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论文篇1

日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国家。在遥远的古代，日本由于比邻中国，其文化和价值观都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据史书记载3世纪末，中国儒家典籍《论语》以及《千字文》逐渐传至日本，5世纪，汉字在日本的贵族阶层中得以传播。可以说日本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且这个影响涵盖广泛，渊源已久。研究日本文化，一定要先从中国文化入手，理清日本文化的根源。

“徐福东渡”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徐福东渡，给当时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落后的日本带去了象征文明的火种。从那一刻起中国的文化之火一直燃烧在日本的土地上，经久不息，直到现在。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日本开始派遣大量的遣唐使进驻长安，学习中国的政治、经历、文化等领域的先进经验，这标志着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进入了高峰。公元645年，日本发生了“大化改新”，结束了奴隶制度在日本岛内的统治，建立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核的集权主义统治。至此，儒家思想系统且全面地植入了日本文化的血液之中，改变了日本人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对日本后来的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日本近代文化，植根于日本的古代文化，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发展和改变。近代日本主要指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期间发生过亡人数达13万人关东大地震、全国性金融危机、广岛市和长崎市被投下两枚原子弹，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日本经历了内忧外患，经济崩溃，失业攀升，国债与赤字庞大，加上奥姆真理教发动的一系列恐怖攻击与阪神大地震使得日本整个社会陷入不安。

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日本近代文化领域所呈现的，都是灰暗、绝望、无助的意味。包括道德观念、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各个领域，同充斥着腐朽的，极端的，令人不能喘息的压抑的气息。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是日本道德观念中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的观众经常会在抗战题材的电视剧、电影中看到日本军人穷途末路是用刀剖腹自杀的镜头。这种武士制度在日本有着很长的历史，武士以上阵杀敌、忠于上级为荣，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指令、在失败时剖腹自杀谢罪历来是日本武士的传统。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知道这一思想的根源来自我国儒家思想中的“忠君爱国”。但日本人应为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加之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的大肆蔓延，将这一思想发展的过于极端，过于偏激，过于彻底。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男孩，自小就接受“忠诚”、“仁义”、“孝顺”等方面的教育。对于天皇，他们保持绝对的崇拜和忠诚，对于自身的任务，他们坚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不能完成天皇使命的时候，他们认为是巨大的耻辱，只能选择以死谢罪。这种残酷的武士道文化，让在近代日本文化中发展到高峰。不仅仅在战争过程中屡见不鲜，在日本大众的生活中也处处都能体现，甚至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中，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极度好战、极度严谨、极度程式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

近代日本的文化艺术方面也呈现出决绝、黑暗的一面。日本近代文学家二叶亭四迷在坪内文学理论的影响之下，写出了文学理论著作《小说总论》并通过他的长篇小说《浮云》喊出了近代小说的第一声。这部小说中不仅以写实主义手段表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矛盾、内心的苦痛，而且对于腐败的官场、压抑人的现实、丑恶的人性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暴露，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日本式的“多余的人”的形象。该小说有很强的时代性，但同时又具有着发放的眼光，小说对于人性的刻画入木三分，让人忍俊不禁。

日本近代著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的作品就明显的带有这一时代的特质。他的成名作《心》就是通过描写一名“先生”的孤独无助、内心挣扎以及最后的自决，来表现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空虚及揭示人心的叵测与善变。整篇小说的基调非常阴郁，带着让人挥之不去的惨淡和无奈。最后“先生”以自杀来结束所有的罪孽和自己内心的折磨。这非常符合近代日本的思想情结。如果你经常阅读日本的文艺作品你就会发现，自杀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出现率特别高，相爱的极致是双双殉情，作恶的结局是负罪自杀，梦想破灭的对策也是自杀明志等等，这就是日本文学的独特之处。甚至有人总结到日本小说里如果没有了自杀的情节就不属于日本文学了。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有着自杀情结的民族。这个情结根源于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自杀是谢罪的最好方法，自杀是无上光荣的。这种思想文化在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淋漓尽致。

说到自杀，我有想到了日本的另一位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这次的自杀不仅发生在文学作品中，更是蔓延到了作家本人身上。作家芥川龙之介在盛年服用安眠药自杀。芥川的创作突出了人在正义感和利己主义之间摇摆的心理。他用虚无的目光，凝视无可救药的人性恶的一面，着反映了作者对人性本质的绝望。有人说，芥川后来自杀，就是他无法再用写作技巧来处理这种绝望的人生观了。从文学作品，到作家本人，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近代日本的文学领域可谓是对人性、对世界绝望的控诉，对生活、对未来无论的辩驳。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寄托着无数民众对生活、对人性的无奈与彷徨。这样的极致黑暗将预示着曙光的来临，这样的无奈将汇聚成更大的希望。

近代日本的哲学领域有着较大的突破，受到战争的挫败和经济崩盘的打击，近代的日本哲学家开始从东西文化的对比中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要使资本主义现代化路线得以贯彻，就必须放弃自己坚持数年的虚学，而逐步发展为实学。就是要冲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虚学中抽离，转让西方实用主义的实学。这是已成哲学思想的革命，也是日本近代文化领域的一个重大变革。

日本文化论文篇2

前言

日本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其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大力发展，并不断影响着每一个国民，每一个人民都怀有尊敬的情怀，所以日本的各类别文化，都一直保留至今，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歌舞伎这种艺术形式，从开始出现那一天起，歌舞伎表演中，都是针对于普通人的事情，或者是努力之后的喜悦，或者是悲苦的故事，还有一些是通过幽默的方法，表达出普通人的无奈，作为日本传统层面上的艺术，具有独特的文艺艺术性质，在这些方面予以研究，对学习日本的文化、语言等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的正面影响，也可以如何继续保留歌舞伎并且推动其发展，予以有价值的资料。

一、日本的歌舞伎的发展

第一，歌舞伎是日本独有的一种艺术层面形式，到今天为止，已经发展了四百多年，根据对相应资料的查阅，发现对于歌舞伎是如何产生的，答案不是一致的，那么相应研究人员或者是从业人员，比较认可这是由一个以跳舞为生的江户时期女子发明的，她利用音乐，来当做舞蹈的伴奏曲，在音乐播放的过程中进行演绎，无论是动作还是面部的表情，都给人美的感觉，从而也可以获得比较高加强的劳金，因为这一个方面，其他跳舞、唱歌等工作的人员，开始学习起来，并且不断进行内容的改变和丰富，歌舞伎成为了日本特有的表演；第二，在歌舞伎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阻隔，因为日本的古代也是具有级别分类的，条件富余的人们，将歌舞伎表演人员进行了分类，底层的人员在那个时候会被要求从事肉体买卖，所以日本天皇规定女子不能进行唱歌、跳舞相应的演出，所以歌舞伎有了巨大的改变，男性成为了表演人员，但是肉体交易也没有被禁止，因为这些男性人员也都是非常英俊标致的，他们表演的时候，是女子的装扮，所以也容易发现违背道德的事情，之后就开始规定未成年的男性不能进行歌舞工作[1]。但是，歌舞伎一直以相同的方法来进行表演，不久就进入了非常艰难地存活阶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一位作家将其他形式的戏剧与歌舞伎进行了结合，明治维新之后，又加入了国外艺术中一些因素，歌舞伎的内容予以了扩展，因为日本之外，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自己国家独特的戏剧，所以日本的首相开始重视自己特有的歌舞伎，不再推出限制其继续发展相应的文件，然后歌舞伎就一直在不断地发展[2]。

二、歌舞伎自身具有独特的文化艺术方面性质

（一）演出的样式具有多样性质

明确了歌舞伎发展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种表演样式自身，每一个方面都有文化艺术方面的性质，而最为主要的就是演出样式的内容，多样性艺术性质非常明显。一方面，歌舞伎的演出样式，包括跳舞、背景音乐、独白，三个主要方面进行结合，共同来进行表演，这种艺术的样式进行细化的话，可以分为十二个细目，这就足以表现出来演出样式的多样性质；第二，因为现在的歌舞伎，就是由男性来担当表演人员，即便男性用变声的方式来模拟女子声音，用动作来模仿女子的优美，自身男性的特性是不能全部掩盖的，所以在进行演出的时候，可以进行多种样式的样式，这些人员可以唱歌、杂耍、跳舞、进行武艺展示等，而且因为男性的体力非常好，所以表演的时候，这些样式可以自由地进行转变[3]。

（二）人们看重歌舞伎的表演人员

因为歌舞伎在日本人们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看重歌舞伎的表演人员，主要的表现就是人们并不会表达类似“我去看演出”、“去看一场歌舞伎”等语言，也不会说出某一演出的剧目名字，而是会说去看某一位表演人员的名字，或者说是剧目中角色的名字[4]。这是一种非常至极的态度，从而变成日本人们一种至极的习惯，所以这就直接导致表演人员，会为了不让观看人们失望，而且表演人员也会认为自己才是最主要的，所以无论是穿着方面，还是自身的形象，甚至是表演场所的舞美，都要以表现出表演人员为主。所以歌舞伎的表演人员，大多数都是自己编辑剧情，然后自己设计怎样表演，剧情中的内容更容易被表现出来，从而观看人员可以会在短时间内，就被带入特定的情节[5]。

（三）魍巢忝娴母栉杓恳帐趺挥懈谋

上一点中已经提到，观看歌舞伎的人们主要看中表演人员，这样的艺术特点，使表演之中，所有的是事项都有表演人员负责，感情、动作等方面，根据内容进行转变，而这些也就是歌舞伎自身的文化艺术层面[6]。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但是总体上没有变化，具体的方法或者是着重点的不同，使歌舞伎也有非常多的派别，像我国京剧有非常多的派别一样。但是与我国的戏曲和国外的歌剧、音乐剧等不同的是，歌舞伎这种艺术层面的事项，或者说是特点，不改变的具体表现是不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不是只遵循特定的原则或者是台词等就可以，正是这种不改变，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歌舞伎这种表演，它与以前的表演，除了表演人员变化之外，其余的都没有改变，保留和传承的性质非常强[7]。

（四）表演位置与观看位置的合体性质

歌舞伎最大程度地体现上面三点文化艺术层面的性质，就必须让观看的人，近距离地进行感受，就必须将表演位置与观看的位置进行合体，也就是不区分台上和台下，这种舞台被称为花道舞台和罗汉舞台[8]。前一个表演区域的建造是将表演的区域进行T字型设计，穿插到观看人们的座位中，后一个表演区域的建造是将一个平面分为表演位置和观看位置，中间由布帘遮住，开始表演之后，布帘升起，则表演人员和观看人员就进行了合体[9]。

（五）演出过程讲究节令

在歌舞伎的表演中，节令的分别非常大，编辑剧情的人员，将特定的剧情防放与不同的节令之中，每一个节令，都有固定的装饰，如《假名手本忠臣藏》是由真实的实践改写，主要讲解一个忠义之人的事情，这是一部冬天节令的剧目，表演人员穿着就是日本冬季的和服[10]。

三、歌舞伎表演人员装扮的文化艺术

那么明确了歌舞伎艺术方面的性质，我们对其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其文化艺术的内涵中，装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是日本固有的特色，通过特定的装扮，表演不同的情节，这与我国京剧中脸谱非常的类似，日本的发展的过程中，借鉴了我国唐朝女性妆容和服装的特定，那么歌舞伎表演人员的装扮非常有文化艺术的特定和价值[11]。

