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价值篇1

大家好！

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国学，重视传统文化，我们今天的制度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我们的理想愿景、治理方式与中华文化有许多共通默契的地方。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国古人有云：“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在于互为观照、互为包容、互为渗透、互为升华。任何一种文化，都面临着人类共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怎样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灵慰藉，怎样构建与调适合理的伦理秩序与个性自由之间的关系，怎样妥善对待文化上本我与他者的同异性质，怎样克服科学与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滑坡现象。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究竟该怎么来概括？可谓言人人殊，众说纷纭。各种说法无疑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皆可作进一步的推敲商量。我个人认为，也许可以抽象提炼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博爱

基于“民本”立场上的博爱精神，很显然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为本，以和为贵”，诸子百家思想观点有所差异，甚至不乏对立，但是在对“爱心”的肯定与弘扬上则是趋同的。

在儒家学说中，“仁”是最高的政治伦理范畴，它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泛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被引入治国之中，就是主张推行以“爱民”“安民”为主旨的“仁政”，实现“德治”的理想境界。

墨家学说具有相当饱满的人民性，其中心思想就是“兼相爱，交相利”，这里的“兼相爱”，很显然与儒家“泛爱众”含义相似，蕴涵有“博爱”的基本精神。

道家推崇“道法自然”，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有“博爱”的精神。即：舍弃过度的措施，摈除酷烈的政举，尊重普遍规律，承认独特个性，一切顺任自然，凡事因势利导，使民众能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种“爱”，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号称为“三宝”之一的“慈”。

即使是在崇尚功利的法家与兵家那里，也不乏“爱民”的情怀，尽管其表述的方式有别于儒、墨学派。如法家主张“富国强兵”，其本意之一也是为了造福民众，“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因此，政治得失在于做到能够避免“伤于民”“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至于兵家，也提倡“唯民是保”。主张关心民众的福祉，爱护士卒的利益，“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

这种爱，从范围上讲，普及于天地万物，惠泽于草木昆虫，“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同时超越族群、超越邦国，所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至太平之世，夷狄进之于爵，天下远近小大如一”，（何休《公羊传解诂》） “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太宗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爱”具有博大无涯的性质，称之为“博爱”乃是名副其实。

二、公平

公平，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关注与倡导的政治理想。在他们看来，对社会稳定和和谐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社会生活中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大量存在，愈演愈烈，导致贫富悬殊，民不聊生，严重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动乱。“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表现为经济资源配置上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剥削经营方式上，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什二，吾犹不足，而况于什一乎！”政治前途出路上，是少数人把持主要资源，不容他人染指，“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法律奖惩对象上，是同罪异罚，赏罚不公，“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教育权利享受上，是富贵者近水楼台，拥有一切，贫寒者忙于生计，无所受益;生活境地对比上，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宛然两重天地。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要使社会保持稳定，就必须改变这样的现实，为此，历代思想家大多主张通过建立利益调整的机制，来改变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失序状况：“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即在维持统治者长远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相对的社会公平与公正，将社会冲突的程度控制在最低的程度。于是，他们主张“正人”必先“正己”，统治者应该体察民情，以身作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主张节制剥削，安定民众的生活，“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主张政治资源共享，“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主张法不阿贵，赏不遗贱，“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主张教育权利分摊，“有教无类”。主张去奢节俭，“去甚，去奢，去泰”。主张发展生产，丰富可分配的各种社会资源，“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总之，运用政策的杠杆和制度的功能，减轻甚至消弭导致社会不和谐，政治不安定的种种动因，构建和维系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正义

毫无疑问，正义是构成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又一个基本范畴。所谓“正义”，就是正确的行为原则。“义者，宜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很显然，合理而高尚的行为准则，是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所谓“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激行。”（《韩诗外传》）这就是韩愈《原道》中所提出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为此，古人提倡崇公道、顺公理、厉清议，将“公”看作“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理之要”，并主张发挥舆论和邢赏两种手段来维护至公。

具体而言，这在社会规范方面，是强调明礼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也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意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至于“礼”，《左传》赋予它“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意义，道德如何具体体现在行为上，需要礼来做恰当的规定。经过礼对道德的整齐划一，道德才具有普遍性。同时，道德也必须通过礼来约定，才具有可实践性。故“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在人格磨砺和理想追求上，是倡导正确的人生观与气节观。强调忠孝节烈，就忠而言，它更多的包涵对祖国对民族深沉的爱试想，没有“忠”的道德观念，很难想象会有文天祥、史可法们慷慨激昂的民族大义。就今天来说，孝敬父母、忠于国家民族，依然不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节烈在古代，也更多地体现在对人的气节、操守的要求，这种要求，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角色品格。即人在社会上充当什么角色，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遵守相应的道德要求。因此，官员叛国、贪污、渎职，都属于失节。推而广之，凡是不正当履行自己职责的人即是失节，从这方面而言，也依然有其积极意义。

同时，正义也意味着社会地位的相对平等和社会角色的各自担当，《左传・ 昭公二十六年》里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孟子》中写道：“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犬马，臣视君为国人;君视臣为土芥，臣视君为寇仇。”

在社会管理上，正义的精神就是“以民为本”，关心民众疾苦，满足民众的愿望。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西周初年，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命题。春秋时期，“重民轻神”“恤民为德”成为社会上的普遍思潮。孔子建立“仁学”，核心宗旨便是“爱人”，主张“亲亲而仁民”。孟子“民本论”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认为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秦汉以降，“重民爱民”始终是正义在社会实践层面上的具体体现，维系着社会的相对稳定。

四、包容

兼容并蓄，宽容海涵，这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古人早已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过分狭隘的视野与心胸，是无助于事业成功和社会发展的，即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真正理想的境界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在治国上，就是要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处下，故能为百谷王”。在用人上，就是主张秉持宽松的尺度，切不可求全责备，应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在文化选择上，便是在坚持统治思想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充分汲取其他学派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为思想的整合、文化的构建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即所谓“百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光彩夺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而非封闭的系统，能够不断吸收新的活力因子丰富和充实自身。从战国晚期诸子之间的整合融汇，到秦汉思潮的综合贯通;从隋末王通的三教归一，到宋明理学的援释入儒;从胡汉文化的交汇渗透，到中西思潮的激荡沟通;中华文化始终在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不断汲取新的因素，注入新的活力。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2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精神既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基本推动力，又是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本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文化精神指引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创造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要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必须明确其拥有的基本精神。

（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直贯穿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讫立与世界民族之林，历经磨难，数千年不倒的主要原因。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民效仿日月星辰的刚健运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努力奋斗，这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民本精神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精神独树一帜，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国家领导者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民本精神要求民为贵、君为轻，要求领导者坚持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民为邦本思想的外在延伸。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三）人文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主张通过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重视社会礼仪，重视社会道德，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与和睦相处。正是这种人文精神创造了中华民族坚韧、勤俭、救国、进取等美德。

（四）和与中的精神

这种精神要求坚持中庸之道，肯定事物发展的多样性，要有海纳百川的气概，促进不同事物的共同发展。这种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够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求同存异，维护集体的利益，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

（一）加强传承方式的建设

传承方式在传承路径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做好传承路径的建设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其传承方式具有如下几种：（1）当代民间传承，包括师徒传承、家庭传承等，这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间传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民间传承的方式存在一定限制，因此必须加以改变，如实现民间传承与现代方式的互补，发挥其文化传承的作用[1]；（2）学校传承，具有稳定性、完整性的特点，但是其文化传承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如文化传承中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连贯性，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考试环节设计中涉猎过少等。为此可以采取强化措施，发挥学校传承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根据学校的类型、地区特点选择不同的传承方式，在进行文化传承中坚持与时俱进，注重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合等。

（二）建设文化传承的保障体系

保障体系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实现对文化传承内容的保护，而文化传承保障体系涉及各个方面内容，包括认知、政策、法规等，为此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文化传承认识，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深化对文化传承的规律的认识；其次要完善文化传承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保护制度，如名村、名居等。完善传承人保护法规，保证文化传承的经费供给；最后是激发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共同制定文化传承的具体措施，树立文化传承典型，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传承氛围。

（三）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文化传承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传承工作开展较早，经过多年探讨，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文化传承的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例如法国在1840年就颁布了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法以促进文化传承，如《历史古迹法》、《景观保护法》等[2]。二战后，法国又通过了一系列遗产保护法。统计数据表明，法国政府直接管理的文化遗产不足6%，其中一半以上由私人管理。法国又设立了遗产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已经多到100多处并免费向公众开放，这种保护手段无疑会促进法国传统文化的传承[3]。再如国内的台湾地区，实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修建博物馆、成立民间艺术团等，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其基本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的社会理想，精髓是爱国主义精神，其核心是改革创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过程中，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等都来源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其提供精神指导。

