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的发展史篇1

立足中国融入世界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上市，是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早期的中兴只是在国内市场独占鳌头，国外市场的开拓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但史立荣的加入改变了这一现状。1989年，史立荣进入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中兴通讯前身)。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到中兴通讯的副总经理，再到负责中兴通讯整体市场工作和全球销售工作的副总经理，在史立荣步步高升的同时，中兴通讯在海内外的市场份额也持续稳步增长，逐步成为国际知名的通讯设备制造企业。

1994年，史立荣牵头成立了由三个人组成的海外业务调研小组，开始了中兴的国际化之路。从赢得第一单的突破，到营收渐成规模，中兴通讯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共花了5年左右的时间。从2003年开始，中兴通讯国外市场的收入在公司总收入中的比例进入快速成长期。2003年到2008年，中兴来自海外市场的收入比例分别达到12.9％、21.5％、35.7％、44.4％、57.77％和60.57％。如果以收入来源作为衡量标准，中兴更接近于一家国际公司而非中国公司。这也使中兴公司未来的通讯业务的主要增长点由国内市场转自海外市场。同时，积极的全球化商业扩展也成为中兴公司的一大愿景。

多年的摸爬滚打让史立荣对海外市场布局有着清晰的认识，这也正是中兴通讯重用、信赖他的重要原因。2009年，中兴在印度的销售额达到7 .5亿美元，占其全年总营收的8％。而在2010年上半年45.24亿美元的营收中，欧洲和美国市场的比重就达到了18％。2010年9月，史立荣在接受海外媒体专访时首次提到了中兴的海外市场策略。他表示，中兴的策略是聚焦大国和一流运营商，对于规模较小的运营商和市场则会比较谨慎。

据史立荣介绍，中兴通讯是全球首个提出“软基站”概念，把2G、3G、LTE全部放在一个平台上的公司。他说：“由于。软基站’技术有着较高的性价比，因此大量替换了原有的设备商产品，”目前中兴通讯的系统产品已经全面登陆欧洲大陆。然而，销售到美国的主要产品是终端，而不是设备。相比之下，美国市场成为了中兴通讯“最后的堡垒”，但大家都认为，美国市场的突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史立荣表示，中国企业突破高端市场首先要苦练内功、提升产品质量。欧美客户对产品性能、功能的要求很高，中国企业需要在产品质量、技术创新方面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同行的水平。

目前全球电信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北电破产、摩托罗拉出售无线网络部门等事件显示出市场格局正在改变。中国企业要善于把握其中显现的新机会。”史立荣表示，“欧美高端市场情况各有不同，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但这不会改变中国企业进军这些市场的决心。”

带着冷静的头脑和坚定不移的决心，史立荣带领的中兴通讯在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703.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69％，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同年，中兴的合同销售额首次突破千亿元人民币大关，进入了中国企业“千亿俱乐部”的行列。现在距离中兴确定的2015年成为世界级卓越企业的目标只有不到3年的时间。如果把中兴比作一名攀登者的话，现在的中兴要向产业顶峰发起新・轮的冲击。虽然如愿迈过千亿元大关，但其进军世界级企业的硬仗却刚刚开始。

勇于创新敢于竞争

当今世界瞬息万变，惟一不变的恐怕只有“变化”。而应对变化，只有不断的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推动器，惟有加快自主创新才能谋求全面发展。企业更是如此。

对企业而言，创新不是在实验室里的成果，也不是让竞争对手’败涂地的构想，而是一个能转化为收入和利润的方法。中兴通讯在创新方面一直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回顺当年，中兴通讯是国内第一家在南京、上海设立研究所的公司，几年后才有其它公司设立。如今，中兴公司已经拥有了35000多个海内外专利，这个数量已经占据了中国手机行业专利数的半壁江山。即使放眼世界，这个数量也是傲视群雄的。

工程师出身的史立荣更是深知创新的重要性。不管身份怎么变化，他都一直将创新摆在首位。史立荣说：“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中兴通讯在创新方面绝对是第一的，有些人可能规模做得比我们大，但是创新却是跟着我们的。”据他介绍，他们销售的一款智能手机，不仅于2010年在欧洲市场全面开花，2011年国内开始销售也是供不应求，供货量超过了800万台。而这这一切都归功于技术创新。

史立荣认为，中国企业应当将创新的“火力”适度地集中在新的领域，提前布局更容易赢得成长。按照这一思路，中兴通讯早已开始布局并进行了深度参与，其中云计算更将成为公司的战略性平台，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公司创新的“火力点”。

近几年，电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增强了电信业务的竞争特性，对电信业的市场结构和监管产生了重大影响。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一个企业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才能激励企业开发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

作为融入世界的国际公司，中兴通讯而对的是全球性的竞争。史立荥强调说：“中兴通讯不需要特别猛、特别激烈的企业文化，而中兴通讯所参与的市场竞争，本身山是一次长跑。”当前，全球电信业的演进革新及连锁反应无疑已成为IT界领袖人物思想碰撞的焦点之。史立荣敏感地看到，在全球网络都面临从3G向4G转型时，这无疑是在为中国企业赶超西方同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机。在世界范围的白热化竞争下，中国企业多年来技术研发和市场经验的积累，已在逐步显现出效果。若能站在唰起跑线上提前进行市场卡位，中国通信设备企业在全球所迎接的机遇远大于挑战。

在史立荣的规划里，终端业务、无线业务、有线业务和云计算将成为中兴通讯“四分天下”的支柱产业、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研发出最好的产品，让客户充分认识到与中兴合作的价值，这是史立荣对于企业和门己的期待。他说：“我们有在冬天卖冰棍的精神，敢于竞争、善于竞争、乐于竞争。”　“全网融合”四分天下

2011年5月25日，深圳威斯汀酒店取，数百名全球分析师和媒体把中兴通讯的新闻会会场挤得水泄小通。在这里，中兴通讯总裁史立荣称：“现在中兴是终端、无线、有线业务三足鼎立，希望以后加上云计算，变成四分天下。”这也宣告中兴通讯拉开了业务战略重构的进程。

云是网络、互联网的一种比喻说法。云计算是基于联网的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它的兴起意味着计算能力也可作为一种商品通过互联网进行流通。而电信运营商毫无疑问地成为云计算和企业应用的首批“尝鲜者”。

中兴通讯副总裁谢大雄透露，巾兴通讯正在转型，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全网融合”战略。史立荣表示，中兴通讯希望结合产业发展方向，以Uui方案为主导，推进“全网融合”战略。该战略涵盖了覆盖端、管、云的全系列的Uui解决方案，涉及接入网、承载网、业务网、运维支持、终端等全产品领域。这个战略在外界看来是很难懂的。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中兴通讯希望其承建的网络能帮助运营商具备更加智能、灵动的市场适应能力。

史立荣表示，垂直行业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而电信运营商正面临着来自IT企业的巨大挑战，遵循TIk企业市场的商业模式，搭建统一平台，在提供免费的基础服务的基础上，通过其它业务盈利，这是当前电信运营商转型的需要。对这些运营商而言，沦为“纯管道”的威胁一直存在，蕴藏着巨大市场空间的企业市场也许会成为电信运营商探索杀手级应用的一块全新阵地，而云计算显然是“抓手”。遵循IT企业市场的商业模式，搭建统一平台，在提供免费的基础服务的基础上，通过其它业务盈利，这是当前电信运营商转型的需要。

事实上，云计算已经在中兴内部初步显露出成效。史立荣正在用“云”打开企业的大门。eTrip服务己成为中兴推介云计算解决方案时的一张“名片”。eTrip并非传统的简单的订票、酒店预订等系统，而是综台了商务出差申请，机票、酒店预订，费用报销等流程。通过电子化而节省了人力，提交、审批时间大大缩短，管理成本相应大为降低。据悉，2010年，eTrlp服务为中兴通讯降低成本达1亿元人民币，同时还帮助中兴通讯吸引了70多家企业用户。史立荣表示：“中兴通讯希望携手电信运营商，基于现有的eTrip服务提供更多的用户定制化的云服务。”

