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民的特征篇1

中图分类号 G442；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1）12-0396-02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是农民，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关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现在和未来[1]。勿庸置疑，农民培训是现阶段提高农民素质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农民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在学习中体现出其特殊的心理行为特征。因此，农民培训必须以农民在学习中的心理行为特征为立足点，构建独立灵活的新型农民培训，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1 农民在学习中的心理行为特征分析

1.1 实用功利性

一般而言，人的学习行为是根据个人的需求、问题、感觉与希望，为实现某个目标所采用的一系列问题解决行为，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行为。它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可以是提高修养、掌握技术、拓展世面，也可以是满足欲望、打发时间等。但是对于农民这样一类群体，他们的学习行为发生则带有特别明显的实用功利性[2]。农民的学习行为通常是迫于一定的生活和社会压力，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提高能力，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处理实际问题、解决政策疑惑等。他们学习就是为了切实带给他们看得见、用得上的好处，这样的学习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学习效果通常在生活中可以很快得到验证。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对于能够取得技能资格证书的劳动力技能就业培训的积极性最高，实用技术培训次之，政策法规培训较低。同时对于某些新技术的学习，农民通常会考虑成本、劳动力投入、产出、产值等多个环节。增产效果明显但是成本高的，他们普遍不感兴趣；增产效果明显但是费工费力，他们同样不会接受。

1.2 经验指导性

农民所掌握的农业生产和畜牧养殖技术，甚至一些生活技能大多是经过世代积累并流传完善的经验积累体。这些技能都是因一定的科学性而存在，但是对于农民而言，他们无法用科学的理论去解释和理解这些技能，只能作为一种实践证明的经验教训，影响指导着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学术界一致认为经验在学习中的作用具有双重性。经验既是学习的助力又是学习的阻力，即它虽然是学习的重要资源，引发学习的兴趣，但它也会造成偏见或先入为主的看法，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农民正是这样一类典型群体，掌握了大量的经验，指导着日常生活，对以后的学习造成了一定影响。他们喜欢按照常规经验办事，经验中没有的，没见过的就不相信，即使听专家讲过、书本上看过也很难下决心。反之，他们看到别人，尤其是自己采用某种技术获得成功后，他们会坚定的继续采用这项技术并长期不变。

1.3 效率低下性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仍然落后，农民的基本素质普遍偏低，接受过的教育程度低下，记忆能力、接受能力、自学能力、应用能力等一系列学习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衰退。每天大量的体力劳动会让他们产生疲劳感，身心疲惫不仅会有碍学习效率，更会消弱学习的积极性。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农民学习的效果。同时，农村的学习环境相对于城市来讲，具有很大的干扰因素，诸如生计、农活、家务、风气等，通常在农民生活中很难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培训中很少有农民会认真记录，对于理论实际、语言通俗的知识点印象深刻，对于充满学术语言的培训容易厌倦，甚至会加以抵制。

1.4 保守学习性

尽管近年来因为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农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消费水平还处在较低的层次上。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 919元，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 109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高达3.23∶1。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3 471元，农村居民为4 382元，城市是农村的3.07倍。可以看出，尽管农民逐年增收，但是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农民消费增长乏力仍然难以改变。随着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开支越来越大，农民除了日常必须开销外，通常增加预期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农民普遍不愿意自己掏钱去学习，特别是当前变相推销农药、化肥和饲料的农民培训比比皆是，导致农民对于许多农民培训持怀疑态度，不愿意浪费时间和精力，甚至产生抵触心理。

2 针对农民学习中心理行为特征的新型农民培训策略

鉴于农民在学习中的上述特征，科学地开展新型农民培训工作势在必行。科学地分析农民在学习中的心理行为特征，可以有的放矢地组织和进行新型农民培训，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讲道德、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更可以为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智力支持。笔者认为，在新型农民培训中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策略。

2.1 按需而授，注重培训内容的针对性

农民在学习中的实用功利性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有明显目的的去选择学习。因此，新型农民培训必须要以农村发展需要和农民需求为前提，科学地分析农业、农村、农民现状，分类选择不同具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如针对农民群众在农业生产中种养技术、劳务技能普遍低下等实际，应重点贯彻 “农业技术培训与产业相结合，劳动技能培训与就业相结合”的方针，开展技能培训。针对当年流行性病虫灾害、农村普遍性法律案件等密切关系到农民致富和农村发展的问题，进行相关内容的专题培训，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切身利益等。

2.2 摸底调研，确保培训安排的科学性

全面掌握当地农业、农村、农民的具体情况，是开展培训工作的基础。主管部门必须掌握当地主导产业主要生产环节、农民外出务工的趋势和相关订单、当地培训师资场地以及培训资金等详细情况，综合制定灵活的农民培训计划。在培训时间安排上，除劳务技能培训以外的农民培训，应该选择在农闲或农忙中适时适地的短期技术培训与指导，使农民当场就能实际操作和应用，学了就会，会了就用，用了就见效[3]。在培训地点的选择上，尽可能让培训指导走进现场，使培训更为形象、生动，贴近生活。在培训师资的选择上，劳务技能培训应该选择有一定师资力量专业职业技能学校的中长期培训为主。实用技术培训的老师可以选择一些当地或者某个领域范围内的知名学者以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也可以选择农村的“土专家”、“田秀才”、“养殖大王”、“种植大户”、“经纪能人”等乡土人才。这些人不但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过硬的实际操作能力，还具备与农民沟通交流能力。这将直接影响农民对知识的接受和学习氛围。培训对象的选择上，则应以乡、村干部，种养大户、致富能人为主，他们是农村致富的骨干力量，学习和接受能力较强，思想理念较为先进，首先使他们掌握一些科学技术，提高生产经营能力，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对于农村全面致富能起到很好的辐射推动作用。

2.3 创新形式，提高培训效果的高效性

农民培训是一项务实和创新并举的工作，培训内容要务实，形式则需要创新。围绕农业生产周期和农时季节，多样化的培训形式是提高农民培训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讲座与交流、观摩与实践、培训与订单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总结吸取各地优秀农民培训经验，编写农民易接受的顺口溜、技术要点、明白纸等通俗载体，适当引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开发网络、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作长期定时的科教宣传板块[4]。同时，农民培训在教学上必须注意控制适度的内容量，把握适当的知识深度，筛选实用的内容信息，有效地将教学内容与农民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以增加培训效果，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4 建立基地，增强培训示范的样板性

培训基地的建设能够直接迎合农民直观现实的心理，对培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当前大多数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还较低，对一些技术问题的评价和结论往往是急功近利，他们看到技术确实有效时才肯采用，对任何技术都要亲自“实践”检验才肯相信。因此，在培训过程中，要分产业、分行业、分区域建立培训基地，配套基础设施，规范培训流程，完善培训制度，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种养小区、产业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充分发挥示范样板作用，带动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使培训基地成为农民群众学习技术的阵地、开展培训的课堂、学用科技的平台。

2.5 统筹规范，加强培训管理的统一性

农民作为一群朴实善良的群体，内心也渴望自身知识和技术的提高。但是当前大多数农民培训涉及部门单位较多，管理较为分散，农民培训工作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农民培训工作必须形成由政府统筹，特定部门牵头，农业、财政、劳动、教育、科技等相关部门共同合作参与的综合服务体制，并设立专门办公室，统一规划、集中管理、有效整合资金、师资、场地、教材等培训资源，从而达到优势互补的培训资源整合和工作统一，使农民培训的效益达到最大化[5]。并适时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和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民办培训机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农民培训工作中来，壮大农民培训队伍。这样统一化的培训管理，明确了培训任务和计划，促进了各部门分工协作，保障了农民培训的经费来源，从而彻底改变现阶段各部门各自为政、多头管理、内容重复、场次频繁、效果低下的农民培训现状，同时也可以杜绝个别单位、企业打着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民培训的幌子变相收费和推销产品的行为发生，提高农民对培训的信任度和积极性。

3 参考文献

[1] 彭玉林.区域新型农民教育培训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农村教育，2010（8）：33-35.

