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发展篇1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着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外围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着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新兴经济发展篇2

中图分类号：F112

全球经济格局是指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当今时代，全球经济格局最显著的变化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日益崛起，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发达国家要走出金融危机也越来越依赖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而拥有庞大人口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正在重塑人类经济版图，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事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要求必须转变传统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向着绿色化方向转型，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新兴经济体已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所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大量兴起。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由于这些国家的首字母组成与英文中的砖块（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2006年，高盛公司的奥尼尔等人又创造“新钻11国”（Next-11，简称N-11）概念，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11个国家，认为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潜力上仅次于“金砖四国”，不仅目前在经济发展上有良好表现，其前景也一片光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验证了高盛公司预言的正确性。

肇始于2007年的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在发达经济体的中心地带美国爆发，席卷全球。首先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日本、尤其是欧洲国家经济低迷，多数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已经更换了发动机，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双速复苏”到目前的“双速增长”以及未来很可能的“双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况显著好于发达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七国集团国家3～6个百分点，一般地，前者是后者的2～4倍（见表1）。图1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增长速度开始快于高收入经济体，摆脱了此前两者在经济速度上孰快孰慢的不确定性。进入本世纪以来，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不仅快于发达经济体，而且这种速度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主要是中等收入国家（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快于低收入国家1～2个百分点。

表2显示，在2000年之前，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80%左右，2000-2005年其贡献率仍超过70%。此后，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金融危机后，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下降。其中，2009年贡献率一度下降到-85%。与此同时，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2000年及以前贡献率仅为20%左右，2000-2005年贡献率接近30%，2006、2007年贡献率超过40%，2008年及以后贡献率达到50%左右（因全球经济衰退，2009年除外），2010年甚至一度超过60%。在不同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生根本性转变过程中，七国集团对发达国家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金砖四国对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偏转，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是人类社会正经历的世界性历史事件

表3显示，在2007年之前，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挤入前十的国家不超过2个，2008年挤入前十的新兴市场国家增至3个，2011年挤入前十的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增加到4个。并且，新兴市场国家在位次排名上也逐步靠前，改变了此前发达国家垄断排名前几名的状况。2010年以来，中国取代日本，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巴西也改变了在前十排末尾的情况，2008年之后位次排名不断靠前，2011年巴西超过英国，排名居世界第六。

七国集团（G7）是发达经济体的主要代表，金砖四国（BRICs）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要代表，这两个集团占世界GDP比重的变化最能感受到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图2反映了这两个集团的变化趋势，1980年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总量约为2/3，2011年其所占份额下降到不足世界的1/2。相反，尽管金砖四国所占份额一直较小，但其占世界比重呈直线式上升，2000年仅为8%，2009年却已达到15.9%，不到10年的时间占世界比重翻了一番，2011年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19.3%。

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2005年“金砖四国”与“新钻11国”的GDP总值只相当于七国集团（美日德英法意加）的1/4（应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结果，如果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1/6）；但至2035年，它们将会后来居上，全面超过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到2050年，世界经济大国的排序是中国、印度、日本、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其中，中国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印度在2032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2028年超越德国。另外，“新钻11国”的GDP总值将激增11倍，达到相当于一个美国或4个日本的规模。如果这些预言都变成了现实，可以推断，全球经济格局将被重塑，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博弈中将获胜最多。

今天，全球总人口接近70亿人，但时至今日，全球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总人口也仅为13亿左右；而目前正在进行工业化国家中仅中国和印度两国的人口就接近26亿人，是目前已实现工业化国家人口总和的两倍。此外，还有巴西、印尼、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孟加拉国都是人口过亿的国家，也正在进行工业化。①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同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所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性事件。

从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进程来看，这些国家工业化是“压缩式”的工业化，将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50～100年）完成发达国家200～300年走过的工业化路程。庞大的人口规模正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对全球气候、能源、资源、环境、治理等各方面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科技进步、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三、全球经济必须转型发展，绿色经济或许是人类唯一选择

在传统的工业文明和经济模式下，人类活动已经给地球母亲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这种趋势仍在蔓延。据统计，近年来人类每年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硫超过2亿吨，排放温室气体超过3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超过1000亿吨各种生产和生活废水，大大超过自然界的自我净化能力，而且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累积性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可否认，现在生态系统破坏、生物物种灭绝、荒漠化、大气污染和酸雨、河流和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极端气候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机构（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在对95个国家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过去50年来，人口增加使得人类赖以生活的2/3的生态系统，包括空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和过度开发。报告指出，过去50年来，人类为了取得食物、净水、木材、纤维和燃料，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都要来得快，破坏面也比任何一个年代来得广，这使得生物的多样性承受着无法扭转的损失。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观测显示，南极臭氧空洞平均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英里，比整个北美洲的面积还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一份报告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洋中“死亡区”数量和面积一直在扩大，1994年全球海洋共有149个“死亡区”，但2006年“死亡区”已多达200个，增长了34%。

如果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继续沿着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前进，那么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有研究表明，2008年占世界总人口14%的25个发达国家消费了全球41%的一次能源、43%的铜、42%的铝以及29%的钢；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一次能源、钢、铜和铝仅为发达国家人均消费量的24%、40%、21%和21%。②发达国家以如此少的人口比例，消费如此多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如果发展中国家继续沿着发达国家工业化老路走下去，恐怕需要几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工业化对巨量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需求。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其推进工业化历史过程中，因其规模较小，加上其拥有的技术优势、军事优势等，可以很大程度将其工业化的“外部性”转嫁出去。比如，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包括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碳排放）由全球承担，而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能源等从世界其他国家“掠夺”或不平等贸易而来。相反，当今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再也不能“外部化”其工业化的负面效应，而必须“内部化”，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转变传统工业社会的增长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的绿色转型。

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在其的《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中，将绿色经济定义为“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的经济”。“绿色经济”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在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的蓝图》中提出，主张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并提出将有害环境和耗竭资源的活动代价纳入国家经济平衡表中。一般认为，绿色经济是以生态环境容量、资源承载能力为前提，旨在于实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生活质量持续提高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由于绿色经济概念比较宽泛，不同学科背景对绿色经济理解有所不同：生态学家强调绿色经济不能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要保持生物多样性；环境学家强调绿色经济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其实现途径重点在污染的末端治理；资源领域专家强调绿色经济要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其实现途径重点在于从生产端提高资源生产率；能源专家强调绿色经济要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开发新能源；经济学家强调绿色经济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社会学家则将社会包容性引入绿色经济的理念中，等等。目前，在国际上逐渐达成的共识是，不宜把“绿色经济”看成是某种状态或是某个终点，而应把它看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法或者一个过程。

从历史角度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文明形态，所对应的经济形态分别是采集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原始文明的特点是简单、淳朴，对自然不构成伤害。农业文明的特点是勤勉但具有依赖性，靠天吃饭，随遇而安。农业文明有时也会对自然造成一些伤害，但由于程度较轻，多数情况下可以自行修复。工业文明的特点是进取，但具有掠夺性。伴随科技革命而来的工业文明虽然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就迅速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但人口剧增，自然资源总量锐减，环境污染日重等问题时时困扰着人类。工业文明表现为钢筋水泥，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无止境的索取，人们称这种文明为“灰色文明”。它人为地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对立的局面，破坏和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是由于工业文明对自然带来了伤害、损害、破坏，许多方面已经难以修复，因而必须倡导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对应的是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经济，是在扬弃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环境舒适性”经济。这种对舒适性的环境需要实质上体现为一种人们在满足了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基础上的更高级的生态需要，它既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又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

注释：

①这些国家全部是“金砖四国”或“新钻十一国”的成员。

②“全球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需求重心向亚洲转移”，《科学时报》2011年1月30日。

参考文献：

[1]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集[M].赵士洞，等，译.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2]易蓉蓉.全球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需求重心向亚洲转移—— 访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安建[N].科学时报，2011-01-30.

[3]郭朝先，张其仔，白玫，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与空间布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M. Ayhan Kose， Eswar S.Prasad.新兴市场：全球金融风暴下的弹性与增长[M].田慧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5]吉姆·奥尼尔.高盛眼中的世界[M].中译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6]郭朝先.发展绿色经济需要处理好几大关系[J].经济视野，2013，（1）.

新兴经济发展篇3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反常变化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世界 经济发展模式发生重大转变，开始注重低碳经济的发展模 式。低碳经济是指经济的发展不再完全依赖于高能耗、高 污染、高排放的经济模式，而是强调低能耗、低排放、低污 染。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引入，从而导致了全世界范围的 能源技术、经济产业结构乃至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重大 改变，出现了一批以低碳经济为基础的新兴产业.

1　低碳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概述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 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 步。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学能源、大量排放二 氧化碳(CO2)和二氧化硫(SO2)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 而提出的能源品种转换新概念，其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人类 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定义的延伸还含有 降低重化工业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权重的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的内容，其宗旨是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 本特征的经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影响， 实现经济活动中人为排放二氧化碳与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 的动态平衡，维持地球生物圈的碳元素平衡，减缓气候变暖 的进程、保护臭氧层不致蚀缺.

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 用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现在世界上讲的新兴产业主 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 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2010 年七大新兴产业是“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 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2　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性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召开，以低能耗、低污 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呈现在世界 人民面前，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倡导低 碳消费也已成为世界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世界各发达经济 体都把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新能源、新的汽车动力、清洁 能源、生物产业等作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新的增长点.

低碳经济将逐步成为全球意识形态和国际主流价值 观，低碳经济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 经济发展的热点。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 出现，低碳经济不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结构的大方向，更 已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也是我国占据世界经济竞 争制高点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 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 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我国在低碳经济时 代的大国责任，重要的体现在减排与发展低碳产业方面.

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 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 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 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 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 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这个承诺，充分反映出作为一个 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作为能源消耗和生产大国，这一承 诺无疑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敲定了经济的发展方向———低碳 经济，但同时也给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3　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策 3.1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任何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都要求有一种新兴的产业或 者产业群为之作支撑，不然的话，这种模式将无法实践下 去，它的发展将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低碳经济发展模 式是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兴产业 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政策的支持.

低碳经济模式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降低煤、天然气、石 油等碳基能源的消耗，同时要加强对碳中和、碳封存等技术 的使用，极力倡导对风能、核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等新 兴绿色能源的利用。新兴产业必将朝着低碳甚至非碳消耗 的方向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必将大大降低碳的消耗，减少 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使人类生活对自然的破坏大 大减弱。对于这些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新兴产业，主要有:生 物产业、太阳能产业、核能产业、风能产业、地热能产业、氢 能产业等等。对于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将面临着传统产 业的挑战和阻扰，同时对传统产业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为 了不让经济出现较大的不利变化，必须引进国家的力量，强 调国家的调控。国家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规 划，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做一些战略性的安排，保证新兴产业 在不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积极有效平稳的发展.

国家的政策主要从保护新兴产业平稳发展和避免传统 产业遭受大的破坏两个方面入手，比如在制定第十二五规 划时应该加入对新兴产业的规划，极力推出对新兴产业的 优惠、扶助政策。现在国家正在制定新能源行业的振兴规 划。规划将全面提升和发展新能源行业，包括创新能力，产 业应用。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风电、太阳能产业链， 形成了产业的群体，比如，光伏电池从最前端的硅材料，到 生产多晶硅的原料，到铸锭、切片，生产电池，到生产组件， 到建立电站，有完整的产业群，通过政府宏观政策推动和市 场机制的导向下，我们的基础力量已经开始形成了.

3.2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的融合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一改传统经济 的模式，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低碳消耗，而这个要求是 要求有一定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纯粹的摈弃高碳能源 而到达到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仅仅是消费角度考 虑的，而没有顾及生产方面的因素。所以应该从生产技术 和生产力方面考虑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

从技术和生产力方面来说，低碳经济模式要求新兴产 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融合。生态生产力也叫绿色生产 力，它是指社会经济生产力跟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复 合，生态生产力是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物质、能量循环以及信 息传递的过程。产业生产力则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 表现出来的改造世界的能力。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的 融合是指人类自身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许考虑自然的 承受能力、生态循环能力，而不应该无顾忌的发展经济、发 展工业，而不注重自然和生态的发展。同时产业生产力和 生态生产力之间不能相互抵消，产业生产力应该遵循生态 规律为生态服务。产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应该相互融 合，这种融合并不是历史上的产业生产力抵消了生态生产 力，而是使得两个生产力共同作用。比如:将低碳经济发展 模式下的产业生产力计为x，生态生产力计为y，我们希望 由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催生的这一场新兴产业革命能够实现 产业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的和值效应即(x+y)，而不是差 值效应(x-y)。在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 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融合.

