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环境论文篇1

一、解读“泡菜理论”，领悟育人真谛

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教授较早就提出了一个“泡菜理论”──泡菜和淹萝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汤水的浓度和味道！以笔者之见，泡菜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泡菜的质量指标最重要的是口感风味，它甚至于关系到顾客是要泡菜还是要新鲜蔬菜、要此泡菜还是彼泡菜的问题；泡菜的口感风味主要影响因素有：泡菜汤料、蔬菜的原料、制作工序与浸泡时间、保存方式与时间等；蔬菜的原料、制作工序与浸泡时间、保存方式往往可仿、可学，所以大同小异，可是为什么各家泡菜风味不一、口感各不相同。其实奥妙就在泡菜汤料之中。泡菜理论给我们如下的启示。

启示一：人从总体说是社会的人，任何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环境的产物，所以古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环境如同一缸好汤料，任何人进了这个生态环境，就好比泡菜原料投入汤料之中，时间一长就会潜移默化地发生化学反应。反之，一个人出了问题，这个人所处的生态环境可能早就出了问题。

启示二：泡菜的原料取决于先天条件，相比之下，泡菜汤料对泡菜质量来说更为关键。育人也一样，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固然是可喜，孕育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形成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更具普遍的人文价值和深远的影响。

启示三：汤料有优劣之分，还有配料成份带来的口味不同。同样，不同的环境好比是不同的汤料，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大学环境有名校环境与非名校环境的差异，名校与名校、一般院校与一般院校的特色也不尽相同。但是，真正好的大学就是要处心积虑酝酿出一缸上好“汤料”，精雕细琢地做足大学文化这篇大文章，让所有身处其中的莘莘学子和广大教工，甚至对初来乍到的来宾，在大学有形的精致大气建筑群与其它充满人性关怀的硬件设施中产生一定心理效应，特别是在无形的浓郁深厚的大学精神与特色文化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化，并产生持续有效的群体氛围，对个人产生经久不衰甚至伴随终生的影响力。

二、汲取中外营养，提升育人境界

由上可见，泡菜理论看似简单通俗，其中却包含了重视环境育人的深刻道理。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中外教育的漫漫历史长河，我们发现英雄总是所见略同！孔子认为择邻不到风俗仁厚的地方去，非明智之举。荀子说过：“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南北朝颜之推如是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这些先哲名言与古代成语“近朱者赤”异曲同工，都是对环境育人十分精辟的概括和颇为形象的比喻。“孟母三迁”，是古人重视环境育人的典故，更是知行统一的佳话。择邻如此，择友交友的训诫在中国传统处事箴言与家训教诲中也随处可见。在学校教育不够发达的古代，对育人环境如此重视，不可谓不是一笔精神财富。

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在环境育人方面更为自觉、也更见实效。感受过牛津大学浓郁文化氛围的人无不赞同：对牛津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它周围的生活和环境，大学生正是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通过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感悟而学到东西的。许多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和校长都发表过这样的感叹：在欧洲的许多世界名校，并没有宏伟壮丽的大门，也没有集中的现代建筑，甚至没有大片的草坪，不少大学的学院分散在整个城市内，然而一旦走进他们的院落或大楼，无不感受到一种唯有学府才特有的知识殿堂的庄严、肃穆和凝重。那里的每一个廊柱、每一个雕像、每一张布告，都散发出它的荣耀历史、它的不俗品格、它的迷人魅力。

纵观中外教育发展史，既是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再到社会教育的发展史，正好伴随了育人环境的变迁与进步；同时又是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的不断发展与择优的过程。我们且把如何培养人的工作划分为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放任自流，受教育者处于自发的状态，仅仅对于少数自控力强的人来说效果比较好；第二个境界是填鸭灌输，不论受教育者欢迎与否、接受与否，教育者处于强势，受教育者被动接受，对大多数惰性较大的人会有一定的促进与帮助，但其效果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更大的遗憾是尖子生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受到限制；第三个境界，即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高明的教师总是循循善诱、善于“造势”，他们充分尊重与善于激发各类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通过营造学习氛围与育人环境来引导受教育者，把知识和道德的传授转化为包含着教育意图的艺术与环境，从而达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教育效果。同样的道理，高校必须领会与贯彻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善于以文“化”人，要在营造一种自由宽容的生态环境、大气流畅的育人氛围上下大功夫。综上所述，营造氛围、优化环境是育人的更高境界！

三、酿成一缸好“汤”，营造四大环境

（一）彰显一个理念──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育人环境的核心内容

在众多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环境因素中，大学校园理应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而且最有优势成为全社会的首善区、示范区与文明窗口。大学精神是学校一代又一代创业者业绩、品格、精神的结晶，是高校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我们认为，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之外，在坚持其清纯朴实的本性同时，还应培育其崇高正直的理想与情操、更多地砥励其淳厚博大的“贵族气质”、修炼其文明儒雅的“绅士风度”。大学要通过长期努力与积淀，以一种润物无声、水到渠成的方式，营造一种感人至深、催人上进的气氛，促使每个学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健全人格，全面发展！

（二）消除两种倾向──大学文化“虚无论”与“速成论”

“虚无论”认为大学文化虚无缥缈，个别大学领导甚至认为大学文化建设无关痛痒；退居其次的态度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可要可不要；有钱时要，没钱时不一定要。一位美国教育家的一项研究表明：1520年前建立，至今仍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同样的名字、做着同样事情而存在的85种社会组织中，70个是大学。大学之所以薪火相传，就因为大学一直在以研究、创造与传播文化为己任，从根本上说，这是大学文化环境的魅力所在。说白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熔炉”或者说是一缸与众不同的“汤料”。

“速成论”追求立竿见影，实为急功近利，表现为追求规模、忽视质量，重视硬件、轻视软件。殊不知一些高校抢时间、赶进度造大学城以至质量低劣、隐患多多，盲目攀比、不惜代价地大兴土木以至债务缠身、文化断裂。难怪一些有识之士禁不住发问：一片土地上投入巨资建立一片楼房，就是一所大学吗？不少大学新区缺少的正是大学应有的文化气息。我们是否时时在思考什么是大学的使命、大学的精神、大学的责任这些反映大学价值选择的严肃问题？当我们决定借巨款修建新楼、新区时，是否想到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去解决关乎大学质量和命运的学科和人才建设问题？我们在办学理念上能够视学生为大学之根本，并以学生为中心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成才不惜代价努力营造优良的育人环境吗？我们的学生热爱大学并视其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心灵故乡吗？

（三）建设三大风气──加强校风、教风与学风的建设

要充分挖掘学校历史传统宝贵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办学思路与理念，大力营造崇尚科学、严谨求实、善于创造、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良好校风；开展师德教育，完善师德规范，严格师德管理，宣传先进事迹与先进人物，建设志存高远、爱国敬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严谨笃学、与时俱进的优良教风；修订大学生行为规范，严格管理特别是考试纪律管理，形成积极向上、勤奋好学、诚实守信、创新求是的良好学风。

（四）营造四大环境

通常地说，大学育人环境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指社区校园地理位置（大至省市，小至地段）、建筑（校舍、场馆）、园林绿化（花木、雕塑）等自然人文环境；“软环境”指意识形态，包括校训、校徽、校史、报刊、网络、主题活动、规章制度和文化娱乐等等舆论氛围、学术氛围和生活氛围。笔者认为，大学育人环境还应该建设成为优美的景观环境、浓厚的学术环境、民主的学习环境与和谐的人文环境。

1．优美的景观环境

一个外宾在领导陪同下来到一高新技术园区，当陪同者指着一大片新楼说是某大学城时，外宾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NO，NO，IT’SAFACTORY（不，不，这是工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无庸讳言，我国城市建设雷同化已经泛滥成灾，高校新建建筑设计缺乏大学的文化内涵与独特个性，同样是非同小可的“遗憾”。事实上，校区规划与建筑设计理念超前才是建设人性化、生态化、数字化校园的前提与基础，投资额高效果未必佳！其次我们才谈得上配套景观的美化与绿化，然后恰到好处的“景上添花”，就会使校园的山、水、园、林、花、草、石、路、廊等相得益彰，达到使用功能与审美功能、教育功能的和谐统一。

2．浓厚的学术环境

学术研究是大学创新的源头，发挥名师与教授的领军作用，提倡原创与批判精神，鼓励学术自由、学派争鸣、学科交流，重视成果转化与技术市场化，致力营造自由探索和浓厚的科研风气。周国文先生在《大学观念与新教育精神》中说得好：“一所好大学应该有另一种气氛：它告诉我们，有一些问题应该被每一个人思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没有人问也不可能有答案。它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允许不利于或者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它给出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别；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而是因为传统在极高水平上进行讨论的模式；它蕴合奇迹，预示在分享奇迹中产生的友谊。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是理论生活的活的证明，他们的动机不流于低俗，虽然人们以为低俗的动机无处不在。他们有权威，但不是来自权力、金钱或家庭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

3．民主的学习环境

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但决不是真理的垄断者。古人云：“教学相长”，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更多的是先“亲其师”，然后“信其道”。所以陶行知先生告诫教师们：“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哈佛声名远播，其校训也不同凡响：“与柏拉图为友，与苏克拉底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写道：而大学的生命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其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大学生们总是潜心地寻觅这种理想并时刻准备接受它，但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时，他们便感到理想的飘渺和希望的破灭而无所适从。的确，学校教育不仅要教学生学会知识，而且要教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学会选择判断、学会灵活运用。

4．和谐的人文环境

文化是无所不在的，校园文化也是如此，它浸透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全部行为和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因此，关于和谐的人文环境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校园文化的建设必须着眼于校内全体人员，包括学生、教师，还应包括后勤员工，要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与全方位育人的气氛。

校园文化的建设必须从生活点滴入手，并精心设计有文化底蕴的节目，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有思想性、有学术性、有娱乐性的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的建设也必须充分发挥好网络等现代媒体和高科技成果，共享信息，平等沟通，实现网上网下互动，达到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与创新的契合。

校园文化的建设也必须优化社区环境，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全社会都要关心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共青团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

[2]丁虎生.高度重视大学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北京:光明日报.2005-3-23．

[3]杨庆北.哈佛见闻.北京:光明日报.2005-3-11．

[4]陈延斌，胡相峰.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及其现代意蕴.北京:光明日报.2005-3-2．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2

我院环境工程专业是江苏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共建设点，在招收的攻读环境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大多数学生选读了《高等环境化学》这门课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毕业后能独立地、创造性地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而且具备主持较大型科研、技术开发项目的能力。我们学院攻读环境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主要课题方向列于表1。从表1可见，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有水污染控制工程、环境规划与管理和环境监测分析与技术三个方向，研究的内容主要以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脱氮除磷技术、生态区域规划。

2. 课程教学内容与硕士论文课题相结合

与建设理论、循环经济研究、环境污染物分析方法研究等。

从表1可见，大多数学生是从事水污染控制工程方向的，其次是进行环境规划与管理的，另外还有一些学生是专攻境监测分析与技术方向的。根据上面的情况，如何讲解此门课程，为他们在结束课程学习后进入到课题研究的关键问题是确定课程的主要内容。为此，我们作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结合研究生的课题研究方向，修改、制定了该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课的主要内容。由于本课程的教学时数只有36学时，环境化学的内容又是那么多，因此必须进行合理安排。我们把讲解的内容分为六章，每章节的主要内容和教学时间安排见表2。由表1可知，较大部分学生是从事水污染控制工程研究的，他们很需要有关水污染这一方面的环境化学基本知识。我们在这一门课程的教学中就是根据此情况来安排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时间的。由表2可见，第三章水环境化学的内容最多，共有10节，教学时数为18，占了总学时的一半。其内容包含了天然水的基本特征、主要离子的形成、溶解性气体，酸碱化学平衡、沉淀和溶解、配位平衡、吸附平衡等的基本原理，水体中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氧化还原技术和生化技术在水处理中的应用等。

在讲解天然水的基本特征时，我们主要介绍了天然水的存在形式，各种水的主要组成、特点和污染物情况。如湖水中含钙、镁、钠、钾、硅、氮、磷、锰、铁等元素，其中氮、磷等元素引起的富营养化问题是湖泊的主要污染问题。在2007年夏天，无锡太湖发生了严重的蓝藻事件，给无锡市部分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蓝藻出现的主要原因:一是气温比较合适，二是水中的氮磷浓度较高，三是太湖水域水流缓慢，这些都是蓝藻大面积繁殖的必要条件。根据此情况，我们讲解了水体中的异相物质——藻类的基本知识。藻类是湖泊、水库等缓慢流动水体中最常见的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浮游类植物，有一个明显核。在没有阳光的条件下，藻类将消耗自身体内有机物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消耗着水中的溶解氧。

对目前经常使用的生化法处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有针对性地介绍了水体中的生物氧化还原反应。水体中的微生物在有氧气存在的情况下，进行有氧呼吸时，有机物质发生的氧化还原反应可以表示如下：

CxHyOz+O2—^C02+H20+能量水体中，细菌、酵母菌、真菌等微生物的催化作用的结果使得许多无机化合物的生物氧化还原反应经常发生。细菌等微生物的呼吸过程是在微生物细胞内的各种氧化还原酶和一系列辅酶的催化作用下完成的，有机污染物被细菌等微生物降解的中间产物生成了各种有机酸'这些有机酸在水体溶解氧不足的条件下，将利用较弱的NO;-、Fe3+、Mn4+、SO42-、CO2等电子受体，进行反硝化、反硫化、甲烷发酵、酸性发酵等厌氧过程，其最终产物有CO2和氏0，以及NHhH2S、CH4、有机酸、醇等。在缺氧条件发生的生物反硫化作用可在淤泥、沼泽、排水池中进行。由此引起硫酸盐转化为HS气体的反应，从而产生Cu、Pb、Zn、Ag等金属的硫化物沉淀，以至减弱了这些金属在所在环境介质中的迁移能力。

另外对水体中有机污染物和无机物的的迁移转化机理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特别是水体中有机污染物的污染更为重要和复杂。到目前为至，世界上已有700多万种有机物，其中大多数都是有毒有害的，如排入到环境中会造成环境质量的恶化。而我们对环境中的有机污染物控制和处理还较簿弱，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

水中有机污染物以及农药残留的分析、监测是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部分研究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从环境科学的角度，土壤是人类环境的重要组成要素。随着环境科学的发展，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土壤环境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土壤环境化学就是研究化学物质，包括各种污染物进入土壤后的化学行为及其影响。包括污染物在土壤环境中的迁移、转化、降解和累积过程中的化学行为、反应机制、历程和归宿。此章重点放在几类有代表性的化学物质，即化学农药(代表土壤中外源有机化学物)、化肥、重金属和固体废弃物的土壤污染化学，并对土壤污染中复杂的化学过程作一介绍。首先，我们介绍了土壤的组成和性质；然后介绍了土壤负载容量或土壤环境容量；让学生对土壤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重金属是土壤无机污染物中比较突出的一类。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土壤的重金属通常以可溶态或颗粒态存在。其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及生物可利用性均直接与重金属的存在形态相关。例如重金属对植物和其他土壤生物的毒性，不是与土壤溶液中重金属总浓度相关，主要取决于游离(水合)的金属离子。对镉，则主要取决于游离Cd2+浓度，对铜则取决于游离Cu2+及其氢氧化物。而大部分稳定配合物及其与胶体颗粒结合的形态则是低毒的。仅脂溶性金属配合物是例外，因为它们能够迅速透过生物膜，并对细胞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

