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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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29—06

一、19世纪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学科学化的命题

史学源于人类的记忆能力，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从长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需要记忆过去的事情，于是便产生了历史意识。史前人类使用口头传授、结绳记事、刻画符号等简单方法记忆过去的故事，后来随着文字的发明，人们创造了多种叙述历史的史书编撰方法。长期以来，历史一直被视为是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正如17世纪欧洲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经验论的奠基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

然而，在近代历史科学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始终没有摆脱单纯记忆过去经验的习惯，没有将历史记录的意识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历史研究意识，未能形成一整套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方告突破。

19世纪初期，英国天才史家马考莱爵士（Lord Ma—caulay，1800—1859）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仍以艺术的标准衡量史书，并将著史的艺术水平推向了极致。马考莱被誉为“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这位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言人注重史书的写作技巧，讲究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展开故事情节。为写出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他总是字斟句酌，甚至充分应用想象力将人物描述得生动感人。在他眼里，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著作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品。马考莱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是无规律的，“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渣滓”，只是为作者编写生动故事提供素材的。马考莱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他甚至扬言：“如果我的著作不能在仕女们的心目中迅即超过最时髦的小说，那我是誓不甘休的。”

卡莱尔也强调史家的天职就是描述。他以激情写作《法国革命史》和《运动》，倾情描述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在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幽灵”般游移不定的思想。然而，最终他和马考莱一样，都因忽视史料的真伪而止步于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

尽管如此，19世纪欧洲飞速发展的科流还是推动了古老史学的蜕变，历史科学率先在欧洲破茧而出。从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开始，后经客观主义兰克史学、史学的不断改进，欧洲历史学率先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科学的转型。

19世纪欧洲产生了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和生物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同时，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要把历史学奠定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之上，使历史研究也能达到在确定性上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境界，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孔德把实证哲学的认识论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从而为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整个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成为了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1822年，24岁的孔德结合自己对世界文明史的深刻理解，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说法：人类心灵在反映现象时，自然而然地要经历三种主要的形态——即（中世纪及其以前）神学的形态、（文艺复兴以后）形而上学的形态、（19世纪）实证的（科学的）形态。这就是孔德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在他那里，人类的思维或认识是从神学阶段开始的，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发展到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科学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只能以直觉方式认识自然现象，那时各种宗教崇拜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在形而上学阶段，先前的神学支配地位发生动摇，理性开始发展，但仍然保留了神学阶段的认识原则，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证阶段，人们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现象。孔德认为，实证精神是人们智慧成熟的标志，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它首先要求确定事物的真象，然后是“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而不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去“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因为那是“无法认识的”。孔德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及规律性，为近代历史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孔德看来，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他认为规律是为了解释现实，但它也应该适应于过去和预测未来。孔德指出，科学知识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门类，其中排在前面的几门学科相继进入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只有社会学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阶段，科学的社会学必须是实证的社会学。孔德出于一种远大的历史使命感，第一次提出了广义的“社会学”概念，并希望把社会历史研究建设为科学的研究。他率先把实验科学上的观察、实验、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建立了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后在英、法、德等欧洲史学家的积极引导下，实证主义思想被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很快形成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潮流，从而奠定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基础。

孔德所讲的“社会学”指广义的社会科学知识（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而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分类上作为法学门类之一的“社会学”。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历史科学”泛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孔德的“社会学”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一度使用的“历史科学”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后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时进一步补充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也曾指出：“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领域的简单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历史科学”也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学”概念，而是泛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1 844年，在多年前编写大学实证哲学讲义的基础上，孔德发表了重要的《论实证精神》一书，阐述了他的实证哲学思想。孔德认为事物发展可以观察，可以从观察中总结归纳出规律，规律可以指导人们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尽管孔德错误地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进化的规律说成是理性的“恒定不变”的，但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否认纯粹独立的个人的存在，这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孔德说：“单纯的个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来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这一历史认识论从思想源头上规定了近代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群体进化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论断。