通讯的发展史篇2

1侨刊乡讯的概念、范围、历史与现状

目前，我国侨史学界及侨务界对“侨刊乡讯”并未形成公认的严格定义。一般指为了满足海外的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了解乡情、思念乡亲的感情需要，由侨乡民间编辑出版、专门向海内外发行或赠送的报纸和刊物。在称谓上，有的称“侨刊乡讯”、有的称“乡刊乡讯”“乡讯”“侨刊”。多习称“侨刊乡讯”。

侨刊乡讯的宗旨为传递乡音，宣传政策，联络侨胞，增进乡谊，建设家乡。族刊则强调敦亲睦族，发展族务”。侨刊乡讯深受海内外乡亲的欢迎和支持，有“集体家书”的美誉。

由于侨乡大多分布于广东、福建等省，因而侨刊乡讯首先产生于广东、福建等地的侨乡。最早的侨刊乡讯是广东省新宁县(1914年后改称台山县)的《新宁杂志》，创刊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侨乡台山县也因此被誉为我国侨刊乡讯的发源地。《新宁杂志》创刊后，深受海内外乡亲的欢迎，台山县许多宗族在海内外(以海外为主)乡亲的资助下，纷纷办起乡刊、族刊，并带动了邻近的开平、新会、恩平和鹤山等县，并逐步辐射到广东其他侨乡。于是侨刊乡讯在各地侨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民国初期，其他省市中，如上海、北京、福建省均出现了侨报侨刊，从而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至20世纪40年代在广东省有100种以上的侨刊乡讯，其中以台山、开平最多，仅台山一个县，在抗战之前已有侨刊乡讯63种之多。福建省则成为继广东之后全国第二个拥有侨刊乡讯最多的省份。

近百年来，受国内外时局的影响，侨刊乡讯的发展一波数折，发展很不顺利，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既经历了空前发展的黄金时期，也经历了两度被迫停刊的低谷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为全国侨刊乡讯的再复刊和蓬勃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和工作环境。

1978年11月，伪示宁杂志》率先复刊，在《新宁杂志》的影响和带动下，从20世纪80年代起，全国各地侨刊乡讯掀起了复刊、创刊高潮。不仅广东、福建两省，广西、浙江、海南、山东、辽宁等沿海省份，以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内地省份，甚至云南、宁夏、新疆等边远省、区也办起了侨刊乡讯。全国侨刊乡讯的分布从集中趋向广泛。至1995年，全国侨刊乡讯已有230家，每年发行量约400多万份，其中对外发行约200多万份，覆盖面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侨刊乡讯的工作人员达5000多人。

目前，全国已有逾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了约300份侨刊乡讯，其中广东省就有157份，占了半壁江山，且多为期刊。福建省有92份，浙江省有7份．

侨刊的形式大多为16开本或32开本的杂志或4开小报。广东的期刊多，福建报纸种类多。出版周期一般多为季刊，也有周报(刊)、旬报(刊)、半月报(刊)、月报(刊)、双月报(刊)、年刊及不定期的报刊等。

2侨刊乡讯的价值

侨刊内容报道侨乡的各种事物、社会动态、亲族消息，甚至会针对特定的事件加以评论，是华侨家族、社区联系的重要渠道。因为记载了各种讯息，侨刊成为我们了解侨乡社会生活、经济联系、家族组成、教育启蒙、文化价值观、建筑史等主题的重要史料。

以侨刊作为史料的研究论文出现得比较晚，且不多见，最早注意到这批资料的重要性的是郑德华、吴行赐，他们所撰写的K-一批有价值的华侨史资料—台山解放前出版的杂志、族刊评介》一文中介绍了最早的侨刊《新宁杂志》，考察了旧中国侨乡社会状态，探讨了华侨出国的原因以及华侨经济、生活状况，并强调华侨爱国爱乡精神。此后20多年来，我国宣传、侨务和侨史学界对侨刊乡讯的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学术论文、著述和资料整理三大类研究成果均纷纷出现。侨刊乡讯研究逐步成为专家学者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成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性著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2007年，由梅伟强教授编著的集体家书连五洲—五邑侨刊乡讯研究(1978 -2005)》一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侨刊乡讯产生发展的概况，是侨刊乡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008年3月10日，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桦侨魂》摄制组来到开平市档案馆，摄制组先后查阅、拍摄了建国前后各类侨刊、地方志、族谱家谱以及南楼七烈士抗日史料等有关华侨文化的各类书籍共77种。

笔者还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参考文献中有某种侨刊的文章进行了简单的统计。以《新宁杂志》为例，仲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有9篇文章引用了该刊文章至少一次;《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渤中，有2篇博士论文引用该刊文章至少一次;仲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卿中，有3篇文章至少引用该刊文章一次。虽然相对与其他学术性刊物，引用率显得比较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侨刊乡讯在华侨华人研究、侨乡研究领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以及全面系统收集侨刊乡讯工作的重要意义。

3侨刊乡讯的收集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高等学府，自建立之初，大学就非常重视华侨华人研究，作为大学的三大支柱之一的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十分注意突出“侨”字特色，针对侨校性质和侨生、境外生众多的特点，重点建设华侨华人文献特色馆藏，并将其列为“完备级”文献收藏。1995年，图书馆成立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以为华侨华人研究服务、为侨务工作服务为宗旨，重点收集国内外出版的中外文华侨华人研究书刊资料，现已初具规模。同时，还建设了华侨华人专题网站，开发了8个华侨华人专题数据库。在文献的收集过程中，不仅注重正式出版物的收集，对于非正式出版但具有重要价值的侨刊乡讯也重点进行了收集。

我们的搜集方式主要是接受赠送(个人或团体)和交换。首先通过网络，通常是重点侨乡的侨务网站，了解某地区侨刊的出版情况以及其具体的联系方式，然后按图索骥发函要求赠送所出版的侨刊。其次通过联系各地侨务部门，了解侨刊的出版情况。通常情况下，各地的侨刊乡讯均乐意赠送给我们，大部分侨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收集到的。另外我们中心编印有一种内部文摘刊物《侨情简报》，通过交换的方式我们也获得了一部分侨刊。通过以上几种方式，侨刊的收集工作进展比较顺利。除此之外，借全校院系资料室回收之机，整合本校华侨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资料室的侨刊。通过整合，补充了侨刊乡讯30余种，700余册。

经过近10年的努力，侨刊乡讯的收藏已初具规模:目前本中心共收集侨刊200多种，其中广东侨刊乡讯147种，达到总数的94%，福建侨刊乡讯46种，达到总数的近58%，另外还有湖北、湖南、四川、山东、浙江、广西、海南等地的侨刊10余种。

4侨刊乡讯的整理

对侨刊乡讯进行系统的整理是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的另一项重要工作，目的是方便读者利用资料，维护馆藏和促进资源共享。日常整理工作主要是侨刊分类编目、装订、建设专题数据库等。

4.1分类编目

多年来，由于是赠送期刊，加上本中心人员紧张等原因，并没有对侨刊乡讯进行系统的分类编目，只是用excel表进行简单的记到，现刊按照刊名首字母的顺序排列，过刊进行装订后，也按照同一方法排列。读者无法通过图书馆目录将它们检索出来，从而大大降低了利用率，只有少数对本中心比较熟悉的老师和学生知道并常来阅览。

从2007年9月开始，本中心组织人力对馆藏侨刊进行了系统的回溯编目，到2008年7月已基本完成。编制书目数据时，除严格按照图书馆的著录规则、力争与图书馆保持一致外，也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变动。

如分类方面，本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较大的改动，没有按照学科分类，而只是将侨刊出版地(省级)的简称首字母与字母Q组合进行区分，如广东侨刊即为YQ，福建侨刊即为MQ，依此类推。种次号则延续了原来的方法，采取了刊名拼音首字母加流水号的方式，如惭宁杂都的索取号即为YQ/X08。

在进行主题标引时，则统一用侨乡一刊物一地理复分(如广东一台山)，这样一来，可以让中国分类主题词表这一部综合性的文献标引工具，变得具有侨乡特色，满足标引侨乡地方文献的需要。使得这批具有侨乡特色的刊物，分别以“侨乡”与“地理位置”，进行集中，给读者检索带来了方便。