3.3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 从工业发展史来看，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到现在的信息 革命，对于以上产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融合问题一直 都没有得到解决。英国工业革命后，蒸汽机的大量使用，推 动了生产力转贴于 的发展，但是其也加大了高碳能源的利用，对自 然环境产生了严重的污染。历史上的“雾都”伦敦就是工业 所排出的大量废气所导致的。同样的，二十世纪的“电器革 命”和二十一世纪的“信息革命”使人类发展得到了快速的 增长的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量碳基燃料的 消耗，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使得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对人 类生存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所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新 兴产业革命应该改变传统经济革命的作风，要朝着和谐、可 持续的发展方向进行。和谐、可持续发展是新型产业发展 的趋势和标准，它要求工业的发展跟生态的发展相协调，要 求人类跟自然的和谐发展.

首先是缩短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高碳 产业所引申出来的产业链条，把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 “低碳化”;其次是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 别是“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进产业和产 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 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 心竞争力，最终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 的标准。同时，要推进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历史经验 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 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碳交易市场从 资本的层面入手，通过划分环境容量，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 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而碳市场的存 在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碳交易将金融资 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 济的发展，因此它本质上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 行机制，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 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总之，节能环保、新能源产业必将是未 来各国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新的利润增长点。我们必须 通过各方面的不断努力，大踏步向低碳经济迈进.

4　结语 总之，我国虽然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 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 境的矛盾日趋尖锐。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 以为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 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 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进一步发展低碳经济和新 兴产业，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我们应该承 担的责任.

新兴经济发展篇4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反常变化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世界 经济发展模式发生重大转变,开始注重低碳经济的发展模 式。低碳经济是指经济的发展不再完全依赖于高能耗、高 污染、高排放的经济模式,而是强调低能耗、低排放、低污 染。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引入,从而导致了全世界范围的 能源技术、经济产业结构乃至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重大 改变,出现了一批以低碳经济为基础的新兴产业.

    1　低碳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概述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 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 步。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学能源、大量排放二 氧化碳(co2)和二氧化硫(so2)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 而提出的能源品种转换新概念,其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人类 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定义的延伸还含有 降低重化工业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权重的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的内容,其宗旨是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 本特征的经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影响, 实现经济活动中人为排放二氧化碳与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 的动态平衡,维持地球生物圈的碳元素平衡,减缓气候变暖 的进程、保护臭氧层不致蚀缺.

    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 用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现在世界上讲的新兴产业主 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 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2010 年七大新兴产业是“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 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2　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性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召开,以低能耗、低污 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呈现在世界 人民面前,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倡导低 碳消费也已成为世界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世界各发达经济 体都把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新能源、新的汽车动力、清洁 能源、生物产业等作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新的增长点.

    低碳经济将逐步成为全球意识形态和国际主流价值 观,低碳经济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 经济发展的热点。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 出现,低碳经济不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结构的大方向,更 已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也是我国占据世界经济竞 争制高点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 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 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我国在低碳经济时 代的大国责任,重要的体现在减排与发展低碳产业方面.

    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 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 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 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 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 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这个承诺,充分反映出作为一个 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作为能源消耗和生产大国,这一承 诺无疑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敲定了经济的发展方向———低碳 经济,但同时也给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3　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策 3.1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任何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都要求有一种新兴的产业或 者产业群为之作支撑,不然的话,这种模式将无法实践下 去,它的发展将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低碳经济发展模 式是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兴产业 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政策的支持.

    低碳经济模式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降低煤、天然气、石 油等碳基能源的消耗,同时要加强对碳中和、碳封存等技术 的使用,极力倡导对风能、核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等新 兴绿色能源的利用。新兴产业必将朝着低碳甚至非碳消耗 的方向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必将大大降低碳的消耗,减少 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使人类生活对自然的破坏大 大减弱。对于这些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新兴产业,主要有:生 物产业、太阳能产业、核能产业、风能产业、地热能产业、氢 能产业等等。对于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将面临着传统产 业的挑战和阻扰,同时对传统产业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为 了不让经济出现较大的不利变化,必须引进国家的力量,强 调国家的调控。国家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规 划,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做一些战略性的安排,保证新兴产业 在不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积极有效平稳的发展.

    国家的政策主要从保护新兴产业平稳发展和避免传统 产业遭受大的破坏两个方面入手,比如在制定第十二五规 划时应该加入对新兴产业的规划,极力推出对新兴产业的 优惠、扶助政策。现在国家正在制定新能源行业的振兴规 划。规划将全面提升和发展新能源行业,包括创新能力,产 业应用。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风电、太阳能产业链, 形成了产业的群体,比如,光伏电池从最前端的硅材料,到 生产多晶硅的原料,到铸锭、切片,生产电池,到生产组件, 到建立电站,有完整的产业群,通过政府宏观政策推动和市 场机制的导向下,我们的基础力量已经开始形成了.

    3.2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的融合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一改传统经济 的模式,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低碳消耗,而这个要求是 要求有一定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纯粹的摈弃高碳能源 而到达到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仅仅是消费角度考 虑的,而没有顾及生产方面的因素。所以应该从生产技术 和生产力方面考虑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

    从技术和生产力方面来说,低碳经济模式要求新兴产 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融合。生态生产力也叫绿色生产 力,它是指社会经济生产力跟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复 合,生态生产力是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物质、能量循环以及信 息传递的过程。产业生产力则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 表现出来的改造世界的能力。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的 融合是指人类自身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许考虑自然的 承受能力、生态循环能力,而不应该无顾忌的发展经济、发 展工业,而不注重自然和生态的发展。同时产业生产力和 生态生产力之间不能相互抵消,产业生产力应该遵循生态 规律为生态服务。产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应该相互融 合,这种融合并不是历史上的产业生产力抵消了生态生产 力,而是使得两个生产力共同作用。比如:将低碳经济发展 模式下的产业生产力计为x,生态生产力计为y,我们希望 由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催生的这一场新兴产业革命能够实现 产业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的和值效应即(x+y),而不是差 值效应(x-y)。在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 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融合.

    3.3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 从工业发展史来看,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到现在的信息 革命,对于以上产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融合问题一直 都没有得到解决。英国工业革命后,蒸汽机的大量使用,推 动了生产力

的发展,但是其也加大了高碳能源的利用,对自 然环境产生了严重的污染。历史上的“雾都”伦敦就是工业 所排出的大量废气所导致的。同样的,二十世纪的“电器革 命”和二十一世纪的“信息革命”使人类发展得到了快速的 增长的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量碳基燃料的 消耗,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使得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对人 类生存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所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新 兴产业革命应该改变传统经济革命的作风,要朝着和谐、可 持续的发展方向进行。和谐、可持续发展是新型产业发展 的趋势和标准,它要求工业的发展跟生态的发展相协调,要 求人类跟自然的和谐发展.

    首先是缩短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高碳 产业所引申出来的产业链条,把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 “低碳化”;其次是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 别是“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进产业和产 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 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 心竞争力,最终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 的标准。同时,要推进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历史经验 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 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碳交易市场从 资本的层面入手,通过划分环境容量,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 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而碳市场的存 在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碳交易将金融资 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 济的发展,因此它本质上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 行机制,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 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总之,节能环保、新能源产业必将是未 来各国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新的利润增长点。我们必须 通过各方面的不断努力,大踏步向低碳经济迈进.

    4　结语 总之,我国虽然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 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 境的矛盾日趋尖锐。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 以为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 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 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进一步发展低碳经济和新 兴产业,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我们应该承 担的责任.

新兴经济发展篇5

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世界经济模式出现了明显转变，低碳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低碳经济就是不完全依靠高污染、高消耗来发展经济的新型经济模式，更加注重低消耗、低排放。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相应新兴产业的出现，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型动力。

一、特征分析

（一）耗能与污染低

低碳就是降低碳的排放量，所以就需要减少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应用，对新型能源进行有效开发，使产业得到良好发展，以充分满足目前低碳生活的相应要求。新兴产业对发展过程更加重视，更加具备低碳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新兴产业满足低碳要求，并促进我国传统经济快速的向低碳经济发展。

（二）促进技术创新

在低碳经济中对产业结构进行有效调整，就需要提升科技的投入力度，促进技术创新。而新兴产业的发展就是为了更好的促进低碳经济的落实，所以就需要应用新科技对洁净能源进行开发与利用，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废弃物的排放量。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的发展与优化需要有相应的技术创新进行有效支持，低碳技术为今后技术以及经济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增强科技投入，注重对低碳技术的不断创新，使我国能够更好的掌握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机遇，提升经济实力。

（三）引领经济发展

低碳经济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必定为主导，所以需要对新兴产业的领头作用进行充分发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国家为了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出台的多项优惠政策，给予了低碳经济更多支持，有利于新兴产业的构建与发展。以低碳经济为基础的新兴产业更加注重社会、经济、人类、资源、环境的和谐、共同发展，定会带领国家经济向着新型经济体系发展。

二、发展途径

（一）做好新兴产业的发展计划

以我国目前的经济、人口、环境状况来看，低碳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应用传统能源，这样不仅消耗大量能源，并且会造成严重污染。同时传统能源基本是不可再生能源，数量有限，如果还是坚持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定会受到能源的严重制约。但是目前的环境状况要求我们必须对经济模式进行转型，所以急需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计划。以低碳经济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需要对其具体的发展计划进行有效制定，增强科技的投入力度，出台各项辅助政策，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条件。

（二）新能源的大力开发与利用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而新能源就是除传统能源之外的能源形式，指的是正在开发利用或者是已经在研究的，具备推广意义的能源，例如：太阳能、潮汐能、风能等。而新能源都具备清洁、可再生、无污染、高效的特点，同时对新能源的应用能够对多种环境问题进行有效控制，并且还能够促进产业发展，带动新的经济增长。

（三）增强国际交流，引进先进技术

随着全球化经济以及区域一体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低碳产业的有效发展离不开国际上的合作与交流，只有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相应要求，对重点工艺、技术进行有效攻克，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积极研究，才能够为低碳技术的良好发展提供确切保障。目前发达国家依靠自身的发展优势，对企业的垄断、兼并、拓展进行有效支持，进而让低碳企业的发展高度集中，并向着专业化、多样化快速发展，从而在全球低碳经济市场中占领主要地位。因此，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以目前的发展趋势为依据，积极进行科技创新，鼓励企业进行有效研发。

（四）构建全面的碳排放体系

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求企业使用新型的洁净、高效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以提升新兴产业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积极性，从而降低投入成本，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益，这就需要构建全面的碳排放体系。目前我国经济水平比较高的相应地区已经构建了恰当的碳排放体系。而公平竞争、透明化交易的良好环境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都为低碳经济下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有助于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促进低碳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三、结束语

虽然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建设项目得到了较大成就，但是造成了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对产业结构进行有效调整，经济发展会受到环境、资源的严重制约，所以只有对清洁、高效的新型能源进行开发利用，才能使经济得到更好发展。同时环境问题关注力度的不断提升，也使低碳经济以及新兴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晓丽.浅析我国经济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机遇与挑战[J].财经界(学术版).2011(04).

