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

研究方向：中国外交、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公共外交、国际关系理论。

主要著作：《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等。

摘要 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在本体论上坚持和谐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强调共同演化，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关怀与大国担当。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完全可以发展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相通。这是中国梦与美国梦并行不悖发展的理论写照。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必须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制度韧性，抓住时代本质，创造性地夯实其理论基础――和合共生。

关键词 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梦 美国梦 和合共生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时代命题

自2012年5月3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以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一再被高调推出并不断发酵。这是中方继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后又一重要国际思维创新。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切实认识到，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

新型大国关系主要针对中美关系。不仅要防止中美之间由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①带来的硬冲突，也要防止中美间的三大“软冲突”：

其一，世俗与宗教的社会对立。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非宗教国家的崛起，不以西化为目标，这在基督教国家中引发“中国”泛滥于世，本质上即围绕中国是否为他者、另类而展开。美国是建立在“山巅之城”信念下的新教国家，也是当今宗教化色彩最浓厚的西方大国，如何接受一个世俗国家的崛起，事关美国的立国之本。

其二，伟大复兴与决不屈居第二的对立。秉承天定命运论、美国例外论，美国扩张为全球性霸权。有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挑战了美国绝不做老二的信念。中美关系的真正挑战是中美之间的身份冲突，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绝不肯屈居第二的信念间能否找到中间地带，或者相互调适，形成新的身份认同。

其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国的崛起，是唯一既要复兴古老文明，又要复兴“西方另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中国崛起事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之最终兴衰，并集中体现为对“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检验。美国有传统，反对共产党人的公有制和无神论。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美国给新中国贴上了“共产党中国”标签。如今，美国人要重新定位中国。

一个相当普遍的预测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超过美国，这增加了中美之间需要认真理顺彼此关系，防止战略误读误判的紧迫感。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成为一个时代命题。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三重超越

针对中美间存在的三大软冲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三重超越：

首先是超越“文明冲突”。中美是东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代表，能否打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关系到能否超越历史上的文明冲突陷阱。中国是非宗教国家、文明型国家，而美国传统上是基督教国家，共和党美国人更是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秉持“山巅之城”、“自由灯塔”理念，很难从理念上认可中国。不过，由于共和党在美国不接地气、思想僵化，可能较长时期执政，这为充分展示美国制度韧性和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与中国携手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超越零和博弈，也就是要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在其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没有国际权威统治他国的世界里，大国一律损人利己，追逐权力，并成为支配性国家，在此过程中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作为本书的结论，作者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威胁。②其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非大国扩张，而是文明复兴、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的有机统一，理念上的“互利共赢”不会挑战“美国例外论”。中国外交一直强调不冲突、不对抗，主张客观理性看待中美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最后，超越意识形态对抗，也就是超越冷战模式。中美在21世纪无论打热战还是冷战都难以想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超越历史上的这两种硬、软对抗模式，实现包容共存、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致力于建立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意识形态看待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中国梦―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

中国已宣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否意味着对美国梦构成挑战，甚至排斥美国梦的实现，抵消其影响，使其黯然失色？这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国梦，就其性质而言是包容梦，通过实现中国梦来实现世界梦，不仅不妨碍美国梦的实现，甚至会帮助实现美国梦。就其内涵而言，中国梦也与美国梦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主席强调，中国梦鼓励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这与美国梦的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毋庸讳言，中国梦与美国梦是不同国情下，不同发展阶段的梦想，区别是自然的。但是挖掘其共通性，将有利于促进中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未来、对21世纪负责任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梦是包容梦，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决定的，也是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体现。包容性崛起的三大支柱是实现文化、体制与环境的三包容：

其一，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战略文化。为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知识与权力不匹配的问题，我们必须倡导文明的兼收并蓄，强调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发展包容西方的战略文化。包容西方，并非意味着锁定改革的方向，而是相互学习、借鉴，实现共同发展、和谐发展与包容发展。

其二，统筹兼顾的包容性战略体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在全球化时代，内政与外交日益不可分。为此，外交应超越内政制约，超越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二分法，建构统筹内政―外交、权力―价值、利我―利他的包容性战略体制。

其三，宽松和谐的包容性战略环境。要建构包容性战略环境关键是超越现代化的赶超思维，确认中美关系的战略地位，厘清中美关系的历史意义与全局意义。夸大自身实力、看低美国实力会酿成历史的悲剧。

为了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需解决中国与美国的利益矛盾、权力竞争、责任纠纷与价值冲突，具体内涵包括：

首先，利益共赢。中美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有效、战后国际秩序和平可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诸多共同利益，相互贸易投资、网络安全与亚太秩序等方面也存在大量共同关切或共同责任。这是中美利益共赢的基础。

其次，权力共生。中美不仅利益而且权力高度相互依存，因此指望打造排斥对方的权力架构或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都是不现实的。在亚太地区，完全可能出现中国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不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情况。

再次，责任共担。中美在打击海盗、跨国犯罪、维和、减灾防灾、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安全等问题上共担责任，肩负共同大国义务。在探索建立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良性互动模式上担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最后，价值共享。抛开两国意识形态分歧，认真梳理中美价值观，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设想，可以找到不少共享、共通之处。近日，主席在加州与奥巴马总统庄园会晤时就强调，中国梦与美国梦有诸多共通之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理论――从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

笔者在近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中提出，“坚信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中国，当以文明自觉探寻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以文明自信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崛起的道统，不仅在于复兴传统中华文明，同时在于开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合理继承人类现代文明，而且在于实现中欧‘文明G2’、从而合法继承西方文明，更在于合目的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实现‘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身份的三位一体”。③

美国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因此，与美国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也是包容现代人类文明的过程。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从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的切实迈进。

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已经难以解释由于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全球化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新时代，必须实现超越。④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这种理论超越提供了紧迫感。

2012年国际关系协会（ISA）设立大会专题“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为我们的理论自信做了很好的注脚。中国文化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理论贡献，又是我们理论自觉的重要来源。从世界观上，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了西方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倡导关系主义与和谐世界理念；从方法论上，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式思维，倡导合作共赢理念。

中国外交更直接对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实践贡献，概括起来有：

相互尊重：定调新型大国关系风格。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合作共赢：规范新型大国关系性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以及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对国际社会肩负着特殊使命，这就要求双方以互利合作为核心，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和管控危机，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从而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努力形成利益与命运共同体。

对于如何通过合作共赢规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性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有其独到认识。他指出，中美双方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迫切的是要在三个领域有所行动：第一要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在美国重返亚洲、中国逐渐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亚洲各国的关系，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第二要在军事领域实现突破。新型大国关系最核心的内涵是双方和平共处，不发生军事冲突，而目前大国关系中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政治和经济关系，如何突破这个瓶颈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三是要寻求在新的领域开展合作，比如网络安全、全球治理等，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果在这些方面中美不率先垂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无从谈起。⑤

平等互信：夯实新型大国关系基础。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秉承平等理念，相互信任。美国方面开始引用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太平洋和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并不断承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和平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有利，对美国、对世界也有利。美国希望同中国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做平等的伙伴。这些都有利于增进中美战略互信。为增进中美平等互信，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基础，主席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建议，把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晤的做法机制化，用好现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⑥

包容互鉴：提升新型大国关系层次。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厚植友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要积极推进两国社会各界交流交往，让更多人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参与者、支持者。“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举行，就是希望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总之，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在本体论上坚持和谐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强调共同演化，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关怀与大国担当。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完全可以发展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相通。这是中国梦与美国梦并行不悖发展的理论写照。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必须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制度韧性，抓住时代本质，创造性地夯实其理论基础――和合共生。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价值理念，代表了全球化时代我们对人类命运的共同价值追求。“合”是中国人交往的理念，以合作精神，避免空间上、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对抗，超越“文明的冲突”。“共生”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以牺牲美国的领导角色为代价，并且通过相互建构身份与认同，帮助美国适应新时代，找到新的领导角色。在权力，包括领导权上，中美完全可能找到共生之道。这既是中美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从人类需要文艺复兴的文明高度对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做了深入阐释：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的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⑦

