扬“尽善尽美”，欣赏“和善之美”。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写道：“艺术、工艺的美，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最美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和谐一致，融为一个整体”。可见，柏拉图的审美观与孔子的审美观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和善思维”是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把和善思维运用于艺术设计，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它要求我们在艺术设计中，力求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使作品起到审美与教化的双重功能。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只讲道德内容，不讲艺术形式的“形式虚无主义”；二是只讲艺术形式，不讲道德内容的“形式主义”。

四、和合之美

“和合”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程思远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重视和谐与统一的审美方式界定为“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西方传统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强调天人对立；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主客统一，强调天人合一。从审美思维方式考察，西方传统审美思维倾向于局部性、分析性、思辨性、对立性；而中国传统审美思维则倾向于整体性、综合性、辩证性、和谐性。

“和合”审美思维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无论是儒家、道家，都强调整体观点。所谓“整体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与物也是一个整体。整体是由许多部分、要素、方面构成的有机系统，要想了解各个方面、部分或要素，必须了解整体。《周易大传》强调：“观其会通”。也就是说，观察事物的整体联系，就会通晓事理。惠施宜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他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中国传统医学的整体观点最显著，认为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存在于天地之间，与天地息息相通；人的身体也是一个整体，身体与各个器官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汉代以后的儒家崇尚“天人合一”，其主要意义是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于自然，又作用于自然。和合审美思维的整体性观点与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观点是十分相似的。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整体功能往往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可见，掌握和合审美思维对于理解现代系统科学是有帮助的。

审美思维论文篇5

[作者简介]师会敏（1980- ），女，河南安阳人，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重庆 401331）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5-0160-02

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艺学课程主要是一个专业性和学理性、基础性和前沿性、理论性和现实性并存的课程体系，肩负着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陶冶学生人文情怀的功能。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文学概论、美学概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为必修课，马列文论、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为选修课的多向度、开放式的课程结构。文艺学具有典型的学科间性特征，与美学、哲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素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目前，我国高校文艺学课程的教学却存在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方法单一、缺乏通识教育意识等缺陷。因此，以审美教育为出发点，从理论教学与审美实践相结合、专业教育与审美教育相结合、基础性与前沿性相结合等方面重新审视文艺学课程教学，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理论素质和审美能力，更有利于素质教育目标的实现。

一、理论教学与审美实践相结合

与文学史课程相比，文艺学课程最大的特点是以传授理论知识、培养理论思维为基本目标，具有强烈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思辨性。例如文学概论这门课程是以文学基本范畴和基础理论为重点，系统地讲授文学的特征、功能、创作、传播、接受和发展的规律，帮助学生确立开放、发展且具有兼容性的文学观念，体现了透过文学现象洞察文学本质与规律的哲学思维特点。该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比较全面的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注重对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习惯的培养和提高。因此，文艺学课程的教学要全面呈现理论的独特魅力，依靠理论本身的学理力量来吸引学生，尝试能够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教学模式，以培养他们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文艺学理论的建构是通过理论的反思和概括，为理解和评价文艺作品、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价值尺度。今天，我们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色文学流派都纳入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把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把纯文学和杂文学，都纳入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围，使得我们的理论体系既具有足够的覆盖力，又不会成为碎片的聚合，而能构成理论自足的体系性。这些理论的提出往往反映了理论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思考问题的路径与方法。因此，我们要利用文学理论自身的严密性和思辨性来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增强学生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和有效性，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准确性、宏观性和穿透性，提升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使得中文专业的学生在具备感性思维的基础上，也能够具有较强的理论素养。

童庆炳先生在《文学理论要略》中曾说：“文学理论要以文学史所提供的大量材料经验和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如果文学理论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文学理论所概括的文学基本原理、概念、范畴和方法，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失去存在的依据。”长期的教学实践也证明，文艺学课程必须将理论教学与审美实践紧密结合，在感性、生动、丰富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中讲授理论问题，才能改变传统理论学习枯燥、呆板的状况。将宏大叙事与文学事实有机结合，文本阅读法已被实践证明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文学阅读注重以自觉的理论意识为指导，对文本进行学理性分析，在分析中得出对于文学作品的审美评价。

换言之，文艺学课程必须做到理论与精彩的作品分析相结合，引导学生阅读原著和经典，再辅之对当下热点文化现象的讨论和解读，使理论教学具有现实意义，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既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又把学生带入一种多维的视野，获得多样的人生和艺术体验，提升当前的人文和价值观教育水平。例如在讲“意象”这个概念时，我们可以结合具有典型意象描写的诗歌文本来进行理论分析和阐释。如王维的《山居秋暝》、余光中的《乡愁》、庞德的《普罗旺斯晨歌》和松尾芭蕉的《古池塘》，通过对诗歌中的审美意象与诗人情感关系的解读，使学生从理论上明白，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是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理论学习与审美实践相结合，在传授给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能使学生获得审美享受和艺术熏陶，也是践行素质教育理念的重要方式。

二、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

审美教育是促进教育追求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是实践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而文艺学课程作为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方面，在践行大学素质教育方针方面，都充当着重要角色。因此，要想充分发挥文艺学课程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充分施展文艺学课程在高校素质教育中的才能，就必须将通识教育与文艺学课程教学结合起来，使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得益彰。

从近年来文艺学课程的发展状况来看，打破学科界限，重视通识教育已成为必然趋势。在欧美国家的大学文艺学课堂上，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最贴近社会生活的批评潮流。它关注社会问题，相对减少纯粹的理论阐释，紧密联系当下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在充分发挥文学理论阐释有效性的同时，又能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健康、高雅的审美价值取向，使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的人，实现对物欲的超越，走向审美化生存。国外文艺学课堂在宏观和微观上的变化，对于我国当前文学理论课程的内容和方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从总体来看，我国现有文学理论的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过于突出专业性和理论性，过于重视体系化和本质化，忽视了跨学科性和应用性。难以适应文学类人才培养的需要，甚至不能阐释当下文学的发展，失去了原有的批评功能。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均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构成真理，这与我国大学目前极力追求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形成了内在冲突，也致使其中的文学教育越来越趋向于工具性，尤其是在文艺学学科的教学中，改进这一情形不是仅在学科内部做技术性调整，而是在理念方面凸显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性，处理好思想与知识的悖论，立足于文学教育，尝试某些可把学生带入问题、思维训练和审美实践的教学模式。换言之，要改变目前高校文艺学课程教学的现状，就要在专业教育中凸显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性，并将这一特性贯穿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教学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就文艺学课程而言，将理论学习和文本阅读相结合，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紧扣一个个经典或优秀批评文本，借助理论的阐释功能，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雅的审美境界来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使学生获得一种多样的人生和艺术体验，进而提升他们的审美品格。

同时，将专业性和跨学科性结合起来也是实现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例如可以在专业领域增加其他知识模块，促进专业内容的延伸和多向渗透。使得学生通过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既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结构，又具有对实际的文学作品的解析能力。广泛的人文生存空间、知识空间和话语空间，使文学理论获得更多支撑，具有更强的实用性和阐释性，向宏观的文化研究拓展，使文艺学课程跨越文学专业的限制，大胆地向其他学科拓展。去纯文学的性而还原文学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杂文学观的浑浊性而推进了文学文化学的严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长处中，深入地开发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创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理体系，包括它的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文学理论要借鉴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知识方法，拓展文学理论的空间。

