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县域经济篇1

（二）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的比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主持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政策》的研究，提出了划分工业化水平的一种方法：根据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的比重，把工业化水平分为非工业国（以下）、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半工业化国家（—）和工业国（以上）等四类。其中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部分（工业还包括采掘、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等比重较小的行业），总商品生产增值额大体上相当于物质生产部门（一产、二产和交通、通信、商业）等的增加值。按照这一方法计算，我国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的比重约为，属于半工业化国家。

（三）结合城镇化水平来看，根据钱纳里等的研究结果，一般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应在以上。而我国年城镇人口比重为，按这个指标，我国属于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但如果平衡考虑通货膨胀、美元贬值，以及我国人均的水平，我国目前的工业化程度应高于城镇化对应的这个水平。因此，综合以上几个指标，从总体上分析，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回顾我国五十年来的工业化历程，可以分两个阶段看：从“一五”时期到改革开放前，考虑历史原因和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一直沿袭的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以农哺工、“剪刀差”造成两大部类失衡积累、过分强调自力更生、追求高速度的粗放式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虽然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也重视了比较优势的发展研究，工业的市场化程度、外向化程度，也决定性地提高，但主体思路却走上了发源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特点就是生产体系前端的高投入、高消耗。

在该生产体系中实行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并伴随着环境的高污染。这种模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大，在处理经济和环境关系上一直是“先污染、后治理”。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前端投入不仅依靠对本国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而且还通过开辟殖民地和在世界不平等贸易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大量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源。并且在后工业化时期，他们又凭借在前工业化时期的积累，在工业污染的内部治理的同时，还进行所谓“外部治理”，即凭借其技术和资金优势，将污染工业转到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工业化启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先行工业化国家当时的外部宽松环境，也不可能象其它工业大国家哪样将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不平衡问题外化成国际现象，却必须承受由先行工业化国家利益膨胀而转嫁过来的种种不利影响。

加之，明显的人口压力大、技术落后，城镇化水平低和资金不足的“后发劣势”背景，继续沿袭这种传统工业化模式必然加速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尖锐。从国际共识看，普遍认为这种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损坏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人类文明进步要求必须摒弃这种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另外，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外贸依存度也已是世界最高国家之一（年我国外贸进口依存度为、出口依存度为），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要求必须提高民族工业的综合竞争力；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浪潮，迫使我们必须尽快提高工业化质量；还有沉重的国内就业压力等等。

再者，从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来看，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结构也很不合理。根据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对世界上个国家多年中工业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人均美元以上（年美元），一、二、三产业生产结构为、、，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为、、。而我国目前的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为、、，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为、、。生产结构中一产略高，二产过高，三产明显偏低，而就业结构中，一产高出，二产低，三产低近。这说明工业发展主导力不够，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失衡。工业化中期以后的发展，任务和要求将更加艰巨，知识经济的挑战又迎面而来。新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必须更新工业化思路，以新的高效工业化机制推动实现现代化。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适时地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且将其作为全面实现小康的任务的第一条。“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要求我们未来的工业化进程必须作到（一）建立信息化和生态化的产业结构；（二）坚持清洁的生产方式；（三）进行生态综合经济区划；（四）走资源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技术路线；（五）加大“非物质化”的资源（主要是知识和技术）的投入，调整工业产出结构。可以说，这是目前我国加速工业化进程，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但必须强调：所谓“化”，决不是仅限于技术层的、工具的改变，而是包括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分工格局、管理体制，一直到思想观念的全面变革。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壮大县域经济，是提高综合国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自古至今，县域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最基本的单元。“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中国历朝历代的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始终把县郡的发展与治理作为治国安邦最根本的工作。“民为邦之本，县乃国之基。安邦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

县域是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是城乡联动的关节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只有县域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综合国力，也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和加快现代化建设。新型工业化，只有和县域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效应。县域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也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单元，是国家政策最主要最直接的操作平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一个重大关系：一方面，没有高技术、大都市和大企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没有充满活力的县域经济和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就不可能解决好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年全国县域经济的总量达到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全国县域人口总数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这说明县域经济已是名符其实的“国本经济”和“民生经济”。县域，也是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主要供应地，既是生产大场所，也是消费大群体。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工业已经成为各县域经济及其财税增长的主体。新型工业化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壮大我国总量，而且根本上提高我国绝大数人口的收入，直接解决基层农村的非农化就业问题，极大地刺激生产和生活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新型工业化带动的县域非农化就业，直接推动城镇化进程，这不仅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促进，而且也是对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因为目前个工业国总人口才亿，相当于我国的县域人口，而这些县域人口只有通过新型工业化进程才能同当代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直接接触，步入现代化历程。我国县域国土面积有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这就是说，县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是城市发展的生态屏障。新型工业化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因此，只有通过新型工业化来改变县域中小型企业的粗放生产和经营，才能从最本上遏制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提高我国的环境综合保护效率，优化人居环境，为城市及其城市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

区域分布不均衡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问题，工业分布严重地偏聚于大中城市，县域内工业规模都比较少而小，通过新型工业化壮大县域工业，有利于从根本上扭转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失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总体特征是自组织发展和发展的不均衡性。县域间的经济状况相差非常悬殊。

据年底的统计数据，个县域中，有超过亿元的，也有亿多一点的；年财政收入有超过亿的，也有不足千万元的。县域经济的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工业发展的差距上。笔者××年底参加中共梅州市委“县域经济发展专题调研组”考察广东丰顺县，该县一年的农业税才万元多一点，而一个电声厂一年的税收就有多万。珠江三角洲某些县的一个大厂的税费贡献就相当于粤东一个贫困县的年总数。

因此，只有工业的跨越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贫困县的追赶步伐；而要使贫困落后县的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根本的措施就是想方设法积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中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的基本单元。而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对区域性的依赖最为明显。大多数发达县是依靠其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而这种区位优势是外在的、不可持续的，要取得持续的发展和竞争优势，必须靠强化内部机制实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各县域强化经济内部良性运行机制的必然选择。有专家将全国的县域经济分为五种类型：沿海开放型、城郊型、传统农业型、山区型和牧区型，这是明显地根据区位状况来划分的。区域依赖性必然导致过分的资源依赖性和封闭性，造成全国县域经济系统发展的块状分割，不利于横向合作和一体化进程。

这种分割化状况，也造成我们对县域竞争力的评估只能仅限于流量指标（县域总量、人均、人均财政收入和年财政收入、年增长率等），没法使用存量指标，没法反映县域后续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情况，因此，目前所谓的“综合竞争力”指标其实也只是现实市场竞争力。目前，我国县域经济系统在时空演化上分为三种状态：一是传统阶段，城、乡分离，自组织发展；二是发展中阶段，城、乡对立，向心运动；三是一体化阶段，城乡融合，共生和谐。目前只有沿海及靠近大城市的少数县达到一体化阶段，大多数仍处于传统阶段和发展中阶段。如果仅靠各县传统积累而追赶发展，是没法协调互补的。

只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农业产业化，利用新技术装备新产业将区位劣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用知识化组合工业化，这样才能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冲破区位阻隔，达到资源互补利用，全面促进县域经济综合平衡发展，连通大中城市，突出比较优势，形成团状产业集群，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竞争力。三、当前县域新型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县域经济毕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局部，而且是相对欠发达的一个局部。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而县域经济同时还带有几千年自然经济的传统烙印，十分严峻的“三农”问题以及体制方面的种种阻碍，使得县域新型工业化历程注定更加艰巨更加困难。

（一）工业化水平低，突出表现为信息化水平低，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设施严重落后。虽然我国经济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和城乡差别的存在，县域经济的工业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全国总水平一个档次，即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不排除相当一部分县域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主要标志除大多数县域人均在美元之间外，突出表现为县域经济主体仍然是传统“二元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不是新兴的“三元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信息化作为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和普及化，主要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升级而发展的，并把工业化进一步推向更高的程度。但县域工业企业迟迟不能解困，或者效益不高集聚度差，使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缺乏基础。

根据美国信息经济学家马克尤里波拉特的研究，信息的产业化是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的“第四产业”。信息产业涉及广泛的领域，主要包括供给信息的市场（知识生产和发明性产业，信息流动和通信产业）、市场的信息（调查协作性产业、风险经营产业）、信息的基础设施（信息处理和传递服务，信息产品制造产业）三大类。目前，我国县域工业不仅没有完成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反而还需要“弱质”农业的反哺，这种状况与信息社会对工业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县域经济“二元结构”的内外矛盾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制约着新型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

（二）县乡财政困难使县域政府失去支持发展信息产业推动新型工业化应有的财政力度。现行财税体制，使县级财政十分困难，“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现象十分普遍，加之体制因素造成的机构臃肿，使许多县连公务人员工资都不能按期发放。根据李昌平的研究：目前中国千多个县，有个县有多个科局，全国近万个乡镇，每个镇个部门，县乡干部大约有多万人，每年工资需多亿元。全国约有多万个行政村，万个自然村，村级干部约多万人，年工资需多亿元。县级科局每年需万元运转费，乡每个部门每年需万元运转费，全国总计多亿元。广大农村地区公共品安排每年需千多亿元。

另全国县乡村债务总计达千亿元，每年利息需亿元，六笔总计多亿元。而我国目前总量万亿元，农口块约计，约亿。我国农业人口为亿多，生活费用每人每年按最低标准元计，约亿元，两者相抵剩亿元，正好弥补上面的开支（尚还不包括教育、文化及公益支出）。这说明，我们目前的县域社会经济管理是高成本、低效率。如果没有财政转移支付和乡镇企业的贡献，我们的县乡政府就没法运转，根本就没有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型工业化。