（二）促进中国人民精神家园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悠悠五千年的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建立既有的文化的传承的基础上的。如果否定传统文化，人为地阻断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则会造成中国人民传统文化的缺失，中国人民精神家园的缺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是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为保障中国人民精神家园的建设，也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具有多样性的属性，文化要素的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高，目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西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国的文化产业则刚刚处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不高，统计资料表明，2014年中国文化产业进展国民经济的18.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化产业的需求不断增长。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歌舞、医药、工艺等均可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均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石。

（四）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认知的基础，是海内外及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石。只有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基石。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否则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仅是昙花一现。当代，要想实现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必须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展现民族风格，展现民族气派，体现民族特色，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基本需求和发展的基石。

国际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多元的文化及文化价值观不断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出新挑战，正在改变我们的三观。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必须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其当代的价值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3

【作者】 汤德森，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博士，副教授。汪慧，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文化之中。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日益凸显。放眼国际同样也很不太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与问题不断。中华民族传统的和合文化强调和谐与融合，蕴涵着中和之道、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这对于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及各种文明之间的各种关系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原则。探究和合文化的合理内核，弘扬和合文化精神，不仅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良好的文化环境，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

一、和合文化的丰富内涵

和合是指“在承认事物的不同和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①《说文解字》对“和合”的释义有两种：一曰“相应也”，即唱和之初；二曰“调也”，即多种不同事物、成分、因素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关系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有着和谐、和顺、谐和、调和、和睦、中和等多种相异又相同的涵义。先哲认为，“和”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是异质因素的融合。和合的连用，表达了一种团结协作，内聚向心之义，是指“在承认事物的不同和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强调的是多元和谐、对立消解与异质协调，追求的是至真至善的圆融。和合文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

1.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合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类要善待自然。人类要根据《易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原则尊重自然，不要过多干涉和破坏自然，把自然看成是我们生存和发展必需的存在，把自己充分融入自然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2. 合二为一的辩证法。《易经》上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在不否定区分事物性质的同时，强调事物之间的阴阳互补、刚柔并济，这样事物才能发展变化。任何事物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要在承认各种异质要素有矛盾、有冲突的前提下，也要强调它们之间和的一面，把各种异质要素和合在一个统一体中。

3.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是社会和事物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这成为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为人处事的价值观，也是各种文明共同发展的精神导向。

4. 和实生物、和合而兴的发展观。不同要素、不同事物只有和谐共处，才能充分展现各自的性能，从而使整体的性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同时，不同事物在这个和谐统一体中能够更好地吸收异质要素的积极成分发展自己，产生新的特点与性能，从而孕育并促进新事物的发展。

5. 和为贵、泛爱众的处世哲学。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和”的民族，一向推崇“志同道合”、“家和万事兴”、“和衷共济”、“协和万邦”、“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精神理念，可见中华民族的骨髓里都浸透着和合的精神。

必须指出的是，“和合”强调的不是和稀泥似的各种因素的杂糅，而是不同因素的相依而共存共生、相互融合，从而能在差异中完成整合和发展。同时，和合不是否认矛盾，而是强调矛盾双方的协调、统一与和解，主张的是一种双赢的最佳状态。和合在尊重个体的同时凸显整体，在对立统一中实现融合的最佳状态。

二、和谐社会建构视阈下和合文化的精神价值

科学全面地理解和合文化的内涵，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1. 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需要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追求的理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反映小农利益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就体现在好几个不同的主要学派中。如墨家主张兼爱互利，财产公有；道家把原始共产社会作为理想的世界，以至于到了1958年还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读一读；而儒家学派更在《礼记·礼运》篇中集中论述了这一美好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认为“天下”（国家）是天下人的天下。在“大同”世界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这个世界里，有才能的人被推举出来执掌政事，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团结合作，和睦相处。人们的思想境界突破了家庭小圈子，不仅慈爱自己的亲人，而且能推广开去热爱所有的人。在“天下为公”的世界里，老人颐养天年，青壮年有用武之地，少年受到良好教育，矜寡孤独和残疾人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照料。虽然在生产力低下阶段，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作为中华民族所追求的共同理想，不也曾激励过世世代代无数的志士仁人奋起吗？可见它始终是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精神因子，时时刻刻在发挥着作用。正是这种精神因子，让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顾名思义，是人民对自己祖国的挚爱。千百年来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挚爱之情，逐步发展为爱国主义。既然是“主义”，就肯定是一种理论体系，有它特定的内涵。对此徐梁伯研究员在《中华近代爱国主义精神通览》一书中将其概括为三个层次，笔者赞成这种解释，兹摘其要点于下：

第一，是心理情感层次。爱国主义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广大民众，对自己的国家或祖国的一种神圣崇高美好的感情。它蕴藏于广大人民群体的精神世界之中，具体表现为对祖国的山川风物、语言文字、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各族同胞的无比热爱、亲爱依恋、自豪等美好的情愫。它独立存在于人们心中，不依附于其它任何客观条件，这是爱国主义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没有这种感情，就不可能有爱国主义。

第二，是伦理道德层次。爱国主义感情作为全民族国家人民最崇高、最神圣的感情，随着千百年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实践和理性综合，逐渐外化形成一种普遍的为大家所认同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概括起来，它具体包括：1.热爱自己的祖国，忠于自己的祖国，决不背叛自己的祖国。周作人很有学问，文章至今为很多人推崇，然而，他在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时，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汉奸而为人所不齿。所以，不背叛自己的祖国，这是爱国主义的一道底线。2.勇于承担国家规定的各种义务和合理负担，遵守和维护国家的各种法令制度和社会公德，保持和维护合理的社会秩序，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当祖国受到外敌入侵，民族最高利益受到损害时，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保卫国家的领土和民族最高利益，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不论是郑成功，还是关天培、葛云飞，以及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献身的300万中华儿女，无一不是这样的英雄。3.以全民族国家的最高利益指导并规范自己的思想、理论、行为，勇于同一切违背全民族国家最高利益的错误思想、错误理论、错误行为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以个人、集体、集团、宗派甚至狭隘的民族主义利益损害全民族国家的最高利益，成为普遍认同的最高准则。正是这种情操，所以，、等才受到全国人民的推崇而与日月同辉。

第三，是社会实践层次。爱国主义归根到底要在强烈的爱国感情、崇高的爱国伦理道德规范指导下，通过理性的社会实践，才能体现它的社会历史现实意义。这种爱国主义的社会实践落实到每个阶级、政党以至个人的社会实践行为之中，就会形成一定规模的统一行动，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巨大力量，推动社会协作前进。[2]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中国百年来反抗外来侵略失败的历史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上述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直至近代的爱国主义内涵与党中央现今提出的爱国主义内涵是完全相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家国共同体，主张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即把个体利益、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家庭、地方、国家、天下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思考。它既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含有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也包含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愫。去年媒体报导了一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说的是陕西宁陕——其县城里最繁华的商场，仅相当于发达城市一个社区的超市——这样一个部级的贫困县，却推行起了15年免费教育的政策。在这个县城里，最气派的建筑不是政府办公楼，而是中学实验楼；也正是在这个县城，县政府甚至卖掉了办公楼来修学校。在这个把教育事业放在第一位的小县城里，还有一尴尬的现象：考出去的大学生也不少了，但很少有回乡工作的。面对外界不能挽留人才何谈脱贫的质疑，当地官员表现得很豁达，说宁陕的口号是“培养一个，脱贫一家”——学生大学毕业后即便不回宁陕工作，他也会接济家里，一家人就有望脱贫。[3]何况他也是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这种施政理念不仅体现了当地政府的服务型职能，更体现了当地政府把个人、家庭、地方、国家、天下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思考的全局观念，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反映，寓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于施政之中。这比论说一千条理由更能让人信服与理解。

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应大力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夯实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和睦的精神纽带。唯有如此，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支持。

注释：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5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5-0277-02

从某种程度而言，戏院乃人生课堂，演员是社会导师。陈独秀先生认为戏剧是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中国近代戏剧改革的先驱，南社名士陈去病曾撰文指出，“举凡士庶工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以故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睹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1]。诚然，戏剧在警顽醒愚、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方面，可谓善莫大焉、功莫大焉。楚剧是湖北地区的代表性地域剧种，享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基因――即楚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楚文化为楚剧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另一方面，楚剧作为楚文化的重要符号和载体，使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得到传承与升华，赋予了其新的生命与涵义，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