[2] 郭琛，胡胜德.基于农民工消费心理行为特征的消费信贷需求研究[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09（31）：33.

新型农民的特征篇2

 

序言

当前我国从整体上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历史阶段，新农村建设已成为我国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兴衰。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应当就是新型农民。

江苏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也给农民教育创造了很好的契机，农民教育卓有成效。很多地区形成了县乡甚至村都办学的多级体系，推动了农民现代性的提高。但是，总体上有限的教育资源较为分散，教育投资效率缺损，教育发展不平衡，农民现代性缺乏，特别是精英化和大众化的教育显得不足，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农业论文，推进新农村建设， 2006年江苏省政府将百万农民培训工程列入“十一五”期间为农村办的新五件实事之一，提出每年要完成农业实用技术培训200万人、创业培训10万人的目标任务。着重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创业培训三种类型的培训。为培养今后我省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江苏省还实施了“村村大专生培养计划”、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绿色证书”培训。

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及政策推进新型农民培训事业的展开与发展，但农民是否能够接受并积极参与到培训中去，从源头上决定了培训能否有效的展开。苏南地区作为江苏省内经济发达地区，其农村事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对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代表城市的苏南地区11个村的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本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484份，本文将在此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从农民个体特征、农民家庭特征和农民对培训要素的选择等方面分析农民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深入探讨农民培训意愿问题。

一、农户参加农民培训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西方经济学假设经济人是理性的，追崇个人利益最大化。进一步，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认为小农也是理性的，其会在权衡长、短期利益后作出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同时，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农民参加培训就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过程，因此，农民是否愿意参加素质培训取决于培训能否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随着农民培训活动在国内的普遍开展，农民所作出的反应并不相同。部分农户积极响应，愿意参加，部分农户则持消极态度不愿意参与，分析之，农户的参与意愿既受到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农户参与意愿的形成具有系统复杂性、多因素关联性、区域差异性和特殊性等方面的特征。

本研究采取规范分析方法系统构建出农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框架，并运用苏锡常农村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引入多元统计观察统计分析中的二项式Logit模型，对农户参加农民培训的意愿进行计量研究，进一步揭示农户参加农民培训行为决策的影响机理。

二、研究假说

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农民逐渐开始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旦失去土地，农民也同时失去了就业岗位、居住房屋、生活保障以及集体资产等农业论文，更重要的是失去了难以以金钱计算的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所以，农民同时面临着参与素质培训的压力和潜在的激励，他们会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是否参与素质培训。

笔者经过分析，对农民参与素质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如下假说：

（一）农民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民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有影响

1、家庭人口总数代表了家庭规模，一般家庭人口数越多，家庭生活负担与经济压力也越大，生计的压力迫使农民更倾向于参与培训提高自身素质改善家庭生活。

2、家庭中劳动力人数较多，劳动力面临的寻找工作的压力就很大，素质培训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在找寻工作工程中的竞争力，因此家庭劳动力人数与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成正相关。

3、土地被征用的农民由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保障，生活压力对其而言更大，为了更好地找寻工作，农民会倾向于参与素质培训。

4、家庭收入对农民是否愿意参与培训也具有一定影响。当家庭收入较高时，农民家庭的生活压力相对而言就比较小，危机感相对较弱，对素质培训的参与意愿就会不强烈，因此家庭收入与农民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成负相关。

（二）农民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有影响

1、年龄是农民是否愿意参加素质培训的影响因素之一。年龄越小的农民，其对未来生活质量的期盼度就越高，并且对新鲜事物与知识的关注度与学习能力也较强，因此，年龄与农民愿意参加素质培训成负相关。

2、从性别的角度看，男性面临着更大的维持家庭生计的压力，这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男性总是在家庭中扮演着支柱角色，所以，作为男性，其对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更为强烈。

3、已婚与否对培训意愿也有一定的影响。已婚情况下，存在一定的家庭牵绊与负担，接受培训不是很方便，顾忌较多农业论文，因此，培训意愿较弱；反之，未婚的农民较少家庭复旦，更乐于参与素质培训。

4、受教育年数与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成正相关，即文化程度高的农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对文化知识的认可度较高，视野也较开阔，所以，受教育年数越多的农民越倾向于参与素质培训。

5、以前是否接受过素质培训与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成正相关。以前参与过素质培训的农民，对培训的某些知识和技能有了一定的了解，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也有所肯定，并且意识到了学习新知识为其带来的人力资本提高的好处，所以，他们会倾向于继续参与类似的培训。

将这两部分变量纳入模型中，建立如图1所示的失地农民培训意愿的理论决策模型。

图1 农民培训意愿的理论决策模型

三、实证模型、样本情况以及变量设定

(一)实证模型

本文研究的是农民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其含义为农民是否愿意参与素质培训，包括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况。根据前面的假设，农民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受以下两大类因素的影响：农民个体特征、农民家庭特征。在此，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以下函数形式：

农民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F（农民个体特征，农民家庭特征）+随机干扰项

本文以农民是否愿意参与素质培训作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愿意参与，定义为y=1；不愿意参与，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则y的分布函数为：

(1)

本文采用二元选择Logit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Logit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2)

（2）式中，Pi是农民愿意参与素质培训的概率，i为农户编号；βj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j为影响因素编号；m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Xij是自变量，表示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α为截距；u为误差项。

(二)样本情况

本文对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代表城市的苏南地区11个村的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农业论文，调查时间是2008年7月。本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有效问卷484份。

（三）变量设定

本文在调查农民是否愿意参与素质培训时，主要选择农民家庭特征变量和农民个体特征变量来考察。农民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总人数、家庭劳动力人数、土地被征用情况以及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民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数、以前是否接受过素质培训。模型变量解释见表1。

表1变量解释

 

自变量

变量含义

变量定义

X1

家庭人数

家庭人数

X2

家庭劳动力人数

家庭中年龄≥18的劳动力人数

X3

土地被征用情况

土地被征用=1，土地未被征用=0

X4

家庭年均收入

家庭年均收入

X5

年龄

年龄

X6

性别

男性=1，女性=0

X7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X8

受教育年数

受教育年数

新型农民的特征篇3

③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3页。

④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7页。

[参考文献]

[1]杨云善，时明德.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谢建杜.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3]李昱.中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问题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4]卢国显.农民工：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新型农民的特征篇4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民工参保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分析数据，了解这一群体养老保险最真实的情况,分析影响其参加不同养老保险的因素所在，进而提出可操作性的对策与建议,提高其参保率。

关键词 ：农民工 城镇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农民工作为我国特殊的社会群体，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附带问题，而是牵涉到诸如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图在此背景下，通过文献的整理与实际的调查与研究，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经济特征、社会特征、心理特征这四个方面识别农民工参加不同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然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促进其参保的对策与建议。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4年4月—7月在大连市内开展的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大连市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之一，目前约有92万农民工，占全市人口的13%左右，在东北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大连市5个区农民工就业比较密集的地方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1200份，获得1011份有效数据，有效回收率为84.25%。

二、农民工参加不同养老保险的分布情况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比例仍然呈现出偏低的趋势。绝大部分农民工（70.5%）未参加任何社会养老保险。仅有29.5%的农民工参加了养老保险。

三、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充分反映农民工参保情况，发现影响因素，根据本次问卷的数据，建立多项Logistic模型，以参保组作为因变量，以未参保组为参照组。自变量分别为个体特征、经济特征、社会特征、心理特征。

以下4个表分别描述了以“农民工未参加养老保险”为参照组，农民工不同的个体特征、经济特征、社会特征及心理特征参加不同社会养老保险的多项logistic模型回归，四个模型的似然比卡方检验结果均是P<0.01，说明模型通过了显著性。