我们学院有些教师在土壤中重金属形态分析的研究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并取得了某些研究成果，并将此作为研究生的研究课题之一。根据此情况，我们给学生介绍重金属形态分析方面的基本理论和最新研究情况。近年来，以北美Tesskr等人提出的五步系列萃取法和欧共体BCR的四步系列萃取法应用较多[3,4]。我们也将这二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摆了出来，主要是萃取操作的时间过于冗长，使实际应用不易实现。在此同时，我们向学生展示了国际上应用超声波或微波的能量加速萃取样品中组分和缩短操作时间的研究工作情况，并把土壤中重金属形态分析作为研究生研究的课题之一。

3.已取得的部分研究成果

通过学习，学生们很好地了解和掌握了有关高等环境化学的基本知识。学生使用已学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在水污染控制工程、环境规划与管理和环境监测分析与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在各类期刊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水污染控制方面的数最多，主要是利用膜生物反应器、生化法技术处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如厌氧氨氧化细菌、双循环两相生物处理工艺、磁场对污泥沉降影响、水生植物修复技术等。在环境规划与管理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是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资源利用等。在环境监测分析与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在样品预处理现代技术的应用、重金属形态和有机污染物分析测定等方面。如在使用膜生物反应器生化技术处理废水时就运用在此门课程中学到的水体中的微生物在有氧气存在的情况下，进行有氧呼吸时，有机物质发生的氧化还原反应的原理对一体式射流曝气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废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以及对膜生物反应器的优缺点及改进思路进行了探讨，成果分别发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和《江苏环境科技》期刊上。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资源利用方面，如对城镇化过程中水环境变化及影响因子分析和盛泽湖湿地生态恢复初探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分别在《江苏环境科技》和《环境科学与管理》期刊上发表了研究成果。在重金属形态分析研究方面，研究生应用课堂上学习到的关于土壤中重金属形态分析的基本原理和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3

设计艺术在处理好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更偏重解决好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外重视所设计的产品对人的心理与生理所产生的作用。艺术设计学是一门边缘交叉的新兴学科，是集汇艺术、科学、经济三门学科研究的主要所研究的内容，它的内涵和外延在当前作用下不断地充实和发展，目前它的学科体系尚在构建和完善中。在潘鲁生主编的《设计艺术原理》一书中，给设计艺术下的定义：是指以设计艺术的纵向历史发展和横向的理论研究为对象，针对设计发展和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以及经过不断验证提炼的艺术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和凝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和规律性的理论指导，是对设计艺术活动的理性思考。设计艺术几乎包括了设计艺术学中的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概念和内容

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创造理想生存环境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历史。环境艺术设计是时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环境艺术是以科学美为前提，进而表现出功能美；以功能美为基础来达到完善科学美的目的。在人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事物的的原则驱动下，人类对环境的艺术化处理，即环境艺术设计，是改良人类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生计质量、创造出理想生活的一种有用手段，环境艺术起码包含城市规划、建筑艺术、园林艺术、公共艺术、城市雕刻、壁画、和供人们生活、工作、休息的内部空间，即室内空间。

（三）设计艺术学科中有关环境艺术设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设计艺术学科是一个具有归纳、多元交织、权变的特别学科。由于其学科的本性决定了，它与新的材料，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观念、新的艺术形式、新的创造发明等等，它与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甚至会因为某个因素让其发生变革。因此，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设计主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这样理解：设计系统的主体是由许多其他学科的学科体系和相关学科的系统连接。设计艺术学科便是一个完全通达的学科体系，它必定要不断汲取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方式、新方法，以此在多元、交叉学科中不断发展壮大，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及社会的需求。环境艺术设计学科包含在设计艺术学科中，它自然而然受其影响，也要不断地吸收-发展-壮大，以便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范围及其理论研究的内容

（一）环境艺术设计的范围

环境艺术设计是为社会大众创造出更加适宜的生存、生活以及发展的理想环境，是为社会大众营造出舒适、理想的生存环境空间的设计行为和设计方法。它与人类生活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休戚相关，同时它与人类多方面的联系不仅对维持现代人类生活起着直接作用，也体现出了浓郁的时代文化特征。环境艺术设计的范围，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美学等，系属跨领域跨多种学科，范畴极其宽泛。它是集多种艺术、学科组成的综合性的有机整体。在其与空间、时段、目标的广泛性上，凸显出了它与其他艺术门类不相同的特征。它是以自然环境为出发点，通过人为的空间分割、规划、设计和景观营造建设手法，采用各种艺术、技术的手段，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基础上，协调人、社会、自然环境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营建出优质的生活、生存环境。“它包括建筑设计，室外环境设计，室内环境设计，景观设计，绘画，雕塑，广场设计，围绕主体建筑相关的外部等路桥和辅助设备，城市规划设计也属于这一范围”。

（二）环境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内容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覆盖面很广的跨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因为它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艺术，其决定了和建筑学、环境心理学、美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有机结合。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见识的不段增长，人类生活面的不断扩宽，环境艺术设计自身的知识面也要不断的拓展。其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三、环境艺术设计在整个设计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环境艺术设计是多学科的综合

1.设计学中对设计类型的划分

在设计学中，对于设计类型的划分，不同的设计家和设计理论家由于自身所处的设计范围和他们本身所从事的行业的对设计的观点不同，进行过不同的归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设计的领域也在不断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扩展，过去的设计类型的划分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的设计活动，复杂的设计现象。在这样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设计家和设计理论家绝对倾向于按设计目标的不同，把设计大抵划分为：“为了传达的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为了使用的设计——产品设计；为了居住的设计——环境设计三大类型，这种划分方法的原理，是将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自然——人——社会，作为设计类型划分的目标点”。

2.环境艺术设计是多类型的设计

环境分自然因素环境和人造因素环境，自然环境经由人工的设计、划分、营建、艺术化处理而成为人造环境。人工环境按照空间形式可划分为室内环境和室外环境，按功能划分，可分为居住环境、商业环境、工作环境等。设计界和设计理论界由于对环境艺术类型的区分并无统一的准则和方式，所以多半是根据空间形式来进行分为建筑环境设计、城市规划设计、室内环境设计、室外环境设计和公共环境艺术设计等。

3.环境艺术设计综合多学科

环境艺术是一门综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美学等的艺术，是一种人为的艺术和自然环境表现形式的艺术。环境艺术设计即满足了人们生活的需求，又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推动了环境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诗意地栖居大地”，“适合于人、适合于空间、适合于时间”，即环境艺术设计的“三个适合”，它与环境艺术设计的“三个原则”其作用越来越被人类重视。比如，在多元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推进下的我国城市环境艺术，其发展模式也愈加的现代化，多样化，专业化。其文明发展，也融汇科学性、艺术性、公共性、趣味性于一体，经过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活化处理，从而促使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推动环境艺术与城市环境设计的和谐、绿色、可持续性的良性循环发展。

（二）环境艺术设计对当下建立设计艺术学科有了新的认识

进入21世纪后，环境艺术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人们创造理想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对建立设计艺术学科的主题的确立一个新的认识。当今环境艺术设计，把经济、意识形态、技术、社会特质加以重视；在环境艺术设计的诸多要素中，将技术、科学、人文、美学等和其他商业因素加以融合，成为一体，大大扩展了设计艺术学的深度和广度。资源问题、生态问题、设计形态问题是21世纪我国设计艺术发展的三大主题。环境设计对未来社会文明的思考，不能简单地理解与市场结合即可，而是要有长远发展战略的眼光，如何进一步解决未来新的社会问题和进一步更新现有的设计语言？因此，对环境艺术设计的研究更应以“知识整体”的观点为立足点，不断的在整个系统中吸取新的理论、方法、方式，促使设计艺术学逐渐的完善和成熟。

（三）环境艺术设计在设计学中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设计实践、设计现象、设计规律是设计学研究的一门专业学问。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国设计界长期以来都只是重实践轻理论，或重技艺轻研究，造成了设计理论和设计实践的失调。忽略理论和实际的钻研，便是忽略能给将来带来成长的强大优势，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和来源，而理论反过来又能指导设计实践，让实践得以提升，如此循环反复，并不断的推动设计实践和设计理论得以全面深化和发展。环境艺术设计是理论和实践的综合体，其设计理念、设计手法、设计思维、设计表达等都离不开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同时其设计理论通过设计实践得以全面深华。环境艺术设计如果没有具体的设计事例来说明就会显得空洞；具体的环艺设计实例没有抽象理论的作依托就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实际。以设计的形式美法则为例，人们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可运用形式美的规律进行构思、设计并把它实施、营建出来。就是利用重复和交替、韵律和节奏的形式美法则作为构图手段与设计实施，这是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力回答。

（四）环境艺术设计体现设计的文化特征设计文化是人类艺术创作的文化

设计作为造物文化，它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体现。“文化是人的产物，人也是文化的产物，人创造文化，同样文化也造就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设计文化的体现，反映的是文化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文化是一种经过时间的洗礼而形成的生活印记的沉淀，是不可复制的”。雷蒙.威廉斯曾说：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方式描述。由于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以及历史发展不均匀性，形成了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其文化博大精深，拥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经过千百年的继承和发扬，构成了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特征。文化在其向前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种特定现象即文化回归、文化复旧和文化反弹的迹象，环境艺术设计是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同其他文化一样出现此迹象，也就是常说的本土化现象，环境艺术设计的本土化，也正迎合了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方向。我国当下环境艺术设计中对传统文化要有新的理解，而不是照搬照抄，应该在继承中求发展。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设计，就是我国传统环境设计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的综合体现。向前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种特定现象即文化回归、文化复旧和文化反弹的迹象，环境艺术设计是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同其他文化一样出现此迹象，也就是常说的本土化现象，环境艺术设计的本土化，也正迎合了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方向。我国当下环境艺术设计中对传统文化要有新的理解，而不是照搬照抄，应该在继承中求发展。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设计，就是我国传统环境设计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的综合体现。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继承是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源泉，创新是环境艺术设计的灵魂。人类环境要持续发展，必须要把人类文化和历史加以保护和利用，并借用科技的力量不断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4

哲学以文化为其生长土壤，不谈及文化就无法深入的畅谈哲学。人文文化由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不同因素构成，所以人文文化具有特定的民族性，并不是本民族的文化在其他民族同样可以得到认可。哲学可以说是文化的精髓，而文化是哲学存在的根基，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民族的或者说是超越民族的一般的、普遍的哲学。文化所具有的特殊的民族性必然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哲学同样具有民族性。西方哲学根植于西方文化，是西方民族自己特有的哲学，不能称为其他民族所普遍适用的哲学。文化展现着民族的魅力与气质，若民族丢失了其特有的文化，就像是人丢失了魂魄。任何外来文化与哲学的中国化都是基于中华民族的思想与观念，取外来文化和哲学的精华为己而用，这并不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取代和遗忘。    

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哲学大多指的是根植于西方文化的西方环境哲学，由于这样的环境哲学从属于西方文化，并不是普遍适用于其他各民族的具有一般性的环境哲学。因此要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仅靠翻译和引进未加以本土化研究的西方环境哲学是力所不及的。西方的环境哲学进入中国，要经过我国传统文化的自主选择和在各方面、多角度的批判，从而找寻西方环境哲学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契合点，这样才能使西方的环境哲学彻底并真实的融入中华民族的土壤。否则，对西方环境哲学的照搬照抄，一方面难以为本民族所认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无法解决我国所实际面临的生态问题。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显得尤为必要。

2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迫切性    

工业革命发韧于西方，而接踵而来的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也首先显现在西方，因而西方学者把环境以及生态问题当作社会的主要问题，首创提出“环境哲学”的概念并努力构建了环境哲学的体系框架。西方学者不懈努力的研究成果无论对于当代人还是后代人的生存都具有不可泯灭的意义。然而这样的环境哲学以西方文化为依托，无法跳出西方的思维的方式，具有先天的、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把人视为宇宙的主体和最高存在，把自然视为属人的自然，这无疑是对自然的否定。而非人类中心论的提出虽然可与人类中心论相对抗，但二者不是用自然取代了人，便是用人取代自然。非人类中心论将自然的地位提升到一个至高的位置，不承认人的实践性甚至是主体性。这两种“中心论”的提出，本来就是天人统一关系的最大否定。因此，对于人同宇宙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的逻辑与哲学思维束手无策。    

传统伦理学将权利与义务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简单的用权利与义务来解说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更难以说服众人。人类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双方共处于同样的主体地位。若用这样的伦理关系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得出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自然作为客体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错误结论。因此，主客极端对立的思维方式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框架对于天人关系无法给出恰当准确的回答，更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环境问题，这是西方环境哲学的先天不足，也是西方环境哲学的理论困境。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和我国环境所遭受的巨大破坏，急需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变得十分迫切。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5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6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7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皆以全面反思与试图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类社会持续永恒发展为终极目标，然而其各自的理论基础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深入挖掘与日益完善，这也是当下环境史学界与此次论坛所面临的基本而重要的议题之一。

（一）不同视域情境下环境史基础理论解读

环境史研究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凸显而逐渐推进的，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王利华、梅雪芹、韩茂莉分别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史理论加以解读。王利华以“生命中心论”为出发点，以中国古代的“农业史”和“家庭史”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对土地与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论述了环境史的核心内容、基本范畴和价值功效等，廓清了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梅雪芹以世界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生态反弹和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论述了其对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及可资借鉴之处。此外，她还对当前国外环境史界的多部重要研究论著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实现对包括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富困”问题）、历史研究的视角（上下左右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跨界别与实践）、评介标准（以自然为镜）、考评、分析与功能（回溯性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的“生态史学”（家园史学）的构建。韩茂莉以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为切入点，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与“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证思考，通过对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类生活、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农业活动与气候变动之间关系分析，厘清了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

（二）不同学科维度下生态文明基础理论解析

学者们立足于各自学科视野与基于不同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展开了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积累并提供了诸多学术文献与研究平台，本次论坛就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生态文明实践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关于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贾卫列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内涉三层含义：其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其二是社会进步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其三是一场席卷全球的以生态公正为目标、生态安全为基础、以新能源革命为基石的全球性生态现代化运动――生态文明建设。尹绍亭基于人类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是不同时代人类认知自然、适应和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知识、技术、教育、伦理、道德、信仰、法制的综合文化生态体系。吴兆录基于生态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意识，利用人类的生态智慧促进“环境―生物―人类”的整体协调演进。刘少航立足于生态危机与文明发展关联之视角，认为深生态学提出生态危机源于文化危机，需要生态智慧去解决。李静基于参与者角度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参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关键作用，社会的合力影响。田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用新思维，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态文明走向中国政治生活和谐领域的前提是政府、社会、民众之间必要的思维转换。汪庆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认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天人合一”等值得借鉴的生态思想并加以诠释。