新兴经济发展篇6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 工业 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 研究 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问题 ，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 农村 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 社会 ”的分析，也体现了 政治 结构、 法律 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 经济 学的引入给 发展 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 方法 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 研究 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 历史 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 社会 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 分析 方法研究发展 问题 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 理论 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 中国 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 企业 ’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 内容 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 自然 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 政治 、 法律 、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 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 科学 、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 发展 经济 学中制度 分析 方法 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在让 研究 经济发展 理论 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 内容 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 文献 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 法律 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 中国 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 企业 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 问题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 社会 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 政治 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 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 文献：

[1] 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3]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 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新兴经济发展篇7

以19世纪德国 历史 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

市场 ’和‘ 经济 集团’或者‘ 社会 主义 ’和‘ 资本主义 ’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 环境 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 经济学 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历史 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新兴经济发展篇8

进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新一轮国际竞争已经演变成争夺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强大引擎。近年来，我省顺应发展潮流，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取得了显著成效。去年，全省六大新兴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5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6％，占全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超过20％，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0％。今年上半年，六大新兴产业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产值9765亿元，销售收入增长25％以上。新能源产业发展全国领先，风电设备关键零部件占国内50％的市场份额，太阳能电池产量占全国的55％；节能环保、医药、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建设开始起步。在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技术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形成了无锡尚德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龙头骨干企业。新兴产业的发展，为我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也为新一轮的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省新兴产业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产业规模不大，龙头骨干企业不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还比较少，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紧缺问题较为突出。我们一定要胸怀全局，放眼长远，充分认识发展新兴产业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迫切要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要切实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完全可能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新兴产业具有市场前景广阔、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产业特征。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对于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近年来，我省在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坚定不移调结构抓创新促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转型升级迈出重大步伐。但也要看到，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仍然十分紧迫，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刻不容缓。只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才能有效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形成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是抢抓全球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占领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大举措。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正在兴起。以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将持续突破，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加快融合发展，信息技术驱动技术革命的势头始终不减，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正在向医药、农业等众多领域广泛渗透，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时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发展新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美国近年来加大对先进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图在新能源、生物医药和航天等领域取得新突破。欧盟投入巨资发展绿色经济，力求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我国也在组织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前瞻性布局。在上一轮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中，我们通过主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奠定了较为坚实的产业基础，形成了一批有较强竞争力和较大影响力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目前，我省经济发展总体上已进入创新活跃期，由技术模仿和跟踪转向依靠自主创新求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新兴产业的一些领域初步具备了与发达国家“同步起跑”的条件。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机遇，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充分发挥内需市场空间巨大的优势，更大范围集聚全球优质资源，更大力度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三)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以发展乡镇企业为标志，实现了向工业经济的历史性转变；第二次以扩大对外开放为动力，实现了向开放型经济的跨越。现在，我省正处于第三次转型的关键阶段，核心是发展创新型经济，加快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科教人才优势、开放优势和产业优势，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大力提高整合创新资源的能力，提高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能力，提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以科技创新主导经济发展，加快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升级。

二、全面把握发展新兴产业的总体要求

我省正处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时期。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惠民生等各方面工作，经济运行总体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积极向好的态势，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升、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良好格局。同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仍然极为复杂，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够稳固，要素供给压力加大，出口环境仍不明朗，节能减排任务艰巨。我们必须正确研判形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物联网为重点，力争实现新兴产业更大突破，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我省发展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转型升级、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着力构筑人才高地，着力突破关键技术，着力优化产业布局，着力扩大市场需求，加快创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打造一批特色产业基地，建设一批创新型城市，努力把我省建设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先行区，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率先”打下坚实基础。

我省发展新兴产业的主要目标是：今后一个时期，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尽快形成新兴产业的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基本形成结构布局合理、自主创新能力强、消耗低排放少、经济效益好的新

兴产业体系，关键核心技术的拥有率明显提升、国内外市场占有率明显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带动力明显提升，在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到2012年，全省新兴产业发展要实现“四个化”：一是人才国际化。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培养和引进100个以上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1000名以上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造就一支宏大的高技能人才队伍。二是技术高端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合作，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新兴产业领域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超过3％，技术对外依存度小于50％，企业授权专利中新兴产业专利量占比达到35％以上，培育500家重点创新型企业。三是产业规模化。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市场，确保实现倍增目标。六大新兴产业实现销售收入超过3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30％，占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0％，增加值占GDP比重确保达到15％。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等三个产业成为我省支柱产业。四是发展集约化。着力优化空间布局，切实加强新兴产业载体建设。重点发展30条新兴产业产业链，营业收入超50亿元的龙头骨干企业达到100家，其中超百亿元企业达到20家。培育30个省级以上新兴产业特色基地，建设一批高水平创新型园区，创建一批创新型城市。

加快新兴产业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壮大规模与提升水平的关系。协同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培育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引导要素集聚，迅速壮大规模，努力做到技术上有话语权、市场上有定价权，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二是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关系。明确战略重点，把握主攻方向，实行政策聚焦，率先突破六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上下联动、区域互动、有序推进，积极拓展新兴产业发展新空间，加快构筑全省整体发展优势。三是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的关系。传统产业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够有力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引导传统产业通过产品技术的换代升级、延伸产业链进入新兴产业领域，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互动发展。四是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的关系。新兴产业的战略性和风险性特征，决定了其发展必须依靠政府与市场的合力推动。要发挥好政府的引导作用，有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支持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构建完善的综合服务体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在发展新兴产业中的主导作用。

三、扎实做好发展新兴产业的重点工作

发展新兴产业，任务艰巨而又繁重。要举全省之力、集全省之智，加强规划引领，提升创新能力，打造创新载体，构筑人才高地，强化金融支持，加快形成新兴产业发展新优势。

(一)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突出规划的前瞻性、指导性和约束性，加强科学引导，促进要素集聚，是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加快完善规划体系。去年以来，我省陆续出台了六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两个专项子规划。最近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实施新兴产业倍增计划，进一步明确我省新兴产业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要把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纳入省“十二五”规划总体布局，认真做好专项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明确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各市县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自身优势，园地制宜，扬长避短，强化特色，做好本地区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突破最有可能率先突破的发展领域。通过全省不同地区的合理分工、错位发展，优化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提升集约发展水平。

突出产业发展重点。六大新兴产业是省委，省政府根据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和我省科教人才优势、产业基础确定的，要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集中政策，促进其迅速提升水平，壮大规模。新能源产业重点发展太阳能光伏、风电装备、生物质能装备、核电装备、智能电网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形成一批在全国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产业聚集区、应用示范区。新能源产业销售收入在2009年基础上实现翻番，到2012年，达到5000亿元。新材料产业重点发展纳米材料、微电子材料、光电子材料、新型显示材料、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新型化工材料、新能源材料、功能陶瓷材料、新型金属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等十类重点产业。到2012年全省新材料产业销售规模超万亿元，确保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重点发展生物制药、现代中药、小分子药物、生物试剂、医用材料、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生物农业、生物环保和生物能源等十大产品集群，开发100个具有高附加值和高市场占有率的重点产品。到2012年，全省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销售收入超过5000亿元，努力使我省成为全球生物技术和新医药创新及产业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节能环保产业重点发展节能装备、环保装备、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和环保服务等产业。到2012年，力争节能环保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4500亿元，使我省成为全国重要的节能环保产业基地。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基础软件、数据库、应用软件、数字内容等软件产品和软件服务，加快发展研发设计外包、生物医药外包、动漫创意外包、金融服务外包和供应链管理外包等五大外包服务。到2012年，实现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总量双倍增，总收入突破4000亿元，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物联网产业重点突破核心技术、开发关键产品，通过系统集成实现产业化，集中建设经济领域、公共管理领域和公众服务领域十大物联网示范工程，培育物联网产业链紧密关联的硬件、软件、系统集成及运营服务四大核心产业。到2012年，销售收入超过1500亿元，将我省打造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物联网研发、生产和应用先行区。

确保规划有效实施。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分产业制订年度行动计划，提出年度工作目标、主攻方向、具体措施和工作安排，进一步分解细化新兴产业发展任务，推动规划和倍增任务的有效落实。省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加强对规划执行情况的跟踪分析，根据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修订和完善规划。对各地新出现的技术先进、优势明显、带动和支撑作用强的新兴产业项目，要及时纳入省重点项目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促进全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二)全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新兴产业必须聚焦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府有力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努力抢占产业发展的技术制高点。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研发机构和研发平台建设，加快新

兴产业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开发。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认真开展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推动创新成果向新兴产业企业集中，创新政策向新兴产业企业倾斜，创新人才向新兴产业企业流动，加快建立富有活力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大力推进企业创新载体建设，到2012年，力争70％以上的新兴产业企业建有研发机构，建成600家以本土企业为主的省级以上企业研发中心，打造一批设施先进、具有世界水平的核心技术创新平台和品牌研发机构。推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积极引导企业介入高校、科研院所早期研发，强化科研应用导向，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建立“校企联盟”等多种合作载体，联合承担科技计划、开展技术研发、制定技术标准、转化科技成果，形成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加快技术与资本、成果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引导企业大力拓展市场空间，引导企业选择具有现实和潜在比较优势的目标市场，创新经营理念，运用新的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加大新产品的市场开拓力度。同时，通过政府采购，实行出口贴息贷款、担保贷款等政策，扶持企业拓展市场，促进新兴产业产品规模化市场应用。到2012年，形成200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发展壮大龙头骨干企业。全面实施新兴产业自主创新“双百工程”，集成各类创新资源，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型龙头企业。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认真解决发展中的各种实际困难，促进掌握核心技术的本土企业不断涌现，形成新兴产业发展的集群优势。

加快关键技术研发和转化。国际经验表明，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成创新资源，集中力量开展科技攻关，着力突破六大新兴产业规划纲要确定的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形成一批重大成果的技术储备。在传感信息、纳米材料、太阳能光伏、风电装备、新型环保、智能电网等已具有一定基础的领域，加快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强跨领域的集成创新，构建产业核心技术创新链。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国际技术合作的关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设立研发机构或并购国外研发机构、高技术企业，鼓励和引导国外研发机构与我省研发机构开展科技合作。集中各方面的科研力量，加快对引进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步伐。加大创新成果转化力度，各级政府要在资金投入和产品推广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进―步拓展省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源，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建设，推动高新园区、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公共服务、技术成果转化、融资服务和社会化人才服务平台，建立平台共享机制。启动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工程，重点支持一批面向新兴产业的创新平台建设。依托高校优势学科、重点实验室和科研院所，整合国内外科技人才资源，加快建设一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和企业研究院。

全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当前，知识产权已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要全面增强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研究制订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发展计划，全面推行我省地方标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加大对创新成果申报扶持力度，促进创新成果及时成为知识产权，争取大中型企业拥有更多发明专利。提高知识产权运用水平，综合运用财政、金融、政府采购等政策，推进知识产权资产化、资本化、市场化。培育技术交易市场，建立中介服务机构，支持创新主体通过转让、许可、质押等多种形式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促进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产业化。充分发挥标准体系、发明专利和产品品牌在保护国内市场、拓展国际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有条件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行业协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推进新兴产业集群商标和区域品牌建设，支持我省企业到境外注册知识产权，利用自主品牌开展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加快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品牌化。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严厉查处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工作机制，提高应对重大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引导企业由被动应对知识产权竞争挑战向主动运用知识产权规则转变。

(三)推进新兴产业创新载体建设。高起点规划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发展载体，实现新兴产业在空间、资源、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有效集中，是提升新兴产业集约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

提高各类创新型园区发展水平。各类创新型园区是集聚创新企业、培育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要推动高新园区创新发展。我省16个国家和省级高新园区创造了全省60％的新兴产业产值，光伏、风电、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大多是从高新园区内成长起来的。要着眼自主创新，汇聚创新资源，加快研发和转化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使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步伐更快、创新型企业发展动力更强、创新集群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大，把高新园区建设成为自主创新的核心区、新兴产业的先导区。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步伐。开发区是开放型经济的主阵地，也是先进制造业的密集区，目前已进入“二次创业”的关键阶段。要引导各类开发区围绕新兴产业加快创新步伐，加快由一般加工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变、由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转变，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密集区。扎实推进大学科技园和科技创业园建设。力争到2012年部级大学科技园达到10个以上、所有省辖市都设立大学科技园。大力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生创业园、高新技术创业中心建设，促进新兴产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持续涌现。高水平建设一批重点科技创业园，努力实现创新型人才密集、创新型企业密集、创新型产业密集的目标。

加快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按照有发展重点、有重大项目、有创新载体、有系统支撑的要求，大力建设产业链条长、资源循环利用、基础配套完备、集成创新能力强的新兴产业基地，强化专业分工、降低创新成本、优化要素配置，形成新兴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重点推进国家和省级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注重发挥特色产业基地的整合功能，促进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加快构建新兴产业产业链。

发挥创新型城市的支撑作用。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阵地，是新兴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才、信息、资金、商务服务等各种要素的主要集聚地。我们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以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为契机，完善城市创新体系，使创新型城市成为新兴产业领域新技术、新产品的发源地。重点发挥好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的作用，选择一批产业基础好、创新能力强的市、县(市)开展省级创新型城市试点，系统推进创新型城市技术创新、企业创新，促进城市创新和产业创新互动发展。