三、多种教学方法相互结合

文艺学的课堂教学不能再延续传统的教师单方面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教学模式，而要以学生为主体，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展开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传统的教学方法也必须改革。心理学认为，智慧不同于智力，也不同于智能，智慧除了包括智力与智能外，还包含一种健全的生活态度，健康的信仰、丰富的情感体验、深刻的思想和观念。在文艺学课堂上，要培养学生健康的生活态度、博大的人文情怀，赋予学生以诗性智慧，仅仅由教师向学生单方面地灌输文艺学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遵循智慧的生成规则，在课堂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相互结合，让对话渗透于一切教学要素的相互关系中。

1.对话式教学。对话式教学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有利于改变单一的理论灌输局面，实现从传统的教学模式向现代开放式、启发式教学模式的转变，增强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师生之间的对话并不是为了得出固定不变的文艺学知识，而在于通过交流，沟通师生之间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经验，获得审美洞见。例如在讲授文学的起源时，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康德的天才说、黑格尔的理念显现说以及中国的诗言志说等放在同一话语平台上，通过提示等手段，引导学生发现这些学说之间的差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化知识为技能，使学生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提高自身的理论阐释能力。我们还可以尝试运用讨论、交谈、体验等手段，沟通师生各自的审美感受，丰富各自的审美经验，获得人文生存智慧。

2.助讲式教学。针对一些简单易懂的问题，助讲式教学主要通过学生讲解、其他学生补充、教师归纳总结三个步骤完成，实现教学相长。例如讲授“文学体裁”问题时，学生在之前的基础写作课中已经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的特征有了初步的把握，因此就没必要再详细讲解。这种情况下可以将教学内容安排给学生，采取分组的形式，每组推荐一位同学上台讲课，其他组的同学进行评析，教师总结归纳。这种方式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知识的热情，还可以让学生在自由愉快、轻松自然的状态下进行艺术欣赏和审美体验，激发学生进行审美创造的热情。此外，为了使教学效果最优化，我们还可以借助图片资料、音像资料、幻灯片、投影仪、多媒体课件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加形象性和直观感觉，既便于学生理解，又能提升教学效果；将理论知识的传授与学习趣味化，这样既能培养学生追求智慧的热情，又能培养学生健康而敏锐的审美能力，学会运用审美的态度和美学思维来分析艺术作品和日常生活中的难题。

[参考文献]

[1].大学文艺学教学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2]童庆炳.文学理论要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张宁.“知识”与“思想”的悖论――通识教育与文艺学教学改革[J].中州大学学报，2009（12）.

审美思维论文篇6

 

一、审美思维方式的冲突 

传统的审美理想在思维方式方面上,注重万物的联系和感性自觉的心理体验。这种思维方式中没有把大千世界看成是独立于人以外的纯粹客体中国传统审美理想体现一种宏观整体的审美思维方式，艺术讲求心灵的物化，又是物的情话，心物合一超以象外。老子云：“塞其兑，闭其门”就是清除心灵的尘灰，保持内心的最大虚空、静寂，直观体悟世界万物“和其光，同起尘”达到“玄同”的艺术理想。同时这种思维方式有着虚空灵动，就是传统审美中的神韵、飘逸、超拔、高逸、虚清等。所以在传统中国画中讲求“气韵生动”、 “妙在能会、神在能离”等一种格调清高的审美追求。 

现代美术与传统审美思维的冲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现代美术缺乏主体内心的自省，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即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为中心的思维倾向。两者都是以“人”为中心，但两者的审美思维方向有质的差异。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强调虚静、心灵自由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现代美术在艺术思维上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显示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力、控制力，人于自然产生一种外离对抗性。在一定的社会时代中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体现出了人类意识的觉醒有进步性。其次，现代美术思维方式中缺乏传统审美宏观整体性，现代美术多用类似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肢解、分割使主体思维独立单一。 

二、审美价值取向的冲突 

传统审美理想的价值取向，重交感，重人生。首先“交感”就是“天人合一”的动态过程，也就是万物生命的发生过程。按《周易》的观念，整个宇宙是阴，阳两种元素交感而成的动态过程。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宋明理学家主张的天人相通都是在审美取向上重交感。再次“重人生”源于“交感”的基础。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 就是把人看作万物之灵，天地之德，天地之心。即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内在机制的宇宙一体化，天地万物看作统一生命系统。中国古人是以这种对自然的特殊情感和内求自省的方法完成美的理想追求。传统中国画家在对大自然领悟人生，借物寓意，予以挥毫把无情之物变成有情之物。现在我们还能从他们画的顽石中感受到“雪尽身还瘦，云生势不孤”的气概；从山林中感受“春山澹治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情态。 

现代美术中这种“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审美价值取向很少了。现代美术审美取向倾向于个人自我价值、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分离，强调主体对社会对人生的悲观消极或厌恶不满发泄的态度。现代美术价值取向其实是自身内部激化出前所未有的话语形式，突显当代审美文化所面临的困惑。 

三、艺术表现形式的冲突 

传统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只在笔墨之间唱吟画家心声，简单而单纯的黑白水墨却孕育着中国文化之精华。 

第一、以水墨为上。故有墨从笔出，笔以墨显，笔取其气，墨取其韵。中国古人将自己实践经验和精神追求集中于此，其作品中的造型符号融哲理、艺术、人生一体，体现儒道佛三家哲理。第二、重意忘形。“画之当意写，不在形似耳”【《元·汤垕》画鉴画论】，纵观中国美术史，除徐渭、八大、石涛等大写意画家不论，即便是工笔画：山水、人物、花鸟也不是单纯的模拟，刻意酷似，而是“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林泉高致·山水训》】。 

中国传统绘画重物象的内在体态、气韵、生命神采。西方绘画则重写实性，艺术形式追求逼真，强调对事物科学精确的刻画。印象派的出现是现代艺术的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印象派否定了西方传统的单一的艺术表现形式，放弃了原有严谨的造型能力。美术开始分门别派，艺术表现形式也愈加丰富。“现代派艺术之父”塞尚，他不再重客观事物的模仿而注入永恒的形体结构；还有梵高，他用明亮灼热的色彩、奔放颤动的曲线传达激动炽热的心身。从印象派到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这些现代主义美术丰富了原有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人以全新的艺术震撼，为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西方的文化艺术有着他们本身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如果一味仿照其表现形式，牵强附会、打着复兴中国艺术的旗号却是在毁灭中国艺术之灵魂和生命。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广泛，一方面使我们的艺术发展更多元化，另一方面一些现代艺术家盲目臣服于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绘画方式。伴随着的是美术价值的空洞性、虚无性，一些现代艺术与传统审美理想相去甚远。 

审美思维论文篇7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艺术在历史的岁月中沉积了千年的精华散发出特有的气质和沁人心脾的馥香。现代艺术在审美实践的意义上，不仅在自身内部激化出前所未有的话语形式，而当代艺术对传统审美理想的颠覆冲突愈明显。下面笔者试从三方面论述中国传统审美与现代美术的冲突

一、审美思维方式的冲突

传统的审美理想在思维方式方面上，注重万物的联系和感性自觉的心理体验。这种思维方式中没有把大千世界看成是独立于人以外的纯粹客体中国传统审美理想体现一种宏观整体的审美思维方式，艺术讲求心灵的物化，又是物的情话，心物合一超以象外。老子云：“塞其兑，闭其门”就是清除心灵的尘灰，保持内心的最大虚空、静寂，直观体悟世界万物“和其光，同起尘”达到“玄同”的艺术理想。同时这种思维方式有着虚空灵动，就是传统审美中的神韵、飘逸、超拔、高逸、虚清等。所以在传统中国画中讲求“气韵生动”、 “妙在能会、神在能离”等一种格调清高的审美追求。