其次是生态文明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张修玉指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大指导理念；“两山理论”的两树实践模型；生态优势区、经济优势区、均衡发展区等三种分区管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大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条路径；构建与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六大体系；组织、制度、机制、资金、技术、人才、舆论等七大系统保障；区域、行业、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台港澳等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数据管理、工程实践、政策战略等任务；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六大建设体系、科学发展、新常态、中国梦、人类福祉、一带一路、传统哲学、后现代主义之间等十大关系。

最后是生态文明建设及研究的相关事项。生态文明研究成为当下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出现了对生态文明滥用、随意使用的情况。鉴于此，周琼对生态文明研究中存在的“泛化”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认为在当下生态文明学术研究、具体实践与建设中都存有对生态文明“泛化”使用现象，着重警予在生态文明学术研究中，应注意树立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高度警惕生态文明不同形式的泛化现象，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跟踪调查研究，避免生态文明泛化使其成为无所不包的杂容所。

（三）当下情景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深层关联解说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层面关系阐释。韩茂莉认为，环境历史研究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对其所经历过的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尤其是对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原因追溯与全面反省，她以全球变暖导致绿洲农业发展水源短缺、冻土层解冻等对已修建青藏铁路的破坏性影响为例，深层剖析了环境史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王利华以中国环境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为阐述基点，认为环境史是一种强烈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梳理环境发展变迁史与系统反思各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史。梅雪芹指出，环境史研究有助于全面提升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意识自觉，有助于理解生态文明理论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实践建设，是人类探索新文明形态有效途径之一。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尝试。崔新婷比较了北京市的两种绿化标准，一种是以频繁拔天然草、浇水、修剪、清除落叶等精细管理为主；一种是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乡土植物不少于70%且落叶覆盖土壤的粗放管理。认为这两种标准存在相互矛盾。并以单一植物马唐草和天然植物群落为例，指出杂草具有浇水少、消减雾霾、吸收金属污染、修复土壤等生B价值。建议城市绿化应转变观念，回归传统生态文化自信。刘凯运用综合指数计算2014年中国的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指出，地级以上城市绿化整体呈现出从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当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城市空间的绿色化予以关注，提升城市生态功能。曾P等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大学城建设中产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论述。指出，协调这一冲突应建立冲突协调、公众参与、生态补偿与法律保障等机制。如唐山，王瓒玮指出，大地震后的唐山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及凸显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指出，人类面临无法规避的自然灾害，只能用向自然俯拾身躯的姿态来重新整肃社会系统的发展形式。

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相关问题。从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而言，罗艺指出，创建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目前，全国各地虽然掀起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热潮，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国内外实践来看，生态城市建设亟须法制保障。从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执法机构、执法严格、培养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等开展。王璐以地方民事诉讼案件为视角，对光绪初年吐鲁番地区的多起民事案件加清代地方府州、吐鲁番同知，以及乡约、阿訇、台吉、伯克等在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影响等做了分析，这对于民族地区的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8

    一

生态存在论主要从有机整体的视角，揭示人与 世界万物的存在是一种系统的关系存在。从其存在 状态看，它是一个生命自组织演化系统。这一大的演 化系统可分为系统自身的自组织演化、系统之间的 自组织演化和系统内在要素(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自 组织演化。在这一巨大的生态存在自演化系统中，从 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亚原子、原子、分子、细胞原生 物、生物有机体到文化，既是具有自稳自组性的有机 系统，又是生态存在系统的一个部分。从系统哲学范 式的观点看，每一系统相对于整个生态系统都具有 自身的存在价值，都会在自身所处的生态位上获得 相应的价值承认；但它作为整个生态大系统的一部 分，却不应将自己的存在价值凌驾于整个大系统之 上，因为系统价值高于部分价值，每一系统作为一个 部分都必须服从生态大系统的规范。而且就系统内 的各个部分、各个系统来说，它们不是原子式的存在，而是系统关联性的存在。

     因此，生态系统的生命 演化与维系，相对于其他生命系统的存在就构成了 一种终极制约性。恰如著名学者拉兹洛所言，“自然 是终极因”。对于人类的存在来说，没有形而上的 终极预设与追求，便失去存在之根、力量之源。而形 而上的预设作为一种逻辑设定，往往不太容易被经 验证实或证伪。这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几乎是不言而 喻的通则。但在生态文化视野中，生态存在的终极本 体性，却是人们可以经验感觉的事实。现代人类实践 的无度扩张已经触及到地球的极限，生态灾难频发， 彰显了地球的有限性和生态系的脆弱性。生态存在 作为一种终极本体性设定不仅仅是理论的推演，也 是现代人类存在经验的潜在呼唤。

生态存在论内含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双重纬度上 的理想设定，从其存在特性看具有六大本质特征，这 六大本质特征既是从生态存在视野对万事万物的存 在本性的概括，也是对生态美的本质特征的概括。第 一，一体性。一体性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在 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上，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万物是 平等的，如桑德拉巴哈古纳的诗意吟颂:“我们必须 聆听树木的心跳，因为它和我们一样，都是活生生的 生命。”〔2〕第二，共生性。人、自然、万物的本原一体 性，是生态存在论状态的整体表征。而支持存在一体 性的规则就是共生性，不仅是万物之间的共生，更根 本的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共生。对于人来说，共生不仅 意味着生存规则，而且是一种境界的提升。在机械 论、工业文明的行为模式中，人类越来越淡忘了人与 自然共生这一始源性的终极真实，共生性将重新唤回人与自然的生命连结与亲和。第三，互通性。

     共生的本性必然要求互通，任何生命自组织演化系统都 不是孤立的，其自身生态活力的保持，必须依赖与其 他生命系统进行充分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而且 互通不是因与果的线性过程，而是网络式的双向整 合。这种互通并非由于存在者之间的利益需求，而是 植根于存在者之间的生命亲和，“从演化进程来看， 人类可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发展出一种深植于基 因、渴望其他物种相伴的需求”。为此，威尔森创造了 一个新词“亲生命性” (biophilia)来形容这种需求,意 指“专注于生命与生命互动进程的先天倾向。第 四，融合性。融合性则是互通性的进一步具体化，它 体现为存在者与环境的融合。环境对于存在者并不 是工具性的、手段性的，它本身构成存在的一个有机 部分。融合性内在地包含着存在者与环境的共生与 互通。第五，和合性。对于融合性来说，和合性是对它 的一个必要的逻辑制约与提升。融合不是同一，不是 无视万物的差异与对立，否则生态存在便失去了根 基与活性，所谓“同则不继”，所谓“和实生物”。“和” 在此取“以他平他谓之和”之意。同时又赋予辩证法 的对立统一规律以生态学的纬度与滋养。第六，自主 自觉性。自主自觉性则是和合性的逻辑延伸及对一 体性的实践回应，同时又内含了生态美学结构层次 的逻辑预期。在“他”、、对立”的意义上，“自主性”是 “和”的逻辑表征，体现生命存在对自身所处生态位 及价值功能的自主意识;在“合”、“统一”的意义上， 自觉性体现了具体存在在实践层面对和合性、一体 性的潜在认同，开辟了生态美学向其他结构层次过 度的逻辑前景。

就生态存在论来说，这六大本质特性在逻辑上 已不再是单纯的辩证否定与逻辑回归的关系，更根 本的是具有彼此互补协同制约的关系，通过彼此的 协同、制约、互补，形成充满生态活力的和谐境界。也 就是说，生态存在论所具有的这六大特性实质上也 就是生态存在美的最基本特性，因而从生态存在论 的视角看，“和谐”只是万物存在方式的主要存在形 式和状态。所以从生态存在谈论美，我们不同意“美 是和谐”之说，因为这在特定意义上是把存在的形式 看成了美存在的本身，或者说把现象的东西当成了 本质的东西。但和谐美又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观点，笔 者在与周来祥先生合写的文章中集中阐发过这一思 想，因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否定。当然，这种否 定并不意味着不能从“和谐”的角度谈“美”，而是说 “和谐”只是求索美的途径，美的真正的奥秘在和谐 的形式背后。这颇像现象学所说的，出场的事物以未出场的事物为背景，未出场的事物是出场的事物 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从生态存在论的存在状态 最容易把美定义为“和谐”，而从生态存在论的本质 内涵又深感“美是和谐”之说有待理论上的深化。

     二

 

人的存在实践是一种双重的统一，即以自然的 方式而存在和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在的统一。人“以 自然的方式而存在”指向生态存在本体的终极性诉 求，它力求超越既有文明文化事实的存在语境，含蕴 着向生态存在境界的跃升。而生态存在境界由潜能 向现实的不断转化、拓展，又必须依赖于人的主体性 的实践性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由于植根生态存在的 本体性逻辑制约，便内蕴着、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 在”的过程。如此人的实践便展现了人以自然而存在 和自然以人而存在的统一。因此，生态主体论美学， 作为生态美学在认识论和实践论这一命题上的体 现，其本质特性是，以生态存在本体为终极制约，以 生态实践为基本中介，在人与自然的双向整合中，实 现着生态存在境界由潜能向现实的不断转化、拓展。 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都有它的自然本性， 可以说是自然本性的社会化，离开人的自然本性谈 人的社会性是一种无根之谈，自然可以离开人而存 在，而人须臾也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作为社会性 主体的存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一体性存在的一种 特殊方式，“人及自然二者相互依附于一个连续发展 的整体。这个同时包含人及自然的现实整体必须被 视为一个能容许人及自然能在其中相互转化的动态 的创造转化过程”。

     只有这样理解人作为主体的存 在，才能更全面理解人如何实践、认识、审美。就如何 实践而论，一般强调实践的社会性。实践是人的一种 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人以外的自然物似乎没有， 但这种认识是有缺欠的，且不说动物也有较自觉的 实践行为，就是非动物的自然所具有的自组织的演 化(有机规律)就有一种潜在的价值趋向，也就是合 自然的目的性。就此而论，自然物也是一种合规律性 合目的性的存在，具有主体活动的特性。而且正是自 然的这种存在方式决定了人应该如何实践，但恰恰 在这方面人把它遗忘了，这是人类破坏自然和自己 否定自己的根源，这种实践行为明显是丑的，却成为 以往探讨美和美的本质的哲学基础。就我们自身坚 持的“和谐”美而论，应该承认“和谐”美学在一个辩 证的视野中较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命题，但受制 于和谐美学诞生时历史语境的制约，在具体认识上 同样也未能摆脱这一局限。如、美的本质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主体和客体的和谐统一，是客观的合规 律性、主观的合目的性，是真和善(客观上的真、主体 实践上的善的和谐统一”。

    这种观点显然是非生 态文化的，作为和谐美的理论基础，有鲜明的以非和 谐的思想谈和谐美之嫌。而现在从生态文化的角度 看实践，就变为双重合规律性与双重合目的性:即既 要合因果规律(合线性规律)又要合有机规律(非线 性规律），而且前者要受后者的统摄；既要合人的目 的，又要合自然的目的，而且要在合自然目的的基础 上实现人的目的。人的这种实践行为，能真正打通人 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命联系，人与自然互动共 生、相异共荣，人在自然中又在自然外，这是人之为 人的存在本性。进而言之，也就是实践以自然的方式 进行活动而自然却变成了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使生 态实践在特定意义上成了生态存在论的展开，并成 了生态美学的一种重要的基础。

现代认识论或实践论美学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 客体关系的模式，或者说主体统治客体的模式，除客 观论美学之外，其他美本质论最终落脚于主体的人。 而生态认识论美学与主体认识论思维模式不同，它 从单向的“主体一客体”模式转变为“主体(A)—客 体（自然)一主体(人)”交往关系模式。主体(包括代 内主体与代际主体)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这种 主体间性关系在现实的交往活动与非现实的（潜在 的现实 ）交往活动中都以人与自然一体性关系为基 础，自然对人都有终极限制性。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 物种，不论过去（已存在)、“现在”（当下在场），还是 “将来”，其活动都要以自然为中介，自然在这三大向 度中规定着人的认识活动和价值活动。 人的现实活 动(现在向度)，既要承担前人赋予的历史责任，即对 原本的历史注入应有的现实内容，又要承担后人可 能提出的未来使命，把主客体认识论关系所具有的 单向的工具理性，转向三向度互补相生的自然理性 和社会理性，使之真正成为生态认识论美学的哲学 基础。

    三

生态环境美学是生态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生态存在论美学和生态主体论美学的具体存在方 式。这从生态环境价值与生态存在论和生态主体论 的内在关系可以看得很清楚。从生态环境价值论看 生态环境美，我们认为生态环境价值是“环境价值””与“环境的价值”的统一。所谓“环境价值”，就是从人 与环境的一体性关系看环境，环境并不在人之外，而 在人之内，环境就是人的生命本身，人离开自身生存的环境就不复存在。人对环境的需求不是一种外在 的需求而是一种内在的本性需求，所谓“大人者，以 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 非意之也，其仁之本若是”。这就是环境价值的存 在论本性。但人与环境不只是一种内在的一体性关 系，同时也与环境存在着一种非一体性的外在关系， 或者说主客体关系，即人的某种功利性的需要与环 境建立的价值关系，即所谓“环境的价值”。

    生态环境 美学就建立在具有生态存在论本性的“环境价值”和 具有主体论本性的“环境的价值”的基础上，二者的 统一构成了生态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因此生态环 境美也有两种形态，即环境美和环境的美。环境美更 多具有生态存在美的特性，但又不能完全归结为生 态存在美，它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特定的具体环 境中与环境建立起来的一种一体性的审美关系，环 境对人自身就具有某种人学的性质，可称之为似存 在美。而环境的美，本质上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美， 即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把环境视为审美对象构成的 美，它更多的具有主体性美的特性，但又不完全同于 主体性的美，在这里环境作为审美对象，美与不美并 不完全取决于主体对它的判断，人与环境同样是一 种同生共运、相异共荣的关系，它内在地渗透着存在 论美的因素，可称之为似生态主体论美。

虽然从两种视角一一“环境价值”和“环境的价 值”可把生态环境美学分为环境美与环境的美，但我 们更注重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环境的美所 具有的存在论美学特性。从生态价值论的角度看，生 态环境价值作为一种有机的价值系统，虽然分为“环 境价值”和“环境的价值”，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网络关系，其环境价值可以说既是网络的纽结，又是 价值成果的储存单位；环境的价值则既是网络的网 线，又是新价值生成的基本条件。这颇似美国环境伦 理学家罗尔斯顿所说:“在一个功能性的整体中…… 其内在价值恰似波动中的粒子，而工具价值亦如粒 子组成的波动。