按照这一逻辑，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捉襟见肘之时，我们需要新型的大国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不仅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实践，也必将创新国际关系理论，拓展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认识。

注释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言说，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即在现实中，两个大国的战略判断与感情好恶的致命结合，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导致健康的竞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甚至更糟。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王义桅：《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22页。

王义桅：《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2

关键词：政党交往 特点 趋势 创新

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经波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后（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中共党际关系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并在此后得到迅速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完善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强调在此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1］”，并且明确把党际外交作为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一部分，作为促进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式，科学阐述了党际交往与国家交往之间的关系。从十五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和不断深化的新的历史阶段［2］，党际关系蕴涵的内容、追求的目标价值和构建途径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关系发展新局面。

1 十五大以来党际交往新特点

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在转型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党际交往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既反映了十五大以来国内国际整体环境的深刻变化，又显示出中共党际交往理念的与时俱进。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党际关系的论述有这样几个特点：

1.1 基础不同。十二大规定党际交往立足“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十五大提出党际交往的基础是四项原则，淡化了意识形态。

1.2 范围拓宽。交往对象从十二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到十三大的“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再到十四大的“各国政党”，最终扩展到十五大的“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摒弃了门户之见。

1.3 主旨明确。从十四大的“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明确为“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提升了党的对外工作的定位。

2 新型党际关系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新型党际关系理论在涵盖内容、目标价值和构建途径上都有很大的创新，这种创新既是在总结过去党际交往的经验教训，又是建立在十五大以来党际交往实践转型的基础之上。新型党际关系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也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2.1 新型党际关系包含内容的创新。新型党际关系涵盖的内容不断创新，在原有的党际关系内容的基础上，又加入现代的元素，赋予时代意义，此外，还根据党际交往实践不断补充和调整党际关系内容。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党际交往（尤其是执政党交往）不断地扩大，新时期中共坚持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原则，强调党际交往在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2 新型党际关系价值及目标的创新。中国国内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内部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外部和谐世界的构建，都是密切联系、相互统一的。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服务于内政，维护、拓展和谐的国际环境，是国内和谐社会构建的良好的国际大气候。“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两大价值观，积极合理而有效地实施外交政策，有利于中国社会和谐向度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以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构建作为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目标价值，体现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和平理念。一是通过政党之间交流治国理政、建党治党经验，促进内部和谐社会的构建。二是通过加强政党之间的协调、对话与合作，倡导外部和谐世界的构建。

2.3 新型党际关系间架结构的创新。灵活多样的交流形式；以政促经、以经固政的双向互动模式；多层次、有重点的党际交往方式。

3 实践中党际关系的发展

多年来，中共通过政党交往，在拉美结交了大批朋友，为促进双方国家关系和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3.1 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在开展“中法文化年”、“中英科技年”、“中俄国家年”以及“中印友好年”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积极邀请与此相关的各主要政党和重要智库来华访问，进一步丰富了各种活动的内涵。配合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这一平台，加大了与日本执政党的交往，同时与日本其它政党也继续进行党际交流，增进了双方的了解，扩大了共识。为了配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一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与相关国家政党的交往和交流，这些重要的举措充分显示出党际关系发展对于国家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等等，这些都彰显出中共党际关系良胜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3.2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党际交往中，积极牵线搭桥，为经济部门推荐合作伙伴，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提供各种有效信息，通过党际关系渠道，努力促进经济关系的发展。十五大以来，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很快，党中央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并十分重视经济的作用。一些经贸交流团到达一个国家首先同该国的政府或政党建立联系，经济活动往往是直接参与或间接地通过政界来进行，这样不但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而且能与有关国家的政界建立密切关系，扩大了在有关国家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3］。

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新发展对于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全局、大局出发，从国家关系和世界格局出发来发展新型的党际关系，其着眼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事实上，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的共同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新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3

1、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正逢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希望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信息的需求十分迫切；与此同时，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甚，越来越活跃和复杂。在这一国际形势下，如何赢得话语权，占领舆论制高点，发出中国声音，阐述中国立场，确保在激烈的国际舆论交锋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加强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最为关键。而高标准、多元化的复合型人才需求，也为国际传播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复合型人才，顾名思义，是指具有两个或以上专业(或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人才。郭可认为，解决国际传播中被动局面，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才能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的问题，才能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的有效性等一系列问题。由此看来，以国际传播为导向的英语复合型人是当下各个传媒院校的诉求，也是顺应媒介发展趋势，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必然追求。

2、国内传媒院校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瓶颈

当前我国各大传媒院校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传统培养模式，即“传媒专业+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包括综合院校的新闻院、系创办的国际新闻专业，是国际新闻传媒人才的最主要来源。二是外语院校国际新闻专业培养模式，即“外语专业+传媒”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一般是外语院校依托自身的英语优势，增设部分新闻课程，按照近年流行的复合型人才模式进行专业培养。这两大块构成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流。

通过以上人才培养模式的分析，同时也根据笔者调研，目前国内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2.1课程设置零散孤立，缺乏系统性

目前在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不能使每一门相关课程都有效地服务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专业课程设置呈现为一种互不交融的大“拼盘”，实质上只是完成了英语与新闻学科的简单叠加而非融合。由于该专业是面向新闻传媒、对外交流(文化、外交、经济等)领域，培养具有宽厚的人文社科理论基础，掌握本专业相关理论与语言技能，通晓英语国家文化习俗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培养，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新闻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及实践教学，而紧紧围绕这两门学科所设置的两大课程模块却未达到有效融合，缺乏统一的专业导向，从而使我们的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陷入瓶颈。

2.2途径上相互脱节，缺乏整合性

近年来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成效不尽人意，尤其新闻和英语专业是两个实践性极强的专业，理论教学、实训与社会实践诸方面相互脱节、缺乏整合性。高校基本上是延续传统的教学途径和方式，从书本到书本，脱离实际；有限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又隔靴搔痒，远离社会第一线。这些自然使得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无法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无法将学理研究与社会体验结合起来。

2.3师资配置上各自独立，缺乏协同性

师资队伍建设是一个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而复合型师资队伍又是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基础，进行跨学科和跨专业的复合性专业教育，决定了其师资队伍必然有着不同的学科及专业背景。国内各个高校英语新闻专业的老师大多是毕业于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应用语言学专业，他们的英语水平高，专业知识扎实，但如果单靠其所掌握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来从事教学，是很难适应改革需要的，这就要求我们老师更新知识，在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和素质的同时，促进能力的多元化，知识结构的合理化。

3、国内高校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策略

3.1以英语专业培养目标为导向，新闻为特色，确保课程设置的系统性

要调整和优化培养方案，力求更加契合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规律。国际传播人才应当打牢“五个根底”，即新闻业务根底、新媒体业务根底、各方面知识根底、外语根底、国际知识和国际视野的根底。我们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大“外语”和“国际”比重，强化学生外语能力训练，拓宽国际视野，营造国际化环境和氛围；该培养模式就是要体现新闻特色，即“英语+新闻”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英语作为专业始终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学习并掌握新闻学相关理论，将英语和新闻两方面的课程找到一个有机的结合点并加以融合，绝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把外语专业办成“四不像”的专业。

3.2重视实践教学，要打通并整合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及各方面要素

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既需要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解析与传授以建立学生完整合理的知识结构，也需要配套的实验与实训课程，需要学生走向社会，进行及时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强化和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学校应在在全国多个城市与多家媒体单位建立合作项目，并创建新闻实践基地，学生利用寒暑假有组织地前往各地新闻媒体单位，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等基地实习。

3.3要在国际传播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引领下改造和重塑教师队伍

前面提到由于大多数英语教师都是毕业于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应用语言学专业，因而很难适应当前的教育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扎实、能力多元化、层次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改变长期以来外语教师知识结构单一化的状况，优化教师队伍，使教师自身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高层次的学历，培养出以英语为主体的多学科专业(新闻、经济、法律等)的复合型专业教师队伍。要以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导，实现教师在学科和专业立足点上的转化，尽快找到新旧专业间的结合点。可通过自修、培训、访学、参与实践等方式使教师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优化，从而达到师资队伍自身的升华。

参考文献

[1]孙习成，传媒背景下作为国际传播者的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考试刊，2009(31)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4