（三）县域消费市场的萎缩使新型工业化缺乏牢靠的社会基础。我国县域消费品市场与全国同比，年、年、年、年、年分别是、、、、年间持续下降了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跌，每年以近个百分点下滑，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年，城乡收入差距为：，重回改革初期的水平，农民及农业消费是县域消费的主体，农民的“返贫”将进一步制约着县域消费市场的启动。县域企业的技术能力有限，产品主要依赖本地市场。没有充满活力的县域消费市场支持，新型工业化就没有牢靠的社会基础。

（四）县域企业集聚度差，尤其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这种小而散的布局不利于信息技术推广和信息设施建设，使新型工业化发展缺乏内在动力。由于县域交通设施薄弱，使企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没法发挥，“小工业”“大农业”矛盾非常突出。“五小工业”没法禁止，随便开采资源，没有有效的环境治理保护，严重地恶化了县域环境，为新型工业化发展设置了许多人为障碍。

（五）技术环境、劳务素质和基础设施等等都在不同程度障碍着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四、县域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路探索众所共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首先从县域经济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实践证明，在县域这个层次，因为其行政、经济、社会管理手段比较完备，具有统揽市场经济的功能，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同时，因为县域也是我国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环节，多种经济成分易于共融发展，易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因为其资源禀赋较好，整合资源的余地较大，易于形成产业优势和集聚优势；加之人口较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及其潜力较大，易于形成工业和农业、城镇和农村的良性互补发展机制。这是发展新型工业化比较有利的环境因素。虽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相对不足，但产业进入壁垒低，反进入力量薄弱，基本上不存在许可限制；创办成本小，生产成本也低，市场约束少；无工资刚性约束，劳动力成本弹性大。这些都有利于新型工业化的充分发展。

基于目前我国县域经济的现实状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首先理顺以下几个思路。

（一）新型工业化应该首先通过县域经济增量发展来实现。因为县域经济底盘少，涉及的利益面广而复杂，存量改革风险较大，因此，应该首先积极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推动农业产业化，以工业总量增长壮大县域经济总量，等经济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建立，再进行存量调整，强化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工业运行质量，按照县域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同知识化组合工业化，用集团化促进工业化，全面推进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坚持以开放为突破口和发展基础，积极招商引资，内引外联，以此弥补县域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开创空间。开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特别是县域）发展的基本要求，它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胸怀。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把县域土地、劳动力、资源及水电价低廉及环境条件好等优势，转化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势，承接大中城市或其它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综合利用型、配套协作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建设初级产品加工和辅助产品生产基础，延长产业协作链，壮大工业基础，为新型工业化开辟道路。

新型县域经济篇2

结合三中全会的决议，未来新型城镇化路径设计的原则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前，城镇化表现出来的是半城镇化，也就是2亿多农民工尽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大部分群体没有享受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养老等在内，出现了农民工与市民之间较大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到2012年底，全国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52.57%。

――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前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干了很多市场该干的事，结果出现了很多“鬼城”，也推高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而三中全会后，政府将进一步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在城镇化领域，会鼓励更多市场主体进入之前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中。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通过土地流转、抵押等方式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而推动农民收入提升，可以最终实现城镇化从最大的内需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构筑更有利于城镇化走质量型路径的财税体制。通过财税制度改革，为县级政府建立起可持续的税收来源，也可以避免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改变之前土地城镇化远高过人口城镇化的局面。通过财税制度改革，也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将城市打造得更宜居，吸引更多人来居住，从而提高自身税源。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这将有利于扭转之前县域经济发展中走的粗放路径，也有利于有资源的县域经济获得更多的生态补偿资金。

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对2013年中国新型城镇化路径设计总过程的一次权威定性。过去的一年中，对待新型城镇化的路径设计的落实和理解，在中国的县级政府层面中表现出来了三种态度：

一是迷茫。一方面，县级政府认为很多制度改革的权力在中央政府，县级政府很难有大的突破，于是等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后才考虑动手；另一方面，对于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这种质量型城镇化的路径，找不到升级的办法和路径。该类型的地方政府，多分布在思想比较保守、经济实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

二是装糊涂。一些县级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思想是明白的，但却采取了片面解读方式。比如，刻意将投资、房地产化、人为造新城等老模式装到“新型城镇化”的筐里，开始走新一轮的圈地型城镇化老路。这种城镇化路径的异化，是当前中国政府推行新型城镇化最大的挑战之一，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大范围偏离新型城镇化的初衷。该类型的县级政府，遍布各地，比重不小。

三是先行先试。一些县级政府深刻认识到之前的城镇化路径难以为继，于是结合自身资源和特点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宅基地交易、宅基地换社保、户籍改革中的居住证改革，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改革、开征房产税、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棚户区改造、加大混合社区建设、扩大镇级政府的自等多个方面。但这种类型的地方政府总体数量较少，还未形成主流。

2013年，新型城镇化还在路径的顶层设计过程中。新型城镇化路径对于县域经济的影响总体上还是平稳的，老路径的城镇化依旧是主体。但三中全会后，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以及具体政策将快速推进，接下来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县域经济会日益分化。随着市场主导，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鼓励符合条件的县改市等城镇化路径予以落实，县域经济间会因为自身资源和条件的不同加速洗牌，人口和产业将聚焦到更适合发展的县域或市域，2852个县域经济会出现“二八原则”，大部分的县域经济会保持平稳或者萎缩，小部分县域经济会得到加强。

新型县域经济篇3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046-02

一、义乌平台化发展战略的主要内涵与实践成效

平台化的发展战略，是指在县域范围内，将整个县域作为一个平台，把平台主导者――政府、平台服务的提供者――各类生产厂家和商家等、平台服务的消费者――中间商、零售商以及个人消费者等置于县域平台之中，政府通过政策和制度等的引导，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生产厂家和商家的进驻，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进而不断提高城市的城市化水平[1]。其中平台化发展战略，至少包含三个重要内容：县域平台服务系统，平台的盈利能力，平台商业生态系统[2]。

（一）县域平台服务系统

义乌市平台主要是由政府、生产厂家以及商家和消费者等组成。义乌市政府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一系列政策的引导，如“四个允许”、优先发展商贸业，建立小商品市场以及积极争取国际贸易综合性改革试点，积极发展“市场采购”型等政策，为义乌市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吸引更多新的厂家和商家的入驻，增强义乌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消费者的分布呈现这样一个规律：义乌本地―浙江以及周边省份―全国―全世界。

（二）县域平台的盈利能力模式

义乌县域平台的盈利模式主要体现在义乌经济主要是依靠商贸业的发展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义乌市政府确立了重点发展商贸业的决定，通过几代商贸市场的发展，形成规模经营，降低产品的交易成本，形成义乌的核心竞争力，使得义乌逐渐形成前店后厂的城市布局，服务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在21世纪大力发展义乌的旅游以及会展经济，不断开拓义乌经济发展的新渠道，提高整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3]。

（三）县域平台的商业生态系统

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是基于一定的利益而形成的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成员各司其职，发挥各自优势，共担风险、共享资源促进平台的不断发展[4]。在平台中，义乌市政府作为整个平台生态系统的领导者，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为所有的交易以及生产活动提供尽可能多的政策等各方面的支持，合理分配政府所拥有的资源。而平台的其他参与者如消费者、各种产品的生产企业、供应商以及零售商等是整个平台当中最为关键的成员，脱离了他们则整个平台将不复存在，他们之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互为存在，而且他们与义乌政府也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为了维持义乌整个商贸经济的发展，各种物流企业、金融机构、教育机构以及中介机构不断涌现，支持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物流服务，金融服务等。义乌平台当中还存在一些寄生种群，为整个义乌商贸业的发展提供一系列的增值服务的企业或者供应商，他们是依附于整个义乌经济发展的，并为义乌经济的发展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义乌市实施平台化发展战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一，政治上，义乌市政府的政治环境更为轻松，政治体制更加灵活，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政府政策，义乌市政府的行政权限不断扩大。在面对国际贸易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式下，义乌市政府积极争取国际贸易综合性改革试点，积极建立“市场采购”型的贸易方式解决对外贸易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保持义乌的市场竞争力。其二，经济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义乌经济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在2013年GDP达到850亿人民币，整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达到浙江乃至全国的前列水平，城市化水平达到77%，远超浙江和全国的50%和40%。其三，社会上：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科技迅猛发展，十多年来，已建成各类生态主题公园15个。绿化面积达到160万平方米，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推进森林城市建设，切实巩固“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实现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5]。

二、义乌平台化发展战略经历自发―自觉―自主的过程

（一）自发的发展过程（1978―1986年）

义乌经济主要是依托于个体经济的发展而繁荣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人多地少的困境使得义乌剩余的劳动力需要进行转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自发出现了大批的个体经营业者，而政府此时也意识到个体经济的发展关系着义乌人民的生存问题，因此为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政府必须在政策上给予个体经济支持，鼓励民众的创新精神。因此，政府鼓励的个体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自发地提出“四个允许”的政策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兴商建市”的总体发展战略。市场创建之初，义乌把商品的消费者定位于农村的广大农民，开拓市场的重点在于中西部地区，尔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巩固已有的市场的基础之上大力拓宽城市市场，城市的工薪阶层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义乌商品的消费对象。

（二）自觉的发展过程（1986―1992年）

这个时期由于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以及国家对个体经营的承认使得义乌个体经济从此活跃起来，义乌市政府把在体制之外的群体纳入了与社会利益分配相联系的公共政策范畴。这段时期内众多家庭工业在还没有被中央制度所开放的前提下也开始自觉地走向合伙经营和股份合作，而此时义乌市政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利益选择的影响下，将政府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普遍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民营企业与传统合作经济制度思想相结合的创新产物――股份合作制。这种合作形式为整个义乌乃至全国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三）自主的发展过程（1993年至今）