（一）在穿着方面的文化艺术

在穿着方面，歌舞伎表演人员总体上的就是日本的民族服装，但是从文化艺术层面来看，对其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歌舞伎。因为歌舞伎的表演人员都是男性，所以他们需要打扮成女子的形象，穿着和服，那么不同的剧目、不同的人物地位、不同的剧情，穿着都是不同的，如皇室贵族的穿着材料好，如扬卷，氛围外层、中间层和内层，每一层的花纹非常精细，而如果扮演普通的百姓，就穿着麻布制成的服装，上面基本上都是没有花纹，如《鸣神不动北山@》之中，主要人物是一个诙谐的和尚，所以穿着“抽线变装”，非常明显地表现出这个人的酒肉形象、生气的特点，而《义经千本樱》之中，其中的主要演员是狐狸的角色，他们装成人的模样，服装比较夸张，其中有一个他们在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快速地变装，变成了狐狸的形象[12]。那么在上文中我们也提到了，表演人员会变换自己的服装，这是歌舞伎最明显的一个文化艺术表现，因为其他的戏曲类别，在表演的时候现场换装，主要就是为了使剧情更能够让人们理解，正因为不同的服装代表的都是不同的信息，善良、邪恶、妖娆等角色，服装都是不同的。

（二）在妆容方面的文化艺术

那么在歌舞伎表演人员的妆容方面，也具有非常好的文化艺术层面价值。一方面，在头发方面，表演人员如果扮演女子，则需要佩戴假发，而根据调查发现，日本供男子佩戴的假发，一共有50余种，它们互相之间有非常大差别，主要的区别就是发髻的数量，分为3、5、7三个类别，一般得体的人物形象，都会用比较整齐的假发，精细梳理，而对于比较邪恶的人物形象来说，或者是鬼神、乞丐等，一般都是比较凌乱的发型，而且每一顶假发做工都是非常精密的，而且如果剧情发生的变化，具体的着装变化之后，发型也会随着变化；另一方面，在妆容方面，与日本传统的妆容非常得类似，主要运用的色彩就是白色和红色，与京剧非常类似，也是有脸谱区别，表演人员以白色打底，用红色画出不同的线条，以区别任务的性格、身份等，将眼睛吊起变成凤眼形状，狭长、灵动[13]。

四、关于歌舞伎这种文化艺术日后如何继续发展的几点思考

日本国的歌舞伎，虽然还在进行频繁的演出，但是在新世纪开始，就已经不再那么繁荣，但是这种艺术并不会消失，但是推动其继续发展，需要相应人员进行仔细的思考[14]。一方面，日本的领导人员，要注意到歌舞伎这种自己国家特有的艺术，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其予以保护，而且要举办合适的活动，可以进行比赛，让人们重新认识歌舞伎；另一方面，对于歌舞伎的表演人员来说，要注意保留传统的剧目，适当地予以改变，并且要注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编辑新的剧目，使表演更具有时代的特色，这样就可以实现将传统层面的精华和现代的先进进行结合，让他们更加对歌舞伎感兴趣[15]。那么对于日本普通人来说，要有爱国的想法，重视培养自身的品质，学会欣赏歌舞伎，使歌舞伎不会成为”展览品“，而是每天都在演出和创新。

五、结语

总之，日本国的歌舞伎，是国家传统的文化，也被选定为无形的文化艺术资产，日本国人员对其不断地保留，实现了继承的目标，而对于学习日本语言或者教育人员，尤其是对于戏曲专业来说，明确其具体的文化艺术层面特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对于歌舞伎来说，具体的发展虽然曾经有过困难，经过表演人员的努力，仍然实现了零缺陷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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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对于白氏讽刺诗的“兼济之治”的摄取并不是那么积极，而是更多关注其闲适诗的“独善之心”。日本文学吸收和消化白居易的诗文，是根据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是有选择与扬弃的。

白诗不仅对日本古代文学，而且对日本古代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日本文化中的独善其身的“物哀”，整个日本骨头里渗透出来的忧伤和凄凉之风，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的“成果”。

二、宋学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古代教育以儒学等中国文化作为基准，利用从中国输入的经学、史学、律学、天文学等各类书籍作为教科书进行国训教育，受教育对象是贵族。而当宋学由于特殊原因登上日本文化历史的舞台后，受教育的范围反而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宋学占据了儒学的主流，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统治阶层从当时政治革新的需要出发，采用宋学作为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二是当时的留宋僧人既修炼禅法又热心宋学，他们回来时带了大量的宋学著作，有利于宋学的传播与研究。三是宋学吸收了禅宗的认识论与修养法，与禅宗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即所谓“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当时日本的上层社会都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就是从宋学入手，然后参禅。

由于以上的原因，宋学的发展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此前以公家社会为中心的旧儒学，到了室町时代中期，被以宋学为主体的新儒学所替代。儒学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禅僧社会。宋学与当时流行的、以禅宗为主体的新佛教的融合，推动以宋学为主体的新儒学在日本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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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是樱花，人是武士”大自然不仅让日本一亿多人口只享有不到3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而且还把它安置在地壳运动相当活跃的地带，其岛屿距世界上最深的漏斗马里亚那大海沟最近处仅200公里，这里地震频繁，且其国土“至今仍在向日本海一侧下沉。”[4]历代日本政客对自己的臣民，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刻意培育他们对大自然的恐惧以及对邻国的嫉妒和敌意，利用环境危机熏陶出轻视生命崇尚樱花般灿烂凋零的“小岛意识”，筑就了尊重享受、重视感受却崇尚死亡的小岛文化圈，着力培养对他人和自己生命“一视同贱”。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经深刻地描述说：这些“人”的某些“类”，是“由和攻击本能的生物性驱欲所驱使的快乐主义的生物体，其主导动机是满足肉体的需求。”这种人“决不会扪心自问：他的全部利益是否带有危害我的成分……他会把对我的嘲笑、污辱、诽谤以及炫耀认为是天经地义的。”[5]这种论断被不需要信誉和逻辑的日本政客演绎得淋漓尽致。2012年8月21日，日本大阪市市长桥下彻矢口否认二战中的慰安妇史实，他说：“日本军慰安妇、用胁迫的手段强制带走慰安妇的证据是没有的。”2013年5月13日他又地说：“慰安妇制度是有必要的，可以让那些枪林弹雨中随时可能丧命的士兵得以休息。”1892年，日本外务相大木毫无掩饰地说：“为什么日本人民不多考虑一些帝国的对外政策呢？如果你们回溯你们国家的历史到足利时代，你们就会看到日本南部的人们——其中一些也许可以称作海盗……这样一种人的后代，竟把他们的理想完全局限在‘修改条约’这四个字上，未免太不足取了。”

（三）尊强践弱的文化认知公元前3世纪左右，秦始皇和汉武帝相继建立了中国封建政权，有了统一的文化，同期的日本则刚刚进入只有口语和刻图记事的奴隶社会。随着海上线路的打通，接触到比自己先进整整一个社会形态的域外文明，日本曾经对中国心悦诚服。大化元年（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日本发起了大规模借鉴中国文化的“大化革新”运动。1868年8月27日（阴历），日本第122代天皇睦仁即位，改年号“庆应”为“明治”，也是循中国《易经》“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的命名。唯强是从的日本“师无常师”，永远“与强者搭车”，只认当下的实力，不记往昔的历史。“9.11事件”的始作俑者石原慎太郎曾公然声称：“由支那方面开始说起的所谓日本同支那的关系是‘一衣带水’啦，‘同文同种’啦……只能是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他说：“我们确实在使用汉字，但正因为我们民族只用汉字无法表达感情，我们才独自地创造出了两种假名。”他有意回避假名也并非原始的创造，而是有了隋唐时代日本使者漂洋过海的学习，才有了由汉字草书简化的平假名，和根据汉字部首偏旁凝炼造出的片假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70周年纪念日上，石原慎太郎竟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真是很混蛋的事。”2012年2月24日，石原不仅肆意否认南京大屠杀，还叫嚣“不惜与中国一战”“敢来就砍！”

（四）杀戮之道的精神支撑日本人奉天皇为“神”，并将“武士道”精神作为教育的规范，军队不称国军而称“皇军”，为发动侵略战争作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准备。[8]1937年11月底至12月10日，日军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相约进行“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的竞赛，演绎了二战中著名的“百人斩（ひゃくにんぎり）”。在二战末期，日本按照“一人、一机、一弹换一舰”的要求，组建了飞机单程仅42公里的神风特攻队专门从事自杀式攻击。这支特攻队队员平均年龄17岁，“魂归靖国”成为他们狂热的追求。切腹是世上最野蛮、最残酷、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杀方法之一。切腹者八成以上手法不准，不能立即死去，在切腹者无法咽气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助手帮忙，才能让切腹者断气。如此残忍的习俗，在日本却世代盛行。以杀戮为精神支撑的小岛文化，使当代日本政客把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视为自豪的历史和传统。2013年4月27日，首相安倍晋三在千叶市身穿迷彩军服、头戴钢盔登上战车宣示思战情结，次日在日本官方纪念“恢复日”活动上举双臂高呼“天皇陛下万岁！”

（五）国民性的多元分化李天道教授指出，民族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和同一个人生存活动的不同方面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而存在……它是具体的，既是历史的又是共时的，与时俱进又因人而异、因地而异。”[10]“不同的文化熏陶和底蕴，影响各有差异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不同的性格，塑造出不同的国民性。”[11]武士道精神赋予了军国主义好战的特性，冶就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式。但是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性，即不是线性的而是多因的有概率的决定论。正如草原文化既能养育出成吉思汗那样的钢铁汉子，也能培育出柔情似水的牧羊姑娘，军国主义思想虽然强占了日本，却不能灭绝大多数日本人民善良的本质。在日本民族中，从来不乏和平的追求。199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以“杖莫如信”为信念的“村山谈话”，诚恳地表达了“永不再战”的意愿。2013年5月3日下午，3500名日本民众举着“日本政府不要主张是日本的”标语，举行了反对修宪的抗议游行。[12]2014年8月6日，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69周年纪念日，约1000名日本市民在广岛市内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安倍出席广岛纪念活动、反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二、日本文化性格的教育转化

（一）培养出一代代忠实的“爱国者”“爱国忠皇”是日本近代国民教育的重要成果。据日本厚生省数据，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4日八年间，日军被中国军队消灭404，600人，但投降的寥寥无几，与我国投靠日寇的伪军就达210万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充分证明，就忠于自己的祖国而言，日本的文化教化十分成功。日本“爱国忠皇”不仅表现在战时，也表现在战后，前述性格极端的石原慎太郎，不断扰乱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但因他累累打出“爱国”的旗号，2011年4月10日，还以78岁高龄第4次当选日本东京都知事，支持率92%。战争狂热总能在日本凝聚较高的人气并收割大片的选票。这种与大多数文明国家信念背道的异像，正是日本文化性格教育转化的一种畸形的结果。

（二）促进了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爱国意识为日本经济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人力资源，使日本民族像工蜂一样勤奋且富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日本并不是最富创造性的国家，但日本文化熏陶了勤于学习、善于模仿的特性。它国的科技发明一旦被他们研究应用，往往被变成实用的工具，而且还常常领先它国，以致当代日本的汽车产量世界第一，机器人使用世界第一，专利总数也是世界第一。[1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到1990年四十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52倍。日本在世界军事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举国体制”：在二战中曾经准备“一亿玉碎”，作垂死的挣扎；战后又提出“一亿振兴”，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举国一致的民族精神，使日本经济在战后迅速崛起。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的物质条件丧失了约四分之一，却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很快复兴。