在论文写作逻辑上，以发展为核心，以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前提，按照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的脉络构建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在材料的组织上，从理论、实践与创新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各要素与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联系，并将理论研究与油田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通过对我国油田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了我国油田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论述了国际竞争力理论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国际竞争力理论的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原则等内容，总结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提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并提出了提高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对油田企业产品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能力问题。

在对国际竞争力评价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提供了支持。

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确定的问题，确定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运用现场数据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定量依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油田企业进行了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

论文最后从资源利用、成本管理、科技运用、人才开发、管理措施等几个方面总结了与国内外差距，提出了提升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b—p神经网络，数据包络分析

创新点摘要

1.对国际竞争力理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明确了油田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性描述，把国际竞争力强度分为很强、较强、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见第2、3章）

2．建立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行了指标的准确定义。将国际竞争力程度分解为整体规模、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市场、经营管理等二级子系统，以及19个三级指标，并通过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率。（见第3章）

3．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实际评价了油田企业综合国际竞争能力。将不同量纲的指标按照效用函数归一成效益型指标，确定了学习速率和动量系数，采用了生成随机数的方法给网络赋予初始值，得到的网络评价输出值与实际评价值吻合，并对选取的国际公司进行了整体排序。（见第4章）

4．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油田企业进行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见第4章）

第1章 绪 论

1.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和国际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代国际竞争力研究出现在二战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美国的gnp世界占有量下降趋势严重，美国成立了“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1984年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关注竞争力问题。21世纪初，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各国研究的重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对我国企业的挑战，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也是当前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一些大公司、大集团已经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正面临以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我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油田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5

一、创新型人才培养呼唤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改革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要大量创新型人才。关于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内涵，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展了许多讨论，基本达成共识，即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1]。创新意识、思维和能力意味着培养的人才需要具有广泛的视野、多样的思考维度、批判性思维及开拓探索的意识能力。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创新型人才必须在国际舞台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创新能力，这要求他们具有国际性视野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无论是获取广泛的视野、多样的思考维度，还是培养批判性思维，接触和学习不同文化无疑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于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而言，发挥语言学习的优势，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途径。

就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而言，近年来，我国的日语专业已经进入发展的转型期。开办日语专业的学校不断增多，日语学习者人数大幅上升，日语专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语种”、“大专业”[2]。但是另一方面，日资企业加速了向海外的资产转移，市场对于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日语专业学生的就业形势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国家将培养“创新人才”作为重要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日语专业急需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以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意识、国际视野、人文素养及创新能力的人才为目标，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既有的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大多注重“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对于跨文化教育的重视度逐步提高，相关研究讨论日益增加。但是整体来说，跨文化教育有的停留在“日本社会文化”、“日本事情”等对于日本文化的学习，有的在语言学的课程中穿插对于日本语言特点、语言习惯的学习。而在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基础上，以培养中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非常少。在全球化发展、中日关系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要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急需建立一套系统有效的课程体系，改进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

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胡文仲在分析总结了学界多位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定义之后，认为其包含认知层面、感情（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能力[3]。认知层面包括对于文化的一般知识，对于对象国及本国文化的知识；感情（态度）层面包括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尊重，对文化差异的适应等方面；行为层面包括交际者的语言能力、非语言能力、变通能力等在异文化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个概念反思我国现有的日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可以认识到我们对于文化的一般知识、对于本国的文化知识上的内容非常有限，在感情态度方面的培养更显不足，在行为方面的培养更集中于语言能力的培养。

高一虹在探讨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时说，对具体的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和有关交际能力的提高可以称为文化的“跨越”，但更高层也是外语教育的重要目标，应该是使学习者获得一般的、整体意义上的文化意识及反思的、宽容的态度，即文化的“超越”[4]。这是我们在思考日语人才培养的时候应当考虑的。许多日语专业的毕业生进入工作之后要进行广泛的跨国事务的处理，并不限于日本。因此，通过日语的学习，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对于多种文化的反思的宽容的态度，才能使学生得到益处，才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精神。

三、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

基于以上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探讨，我们认为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应该具有以下因素。

1.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在学习跨文化交际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具体交际能力和知识的学习，不仅要学习日本社会文化的意识，而且要学习国际社会共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培养学生对于多种文化的尊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把培养对于多元化的思考、理解、对比作为主要的学习目标，而不限于知识的灌输，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2.提高对自身文化的认识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学习自身文化是不可缺少的。自身文化是认识不同文化的一个基准，而认识不同文化也必然会促进对于自身文化的反思，这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开拓思考维度的重要途径。

3.采用多种方式加强对于非语言交际的学习

就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来说，由于日本人的语言交际具有“无声胜有声”，以大量省略语句和非语言表达交际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采用多媒体等形式，加强对于非语言交际的学习。

4.结合实地实践和海外学习

针对实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可以在课程中设置实践环节以提高学生处理交际冲突的实际能力。但是，许多研究表明，高层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通过实地体验才能够获得。因此，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校企合作等实践学习及海外交流的实地体验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

基于以上探讨，我们对以日语专业创新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些思考并不完全充分，今后还需要在结合国内外具体课程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摸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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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刚.转型期的中国高校日语专业教育的几点思考[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4）：1-6.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93X(2012)02−0018−04

国际创业目前是国际商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Schumpeter将创造新产品，开辟新的市场、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原材料供应渠道，以及构建新的组织形式等都视为是创业[1]。Knight将创业视为经历不确定性的过程[2]。根据Schumpeter和Knight的定义，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以已有产品进入新市场或者拓展原有市场，销售新产品，开展新业务，拓展新渠道等都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因此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国际创业的过程。Zahra和George(2002)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提出国际创业的整合模型，将国际创业分为国际化程度、速度和范围三个维度[3]。因此本文选择国际化程度、范围来探讨企业国际创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争论不休，并得出企业国际化创业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线性、U型、倒U型、S型等不同观点。由于对该领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对此进行理论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国外相关研究

对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至今未得出一致的结果。不少研究认为国际化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如通过国际化会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范畴经济与相互学习（Kogut，1984[4]，1985[5]），共享彼此特有的能力或核心竞争力（Hitt等，1997[6]），从而提升企业利益。部分实证研究证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线性相关关系（Grant，1987[7]；Delios等，1999[8]）。Gomes和Ramaswamy（1999[9]）认为在国际化初始阶段，企业国际化程度对经营绩效有正的影响，但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深入，其对绩效的影响有一个逐渐递减的边际收益，会呈现出一个正的但边际效率递减的模型。企业国际化在给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相应地也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国外市场，面临着陌生的环境，文化的差异，加之消费者购买心理及偏好的迥异，以及管理、监督上的困难，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学习成本，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部分学者得出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存在负向线性相关关系（Michel 等，1986[10]；Collins，1990[1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不明显，真正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的因素为企业自身的优势，如Shaked（1986）[12]在针对58家美国跨国企业和43家非美国跨国企业，Buhner（1987）[13]对德国40家企业，Sambharya（1995）[14]对美国53家多国企业进行研究都发现，企业国际化与绩效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Morck和Yeung（1991）[15]在国际化对投资人的价值研究中发现，研发支出与广告支出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可借由国际化予以强化，但是国际化本身对绩效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学者综合考虑企业国际化的成本与收益，以曲线关系来研究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了U型关系模型和倒U型关系模型。近年又有学者综合各方面的观点，得出了S型关系。Ruigrok和Wagner（2003）[16]认为企业在国际化早期因为对国外环境的不熟悉，存在着文化差异、资源和能力不足等因素，国际化的成本会高于国际化的利益，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国际化经验的积累，进一步的国际化会对绩效会产生正面影响，从而得出U型曲线关系。Sullivan（1994）[17]认为海外市场的扩张可以立即给企业带来正面的利益，但当其国际化程度超越某个点之后，由于协调成本大幅提高、管理日益复杂、组织资源的能力跟不上企业国际化扩张的速度等原因，导致过度的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带来负面的影响。Hitt，Hoskisson和Kim（1997）[6]认为，虽然国际化可以为组织带来很多利益，但随着国际化的增加，将伴随大量的成本，成本逐渐大于其获取的利益，从而令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出现倒U型关系。Contractor，Kundu和Hsu（2003）[18]对美国103家服务企业研究后发现，国际化扩张存在三个阶段。由于存在国外不利因素、初始学习成本、未达到规模经济等，初级国际化企业随着国际化的开始，企业绩效是不断下降的。对于中级国际化企业而言，由于规模经济和范畴经济的作用，获取低成本的资源，交易成本的内部化等，企业绩效随着国际化的扩张是不断上升的。对于高级国际化企业而言，文化距离的扩大，过于分散的市场会产生大量的协调成本，其绩效是随着进一步国际化扩张而下降的，呈现出S型曲线。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对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不多，且结论各不相同。台湾学者乔友庆、于卓民和林月云（2002）[19]以台湾大型制造厂商为样本，发现国际化程度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王国顺和胡莎（2006）[20]以329家拥有出口业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发现中国目前制造企业的出口行为对绩效产生了负向影响，以出口比例衡量的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的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利率显著负相关。薛有志和周杰（2007）[21]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数据分析中发现，企业国际化对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鲁慧玲（2008）[22]通过对374家有出口业务的A股上市公司2005、2006两年的数据进行研究，验证了国际化程度DOI与绩效ROA（总资产收益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并发现DOI与绩效ROS（销售利润率）之间关系不显著，但方向(正向或负向)与ROA一致，同时计算出国际化过程中企业绩效最低时的国际化程度是37%。杨一尘和余颖（2008）[23]以15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国际化程度对公司经营业绩有影响，且当国际化程度不是很高时 ，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王辉、张俊玲通过对我国彩电行业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化经营，充分融入国际领先的创新环境，通过与大型跨国公司同场创新、合作创新等来提升企业内在的创新能力，借此实现新的绩效增长契机。[24]王福胜、孙妮娜、王虹妹(2009)[25]从沪深两市对外直接投资较多的行业中选取3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绩效、结构和态度三个维度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得出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呈正向线性相关关系，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国际经营的涉入程度来实现提高自身经营绩效的目标。