从1993年开始，义乌市场已具备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能力之时，义乌政府果断实行了“管办分离”，政府全面退出竞争领域，使市场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他们又制定了《关于加快市场发展，促进市场持续繁荣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义乌市场建成国内外交易成本最低、信用最好、信息最灵、手段最新、效益最佳的商品交易平台，为今后义乌市场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在20世纪末做出了把义乌建成世界最大的商贸城的决定，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义乌市政府看到了电商发展的巨大潜力，着力开发义乌市的电商平台，“义乌购”也因此产生，近几年“义乌购”不断发展壮大，2008年因为全球金融海啸的发生，义乌经济的发展也遇到巨大的挑战，因此义乌市政府为解决这一难题，果断向中央政府提出进行国际综合贸易改革试点并获得批准，着力构建“市场采购”型的贸易方式，主动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而且积极寻找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试图解决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难题。

三、义乌市的平台化发展战略的借鉴意义

（一）树立平台化观念，利用平台化战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政府作为县域平台的创建者，应该意识到平台化发展战略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对辖区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判断，选择一条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平台化战略。把政府、企业和商家以及消费者等全部纳入平台之中，将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以及支持作用，尊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重视消费者的需求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平台的服务能力和竞争力，维持平台的领先优势，最大程度地调动企业与商家的积极性，把其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升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及时地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二）根据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财力不足的现实情况，实行平台化的发展战略将面临诸多挑战

义乌市的平台化发展战略以政府政策为导向，大力发展个体经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以商贸业为主导，围绕商贸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相关的生产企业和为促进商贸业发展提供各种各样服务的商家，不断完善义乌平台服务系统和提高平台的盈利能力；建立良性运行的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正确处理平台参与者的利益关系。商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完善过程，是由众多成员组成，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成员加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新进成员与原有成员之间以及老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实施平台化发展战略的关键。首先要对生态系统组成人员进行准确定位，明确它们在平台当中的职责与作用。其次要鼓励新成员的加入，对现有的成员进行挑战与补充，淘汰不符合平台发展的成员，促进平台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发展；不断丰富平台盈利模式。县域平台要创造适合于本区域特征的盈利模式，不断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供新的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不断完善整个产业的价值链，培养本地区的核心竞争力。

（三）平台化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要树立发展的理念

首先从平台的参与对象来说，对于政府而言，政府在平台的管理能力和经营能力要不断提高，在政策指导、法律法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做到与平台的发展相互适应，甚至应该要提前预测到平台发展趋势并做好准备。对于平台的生产厂家以及商家等而言，就必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生产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服务能力等，在平台的不同发展时期可以满足消费者多种多样的需求，不断扩大自身产品和服务的受众范围，适应不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其次从平台内容来说，平台的服务系统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平台的参与者不断增加，各个参与对象的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平台的盈利模式不断创新，创造越来越多的平台的收入来源，促进整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还有就是平台的生态系统，平台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大熔炉”，适应平台发展的被吸引进来并不断提升，落后的、不适应平台发展的被淘汰出去，逐渐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不断促进整个县域平台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冯笑笑.基于电子商务融合的浙江专业市场平台化发展战略研究[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2] 周利华.网络平台演化机制研究[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新型县域经济篇4

按照“产业集群、企业集聚、主业突出、特色鲜明”的思路，以建设省级工业聚集区为重点，加快建设发展园区经济。加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理顺园区管理机制，提高园区配套服务水平，把园区培育打造成为产业聚集、用地集约、物质循环、持续发展的强大载体。进一步完善进园政策和准入条件，规范项目管理，积极引导企业“入园进区”，实现企业集中建设、产业集聚经营、经济集约发展。

二、加快推进两化融合，走工业信息化之路

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生产工艺，促进信息技术与生产制造过程的融合。围绕提高本地传统产业生产过程连续化、自动化控制水平，积极推广传统产业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工艺管理（CAPP）、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的应用，通过运用自动控制、嵌入式软件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的设计、生产流程进行再造，带动产品创新和升级换代。积极推动企业管理信息化。推广应用以企业资源计划（ERP）、供应链管理（SCM）、客户关系管理（CRM）为重点的企业信息管理系统，推动企业业务流程的优化重组，实现企业管理数字化，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积极发展电子商务，推动营销和业务方式的信息化。建立完善信息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的运行机制。采取典型带路、局部突破的思路，在本地的传统优势产业领域，着力扶持培育一批信息化示范企业和示范项目，通过典型示范的辐射和扩散效应，带动各行各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资源循环化之路

不断完善和拓展产业链条，加快发展循环经济，使本地区的主要产业之间都关联起来、物质都循环起来，延长资源利用深度，提高工业产品附加值。合理规划工业园区内部布局，引导产业关联度高的企业入园建设，实现园区内企业产品互用、资源综合利用和废弃物再生利用。强力推动节能减排。以传统优势产业为重点，推广一批节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实施一批示范项目，实现能耗最低化、污染最小化。依法加强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节能监察和污染监测，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标准，加大征收力度，对高耗能企业执行差别电价和阶梯水价政策，从政策层面形成节能减排倒逼机制。严格执行固定资产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格控制新污染和高耗能项目建设。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认真落实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依法关闭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严重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企业。

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走技术高端化之路

加快产学研步伐。扶持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抢占发展先机；鼓励企业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硕士工作站和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开展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支持企业专利申请，开发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走技术高端路线，提高产品附加值。积极推广采用一批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按照引进、吸收、利用、再创新的思路，推广采用一批先进适用技术，提高产业发展技术水平。大力推进名牌带动战略。支持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加强质量管理，开展标准化生产，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产品由中低端向高端发展，提高产品品质和附加值；引导企业树立品牌、商标意识，积极培树一批知名品牌，走品牌兴企之路。

五、优化企业组织结构，走企业集团化之路

积极培育一批产业领军企业和大集团。围绕本地区产业发展重点，鼓励企业通过裂变扩张、合资合作、兼并重组等多种手段和途径，培育扶持一批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集团和产业领军企业，发挥大集团的“产业领军”作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发展规模，带动相关产业的大发展。积极发展总部经济。大力营造总部经济发展环境，努力吸引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企业在本地区设立企业总部或总部功能的机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发展“两头”在外，企业管理中心、投资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销售中心、结算中心等总部功能在迁安的总部经济。积极推进企业上市融资。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买壳上市等多种途径上市，拓展企业融资渠道。努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六、突出抓好项目建设

新型县域经济篇5

（一）用“新型工业化”理念确立优势产业，发展特色经济

内蒙古县域经济如何用新型工业化理念谋划主体经济、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凸现特色，发挥特色，围绕特色，做强特色。内蒙古最大的特色在于绿色，因此结合县域主体经济，应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畜牧业）、信息农业和品牌农业这“三大农业”。

如果说生态农业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那么“信息农业”和“品牌”农业则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所在。“信息农业”是继“智能农业”、“精品农业”、“虚拟农业”等高新农业技术出现之后才逐渐形成的一个集知识、信息、智能、技术、加工和销售等生产经营诸要素为一体的开放式、高效化的农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始，主要通过计算机和通讯工具，建立网络，收集、整理、利于农业科研、生产、加工、销售、管理等各方面信息，指导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从而达到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力，提高效益的农业。可见信息农业如果能成为我区县域农业运作的主流，对我区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将是前所未有的。

严格讲品牌农业，是指通过相关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取得商标的注册权，具有较高市场认知度、知明度以及消费者的诚信度，同时拥有较强的市场销售能力和较高经济效益的新型农业、实施品牌农业的意义在于提高我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壮大县域经济。面对WTO对我区农业的挑战，我们不得不加速告别以往的粗放型农业，积极向精细农业方向转变，让农业生产由单纯追求产量转向质量和效益并重。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市场追求的是品牌化、标准化的优质农畜产品。因此，打造市场上叫得响的农畜产品品牌，随后成为名牌产品，显然已成为提升农业产业的重要举措。内蒙古的农业要发展，要想打入区外、国外市场，就必须而且只能走品牌农业的路子。因此，重视特色农业的发展，让弱项变强、强项更强、特色更特、优点更优、亮点更亮，效益自然会更好。

过去，我区的很多农业战略都着重于农业技术的应用。从本质上来讲，这些技术还是从第一产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而“三大农业”则把农业与科技、环保、信息、市场、安全等属于第二、三产业范畴的各个领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表明了今后所要建设的农业，是与二、三产业相对接的，贯通三大产业的现代化大农业。因此，“三大农业”不仅在具体战略措施上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继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用新型工业化的理念，装备“三农”，进而在思想和技术上具有了更新更大的突破。

二、以“新型工业化”的内涵装备“三农”

从已实现工业化的多国经验来看，只要工业化进入到实现阶段，即便处于实现阶段的初期靠近中期以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可以着手将以农哺工转变为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对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以“新型工业化”的内涵装备“三农”。

1、提供农牧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会

如果说诱导农业结构调整，扩大农畜产品销售市场只是部分涉农企业的以工补农行为的话，那么吸纳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则是所有涉农企业，如乡镇企业、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等都参加的所有非农产业整体参与的补农、支农行为。大力支持并鼓励这类涉农企业的发展，势必能吸纳转移农村牧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其补农支农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如蒙牛公司吸纳2000多人就业，而且带动近10万农民发展养牛业；伊利带动12万农民搞养殖业；兴发带动10万农民养鸡；塞飞亚公司吸纳250多户农民养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目前我区农业比较效益仍很低下，农牧民增收难，关键是仍有近200万剩余农业劳动力。在剩余劳动力转移之前，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很难提高的，农民的收入会始终处于停滞状态，有关专家预测：如果乡镇企业或工商企业能够有效地转移一个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就会提高一点劳动生产率，就会为农牧业效益的提高、农民的增收和农村人力资源的发挥作用作出一份贡献。