在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欧洲出现了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史学家狂热地追求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按照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追寻“一般法则”的科学。他们关注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无论在课题研究或是史书编写的实践方面，他们都尝试运用逻辑学、心理学以及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力图寻找真实的历史规律，努力把史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实证的科学。例如，1839年德国学者大卫·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以实证主义方法考察耶稣生平，所著《耶稣传》曾引起极大争论，这是当时欧洲史学家努力构建科学历史学的积极尝试。

在19世纪欧洲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中，以英国博克尔、法国泰恩和德国的朗普雷希特最为著名。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是一位有着广泛兴趣且自学成才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所著《英国文明史》就体现了实证主义特点。他把“规律”这个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欧洲文明”与“非欧洲文明”，从而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明史体系，他的这一文明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思想界。博克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社会历史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可循，历史学家的崇高任务就是寻找文明发展的规律。在博克尔那里，历史规律有三种形态：一是以地理环境支配人类活动为代表的自然规律，二是抽象的人性道德规律，三是随着人类实践而不断增长的知识规律。在这三种规律中，博克尔相信知识规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主导作用，这等于肯定了科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博克尔批评将人类历史人为地割裂成彼此毫无关联的碎片的做法，反对一些史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眼光。博克尔重视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认为“不借助于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然而，博克尔把自然科学的某些规律生搬硬套到历史研究中，在理论认识上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无视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历史，因而导致了把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公式化的流弊。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批评说：“博克尔的史学体系是非科学的。”

泰恩（Taine，1828—1893年）长期在法国教授艺术史，他在广泛搜集大量事实后对历史加以解释，试图运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所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现代法国的由来》、《古代政体》、《智力论》都体现了实证史学的特点。泰恩擅长运用心理学方法解剖历史，甚至认为历史就是“心理解剖学”。在《英国文学史》中，泰恩宣称：全书旨在阐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决定于三种力量或元素：种族、环境、时代。泰恩认为，文明的产生是由种族、环境和时机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气候决定了民族的心理，而民族的心理对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泰恩的这一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是早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朗普雷希特（Lampreght，1856—1915）是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历史研究不仅仅研究精英人物，更应研究人类生活的总体。他所撰12卷本《德意志史》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心理发展史，作者用心理学理论方法分析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试图突破传统的描述史学的束缚。他从心理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展变化，强调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存在着理论解释多于事实论证的缺陷，但这并不影响朗普雷希特作为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地位。

到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标志性的成果之一便是1898年法国史学家郎格罗瓦和瑟诺博斯合作出版了《史学研究法导论》。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圆满勾画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实证主义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的内涵，他们追求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这种方法注重资料积累，强调客观冷静地对待史料，力求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拒绝急功近利的草率之举。实证主义史学注重甄别与考订史料，通过考证资料的真伪树立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后来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证主义史学强调考证史料真伪的过程应遵循理性的逻辑法则，通过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史料考证的准确性。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拥有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权。实证主义者坚信，经过实证的研究过程，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从真实可靠的资料中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从而使历史的事实具有确定性。

总之，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努力在历史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并将理性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达到了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境界，加快了历史学在近代欧洲的科学化进程，使古老的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犹如老树开花一般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历史学由此步入了近代科学的殿堂。

二、19世纪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整合与完善

正如人们普遍看到的那样，欧洲的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此间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以及史学流派异彩纷呈，为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欧洲历史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诸多史学流派自然整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史学流派的具体贡献不尽相同，其中浪漫主义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客观主义史学主要奉献了取材与批判史料的方法，历史主义流派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历史认识论，史学则因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成了历史科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浪漫主义原本是在反思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后来波及到了历史研究领域，并在近代史学科学化到来之际起到了开拓视野的积极作用。19世纪初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史学上接欧洲启蒙思想，下启19世纪史学流派的百家争鸣，促进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当初，启蒙思想家出于反对中世纪神学统治的需要，提出了理性主义思想，强调世界一切事物都遵循理性法则，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并强调了人类历史的循序发展。后来，理性主义逐渐脱离了时展，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思想。由于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致使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泛滥，人们的情感被称为非理性的东西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被忽视了。于是在艺术、文学和文化领域，人们率先要求冲破理性主义牢笼的束缚，回归人性自然状态，因此浪漫主义应运而生。首先，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片肥沃的“浪漫主义的田野”。人们希望摆脱理性主义制造的单调模式，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性，强调生活的非理性因素。后来，这种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思潮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并渗透到了历史学领域。