三、企业国际化经营对其绩效的影响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再结合我国企业进行国际化创业经营的实际，笔者认为，国际化经营的三阶段理论对大部分企业都是适应的，甚至不管是之前得出的线形、U形，倒U形关系都可以在三阶段理论中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契合点，也存在与之对应的解释[26]，只是不同的结论可能正好处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不同生命周期中。国际化经营的三阶段理论从增值收益、增量成本的角度为企业国际化创业过程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纵向的深度解释。

在企业国际创业经营的第一阶段（Early Internationalization），由于交易双方处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气候、文化等多方面的先天差异，使得其初始国际化进程异常复杂及不确定，这会大大加大企业获取其市场信息的成本。其次，交易双方因为彼此的不熟悉，双方的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履约能力的不确定会增加交易谈判与监督履约的成本，预防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也会提高企业事后履约的成本。因此在企业国际化初始阶段，出口导致的增量成本远大于出口带来的收益，从而会使得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一开始呈现负相关。

当企业克服初始阶段的困难，步入企业国际创业经营的第二阶段（Later 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会使得企业的单位增量收益大于其成本，企业绩效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国际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而逐步提高，呈现正相关关系。尽管在这一阶段中，企业仍然存在着相应成本的增加，但是企业克服了初始的交易困难，通过熟悉国外环境，加深交易双方的了解，建立更多稳定、信任、长期的交易往来，改变自身在国外市场网络中的位置，形成国外市场上广泛的企业关系网络，从而更容易获取有利知识、优势资源、商业机会，降低交易成本。随着企业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达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企业交易成本内部化，这会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获利能力进一步提高，使得收益的增量远大于成本的增量，从而表现为企业绩效的提升。

在企业国际创业经营的第三阶段（Exces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即企业国际化扩张达到一定程度脱离了国际化经营的最佳状态后，国际化经营的进一步扩大，范围更广，涉及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市场严重分散，文化距离扩大，管理成本加剧，全球市场的协调成本和风险大大增加，成本的增加以及所带来的风险大于企业的收益，企业国际化的进一步加剧会导致企业绩效的降低。并且在这一阶段，部分企业因为在享受第二阶段国际化所带来的长期超额收益后或因为本身其他长期的战略追求或企业在技术和生产规模扩张上反应不够迅速，并不会意识到自身的过度国际化问题[27]，也不会及时采取行动来抑制这一阶段中国际化的负面影响。

笔者对企业国际化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企业在经历第三个阶段后，在国际化的继续扩张过程中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如果企业对内能充分意识到本身所存在的问题，采取主动式管理，进行相应的内部变革，实现内部体制和外部环境的匹配；对外能对国际经营环境保持高度敏感，从企业所处环境和已经拥有的关系网络中获取信息，并能敏锐地从中发现所存在的机遇，充分把握利用，对企业目前的经营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避免逆国际化发展，并在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再次实现绩效的提高，企业则会进入一个循环的周期。因此，在企业国际化三阶段后可能存在第四阶段甚至第五阶段，如图1所示。

四、总结及建议

本文结合国际三阶段理论和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深入地探讨了不同阶段企业国际创业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企业国际创业的初始阶段，国际化经营并不带来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反而使之降低，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在国际创业之前，要充分考虑企业本身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本土业务的盈利能否承受初始国际化带来的国外业务的负面影响，同时要积极地熟悉外国市场，开展充分的前期调查，做好充足的准备。在国际创业的第一阶段，企业应更进一步了解目标市场，熟悉目标市场顾客的喜好，获取更多的经验知识，争取在外国市场构建广大的关系网络，与当地政府部门、经销商、客户等构建强关系连结，并积极拓展弱关系连结，为企业第二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在第二阶段，国际化的加深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企业应充分利用前期的经营成果，提升企业本身的网络能力，并注重改革创新，发现并利用这一阶段的有利机遇，开辟新的市场，拓展新的客户，研发新的产品，并注重本身管理体制的改进以适应越来越广大的外部市场，以避免或者延缓第三阶段的负面影响。在第三阶段，国际化的进一步加深可能会对企业绩效带来负面影响，企业则不应该按照原有模式进行经营，应该充分意识到本身所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主动的超前行动，加大研发投入，保持高度警觉，更好地利用国际经营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政策机遇或商业机遇，从而减轻这一阶段中国际化经营对企业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在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再次实现绩效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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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7

一、文章概述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的演变――基于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的实证分析》（以下简称“文章”）由作者车、罗成发表在2014年第5期的《国际金融研究》，主要研究中美关系的演变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探究人民币汇率在财富权力转化机制中的双向联系作用，从财富权力转化角度思考中美关系和人民币汇率两者关系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具有创新意义。

1、摘要、关键词、文献综述叙述

摘要点出主旨，结合精当的关键词高度概括了文章的分析过程，即将中美关系的演变视为财富权力转化机制运行的结果，选定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中美关系友好度四个指标，实证检验出这四个指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联性显著，证明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的运行有效、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的演变有密切的相互影响。

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写作背景。先说明财富和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如何双向转化，并命名其为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结合“汇率是有效地财富分配工具和权力分配工具”，解释美国二战后取得美元霸权的地位和美国汇率对全球的分配作用。再介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动态收敛模型的建模依据，以及研究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互作用的意义。

在文献综述中，文章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篇章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可见作者得出文章中心的思考过程。首先，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别列举了对人民币汇率研究的观点，如易纲、范敏（1997）多角度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其走势，巴曙松等（2007，2009）使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I）测算其对中国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并提出对人民币汇率的批评观点，从而使其具有贸易竞争优势。其次，对于国际关系因素，作者列举了Robert Keohane&Joseph Nye（1979）（2010）、Robert Gilpin（1987）的文章，分别说明了财富权力具有转化关系、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出结论：财富权力是双向转化的，经济实力的消长引致两国的国际行动能力与国际影响力发生变化；财富转化为权力可用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等指标来测度，而中美关系友好度则可以测度权力转化为财富。此后，作者又引用了Helen Miliner（2009）、Edward Mansfield（1998）、Robert Keohane&Joseph Nye（2001）、张宇燕（2010）、王湘穗（2011）等学者的观点，说明权力转化财富的基本框架、人民币汇率是中美国际政策协调的重要工具、中国要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作用等，并以此作为文章研究的基础理论支撑。最后提出文章中心：分析中美关系演变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互影响，并探究人民币汇率在财富权力转化机制中的双向联系作用。