现代美术与传统审美思维的冲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现代美术缺乏主体内心的自省，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即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为中心的思维倾向。两者都是以“人”为中心，但两者的审美思维方向有质的差异。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强调虚静、心灵自由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现代美术在艺术思维上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显示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力、控制力，人于自然产生一种外离对抗性。在一定的社会时代中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体现出了人类意识的觉醒有进步性。其次，现代美术思维方式中缺乏传统审美宏观整体性，现代美术多用类似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肢解、分割使主体思维独立单一。

二、审美价值取向的冲突

传统审美理想的价值取向，重交感，重人生。首先“交感”就是“天人合一”的动态过程，也就是万物生命的发生过程。按《周易》的观念，整个宇宙是阴，阳两种元素交感而成的动态过程。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宋明理学家主张的天人相通都是在审美取向上重交感。再次“重人生”源于“交感”的基础。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 就是把人看作万物之灵，天地之德，天地之心。即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内在机制的宇宙一体化，天地万物看作统一生命系统。中国古人是以这种对自然的特殊情感和内求自省的方法完成美的理想追求。传统中国画家在对大自然领悟人生，借物寓意，予以挥毫把无情之物变成有情之物。现在我们还能从他们画的顽石中感受到“雪尽身还瘦，云生势不孤”的气概；从山林中感受“春山澹治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情态。

现代美术中这种“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审美价值取向很少了。现代美术审美取向倾向于个人自我价值、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分离，强调主体对社会对人生的悲观消极或厌恶不满发泄的态度。现代美术价值取向其实是自身内部激化出前所未有的话语形式，突显当代审美文化所面临的困惑。

三、艺术表现形式的冲突

传统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只在笔墨之间唱吟画家心声，简单而单纯的黑白水墨却孕育着中国文化之精华。

第一、以水墨为上。故有墨从笔出，笔以墨显，笔取其气，墨取其韵。中国古人将自己实践经验和精神追求集中于此，其作品中的造型符号融哲理、艺术、人生一体，体现儒道佛三家哲理。第二、重意忘形。“画之当意写，不在形似耳”【《元·汤垕》画鉴画论】，纵观中国美术史，除徐渭、八大、石涛等大写意画家不论，即便是工笔画：山水、人物、花鸟也不是单纯的模拟，刻意酷似，而是“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林泉高致·山水训》】。

中国传统绘画重物象的内在体态、气韵、生命神采。西方绘画则重写实性，艺术形式追求逼真，强调对事物科学精确的刻画。印象派的出现是现代艺术的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印象派否定了西方传统的单一的艺术表现形式，放弃了原有严谨的造型能力。美术开始分门别派，艺术表现形式也愈加丰富。“现代派艺术之父”塞尚，他不再重客观事物的模仿而注入永恒的形体结构；还有梵高，他用明亮灼热的色彩、奔放颤动的曲线传达激动炽热的心身。从印象派到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这些现代主义美术丰富了原有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人以全新的艺术震撼，为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西方的文化艺术有着他们本身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如果一味仿照其表现形式，牵强附会、打着复兴中国艺术的旗号却是在毁灭中国艺术之灵魂和生命。

审美思维论文篇8

从20世纪50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他一直十分重视对清人笪重光画筌》中的艺术审美辩证规律的阐发，虽然每个时期的认识有所区别，但始终围绕着审美关系的特性分析展开。而且他往往将传统艺术理论辩证法的感性表述，与毛泽东、列宁等人的辩证哲学观联系起来比较，用哲学的视野阐释传统艺术理论描述的审美辩证规律，从而将审美关系与哲学辩证法的内涵联系起来。

20世纪50年代初，王朝闻已经从画筌》对绘画中木和林的关系的论述中，体会到古人画论中蕴涵的、艺术创造的一般和特殊的相互转化关系的思想。他说：“一木之穿插掩映，还如一林；一林之倚让承乘，宛同一木。'画筌》)这是古人从描绘自然的创作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知识。它不只可以运用来处理局部与全体的关系，而且可以运用来解释特殊与一般的联系。它对于山水画有用，对于不是画山水的，也应该说是可贵的规律性的知识。”同时期，他又用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特殊性和普遍性相互转化的思想，来阐释中西艺术创造规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在中国艺术论中寻找辩证法思想，与用辩证法哲学阐释艺术规律的双向思维，使王朝闻自然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艺术论中形式的内在规律统一起来，形成了王朝闻关于艺术形式层面的审美辩证法思想。

20世纪50年代末，他对画筌》的阐释逐渐出现欣赏层面的审美关系的引入，在阐释中他将艺术的辩证规律与审美主体（欣赏者）的能动性联系起来。简单地说，就是掲示了以静为主的绘画动感与审美主体能动性的相互对象化关系。他指出，情朝一位美术理论家笪重光，在画筌》里这样写道：山本静，水流则动；石本顽，树活则灵。’这种说法正确解释了山水画中山与水的相互关系。可是这种相互关系的建立，静的变成动的，顽的变成灵的，要是只着眼于画面而离开欣赏者的想像活动，这样的效果就不可设想。按照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来看，笪重光的画论应当说是很科学的。依靠欣赏者在实际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印象，在欣赏作品时发挥联想作用，在想像中给它作了无形的补充，使可视的形象显得更加完整。王朝闻对笪重光‘化静为动”理论的阐发，强调了审美活动主、客体双方条件对审美活动的同等重要性，掲示了欣赏主体与艺术形式结构相互父流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王朝闻在传统画论研究中，继续发掘其中的审美主、客体相互对象化关系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中国画论分别蕴涵着艺术家、欣赏者与艺术品相互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在他看来，中国画论中的山水之情性，一方面是山水之特点，一方面也是审美主体的个性特征，是人的特点和景的特点辩证统一的结果。因此山水情性是包含了人的审美情感的情性”并非脱离人的情感的情性”。他说：‘艺术形象的所谓神，也在于掲示对象的情性’，所以前人说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情性’。但所谓神或情性，表现在作品中不仅是对象本身的特性，而且不能不染上作者的主观色彩。'王朝闻还明确指出“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的画论是合理的，其所以合理，在于它符合主体与客观对立统一的法则，在于对象的客观性和作者的主观感受在形象中得到和谐的统一。”2]王朝闻对画论“青性”的阐释，掲示了审美主、客体统一的辩证规律。

在20世纪80年代的审美谈》一书中，王朝闻还将笪重光画论对绘画事物之间矛盾的辩证关系与谢赫的气韵生动”以及列宁关于事物相互运动转化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比较，强调中国画论注重事物之间矛盾的相互联系、转换、运动性。他认为构图的运动性正是哲学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涵，反之哲学辩证法也是艺术产生美感的内在规律，因为事物之间、审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转化才产生美感。概括地说，王朝闻结合西方哲学辩证法思想的内涵，即事物之间一般和特殊的统一、相互运动转化关系，来阐发中国传统画论中的审美辩证规律，将古代画论关于审美关系的辩证性认识概括提炼，并将古代艺术理论的感性描述上升到抽象的理论高度，使古代部门艺术理论在阐发中具有一种美学的普遍适用性。

