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文化论文篇1

面具在傩事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起着神像的作用，是活动的神灵。早期原始社会的傩面具，主要是模仿动物，面部表情传达了一种狰狞、恐怖、凝重的情绪。通过面具制造的恐怖气氛达到躯鬼逐疫的目的，克服现实原型局限，表演者戴上面具就具有了神的神的威慑力。现代的面具根据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身份的不同确定不同的面部表情和色彩，面具神态更加自然趋向脸谱化，如红面的关羽突出他的忠义的品德，黑脸的包公表现他的公正、清正廉明等。[4]不管面具的造型如何，其神力从来没有消失过。现代的人们仍然坚信戴上面具就可以把天上的神请到人间和神进行对话，诉说人间的疾苦，通过一些供养的手段，让神能心情愉悦的为人们消除疾苦。如图2所示。现代的傩事活动中，表演和娱乐的成分逐渐增多，为了烘托活动隆重、喜庆的气氛，服装色彩上也逐渐丰富，但仍以鲜艳的颜色为主，服装表面纹饰增多，特别是傩戏的表演中，扮演者根据角色的要求，从头饰、面具到服装都搭配的非常完整。服饰的扮装拟态功能在傩事活动中清晰可见。

池州傩是以宗族为单位祭祀神灵、祖先的一种古老的仪式典礼。祖祖辈辈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对于土地的情感从傩事活动中清晰可见。据《贵池地区志》记载，“池州地区在6月至7月为多雨季节，大雨和大暴雨多数分布在5月至8月，南部多，北部少，山区多，沿江圩区少。多雨季节形成的洪涝灾害是最为突出的自然灾害”。这些水旱灾害，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畜疾疫及庄稼损失，给人们留下惨痛的记忆，这成为傩文化存续的一个内在的重要原因。[5]在傩仪和歌舞表演中，祭祀土地、自然神灵的内涵是不变的主题。如各村都保留的傩仪《问土地》，虽然土地爷的服饰面具造型有一定的差异，但祈福的内容基本相同。一年一度的青山庙会盛况不减。青山庙始建于元大德年间，原为昭明太子祠，每年的正月十五，姚村、茶溪汪、南山刘、南边姚、西华姚、荡里姚等各自在五色神伞和锣的开道下，抬着供奉有儺神面具的龙亭，在彩旗队、锣鼓队、“肃静牌”、“回避牌”及刀、枪、戟、锤、矛等兵器模型的簇拥下，穿着黄色对襟马褂，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青山庙前。人们在这里祭祀池州最高土主--梁昭明太子，祈福纳吉，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青山庙会把傩事活动推向高潮。

民间信仰是指由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民间信仰的存在，使村民心目中自然生成一种自我约束机制。他们大多相信“抬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6]此外，在当地的傩服俗文化中有许多不成文的禁忌和规定，体现着乡民们对于宗族信仰的坚守与重视。例如傩事活动，族长在打开面具和服装道具的箱子之前要洗手，用稻草把子上熏烟除秽。穿戴服装和戴面具的演员要先向面具行礼等。乐舞、戏曲只能由男性演出，戏曲中的女性角色要由男子扮演。女子是绝对不许参与操作的，否则便是对祖宗的不敬不孝。参加演出的人必须沐浴，还要提前三天禁绝，演员沐浴的目的是洗去身上污秽，禁绝是杜绝沾染妇女身上的秽气。跳傩人穿得鞋子的鞋底只能用旧的上衣制作，下装的材料是不能用在这个鞋子中的。这些口传身授的傩事服俗都是由村民们自觉遵守，以虔诚的态度传递着傩乡人淳朴的民间信仰和对神灵和祖先崇敬之心。

服饰文化论文篇2

二、柬埔寨传统服饰及变化

柬埔寨地处热带，气候炎热，常年高温，人们在着装上都比较单薄。高棉族的传统服饰是“纱笼”和“桑朴”，构造简单，制作容易。一般来说，男子上身多着直领多扣短上衣或是圆领汗衫，下身穿“纱笼”，实际上就是一种把印有各种美丽图案的布料从两边缝合的服饰，穿着时将其围系腰间，状似裙子；女子上身多着丝质圆领对襟短袖衫，下身穿“桑朴”，其制作方法和穿着方式与纱笼相仿，通常女性还会在腰间缠一条图案优美的长布巾。独立后，柬埔寨人开始穿鞋，逐渐改变了赤脚行走的习惯。柬埔寨人都喜欢穿拖鞋，普通百姓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在什么场合都经常穿。政府官员、有社会地位的人、富人则爱穿皮鞋。女子通常赤脚穿凉鞋和高跟鞋。而在农村，人们还是喜欢打赤脚。此外，僧侣和佛教徒认为佛坛和禅房是圣洁之地，除僧侣外任何人都无权穿鞋入内。信徒进入之前，要把鞋脱在外面的台阶上。进入高脚屋时，人们会将鞋脱在楼梯下，进入设在高脚屋中的佛堂时，僧侣也要脱鞋入内。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柬埔寨人的服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高棉服饰在城市的公共场所或是日常工作学习中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衬衣西裤的工作服装和牛仔裤T恤衫的休闲穿着，传统的高棉服饰只有在婚礼上或是一些节日庆典中才有机会看到。

服饰文化论文篇3

任何民族，其服饰大多分为两类甚或更多，一是平时生活劳动穿戴服饰，一是节庆或宗教祭祀仪式时穿戴服饰，个别民族其节庆与宗教祭祀仪式服饰按其性质又有严格的区别.这种在同一民族中的不同服饰传达的是不同窝意的文化内涵，尽管它是同一民族的文化表征，但在民族习俗伦理规范和有关禁忌的约束中，其表征的文化概念是需要严格区分的，绝不能有丝毫的棍同.在有的民族的平时衣着与装饰中，体现了一种对宗教禁忌或图腾崇拜的意蕴，因而即便在盛大的宗教节日中，多数普通族众仍可以穿戴平时的民族服饰参与典礼成仪式，并不因此而受到谴贵或惩罚.这是因为，在平时的民族服饰中，已寓含着这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语境，这种普象式的文化语境，能鲜明而准确无误地向外界传达民族历敬畏的神灵或所崇敬的生物图腾，抑或表达了本民族历经历的诸多艰辛或神奇故事，反映了民族的历史内核.而做为普通族众，只要坚持了对这些民族基本文化的传承，坚持这种民族精神续递，就能够保证本民族文化不致被外侵文化所湮灭.但是，对普通族众在服饰上的宽容，并不意外着这些民族没有更富特色且包含文化信息更浓的民族服饰。在宗教祭祀仪式、节日、婚嫁、丧葬等重大场合中，神职司仪人员、族老、长者和担任其族内职位、主管族内事务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员与相关对象以及迎宾男女，则必须严格按自己的角色穿戴相关华贵的节日服饰，否则就会认为对民族、对祖宗、对鬼神的“大不敬”而受到特别严厉的惩罚，这使得民族的全体族众都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在盛大节日或婚丧礼仪中，只是通过寓含着更深层次民族文化内涵的华美的节日服饰，才能恰如其分地使表演者更强烈地释放出民族文化信息，激发广大族众缅怀民族的光荣历史，承续民族文化传统，发扬民族精神，促进民族不断强盛.穿戴这种节日服饰，既表达了对民族祖先及历史传统文化的继承，又表达了振兴民族的责任，其文化离意非常丰富而深刻.

由此可知，服饰之别反映的是民族不尽相同的禁忌、敬畏和历史文化、祖宗文化、鬼神文化、道德文化.根据对多个民族服饰的比较分析，我们对其涵盖的文化寓意做出如下解读。

一、祖先英雄文化

祖先英雄文化是每个民族都有的共性主题.任何民族都将本民族远古重要发展阶段先人们的功绩叠加到某位祖先身上，塑造出一位无与伦比、神人共体的祖先英雄，成为全体族众的崇奉对象.如西南少数民族苗、侗、彝、瑶等共同尊祟，回族，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等等.这些英雄祖先的人格魅力，衍化为民族自立自强的梢神力量和民族道德伦理的最高境界；而英雄们的言行与衣着服饰，无疑也自觉成为规范和制约族众言行的尺度与标准；成为民族族众仿效、敬仰、怀念英雄祖先的象征，成为族众团结奋斗的最具感召力的抽象语言.在众多民族史诗中，英雄祖先的身世、形貌、衣饰、品德、言行、意志与杰出功绩，是史诗描绘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的任何一个方面都赋予了后世人们道德精神上的感召力量，为人们所景仰并仿效，即使经过千百年的流传亦永不褪色.然而，言行的记载往往因传承方式与载体的失传以及战乱、天灾等而走样，服饰传承的记忆则更为真实和纯正，这就让服饰承担着缅怀祖先英烈、记述宏大历史场境、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使服饰包容着气象万千、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在演绎英雄祖先最为人展憾的英雄壮举的民族传统戏剧中，服饰的原始表现力更具代表性。如:湘西士家族的“茅古斯”，所穿的稻草服饰，忠实记载了土家民族尊崇的远古女英雄“梅”为保护民族而英勇献身时的穿着.