(四)加快构筑人才高地。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新兴产业发展最持久的动力，必须以高层次人才引领新兴产业高水平发展。

大力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加快实施新兴产业人才工程，依托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重点学科和科研基地、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项目，着力培养一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高端人才。深化高校教育科研体制改革，调整优化高校学科布局，强化新兴产业领域专业设置，加快构建新兴产业学科专业体系。积极发展职业教育，依托主导行业、骨干企业共建高水平示范实训基地，加快培养生产一线的高技能劳动者。组织实施科技企业家培育计划，开展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型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培训，大力提升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大力引进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引进一个领军人才，往往能催生一个新兴产业。我们要抓住当前大批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有利时机，大力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措施，引进更多新兴产业发展急需的各类高素质人才。在人才引进中要更多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在人才队伍建设中更加重视创新创业团队建设。创新人才引进方法，引导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园区和企业联合引才，建立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机制，推动全球高端人才和智力资源更好地为我省发展新兴产业服务。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人才发展，以用为本。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必须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注重以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坚决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旧观念，真正做到唯才是举、量才适用。要科学使用人才，为各类人才提供干事创业、发挥作用的平台，使不同专业特长、不同成长经历、不同能力水平的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推进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用人机制，放心、放胆、放手支持各类人才大胆创新创造。

营造更优发展环境。加大各级财政对新兴产业人才投入力度，引导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人才资源开发，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人才发展基金，健全多元化人才发展投入机制。加大人才服务力度，加大政策激励力度，建立健全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人才价值、鼓励人才创新创业的激励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

(五)健全科技金融体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新兴产业具有技术研发投入高、转化周期长的特点，风险预期高于传统产业，特别需要知识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紧密结合。

加快发展创业投资。创业投资是资本与知识结合的产物，是有效缓解科技型企业创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是新兴产业快速成长的催化剂。近年来，各地在发展创业投资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要认真总结推广苏州工业园区发展创业投资的经验，加快建立健全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为主的创业投资体系。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扩大到县(市)、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逐步形成省和各地、开发区联动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作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通过参股、提供融资担保、跟进投资等多种方式支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发展。引导国有企业优质资源投资新兴产业，支持国有资本投资创投平台和担保基金。鼓励境内外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在我省设立创业投资企业，鼓励境内外创业投资企业来我省设立分支机构，积极扶持、壮大一批创业投资机构。进一步加强服务工作，积极培育创业投资项目，开展创业投资项目推介活动，健全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为创业投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推进金融服务创新。2007年以来，我省累计新增科技贷款200亿元，为9.5万家中小企业担保贷款3139亿元，有力推动了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要立足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进一步推动金融理念、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创新。深入推进银企对接。遴选100户新兴产业省级重点扶持企业、1000户发展潜力大的中小企业，实施“百企顾问”和“千企入库”计划，加大金融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着力培育科技金融机构。每个省辖市都要争取尽快设立一家当地银行主办的科技支行，重点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积极开展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在省级以上高新技术开发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设立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支持新兴产业企业加快发展壮大。创新融资担保方式。研究制定专利权、著作权抵(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试点。各省辖市要积极探索成立科技担保公司，省再担保公司要积极为科技担保公司提供再担保服务。积极发展科技保险。组建科技保险机构，鼓励各保险公司开展科技保险业务，加强新险种研发，不断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探索建立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制度，充分调动企业参与科技保险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利用保险手段化解科技创新风险。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坚持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并重，培育和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通过规范改制上市直接融资。积极推动业务规模大、综合实力强、在国内同行业领先的企业在境内主板上市，支持业绩突出、成长性好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在中小企业板或创业板上市，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上市融资。探索设立非上市科技创新型企业柜台交易系统，活跃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交易，扩大股权融资规模。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企业债券，探索推进中小企业集合票据、集合债发行工作。

四、进一步完善工作推进机制

发展新兴产业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全社会推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合力。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省政府决定建立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由常务副省长牵头，各分管副省长负责，省相关部门参加，对全省新兴产业发展进行统筹协调，研究制定发展目标，协调解决重大事宜，推进落实重大项目，组织实施工作考核。分管副省长对各自联系的新兴产业，要任务早安排、工作常督查，及时掌握发展情况，有效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全力推动阶段性发展目标的实现。省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通力合作，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共同推进，特别要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施重大产业化项目、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等重点工作的落实力度。市、县政府要全面落实工作责任，抓紧提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工作方案，建立相应的工作推进机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

(二)加强前瞻性研究。各级政府领导要以国际视野和全局胸怀，跟踪世界新科技革命轨迹，把握新兴产业发展动态。坚持开放式研究，整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广泛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形成新兴产业发展研究的合力。既要及时研究解决现有新兴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要瞄准前沿、着眼长远，及时提出对具备优势、有可能率先突破的新兴产业的扶持之策、推进之举。

(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扶持，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通用做法。近年来，我省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新

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今年，省财政新增安排新兴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引导基金10亿元，加上原有用于扶持新兴产业的专项资金，总额超过30亿元。要加强政策集成和创新。在用足用好中央和省各项政策的同时，根据新兴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创新政策，在财政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撑、专利保护、土地使用、政府采购、人才培育和引进等方面，对新兴产业发展给予更大支持。要实行政策聚焦。政府的专项资金要重点用于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新兴产业的培育，用于对新兴产业科技研发、孵化以及市场培育等重点环节的扶持。要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投入，仅靠政府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i1导和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新兴产业领域，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新兴经济发展篇9

[关键词]新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伦理学；工程学

一、前言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领域的学科，它不仅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增长；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和现象根本上都属于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领域，因而政治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科的更合适名称。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却往往把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经济学等于同国家干预经济学，用“国家或政府行为”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正是基于这种狭隘概念的理解，产生了目前的经济学两大体系：一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把研究对象局限于个人发财致富之术，从而用“经济学”一词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学者坚持政府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从而继承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事实上，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起源上，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包括工程和伦理两个方面，只是自边际革命以来这两方面内容才开始发生分离，从而形成了两大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发生了分裂，并逐渐局限于工程学内容的研究。

然而，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它把人的需求局限于在物质层次上，从而把人的行为从社会中孤立出来：但是，这种研究无法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无法探究资源的创造问题，也无法理解丰富多样的人类行为。特别是，随着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逐渐饱和，人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此时，人类所追求的“经济”之内涵也从物质涵义拓展为一般社会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就开始出现了相应的调整，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又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特别是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复兴”的趋势。究其原因，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而福利的内含本身是非常广泛的，叶坦就指出：“无论中文还是西文，‘经济’的语源都有人文的内涵，都有治国济民等政治含义蕴于其中……经济与政治以及哲学等都无法分开”。正因如此，在现代学科中，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已经很难划分了，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重新以“政治经济学”来代替“经济学”。

二、现代经济学的困境及向新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自边际革命兴起，以新古典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偏盛，而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则日渐式微。究其原因，古典主义后期以来，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重新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复活和壮大。有的学者曾指出，以自然科学的模型为基础的，侧重于搜集资料、寻找相关性并推演出可验证的假设的政治科学的兴起标志着政治哲学的终结。如果说哲学在政治研究中还能发挥一点儿作用的话，它的作用仅限于分析政治话语中词语的运用，并且消除可能会阻碍政治科学之发展的含混语词。当然。由于古典主义后期经济学逐渐集中于对物质财富的研究，而这与自然科学最为接近，从而使得自然主义思维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最最明显的反映。事实上，经济学发展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理性预期等学派的兴起，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基本上已经没有哲学的遗痕。问题是，这种自然主义思维真的

能够深刻地揭示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研究特定内容的经济学范式能够具有长期而普遍的意义吗?赛亚·伯林指出，将政治研究强行塞入自然科学框架之中的企图扭曲并遮蔽了我们在理解政治生活时所不得不加以考虑的许多因素，而且，如果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实际上最终胜出了，这也并不代表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胜利，而只是代表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化信念的胜利。显然，柏林的评论同样适合于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意识形态。

其实，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福利，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显然，前一个内容是寻找人类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径，主要集中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领域以及物质资源的配置方面，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运用自然主义的思维；后一个内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一问题，根本上关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知识，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之社会偏好和行为机理。也就是说，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由此可见，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资源配置和物质福利上，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结果，没有揭示人类福利的全面内涵，也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变迁。所以，福山就指出，经济学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变实际上反映出作为该学科核心的人类行为模型已经慢慢窄化，因此，“现在的经济理论需要做新古典经济学派反对的事：重新恢复古典经济理论中某些丰富的内涵，探究文化如何以多种重要的形式塑造人类行为的一切层面，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行为。”

当然，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这种“去伦理化”的抽象化研究也具有特定的适应性、现实性。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出现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意识形态，因此，经济学就逐渐演化为一门对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实证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也逐渐隐退。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同现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就不再考虑社会的改革问题以及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并逐渐把其研究范畴集中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分析上；于是，自边际效用学派兴起之初，经济学就将其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扭向了私人领域，并逐渐由一门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增加财富的学问变成了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另一方面，当时人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物质需求，而关键或瓶颈的生产要素也是物质资本；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还

处于持续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在各种压力下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正是由于自然是被动的，工具理性也是单向的，因而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的经济人就比较适用这一状况。事实上，即使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危机，解决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投资来扩大需求，这些都是停留在如何配置或创造物质资源的问题，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偏好于在系列假设前提下进行技术分析，讨论的是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等个人行为，而不是关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同时，在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主流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机制和完全竞争能够调节经济，从而实现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趋饱和，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就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工具理性思维越来越不相适应新的要求。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日益丰富，财富创造所需要的关键或瓶颈生产要素已逐渐从物质资本转到了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显然，这些新型的社会性资本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基于工具理性加以任意配置，而是需要激发人力资本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人类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从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显然，非物质的需求往往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得人类的需求不再是生理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人们更加重视由人们互动所形成的联合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不是源于人处理自然的单向理性和个体理性。正因为随着生产要素和人类需求的转换。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域，有关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中也日益重要。这样，经济学就逐渐演化成了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学科，这促使了博弈论和激励理论这类新学科、新工具的产生。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学重新从人对物进行配置的私人领域逐渐向涉及人与人互动关系的公共领域复归了，此时就出现了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内在要求。

其实，经济现象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其他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的行为也往往是由于“经济”行为的结果。因此，韦伯说：“一方面，‘经济’现象的范围是一个易变的、无法清晰界定的范围；另一方面，一个现象的‘经济’方面当然决不仅仅是‘受经济制约的’或者仅仅是‘起经济作用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了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事实上，“典型经济的动机——即在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特性方面与那个基本事实密切相关的动机——在一种完全非物质的需求的满足与有限的外部条件的运用相联系的地方，到处都在起作用。因此，它们的力量不仅到处决定和改变满足的形式，而且也决定和改变最内在方式的文化需求的内容。受‘物质’利益支配的社会关系、制度和人群的划分的间接影响，毫无例外地扩及到所有的文化领域，直至审美情感和宗教的最细微的差别……是‘受经济制约的’。另一方面，一种历史地既定文化的所有生活现象和生活条件的总体，影响到物质需求的形成，影响到满足的方式，影响到物质利益集团的构成，影响到其权力手段的类型，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进程’……成为‘经济相关的’。”

然而，由于工程学内容和伦理学内容的分离，现代主流经济学开始片面强调抽象化研究，逐渐走上了数理的道路，最终成为一些人士的智力游戏，使经济理论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但作为一门具有非常强现实性的致用之学，经济学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它必须关注如何处理和应对各种经济问题。显然，这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也是那些经济学大师的重要特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重商主义逐渐专注于经济问题的思考以及斯密开创出经济科学或经济学体系开始，西方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努力用经济理论来解决形形色色的公共政策问题，他们对那些脱离具体政策的经济学往往缺乏兴趣。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都是针对当时重商主义措施和极端乐观主义而分别进行的政策探讨，李嘉图则热衷于与马尔萨斯等人争论当时的谷物法和济贫法。正因如此，经济学发展路向在于它能否真正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当然，实际中的经济活动必然与社会关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充分吸收其他领域的知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