三、日本近代青年教育的成功与弊端

一个国家能取得经济上的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力资源上的优良。人力资源开发不是少数精英的培养，而是全民族本土文化意识的提高。据统计，日本政府的教育投资并不特别高昂，如其不同时期教育投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明治）、4～8％（昭和）、5～6％（战后）。[15]推究日本政府教育投资的事半功倍，有成功的经验，但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了。

（一）将政治教化寓于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中日本教育将“爱国忠皇”通过“润物无声”的文化濡染植入到思想教育的前端，收获了巨大的成功。1872年，日本首位驻美外交官森有礼总结了一套经验：教育能培养国民爱祖国、爱人民的赤胆忠心，使政府不必采用苛刻的手段，就可以从容地治理国家；教育可使散漫的农民产生新的觉醒，还会使农民与工厂技术人员的素质得到普遍的提高。日本政教大大地提高了民族凝聚力。1956年开始，日本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间设备投资和国民大量消费的两大热潮。尤其是1956年度，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分别高达57.6％和48.2％。与此同时，生产和消费也全面升温，相继迎来用古代天皇称号命名以彰显空前繁荣的“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日本很快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二）“平等”追求首重条件、次求结果日本朝野均认识到急功近利的经济效率和不顾及个性发展的“政治平等”，都不能赋予千差万别的个体以人文的终极关怀，从而在效率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关系上，普遍认可“效率第一”。他们认可在机会平等时，平等与效率呈正相关；在结果平等时，平等与效率呈负相关；机会平等是公平的，在平等机会下产生相对不平等的结果也是公平的。这一共识引导了许多日本人心安理得于自己当下的地位，成为疯狂工作以争取平等机会的机器，使日本创造了世界上最高的劳动效率。当我们还沉浸在无端地“仇官”“仇富”“仇名人”的自娱中时，日本的生产已经一次又一次地遥遥领先。目前占世界人口五十分之一的日本，却占有了世界财富的五分之一，让他们有条件自仗实力，对邻国不屑一顾。

（三）弊端的显露日本教化的成功值得称道，而成功的背后也藏匿着隐患，明显的痼疾之一就是政客人性和部分国民理性的缺失。如，当今日本政府“一方面扮演‘受伤者’（被美国打败）的角色，一方面刻意淡化侵略者的角色并煽动大国主义情绪。政府要员所举行的一系列‘冷暴行’，譬如‘建国纪念日’（日本传说中的神武天皇的纪元）、‘参拜靖国神社’‘国体护持’等运动，无不给今天的日本青年一个错误的感召、无不给教育一种特殊的压力、无时不在蓄意营造一种军国主义的社会氛围，再加社会传媒的大肆渲染，不要说青年，全体日本国民都会受其影响。”[16]人性是养出来的，需要稳定的培养过程。日本教育实用唯一的追求导致人性的淡化，政客往往自取所需，无需历史真相，也不在乎信誉。他们不会反省为国内外带来灾难的太平洋战争的始作俑者是丧失国际视野的日本领导人，也难以认识到战败和被占领仅仅是其结果。日本政客把人类分为“我”与“他”两类，即只有“日本人”和“非日本人”的区别。这种认知强化了单一性，为日本民族凝聚力累积了强大的力量，但渐行渐激的终端，凝聚了孤傲、冷漠和自私，滋生了一种身处地球村却缺乏责任感，同时还将之放大到小集团的极端个人主义，“相对缺乏深刻的宏观思维，更缺乏以柔克刚的政治智慧，勇往直前而不谙自省，只懂夺利却不晓人和，只图本集团利益却不顾及他人的感受”[17]，使之在推动本民族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埋下了危及邻国最终害己的危险因素。作为东方民族，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有“宽恕”和“孝道”的意识。但不同在于：日本的“宽恕文化”缺乏完整的情感，它单向地要求他国人民忘记被蹂躏、践踏的悲惨和屈辱，却缺少自己道德理性层面的忏悔。他们将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侵华阴谋家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等东京审判、历史定性的战争罪犯供奉为“英灵”，合祀到靖国神社，力求自己民族将祖辈的侵略历史作为骄傲的资本代代相传。“百善孝为先”也是中日共有的信念。但中华孝道提倡“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各尽所能尊长爱国。[18]日本文化则无原则地“为长者讳”，将“孝道”引导为替前辈掩饰罪恶的“邪孝”。1945年，“百人斩”主角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经军事法庭审判分别认罪，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六十年后，他们的后辈竟然狂执地申诉要求为恶魔“恢复名誉”。尽管连日本法庭都不予认可，翻案思潮却在日本掀起了一波波大澜。这类错位文化的逞强，通过自我暗示来实现本来并不存在的自信心理，与大多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好强形同实异。当逞强积累发酵成为一种文化并默化为群体性格之后，中日关系史上的这个“9．11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它与日本近年来不顾自己的文化缺失，只凭借经济实力就企图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把自己定位为“世界的日本”这种拔高自己、追求与现实相脱离的愿望，都是同一错位文化的衍化。这结果导致日本自大的民族主义者站在政党和政客的立场上为窃国盗名而不择手段，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在当代全球一体化的地球村中，世界不可能容许张牙舞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猖狂，其一意孤行的结果，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给他人带来危害，更给自己带来了阴暗的文化心理，使自己的民族陷落于痛苦的对抗中不能自拔。

四、对我国青年教育的启示

日本教育的文化性格，在本质上是“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具有极大动力作用，极富政治色彩，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和日积月累形成的一种价值学和文化学。”[19]避开其性格本质，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我国青年教育或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应更加重视文化传承的强大力量“文化所具有的教育力量，是文化系统作用于它的创造者、承继者——人类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属性，是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文化构成的一定的文化环境，对生存于这一环境中的人的习染和塑造。”[20]遗传素质以及与个体直接和间接交往的人和事千差万别，就有可能奇迹般地组合成不同的个体文化。作为文化产物的人，即使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要他生存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也能经历一个“文化化”的过程。“文化对每一个人塑造的力量很大。平常我们不太能看出这塑造过程的全部力量，因为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逐渐缓慢地发生，它带给人满足，同样也带给人痛苦，人除了顺着它走以外，别无选择。因此这个塑造过程便很自然地，毫无理由地被人接受。”[2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挥文化化的作用，[22]弘扬敬业、奉献精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让爱国主义教育产生强大的正能量并理直气壮地坚持同等的话语权，创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需长鸣“生于忧患”的警钟近百年来，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中尝到了甜头。仅在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就不仅夺取了中国的台湾省，而且获得了二万万两白银即相当于日本两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战争赔款”。这样的战争财比开发什么产业都来得便捷。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中靠侵略大大增强了原始积累，也获得了更加多的扩军备战、跻身世界列强的资本。“日本靠掠夺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发家致富，要满足第二次掠夺梦，中国仍然是他不二的选择。”[2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知史爱国”应当成为公民必具的基本素质。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近一个世纪以来民族痛的文化根源，极可能在时过境迁之后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导致铁蹄卷土重来。传统文化性格决定了日本军国主义会继续走武装侵略的道路。“9.11购岛事件”所体现的人性自私的、攻击的、草莽的、反人类文明的生命驱力，必须有所钳制。中国如果不能具备制衡嚣张气焰的实力，日本扩张主义情结会不断蔓延，被虎视眈眈的将不仅是。我们必须建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为此，我们应当谦虚地学习日本民族的奋斗精神，积极投身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社会实践。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做只分“红利”而不承担相应责任的看客。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更不能在“离心离德”中消耗自己的力量、影响发展的大局。惟有人人从我做起，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全民协力，和衷共济，才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新青年意识”需要情感的渗透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高低取决于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在素质资源的提升中，青年是最重要的开发点。[24]中国科协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也仅仅达到了3.27%。文化传承的欠缺伴随科学素质低下，带来传统文化底蕴的缺失，导致爱国主义思想的淡化，缺乏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民族利益的意识，不仅掣肘创新发展，而且也是导致一些社会群体对某些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缺乏理性态度和认识的原因之一。在情感上接受了爱国的信念，并坚信它是自己的最深切需要．才会对相关理论观点或思想见解既有共鸣又有亲身履行的要求，才能稳定地、执著地、兴趣盎然地为崇高理想而努力进取、不懈奋斗。我们有必要倡导一种“新青年意识”：中国青年要置身和祖国一起发展进步，和祖国一起奋斗成功，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也无愧于自己人生的光辉业绩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日本文化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1-

一、引言

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后,日本电影开始以一种高姿态进入到世界电影的舞台。而随着日本影视登陆中国市场并占据了中国市场的相当的份额后,关于日本影视发展的模式和特点的思考也越来越普遍。本文试图从武士道、能乐、歌舞伎以及日本的其他传统文化中解读日本影视表演的类型化。

“类型化”在影视范围内一般是指“类型化电影”即“类型片”,而在本文的解读中,影视表演的“类型化”更多的指向于模式化、规范化以及程式化。

二、类型化表演的角度分析

日本传统的黑社会电影中大都充斥的是英雄主义的悲壮之举。这种悲壮除了通过汗血淋漓、刀光剑影、尸横遍野等表现外,更是由演员的表演传递出来。通常,这些演员的表演已经趋于类型化。演员要表现出角色的重情重义、肝胆相照,这时的演员则需要冷峻的眼神、霸气的动作以及相对的残忍。早期高仓健的表演不仅代表了崛起于日本黑社会电影时期的绝大多数男演员的表演风格,而且对于后来日本男演员的表演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去男演员们的正义凌然之外是一般女演员的类型化表演,表现在夸张的表情和更加夸张的动作。这种现象自日本电影诞生就普遍存在着,比如《青春残酷物语》中久我美子的表演。

三、类型化表演的文化渊源

(一)武士道精神的衍化

“大和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武士道精神渗透在每个阳刚的日本男人血脉里。”11世纪开始,武士道精神已经成为日本封建社会主导的道德规范,而在当代,它标志着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黑社会团体合法化的国家。在日本,黑社会团体有着自己的准则,黑社会成员也有着相应的行为规范。青春动作片、任侠片、实录片等一系列黑社会电影的出现在内容上是对武士道精神的宣扬和追捧。于是,银幕上出现的一个个黑社会的成员成了武士道精神的代名词。即使是日本影视业发展到现在,武士道精神的传输依旧没有间断。

(二)绘画、戏剧等传统技艺的启发

法国著名影评家皮埃尔•比耶尔曾说过:日本电影的优点来源于日本文化,同时又体现了日本文化,所以它给予人们的印象是和日本的文化实质完全相同的。的确,日本电影受日本传统文化影响颇深。首先,日本绘画喜欢以四季为主题,而画面中的人物则成为了陪衬。在潜移默化影响下的日本电影多用远景来表现主题,而其中的人物则变成了景物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要想在相对宏大的空间中突出角色、突出自己,夸张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元素。

除去绘画,戏剧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存日本最早的电影则是由歌舞伎演员作为主角的《赏红叶》。虽然,在电影发展的初期,歌舞伎是看不上电影的,“不过电影却从这个江户时代的大众戏剧那里吸收了很多养分。战前的古装戏演员从艺名到扮相,甚至化妆、肢体动作、发声都受到歌舞伎演员的影响。”如同中国的京剧一般,置身于一个华丽的大舞台上的歌舞伎表演有着自己的程式,“程式是规范的、夸张的,不是简单直接地反映生活。它虽来自于生活但却是生活素材的高度提炼、加工、装饰。”受此影响的日本电影,尤其是无声电影在其表演上也会有不自觉的夸张,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做作,而是生活的高度真实。

在歌舞伎之外,能剧对日本电影有着深远的影响。能剧中的每个主角基本上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面具,而这个面具就是角色的象征和最直接的体现,无论是相貌还是性格。而在除去了面具的电影中,每个演员都面临着给自己的角色进行定位的问题。此时,“脸谱化“成为标榜角色的一个特征。这里的脸谱化并非指的是京剧中的脸谱,而是指脸谱化的表演,即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人物特点、性格。同时,“面剧是能剧表演外侧的较直观的属性,将一个角色的内心逼真的刻画在‘脸’上,而不再需要任何多余的表情,既是‘无表情’,又是‘无限表情’”。因此,可以说作为特例的北野武的反戏剧化表演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戏剧化。

(三)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

在日本,等级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同时男尊女卑的思想也深深地刻在日本人心中。因此男女不同也是电影演员力图通过表演传达出来的,这也就出现了演员突出自己性别特点的表演,男性更加阳刚凸显封建家长的姿态而女性更加阴柔凸显了母性的一面。

同时,当下的影视剧表演也受日本漫画的影响颇深。许多影视剧都是由漫画改编而来,而漫画当中的人物绝大多数的时间是运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体现人物性格特点、推动剧情发展。而在日本,漫画产业已经相当成熟,产业覆盖面波及男女老少。因此,影视表演受其影响也不足为怪。

就是在传统和现代的交互影响下,日本影视的表演越来越倾向于类型化,越来越具有日本本国自己的特色。

[1]陆彭.高仓健的表演艺术与日本文化.代传播.2009(1).