2. 王朝闻从书法论等关于创造和欣赏的艺术理论中，吸收提炼出审美辩证关系的思想，对审美关系的特殊性、辩证性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20世纪60年代后，王朝闻开始更为广泛地从中国传统文论、诗论、书法论等关于创造和欣赏的艺术理论中，吸收提炼出审美辩证关系的思想，从而对各种具体的艺术理论的共同审美规律有一种概括性的把握，并对审美关系的特殊性、辩证性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如他对中国传统小说评点的接受，在70年写作作的抡凤姐》一书中，王朝闻注意到戚评对小说紅楼梦》结构矛盾性统一的艺术魅力的分析，他自己也十分赞同此观点。他认为读者对紅楼梦》结构的称赞虽有所不同，但都可以理解为对立统一法则”。这种结构形成了紅楼梦》的审美魅力。没有矛盾就没有情节，没有矛盾也就没有结构。许多读者对紅楼梦》情节结构的艺术性，都作过着眼点各自不同的称赞。而这许多称赞，说来说去，我看都离不开对立统一法则。一切事物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的，一切矛盾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发展的。小说家结构故事，必须从时间和空间掌握和描写人物性格的矛盾发展。王朝闻对此部小说的艺术评论也十分注重阐发其中的辩证性，他认为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艺又如他对书法理论的阐发，他认为前人论书法艺术有争让向背”的观点，‘其中向’与背’和争’与让’一样，是书法结构的特点，正如婉与劲、肥与瘦、巧与拙、沉着与飘逸……不只可能是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而且可能是互相转化的。他认为这种结构因素之间辩证的关系既可体现于一个字的结构，也可体现于一幅字的章法。既可以是对一个字的审美要求，也可以是对一幅字的审美判断。‘从艺术的共性着眼，这一切不只适用于书法，也可能和其他艺术相适应。不论不同艺术的具体表现形态有什么显著的差别，都不能没有正与反、直与曲种种对立统一的构成因素。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他认为书法也是主体对生活的反映，因此其中有主体的作用，可能相对生活变形，但是‘不论它的形态多么异想天开、离奇古怪，也不能脱离最根本、最普遍的客观法则一一事物的矛盾性。”此外，他还指出‘从各个门类艺术的差别与联系着眼，戏曲、书法虽属不可混淆的两门艺术，但它们都必须同样具有音乐感。我在这里所指的音乐感，即包括节奏和旋律所形成的对立统一的结构美。

概括地讲，王朝闻对艺术的辩证法不是简单哲学化，而是注重这种辩证关系的具体化情况。因此，他的审美关系的辩证特征的分析，既具有形而上的本体论的高度，也具有个别性、具体性，理论生动而活泼。

3. 王朝闻还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论、诗论中的审美辩证法思想

他着重阐发了王国维的意境理论，以及艺术和生活辩证关系的思想，发现其中蕴涵着物我统一的审美对象化关系思想。他还将意境”理论与神与物游”、‘神会”等物我统一理论联系起来，并与马克思对象化”理论比较而论，相互阐发。可以认为，在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审美关系的研究中，王朝闻融通了中外理论，在美学具体问题研究上实现了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化。

他对王国维意境理论进行了现代阐释。他认为王国维的物我两忘的意境观既是创作角度的主、客统一，也掲示了欣赏层面的主、客统一，而这种统一也正是审美对象化关系的表现。他说‘王国维论意与境的关系，是浑然一体的：意境两忘，物我一体’；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可以认为，关于创作中的物与我关系的论证，和艺术欣赏中主观与客观关系的一致，包括以艺术欣赏为前提的艺术分析，这种关系也就是如何对象化的主观与客观的条件。”

王朝闻还将王国维的景情交融的意境理论，与传统文论的神与物游等传统理论联系起来，阐发其他指出艺术作品的境界是审美主体的情感和景物统一的结果，如强调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的王国维说过：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什么是意境’或境界'其实和中国传统画论中所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致，即所谓情景交融’，抒情与状物的对立统一。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种意与境浑’的见解，和传统文论的神与物游’一致，区别不过在于：前者可能偏重于论证创作成果，后者可能偏重于论证创作过程。”

审美思维论文篇9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诞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具有独特的美学内涵和美学价值。童心说美学思想以“童心”概念为核心，其内涵包括：人心的本然状态、思想情感表现的真诚无伪和个体自我意识的萌芽。以此为基础，童心说美学思想强调私心、真情和自由、激烈的情感力度，重视主体意识和情感内容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并把它们作为衡量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的标准，肯定了小说这种新文体在美学上的地位，在美学理论内涵和文艺实践现实两方面体现出了童心说的超越性特征。而这种超越性特征的本质以及这种本质的文化根源都是什么，它们拥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种本质特征显示出来的美学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又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全面研究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助于我们实现对童心说美学思想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的真正了解。

一 童心说：一种经验性的超越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显示出来的超越性特征，体现了它独特的美学价值。童心说从“童心”概念出发，重视个体私心、私欲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强调真情的真实展现，并以私心、主体和真情为前提，提倡在文艺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真实、激烈的情感。这在“童心”内涵的内在逻辑上构成了一条以“童心”概念为起点的不断演进的脉络，从而形成了童心说美学理论，构成了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以及晚明美学思潮的重要内容。而这种超越性，作为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一种整体性质，它的特征与文化根源将是我们在本节要进行探讨的内容。

1. 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特征：回归原初状态

从超越方式上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在个人与社会、情感与伦理的关系中，选择了以回归到原初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高度甚至畸形发展的群体和伦理因素的颠覆和超越。具体表现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强调个人价值的儿童之心去对抗代表社会权威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在情感和伦理的关系中，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封建理法的压迫。首先，李贽提倡的“童心”，在他看来是一种最初之心，也就是儿童之心：“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书》卷三《童心说》）儿童之心同成人之心对比，最大的特征就是“真”，包括思想不受沾染的纯净之“真”和自身欲望情感的天然之“真”。儿童之心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最初的本原的心理和思想状态。同被“闻见”、“道理”所异化的成人之心完全不同，它代表的是更接近于人和人心的本来面目的状态。如前所述，李贽深受道家“初心”思想的影响，《老子》中有“圣人皆孩之”的说法（《老子·四十九章》），李贽吸收并发展了这种思想，把最初之心的价值同圣人所能达到的境界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在认识方面处于原初的真实状态的儿童之心比社会伦理教育熏染下形成的成人之心更重要、更有价值。而认知上的纯净的真实只是儿童之心“真”的含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它的“私心”意味。受到庄子反对“异化”的思想影响，李贽重视儿童那种自然天性和欲望情感的价值。儿童拥有最原初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状态，其生理欲望是天然存在、可以不受道德伦理约束的，具有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一个儿童最大的自然就是“穿衣吃饭”，这就是他们的“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除此之外，再没有成人心中所谓的“人伦物理”。儿童之心的“真”的这一层含义使童心说尊重人的天性自然和欲望情感的合理性，而反对伦理矫饰。针对当时集体审美意识中极端强化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社会、群体一极，以“闻见道理”沾染最初之心，以社会的伦理教化约束个人的情感欲望的状况，李贽找到了“童心”概念，把它作为整个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起点，以儿童之心那种最初的、本原性的“真”，去对抗强大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突出了个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主体性价值。其次，李贽的提倡的“童心”，强调“真情”的含义，重视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处理情感与伦理的关系时，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伦理礼法对审美情感的压制。“真情”是童心说核心概念“童心”的另一个重要内涵，也是在“真心”基础上分化和发展而来的。李贽重视情感真实的审美价值，认为：“盖声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认为文艺创作的动力来源是表现天性自然的情感，而不是可以凭借伦理礼法“牵合矫强而致”的，所以应该“以自然之为美”(《焚书》卷三《读律肤说》)。传统美学注重伦理礼法影响在人心中形成了后天的理智状态，而李贽重视的却是原初状态的先天感性情感的价值。针对当时文艺创作和审美实践中以伦理原则压制人的感性情感的极端状态，他试图以强调恢复人“真情”这种原初的感性情感来突破当时以理学为思想基础的伦理礼法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感性情感反抗童心说对于前代和当时的美学思想的超越，二者都是以回归原初状态来实现超越的，这就是童心说美学思想选择的超越方式。李贽重视的儿童之心和感情情感，不只是完全意义上的复归，他也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时代特征，即近代性质的思想因素，这些因素就具体表现在童心说超越性的近代色彩中。然而，就其超越方式的整体性质来和思维方式来说，仍然属于一种回归原初状态的超越方式。