在此基础上，每到一期刊物即在系统中登记，这样读者就可以及时了解侨刊的到刊情况。现刊与过刊的排架号是统一的，侨刊过刊装订回馆，在系统中添加馆藏后即可上架，因而缩短了过刊的编目时间。我们把侨刊与其他刊物分开，设专架放置，开架服务，大大方便了专门阅读这方面文献的读者。

4.2侨刊的开发利用

侨刊乡讯也是我中心数据库建设的重要信息来源。我中心自建有华侨华人研究综合数据库(包括学术论文库、报纸库、研究书目库、图表库等)、华侨华人人物、图片、政策法规、政策咨询问答等专题数据库，而且有专门的主页(hqhr.jnu.edu.cn)，设有侨情速递、华人荣誉、社团活动、侨务信息、华文教育、侨乡风采、侨务信息、侨务政策、华人研究等栏目，还编辑了桥情简报》内部刊物，从而达到了多途径、全方位对涉侨信息进行宣传报道。

每到一期侨刊，在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中记到后，有专人对其内容进行浏览，将与各数据库相关的资料，如论文、图片、图表、侨乡相关报道等，通过摘录、扫描或识别等方式，进行数字化转换，再进行标引后，追加到数据库或刊登到情简锄上，从而扩大了并丰富了各专题数据库的资料来源。

通讯的发展史篇3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市地方志馆业务推动暨《天津史志》通讯员会议。这次会议是落实市委代书记、市长黄兴国同志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批示和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业务会议，全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志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强调要重视修史修志。总理对地方志工作作出三次重要批示，提出要“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地方志工作要“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地方志工作正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刚才徐勇同志就推动方志馆业务和《天津史志》期刊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岳宏同志对通讯员来稿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北辰区地方志办赵景秋同志代表通讯员在会议上发言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在各位编辑和通讯员的共同努力下，期刊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稿件质量和学术水平不断提升，在全国地方志期刊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去年，《天津史志》杂志在天津市首届企业报刊评展中获得优秀企业报刊奖。各位期刊通讯员，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开拓进取，笔耕不辍，为宣传地方志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此，我代表市地方志办公室、《天津史志》编辑部对在座的各位编辑和通讯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就将来一个时期通讯员工作提几条意见：一是《天津史志》应与时俱进更好地发挥作用。今年是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地方志由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型的关键一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以来，加大了对全国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和督导，今年上半年，连续召开十余次全国性的会议，就方志馆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多项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在6月8日召开的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市政府秘书长、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副主任于秋军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各区县、各部门要认真学习和克强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为国存史、为党立言、为民修志”宗旨，认真落实好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把工作抓紧抓实。《天津史志》期刊工作作为地方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史志动态、理论研究、对外宣传、合作交流的多重任务。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天津史志》工作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适应时展和读者需求。

二是密切联系，共同努力，提升史志期刊质量。质量是期刊的生命。期刊工作虽然辛苦但很光荣，密切联系，建立共识，是一项非常崇高的职业，也是一项十分锻炼人的工作。今天在座的许多工作人员和通讯员，大多很年轻，都是本单位的业务骨干，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和写作基础，具备从事宣传报道工作的基本条件。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需要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学习提高。为此，我们一要勤于学习，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同时还要勤于思考，多动脑筋，做到勤学、勤思、勤问、勤写，以勤取胜。二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正面宣传为主，找准角度，把握尺度，突出重点，发挥优势。三要掌握必备写作技巧，着力捕捉工作的亮点，寻找最佳切入点，准确把握，精心组织，抓住闪光点，扩大影响力。

三是推动《天津史志》工作再上新水平。《天津史志》创刊已经三十二年了，随着我市地方志事业的不断发展，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文化投入的不断增加，《天津史志》作为我市地方志和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现有期刊的信息量、发行量和影响力都难以适应发展需要。根据我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努力争取在短时间内扩充版面，提高稿件质量，实现公开出版，更好地为我市经济发展大局服务，为地方志工作服务，为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主动作为，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共同为《天津史志》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讯的发展史篇4

中兴通讯前首席技术官（CTO）赵先明接任成为新的董事长兼CEO，和史立荣一样，赵先明毕业后即进入中兴通讯，历任研发组长、项目经理、产品总经理、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等职务，电信行业长达十八年的从业经验及管理经验。

对于此次史立荣的卸任，有消息人士指出此为中兴通讯就美国出口限制事件而做出的让步。此前侯为贵曾表示，史立荣有大局观，方向感和决策感强。在担任总裁一职6年后突然卸任，公司并未给出人事变动的原因。《投资者报》记者向中兴通讯方面求证，相关负责人表示，史立荣已经离开CEO岗位，目前不方便发表看法。

在宣布换届后两天，新任董事长赵先明签署了中兴通讯2015年财报。数据显示，公司2015年营业收入10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首次突破1000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8%，基本每股收益为0.78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9%。

在2016年新年致辞中，史立荣曾表示，中兴最重要的就是要“做最好的自己”。这一业绩达到了中兴发展的新里程，但是和同处深圳的“狼性”华为相比，中兴在营业收入、资产规模、市场占有率等多项指标上均稍逊一筹。

精通技术的赵先明上任后，给员工了一封内部信，提出公司原有战略大方向不变的同时，坚定变革，锐意创新。当然无论中兴的战略如何，赵先明带领的新团队最先要化解的就是美国这场制裁危机。

风口浪尖上的换届

中兴通讯人事变动传统是三年一换届，今年恰逢换届年度。担任CEO一职六年的史立荣在董事会会议之前，已被媒体指出中兴将以撤换高管的方式换取美国对限制出口事件的“网开一面”。

今年3月份，美国商务部一份文件显示，因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中兴等中国企业已被美国商务部列为“实体清单”，对中兴处于出口制裁。据了解，2015年中兴供应链中零部件有20%～15%来自美国，尤其是高级零部件，美国的出口限制必然会影响中兴整个电信设备的发展。中兴紧急停牌，宣布董事会会议以及2015年年报均延迟。

据此前报道，中国政府派出小组协助中兴赴美谈判，此后双方于3月22日前后达成了协议，美方决定暂时取消出口限制，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方面要求与该项事件相关的高层需要离职。

据了解，中兴2011年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中兴执行副总裁田文果和邱未召是负责该公司一项规避美国出口规则计划的高管。该文件详细介绍了中兴的一份详尽计划，通过设立一家壳公司，将受限制的美国产品，运到伊朗而不被美国当局查获，而中兴总裁史立荣等高管在该文件上签了字。

4月5日，中兴举行的董事会，会议选举赵先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裁，75岁的中兴原董事长兼创始人侯为贵即将正式卸任。同时，原中兴总裁史立荣不再担任总裁，仅担任董事会成员，执行副总裁田文果和邱未召则从高管名单中消失。

多位消息人士指出，史立荣卸任CEO一职是美国给予中兴出口暂缓制裁的条件之一。对此，中兴方面并未置评，仅中兴通讯发言人戴澍此前称：“中兴通讯管理层三年换届一次，调整符合公司的常规做法。”

如果仅从史立荣担任中兴CEO六年以来公司业绩表现来看，并没有被撤换的理由。进入中兴通讯后的史立荣历任半导体工程师及生产部部长、中兴副总经理、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及执行副总裁。

史立荣被称之为“销售达人”。1997年到2006年间，带领公司实现销售收入跨越式增长，成为国内领先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并以亚非拉地区为突破口开始走向全球。2006年到2010年，全面负责2万余销售队伍在全球140多个国家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期间公司以跨国运营商为突破口，将欧美市场和人口大国市场作为战略市场。史立荣被称为中兴通讯“走出去”第一人，是中兴通讯国际化的拓荒者、见证者和领导者。

2010年，主管海外营销多年，外语熟练的史立荣接任殷一民，升任中兴通讯CEO时，被寄予做大国际业务的希望。史立荣上任后就采取了“大国大T”市场策略，希望短期内实现弯道超车，而中兴要超越的目标就是此前不相上下的华为。随后史立荣又将中兴此前“以规模为中心”转向“以利润为中心”，较为激进的市场策略并未为中兴带来实际效果，反而在2012年出现了近年来的首次亏损，亏损达28.4亿元。