日本文化论文篇6

快速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从古至今无论是在文化还是经济方面一直都在不断地影响着与之相邻的其他国家，当然同时也吸收了各国很多领域里优良的文化知识，从而不断充实自己。日本作为中国东部隔海相望的邻国，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了，两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上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彼此互相影响，这是两国史籍所记载并且被各国历史学者在研究和探讨中不断阐明的。两国都有着各自灿烂的文化，并且都较为擅长吸取各国的优秀文化知识，当今仍然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能乐表演就是两国文化交流和传承古代文化的一个代表。

    一何为能乐

    能乐，在日语里意为“有情节的艺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之一。就其广义而言，能乐包括“能”与“狂言”两项，两者经常同时同台演出，且一起发展起来、密不可分，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却是大相径庭。前者是极具宗教意味的假面悲剧，后者则是十分世俗化的滑稽科白剧。其实能乐是一个出现非常晚的名称，从平安时代中叶(78a一118s)直至江户时代(1603 -1868)，这种艺能一直被称为“猿乐”或者“猿乐之能”。而且，以日本南北朝为界，前期猿乐与后期猿乐面貌迥异，故现今日本学术界将前者称作“古猿乐”，而将后者称作“能乐”。快速

    二中国文化在能乐艺术起源中的影响

    关于能乐的起源，虽然在具体分析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能乐是“古代日本本土艺能与外来艺能之集大成”，可谓学术界的共识。许多文化样式都对能乐的形成，发展和定型起到过作用，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古代文化。

    1.能乐产生前的文化背景。

    在奈良、平安初期，(我国唐朝时期)，大陆各国及朝鲜半岛的伎乐、舞乐、散乐陆续传人日本后，长期在宫廷演出。这样就使日本古代的艺术，以中国、朝鲜、林邑为媒介，和印度以及欧洲国家等早期一些表演形式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日本的音乐、舞蹈和表演艺术的水平，培养了很多艺术人才，甚至还保存了后来别国已经失传的宝贵艺术财富。在室盯时代，日本的表演艺术在我国宋代大曲和元代杂剧的影响下，产生出了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

    2.中国文化对能乐艺术诞生最直接的影响阶段。

    日本于公元607年派出遣隋使、630年又开始派遣遣唐使，中国的音乐舞蹈也以此为契机，开始传人日本。藤原真敏(807-897年)作为遣唐使于83s年人唐都长安，随当时的琵琶博士廉承武学习琵琶。据说他后来携唐的琵琶归国，还带回了唐的乐谱，而且回国后一直保持教授琵琶之业，那么唐的音乐也无疑传人了日本音乐领域。当时中国大陆经由朝鲜半岛或直接流传到日本列岛的乐舞，主要有伎乐，舞乐与散乐。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人日本后或称伎乐舞。相传在隋场帝大业八年(612年)，在昊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迎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快速

    三中国古代乐舞“散乐”在日本能乐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散乐本是中国古代乐舞，《周礼。春宫。旎人》中载有“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郑玄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原指周代民间乐舞;到了南北朝时期，成为百戏的同义词。包括各种杂技，幻术(如扛鼎、吞刀、吐火)，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妙以及带有简单故事的《东海黄公》等。散乐传到日本以后，散乐先由奈良宫廷指定的散乐户传习，延历元年(公元782年)，即平安时代之始，废止散乐户。于是散乐流传于民间，于是产生了许多变化发展。散乐经由中介形式猿乐而发展成为能乐的说法，几乎为所有的日本当今演剧史著作，艺术史教科书所采纳。流行于日本列岛的散乐的面貌，可从至尽收藏在奈良市的正仓院的《弹弓图》、《信西古乐图》中得到印象，它包括抛球、顶竿、弄枪、高跷等杂技，吞刀吐火等魔术，傀儡戏、口技以及滑稽模拟表演等，与中国散乐面目几乎完全相同。在宫廷中，散乐是作为与舞乐对应的俗乐，作为相扑节会、神乐的余兴表演。奈良皇朝施行保护散乐户的政策，但到平安朝廷自掌权之口便解散了散乐户，散乐艺人流向民间，供奉于各地神社、寺庙、以及在庙会社祭等场合上表演。平安中叶以后散乐也走向了分化，一部分杂技因素被田乐等民俗艺能继承，模拟表演在其后裔猿乐中得到发扬，并最终从中引导出成熟的戏剧形式一能乐。快速

    延年在散乐到能乐的转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延年又称为遐龄延年或延年舞曲，是寺院里大法会的会后游宴，是神社祭礼后宴会上的酬宾节目。开始于平安时代中期，极盛于镰仓时代，而到了能乐兴盛起来的室叮时代中期以后，便衰退下去了。这种艺术形式在连接散乐到能乐的发展脉络中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用。延年的曲目是多种多样的，各自独立、互无关联。既有宫廷贵族的雅乐，包括舞乐、神乐、催马乐、朗咏等，也包括平安时代以来的杂艺及中世流行的模仿性演出。可以看出，延年体现了这一时代文化转型时期过渡性的特点，及保持了宫廷公卿贵族的文化特色，又体现了艺能向民间普及发展的趋势。

  四日本能乐是在与中国文化不断交流中发展的

    从能乐诞生到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中国的文化和各种艺术形式对其的影响就更加的突出了。能乐是在吸收中国民间曲艺和唐朝散乐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滑稽性的表演、对白艺术。中世纪的能乐受到中国摊舞和傀儡戏的影响。13世纪的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歌舞为主体的能乐。由于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推崇，能乐成为上层阶级所喜好的宫廷艺术。 1603年，江户幕府将能乐定为宫廷音乐，民间不能擅自演出，能乐在日本艺术形式中的地位就此也被抬到了相当高的位置上。当时的日本人民都把习读能乐台本视为一种衡量自身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一个标准。能乐发展到室叮幕府时期基本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已经具备了戏剧文学、表演艺术、音乐、舞蹈、舞台艺术等各种类型的表演因素，但它主要还是以歌舞为主的音乐剧，简短精练，不追求情节的变化发展，着重叙事抒情。其题材多取自日本著名古典文学作品，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今昔物语》《平家物语》《曾我物语》《义经记》等，就中掇其半鳞片羽，予以深入发挥，以情动人。能乐的一出戏中主角只有一人，称为“仕手”，脸戴面具、身着锦衣华服，有时带副主角“连”(为主角配戏者)上场。主要配角一人，称为“胁”，有时带副配角“胁连”(为配角配戏者)上场。另外还有一些陪衬的角色，如小生(又称为“子方”，类似于中国京剧中的“龙套”，但和“龙套”不同的是，日本的“龙套”允许有台词)。这些角色一般不会全部上场，象出场人数比较多的能剧《安宅》共有十四名演员上场)、随从(又称为“立众”)，就包含以上这五种类型的角色。一般在戏中只有二到三个演员表演。能乐对表演者的要求有一个跟我国古代戏曲中类似的现象，所有的能乐演员都是男的。如果剧中有女性角色就让男演员扮演女性并佩戴假面，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当时的表演大多都是歌颂君主治国有方或者歌颂勇士战斗勇猛钓一些内容，以及一些世俗礼教上的一些认识来决定的，所以男演员无疑成为了演出的担任者。两国自古的礼教中的男尊女卑的思想、父系社会的模式也限制了女子可以从事的行业。此外，在能乐的表演中还存在着“间”的角色，他们的作用是帮助观众了解故事背景，并使剧情顺理成章的过渡，把戏引向高潮。他们只道白而不歌舞，所以被称之为“狂言”，又因其出现在前后场的连节上，所以称为“间狂言”，它是以后能狂言的前身，但能狂言形成之后，这种 “间狂言”也并没有废除，依然起到过渡剧情的作用，与在两番能剧中上演的狂言是并存的。

    五能乐发展中的衰落期中日佛教文化“禅学”对其影响快速

日本文化论文篇7

日本统治中国东北14年，统治大连近四十年之久。从政策的制定到实施的手段，运用了“渗透”二字。即从思想和宗教、政治与经济、教育和科学等方面进行对中国民众的思想控制和文化侵略，其宗旨是运用了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论。实施的渗透方式主要是从整体到局部;从地方到中央逐步侵入。最终目的是违背中国文化的精髓，去实现殖民政策的宣传与渗透，完成日本统治政策在中国东北各地普及与蔓延。

一、”文装的武备”论与“文化渗透”

日俄战争后，“满洲”问题也是巫待解决的重要问题，1906年5月22日，在“满洲问题协议会”。中确定了日本统治伪满洲的具体方向“从满洲尽早撤兵和废止军政署等问题。日本政府的文治派在这次会议上陈述了设置军政署和实行军事占领政策的利弊，力主采取较为温和的统治方式，废止军政署以便更有利于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长远占领，会议最终采用了文治派的方案”。

在如何防守伪满洲方面，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中论述道:“在战争之后，其所谓的‘和平之战’的策略政策，应为‘文装的武备’。要解释的‘文装的武备’的含义，就是‘以王道的旗子所进行的霸术行为’作为‘文装的武备’之中心思想。从广义上就是依靠经济的发展。所谓的‘经济发展’我们仅以满铁所经营的成绩，以及相关配套的诸多因素方面的发展。但又不能仅凭‘满铁’一方面的发展，而是需要整个满洲各个方面经济的发展，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实力……在满洲的文装的武备’方面，不能仅局限于经济的发展，甚至体现于教育方面、卫生方面、学术方面。更进一步说是文化的社会，如果无完备的建设，难以达到真正的‘文装的武备，之说。即大陆政策，也就是完全彻底地面对的全满洲民众的生活，民众是自然感激我们的经营。所谓得到民众是基础的大陆经营……。其真正含义就是文化的渗透，也成为文化的侵略。所以，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本国策是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开拓政策的二大国策人手。教育方面是以民族协和与日、满不可分的方针政策，建立日、满一德一心不分离的民族关系，要植人东方道德和鲜明的效忠大义的国体观念。从国民生活安定方面进行实际教学，建立以实业教育、实物教育为基调，授予知识技能，谋求身体健康，培养忠良的国民。文化方面是从理性到感官方面进行实际宣传，通过报刊、杂志、影像、映画等方面进行政策宣传与渗透。宗教方面是从国民道义、王道的恩泽到王道乐土和神道的演变，以达到禁锢民众的思想目的。