2、提供和推广农牧业技术

非农产业，尤其是涉农企业，为了保证农牧业所提供的原材料符合加工或者销售的要求，往往要对农牧民提供技术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一是免费或者低费为农牧民提供实用技术，当然也包括其它实用技术的推广；二是免费或者以成本价向农牧民提供优质种苗，有些企业还用先借后抵的方式为农牧民提供种苗；三是提供生产技术方面的指导，对生产基地的农牧民进行种植和栽培等生产方面的指导；四是提供部分启动资金，这种资金可以是货币资金，也可以是机械设备或其它实物，甚至是担保小额贷款等。

3、为务工农牧民提供培训和职业教育

为了使农牧民能够顺利实现就业或转移，从旗县政府的角度应免费对农牧民进行培训。从企业的角度更应该提供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和资金扶持，虽然这种教育和培训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而永续利用人力资源的需要。但是从客观上讲，这些培训和职业教育提高了农牧民的素质，为最终非农化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为内蒙古大开发创造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教育和培训也应成为政府行为。

4、提供廉价的高效能的生产资料

即农业生产资料部门为农业提供便宜、高效能的生产资料，降低农业的生产经营成本，真正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当然这种形式不可能再通过行政命令来进行，只能通过国家对生产资料部门实行优惠的行业政策、税费政策、技术改造扶持政策来促使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从而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让利于农民和农业。

三、以“新型工业化”的方式创造体制环境

1、建设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面对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当今社会，只有加快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为主的旗县政府的信息化建设速度，才能有效履行政府职能。发展电子政务和电子政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本身，而在于其对全社会日益加深的影响。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可以改进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决策水平，可以提高政府办工的透明度，提高勤政廉政的水平，可以更有效的提高信息采集、分析、整理和的效率，从而更有效地向企业、团体和农民个体提供优质服务，达到职能的转变。加快这项建设，需要明确旗县一级电子政务及其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框架，突出重点，实现途径及其发展政策。抓住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加快县级政府的信息化建设步伐，可以充分发挥信息的渗透和辐射功能，引领“三农”，促进县域工业化进程。

在电子政务和电子政府建设过程中，还应配套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体制。如，公示制度、监督机制、承诺制度，办事原则、效率、时间、期限、基本标准均应予以公示或以信息形式，由群众及企业进行监督。这是促使县市领导和干部转变思维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有效途径。如果这一工作进入良性轨道，城乡以软环境的建设弥补硬环境的不足，便有望实现了。

2、加快软环境建设步伐，弥补硬环境之不足

新型县域经济篇6

（一）农业龙头企业。目前，通辽市科尔沁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发展到37家，其中部级3家、自治区级5家、市级29家。这些企业大多已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格局，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梅花生物科技、谷道粮原、谷润肉业、金锣牧业等农业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保护价收购等合作方式建立了稳定的生产基地，良性利益共享机制初步形成。以梅花生物为代表的玉米深加工企业不断扩容提档，年加工转化玉米能力达到300万吨；以谷润肉业、绿丰肉牛为代表的肉牛深加工企业正式投产运营，年可屠宰加工肉牛20万头、出口牛肉制品6万吨；以金锣食品为代表的生猪加工企业发展顺利，屠宰加工生猪100万口、年出栏50万口的生猪养殖基地建成投产；以谷道粮原为代表的有机食品加工企业产销两旺，年加工销售有机食品3万吨以上。

（二）农业专业合作社。通辽市科尔沁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399家，涉及种、养、加工及供销服务等众多领域，按照产业类型分，养殖业92家、种植业131家、林业16家、配套服务类32家、其他类型128家。近年来，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数量、规模、效益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和发展，成为当前农村中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利益联结、入股分红、订单生产、合同订购的生产经营方式，直接带动2.7万户农民发展，种植面积61万亩，养殖牲畜113万头（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推动了农业标准化、产业化经营，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有效降低了生产和市场风险，促进了农民增收。

（三）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经过多年培育，全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达到732个，其中种植大户（家庭农场）411个、养殖大户（家庭农场）298个、其他大户（家庭农场）24个。采取土地流转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截至目前，种植业大户（家庭农场）种植面积达到12.5万亩，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养殖家畜达到71万只（头）。通过示范引领、雇佣周边群众务工等方式带动1.1万户农民发展，户均年增收3130元。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

2010年以来，科尔沁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778家，总数达到1168家，年均增加190家以上，带动4.3万农户发展，户均年增收2200元左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增长，对我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带动能力增强。在1168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有52%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有17%采取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例如：莫力庙种羊场葡萄合作社，2002年成立，由场部发起并组建，场领导担任协会主要领导，办公场所由场部提供，目前会员人数达到178名，经营鲜食沙地葡萄面积达到1.2万亩；木里图镇公司村养猪协会，2004年5月由镇政府牵头成立，现由该村村主任担任协会秘书长，协会办公室设在村部，现有会员90名，户均饲养育肥猪100口，年出栏生猪1.6万口。

（二）推动了农业品牌建设。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推进了农业品牌建设，一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品牌走进千家万户，一批部级农产品名牌在全国热销。谷道粮原公司的小杂粮、谷润肉业的高档牛肉、金锣公司的清真肉制品成为“农字号”全国知名品牌，104个农产品获得“无公害、绿色、有机”认定。

（三）带动了农民增收。余粮堡镇日新农机合作社从以农田机械化作业为主，逐步向反租倒包、土地入股、土地托管和秸秆加工等方面拓展，服务方式采用“订单作业”，被农业部农机化司确定为“全国农机社会化服务联系点”， 2010年该合作社被确定为“全国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点”。目前，合作社经营面积达到1.8万亩，会员达到21户，农户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木里图大成菌业合作社建设集生产、生活为一体的高标准智能出菇车间160栋，采取统一制作菌棒、分户出菇、统一回收的模式栽培杏鲍菇，每座车间年产鲜菇50吨，年经济效益可达15万元以上。

（四）推动了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变了传统生产经营模式，有力地带动了全区农业结构调整。设施农业、沙地葡萄、食用菌、生猪和肉牛等优势产业不断壮大，占农业总产值80%，农业规模化经营比例提高到35%。

（五）激发了农业生产活力。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来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成为了当前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解决了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率明显提升，大量土地被流转给经营主体使用，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全区流转土地面积达10万亩，转移就业1.6万人，年可实现务工收入2.4亿元。

三、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通辽市科尔沁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工作呈现良好的发展走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发展规模小，缺少龙头企业，带动效应还不够明显；二是组织内部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缺乏约束机制，合作组织内部利益联接不紧密，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三是政策供给不足，还没有形成与地方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相配套的优惠政策；四是农民素质不高，合作经济组织人才缺乏；五是信息渠道不畅，缺少信息服务支持等。针对上述问题，下一步工作思路主要是：

（一）积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一是抓试点，扩大土地流转规模。由区农牧业局牵头，组建科尔沁区农机协会，将全区农机合作社社长纳入农机协会会员，投入4850万元，启动实施“一线、三区、九点”项目，即围绕国道303线，以钱家店、丰田和莫力庙3个膜下滴灌项目区为重点，打造9个土地流转和秸秆转化示范村（场），带动全区新增土地流转10万亩。二是抓基地和大户，促进规模化经营。充分发挥支农资金导向作用，重点向育肥牛、食用菌、生猪、奶牛、沙地葡萄等产业基地镇、专业村和规模小区倾斜，新增种植养殖专业村5个以上，规模化养殖场20个以上，培育种植、养殖大户100个以上。三是抓合作社，提高组织化程度。以农机种植合作社和养殖专业合作社为重点，鼓励支持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等组织和个人，采取多种方式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重点培育钱家店树明、余粮堡日新等7个农机种植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实现土地流转5000亩以上。全年新增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50家，总数达到449家以上。

（二）建立完善有利于土地流转的体制机制。一是加快城镇化进程。通过加快镇域经济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大农牧民转移力度，努力让转移进城的农牧民有房住、有工作、有保障。二是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健全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制度。三是建立完善利益连接机制。鼓励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探索推行租金动态调整或土地入股保底分红等办法。

（三）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重点培育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等各类社会化服务主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土地利用、税收减免、农业用电、工商登记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提升农机作业、技术培训、农资配送、产品营销等专业化服务能力。

新型县域经济篇7

以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为目标，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工作，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消耗，缓解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提高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在发展经济时始终不忘环境和资源的合理保护与使用，坚持因地制宜，按规律办事，在建设生态示范县、环境优美乡镇、生态工业园区的同时，实施“蓝天工程”、“青山工程”、“绿水工程”；发展循环经济，启动绿色消费，拉动绿色生产，推广资源再生利用，延长产业链条，努力缓解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促进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坚持走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之路，使县域经济的发展在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过程中更好地与环境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结合起来，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结合起来。

新型县域经济篇8

坚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动摇。非公有制经济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途径，是县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所在。东胜区的发展与民营经济兴衰相依，东胜区非公有制企业的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近65%，非公有制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近3.5万户，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成为启动民间投资和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力量。当前，要放手发展非公经济，以开展全民创业活动为着力点，以非公经济的大发展来推动县域经济的新跨越。一是从制度上保障非公经济的地位。按照“非禁即入、一视同仁”的理念，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使其成为非公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创业的良好氛围。二是强化服务，推动各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措施在东胜区全面落实。针对各级政府颁布的政策，制定细化的实施措施，分步骤地全面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领域，一律对民营经济开放。三是主动作为，以“中小企业服务年”为契机，采取“一企一策、分类指导”的办法，帮助中小微企业“抱团取暖”，共克时艰；以积极稳妥地解决民间借贷问题为开端，以新型金融业推动东胜民营经济在转型提质上迈出新步伐。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公路、市政以及公用事业和社会事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不断完善鼓励创业的政策措施，健全创业服务体系，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强民营企业的综合实力，持续提升民营经济的整体水平，把民营经济打造成真正的“就业工程”“富民工程”。