历史哲学家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的出版，标志着欧洲浪漫主义历史思潮的系统形成。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他早在1784年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点》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历史事件并非是无规律的，而是正像自然事件一样是按照规律在进行的。”赫尔德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的。就像柯林武德所总结的那样：“他所设想的这个世界的普遍性质，是一个有机体的性质。”在赫尔德那里，历史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世界。在历史观念上，赫尔德否定了启蒙思想中抽象的人性的概念，认为不存在单一的人性模式，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发现和理解每一种文化的自身价值。在方法上，赫尔德明确将非理性的移情原则应用于历史研究。他说：“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如张广智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引导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和领悟着浪漫主义史学，为历史提供新的解释。”于是欧洲涌现了德国缪勒（Muller，1752—1809）、英国埃德蒙·柏克（Edmund Buerker，1727—1797）和法国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或因赋予历史作品以活的灵魂而打动读者（如缪勒），或因擅长用激情和情感讴歌历史而感动每一个人（如天才史家马考莱和卡莱尔及柏克），或以历史想象唤起人们的情感（如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尽管多数浪漫主义史学家后来被兰克为代表的职业史学家排斥在外，但是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浪漫主义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它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这种历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在它的启发下，“人们被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浪漫主义史学拓展了传统史学家的思想空间，并帮助他们从单纯搜集和整理资料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最终在“寻找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熔合”。浪漫主义思想给19世纪欧洲学术界带来的另一个变化，便是西方史学家从此兼具了思想家的光荣使命，大量历史材料背后的思想被发掘出来，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故纸陈编。

这无疑提升了历史学的社会认可度。

浪漫主义史学之后，长期引领欧洲历史流的学派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兰克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者是柏林大学教授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但兰克仍被视为是客观主义史学的精神鼻祖，他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近代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大师”、“永远无人超越的史学家”。

19世纪30 40年代，诞生于德国的兰克学派在历史研究与史书编写的实践层面上将客观主义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兰克学派的产生有着近代欧洲学术职业化的背景。欧洲在完成工业化革命的任务后，逐步要求科学职业化，作为近代科学之一的历史学也被要求职业化。在这种趋势下，人们要求史学家更加严格地批判史料，以便获得精确的历史叙述。为满足人们追求真理的需要，标榜客观主义的兰克史学应运而生。兰克史学是一种历史撰述意义上的客观主义史学，它破除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先验论的观念束缚，将人本主义观念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将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了历史科学的成熟。因此，兰克史学一向被视为是真正的历史科学。

兰克学派的历史观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本体论，主张人类历史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各色精英人物创造的。基于人本主义的兰克史学的方法论继承了实证主义方法，兼收德国狄尔泰的“移情论”，强调运用移情方法研究和重建历史，即用“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式的领悟方法”，从精心考证过的第一手史料中领悟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动机，进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具体的“个别描述”。兰克史学提倡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主张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史学家应“排除自我”，一切结论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用史料精确叙述历史，即“让史料说话”。

在兰克史学那里，历史学是以求真为旨趣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而史著的任务就是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如实地用文字再现出来，其间不需要掺入任何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由于强调史料高于一切，兰克十分注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从而大大提高了史书的可信度。