可见，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出清的假设条件下过分关注经济学的私人性，结果就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为此，凯恩斯创立了的宏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的创造，并且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由于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源于应对特定经济萧条危机，主要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从而也无法为维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正因如此，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引发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和60～70年代滞胀所促动的理性预期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就开始逐步向着流派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有的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主流研究路线。此时，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本身分成了几个相对争论的流派，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政治经济学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正日益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且不说政治经济学是激进主义学术的基石，即使主流经济学家，如西蒙、布坎南、森乃至威廉姆森等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仍然是经济学界的基本术语，它与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一般而言，目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向：一是以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是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契合的新兴交叉科学。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取向及其基本特征

就西方近来盛行的“新政治经济学”而言，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斯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它是指“一定政治与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理性决策研究”，强调经济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考虑因素的某种补充和修正，并主要体现为文化伦理等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制等正式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二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学派，它将研究对象和课题集中在传统政治学的领域，如选举问题、集体决策问题、政治交易问题、政党轮替中的政治周期问题等，尤其集中在宪法制度形成的层次上，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即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研究对象的拓延。显然，这两个分支具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涉及“大众之事”的运行分析。由于它们形成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因而常常被冠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看成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新制度经济学派关注国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这是经济的政治分析，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公共选择学派强调经济行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政治的经济分析。二者，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都强调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基于成本一收益框架来分析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但似乎都没有拓延到更广泛的人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同时，它们主要是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而没有分析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正因如此，经济思维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思维在此领域并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互动的理论体系，甚至反而将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加狭窄化了。例如，M.鲍曼就指出：在“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的“标题下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同法律制度产生与存在的经验条件的社会学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或只有极少关系。通常并不涉及法律制度的解释，而是涉及对其所作的评价及其功能。人们研究的是在所有参与者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哪些法律制度和调节是有利和有益的”。。

因此，目前西方流行的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专注于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工程学内容，或者仅仅是对工程学内容的表面修正。例如，布坎南就写道：“个人，不论是独自还是集体地都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益作出决定，人们至少可以以两种身份这样做：首先，在有组织的市场中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其次，通过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经济学家，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家很少花费时间和精力解释第二种决策过程的个体行为。集体决策中的个体参与一直没有得到透彻的分析，分散的私人选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产生出‘社会’或‘集体’结果的，也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而严肃的研究。”正因如此，方兴未艾的新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阶段，甚至还没有形成对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统一定义，更不用说对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的一致了。例如，森就认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在其理论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变量并进而探究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他们只考察了制度的效率维度而从未考虑制度的伦理维度，这导致了科斯世界所反照出来的理论图景与人类生活世界的真实情形仍然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尽管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研究与现实更为贴近，但韦森却认为：“科斯世界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样，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型”。

其实，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一词并不是传统理解的“政府管理”之义，而是指有关对大众之事的管理；同时，任何大众之事必然涉及到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而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指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正因如此，恩格斯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个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历史演化中观察社会规律，而离开历史思维的抽象化分析根本就无法真正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同样，按照韦伯的看法，社会学是指“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而且，这里的社会行为就是指“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显然，就这一点而言，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对象以及思路是与社会学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事实上，早先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几乎都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通家，他们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往往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更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例如，马克思就是如此，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伦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为此，目前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另一路径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更全面地综合了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学科，从而形成一个交叉性学科，并以此来广泛分析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协调发展。冯克利就指出，在帕斯卡、斯宾诺莎、笛卡尔和康德的眼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是一种十分荒谬的做法；专业化对于我们是学有所成的前提，而对他们，却是有碍于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道樊篱，因此他们要尽力打破知识体系壁垒分明的界线”。当然，根据结合的重点不同，基于具体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也常常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伦理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其中，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者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是这一方向的重要分支，也是涉猎最广的分支。显然，根据上面的理解，这个思路代表了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人之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方向，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要求，因而蕴含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和广阔前景。

然而。由于构建一个契合理论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该方向迄今为止的研究和分析还是零碎的，而且，该方向的文献主要是结构性的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理论体系，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观点往往缺乏微观的分析基础。因此，尽管这一方向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却也一直处于非主流的批判者地位；而且，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在当前的中国，有关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也是微乎其微。辜鸿铭在比较传统的东西方教育时曾指出，西洋人人学读书所学的目的一则日知识，再则日知识，三则日知识，而中国人人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然而，就目前经济学的现状而言似乎完全反了过来：在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强调学科的交叉和知识的广博的同时，中国却在一味盲目模仿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知识”，而将人文性的内容全然遗弃了。究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学术气氛越来越为一些肤浅的海归学者所主导，这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家大都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模子训练出来的，并且在国外或者没有、或者有较短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因而对非主流的东西看得不多”。而且，即使国内那些控制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人士在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往往是试图借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形式，试图用数理来装扮马克思提出的理论观点以使它显得更为科学客

观。于是，就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程这样的研究课题，似乎一冠以“工程”之名就成为科学了。显然，这些做法完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点，没有真正重视它对事物本质的关注以及探究的途径，从而不但误解了它的精髓所在，而且抹杀了它的批判性精神；相反，却形式主义地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皮”而利用数学符号把政治经济学装扮成一门工艺学。

可见，随着对经济学理论现实性要求的出现，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思潮，它们各有利弊并相互补充，从而有助于更全面的经济学体系之建立。例如，布罗姆利就在反思科斯、德姆塞茨、波斯纳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社会中利益矛盾和市场效率背后的动态收入分配问题。他认为：“斯密强调的是确立具有激励性的权利的重要性，而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剩余的控制”。为此，他试图将斯密和马克思两者的分析结合起来，并又充分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发展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回到“古典”去，将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失的“人的主体性”纳入到理论分析体系中来；第二，关注现实，引入交易费用，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理论“乌托邦”；第三，将制度经济学注入科学性、严密性。显然，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能够看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曙光。正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在分析方法或理论渊源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将其作为桥梁和纽带把三者综合在一起，催生出新政治经济学。”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在一个整体协作系统下探究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途径，因此它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单纯地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物质间的关系。如果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认知必然是静态的，仅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到本质。

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前面指出，经济学本身就包含了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的内容，不但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建立在内化了具体社会伦理的人性假设之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也早就指出，“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正因如此，早期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本身是统一的，它们的分裂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物质偏盛的结果，是经济学逐渐集中于物质经济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学科的分化，经济学越来越走上抽象化研究之路的结果。事实上，尽管人不是抽象的原子而是具有丰富社会性的生命体，从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自主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便于对个体展开分析，片面地将人类行为的经济动机与其他行为动机分裂开来，从而将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在一个极端抽象的理性概念上分析经济现象。譬如，巴斯夏就写道：“倘若社会只是人的一种发明，而人只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物质，卢梭曾说，它的感情和意志、活动和生命应该由天才的人物赋予，那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有一些数量不确定的可能的和随意的安排。”显然，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人从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其所设立的经济人假设变成了没有血肉的骷髅，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也被“经济学”所取代了。

然而，随着人类需求重新朝多元化方面发展，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一词又有了新的变化，它不再停留在新古典时期的“物质”或“金钱”的涵义上，而是进一步扩展为更为广泛的“效用”的意义。显然，追求效用问题不但与更为广泛的人类需求联系在一起，因而追求效用的“经济”行为与其他“非经济”行为是分不开的。这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无法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相分离，从而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新契合的内在动力。霍尔瓦特就写道：“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内容被剔除了，后来就只有纯粹的经济学了。此后不久，纯经济学日益成为与现实世界经济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模型建造。只是在最近，古典的政治一经济方法和经济社会学一起，再度令西方产生兴趣”。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供求的市场交换，但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伦理基础之上；而这种伦理包含了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情感，因为人类的理性本来就不是冷酷和不带情感的理性。因此，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确实曾基于抽象的理性对人的物质追求行为进行分析，但却越来越难以分析人类的非物质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把人的行为重新置于具体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理论危机的日益显现以及经济学思想的日趋苍白，这种取向有加速的趋势。汪丁丁写道：“从2000年到现在，西方学者终于发现了。‘情’和‘理’本来就是一回事，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根本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把它们一刀切开：这边是完全的理性选择，它解决的是最大化问题；那边是完全的情感冲动，它决定的是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方向”。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随着主流经济学理论危机的凸显，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察觉了原先研究路线的缺陷并开始试图加以修正；特别是，随着新政治经济学以及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试图重新把人类的情感因素纳入以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却还在学那些已经被抛弃的研究路线以及具体的观点、理论，正如叶航写道的：“我们曾经跟着西方人，鹦鹉学舌地告诉大家‘人都是自私的’。但现在西方人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讲经济学不要讲道德、经济学讲道德是‘狗拿耗子’。”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学术霸权的冲击，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独立思索之学术精神日益丧失，近来在海归们的鼓吹下这种学术的被殖民心态尤其严重了；结果，绝大多数青年学子总是力图照搬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研究方式、框架和结论，而这种学问必然是滞后、缺乏活力和创新的，甚至只能是东施效颦而模仿了其中的糟粕。另一方面，要真正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人之行为，就需要契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分析思路以及具体知识的苗头，社会科学也正在走交叉和契合之路；但是，国内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大都是理工科出身，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贫乏，对经济学各领域的知识尚且知之不多，更不要说对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知识了。

经济学说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具有渊博的知识，才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才能提出切实可

行的解决措施，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如此。例如，正是由于穆勒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他才得以提出一系列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建议，这涉及到教育、福利、工会和妇女等各个领域，并关注长期分配公平等问题。哈德利就写道：“穆勒和斯密都受过哲学方面的训练，而又都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他们各自都把理论视为影响政治和商业活动的手段；各自在研究人们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动机时，都发现自己的理论使自己具有了比其同事更宽广锐利的眼光。不过，斯密的眼光是预言家式的，而穆勒的眼光则是哲学历史学家式的。斯密不得不为其理论开辟道路，而穆勒面对的听众则已准备好接受其理论，把其理论看作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自斯密时代以来，已有两代英国政治家实施了斯密的理论，这种理论已为诸如坎宁和赫斯基森、科布登和皮尔这样的人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无比辉煌的成就，已证明这种理论是正确的。穆勒的整个一生是在这种进步事业的拥护者当中度过的。他父亲曾是上述第一代政治家的领袖；他本人则曾经在第二代政治家开展的斗争中搏斗厮杀，与这些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光荣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参加那场伟大的斗争，最终废除了弊端百出的政府救济制度；曾参加那场改革，使整个国家的通货具有了牢固的基础；曾参与确立自由贸易为英国的基本国策；曾参与创建了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同世界古往今来的其他殖民体系相比，这一体系从原则上说更为开明，从结果上说更为仁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面对的便是被这些成就弄得眼花缭乱的读者，读者信赖穆勒一方面是由于他为取得这些成就出了一份力，而更具决定意义的理由则是，他成功地表述的那些思想成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基础，把这些政治运动纳入了一完整的社会哲学体系。”

正因如此，以斯密、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如穆勒的社会政策的思想打上了经济学家的深刻烙印，其改革建议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场措施”，其著作就是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而且，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可以较为充分施展个人的自由。显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状非常类似于欧洲的古典时期：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贫困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制度依旧失范、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因此，也面临着相似的任务，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个人领域，根本上应该关注整个社会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考察人们如何最大化使用既定的资源上。而提高福利又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前面主要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主要是生产技术问题，后者则更关系到应得权利的享有和财富的分配，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不完善下的经济发展，都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最大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投入问题；相反，它根本上关乎公共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而且，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改良和设计，都不能仅仅是基于力量来决定，任何现实社会制度都不能仅仅一个是博弈均衡，而是包含了对弱势者的关怀和社会正义的关注。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能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设计提供有效的指导：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个体资源既定情况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根本不涉及到资源的创造和人际间的分配；另一方面，即使凯恩斯主义提高了依靠公共政策来促进充分就业，但这种宏观经济学仅仅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根本没有深入剖析财富创造中的劳动有效配置以及生产的协作机理等问题。显然，现代经济学这些方面的缺失恰恰可以从古典经济学中吸取营养：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则不但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由此展开对生产机理的深入分析，重视人类社会中的分工和协调；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也非常关注个体福利的提高，认识到即使社会财富增长了也并不意味着个体福利的改善，这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应得权利的界定问题，这更为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今中国之情形。其实，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识到，即使财富增长很快但分配极不平均，那么由于社会的不和谐而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这不但不是帕雷托改进，而且，即使是那些富裕阶层，其福利也会受到抑制，因为他们需要时刻提防贫困阶层的反抗。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制度的改良，他们一直在为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相结合而努力；也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大力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最终转变到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上来。为此，笔者强烈主张，中国经济学在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手段的基础之上，应该更多地借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中国经济学应该向重视公共领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学者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很少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但这理所当然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由“问题意识”所促发的，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现实总是不断地对固有经济学范式提出挑战，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包括范式转换)，形成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现实问题之间的叩问与解答。例如，正是由于森、迪克西特等出生于欠发达的印度，深刻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巨大影响，而西方经济学却越来越注重于逻辑推理方面，因而他们对越来越抽象的主流经济学的适用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譬如，森指出，基于功利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或主流福利经济学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忽略分配，假如两个状态具有相等的总福利水平，A状态下甲占了99％，而其余人分享1％，B状态下所有人平均分享总福利，那么如何评价两种状态的优劣?二是忽视权利、自由以及其他因素，因为权利、自由只是简洁地、按其对福利的影响程度而进入福利测度的，因而又如何处理“幸福的奴隶”和“不幸福的自由人”呢?为此，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重新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对社会选择理论、福利和分配以及贫困化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再次把经济学引向了古典经济学。