    正是“环境价值”和“环境的价值” 的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环境美”和“环境的美”的内 在联系。也就是说，环境的美虽然是一种人与环境的 对象性关系的美，它更具有主体美的特性，但它的生 命之根、审美之源却在于人与环境的一体性关系。这 正如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所说:“在荒野中 旅行，能让我们的身体获得直接贴近自然的体验”， 荒野“给我们提供接触终极存在的体验，而这种体验 在城市中是无法获得的”。这就是从“环境美”看 “环境的美”。对“环境的美”与“环境美”的关系，如果 进一步用海德格尔“之间”的哲学观点来解释，可以认识得更清楚。

    海德格尔曾对“在某某之间”和“在其 间”，进行过严格的区分，前者是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它既包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包含现代哲学讲的 主客体关系，它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当然是一种 非一体性的存在关系;而“在其间”却是“存在论”意 义上的“在其间”，它“为一切存在者开启存在的可 能，因而是提供生存尺度的、构成人生命运的真正的 在之间”。我们所说“环境美”显然更倾向于一种 “在其间”的存在美，而“环境的美”它显然在形式上 以对象性的关系存在，卩“在某某之间”的方式存在， 但实质上却是存在论美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 它与 环境美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

四

生态文艺美学作为生态美学的一种特殊形态或 者更精神化的存在，可以以更自由的方式与生态存 在论美学、 生态主体论美学和生态环境美学发生直 接或间接的联系，变为自己精神反映的内容。但从更 深层次看，生态文艺美学却有不同于以上三大美学 的本质特征，它更具精神生态化，精神生态是生态文 艺美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因此，生态文艺美学不但要 以对近现代文艺的非生态化精神的否定来确立自己 的表现的对象，更要以精神生态学家的风姿探索生 态文艺美学的表现内容和形式，这条道路虽然很艰 难、很漫长，但它是文艺美学最灿烂的明天。

建立精神生态文艺美学当然应该立足于当今时 代，因为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而 生态文艺美学作为精神生态反映形式，它自身就是 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或者说是在“人类纪”时代特 有的人类“精神圈”的一种突围和重构。在整个现代 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精神圈”，奠基于以往人类 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天然缺失生态纬度自然 生命活力的滋润，使人类的生命存在远离与自然相 谐和的感应体验方式，“人类对自然的依存越低，他 的生存便越贫乏和卑微”，“人类自认高于其他物种， 这不会带来人性的提升”。实现人类“精神圈”的 生态化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命题。精神生态化建构的 文化基础是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型，生态文艺 美学作为精神生态的直接反映形式，不但是现代文 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内在推动力，而且能以更为感 性的形式展现生态文化“精神圈”的建立一精神圈 的生态化，起到其他文化形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吸 收古代和现代文艺精神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 既不同于古代也不同于近现代的一种展现精神生态 的文艺美学。

生态美学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学转型， 美学的转 型意味着美的本质观的提升，及与之相适应的艺术 本质观的结构性转换。生态文艺美学的基本逻辑构 架立足于生态存在论与生态主体论的双重视角。从 生态存在论与生态主体论的双重视角建构生态文艺 美学，更能清晰地凸现以往文艺美学的逻辑缺失。当 然这不是说以往的文艺美学思想没有自身的合理 性，而是说任何理论既得益于自身诞生的历史语境， 也受制于这一历史语境。以往文艺美学思想的最大 缺失就是自然美的边缘化，包括作者1990年出版的 《文艺美学》。艺术是人类主体的精神创造物，其存在 形式是人类精神品格的集中表现，“文学史，就其最 深刻的意义来说，……即人类的精神史”。

     文艺美 学以人类的艺术创造与欣赏为研究对象，是对人类 文艺现象的形而上反思，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对人 类精神、情感状态的理论烛照。只是这种理论烛照难 免带有与历史同行的盲点，“先是谢林，后是黑格尔、 左尔格高扬艺术，贬低自然，把审美活动与艺术活动 等同起来，于是美学基本问题便成了艺术与现实生 活的关系，或者更明确地说，成了艺术的超越性问 题”;“百年来中国美学几乎始终囿于艺术活动之内， 把艺术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超越当作美学的基本问 题，自然美(包括社会美)虽然也时时被人提起，却被 置于从属的、边缘的位置。在既有美学理论的探 讨中，虽然也关注到自然美，但并没有给予自然美以 应有的重视，在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下，自然无 论如何也不能和人类的主动创造相比，自然美至多 也不过被当做人类某种精神状态的象征，从而遮蔽 了自然美的深刻本质，、心灵和它的艺术美高于自然。

对于自然、自然美的边缘化，属于一个时代的 缺失。随着人类生存困境与难题的凸现，时代呼唤 人类精神回归远离的家园，呼唤培育人类对自然的 谦逊与敬畏，呼唤新型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文学 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境界的集中展现，面临着责无旁 贷的历史重任。而要回应这一呼唤，文艺美学应该 有对自己进行自我否定的勇气，随着时代语境的转 换，如果我们仍然一般地坚持“美的本质反映在艺 术中，就是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情感与认识、 真与善的统一”〔14〕，就很难回答新时代提出的问题 和缺乏对现实的应对力，而作为对未来艺术的一种 逻辑预期则隐含着更大的欠缺。因此我们认为从生 态存在论与生态主体论双重视角建构新型的生态文 艺美学就变得十分必要与迫切。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9

情境教学是近几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教育思想，“其理论核心：学习者是学习过程的原动力，学习者将根据个体原有经验进行知识建构；教育者的职责就是为学习者创设进行情境学习的环境”。同以往的学习理论相比，“情景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通过与外部信息的相互作用而建构个体的经验；强调社会性的相互交往和作用对学习的重要意义；强调把所学的知识与真实任务情景联系起来”。这种关注学习者内部生成、社会性学习和“情景化”学习的教育思想与远程开放环境下的传统文化教学在课程目标、特点等多个方面存在着本质的一致性：

第一，社会性学习特点的一致性。从教学对象考察，远程开放环境下的传统文化教学，目前在远程开放大专、文科类本科学习者中进行。作为成人学习者，他们具有以下学习特征：功利性较强，自我导向意识明确；强调学习内容与个人体验的整合；大多是在职学习等。教学对象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性学习的主要特征。

第二，学习者内部生成目标的共同性。传统文化教学的课程目标不同于财务报表解释、法律基础与实务、证券投资分析、电子商务应用、实用文体写作等一大批实用性的课程，专以培养学习者的职业能力为主。它的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决定了它的教学目标必以濡养学习者的人文素养为重要指归。以《中国文化导论》课程为例。《教学大纲》规定：“本课程旨在使学员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基本了解，并能以所学理论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现象加以分析，从而能更深刻更准确的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规定“本课程为研究性课程，在掌握一定的知识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学员因尽可能从某一侧面对传统文化做深入的理解”。在此所谓的“以所学理论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现象加以分析，从而能更深刻更准确地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等，就是要学习者将理论知识内化生成为实际的人文素养及能力。这一目标要求与情境教学理论存在着共同性。

第三，情境化学习的可能性。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果把整个传统文化比作球体的宇宙，课程教学所涉及的一百多个知识点就是宇宙中的星星，而且许多星星又自成星系；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世世代代的文化传承，近百年来又不断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于是在社会及日常生活中表现的文化形态就较为复杂。根据乔纳森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学习者必须将新旧知识联系整合起来”才能实现能力的迁移，“学习者是不可能学会老师知道的东西，他们只能学会自己知道的东西”。要真正理解传统文化的内蕴就必须构筑生活情境与传统文化相贯通的桥梁。远程开放学员成人化、社会性的学习背景使得创设这种情境化学习环境成为可能。

笔者在2004秋远程开放现代文员专业《中国文化导论》课程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将情境教学理论用于课程的教学实践探索并加以总结归纳，名之曰“情境一探究”教学模式。

二、“情境―探究”教学模式的实践

(一)“探究”的前提：“情境”的创设为学习者创设进行学习的环境是“情境一探究”教学模式得以实施的前提。根据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和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为他们创设以下两种学习情境：

1．独立探究学习情境。即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独立探究的学习情境。在远程开放环境下，主要针对网上资源的建设。包括CAI课件、Web网页以及学校电子书籍的充实等；以及学生在独立学习过程中必要的对教材的学习、页面的浏览和文件下载等活动的指导。

2．协作探究学习情境。远程开放环境下的协作性探究情境的创设主要指网上探究空间――网络教室的开辟和学习者互助协作小组的成立。

网络教室不仅包括中央电大、省电大、自建设资源等多级平台互动，还开包括教师管理功能区(学生行为统计、文章管理、考试作业管理、课程评估)、交流空间(留言板、公开讨论区、课程讨论区、公开答疑室、我的发言)等多个区块的活动空间的开辟。

互助协作小组的组建也是创设协作性探究学习情境的重要手段。在远程开放环境下，学生和教师处于准分离的状态；学习者更多的时间是面对网络，缺乏一定的学习氛围，学习者不免感觉枯燥。组建互助协作小组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尤其在涉及到较高层次的认知能力的学习，如对复杂的综合的问题的求解等，学习者之间的协作显得特别重要。一般根据学习者的基础、能力、居住环境等因素，按照“互补互助，协调和谐”的原则，4至6人分为一组。目前建立在远程开放环境下的协作学部分基于网络和计算机的支持(即网上小组讨论)，辅导教师可以是协作学习的组织、参与和指导者。如《中国文化导论》的课程学习，我们首先依据基础、性别把全班24人分为4个学习小组，指定固定的小组长，并初步拟定了小组协作学习的具体方案。

(二)学习者的“情境一探究”活动

学习者是学习过程的原动力，是整个学习过程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只是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中，表现形式略有差异。

1．独立“情境一探究”活动

学习者从学习生活、工作情境、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通过查阅资料，广泛阅读、浏览相关网页、认真思考、亲身体验等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作出新的判断和新的结论，此所谓独立“情境一探究”活动。

如在学习了《中庸的文化内涵》一节后，许多同学对“中庸”的文化意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学们一方面收集了社会生活中多个与“中庸”有关的事例；一方面通过网上下载有关文章，把生活事例和传统文化理论相结合，纵谈“中庸之道”的积极和消极意义。由于是学生自己感兴趣的，自定专题、自我准备，于是就有许多富有个性的见地。一位在网络公司搞营销的学员就这样写到：“中庸”就是对上司要客气中带尊严；对工作，在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发自肺腑的感悟，说明对“中庸”的文化内涵已有深切的领悟。

2．协作“情境一探究”活动

学习者通过BBS论坛、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学习小组等形式进行实时或非实时的协作性探究学习的过程，称之为协作“情境一探究”活动，网上讨论和小组讨论是其最主要的两种形式。

由于传统文化的教学不似对某种公式或理论的阐 释，各种文化现象互相渗透，精华和糟粕彼此依存，在教学过程中有时就非常有必要对具体问题开展讨论、辨析。特别是BBS论坛支持的实时性、非实时互式双向教学途径极其便捷地支持了协作“情境一探究”活动的展开。如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信”诚’等传统文化精神”这一专题。指导教师预先从网络、报刊搜集多个现实生活中关于“信”“诚”的事例，分发给各学习小组，要求结合传统文化精神对事例进行评析，并设定，如果你处于故事的情境中，你将如何处置?由各小组长组织讨论并做记录，讨论结果成为判定形成性考核成绩的依据。各学习小组积极组织了讨论，每位学员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各学习小组或者采用网上讨论的形式或者定时、定点小组讨论的形式，都能很好地完成对问题、情境的探究活动。事实上，对事例的讨论，或否定或认同，或设想第三种情境的过程，也就是情感的内化、能力的迁移过程。

虽然，在整个独立和协作“情境一探究”学习活动过程中，学习者是原动力，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教育工作者在为学习者创设完成“情境一探究”的学习环境后，就可以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置之不理。在远程开放环境下，师生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关系：教师是情境学习的环境的创设者，也是沟通“情境”与“探究”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促使学习者内部生成的催化剂。在探究性学习活动开始后，指导教师就要适时进行个别谈话、要随时进入网络教室了解学习者探究学习活动的进展，并根据学习进展的情况，加入提示，以便及时引导学习者进入探究学习情境，完成“情境一探究”活动的全过程。

三、“情境―探究”教学模式实践的几点反思

1．远程开放环境下的“情境一探究”活动有利于教学资源的有效配置

任何教学模式的教学实践活动都是学习者对资源的发现、获取、管理、利用和创新的过程。远程开放环境下的“情境一探索”教学活动有效地激发了学习者的兴趣，形成性考核的要求又给学习者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使得传统文化教学资源得到了较充分的利用。一学期以来，对《中国文化导论》的课程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情况进行考察：文本资料(教材)、在线资源的利用率达到了100％；相关网页能及时跟踪并下载有用资料，有所发现、感悟的占40％左右。达到了远程开放环境下教学资源的有效配置。

2．远程开放环境下的“情境一探究”活动有利于传统文化教学目标的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1-0067-17

环境科学特殊对象是指城市、乡村和荒野地环境，关于这些特殊对象的哲学与伦理学研究是环境科学整体研究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内容、基本观点和切入点、研究的方法依据以及路径选择是本文的研究图谱，也是研究的基本纲领。

一、研究内容

环境科学基本理念是环境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哲学，也是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从理论观念走向实践观念的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其研究内容主要有环境和生态的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大环境实践中的理论问题研究。

（一）环境和生态的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环境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环境（水、气、路和建筑物）的规划和设计，人造废弃物、污染物的分类、化合与分解规律，污染标准、污染物技术处理工艺标准以及环境质量、环境容量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如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和再用以及资源无害化和节能减排等，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核算方法，如生态足迹、绿色GDP、低碳经济、生态文明等核算和排序方法。特别是在城市景观设计、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生态城市、生态示范省、绿色教育、绿色大学等实践探索方面，需要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基础建构。生态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植物、动物、人类等层面的生存状态及其相互依存和作用规律的研究，提出了生物圈的性质、本质、评价标准等生态理论问题，开始触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层面的基本问题。关于环境理论的研究集中在大气环流规律、生物地球化学规律、生物物理元素的迁移规律，以及城市物理环境变化机理和改善方法、污染物的理化和生化理论等；关于生态理论研究重点是从非人类的个体、物种、生态系统、景观角度研究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规律。这两方面的理论研究，都提出了生态进化与文化进化、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人类的生态限度与生物的“生活方式”和“底线福利”等理论问题，开始关注以往被忽视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哲学理论研究，关注人所在的地理环境生态、保护区相邻的经济发展区位、人口的量和质、文化生态基底、生态意识和主导社会舆论倾向以及培养生态文明公民等问题，涉及人的环境观念、生态信念、生态价值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定位和本质等问题，这些问题也与环境的立法基础或环境法理学有密切联系，这也是开展恢复自然、保持自然、保存自然和明智地利用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因此，跟踪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研究前沿提出来的具有哲学和伦理学意义的新概念、新问题，开展环境的生态哲学或生态的环境哲学问题研究，可以为环境或生态实践决策提供理论基础。