兰克史学基本的治史方法是史料考证，即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运用内证、外证等专业方法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从而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所谓“内证”法是指通过对不同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所谓“外证”法，是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来确定史料的真伪，通过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相互校勘，使史料真伪自然显现出来。至今，兰克史学关于史料批判的方法，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由于兰克的巨大影响，德、法、英、美等国涌现出了一批追随兰克的客观主义职业史学家，如德国的魏茨、吉泽布雷希，英国的斯塔布斯、阿克顿，法国的莫诺，美国的赫伯特·亚当斯等，这些兰克史学的继承者长期以一流史学家身份控制着欧美一些大学的讲坛和专业杂志。自兰克学派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一直是欧美历史学的主流，并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

当然，兰克史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兰克史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该学派过分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领域的研究，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而忽视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忽略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次，兰克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强调用史料说话，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者的心理感悟能力，这使得兰克史学难以达到它所标榜的纯粹客观的境界。再次，兰克学派强调史实的再现，深陷于对史料的烦琐考证，见木不见林，对历史发展规律避而不谈，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兰克史学这些缺陷不仅阻碍了它迈向更高层次的科学境界，客观上也为孕育20世纪西方新史学流派提供了空间。比如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便是在修补兰克史学缺陷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反对兰克史学“移情式”的历史研究法，主张运用包括计量统计方法等新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群体史料进行定量的归纳和分析，揭示群体行为和现象的结构、模式或总体趋势。年鉴学派大大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在参与构建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史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于1797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格尔提出，他强调事物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以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史学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以萨维尼、艾希霍恩、洪堡、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史学。该学派强调历史在时空二维元素中的连续性，并试图通过寻找真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该学派将历史研究纳入了遵从因果律的科学轨道上，使得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坚实和稳定。我们知道，自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发现“因果律”（即“普遍的自然法则”）以来，因果律便被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康德的这一发现也为历史学步入科学殿堂提供了依据。正如柯林武德曾经指出的那样，康德揭示了历史遵循因果律的客观事实，即“历史学叙述人类行动的过程时，是把它作为现象的，因此就把它看作是服从自然律的”。在康德看来，自然律（因果律）能够适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等于把历史学视为了科学。1821年，洪堡发表了奠定其历史主义史学家地位的《论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的原则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首先必须确定历史现象的真实性，然后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解，理解其中隐蔽着的理念。”

在近代欧洲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作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史学重要人物之一的哲学家黑格尔（He.geI，1770—1831）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法上确立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整体上就是一种历史哲学，但真正代表黑格尔历史哲学成就的著作是他去世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讲演录》。该书首版于1837年，第二版由其子K·黑格尔重订，于1840年出版。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逻辑原理运用于历史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可循的特点，为历史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这一点体现了黑格尔寻求关于整个世界历史合理性发展的一贯主张。黑格尔指出，当一个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要解释一种历史过程或者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过程的时候，在他心目之中就有一种程序——用“恰当的概念”把组成它的各种事件“概括起来”，追踪普遍的规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黑格尔认为，人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个体现象中寻找到普遍的、内在的精神发展道路。他还认为，总结历史规律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其他常识的角度做出概括。黑格尔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他那里，历史研究体现出了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于是，历史研究成了一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经过黑格尔的努力，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巩固。此后，史学在合理吸收了黑格尔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后提出了更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善了历史科学理论体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科学的日臻成熟。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初步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书中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过程，它依赖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念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机地相联系着的。这一重要观点开辟了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原则，启发引导了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引起社会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有机联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它标志着历史科学的最终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重要的科学。依照的观点，人们能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要素联系起来做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改变了世界历史科学研究的方向，在他们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先前的政治史转移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主流，人类历史的内涵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篇2

关键词：舞蹈，文化，软实力，表现状态

一.前言

艺术在国家文化软实力中作为一种中坚力量是最易传播、最生动、最有力量的体现。无论是历史的进程中，留给我们关于舞蹈艺术体现国家软实力的诸多史实；还是现代社会，各种艺术门类纷繁复杂的传播现象中，舞蹈艺术一直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在国家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中，凸显着本国的实力与特色。舞蹈艺术已经作为国家文化实力的代表，在社会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对于我国而言，舞蹈艺术无论是历史的过往、现在、或是未来中，它都是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方面。