一、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

（一）楚文化的概念及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何谓楚文化？目前，我国学术界皆各自表述，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张正明先生所言甚当。他认为，“所谓的楚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说楚文化有六个要素：其一，是青铜冶铸工艺；其二，是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其三，是髹漆工艺；其四，是老子和庄子哲学；其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其六，是美术和乐舞。假如可以把六个要素比作六根支柱，那么，楚文化的美轮美奂的高堂殿宇，正是凭借它的六个支柱营造成功的”[2]。

楚文化的秉性既刚烈激越、勇于进取，又柔美绮丽、浪漫神秘。它与中原文化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大核心。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历沧桑而不朽、越千年而常新，楚文化居功至伟。

（二）楚文化的传统精神价值观。曾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3]

楚文化的传统精神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源头活水与深厚沃土。若没有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失去根本，无所依托。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是多方面的。本文侧重探讨其精神价值观，仅略举数端如下：

1.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史记・楚世家》记载，“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水，以事天子。”叙述的是楚先王熊绎在荆山中创业至艰、辛苦备尝的情形。他们在深山开荒、生产、劳动，辛勤地建设家园。在周天子的征伐和列强环伺之下，最终从“蕞尔小邦”，发展壮大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强国，这种努力奋斗、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令人赞叹。

2.广采博纳的开放精神。楚国建国之初，虽处蛮荒之地，而无拘墟之见。楚人善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比如，楚之制度主要源自于周制；楚之文字取法周之文字；楚之冶炼术学自越人；楚之铸造术拜随人之赐等等。楚人在迈向强国的征途上，兼采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各家之精华，为己所用。从而使自身脱胎换骨，一跃而成为诸强中之佼佼者。此广采博纳的开放精神令人称道。

3.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楚国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多有创获。哲学方面，道家思想提出“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柔弱胜刚强”。政治方面，建立王制、首创县制等。经济方面，发行了“银布币”用于流通。法律方面，楚国是“有法则治，无法则乱”的法制社会。文学方面，庄子散文独步天下；屈骚文学别创新体。艺术方面，楚文物的帛画、漆画皆别出心裁。楚人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令人惊叹。

4.忠诚不渝的爱国精神。楚国的卞和，楚令尹孙叔敖，楚国大夫屈原，楚大臣申包胥，此四人皆属忠君爱国之典范。卞和是一位有爱国献身精神的“忠臣义士”。屈原矢志救国，虽屡次谗害、饱受谣诼，然而其忠君爱国之志，九死无悔。当吴国驱兵攻入郢都，楚大臣申包胥到秦求救，痛哭于秦庭七天七夜，终于感动秦王，挽救了楚国。楚人之爱国精神永远令人慷慨激昂、血脉喷张。

二、楚文化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楚剧中的传承与升华

文化的消亡，只表明该文化赖以依存“文化生态”①遭到了破坏发生了改变，并不必然意味该文化的价值观也随之消亡。楚文化虽然在西汉初年便已消亡了，但是楚文化的精神价值观却永存。在新的时代，它依托楚剧这个文化载体，得以传承并升华。限于篇幅，笔者仅撷取几部典型戏剧来稍作论述。

（一）创业精神的传承与升华。楚剧《万里茶道》讲述清朝年间，在汉口经营茶叶生意的女子玲珑和掌柜叶天韬因茶结缘、因茶生情的故事。正如剧中所唱：“茶道漫漫发汉江，试问江水与道长；身在关山万里外，一回首处是我乡。”天涯羁旅之思、劳碌奔波之苦，尽在此曲中。该剧运用“汉风楚腔”演绎了汉口人远赴异邦创业的故事，以小人物的情感展示了大时代的大情怀。剧中人物的不畏风霜、万里创业，其精神与楚先民之精神可谓血脉相续。

（二）开放精神的传承与升华。楚剧《三月茶香》以20世纪20年代初汉正街为背景，由两个茶庄的纠葛，叙述汉茶“进军”万国茶会的艰难。一方面，该剧藉由茶品、茶道，以寓人、寓事，进而晓谕人生之理；另一方面，剧情的重心倾向于展示湖北人坚忍不拔、顽强正直的个性，尤其是他们的包容胸怀、开放精神。

（三）开拓精神的传承与升华。有些楚剧刻画了剧中人对于封建礼教的蔑视，同时歌颂了美好纯真的情感。比如，《喻老四》无视社会习俗，展示了恋人约会的美好；《双下山》藐视佛门清规戒律，为真爱仗义执言；《秦香莲》嘲讽并严惩忘恩负义者；《宝莲灯》赞美弱小者对抗强权、并最终战胜邪恶。此类戏剧对于那些无视陈规陋习、敢于开拓人生天地者，热烈颂扬、不吝赞美。

（四）爱国精神的传承与升华。《虎将军》以徐海东将军为原型，这部戏截取了徐将军率领红25军西征的一个断面，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外有敌军围剿之忧，内有左倾分子干扰之患，然而虎将军的革命信念坚定如铁，对党、对人民、对战友深情如海。该剧成功再现了徐海东将军重情厚谊、光明磊落的个性。这部戏所聚焦的人物的爱国情怀，与楚先民那种忠君爱国相比，已经大大升华。

三、结语

楚文化是我国古代优秀地域文化的代表，而楚剧是湖北地区优秀的地域剧种。二者密切相关。一方面，楚剧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不断从楚文化传统价值观中吸取养分；另一方面，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在楚剧中得到传承与升华。二者互惠共存、相得益彰，共同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精神支撑与动力。

注释：

①文化生态：主要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人类与文化生态是双向同构关系。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

参考文献：

[1]陈多，叶长海选注.中国历代剧论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70.

[2]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A].谈治国理政[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3-164.

[4]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9.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6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当代中学生是祖国建设的生力军，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思想正处于波动期，价值观正处于形成、发展和定格阶段。如何提升中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应成为全体施教者面临的共同课题。对于当代中学生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走进教材，迈向课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中学生学习成长的全过程，同时，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包含的思想观念、礼仪制度、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丰富的内容，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因此，我们对中学生进行核心价值体系的培养，应该要把传统文化教育放在首位。它是中学生思想教育的养分，也是中学生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源泉。就如何从传统文化教育入手，提升中学生核心价值观。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一、提升教师队伍素养

师者重在传道。特别是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方面，教师必须用自身文化魅力和道德艺术水准来影响感染学生。率先垂范，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追求。一是在学习方面，教师应以《论语》《道德经》《古文观止》《中华传统散文精选》等经典名著为主，从中汲取精华，了解其艺术价值，并贯穿于教学实践，从而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二是要内化学习内容，教师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将点滴收获汇聚成文，形成自己独有的东西，创建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提升自身素质。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岗敬业的模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二、编写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校本教材

目前，各级各类学校均编写了符合自己实际的校本教材。我认为校本教材的宗旨应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应该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载体，并结合地域传统文化特色，突出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怀。教材内容应由浅入深，以具体事例到理论体系，内容应以诗歌、美文、绘画、书法、礼仪道德为主，通过吟咏诵读，让学生在轻松与不经意中接受经典熏陶，吸收现代精华，达到“润物细物声”之功效，提升学生整体素养，以此对中学生进行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教育。

三、将传统节日文化纳入教育教学体系之中

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文化内涵。传统节日留存着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伦理道德、生命情趣和生活方式，是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中学生思想教育的宝贵资源。在活动中要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学生对传统节日的认同感，使节日的重复性转变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的凝固剂，从而牢固树立中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四、把校园“隐性文化”作为提升学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

校园“隐性文化”是指学校中客观存在的、常常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实际影响的各种因素，如校园文化建设，各种文体活动等。一是学校要设置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让学生全方位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二是开展经典诵读、专题讲座、知识竞赛、文艺会演等活动，让学生对中华文化产生浓厚情感；三是充分利用校园广播、电视、校园网、橱窗、板报、文化长廊等宣传阵地，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让广大学生在学习中得到熏陶和修养；四是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墙的作用，墙壁内容多以典籍国粹、四大发明、华夏精神等为主，让墙壁说话，让环境唱歌。使其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新思想、新观念有效融合。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学生审美格调和情感，引导学生健康发展；五是利用国旗下演讲、重要集会、庆祝活动以及各种纪念日之际，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活动。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7