二、“王道”统治与“民族协和”

“王道统治”作为思想方面渗透的主要方式，就是运用大乘宗教的方式去“普度众生”，利用中国儒家王道思想，进行思想控制。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日本侵略梦想的“八舷一宇”，即被其称为“彻底的民族和协精神”，是明治大帝征服满蒙及中国和世界的“遗策”并通过民族协和达到‘’独创王道的政治”，“民族协和”是日本殖民者在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时，为其能笼络中国民心，提出的文化统治手段之一，是从“满洲建国精神”中提炼出的一种新的侵略口一号。所谓的“/l脓一宇”，其内涵应“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为了国家国民的永远安康……要确立满洲国民族协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把东北众多民族感化为日本的大和民族，日本殖民政府提出了“民族协和”的主导思想，以此领引众多民族一心归一，其实质—“八舷一宇”来笼络民心。

1.从“王道政治”向“皇道政治”的转化。如何从“王道政治”向“皇道政治”的转化，当时被日本解释为两种含义。一是日本殖民政府根据长年研究中国经学的教授诸桥辙次所说:“王道的本意有二，一是孔子所说，古来的王道是从道德思想出发，是指天地的公道学说。一是后世歪曲事实在王道活学的基础上从政治片面论来解释王道中的革命思想。而王道学的“榜样人物”郑孝青等一些当权派的军人和政治家们，都采纳并歪曲“王道”中所含的“革命思想”，作为伪满洲建国的根本理念。之后日本殖民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活动，1932年建立了“王道政治”的精神一体的“协和会”，宣称:“齐心协力，团结东亚各民族、各国家即东亚大同团结”、“实现‘八兹一宇’的伟大理想”、“迅速开发满洲资源，加强边境国防”等口号。

为实现其“伟大”理想，使中国民众信服，日本又荒唐地提出“王道”向“皇道”转换的理论:“‘神道’和‘王道’中‘道’是相同之意。‘神’是体现天德之言，天德就是宇宙的真理，即指天地的大道。所以‘神‘是这方面的大道，即体现这方面道之言，但‘道’是天地人三才一体的天地大道，即‘王道’。所以‘神’是‘王道’的体现者，也就是‘神’所体现的‘道’，即‘神道’，而把日本的“神道”称为“皇统”。进行二元一体的转变，也就演变成伪满洲国国体的基础。

2.利用儒家王道思想实现“民族协和”。“民族协和”也称“五族协和”，是日本殖民者在研究如何统治中国东北的策略时，利用“以文事进行侵略”为根本方针。首先，他们研究汉民族的文化思想精神，认为利用中华民族精髓儒学是上策，拟将孔孟之道的“仁”、“德”等作为建立“满洲国”的指导思想，并以此为行政纲领。在“满洲”大肆宣扬建立“王道乐园”，推崇孔孟“先王之道”。儒家思想是传授给人以博爱和仁义，以“德”做人的道理。所谓“五族协和”或“民族协和”，即日(大和民族)、汉、满、蒙、鲜(朝鲜族)等。以“德”、“仁”之道，“教民以亲爱”，“导民以礼让”等，是实现王道政治手法中的“文事统治”的精神方针。其次，为使“王道”深人人心，使人人皆知殖民的“博爱”为宗旨，树立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青著书立说，大讲王道精神，每年出版大量的相关书籍。如1932年的《王道演讲集》、《王道主义研究资料》、《王道救世之要义》，1934年的《王道管窥》、1935年的《王道学》等。此外“满洲研究会”编的《王道内研究》、东亚民族协会出版的《日本内皇道己满洲内王道》、(伪满洲国)国务院情报处编的《王道浅说》，1932年在东京出版的东亚研究讲座《满洲建国0)理想赴石王道》、《满蒙统治内王道原则》等都在伪满洲国广为传发。甚至说:爱白己的国家是私心，爱大众的国家是公道，王道治国平天下，就是要化私为公，把爱国的思想推到爱世界上去。其最终目的就是让殖民地的人们归顺其统治，成为他们的忠实臣民。

三、“神道”和日本佛教侵蚀中国宗教文化

中国民间宗教文化也被日本殖民者利用，是以“神道”和日本佛教向中国文化侵蚀。东北的宗教与日本和西方的宗教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宗教有佛教、道教、回教、喇嘛教、萨满教等，每个教都有几百或几千年的历史，都与地方的社会民众风俗人情及政治息息相关。日本殖民者以后藤新平所谓的利用人性弱点殖民统治的秘诀，即“利用宗教迷惑方式”，以小乘宗教之义，达到大乘宗教的效果。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殖民当局为了“鼓舞士气”、“弘扬国威”，每占领一个地方必然进行神道活动。将民间的宗教文化麻痹中国民众，作为达到文化渗透的一种手段。

日本殖民者在中国把“神道”和日本佛教作为对中国文化侵略的一翼利剑。西方的基督教在较早传人东北，日本殖民政府担心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和中国古老的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对日军将士产生危害。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政府提出:“新东亚之建设必须以宗教为第一，必须用日本化的基督教取而代之”。从此，日本的“神道”、佛教、基督教等纷纷派出神职人员跟随日军进人中国，展开祭祀和慰问军队等活动，瞬间各种宗教派别深人到各地区医院、幼儿园、学校等部门，组织佛教青年团、妇人会等为军队服务的“慈善事业”，宣扬“博爱”精神(，特别是“关东州”和满铁沿线，随着日本人的移住民增加，在东北不断增加开拓村，使大批的日本移民到东北移住，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营建神社，都带有日本殖民政府的使命进行管理和布教，致使宗教成为日本殖民政府奴役被侵略国家的宗教。

“七七事变”爆发至1944年，日本的神社达300多个，蔓延至中国东北各个角落。他们在神社举行“招魂祭”、“慰灵大会”等形式来激励日本将士们的士气，慰藉军属。日本殖民政府利用“神道”活动来为侵华战争服务，把战争中死去的将士作为寺庙中的“神”，让日本民众祭祀，它把人奉为神灵，是利用宗教愚弄人民的行为。

日本佛教也同时成为侵华战争的一面“护国”旗子。佛教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略亚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护国”角色。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佛教与“神道”成为日本侵略军人的精神慰藉的一个良药以及成为侵蚀中国人思想的一把毒箭。截止1935年，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各佛教寺院教会堂有116个，神道70个，基督教49个。“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和僧侣们，通过各种形式发表宣言支持侵华战争。如举行“战胜祈愿祭”，打出“振兴国家”的口号。日本佛教教派的9个宗派，在中国共有157个，宣传布教近600人。1938年战时体制下，日本各佛教纷纷建立宗教社团，掀起“国民精神动员运动”、“报国章运动”、“近邻互助运动”等等，全力支持国家对外侵略。

总之，日本的佛教已不再是行善除恶，慰藉神灵的佛教，而是违背道德，慰藉行恶之灵魂，利用佛教之根本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的后援队伍。

四、以基础教育与殖民文化科学相结合

“文装的武备”经营满洲，就是后藤新平所说的“学术”和“实物”相结合，政治和科学相结合的办法。也是日本殖民者煞费苦心地运用“学术”而进行的“实物”体现的文化方面渗透。他们考虑要长治久安统治东北，以“文装”代替“武力”是经营“满洲”的主要办法。首先周到地进行科学的调查、科学的设计，实行经济、民事、商事等重要调查研究。进行历史地理调查，了解“满洲”的社会历史起源，具体实施于教育、社会文化、宗教、卫生等诸方面。

首先，以文化教育为其培养忠实良民。在旅顺设立工科学堂，日本人将其称为名不虚传的体现大陆经营的文化中心之地。从旅顺工科学堂培养出来的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主要是服务于满洲铁道，部分深人到中国各地，使其成为日本殖民者“在大陆建立大和民族发展根据地”的一支力量。后藤新平在其“就职情由书”中宣称:“殖民地所设置百般行政，是确保思想统一，开导民心”，目的是为了安抚民心。如在1907年6月24日《附属地公学堂规则》第二条明确规定:“公学堂施于德教，授于实学，培养达到有用的良民的宗旨”。

1941年满铁在东北建立的初等教育15877个，中等教育254个，高等教育14个。据1935年满铁教育资料统计:投资在教育设施事业方面的经费累计达17 446 786日元，至1937年11月末各个教育、文化场所总投人达22 260272日元。据伪满民生部《卫生年鉴》统计数据，截止1936年12月私塾数8279个;初等学校1940年为19908个、1942年达到21940个;高等学校到1943年为175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到1943年为69个。此外，还有伪满洲职业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大学校等等。

其次，建立慈善机构以达到“民族协和”的目的。社会慈善机构和公共娱乐场所相继建立，1936年社会教育设施、医疗、儿童等救护团体986个、主会556个，分会和支社973个，1945年仅大连地区就达。

其次，建立卫生机构和各医学堂成为“安抚中国人的秘诀。满铁在大连投资650万元建立东洋第一医院。之后又在奉天(今沈阳)建起医科大学医院，在“满洲”各地建立医院28所。还建立大连医院和南满学堂，以及奉天附属地南满医学堂、高等医科学校，分医学科、药学科、研究科。所有这些是‘旧本所实行的文明使命的开端。这也是殖民政策的必要体现，为日本殖民者开启了又一个“文装”武器的工具。以上可见，后藤新平借鉴欧洲的之法，所提出的“寺庙、病院与铁道”的方略，在中国东北地区所实施具体政策。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化方面渗透是日本殖民者所采用的“以中央文化向地方渗透”f91v3的方法。首先，向广大市民进行普遍性的“文化渗透”。日本殖民政府要向中国普通民众宣传主流精神，即必须要让中国国民认识到有两种权利，一张是确保国家的生存权，一张是保护自己的生活权……要不断的努力奋斗，对于家而言就可以认为脱掉一件工作服一样，换一件干净的浴衣似的，全面彻底地进行，从每一个侧面，每个行业都采取殖民政策与殖民文化宣传。

日本文化论文篇8

1.日本茶道的历史

1.1日本茶道的起源和形成

茶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相传“尝百草”的神农氏偶然间发现了茶具有解毒功能，从而把茶用作解毒的药物。780年陆羽的《茶经》问世，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本遣唐僧侣最澄、空海、永忠把唐朝的茶文化带回日本，形成了以嵯峨天皇、贵族、高级僧侣为主体的“弘仁茶风”。据史料记载，日本高僧最澄把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种在日吉神社，这里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日本后记》弘仁6年（815年）记载了僧侣永忠为嵯峨天皇煎茶献茶。不过此时日本的饮茶法还只是效仿唐代的饼茶煮饮法。

镰仓时代，曾来南宋学习临济宗的僧侣荣西仿照《茶经》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书中主要讲述了茶的药用功效，并把当时宋朝的末茶饮茶法――日本茶道的抹茶饮法传入日本。中国的寺院饮茶茶礼在日本寺院盛行，日本茶道的茶礼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

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中期，从中国宋朝传入的游戏性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室町时代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为中心的东山文化，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诞生了以鉴赏唐物为主要目的的饮茶活动――书院茶道。

被称为茶道开山祖师的村田珠光将禅的思想引入到了茶道中，开创了朴素自然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与茶道的结合，把饮茶由一种饮食娱乐形式升华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武野绍鸥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与茶道相结合，补充和完善了珠光的茶道思想，推进了茶道的民族化和规范化。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继承了珠光、绍鸥的茶道思想，进一步完善深化了草庵茶。千利休精减了点茶的程序，不使用端庄华丽的中国茶碗，而使用厚重朴素的高丽茶碗和日本乐窑茶碗。他还特别规定了茶花、怀石料理的法则及作为茶人的资格，创造了茶道中日本特色美的完整的艺术体系。至此草庵茶道，也即日本茶道正式形成。