2． 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特征的本质：经验性超越

童心说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情感反抗伦理的压迫，这种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是李贽立足于现实生活经验，注重个人的心理过程和情感体验的结果。李贽的“童心”概念的内涵受到了儒家（心学）、道家和禅宗思想以及前代文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然而，这一概念毕竟是李贽以自身的思想架构为基础，并由他第一次提出的，明代中叶以后独特的社会现实背景赋予了李贽关注现实和世俗生活的特点。李贽的思想具有异端色彩，一方面与他狂傲孤高的个性和圣人情结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市民阶层发展带来的世俗生活、肯定现实生活的感性价值的结果。如前所述，李贽一生思想丰富博杂，晚年甚至剃发，生活在佛寺之中，然而其本人却一直以儒者自居，秉承着儒家关注现实的人生态度。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他也敢于跳出传统礼法的限制，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也使得他有可能从现实的感性生活之中吸收新的营养，建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童心说》中对于文体演变的看法就体现了他关注现实发展，注重新的文艺现象的思想态度。“童心”概念的现实基础是晚明社会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新的时代力量出现的市民阶层的感性生活。对于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人的天性情感欲望的合理性的认同，是李贽推崇“童心”，把“童心”作为其美学理论起点的前提。重视和关注现实生活感性特征，决定了“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感性直观的观照方式之上的，无论是儿童之心还是感性情感，都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性层面，对于它们独特价值的发现，是通过直观感悟的方式实现的。直观感悟不同于理性判断，它不经过逻辑的分析、推理，而是凭借对现实经验的直观把握和概括总结来获得对客观事物特征和规律的认识，这种认识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加以判别、证伪，而要在实践应用中体现它的合理价值。直观感悟的关照方式的结果就是在最终得到经验论性质的结论。童心说美学思想采用的回归原点的感悟直观式超越方式，决定了“童心”概念及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的经验性性质。童心说美学思想以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来反抗当时的美学现实对于人的审美主体价值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的扭曲和伤害，实现了对于前代和当时其他美学思想的超越。

3．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文化根源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性特征，根植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土壤之中，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文化精神及其影响下的思维方式的产物。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特征的文化根源，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建立在这种传统基础上的经验论思辨特征。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源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宗法制度，“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协调关系”成为了“天人合一”观念的现实历史基础。[1]然而这种观念在天人关系上却因“天”的概念的多意性而显示出了模糊的面貌。这种整体的模糊性特点，在先秦时代天人合一思想成熟之后被保留了下来，在董仲舒建立了天人感应的有机整体宇宙图式之后，更是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影响。汉初董仲舒为了适应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统治的要求，以儒家理论为基础，吸收了阴阳家的五行理论，建立起了他的天人宇宙图式，“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2]这种具有系统性的五行图式，随着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的确立，不断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对他们的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它与人们的抽象思维方式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的宇宙图式具有一种早熟的系统论性质，一方面使得它显示出了功能与结构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长期“满足于这种封闭性的使用理性的系统，既不走向真正的科学的经验考察、实验验证，又不走向超越经验的理论思辨和抽象思维。”其结果是“中国的思维传统和各种科学（甚至包括数学）长久满足和停步于经验论的理论水平。”[3]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影响下，中国人习惯于一种感性直观的认识方式来对事物进行把握，这决定了它的认识结果的经验性思辨特征。就大的文化背景来看，李贽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成熟总结阶段，以儒家为主、兼具道家和禅宗的中国传统思想，仍然是李贽思想体系的重要渊源，这样的文化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李贽美学思想的经验性思辨特征。童心说试图以“童心”概念来反抗伦理教化对审美主体的异化和对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扭曲，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强调个人价值的儿童之心去对抗代表社会权威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在情感和伦理的关系中，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封建理法的压迫。通过回归到原初状态的方式来实现超越，这种超越方式所凭借的直观感悟观照方式，让童心说显示出了经验性特征。这种特征的中国文化气质，在童心说美学思想同西方相似理论的比较中，可以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马斯洛作为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因其需要层次说和“自我实现”理论而被人们了解，他在讨论“自我实现” 问题时提出的“第二次天真”理论，是一种具有美学性质的思想。这种理论认为在文艺创作中的创作主体的心理过程是二级过程和原初过程的综合，前者处理的是意识到的现实世界的问题，后者则只出现在精神病患者和儿童身上，负责处理无意识、前意识的问题，文艺创作既有成人的理性因素又有儿童非理性因素的参与。体现了“健康的儿童性”的“第二次天真”状态使文艺创作的主体心境“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4] “第二次天真”理论与李贽的童心说都重视儿童的心理状态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都试图通过它来解决审美主体的异化和文艺作品审美本质的扭曲问题，以实现超越。然而，“第二次天真”理论与童心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提倡儿童心理状态的审美价值是为了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结合起来，从而使人们对审美创作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的认识更加符合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进而更好地指导文艺创作的实践。“第二次天真”理论在处理文艺创作中非理性的儿童心理状态和理性的成人心理状态的关系时，并不没有偏废现象，它在反对原有的只重视理性现实意识的做法的同时，也要求人们要看到儿童代表的非理性心理状态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价值，是一种批判之后的补充和否定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和完善，体现出了理性上升的超越特征。相比之下，童心说理论对当时审美现状的批判则是建立在感性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的，没能经过理论分析找出它的弊端所在，进而寻找一种更加符合审美活动本质规律的新的概念和理论去实现对文艺现实和前代美学思想的超越。这与当时的时代仍处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晚期，新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仍然不够成熟、无法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新的审美因素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思想传统及其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使人们满足于原始系统论的天人和谐，“模糊”成为了“中国文化理论特色”[5]，培养出了中国文化的经验性思辨特征。李贽在《童心说》中对于童心说美学理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童心”概念的涵义和“童心”对文艺创作的价值方面，对于“童心”概念现实和逻辑基础并没有涉及，这显示了童心说理论的模糊性和不完整性。同时，童心说把向感性现实层面回归，将感性的儿童之心和情感作为对抗极端强调成人之心和伦理因素的文艺创作现实与美学思想的武器，也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传统造成的经验性思辨特征。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论思辨特征影响，使得童心说及其超越性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