新型县域经济篇9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7-0148-02

一、研究背景

第一次提出“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省的行程中。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结构层面看，经济结构全面变化，优化升级；从动力层面看，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化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的基本单元，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柱和调节城乡关系的基本环节。《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指出，“2015年，中国经济仍旧延续了深度调整的态势，县域经济增速总体出现更为显著的下滑，更多县域经济体出现更大幅度的负增长，对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在新常态经济发展形势与在城市经济依然发挥“排头兵”重要作用而农村经济作业依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形势下，县域经济长期被忽视而导致作用尚未完全开发与发挥，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新常态下的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河南省县域总数108，其中包括88个县和20个县级市，50个市辖区。据2015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总人口大约10 722万人，县域平均面积近1 400平方公里，县域土地占全省的90.7%。河南省108个县域经济的GDP总量达24 454.28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69.9%。在2016年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中，河南省有新郑、巩义、荥阳、义马、新密五个县域上榜。全省县域经济已经成为支撑河南省的根本经济，因此，立足河南省县域经济现状，依据县域GDP、产业结构比重等指标对108个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分类，分为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第三产业拉动型等三大类型。

1.工业主导型县域经济

工业主导型县域，是指工业产值在GDP中占主导地位或绝对优势，工业的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一部分工业主导性县域经济依托本地区的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比如，荥阳矿产资源丰富、义马市的煤炭储量21亿吨，素有“豫西百里煤城支撑”之说，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这些县域经济主要是对资源进行加工，创造工业产业链，开辟县域经济发展道路，培育支柱产业，从而提升县域经济整体实力。

2.农业主导型县域经济

在农业主导型县域经济中分为现代农业主导型和传统农业主导型。对于现代农业主导型县域，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0%―20%，第二、三产业总产值比重达到80%以上，第二产业比重平均达到60%以上，通过发展农业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传统农业主导型的县域，大多是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如河南省的正阳县、封丘县、滑县、淮阳县、杞县、内黄县等县域，其第一产业产值占县域总产值比重的30%以上，缺乏工业资源和工业基础；第二产业的比重低于50%，县域经济发展缓慢。整体县域经济实力较弱，在全省的县域经济排名中较为落后，甚至个别县域经济的发展史水平属于贫困县。

3.第三产业拉动型县域经济

在第三产业拉动型中，该县域经济主要利用县域内自然人文景观、传统文化资源或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且其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多在30%以上。如鲁山县、卫辉市、嵩县、武钢县、偃师市、洛宁县、汝州市、陕县等县域，主要通过对现有自然人文景观、传统文化等资源的开放，通过发展旅游、文化等第三产业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新常态下的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瓶颈

河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各县域结合自身条件和优势的情况下，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具有特色化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一定成绩。《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人均GDP为49 992元，而河南省人均GDP为39 123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河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河南省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县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河南省各县域经济发展的条件差异从而导致县域间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从《2015年河南统计年鉴》数据发现，河南省108个县域中有11个县的人均GDP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5倍以上，属于河南省县域经济水平最发达的地区，这11县域分别为义马市、荥阳市、新郑市、中牟县、沁阳市、新密市、巩义市、新安县、淇县、孟州市、登封市；而不及全省人均GDP50%的县域，是河南省县域经济中相对贫困的地区，如邓州市、平舆县、卫辉市、柘城县、淮滨县、获嘉县、虞城县、商水县、正县、沈丘县、卢氏县、南召县、郸城县、社旗县、息县等，这些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滞后。

2.产业结构比例不协调

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8.9%、40.9%、50.2%，而河南省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11.4%，48.4%，40.2%。个别县域如义马、巩义、登封、新密市、荥阳市、中牟县的第一产业却不足5%。另外还有一些县域如河南省的正阳县、封丘县、滑县、淮阳县、杞县、内黄县、新蔡县、睢县等县域，第一产业比重超过30%，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属典型粗放型农业发展模式，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四、新常态下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路径的优化建议

在新常态背景下，河南省必须创新县域经济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总的建议是，在准确把握新常态形势下，河南省及各级政府积极引导，继续坚持不懈深化经济改革激发县域经济的创新活力，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培育和壮大区域特色经济，逐渐扩宽县域经济发展的视野，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促进县域间经济协调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现区域的辐射范围和作用，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原则，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不同区域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实现河南省经济的稳健发展。

（一）工业主导型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1.加强政府引导，加大资金扶持

在河南省各级人民政府的引导下，加强政府职能，对于工业主导型县域的发展要有计划地利用和开发，发挥政府引导改造传统产业。尤其对于资源衰退型的县域而言，应加强对资源老工业基地进行改造，逐渐改变县域发展模式，引导其从衰退型的资源主导型的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向其他类型的转变，分阶段制定县域经济振兴规划，引导财政加大资金扶持，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并且要对老工业区的环境进行治理，如填充废井等措施。

2.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新型工业化

从现有数据来看，县域经济水平高、发展快的地区，都是依靠工业拉动经济增长，处于县域经济的起步阶段，很多工业存在规模较小，技术相对落后等情况，建设新兴工业特色产业集聚群，加快产业创新步伐，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走资源节约型道路。增强推进新型工业主导型县域建设，强化工业主体意识，优化工业经济结构。完善县域功能，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力和集聚力，优化城市环境，创新创业，发挥重点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充分发挥本地区的区域优势，形成特色优势行业，吸引资金和技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稳步升级，形成产业集聚优势。

（二）农业型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1.优化经济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对于以发展传统农业型的县域经济模式而言，农业生产并没有形成特色优势，民众人均GDP不高，普遍低于河南省人均GDP水平。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要优化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针对不同传统农业型地域的农产品优势，要因地制宜，优先发展和选择市场前景较好、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产品，发展县域特色农业经济。加快科技转型，加快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进程，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和外部环境，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投入，提升农业科技含量，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也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从而扩大农业生产经济效益和规模，更好适应市场需求。

2.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做好农产品深加工

尤其对于河南省县域以农业为主、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水平低、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较差，同时经济相对落后、农业又是其县域经济的主要来源的地区，农业关乎整个县域内人们的温饱问题。据统计，这些县域的粮油、豆类、蛋类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较高，但产后加工程度较低，造成很多农产品进入市场之后供过于求而价格暴跌，甚至很多新鲜蔬果烂在田地中无人问津。因此，要在农业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产品的深加工，应对市场中供过于求的现状，缓解农民因农产品投入大而产出低甚至亏损的现状。如τ诤芏嗯┎品，可以采用科技手段，加工成易长期储存的罐头包装等形式农产品，减少亏损，扭转单纯只靠农产品输出的局面。

（三）第三产业拉动型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1.强化县域文化产业特色，开发旅游商品

尤其是拥有较好自然人文景观、传统文化资源的县域，应加快服务性政府建设步伐，合理科学规划现有资源，发挥文化旅游资源的优势和作用，发展文化产业特色和重点，开发具有县域特色的旅游商品，带动其他乡镇和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县域经济的优势和竞争力。比如，河南省浚县近来年在政府积极引导文化产业发展下，形成特色文化产业，举办以浚县正月古庙会为代表的民俗文化节，节庆期间最高日客流量可达20多万人，成为华北第一大庙会，并且民俗节中有各种民间手工技艺，如泥咕咕，已经成为有着浓厚的文化特色，深受广大群众和专家学者的好评。

2.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融资渠道

加大对县域内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因第三产业带动的地域承受力，尤其做好与资源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支持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的筹集资金，拓宽融资渠道，共促县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浚县县政府合理规划城区建设，拉动外来资金投入，开发“古城文化”改造项目，进一步弘扬历史传统文化，以旅游文化促全县经济快速发展。

新型县域经济篇10

自2015年正式提出“互联网+”以来，我国先后推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2016年)、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17年)、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智能+”(2019年)和新基建(2020年)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逐步迈入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要素发生了重大改变［1］。这为占全国人口68%、国土面积占90%、GDP占41%(2019年)的国民经济基本单元［2］———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多重挑战。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新趋势下，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县域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新发展步伐，成为了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一)新的经济发展体系给县域经济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随着“新基建”的大力建设与推进，以5G、AI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催生了新的经济发展体系:1.市场资源配置出现新要素。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携同算法、算力共同赋能物理世界(主要是机器)，物理世界将替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人类将进入“数字生产力”新经济时代。2.竞争要素和机制出现新规则。竞争要素已由传统的资源、产品、技术、服务等过渡到生态圈体系竞争时代，市场竞争要素资源将向数字经济体系无限集中，将改写商业经济竞争的规则，传统经济管理被强中心、共生化、无边界、自驱动的数字经济全方位取代。3.经济发展出现新趋势。传统经济形态将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建立起高度耦合“数字联姻”关系，传统组织、物理世界将在数字化进程中进化出“智能生产力”、“智能生产关系”及“智能产出”的新型经济关系，传统经济的智能数字化转型将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并产出新型智能产品，新的经济发展体系将给县域经济带来全方位的机遇和变革［3］。

(二)县域经济统计和核算面临重大调整和冲击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创新和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品表现形式，创造出了诸如共享经济、共享知识等新型产品、新型消费和新型收益的综合经济形态和数字化产品。而现有宏观统计体系已经无法完全对具有跨界融合、免费服务、动态创新等特征数字和被数字化提升的产品与活动所带来的增加值进行准确的捕捉和计量［4］，这对我国传统统计、税收和财政管理体系提出新的重大挑战，国民经济统计与核算体系面临重大调整［5］。而县域在数字技术、数据积累与规范、新产业规模与集聚能力等方面与市域城市或发达区域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面对新型统计与核算体系的完善、实施和推广，县域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都将面临不利的局面。

二、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传统生产要素运用不足及固化依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先后交替及转换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发展。但由于不同县域发展水平和条件的差异，传统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诸多县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木桶效应”现象。同时许多县域对传统生产要素产生了“刚性”依赖，这严重束和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资本门槛逐年提高、环保标准日益提高等一系列发展条件的变化，传统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常态下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县域经济发展面临两难选择。