1.2日本茶道的现状

1592年千利休去世后，他的子孙和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茶道，至今大约形成20多个流派。千利休的子孙分为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个流派，现在日本流行的茶道主要指这三个流派。其他还有二十几个流派，主要有：远州流、织部流、三斋流、薮内流、宗遍流、庸轩流等。这些流派虽然有各自的茶道风格，但都以千利休的茶思想为指导思想。茶道的多样化促进了茶道的发展，茶道迅速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自明治维新以后，女性也加入到茶道活动中来，茶道成为许多女性出嫁前的必修课之一。

如今，茶道已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被视为一种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养和进行社交的手段。茶道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已完全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对其生活乃至整个日本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茶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2.1茶道倡导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理念

《南方》中记载了利休的话：草庵茶道最重要的目的是领悟佛法，修行得道。茶道的本意在于禅，倡导人们通过茶事活动修炼身心，升华思想境界。“和敬清寂”是茶道的根本精神，成为400多年来日本茶人的行为准则。

按照久松真一的观点，“和敬清寂”的理念不应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必须是对“事物人境”而言的。“事物人境”涵盖整个茶道内容，包括茶道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具体说来，“事”指点茶、喝茶、清扫、茶室的布置等诸事情；“物”指茶碗、茶勺、茶罐、茶刷等茶道具；“人”指主人、客人；“境”指茶庭、茶室等环境。只有在茶道中贯彻对“事物人境”的“和敬清寂”，才是真正的茶道。理解了这点，才会体会出复杂茶礼的奥妙，体会到日本人所推崇的审美观。点茶的手法、茶道具摆放的位置、在茶室中行走的路线和步伐、饮茶的步骤等，这些环节是茶人在反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稳妥、最合理的路径和程式。当人们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能真正领悟茶道“和敬清寂”的精神，最终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

茶道把待客、吃饭、喝茶等日常的生活行为提炼成极具传统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正如桑田忠在《茶道的历史》前言中所说，茶道已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文化生活的规范和理想。它完善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日本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2.2茶道形成了日本传统建筑风格

茶道建筑由茶室和茶庭两大部分组成，茶室和茶庭是供人举行茶事的场所。茶道建筑是日本传统建筑的代表，对后世日本建筑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茶道的茶室因其外形与农家草庵相似，又被称为“草庵茶室”。茶室使用竹、木、草、石等材料建造而成，秸秆屋顶、砂土掺稻秸涂抹的墙壁、不剥树皮的原木做的柱子，尽显其古朴、自然的风格。茶室的标准面积一般为四张半榻榻米。茶室虽小，但每一个细节的设置，每一种材料的选择，茶人们都力求独具匠心。茶室的小入口、壁龛、地炉、小天窗等都是茶道大师们几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利休的茶室、织布的茶室、远州的茶室等各具特色，这些茶室所体现和追求的美感，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阶层和上层市民阶层的房屋建筑风格有很大影响。人们把这种代表日本传统建筑风格的建筑称之为“数寄屋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茶庭，顾名思义是指与茶室相配的庭园。禅宗中把领悟的境地称为“白露地”，受此影响日本茶道中称茶庭为“露地”。茶庭的面积不大，大多在100～200平方米，分为外露地和内露地，内外露地以中门分隔开来。客人先在外露地静心安神，而后经中门进入内露地，也就进入了忘俗的境界。在茶室门口首先要洗手和漱口，就是要人们洗涤心灵，除去杂念的意思。茶庭中设置等待室、厕所（雪隐）、尘穴、石制洗手钵、石灯笼等。茶庭中的小路，大多以脚踏石和碎石铺就。庭中除去一条条迂回曲折的小路，均被常绿树木所覆盖，营造出“山中草庵”的风情。

脚踏石、石制洗手钵、石灯笼已成为现代日本庭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论是日本庭园还是居家院落，都受到了茶庭的影响，历经时间锤炼的茶庭是当代日本庭园建筑的代表。

2.3茶道促进了日本陶艺制造业的繁荣

茶碗是茶道具中品种最多、最重要的用具。在茶道兴起的初期，使用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茶碗，其中端庄华丽的天目茶碗最受追捧。随着草庵茶的确立，随着草庵茶道的确立，茶风趋向朴拙自然，外形粗糙、色彩朴素的高丽茶碗开始大行其道。为了更好地表现草庵茶道的风格，千利休与陶工长次郎一起设计制造了乐窑茶碗。优雅厚重的乐窑茶碗是草庵茶中规格最高的茶碗，是日本茶陶的代表。

江户时期，茶道的普及使日本陶艺技术迅速发展开来。织布窑、远州七窑、仁清窑、志野窑等，日本的民窑遍地开花，并传承至今。茶碗在品类、造型、釉色、装饰艺术等表现手法上的多元化极大地推进了日本陶艺民族化、本土化风格的发展。

日本茶道不仅是点茶、饮茶的过程，而且是包括吃饭在内的招待客人的整个过程。茶道中用到的道具多达上百种，涉及陶艺、漆艺、木艺、竹艺、纸艺等行业。这些行业里的艺术家们都以创作出符合茶道理念的独特作品为最高追求，可以说茶道的影响渗透到了日本的各个工艺制造业。

2.4茶道丰富了日本人的饮食文化

在茶道形成初期，点茶之前吃的饭一般写作“会席”，在《南方》中开始写作“怀石”（日语中，怀石与会席都读作“kaiseki”）。“怀石”原本指禅僧为了抵御寒冷而塞在怀里的温热石头，喻指简单的饮食。近代以来日本人把茶道中的饭称为“怀石”。

茶怀石的内容最初是由千利休规定的，一般为一汤三菜。菜品简单，但烹饪却极为讲究。选材崇尚应季的天然食材，注重搭配的协调，将茶道精神与饭菜融为一体。考究的器皿，宛如工艺品般的菜肴，每一道菜都给人味觉和视觉上的美好感受。

在江户初期大名和武士的茶道中，茶怀石不再拘泥于简素，变成菜品丰富的豪华料理，成为茶道外也可享用的料理――江户中期，在东京、大阪等地的高级餐馆就出现了“会席料理”（即现在的“怀石料理”）。新鲜的食材、上好的烹饪、精致的器皿、优雅的环境，怀石料理已成为日本传统料理的主流，成为日本高级料理的代表。

3.结语

历经400多年的日本茶道已发展为集宗教、哲学、美学、艺术和建筑设计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不仅影响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文化、建筑风格、陶艺制造和饮食文化，还在其生活习惯、服饰、书法甚至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茶道，就没有日本文化史。研究茶道，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社会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立花山.南方.京都造形芸大学.茶のを学ぶ[Z].京：角川店，1999.

[2]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日本文化论文篇9

汉语在日本得到传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当时汉字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上层封建统治集团对汉字和秦汉典籍产生了极大兴趣和学习热情①。由于缺少本民族文字作为记录载体，日本借用汉字文言书写宫廷文书。公元9世纪初，由留唐学生与僧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片假名和平假名。 

公元17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开始步入商品经济社会。应中日贸易之需，长崎地方行政长官选拔汉归化人任唐通事，担任中国语口译官兼商务官员。唐通事重视汉语口语学习，他们采用中国传统的私塾启蒙教育方式为子女传授“唐话”，还在“通事会馆”中教授汉语。自唐通事始，日本汉语学习由阅读经典转向实用目的，对此后的日本汉语教育深具影响。 

由上述历史证明汉语在日本传播的历史是很长的，无论是官方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融合，还是民间的互通学习，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无时无刻不在吸取着中华文明和汉文化中的精髓。在日本的汉语教学也是发展成熟，无论是隋唐时期日本兴办的“大学寮”，还是当代的“孔子学院”，可见各时期日本对学习汉语必要性的认识和学习汉语的热情，虽然中间经历坎坷和曲折，但是始终没有完全中断学习汉语的需要。 

二、汉文化对日本汉语推广的正面影响 

日本在发展过程中是经过不断地学习和自身完善成长起来的亚洲强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人是在汉文化的滋养中生长的。文化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汉语教学，接受群体对汉文化的理解是促进汉语教学和激发学生学习汉语兴趣的催化剂，不断地在汉语教学中进行入汉文化的渗透会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兴趣，寓教于乐，在学习中掌握教学对象的文化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日本，这个曾经热爱并依赖汉文化的国家对汉语或者说汉文化的理解层次一定比其他国家要高，这对汉语教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有利的条件又是挑战。如何正确地在汉语教学中输出正确的汉文化知识是每个对外汉语从业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语言的文化价值是传播的根本动因之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历史上，汉语曾是亚洲最具文化价值的语言，是东亚乃至中亚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际工具。日本主动学习传播汉语是出于对当时优势文化的崇拜，引进汉字是为了直接摄取中国文化。即使在假名产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仍通过中国典籍吸取中国文化的精华。正如日本著名文化史家家永三郎所言：“从中国文化方面来考虑，其影响最大的则在于文字（流传下来的文章典籍）的世界中，我国原来没有文字，借用汉字后才开始能够记述语言思想。敬重汉字汉文的观念之所以在国字国文诞生以后还能永久地存在下去，就是基于这一原始的事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日本资本主义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反向传播。作为文化载体的汉语，自然就被视为低层次的语言，在日本文化教育界的地位跌至谷底。日本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并利用汉字的表意特性将其翻译为日语，称为“和制汉语”。和制汉语词大多创造于明治时代，在清末民初大量传入，而这种和谐的文化传播却被战争所打破，到了20世纪40年代左右日本的汉语学习则是为了战争目的。“近代日本的汉语不是从现实中国吸收文化所需的文化语学外语，而是服务于侵略中国的政治的”。 

三、汉文化对日本汉语推广的负面影响 

（一）汉语词汇和日语汉字中汉字、词汇的差别的影响 

外国学生进行汉语的第二语言习得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其母语的影响，在这点上日本学生也不例外。而且，由于日语中存在不少汉语词汇，日本学生在词汇学习上所受到的母语的影响比欧美学生更大。同样适用汉字，给相互学习对方语言提供了方便，但是汉语词汇和日语汉字词汇不尽相同，极容易引起误会，甚至会造成学习障碍②。 

日本文化论文篇10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占领东莞，给东莞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给东莞文明造成了空前的严重破坏。日本对东莞的侵略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本文根据目前知道的史料，专门揭露日本对东莞文化侵略的罪行。

一、劫毁历史文物

东莞历史悠久，自先秦起已有村落聚居，立县始于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日军入侵东莞后，肆意破坏和劫掠历史文物。

（一）毁坏和强占宗祠古迹

1938年7月至9月，日军飞机空袭东莞，先后炸掉莞城省渡头附近的陈氏家庙一半建筑以及炸毁厚街王氏大宗祠。

1939年，日军到大岭山“扫荡”，烧毁“斐然黄公祠”。

1939年冬到1940年春之间，驻莞城的日军为防备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将莞城南门正街至岗贝禾仓岭一带划为阵地，拆毁那里的14间宗祠、3座名园（宜园、漪园、曼园）、5个古老牌坊以及大部分民房商铺。①

1943年10月下旬，驻樟木头的日军在飞云山顶、石壁径山顶、大石山顶、大科山、煤屎岭、笔架山、石马桥头等地构筑碉堡，为解决木材、石块、砖头等建筑材料，拆毁附近村庄的祠堂、家庙。