与未参保的农民工相比，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时间及流动形式均对参加何种养老保险有显著的影响。就年龄而言，年龄越大，其参保的比例越高。受教育程度对于选择何种类型的养老保险有显著的影响；在婚姻状况中，相比已婚群体，未婚的农民工对新农保的参与有显著的影响。流动形式对参加何种类型的养老保险有显著的影响，与跨省流动相比，省内流动的群体参加城保的发生比是参照组（跨省流动）的1.670倍。

从经济特征来看，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及住房情况均对是否参保及参加何种类型的养老保险有显著的影响。收入水平高的人群更愿意参加未来收益稍高的城镇养老保险。劳动合同的签订无论是对于参加城保还是选择参加新农保均有显著的影响。住房状况对于农民工参保类型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对城保的参加有更显著的影响。

从社会特征几组变量来看，与未参保的农民工相比，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朋友构成及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均对养老保险的参与有显著的影响。在朋友构成中，本地的朋友数越多，其参加城保的比例也就越大。经常参加活动的农民工参加城保和新农保的发生比分别是参照组（不参加）的2.165倍、3.402倍。就心理特征而言，与未参保的农民工相比，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落户意愿及居留意愿均对养老保险的参与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四、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促进对策

综合上述的分析，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一方面受到制度障碍的影响，另一方面，农民工自身流动性强、加之文化程度低、工资水平较低、而且群体结构复杂化等特点也是影响其参保的重要因素。因此，应综合考虑其处于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双重弱势地位、低收入水平、低劳动合同签订率等自身抵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劣势，同时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相关制度，从而提高这部分群体的实际参保率。首先是在养老制度设计时应在坚持分类分层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农民工群体在参保能力方面的差异，在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比率上进行梯度设计，逐步完善不同的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其次，要规范用工单位的用工行为，要以劳动部门为主，行业主管部门密切配合，共同构筑一个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立体的法制环境，规范用工单位的用工行为。最后，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针对农民工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的培训，以农民工的就业为导向，提高农民工培训的质量与效果。

参考文献

[1]孙鹃娟,杜鹏,唐健.中国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状况及主要问题[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5):88-92

[2] 田北海,徐燕.制度安排与行动逻辑：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现状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籍农民工的调查为例[J].学习与实践,2011(6):89-97

[3] 朱圣坤,陈媛.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困境及成因——基于一种社会公平的视角[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3）:48-50

新型农民的特征篇5

一、关于城市化

城市化的学术研究伴随着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如何来理解城市化概念，不同的学科都从自己的研究

视角做出了回答。人口学关注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重变化;地理学则强调城市在地域空间上的扩大;经济学则认为城市化应该是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的转化过程。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认为，城市化意味着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部过程。前苏联学者斯捷潘年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从生产的发展，即从城市化所体现的生产活动的集中过程、交往密切的过程来理解城市化;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发展，即从城市化所体现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来理解城市化。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过程，这种规模扩大包括面积扩大和人口增长两个方面，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迅速向周围的扩张渗透。从实质上来看，城市化是作为城市文明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产生、集聚和扩散的过程。

从城市化的的概念出发，我们将城市化的特点归纳为:一是城市化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因此，城市化的研究既要注重结果，也要关注过程;二是城市作为人口聚集点，其产生、扩大的过程都将被视为城市化;三是城市的面积扩大与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城市文明的扩散和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也将被视为城市化的重要过程;四是城镇作为小城市模型，城镇化也被认为是城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据此，我们将对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即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以及乡村工业化型进行比较研究。

二、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比较

目前，学术界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路径或模式的研究非常多，在城市化道路方面也向来就有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之争。小城镇论者认为，中国应该走小城镇发展之路，实现农民职业、身份的转换，这种发展道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通过保持原有的地缘关系，降低城市化的成本;而大城市论则认为小城镇道路忽视了大城市发展的规模效益。当然，也有比较折中的观点则主张中等城市论或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因此，和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并不去争论中国目前应该选择怎样的城市化道路，而只是对已经呈现出的三种城市化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分析各自的适应性特点。

1、选择依据

我国三种城市化的路径分别是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和乡村工业化型。从城市化的概念出发，三者都应该符合城市化的内涵和特征，是城市化的不同过程表现形式，是实现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不同道路选择，因此也使城市化有了不同结果的表现。

(1)征地吸入型。征地吸入型可以说是一种最普遍的城市化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普遍的形式，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使用方式。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对于周边土地的需求也成为一种必然，征地成为解决城市扩张的主要手段，城市扩张，面积和人口的增加都是城市化的表现。当然，由于各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各国在城市征地方面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千差万别，在形式和结果等方面的表现也大不相同。比如著名的英国的“圈地运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征地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掠夺式、剥削式的征地方式。因此在性质上与我国采取的征地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2)农民工外流型。农民工进城务工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农民工进城务工似乎与城市化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也是城市化的一条路径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农民工进城，有一部分就留在了城市，并成为市民，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完善，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将逐渐享受市民待遇，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将成长为城市的新市民。二是城市化不仅是人口和面积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影响和扩散。农民工进城务工，不断地受到城市的制度、规则、习惯等各方面的影响，农民越来越多的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而这个过程也被看作是城市化的一个过程。三是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都有一个农民变为市民的过程，西方国家是以大批农民破产为代价的，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民进城务工，逐步转变为市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

(3)乡村工业化型。走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也是国家的重要战略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我国城市化路径的选择问题上就存在着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之争，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可选择的路径之一。与大城市相比，小城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我国制度框架内，特别是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来看，两者并无本质性区别，但城镇居民与农民身份和职业等方面却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们认为小城镇的发展道路也是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之一。而乡村工业化正是通过发展工业和乡镇企业走小城镇的发展之路，小城镇的发展必须有本地的工业、企业的支撑，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支柱，所以小城镇与乡村工业化密不可分，乡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路径选择之一。

2、路径比较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发展也出现了不同路径选择。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有的地方形成了内生性的发展道路，有的地方强调外力的拉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种路径均有各自适性特点。

(1)农民工外流型。农民进城务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特点，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也填补了城市急剧发展所需的建设力量的空缺。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联，但又没有完全纳入到城市化的概念之中，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到城市里工作只是生活的一个中间过程，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居住。在我国现行的户籍等相关制度的框架内，他们依然是农民。目前，我国农民工进城还存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新市民的道路还在探索之中，留守儿童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也存在被继续强化的风险。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边缘化的境地，在城乡关系中，农村还是处在弱势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许多发达城市在城市新市民的道路上率先开始探索，开展新市民活动，在国家政策层面，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待遇，包括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也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制定，农民工与他们所在城市的居民在制度的框架内享受更加公平的权利和待遇。事实上，城市化的进程需要产业和人口的双重集聚，许多经验也表明如果只有产业的集聚而没有人口的集聚势必会造成或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 转贴于

(2)征地吸入型。征地吸入型是一种传统型的城市化路径。通过城市发展的幅射带动周边地区的人口进入到城市，城市处于主动位置，而周边被征地区域处于相对被动位置，因此，这也被视作是外边城市化之路。失地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成为城市居民。但他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就业能力等方面面临着新的转型。不可避免遭遇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全方位抵触和冲突，必须接受城市生活秩序和工业文明的规则。做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这是和谐社会公平公正的要求。

新型农民的特征篇6

一、研究的意义

1. 前瞻意义。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的未来，其跨区域流动是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企业管理问题、文化心理学问题，是一个既宏观、又具体的社会问题。

2. 理论意义。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例，新生代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涉及教育、 “干中学”、医疗保健、迁移四环节都能生成新的人力资本，这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