二.历史进程中，我国舞蹈艺术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现状态

历史的发展总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舞蹈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时间的推移从激情澎湃变得波澜不惊。遵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连绵不断的向社会传递着艺术的能量。并且在每个朝代的国与国之间总能找到舞蹈艺术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史证。

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舞蹈艺术最能代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方面就是它有着强势的发展状态。如果说周代的“六大舞”、“六小舞”是形成表演性舞蹈初期时，对于特定阶层的“特殊服务”的话，到了春秋时期，舞蹈艺术已经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发展状态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才有了历史上的“礼崩乐坏”。“礼崩乐坏”实质上就是民间乐舞的强势发展状态，影响了在周代就已建立起来的乐舞体制，导致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在乐舞时已屏弃了旧时的体制，从而也体现了社会制度即将瓦解的一个鲜明史例。也正是由于民间舞蹈的兴盛发展，才促进了舞蹈作为表演性艺术的形成，也培育出了一些专业的舞蹈人才。专业舞蹈人才的培养与发展，也增强了社会各阶层人民对于舞蹈的喜爱。同时，舞蹈的强势发展也造就了它对社会民众的巨大影响力。才进而出现“以舞相属”的礼节性舞蹈和即兴舞蹈。比如汉代宾客间就有相邀起舞的习俗，在当时如果你拒绝起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舞蹈能作为一种礼节仪式已经是它强势发展状态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得以肯定的表现。而即兴舞蹈普及性的发展，更可以说明社会发展过程中，这样独特的艺术形式所具有的强大感染力。作为礼节仪式的普及及老百姓可以自娱即兴舞蹈，可以看出在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下，舞蹈艺术的发展状态是强势的。

在舞蹈艺术自然的互动中对别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舞蹈艺术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地域的迁移与他国的舞蹈艺术频繁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他国优秀的舞蹈艺术强大了自身的艺术表现力。对外交流中也对他国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丝绸之路的开启，打开了东西方物质交流的通道，同时也激起了东西方艺术的碰撞。早在周代，中原地区乐器就曾传入西域。到了汉代东西方舞蹈交流更为频繁，西域乐舞也曾对汉代“百戏”的发展助力。而到了舞蹈艺术大发展得唐代，舞蹈艺术不仅继承了前代所留下的优秀乐舞文化，同时也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了本朝代的乐舞艺术，对他国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唐代乐舞对日本艺术的影响，当时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的经典乐舞形式，至今也可在日本的雅乐、能乐中觅其踪迹。而朝鲜的音乐中的《唐乐》，演奏乐器都是我国一些传统的器乐。在艺术的碰撞中，被吸收的一方一定是有值得为之自豪的某些方面。在朝代更替的纷繁战乱中，舞蹈艺术也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在朝代的变更中形成自己的舞蹈美学思想，作为思想上的武器影响着战乱中的各国人民。比如儒家的乐舞理论，除了对舞蹈本质的论述外，它所提倡舞蹈的社会作用及政治作用。不仅在历史中被历朝历代所推崇，在现代社会还起有一定的作用。不仅对我国，甚至对周边国家的艺术思潮也有所影响。

舞蹈艺术对国家文化继承发展也产生了积极作用。艺术的继承是复杂而奇特的，时而清晰、时而模糊。舞蹈艺术到了明、清时期逐渐融入了戏曲艺术。在戏曲艺术的发展中，舞蹈是一种重要的因素，并且没有被湮没在这样一种综合的表演形式中。它不仅承载着戏曲艺术的传承，同时也维护着自我的艺术特性。也保证了后来的艺术家在戏曲中对它进行剥离。同时我们发现，历史中除了乐舞以外，其他的艺术门类，比如诗歌、戏剧、文学等等也有很多是通过舞蹈作为载体在表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如：汉代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传统文化没有区分明显的时候，诗歌的表达并不单纯是文字的书写，伴随着高亢的情绪，有时候是歌唱、甚至是手舞足蹈的形式。也许正是这么富有感染力的表现才值得人们记忆深刻。也正是舞蹈的这种特性，才可以让更多的文化通过这样生动的形式得到更多的人认可，同时也逐渐深入到社会中而得以保存。