转贴于 二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局限性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论思辨特征使童心说及其超越性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独特的文化根源既赋予了童心说经验性超越方式很大合理性，也使它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1．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合理性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以“童心”概念为理论起点，重视私心和情感在文艺创作主体心理结构和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超越宗法伦理对人心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的异化，它的理论建构是基于直观感悟的观照方式之上的，其超越性具有经验性特征，而这种经验性超越方式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造成的普遍的经验论思辨水平有关。童心说所代表的，正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文化模式下带有中国文化精神和思维特征的美学理论，它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因素，也就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合理性的体现。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它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合理把握方面。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宗法制度造就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一方面，“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及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使得中国传统美学能够在二元对立世界之先，在更为始源的状态下思考美的本质问题。”[6]李贽以直观感悟方式把握的“童心”概念，就是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更为始源的状态”的。对于儿童之心的原初的情感和心理状态的重视，造成了童心说以人的生命本体为美学本体的独特面貌，使它思考了审美活动之于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内容上更加切近了审美活动那种融合了感觉、知觉、想像、情感和思维等审美感受心理形式的复杂面貌和本质规律，显示出了“简单”的深刻性。另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作为这种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五行宇宙图式，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中的具体思想理论呈现出模糊的面貌特征。“模糊性就是不能用公式定义表达出来，不能给予形式化，不能让人明确地检验其对错。”[7]这种理论和思维上的模糊面貌，主要体现为轻工具、重心灵的文化特征。天人合一宇宙图式的系统性和超前性使中国人较早地认识到了工具的局限所在，而没有走向重工具的技术之路，因而也就避免了西方文化中工具理性的局限。同时，与轻工具相适应的就是重心灵，即“强调经验、体验和直觉，对外物仰观俯察，用整个心身体验，指导悟出最精微处”。[8]不依赖具体工具的中国人选择了用整体的心灵去把握天人合一的世界的奥秘，试图使人的心理在最深的层次上与宇宙万物相通。这与那种审美主体与客体相融合而产生审美愉悦的状态是相通的。童心说就是以直观感悟式的整体心灵和情感，去挽救审美主体心理的异化状态和解决文艺创作的非审美化问题的，它的经验性超越性质的直观感悟和整体心灵的把握方式，是一种中国式的审美观照，强调以整体心灵去把握复杂的宇宙万物，以有限的审美体验去获得超越时空的永恒、无限的心灵自由。在这种注重心灵的中国文化特征的影响下，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视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心理状态的复杂性特征，而没有把文艺创作的价值简单地降低为传统的伦理教化功能。“童心”概念，体现出了李贽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把握能力，使童心说比起强调文艺创作的伦理价值的前代美学思想，乃至强调明晰的同时代西方美学思想，都更符合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虽然选择了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童心说却因为它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而在美学思想领域显示出了一种“简单”的深刻性和原初意义上的合理性。

2．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局限性

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造就了童心说美学思想直观感悟式的认识方式和经验论的思辨水平，使它选择以归原初归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当时审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拨和超越。这也造成了这种美学思想在经验性超越方式上的局限性，使它在超越了前代及当时其他美学思想，启发了当时和后世的审美实践的同时，也缺少了一种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不断进行自我提升的超越态度和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它由文化根源及其思维特点决定的历史性晚出和理论性“浅薄”上。首先是它的历史性晚出。在中国历史上，早在宋代就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特征，坊市制度解体，商人地位开始上升，市民阶层出现，他们倾向于提出自己的精神文化要求。然而，至明代中叶李贽提出“童心”概念，开始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群体转向个人、从伦理转向情感，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这种新动向才得到了确认和肯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童心说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胜利，然而却是一种迟到的胜利。用于指导和引领文艺创作的美学理论的晚出，限制了新的文化因素在中国美学中的发展，也就限制了中国美学本身的发展。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历史性晚出，正是其文化根源造就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结果。农业生产、宗法血缘和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着眼于整体功能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思想理论的模糊面貌。模糊的理论思想不重视认识明晰的意义和工具的作用，一方面使人们不会把事物从整体系统中孤立出来加以考察，避免了形而上思维方式无法把握整体的缺陷；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及其思维模式的长久遵从，无从反抗，只能在这一思想传统之下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做“表层的超越”[9]，由此引起的对文化发展中的新因素的不敏感，或不能对这种新因素的意义进行及时、合理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种思想理论在诞生时间上的滞后性。美学思想领域的变革缓慢，代表的市民阶层的文化要求的童心的“人欲”涵义的历史性晚出，就是受到了这种模糊理论面貌限制的结果。其次，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造成了它在理论性方面的“浅薄”。李贽所处的时代，市民文艺繁荣发展，然而这种现实并没有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他们仍坚持以封建正统的诗学理论规范当时的文艺创作，甚至在面对文艺创作萎靡衰颓的状况时，主张以复古的方式实现超越。李贽的童心说同他们相比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却也没能最终摆脱强大的传统文化根基的影响。“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李贽对于现实生活进行的直观感悟基础上的，直观感悟的把握方式一方面使童心说更加适应审美活动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特征，帮助它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实现了对当时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超越；另一方面，童心说美学思想也因为这种符合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性思维特征原则的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了经验论思辨水平的限制。这种局限，在童心说美学思想同西方美学史中的现象学美学理论的对比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具体。“现象学是代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潮流的三大主要哲学流派之一”[10]，它的巨大影响波及到了美学领域，对当代西方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主张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来弥合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割裂，现象学美学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现象学美学和童心说美学思想都重视事物的感性现实，试图通过对事物原初状态的把握来获得的最终的真实，实现对事物审美本质的把握。然而现象学美学又与童心说美学思想不同，它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美学中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辨高度发达的前提和基础上的，是对形而上的思维方法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割裂整体、遮蔽真相的局限的反思和反抗，目的在于克服它们的缺陷，达到真正的“真实”。现象学重视的感性现象，强调的原初状态是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再到更高的感性的否定式上升的结果。而童心说则是回归到感性的情感和欲望、童心和人的原初心理状态，以童心对抗成人之心，以感性对抗理性，以对混沌一体的整体的直观把握来现实对审美本质被遮蔽的问题的“超越”。缺少理性反思往往会削弱反抗的力量，缺少明确的新美学要素的理论建构也常常显示出不够明晰和深刻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影响下的童心说美学思想，因模糊的思维惯性而形成了历史性的“晚出”，因缺少理性反思和新要素建构而显示出了理论性的“浅薄”，这些共同造成了童心说美学思想在超越性方面的局限。