3. 实践价值。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为用工企业和输入城市提供针对性的措施，也可以为输出和回流地区提供思路，这对于政府激发社会活力和制度活力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问题，与沿海和内地的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城镇化等宏观背景密切相关，国内经济、社会、管理、文化等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进行了探索型研究，现有成果包括以下方面：

1. 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特征和群体特征。韩长赋估算出该群体人数超过四千万，丁宏志判断该群体即将成为农民工主体。许叶萍等人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家庭、城市取向弱化了，而个人和发展取向比老一代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李海超等人认为该群体的工作适应水平、人际交往能力适中，刘传江测算出该群体市民化程度约50.23%，但生活水平低。

2. 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蔡P研究了农民工流动的动力因素。周其仁等人发现，该群体一开始就已明确了外出打工只是临时性安排的信念，收入变动、经济社会环境变迁只起加速或减速作用。盛运来、赵树凯等人分析了输入地和输出地的特征。蔡P、盛运来等人还研究了农民工流动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3.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生成。王春光、周冰等认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生成包括基本教育、“做中干”、迁移、医疗保健四个途径。兰玉杰认为，频繁迁移和过多工种转换，使学习和适用中断从而会造成人力资本贬值。程德龙、韩雪等人认为，对立二元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市场、城市封闭的社保体系从制度层面制约了农民工的发展。王傲蕾认为，关系资本、经济资本、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造成了个体层面的资本障碍。

4. 农民工分层问题。随着跨区域流动，李培林认为，这一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内部会产生二次分化，周运清、牛喜霞进行了类似的分层分类研究。黄江泉认为，人力资本充足的农民工率先融入城市社区，按人力资本将农民工分为三大类，提出了分层分类引导农民工融入各类城市的思路。墨菲认为，回流者中既包括“成功者”的特征，又包括“失败者”的特征。

5. 农民工的城市化。学者普遍认为，城市化是解决农民区域流动相关问题的最终出路，刘小年通过深度访谈，得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元诠释模型，开展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工程。王迅提出了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投资的三角度建议。宋帅等人认为政府应承担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基础教育的主导责任，企业承担职业培训的受益者责任，农民工本人承担主体责任，而区域流动则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生成的机会。

文献检索表明，国外学者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问题较缺乏研究。但他们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口迁移的推拉模型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是对人进行投资而形成的，是体现在人身上的各种知识、技能、经验。根据推拉模型，Dustmann提出的生命周期模型，在分析劳动力流动方面能达到利益最大化。Becker、Solinger先后进行了人口迁移的歧视和冲突研究

三、现有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新型农民的特征篇7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区域流动 人力资本

一、研究的意义

1.前瞻意义。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的未来，其跨区域流动是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企业管理问题、文化心理学问题，是一个既宏观、又具体的社会问题。

2.理论意义。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例，新生代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涉及教育、“干中学”、医疗保健、迁移四环节都能生成新的人力资本，这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

3.实践价值。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为用工企业和输入城市提供针对性的措施，也可以为输出和回流地区提供思路，这对于政府激发社会活力和制度活力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问题，与沿海和内地的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城镇化等宏观背景密切相关，国内经济、社会、管理、文化等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进行了探索型研究，现有成果包括以下方面：

1.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特征和群体特征。韩长赋估算出该群体人数超过四千万，丁宏志判断该群体即将成为农民工主体。许叶萍等人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家庭、城市取向弱化了，而个人和发展取向比老一代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李海超等人认为该群体的工作适应水平、人际交往能力适中，刘传江测算出该群体市民化程度约50.23%，但生活水平低。

2.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蔡昉研究了农民工流动的动力因素。周其仁等人发现，该群体一开始就已明确了外出打工只是临时性安排的信念，收入变动、经济社会环境变迁只起加速或减速作用。盛运来、赵树凯等人分析了输入地和输出地的特征。蔡昉、盛运来等人还研究了农民工流动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3.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生成。王春光、周冰等认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生成包括基本教育、“做中干”、迁移、医疗保健四个途径。兰玉杰认为，频繁迁移和过多工种转换，使学习和适用中断从而会造成人力资本贬值。程德龙、韩雪等人认为，对立二元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市场、城市封闭的社保体系从制度层面制约了农民工的发展。王傲蕾认为，关系资本、经济资本、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造成了个体层面的资本障碍。

4.农民工分层问题。随着跨区域流动，李培林认为，这一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内部会产生二次分化，周运清、牛喜霞进行了类似的分层分类研究。黄江泉认为，人力资本充足的农民工率先融入城市社区，按人力资本将农民工分为三大类，提出了分层分类引导农民工融入各类城市的思路。墨菲认为，回流者中既包括“成功者”的特征，又包括“失败者”的特征。

5.农民工的城市化。学者普遍认为，城市化是解决农民区域流动相关问题的最终出路，刘小年通过深度访谈，得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元诠释模型，开展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工程。王迅提出了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投资的三角度建议。宋帅等人认为政府应承担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基础教育的主导责任，企业承担职业培训的受益者责任，农民工本人承担主体责任，而区域流动则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生成的机会。

文献检索表明，国外学者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问题较缺乏研究。但他们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口迁移的推拉模型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是对人进行投资而形成的，是体现在人身上的各种知识、技能、经验。根据推拉模型，Dustmann提出的生命周期模型，在分析劳动力流动方面能达到利益最大化。Becker、Solinger先后进行了人口迁移的歧视和冲突研究

三、现有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新型农民的特征篇8

建立和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种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是提高我国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已有的研究主要是规范分析,实证研究较少,以农民为合作社发展的微观基础来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发展内在机理的实证研究就更是少见。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能够满足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商品生产者谋取或维护自身利益、增强竞争能力的社会经济需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第一行为主体和最终实施主体应该是农民,我国新形势下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应该以尊重农民的行为与意愿为前提,以满足农民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农民的积极参与为根本手段。因此,了解农民的合作行为与意愿,对于把握未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本方向,揭示现阶段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制约因素,制定政策支持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对陕西省咸阳市、杨凌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等部分行政村的200个农民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本文对现阶段影响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探索现阶段影响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决定因素。

一、影响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因素

影响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因素众多,本文这里主要是从农民的个人情况、家庭特征入手寻找影响农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因素。从研究结果来看,农民个人不同的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水平、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以及是否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均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其中男性有76.3%的人愿意参加合作社,比女性(65.6%)高出了约11个百分点;受教育年限与农民参加合作社的行为与意愿呈正比关系,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的人越多(受教育年限9年以上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分别比受教育年限6-9年和低于6年的农民的比例高1.7个百分点和12.1个百分点);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81.2%)比未参加过的农民的比例(70.6%)高出10.6个百分点;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比较了解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比不了解的农民(60.3%)高12.4个百分点。比较特殊的是农民愿意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例随年龄增长呈抛物线的形式,年龄小于30岁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为71.7%,年龄处于30-45岁的农民的比例增加到77.2%,而年龄大于45岁的农民的比例又下降到70.5%,基本与30岁以下的农民处于同一水平。

农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行为与意愿也受到农户家庭特征的影响。从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来看,家庭劳动力人数少于2人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75.1%)分别比家庭劳动力人数为3-4人(70.7%)和4人以上(70.5%)的农民的比例高出4.4个百分点和4.6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越少,越想依赖于合作社的帮助;从农户产业结构来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明显高于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农民,其中从事养殖业农民愿意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例最高(76.6%),分别比从事种植业农民(72.3%)和以非农产业为主农民(69.8%)的比例高出4.3个百分点和6.8个百分点;农户年农业生产成本超过3 000元的农民(80.2%)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分别比年生产成本为1 500-3 000元的农民(72.1%)和低于1 500元的农民(67.2%)的比例分别高8.1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年生产收入超过5 000元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收入低于5 000元的农民的比例高3.8个百分点。除此之外,相信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带来受益(有预期心理?①)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84.7%)比持怀疑态度的农民的比例(68.1%)高达16.6个百分点。