（二）重大环境实践中的理论问题研究

围绕着黄河断流提出来的“维持河流健康生命问题”，展开“河流伦理学研究”；针对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实践提出来的“本土生态文化建设问题”，开展“林业职业生态伦理和森林多价值管理研究”；针对原始湿地恢复和保存提出来的“有偿供水问题”，开展“水权的价值定位和伦理评价根据问题的研究”以及“湿地伦理和多价值湿地管理研究”；特别是积极吸收西方环境保护的积极成果，开展荒野环境及其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研究。

针对我国普及环境意识和提高全民环境素质的需要，配合、教育部和国家环境保护部开展创建“绿色大学”活动，开展绿色教育理论、绿色大学指标体系和管理模式的研究。这些研究紧密联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使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

开展环境或生态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完善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理论，能够为我国环境规划、决策和立法奠定环境哲学和伦理学基础；批判地吸取西方环境哲学的成果，挖掘古代民族优秀文化智慧，建构中国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有助于丰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协调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关系，面向实践作出理论应答，能够加速促进科技的生态转向、民族环境素质的不断提高，从而有助于加快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二、立论的基点和基本观点

我们开展上述问题的研究，坚持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立论的基点

1 “一个地球，两个世界”的生态环境世界观

地球是一切生命存在的环境，这个生态环境生育和繁衍千百万物种――人类和非人类。他们共同处于地球生态环境中却是“两个世界”的存在方式：人类是在经济世界中，以经济为特征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他物种是在生态世界中或在荒野世界中，以它们在荒野中趋向自身善的方式即以实现它们自身内在价值的方式不断地繁衍。今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按生态配置的，不是按照经济配置的。因此，我们人类必须自己创造自然没有的东西使之进入人类的经济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的繁荣。这是今天我们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客观原因。要解决这种生态环境问题，就需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观念，确立“一个地球，两个世界”的世界观：一是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相互依存，人类是自在和利他在的统一，人与其他非人类作为种的存在不可分割；二是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相互作用，关注作用的限度和彼此承受能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地球环境不仅是“资源”更是“根源”的价值观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自然环境系统有两方面功能：一是为社会经济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是自然资源的提供者；二是接纳社会经济系统的垃圾和废弃物，成为垃圾和废弃物的堆放场所。然而当今全球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资源面临耗竭以及生态环境的污染。这两类问题使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处于紧张局势：资源耗竭问题将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将使自然环境失去维持生命（包括人类）生生不息的机能。这两类问题归根结底是“要钱还是要命”的问题。由此我们发现生态环境系统折射出地球环境不仅是我们的资源，更是根源。我国古代把天（乾）地（坤）称为父母，古希腊人也有“大地母亲”之说。她不仅具有工具价值――生养万物，也具有内在价值――为了她自身的生存和健康呈现的内在自组织功能，她具有系统价值和固有价值。

3 从社会契约到“自然契约”的生态权利观

社会契约论是17―18世纪最有名的政治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士、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社会契约论有两个基本功用：解释国家起源，规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自然契约”是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约定。认识这种契约有两个步骤：第一，从自然规律到自然法则，体现在“农民按节气种地、收割”，“渔民观天象出海捕鱼”，否则将一事无成；第二，从自然法则到“自然契约”，一条大河把上游植被与下游居民的生存有机地联系起来，“上游砍树下游遭殃”，所以“禁止砍伐上游的森林”，不仅是生态学规律的描述，也是环境伦理学规定的“应当”，即“应当放弃砍伐上游的森林”，“应当”意味着“该做”，不做不仅是违背生态学的“事实”，更是违背伦理学张扬“价值”。反过来，“能做不一定应当做”，因为以“人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部分”的信仰为特征的“自然契约”，它的一个前提和公理，即生态学潜在着伦理学。如两个角斗士在沼泽地中的厮杀，他们没有赢家，打斗得越激烈，沼泽地吞噬他们越迅速！沼泽地的“自然契约”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人类之间，今天的世界经济角斗，如果忽视地球“自然契约”，其结果不外如此。

首先，自然（界）是有名分的，有按照自然的方式生存下去的自组织机能，包括自我更新、自我调节和自我繁殖能力。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是宇宙历史在地球这个星球上积累的“能生育”的优秀成就。人类迄今为止还不能借助科学技术手段模拟或控制这种自然过程。1993―1996年美国“生物圈二号”试验失败，1亿美元买来的教训就是“地球生物圈白调节机制不可替代”。根据这个事实，如果人类世界还是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仍然奉行“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而且拼命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无视“自然契约”的警告，那么地球生物圈的自调节机制就会发挥作用，即遭到所谓的“大自然的报复”。

其次，地球产生自然万物，也产生人类文化。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人类自然阶段，即所谓“人类世”。在“人类世”，人以前的自然一去不复返，人现在的地球自然正在危及人类和其他生命的生存，人类的未来和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未来取决于人类现在的抉择。我们今天正在开展的环境革命就是在这样危机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观念革命，由此引发一系列传统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变革，都不可回避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资源的现实，这样势必造成人与自然的冲突。由此，有三种选择：顺从自然、征服自然、不顾自然，问题的本质在于自然是什么。笔者认为，今天人与其他生命物种在地球上形成的自然，符合非平衡生态学的解释――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动态稳态的自然，这种稳态的自然状态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度。

这种自然之度，从地球地质过程和生物进化过程的协同进化而言，一方面表现为地球环境具有“能生性”和“养育性”，使地球生命生生不息；另一方面体现在地球的地表形态和生物形态具有“协同性”和“进化性”，呈现由单一到多样、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系列，这是一种所谓的地球环境的正向演替。如果人类未来的抉择符合地球“生生不息”和“正向演替”，那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再次，我们要学习其他物种乃至生物圈的生态智慧，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任何其他物种都要进入食物链环，都要以捕食的方式利用和改造自然，以维持自身的繁衍，在结果上考察：一是捕食与被捕食者相生相克，形成互为需要、互为满足的健康生活的关系；二是不同物种间具有斗争性，种群或群落则具有稳态性，群落之间具有波动性，系统层次则具有稳态性，以此类推，符合“整体支配并决定部分”的规律。这些其他物种间、群落间、系统间不会出现资源耗竭，也不会出现环境污染，其根源在于物质的封闭循环、能量的梯级转换和种群增长的自然阈限。

（二）基本观点

根据上述生态环境世界观、价值观和权利观，考察环境科学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中涉及全局性的、共性的一般实践观念问题，主要呈现为以下十大方面，由此分析也体现出本文坚持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1 新“公地悲剧”――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教育民众，更要教育干部

“公地悲剧”是美国学者伽勒特・哈丁在1968年提出来的环境社会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对于公共土地的私人利用，政府不能采取放任主义的态度，否则公地就必然遭到破坏。哈丁列举了在公共土地（草原上）私人养牛放牧的例子：每个养牛户都在市场经济的拉动下，倾向于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增加牛的数量，最终超过草原的自然承载力，结果是草原环境被破坏，牛的头数锐减，这个例子可以类推到我国土地沙化的原因探究，即公共草原的利用不能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由驰骋，政府应当制订相应的干预政策。

但是，在我国造成“公地悲剧”的重要原因与哈丁所指的主体对象不同。哈丁的“公地悲剧”主要是指由牧民的个人主义被市场经济放大的机制而产生的，而在我国造成“公地悲剧”的主体不是老百姓，而主要是某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即不仅仅在于不少老百姓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而且在于有些地方领导安于无知，或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听之任之，或无知加胆大，或明知故犯。如某些地方的乡镇领导不懂得土地生态规律，不知道他们的草原是不能开垦的，不懂得“自然界原本是什么植被就应当保留什么植被的道理”，也不认真思考为什么这样的土地在过去几十年都被划为草原而没有被列入开垦的土地范围，更没有研究当把这样的土地承包给当地农民时为什么农民提出坚决的抗议。然而，当地人不敢开垦的草原却被当地的领导承包给外地人，外地人是为了钱财，那些领导是为了当地尽快致富。经过几年的大丰收，随之而来的是沙尘暴。不仅无法维持继续耕作，就是其他邻居的好土地也被快速扑来的泥沙所掩盖。受害的农民不知道自己是被害者，更没有想到为维护自己的环境权利而，往往以为这是天灾，不得不忍气吞声，搬迁他处。实质上，这些现在是草原的地方，它们的形成是地质演化历史上经历千百万年的河水冲击筛选形成的泥沙基底，后经草类植物登陆固化沙面，逐渐构造成今天的草原。这些地方是不能乱动的，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原本固定的泥沙随风蚀而活化，特别是在我国的东北地区，春季干旱少雨，西北风又大，这就必然导致扬沙或沙尘暴天气。由此看来，北京、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扬沙天气甚至沙尘暴，就不足为怪了。

2 要破除“企业科技不断革命，经济无往而不胜”的神话

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工业企业是在17―18世纪的英国曼彻斯特市。当时工业企业运转有两个前提性的假设：提供给企业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自然界自然而然地会消解企业排放的废物。因此，传统的企业发展理论只关心企业内部的经济性问题。一方面，企业推向市场的产品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在产品生命周期内企业家根据市场拉力调动科技研发新产品，形成企业科技推力，即不断地开发并推出新的替代产品上市，以此类推，形成“产品1-产品2……产品n”的产品更替系列；另一方面，企业新产品的不断开发和批量生产，需要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只要科技不断创新，新产品不断上市，企业经济就会不断增长，社会也就会不断发展。这就是所谓“企业科技不断革命，经济无往而不胜”的神话（图1）。

然而，当代全球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面临浩劫问题出现以来，已经使这个神话彻底地破灭。其症结就在于“企业外部生态环境的不经济性”以及对自然资源价值的曲解（只有劳动价值）和误用。实质上，企业既是连接人与自然关系的环节，也是接通人与社会关系的中介。在企业内部生产，必然受到企业外部资源、环境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企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所以，企业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并非线性决定。企业利用的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生态环境同化人类废弃物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因此企业科技投入研究和发展新产品的能力，既受资源的类型、稀缺度的影响，也受环境同化废弃物的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对于为石油开采业提供开采工具的工业企业来说，尽管企业内部不断研发出新的开采工具，推向市场，但是由于石油开采难度日益增大，效率下降，也就直接导致企业收益递减。此外，用于电力传输的导线，已经历过铜线――钢铝线的产品替代；用于制造门窗的原料经历了木材――铁材――塑钢材的产品变化，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总的趋势是资本投入逐渐增大，收益呈现递减规律。

3 要警惕“顾客是上帝”、“用户第一主义”的陷阱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被称为最基本的人类日常活动。生产是为了消费，消费是为了促进生产。消费与生产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正反馈关系。因此，作为生产单位的企业家和作为服务单位的销售商，通常打出“顾客是上帝”、“用户第一主义”的招牌，表达顾客需要什么就满足什么的态度和企业行为规则。如果单纯地从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关系考察，企业的行为就是为了盈利，只要能盈利，顾客的需要就是“绝对命令”。但是，如果从“资源、生产、消费和环境”相互作用方面考察，作为社会需求行为的消费，在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方面受到资源和环境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因为顾客或用户的需求不一定都是合理的。首先，顾客的基本生存和社会需求是合理的，而奢侈的需求则是不合理的。其次，扩展消费的概念，不仅仅对人工产品的耗费是消费，对自然产物的磨损也是消费。再次，顾客消费活动与企业生产活动不仅仅是在经济场域中支撑社会发展的经济结构过程，而且也是在社会场域中引导社会文明的社会建构过程。因此企业与顾客的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仅仅要有经济尺度，还必须有生态环境尺度。凡是符合社会走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过程的消费，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4 “自然的社会构建”是有限的

社会建构论是当下流行的重要的社会学理论，这种观点认为“我们认为世界是什么，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则又取决于我们是哪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由此，所谓“事实”、“自然界”和“知识”，以及“观点”、“情感”和“欲望”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社会构建。由此得出：自然是通过我们的知识、语言和利益途径自己创造的；自然界不仅仅是外在于我们，“在那存在”。因为我们总是不断地改变我们所知道的“外在存在的”意义。这种观点有两方面的弊端：一是自然被人变成人类主义的真实，似乎自然本身不真实；二是受工业建造主义的影响，自然客体是主体在思想上的建造。事实上，自然存在先于我们人类，它能自我建造。所以，不能将“自然的社会构建论”无限扩大化。首先，1993年“生物圈二号”试验失败，表明我们现在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和评价是很有限的，我们还不能把握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极其复杂的关系，因而不可能用技术设备或技术方法无副作用地取代地球经过几十亿年演化过来的精致复杂的自调节机制。其次，我们的科学认识和工程建造伴随风险，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如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不到7秒钟就突然发生爆炸；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突然发生泄露等。第三，荒野环境不能用社会建构。荒野在人之前产生，可以独立于人存在，也不受人的控制。

5 局部环境决策是正确的，相对整体环境变化不一定正确

2004年5月，黑龙江流域局部江段出现断流现象，引起了环境社会学者的关注。事实上，黑龙江的断流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既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原因，也有对生态环境的属性和特征无知的原因。考察黑龙江荒野地的开发历史，近半个世纪以来，农业部和农垦总局为了解决国民的粮食问题，积极开发“北大荒”，形成了今天的“北大仓”；国家林业部（局）组建森林工业总局，在黑龙江开发大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上的原始森林，目的是支援国内工农业和国防建设，以及支持国外抗美援朝的正义之战；国家黄金局一直在黑龙江原始林区内开采黄金。可以说，各个部门对生态环境价值的挖掘和利用都符合局部主管部门的利益，由此从各个局部利益上评价和当时国家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局部开发行为都是必要的、迫切的、正确的。但是，从黑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上看，则是有问题的――当时还不知什么是环境问题。决策者对环境性质和特征的无知是造成今天黑龙江流域出现“间歇式断流”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地球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体。自从人类在地球上产生至今，地球环境就成为人的利益的组成部分，人们的利益也成为地球生态环境利益的组成部分。因此，人的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利益具有关联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依存的稳定性和波动性、作用的有限性和时滞性特征。任何建立在局部利益基础之上的环境决策备选方案，都必须经过生态环境整体利益的选择和评价。实质上，近年来我国黄河流域局部出现的断流现象，显然是局部环境决策违背环境整体利益导致的一个结果。同理，环境无国界，各个国家的环境规划也应当将局部人的利益与环境整体利益相权衡，寻找各种局部利益与环境整体利益的张力的平衡点，这是做好局部环境决策的重要方法。