一、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中华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五千多年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积淀、流传，影响人们生活的中国古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活化石”。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于它赋予了一个民族深厚而睿智的思想，民族的观念、情感、价值取向等都被涵盖其中，并且人们从事的所有活动都在无形中受其支配。高等院校的学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1.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的需要

长期以来，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批判地继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不断改进，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主力，为了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这样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弘扬，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

2.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改善大学生道德修养现状的需要

当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了解，没有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道德素质有待提高。结合当前大学生道德现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一）理论价值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具体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如爱国主义情怀、诚信品质、艰苦奋斗精神等，应该将其中的精髓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贯穿于高校教育整个过程，用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效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一整套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如言传身教法、因材施教法、内省式教育法、陶冶情操法、实践教育法等，可以将这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合理有效地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供借鉴意义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社会思想道德规范不断凝聚、更新、整合，成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面对个性张扬的大学生，我们将中华民族创造的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与时展、现实社会、学生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二）实践价值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加强大学生人格道德修养的教育

五千多年的历史文明，提炼出了进取精神、包容精神、博爱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等一系列的民族精神。当代大学生用这些民族精神武装头脑，可以抵御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和人格品质。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大学生应对文化全球化的思想渗透

文化历来都有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多元的文化不断冲击着人们，由此带来很多的价值观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而对于涉世未深、信仰立场不坚定的大学生而言，全球文化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熏陶感染，能提高大学生的明辨是非的能力。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8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3008405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维度。而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显著标志。两者在治国理政的进程中兼具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曲阜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9同时，在北京大学座谈会上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2]168鉴于此，对两者的研究业已成为当前理论探讨的热点和焦点，且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两者的关联性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化。本文仅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互联系、彼此联动为切入点，阐释两者的内在契合，旨在促进两者的协同发展、双向践行。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

“文化的本质内蕴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3]从本质内蕴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深刻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164。因此，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养文明的重要作用，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在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根溯源、去汲取智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更全面地把握、更自觉地践行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三个维度，来强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

（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亘古未变的价值目标

首先，自古以来，国富民强一直都是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管子》有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李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可见，国富民强的目标追求与变法（改革）相互彰显，自始至终都是中华民族的绚丽底色。其次，传统文化秉承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呈现出带有古典特色的民主。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些以民为本的思想体现出国家治理必须顺民心、尊民意、察民情。再次，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以“仁”和“礼”为基本价值内核，强调教养开化、谦恭互敬、忠信守德，形成一种润物无声的德性文化。同时，传统文化自始至终倡导和谐理念与“和合文化”，蕴涵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深刻思想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之经验。《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和谐统一、共存共生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当今社会面对差异性和多样性必须一以贯之的态度。

（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价值取向

首先，“自由”是传统文化所希冀的基本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的“自由”偏向于内心的自由，注重于通过“修身养性”“慎独”来进阶更高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不逾矩”的自由。庄子的“逍遥游”、“竹林七贤”的洒脱不羁、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等等，深刻反映了古代先贤对于自由生活状态的向往；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魏晋时代儒、释、道的碰撞与交流，突出体现了古代社会对于自由文化氛围的践行。其次，“平等、公正”是传统文化内含的精神意蕴。“天下大同”的中国古典社会理想是其最为集中的体现。《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理想状态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的因素，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再次，“法治”也是传统社会有效运行的必要机制。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以“仁”为核心，强调“德治”与“礼教”。但是在实际的国家治理中，却是“外儒内法”，“法治”与“德治”并行不悖，协调运行。传统文化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商君书》），“知法治所由生， 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淮南子・锫垩怠罚。这些思想强调法律的规范性，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已然把“法治”上升为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方略。可见，“法治”的基本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并非不甚重要的一隅，而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与萃取。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仲伟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绵不绝的价值准则

首先，传统文化追求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和胸怀天下的豪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灵魂之所系、血脉之所依，是民族归属感和向心力的集中体现。古代先贤以忧国爱民为自我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不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怀有“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悲壮，身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其次，传统文化强调忠于职守，要求人们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勤奋工作，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竭尽全力地为之奋斗，终身不懈。传统文化之“敬业”是一种专注的态度和积极的精神状态。传统文化认为，“兢兢业业，如霆如雷”（《诗经・大雅》），“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书》），“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道德经》），“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阅微草堂笔记》）。再次，传统文化在做人做事上讲求以诚待人、讲信修睦。诚就是真实无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信是“五常”之一，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主要是指在朋友关系中及与他人的交往中应当讲求信用，遵守诺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民无信不立”“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贞观政要・诚信》）。与此同时，传统文化还承载着“仁者爱人”“谦恭礼让”的友善之道，等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引

对于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张岱年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新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价值观的批判继承、革旧立新。”[4]可以由此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传统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传统价值观中继承性与共通性、普适性与应时性因素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鲜明民族特色的生命力、影响力之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须辨清，传统价值观缘起并发展于中国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从属于封建社会的价值观范畴，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割离与封建主义价值形态的联系。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精神中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内核，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代表着不同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如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统摄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整合喧嚣多元的价值观，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整合与超越，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才能确保文化与价值领域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统价值观接续、重构的关系问题

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100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就是确认中华文化的“根”与“魂”，拒斥的态度与方法，实现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接续，增强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其实，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我们不能也无法否认，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对于确定民族文化发展路向、提升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促进社会秩序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时至今日，它依然牵动、影响和辐射着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也告诉我们，传统价值观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难免存在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这些缺陷既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又不能代表时代化的潮流，必然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其进行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符合时代精神与现代表达的重构。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重构并非漫无目的的改造与创新，而是需要方向的指引与主线的穿插，而这最为关键的方向与主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正像所指出的：“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5]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具有共通性与应时性，哪些因素具有阶级性与局限性，哪些是其合理内核，哪些是其外在形式，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中继续加以深入思考与进一步凝练。

（二）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种文化交流中多元价值观的选择、甄别的关系问题

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把它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内，定位于世界文明的构成中。从时代背景与全球视野来看，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浪潮浩浩荡荡，势不可逆。“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6]，价值观领域也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经典价值观、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交锋与猛烈碰撞。这一新形势、新情况加大了全国人民谋求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难度，也凸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导引的现实需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导引作用，就是要进行多元价值观的选择与甄别，在多元价值观念的相互激荡中取长补短，在多样价值诉求的交流交锋中相互融合，在多变价值形态的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借鉴而丰富。因此，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民族性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世界性的西方价值观的兼容并蓄，以此扩大价值意识的包容性。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156。同时，要警惕两种极端思维：一种是盲目崇拜西方自由民主式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另一种是极力推崇现代新儒学式的传统价值观，而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也雄辩地告诉我们，只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才能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各种文明的互学互鉴中实现真正大发展、大繁荣。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联动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列宁也强调：“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8]我们不仅要“知道”，而且更要“成道、行道”[9]。因此，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不能囿于理论上的空谈，而应探求两者在实践中的双向互动。

（一）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的亲和力

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2]17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民众的血液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亲和力。同时，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出深深的厚重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在理论的宣传表述中，还是在践行的活动形式中，都要时刻体现民族特色、中国风格，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共鸣，才能更加接地气。在实践中，可以发挥传统文化表述简练、深入浅出、通俗易记的语言优势，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可以开设专门的国学讲堂，赋予传统文化经典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内涵；可以发挥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利用传统节日这一重要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教育活动；可以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形式，形成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民俗。

（二）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伴随着近些年来“国学热”的兴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由于林林总总的原因，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缺憾。要弥补这些问题与缺憾，路径之一便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对此形成理想信念层面的软约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在诠释经典上，还是在实践创新上，都要始终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在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情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在实践中，要积极弘扬、传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中华优秀文化，抵制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传播的低俗化、封建化、过度商业化等倾向；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准则，提高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过程中的思辨分析与批判鉴别能力；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警惕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过程中的受众至上心理，防止“过分故事化”与“泛娱乐化”倾向。总之，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三）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动态联缀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之中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境遇下，软实力和“软治理”已经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条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需要制度体系奠定治国理政的前提和基础，也急需价值体系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保障。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实践，既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也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发挥定向导航、凝心聚力、调节规范的功效。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服务，成为治国理政进程中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为此，一方面，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中，使之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价值遵循和价值标准。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社会示范和媒体传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纳入国家制度体系之中，从而凝聚价值共识、构建良好的治理格局。另一方面，要在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中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转化为治理效能。可以通过建构理论体系和创设各种渠道，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比如，可以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加以耦合，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神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实施加以耦合。再比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可以运用中华传统美德对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群体进行道德涵养，可以发挥家训文化在广大党员个性养成、气质培养、修养提高上的重要作用[10]。总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指引，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只有把两者深度结合、灵活应用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之中，才能真正发挥其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理论的建构与阐释上，而且在实践的运行与发展中，都存有千丝万缕、水融的内在关联。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治国理政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维度。

任何社会都是历史的产物。我们要深入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契合点、再生点，使之更好地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培育和践行。我们要深入研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相承接的切入点、着力点，使之更好地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导。

只有把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一起，实现两者的静态支撑、动态联缀，才能更好地促进两者的共同提升，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集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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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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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林桂兰.基于家训文化视角的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01.