在经过一年的改革与休整，中兴于2014年提出了M-ICT战略，聚焦运营商市场、政企市场、消费者市场，并且围绕新兴领域进行蓝海布局。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中兴正逐渐避开与华为的正面较量，进行非相关多元化尝试。

“做最好的自己”

和十年前与华为并驾齐驱不同，中兴通讯不再谈与华为的对比，史立荣在2016年新年致辞中，提出“做最好的自己”。

4月6日，中兴通讯公布了2015年年报，数据显示，去年中兴整体营业收入较2014年增长23.0%至1001.9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千亿元；经营性现金流74.05 亿元人民币，为历史最好水平；每10股派发2.5元人民币现金，分红金额10.38亿元，也为历史最高。

随后，停牌一个月多的中兴复牌交易，复牌当天，中兴上涨1.06个百分点，以15.22元收盘，截至4月14日，其股价维持在14.83元，总市值615.56亿元。虽然净利润并未超过2010年32.5亿元的历史最高，但和2012年之后相比，终于有了起色，各家券商机构相应调高了对其评价，基本为“买入”或“增持”推荐。

从中兴通讯发力的三个方面来看，2015年其运营商网络贡献约为572亿元，政企业务贡献约105亿元，消费者业务贡献约为325亿元。此外，国内营收531亿元，时隔七年再次反超国外营收（471亿元）。华安证券研报认为，得益于国内4 G牌照发放，智慧城市等业务成为中兴通讯的新增长点。

对于史立荣来讲，执掌CEO一职六年，终于在2015年迎来转折的曙光。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美国出口限制事件将他的CEO生涯划上了休止符。根据公告，史立荣卸任后，仍是中兴董事会委员，并没有彻底离开。

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信息称，目前美国3月暂停向中兴发货的部分零部件供应商已经开始重新发货。中兴还计划在5月中旬新款Axon 2旗舰智能手机。

新帅先提“四不变”

这一次，侯为贵选择了一位“技术咖”为中兴的新掌门。

现年50岁的赵先明在中兴18年的工作履历从基层研发人员做起，2014年1月份至2015年12月份担任公司首席技术官（CTO），并负责公司战略及平台、各系统产品经营部工作。侯为贵对其评价为具备“勤奋、细致”、注重“关键细节”的能力。而客户则称其“非常接地气”。

据了解，中兴通讯目前执行的M-ICT战略，就是赵先明提出和推动的。

尽管中兴去年业绩出现复苏迹象，但是围绕着业务仍有许多要完善的地方。三大主业毛利率在2015年均下滑，手机业绩发展不及预期，国内市场份额萎缩，随着运营商资本放开，该业务在近两年内会承压，加上美国的制裁导致中兴面临巨额罚款等问题，赵先明可谓临危受命。

在换届当天，赵先明就给员工了内部信，提出“四不变”：坚持M-ICT战略所确定的大方向不变； 2020年的业务布局、长期业绩承诺和阶段目标不变；公司对员工的激励承诺不变；公司坚定推行项目化管理、端到端管理优化、文化革新的任务不变。

与此同时，他也提出要“坚定变革、锐意创新”，即战略上提高不确定性管理能力，机制上变革突破、激活组织和员工，文化上求真务实、强化拼搏创新。

对于公司的下一步发展，赵先明提出，中兴通讯的发展机遇将在大视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虚拟增强现实等方面，强调新兴领域的创新，这或将是中兴通讯下一步的发力点。

通讯的发展史篇5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当晚，红中社成立并对外播发新闻。同时，红中社还抄收中央社播发的电讯，编印出来，供给大会代表们参阅。这就是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参考消息”。

在中央苏区诞生的红中社，与不久后创刊的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从一些曾在红中社工作过的同志的回忆中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参考报道的发展情况。

1933年春参加红中社工作的韩进同志回忆：当时编委会的成员，除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外，每天都有一个人分出一部分时间处理红中社的工作，主要是选择材料，编写成“红中社电”或“红中社讯”。这些材料来源，关于红军战报的，由军委参谋部供给；关于苏区建设的，由中央政府各部供给；关于白区斗争的，由中央局秘书处供给。此外，中央局还有电台收中央社的电讯，有的可供给参考。每天只能从这些材料中选出最重要的东西，编写成“红中社电”或“红中社讯”约一两千字，交由中央局的电台发出去。这些电讯，有时候也油印成《红中社通讯稿》发给中央苏区一些机关供内部参考，但并未自始至终逐日油印分发，所以《红中社通讯稿》似乎没有编号，没有期数，印发的数量也很小。

1933年夏到红中社工作的任质斌同志回忆：编印“参考消息”是红中社当时的工作内容之一。“参考消息”当时名称为“每日电讯”，主要登载新闻台抄收的中外电讯，油印，每天一到二张蜡纸，一张蜡纸刻成两面，每期四、六、八面不等，印四五十份，送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参阅。

从以上这几份回忆材料可以看出：红中社从创立之始，就承担了抄收国内外电讯，为有关负责同志提供参考报道的职能；当时的“参考消息”为油印，发行份数很少。其实，最早提到红中社参考刊物的，是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出版100期纪念特刊上刊登的署名氓（即李一氓）的文章《论目前“红中”的任务》。文章指出：“现在苏区，可以说无所谓通讯工作，从前的《无线电材料》和后来改的《每日电讯》，这都不是通讯工作。有了一些向外的广播工作，都还是由红色中华兼差代办的，这些工作做得十分不够。我们真需要一个通讯社，来供给全苏区的报纸、杂志（定期和不定期的），以国外、国内和苏区的群众斗争的消息，来负责文字的记述和无线电的广播苏维埃伟大斗争的整个或片断的消息”。“《每日电讯》的工作，只能作为我们的通讯工作之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的一部分。”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此时红中社编印的参考刊物名称应为《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可能只是当时口头上的简称。

长征开始后，红中社停止了广播，人员有的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有的则随同红军长征。1935年11月，红中社在陕北瓦窑堡恢复广播和出版“参考消息”（《无线电日讯》）。1937年1月，红中社跟随党中央到延安并更名为新华社。《参考消息》的名称是新华社到延安以后，几经变化才正式确定下来的。

现存最早的新华社参考刊物《无线电日讯》

2002年，新华社社史考察小组的同志在赣州市委党史办看到并经允许复印了部分他们保存的《无线电日讯》复印件。这是迄今为止新华社找到的最早的参考类刊物复印件。据赣州市委党史办的同志介绍，他们保存的这部分《无线电日讯》也是从中央党校档案室复印来的，这批材料的原件保存在台湾原元老陈诚的个人档案室，即“石叟资料室”。

“石叟”是陈诚的号。1931年到1934年间陈诚曾率部参加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深得信任。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中，陈诚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3路军总指挥。部队占领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到瑞金后，陈诚下令将中央红军长征时来不及带走的所有文件、报刊、杂志、档案、材料、书籍，甚至包括苏区小学使用的课本，均装箱带走。后又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保存在他的个人档案室里。陈诚1965年在台湾去世。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获知台湾藏有大量中共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文献后，经允许，将这些资料拍摄成缩微胶卷，并将复制品提供给美国、西欧与日本的研究性图书馆。据悉，陈诚家属已于近年将陈诚的个人文物捐赠给了台湾的国史馆。

新华社从赣州复印回来的《无线电日讯》封面页上刻有石叟资料室的书签，标明其分类号为008・1051，著者号为8021，登录号为0643。其中包括1933年7月第169期至176期、178期至193期、195期、196期，以及10月的232期至248期。这些《无线电日讯》的出版日期，正好与李一氓同志在《红色中华》百期纪念专刊上发表文章的时间差不多，所以据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李一氓同志文章中提到的《每日电讯》，当时正式的名称就是《无线电日讯》，是由原来的《无线电材料》改名而来的，根据《无线电日讯》当时每日出刊的情况来推断，更名的时间大概在1933年初。