二、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

(一) 模型的建立及其估计

在未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农民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以及农民预期心理等均对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确定出影响农民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决定因素,本研究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建立如下的经济计量模型:

农民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f(农民个人特征,农户特征,预期心理,其他)(1)

(1)式中,农民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以及是否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共5个因变量。其中,将性别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和是否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设为虚拟变量,具体讲就是如果男性设为1,是女性设为0;参加过职业培训的设为1,未参加过的设为0;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为1,不了解的设为0。农户家庭的特征包括农户家庭的劳动力数、产业结构、农业生产年生产成本、年生产收入共4个变量,其中通过农户农业年生产成本反映出农户农业生产规模大小对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通过农户年生产收入反映出农户富裕程度对农民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年收入5 000元以上的为较富裕农户(变量值为1),低于5 000元的为不富裕农户(变量值为0)。预期心理指的是农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否获取利益的预期心理,相信能够受益的变量值为1,持怀疑态度的为0。

本研究中农民是否愿意合作为[0,1]变量,所以采用probit回归方法估计农民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以及农民预期心理等因素对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具体建立的实证方程如下:

?y=φ(x1,x2,x3,x4,x5,x6,x7,x8,x9,x10,x11)+ε(2)

(2)式中,y代表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ε代表随机扰动项;x1代表农民参与合作的预期心理;x2 、x3 、x4 、x5 、x6、x7 分别代表了农民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线性项)、年龄(二次项)、受教育水平、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和是否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共6个变量;x8 、x9、x10、x11分别代表农户特征中的家庭劳动力数、农户产业结构、农户年农业生产成本、年收入共4个变量。?为了估计农民预期心理、农民个人特征和农户特征对其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我们同时估计出非标准化模型(probit)和标准化模型(dprobit),通过标准化模型估计(dprobit)确保预测值介于0-1之间(见表1)。表1中显示出多数变量的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而且符号和预期结果一致,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估计结果。

(二)计量结果的评价

从表1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预期心理对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影响,其系数值达到0.16,表明了认为参与合作可以受益的农民比持怀疑态度的农民愿意参与合作的比例高16%,从而证明了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农民做出的贡献在影响农民是否选择参与合作中的决定性。

在农民个人特征的影响因素中,男性比女性愿意参与合作的比例高11%,表明男性更愿意选择合作;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0.02,表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愿意参与合作的农民人数将增加2%,说明了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越强;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的农民要比未参加过的农民愿意合作的比例高4%,表明通过农民职业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合作意识,愿意合作的人数将提高4个百分点;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比不了解的农民愿意合作的比例高13%,调查中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多数农民不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民管、民收益”的本质属性,都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官办”组织,显示出了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常识宣传的重要性。

在农户家庭特征的影响因素中,家庭劳动力数、农户年收入的变量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家庭劳动力数和农户年收入对农民合作的行为与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农户产业结构的系数为0.03,说明了从“养殖业-种植业-非农业为主”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低,农民愿意参与合作的比例越小;农户农业年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农户家庭生产规模的大小,其变量系数为0.07,表明了农户家庭农业生产规模越大,农民合作的行为与意愿越强烈。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这200个随机样本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农民的预期心理是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直以来,全国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呈现出“小、散、弱”的“通病”,数量上庞大,但真正做大、做强、能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的是少之又少。这不仅使得合作社给农民带来的利益微薄,而且具有区域性、阶段性的特征,从而使农民对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持怀疑或观望态度,未能产生通过加入专业合作社带来稳定收益的预期心理,反而产生要受合作社约束、交纳会费等的思想负担。因此,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上,应该保证合作社的组建要建立一个,成功一个,由少到多,有点及面。发挥出典型合作社的辐射效应,让农民看见参加合作社的好处,从而调动农民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第二,农民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了解,对其参与合作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调查中发现,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民管、民收益”的本质,误认为合作社是服务于政府,受制于农村基层干部的“官办”组织,没有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部分农民担心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又走上了20世纪60-70年代“搞合作社”、“大锅饭”、“归大堆”的回头路,害怕合作事业的发展。因此,要大力加强合作思想的宣传工作,切实使农民明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唤起或增强农民群众的合作意识。

第三,农民个人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影响着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农民的性别、受教育水平、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以及农户产业结构、生产规模等均对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有着影响。农民个体中,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参与合作,受教育水平高的比受教育水平低的更愿意参与合作,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的比没有参加过的更愿意参与合作;农户家庭中,从事养殖业的比从事种植业、非农业生产的愿意参与合作,从事种植业的又比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更愿意参与合作;农业生产规模大的比生产规模小的农户更愿意参与合作等。

注释:

① 这里的预期心理是指农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带来收益的预期心理,其中包括农民生产产品产量的增加、农业新科技的应用、生产成本的降低、产品价格的提高等。

参考文献:

[1] munker, hans, review of the role of coopertative in the 21s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995(88).

[2] 曹建民,胡瑞法.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j].中国农村经济,2005(10):28-35.

[3] 傅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及问题[j].经济学家,2004(5):101-108.

新型农民的特征篇9

1 农村农田水利工程特点及新农村建设环境下的管理现状分析

1.1 农村农田水利工程特点分析

农村经济建设与农业发展中所建设的农田水利工程普遍具有公共服务性以及利益共享性、非价格性的特征。首先，农村的农田水利工程公共服务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其本身就是一项公益性工程项目，以解决区域的洪涝或者是干旱等水利灾害及农业发展中灌溉问题为主要目的，并且是由政府出资发动农村群众进行建设的；而其利益共享性特征则表现其工程项目的建设使用，是以工程区域的全部人员为受益对象，各自之间在使用上具有利益一致性特征；最后，由于这类农田水利工程是由政府出资发动农村群众修建，具有公共属性，不能够通过市场价值进行衡量，且不具备直接的经济效益，再加上其维护管理均由政府实现，因此，就决定了它的非价格性特征。

1.2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现状分析

结合上述对农村农田水利工程特征的分析，也正是由于其上述特征，使得其在后期维护及使用管理中，存在较多的问题。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随着一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作用功能的丧失，以及在农村经济提升与农业发展中的地位被取代，再加上政府管理的局限性，导致其管理发展问题成为当前水利建设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筹资相对困难，缺乏有效的资金支持。由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发展以及一些农田水利工程功能的丧失，导致很多农村地区的政府机构对小型农田水利的建设以及管理重视不足，将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责任推到农民身上，任由农民自行进行筹资管理，或者是由于对新农村建设下农村税费改革的有关政策制度了解不足，认为农田水利建设及管理筹资会增加农民负担等，从而对其管理不够重视，缺乏积极有效引导，导致其管理及建设成效并不显著。

其次，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缺乏相对明确的权责划分，并且农民参与管理的程度相对较低。当前，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多是以粗放式管理为主，缺乏专门的监督以及管理维护机构，对其后期使用的维护及管理十分缺乏，导致水利工程老化失修等各种问题存在较多，对其功能性也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严重影响在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种植中的地位作用，从而导致其在农村建设发展中容易被忽视。

最后，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还存在着管理效率较低，缺乏有效的运营管理制度等。由于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并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同时也缺乏专业的工程维护与技术指导，再加上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建设中的运营使用模式单一，使得对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效率十分低下，在农村水利建设与功能发挥中，作用十分有限。此外，由于农村经济建设与发展中普遍存在重建设与轻管理的思想，对于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使用维护与管理不到位，等，导致其各种问题及情况发生较大，对其正常运行使用及管理提升都有着十分不利的影响。

2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发展对策

结合上述对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特征及管理现状的分析，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为促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农村经济提升以及农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影响充分发挥与提升，应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