The Internal Fit Betwee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ZHONG Weitong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思想底蕴，也体现着我们独特的精神气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并在很大程度上与之契合。无论是国家层面追求的价值目标，还是社会层面追求的价值导向，亦或个人层面追求的价值观念，都在一定意义上吸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首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从国家目标层面提出的第一个倡导，延续了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等思想。在富强方面，古人很早就看到“富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即表达了“政在使民富”的思想；在民主方面，中国古代虽是封建专制社会，但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本思想中也包含了许多民主元素，如“民贵君轻”、“立君为民”、“君舟民水”思想，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思想都具有朴素的民主性，在近代起到民主启蒙作用；在文明方面，该词最早见于《易经》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一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善、谦”等都属于文明的范畴；在和谐方面，古代的和谐思想极为丰富，如儒家的“和为贵”，墨家的“兼爱”“尚同”等都蕴含着深厚的和谐文化基因。

其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从社会目标层面提出的第二个倡导，借鉴了儒家“天人合一”“允执厥中”“隆礼重法”等思想。自由在古代多指人通过发扬善心，进而知性、知天，最终实现天道与人道交融互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平等方面，孔子早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教育上则主张“有教无类”，墨家的“兼爱”认为人与人之间应是一种无差别、无等级的兼爱；中国古代也不乏关于公平的论述，荀子认为：“公生明，偏生暗。”房玄龄明确提出：“理国要道，实在公平正直。”“法治”在传统文化中作为德治的重要补充，同样受到不少思想家的推崇，集中表现为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

再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从个人价值层面提出的第三个倡导，传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爱国思想是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信念：“苟利国家，不求富贵”，“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儒家推崇“仁、义、礼、智、信”为个人道德规范，“义”表现为处事得体、办事尽心，即“敬业”，孔子称之为“执事敬”，朱熹解释为“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还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等都表现出古人对敬业的高度认同。我国古代对诚信思想也极为推崇，其最早出自儒家，孔子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有曰“诚者，天之道”。由“诚”到“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在待人接物方面，儒家注重对人的友善品德的培养，“仁”的推行表现为善待他人、推己及人，即“友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等都明确表达了该思想。

以上只是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我们可资参考的部分资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借鉴。当然，由于时代不同，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善于古为今用，对它进行现代诠释，以适应我国国民价值观教育的要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性升华

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等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性升华。

无论从理论来源、思想内容还是时代高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远远超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理论来源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吸取了各方面的理论文化成果，所以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既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反映全国各族人民普遍愿望的国家层面价值目标，又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吸取西方现代文明的社会层面价值取向，还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个人层面价值准则，从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实现了“三个统一”：传统与现代的统一，继承与超越的统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10

〔中图分类号〕D64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083-05

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就此而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割断的命脉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彰显与弘扬。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的根本”、“民族的基因”党的十强调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所包含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一是国家层面，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二是社会层面，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三是个人层面，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其实质讲的是三种不同的价值理想建构。这正如所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2〕从国家层面，主要说明我们将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价值形态；从社会层面，具体阐述我们的社会应该建设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价值状况；从个人层面，详细规划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境界。这三者相依相存，缺一不可。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根基；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保障；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条件。

在此，如果没有国家价值形态的良性发展，社会就不可能具有其良性的价值状况，这是由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特征所决定的，在阶级对立、民族矛盾仍然存在的今天，国家必定是作为公民社会实存的价值基础，没有国家的政治力量支撑，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发展。相反，如果没有相应社会的良性发展，国家的形态就不能够体现出它良好的价值性。其间如果没有每个人的具体努力，没有与国家、社会发展相一致的价值追求，即不利于国家、社会价值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个人的价值实现。因此，这三者是纵横相连，犹如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3〕就此而论，从文化传承和思想根源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确实深深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之上。在我国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理。正如《大学》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其齐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气呵成，相互贯通，互为关联，整体意境上已蕴涵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孔子曾如此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要讲“大道”，大道，就是人类社会中人们共同遵守、而去努力执行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就是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妄语；就是选有德性、有才干、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担当国家大事，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就是讲信用，不欺瞒，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和睦相处。

从社会层面来看，其社会境况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礼记・礼运》）孔子把这样的社会叫做：“大同”。“大同”思想自先秦以来不断地支配着中国大批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无数志士仁人为之思虑，为之奋斗，其间不乏优秀的思想和精辟的学识。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看来，建构“大同”社会的核心是“恕”，即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正像孔子所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从个人层面来看，其品质修为应重在于修身养性。《大学》说的明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就从社会分工的层面，把每一个人应该重于什么样的个体修为，具有什么样的个体品质阐述得清清楚楚，而以诚实守信作为社会交往的基本行为规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尤其强调为政者的个人修为，特别突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生境界和民本情怀。这就是志在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无不感叹地说道：“何事于仁！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孟子进而解释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在重公轻私，公私有别。正如儒家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私义行则天下乱，公义行则天下治。公则一，私则乃殊。为公，便能为民，为民，则天下同乐；为私，仅只为己，为己，则天下纷乱。此外个人品行修炼还应注重“礼义廉耻”，说的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4〕为此，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内容的提炼，无不闪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正如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5〕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思想源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整体意义上来把握，应该看成是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多年生命的历史积累，是中华民族生命绵延不绝的理性精神。因为我们理解的文化，并不是指一时间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生活现象，而必须是一种国家民族的共同社会生活绵延过程的历史积累。我国当代著名文化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6〕这正如一个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过程，那就是生命一样，文化也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钱穆先生为此说的明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7〕概括起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绵延不绝的共同生活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形成、发展和聚积起来的精神生命实体，它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生命力，是中华民族永恒不灭的活的灵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生命进程中根据时代要求提炼出来的理性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发展大系中的一个环节。自然是不可与中华优秀文化相割离的，它本身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优秀文化广博的内容来看，其精髓主要体现为：一是“仁”的核心价值理念；二是“恕”的实践价值精神；三是“德”的人格价值追求。其三者不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乃至于个人层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秀文化品质和精神支撑性。

基于国家层面，“仁”是支撑国之为国的根本。“仁”的核心价值就讲一个词：“爱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学生樊迟问仁的含义时，就曾明确指出：仁就是爱人。爱人就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在此，“仁者爱人”的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良好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这个价值要素的实质就是“修己”、“克己”。因此，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良好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而对“仁”的实践却在“义”的坚守上，为此，以孔子为首的儒学思想家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义”，即适合于仁的精神，正所谓“义者宜也”。用宋明理学家朱熹的话来说：“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朱子语类・卷27》）这就是说，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境界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不因事而就事，而应根据这件事是否适合仁的规范来做，如适合“仁”的精神，便无不利于自己的行为发生，这就是义。而君子只应该知道义，对自己的利害得失不必理会。应该说，这对我们今天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加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培育具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指导性意义。

基于社会层面，“恕”是社会和谐的依据，是“仁”的精神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恕”就是宽容，宽容就是心胸开阔，宽厚待人，就是“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视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霖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宽容要求性格豁达，胸怀坦荡，心地磊落。不过分看重一己之私利，一时之得失；不过分计较名誉地位。当他人取得成就时，不犯红眼病，不起忌恨心。即使有时命运在捉弄人，当不如自己的人在升迁、晋级、名誉、地位上一时高于自己时，也不会显得过分的沮丧、悲愤、不满和仇恨。因此，宽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善品质的表现。只有懂得仁爱的人才懂得宽容；只有深知道义、明白礼节的人才具有“恕”的品质。子贡曾请教孔子，说：做人“贪而无陷，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如此做人，可是可以了，但是还不如虽贫穷而乐于自觉加强仁德的修养，虽富足却谦虚礼让，不以富压人。”（参见《论语・学而》）这就是儒学的恕，儒学的宽容。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曾国藩曾有句名言：“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曾国藩全集・家书二》）这是中华优秀文化中坚持至仁至善思想在人生情感认识论上的具体体现。善莫大于恕，就是说，一个人品性中最完美、最善良的本性都不可超越宽恕这一至高的德性。德莫凶于妒，就是说，一个人的品性中最丑恶、最凶狠的本性都不如嫉妒情感显示得那样恶劣。在今天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发生争论，只要人与人之间相互谦让一点、相互包容一些，努力做到：“贫而无怨”、“富而无骄”（《论语・宪问》），不犯红眼病，不起忌恨心，即使有时命运在捉弄人，当不如自己的人在升迁、晋级、名誉、地位上一时高于自己时，也不会显得过分的沮丧、悲愤、不满和仇恨。社会自然就会呈现“自由、平等、公正”的状态，“法治”也就融含其间了。