二、宗教禁忌文化

宗教禁忌是各个少数民族保持和发展民族个性的基本规则之一，尽管有些同源或邻源民族信仰同一宗教，但也因民族的不同风格而使其信仰体现出不同的格调，使宗教在继承基本教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教派形式(也有的宗教不同教派流入同一民族区域后却未能改变其民族个性，但其前提是不同教派所遵循的基本教义必须相统一).宗教禁忌文化对民族个体的约束体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如在、内蒙古等地，由于信奉佛教，尽管其畜牧业仍占据着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但除对牛、羊等天赐或神赐食物的伤害外，对鸡、鱼、兔、驴等动物，往往是禁止食用的，其中有些动物被视为神的化身，有的被视为不洁动物。而在维、回聚居地区，猪、狗是被禁止虐待与食用的动物.而在衣物服饰方面，也明显地留下了宗教禁忌文化的烙印。回族、维吾尔族群众喜戴小圆帽，林现了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崇奉和信仰。回族做为伊斯兰教衣钵的直接继承者其所戴的小圆帽是纯白色的，既与伊斯兰教教堂屋顶圆弯相映照，又因白色是“素、洁”的代表色而备受祟敬。伊斯兰教强调人的修养纯洁，视白色为高尚，戴上白色的小圆帽是对天(胡大)盟哲，表明自己的心、言、行不负神谕，纯洁无瑕，同时戴上白色小圆帽后也给自己戴上了自律自禁的标志，时刻普诫自己不得犯禁，做一个心净、言雅、行洁的高尚的人，成为忠实履行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规范的典范。而维吾尔族由于历史原因在饭依伊斯兰教前曾多次信仰其它宗教，且在发祥地吐每番用土坯砌就的清真寺圆弯顶都保持着自己特有的风格，砖梭花纹清晰，因而其小圆帽也一律用麻淡花格织物，既区别于回族的白色圆帽风格，其象征意义则彰显无遗.藏族从唐代开始信奉佛教，千多年来其它宗教都未曾涉足这片佛教的净土，佛祖释迩牟尼在菩提树下修行的形象，成为藏族人民心中圣洁的偶像，而其穿绷及饰也被广大藏族信徒所严循笃守。所以，上千年来民族服饰总是沿袭这种着装习惯，无论男女，身穿藏袍必定脱下一只手有以长袖缠腰，有的甚至手臂，虽三九严寒亦无所掩让。这是因为佛祖袒露手臂修成正果的自虐形象，深深地感动和激发他们克制已欲、珍爱众生。同时，也使他们产生了崇敬佛祖而效法佛祖的心愿，若拂逆佛祖即为大不敬，必遭魔鬼栽害而不受佛祖庇枯.这种观念和行为经过长年累月的沿袭，便成为一种惯性的习俗被一代代继承不级，最终成为民族个性的典型。西南苗族的服饰，客青蓝而恶红白，与宗教禁忌文化亦关系密切，因为苗族人认为青色、蓝色可以镶灾避祸，而红色白色则容易招惹鬼神附身，带来灾祸.这种宗教禁忌文化在服饰上的体现，反映了各民族尊祟天地、敬畏鬼神、祟拜图腾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民族的发展和保持自身独特个性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生活习俗文化

服饰反映生活习俗文化，往往与民族所处的地域和当地的气候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其民族文化的彰显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广大的西北地区，由于气候干早严寒，其游牧生活的方式决定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服饰以皮毛为原料的长袍为主。但也有例外，同样生活在西北高寒地区的回族却并未以长袍大褂做为主要服饰，而多穿着为上衣下裤的衣裤分离形式。即便是同着长袍大褂的藏、蒙、维等民族，服饰从原料到格式也各不相同.藏袍以宽怀大袖、不加边饰为主要特征，穿着时必定脱出一袖或缠腰或悬垂，大襟抄腰而在腰际捆扎腰带；帽子多以皮毛为质，帽沿外翻:藏靴有皮质与毛质之分，皮质以黑革为主，底亦为皮(现多为胶底或牛筋底)，毛质则以毛纺织料为面料，着五彩(多数为红色杂以绿黄黑)，底厚逾寸，以毛织品(或间以杂皮边料)用细毛绳密扎而成；藏族妇女都系一个用羊毛织成的五彩条围裙，用以兜物、擦手、抹碗之用；无论男女藏族同胞都佩藏刀与皮囊，用以生吃牛羊肉与揉糟耙之需。这套服饰，一览无余地体现了藏民族粗犷、蒯悍、豁达、豪放的民族风格，折射出其与艰苦恶劣的生活环境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和勇气。相比之下，蒙袍则相对合体并在领口、下摆、袖口处镶边，展现出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骑射所向披靡的雄姿。而维族长袍没有藏、蒙长袍的厚重，腰间不系腰带，展现了维族人民开放、热情、自然、洒脱的风韵。

服饰文化论文篇4

引言：

服饰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审美情趣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服饰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的高低，而电影则传递着所演示的民族的穿衣文化，所以谈到电影我们当然应该谈谈服饰文化了。服饰在影视中作为一种传达信息的外在媒介与文化符号，无论在气氛营造还是对于人物心理的象征以及文化学意义上的指称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影视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无可厚非，而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代表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主张的，从来都是具有民族性、倾向性的。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服饰文化形态、内涵各不相同，但是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大体是相通的。电影场景中，我们很容易从导演的精心安排的角色服饰中得到某种信息的暗示，在导演表达的空间的拓展之中，观众所获得的除了直接的感官感受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角色暗示。因此作为一种角色形象包装的最基本元素，服饰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银屏上人的角色远离戏剧性和人为性的同时，依靠服饰这一充满符号象征性的外来道具，具有了某种补充、附加意义。下面笔者将以一些具体的实例，从服饰对角色心理表达与形象塑造上、服饰色彩带给人的视觉冲击、服饰对场景的烘托与营造、以及服饰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及社会学意义四个方面来分析服饰在影视作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服饰在影视中对角色心理的表达与角色形象和塑造上的视觉功效

影视中的服饰是根据剧本和导演对剧中的人物和事情的描写、刻画而进行设计的。影视服饰不同于舞台上的戏曲服饰，戏曲服饰经过几百年的沿袭旧制已成为人们认可的塑造舞台人物的一种外在手段。影视服饰忠实于生活，设计依据就是生活，到生活中进行社会调查，成功的服饰设计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电影语言必不缺少的一部分。影片中的角色服饰的构成不是中国传统服装基本元素。为了营造超级视觉效果，吸引现代大众的眼球，在角色服饰设计上，要在形象的塑造和角色的心理表达上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功效，我们设计师不能不做出认真的思考。

服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直观化和象征化上，与作为一种对角色心理的外在化表达的媒介相比，在影视中服饰更多时候被应用在对角色的形象的塑造与衬托上。曾经依靠电影《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的香港著名影视美术指导叶锦添在该片中的出色表现是最好的说明，正是依靠着他在服装、造型等方面的匠心独运，才营造出这部具有中国古典山水意境的武侠杰作，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兼顾具有创新的浪漫美学风范。在《花样年华》中，我们忽略了张曼玉不再年轻的脸庞，却醉倒在她妖娆身体衬托车繁花似玉的旗袍上，影片中二十六件旗袍的花色面料各有巧妙，纤细合度的裁剪，在形象视觉上使张曼玉这位金马影后时而忧郁，时而悲伤，时而大度，每一件旗都揭示了女主人的心理，在影片中她不停的换衣服，换不掉的却是女人柔美成熟的气质。在影视中有些过度的泛滥造型往往让人产生一种思维的误区，认为服装在对人物的塑造上便是扮酷，事实上作为角色出场时观众接受到的最直接与最直观的元素，服饰对人物形象的树立与深化所起到的功效远远是其它道具无法比拟的。

二、服饰色彩在影视中对受众的视觉冲击功效

服饰色彩在影视之中占据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虽然只是色彩这个大概念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少了它，影视作品就等于少了灵魂一样，它的运用向我们传达的震撼，远不可用言语所能沟通的。不用色度的色彩可以唤起与人们生活经验相关的各种联想。色有冷暖两个体系：红、橙、黄等色可使人联想到阳光、火焰、灼热的金属、火热的土地等，称为暖色；青、蓝、紫等色可使人联想到水、冰、寒冷的夜空、凉爽的浓荫等，称为冷色。在色彩的感受中，人们对色的冷暖感受最为鲜明，由于暖色容易引起兴奋，使人产生活跃、扩散、突出的感受；冷色则趋向于抑制，使人感受到收缩、退避、宁静，因此在影视色彩的处理中，可利用色冷暖特性构成情绪色彩，并与其他的造型因素，声音因素相配合，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情绪含义。