6 “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局部问题需要整体考虑才能解决

当今世界任何环境问题都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环境的破坏具有长期的历史积累性，解决环境问题也是“持久战”，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局部环境破坏对环境整体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局部环境破坏的治理，需要各方面的鼎力协助，不可能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环境破坏问题。如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从2000年以来，每年春季都出现火灾。多年来扎龙湿地保护局千方百计地开展湿地环境的治理，但是效果甚微。其原因有三个方面：（1）扎龙湿地风水系统遭到破坏。扎龙湿地水源乌裕尔河到达扎龙湿地之前已经干涸，主要是大气环流和上游地区种水稻、建水库所致。（2）居住在扎龙湿地中的人口剧增以及人为活动与湿地生态冲突严重。湿地是根据生态规律运行，而人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特别是当人们的生活处于生存线上下波动时，即使懂得湿地生态与人们生存的依存关系，也几乎不可能有余力保护湿地景观。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不需很长时间扎龙湿地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就会遭到破坏，按此下去，不超过10年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扎龙，就会在地球上消失。（3）扎龙湿地屡次着火，已经不是扎龙湿地一地的生态环境问题或当地人的生存方式问题，现在已经逐渐升级为黑龙江省和国家的问题，甚至成了国际性的问题。国家现在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本质上是我国原始森林长期过度砍伐，局部地区的林业局进入森林资源危机和林区经济围困即所谓“两危”不能够自救的结果。也就是说，局部环境恶化的治理需要整体协调和运作。

7 要关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承载限度――短板原理

这就是所谓人与环境关系的“木桶原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几乎所有的人类因素和环境因素都起作用，但是，对人与环境关系起决定性影响的限制因子往往局限于某一类因子而不是全部因子。就人与自身的身体环境而言，以往我们突出人们干工作的大无畏精神，认为“小车不倒只管推”，“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是好同志”。实质上，人的精神和文化力量确实是表现人的本质特征的重要标志，“人活着总是精神活着”，这似乎是人生价值的根本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了一点环境理论，懂得环境伦理学，有了生活的环境科学意识，那么，在评价自身的能力限度，就会不仅仅停留在人们以决心和毅力为基础的对社会贡献的量，也会考虑到自己的生物身体是否健康和可持续，而且后者的状态往往决定着前者。在知识分子中“英年早逝”的现象，就是忽视考虑自己生物身体健康和可持续这方面限制因子的典型事例。如果我们以此理论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那么，其道理也是如此。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作用限度，不应当以人类的文化的和科学技术的能力为尺度，而应当以弱化的一方即其他生物维持生生不息的承受限度为尺度。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严峻，主要表现为野生物种的加速灭绝，反映了地球生态系统恶化的程度，这是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8 解决“越是‘绿’的地方越穷”的办法是需要将生态环境效益折算到当地的全社区进行补偿

全球生态环境状态与经济发展程度有负相关性特点，即越是发达国家其原始荒野地越少，越是欠发达国家或贫穷国家其荒野地就越多。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保护共同的地球家园的投入方面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各个国家对地球环境的保护承担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际义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管理主动承担本义务的国家上缴的费用，并通过非政府组织的行为，资助“越是‘绿’的地方越‘穷’的那些国家的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如全球环境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资助我国原始湿地保护的重大项目。

在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是国家在“绿”和“穷”的地方展开的恢复生态环境功能的紧急救助工程。因为不开展这个工程森林就保不住，这个工程解决了部分国有森工企业职工的吃饭问题，缓解了林业职工的生存与森林生存的尖锐矛盾。但是，这个工程的出发点和目的不是补助当地社区的人，而是按照劳动价值论核定发放给林业职工保护天然林的工资。如按照“远山管护”和“近山管护”原则行事，而当地的非林业居民――农民，付出的是机会成本――从森林得到效益的机会，则根本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此外，现在，林区原来的工人，由“砍树人”转变成了“护林人”，可是至今他们的身份却没有变化，仍然是产业工人，而不是“国家在林区的人”，“护林人”应当把保护森林作为一项国家事业，由此应当是事业单位的职工。“天然林保护工程”已经过第一阶段10年，第二个10年已经开始，这类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未来的保护结果。

事实上，保护环境要付出代价。环境是一个整体，一地保护环境，其他地方受益，受益方应当出资对保护环境方作出补偿，这是应尽的道德义务。否则，保护环境付出代价得不到道德支持和经济补偿，即使是环境好的地方，也很难保持得住。现在，在一些发达国家核收环境税，有一定的必然性，值得借鉴。

9 社会与和谐自然相互依存

人类世界与其他生物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存在方式。“人走人道，兽走兽道。”但是，他们在存在的生态价值、生态权利和生态利益方面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从人与自然的决定性关系来看，只有可持续的生物圈，才有可持续的人类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学习社会，是不断地培养新人、养成良好人性的过程。和谐自然，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不仅仅局限于人的学习，事实上，其他动物也是在学习和进化。正如人性的养成一样，其他动物的野性也是后天养成的，那些非人类生命不仅需要清新的淡水、特定的光通量和气候、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也需要适合他们生存和健康成长的生态条件，包括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与我们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和适度作用。因为我们的社会决策和个人行为的结果，对他们可能有利或有害，因为他们“有其自身的善”。因此，我们在建构和谐社会的时候，不要忘了同时也要把对“自然王国”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避免单纯地一切都从人的需要出发，一切事情以人的利益为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10 人类由“征服”自然走向与自然协调，需要持久战

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百万年的时间：由采集一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现在的后工业社会或微电子社会，人类中的一部分真正可以体面地生活，尽情地消费和休闲。但是地球生态危机的胁迫和人类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形成明显的反差，人们不得不向自己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生态转向的任务，即在21世纪人类由“征服”自然走向与自然的协调，走向可持续发展。我国在近年来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又把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一体建设，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实施战略，更加坚定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并举的国策。似乎理论已经走向实践，人们征服自然的观念已经或正在改变，事实上远非如此，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如果说人类学会“征服”自然用了二三百万年，那么人类要真正走向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至少也需要一个纪元。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生态伦理现在仅有少部分先知先觉者认同，甚至有人干脆奋起反对的原因。实质上，生态伦理是未来的伦理，其道德优越性和普遍性认同需要几十代有识志士的不懈努力。

三、研究的方法论

客观地说，在我国有以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为对象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不少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也发表许多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它们代表了大多数我国不同门类的人文社会科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研究成果，但是究其学科传统和学术研究范式往往是纯文科或纯社会科学的概念和逻辑的研究，目的是创造理论观念而非实践观念。主要表现为忽视或不顾环境科学的历史和逻辑、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以及在环境科学实践中提出来的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参与研究的问题信息，所以，尽管他们是以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问题的提炼、研究方式的选择以及理论观点的破和立，则来源于国内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经典作家的理论和逻辑，这也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把这一类针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称为理论的文本研究或至多称为理论的应用研究的缘由。

还有另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群体，他们对环境科学发展呈现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需求感兴趣，针对环境自然科学关于特殊对象的研究，展开相配套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这种关于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被称为实践的理论研究，其目的是创造实践观念和决策依据。实质上，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既需要理论的应用研究，吸取理论观念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实践的理论研究，确立实践观念和决策依据。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是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在观念上掌握世界的基本认识途径。

人们在观念上把握外部世界即把握“世界1”（自然界）需要“世界2”（精神世界），有两种最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理论观念的方式，另一种是实践观念的方式（图2）。所谓人把握外部世界的理论观念方式，是指人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反映、再现外部世界过程，追求的是人的观念对外部世界的符合程度，即对外部世界进行科学的认知。所谓实践观念方式，是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是作为一种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精神领域对世界的掌握方式，实践的观念以实践概念、实践方针、实践政策、实践路线和纲领以及战略、策略，或计划方案和设计蓝图等形式出现。它与改造和创造外部对象世界所没有的物质客体为目标的各门科学相匹配，以社会建构（政策、体制和机制）的方式直接指导或支配人的实践活动。

事实上，上述指出的以应用理论为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走进社会去观察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是回到“世界3”文本的世界，在书本中发现社会问题并在书本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包括解决实践观念的问题。因此这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又被称为“文本研究学者”。这部分学者群是理论观念的发现者和创造者，也是理论观念的应用者和传播者，是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因为这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有完整的社会建构，有人文社会科学正统的学术建制，也有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舞台和渠道，包括学会、学会会刊、研究生培养制度、定期的年会制度等。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一部分非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即上述所谓的以实践的理论研究为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们往往具有自然科学知识背景的，对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科学实验呈现出来的问题感兴趣，特别是对环境自然科学关于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实践研究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很敏感，但是他们却很少有“专业名分”和“学科待遇”，因此他们研究的成果――环境实践观念很少被正统学术共同体接受。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类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权”，社会也没有给予他必要的承认，即缺乏必要的社会建制和学术建制，直接影响这一类学术共同体的发育和成长，主要表现为被边缘化，即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把这类实践观念研究者视为“另类”，而以实践问题为对象的环境自然科学学术共同体也把他们视为“另类”，因此，这类连接理论和实践、连接正统人文社会科学与环境自然科学桥梁的“另类”，被边缘化的同时也直接阻碍了跨学科相关学术共同体的再组织、再整合，也就延缓或阻碍了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这在当今需要多学科交叉、多学科合作的时代，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况在我国环境科学与工程学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发起和组织的每年召开的“大学环境类课程报告论坛”可见一斑。

从“4个世界”的观点考察，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把握世界的总体认识框架，能够为我们开展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研究方式提供合理解释。

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世界1”，这作为环境科学所指的环境，既是人类的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也是人类的家园和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同时也是其他物种的家园和资源，我们应当怎样对待环境，如何把握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度，显然既有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也涉及价值观和认识论的问题。二是来源于李伯聪教授所谓的“世界4”，人造物世界。从景观层面上说，“世界4”包括城市、乡村、道路和桥梁以及一切人工设施和建筑等人工自然环境；从局部区域上说，包括建筑物、产品和废弃物等人造物。它们的共性问题在于要解决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不仅需要环境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制定相关的约束人类盲目发展的指标，还需要环境哲学和伦理学的辅助，以调整和解决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三是来源于实践活动中环境科学与工程提出来的环境实践观念问题和环境社会行为的规范问题。四是来源于理论观念应用到解决实践问题时产生的理论分歧和争论。这种争论不仅是观点的差异，更是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的根本差异。

四、研究的路径依赖和优化选择

（一）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环境自然科学家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家联盟，这是从环境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得出的经验教训

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告诫我们，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洞察科学的起源和进化，我们就不能理解当代科学。同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环境科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环境科学。事实上，环境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来源于环境问题以及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谈论环境问题如同“谈虎色变”，觉得危机重重。后来持续20年的环境悲观论和乐观论的争论，以及环境社会政策、体制和调节机制的不断建立和修正，使人们像关心国家大事那样关心环境问题，并逐渐对环境问题进入理性的理解。到20世纪最后10年，我国环境污染处理工程开始在城市普遍建立，环境宣传教育走进社区、走进学校并在全社会普及，“环保”成为做好事的代名词。今天有的人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已经超出了环境保护的范围，更关注环境与政治的关系问题。2012全球环境灾难没有如期到来，人们很少像以前那样求真，刨根问底。关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坎昆会议，无论会议把“低碳经济模式”说得多么好，但是总是掩盖不了潜在的“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后法西斯主义的逻辑。也有人对环境问题开始忽视，似乎在环境方面该解决的问题正在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也难解决，甚至有一些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化石燃料危机乃至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改善等问题已经超出了环境科学问题的范围而成为社会难题。也有不少人有一种乐观的估计，今天的环境问题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造成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必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也有人持对环境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好像那种“天塌下来有大家顶着”的习惯思维和态度。事实上，环境问题需要科学技术的解决方式，也需要社会变革，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当务之急，不仅要关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行动，而且我们学者自身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理论修养也要再提高，需要教育的不仅是公众，也包括我们自己。由此需要发展的学科不仅是环境自然科学还包括环境人文社会科学。

（二）解决环境问题需要环境自然科学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依存、相互支持

环境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环境自然科学，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并转化为环境科学技术知识和环境工程技术标准、设备和设施。环境自然科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门自然科学学科在环境问题中的应用，认识自然界的内在本质联系，为人类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科学解释，进而在环境和资源利用方式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提供科学方法、技术标准和工程措施。

另一方面需要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目的是配合环境自然科学新成果的社会应用，搞好社会建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1）关注自然科学家在环境问题探索中遇到的科学技术前沿的理论问题，开展环境科学技术哲学的问题分析、基本概念的清理和新概念和新逻辑的创造工作；（2）利用环境自然科学在解决环境问题中产生的科学解释的信息，进行社会传播和普及，以提高全民的环境科学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3）关注环境自然科学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污染治理方面研究的新进展，参与这些科技和工程成果的社会转化活动，特别是对那些在社会应用中具有先导意义的环境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示范工程的应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大有用武之地。配合环境科学技术和工程专利的转让，中试工程结束后转向社会示范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创新工程”的辅助和支持，包括创造新的概念，规划和设计适合新科技和工程可持续运行的新的社会政策、体制和机制。

环境自然科学家和环境社会科学家都有他们各自工作的领域和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环境自然科学家大都在自己专业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可能偶尔也参加社会环境运动，甚至有的成为环境主义的倡导者，如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就是环境悲观主义的先驱。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家主要立足于各自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关注和研究环境问题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层面，并通过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新的社会建构的概念和理论的过程实现职业价值。因此，他们通常都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工作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环境主义代表的身份进入环境运动过程并参与社会决策。

（三）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环境自然科学知识，还要借助环境思潮和环境理论，统一人们的思想，形成有利的决策

我们在开展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能够清晰地区分环境自然科学和环境主义。环境自然科学是通过观察和实验以及数学方法解决环境问题，解释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科学技术的解答。环境保护主义又称环境保护论，是随着环境运动产生的环境保护思潮。环境保护主义是在环境矛盾甚至是环境冲突的刺激下，利益相关者为解决问题而把环境科学知识和其他经济、政治、历史以及伦理道德的观点结合起来的社会反映。面对全球问题，如热带雨林的破坏或者极地冰盖的溶化，环境科学家通常能够明确地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尽管他们对造成这一现象的结果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环境保护主义者对此的反应，可能更加广泛地涉及非常复杂的经济的、政治的和一些其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由此也可以认为，环境主义需要环境自然科学知识，可能更需要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提供的理论支持。如宇航学者拉弗洛克（James Lovelock）既是大气环境学者，也是环境主义者。他提出“盖娅假说”，既是科学命题的假设，也是环境主义思潮的哲学根据。他不仅根据大气科学提供的二氧化碳与氧气之间的平衡关系，揭示地球作为生命星球的特色，而且还选择古希腊大地女神的名字盖娅（Gaia），作为他提出的“生命地球有机体”假说的名字。