首先，需要加大对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并注意提高其管理资金的利用率，加强对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维护与管理，推动其在农村经济提升与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影响。在积极发动农民群众通过筹资方式改善对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使用维护和管理，以更为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种植、养殖等产业发展服务，推动农村经济综合提升与发展同时，注意从政府层面加大对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投资和支持力度，从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方面，改善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环境，避免对资金的占用或者是啊挪用等，提高资金在农田水利工程维护及管理中的有效使用，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其次，在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还需要进行明确的管理权责划分以及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对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权责进行明确的划分确认，并注意督促其在农田水利工程使用维护和管理中的责任落实和管理执行，定期针对农田水利工程开展检修维护与管理，确保其在农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充分发挥，提高其运行使用及管理效率，针对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依照责任划分情况进行严厉追究，并督促改进，从而促进其管理的提升与发展。同时，还要注意进行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组织与制度的建立完善，以促进管理效率的提升。进行专门的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以及工程技术指导组织构建，专项落实农村水利工程的维护管理，同时针对其管理开展情况进行有效监管，以促进其管理效率的提升，提高农田水利工程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影响，推动农村经济建设与发展进一步提升。

新型农民的特征篇10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可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此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都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从而引起其心态的转变。征地农民的心态会直接影响他们对城市建设的态度，值得研究。

一、吉首市新型城镇化进程及征地农民生活现状

近年来，吉首市全面实施城市品牌战略，新型城镇化成为了拉动吉首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增长极”，城市渐显“山区特点、民族特色、时代特征”个性。《吉首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修编已经完成并获得省政府批复同意实施。在规划中，全市1077.97平方公里行政区域全部纳入城市规划区，吉首将成为武陵山区旅游中心城市、商贸物流中心和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生态宜居城市。

在此过程中，土地是支撑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大量农民的耕地、宅基地、山林被征用，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对吉首市近郊征地农民调研访谈，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现状主要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一）耕地减少，难以再依靠土地而生存

征地之前，大部分农民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从事农业生产，一家人的粮食，蔬菜，畜禽自给，除了逢年过节买些肉类，其余基本自给，还有余粮可卖。一些农民从事养殖、种植时令蔬菜，或者到城里打季节工、散工还可以增加收入，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在征地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就业岗位，对于多数从事纯农业的农民来讲，由于文化素质及知识水平较低，在城市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只有靠打散工、干苦力等方式来维持生活，大部分被访对象认为经济来源没有以前稳定了。

（二）支出增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征地之前，一是农民基本的生活物资不需要样样花钱，通过自己耕种就可以得到，生活成本与城市相比物美价廉；二是农民的社会交往圈子较为狭窄，人际网络简单，没有过多的人际纠纷；三是休闲方式较为单纯，在休闲时间主要是看电视、邻里之间拉家常、或者打麻将扑克等休闲方式。土地被征后，其生活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表现在：一是生活物资都需用现金购买，加大了其生活成本；二是征地后多数在城市务工，接触对象发生了变化，人际关系更为复杂；三是休闲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部分农民拿着土地补偿款聚会喝酒、聚众等现象时有发生。

（三）就业困难，邻里之间贫富差距拉大

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大多属于年龄较大、文化低、技能低的弱势群体，尤其年龄在50岁以上的农民，征地后就业问题十分突出。据调查，有近四成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中壮年整日无所事事，精神没寄托，年轻人没事干容易惹事生非。市政府和一些街道社区虽然每年会举办几次劳动技能培训班，但能够解决的就业岗位极为有限。此外，由于受家庭人口数量、土地多少、土地类型及被征用土地的位置等因素的制约，导致原本贫富差距不大的邻里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

（四）社保缺乏，生存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据调查，征地农民被排除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依然只享受原有的农村医保和养老保险标准，比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领取50元生活补助。对大多数人来说，征地补偿安置费只能维持一时之需，一旦这些补偿款坐吃山空，而他们又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还没有落实好的情况下，需要自行解决这些问题，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影响城市社会稳定。

二、城镇化进程中征地农民心态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征地农民心态的主要表现

1. 对未来生活有恐惧心理。不少农民谈及未来时黯然神伤，对今后生活缺乏安全感，认为土地没了，成了无田可耕、无业可从、无岗可上的游离于城市边缘的“三无”农民。生活成本在上涨，生活压力较大。加之相关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惠及到他们，大部分征地农民对生活缺乏安全感。

2. 享乐主义思想比较严重。调查显示，一部分农民认为自己从此有了过上幸福生活的资本，不再需要继续卖力工作以维持生计；也有部分人拿着补偿金购买车辆，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还有部分农民利用补偿金豪赌的现象。

3. 城市融入度和参与感不强。由于征地农民存在文化素质和技能低等因素的影响，在就业方面无法与其他群体公平竞争，加上社会中存在部分城市居民排斥农民工的现象，致使大部分被征地农民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社会参与意识淡薄。

（二）征地农民不良心态的原因分析

1. 世代形成的土地依赖思想。在征地之前，有发展意识的农民不仅靠耕地来维系生活，更会利用其土地资源经营一些其他项目增加自己的收入。但当农民的耕地、林地、宅基地等土地被征用后，他们失去的不仅是用以安身的生存保障，更是失去了发展致富的重要机会和空间。一次性补偿的征地补偿资金并没有为农民今后的生活买单，征地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其被征土地增值后的红利。

2. 部分农民缺乏长远规划意识。在征地安置补偿之初，由于有补偿款，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较好，但如果没有长远规划、理财意识，加之没有固定的就业保障，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生活状况便会每况愈下变得越来越窘困。

3. 政府信息和补偿标准不一致。所谓不一致，是指集体土地上和国有土地上房屋搬迁在征地价格、拆迁价格、还建安置房价格上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和不统一。比如房屋补偿，有的是以有资质评估所，按现行市场评估定价，而有的是按征拆文件上政府定价来进行的。另外有时一个项目由于拖的时间太长，造成后来补偿政策的变化，前后补偿标准不一致，导致群众无法理解，引起矛盾冲突。

4. 政府缺乏科学的管理与引导机制。政府以强制的姿态征收了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资源，给予他们城市居民的身份，但却没有给予他们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待遇。比如吉首市养老保险在征地拆迁补偿工作中就没有落实，没有标准，也没有一个权威性文件的规范规定。加上他们与城市居民既有的心理隔膜，造成了其与市民交往与融合中的重重困难，也造成了他们心理归属的缺失和意识转变的滞后。

三、培育征地农民良好心态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引导氛围

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城镇化的受益者是谁、城镇化建设对农民有何好处，这些对于农民来说是陌生的，模糊的。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了解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与内容，没有从内心真正接受它，从而才会导致在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一些农民发生抵制情绪。政府要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多途径地加大对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与制度的宣传教育，政策宣传要全面、具体、透彻，让政策深入人心，纠正农民对征拆工作的偏见和错误认识。

（二）做好保障工作，完善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

1. 建立长效的职业培训机制。相关部门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与主管机构，定期到市场进行调研分析，根据市场需求结合当地高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或聘请相关专家对征地农民进行就业再教育再培训，并颁发相关的证书；政府也可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入驻吉首市的投资企业要优先给予征地农民就业机会等。政府要为征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完善相应的就业扶持政策，给予他们更多关注，减少贫富差距，减少他们对社会的失落感、不公平的的心理，这样可以稳定这些人群浮躁、无安全感的心态，缓解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

2. 建立健全相关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完善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包括教育、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制度，并着力落实到位，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此消除不健康心态滋长的环境。

（三）推进制度改革，创新土地补偿机制

调查得知，目前吉首市给予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方式是采取单一的货币安置。但由于农民缺乏长远规划及投资理财意识，很难将这一笔资金用好用活，因此，政府要想方设法创新土地补偿机制，既补贴了农民当下的生活问题，也为其后期的生存发展提供保障，预防不良后果的产生，消除他们的不安心理。笔者认为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创新补偿机制：