感觉生理学早已证明，色彩是富于主观性的感觉。所以电影艺术家总是把色彩看作是有助于深刻表达作品思想的一种手段，看作是从情绪上感染观众的一种重要的造型因素。电影中的色彩应该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完美，更具有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它连同景物同周转环境的色彩搭配和变化来洪托整部影片的色彩。从而塑造人物，表现人物的性情。如《阿甘正传》中，让我印象尤深的是阿甘在影片中经常穿一件浅色的土米色的裤子、黑色的皮鞋。剧中有一幕正是阿甘身着这身经典行套在静静林荫道上奔跑的样子，天空的淡蓝色与阳光的投射，明亮清澈的色彩，把阿甘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视感情，是十分纯洁的形象，一切色彩的运用，影片自始自终都在感染一种温情和善意的，甚至还加入了诗意化的万分，这使得影片显得柔，影片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宣扬和体现正着手在这种纯然的色彩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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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饰对影视场景氛围的烘托与营造上的视觉功效

好的影片，往往经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影片本身的情节，占主要的是影片中给人以震撼力的画面和演员营造的气氛，而我们所说的画面除了影片应合情合理具有的场景和道具外，服装更是功不可没。它不仅可以辅助演员表达所要的性格特征，而且还是概括影片所在的时代背景最有利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独特风貌的服装文化形态和内涵，才有可能为影片烘托气氛，给人以视觉冲击力。

《十面埋伏》故事的背景是明朝，讲的是锦衣卫和飞刀门的斗争，影片的出场就是黑压压的一片衙役，黑色本来就显得压抑，却正好把那时后的锦衣卫逼人气氛给刻画出来，然后第一个场景就是在万众黑中一点红的歌妓出场，让我们视觉为之一亮。一件织锦的红色绣花斗篷，中间一排精制的绣扣，显现出现代艺术与古代艺术的碰撞。她里面的那件V领连衣裙，精制的裁为二片不仅显出歌妓的那种妖艳，又紧紧的扣住了明代服装的主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谈到王家卫的电影，王家卫的电影世界主要围绕现代都市之下的边缘男女展开，从而凸现出现代物质主义之下人的内心世界的疏离、隔绝、茫然与流离失所。在他的角色服装上看似漫不经心之下却蕴藏着导演的用意深远。《花样年华》张曼玉于大上海十里洋场的穿行中，一座城市欲迎还休的浮荣繁华丝竹声便在这一身身旗袍中体现淋漓尽致。

国外的电影中，着重于服装对影视场景氛围的烘托与营造也并不鲜见。曾经红遍全球的商业大片《泰坦尼克号》中，富人们每天四次的礼服将旧贵族阶层的生活的糜烂与虚荣刻画得入木三分。在美国导演斯皮伯格的名片《辛德勒的名单》中，主角辛德勒出场时，对油亮的皮皮鞋、笔挺的西服、西服上礼花的大特写以及二战中德国军官们举办的舞会上旋转着的舞裙的抓拍，都成功的烘托出了法西斯纳粹们生活的纸醉金迷，反衬出了战争的残酷，为以后辛德勒在这场战争中所做出的抉择埋下伏笔。

四、服饰在影视中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学及社会学意义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的历史沿革是息息相关的，不同历史时期各具有特色。同时电影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民族和社会传统中吸收其最典型的营养，把它抽象为符号，反映出时代、民族和社会特征，因此电影中的服饰不完全是历史的再现，而是特定时期的符号。这时电影表达的某种意念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双重或多重意义，造成不定向的指涉和更为复杂、矛盾的结果，那么服饰本身也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

在影视中，暧昧性的产生来自于众多影像元素，有时也建立在这些元素的对比关系上，作为电影一种表达的特殊载体，在这里将联系这种暧昧性关系来着谈一谈作为影像元素之一的服饰道具在一部影片中所起着的文化符号以及社会学上的载体意义。在一部电影中，作为电影表现的元素，有时候某些服饰道具是导演作为一种象征与暗寓而刻意安排，来用以指称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建构在文化学层面上——“文化符号”，它在人类认识自我和自然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电影作为一种导演或自觉或不自觉多意义的表达，又具备着某种社会学的意义，无疑是与影片中作为文化符号存在的具体元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比较文化层面上看，西方文化有一种强调视觉的优先性和首要性的传统。我们可以以德国新电影的代表作《罗拉快跑》与《生化危机，启示录》以及美国导演科波拉的杰作《现代启示录》为例予以说明。

《罗拉快跑》中，为了拯救男友，罗拉与命运展开一场别具意味的赛跑。影片以分段叙事的形式，展现了不同时期几种不同的命运，在整个奔跑过程中罗拉始终穿着一件与她红头发相得益彰的红色吊带背心，象征着她的话力、性感与奔放，尤如一只火鸟在城市中奔跑。《生化危机，启示录》同样女主人公的形象毫无例外被塑造成一个野性与性感的混合物，女主人公穿上性感的吊带背心，在一个由性失衡的世界里，她的外貌编码成具有强烈的视觉色情冲击力的形象。通过吊带背心这一电影表达元素的特殊媒介，女主人公成为一种女权宣言式的“文化符号”，同时却具有着社会学上的男性霸权色彩。

与这两部电影表达的不同意义是美国导演科波拉反映越战时期的经典战争电影《现代启示录》，在男主人公落入上校手中并被关在地牢中时，身着黑色长袍的上校第一次正面出场，脸上略带微微藐视的神情出现在地牢缓慢开启的门后，成为电影史上最惊鸿的一瞥的出场，这里作为道具的黑色长袍在衬托上校清教徒式的虔诚之余，更具有一种耶稣式的符号象征。从而衍生出更深层次的社会思考，显然作为表达工具之一的黯然长袍这一特定服饰在这里起着到关重要的作用。

五、结束语

在影视作品中，服饰作为这一特定的文化意义在其中所占的地位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传统审美之上，无论是对角色心理塑造，色彩给人的视觉冲击力有多大，对场景氛围的烘托与营造上，还是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和社会学意义上，服饰都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仅仅作为一种表达手段来说，服饰作为一种道具在与影视话语表达空间的拓展上都有值得更深层次研究的可能性与价值性。

参考文献

服饰文化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J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135-01

    舞蹈服饰是一种传达信息的外在媒介与文化符号。欣赏舞蹈时,我们很容易从编导安排的角色服饰中得到某种信息的暗示,在编导表达的空间的拓展中,观众所获得的除了直接的感官感受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角色暗示。因此作为一种角色形象包装的最基本元素,服饰在舞蹈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笔者将以一些具体的实例,分析服饰在舞蹈作品中所起的作用。

    一、服饰在舞蹈中对角色心理的表达与角色塑造上的视觉功效

    舞蹈服饰泛指表演舞蹈时的衣着、服装,是舞台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舞蹈服饰是根据舞蹈艺术的内容和导演对角色的描写、刻画而进行设计的。舞蹈服饰具有夸张、虚拟、抒情等特点,设计重视装饰,而且要在形象的塑造和角色的心理表达方面认真思考,在服装的款式和色彩上给予变化和强调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享受。

    舞蹈服饰设计是在生活服装基础上的艺术设计。但分析起来又有几种情况。一是最贴近生活的。如《白毛女》中的喜儿,在深山野地里生活的服饰,设计师采用了伸缩性极好的面料,加上一些补丁,并有毛边,收到了破烂不堪又不失美感的效果。另一种情况是对传统服饰进行改造。例如《雀之灵》,杨丽萍服装设计就是在傣族筒裙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加工和改造的,设计者保留了上身的短衣,变筒裙为大摆裙,这样大大解放了肢体,丰富了舞蹈动作,而且更有助于刻画孔雀形象。

    在舞蹈中服饰更多时候被应用在对角色的形象塑造与衬托上。舞剧《大梦敦煌》获多项大奖,在人物塑造时月牙开始一身戎装表现出少年将军的帅气,后来一身女儿装表现出少女的柔情恬美,正是服饰的运用才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心理及形象。舞蹈表演角色出场时观众接受到的最直接最直观的元素是服饰,服饰对人物的树立与深化起到的功效远远是其它道具无法比拟的。