(二)数据要素发展积累和沉淀不够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需要，许多县域先后推动诸如智慧县域、数字县域、数字政府等的建设，除了在物流、交通、基础配套等数字化硬件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外，还将线上线下数字化产品市场的触角伸向了偏远的乡村，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数字化场景进入并深刻影响县域人们的日常生活。县域数字化建设及数字化产品催生了海量的数据，但相比需求相对规范、采集技术成熟、应用场景系统、渠道兼容较好的一、二线及中心城市来说，由于应用需求、采集技术、数据管理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县域内绝大多数的海量数据呈现碎片化、无序化、失联化的特点，处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无处可用”的“流浪”状态，规范、有序、标准的数据积累和沉淀明显不够，县域经济智能化发展先天不足。

(三)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系统性不足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以数据流动的智能化来解决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消费端和供给端的高效协同和精准匹配。但目前我国县域经济供给端与消费端存在明显的失衡和不匹配:在消费端来说，县域经济范围内拥有较大规模的网购人群和网络零售、快捷便利的快递物流及移动支付体系;但在供给端来说，县域普遍存在全球知名品牌缺乏、精准营销不足、产品定位不准、数据驱动产品不足、数字化制造能力偏低、柔性生产和定制化生产能力供应链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内生动力及韧性严重不足。

(四)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理念与思维“误区”1.认知误区。数字经济要求县域治理进行创新和适应、跨越不同领域技术、传统创新方式等诸多改变和适应，因此普遍存在害怕、惶恐、抵触、轻视的倾向和情绪，对数字经济的本质、趋势、应用等认知不足。2.思维误区。受传统思维惯性和现实情境双重因素影响，出现了一方面轻视数字经济的引领创新作用，而另一方面则认为领数字经济无所不能的两种极端思维。3.实践误区。在推动数字经济过程中，县域政府普遍存在过于追求国际前沿水准、打造大型新型商业生态而普通民众却对发展数字经济“孤陋寡闻”、参与度较低的不对称情境。同时许多县域过于谋求县域范围内全方位的智能发展，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特色与差异，缺少问题导向的思维转变。

三、数字经济时展县域经济的途径与方法

(一)解放思想，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理念与思维创新1.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大局。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和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要树立人本理念、惠民理念、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所有的智能产业、技术、产品等均要以县域内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特别是要紧紧围绕并服务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扶贫攻坚等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发展大局。2.坚持问题导向。不同县域的发展均有其自身优势和不足，推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县域面临的痛点和难题，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方法予以解决，谨防“两张皮”现象再现。3.创新县域管理方式。推动县域管理从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向多元包容的管理方式改进，关注用户思维、流量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等，满足并达成县域管理过程中多方的利益需求，实现共赢共享。4.树立全生态思维。在推动县域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一味求大求全，要在夯实数字基础设施、营造数字转型环境、完善数字化积累等多个方面构建数字智能产业生态体系。

新型县域经济篇11

1引言

河南省作为内陆人口大省，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传统要素资源丰富，技术、管理以及资金等创新要素、高端要素不足，其主要人均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特别地，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河南省内的县域经济差异总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两极分化现象突出。因此，具有较大经济差异的河南各县域如何在新常态的背景下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增长之路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相关研究集中在河南县域经济的差异、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经济增长质量等方面的分析。但基于新常态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增长路径方面的研究较少，同时也缺乏采用离散分析和连续分析相结合的增长分布动态方法来客观描述河南县域经济增长态势的文献。本文认为，新常态背景下探寻河南县域经济增长路径的关键在于三个问题：其一，河南县域经济增长的类型及其空间分布；其二，各县域增长类型变迁的概率；其三，快速增长县域的空间分布。因此，需要采用增长分布动态的方法分析河南县域经济增长的合适道路。增长分布动态方法最早由Quah提出，该方法通过马尔科夫链方法和核密度估计研究收入分布的发展动态。该方法能够刻画不同截面的分布及其演变，且该方法属于数据驱动型，克服了参数分析的不足，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该方法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采用马尔科夫链结合核密度估计方法，利用河南省1993－2014年108个县域的统计数据，对收入指标（相对人均GDP）的分布演进动态进行分析，全面刻画河南省的县域经济增长空间分布动态及各个县域在研究期间的经济增长类型的演变规律，并发现快速增长县域群体，以期寻找到新常态下河南县域经济增长的路径，并为其他欠发达省份县域经济的增长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2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河南省各个县域相对人均GDP指标衡量各个县域的经济增长水平，以河南省2014年行政区划为标准，研究河南省108个县域的经济增长分布动态及增长类型转移分布。本文的原始数据除了一部分来源于1994－2015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外，其余的均是来源于1994－2015年的《河南省统计年鉴》。

3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93－2014年，由于分析间隔五年的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更有利于揭示区域经济增长类型的变化，所以选取五年为研究周期。分别分析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及2014年河南省县域相对人均GDP，根据历年县域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之比，以1993年为基准，将各个县域经济增长划分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高水平4种类型，且每种类型数量大致相同，划分区间为（0－0．64］、（0．64－0．77］、（0．77，1．08］、（1．08，＋）.

4结论

本文基于1993－2014年河南省108个县域的相关数据，利用马尔科夫链及Kernel密度估计等方法，对河南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分布动态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河南县域经济增长存在四种类型，分别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其中，高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河南西北部，且围绕在郑州、洛阳附近。低水平区域则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东南部。而中高水平和中低水平区域则交错分布在高水平和低水平区域周围。总体上看，河南已基本形成“北富南贫”、“西高东低”的县域经济增长格局。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偃师市、博爱县、沁阳市、孟州市、长葛市、渑池县、巩义市、义马市、修武县、温县、新乡县、灵宝市、淇县、登封市、新安县、中牟县等县域已经形成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俱乐部，是河南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而鲁山县、柘城县、虞城县、夏邑县、淮滨县、息县、沈丘县、淮阳县、上蔡县、平舆县、新蔡县等则长期经济增长缓慢，已经成为河南区域经济增长的洼地。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为促进新常态下河南县域的经济增长应该采取如下政策措施：第一，抓住新常态机遇，实现河南省整体经济的赶超发展。新常态下，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东部发达地区进入了增速减缓和结构调整阶段，而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内地部分省区市则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改变了沿海开放战略下河南省不靠海、不沿边的被动局面，外部条件的变化为河南省整体经济的赶超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第二，重点支持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偃师市、博爱县、沁阳市、孟州市、长葛市、渑池县、巩义市、义马市、修武县、温县、新乡县、灵宝市、淇县、登封市、新安县、中牟县等河南省西北部快速增长县域俱乐部的发展。第三，积极促进鲁山县、柘城县、虞城县、夏邑县、淮滨县、息县、沈丘县、淮阳县、上蔡县、平舆县、新蔡县等欠发达县域的经济增长。这些县域大体上处于由缓慢增长时期，面临着经济增长基础较弱，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建议加大对这些县域的基础设施、基础教育投入，改善公共卫生和文化条件，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不断增强其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此外，把消除区域性贫困摆在重要位置，通过乡村城镇化、工业化相结合，生态治理与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发展相结合，政府扶持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参与相结合等多种手段，突破制约连片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

参考文献

［1］李胭胭，鲁丰先．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格局［J］．经济地理，2016，36（3）：41－47．

［2］赵强．河南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3］薛宝琪．河南省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4）：44－48．

［4］贺亚峰．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分析［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13．

新型县域经济篇12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141-05

资源型县域经济,是指以当地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业(统称资源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有机体｡资源型县域经济既是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类型,又兼具资源型城镇的特征,是我国经济发展若干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的集合｡全国现有矿业城镇426座,其中地级市79座,地级区盟7座;县级市100座,市属县级区25座,县城179座,建制镇36座｡因此,就矿业城镇而言,资源型县域经济(县级市和县)共有279座,占矿业城镇总量的65.5%｡可见,资源型县域经济大量存在,并且是资源型城镇的主要形式｡因此,资源型县域经济的研究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性,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资源型县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基于特定的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随着自然资源的不断消耗,制约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不利因素逐步凸显,面临的各种矛盾突出｡因此,应全面分析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和面临的国际国内条件,从而寻求正确的发展道路｡

一、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

长期以来,资源型县域经济一直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展矿产开采､加工业上,形成了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区域中心,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占据突出的地位｡

(一)天然赋存的优势资源是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天然赋存的优势资源直接导致了资源型县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资源型县域经济之所以冠之以“资源型”,是因为资源开采和加工业在该城市产业构成中居支柱性或主导性的地位,资源型县域经济的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矿产品及其初级加工产品,资源型产业的发展状况对其兴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资源型县域经济作为工业经济时代的代表,为工业化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金和人才｡资源型县域经济的出现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其产业和经济发展依靠某种天然资源和人类对资源的特殊需要,它属于以输出能源和原材料为目的的资源型经济区｡中国现有的426座矿业城镇中,按工业类型划分为8种类型,依次为煤城149座,有色金属城81座,建材城54座,钢城(铁城)38座,黄金城37座,化工城28座,油城25座,综合型(2种以上)矿业城镇14座｡此外,全国还有21座森工城｡这类县域经济职能单一,对外联系范围大,发展历史短､速度快,有较大的起伏性｡资源型县域经济的兴起,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而且成为现代工业体系和城市群体中的重要部分,构成一个新经济增长极,成为工业化发展的依托,对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对增强国家经济实力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资源型城镇多是在偏僻落后地区兴起的,其中很多又是老､少､边､穷地区,资源型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对于这些地区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政府的优惠政策是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政府的优惠政策,使资源型县域经济在发展之初就具备特有的优势条件,走上超速发展的道路｡这是一般的县域经济无法比拟的｡一般说来,资源型县域经济都是在开发资源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并没有经过一个漫长的经济积累､准备阶段,而是有一个突发的启动模式,这是资源型城镇与一般自然形成的城镇的主要区别｡在发现资源之后,由于国家对资源的需求,往往加大了资源开发的力度,在国家政策､方针的指导下,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和资本,闪电般迅速注入,从而获取大量的能源､矿产品的输出｡在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下,资源型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同时,资源型县域经济往往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为了满足国家对资源的需求而设立｡其发展过程要受制于国家的统一计划,如城镇开发所需要的物质流､人才流､资金流等大多并非来自于本区域,城镇生产的产品(主要是资源产品)主要不是顾及本地区需求,而是考虑全国生产发展的统一要求,因此,资源型县域经济的开发具有非地性特征｡如沛县的大屯镇,就是典型的因煤而兴起的现代化城镇｡