1945年5月24日，日军到虎门怀德乡“扫荡”，烧毁民房、祠堂共70多间。

东莞沦陷期间，中堂镇被日军烧毁、炸毁宗祠7间，其中始建于宋朝的潢涌村黎氏大宗祠，被日军烧毁头进和二进。

此外，日、伪军还霸占一些祠庙作为营房，其中有莞城的邓虚舟公祠，篁村的张氏合德公祠（又称“宝大祖”），厚街的梅庄祖祠、阎公祠、柏庄公祠、逸士公祠、兰雪公祠以及文昌庙，等等。

（二）毁坏和强占宗教场所

1.佛教和道教场所。

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开始传入东莞，佛教文化在东莞根深蒂固。1938年11月中旬，日军进攻斗朗村，东莞抗日自卫团队退守建于北宋年间本已废塌的觉华寺，在日军的炮火轰击下，觉华寺进一步受到破坏，其后一直没有重修。日军入侵东莞期间，还破坏了黄江芙蓉寺，石龙地藏王寺、峡口龙王庙、石龙菩提庵、水濂山观音庙等佛教寺庙。

道教在东晋时期传入东莞，其多神崇拜对东莞民众影响深远。东莞沦陷初期，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黄旗山黄岭道院，被日军拆毁夷为平地。1944年，驻虎门日军为修筑岗楼，拆毁虎门寨城东头的关帝庙和鸦片战争抗英民族英雄关天培纪念庙。

3.基督教和天主教场所。

基督教传入东莞始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天主教传入东莞则更早，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莞的中西文化交流。在日军入侵东莞期间，这两个“洋教”也遭逢厄运。

1938年5月中旬，日机空袭石龙，炸毁石龙天主教堂。①

1938年11月23日，虎门沦陷。驻虎门日军占据太平福音堂为大本营，把传道书室作为慰安所②。后经德国母会交涉，太平福音堂于次年2月从日军手中收回。1945年夏，日军再次“借占”太平福音堂。

日军占领东莞期间，东莞基督教、天主教遭到破坏，一些教堂被毁或被占，教徒四散，教会活动除了主日崇拜，其它活动一概停止。

（三）劫掠珍贵文物

1939年12月2日，日军进占麻涌，把古梅学校收藏多年的一幅孔子肖像拓片掠走。③

据2006年东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资料统计，日军入侵东莞期间，共毁坏宗祠、庙宇、宗教场所和文化古迹共40多间（处），劫去或破坏的历史文物则无法统计。

二、毁坏文教设施

日军用轰炸、纵火、占据等手段，破坏东莞的文化、教育设施。

（一）强占博物图书馆并毁坏藏书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占领莞城，把东莞县博物图书馆占据作为军营，直至1945年8月投降后才撤出。

东莞县博物图书馆于1931年建成启用，为两层砖瓦水泥建筑结构。一楼为博物陈列室，有飞禽走兽和名草异木的标本；二楼为书库和阅览室。1934年该馆藏书2.4万余册，其中有许多古籍善本和手抄稿本，为藏书中的珍品，如线装本《宋营造法式》等。据东莞县博物图书馆《特刊》记载，书库内有东莞古籍2000余册。日军占据博物图书馆后，把馆藏书籍和陈列品统统抛出门口的路边，还对这些图书“刀挑脚踢”，“抛了好几天，以致堆积成几座连绵数十尺的书山，估计在5万册以上”④。一些小贩偷偷地捡回部分图书，被一些店铺老板收购作包装纸，只有极少数图书被一些单位或有心人收购保存。因此，博物图书馆的藏书大部分遭到劫难。

（二）毁坏和强占教育场所

1938年10月17日，日军飞机轰炸石龙，炸死炸伤居民数百人，其中被炸死的有石龙中学校长莫公璧、教导主任赖士尊、体育教师谭任贤。设在石龙的东莞县立第二小学校被炸毁，1名员工被炸死。抗战期间，凤岗镇的黄洞兴贤小学、官井头一新小学和土宜小学、天堂围作新小学、竹尾田奕俊小学和以文小学共6间学校被日军炸毁或烧毁。

位于莞城振华路的东莞县民众教育馆，占地2800平方米，馆内设有民众学校、书报阅览室、博物陈列室、运动场、办公楼等。莞城沦陷初期，日军一度将该馆占据为日军军官宿舍和行乐院，此外，“东莞中学为日军运动场，明生中学为营妓栖息所”①。校址在虎门的东莞县简易师范学校也被日军占据为营房。

（三）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损失

由于日军的入侵，全县大部分中、小学校曾一度停办。为避战乱，许多学校多次迁移外地坚持办学。

1939年春，县立东莞中学与县立石龙中学以及私立明生中学，迁到香港联合办学，称为“东莞县临时联合中学”。起初借香港知行中学、九龙德明中学教室于夜间开课，后几经周折，才在九龙长沙湾道获得固定校舍。与此同时，莞城的东莞县立第一小学、望牛墩的县立第五小学，道虻南亓⒌诹小学，也迁到香港联合办学，称为“东莞县临时联合小学”。虎门的国民小学也迁到香港办学。

1940年冬，撤到香港的东莞中小学校根据县国民政府的通知，迁回内地办学。于是，东莞中学先后搬到常平屋厦乡桥梓村、谢岗黎村、附城博厦乡办学。石龙中学先后搬到清溪、马嘶（今属博罗县）、黎村等地办学。这两间中学曾于1944年春在黎村再度联合办学，称为“东莞县立联合中学”。“东莞县临时联办小学”搬回内地后，其中县立第一小学迁到樟木头，县立第五小学迁到麻涌漳澎，县立第六小学迁到大朗。虎门国民小学也从香港迁到东坑办学。东莞县简易师范学校没有迁香港，但先后搬到篁村、东坑、谢岗、马嘶办学，其附属小学被迫停办。

上述搬迁到外地的中小学校，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原址。

东莞的中小学校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教学设备受到较大损失，在读学生人数锐减，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东莞沦陷期间，东莞县立中学“顿成兽穴蛇巢，仪器、图书，以不能他徒故，悉遭摧残劫掠，靡有孑遗矣”②。据统计，1942年全县有公立和私立小学共203所，学生在校人数21897人，分别比沦陷前减少278所，3700多人③。全县的中学没有这方面的完整统计数据，仅以县立东莞中学为例，该校于东莞沦陷前有在校初高中学生700余人，但在辗转迁移办学过程中，在读学生最多的一年只有300余人④。

三、推行殖民文化

日本侵略者的政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施殖民地文化统治，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在东莞推行殖民文化，主要有以下四种做法。

（一）设立宣传机构和出版报刊

驻东莞的日军警备队设立“宣抚班”，这一宣传机构的重要任务，是在东莞占领区内公开宣传所谓“中日亲善”“日满支友好”。

为了推进汪伪的“和平运动”宣传力量，1941年4月28日，伪广东省政府设立广东省宣传处，并饬令全省各市、县伪政府调整宣传机构和建立宣传科。至1942年5月，全省各市、县伪政府已增设宣传科的有广州市以及南海、东莞、三水、潮安、惠阳5个县。⑤

1941年下半年，伪东莞县政府增设宣传科。随后，按照伪广东省政府制定的“广东省宣传会议”组织规程，选聘与宣传有关的机关、学校及团体的代表，设立“东莞县宣传会议”机构。1942年4月15日，伪县政府宣传科召开第一次宣传会议，驻莞城的日军警备队“宣抚班”班长列席。会议通过七项“重要议案”，其中有：“组织各乡镇轮回戏剧宣传团”；“撰发和平歌曲，并分别审查本县之歌曲戏剧”；“从速装设收音机以增强宣传力量”；“由宣传科每月撰发告民众书一次或两次，分别寄发和平区或非和平区各机构团体民众，阐述和平之真谛”①等议案。

1941年11月17日，伪东莞县政府出版《东莞周报》，作为重要宣传工具。由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宣传部部长林泊生题写报头，伪县政府宣传科科长钱耀兼任报社社长。《东莞周报》逢星期一出版，内容主要是宣传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和“建设东亚新秩序”，对东莞民众实行奴化宣传。如第13期发表的社论，极力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社论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几年来的中日事变，一转而变成大东亚的战争，日本站在东亚的前头，领导着东亚的大小民族，向英美帝国主义进攻了，向建设新东亚的大道前进了。”②《东莞周报》在每期的“一周中外大事报告”和“本县要闻”等栏目中，报道日军“大东亚战争”的战况以及日伪在东莞统治的新闻。这份报纸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停办，已成为日军进行侵略战争的一个罪证。

（二）推进思想教育运动

1.开展“东亚联盟运动”。

1940年9月，汪伪政府首先在广东发起“东亚联盟运动”，成立“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宣称这是一种“思想运动”和“民众教育的启蒙运动”，“是要教育中国民众要爱中国、爱东亚，同时要爱日本、爱满洲国”；通过“推进东亚联盟运动，来强化中、日、满三国的紧密提携，来完成东亚新秩序的建设”③。

1941年2月1日，“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在南京成立，任会长。随后，“中华东亚联盟协会”改称“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广州分会”。伪东莞县政府也组织“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广州分会东莞支会”。当时伪东莞县政府把全县划分为六个区，每个区都设立东莞支会区事务所，在各乡、村中发展盟员。各区事务所派出人员到乡村进行宣传，“宣扬东亚联盟之意义及大东亚圣战之真谛”④。

2.推行“新国民运动”。

1941年11月，伪四中全会发表宣言，提出开展“新国民运动”。《宣言》诡称：新国民运动就是使人人认定和平为中国唯一出路，要集合人力物力，以促进全面和平的实现。

伪东莞县政府对推行“新国民运动”十分卖力。1942年2月9日，《东莞周报》第13期发表社论《新国民运动与新精神》，蛊惑民众要“破釜沉舟，上下一致，依着新国民运动之旨，努力干去，务求要达到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目的”⑤。

1943年1月18日，伪东莞县政府又在《东莞周报》第62期发表评论文章《新国民运动与增产》，把1943年定为“新国民运动的实践年”，要求民众响应的“训示”，努力增加生产，以增加对“新国民运动”的认识。

3.进行“思想清乡”。

1943年至194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和东莞县伪政府，对东莞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清乡”，给东莞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除军事清乡、经济清乡和政治清乡之外，思想清乡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伪广东省政府派出“广东省清乡宣传团”和“广东省清乡政治工作团”，多次到东莞县广九铁路沿线的茶山、横沥、常平、土塘、石马、塘头厦等地，以及莞太公路沿线的太平、厚街等地进行“清乡”宣传。

伪东莞县政府为“谋推本县清乡地区教育”起见，布置各区署在“清乡”军队势力范围的区域，设立临时小学，强迫推行奴化教育。

1944年5月，伪广东省党部清乡地区党务策进委员会东莞办事处成立。这一机构，“对于清乡地区青少年思想，异常注意”①，派人到伪县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中学，定期举行“青少年思想问答”活动，问答内容有“和平运动的真义在哪里”“中国为什么要参加大东亚战争”“东宝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及其活动怎样”等等，企图通过这样的问答，向青少年灌输奴化思想。

（三）举行殖民文化活动

驻东莞日军一方面对抗日文化进行严密管控，授权伪东莞县政府设立戏剧审查委员会等文化审查机构，严格审查、禁制和取缔一切不利于日伪统治的戏剧、歌曲以及报刊、图书等出版物；另一方面开展殖民文化活动。为了加强对东莞民众进行所谓“社会教育”，伪东莞县政府成立后，日军把占据的县民众教育馆移交给伪县政府管理，作为日伪开展殖民文化活动的固定场所，由伪县长卢宝永兼任馆长。