二、李一氓同志文章中说，《每日电讯》是当时通讯工作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对外广播的工作，这些都说明当时红中社除出版报纸外，还担负着通讯社的职能。曾有人根据李一氓同志文章中提到“现在苏区，可以说无所谓通讯工作”“我们真需要一个通讯社”等，认为当时只有《红色中华》报社而没有红色中华通讯社，但根据很多老同志的回忆及保存下来的不少史料都证明“红中社”的真实存在。如1933年5月2日《红色中华》第75期刊登《告通讯员同志》信，末尾署名为“红中通讯社”，在湘赣、川陕、闽浙等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刊上均曾刊有“红色中华社电”或“红中社电”的电讯。而目前发现的这些《无线电日讯》每期末尾都注明了“红色中华社印”或“红中社印”，这是证明红中社作为通讯社的客观存在的又一有力物证。

《无线电日讯》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这些《无线电日讯》的复印件，虽然只是当时红中社编印的这份参考材料的一部分，并且还不是很完整，但从中也可以大概了解到这份刊物的编辑风格和主要内容、特点。

《无线电日讯》为油印32开，每期4-8页不等。刊头及文字皆竖排，刊头下面是刊号及说明“只供参考之用”或“供参考用”。刊头为美术字，四周时常配上一些简单的花纹装饰，用得最多的是镰刀锤头与五角星的图案。由于是用蜡纸手刻并油印，版面四周一般均有清晰的格线，电讯标题多用格线或曲线框住，甚至每列文字旁的竖线有的也依稀可见。字号大小和清晰程度或因刻写人员的变化而变化，前后有所不同。

通讯的发展史篇6

中兴通讯突然换帅，立即引来外界关注。据了解，接替殷一民职位的史立荣是公司元老级人物，根据其履历，他在中兴通讯的任职经历最早可追溯至1989年，而在公司执行副总裁位置上，史立荣呆了11年之久。

业界认为，自殷一民掌舵中兴通讯以来，虽然发展一直不错，但与“死对头”华为相比，明显存在发展过缓的问题。而这正是导致殷一民下台的根本原因。

换帅迷雾

2004年年初，当时正值40岁的殷一民从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一手培养出的5位高层中脱颖而出，顺利接替侯为贵任总裁一职。6年过后，他也到了和这个职位说再见的时候了。

3月30日下午，刚刚在股东大会上接受严苛“拷问”的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身着灰色布夹克，面对记者的采访，表情轻松。对于记者逼问的“敏感”话题――为何去掉为中兴通讯立下功劳甚多的殷一民总裁职位时，侯为贵回答说：“殷总在任6年，身体上、工作上都承受了很多压力。辞去总裁职务，这不影响公司高层管理团队的稳定。”侯说，去职后的殷一民仍保留中兴董事之位。

寥寥几句之后，侯为贵将更多的目光放在刚任总裁的史立荣身上。在他看来，技术出身的史立荣，做过研发，管理过生产，长时间负责销售，对未来全球市场的布局和突破点会有清晰把握。从他的这番评价中，显然是认为长期搏杀在全球销售战火中的史立荣，才是中兴通讯最好的掌门人。

然而，身体不好、工作压力大是中兴换帅的理由吗?事实上，关于中兴通讯换帅一事，经历了颇多曲折。早在2009年时，就有传闻称殷一民因未完成董事会制定的目标任务，引起了大股东的不满。

事实上，这并不能成为理由。在殷一民执掌中兴通讯期间，公司业绩一直在稳步前进。据了解，殷一民就任中兴通讯总裁的最近3年里，公司总资产、净资产由2006年底的257.61亿元、113.26亿元分别增至2009年9月30日的596.92亿元、163.61亿元。分别增长131.71％和44.46％。

公司收入2007年度为347.77亿元，2008年度为442.93亿元，2009年为602.73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49.81％、27.36％、36.08％；公司净利润2007年度为12.52亿元，2008年度为16.60亿元，2009年为24.58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3.26％、32.58％、48.06％。

但这一份亮丽的成绩单仍然不能阻止中兴换帅的传闻满天飞。

在3月初举办的供应商大会上，中兴通讯财务总监韦在胜在发言中提到“代替现任总裁殷一民先生”，进一步证实了殷一民离职的消息。

3月18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兴通讯即将出现重大的高层人事变动，在3月底举行的董事会换届之时，殷一民届时可能会离开中兴通讯。对此。中兴通讯紧急出面澄清，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上述人事变动，表示报道与事实不符。

但事后证明这只是公司惯用的公关策略而已。

来自华为的压力

殷一民突然卸任，确实是因为董事长侯为贵透露的身体原因吗?业内认为，殷一民离职的最重要原因，是他在任的6年中，中兴和华为在规模差距上越拉越大，而不是来自身体或是工作上的原因。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金桥表示，“史立荣接替殷一民出任总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变动，这关系到中兴通讯下一步的全球战略。”而一位熟悉中兴通讯的知情人士认为，中兴通讯此次高层变动看似突兀，其实是预想的结果。背后原因是不满中兴明显落后于任正非领军下的华为。

3月30日，中兴通讯召开董事会讨论换帅一事的第二天，华为了2009年度报告。2009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达到149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净利润则达到183亿元，净利润率为12.2％。以销售额衡量，去年华为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的份额已超越阿朗及诺西，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厂商。

显然，在全球电信设备舞台上，华为已然争取到了一个显赫的位置。根据Gartner最近的统计：2009年，华为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从去年的11.5％上升至14.2％，趋近爱立信的20.8％。更重要的是，华为由于业务及财务上的稳健成长，已经与诺西、阿朗等传统对手拉开了距离。

而中兴通讯如何呢?据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财报显示，中兴通讯业务收入为602.73亿元，较2008年增加36.08％，实现净利润24.58亿元，较2008年增加48.06％。但与华为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尽管去年全年业绩不错，但这个成绩并不合侯为贵的心意。来自中兴通讯内部刊物的信息显示，在2008年经营工作会议上，侯为贵已明确提出了销售额冲刺100亿美元的经营目标。然而以目前2009年营业收入602.73亿元计算，中兴通讯这个前年提出的100亿美元年度销售收入目标还是没能实现。

业内人士认为，关于侯为贵不满殷一民在任期间公司业绩的说法，具备一定的可信度。而一位中兴内部人士表示，“2002年是中兴和华为最接近的时候，但随着华为在国际化上的先人一步，中兴和华为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

事实上，中兴这次换帅有迹可寻。在董事长侯为贵看来，中兴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扩大规模，缩小与华为的绝对差距。但是在殷一民看来，当前最重要的还是保利润。据了解，殷一民今年年初在中兴内部讲话时还强调：“我们延续了现金流第一、利润第二、范围第三的策略。”把规模放在了最后面。他还特别强调：“2009年是效率年。”又是一种保利润的委婉说法。

两人思路不同，如果互不让步，最后只能换帅。

换帅能否改变现状

中兴与华为，曾经并驾齐驱，合称“中华”，是同一个重量级别的对手。但现在华为已经把中兴远远地甩在身后了。这种业绩表现，令殷一民实在难以向一直把华为作为对手的侯为贵和董事会交代。

换帅是中兴通讯渴望改变现状而作出的变动。侯为贵和董事会都明白，如果不能提升发展速度，与华为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这种趋势目前表现很明显。

在海外市场上，华为到处“圈地”，给中兴造成的威胁和压力越来越大。让中兴感到惶恐不安的是，虽然在国内市场中兴的综合份额为第一，但由于经济危机影响，从2009年开始，华为明显加大了国内市场的争夺力度，而且成效卓著，直接威胁到中兴的位置。

在国内市场，中兴在头把交椅上还能坐多久呢?事实上，国内市场是中兴对华为的唯一优势。如果连这点优势都丧失殆尽的话，对中兴而言，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史立荣能否缩短与华为之间的差距?与偏重技术的殷一民不同，史立荣身上更浓重的是其海外市场拓展经历。公司公告的履历显示，史立荣自1999年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起，一直分管市场营销。在中兴内部，现年46岁的史立荣被视为典型的少壮派，为中兴通讯当年出征海外市场第一人。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金桥说，“史立荣接替殷一民出任总裁，关系到中兴通讯的下一个全球战略。由负责全球业务的史立荣出任总裁，标志着中兴通讯越来越重视国际市场。”