    二、服饰色彩在舞蹈中对观众的视觉冲击功效

    服饰色彩在舞蹈中占据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虽然只是整个舞美色彩这个大概念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少了它,舞蹈作品就等于少了灵魂一样,它的运用可以唤起与人们生活经验相关的各种联想。在色彩的感受中,人们对色彩的冷暖感受最为鲜明,暖色容易引起兴奋,使人产生活跃,扩散,突出的感受;冷色则趋向抑制,使人受到收缩,退避,宁静,因此在舞蹈服饰色彩的处理中,可利用色冷暖的特性构成情绪色彩,并与其他的舞美因素配合,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情绪含义。

    舞蹈艺术家总是把色彩看作是有助于深刻表达作品思想的一种手段,看作是从情绪上感染观众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舞蹈服饰的色彩应该比现实生活更具有感染力和魅力。它连同舞美一起烘托意境渲染气氛,从而塑造人物表现人物性情。如《一把酸枣》中酸枣的服装,白色和黄色的同款服装,塑造出酸枣清纯、恬美、善良的形象,色彩的运用渲染出一种温情与善意,使人物显得柔美。后来逼嫁时酸枣的一身红色的嫁衣让观众的心不由为之提起来,火红的色彩顿时改变了情绪,似乎预示着主人公悲惨的命运。

    三、服饰对舞蹈意境的烘托与营造上的视觉功效

    好的舞蹈作品,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舞蹈动作本身,而是舞蹈中给人以震撼力的画面和意境,而我们所说的画面除了舞蹈应合情合理具有的场景、灯光和道具外,服装更是功不可没,它不仅可以辅助演员表达所要的性格特征,而且还是概括舞蹈所在的时代背景最有利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服装文化形态和内涵,才有可能为舞蹈烘托气氛,给人以视觉冲击力。

服饰文化论文篇6

    1前言所谓的中国传统元素应该就是让人们看到后马上会联想到“传统中国”，看上去就知道是从中国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所以经久不衰，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都蕴含在服饰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思想。它的核心是中庸、和谐、内敛。这些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服装上得以充分的体现。比如服饰里渐变过渡的中间色，它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宁静致远，这就是一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的风格；宽袍大袖也是从汉代服饰发展而来的一种服装样式；还有丝绸的材质等等。东方和西方的服饰对比起来就好像西方人更强调竞争、中国的传统则是讲究平和的，如放风筝、太极等，讲究的是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修行。中国传统元素是一种神韵，不是一件旗袍、大灯笼袖或者某种色彩可以诠释的[1]。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服装必然包含着三个元素，那就是面料、色彩和款式。不同年龄或不同身份地位和消费水平的人对这三个服饰里的重要元素都有着不同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还有科技、工艺水平的不断发展，服装的面料、色彩和款式也都在不断地改进和更新，所以这三个重要因素足以让服饰千变万化，来适应各种人群对中式服装的不同需要。中国传统元素在服装里可以体现在这三方面的任意一点上。

    2.1面料。总体来讲，中式传统服装的面料选择十分广泛，但其中有些面料却是中国独有的或是最先运用在服饰中的。例如大麻被称为汉麻；苎麻，被称为中国草；丝绸也是我国特有的面料。而棉布最早则是从印度引进的。其他的面料包括绫、罗、绢、绮、绵、纨等。我们看到在出土的西周时的织物中，麻织品的精细程度甚至可与丝织物相媲美。由此可以看出，中式的服装不仅仅是单纯的从形制和款式上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服装有所区别，而且在服装的面料上也颇有特色。也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的服装面料使中式服装增色不少。

    2.2色彩。传统的中式服装在色彩上是很有讲究的，也并不是所有颜色都适合人们的日常穿着。

    在中国的传统服饰中，什么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有着严格的规定，在礼仪礼法中明确规定了服饰的色彩，不同的服装颜色代表的是不同人物身份的高低贵贱，而且在生活中还忌穿“贱色”和“凶色”。所谓“贱色”，就是从事某种低贱职业者的服装颜色，这些颜色往往被视为不洁之色，民间把它们称为禁忌的颜色，比如绿色头巾就是一种贱人所穿服装中的一种。因为民间认为绿色和青碧色多为娼妓优伶等身份的人穿用。另外“依五色、五行与四神方位的说法，春德为木，据于东方，其色为青；夏德为火，据于南方，其色为红；秋德为金，据于西方，其色为白；冬德为水，据于北方，其色为黑。”由此可见，通常看似普通的颜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蕴含着深层的含义。中国自周代以来建立服饰制度，认为色彩是汉民服饰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但在现代的服饰上配色高艳度、强对比却成了中式服装的典型的配色方法。传统服装色彩受到阴阳五行影响，有青、红、黑、白、黄五色的说法。这五种颜色被视为正色，其余颜色则为间色。正色在大多数朝代为上等社会专用的，代表着高贵，成为民间人们所喜欢和追求的色彩。从配色方法看，强对比和高纯度是中国传统的配色方法。强烈的对比色往往在黑白、金银等中性色的配合下使服装显得更加辉煌艳丽且不失浑朴大方的气质。中国民间则对蓝色有传统喜爱，发明了蓝印花布、靛蓝蜡染布等。蓝色与黄种人的肤色相配在一起比较协调，能够产生柔和的色对比效果。民间的服饰作为一种特定的审美范畴有着自己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和艺术特征[2]。

     2.3款式。中国传统元素服饰正是因为其独特的款式风格才风靡世界。而现代的中式服装中仍沿用着许多传统的细节与款式。传统的款式包括对襟、斜襟、一字领、裙子侧摆处的开叉、灯笼袖、上衣下裳的形式、袍衫等等。领子分为斜交领、对开领、立领。在装饰手法上通常使用镶、嵌、滚、盘、绣等种工艺。中式的服装崇尚自然下垂，强调的是纵向感，不会过分地夸张肩部，长长的衣袖和筒形的袍裙等使四肢显得有挺拔感。我们所熟悉的中山装就是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求同存异的典型，它是由孙中山先生仿照童子军格式而定，所以被称为中山装。衣服为翻领，对襟，五纽，前胸左右各有两个方形凸袋，有软盖，衣长及臀，袖长及脉；裤子前面开，用暗纽，左右二暗袋，右后臀部有一个裤袋，有软盖。从装饰特点上看，由于中式服装表现的是二维效果，属于平面直线裁剪，所以装饰也主要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的装饰。装饰手段有镶、盘、滚、绣、嵌等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造型简练，色彩靓丽，让人在穿着它时既能显示出独特的气质又不失美观。刺绣用于服装中的历史悠久。发展到后来，甚至形成了“衣必锦绣”。在现代的中式服装中运用平面刺绣的方法来装饰服装表面空间的手法是沿用至今的最常用到的手法。尤其是精妙绝伦的刺绣工艺与精致的丝绸面料相配合，使服装充满东方风韵，令人赞叹不已[3]。     2.4图案。中式传统服饰上的图案考究而精美，而且涉及的样式和种类也十分丰富。这些丰富多彩的图案纹样里有飞禽走兽、四季花卉、山峦亭阁、几何纹样等，或抽象或具象、或夸张或写实，风格全面且精美，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古至今，无论是在高贵的绸缎还是朴素的民间印花布里，吉祥纹样运用都极为广泛。这表明中式服装喜欢利用图案表示吉祥祝愿。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九龙戏珠、蜥龙闹灵芝等图案，不仅隐喻着图腾的崇拜，而且以类似的图案来抒发“龙的传人”的情感。像凤穿牡丹、团鹤仙寿、鹤鹿同春、喜鹊登梅、连年有余、吉祥八宝、福禄寿喜等图案，反映了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希望。其中还包括几何纹样、飞禽走兽、四季花卉等类型，这里最具特点的是皇帝的龙袍。因为皇帝作为真龙天子，所以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图案各有寓意：“山”代表稳重；“华虫”取文丽的含义；“日、月、星”取照临的含义；“藻”代表洁净；“粉米”表示滋养；“火”取光明之意；“宗彝”表示忠孝；“黼”取表示决断；“黻”取代表明辨。在古代的官服中包含的图案里也更是充满寓意和标识作用。例如在明清文官服饰中多采用飞禽图案，武官的则多为走兽图案。其实说起服饰的装饰，它是从原始部落时就已存在的，在那时的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就已经穿有不同饰物的服装。在商代的墓室壁画里我们看到奴隶主们的服装绣有云纹或几何纹图案。在众多的装饰图案中“宝相花”是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图案，它是佛教的象征性名物，是佛教庙宇中最庄严的装饰，后来才被用到了织锦上，成了衣衾上的花纹。宝相花图案在唐代开始被用于衣服上，从此它从庄严的佛教殿堂走进了世俗的生活。到后来出现了变体的宝相花，带有变体宝相花的纹锦和变体宝相花纹的锦鞋也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中式服饰中，传统的吉祥动物图案有：兔，它性情温顺，象征着很强的繁殖力，寓意着年年丰收；玉兔可以捣药，所以还有除病治病的意思；鱼，寓意着“余”，有年年有余，鱼跃龙门之意；蝙蝠，谐音“福”，有祝福和多福之意。其他常见的传统图案有“多子多福”、“喜上眉梢”、“榴开百子”、“花开富贵”等等。