随着主流的象牙塔经济学的弊端日益凸显，西方学术界的反思风气也已经逐渐兴起，当前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的交流也在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开始渗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在国内，“问题意识”在经济学家群体中也产生了积极反应，甚至出现了经济学范式危机。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

觉醒”。然而，尽管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森这种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但由于西方学者总体上都是从它们所处的环境出发，从而没有深入探究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仍旧被西方学者所主导。迄今为止，经济学主动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融和契合的取向还只是个开头，还局限于一些比较狭窄的范围之内，而主流经济学还在热衷于数量化的经济模型构建。特别是，国内的那些“主流”经济学者依旧为西方的主流倾向所牵引，不但没有充分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以及当前的回归苗头，反而极端化地壮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西方的“主流”宣扬成“唯一”准确的方向，导致了国内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甚至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现状。事实上，正是由于国内那一群“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狭隘和片面，从而也就不愿意花少许的精力去读一读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相反，却片面地接受那种建立在相对健全的市场机制之上的当前主流经济学，并把它极端地应用到类似于古典主义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结果就造成了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是西方社会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发展下的产物，因而它在提供一种成熟的市场制度运作的参照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就当前国内的现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前提是不存在的，因而其理论的解释力必然会大打折扣。事实上，由现实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经验事实是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标尺，而显然，这些经验事实至少在许多方面已经证伪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说。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盲目地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论，相反，需要重新探索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经济学。一般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学必须关注儒家传统的文化伦理，要将积极理论建立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之上；二是中国经济学还应该关注当今的国内现实问题，要关心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的社会异化、分配不公、外部负差效应严重、福利畸形化等问题。为此，我们就需要充分把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契合起来，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探究当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相结合的方式。这就需要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五、简短结语

新兴经济发展篇10

一、前言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领域的学科，它不仅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增长；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和现象根本上都属于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领域，因而政治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科的更合适名称。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却往往把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经济学等于同国家干预经济学，用“国家或政府行为”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正是基于这种狭隘概念的理解，产生了目前的经济学两大体系：一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把研究对象局限于个人发财致富之术，从而用“经济学”一词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学者坚持政府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从而继承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事实上，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起源上，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包括工程和伦理两个方面，只是自边际革命以来这两方面内容才开始发生分离，从而形成了两大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发生了分裂，并逐渐局限于工程学内容的研究。

然而，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它把人的需求局限于在物质层次上，从而把人的行为从社会中孤立出来：但是，这种研究无法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无法探究资源的创造问题，也无法理解丰富多样的人类行为。特别是，随着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逐渐饱和，人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此时，人类所追求的“经济”之内涵也从物质涵义拓展为一般社会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就开始出现了相应的调整，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又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特别是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复兴”的趋势。究其原因，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而福利的内含本身是非常广泛的，叶坦就指出：“无论中文还是西文，‘经济’的语源都有人文的内涵，都有治国济民等政治含义蕴于其中……经济与政治以及哲学等都无法分开”。正因如此，在现代学科中，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已经很难划分了，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重新以“政治经济学”来代替“经济学”。

二、现代经济学的困境及向新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自边际革命兴起，以新古典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偏盛，而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则日渐式微。究其原因，古典主义后期以来，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重新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复活和壮大。有的学者曾指出，以自然科学的模型为基础的，侧重于搜集资料、寻找相关性并推演出可验证的假设的政治科学的兴起标志着政治哲学的终结。如果说哲学在政治研究中还能发挥一点儿作用的话，它的作用仅限于分析政治话语中词语的运用，并且消除可能会阻碍政治科学之发展的含混语词。当然。由于古典主义后期经济学逐渐集中于对物质财富的研究，而这与自然科学最为接近，从而使得自然主义思维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最最明显的反映。事实上，经济学发展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理性预期等学派的兴起，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基本上已经没有哲学的遗痕。问题是，这种自然主义思维真的

能够深刻地揭示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研究特定内容的经济学范式能够具有长期而普遍的意义吗?赛亚·伯林指出，将政治研究强行塞入自然科学框架之中的企图扭曲并遮蔽了我们在理解政治生活时所不得不加以考虑的许多因素，而且，如果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实际上最终胜出了，这也并不代表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胜利，而只是代表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化信念的胜利。显然，柏林的评论同样适合于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意识形态。

其实，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福利，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显然，前一个内容是寻找人类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径，主要集中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领域以及物质资源的配置方面，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运用自然主义的思维；后一个内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一问题，根本上关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知识，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之社会偏好和行为机理。也就是说，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由此可见，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资源配置和物质福利上，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结果，没有揭示人类福利的全面内涵，也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变迁。所以，福山就指出，经济学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变实际上反映出作为该学科核心的人类行为模型已经慢慢窄化，因此，“现在的经济理论需要做新古典经济学派反对的事：重新恢复古典经济理论中某些丰富的内涵，探究文化如何以多种重要的形式塑造人类行为的一切层面，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行为。”

当然，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这种“去伦理化”的抽象化研究也具有特定的适应性、现实性。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出现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意识形态，因此，经济学就逐渐演化为一门对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实证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也逐渐隐退。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同现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就不再考虑社会的改革问题以及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并逐渐把其研究范畴集中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分析上；于是，自边际效用学派兴起之初，经济学就将其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扭向了私人领域，并逐渐由一门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增加财富的学问变成了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另一方面，当时人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物质需求，而关键或瓶颈的生产要素也是物质资本；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还

处于持续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在各种压力下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正是由于自然是被动的，工具理性也是单向的，因而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的经济人就比较适用这一状况。事实上，即使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危机，解决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投资来扩大需求，这些都是停留在如何配置或创造物质资源的问题，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偏好于在系列假设前提下进行技术分析，讨论的是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等个人行为，而不是关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同时，在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主流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机制和完全竞争能够调节经济，从而实现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趋饱和，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就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工具理性思维越来越不相适应新的要求。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日益丰富，财富创造所需要的关键或瓶颈生产要素已逐渐从物质资本转到了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显然，这些新型的社会性资本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基于工具理性加以任意配置，而是需要激发人力资本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人类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从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显然，非物质的需求往往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得人类的需求不再是生理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人们更加重视由人们互动所形成的联合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不是源于人处理自然的单向理性和个体理性。正因为随着生产要素和人类需求的转换。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域，有关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中也日益重要。这样，经济学就逐渐演化成了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学科，这促使了博弈论和激励理论这类新学科、新工具的产生。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学重新从人对物进行配置的私人领域逐渐向涉及人与人互动关系的公共领域复归了，此时就出现了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内在要求。

其实，经济现象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其他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的行为也往往是由于“经济”行为的结果。因此，韦伯说：“一方面，‘经济’现象的范围是一个易变的、无法清晰界定的范围；另一方面，一个现象的‘经济’方面当然决不仅仅是‘受经济制约的’或者仅仅是‘起经济作用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了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事实上，“典型经济的动机——即在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特性方面与那个基本事实密切相关的动机——在一种完全非物质的需求的满足与有限的外部条件的运用相联系的地方，到处都在起作用。因此，它们的力量不仅到处决定和改变满足的形式，而且也决定和改变最内在方式的文化需求的内容。受‘物质’利益支配的社会关系、制度和人群的划分的间接影响，毫无例外地扩及到所有的文化领域，直至审美情感和宗教的最细微的差别……是‘受经济制约的’。另一方面，一种历史地既定文化的所有生活现象和生活条件的总体，影响到物质需求的形成，影响到满足的方式，影响到物质利益集团的构成，影响到其权力手段的类型，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进程’……成为‘经济相关的’。”

然而，由于工程学内容和伦理学内容的分离，现代主流经济学开始片面强调抽象化研究，逐渐走上了数理的道路，最终成为一些人士的智力游戏，使经济理论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但作为一门具有非常强现实性的致用之学，经济学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它必须关注如何处理和应对各种经济问题。显然，这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也是那些经济学大师的重要特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重商主义逐渐专注于经济问题的思考以及斯密开创出经济科学或经济学体系开始，西方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努力用经济理论来解决形形色色的公共政策问题，他们对那些脱离具体政策的经济学往往缺乏兴趣。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都是针对当时重商主义措施和极端乐观主义而分别进行的政策探讨，李嘉图则热衷于与马尔萨斯等人争论当时的谷物法和济贫法。正因如此，经济学发展路向在于它能否真正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当然，实际中的经济活动必然与社会关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充分吸收其他领域的知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

可见，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出清的假设条件下过分关注经济学的私人性，结果就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为此，凯恩斯创立了的宏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的创造，并且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由于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源于应对特定经济萧条危机，主要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从而也无法为维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正因如此，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引发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和60～70年代滞胀所促动的理性预期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就开始逐步向着流派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有的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主流研究路线。此时，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本身分成了几个相对争论的流派，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政治经济学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正日益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且不说政治经济学是激进主义学术的基石，即使主流经济学家，如西蒙、布坎南、森乃至威廉姆森等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仍然是经济学界的基本术语，它与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一般而言，目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向：一是以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是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契合的新兴交叉科学。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取向及其基本特征

就西方近来盛行的“新政治经济学”而言，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斯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它是指“一定政治与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理性决策研究”，强调经济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考虑因素的某种补充和修正，并主要体现为文化伦理等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制等正式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二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学派，它将研究对象和课题集中在传统政治学的领域，如选举问题、集体决策问题、政治交易问题、政党轮替中的政治周期问题等，尤其集中在宪法制度形成的层次上，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即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研究对象的拓延。显然，这两个分支具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涉及“大众之事”的运行分析。由于它们形成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因而常常被冠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看成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新制度经济学派关注国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这是经济的政治分析，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公共选择学派强调经济行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政治的经济分析。二者，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都强调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基于成本一收益框架来分析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但似乎都没有拓延到更广泛的人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同时，它们主要是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而没有分析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正因如此，经济思维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思维在此领域并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互动的理论体系，甚至反而将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加狭窄化了。例如，m.鲍曼就指出：在“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的“标题下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同法律制度产生与存在的经验条件的社会学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或只有极少关系。通常并不涉及法律制度的解释，而是涉及对其所作的评价及其功能。人们研究的是在所有参与者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哪些法律制度和调节是有利和有益的”。。

因此，目前西方流行的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专注于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工程学内容，或者仅仅是对工程学内容的表面修正。例如，布坎南就写道：“个人，不论是独自还是集体地都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益作出决定，人们至少可以以两种身份这样做：首先，在有组织的市场中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其次，通过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经济学家，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家很少花费时间和精力解释第二种决策过程的个体行为。集体决策中的个体参与一直没有得到透彻的分析，分散的私人选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产生出‘社会’或‘集体’结果的，也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而严肃的研究。”正因如此，方兴未艾的新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阶段，甚至还没有形成对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统一定义，更不用说对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的一致了。例如，森就认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在其理论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变量并进而探究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他们只考察了制度的效率维度而从未考虑制度的伦理维度，这导致了科斯世界所反照出来的理论图景与人类生活世界的真实情形仍然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尽管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研究与现实更为贴近，但韦森却认为：“科斯世界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样，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型”。