基于个人层面，“德”是个人品质的核心。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德”具有广泛的涵义，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可纳入“德”的范畴，不仅如此，“德”更是一种为人的崇高境界。因此，我国历来志士仁人都十分强调做人“怀德”。孔子说的非常明白：“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君子”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含义广泛，层次复杂的概念。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理解，君子可指君主、君王，也就是国家的首领；从法律思想的角度理解，君子可表示遵守法律，忠实于统治阶级意志的人；从伦理思想的角度理解，君子一般指道德高尚、品性优秀，具有崇高人生境界的人；此外从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君子还可以解释为胸怀大志，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 “小人”一词，与“君子”一词相反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是一个含义广泛、层次复杂的概念。与君主、君王相反对，小人可指一般的普通的平民百姓；与守法的人相反对，小人可看作顾利枉法的人；与有德性的人相反对，小人是道德品性差、人生境界不高的人；与志向高远的人相反对，小人是指胸无大志，抱负肤浅的人。 君子怀德，就是强调：一个胸怀大志，品质优秀的人，应该是时时不忘道德规范，处处以道德规范来要求和制约自己，须臾不可轻视自己的言行，遵循法律制度，依法办事。小人怀土，就是说一个心胸狭窄、品性不高、胸无大志的人，才念念不忘自己的生活处境，只顾自己的利益，关心恩惠，而不注重道德品质修养，不遵守法律规范。为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始终强调做人怀德，才是君子之所为。认为人的一生无非是以德律己，以法束己，做人怀德者为人的正道。而做人只顾自己的利益，却多怨恨，是小人之所为。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一个人依据个人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的怨恨。孔子又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即君子通达于仁义之行，小人则精通于财利之道。 今天看来，君子怀德既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所强调的人生境界，又是其推崇的做人原则，这一思想是积极的。人生的实践证明，一个人一旦疏远了、淡忘了道德的自我约束，一旦亲近了、接受了物质利益的引诱，这个人便会走向道德人格的堕落。中外古今，此类事例数不胜数。所以，“君子先慎乎德。”（《大学》）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也不可避免具有历史局限性，我们应与时俱进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8〕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够把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人们的生活相割离，只有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文化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由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远，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历史延续性和时代价值性。这便决定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所融含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念，不仅具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变迁不断地与时俱进。

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根源上传承着中华优秀文化，而且在现实中要充分体现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的独特精神风范，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精神。为此，我们必须对如何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又要看到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所以，我们应与时俱进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此，我们首先应该进行两个分清与三个剥离。两个分清： 一是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绵延性与现实创造性的关系。我们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多年生命的历史积累，是中华民族生命绵延不绝的理性精神，仅此一点，中华文化在其承载的内容上是厚重性和历史性的，在中华民族生存的任何时期都是不可断裂的。文化的现实创造性，只是中华文化历史链条中的一环，这个环节无论怎样创新，也不可能脱离文化的历史延续或者替代文化的历史厚重性。 二是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主体与创造主体的关系。我们说文化离不开人们的生活，生活是文化的源泉，一种生活的历史绵延性决定着特定文化的形成及其基本形态，而生活的主体是人，是既定的某种人群。因此，中华文化的承载主体是中华民族自身，是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具有深刻的大众基础。但是，文化是需要提炼的，自发的生活是不能够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化精神的，因此文化必须进行创造，也就是进行生活精神的提炼与张扬。在此来看中华文化，它既是人民大众的，又是知识精英的。前者是根基，是载体；后者是繁叶，是精髓。 再看三个剥离：即把根植于中华民族中优秀的大众的传统文化与封建社会中王权的专制的文化形态剥离开来；把中华民族中优秀的知识精英与封建专制中的统治者剥离开来；把中华优秀文化的承载者、创造者与文化的使用者、占有者剥离开来。 通过两个分清、三个剥离，就能够很好地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优秀的文化，哪些是文化的糟粕。在此，文化的摒弃，不是因为文化曾经被谁使用和占有过，而是摒弃掉文化使用的为己性和占有的个体性。说的明白点，就是要摒弃掉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被封建地主阶级用来为其统治服务的为己性，以及农业文明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旧的生活习俗与行为习惯。

为此，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地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因为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是福祉于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的事业，这在本质上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通的。

所以，要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它真正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最要紧的是从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身修养做起。 一是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民族、报效祖国的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范畴； 二是把“笃志而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和“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范畴； 三是把“诚实守信”、“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范畴； 四是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关爱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范畴。 只要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能够坚守自己的修身本位，认真落实“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真正地在现实生活中，既坚持了良好的品行修为，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9〕根据这个表述，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华夏大地上的创新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棵大树在改革开放历史新环境中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它融含有时代的创新精神，它是为解决时代问题应运而生的。它既不是复古，又不是崇洋。

〔参考文献〕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11

誉为彩陶之冠的甘肃彩陶

甘肃地处祖国西北，是黄河中、上游流域和东亚与中亚的结合部。甘肃的东部，黄河、泾、渭流域的黄土塬地与河谷地带，邻接关中沃野，宜于生息耕作，很早就出现了人类和农业文明，保存了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是中华民族――黄河文明的发祥地和摇篮之一。

秦陇黄土高原地带宽阔的河谷和肥沃的冲击土为农耕提供了肥美的土壤，因其土质疏松纯净无杂质，颜色橙黄如粉糕，质地细腻而且具有柔韧性，为制作陶器提供了优质陶土。甘肃是中国最早产生彩陶的地区之一，也是彩陶文化最为兴旺发达的地方。甘肃彩陶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在中国乃至世界彩陶文化中也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甘肃史前文化序列大致是：大地湾－期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

1、东方文化艺术的殿堂――大地湾一期文化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邵店村，距今已有5000～78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比半坡遗址早1000多年。大地湾一期彩陶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彩陶文化。它将中国彩陶文化产生的时间上溯到大约距今8000～7000年左右，这和国外目前发现最早含有彩陶的两河流域的耶莫文化和哈孙纳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彩陶艺术从一开始就是黄河远古儿女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并非来自西方。

走进大地湾，就走进了一座原始村落的博物馆，走进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称誉的东方文化艺术殿堂。1973年，在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众多的彩陶当中，有一件罕见的人头形彩陶瓶，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为细泥橙红陶，腹耳略残，器口为圆雕人头像，头顶为瓶口，双目镂孔，瓶身彩绘弧形三角、斜线和简化变体鸟纹，交织组成图案。人头形瓶采用泥条盘筑法兼手捏而成，具有一定的原始性。然而其器形规整、造型规范。尤其是它的人头形器口，头上披着整齐的短发，双耳有穿系饰物的小孔，造型生动，不失为具有较高艺术性的精美雕塑，是一件彩陶艺术珍品，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的高度崇拜。器物表面为橙红色，通体打磨光亮，彩绘图案对称瑰丽，陶质坚硬，足以说明当时陶工制作技术之高。

2、中国彩陶文化的鼎盛时期――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新石器晚期文化，因首次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肃中部一带，东到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南抵甘南草原及四川北部。学者认为它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所以又称甘肃仰韶文化，上承仰韶文化的石岭下类型，下接齐家文化，大约距今5000～40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是甘肃彩陶的鼎盛时期，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相延发展的类型。它们的命名与该文化类型彩陶的最初发现地密不可分。