三.结语

无论是历史发展脉络中的强劲动力；或是由于自身散发的独特魅力对别国文化艺术的影响；再或者在文化继承中作为鲜明的符号记录着自身发展脉络。这些都是舞蹈艺术作为独特的艺术方式在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发展状态。我们试着分析它可以更加深知舞蹈艺术的独特性，我们需要更多的分析历史中它所能代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诸多方面。这样，在现代社会中，会对我们更好地认知这门艺术，提供更好地借鉴、参考作用。由于水平有限，文章不足之处请多指教。（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艺术系）

篇3

如何处理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分析探讨，说法不一。这里我们根据自己所了解到的城市规划和商业地产策划的经验，从实际操作层面出发，站在经营城市的角度来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

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问题上，树立正确的保护和开发观念一直存在两种极端观点；一是认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会阻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把那些“老古董”视为城市的“肠梗阻”，必欲除之而后快：二是认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必须是全方位的保护，不能动其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否则就是破坏。这两种观点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开发截然对立起来。如果用其中任何一种观点来指导实践，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城市的更新发展都将无从谈起。那么，如何处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开发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应该明确以下两点。

第一，历史文化街区及其历史遗存是城市的宝贵财富，必须加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历史文化遗存及其历史文化环境不仅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彰显城市个性的载体。在人们对提高文化生活水平具有较高需求的今天，历史文化名城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已经成为十分宝贵的城市资源，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充分的挖掘，有利于塑造城市的形象和品牌，提高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还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最终有助于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巴黎、伦敦、巴塞罗那等世界历史名城以及国内的大理、丽江、苏州、杭州等地的实践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说，从短期看，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的更新、开发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但从长期发展看，二者完全是可以统一和谐调发展的。

第二，对历史文化名城及其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环境、历史文化遗存仅仅施以保护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开发。当然，这里的开发不是简单的房地产开发，而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存等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发掘和利用，根据时代需要对其功能进行适当的更新和改变，以充分发挥这些宝贵资源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就郑州而言，像城隍庙和商城遗址这样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其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建筑物的功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加之住居的人口数量巨大，成为脏、乱、差的典型，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整治和改造，使其能够符合现代生活的需要。此外，历史文化名城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是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体现，作为一项文化资源，如果让它始终处于沉睡状态，不进行开发利用，它最终只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地消失。因此对历史文化名城的适度开发和利用也是历史文化进行保护、延续和发扬的必要手段之一，也就是说，对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的保护和开发应实行综合规划城市是由各个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巨大的复合生态系统。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良性运行，关键是要看这个城市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是否持续协调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开发一定要综合考虑城市的历史、环境、资源、交通市政、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等各种因素，协调好长期与短期、整体与局部、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开发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参与.需要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需要进行合规划和周密策划，需要将宏观发展战略和微观的经营策略结合起来。但是，目前国内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开发一般是由政府或开发商主导.很少注重和遵守规划.或大多侧重市政规划和建筑规划.往往忽略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详细的商业规划。其结果往往导致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城市空间体形态与商业经营内容、经济与文化之间不相协调，甚至是相互冲突：城市缺乏精神和个性。这显然不利于总体目标的实现。所以我们强调，在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保护和开发时，一定要站在城市经营的高度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历史文化名城的综合规划，比如苏州，古城的历史文化遗产，把古城当做纯粹的旅游区，而新区则着重发展工商业，这样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发展了经济。只有如此，才能使综合规划具有战略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从而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持续发展。