其实，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一词并不是传统理解的“政府管理”之义，而是指有关对大众之事的管理；同时，任何大众之事必然涉及到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而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指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正因如此，恩格斯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个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历史演化中观察社会规律，而离开历史思维的抽象化分析根本就无法真正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同样，按照韦伯的看法，社会学是指“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而且，这里的社会行为就是指“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显然，就这一点而言，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对象以及思路是与社会学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事实上，早先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几乎都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通家，他们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往往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更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例如，马克思就是如此，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伦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为此，目前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另一路径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更全面地综合了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学科，从而形成一个交叉性学科，并以此来广泛分析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协调发展。冯克利就指出，在帕斯卡、斯宾诺莎、笛卡尔和康德的眼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是一种十分荒谬的做法；专业化对于我们是学有所成的前提，而对他们，却是有碍于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道樊篱，因此他们要尽力打破知识体系壁垒分明的界线”。当然，根据结合的重点不同，基于具体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也常常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伦理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其中，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者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是这一方向的重要分支，也是涉猎最广的分支。显然，根据上面的理解，这个思路代表了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人之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方向，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要求，因而蕴含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和广阔前景。

然而。由于构建一个契合理论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该方向迄今为止的研究和分析还是零碎的，而且，该方向的文献主要是结构性的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理论体系，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观点往往缺乏微观的分析基础。因此，尽管这一方向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却也一直处于非主流的批判者地位；而且，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在当前的中国，有关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也是微乎其微。辜鸿铭在比较传统的东西方教育时曾指出，西洋人人学读书所学的目的一则日知识，再则日知识，三则日知识，而中国人人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然而，就目前经济学的现状而言似乎完全反了过来：在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强调学科的交叉和知识的广博的同时，中国却在一味盲目模仿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知识”，而将人文性的内容全然遗弃了。究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学术气氛越来越为一些肤浅的海归学者所主导，这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家大都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模子训练出来的，并且在国外或者没有、或者有较短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因而对非主流的东西看得不多”。而且，即使国内那些控制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人士在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往往是试图借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形式，试图用数理来装扮马克思提出的理论观点以使它显得更为科学客

观。于是，就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程这样的研究课题，似乎一冠以“工程”之名就成为科学了。显然，这些做法完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点，没有真正重视它对事物本质的关注以及探究的途径，从而不但误解了它的精髓所在，而且抹杀了它的批判性精神；相反，却形式主义地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皮”而利用数学符号把政治经济学装扮成一门工艺学。

可见，随着对经济学理论现实性要求的出现，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思潮，它们各有利弊并相互补充，从而有助于更全面的经济学体系之建立。例如，布罗姆利就在反思科斯、德姆塞茨、波斯纳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社会中利益矛盾和市场效率背后的动态收入分配问题。他认为：“斯密强调的是确立具有激励性的权利的重要性，而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剩余的控制”。为此，他试图将斯密和马克思两者的分析结合起来，并又充分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发展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回到“古典”去，将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失的“人的主体性”纳入到理论分析体系中来；第二，关注现实，引入交易费用，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理论“乌托邦”；第三，将制度经济学注入科学性、严密性。显然，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能够看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曙光。正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在分析方法或理论渊源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将其作为桥梁和纽带把三者综合在一起，催生出新政治经济学。”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在一个整体协作系统下探究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途径，因此它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单纯地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物质间的关系。如果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认知必然是静态的，仅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到本质。

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前面指出，经济学本身就包含了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的内容，不但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建立在内化了具体社会伦理的人性假设之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也早就指出，“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正因如此，早期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本身是统一的，它们的分裂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物质偏盛的结果，是经济学逐渐集中于物质经济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学科的分化，经济学越来越走上抽象化研究之路的结果。事实上，尽管人不是抽象的原子而是具有丰富社会性的生命体，从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自主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便于对个体展开分析，片面地将人类行为的经济动机与其他行为动机分裂开来，从而将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在一个极端抽象的理性概念上分析经济现象。譬如，巴斯夏就写道：“倘若社会只是人的一种发明，而人只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物质，卢梭曾说，它的感情和意志、活动和生命应该由天才的人物赋予，那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有一些数量不确定的可能的和随意的安排。”显然，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人从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其所设立的经济人假设变成了没有血肉的骷髅，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也被“经济学”所取代了。

然而，随着人类需求重新朝多元化方面发展，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一词又有了新的变化，它不再停留在新古典时期的“物质”或“金钱”的涵义上，而是进一步扩展为更为广泛的“效用”的意义。显然，追求效用问题不但与更为广泛的人类需求联系在一起，因而追求效用的“经济”行为与其他“非经济”行为是分不开的。这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无法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相分离，从而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新契合的内在动力。霍尔瓦特就写道：“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内容被剔除了，后来就只有纯粹的经济学了。此后不久，纯经济学日益成为与现实世界经济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模型建造。只是在最近，古典的政治一经济方法和经济社会学一起，再度令西方产生兴趣”。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供求的市场交换，但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伦理基础之上；而这种伦理包含了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情感，因为人类的理性本来就不是冷酷和不带情感的理性。因此，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确实曾基于抽象的理性对人的物质追求行为进行分析，但却越来越难以分析人类的非物质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把人的行为重新置于具体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理论危机的日益显现以及经济学思想的日趋苍白，这种取向有加速的趋势。汪丁丁写道：“从2000年到现在，西方学者终于发现了。‘情’和‘理’本来就是一回事，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根本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把它们一刀切开：这边是完全的理性选择，它解决的是最大化问题；那边是完全的情感冲动，它决定的是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方向”。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随着主流经济学理论危机的凸显，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察觉了原先研究路线的缺陷并开始试图加以修正；特别是，随着新政治经济学以及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试图重新把人类的情感因素纳入以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却还在学那些已经被抛弃的研究路线以及具体的观点、理论，正如叶航写道的：“我们曾经跟着西方人，鹦鹉学舌地告诉大家‘人都是自私的’。但现在西方人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讲经济学不要讲道德、经济学讲道德是‘狗拿耗子’。”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学术霸权的冲击，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独立思索之学术精神日益丧失，近来在海归们的鼓吹下这种学术的被殖民心态尤其严重了；结果，绝大多数青年学子总是力图照搬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研究方式、框架和结论，而这种学问必然是滞后、缺乏活力和创新的，甚至只能是东施效颦而模仿了其中的糟粕。另一方面，要真正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人之行为，就需要契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分析思路以及具体知识的苗头，社会科学也正在走交叉和契合之路；但是，国内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大都是理工科出身，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贫乏，对经济学各领域的知识尚且知之不多，更不要说对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知识了。

经济学说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具有渊博的知识，才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才能提出切实可

行的解决措施，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如此。例如，正是由于穆勒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他才得以提出一系列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建议，这涉及到教育、福利、工会和妇女等各个领域，并关注长期分配公平等问题。哈德利就写道：“穆勒和斯密都受过哲学方面的训练，而又都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他们各自都把理论视为影响政治和商业活动的手段；各自在研究人们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动机时，都发现自己的理论使自己具有了比其同事更宽广锐利的眼光。不过，斯密的眼光是预言家式的，而穆勒的眼光则是哲学历史学家式的。斯密不得不为其理论开辟道路，而穆勒面对的听众则已准备好接受其理论，把其理论看作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自斯密时代以来，已有两代英国政治家实施了斯密的理论，这种理论已为诸如坎宁和赫斯基森、科布登和皮尔这样的人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无比辉煌的成就，已证明这种理论是正确的。穆勒的整个一生是在这种进步事业的拥护者当中度过的。他父亲曾是上述第一代政治家的领袖；他本人则曾经在第二代政治家开展的斗争中搏斗厮杀，与这些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光荣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参加那场伟大的斗争，最终废除了弊端百出的政府救济制度；曾参加那场改革，使整个国家的通货具有了牢固的基础；曾参与确立自由贸易为英国的基本国策；曾参与创建了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同世界古往今来的其他殖民体系相比，这一体系从原则上说更为开明，从结果上说更为仁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面对的便是被这些成就弄得眼花缭乱的读者，读者信赖穆勒一方面是由于他为取得这些成就出了一份力，而更具决定意义的理由则是，他成功地表述的那些思想成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基础，把这些政治运动纳入了一完整的社会哲学体系。”

正因如此，以斯密、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如穆勒的社会政策的思想打上了经济学家的深刻烙印，其改革建议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场措施”，其著作就是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而且，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可以较为充分施展个人的自由。显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状非常类似于欧洲的古典时期：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贫困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制度依旧失范、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因此，也面临着相似的任务，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个人领域，根本上应该关注整个社会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考察人们如何最大化使用既定的资源上。而提高福利又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前面主要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主要是生产技术问题，后者则更关系到应得权利的享有和财富的分配，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不完善下的经济发展，都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最大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投入问题；相反，它根本上关乎公共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而且，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改良和设计，都不能仅仅是基于力量来决定，任何现实社会制度都不能仅仅一个是博弈均衡，而是包含了对弱势者的关怀和社会正义的关注。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能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设计提供有效的指导：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个体资源既定情况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根本不涉及到资源的创造和人际间的分配；另一方面，即使凯恩斯主义提高了依靠公共政策来促进充分就业，但这种宏观经济学仅仅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根本没有深入剖析财富创造中的劳动有效配置以及生产的协作机理等问题。显然，现代经济学这些方面的缺失恰恰可以从古典经济学中吸取营养：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则不但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由此展开对生产机理的深入分析，重视人类社会中的分工和协调；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也非常关注个体福利的提高，认识到即使社会财富增长了也并不意味着个体福利的改善，这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应得权利的界定问题，这更为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今中国之情形。其实，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识到，即使财富增长很快但分配极不平均，那么由于社会的不和谐而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这不但不是帕雷托改进，而且，即使是那些富裕阶层，其福利也会受到抑制，因为他们需要时刻提防贫困阶层的反抗。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制度的改良，他们一直在为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相结合而努力；也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大力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最终转变到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上来。为此，笔者强烈主张，中国经济学在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手段的基础之上，应该更多地借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中国经济学应该向重视公共领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学者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很少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但这理所当然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由“问题意识”所促发的，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现实总是不断地对固有经济学范式提出挑战，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包括范式转换)，形成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现实问题之间的叩问与解答。例如，正是由于森、迪克西特等出生于欠发达的印度，深刻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巨大影响，而西方经济学却越来越注重于逻辑推理方面，因而他们对越来越抽象的主流经济学的适用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譬如，森指出，基于功利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或主流福利经济学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忽略分配，假如两个状态具有相等的总福利水平，a状态下甲占了99％，而其余人分享1％，b状态下所有人平均分享总福利，那么如何评价两种状态的优劣?二是忽视权利、自由以及其他因素，因为权利、自由只是简洁地、按其对福利的影响程度而进入福利测度的，因而又如何处理“幸福的奴隶”和“不幸福的自由人”呢?为此，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重新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对社会选择理论、福利和分配以及贫困化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再次把经济学引向了古典经济学。

随着主流的象牙塔经济学的弊端日益凸显，西方学术界的反思风气也已经逐渐兴起，当前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的交流也在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开始渗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在国内，“问题意识”在经济学家群体中也产生了积极反应，甚至出现了经济学范式危机。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

觉醒”。然而，尽管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森这种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但由于西方学者总体上都是从它们所处的环境出发，从而没有深入探究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仍旧被西方学者所主导。迄今为止，经济学主动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融和契合的取向还只是个开头，还局限于一些比较狭窄的范围之内，而主流经济学还在热衷于数量化的经济模型构建。特别是，国内的那些“主流”经济学者依旧为西方的主流倾向所牵引，不但没有充分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以及当前的回归苗头，反而极端化地壮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西方的“主流”宣扬成“唯一”准确的方向，导致了国内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甚至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现状。事实上，正是由于国内那一群“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狭隘和片面，从而也就不愿意花少许的精力去读一读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相反，却片面地接受那种建立在相对健全的市场机制之上的当前主流经济学，并把它极端地应用到类似于古典主义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结果就造成了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是西方社会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发展下的产物，因而它在提供一种成熟的市场制度运作的参照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就当前国内的现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前提是不存在的，因而其理论的解释力必然会大打折扣。事实上，由现实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经验事实是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标尺，而显然，这些经验事实至少在许多方面已经证伪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说。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盲目地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论，相反，需要重新探索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经济学。一般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学必须关注儒家传统的文化伦理，要将积极理论建立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之上；二是中国经济学还应该关注当今的国内现实问题，要关心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的社会异化、分配不公、外部负差效应严重、福利畸形化等问题。为此，我们就需要充分把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契合起来，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探究当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相结合的方式。这就需要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五、简短结语