2、理论分析与数据检验、合理预测简述

文章的核心部分就是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部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假设并得出人民币汇率、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推测。

（1）理论分析简述。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相互影响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中美关系演变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美关系演变即财富权力的转化过程，人民币汇率通过财富权力转化在不同国际关系下动态收敛于不同均衡区间，运用均衡、以牙还牙和讨价还价三个策略，结合我国1949―2030年的中美关系变化过程、美国经济更强拥有转化能力优势的事实，进行模型的初始构建和扩展。第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关系的反作用”。这一方面主要基于对1949―2012年人民币汇率变动轨迹的考察，以1979年、1994年为划分点，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以及中美关系友好度的影响情况。

（2）数据分析与模型检验。在数据选择和处理上，文章采集了间接标价法下1949―2012年的数据，建立1、2两个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演变的单向或双向影响，并据此讨论如何发挥人民币汇率的战略工具作用。

数据分析围绕美中GDP比值（GDPRC）、中美贸易强度（TS）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IS）、中美关系友好度（SAF）四个指标展开，解释每个指标的选择理由及各指标在1949―2012年间的具体变化，并发现1979年后，各指标有明显的向好增长，这与我国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有密切关系，即财富转化为权力，中美关系常态化促使中国在世界市场权力转化为财富。

文章选用格兰杰检验进行变量间的因果检验，具体分为1949―2012年的模型1和1978―2012年的模型2分别进行，运用软件计算得到回归结果。作者根据模型1的结果分析解释，制作以下简图：

结合文章及图1，可以将结论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是在模型1中，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与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中美关系友好度作为原因与这三个关系指标之间则存在间接单向因果关系，又直接作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原因，人民币汇率则直接影响美对华投资力度，间接影响美中GDP比值。

二是模型2区别于模型1，数据的时间跨度变为1979―2012年且检测方法有补充改动。因为当值法和购买力评价法下的GDP比值在1949―1978年间无明显趋势，无法判断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是否明显，故剔除并重新进行五个变量间的格兰杰检验；囿于格兰杰检验的局限性，文章选用聚类稳健标准差法进行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强度、美国对华投资力度的回归检验，得到显著相关性。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中美关系友好度对GDP比值有单项因果关系、人民币汇率与GDP比值之间有双向因果关系，其他结论均与模型1相同。

综合模型1、模型2的实验结论，可知1949―2012年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确为相互影响，且通过财富权利转化机制实现，人民币汇率变动增强了该机制中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1978年后中美政治关系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影响明显弱化。

（3）合理预期简述。基于前文，文章对2013―2030年新型大国关系条件下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做出合理的预测。在新型大国关系条件下，由历史数据推测得到2013―2030年的人民币年均升值速度3.0%，经过当值法和PPP法下美中GDP比值进入均衡区间的测算，得到人民币汇率动态收敛到均衡区间的时间在2020年前后；而预测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十分显著，这有利于减少中美贸易摩擦，降低对美贸易依赖，总体有助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3、结论简述

基于以上一系列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及预测，文章得出最后的研究结论。1949―1978年中美关系单向决定人民币汇率变动，此时人民币汇率的人为高估和固化导致其与财富权力转化机制联系不紧密；1979―2012年，人民币汇率变动“权力转化为财富”，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改善了中美关系中中国的被动局面。

二、文章简评

该文的理论意义主要在于对中美关系和人民币汇率相互影响的视角的创新，将两个变量与财富和权力的转化机制挂钩，量化抽象变量，选取的指标具有极强的代表性，能够充分说明中美关系的实际变化。论点明确，理论基础坚实，将思考建立在前人对国际关系、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观点之上，经过重新整理、升华得出新的结论，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意义。

从结构来看，该文行文严谨，逻辑清晰。首先从引言部分的概念介绍、写作背景和目的的介绍，到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并重的优秀文献的经典观点作理论支撑、推导出该文中心，再到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变动正反两方面的理论分析、数据处理、指标选定，进行实证检验，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检验五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得出结论并根据数据特征对未来进行合理预测，最后作结。

两国相交，只有永恒的利益。例如，1992―2005年中美贸易强度明显上升，可将原因归结为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编制，使得中国出口竞争力增强，经常项目盈余不断增长为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外汇储备又用来购买美国债券，为美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支持，帮助其弥补贸易赤字。归根结底，只有经济实力够强才能建立相对合理的贸易关系，只有对双方都有利才能保证国家关系的稳定。

201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年，人民币汇率短期内贬值，但从长期来看仍呈现升值趋势。而未来，中国将会越来越多的掌握国际外汇市场弈的主动权，中国财富转化为权力会使得人民币汇率朝更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会因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而逐渐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促使中国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化均衡。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3-0026-04

[作者简介]李沐纯，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华南理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与财务管理。(广东广州510006)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渗透，并对企业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立足站稳，规模与效率成为根本。中小企业借助于机制灵活、产权清晰、决策迅速、低成本、集群等优势(樊增强，2005；孔泰，2004)，以信息技术利用为契机，同样能够在国际市场中大展拳脚。

一、概念界定

对中小企业的界定，各国主要基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并以定量为主。定量界定包括企业雇佣人数、企业资产和企业经营收入等三方面。在2000年9月，我国经贸委中小企业司提出企业划分标准的最新方案中，将资产总额和年销售额小于5000万元的企业划分为小型企业，资产总额或年销售额在5000万元－5亿元之间的企业划分为中型企业。

中小企业国际化是近30年来跨国公司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国外学术界的主流刊物上有关研究层出不穷。国际化阶段论流派(Carlson，1975；Fo~gem&johanson.1975；Johanson&Vahlne，1977)将国际化视作一个企业对国外市场逐渐提高承诺的连续过程。我国学者梁能(2000，2001)提出国际化是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包括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和企业自身的国际化。对于选择国际化方式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主要从公司内、外两方面进行探讨，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市场风险、竞争状况、政府影响、文化、合作伙伴、市场规模等；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经验、关键资源、公司战略、知识扩散风险等(Hill，Hwang&Kim，1990；Erralnilli&Rao.1993；Osland，Taylor&Zou，2001)。

二、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基础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借助经济学等基本理论的发展，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发展也经历了不同时期，主要包括国际化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网络论、资源基础论、互联网影响论、天生全球化理论等。

1　国际化阶段论

国际化阶段论由Carlson(1975)，Forsgern&Johanson(1975)，Johanson&Wiederheim-Paul(1975)，Johanson&Vahlne(1977)等为代表的北欧学派提出。该学派借助于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方法，将企业国际化视作一个企业对国外市场逐渐提高承诺的连续过程。企业资源投入量在阶段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增加，对海外市场信息渠道的控制能力逐渐增强，同时不断地获取、整合及利用国外市场的相关知识，逐渐进入“心理距离”越来越大的市场，从而保证在最小的不确定条件下获得最佳商业机会。部分学者针对该理论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主要有Bilkey & Tesar(1977)对美国威斯康星中小企业出口行为的考察；Johanson and Nonaka(1983)对日本企业出口战略的经验研究；Ali&Camp(1993)对阶段论模型进行的检验也表明该模型主要适用于中小企业国际化行为；George(2000)运用结构方程以美国68个中小企业为样本，得出企业国际化步骤的系统性与国际化表现和绩效正相关，呼吁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遵循系统化步骤，例如动机和战略规划、市场调研、市场选择、进入模式选择、对意外和困难的规划和补充战略等。

2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T.WeHs(1983)在19世纪80年代指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将国家市场特征与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以小市场需求服务为目的，充分发挥小规模生产技术、低成本与低价格优势，并有效利用“民族纽带”进行跨国投资，使得在多层次、多元化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即使存在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大等劣势，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 Lall(1983)的研究也表明，在技术变动的过程中，集中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明与应用的技术创新往往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这些创新活动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与成本优势、民族的或语言的联系同样可以构筑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