(1)马家窑类型彩陶。马家窑类型彩陶的突出特征是数量大，在整个陶器中约占20％～50％，随葬品中的彩陶有时超过80％，在中国彩陶文化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品类繁多、图案精丽、花纹精美，达到了中国彩陶艺术的巅峰，也在世界原始艺术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器表打磨得精细光滑，上面用浓黑如漆的单彩画花纹，显得爽亮动人。少量花纹兼用黑、白两彩绘成，配置在挺拔的器物上，具有典雅清新的艺术风格。马家窑类型的陶器一般是橙黄陶，流行黑彩装饰，花纹繁缛，多用同样粗细的线条构图，均匀对称，浑然一体。其中动物花纹有鸟纹、鱼纹、蛙纹、蝌蚪纹；几何花纹有垂嶂纹、漩涡纹、水波纹、圆圈纹、多层三角纹、桃形纹和草叶纹等，极富变化，而且充分体现了远古先民傍水而居的生活气息。仅蛙纹一种就很少有重复的样式，各种形态十分生动，极富有生命力。那些密集的线条，虽只有一种黑色，但带了明显的波动性，给人以繁缛和灵活的感觉。一种器物上各种纹饰综合运用，非常协调地组成一个统一体，这是马家窑彩陶艺术最大的特点。

马家窑类型遗存各类彩陶中，纹样以蛙纹最多，除了形态各异的具象蛙纹外，还有大量的抽象蛙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件马家窑类型彩陶盆内壁所绘蛙纹，蛙身膨圆鼓胀，近似球形，蛙尾部有一圆圈，象征女性生殖器，坦直地揭示了蛙为女性子宫的象征意义，生动地表现了先民们对生殖的崇拜。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是遍及世界的历史文化形象，在马家窑文化时代，蛙已被当作图腾，蛙纹也成了氏族的“族徽”或“族标”，女娲则被尊为氏族的始祖。马家窑文化的蛙纹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对富裕的追求和对多子多孙的寄望。在远古时期，蛙是母系氏族社会最早崇拜的图腾。

1971年出土于甘肃陇西县的尖底彩陶瓶，国家一级文物，是马家窑类型彩陶中又一件最具代表性的罕见器物。尖底彩陶瓶为细泥红陶质地，喇叭形口，细颈，圆肩，器身逐渐均匀缩小，尖形底，腹部饰双耳。器表饰黑彩不到底，颈部至肩部饰黑色平行条纹，器身饰四方连续漩涡纹，弧线勾叶纹，漩涡纹宛如水面四溅的涡点，似投石击水，浪花旋转，具有强烈的动感。尖底瓶也称汲水器，是当时人们用来取水的容器，腹部双耳系上绳子后可以用手提着去打水，也可以绑在腰间或挂在颈部，便于携带。当它接触水面时会自然倾斜，装满水后瓶身自动耸起，与水面保持平衡，其设计科学合理，充分显示出马家窑先民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

d是佛教的专用符号，常见于释迦牟尼胸前，是释迦牟尼的八十种好之一，梵文释为“胸部的吉祥标志”或“包罗万象”。中国佛教界称之为“吉祥海云相”。北魏时译为“万”。鸠摩罗什、玄奘译为“德”字。欧洲国家的人则称其为“带钩的十字”。1980年青海省民和县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一件彩陶罐上赫然以3个醒目的斜置d字为饰，组成了美丽的图案。此罐距今约有4000年左右，上面的d字十分精确、成熟，周围的装饰也很自然、流畅，可见d字纹在4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已是一种十分流行的纹样。

2001年6月，中国与比利时联合发行了一套《陶瓷》邮票，这套邮票上的中国陶器就是甘谷县出土的人面鲵鱼彩陶瓶。人面鲵鱼彩陶瓶出土于1957年10月，其制作年代距今已有5000多年。

瓶高38.4厘米，泥质红陶，瓶上绘有墨彩人面长尾的形象。彩绘生动形象，圆头，额头有“十”字纹，眉部有数道横纹，一双大眼直射前方。人大嘴圆张，牙齿外露，颈部有弯曲细纹，腹部是网状花纹。从整个彩绘图案可以确定是鲵(俗称娃娃鱼)。人面鲵鱼彩陶瓶充分体现了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形态，1996年9月，国家文物局鉴定该陶瓶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其图案是传说中龙的形象，是原始龙的雏形，堪称“中华第一龙”。

(2)半山类型彩陶。1924年6月26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广河县发现了半山文化遗址，其年代大约距今4600～4300年。半山类型彩陶的器形和花纹是继马家窑类型彩陶而发展的，绘制技术不断提高，刻意追求繁丽的装饰效果。彩陶以繁茂精丽为特色，以几何形纹为主，尤以旋式纹样最具代表性，大多数纹饰带有锯齿形，多用黑红两彩。图案密中有疏，使人不觉窒闷。半山类型彩陶上下并行着复道漩涡纹，使图案更具旋动感。半山类型彩陶中以神人纹最引人注目，器形一般较大，以作为盛水器的壶和储藏器的罐、瓮为主。大型彩陶上的花纹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些都表明了当时半山部落的居民过着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从而进一步地发展了彩陶技艺，其彩陶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峰。

(3)马厂类型彩陶。1924年秋天，在西宁河谷的民和县马厂塬发现了马厂文化。距今约4200～4000年，是继承半山类型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的陶器种类繁多，彩陶图案绚丽多彩。陶器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白陶。早期器表打磨较光，晚期只有个别的经过打磨，器表比较粗糙。大量出现红色陶衣，也有少量的白色陶衣。纹饰以四大圆圈纹、变体神人纹、波折纹、回形纹、卦形纹、菱格纹和三角纹为主，构图较松散。

1950年在永靖县三坪村出土的彩陶瓮，被称为“彩陶王”。它通高49.3厘米，敛口短颈，阔肩，平底，陶质精致细腻。更为神奇的是，它从口沿至腹部用黑彩绘了3层花纹，上层是漩涡纹，下层是波浪纹，中间点缀着一点圆花纹，底部又添了儿笔平行纹。这件陶瓮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90年4月10日，邮电部将“彩陶王”印制成精美的纪念邮票发行国内外。

3、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因1924年首先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发现而得名。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广泛，东起渭河上游地区，西到湟水流域，北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附近，横跨甘、青、宁、内4个省区。齐家文化的年代晚于马家窑文化，大约距今4200～3700年。在齐家文化的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主要是橙黄陶和红褐陶，还有部分灰陶。陶器比较精致，双大耳罐和高领双耳罐是齐家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陶器。陶器除素面以外，还有篮纹、绳纹、锥刺纹和彩绘。在陶器的烧制方面，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氧化焰和还原焰的烧窑技术。彩陶以鸟类等动物题材为多。

4、四坝文化。四坝文化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中段，距今约3900～3400年，大约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四坝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色。它的某些器型和彩绘图案与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较为接近，说明曾接受了它们的影响。但三角形器盖、砷铜制品的大量存在，以及某些其他特点又与中亚文化接近。陶器质地较粗，多为夹砂陶，器型多样，以罐、壶为主，四耳带盖罐、腹耳壶是其代表性器物，有的造型较奇特。彩陶豆、方鼎、陶埙有强烈的地方风格。彩陶比例较大，纹饰有三角纹、折线纹、条带纹、蜥蜴纹、回纹和圆点纹等。

5、辛店文化。辛店文化的年代大约在3400年前，主要分布在洮河、湟水流域。辛店文化彩陶的数量较多，彩与陶胎结合不紧密，易脱落。多圜状凹底器，主要器型有罐、盆、鬲、钵、杯。纹饰圳具一格，笔触粗犷，以双钩纹、s纹、太阳纹、三角纹为主，还有少量的动物纹，如犬纹、羊纹、鹿纹、蜥蜴纹等，反映出畜牧生活的特色。

6、寺洼文化。大约距今3400～2500年，相当干商代晚期到春秋晚期。出土陶器大部分为红褐色夹砂粗陶。马鞍形侈口双耳深腹圆鼓陶罐是其典型器物。陶器一般为素面，少数施有附加堆纹和绳纹等。个别的涂有红色陶衣。没有发现带色彩的陶器。

7、沙井文化。这是甘肃彩陶的结束时期，分布在河西地区东北部，大约距今3000～250HD年左右。沙井文化彩陶以紫红色绘制图案，纹饰有三角纹、菱形纹、网纹、鸟纹等，多饰于器物的颈部和肩部。沙井文化是甘肃年代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也是我国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随着来自东方的先进文化向西部的发展，该地区的古羌族居民的经济方式由农业向牧业转换，沙井文化最后随着西去的驼铃声消失在茫茫的沙漠戈壁之中。到此为止，甘肃彩陶文化便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甘肃彩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突出贡献