环境科学是一个发展中的“朝阳”科学群。它的发展潜在着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内敛交叉和整合趋势，呈现越来越整体化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性的环境理论创建需求，作为环境科学理论的《环境学》（佐玉辉，2007）的创立和发展，就是这种环境理论创建需求的现实表达。在西方，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一些自然主义科学家就开始对环境理论问题感兴趣，发表了至今尚有意义的论文，具有代表性的有：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加勒特・哈丁的《公地的悲剧》，保罗・埃尔利希等人的《人口、资源和环境》以及《人炸》，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等。相比之下，我国环境自然科学家却很少在一般环境问题方面有所建树。

（四）环境科学家与其他自然科学家不同，在从事环境科学问题开发和研究过程中需要环境哲学和伦理学思想和文化的补充

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环境”系统，环境科学家的专业工作与其他自然科学家的专业工作相比，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他们都是在“实验室工作”，遵循各门自然科学的规律，包括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规律，运用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作为评判工作成效的理论基础，不断地引导他们的思路朝向真理、剔除谬误的方向发展；区别在于他们的“实验室工作”的哲学不同，环境科学家的工作者哲学是环境哲学，其他科学家的工作者哲学，或者是物理哲学，或者是化学哲学，或者是生物学哲学，或者是机械哲学等。但是，无论是环境科学家还是其他科学家，他们的“实验室工作”都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自然科学的“操作”，包括知识和经验、方法和技能；二是渗透在自然科学“操作”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包括科学信仰、科学态度和科学伦理学规范。在这些自然科学家中，越是专门研究那些大自然中的事物或“接近自然”的事物的科学家，就越容易接受敬畏自然的思想，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自然保护文化；而那些越是专门研究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科学家，就越容易产生“征服”自然的思想，形成“征服”自然的文化。这样一来，从环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形成的角度考察，至少是含有这两种不同文化熏陶的科学家走进了环境科学家的队伍，因此环境科学家的工作者哲学具有显在和潜在的价值多元化倾向。

在我国环境保护成为国策，任何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项目都必须经过环境评价，重大的工程建设必须实行“三同时制度”，政府公务人员政绩的考核也实行“环境一票否决制”。保护环境在我国家喻户晓，已经形成社会风气。环境科学承载着强大的个人和社会的信任。因此，环境科学家目前的价值多元化状态应当改变，至少是由“征服”自然的文化转向敬畏和保护自然的文化。这不仅仅是环境科学家作为普通学者的个人责任，也是作为环境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荣誉和形象。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11

【作 者】张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034-006

A Review on thet Transformation of Current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Theory

Zhang Wen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ecological researches made by anthropologists，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ory and several case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which has been a new trend of western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recent20 years.I think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terms of its qualities of synthesis，criticism and participat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culture

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文化与人的关系。在生态人类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100多年历史中，特别值得注意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时段，因为在此期间，西方生态人类学领域出现了某种令人瞩目的转向――从60、70年代以新进化论和新功能论为主导的生态人类学，转向环境人类学或多种生态学①。旧的生态人类学往往持环境――文化的两分法，关注特定民族的生计活动及其手段，强调文化对于该民族适应环境和种群繁衍所发挥的物质，因此常被批评并认为是一种唯物主义简化论。受当代多种学术思潮影响而产生的环境人类学则超越了文化的“物质功能”，从象征、政治、历史等多重视角来探讨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它认为不是环境决定文化，而是文化想象和构建了环境，人们对一定环境空间的理解、表述和行动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场景紧密相连。环境人类学还突破了原来的“文化孤岛”的研究方式，注重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各种主体(包括当地人、政府、企业、NGO等)的环境话语和实践进行分析。新的研究视角也使得生态人类学探讨的主题不再局限于“环境适应”和“当地智慧”，而是与更多主题的讨论广泛相连，如发展主义与现代性，知识――权力的生产，统治与抵制技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

一、转向之前的生态人类学理论

人类学关于环境和文化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最早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环境决定论”。顾名思义，该学说主张环境对于文化形成和演变具有积极作用，认为环境是文化的原因。环境决定论以德国地理学家和传播论者拉策尔 (Friedrich Ratzel)的“人类地理学”为代表，从气候、地形等环境因素来解释文化的类型和分布。

环境决定论对环境与文化关系作简单的、线形的因果解释，这种解释在经验世界中很容易被否定，因此很快遭到后来人类学家们的拒绝，“环境可能论”继而出现。该理论认为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并非如此直接，环境只对文化发挥限制或选择的消极性作用，文化的直接原因还是文化。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美国的历史学派的博厄斯(F.Boas)、克鲁伯(A.L.Kroeber)、威斯勒(C.Wissler)等人。凯・米尔顿(Kay Milton)认为环境可能论的优点在于不容易遭到驳斥，缺点则在于缺乏分析力，只能在最肤浅的层面上解释文化多样性。②(P42)

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将生态学观点引入了人类学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认识，创立了“文化生态学”。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斯图尔德不满环境可能论者将环境降到纯属第二位和被动的角色。他将文化视为人们适应环境的工具，关心特定环境下特定社会的适应和变迁过程。因此在文化生态学中，文化与环境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是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米尔顿将文化生态学归于环境决定论之下，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一种更为精微细致的环境决定论，注重研究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③(P297)与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的个性相应，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指出不同环境下的文化可能有着多种的进化路径。“多线进化论”与怀特(L.White)提出的“单线进化论”相对。二战后，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Salins)和塞维斯(E.Service)综合上述两种进化论，提出“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的概念，对农业和国家起源等文化特定方面的进化进行研究。这便是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新进化论学派。

如果说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还试图通过文化概念与生态学保持距离，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的生态系统论则通过将文化概念边缘化，突出人口、生态系统、能量流动、体内平衡等概念，从而接近于生态学。该理论持一种生态系统的整体观，不再寻找特定物质文化的环境解释，而是注意生态系统内部的复杂关系和整体平衡。他的系统生态学同时也被称为“新生态学”和“新功能论”。拉帕波特 1968年出版的《祭祖之猪》因采用系统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新几内亚僧巴加马陵人家猪屠宰的“凯科仪式”(the Kaiko)而广受关注。他指出这种仪式的调节功能“有助于维护现有的环境，限制冲突的频率使其不致威胁地区人群的生存，调整人与土地的比率，推进交易的发展，将过剩的猪以猪肉的形式在整个地区人群中分配……”。④(P224)

新进化论和新功能论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态人类学领域中占据主流地位，它们将研究重点放在文化的物质层面，关注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方式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但其视野比较单一，往往变成了“生态化约论”⑤(P159)，其解释框架存在诸多不足：忽视文化价值理念和独立结构，忽视个人的能动性，缺乏对相关政治、经济、社会网络的分析，缺乏时间维度等。与上述潮流不同，同时期的民族生态学从语言学的基础上走到了环境决定论的反面，发出其“异端”的声音：文化对于环境具有决定作用，这种作用通过人们界定环境，对环境赋予一定的意义和真实性来体现。但极端的社会建构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被人们视为“非主流”。另外，70年代末还出现了“过程论”的生态人类学，该理论采用“行动者模式”，将分析重点从社会结构转向社会过程，并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以上两种学说克服了旧生态人类学理论的部分弱点，为80年代后环境人类学的出现做了铺垫。

二、环境人类学理论：象征、政治和历史生态学

美国俄勒冈大学人类学系的比尔赛克(Alctta Biersack)在1999年3月号的《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从单数的“新生态学”到复数的“新生态学”》。⑥该文在回顾拉帕波特的新生态学基础上，指出生态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复数的新生态学或多种生态学的理论特点，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案例。谢继昌先生的论文《文化、生态与人类学理论》也对比尔赛克此篇文章进行过评介。

比尔赛克认为，旧生态人类学往往陷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唯物论者强调文化的物质效果，将文化视为功利性的、适应性的工具，而唯心论者则将文化看作是独立自决的现实秩序。无论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都只关心那些边界明确的、稳定的、自我调控的地方实体及其所生存的环境。新生态人类学则超越旧的自然――文化，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两分法和化约论，关注全球化和地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化约论的唯物主义，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复数的新生态学分为象征、历史和政治生态学。象征生态学受象征人类学的影响，从环境的诗意(poetics of nature)来探讨环境的社会建构。人类社会中的巫术、生育仪式、图腾、世界观、神话和分类体系等都能反映多种环境的文化诗意。这与拉帕波特的“认知模式”的取向是完全不同的，该模式所关心的是参与生态环境的人口的生物祉。象征生态学从很多学科汲取营养：艺术史、文化地理学中的自然景观与地方研究、文学中的生态批评、历史学中自然的社会历史建构研究等。

旧生态人类学持自然――文化的两分法，认为自然是先于人类的客观存在，具有不依赖于社会的独立运行秩序，提供了建立人类社会所需的原材料。而文化则是人类在自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独特的生存适应方式。历史生态学则不完全同意上述看法，提出环境是文化建构的。环境是一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们实践的积淀，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体现，是一件“工艺品”(符号和物质的双重意义上)。人类和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在重塑自然的过程中，社会也重塑了自己。

因此，历史生态学在以下两个方面取代了原有的环境决定论：第一，它提出相对的空间概念，认为环境空间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第二，它对人类和环境的关系有着更为辩证的理解。历史生态学将环境与人类的能动性及人类――自然的互动联系起来，因此，它基本上不是以生态为重心而是以人为重心的。它恢复了传统唯物论的“实践理性”，而非传统唯物论的化约主义。

政治生态学批评旧的生态学只关心它们封闭的分析单位，而忽视了村庄与国家，地方与全球的社会关联。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区不受到全球化、殖民计划和资本主义的渗透，因此有必要去关心地方是怎样受到殖民主义、市场化和国家的影响。新生态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拒绝了原来的“文化孤岛”概念：将文化当作是无时间的和纯粹孤立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原来被当作是对当地体系的搅扰与扭曲的外界影响与历史变迁，现在则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因此，作为宏大叙事的政治生态学一方面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并将其批评重心放在此历史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因为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索取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表现为一种强调系统或结构力量的“中心”的分析模式。另一方面，政治生态学中还出现了一种“去中心”的模式：分析特定的地方、区域乃至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和世界体系时所采用的话语和实践，特别是那些与环境资源有关的社会运动和抵制技术。

除了比尔赛克的该篇论文，阿徒罗・埃斯克巴(Arturo Escobar)的《自然之后：迈向反本质主义的政治生态学》(1999)、康瑞德・科塔克(Conrad Kottak)的《新生态人类学》(1999)和彼得・布罗西斯(Peter Brosius)的《分析和干预：人类学对环境主义的介入》(1999)等论文也对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进行过述评。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将环境人类学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人类学力图以更为辩证和互动的方式看待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用一种新的“一元论”将生活世界中的诸种现实(包括生态、物质、象征、政治、社会、历史)整合起来。在关注社会文化对环境建构时，环境人类学也没有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而是一直试图缩小长期存在于生态人类学内部的“自然”和“文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鸿沟。埃斯克巴认为要在“建构的自然”和“真实的自然”两者间保持平衡。前者指自然其实是一件文化产品，后者则承认独立的自然秩序的存在。研究“意义”和研究“自然法则”的人之间需要进行更多的对话。⑦(P3)

2.环境人类学将分析单位从原来的“地方”和“区域”进一步扩展到“国家”和“世界”，关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作用。像比尔赛克一样，科塔克也指出系统生态学和民族生态学都具有强调孤立和封闭的系统的缺点。由于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影响，今天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必须关注地方、区域、国家和世界之间的联系，关心全球人口、技术、资本、影像、信息和观念的流动对地方社区生态和文化的影响。⑧(P24)

3.环境人类学带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性和参与性。与旧生态人类学研究持有的文化相对和价值中立的立场不同，环境人类学十分关注全球化条件下环境运动中的冲突对抗以及权力关系，批判环境运动中的权力不平等现象，倡导一种更公正和可持续性的生态和社会关系。

4.环境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新的特点。除了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今天的生态人类学还开始使用高科技手段(如卫星映象和计算机技术)进行定位和大量数据的处理。另外，多学科合作进行宏观和大规模的研究也成为可能。

总之，在环境人类学看来，环境不再是封闭单位内某民族生存方式的简单而直接的原因，而是现代世界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表现。环境人类学既不是以生态为重的也不是以文化为重的，而是将两者精妙地结合起来，因为人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体化的世界之中。

三、环境人类学的三个研究案例

比尔赛克⑨主要运用象征和历史生态学的理论，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末巴布亚新几内亚凯尔山地区(the Mount Kare)的挖金浪潮。作者注意到当地派尔亚人 (Paiela)图腾信仰内涵的转变对挖金浪潮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迅速渗透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

凯尔山派尔亚人的图腾祖先是一条生活在湖中的巨蛇。传统上派尔亚人每年都要举行仪式，用猪群来祭祀巨蛇，换来当地动植物和人类的兴旺。巨蛇信仰在派尔亚人的传统宇宙观中确立了一条关键的“零和原则”：天与地的分隔，远与近的区别，生与死的轮回，报偿与代价的交换等。然而白人的到来似乎打破了这种定律――白人被派尔亚人看作是从天而降的(因为他们乘坐飞机而来)；他们具有神秘的力量，能通过望远镜和放大镜看到更远的地方和更小的物质，能通过灯具、火把和电力照亮黑夜，能用《圣经》联系过去；白人似乎特别长寿，并且无需多少努力便过着轻松优越的生活。白人带来的基督教与当地传统神话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天国”信仰：在天国中，一切都是崭新和美好的。当地人对天国的追求也就是对千禧年(millennium)的追求，对永生、全知和轻松富足的生活(即白人的生活)的追求。于是原来强调时空界限、得失报偿的零和原则转而被希冀以少易多的船货思想(cargoic thinking)所取代。

图腾巨蛇在新宇宙观中仍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其含义却与旧时不同。凯尔山的金矿被解释为是巨蛇的身体，金矿的发掘即为巨蛇秘密的揭开，标志着太平盛世即将到来，使人们找到通往天国的道路。派尔亚人与他们的图腾祖先于是有了一种新关系：它使他们获得金子和更好的生活。作者认为，图腾涵义的变迁史是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紧密相连的，而这种意义变化又进一步激发了当地人(配合资本家)的挖金热情。研究凯尔山挖金浪潮的生态学必须充分关注跨文化过程和全球化(包括意识形态、科技、资金等)被当地的信仰体系所调节的事实。

美国乔治亚大学人类学系的布罗西斯⑩运用政治生态学的视角(Peter Brosius)考察了马来西亚沙捞越州(Sarawak)伐木抗议运动的兴衰史。20世纪80年代末，马来西亚和发达国家的环保主义者发出呼吁，立即停止对沙捞越州森林的大规模砍伐，以保护当地皮南人(Penan)的生存权利和减缓环境危机。这场运动立即得到马来西亚国内外各界的响应和支持，却遭到政府的强烈反对。政府指控发达国家的环保组织所施行的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ecoimperialism)，干涉他国内政，强调本国有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力。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又声称森林砍伐和环境破坏的原因恰恰在于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于是，这场运动的焦点又转移到西方的消费问题上，环保组织转而倡导人们限制自己的消费。而到90年代中期，当国际木材市场的需求量真的降低时，政府又感觉到压力，新的策略随即产生：他们开始实施一种“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包括对伐木企业进行授权，强调科学伐木，对产品质量进行认证等。另外，政府和伐木企业还注重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发展和保持良好的公共关系，如发行相关杂志，派遣商务代表团进行访问等。正是可持续发展的话语，木材认证的科技手段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机构，使政府最终在这场较量中占了上风，沙捞越伐木抗议运动到此落下帷幕。

