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笔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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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引言

新世纪背景下，文化全球化不断地打破文化疆界和学科疆界。翻译研究尝试与其它学科互动以寻求突破，利用各学科视角拓宽研究空间。作为应用性的新兴独立学科，传播学与翻译研究存在本质的相似，研究方法与视角也适用翻译研究。本文借助传播学的经典传播模式，对20世纪以前的典籍译介与20世纪以后现当代文学翻译进行对比研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进行新的思考。

2、翻译的传播本质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

学者吕俊和侯向群最早进行了元翻译学研究，探讨翻译的任务实际上是信息的传播，其本质就是传播，“是一种跨文化和跨传播和交际，其基本理论就是传播学的基本原理”（1995：59）。美国社会学家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学“5w”模式，把传播的过程归纳为五个要素的互动关系与活动过程，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效果。该模式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内容。事实上，翻译研究本身预设了翻译主体、翻译内容、译介渠道、译介对象以及译介效果等问题的讨论，因而5w模式为翻译研究构建了传播学理论框架。

3、典籍与现当代文学的传播模式对比研究

3.1“谁”——译者对比

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开始于17世纪古典文籍译介，译者主要为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等，几乎不见中国译者的身影。“真正由真正由中国人自己译出的，到晚清民初时期，比较闻名的，恐怕只有辜鸿铭、张庆桐和苏曼殊三人”（马祖毅，1997：699），谢天振也表示，“中国文学和文化能够被周边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并产生很大影响，并不是靠我们的翻译家，而是靠他们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翻译家……进行翻译，在自己的国家出版、发行，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产生影响”（赵芸、袁莉，2010：21）。例如，元代著名杂剧《赵氏孤儿》在法国的经典化，寒山诗在美国掀起新诗运动的热潮。而在当时，合作翻译的模式也开始出现，如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和黄胜、王韬合作翻译四书五经，但核心力量仍是外国译者。

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学译者模式的理性选择。开启中国现代文学英译的《天下月刊》认为译者有以下几类情况：“一是作家自译，二是中国译者的翻译，三是中西译者合作翻译”（彭发胜，2011：25）。在全球化的当今，仅依赖国内译者进行翻译，无疑有“闭门造车”之势，中西合作模式也有不少，例如，杨宪益、戴乃迭翻译了以左翼与解放区文学；邵洵美与项美丽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葛浩文和林丽君合作翻译了《荒人手记》、《玉米》等作品。同典籍译介情况相似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译介活动中的主力军是国外的汉学家，华裔外籍学者等热诚汉学研究的人士。

3.2 “说什么”——翻译选材对比

20世纪前中国文学译介首先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完成的，翻译对象以经籍为主，目的一方面是向教会介绍中国国情，另一方面是替在华传教寻找理论根据。“如果说18世纪是英人因为好奇等缘故而欣赏中国古典文学的话，19世纪则有一批学者开始了严谨而细致的探讨”（黄鸣奋，1995：128）。出于这样的目的，他们对于中国精神文明高度结晶的典籍进行了翻译，18世纪欧洲还一度出现“中国热”。同时《赵氏孤儿》与《好俅传》英译与改造，也显现了这些翻译文学作品“供影射与批评英国现实之用”（同上）的目的，这无疑是当时翻译选材的又一个主要风向标。而为数不多的国内“中译外”人士，对待翻译选择几乎出于相同的目的，例如，辜鸿铭笃信经籍非西方能所及，于是翻译了《论语》、《中庸》。

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以《中国文学》最为系统，1981年又出现了效仿《企鹅丛书》的“熊猫丛书”，其选材的标准有二：“一是作品适合对外宣传；二是作品优秀，质量好”（耿强，2010：102）。实际上，“《中国文学》的选材取舍是基于对国外读者需求的了解基础上做出的。大多数外国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感兴趣”（郭林祥，1997：29）。吴自选也指出，“一方面，《中国文学》的编辑和译者对每一个文学作品的选择都是审慎的，一方面选题反映中国真实情况和

国人民真正生活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照顾到了外国读者的兴趣”（2010：55）。当前该刊着力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主要势力，诸如刘震云、余华、毕飞宇、莫言等作家作品成为译介重点。但“熊猫丛书”受外文局管理，外文局又是中央所属事业单位，在选材上必然体现着“国家宣传机构所主持的对外译介项目的浓厚政治色彩”（耿强，2010：103）。所以葛浩文说“译者要够参与选择要翻译的作品，而不仅仅由官方决定想把什么作品推给欧美读者”（李文静，2012：60）。此外，“一直以来，中国现当代作品的译介工作呈零散的态势。国内的翻译人员和国外的汉学家基本都根据自己的喜好选题，有的则是碰到什么译什么，有很大的偶然性”（陈岚，2008：160）。葛浩文也说他选作品的条件通常为：一是自己喜欢；二是适合自己来译①。