甘肃彩陶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到仰韶文化，再到马家窑文化，直至到齐家文化，不断延续、发展，文化脉络承接，让中国最早的古文化没有阻断和消失。即就是在中原地区彩陶文化衰落时，甘肃的彩陶文化仍然延续了数百年。甘肃彩陶与其他地区的彩陶相比，甘肃彩陶图案之精美、花纹之丰富、数量之巨大、历史之悠久，谓其新石器时代彩陶之冠毫不过誉。

1、甘肃彩陶是中国龙文化的起源。中国的龙文化是伴随着彩陶文化和华夏社会发展而形成和流传的。如甘肃博物馆藏有一件齐家坪出土的浮雕蛇纹红陶罐，蛇身有甲状纹，蛇腹下有一爪，显示出这不是普通的蛇，而是有着亦蛇亦龙，龙蛇变化的意思。1991年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蛇形绘画彩陶壶，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器物，高25厘米，泥质红陶，色橙黄，外挂红色陶衣。在外壁唇下两大圆圈纹之间，自右上方至左下方各自绘有黑色蛇形纹，前后对称。蛇的头部略尖而圆大，颈部微细，双卷曲处略粗，尾部细长有力，用大写意的洗练笔法一挥而就，是原始文化中的艺术杰作。看到这件独一无二的蛇纹壶，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中国许多古老传说中的“龙蛇”以及“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等等。还有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发现的龙蛇文物，它们都是古老中国龙文化的滥觞。所有这些，追其渊源，实为蛇文化发其端倪后演化而来的。我们从4000多年前的甘肃彩陶，看到了它的原体――蛇以及“禹兴于西羌”(即以蛇为图腾的民族)它们在马家窑马厂类型中得到了反映。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12

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伤害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伤害，它导致人自我的失落，价值观的崩溃，人文精神的枯竭。马克思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面对现代文明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梳理这一切，以理性的心态、以多维的价值系统和评价尺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思想对缓解现代社会精神危机、培养现代人健全的精神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历史长河中多种思想文化元素的综合体，经过多个时代不断淘汰、选择、积淀而成。它是在历史的延续中积淀起来的，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没有延续和积淀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中一些传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送进博物馆，另一些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传统则在新的时挥重要作用，与现代社会和新的文化因素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新的传统，这是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内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遗存物，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传统文化是一种传承的思想观念之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开启于过去而融透于现在又将延续至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它在社会机体组织以及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中有着不可替换的生命力和潜影响力，这些也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和意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史上百家争鸣、儒道互补、儒道释相互融合等等，各种思想相互融通，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或国家文化素质的鲜明特征和突出表现。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受该民族的文化特质决定，并反过来表现和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及其发展变化。说儒家思想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是从儒家文化对构建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作用来讲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的鲜明“民族精神”或“民族个性”。

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多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发掘和论析，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而且蕴含着鲜活的生命力。

一、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

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

近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这无疑是科技主义的成功一面，然而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人们在科技的引领下肆无忌惮地追逐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使得地球生态面临严重危机，而且在科技引领的工业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和威胁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人们似乎无法改变这一切。科技对世界的改变无处不在，在科技这头庞然巨兽面前，人是科技的奴隶，是满足各种现代机器运作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带来物质产品极为丰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无休止追逐利益和财富，竞争的加剧，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待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利与弊时，就会深深感到科技不能背离人文，科技是属于人的科技，科技应该具有人文的内涵，必须用人文的理念和价值观驾驭科技这头猛兽，只有这样科技才能造福于人类，否则，只能给人类造成无尽的灾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重在人文，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质，这一点以儒家表现最为典型。儒家以仁作为最高价值取向，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仁的内容是“仁者，爱人”、“泛爱众”、“忠恕之道”等，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响的中华民族基本心态的重要体现。根据这种心态，中国人传统上注重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亲和关系。儒家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礼，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是仁的价值的外在体现。礼是人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以仁为最高追求目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与“礼”互补互用，人的行为应具有“仁爱之心”和“博爱”情怀。这种人文情怀在价值观念上的反映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心理的优点是朴实、厚道、待人以诚，从而导致社会和谐稳定，秩序井然。这无疑对于培养现代社会健康的人格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以“人”为贵，以“民”为本。在儒家看来，“仁”以及“仁者，爱人”是最高的文化范畴。孔子当初只把“仁”看成是人的一种道德属性，也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存在。后来，儒家的继承者们不仅把“仁”看成是人的道德属性，更把“仁”视为宇宙和自然的属性，看成为世界最高存在。因此，儒家总是以“仁”或“人”为最基本的思维对象与内容，从而给儒家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人文主义”的特色。在儒家看来，“仁”是人们一刻也不能失去的。孔子甚至还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和“礼”都是“仁”的外在表现，是人与人之间感情关系的描述与规定。这些都说明儒家把以“人文”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儒家所奠定的“人文主义”思维的特质是强调入的感情因素，重视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一切从人出发，最后又都复归于“仁”或“人”。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思维，具有鲜明的对人的关爱与尊重的特性，倡导感情和谐和崇尚道德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危机问题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人文主义”的思维更是一种难得的思维品质。

二、以“和谐”、“中庸”的世界观寻求对分裂世界的互通与融合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看世界，就会发现在当今物质文明空前繁荣背后，是敌对与分裂日益加剧。就人与人而言，许多人沉溺于拜金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原则极度扩张，人的道德、尊严等一切都可以商品化，大干世界的人格呈现异化，人们价值观迷失、崩溃，精神颓废甚至也成了一种时尚。就国与国而言，由于不同的利益纷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习俗、不同的价值观等说不尽的原因，导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各种帮派组织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断，恐怖主义蔓延。当今社会人们应该重新审视过去所奉行的哲学和价值观。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观是和谐的世界观，讲天人合一，强调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统一。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宋儒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要以仁德之心对待天地万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和谐的世界观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奉行的准则是“忠恕之道”，强调的是对人的关爱与尊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传统辩证的思维模式是中国古代各种有影响的文化形态所共有的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特质。这种思维方式很多表现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方面。如子曰，为人谋事，“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孔子还告诫人们，对于交友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又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

儒家倡导“中庸之道”，就是讲：“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之道”要求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力求中和、持平、稳定，注意公平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允执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反对过火，又反对不够。“中庸之道”的出发点是儒家的“仁义”之德，提倡“和谐”和对人的关爱与尊重，从思维方式上反对固执、片面、偏谢。这种思维方式对当今社会是大有裨益的。当今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思考和处理人际关系，思考和处理一般学术与社会文化问题、社会与生活问题，就应注意“致中和”、“允执其中”，应提倡协调、稳定、安宁。当然，“中庸之道”与无原则调和矛盾有本质区别。

三、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尊重和人格平等，以消融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冲突与矛盾

今天，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以及网络科技发展使人们感到地球就像一个地球村，人们之间的距离从未像今天这样近。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又是如此遥远，人们深切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独、隔阂、矛盾和冲突，不仅不同的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文化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就是个人自我人格也存在矛盾分裂，这是当今文明的一个矛盾，是在精神深处困扰人们心灵的沉重隐疾。萨特认为现代人一方面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在力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则又竭力奴役我。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所要面临的现实。

儒家人格价值观饱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尊严平等。在儒家人格观中，天地间只有人至尊至贵，《周易》把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人是万物之灵，因此儒家主张尊重爱惜人，应该把人当人看，用人的方式对待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种真诚的相互关怀，这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仁者爱人”。孔子特别强调尊重他人的做人意愿和人格，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讲“忠恕之道”，忠指忠心、忠实、忠人之事，“恕”为宽恕、宽和。这些思想在《礼记·中庸》中被概括为“仁者人也”。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看待。孔子还要求待人都应做到“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

儒家这种人格思想贯穿了三个原则：一是人道原则，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二是理性原则，肯定人同此心，人是有思想意识的人；三是平等原则，在人格上不分贵贱，人都具有善的本性，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圣人”，正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儒家“仁学”人格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宗教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相接相处之道，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的普遍和谐之道，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感通。儒学人格价值观对于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有重要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否定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视中国传统思想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不斩断与传统的联系，就无法实现现代化，把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腐败，乃至被动挨打的根源统统归罪于传统思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审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我们固然要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糟粕的一面，对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批判否定，但同样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优秀的一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文化发展传承的规律性，我们今天的思想文化是由过去发展而来，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如果因为传统思想文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就对传统思想文化一味否定，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不尊重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如何对待人类文化遗产都曾有过经典论述，特别是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强调：“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因此，毛泽东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今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高度工业化后带来的社会问题，纷纷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思想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说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价值不容低估。传统与现代化是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不能割断，传统与现代有着血肉联系，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改造和吸收传统，使其实现自我更新，为现时代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