在对这场运动的描述中，布罗西斯特别注意各方力量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话语、策略以及由此带来的运动局势的变化。他指出这场运动从开场到结束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话语转型(人们的注意力也由此转移)：从80年代末的“呼吁停止破坏雨林，保护当地人利益”到90年代中期的“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和木材品质认证”。这个转型同时也是政府将该运动从道德和政治的领域巧妙地转移到管理、经营和行政的领域的过程，借此成功实现了对当地社团和草根社会运动进行“封存”(envelop)的目的。作者最后指出，在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和草根环境主义的这场遭遇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谁发出了声音，谁沉默了；谁获得了优先权，谁被边缘化了；最终得到了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

同属政治生态学的研究，美国西乔治亚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盖宗[11](Lisa Gezon)更关注的是当地人的能动性。20世纪70年代，马达加斯加北部沿海地区捕虾业的迅速兴起，在为当地安坦卡拉纳人(Antankarana)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吸引了国内外渔业公司和其他地区的移民来到该地，从事虾的腌制、保存和运输工作。外来者和本地人在渔业资源的使用和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安坦卡拉纳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Ampanjakas(相当于酋长)在传统上并不主动声称他对渔业资源的管理权，但面对外来者对其权威的挑战，他决定采取行动――通过利用历史记忆和祖先显灵仪式掌握斗争中的主动权。他邀请渔业公司来参加他们的宗教仪式，祈求祖先保佑下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而公司来参加这个活动也等于承认了Ampanjakas的合法权威；每年都举行浴神仪式，这个仪式能使新移民了解安坦卡拉纳人与美瑞拉人(Merina)历史上的不和以及Ampanjakas在当地的权威；另外，对美瑞拉人的愤恨也可转而用于其他不受欢迎的外来者身上，安坦卡拉纳入要求他们尊重当地的宗教禁忌和圣地，并且把不幸之事都归结为其对禁忌的违反上。就是这样，面对国内外更具有权力、财富和名声的竞争者，安坦卡拉纳人充分利用了象征和话语工具，为自己在争取环境控制权和族群斗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盖宗的这个环境人类学的研究案例为我们生动地展现出文化是如何创建和改变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的。

四、结 语

布罗西斯对以新进化论和新功能论为代表的旧生态人类学和今日的环境人类学间的区别作出经典的总结：前者着重特殊生态系统的地方性适应，并且紧扣科学主义，对于文化或理念的分析也仅从适应的角度；而后者则有较多的灵感来源：后结构主义的社会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跨国主义与全球化的探讨等等。它留意权力与不平等的议题，文化与历史形成的状况，知识生产的意义以及跨社会往来过程频繁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些区别，布罗西斯才认为环境人类学与传统生态人类学之间存在着“十分显明的断裂”。[12](P278)

环境人类学又被称为“多种生态学”(Ecologies)或“复数的‘新生态学”(New Ecologies)，笔者认为，环境人类学这种“复数的”或多样性特征正是表现在：

首先，多种理论来源。除了正统的生态人类学遗产之外，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界兴起的象征人类学，70年代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派，80年代的实践论，知识与权力关系等思想都对环境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环境人类学已经脱离了生态学知识的狭小圈子，表现了当代人类学理论的总体发展趋势。正如米尔顿指出的那样，生态人类学已经失去其自身特性而消融到整个人类学中去了。②(P322-323)

其次，多种分析视角。多种理论来源使环境人类学的分析视角变得多样和复杂。从文化的适应性到象征性、构建性，从社会结构到过程、策略、实践，从动态平衡到矛盾冲突、结构的破坏，从价值中立到政治经济批判，从“无历史”到引入时间维度，从孤立封闭地看待分析单位到将其视为世界体系的一员等，环境人类学摆脱了旧生态人类学较为单一固定和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建立了自己更为综合全面的理论视角。

第三，在具体实践中倡导文化多样性。环境人类学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态学――包涵着独特的理解和体验世界的方式，具有一定合理性。因此，环境人类学特别强调地方性知识的潜力。正如生物学家指出维护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一样，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的未来也是意义重大的。

正是由于环境人类学的综合性、批判性和参与性，使它区别于传统生态人类学，在西方生态人类学领域中掀起了一场理论革命，并吸引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关注的目光。

注释：

①就笔者接触到的外文文献而言，指涉这种新生态人类学的名称并不统一，有“环境人类学”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多种生态学”(ecologies)、“复数的‘新生态学’”(new ecologies，与拉帕波特的单数新生态学new ecology相区别)或“新生态人类学”(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虽然名称不一，但都指上世纪八十年代转向后的生态人类学。本文主要采用“环境人类学”的说法。

②Kay Milton.Environmentalism and Cultural Theor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③(英)凯・米尔顿.多种生态学：人类学，文化与环境.[A]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人类学的趋势.[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④Roy Rappaport.Pigs for the ancestor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⑤谢继昌.文化、生态与人类学理论.[A]乔健、李沛良、马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C]台北：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⑥Aletta Biersack.Introduction：From the‘New Ecology’to the New Ecologie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⑦Arturo Escobar.After Nature：Steps to an Anti-essentialist Political Ecology.[J]Current Anthropology，1999.40(1).

⑧Conrad Kottak.The 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⑨Aletta Biersack.The Mount Kare Python and His Gold：Totemism and Ecology in the Papua New Guinea Highland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⑩Peter Brosius.Green Dots，Pink Hearts：Displacing Politics from the Malaysian Rain Forest.[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11]Lisa Gezon.of Shrimps and Spirit Possession：Toward a Political Ecology of Resource Management in Northern Madagascar.[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12]Peter Brosius.Analyses and Interventions：Anthropological Engagements with Environmentalism.[J]Current Anthropology，1999.40(3).

参考文献：

①李霞.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J]民族研究，2001.(5).

②任国英.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5).

化学与环境论文篇12

关键词：环境法;环境伦理;价值

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活动范围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使得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自环境法产生以来，人们越发感觉到传统法律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无法发挥最大作用。环境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从未停止，在对原有的法律机制进行修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公共政策等学科领域，学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古老的命题：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本文将从环境法与环境伦理的关系层面进行理论探讨。

一、环境伦理概述

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所面临且必须予以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今天，随着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和污染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已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对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地解决，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和法律手段，还必须同时诉诸伦理信念。只有以伦理信念为基础，环境保护运动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肤浅走向深沉”。①

目前，越来越多的环境法学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人类应该把协调人与人关系上伦理道德规范推展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动担当起人对自然的义务，把爱护自然作为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目前流行的环境伦理学认为：人的道德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层次调整个人与集体或社会的关系，第三层次调整人与自然或人与环境的关系。”②第三层次的道德，人们称之为环境道德或环境伦理道德。环境伦理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物质动因，它来源于人们对以往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后果的深刻反思，来源于对现存的环境资源问题的觉醒和担忧，来源于对人们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区域性的认识和感受③。

基于不同的认识和感受，形成了几种不同的环境伦理理念，包括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等思想，这些思想各有利弊，在不同历史阶段构成了环境法的内在价值理念。

二、环境法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环境法价值理念是环境法的灵魂，对环境法价值的不同趋向决定了人类在环境利用中的不同侧重。在不同历史阶段，构建环境法内在的环境伦理价值理念是不同的。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环境法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随着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人类开发、利用环境的规模越来越大，但也引起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局部地区的严重环境污染导致了“公害”病和重大公害事件的出现。严重的自然环境破坏和区域环境污染问题，使得人类开始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了初步的科学认识。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因此，人们还未能形成整体的环境科学观，也未能对人类在人与环境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比如1921年《关于油漆中使用白铅的公约》的立法目的仅限于保护工人的健康，而没有涉及到白铅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问题。此时人类在环境法价值的追求中倾向于效率，对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协调关系及人类代内、代际的公平关系缺乏认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环境立法的各种价值理念追求中占优势地位。

1.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含义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可以简单的概括为：自然界只具有“为我”的工具价值，而不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认为人类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可以无限制地改造和开发大自然，同时否定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义务。

2.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评价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忽视生态规律的思潮，正如来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所指出的，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思想根源”。④从而造成了人类利己本位主义、科学万能论等消极思想的泛滥。因此，传统的人类中主义思想受到了广泛的批驳与否定。

（二）二战以后至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前环境法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同时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已变得十分严重，环境问题俨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生命甚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至此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开始进一步探讨生态规律以及环境公害的产生与防治等问题。严重的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开始重视生态环境对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开始关注对环境的保护。这一阶段环境法追求的主流价值理念可以概括为正在形成中的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

1.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

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规律与环境存载能力的有限性，肯定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必要性，抛弃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集团利己本位主义、代际利己主义、科学万能论等非科学的观念。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保证所有人的基本人权，保证所有的人都能过一种尊严的生活。

2.对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评价

这种思想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类在开发和利用环境的过程中有尊重自然的义务，但是，这种尊重的义务在一些方面是很不够的，比如对于改善空气质量或水体质量，或恢复已经荒漠化的土地，或保护、挽救濒临灭绝的动植物问题，该种理论不能提供很好的伦理学理论支撑。

（三）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至1992年巴西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之前环境法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生态平衡的观念已经开始为世界各国接受。在环境法律法规中，通过环境法的规定来追求生态平衡或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这一阶段环境法追求的主流价值理念可以概括为比较成熟的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不过，动物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的价值理念在一些国家的环境立法中也得到了体现。比如我国1982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海洋环境及其资源，防止污染损害，保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海洋事业的发展，特制定本法”。

1.动物权利论

动物权利论的代表人物是汤姆•里根，其认为，动物也是权利的拥有者，我们不能仅仅把动物当做工具来看待。一些动物权利论学者认为享有权利的界限以有无知觉为限，因此动物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值得人类予以尊重的天赋价值，这种价值赋予了动物不遭受和不应遭受痛苦的权利。按照这种观点，由于动物没有能力实现和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不能理所当然把动物作为人类利用的资源，反而要从道德上关心动物。

但是，动物权利论者没有对“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恰当关系”给予明确的回答，只关心动物的生存状况，忽略了动物之外的自然因素的道德关怀，因此很多学者对动物权利和动物解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2.生物中心主义

生物中心主义主要包含“敬畏生命”和“尊重大自然”两个方面的理论，代表人物分别是阿尔伯特•施韦泽和保罗•泰勒。

1923年施韦泽在其《文化与伦理》一书中具体阐述了敬畏生命的伦理观。他认为“所有生命都有内在价值，值得我们敬畏和尊重。生命不是中立的，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宇宙间的存在。生命本身即善，它激起尊重并渴望尊重”。⑤

保罗•泰勒于1986年所著的书《尊重自然》进行了有关生物中心伦理方面最完全的在哲学上的论证。其认为所有生命皆具有道德身份，在固有价值意义上我们对其负有责任。在书中其论证了为什么要敬畏自然。尊重大自然的伦理学者认为人类应该抛弃人比其他物种更优越的观点，树立物种平等的观念。

尊重自然观是对敬畏生命观的发展，然而不管是敬畏生命观和还是尊重自然观都注重个体的生命，都是对个体生物的强调，也面临很多学者的质疑。

（四）1992年巴西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之后环境法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1987年，前挪威首相格罗?H?布伦特兰夫人在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之后，《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一系列国际性文件中所阐述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随后许多国家在新制定或修订的环境法中都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例如，日本在1993年11月公布的《环境基本法》规定：“现代以及未来的人类享受健全而又富饶的环境恩泽的同时，必须采善地维护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环境，直至将来”。这一阶段环境立法的价值理念主要包括保护动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物整体主义，但主流是生物中心主义。

其中，生态整体主义历史悠久，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和一”，古希腊的“万物是一”、“存在的东西整个连续不断”等，都是生态整体观念的雏形。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都从人与自然的系统性思维出发，对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使生态整体观系统化而成为“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整体主义认为单纯尊重自己和其它的生命体人类还必须尊重生命体赖以生存的非生命体，把人类、其它生命个体和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有机和无机环境因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不同思想、不同派别代表了人类环境道德的不同境界，他们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每一种思想都有优缺，都在人类历史中不同程度的指导我们认识自然，并影响环境立法。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不同派别的理论整合，建立一种开放统一的，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道德目标的环境伦理。现阶段，中外许多学者将相关研究转向了东方传统文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万物平等”思想、“道法自然”思想等成为研究的热点，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体系，弥补传统环境伦理思想的各项不足，为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和保护环境进行新的理论探索，能够有效促进环境立法的完善和发展。

结 语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衍生出了不同的环境理论思想，从而影响各个时期的环境立法。近年来，许多国外学者将环境伦理的相关研究转向了东方传统文化思想，这些探索和研究与传统环境伦理思想共同促进了环境法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为环境立法的完善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理论指导。（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参考文献

［1］ 李爱年.环境法的伦理审视［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3.

［2］ (法国)施韦泽.敬畏生命［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3］ （美国）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

［4］ （美国）戴斯• 贾丁斯著.林官明、杨爱明译.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导论(第三版)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注解

① 杨通进：《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念》，《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1期，第6页。

② 蔡守秋著：《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③ 蔡守秋著：《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④ W•斯著，岳长龄译：《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⑤ （美国）戴斯•贾丁斯著，林官明、杨爱明译：《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导论》(第三版)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下接第254页)

预期相差很远，就会困惑、失望，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失败。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习俗。要学会观察异国文化，善于和本国文化对比，才能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意识。障碍二：刻板印象，尽管我们没有和某一种文化接触，但是我们可能对它已经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例如：认为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格，美国人随便，日本人工作努力等等。这种现象使我们不能客观地观察另一种文化，失去应有的敏感，我们应该去除这种想法。障碍三：民族中心主义，按照本族文化的观念好标准去理解和衡量他族文化的一切。我们因该克服障碍，完成跨文化交际。

再次，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综合素养，因此，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得到质的提高。交际者要在认真了解、掌握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以异国文化心理观看待异族文化，承认世界的大同性。同时，积极地参与到中西方文化实际交流中，建立相互间的信任感。

价值观是文化和交际的核心，从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出发，以期最大限度的突破本土文化的限制，深入了解异文化，拓展内在的文化心理空间，重视中西价值观念的差异。这样才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注释：

［1］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第165页

［2］ 冯霞 《中西方传统价值观比较研究》，载《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下接第259页)

［3］ 王丽萍：

［4］ Craig，W．M．(1998)．The relationship among bully，victimization，depression，anxiety，and 8ggl~s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erences，24:123-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