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应让文学的选题成为瓶颈，从历史的经验中应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选译主要面向国外的汉学研究者和学术界，需要对其真正的需要有切实的把握；而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选译，即不能亦步亦趋，也不能完全脱节”（吴自选，2012：88）。乐黛玉提出“当下性”和“历史性”并重：“一方面在对话和交谈中，要在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文学里，实现‘此刻’的空间，使自己成为世界空间的同时代人；另一方面又要继承自己历史传统的谱系，在时间上构成历史的延续”（2010：143-144），这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选材是意义深远的。

3.3 “通过什么渠道”——译介渠道对比

早期的典籍译介与当前的现当代文学译介的传播渠道大致类似：出书或改编为其它艺术样式。在出书方面，前者占有的优势较大，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纷纷来华，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西方报纸和出版机构相继出现”（黄鸣奋，1995：126）。而由中国本土策动的译出活动，无法拥有畅通的海外发行渠道，也面临着不同国家的图书版式、开本、编排、装帧等问题。其次，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其它艺术样式屡见不鲜，《赵氏孤儿》最先由法国教士马若瑟节译为法语，之后法国文学家伏尔泰又将其改编为剧本《中国孤儿》，后译成英语传入英国，并以改编本的形式在法国、英国舞台上演出，引起了大众极好的反响。现当代文学中也有大量成功的例证，而且电影或电视等媒介传播渠道无疑更为直接。如“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被改编为影片《菊豆》后，随着该影片在日本的热映，这部小说也销量大增”②。另外，“莫言、苏童、余华之成为当红名家、甚至国际知名作家，显然与《红高粱》、《妻妾成群》和《活着》分别是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国际电影节大奖的事实关系甚大”（王一川，2001：26）。 　3.4 “对谁”——接受对象对比

早期典籍的译介很大程度考虑了满足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国情的需要。译本最初的受众是统治者、文化精英及上层社会人士，以满足猎奇的心态。之后出现了改编式的译作，文字、主题和社会背景等进行了加工，使受众易于理解与接受。如以《赵氏孤儿》节译本为根据所改编的《中国孤儿》以戏剧表演的形式传播，“辐射”到了不识字群体。

学者耿强将中国文学的主要读者群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业读者和研究者……第二类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对文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第三类是对中国怀有浓厚兴趣的人士，渴望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2010：124）。三类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期待不同，中国现代当文学译介作品的读者构成主要有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相比后者，前者更多地会从文字审美角度阅读欣赏译作，所以读者多样化的需求是译介活动中必然考虑点。

从多元系统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位处边缘不容争辩，对外译介实际上是由边缘文学向西方文学中心的交流活动。而文化交流有其自身规律：“交流总的趋势通常是高势能向低势能辐射，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动”（廖七一，2012：5）。因此，“处于中心位置的接受方英美读者自然会以他们自己的眼光和视角秋衡量来自边缘和弱势一方的文学……而他们通过自己的视角和眼光所希望看到的中国文学形象也因此是丰富多彩，各不相同”（耿强，2010：95），所以，中国文学“走出去”要解决的问题在于选材的多样化，以扩大读者的选择范围，使各取所需。

3.5“取得什么效果”——译介效果对比

两次译介活动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几乎可以

被看作是接受语境的主动选择，为译入；后者是中国本土策动的译出活动，所以译入国的接受是一种被动的状态。显然，主动的选择对本国意识形态、读者需求、文化背景方面都有别国无比匹及的优势。由马若瑟节译引入法国的《赵氏孤儿》，几经改编和再译，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由托马斯·珀西由葡萄牙文转译成英文的《好逑传》，在英国出版，“立即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刊物纷纷转载珀西的英译本，同时也相继出版了法文、荷兰文、德文转译本”（马祖毅，1997：226）。

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效果则显得不太如意。从“熊猫丛书”的情况来看，个别译本受到英美读者的欢迎，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及其他》在“80年代累计印刷达3万册左右，应该是比较好的记录了。英美两国的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收藏有此书”（耿强，2010：96），葛浩文翻译的《萧红小说选》成为英美读者了解中国女性在历史上所经历的坎坷命运的记录，并“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选入‘当代中国研究资料’”（同上：99）。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逐渐获得学术界的重视，“但中国文学还远没有吸引住英美的多数读者，更遑论对西方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同上：138）。但是“如果译出国门的作品没有人愿意读，不能吸引更多的西方读者，那么，即便是走出了国门，也走不进市场，更无法走进西方读者的眼中和心中”（李文静，2012：60），对外译介的状况堪虑。