1. 分期发放补偿款。每户征地农民的补偿款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针对这一大笔补偿款，政府可以在争取得到农民同意的基础上，给每户征地农民建立一个账户，通过签订协议，按一定的比例分期发放到农民手上，对于后期政府暂未发放的补偿款给农民一定分利，如按银行的存款利息比例或稍高于银行的利息，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资金压力，又可以保障农民后期的生活保障，避免挥霍奢侈，也避免今后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找政府的麻烦，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2. 制定土地分红制度。根据政府征用土地的用途，让农民参与其中，分得一定的利润，确保其生活经济来源，减少社会矛盾。一方面，如被征用的土地是用于开发建设，在需要工人的情况下，政府可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其优先考虑当地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也可适当考虑征地农民参与其被征土地的利润分红制度，按其被征土地的多少，根据一定的比例每年给予农民分发红利。

（四）改善民生服务，创新社区管理模式

1. 建立社会心态排查机制。政府要高度重视征地农民的社会心态问题，要选拔心理学专业的优秀人才，分派到各社区组建成专门的社会心态排查小组，及时注意他们的心态动向，一经发现有问题倾向的情况要登记在案并及时上报政府相关部门，防范于未然。

2. 开设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心理咨询和心理上的援助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因为每个人都可能经历心理波动或产生心态危机，征地农民由于生活环境及生存方式的变化，更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心态问题，因此，各社区要开设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对排查出有问题倾向的农民要及时给予开导教育，对其进行监督跟踪服务，引导其培养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避免矛盾及纠纷的发生，维护社区的和谐稳定。

（五）丰富业余生活，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通过组织开展与传统节日相关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及积极向上的社会活动，要求广大征地农民参与其中，对积极参与者及表现优异者给予适当的奖励，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活动中培育其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消除享乐主义思想，培育勤俭节约、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

参考文献：

新型农民的特征篇11

中图分类号：F2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4）08－1941-06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Happines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LU Chong，LI Hong－xuan，WANG Yu－l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01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engdu city， effect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background on the general well－being of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re studied using an ordered prob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accommodation environment with full－time staff， skills training and life planning factors on the overall well－be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breakdown of happines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The happiness of life， social well－being， work happiness， living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well－being and self－development happiness.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verall well－being. Work background of happiness sense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general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had increased．

Key word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ppiness； influencing factors； ordered probit model

农民工是中国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城市农民工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务工总数的60％左右。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力军。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后，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公民在经济发展中的满足度和幸福感。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将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环境改变和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对“幸福感”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开始于近十几年前。幸福生活是人类的普遍追求，老百姓个人对于幸福的感受和理解是不一样的［1］。幸福生活涵盖3个方面的内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体和群体间的认同关系，反映人类从社会关系中寻求归属感；个人的内在精神状态，反映个体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领悟［2］。林洪等［3］构建了国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并以广东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有学者对国民指标体系进行了完善，王丽萍等［4］分析了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出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正面影响，而通货膨胀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已有的关于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方面。王丽萍等［4］对广东省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工作处于略偏向满意状态。杨春华［5］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因、心理定位、身份认同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幸福感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现有的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系统性分析较少。房俊东等［6］通过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层次分析结构图，描述性地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状态，并探讨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路径。本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进行了细分，在细分的基础上又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考察引入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工作背景对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影响。

2数据来源和模型构建

2．1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在2012年的暑期社会实践中对四川成都市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372份，其中有效问卷301份，问卷有效率80．09％。调查对象为16～31岁的新生代农民工，301份有效问卷的答题者中男性196人，女性105人。具体情况见表1。

2．2变量选取及测度

2．2．1因变量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将“幸福”的衡量是以一个问题“请您根据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打分”来代表的，答案分为“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的不同层次的五档，分别对应着数值从1至5作为幸福感的替代变量［7］。但黎昕等［8］认为幸福感概括起来应包括三个方面：生活满意度、个人发展满意度、情感体验。孙凤［2］将幸福感潜变量用5个满意度观测指标予以反映，指标包括工作、居住条件、收入、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满意度。结合已有的研究，本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评价不仅表现在对现在所处生活的总体评价（总体幸福感），还直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居住幸福感、社会幸福感、自我发展幸福感5个方面。本研究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对各个幸福感进行度量。即：1～5分别代表“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和非常幸福”。

2．2．2自变量本研究涉及的自变量主要有6个方面：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待遇福利状况、社会关系、个人主观情况、城市发展状况。在工作状况方面苗元江等［9］将工作状况分为工作时间、工作压力等方面。本研究除了选择工作时间外还加入了单位职位升迁满意度、五险一金、与正式员工差别和是否有跳槽打算4个变量；生活状况方面，本研究选择了食宿环境、家人关系、是否有小孩和居住地点4个变量；而对待遇状况方面，现有的研究多数没有将其单独提出，而是以工作收入作为替代，本研究在待遇状况方面增加了技能培训、是否按时按量发放工作和年终奖3个变量；社会关系方面，陈志霞［10］选取人际关系、社会接纳度作为其代表。本研究在社会关系方面提出以下变量：社会公平、社会尊重2个变量；个人主观情况方面，借鉴郑卫星［11］的指标选取，本研究选择是否经常受到压力、人生发展规划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作为影响变量；城市发展状况方面，本研究选取物价水平满意度、公共设施和社会治安和就业环境满意度作为影响变量。

2．2．3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性格特征和处事态度作为人口学特征的控制变量；同时，选择婚姻状况、岗位状况和政治面貌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背景的控制变量，分别研究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2．3研究假设

根据已有的研究，本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H1：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细分为5个方面：总体的幸福感受到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居住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自我发展幸福感显著性的正向影响。

H2：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自变量中，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H3：本研究将岗位特征引入到控制变量中，考察“职业内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认为岗位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正向作用。

2．4计量模型

根据因变量的特征，设置了以下的回归模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是属于5个分类的离散变量，属于多元有序定类的变量。Probit概率模型对多分类离散变量数据的处理是相当有效的。本研究中的分类变量大于2个，因此本研究选取该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进行研究。Probit模型的具体形式是：

Yi＝βxi＋εi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分项研究的视角，本研究共构建7个回归模型。即分别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居住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自我发展幸福感以及加入控制变量后的总体幸福感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其中，Yi为某种潜变量；i分别为1－7；Xi为自变量的集合；β为回归系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3实证分析

运用Eviews 6．0软件对301个有效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样本数据进行了有序Probit回归分析。

3．1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对成都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市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以下特征：①从整体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幸福感水平在“一般”到“幸福”之间，其中46．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幸福感水平为“一般”水平，30．4％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现状是幸福的。②对于影响自己感到不幸福的因素中，影响力由大到小依次为：较低的薪酬、背井离乡、恶劣的工作环境、严苛的管理制度。③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力开始从“生存型”向“生活型”转变，在职业选择方面也由脏累苦向工作环境好的职业转变。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33．3％有大量的娱乐活动，39．3％有部分娱乐活动。关于跳槽问题，72．3％的新生代农民工会因寻求更好的工作或更好的生活环境等原因而选择跳槽。

3．2新生代农民工各分项幸福感的分析

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分为：总体幸福感、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居住幸福感、社会幸福感、自我发展幸福感6个方面。首先，从表3的结果来看，模型1到模型3的整体拟合度较高。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幸福感来看，受工作时间（－0．16）、职位升迁（0．26）、居住地点（－0．376）、技能培训（0．225）、对未来的信心（0．257）、社会尊重（0．317）等变量的影响较大。综合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受到工作、生活环境、薪金待遇、个人情感以及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当公司的职位升迁制度越完善、公司举行免费的技能培训、个人得到社会的尊重后幸福感会得到较大提升。