资源型县域经济迅速建立了工业体系,与此配套的第三产业也相应产生,农业比重下降,产业演进的速度加快｡解放以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资源型县域经济在全国的县域经济发展中基本处于前列｡资源型县域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从建城条件看,由于我国是参照前苏联的“一矿一城”模式,因而在现有的资源型县城中均进行了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不够完善甚至有些破旧,但总体上讲已具备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条件｡我国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10.6%提高到1999年的31%,400多座矿山城镇的兴起可谓功不可没,这是矿业为我国城市化做出的特殊贡献｡

二、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资源型县域经济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其天然赋存的优势资源及相应的国家和地方的优惠政策等,是其发展的有利因素,但随着资源的不断消耗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许多有利因素逐渐减少或消失,甚至会转化为不利因素｡由于对资源的依赖性而受资源储量可耗竭性的制约,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储量和产量会日渐减少,开发成本将不断上升,同时对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也会逐渐发生转变,因此,资源型产业也必将经历一个由兴盛､稳定到衰退的发展历程｡如今的矿业､矿工､矿山和矿城,即“四矿”问题就像迟暮的英雄,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四矿”问题直接涉及的城镇人口有1亿之多｡有人将“三农”､“四矿”并称,颇为中肯｡诸多制约因素成为资源型县域经济的痼疾,严重阻碍了资源型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产业结构畸形

资源型县域经济是因资源开发而兴建或发展起来的,资源型产业在整个县域的产业结构中占据支柱产业的地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说,第二产业是主体,第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第一产业多为粗放经营的传统农业,第三产业也多为资源型企业服务的商业和餐饮业,而第二产业则多以采掘业及其配套产业为主导,产业链条很短｡整个县域的经济发展对资源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各个产业的关联度很低,产业横向协调差､纵向水平低,产业转型的基础薄弱｡如沛县的资源型产业占其GDP的比重大于50%｡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迟早会遇到资源枯竭的问题｡此时,资源型县域经济便会面临两种选择――可持续发展或者消亡｡要想摆脱“矿竭城衰”的命运就要寻求技术创新的道路｡而产业结构不合理是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主要矛盾中的重要方面,也是转型时期最突出､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1.产业技术结构水平不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与科技含量决定产品的竞争力｡资源型县域经济主要工业部门的产业技术基本处于全国的中下等水平,技术装备趋于老化,新技术应用程度不高,技术进步速度较为缓慢,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尤其在一些煤炭城市的技术结构中,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由现代化开采设备所组成的资金密集型企业;另一方面则仍然由原始的开采方式来运作一些低效益､低产出的小企业｡

2.产品结构不合理,难以适应市场需求｡资源型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其产品结构表现为以初级产品和基础原材料为主的粗放性特征,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低｡其次,随着资源型县域经济逐步实现产业转型,其产业结构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产业过渡,以原材料为主的产品也必然被新产品､新材料所替代｡一些传统的消费产品中新功能的产品少,结构老化,这些产品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的发展而逐步被淘汰｡由于资源型县域经济市场信息不够灵敏,调研时间长等原因,产品结构处于市场的被动状况,许多老产品在市场中也失去了竞争力｡因此,面对市场的变化,如不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将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3.产业结构布局的分散性｡由于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客观受资源赋存条件及地理因素的限制,企业大多数分散在远离城市的边远郊区,一方面城市大部分依山､依矿而建,空间布局比较分散;另一方面由于资源开采和加工对资源依赖的特殊性,使城市内部布局也较为分散,这就为城市集中发展和居民的交通､生活等带来诸多不便｡所以资源型县域经济一般都是选取一些条件较好､位置适中的地区集中建设生活区,然后以一定的交通线路相连接,在宏观布局上呈现分散辐射状结构｡

4.产业结构调整效益比较低｡资源型县域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比较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比较多,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严重｡同时,大多数的资源型城市在进行项目选择和产业转型的时候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产业的成长对资源的依赖性依然很强,配套产业群难以形成规模｡资源产品的加工深度不够,资源利用程度不高,附加值低,从而导致经济效益低｡

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资源型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又影响和制约着资源型城镇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并且对资源型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

(二)体制束缚

当前,影响资源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很多,如环境因素､劳动力再就业､产业结构调整等,但最根本的还是体制的问题｡体制束缚使技术开发受到严重制约,体制问题是当前资源型县域经济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1.城市职能上的二元结构｡资源型县域经济在城市职能上都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区域行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又是国家资源产品的生产基地;既承担一般城市经济社会的综合服务功能,又承担发展工业的产业支柱功能｡由于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县域都是在先有企业后建城市的模式下建成的,又由于过去计划经济的原因,资源型县域经济的主要职能是资源的开采,从而导致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不足,没有形成完整的以地方社会经济为主体的城市功能圈,城市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

2.管理体制上的二元结构｡我国的资源型县域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往往存在着条块分割的二元化管理体制,具体表现为政企不分､企业缺乏活力｡长期以来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十分沉重,企业包揽了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入托､上学､就业问题,医院､学校､福利､治安等也由企业负担,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企业办社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体制问题,管理职能的错位对企业与城市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素｡企业失去了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功能,企业难以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更谈不上市场竞争力了｡其次,政府主管部门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事务,企业承担社会职能,这既严重地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也给产业调整带来沉重的负担｡另外,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也经常因为资源的开采发生某些纠纷,从而激化了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资源型县域经济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资源型企业,资源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也直接影响着地方财政收入｡在资源型县域经济处于资源匮乏时期,资源型企业由于成本过高,经济效益低下,而导致地方财力不足,县域经济的投资环境难以改善,替代产业不易形成｡

3.县域经济中的二元结构｡资源型县域经济的构成可以分为以资源开采为中心的较为现代化的部门和农村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传统产业部门,其中以资源开采和加工为中心的部门是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而农村的传统产业部门只是被动地起作用,从而形成经济上的二元结构｡如沛县的城市发展居于全江苏省县域的前列,但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二元结构十分明显｡

(三)资金短缺

随着资源的逐步开发,资源型县域经济均面临“矿竭城衰”的威胁,为此,一些资源型县域都相继做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规划和相关政策｡但由于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资金方面的困难,使得资源型县域经济调整的进程比较缓慢,经济形势没有明显的改善｡其资金短缺的原因主要有:

1.产业因素的影响｡资源型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为上游基础性产业,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远低于下游加工产业,这是资源型县域经济财力乏力的根本原因｡在目前的许多资源型县域经济中,除了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外,初级产品相对较低,产品的加工程度也相对较低,缺少在市场中具有竞争能力的产品｡现有的产品结构本身不能满足城市长期发展的需要｡另外,随着电子产品和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加速了产品高附加值化的趋势,工业产品也逐渐向轻､小､精方向演化,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下降｡在能源结构方面,随着核电与其他新能源的兴起,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将会受到威胁｡

2.价格体系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煤炭､石油等资源产品的价格偏低,再加上各种增支因素的影响,使得成本上升,企业出现政策性亏损,资源型县域经济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又因为资源产品的价格变动波及面大,国家为保护下游产业,稳定整个价格体系,往往对资源产品价格实行行政性干预和管制,这使得资源产品价格难以反映其价值和市场供求变化,导致资源型县域经济利益大量外流｡其次,由于煤炭等资源的价格过低,使生产企业的二次发展无法实现,资源型企业利润低,使得资源型县域经济总体财力下降,资金匮乏｡再次,资源开采的成本升高,比较优势下降｡不可再生资源多是埋藏在地下,一般的开采顺序是自上而下,由近而远,所以从总体上来看,资源开采的成本在不断地上升｡另外由于技术进步的影响,资源型县域经济还会出现相对的成本升高｡勘探技术的进步使更多的优质资源被发现,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原来不具有费用优势的资源具有了优势等原因,造成了资源型城市的区位优势下降,综合效益相对减少｡

3.税收政策的影响｡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城市建设资金的主要渠道,它直接影响着城市的财政收入,1994年税收改革前,资源型城镇根据企业普遍亏损的情况出台了减免煤炭产品税的办法,但是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困难,而且还使煤炭城市减少了收入,财政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困境,进一步恶化了煤炭城市的外部环境｡1984年煤炭产品的税率由8%下降到3%以后,对城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很大,1987年煤炭工业部和税务总局又采取了免交为煤炭生产服务性产品税的办法,使当年地方税收又趋于减少｡而与此同时,地方还要每年给矿区提供粮食､副食和蔬菜等政策性亏损补贴,形成不合理的逆差｡资源型城镇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廉价的资源产品,地方政府要负担职工的各种生活补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治理遭破坏的自然环境,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在适当的条件下,应该对地方政府有所补偿,以利于地方政府的资金积累,为在资源枯竭时期进行经济转型创造必要的资金条件,从而不至于使资源型县域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之中｡

4.国家体制的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是资源型县域经济的主体,也是城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这些企业所创造的利润基本上缴上级主管部门,自身生产性发展资金所剩不多,自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也非常有限｡使得资源型城市呈现出“资源丰富,经济贫困”的尴尬局面,城市自我发展的能力明显不足｡同时地方财力不足,收入来源较窄,往往对企业征收各种税费,又进一步加重企业的负担｡一方面资源丰富,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城市却很穷,财政负担很重,资金短缺｡