    3结语

服饰文化论文篇7

1前言所谓的中国传统元素应该就是让人们看到后马上会联想到“传统中国”，看上去就知道是从中国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所以经久不衰，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都蕴含在服饰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思想。它的核心是中庸、和谐、内敛。这些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服装上得以充分的体现。比如服饰里渐变过渡的中间色，它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宁静致远，这就是一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的风格；宽袍大袖也是从汉代服饰发展而来的一种服装样式；还有丝绸的材质等等。东方和西方的服饰对比起来就好像西方人更强调竞争、中国的传统则是讲究平和的，如放风筝、太极等，讲究的是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修行。中国传统元素是一种神韵，不是一件旗袍、大灯笼袖或者某种色彩可以诠释的[1]。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服装必然包含着三个元素，那就是面料、色彩和款式。不同年龄或不同身份地位和消费水平的人对这三个服饰里的重要元素都有着不同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还有科技、工艺水平的不断发展，服装的面料、色彩和款式也都在不断地改进和更新，所以这三个重要因素足以让服饰千变万化，来适应各种人群对中式服装的不同需要。中国传统元素在服装里可以体现在这三方面的任意一点上。

2.1面料。总体来讲，中式传统服装的面料选择十分广泛，但其中有些面料却是中国独有的或是最先运用在服饰中的。例如大麻被称为汉麻；苎麻，被称为中国草；丝绸也是我国特有的面料。而棉布最早则是从印度引进的。其他的面料包括绫、罗、绢、绮、绵、纨等。我们看到在出土的西周时的织物中，麻织品的精细程度甚至可与丝织物相媲美。由此可以看出，中式的服装不仅仅是单纯的从形制和款式上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服装有所区别，而且在服装的面料上也颇有特色。也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的服装面料使中式服装增色不少。

2.2色彩。传统的中式服装在色彩上是很有讲究的，也并不是所有颜色都适合人们的日常穿着。

在中国的传统服饰中，什么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有着严格的规定，在礼仪礼法中明确规定了服饰的色彩，不同的服装颜色代表的是不同人物身份的高低贵贱，而且在生活中还忌穿“贱色”和“凶色”。所谓“贱色”，就是从事某种低贱职业者的服装颜色，这些颜色往往被视为不洁之色，民间把它们称为禁忌的颜色，比如绿色头巾就是一种所穿服装中的一种。因为民间认为绿色和青碧色多为娼妓优伶等身份的人穿用。另外“依五色、五行与四神方位的说法，春德为木，据于东方，其色为青；夏德为火，据于南方，其色为红；秋德为金，据于西方，其色为白；冬德为水，据于北方，其色为黑。”由此可见，通常看似普通的颜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蕴含着深层的含义。中国自周代以来建立服饰制度，认为色彩是汉民服饰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但在现代的服饰上配色高艳度、强对比却成了中式服装的典型的配色方法。传统服装色彩受到阴阳五行影响，有青、红、黑、白、黄五色的说法。这五种颜色被视为正色，其余颜色则为间色。正色在大多数朝代为上等社会专用的，代表着高贵，成为民间人们所喜欢和追求的色彩。从配色方法看，强对比和高纯度是中国传统的配色方法。强烈的对比色往往在黑白、金银等中性色的配合下使服装显得更加辉煌艳丽且不失浑朴大方的气质。中国民间则对蓝色有传统喜爱，发明了蓝印花布、靛蓝蜡染布等。蓝色与黄种人的肤色相配在一起比较协调，能够产生柔和的色对比效果。民间的服饰作为一种特定的审美范畴有着自己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和艺术特征[2]。

2.3款式。中国传统元素服饰正是因为其独特的款式风格才风靡世界。而现代的中式服装中仍沿用着许多传统的细节与款式。传统的款式包括对襟、斜襟、一字领、裙子侧摆处的开叉、灯笼袖、上衣下裳的形式、袍衫等等。领子分为斜交领、对开领、立领。在装饰手法上通常使用镶、嵌、滚、盘、绣等种工艺。中式的服装崇尚自然下垂，强调的是纵向感，不会过分地夸张肩部，长长的衣袖和筒形的袍裙等使四肢显得有挺拔感。我们所熟悉的中山装就是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求同存异的典型，它是由孙中山先生仿照童子军格式而定，所以被称为中山装。衣服为翻领，对襟，五纽，前胸左右各有两个方形凸袋，有软盖，衣长及臀，袖长及脉；裤子前面开，用暗纽，左右二暗袋，右后臀部有一个裤袋，有软盖。从装饰特点上看，由于中式服装表现的是二维效果，属于平面直线裁剪，所以装饰也主要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的装饰。装饰手段有镶、盘、滚、绣、嵌等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造型简练，色彩靓丽，让人在穿着它时既能显示出独特的气质又不失美观。刺绣用于服装中的历史悠久。发展到后来，甚至形成了“衣必锦绣”。在现代的中式服装中运用平面刺绣的方法来装饰服装表面空间的手法是沿用至今的最常用到的手法。尤其是精妙绝伦的刺绣工艺与精致的丝绸面料相配合，使服装充满东方风韵，令人赞叹不已[3]。 2.4图案。中式传统服饰上的图案考究而精美，而且涉及的样式和种类也十分丰富。这些丰富多彩的图案纹样里有飞禽走兽、四季花卉、山峦亭阁、几何纹样等，或抽象或具象、或夸张或写实，风格全面且精美，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古至今，无论是在高贵的绸缎还是朴素的民间印花布里，吉祥纹样运用都极为广泛。这表明中式服装喜欢利用图案表示吉祥祝愿。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九龙戏珠、蜥龙闹灵芝等图案，不仅隐喻着图腾的崇拜，而且以类似的图案来抒发“龙的传人”的情感。像凤穿牡丹、团鹤仙寿、鹤鹿同春、喜鹊登梅、连年有余、吉祥八宝、福禄寿喜等图案，反映了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希望。其中还包括几何纹样、飞禽走兽、四季花卉等类型，这里最具特点的是皇帝的龙袍。因为皇帝作为真龙天子，所以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图案各有寓意：“山”代表稳重；“华虫”取文丽的含义；“日、月、星”取照临的含义；“藻”代表洁净；“粉米”表示滋养；“火”取光明之意；“宗彝”表示忠孝；“黼”取表示决断；“黻”取代表明辨。在古代的官服中包含的图案里也更是充满寓意和标识作用。例如在明清文官服饰中多采用飞禽图案，武官的则多为走兽图案。其实说起服饰的装饰，它是从原始部落时就已存在的，在那时的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就已经穿有不同饰物的服装。在商代的墓室壁画里我们看到奴隶主们的服装绣有云纹或几何纹图案。在众多的装饰图案中“宝相花”是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图案，它是佛教的象征性名物，是佛教庙宇中最庄严的装饰，后来才被用到了织锦上，成了衣衾上的花纹。宝相花图案在唐代开始被用于衣服上，从此它从庄严的佛教殿堂走进了世俗的生活。到后来出现了变体的宝相花，带有变体宝相花的纹锦和变体宝相花纹的锦鞋也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中式服饰中，传统的吉祥动物图案有：兔，它性情温顺，象征着很强的繁殖力，寓意着年年丰收；玉兔可以捣药，所以还有除病治病的意思；鱼，寓意着“余”，有年年有余，鱼跃龙门之意；蝙蝠，谐音“福”，有祝福和多福之意。其他常见的传统图案有“多子多福”、“喜上眉梢”、“榴开百子”、“花开富贵”等等。

3结语

服饰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旗袍 中国传统服饰 审美心理 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J523.5文献标识码：A

服饰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它既是人类生活的必需，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以及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服饰在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本质上又体现着符号特征之外的文化特色。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典型代表，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令整个世界为之着迷。而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所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的审美心理以及民族精神，都是我们不断研究的课题。

一 旗袍的由来与发展

旗袍是中国女性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服装，可以说是中国女性典型的着装标志。在中国民族服装中，旗袍以其独特的魅力一直独领风骚，久盛而不衰。

1 旗袍的由来。旗袍最早来源于蒙古游牧民族女子的袍服，而后满族人继承发展了这种服装。在满族人入主中原并建立封建统治之后，这种服饰被带入中原地区并广泛流行开来。因为满族实行八旗制度，凡入旗籍者，都被称为“旗人”，旗人所穿之袍被统称为“旗袍”。