3　网络论

约翰逊和麦特森(Johanson and Mattsson，1985)等学者认为，国际化意味着企业在国际市场网络中建立、发展网络关系，因为企业在国际生产(市场)网络中的地位决定了国际化的程度。处于天然网络之中的中小企业为了开展国际化经营，就必须与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及政府组织建立并保持持续、动态的联系，并在共同学习过程中进行拓展、渗透与整合。例如，通过与新市场上的国外企业建立关系，实现国际扩张；或者通过与国外已有网络加强协作，实现渗透；也可以通过完善自己在不同国家网络中的地位，实现国际性的整合。

国际化网络理论借助于网络的概念，强调在市场网络中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及对国际化产生的影响。主要的研究成果见表1：

4　资源基础论

沿着Penrose(1959)开创的资源基础论，许多学者以中小企业为具体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研究。Bloodgood(1996)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能力与累积的有形、无形资源储备有直接关系。有不可模仿、不可替代的资源储备的企业比其他竞争者更具优势，更易国际化。Karagozoglu andLindell(1998)研究了美国34个小型科技企业，发现44％的企业缺乏管理经验和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44％的企业存在收集国际市场信息的困难；32％的企业与国际竞争者相比存在资源获取方面的困难，从而意识到资源和能力的限制是小型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并进行了讨论。在国际化过程中，中小企业也拥有一些独特的资源优势，其中，企业家能力是中小企业国际化资源基础中的一个重点。不受国内常规导向束缚的中小企业，比那些束缚较长时间后再进行国际化的竞争对手表现更为出色。

5　互联网影响论

以Internet为代表的网络通讯技术日新月异，使得其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成为近些年一个新的研究热点。Internet技

术的不断发展有助于企业改进与海外顾客的沟通方式，便于企业接近目标顾客，克服心理、运行、组织和市场障碍(Hamill&Gregory，1997)，因此，使一些中小企业完全有可能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实现国际化经营。Bermet(1997)、Kalakota&Whinston(1997)等通过深入研究，将Internet在降低国际市场开拓成本方面的功能归纳为六方面：低成本存储大量信息；强有力却又价格低廉的信息搜索、组织和传播手段；根据需要提供交互式信息；提供给顾客生动的产品体验；作为交易媒介；作为某些特定产品(如软件等)的在线销售媒介，降低卖方的进入成本。这些优势帮助企业把产品销售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向不熟悉的市场渗透，树立国际化意识，避免建立海外销售分部和免于受国外文化和商业习惯的影响。Hsieh&Lin(1998)的研究还表明，Intemet还有助于小企业建立有效的企业合作联盟，帮助小企业实施有效的全球化战略。

6　天生全球化理论

近10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天生的全球化企业现象(相关研究成果见表2)。例如，Oviatt&McDougall(1993)的研究表明，借助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近10年来许多中小企业从成立之初就活跃于全球市场，利用多国资源向多国销售并从中积极寻求竞争优势。总体说来，这些被学者们称之为的“Innate exporters”(Ganitsky，1989)、“Intemadonal new venture”(oviatt&McDougall，1993)的主要特征，就是销售中相当部分收入来自国际市场。国际化速度与程度成为定义天生国际企业的主要参数。

三、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开放边境互市贸易，改革外贸管理体制，放宽企业自营进出口管理及通讯技术和设施变革等，直接推动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的热潮。与实践发展相映照，国际化逐步成为国内管理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大量的著作和文献涌现，经过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存在以下特点：第一，早期国际化研究以描述和引介国外理论和观点为主，大多数文献停留在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动因、条件、影响因素、模式等方面的浅表层次的分析与探讨，定性研究多，定量和实证研究缺乏，多数研究泛泛而谈，缺乏深度。第二，2003年以后在我国的高层次学术期刊上逐渐出现了一些有深度的相关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国际化环境角度，如研究企业集群、地方政府的作用；国际市场战略，如OEM、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化方式或进入模式战略以及国际战略联盟等；解释国际化过程的适用模型，如对国际化阶段模型适用性的讨论以及提出国际化成长中体现的共生、群居、独居等模式；应用创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有关理论解释天生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创业或国际化新创企业现象。主要研究结论见表3。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樊友乐和尹柳营(2001)、廖勇凯(2004)、黄兆银(2005)、尹红欣(2006)、韦昌鑫和冯德连(2006)等对欧盟、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国际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主要从企业发展和政府支持两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一些可借鉴的做法。

四、结论与前瞻性研究

当前，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无论在国际还是我国学术界都相当活跃，研究角度和领域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制度、文化、社会网络、营销、企业家和创新等，非常广泛。不同领域或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现象提供了一定程度解释，但也存在较多局限与不足，主要表现在：

1　当前关于国际化的研究绝大多数针对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企业，所选取的数据也大多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而对于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企业研究在国际主流杂志上还十分鲜见。

2　对大型跨国公司国际化的研究仍占主流，由于数据资料可取得性、代表性等的一系列障碍，使得针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经验研究与定量考察不多。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8C-0044-02

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及东盟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凸显，发展与东盟国家的新型外交关系成为我国周边对外战略的重点。东南亚研究是东盟国家及东盟组织为研究对象，探究东盟十国内政外交、社会文化及东盟组织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为国家及政府了解近邻国的内政与外交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咨询。东南亚专业人才培养有助于夯实我国东南亚及东盟组织等领域的科研队伍，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对增强我国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探究国际关系专业东南亚研究方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技巧，以提升后继人才的研究能力。

一、完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研究生驾驭外文文献的能力

东南亚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专业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强调以基础性知识积累和写作能力的夯实为导向，注重学术研究型硕士的知识培养与思维创新。在治学方面，它注重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促使其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因东南亚研究的对象性与特殊地域的特性，在知识结构与研究对象上有独特性，首先，在知识结构上，要求研究生具备在该领域的最基本历史知识与概念的储备，能对东南亚国家的国际与区域形势的演变及该区域的东盟组织由来与发展趋势有总体性的认识；能够对独具特色的东南亚文明及东西方与东南亚政治、文化、经济交流关系和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形成知识体系，对东南亚文化、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有较深入的研究。其次，要求学生必须了解当前国内外东南亚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熟悉国内外在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机构、学者及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把握领域内研究的学术热点与难点问题。再次，要求研究生必须熟练掌握英语或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外语技能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工具，只有掌握了一门外语才能广泛涉猎外文图书及文献资料，增加获取资料与信息的渠道，具备资料的鉴别与处理能力。研究生的外语应用能力直接关系到他们涉猎研究课题的视野、学术交流的效果、阅读专业文献的能力、学术论文写作的质量和深度，影响科研水平的层次。如果研究生放松英语学习，导师又忽视对其进行英语能力的培训，则会大大降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总之，东南亚研究是区域研究，也是国际问题研究，鼓励研究生熟练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外语技能是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或学习非常重要的技能和工具。

二、重视研究生参与教学课堂，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以激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思辨思维

与灌输知识为主的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教育不同，国际关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导师发挥导向的作用，重点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传授。因此，国际关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课堂主要是激发学生的学术研究兴趣、学会独立思考、激发问题意识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有意识地营造教学课堂的开放而活跃的自由讨论的气氛，学生自发性参与教学讨论，进行思想交流和信息的互换。同时，教师在课堂上根据授课对象的知识结构而采用合理而科学的教学方法，注意教学方式的多元化。做到既能将讲授东南亚方面的知识与研究生课前阅读、课题提问、讨论相结合，又能善于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完善教学课件，课件做到图文并茂及运用音频资料，使教学内容既丰富多彩又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同时，在教学中，注意将传递知识与培养研究生的创造性相结合，引导研究生参与课题教学，营造学生参与讨论、提出问题、各抒己见、自由发言的宽松环境，实现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思想交流与碰撞。组织学生自主地开展学术交流，营造知识、信息、思想与观念交流的自由氛围，活跃学识思想，形成思想的碰撞，以有利于相互借鉴、产生互补效应，提高创新性。研究生能积极思考，自主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课后能对问题开展调查和研究是课堂教学的终极目的。此外，提供给研究生学习的学术期刊论文、经典著作的目录，要求研究生撰写读书笔记，导师定期检查。在选题范围内给研究生布置适量的课程课论文作业，检查和了解研究生的学识水平和写作能力；认真批阅学生的课程论文是导师了解学生课后学习情况、关注兴趣点及掌握知识、理论水平、写作功底的有效途径，导师需要对研究生提交的论文在结构框架、语言措辞、论证推理等方面做出点评，并一一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及时反馈给学生。此外，东南亚研究是研究型专业，没有本科阶段的专业设置，因此，研究生本科阶段专业知识背景各不相同，有英语、历史、政治学、文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甚至还有教育学、新闻学和物理与计算机科学等专业，需要注意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本科所学知识与东南亚研究相结合，力图将本科所学知识与东南亚研究的技巧相融合，培养其重新组合知识的能力和思辨能力。