在陈金桥看来，此次中兴换帅充分考虑了业绩贡献，史立荣负责的全球市场业绩突出，是能接替殷一民出任总裁的原因。而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国外市场的需求逐渐释放出来，选择负责全球业务的史立荣出任总裁，标志着中兴通讯在站稳国内的同时，对国际市场开拓更加看重。

通讯的发展史篇7

路透社是英国的通讯社。路透社是英国的一家多媒体的通讯社，这家通讯社在英国是很早就出现的，在英国的历史比较长久。并且路透社是受到政府控制的，在上市之后也是这样。路透社是世界上最早创办的通讯社之一，也是目前英国最大的通讯社和西方四大通讯社之一。路透社是世界前三大的多媒体新闻通讯社，提供各类新闻和金融数据，在128个国家运行。2014年11月，路透社宣布，其网站新闻评论功能将被关闭，读者今后可以到社交媒体或在线论坛上评论其新闻故事。路透社荣获2018年度普利策奖特写摄影奖。

世界四大通讯社分别是：美国的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英国的路透社、法国的法新社。以上的世界四大通讯社的排名依据是：通讯社的规模、发展历史及影响力、订户数量、日发稿量和年发稿量等。

（来源：文章屋网 ）

通讯的发展史篇8

2018年9月3日下午，通讯员培训班组织此次培训的各二级单位基层通讯员40余人，在大庆油田人才开发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传统教育基地——大庆油田供水公司西水源参观学习。

西水源位于大庆市让胡路区水源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庆油田会战打响伊始，供水人紧跟油田开发建设步伐，麓战荒原钻凿了第一口水井，创下了油田供水非凡的基业。几十年来，西水源党支部坚持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强化“三老四严”思想教育不放松，从职工入厂第一天抓起，从细节抓起，从解决一人一事的思想问题抓起，不断提高职工思想素质，锤炼队伍过硬作风，成为全国石油系统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一面旗帜。

通讯员们在西水源依次参观了展厅、干打垒、生产基地。在展厅里，油田会战时期的历史照片再现了西水人艰苦的会战史，上世纪60年代至今，珍贵的原始水源指标、运行记录、地质资料，以及迄今为止大庆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栋干打垒，还原了当年油田会战的生活原貌，记录了西水人艰苦的会战史。

在参观学习过程中，通讯员们一边倾听讲解员的讲解，一边重温会战传统，追思先辈伟绩。在现场切身感受了油田先辈们作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结合当前公司发展的形势，大家纷纷表示，在公司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信心，认真学习西水源先进工作经验和党建工作方法，继承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在工作中干一行爱一行，立足岗位，开拓进取，不断提升通讯稿的质量，做合格的通讯员。

通讯的发展史篇9

（一）通讯员是企业的信息传递者

通讯员对党和国家、上级单位政策、指示的宣传解读，以及根据上级要求所作的本企业信息汇报，无疑会促进企业与外部信息交流的畅通。企业领导的决策、指令需要通讯员加以宣传解释，以便执行层更加迅速、准确地贯彻落实；执行层的反馈、一些创新的思路、好的经验等也需要通讯员及时传递，保持企业内部信息的畅通。

（二）通讯员是企业文化的传播者

通讯员在政工部门的引导下，在日常写稿投稿过程中，接受企业文化的熏陶，逐渐认同企业文化，并通过自己的新闻稿件、文艺作品进一步传播，营造有利于企业文化培育滋长的氛围，促进企业文化的成熟。

（三）通讯员是企业对外形象的塑造者

良好的企业形象是由内质、外形两个方面构成的。企业的外形是人们看得见的“硬件”，如现代化的办公楼等；内质则体现在完善的管理制度、良好的激励机制、先进的企业文化等方面，这些统称为“软件”。要展现这些内质，离不开通讯员与各种媒体的合作，通过新闻和文艺作品宣传企业亮点、展示企业风貌，逐渐在股东和社会公众面前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

（四）通讯员是企业历史的记录者

如果我们把企业管理者、生产者看作企业历史的创造者，那么，通讯员则是企业历史的记录者。他们通过文字、图片，及时捕捉企业发展中涌现的优秀人物和事迹，记录重大活动，将为企业留下珍贵的记忆。

二、解决激励问题，增强通讯员归属感和快乐感

（一）团结队伍，营造精神家园

经常组织交流和沟通，营造一个属于广大通讯员自己的精神家园，让他们体会到实实在在的归宿感。政工部门可以利用各自资源，建立与通讯员相互交流的“园地”，如QQ群、论坛、读书会等，及时向通讯员传递写作技巧、宣传方向、征稿信息等，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以便交流和鼓励，让他们感觉到被关注的温暖。各支部、部门领导还需要经常关心本部门通讯员，了解他们素材收集、采访、写作方面的困难，及时给予支持，避免他们产生孤军奋战的感觉。

（二）及时表彰，让通讯员精神物质双丰收

基层通讯员既要干好本职工作，同时又要克服生活、家庭中的诸多不利因素，占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创作。对于优秀通讯员的这种付出，需要及时给予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奖励。除了按标准进行奖励外，可以像表彰先进工作者那样对先进宣传部门、优秀通讯员进行表彰，在评选先进、评聘职称等方面给予通讯员一定的优惠政策，这样可以使他们产生荣誉感和快乐感，从而提高他们的写作积极性。

三、解决技能问题，加强通讯员教育与培训

（一）对通讯员进行引导和组织培训

企业需要拨出专门经费，用于组织通讯员培训，经常邀请有经验的记者、编辑老师讲解新闻写作知识、技巧，促进通讯员写作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经常与通讯员进行交流沟通，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条件、提供帮助。企业还需要营造一个让通讯员能快乐交流的氛围，最好的方式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些时常能聚在一起和走出去进行交流互动的机会，比如组织通讯员外出采风、选送优秀通讯员去上级组织的培训班学习等。

（二）对通讯员自身的要求

一要正确认识宣传工作，提高学习自觉性。通讯员在为企业宣传工作作出贡献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通讯工作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大有益处。首先，宣传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展示通讯员才华的平台，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其次，通讯员为了写出好稿，逼着自己去学习、去思考、去分析总结，自身素质必定不断提高，对通讯员今后的事业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通讯的发展史篇10

1935年7月14日，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从成都北上，经川西，过陇南，走六盘，越祁连，沿河西走廊，绕贺兰山，跨内蒙古，西达敦煌，东止西安，北至包头，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惊心动魄的西北旅行考察，采访了沿途绕过的48个县市，总行程在1.2万里以上。①他的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陆续发表后，一时引起很大轰动。他在通讯中对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一系列的现实状况都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促使广大读者深刻而真切地思索西北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些通讯后又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短短几个月内连印七版。于是，范长江因此而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记者。

新闻性、文学性、评论性，是我国传统教科书形容通讯的显著特征。②因此，通讯写作要求记者形象生动地描述新近发生的有意义的事实，包括新人、新事、新经验、新形势等，并对新闻加以评判，辨明是非，而不是只做传声筒。范长江西北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以其亲身考察经历为基础撰写的一系列西北通讯很好地将新闻性、文学性、评论性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下文将从这三方面具体阐述范长江西北通讯的特色。

一、如实反映西北地区的社会现实状况（新闻性）

1、揭示西北当时黑暗政治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当范长江深入西北的底层社会时，从他的通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关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触目惊心的画面。如“彭县的关口以北……有几位“土皇帝”非常厉害，有所谓“七大王”“八老子”“九千岁”者，他们利用特殊的地形，和外界交通闭塞的关系，包办了山里的一切。他们大半是地主，自己有很多枪，养了很多爪牙，对乡民为所欲为。凡是反对他们的，轻者重刑，重者处死，县政府不能过问。”③与此同时，范长江在他的西北通讯中不忘提醒读者日本侵略者在西北的动向。他的通讯时有披露日本图谋通过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逐渐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深入到西北内陆。