早期的旗袍，造型是宽腰直筒式，腰身宽松、平直，袖口宽大，衣长至脚踝，并且有单、夹、衬绒和丝棉袍之分。面料多为绸缎，同时为了美观，旗袍上一般加许多镶滚，袍面绣满花纹，袍领、袖、襟、裾等处均有几道花绦或彩芽儿，并有着多重宽阔的滚边。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看起来是花团锦簇，修长亮丽，再配上俏丽风雅的绸冠和别致的花盆鞋，优雅端庄的感觉油然而生。

2 旗袍的发展变化。旗袍一直发展到清朝晚期，样式还是十分保守，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选用的衣料大都是绣花红缎，同时“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所谓的“元宝领”，就是领高盖住脸腮碰到耳。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致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这时的旗袍，称为长马甲式旗袍，装饰之繁琐，达到了一个顶峰。

辛亥革命爆发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政治因素以及世界服装潮流的影响，旗袍的款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其特点是腰身宽松、袖口宽大、袖长及臂腕以下10厘米。身长适中覆小腿肚，开衩及中便于行走。但不久，由于受到欧美服饰的影响，袖宽缩小，滚边改窄，衣长仅过膝，比以前更称身合体了，这时的旗袍称之为淑女型的旗袍。在1929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条例，规定旗袍为“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至肘与手脉中点，色蓝，纽扣六”，这就成了典型的旗袍式样。

20世纪30、40年代，旗袍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作为一种流行和时髦的服饰，旗袍风潮席卷全国。这时的旗袍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一是汲取了西式服装的造型元素，开始向立体结构造型的形式转化。比如采用收腰的手法，旗袍两边开衩开得很高，腰身却变得极窄，彰显出女性的体型曲线，展现女性人体之优美。这种受西方服饰影响的趋势在20世纪的40年代更加明显，设计师更加强调腰和胸的对比，注重曲线美，将女性的曲线魅力发挥到极致。二是旗袍的风格多样化。有衣长较短的垫肩双襟绢花装袖旗袍，也有衣身较长的无袖紧身前开衩旗袍，还有一种织锦缎无袖双襟旗袍，衣长可长可短。这些都是适合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女性穿着的旗袍，风格的多样化，使得女性的选择越来越多，旗袍表现美的方式也越来越丰富。这个时期的旗袍因其简洁、轻便和得体，并且以线条流畅充分显示女性风姿风韵而称之为流线型旗袍。

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广大的妇女也积极热情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而当时旗袍的设计不符合社会潮流，妇女们更愿意穿着上衣下裤的装束以方便自己的行动。到了60年代，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旗袍曾经在中国大地一度沉寂，渐渐被封存到历史的记忆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旗袍才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

3 旗袍的现今流行趋势。近年来，旗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它不但成为女性的生活常服，更成为象征中国民族风尚、凝聚历史传统的社交礼服。尤其是许多公众人物也喜欢在重大场合穿着旗袍，更加掀起了一股旗袍流行热潮。当今旗袍的发展有三大特点：一是款式和花样越来越繁复绚丽。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旗袍的款式和花样越来越多，在构造上，采用琵琶襟、如意襟、低襟、高领、低领、无领等，同时又把绘画等姊妹艺术也作为旗袍装饰的手段，那些画有花、鸟、京剧脸谱等图案的旗袍，不仅设计新巧，而且风格典雅。二是生产工艺的创新。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旗袍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很多新的材料用在生产中，使得旗袍的魅力更加诱人。三是与国际流行趋势的接轨。现在的旗袍文化已经走出国门，受到越来越多知名设计师的青睐，很多大的服装品牌在设计时都利用中国传统旗袍作为创作素材，成为国际服装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二 旗袍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的审美心理特点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其承载了很多文化内涵，旗袍也是如此。透过旗袍在国人心中长盛不衰的魅力，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

1 旗袍体现的“中和之美”。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与灵魂是“中和之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根本精神。中国传统审美心理要求客体“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也就是要求“和”。所以说，要想获得真正的美感，首先要求审美对象本身符合一定的标准，否则就体现不出“中和之美”。这种审美心理在旗袍上有很好的体现，因为旗袍对于穿着者是有很高的身材比例要求的，并不是任何人都适合穿旗袍。旗袍为了体现女性身体曲线美，多采用的是收腰、收省的方法，同时特别强调腰和胸的对比，因而对于胸部平坦和臀部扁平的女性都是不适合的。旗袍的领子要求穿着者脖颈长度适中，太长的或太短的脖子都不合适。旗袍穿着者的手臂要求是浑圆、皮肤白皙，并且下身修长，腿型漂亮。由此可以看出，旗袍对穿着者的身材比例有着很高的要求，而这比例均匀的美感，正好符合了中国传统审美心理中的“中和之美”。

2 旗袍体现了传统审美中的“优雅”和“娴静”。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中，对于女性的最理想要求就是优雅、娴静，这才是大家闺秀的所为，也是符合社会对于女子的要求的。这种审美心理沉淀在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中，在旗袍上的表现也是如此。由于旗袍的设计多是紧身、包裹型的，除了体现女性的优美体型，同时也使穿着者的身体活动因此受到了限制和影响，穿上旗袍，你就会在自觉不自觉中控制自己的行为，甚至是说话的语调、端坐和走路的姿势，等等。中华民族一向崇尚温和宽厚，追求温馨祥和，凡事适可而止的中庸之道，要求为人要谦虚谨慎、含蓄内敛，这样的审美心理与旗袍表现的特征是一致的。旗袍的高贵典雅使中国女性看起来更加的优雅、娴静，同时也符合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

3 旗袍体现的“曲线”美。在中国的传统服饰中，旗袍因其合身的设计、合体的剪裁与人的身体最为熨帖，体现了人体的曲线美。旗袍那流畅、舒展、明快而简洁的线条重点展示了女性的胸、腰、臀、腿等部分，突出了女性窈窕多姿的身形，展现出优美的“曲线”。“中国各类艺术中线条的多样化表现出民族审美的丰富。相比较而言，曲线、圆形（二维、平面）、球形（三维、立体）似乎受到特别的青睐。究其原因，除了生理因素之外，主要同中国人富于社会历史内涵的联想与想象有关。”由此可见，曲线更加适用于女性，更受到国人的喜爱。曲线给人的感觉是柔美的、圆润的，因而中国传统对于女性“秀美、阴柔、优雅”气质的遐想，用曲线来表示更加的合适。现代旗袍的“S”曲线较少有铺垫，而是以一种较天然的方式显露出来。简洁、明快、流畅，是对人体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解放。旗袍的立体造型，不仅适合我国女性的体形特征，同时又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倾向，体现了独特的东方魅力，表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

三 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饰的典型代表所表现的民族精神

服饰作为文化的载体，沉淀着人们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意识观念等文明要素。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饰的典型代表，其所代表的服饰文化展现了生动的民族精神：

1 旗袍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旗袍是中国传统服饰的代表，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价值和民族精神。旗袍中盘花扣的编制，镶滚边的精作，都是中国服饰的独特创举。盘花扣是古老的“中国结”的一种，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这种绳结就已经出现，慢慢地演变成一种民间手工艺，延传至今，在服饰上的应用，凝结了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潜能，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而旗袍上的盘花扣是利用中国结的编制工艺手段，以大自然为题材，在旗袍扣位的小小面积上，进行了精工再造，发展出很多的图案和花式，展现了中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和民族精华，具有中国浓郁的民族风格。旗袍的用料多为锦、缎、绉、绸，这些都是中国生产的传统的衣服面料，面料上多配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以表达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特色，不但具有传统文化的意蕴，更体现了深邃的民族精神。

2 旗袍所表现的含蓄婉约的儒家思想。服饰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有着紧密的联系。儒家思想影响着中国社会几千年并在现在也持续着这种影响。儒家礼教讲究含蓄、中庸，旗袍线条简洁流畅，婉约含蓄，在“露”的同时讲究“遮”，含蓄之中，流闪着几丝只有在线装小说、绣像插图中的仕女才有的清幽气质，因而连带旗袍的性感，都是一种恬淡的靓丽！只有东方人穿上才有那数不清道不尽的东方气韵，才能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东方人典雅、灵秀之美。旗袍是中国女性着装文化的典型标志，其整体造型风格既符合中国艺术和谐的特点，又将具有东方特质的装饰手法融入其中。在这里，旗袍所表现的服饰文化特色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感情是有一致性的，因而其独特的魅力得以经久地流行。

3 旗袍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理念。旗袍文化展现了生动的民族精神，是一种民族文化理念的代表。旗袍表达的是含蓄、朦胧、婉约，它适度地强调胸、臀和细腰，以造型的自然简约格调体现服饰的大家品质：典雅、淑秀、端庄，给人以审美的感受；旗袍注重精细艺术手法和工艺表达，大量采用的刺绣、图案等丰富的服饰手段，表达了丰富的现象和意境；同时旗袍的端庄、大气，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服饰力求稳重、平静，有助安宁、融洽和礼让的人际关系，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服饰文化以伦理道德自律、维持礼仪之邦的精神。现在的旗袍已经和流行趋势相结合，在国际时装舞台上频频亮相，而且被作为一种民族代表意义的正式礼服，出现在各种国际社交礼仪场合。旗袍从流行走向经典，它寄托着民族服饰上的一种家园情结，一种民族精神的再现。