从模型2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受到家人关系（0．36）和居住地点（0．41）的影响较大，同时还受到是否选择跳槽、压力感知和社会治安等因素的影响。从模型3的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幸福感受到职位升迁（0．50）、食宿环境（0．37）、工资发放（0．30）因素的影响较大。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方面的幸福感有所改变，更多的是受到工作发展前景影响，而非工资收入（0．11）的影响。

从表4可知，模型4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幸福感受居住地点（－0．376）和食宿环境（0．47）的影响最大。说明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较差，居住地点对居住幸福感呈现负向作用。因此，公司应积极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环境，从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幸福感。从模型5的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幸福感受社会治安（0．33）和就业环境（－0．33）以及人生规划（0．25）的影响最大。但就业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幸福感呈现负向作用。因此，政府应积极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向更好的职业转变。从模型6的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发展幸福感主要受到社会公平（0．21）、与正式员工的差别（0．25）、人生规划（0．27）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构建一个公平的社会发展环境，缩小工人间收入差距等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发展幸福感有重要作用。

3．3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与各分项幸福感的分析

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细分为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居住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自我发展幸福感5个方面。从表5可以看出，各个分项幸福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1成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居住幸福感（0．347）和自我发展幸福感（0．253）。因此，要提高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水平，应注重提高新生代农民的居住条件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自我价值的提高。

3．4引入个人特征和工作背景后，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分析

本研究引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和工作背景作为控制变量，考察个人特征和工作背景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个人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太显著，只有性格和处事态度对幸福感有0．068和0．034的正向作用（表6）。假设2不成立。从工作背景的结果来看，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岗位性质分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有0．221、0．191和0．061的正向作用，说明工作背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3成立。

4结论与建议

对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301人的幸福感调查的有效问卷进行了研究，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和分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的研究，最后还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和工作背景等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

1）共同对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和各分项幸福感有显著性正向作用的变量因素有食宿环境、与正式员工的差距、技能培训和人生规划等。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发展取向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已经发生了改变，由过去注重工资收入为主向注重个人的发展和社会认同转变。同时，对工作环境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受到生活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居住幸福感和自我发展幸福感的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说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较多且较为复杂，因此，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应从多方面着手。其中，影响作用最大的是居住幸福感和自我发展幸福感，说明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时，应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和个人发展等方面进行提升和改善。

3）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总体幸福感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个人的工作背景对幸福感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没有引入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工作背景的回归模型相比，各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影响都有所上升。已婚的、工作岗位上职位较高的和有一定政治面貌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更高。即拥有较好的工作背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当针对不同的幸福感时同种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政府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时，应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幸福感和自我发展幸福感的提升。即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环境的改善，工作保障水平的提升。此外，还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建立完善的职位升迁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价值的提高创造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左学金．幸福与幸福经济学［J］．江西社会科学，2007（3）：7－12．

［2］ 孙凤．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J］．统计研究，2007，24（2）：27－32．

［3］ 林洪，温拓． 国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广东 21 地市为例［J］．当代财经，2010（5）：32－39．

［4］ 王丽萍，方慧，朱克飞．广东省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2（2）：168－171．

［5］ 杨春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0（4）：80－84．

［6］ 房俊东，傅梅芳． 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研究――基于6 000余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2（5）：184－187．

［7］ 官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J］．南开经济研究，2010（5）：56－70．

［8］ 黎昕，赖扬恩，谭敏．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J］．东南学术，2011（5）：66－75．

新型农民的特征篇12

论文摘要：我国农民“文明、健康、科学”生活方式的构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我国农民生活方式的构建不能走发达国家消费主义时尚文化引导的老路子，而应走一条切合我国农村发展实际“低消费、高福利”的新途径，构建具有显著的时代性特征、鲜明的民族性特征、突出的地域性特征和明确的主体性特征的中国特色的农民生活方式。

一个时期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令人谈虎色变，许多国家纷纷出重资救市。一时乎人们对发达国家消费主义时尚文化引导的现代化产生质疑，对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嗤之以鼻。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生活方式的构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我国农民生活方式的构建不能走发达国家消费主义时尚文化引导的老路，而应走一条切合我国农村发展实际的途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生活方式。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生活方式必须具有显著的时代性特征、鲜明的民族性特征、突出的地域性特征和明确的主体性特征。

一、我国农民生活方式的构建必须具有显著的时代性特征

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生活方式，时代性是其关键特征。生活方式总是要受到一定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从而使生活方式打上时代的烙印。21世纪我国农民生活方式建构的基本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活方式，也就是要构建一种不以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幸福感与满意度的生活方式。其中“和谐”是建设目标，“文明、健康、科学”是建设内涵，“勤劳节俭、注重生活质量”是建设主导。具有显著时代性特征的我国农民生活方式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逐步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脱胎并主动接受现代农业生产方式，重视土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收入水平和提高消费能力，劳动不再只是获取生活的义务，同时成为愉快的享受；消费方式以求得生存为主向日益提高的物质享受转变，在物质享受增加的同时精神生活极大丰富，有很强的精神满足感和生活幸福感；家庭方式由家族型转变为核心型，妇女的家庭地位和自益受到维护，家庭职能不再只是消费和生育，广泛的社会交往成为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日趋和谐；闲暇方式从低级趣味、无聊消遣转变为情趣高尚、主动参与，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需要的人群各有所得和各有所乐，形成文明健康的村庄社区组织。从农民主体地位出发的我国农民生活方式构建，一定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从而使农民生活方式构建既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又有显著的时代性。

二、我国农民生活方式的构建必须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生活方式，民族性是其核15、,特征。民族是由共同祖先、共同文化、共同习惯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我国农民生活方式的构建必须建立在民族基石之上，植根于民族土壤之中。我国不但是一个多民族和睦共存的国家，而且不同民族主要以分散状态星罗棋布于我国广袤的农(山、牧、副、渔)村，是一个有着自己相对独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共同体，所以也必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构成我国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具有鲜明民族性特征的我国农民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精神生活从娱乐性变为享受型，特别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活如文艺、体育、节日、礼仪等，不仅应成为本民族的精神享受，还应通过文化交流为兄弟民族提供精神享受；物质生活从单调型转向丰富性，不论是饮食、穿着、居所，还是交通、通讯、用品，都随着收入的改善和提高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变化；劳动生活从传统型转向现代型，许多民族已经从刀耕火种、游牧渔猎的传统劳动生活中逐步解放出来，集群定居并采取现代生产方式以获取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闲暇生活从单一型转向多样型，逐渐富裕起来的不同民族群体闲暇生活的社会性更加广泛，使得原本相对活跃的闲暇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此外，具有中国特色农民生活方式的民族性特征在宗教、道德、交往等方面，都要在摒弃糟粕的基础上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尊重民族生活习惯，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使我国农民生活方式的构建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三、我国农民生活方式的构建必须具有突出的地域性特征

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生活方式，地域性是其必要特征。我国农民所在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经济社会条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对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劳动生活、闲暇生活、家庭生活等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经济，不仅是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我国农民集群而居的基础。我国农民居所的地域性差异，决定了生活方式的地域性特征。从静态方面看，不同地域的自然资源在农民生活方式构建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自然资源的地域性特征形成特征性地域生活方式；从动态方面看，探讨地域环境对农民生活方式的影响，主要是探讨地域环境对农民生活方式的形成、改变、传播和发展所起的作用；从哲学角度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活方式与地域环境的辩证关系，至少应包括人们生活方式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因果关系、人们生活方式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是一种间接关系、人们生活方式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和人们生活方式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可以说，生产力是地域环境影响农民生活方式的根本要素，而生产关系则是决定农民生活方式的直接原因。此外，地域还对人的气质、性格产生影响，如风光秀美的江南水乡，人的气质性格多倾向温柔细腻，而山河壮阔的北方大地，人的气质性格多表现豪放粗犷。由此可知，地域性特征是我国农民生活方式多样性的重要基础，深入研究农民生活方式的地域性特征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