2、注重展示西北的社会民生状况

官僚、土豪劣绅的欺压剥削，经济的凋敝，加之频繁的战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范长江的西北通讯中时有反映。如其所见“城内外大路大街上，到处有死尸，有些在城外的死尸,已经腐烂到肠肚毕露，或四肢不全，苍蝇附在其上，遇有人过，则嗡燃飞起，甚有转向行人头面各部飞来者，可厌可憎可怕，而又无何为之。”④与逝者相比，生者的处境也至为凄惨，“壮丁被征发殆尽，遗留乡间者，全为可怜之妇女，面目黧黑，衣服褴褛，处女之衣不蔽体者，随处有之。”⑤而鸦片的泛滥更加重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西北普通民众的艰难处境，使其自甘沉沦，形如枯槁，丧失了精神和意志，在范长江的西北通讯中亦有较多的描述。

3、揭露西北地区尖锐的民族矛盾

范长江的西北通讯多次透露，蒙、回、藏等西部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究其原因，少数地方汉族官僚，军阀利用手中的权利压榨少数民族，导致少数民族仇视汉人。

4、站在时局的高度，尽可能客观报道共产党和红军

对于共产党和红军，范长江当时的一个基本认识即是，在抗战的大局上，国共两党要有平等的地位，要停止“剿匪”和内战，与共同抗日。出于这种看法，在他的西北通讯中称“红军”而不是“”。不过，范长江并没有能够直接进入红军，而只是向红军经过地区的乡民和能够提供一些情况的有关方面了解红军的消息，尽可能站在时局的高度上，客观公允的反映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一些情况。

5、关注西北地区历史、地理、文化、乡土风貌

范长江则在他的西北通讯中多次描述了他所经地域的乡土民俗风情，壮丽风景，地理环境特征，民族分布等等。如向读者展示了藏人在途中相遇或平日打招呼时，互相呼“阿罗!”等。

二、灵活精湛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文学性）

范长江在选择如何形象生动地表达他西北旅行所见所闻时，巧妙地运用了已下三种艺术表现手法：

1、游记视角

范长江在他的的西北通讯中透露出丰富的文学修养，他常用游记自由灵活的写法,以游程所观、所想、所评为主线,并贯穿丰富的史地知识,将叙述、议论、抒情、描写融为一体,采用摇曳多姿的艺术表现手法对所报道的地区人物事件现实状况进行书写，不时去捕捉那些撼动广大读者心灵的东西，捕捉那些刹那间产生的思想的火花。文章小而集纳着丰富的信息,达到形散而神不散。

2、细节描写

为了把自己感受最深的、心灵受触动最大的点逼真地展现给读者，也为了丰富文章的内容，范长江在他的西北通讯中运用细节描写的手法比比皆是，这也是他的西北通讯极大的特色之一。如:“过水晶堡，又有一种单索桥，此桥仅一单竹索系于西岸，索上穿有长约尺许的空木筒一个，筒外再系以小绳，垂其两端各约四、五尺许。过桥者，即将此筒上小绳，紧缚于腿腰部分，如有荷物，亦束于胸背之上，然后手抱竹筒，足离地面，借重力作用，此筒一滑即至河心，高岸高者达二三十丈……此勇敢母亲怀中婴儿常呱呱啼哭，益令人为之惊惧。”⑥这段文字读起来明白如话,没有铺陈与夸饰，就生动传神地描绘出了敏捷抱婴过单索桥的农妇形象。

3、旁征博引

范长江在他的西北通讯中时常引用有关地理、历史文化、传说、诗词典故等背景材料，穿插在作品中，既扩展了表达主题的容量，将深刻的思想性寓于丰富的知识性之中，也加强了通讯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三、精粹的评论以拓展通讯的深度（评论性）

评论性是通讯独有的特征，要求记者对新闻加以评判，而不是只做传声筒。范长江不是西北考察的第一人，在他之前曾有过一些记者和志士考察西北，并出版过旅行集子，但是作为后来者的范长江，其声誉却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先行者，范长江对西北的实地考察，在通讯中如实的报道西北的社会现实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尽可能做出冷静、客观的价值评判，则是其西北通讯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①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②戚鸣，《实用通讯写作》，新华出版社，2006

通讯的发展史篇11

刑讯逼供历经战国时期的发展至秦朝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断狱手段。《尚书・周书・吕刑》中便提到了刑法审判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势、挟私报复、暗中做手脚、索受贿赂、谒请说情。”

历代统治者，一方面支持刑讯逼供的合法化；一方面又要做得恰如其分，以表现他们“泣辜慎罚”的精神。因而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巩固自己的政权，逐渐通过法律抑制刑讯逼供。对一些疑难案件进行缜密分析判断，对一些冤假错案给予昭雪。

刑讯制度初入秦朝律法

早在西周时期，刑讯制度就已存在。据《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三月……毋肆掠，止狱讼。”西周规定，一年之中除在春季为保证农业生产而限制使用刑讯拷打获取口供，在其他季节审理案件均可以刑讯当事人。

秦朝时期，刑讯制度纳入秦朝律法。《秦律》规定：“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大意是说，官员审理案件时，能够根据犯人的口供进行追查的，不用实施拷打就能察得实情，是上策。而通过施行拷打来取得真情的，是下策。

又规定：“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虽智其，勿庸辄诘。其辞已尽书而无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极而数地，更服其律当答掠者，乃笞掠。治笞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解辞，笞讯某。”在审问案件时，必须先听完嫌疑人的口供并且记录下来。审判官可以对供词中没有交代清楚的地方进行讯问，再把新的供词记录下来，直到犯人词穷。但如果当事人数次更改供词，无从辩解，拒不服罪的，就可以根据法律实施刑讯，并以“爰书”记录刑讯理由。

据《史记・ 李斯列传》记载，赵高在制造李斯父子反叛假案时，就对李斯“榜掠千余”，李斯“不胜痛，自诬服”。上层官吏都被酷刑诬服，对一般百姓的残酷刑讯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秦朝更以“繁刑严诛”闻名于世。

虽然秦朝时期的刑讯逼供已公开化，但还是设立了纠察制度，为受害方提供申诉渠道。

皇帝公开反对“刑讯逼供”

汉承秦制，而且刑讯成风。《汉书・杜周传》记载：“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鉴于当时刑讯用什么刑具，用刑用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当时的执法官吏大都以苛刑为能。西汉路温舒曾感慨地说：“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

刑讯逼供在汉代一直被视为治狱的基本方法，广泛地使用。但到了东汉时期，还是有一位奇葩皇帝，第一个跳出来，公开反对刑讯逼供，点燃了古代反刑讯逼供的第一缕光亮。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后邓绥，在她先后迎立殇帝、安帝，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执政近16年，临朝期间，连下诏令，6次大赦天下。执政期间赦免了建武（光武帝刘秀年号）以来因罪囚禁者，并且通过亲自审问囚徒，了因刑讯逼供导致的大量冤假错案，其中免去死罪的有36人，其他罪过的80人，并严惩了16名为泄私愤而搞刑讯逼供的官吏。

和帝当年的宠臣吉成被人告发行巫蛊之术。吉成被押往掖庭拷讯后，供认不讳，案定待决。邓绥感觉事情可疑，吉成乃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无恶言，先帝作古，吉成怎会行此法术？看起来不合情理，其中必有缘故。于是，邓绥亲自复审。同时下令没有足够的证据时不能抓人，也不得严刑拷打，即使定罪后也要适当处罚，不能一律死刑。最后还吉成一个清白。

邓绥皇后公开反对刑讯逼供的制度，被隋炀帝发扬广大。隋文帝杨坚登基后，将讯囚开始纳入了比较严格的规范当中，《隋书・刑法志》等史料记载：“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不断减轻刑罚，宣布：“尽除苛惨之法”，然后颁布《开皇律》，不仅从法律上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宫刑、鞭刑等酷刑，还禁止在审讯阶段，对囚犯实施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为了有效防止地方官刑讯逼供、草菅人命，还规定“死罪不得专决，悉移大理寺复核”。