5.社会资金的外流｡由于资源型县域经济大部分是以无依托的形式建设起来的,也就是说先有企业后形成城市｡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使得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产业结构畸形｡再加上众多主观､客观因素的影响,造成资源型县域经济不够景气,商品经济不够发达,投资环境恶化,使得大量的社会资金外流｡由于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流影响了经济发展,生产要素报酬率下降,使县域内的生产要素外流,造成恶性循环｡

(四)人才匮乏

人才匮乏,以及由人才的缺乏所引起的技术开发能力弱､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是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又一困难｡资源型县域经济要想发展就必须进行产业转型｡转型的科学实施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人才的匮乏是制约资源型县域经济转型和制约资源型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瓶颈｡

综观资源型城市人才状况,其主要特点有:人才综合素质相对偏低;人才文化结构不尽合理;教育基础薄弱;人才流失严重｡随着中国加人WTO,资源型县域经济也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挑战｡人才匮乏成为制约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资源型县域人才的专业构成,年龄构成都难以适应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愈来愈激烈的市场竞争,难以适应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为:

1.结构性人才匮乏,将影响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资源型县域经济普遍产业结构单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链被人为割断,没有真正向下游延伸,工程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资源型产业及冶金､建材行业及相关科研机构｡改革开放以后,资源型县域也积极探索转型的路子｡但股份制改造､承包经营等一系列搞活国有企业的举措并没有使大多数企业活起来｡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人才的专业构成单一,缺乏对外来资金的吸引;现有企业难以向其他产业扩张､延伸;难以吸引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来资源型县城发展｡

2.高新技术人才匮乏,使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无后劲｡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结构的影响,资源型县城的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行业,其他专业技术人才也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和教育机构等,高新技术人才很少｡由于人才的匮乏,特别是高新技术人才的匮乏将使资源型县域经济难以吸引资金用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应当说,廉价的劳动力､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社会氛围､优惠的政策等都是构成良好的投资环境所不可缺少的｡但这些问题通过努力还可以解决,唯独缺乏高新技术领域人才这个问题不好办,它不仅影响现在,更影响将来｡

3.高素质管理人才的匮乏,使资源型县域经济难以在市场竞争中打胜仗｡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企业抓住了良好的机遇而发展壮大起来｡山东青岛造就了“海尔”､“海信”,四川造就了“长虹”,广东造就了“TCL”……资源型县域经济也不是没有好的机遇,但却总是与发展机遇擦肩而过,这与资源型县域经济人才匮乏特别是高素质管理人才的匮乏不无关系｡资源型县域经济缺乏资金,缺乏人才,更缺的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长虹”有个倪润峰,“海尔”有个张瑞敏,每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拥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一批高素质的人才｡这些企业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现代的企业管理,形成自己的管理哲学,并以其创造力和人格魅力,在市场经济中开创一片新的天地｡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企业活了,经济也就活了｡企业能不能搞活､搞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领导者｡资源型县域经济要发展,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为传统产业注入活力,以此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只有这样,资源型县域经济才能迈出新步伐｡

4.高级技能型人才匮乏,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竞争乏力｡高级技能型人才在各行各业中都起到重要作用｡在我国,汽车工业､机械､电子等产品的造型和性能之所以跟不上世界潮流,其主要原因不是我们的工程师设计不出来,而是我们的工人生产不出来,因为我们缺乏高级技术工人｡发达国家技术工人中高级技术工人占35%以上,而我国仅为5%｡当然,这和我国目前的教育､培训体制和社会观念有一定的关系｡在发达国家,教育和培训是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来进行的,而在我国,教育和培训与企业的需求基本脱钩｡从学校走向企业的人才大部分都需要企业重新进行培训才能走向工作岗位,又由于受社会地位､风气的影响,真正脚踏实地学技术的人少之又少｡高级技能型人才的缺乏,使得工程师们的设计意图难以实现,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再加上人才流失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资源型县域经济企业的产品更加缺乏市场竞争力｡

总之,高素质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资源型县域经济转型所面临的又一大难题｡如何培养､如何留住､如何利用高素质人才是资源型县域经济亟待解决的矛盾之一｡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应该以人为本,只有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资源型县域经济才能摆脱困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以更加雄厚的知识与人才积累来迎接新一轮市场经济的挑战｡

(五)环境缺乏吸引力

当今时代,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三大问题,环境问题也是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

1.区位因素｡资源型县域经济是在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大多建于资源赋存地附近,资源的赋存及分布情况决定了资源型县域的地理位置｡从国内外资源型城镇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同区位的城镇,其发展命运是有很大差异的｡国外最终消亡的资源型城镇,大多数都位于偏远地带,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而得以持续发展的资源型城镇普遍都在区位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区位条件是影响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镇位于边远山区,远离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偏僻,交通运输不够发达,信息比较闭塞,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远离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自我封闭的状况｡资源型城镇的区位偏离限制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另外,资源型城镇大多是在边远山区或内陆荒漠地区建立起来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要高于一般城市｡城市缘矿而建,依矿而兴,一切以生产为第一,一切为生产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再加上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欠账越来越多｡这给资源型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造成很大困难｡

2.环境因素｡改革开放后,尽管环境问题是所有城镇面临的共同话题,但是资源型县域经济环境治理压力远比其他城镇要大得多｡资源的大规模开采,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另一方面又由于资源开发利用不当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尤其是一些煤炭资源型城镇｡煤炭的开采不仅造成了大面积地表塌陷,矸石山占用了大量土地,而且还造成严重的矿井水､洗煤水污染以及大气烟尘污染｡

截至1995年底,我国国有煤矿因开采造成土地塌陷面积达3.5万公顷,平均开采万吨煤塌陷土地0.2公顷｡2000年前,平均每年计划开采原煤12亿吨,塌陷土地面积2.4万公顷;2000年后,每年塌陷土地面积以4%～5%的速度递增｡这些塌陷使地表和地下水泾流发生改变,平原矿区地表积水,受淹或盐渍化,耕地资源被破坏,矿区水土流失和沙化加剧｡

3.城镇建设因素｡在过去,资源型县域经济中企业在行使城市功能的同时也管理着城市｡城镇的发展高度依赖企业,城镇的规划也以企业的需要为主,这使得城市的职能无法充分发挥,城市的社会功能也无法体现,城市的布局也受到产业的影响而过于分散,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一,城镇建设欠账较多,基础设施薄弱｡我国资源型县域经济在城市的建设上基本是先生产后建设,先建矿后配套,这使得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更严重的是,资源开采也是先污染后治理｡随着资源的逐渐枯竭,因经济增长缓慢导致资金不足,环境治理进行不了,又使环境加速恶化,造成恶性循环｡

第二,城镇布局的分散造成了聚集效益差｡由于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客观受资源赋存条件及地理因素的限制,所以大部分资源型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布局都比较分散,即使相对集中的地区也存在着企业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问题｡这不仅增加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也浪费了土地,增加了经营费用｡

第三,城镇的综合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优化组合空间｡资源型县域经济建设的封闭性､高度指令性､内向性仍很突出;条块分割现象至今尚存;综合经济的起步和发展依然分散,未能形成较好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城市现代化建设还缺乏发展综合经济的人才及其引入的良好环境;城市发展格局还不适应资源型县域经济战略转移的迫切需要｡

可见,资源型县域经济在环境方面的种种劣势,极大地限制了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产业､绿色农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大多数新兴行业的高新技术产品都需要特殊的环境来生产,如微电子产品､精细化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都要求周围空气清新､湿度温度适中等,这是保证高新技术产品质量的环境前提｡资源型县域经济严重的环境问题极大地限制了一批新兴产业的发展,这已成为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六)劳动力再就业压力大

就业问题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资源型县域经济这一特殊的城市类型也由于其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而逐步走入困境｡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富余对其经济发展的制约也全面显现出来｡据统计,全国有440多座矿山进入了资源枯竭期,300万矿工及其千万家属的工作与生活无着落｡

资源型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就业岗位不足,就业空间狭窄｡尤其在一些老的资源型县域经济中,资源濒临枯竭,大量工人需要转移到其他产业｡但由于这些工人文化程度较低,吸收新知识､学习新技能的能力较弱｡因此,对这些工人进行产业转移､安置,引导再就业十分困难｡况且一旦解决不好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下岗职工再就业已经成为资源型县域经济一个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为资源型县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压力｡

(七)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资源型县域经济转型和发展需要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但由于资源型企业历史欠账多,地方财政又十分困难,造成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这将直接影响转型的顺利进行｡特别是随着转型的深入,这个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资源型县域经济转型与发展离不开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一,企业有计划地分流人员,在组织实施再就业计划期间要求有一定的生活保障;第二,对于失业人员,应在一定时期给予失业救济金;第三,提前退休人员,在到正式退休之前这段时间应给予略低于养老金的生活保障金;第四,对于自愿解除劳动关系,自谋职业的人员给予一次性补偿｡

完善资源型县域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促进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经济上可以促进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为企业实现结构调整创造宽松的环境｡对于企业来说,可以缓解压力,为企业卸掉沉重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包袱,使企业轻装上阵,有效参与市场竞争｡对于下岗职工个人来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有保障,便于全身心投入再就业｡实施资源型城市社会保障,是资源型县域经济转型时期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搞好资源型县域经济社会保障工作,意义重大,十分紧迫｡

因此,可以看出,在因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繁荣的同时,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尤为突出,究其根本,还是因为资源型产业的制约,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影响了资源型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源型县域经济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逐步克服诸多不利因素,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参考文献:

[1] 刘粤湘.中国矿业城市发展的障碍与对策[J].资源・产业,2001,(11).

[2] 齐建珍,等.资源型城市转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