综上所述，从旗袍的由来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旗袍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服饰，更是一种民族化的象征，一种独特的民族魅力、文化内涵体现在其中。研究它所体现的民族审美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研究它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对今天认知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诤：《旗袍、服饰文化与民族精神》，《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11期。

[2] 胡嫔：《论旗袍审美造型的民族精神》，《装饰》，2003年第3期。

[3] 关云德：《旗袍的由来》，《满族文学》，2007年第3期。

服饰文化论文篇9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服饰文化论文篇10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6）07-0082-03

On Susan Kaiser’s Transformation of Clothing Culture Study：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to Fash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SHI Ya-juan（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Susan Kaiser， as American contemporary clothing psychologist， professor of clothing culture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her thought of studying clothing culture goes through a great change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1997） to Fashion and Culture Studies（2012），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study to fashion culture study， from dualism thinking or the traditional binary research to pluralism thinking， from context study to intersecti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comparative study，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us to see the 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clothing culture study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with pluralism and the intersectionality between time and space.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is trend will help us have a clear 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ident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shion culture.

Key words ：Susan Kaiser；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fashion； culture

Internet ：.cn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2012年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 and Culture Studies）一书，该书成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装社会心理学》（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修订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书后又一本服装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不同主题为线索，援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通过大量有关时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认为文化研究有赖于时尚来证明其变化性和持续性、研查身份与差异、能动性与结构、生产与消费，并探讨了时尚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概念之间交叉互动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对两本书进行整体性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本书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于《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与文化研究》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

一、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研究到服装文化研究

总体来说，苏珊・凯瑟的《服装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以人们的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该书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境的理论探讨着装和外观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受到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影响，但是无论普通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代替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普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差异、个体背景和特点导致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情境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人们着装的各种“情境”问题展开论述的，如本书副标题“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所示。理解了这一副标题也就抓住了全书的研究理路和理论基础，即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观和着装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在论述过程中，该书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主张从符号互动观论、认知观点和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

除了对心理学情境论的运用，该书还援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也称象征互动论）和身份理论，对管理个体外观和团体外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尤其是人们如何利用外观管理来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观来与族群或团体中的其他人产生互动等方面的问题。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理论。该理论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这个理论概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行为基于人们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随后符号互动论学者对这一理论观点继续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学者是布鲁默（Blumer）。布鲁默认为，人类对事物（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基于人们对这些事物及个体意义的认识。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各种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种事物。此外，按照布鲁默的理论，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基于一种自发，这种行为也基于行动者归因于各种社会客体和/或符号的主体意义。所以，个体行动者会以他们在各自相关情境中归因于各种客体和符号的意义为基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① 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将这些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着装动机和着装行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

身份理论是除情境论、符号互动论之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和《时尚与文化研究》这两本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和研究内容，作者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从何种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团体/个人情境等）研究出发，其最终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各种情境下人的着装心理、动机和行为对个体或者团体身份的建构、塑造及其影响。因此理解身份理论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把握该书体现的服饰文化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身份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详细说明附加于各种身份之上的意义如何通过互动进行商讨和管理。身份理论家尤其关注各种身份如何彼此相关（鉴于它们被带入到各种情境中的可能性、它们对个体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如何与角色表演（或行为）、情感（各种感情）、身心健康（如压力、焦虑和抑郁）、自我概念（如自尊、自我效能及本真性）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②在《服装社会心理学》第三章“服装、外观与社会角色的性别结构”中，作者就从情境观的视角入手，着重探讨了在日常的两性关系中，各种社会情境对重新构造两性关系和定义的意义，认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意义，会随着社会、历史及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动。③

二、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

随着苏珊・凯瑟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研究的学科转移，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的转变。《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对于多种情境下人们进行外观管理进行的论述中，二元论思维模式显而易见。以第三章“服装、外观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为例，该章论述了外观管理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建构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她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不同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性别角色和外观管理方面的差异，继而指出，根据传统观念下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进行的人为二分法（积极对消极），并以此来探讨外观与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

然而，在《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多元论的思考及论述模式取代了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想。首先，该书在文化学者杜盖（Du Gay）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时尚-装扮”循环，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分析了文化在服装生产、销售、调节、消费、身份建构等各个环节之间的流动。这一理论建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充分体现了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特征。

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指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过于简化差异，限制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关联因素和交叉因素进行分析④2。因此，作者希望“借用时尚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思考时尚的方法、概念、比喻和模式。其目的在于向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线性（直线型）思维和本质主义（注定性、固定性、有限性）思考时尚的方法提出挑战。”④2与此同时，她认为，研究时尚是一种并列关系的行为，而非非此即彼的取舍行为。时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矛盾（相互冲突的真知灼见）和含混（彼此冲突的情感）、知识与情感的比肩而立。将时尚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中断、模糊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家所一贯诟病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一就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对立。原因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思考性别问题，并使与权力相关的等级制度永久化，使男性优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存在。④2由此， 在该书第六、七、八章中，作者援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同性恋理论（queer theory）和跨性别理论（transgender theory）寻求解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借此批判了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论述风格-时尚-装扮对于性别身份塑造的社会及文化意义。

该书第六章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体现了苏珊・凯瑟的多元论思想。这一章的题目《性别时尚，塑造性别：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对这种解构思想的最好明示。作者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每一个概念的构成都是二元对立的，即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异性恋与同性恋。然而，社会性别不是孤立的，它所处的概念系统中包括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性取向（sexuality）。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安妮・福斯塔托-斯特林（Annex Fausto-Sterling）指出，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简单的进行二元对立是对其两者之间复杂联系的简化与模糊。生理性别也在文化进程中有所体现，且在不同领域中需要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另外在性取向等研究中都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在大的文化情境中，无论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两者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特别是将其与风格-时尚-装扮联系起来的时候，更要以多元的视角进行全面思考。对于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苏珊・凯瑟则更多的援用同性恋理论和跨性别理论，用跨性别者（transgender）、变性人（transsexual）、双性人（bisexual）等各种性别模式及其变装（cross-dress）、异装（transvestism）、换装（drag）等着装风格阐释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对立之间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及其可解构性。她认为，同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一样，风格-时尚-装扮分别向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分类方法提出挑战，并使其失去稳定性。从视觉或其他方面来看，风格-时尚-装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积极参与到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之中；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理性别都不能作为完整的生物本质，因为二者中任何一方的话语表述都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改变。简而言之，苏珊・凯瑟希望利用风格-时尚-装扮这一文化循环搭建一座桥梁，弥合个体的心灵、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突破本质主义、二元对立和线性思维架构的束缚，朝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

三、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交叉性研究

前面提到，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从符号互动论、认知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情境”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这种情境论已经完全让位于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性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89年金波丽・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首次为这一理论命名。交叉性理论旨在研究各种生物、社会和文化类属，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级制度以及其他身份互动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存在于多个层面、且常常具有同时性，有助于系统的非正义和社会不平等。该理论认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和压迫有关的概念，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变性歧视以及基于信念的偏执狂都不能独立存在发生作用。反过来，这些压迫形式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能够表达多重歧视方式、具有“交叉结构”的压迫系统。⑤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更大的范围来定义交叉性理论，认为该理论是一种“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常常导致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利之处。”⑥此外，压迫的各种文化形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被捆绑在一起，受到社会交叉系统的影响和牵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性别、阶级、能力和族群。因此，理解了交叉性理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理论诉求，也就不难理解《文化与时尚研究》一书中关于时尚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问题的交叉、互动及重叠关系的研究，那么脱离了情境论的研究方法，苏珊・凯瑟在书中又是如何阐述这一复杂的交叉互动关系呢？

在《时尚与文化研究》的第一章，作者就指出，时尚是一个牵涉多重视角和方法的复杂过程。时尚既非事物也非某物之本质。时尚是一种在浑浊但仍有希望之未来水域中商讨、探索和驾驭的社会过程。随着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时尚得以实现自身。时间和空间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其活动背景：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碰巧与识别并表现自我时空的过程相吻合。其结果证明这一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和自我时空的过程是一种在多重含混和矛盾因素中商讨应对的持续挑战。与此同时，时尚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穿越各种疆域。它持续挑战着每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视觉和物理认知，以及这一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如何相关联。④1

关于时尚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苏珊・凯瑟认为，时尚和文化一样，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物质实践。时尚和文化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具有持续性。这种同时性过程非常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或然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如：改变或延续）不足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尚与文化的运作方式。反过来，思考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并列的思维方式（如：改变并且延续）。既然时尚和文化同时在经历改变和延续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也许时尚可以被理解为“延续中的改变”（change within continuity），而文化则展示了强调“改变中的延续”（continuity within change）的各种实践行为。每一个概念都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清晰把握这一同时性的途径：各种不同的观念或过程如何共存且保持动态交往的关系。④2

四、结论

苏珊・凯瑟服饰文化研究思想的转变是与时下整个学术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理论和视角，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宝贵的理论思想，成为当今许多人文学科都有借鉴和研究的内容，苏珊・凯瑟将服装心理学中的情境论、符号互动论、身份理论、交叉互动论等内容引用到时尚文化研究中来，使我们对服饰文化及其影响下人类着装心理和身份建构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认知。

注释：

①Shibutani， Tamotsu. "Blumer’s Contributions to Twentieth-Century Soci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11.[J]Special Issue on Herbert Blumer’s Legacy. Spring 1988. p. 23C31.