三、提升研究生的资料与信息收集能力，就研究对象开展田野调查

对于东南亚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不仅要传授研究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知识，还要传授收集信息与资料的方法和渠道，尤其是东南亚区域国际关系研究更为讲究资料与信息的时效性。资料的收集和积累在学术研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事东南亚研究需要在大量的数据、案例和材料基础之上加以判断、佐证、分析和论证，对各种中外文资料进行加工、筛选，这要求研究者具备广泛收集资料的能力。因此，东南亚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需要学会科研资料的收集和积累，如资料收集与整理、田野调查、社会调研。在资料收集方面，应开阔视野，有关东南亚研究的图书资料、报刊、档案、文宪、网络信息、电子图书、田野调查甚至口述历史资料都属于研究收集的范围，内容多样性决定了收集资料的渠道和方式多样性。导师指导研究生收集资料时应注重资料的准确性、客观性，确保资料的真实、可靠，同时力求资料的完整与全面。对收集资料进行归类整理是学术写作必备的前提工作，要求研究生做到两个原则，一是将相同内容和专业资料按问题、专题、项目分门别类地存放，使之系统化、条理化，以便及时、准确地查找。二是要注记清晰，即注明资料的出处、作者、时间、页数，以便日后查找、核对和判断资料的新旧。田野调查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切身感受研究对象的重要途径，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和信息采集。培养东南亚研究方向的国际关系专业学术型人才的特殊性还在于让学生能在研究东南亚的对象国就研究目标进行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直接面对研究对象，切身感受它，并与国外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拓展研究生的视野，实现认识的升华。

四、培养研究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专研精神

除研究生广泛涉猎东南亚方面学术知识、挖掘新资料，鼓励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思路的创新外，还要注意帮助研究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是从事研究工作最基本的素养，也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通过导师课程教学和严谨的治学让学生认识到研究是一份神圣的工作，尤其导师在研究生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上要严格把关，杜绝学术抄袭、剽窃行为。首先，让研究生认识到学术抄袭问题的严重性，从思想上加强研究生对该问题的重视。其次，鼓励学生课题申请和学术论文的独立创作，科学开发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对于学生的课程论文大纲与思路不恰当的地方当面给予指正和修改，就论文初稿不合理之处进行调整，指出论文中知识性的错误、语病、逻辑混乱之处，确保学生论文写作进度的顺利完成，提高学术论文的质量，树立学生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态度。对于成果，导师明确个人的态度和立场，对于不是自己的学术成果，不能贸然将学生论文挂上自己的名字；鼓励研究生独立发表学术论文，积极引导他们申请学术创新项目和研究生课题项目，通过课题的申请与撰写强化研究生对学术规范的认识。学生申请和完成课题研究的最大益处在于锻炼科研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在完成课题的基础上，帮助研究生完善论文框架结构，提高研究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

总之，东南亚研究方面的国际关系专业学术型人才培养重视两个方面：首先，培养研究生的学习自主意识与创新能力。再次，对学生的思辨能力与写作习惯的培养，将知识转化为研究的能力与素养。在教学实践中，导师需要不断学习教学理论知识，总结教学经验和方法，探索特色的教学技能，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关心学生、了解学生的思维，重视教学，科研与教学互补；树立高度负责的导师职业精神，增强科研能力，丰富学识，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优秀而杰出的科研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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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郝全梅.资料收集的途径、方法与要求[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2）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1

这里是离太平洋很近的地方，大洋彼岸就是中国。我去年访美时曾讲过，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2013年6月7日在中美元首会晤时说

中美联系紧密，利益交融。两国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共同努力构建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2013年3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作为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的雅各布·卢时表示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吸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法

虽然在历史上也有英美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特例，但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更认同所谓大国对抗的观点。这一说法的最早来源可以追溯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总结雅典和斯巴达冲突的根源时指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他认为 “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及理论研究也支持这一说法。西方学者如保罗·肯尼迪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在总结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时，也提出国家成长或者经济增长本身导致了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乃至战争。在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在其大国的崛起过程中，都引发了大量的战争，有的通过战争取代了先前的霸权国。米尔斯海默甚至以这个逻辑来观察中美关系并得出结论说，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跳出这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2014年1月22日，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行的创刊号，刊登了对中国国家主席的专访。在专访中指出，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的这种理念既来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习和提炼。他的多次重要讲话，都大量引用《易经》、《老子》、《论语》、《孟子》、《荀子》、《商君书》等经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在倡导的“中国梦”、以民为本、以法治国、人与自然和谐一体、新型国家利益观等重要的治国理念中，都能见到中华历史文化精华厚重的影响。

所以，照搬西方处理大国关系的逻辑思维方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较高；而按中华历史文化的思维则有可能柳暗花明，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构建出大国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文化基因：和平思维、同舟共济、见利思义、以民为本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首要原因在于对国际形势的误判。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要使所有的大国明白，今天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必须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平思维中，指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是新的时代特点，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全球化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不仅大大弱化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著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流奠定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

因此，提出的中国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就是邀请所有大国，不论是老牌大国，还是新兴发展中大国，都来走中国正在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所有大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就可以为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都想过去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以自己中心并占主导的国际秩序。过去的英法之间、英德之间、英法俄与德奥之间、英法美苏与德意日之间、苏联与美国之间对抗和冲突的根源，实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的竞争和冲突，或者都是为了在国际秩序中获得排他性的主导和优势地位。所以，要避免大国之间、大国集团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的灾难，就必须在国际秩序观上有新的突破。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提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合作共赢是实现目标的共同途径，共同遵守规则。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将是所有国家参治和主要大国共治的关系，联合国、20国集团将在其间起重大作用，而不是原来大国关系的那种排他性恶性竞争。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第三个根源是由于各自追求的国家利益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重大或根本性的矛盾。因此，要避免过去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就必须彻底摒弃有你无我，以力取利、赢者通吃的以零和游戏为特征的传统国家利益观。在争取、维护、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实践中，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的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国家利益观。传统义利观的精华，就是孔子提出的“见利思义”。

这一新型的国家利益观与流行的国家利益观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仅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是考虑国家利益的，也考虑国际道义，把正义与利益结合；是考虑本国利益的，但同时也兼顾他国的利益，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结合。比如，在中俄划界中，中国充分关照了俄罗斯切实存在的具体的问题。在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时，也关注美国在拉美的利益考虑。提出的正确的义利观和新的国家利益观，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其第四个根源是由于大国追求安全的结果，导致相互都觉不得不安全，你的安全是我的威胁，我的安全是你的威胁，每个国家集团安全的结果导致另一个国家集团的不安全，单独追求安全的结果最终导致冲突和战争。要避免过去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就必须彻底摆脱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建立以共同安全为目的的新型安全体系。

指出，“我们应该摒弃冷战思维，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摒弃冷战思维，就是以平等合作、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强调共同安全时，强调这些安全措施的结果必须是有利于人民的，就是为本地区人民营造更加和平、更加安宁、更加温馨的地区家园，也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国内政治中贯彻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也贯穿这种思想。这使中国的新安全观超越了单纯的国与国的安全关系，开始真正形成一种涵盖国家与人民综合安全利益的新安全观。

中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实践基因

从中国和平发展30多年的实践来看，中国的崛起也有许多方面不同于过去与霸权国争霸的那些新兴大国，与当年的英国、西班牙、德国、日本、苏联等崛起时的情况有重大不同：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以单方面追求本国的权力为目的。中国并不认为现在的大国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的快速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下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许多国家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