1942年5月1日，驻东莞日军警备队在县民众教育馆举办“大东亚照片展览”，鼓吹“民族协和”。同年11月9日，日军画剧社在县民众教育馆内放映《新广东的复活》影片，宣扬“王道乐土”的假象。日军的广州兴亚剧团也不时到东莞进行演出。莞城日军还经常利用伪县立第一中学礼堂放映美化侵略战争的纪录片，免费让民众入场观看。

东莞县伪政府也组织各区在乡村举办壁报、墙报，绘制漫画、标语，印发“大东亚战争”传单，开展街头演讲等文化宣传活动，以“唤起民众实现全面和平及明t大东亚战争意义”②。

（四）建造“兴亚忠魂碑”

为纪念在东莞战死的日军亡灵和对东莞民众进行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驻东莞的日军先后于1940年2月和6月，分别在虎门鹅公山和莞城盂山建造“兴亚忠魂碑”（又称“日华忠魂纪念碑”）。

这两座纪念碑的碑文内容大致相同，但虎门鹅公山上所刻碑文为日文楷书，莞城盂山上所刻碑文为中文隶书。两个碑文内容都极力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八一宇”（即所谓“天下一家”）。莞城盂山上的碑文有这样一段话：“今日本为唤醒黄魂，建设新东亚计，特本其八一宇之精神，以领导黄族展其四海一家之怀抱，以协和万邦。故此次出师意义重大，不名曰之兵争，而名之曰圣战”。

座落在莞城盂山上的兴亚忠魂碑，已于1945年12月被当时驻东莞的军队第五十四军三十六师一0八团所推倒，在原址上竖立抗战“胜利纪念碑”。座落在虎门鹅公山上的“兴亚忠魂碑”，也由一0八团于1946年4月用灰沙浆覆盖，改造成为“抗战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至于那两块镶嵌在“兴亚忠魂碑”上刻有碑文的石碑，如今分别收藏于虎门中学和东莞市博物馆内，成为日军侵华以及美化侵略战争的又一个铁证。

四、实施奴化教育

教育是日伪进行文化战、思想战的主要阵地。日伪在东莞占领区实施奴化教育，以适应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需要。

（一）开设日语学校

日军为了从根本上铲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广东开设了102间日语学校。其中东莞有6间，共8个班，教职员18名，学生393人①。笔者经过初步调查，发现了5间日语学校的具体名称：虎门日语学校、县立第四日语学校（附设于虎门伪县立第四小学校内）、石龙日语学校、漳澎日语学校、中堂日语学校。这些日语学校，一般在日军驻防地设立，校舍比较简陋，如漳澎日语学校占用一间祠堂上课。教师由日军派出教官担任，如1941年底开设的中堂日语学校，由日军教官方木担任教师。课程设置除了日语课外，还教唱一些歌颂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歌曲等，对学生实行殖民教育。学制一般为三个月至六个月。

1941年9月，广东日军特务机关通知伪广东省政府接收日语学校，“唯教育机构仍维持原状，由日本军派教官”，“全部经费由中国方面负担”②。由此，东莞的6所日语学校由伪县政府接收，每月得到伪广东省教育厅共318元经费补助。③

（二）强令占领区内各级学校复课

如前所述，东莞沦陷初期，各级学校一度停办或搬迁外地办学，全县教育事业处于停顿状态。日伪为了利用学校培养他们所需的“奴才”和“顺民”，强令占领区内原有的中小学校复课，同时新设立一些 学校。

至1943年8月统计，伪县政府设立（包括筹办）“县立中学”4所、“县立小学”6所。4所伪县立中学的名称为：东莞县立第一中学（设于莞城），校长骆锦标；县立第二中学（设于石龙），校长陈治方；县立第三中学（设于太平），校长陈士钊；县立第四中学（设于道颍，校长叶海如。6所伪县立小学的名称为：东莞县立第一小学（设于莞城）、县立第二小学（设于石龙）、县立第三小学（设于莞城）、县立第四小学（设于太平）、县立第五小学（设于中堂）、县立第六小学（设于道颍。同时，伪县政府在县文教馆附设的“民众学校”开设三个班，收容失学少年，学制为一年。由于经费和生源等问题，沦陷前东莞开办的乡立小学和私立小学有相当部分未能复学。

日伪对这些复课和新设立的中、小学校，规定以“和平建国”为教育方针。为严格控制学校学生，对中学校实施军事化管理。“无论上课下课，个人或团体行动，均以军事化、纪律化”；并强行集中青少年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将受过军训的学生编为“青少年团”④。

（三）强制推行日语教学

日伪对东莞占领区内各中学强制推行日语教学，以此作为对日本亲善程度的主要标志和实施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这一做法，受到了学生的抵制，大部分学生厌恶学习日语。于是，伪县政府以2名初中学生的名义，在《东莞周报》发表两篇《我们为什么要学日语》的文章，借中学生之口，道出学日语的目的：“我们为解放大东亚起见，首先要和日本合作。要和日本合作，就不能不要学识日文，使免除一切隔膜，就可以互相携手，跑入共荣圈内，奠定我东亚永久之和平。”⑤蛊惑中学生学习日语，以利于推行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

日本文化论文篇11

日本文化融合了中方和西方等外来文化的特点，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导向。日本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挖掘和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之处，通过长期的沉淀已经成为了一种稳定的机制，为他们吸取外来文化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从根源上来说日本文化是博大的中国文化所派生而来的，从近代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和衍生，使得最终扎根下来的日本文化有着其独特、精彩的一面。

1日本文化的演变进程

日本初始文化发展经历了古坟文化、弥生文化、绳纹文化三个阶段，进入了5世纪后从政权上的改变而衍生出了日本独特的专制集权。日本国开始不断从大陆等国汲取物质和精神双重的文明。到达6世纪后中国文明已经在朝鲜半岛有了大范围的扩散，继而通过朝鲜国进入日本国，这次文明的冲击使得日本发生了文化阶层的巨大变化。以飞鸟、奈良为主的时代来临，日本开始关注隋唐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对文化精髓的摄取帮助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佛教文化开始扎根日本本土，最终成为日本国的国教，但是此时的日本文化已经开始了自身独立的发展。进入12世纪后天皇地位和权利的改变使得幕藩制应运而生，武士文化开始进入日本本土的文化行列中。到了16世纪朱子学已经开始盛行，甚至达到“官学”的至尊阶段。江户时代长达几百年的统治时代让诸多思想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进入19世纪的日本受到西方各国的影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活动，开始了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文化导向也从亚洲开始转移到欧洲，帮助其步入世界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国家的前列。二战的发生使得美国文化开始进入日本，在和传统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衍生出一种属于日本国的文明方式。

2日本的外来文化

（1）日本的佛教文化

进入6世纪中期的日本就开始大范围的接触从朝鲜传过来的佛教文化，虽然它在日本本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最终还是在平安时代开始确认为国教。日本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巨大的发展，飞鸟、平安、江户等时代都成为其出现重大演变的阶段。二战的爆发使得日本佛教开始受到《神道指令》的限制，政权和宗教开始分离发展，这项措施促进了日本社会宗教的快速发展。现阶段日本本土还有20多所大学都是佛教类的，校内存在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组织和部门，他们会定期或不定期到全国各地进行佛教文化的宣传，促进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和壮大。

（2）日本的中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发生了诸多战乱，这个时期的齐国、越国人为了躲避战乱开始大批的从中国逃亡到日本，使得汉字开始在日本盛行。现阶段日本字的发音和形状都保留着汉字的诸多特征，甚至存在很多日语就是直接由汉语引用而来的，高达80%的口语也是汉音的变音。考古研究表明，发生这种现象都是因为吴越地区民众大量涌入日本，这是日本大范围的接收中国文化的有力例证之一。

（3）日本的基督文化

16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日本本土的活动开始增多，加特力修道会作为日本第一座基督教城市代表着日本基督文化的广阔发展。直至1587年丰臣秀吉没收了这座基督教城市。基督教在发展之初通过成立慈善机构和组织慈善活动来巩固根基，到了后期开始从医疗方面来为日本民众服务，由此开始深入日本社会和家庭。根据日本内阁文化厅的相关分析表明，日本本土信仰基督教的民众就高达174.4万，接近信教人数的1%比例。

（4）日本的茶道文化

日本茶道文化是从中国传入并快速发展的，至今已经成为日本独特且不可或缺的文化之一。茶道文化融入了文化艺术活动的诸多年精华，不仅涉及哲学、美学等高深的文化知识，还将宗教文化、生活行为等方面纳入其中，带给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极高享受。日本人通过学习茶道来陶冶情操，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观。日本茶文化从发展之初的模仿中国到后期的挖掘、衍生，现如今已经拥有了自身独树一帜的茶道文化。在奈良、江户等时代经历了较大的转折和发展，目前单是针对日本茶道文化的流派就高达39个。

3外来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1）经济方面

目前日本已经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文化的影响的结果。二战的发生使得日本本土开始受到美国文化的巨大冲击，日本人从价值观、文化观上就已经接受了美国人的特定思维，正是这一股创新、开拓的思想模式才使得日本人开始了工业化发展之路。他们在经济领域执行了自身独特的“日本模式”，美国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成就了其巨大的经济财富。

（2）文化方面

日本在融合多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以武士、神道为主的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对日本的主要印象。茶道、书道、花道是日本文化中的精髓，在各个方面均有深入发展。合气道是融合了日本武士和中国功夫的文化之一，因为其格斗风格成为各国争相学习和模式的体育文化。

（3）教育方面

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活动后从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作为培养高知识、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方式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使得教育体制发生了大幅度的改革，民众接受教育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二战发生后的日本在教育体制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科学技术也在教育体制的推动了进行了快速的发展。

4总结

日本本土经济、文化得以广阔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来文化的影响。日本人擅长利用外来文化来发展自身的经济、政治，对“拿来主义”的挖掘和应用帮助其成为世界强国。我国在经历漫长而稳固的发展过程中也应该积极的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之处，利用外来文化来获得本土的巨大发展。

参考文献：

日本文化论文篇12

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精神

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应该注备以下三个特点：“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造型十分的特别而具有美感，因为它更多的融入了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后现代主义精髓。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象征性与隐喻性充分体现了艺术性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一座建筑时，必须从他的历史文脉去发现，去体会他的象征性，从而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隐喻内涵，实现它的审美功能。1.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所谓象征性是指用具体事物表达某种抽象概念或某种情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它通过某一具体的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表现。建筑师要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就应该了解熟悉“形”与“义”之间的转化途径与过程。使建筑的空间形式成为一种载体，表达一种意境的艺术价值，从而达到设计师与体验着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2.后现代主义的隐喻性。卡西斯说“：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一世界的部分。它们是用不同的丝线，编织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的纠结之网。”而建筑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艺术品来看同样是一种符号工具，后现代主义利用一种符号，把建筑作为一种语言、一种修辞手法来喻示某种文化，达成建筑与人的心灵“对话”。

三、关于日本枯山水

公元13世纪，佛教传入日本，给日本的庭院设计带来了严谨的新思想。而建造园林大都是知识阶层的僧侣，他们被称为“立石僧”为体现他们的苦行以及淡泊的生活，通过塑造枯山水景观来表达佛教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真谛。佛教思想中的“凡人下，神佛上”的观念，对其园林艺术的营造手法也产生重要影响，浓缩自然，以小见大，从给渺小的事物以平衡之感。枯山水的出现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追求标准，从而在日本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