三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意义

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内涵和超越性特征进行特殊性考察，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认识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对于美学史研究和观照当前文艺创作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具有美学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1． 美学史意义：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特征，有助于通过它来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这也是研究童心说超越性特征的美学史意义所在。在独特时代背景、社会现实与文化根源，以及这三者影响下的李贽本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特点的共同作用下诞生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拥有独特而复杂的超越性特征，在晚明美学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上都拥有独特的地位。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熏染痕迹和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使人们对于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理解，具备了重要的美学史价值和意义：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美学史的本质特征，进而更好地处理民族美学和世界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经验性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具体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古典美学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之中的，农业生产方式、血缘宗法制度以及二者共同造成的天人合一宇宙图式和思想传统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美学思想，使它更加倾向于关注人的生命本体、心灵和内在超越，不同于西方美学“出于理论体系的需要而非生命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却是直接从中国人的现世人生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11]，这种美学特征使中国美学呈现出了注重人的整体心灵内在超越的面貌。中国美学思想没有像西方美学思想那样拥有严格的概念、范畴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选择了一条真正能够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的关注天人关系中人的心灵的内在超越之路，试图以审美活动的方式实现对于有限时空的超越，获得无限永恒的愉悦的心灵体验。因为重视心灵的美学倾向，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整体模糊的理论思维特色，中国美学思想对于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的复杂性的把握，比起西方美学更加全面深刻，它在动态的系统中，以整体的直观感悟和文艺实践的经验总结的方式获得的认识，更加符合人类心灵的复杂和深邃的特点，切近了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启发我们在认识中国美学同西方美学乃至世界美学的关系问题时，不能一味地以西方的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和逻辑范式来强制规范中国美学思想，将它们作为判断中国美学思想价值的标准，而是应该充分了解和尊重中国美学的独特性，既认识到它基于自身文化特性而体现出的系统性、超前性和合理性，也看到它的模糊性、经验性和局限性，对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真正做到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2． 现实意义：观照和指导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特征及其文化根源，对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具体问题，观照和指导当代的审美实践，具有现实意义。首先，童心说美学思想对于文学艺术本质和创作主体心理特征有着深刻的理解，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启示我们在面对当代美学和艺术实践时，采取一种重视审美意识的原初状态、更符合文学艺术本质和独立自足性的审美态度。当前的中国，大众文化崛起，具有大众文化特色的文学艺术蓬勃发展，这些文艺创作在内容方面体现出了现实化和娱乐化的特征。这与“童心”概念诞生的晚明时代市民阶层地位上升，表现市民阶层情感欲望和文化要求的市民文艺蓬勃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的小说和戏曲创作繁荣的状况具有相似性。在这一前提下，关于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艺创作遭遇的娱乐化的市场原则与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之间的矛盾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或许可以从童心说美学思想中得到启发。童心说美学思想以回到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的方式来实现对文艺创作审美本质的回归，与对传统美学思想的超越。它带来的个体意识觉醒和对个人情感欲望的尊重，以及对文体创新的肯定，都符合市民文艺发展的要求，自李贽开始并影响到金圣叹的小说点评就是证明。童心说对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合理把握，提示我们在处理大众文化背景下文艺创作的市场原则与审美本质的矛盾问题时，将注意力返回到审美创作主体的心理特征和文学艺术的本体上来，重视文学艺术的现实性，以坚持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本质为前提，兼顾娱乐性和市场原则，而不能为迎合或者采用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文艺创作。其次，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的认识，也提醒我们重视创作主体的自我完善和理性反思的作用，从创作源头上赋予文学艺术更大的发展和提升的动力，提高它们的审美价值。童心说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主要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传统所造成的理论模糊性和经验论思辨水平。这种文化特征通过长久的历史积淀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既使在今天的文艺实践中，也常常能见到它的影响痕迹，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前的文学艺术作品缺少理性反思和自我超越意识的特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审美创作主体重视自身思想的丰富、自我修养的提升以及自我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培养，不断提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能力和把握能力，在此基础上，努力创作出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艺作品。由此可见，全面、理性地认识童心说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及其文化根源，挖掘它们的合理内核，反思它们的局限，用以观照和启发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正是研究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2][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02、137、161页

[4] 马斯洛著．李文湉译．存在心理学探索[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5]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审美思维论文篇10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n the years of the sedimentary the one thousand essence send out a unique temperament and refreshing Fu of incense. Modern art in aesthetic practice significance, not only in their own internal sharpened the unprecedented forms of words and the contemporary art on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ideal subversion conflict is clearer.

Keywords: traditional modern conflict

中图分类号：G61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下面笔者试从三方面论述中国传统审美与现代美术的冲突

一、审美思维方式的冲突

传统的审美理想在思维方式方面上,注重万物的联系和感性自觉的体验。这种思维方式中没有把大千世界看成是独立于人以外的纯粹客体中国传统审美理想体现一种宏观整体的审美思维方式，艺术讲求心灵的物化，又是物的情话，心物合一超以象外。云：“塞其兑，闭其门”就是清除心灵的尘灰，保持内心的最大虚空、静寂，直观体悟世界万物“和其光，同起尘”达到“玄同”的艺术理想。同时这种思维方式有着虚空灵动，就是传统审美中的神韵、飘逸、超拔、高逸、虚清等。所以在传统中国画中讲求“气韵生动”、 “妙在能会、神在能离”等一种格调清高的审美追求。

现代美术与传统审美思维的冲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现代美术缺乏主体内心的自省，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即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为中心的思维倾向。两者都是以“人”为中心，但两者的审美思维方向有质的差异。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强调虚静、心灵自由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现代美术在艺术思维上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属性，显示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力、控制力，人于自然产生一种外离对抗性。在一定的社会时代中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体现出了人类意识的觉醒有进步性。其次，现代美术思维方式中缺乏传统审美宏观整体性，现代美术多用类似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肢解、分割使主体思维独立单一。

二、审美价值取向的冲突

传统审美理想的价值取向，重交感，重人生。首先“交感”就是“天人合一”的动态过程，也就是万物生命的发生过程。按《周易》的观念，整个宇宙是阴，阳两种元素交感而成的动态过程。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宋明家主张的天人相通都是在审美取向上重交感。再次“重人生”源于“交感”的基础。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 就是把人看作万物之灵，天地之德，天地之心。即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内在机制的宇宙一体化，天地万物看作统一生命系统。中国古人是以这种对自然的特殊情感和内求自省的方法完成美的理想追求。传统中国画家在对大自然领悟人生，借物寓意，予以挥毫把无情之物变成有情之物。现在我们还能从他们画的顽石中感受到“雪尽身还瘦，云生势不孤”的气概；从山林中感受“春山澹治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情态。

现代美术中这种“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审美价值取向很少了。现代美术审美取向倾向于个人自我价值、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分离，强调主体对社会对人生的悲观消极或厌恶不满发泄的态度。现代美术价值取向其实是自身内部激化出前所未有的话语形式，突显当代审美所面临的困惑。

三、艺术表现形式的冲突

审美思维论文篇11

二、创新人才科学思维的培养——从强调聚合式思维向强调发散式思维、联想型思维、批判意识等创新思维转变

发散式思维又称逆向性思维。它的思维方法是从一个共同出发点出发，然后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部位对出发点提出问题，并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法，它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开放、多向、独创、新颖、流畅，不满足旧的解答，寻求新的方向，不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追求问题解决的唯一正确答案。发散式思维使创新活动充满创新活力，处于层出不穷、生机蓬勃的创新过程中，是创新意识的核心，不论对于艺术设计创新或是科技创新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思维方法。艺术设计是要有非凡的想象力的，没有发散式思维就不可能有想象力，但发散式思维并不等同于创造性思维。聚合式思维又称收敛式思维或辐合式思维，它是一种收敛式的思维方式，它的思维方法是预设一个思维所要达到的目标，然后收集各种相关的信息，以不同的方法向预设目标推进，考虑各相关因素的相互关系，最后得出一个解决预设目标的方法。

聚合式思维一般只有一个正确的结论，这种思维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从各种信息中产生逻辑性的结论，是属于逻辑性思维的范畴。创造性思维过程就是发散式思维和聚合式思维相互衔接或交替作用的过程，只有两种思维展开、整合，才有许多突破性的创新。如果我们太多强调聚合式思维对认识事物规律的主导作用以及解决问题的思维倾向，那么就会扼杀创造力的发挥，同时个性的发展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联想型思维或称思维想象力，是定向思维（主观潜意识的投射）与发散式思维的结合，它是形象思维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一种创造思维的方法，对艺术设计人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思维方法。它是由一种现象联想到另一种现象的思维活动，把几个混乱的想象进行有序的组合。联想能力的前提取决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在思维过程中会闪现存储在大脑中的记忆信息，从而产生联想。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量子理论创始人马克斯•普朗说：“一种对于新的观念的鲜明的直觉想象力，它不是依靠推论，而是靠艺术家创造性的想象而产生的。”这说明联想思维对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没有思维想象力就没有创新思维。批判意识是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包括分析、研究、比较、质疑、论证、评价、选择、判断与批判，它是伴随着人类创新的基本活动之一，是决定人们创造（创作）行为的前提。也深刻地影响着创造活动的性质和品质。有了批判意识，从而就能借鉴别人的经验、自己的经验、历史的经验来完善创作，使人们在未来的活动中能够更加理性地构建未来和完善未来，正确地进行创新与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作品与创造，都是批判意识的产物。作为艺术设计者，批判意识还与审美鉴赏力和审美判断力有关，应运用主体的全部理智和感情对对象理性的认识和情感的反应，激发对新形式、新意蕴的发现和创造的能力。