新兴经济发展篇11

1.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内涵。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从主要依靠规模扩张、资源消耗过度、环境负荷过重的粗放式发展向注重效率、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转变有着重大意义。

2.必要性分析。（1）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要性。第一，经济原因。创新是国家发展强盛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但同时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缺乏创新性，仍处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要想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跨越、使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就要求我们有新的发展理念、不断对新一轮经济技术革命和发展生产力进行思考与探究。第二，国际环境。发达国家加紧进行新一轮“工业革命”、美国将发展机器人行业看作“再工业化”的标志，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我国面临着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从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绿色制造、智能升级与智能技术促进中国制造水平迫在眉睫。

（2）发展机器人行业的必要性。第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国家近年来面临的一大难题；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口比例加重，政府需要提供的医疗护理、社会保障日趋繁重，出现日渐增加老年人口与医疗人手短缺的冲突，因此着力发展服务型、医疗型机器人是帮助解决社会老人护理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案。第二，劳动成本上升，劳动力供给下降。在中国，据调查显示，人力成本日渐高涨大大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大部分制造行业毛利润不足5%，也就是说，即使小幅度的人力成本波动也会对制造方产生巨大影响。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短缺问题逐渐呈现，再加上新生代工人对工作性质观念的转变，制造方一旦失去现存员工，生产车间就很难招揽工人，近年来，企业管理层基本认识到自动化改造的必要性，以自动化替代工人成为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关键。第三，制造业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国家政策支持推动了中国机器人行业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普遍应用实现了以自动化替代工人的同时，更是提高了制造业的效率与柔性。在工业生产中使用机器人不仅可以有效减少人工误差、减少不良产品比率、保障生产过程的安全性，随着我国对机器人行业不断的探究和开发，将机器人运用到生产中的成本必会不断降低，从而大大减少企业的制造成本，以此看来，机器人发展市场广阔。

二、制度创新建议

1.市场培育制度创新――有效的产业政策与优惠政策。（1）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将资金投入到与机器人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通过对产业链的打造、对龙头企业的支持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技术产业化能力的培养提供资金支持。

（2）制定适合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机器人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重要内容，其发展必然离不开机器人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及相应的政策、规范。制定适合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相关产业政策是引导业内企业健康发展，提升其研发与应用水平，促进产学研联合的重要手段。首先，应制定相应政策，鼓励技术人员积极寻求资本支持，在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基础上鼓励其创新、创业；其次，鼓励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充分结合的集团化发展模式，鼓励地方政府、高校在资金、机器人研发技术、研发人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并依托相关企业加以应用，加快机器人产业市场化进程；最后，调整进口政策，鼓励引进国外相关主体、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等，丰富机器人产业市场主体，提升机器人技术的研发、应用水平，寻求进入国际分工的可能，促进中国机器人产业迅速发展。

（3）相应的经济优惠政策。积极的产业政策是促进机器人产业发展不可获取的政策激励，而各项具体的经济优惠政策则能为其提供更加具体、有益的补充。第一，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对于从事机器人技术研发、应用的企业，应当加大对其自主创新投入的税收抵扣力度，实行部分或全额税收减免政策；对从事机器人生产的企业实行财政补贴，降低其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机器人产品出口退税率，鼓励其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从以提升技术水平和企业实力，从而促进产业发展。第二，投融资政策方面。鼓励地方政府以股权投资等更灵活的方式支持机器人产业发展，鼓励各级政府进行合理的投融资，发挥政府在资金方面的优势，免除企业在资金方面的后顾之忧，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发挥其在研发、应用等方面的优势，提升研发实力，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促进产业发展。第三，政府采购与中小企业扶持方面。各级政府可优先采购国产产品，或规定国产产品采购比例，鼓励企业提升自身技术水平，积极参与到政府采购过程中，从而促进自身进一步发展。同时，制定保护相关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技术、市场扶持政策，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到产业链中，参与市场竞争，鼓励企业合并、合作，从而提升市场活力，促进良性竞争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2.市场规范制度创新――法律法规与行业标准的制定。

（1）产业标准建设。机器人产业的产生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仍属于起步与探索的阶段，与之相关的各项标准、保障体系仍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而这些行业标准、保障体系却又是规范产业主体行为，保证产业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所以更应该尽快加以解决。在技术层面，相关硬件技术是复杂、多样、不断创新同时也缺乏统一标准的，同时，每一个制造商、研发人员都有其自己的开发体系与思维标准，从而就导致了生产设备的厂商不得不使用众多不同种类的应用软件，从而提高了其生产成本，降低了利润空间，不利于产业的持续发展。所以国家应当加快行业标准制定的速度，建立完善的开发、应用、生产、使用等方面的标准，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鼓励良性竞争，促进产业发展。

（2）制度的集合。机器人产业不仅具有一般传统产业的各项特点，也融合了新兴产业特有的特点。机器人产业将原有的信息技术融入到了其他不同的产业中，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研发、生产、使用的流程及特点。因此，必须得到来自相关产业的制度保障，在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产品研发、观念普及等方面进行创新与集合，完善产业间的相互合作与扶持，从而促进机器人产业合理发展。

（3）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机器人产业在中国仍属于起步阶段，亟需来自国家的立法支持与法律保护。同时，要想使机器人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机器人产业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度与完善也是必要的。所以，应对积极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明确产业发展目标、方向，并对与产业相关的工人合法权益的规定与保障、企业的补贴与优惠等内容进行规定，从而达到产业内各主体的全面发展，进而保障产业的发展。

新兴经济发展篇12

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中，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GDP大幅下降，下降比率分别为2.6%、5.2%、4.7%、4.89%。相比之下，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GDP受危机影响不大，中国和印度两国甚至保持了9%和5.68%的高速增长。俄罗斯GDP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原因是，能源产业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而在金融危机之中，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终呈负增长，国际石油价格急速下挫，因此拖累了俄罗斯经济。

新兴经济体从危机中恢复的速度也快于发达国家，以自身的高速增长首先走出低谷，引领作用不断凸显。2010年，巴西第一季度GDP增长率迅速上升到8.9%，比上个季度上升了4.5个百分点。同期印度GDP增长率从8.6%上升到11.2%。而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复苏脚步缓慢。2010年，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仅为2.6%，日本季度GDP增长率仅为0.4%，欧洲各国则纷纷陷入债务危机中不能自拔。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人们普遍看好新兴经济体国家，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发展空间，将成为今后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极。预计到2015年，巴西、俄罗斯与南非GDP的增长速度都将超过4%，印度和中国将分别达到8%和9.4%，全部高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详见表1）。

二、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特点

（一）大量进出口中间产品

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主要从事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代工生产，因此这些国家大量进出口中间产品。表2、表3给出了新兴经济体进出口产品比重。由图所示，2009年“金砖五国”进出口中间物品的比重均超过资本物品和消费品的比重，其中印度中间品的进口、南非中间品的出口已分别达到了78%和72%。

中间产品加工贸易为新兴经济体迅速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提供了一条渠道。加工贸易使新兴经济体发挥了本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兴经济体加工生产处于产品整个生产链的底部，进口原材料和加工成品两头受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提升和科技进步的帮助不大，所面临的对外贸易条件恶劣，所获得的利润较薄等情况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对外贸易主要依赖发达国家

从金砖国家主要的贸易伙伴国来看，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主要依赖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金砖国家前七大出口和进口国及地区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既是金砖国家重要的出口目的国，同时也是他们重要的进口来源国。结合表2和表3可以得知，新兴经济体依赖向发达国家出口也是由于处于产业链下游，大量向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提供生产最终产品所需要的中间产品所导致的。此外，从贸易集中度来看，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贸易都较为集中，前七大出口国出口量占各国出口总量的47%以上。尤其是中国，向前五大出口伙伴国的出口量已经超过中国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三）重要技术和生产设备依赖进口

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先进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新兴经济体自身拥有的高端技术很少，能够独立生产的设备也有限，因此，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重要技术引进和生产设备进口的规模不断上升。2007年，中国、巴西和南非花费在获得专有权利使用和特定许可上的金额分别为81.92亿美元、22.59亿美元、15.96亿美元，增长率分别为23%、36%和25%。

机械和运输设备等生产设备也是新兴经济体最主要的进口产品，在巴西、中国、俄罗斯、南非四国进口产品的比重居于第一位，在印度进口产品比重居第二位。在该类产品中，巴西、俄罗斯和南非进口最多的是道路机动车辆，分别占三个国家2009年该类产品进口总量的21.5%、21.5%、19%；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其他电力机械和仪器，占中国2009年该类产品进口总量的39.7%；印度进口最多的是电信设备，占印度2009年该类产品进口总量的19.2%。机械和器具非电器零部件是该产品中五个国家进口次多的产品，分别占五国进口第七类产品总量的17.9%、12.3%、17.5%、20.4%、17.5%。

三、新兴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

第一，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美国采用“量化宽松”的政策，致使美元对外币不断贬值，进而导致全球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加剧。新兴经济体国内所面临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本币升值压力更是不断攀升。根据巴西中央银行发表的《经济趋势报告》，巴西最近15周里有14周出现物价上涨。中国2011年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9%，生产价格指数(PPI)上涨7.2%，达到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点。自201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普遍已经采用加息、上调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积极对抗通货膨胀。如何在控制通货膨胀、本币升值的同时，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是对新兴经济体的一大挑战。

第二，后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势力不断抬头，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复苏进程较为缓慢，长期以来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欧盟国家又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一方面发达国家人民对新兴经济体国家产品的需求大量缩减，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采取排斥的态度，这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持续受阻。以中美贸易为例，奥巴马政府已经对中国产品开展了至少十余次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双方争端愈演愈烈。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时间，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出口贸易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将会大幅萎缩，如何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以及寻找出口贸易以外的其他经济“引擎”将是新兴经济体共同面临的又一难题。

第三，新兴经济体同时面临金融风险预警和金融监管的考验。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不断发展，这些国家同时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2008年，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分别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30.03亿美元、415.54亿美元、 90.09亿美元、450.58亿美元和703.20亿美元。大量国际游资加大了新兴经济体金融监管的难度，对金融市场风险评估和预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利用好外资的同时，又能够有效的监管金融市场，谨防国际热钱扰乱本国的金融市场，也是新兴经济体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四，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在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中，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与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符。这是由于，新兴经济体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经济总量基数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普遍很小。虽然金砖国家都进入GDP世界前十五名，但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进入前五名。此外，新兴经济体不具有发达国家所掌握的先进技术，进行制造业生产所采用的设备和重要零部件仍然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在短期内新兴经济体难以改变处于低层次国际分工的地位。近年来，工业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的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一方面将高污染的低端生产环节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提出“低碳”的要求，试图以“碳排放量”作为砝码来遏制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如何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争取更大的利益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第四大难题。

第五，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造成竞争力的削弱。以印度为例，印度与中国相邻，人口总量相近，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因此，印度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竞争资源和影响力，两国在非洲的竞争就是最典型的一例。中印两国都需要从非洲获得石油、矿石等资源以支撑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中国每年从非洲进口的石油总量为3700万吨，而印度为1800万吨，双方存在很大竞争。鉴于中国近年来在非洲的影响力有所增加，印度也开始积极加强自身在非洲的影响力，强化了与塞舌尔、毛里求斯以及莫桑比克等印度洋沿岸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这种竞争思路削弱了两国的竞争力，阻碍了两国间进行合作。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在于制造业，而印度在IT、软件、金融、医药等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双方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

四、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路径

综上所述，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拥有一致的利益诉求，目前也面临相似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中国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存在合作的基础。从本文所选择的代表性新兴经济体贸易数据看，近年来中国与这几个新兴经济体之间已经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三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巴西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巴西和南非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印度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国，俄罗斯的第五大出口目的国。中国对于这些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可以考虑构筑新型南南合作模式，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争取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现有世界经济体制下，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由发达国家主导，所通过的决策往往也主要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新兴经济体应该充分抓住历史机遇，团结起来，联合一致，齐心协力，促使现有国际秩序框架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同时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话语权，使之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