刑讯逼供制度的矛盾体

到了唐代，刑讯逼供制度有了全新的变化，不光对受刑对象制定了规定，连受刑部位、拷囚次数、拷囚工具、拷讯违律者的责任等都形成制度性规定。

唐代仍坚持传统的先情讯后刑讯的做法。《唐律疏议・断狱律》中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里，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对于受刑对象和情形，《唐律》规定：“赃罪如果赃物和罪状已查获证实，杀人罪的证据，事实已经查清，又在事理上没有可疑之处；犯罪情事，本刑已经赦免，虽然还须再追查究问者，不应拷刑；享有议、请、减法律特权的贵族、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和废疾者，‘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怀孕妇女和囚犯有‘疮病’在身者应暂缓刑讯。”

对刑讯次数、间隔时间的规定。《唐律》规定：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总数不得超过二百。在两次拷囚之中要相隔二十天。如果超此限而拷囚至死者，司法官徒二年。拷讯刑具为杖，受刑部位为“背、腿、臀分受”。

反拷被告，“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家人及亲属告者，不反拷。拷满不首，取保并放。违者，以故失论。”

这些规定可谓极其详尽，对酷吏滥施刑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鉴于当时还是以口供为重，刑讯制度仍然规定为审判的合法手段，法律条文无法束缚住酷吏们对外刑讯的滥用。武则天时期酷吏来俊臣之流，所施刑罚惨不忍睹。诸如：用醋灌鼻子或盛于瓮中用火炙之，成语“请君入瓮”即由此而来。

唐朝刑讯逼供是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用法律来抑制和惩办酷吏的非法刑讯，另一方面法外用刑则呈恶性膨胀。但无论如何，能在法典中作出对刑讯逼供限制的规定，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是难能可贵的。

对非法刑讯者施以相等之刑

宋朝时期刑讯出现了新的特点，宋朝初期对刑讯有过严格限制的尝试。为重口供定有“翻异别勘”制度。

宋太祖令：“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不得治掠，若司擅掠囚者，论为私罪。”宋太宗、真宗乃至徽宗都有禁止非法刑讯的诏救。《宋刑统・ 断狱律》对刑讯制度的规定，其实就是《唐律疏议》的翻版。

宋代皇帝多亲自断案，太祖、太宗每年亲自对在押人犯审查，纠正冤假错案，实施法律监督。曾下令：“审判案件官吏发现和纠正错案有成就的给予奖励，反之，则依法追究责任。”

按宋神宗年间的立法，如将无罪者拷打致死，如误决三人，则负首要责任的法官“刺配千里外牢城”；如误决二人，首要责任法官押赴“远恶处编管”；如误决一人，则送“千里外编管”；其他负有责任的法官，也要受撤职、降职等处罚；如果犯人未处决，则法官的责任可减轻一等。如果故意挟私情违法刑讯致囚犯死亡的，以故杀论，处斩。

此外，宋代的法律又规定，“狱官有失入人死罪者，终身不复进用”；“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或两次失出入徒罪一人，不许再差充法司”。宋仁宗曾下诏贬办错案的陇州知府孙济为雷州参军，其余同案犯革除官职，流放岭南。宋神宗曾下令治罪大理寺详断官窦萍、周孝恭、御史中丞邓润甫、监察御史上官、宰相吴充等犯有“入人罪”的大小官吏数十人。

南宋时还颁布了《检验格目》，重视对犯罪现场的勘验和取证。适应检验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需要，出现了一批检验学方面的著作。著名的法医著作《洗冤集录》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法律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科学技术的发展保证了司法审判的公正，对刑讯逼供的限制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尽管宋朝对刑讯诸多限制，仍然制止不了司法官吏滥施酷刑。《宋史・刑法志》记载了开封府王元吉施以“鼠弹筝”毒刑屈招的案例，这也证明了皇权统治下是根本不可能制止非法刑讯的。

刑讯逼供就像瘟疫

元朝统治者对刑讯制度亦作了若干限制，规定非强盗不加酷刑，囚徒重事须加拷讯者，由长贰僚佐会议立案，然后施行。但是在军事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元朝，加之蒙古上层官僚的野蛮与落后，法律虽对刑讯作些限制，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执法官舍法而随意滋施酷刑，杀戮无辜者比比皆是。《元史・刑法志》记载：刑部侍郎王仪，用一种绳索绑人的刑讯方法，称之为“王侍郎绳”，十分残酷。

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延七年（公元1320年）专门制定了冤假错案的《通例》。规定，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官员，如能重刑3名以上的，升官一等；流配5名者，比上一类降一级升官一等；名数不够的，从优定夺。有冤狱不实案件，追究负责勘验、复查官府的罪责。《通例》的施行，对于防止和纠正冤狱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讯的发展史篇12

通讯员队伍是企业宣传的主力军

一、通讯员作为企业宣传工作中的主力军，承担着重要的职责。

1.通讯员是企业的信息传递者。通讯员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单位文件指示的宣传解读，以及根据上级要求所作的本企业信息汇报，无疑会促进企业与外部信息交流的畅通。企业领导的决策、指令需要通讯员加以宣传解释，以便基层单位更加迅速准确地贯彻落实；基层单位的一些创新的思路、好的经验等也需要通讯员及时传递，保持企业内部信息的畅通。

2.通讯员是企业文化的传播者。现代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从产品、技术竞争逐步转向人才和文化的竞争。而一个好的企业文化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因素。如何将企业文化的理念、精髓和内容导入员工的头脑中，宣传引导至关重要。通讯员在企业宣传部门的引导下，在日常写稿投稿过程中，接受企业文化的熏陶，逐渐认同企业文化，并通过自己的新闻稿件、文艺作品进一步传播，有利于营造企业文化的培育氛围，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

3.通讯员是企业对外形象的塑造者。良好的企业形象是由外形、内质两个方面构成的。企业的外形是人们看得见的“硬件”，如现代化的办公楼，花园式的工作场所，鲜明的企业标识等。内质则体现在企业规范的业务流程、完善的管理制度、良好的激励机制、优秀的经营业绩、先进的企业文化、和谐的工作氛围以及员工良好的精神风貌等方面，这些可以统称为“软件”。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不仅是展示企业光艳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展示企业内在的鲜活。要展现这些内质，离不开通讯员与媒体的合作，通过新闻和文艺作品宣传企业亮点、展示企业风貌，逐渐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

4.通讯员是企业历史的记录者。企业从诞生、发展、壮大，到辉煌的顶峰，当企业想要回顾自己的发展轨迹总结经验时，却发现没能适时地记录下企业发展的过程，该是多么的遗憾。如果我们把企业管理者、生产者看作企业历史的创造者，那么，通讯员则是企业历史的记录者。他们通过文字、图片，及时捕捉企业发展中涌现的优秀人物和事迹，记录重大活动，为企业留下珍贵的记忆。

通讯员只有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所承担的神圣职责，才能增强荣誉感和责任感，才能用心地投入到企业宣传工作中去。

二、培养通讯员队伍应打“组合拳”

1.发展通讯员，建立新闻宣传网络。企业宣传部门要想把本单位新闻宣传工作做好，就需要建设好通讯员队伍，建立好新闻宣传网络。事实证明：哪个企业通讯员队伍抓的好，新闻宣传网络建的好，这个单位的新闻宣传工作就做得好。企业宣传部门要时刻掌握本单位哪些人有写作特长，一旦发现有这样的人才应主动去支持、鼓励、引导他们，尽可能把他们吸收到通讯员队伍中来。同时，企业还要建立通讯员宣传报道网络，制定必要的考核制度和管理规定，使基层通讯员能够经常和宣传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宣传部门在发展通讯员时，应坚持做到不论身份，不讲文凭，不分性别，不限年龄等，要不拘一格广纳贤才。

2.培养通讯员，及时提供必要的帮助。由于企业媒体受到版面、稿件数量的限制或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基层通讯员的稿件有时发表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写作积极性。企业宣传部门在工作中，应将提高基层通讯员的写作水平放在首位。对热心写稿的通讯员，宣传部门在采访和写作上应给予帮助和指导，经常向他们通报上级或本单位近期的宣传报道重点，为通讯员想思路、出选题，指导他们如何去写稿、改稿和投稿，并通过多种渠道让他们参加各种文化基础和新闻专业培训班，以培养他们的写作积极性，不断提高写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