②John D. DeLamater， Amanda Eyre Ward，Springer.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M].2nd Ed. 2013. p.31

③ [美]苏珊・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M].李宏伟，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8：65.

服饰文化论文篇11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服饰文化论文篇12

1前言所谓的中国传统元素应该就是让人们看到后马上会联想到“传统中国”，看上去就知道是从中国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所以经久不衰，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都蕴含在服饰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思想。它的核心是中庸、和谐、内敛。这些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服装上得以充分的体现。比如服饰里渐变过渡的中间色，它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宁静致远，这就是一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的风格；宽袍大袖也是从汉代服饰发展而来的一种服装样式；还有丝绸的材质等等。东方和西方的服饰对比起来就好像西方人更强调竞争、中国的传统则是讲究平和的，如放风筝、太极等，讲究的是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修行。中国传统元素是一种神韵，不是一件旗袍、大灯笼袖或者某种色彩可以诠释的[1]。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服装必然包含着三个元素，那就是面料、色彩和款式。不同年龄或不同身份地位和消费水平的人对这三个服饰里的重要元素都有着不同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还有科技、工艺水平的不断发展，服装的面料、色彩和款式也都在不断地改进和更新，所以这三个重要因素足以让服饰千变万化，来适应各种人群对中式服装的不同需要。中国传统元素在服装里可以体现在这三方面的任意一点上。

2.1面料。总体来讲，中式传统服装的面料选择十分广泛，但其中有些面料却是中国独有的或是最先运用在服饰中的。例如大麻被称为汉麻；苎麻，被称为中国草；丝绸也是我国特有的面料。而棉布最早则是从印度引进的。其他的面料包括绫、罗、绢、绮、绵、纨等。我们看到在出土的西周时的织物中，麻织品的精细程度甚至可与丝织物相媲美。由此可以看出，中式的服装不仅仅是单纯的从形制和款式上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服装有所区别，而且在服装的面料上也颇有特色。也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的服装面料使中式服装增色不少。

2.2色彩。传统的中式服装在色彩上是很有讲究的，也并不是所有颜色都适合人们的日常穿着。

在中国的传统服饰中，什么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有着严格的规定，在礼仪礼法中明确规定了服饰的色彩，不同的服装颜色代表的是不同人物身份的高低贵贱，而且在生活中还忌穿“贱色”和“凶色”。所谓“贱色”，就是从事某种低贱职业者的服装颜色，这些颜色往往被视为不洁之色，民间把它们称为禁忌的颜色，比如绿色头巾就是一种贱人所穿服装中的一种。因为民间认为绿色和青碧色多为娼妓优伶等身份的人穿用。另外“依五色、五行与四神方位的说法，春德为木，据于东方，其色为青；夏德为火，据于南方，其色为红；秋德为金，据于西方，其色为白；冬德为水，据于北方，其色为黑。”由此可见，通常看似普通的颜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蕴含着深层的含义。中国自周代以来建立服饰制度，认为色彩是汉民服饰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但在现代的服饰上配色高艳度、强对比却成了中式服装的典型的配色方法。传统服装色彩受到阴阳五行影响，有青、红、黑、白、黄五色的说法。这五种颜色被视为正色，其余颜色则为间色。正色在大多数朝代为上等社会专用的，代表着高贵，成为民间人们所喜欢和追求的色彩。从配色方法看，强对比和高纯度是中国传统的配色方法。强烈的对比色往往在黑白、金银等中性色的配合下使服装显得更加辉煌艳丽且不失浑朴大方的气质。中国民间则对蓝色有传统喜爱，发明了蓝印花布、靛蓝蜡染布等。蓝色与黄种人的肤色相配在一起比较协调，能够产生柔和的色对比效果。民间的服饰作为一种特定的审美范畴有着自己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和艺术特征[2]。

2.3款式。中国传统元素服饰正是因为其独特的款式风格才风靡世界。而现代的中式服装中仍沿用着许多传统的细节与款式。传统的款式包括对襟、斜襟、一字领、裙子侧摆处的开叉、灯笼袖、上衣下裳的形式、袍衫等等。领子分为斜交领、对开领、立领。在装饰手法上通常使用镶、嵌、滚、盘、绣等种工艺。中式的服装崇尚自然下垂，强调的是纵向感，不会过分地夸张肩部，长长的衣袖和筒形的袍裙等使四肢显得有挺拔感。我们所熟悉的中山装就是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求同存异的典型，它是由孙中山先生仿照童子军格式而定，所以被称为中山装。衣服为翻领，对襟，五纽，前胸左右各有两个方形凸袋，有软盖，衣长及臀，袖长及脉；裤子前面开，用暗纽，左右二暗袋，右后臀部有一个裤袋，有软盖。从装饰特点上看，由于中式服装表现的是二维效果，属于平面直线裁剪，所以装饰也主要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的装饰。装饰手段有镶、盘、滚、绣、嵌等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造型简练，色彩靓丽，让人在穿着它时既能显示出独特的气质又不失美观。刺绣用于服装中的历史悠久。发展到后来，甚至形成了“衣必锦绣”。在现代的中式服装中运用平面刺绣的方法来装饰服装表面空间的手法是沿用至今的最常用到的手法。尤其是精妙绝伦的刺绣工艺与精致的丝绸面料相配合，使服装充满东方风韵，令人赞叹不已[3]。

2.4图案。中式传统服饰上的图案考究而精美，而且涉及的样式和种类也十分丰富。这些丰富多彩的图案纹样里有飞禽走兽、四季花卉、山峦亭阁、几何纹样等，或抽象或具象、或夸张或写实，风格全面且精美，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古至今，无论是在高贵的绸缎还是朴素的民间印花布里，吉祥纹样运用都极为广泛。这表明中式服装喜欢利用图案表示吉祥祝愿。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九龙戏珠、蜥龙闹灵芝等图案，不仅隐喻着图腾的崇拜，而且以类似的图案来抒发“龙的传人”的情感。像凤穿牡丹、团鹤仙寿、鹤鹿同春、喜鹊登梅、连年有余、吉祥八宝、福禄寿喜等图案，反映了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希望。其中还包括几何纹样、飞禽走兽、四季花卉等类型，这里最具特点的是皇帝的龙袍。因为皇帝作为真龙天子，所以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图案各有寓意：“山”代表稳重；“华虫”取文丽的含义；“日、月、星”取照临的含义；“藻”代表洁净；“粉米”表示滋养；“火”取光明之意；“宗彝”表示忠孝；“黼”取表示决断；“黻”取代表明辨。在古代的官服中包含的图案里也更是充满寓意和标识作用。例如在明清文官服饰中多采用飞禽图案，武官的则多为走兽图案。其实说起服饰的装饰，它是从原始部落时就已存在的，在那时的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就已经穿有不同饰物的服装。在商代的墓室壁画里我们看到奴隶主们的服装绣有云纹或几何纹图案。在众多的装饰图案中“宝相花”是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图案，它是佛教的象征性名物，是佛教庙宇中最庄严的装饰，后来才被用到了织锦上，成了衣衾上的花纹。宝相花图案在唐代开始被用于衣服上，从此它从庄严的佛教殿堂走进了世俗的生活。到后来出现了变体的宝相花，带有变体宝相花的纹锦和变体宝相花纹的锦鞋也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中式服饰中，传统的吉祥动物图案有：兔，它性情温顺，象征着很强的繁殖力，寓意着年年丰收；玉兔可以捣药，所以还有除病治病的意思；鱼，寓意着“余”，有年年有余，鱼跃龙门之意；蝙蝠，谐音“福”，有祝福和多福之意。其他常见的传统图案有“多子多福”、“喜上眉梢”、“榴开百子”、“花开富贵”等等。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