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应该实行统一规期.统一开发，分步实囊在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开发过程中，对于成片的、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文化街区应当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该区域内历史文化风貌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又能发挥文化资源的规模效应，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对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改造和开发最好交由一家投资开发公司承担.这样容易保证开发公司能够始终从该地区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的角度出发.对整个地区进行统筹安排，营造历史文化环境、提升区域文化形象、经营区域品牌.既有利于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又有利于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将成片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交由不同的公司开发，由于每个公司的实力、思路、各不相同，在加上经济利益的竞争关系，很可能将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搞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当然.选择一家公司开发时.对于面积较大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开发中可以实行分批分片开发.循序渐进.稳步实施。

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关系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开发往往是一项综合工程。它既可能是历史风貌保护工程，又是危旧房改造工程、商业区改造工程或旅游资源开发工程：既要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又要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社会目标和文化目标；既要对历史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又要进行持续经营。如此高标准的要求，需要采用一种最有效的开发模式。实践来看，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开发和经营上，有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两种倾向。但是无论是采取完全政府主导的开发模式还是完全企业主导的开发模式，都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

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由于政府自身职能和自身资源所限，既无法在短期内组织足够财力、人力和物力，又不具备经营和管理能力：而如果由企业主导，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则容易偏离城市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偏离保护历史文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社会目标。所以说，只有将政府的行政力量和企业的市场力量有机的结合起来，才会最大限度的有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

篇4

早在上个世纪初，作为奥迪公司前身四环之一的霍希公司，从建成伊始，就将自己定位为“只制造顶缴豪华汽车的制造商”。以领先技术，开拓高档车市场成为公司发展过程中虽历经磨难而迄今仍然坚定不移的宗旨。1926年，霍希推出了八缸发动机汽车――Horch8，这是全德国第一款八缸发动机汽车，被誉为汽车工业“繁荣兴旺”的那个年代的象征，使霍希公司牢固地树立起高档豪华的品牌形象。

一辆1935年产的奥迪轿车，对于当时月平均工资只有100码克的德国人来说，10300马克的俦价是相当昂贵的。

这之后由霍希・奥迪等四家汽车公司联合成立的汽车联盟股份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超豪华顶级汽车经典杰作，无论是轿车还是敞篷车，都气派非凡，具备经典豪华的一切要素。

在奥迪公司历经百年的进程中，不论在什么时期，产品的高品质，高档次都是永远不变的追求。当今风靡全球的奥迪A8、A6、A4、TT等车型，无不凭借其超凡领先的技术．顶级豪华的配置与尊贵精致的工艺，不断刷新高档豪华汽车的标准，继承着百年奥迪延续下来的豪华传统。秉承“突破科技，启迪未来”的设计理念，奥迪凭借诸多领先科技在世界高档豪华车市场独领。奥迪全新12缸发动机可以输出450马力澎湃动力；quattro全时四驱系统在世界豪华车市场上无以伦比，它可以将发动机性能转化成澎湃推动力和横向支撑力；独家ASF全铝午身框架结构，更成为所有豪华汽车生产厂商所羡慕不已．堪称现代汽车制造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广受好评的MMI多媒体交互系统更是将豪华车驾驶的舒适便捷性推向了极至。