中国不把任何地区视为中国的势力范围，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排他性的、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联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国、弱国的关系，也没有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与被保护国、附属国、势力范围的关系，这也大大降低了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之间的军事结盟引发直接和间接战争的可能性。

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处理与国际环境的一个最基本的国策就是中国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既定国策。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最强盛的时候，没有在东亚和世界称霸，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和欧洲国际体系重大的区别，就是在东亚体系中没有发生过类似西方的三十年战争、十字军战争、一战、二战。中国的不称霸原则，即是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基本指向，也是避免与其他大国和霸权国发生大和战争的基本因素。

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

中美关系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因此它会对其他的大国关系产生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中美之间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就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

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形成易经思维的那种阴阳关系。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边界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并无你死我活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中国不仅不现存的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反而积极努力地融入了这个体系；中国不仅没有挑战现存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反而积极遵守和维护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的现存秩序，甚至在许多方面比美国更愿意维护联合国机制、WTO机制。最易引起中美冲突的，尽管仍是中美之间的一个矛盾因素，但在中美大局中的影响和作用大大下降。中美关系似敌似友，非敌非友，退中有进，竞争中有合作，总的方向是朝着稳定对话和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趋势。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应努力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2013年6月，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用三句话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2

摘要：本文针对目前我国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存在的学科中心型和岗位应用型两种课程体系的局限性,提出了以三种需要为依据、优化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方案,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门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复合创新型国际经贸应用人才的整合课程体系。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课程体系优化改革

1问题的提出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寻求专业课程体系的最优组合或最优结构,是深化高等院校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倾向:

一种是沿袭传统的高等教育观,以学科为中心的专业课程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知识传授为主线,强调打牢基础理论知识,拓宽专业口径,注重理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朝国际经贸专业理论研究型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低,难以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岗位的实际需要。另一种是在国外职业培训教学模式的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该体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特定岗位实际需要的专门技能为中心,以该专门技能所需的实用知识为基础,强调实践操作能力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可见,无论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学科中心型课程体系,还是重实践、轻理论、重专业知识、轻关联知识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都存在局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优化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先弄清专业课程体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依据

美国芝加哥大学泰勒教授曾经指出:课程选择决定于目标设定。这就是说,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练掌握国际经贸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政策与法规,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外贸业务实践能力、洞察国际市场趋势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驾驭市场的能力,适应外经贸行业岗位群工作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③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专业课程体系呢?让我们转向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通过它所决定的专业培养目标来影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而且最终会直接影响该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

首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外贸行业岗位群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对准岗位设课程是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而要关注整个行业岗位群或职业群所需的各个方面知识技能。为此,我们考察了三百多家进出口企业的外贸岗位对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最后将外贸岗位群实际工作所需的能力确定为国际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理论、WTO规则、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法规、进出口业务流程、外贸合同商订等共14种专业知识技能模块。但是,这些知识技能的有效运用将需要强有力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关联知识技能作为支撑。同时,几乎所有的外贸企业都希望高校国际经贸专业的教育教学能与外贸岗位对接,培养出实践能力强,能独立胜任外贸岗位工作,实现零距离上岗的毕业生。约有83%的用人单位把就业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摆在了首要位置,还有二分之一的单位对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说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外语知识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因此,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应包括外贸岗位群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应当寻求与此紧密联系的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等课程的支撑。

其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学生就业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对对1400多名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91.3%的学生认为他(她)们来高校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此,专业课程的设计与优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需要,要教给学生就业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职业岗位体系由于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演化为一个动态系统,而且就业者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常使其就业经常变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5年内有37%的社会成员改变职业,而不是简单地调换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研究预测表明,20岁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时间内,职业的变换将会达到67次之多。就业的经常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对专业及其课程的选择,这就向专业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课程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初次就业(职业入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要关注明日择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仅应使学生在受教育后获得就业准备,而且应获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甚至向更高层次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与能力,以增强学生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换的适应性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基于这些考虑,适当扩展该专业学生的语言、写作、数理、心理等基础学科知识技能和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将十分必要。

再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愈来愈短,并且呈现技术走向综合化、精确化等特征。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必定会直接影响社会职业岗位的变迁。工作现场技术的持续更新会不断地促使传统低技术岗位的消亡,高新技术岗位的增加。而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与精确化特征又必然促使职业知识技术含量普遍上升,要求技术型人才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国际贸易的方式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外贸岗位技能的变化,如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促使外贸单证无纸化,外贸经营网络化,外贸管理信息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外贸岗位实践能力的形成日益需要相关理论知识的支撑,尤其是高技能岗位的实践能力是建立在高技能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课程设置上必须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重,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经跨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第三产业持续迅速发展(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并逐步取代工业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产业中心。商业、贸易、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房地产和咨询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会引起该产业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如2001年以来美国纽约的全部就业者中,90%从事第三产业,而且会引起该产业内各行业间以及行业内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职业岗位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变化会使得社会的某些职业岗位大批地消失,又会有大批新的职业岗位增加。如美国近5年有7000多个职业岗位消失了,但又新增了8000多个职业岗位。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并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三产业持续稳步上升。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1,738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居全球第三位。2007年的中国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8%),同比增加19.5%,首次超过美国的11,63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这标志我国对外贸易已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行业的岗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岗位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外向型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化,外贸岗位群出现了综合化与细分化双重趋势。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由于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这就要求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设计符合各类企业的多重需要。

3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思路

根据上述三种需要,结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特点及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我们构建了一根主线、两个强调、三个突破、四个加强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方案。所谓一根主线、就是以国际经贸的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为主体,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三大课程模块的结构必须优化,打通三大课程模块的内在联系,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语言、写作、数理、计算机和哲学等基础知识技能为重点,基础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应适当加强,特别是应加强外语能力的培养;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应以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为重点,并应当适度拓宽其口径,应选择关联性、针对性与应用性较强的,淘汰较弱的;专业知识技能课程的口径不宜过窄,应针对外贸业务岗位群而不应针对某种外贸岗位设置,经济学、贸易学和计量学等专业基础必须夯实,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口径可适当放宽,并增设一些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的适应能力和择业机会;二是强调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突出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把职业道德、态度教育的内容渗透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实践技能的课程设置之中,把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合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的德、智、能、体、美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合格的国际贸易高级应用型人才。三个突破:一是突破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课程观,树立厚基础、重实践的新型课程观。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专业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二是突破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观,树立既重知识传授又重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教育观;三是突破理论知识课程与实践知识课程相互分割的教学观,树立两者相互融合的教学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同培养。

根据上述课程体系的优化方案,我们对原课程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整合取舍。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我们适当提高了英语、数学、计算机应用和哲学的授课学时;在关联课程中,舍弃了《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课程,增设了《投资理论与实务》,并把《会计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和《金融学》等课程重构为《会计原理与实务》、《管理知识与实务》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在专业基础课程中,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中的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取舍整合,避免了教学中的简单重复,并把《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技术贸易》整合到《国际贸易学》中,将《WTO概论》重构为《WTO规则及其应用》,增设了《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含前沿理论、前沿政策和前沿实践)和《反倾销知识》等课程,以支撑该专业学生把握国际贸易前沿动态和应对反倾销的实际需要;在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中,我们增设了《商品学》、《商务心理学》、《社交礼仪学》、《国际经贸地理》、《经贸应用文写作》等课程,增加了《通关实务》、《外贸单证操作》、《国际物流与保险》、《国际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必修课程的授课学时;在选修课中,我们增设了《中外文化比较》、《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人文知识课程和《创新方法论》、《创业理论与实践》等创新创业素质课程。在此基础上,精心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业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国际贸易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全新整合课程体系(参见图1)。同以往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比较,该整合课程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整合课程体系设有基础、关联和专门三个必修课程模块,三个模块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4∶3∶3优化为3.6∶3.1∶3.3。每个模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体现在各个模块之中;

(2)整合课程体系不是针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某个具体职业岗位,而是面向国际贸易这个专门的行业岗位群,课程的导向具有更宽泛的就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