叶燮的《集唐诗序》中说：“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才见。”神明才慧就是人的批判鉴赏意识与感知力。上述聚合式思维属于逻辑性思维，发散式思维、联想型思维属于非逻辑性思维，批判意识则是逻辑性与非逻辑性思维两者兼有。非逻辑性思维的作用是为创新广开思路，提出新颖独特的设想，逻辑性思维则是对各种设想进行整合、审查、筛选和验证。郭沫若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只有非逻辑性思维与逻辑性思维互相结合才能达到创新的通俗概括。非逻辑性思维对于建立新理论、发明新技术、塑造新的艺术形象等独创性的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爱因斯坦说过：“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方法能导致基本定理的发现。”对于艺术设计创新来说，发散式思维、联想型思维和批判意识显得更为重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学科门类交叉、渗透、综合，淡化和模糊了传统的学科分类。认识和探索事物的特点呈现出复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就更需要运用非逻辑思维方法来进行创新活动。

三、创新人才素质培养——从重智力向重创造性发展转变

长期以来，人们对创新能力与智力之间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很多人把高智力与高创新能力等同起来，又把高记忆力与高智力的关系相混淆。也有的人认为，创造力是少数天才人物才能有的特殊能力，一般人难以达到。因此，教学方法只在提高智力上下功夫，而忽视创新素质的培养。基于人人都有创造力的实际情况，创造性是人本质属性的最高表现，人的发展的根本标志就是人的创造性发展，它是教育的重要目标。在创新素质中首先要有强烈的创新动机或创新的愿望，积极地求异、求创新，有了科学的创新思维方法是顺利开展创新活动的保证，但同时还需要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就是创新勇气的培养，创新精神与勇气是人的非智力因素，无畏的胆识、顽强的创新意志、坚定的信心、踏实的作风、坚忍不拔的毅力，这些非智力因素都对创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创新能力的培养，首先要有多元化的最佳优化的知识结构，因为艺术设计是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设计体系，除解决物与物的关系外，同时还须解决物与人的关系，要考虑到产品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作用，集成性与跨学科性是艺术设计的本质特性。创新能力是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切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智力品质。所以，创新能力是一个人整体精神品质的整合。除上述广博的知识及各种非智力因素外，其他如感情丰富、独立性强、细致的观察力、灵活的思维方法，刻苦勤奋，多种优秀精神品质共同作用，才能独立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及多思路地解决问题，大胆探索全新道路，才能达到创新目的。

四、艺术设计创新中的价值取向——从单纯的文化取向转向与市场取向相联系的转变

艺术设计创新是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紧密结合的综合表现形式，即解决物与物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同时解决物与人的关系—产品对人的心理和生理的作用，要求具有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以满足人们的要求与愿望。艺术设计创新必须适应市场并主动开发市场，产品的使用价值、审美价值都以“知识价值”反映出来，当产品具有很高的“知识价值”时，则会提高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给人们的生活方式造成强大的冲击。由于产品具有很高的“知识价值”，形成品牌效应，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垄断地位，进而形成垄断价格，赢得巨大的利润。未来的社会就是一个“知识价值”社会—知识价值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产品的价值中大部分将由“知识价值”占据，即“知识价值”创造的价值是主要的形态。在众多的商品中，含有大量“知识价值”的商品将会十分畅销，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大量消费“知识”的生活方式将会受到更多人的青睐。文化价值是某一事物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对促进人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文化价值不能作为一种使用价值来理解，它的实现也不是单纯靠物质占有或物化形态的生产就能实现的，它还要以主体实践活动的条件和要素，进而转化为主体的能力和素质，才能实现其文化价值。文化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有时也会形成矛盾，商品的销售本来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商品销售所产生的时尚和潮流不一定都是高层次的文化需求，销售商往往利用广告的轰动效应，致使低层次的文化需求被夸大，高层次的文化需求被淹没，大众实际的文化需求被扭曲或颠倒，所以市场效应可能会扼杀文化创造。在艺术设计之前，新产品的创意是否能在市场上成功，取决于市场调查及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只有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创新才能成功。然而，大众市场是平均口味的市场，它会束缚创新和扼杀艺术的激情。

五、艺术设计创新审美能力培养——从单纯的审美观念转向与创新形象思维结合的审美能力培养

审美思维论文篇12

实质上，审美始终贯穿高校文科课程教学的始终，文学作品的欣赏、语言运用的分析等均是在进行审美教育。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和艺术的描述，尽管并不具备直接的审美特点，但是文学作品具备自身所特有的审美特点。外国文学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外国文学知识，还应该进行审美教育，提升学生知识水平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一、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开展审美教育具有非常强的必要性，这可在审美教育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功能中体现出来。通过审美教育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对外国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等有所了解，同时，还可以锻炼文学作品的审美能力，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可以体现出西方社会当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在审美教育的作用下，可避免消极影响侵蚀学生［1］。在审美教育的作用下，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可以得到提升，所谓创造性思维，是在对长期经验的归纳、总结以及逻辑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属于跳跃式的思维方式，属于“直觉”范畴，而审美活动同样以“直觉”为中心，利用主观的感受对审美对象进行感知，最终形成审美观点，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实施的过程可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促进其提升。由此看来，高校在开展外国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审美教育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而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教学方法

(一)在作品中感受美

依据外国文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学生需掌握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比较多，短暂的大学时间无法达成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此，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学会正确的阅读，系统的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学习，并在学习中重视作家个性及流派特征的学习与分析，从而真正的实现带着审美的眼光欣赏和学习作品。新生入学后，教师将外国文学作品必读书目印发给学生，并逐步的指导学生学会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作品的美，如作品的情感美、人格美，从而实现审美的迁移，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二)在作业中创造美

在学生的阅读中，课外阅读笔记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审美灵感。学期开学后，教师依据学生实际的状况，规定学生需要阅读的作品数量，并形成阅读笔记，教师并不对阅读笔记进行命题，而是由学生依据阅读的书目自行撰写。对于学生的课外阅读笔记，教师应该认真的批改和讲评，并挑出优秀的作品在学生中穿越，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可以了解学生的审美能力状况，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审美能力［2］。此外，还可以针对具体的作品指定学生写作小论文。通过课外作业，让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创造美，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升审美能力。

(三)在课堂教学中提升审美能力

在现代教学中，讨论教学法是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讨论教学的开展，可以促使学生全面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提升教学效果，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开展也可以利用讨论教学法，讨论可以针对整个作品来开展，也可以针对作家、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运用的某个词汇等来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充分的激发出来，还可以充分的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审美水平［3］。如在进行巴金《家》的教学时，教师可以针对心理描写词汇进行讨论，可以针对高觉新这个人物进行讨论，讨论中，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有效锻炼。

(四)利用多媒体陶冶学生情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教学手段越来越丰富，并广泛的应用在教学中，有效的弥补了教师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在进行审美教育的过程中，可充分的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多媒体、电视、音响等，展示出与外国文学作品相关的视频介绍、作品插图、精彩片段、改编的电影、配备的音乐等，让学生直观的感受作品中的美，进而在心中产生认同感与好奇心，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美、体会美，最终实现审美能力的提升。

结论:综上所述，在外国文学教学中，通过阅读作品、讨论教学、课外作业等多种方法，有效的渗透审美教育，从而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王旭琴 单位: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