与此同时，奥迪还在世界范围内积极致力于向消费者提供各种顶级豪华的文化、时尚、艺术盛事。充分展示了奥迪品牌所散发的既具典雅、尊贵，又兼时尚、动感的独特魅力。

布加迪100年

这是一个创立至今经济又百余年历史的法国跑车品牌，但可谓是命运多舛。1909年，埃托里－布加迪Ettore Bugatti在法国阿尔萨斯Alsacian小镇Molsheim创办了“埃托里・布加迪汽车厂”，虽然该公司后来更名为“布加迪汽车公司”，但品牌精神却延续了下来。它在1947年时因为创厂人Ettore Bugatti过世面终止了下来。它在1947年代中Roland Bugatti希望借由中置引擎的Type 251赛车回归车市。他请来了当时法拉利和玛莎拉蒂的设计师Gioacchino Colombo操刀，不过此车的原型车性能不如预期，所以最后并未生产，品牌继续搁浅，接下来的多年中，布加迪几经易手后卖给了Messier。1977年时，这两个品牌合并为Messier-Bugatti。1987年，狂热的车迷兼企业家Romano Artioli买下布加迪的品牌，在他努力奔走之下布加迪在意大利的Campogalliano邻近摩德纳复活，并且推出了像 EB 110这般脍炙人口的超跑级量产车。但昂贵的售价令人却步，最后公司营运困难，生产线在1995年关闭。直到1998年，大众汽车买下布加迪品牌和汽车制造权利，并推出了售价超过百万欧元的EB164威龙，成为最贵的量产跑车。

截至目前，布加迪已收到250多份订单，近200辆汽车已然交付。这就意味着，按照300部的原计划，目前仅余50多部威航可供出售。

摩根100年

摩根无疑是汽车制造企业中闻名遐迩的老牌子，就像一位年事已高但青春永驻的贵妇人。它诞生于英国的梅尔文市――一座宁静异常的乡间小城。该城有一座红砖建筑，打开紧闭的老式木制大门，既无接待处，也无女侍应生，来访者一脚便跨入了前店后厂的摩根汽车配件商店。

最早的摩根4／4车型两个“4”分别代表四轮和四汽缸发动机。该车型自1936年问世以来，样子始终如一。随后推出的摩根Plus 4车型外形也大体相同。只是配备了更强大的发动机而已。摩根汽车中最具跑车色彩的是摩根Plus 8。该车的外形与plus 4相比并无变化，但是因拥有一台184马力的强大发动机，行驶起来如电闪雷鸣。摩根Plus 8车身稍大些，可以让驾车者不至把胳膊伸到车厢外。

为了庆祝公司的百年华诞，英国摩根汽车公司推出一款超级跑车Aero SuperSports。古典的外观加之现代的生产技术注定这款车与众不同。“摩根Aero SuperSports是一款豪华的超级跑车，但是我们同样会延续采用超轻环保材料的设计理念。”查尔斯・摩根如是说。

许多客户在等待交货期间往往都要到梅尔文市小住几次。先是来挑选车身的颜色和皮料的花纹，随后再来察看自己订购的那辆车的制造进度，高兴的话还可跟工人聊聊天。最后则是选择“黄道吉日”从摩根家族人士的手中亲自领取车钥匙。

梅赛德斯・奔驰　银箭75年

追溯世界赛车历史，1934年问世的梅塞德斯－奔驰银箭赛车可以说是一个传去时代的象征。

银箭赛车的传去历史是从其身车型W 25参加750公斤方程式比赛的处女秀开始的：尽管特意进行了减重的设计，在角逐1934年7月3日举行的埃菲尔赛事的时候，W25重量仍然是比规定的750公斤还要重了一公斤。就在这时，戴姆勒－奔驰的赛车经理阿尔弗雷德・纽鲍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机械式们在赛事开始的前一天晚上刮掉了整个赛车表面额白漆，露出了银白色的铝制车身。这个解决方案不仅使车身重量减轻到了规则范围之内，也让一直以白色外观示人的梅赛德斯・奔驰赛车获得了一次惊艳的转变。最终，驾驶着这辆赛车，曼弗雷德・冯・布劳希奇以在创纪录的成绩内赢得了艾菲尔赛。于是，德国媒体为这款梅赛德斯－奔驰赛车取了一个颇具敬意的名字“银箭”。

此时，W25的强劲对手也出现在了赛道上，它就是来自汽车联盟的昵称为“银鱼”的赛车。在竞争对手的挑战下，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W25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几年的时间内，“银箭”八缸发动机的排量从4升增加到4.7升，输出功率达494马力。到了1936年，梅赛德斯－奔驰赛车遇到了来自汽车联盟和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强劲挑战，W25在整个赛季只是赢得了个别分站赛事的冠军，它在赛道上的优势已不再明显。

迷你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