4、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译者方面，鼓励译入语翻译家进行翻译，中西合作翻译是有效的方式。首先，外国译者有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进行合作翻译能提高翻译作品的可读性，译文读者易于阅读，乐于接受，“合作还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灵敏度，避免如今在媒体、书展上并不鲜见的误解”（赵芸、袁莉，2010：26）。也有学者提出理想化模式：“中方和外方从选题策划、撰写书稿、翻译编辑，到版式设计、印刷出版、发行销售，进行全方位的全程合作，双方在各个环节发挥各自的优势”（同上：27）。在合译的同时，也可进行翻译人才的培养，逐渐提高译出水平。选材方面，考虑到文化势差，现阶段译出的作品要照顾到海外读者，选材做到多样化以满足不同需求的读者。对海外市场和读者需做细致的分析研究，关注不同群体的反应与接受。翻译家袁志英认为：“我们在价值观、审美观上和别的国家，和西方国家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推出的‘送出’的东西人家不一定买账，我们可做介绍，然而进口什么应由进口国的学者译者决定”（同上：24）。拓宽传播渠道，体现现代性，出版社进行国际间的合作，译入语出版社在图书版式、开本、编排、装帧等方面根据不同国家的读者的阅读习惯作相应的调整。“还要关注新技术对于文学传播所起的特别作用，调动各种媒介手段，形成各种媒介的互动。” ③，如改编电影的巨大作用。但传播与译介过程有其阶段性。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可以说才刚刚起步，要想在短短地30年不到的时间里让更多的西方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这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实现，需要中外学者和翻译家的共同努力”（耿强，2010：139）。

注释：

①舒晋瑜.十问葛浩文[n/ol].中华读书报.

http：//gmw.cn/01ds/2005-08/31/content_297896.htm.

②郑莹莹.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眼里是模糊的[eb/ol].

http：//chinawriter.com.cn/bk/2005-01-04/19338.html

③高方，许钧.中国文学如何真正走出去？[n/ol].文汇报.

http：//whb.news365.com.cn/wybj/201101/t20110114_2934182.htm.

【参考文献】

[1]wilss， wolfram.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陈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研究概述[j].湖南社会科学，2008（3）： 158-161.

[3]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4]郭林祥.外宣工作中的新考验[j].对外传播，1997（7）：28-29.

[5]黄鸣奋.近四世纪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流传[j].学术交流，1995（3）： 125-128.

[6]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1）：57-60.

[7]廖七一.文化典籍的外译与接受语境[j].东方翻译，201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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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祖毅.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10]彭发胜.《天下月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译[j].中国翻译，2011（2）：23-28.

[11]乐黛云.通向世界的桥梁——祝《今日中国文学》杂志创刊[j].中国比较文学，2010（2）：143-145.

[12]王一川.“全球性”境遇中的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01（6）： 22-27

篇2

人类学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学科领域并不断扩展着其研究范围。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给其他学科带来了研究范式的扩展和方法论的变革，在20世纪后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出现了“人类学转向”思潮。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已有叶舒宪、程金程等学者写文著述，其中有许多研究人类学转向的方法论，也有对文学研究范式的探讨，不论是叶舒宪先生的 “四重证据法”和原型批评，还是方克强先生首开的文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指导等等，这些更多的属于文学研究范式的人类学转向。学者们似乎都忘记了文体本身，文体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但却没有受到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如莫言、阿来、韩少功、刘震云、王安亿、贾平凹等为代表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具有许多人类学的元素，其中包含了充分的人类学底蕴和人类意识。那么在这强烈的“人类学转向”的洗礼下，当代文学在文本自身的叙事层面、结构、思想意识是否有所改变？本篇文章就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但是，本文所阐述的转向只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动态和趋向，不是说所有创作都以此为发展方向。

一、人类学的定义和发展过程

人类学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人类学从最开始动物学的附属学科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的。在有关人类学的定义方面，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综括众说构成一个定义：“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1]人类学是在历史长河淘尽风沙后积淀而来，走过了一段风雨兼程的历史。

人类学最初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因为19世纪以来许多大学者如达尔文、斯宾塞、泰勒等倾尽心力于此，并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学说，出版了关于人类学初始代表性的作品，如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等。人类学之风迅速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的人类学也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进步。人类学要与文学相融合，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历史路程。从早期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到弗莱、荣格等对人类学批评理论多维建构的研究；以及到20世纪以来，中国一批优秀的学者对人类学转向研究的尝试，比如周作人、闻一多、林耀华等，都为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研究做出了贡献；20世纪后期，关于“文学人类学转向”的研究不断涌现，为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时机与空间。

二、隐藏在文本内部的人类学转向

自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战争胜利的鼓舞下，大多数作家热情的讴歌时代精神，创造了无数的革命英雄形象，并极力表现社会的真实状况，这种写实主义的法则在建国以来占据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直到1978年以后，作家们开始思考以新的文体形式进行创作，从而为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以著名作家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为例，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独具匠心。以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错为基本叙事结构，重述了三个故事。王安忆通过“重述”改写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庄严也最俗气的叙事结构，小说中内含了一个双层的叙事文体，即这篇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叙述的故事，还包含了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全部过程。小说里有“叔叔”和“我”两种叙述声音，“我”在小说中竭力破坏着真实性的原则，随意虚构出故事即将出现的状况，强化了叙述人的主观意志。采用双层叙事人的手法，使最后叔叔以极度讽刺的结果收尾。这不仅仅是在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也是在思考人生。

新时期以来的作品在文体特征上充满了人类学影响的痕迹，张清华在论述《丰乳肥臀》何以为“伟大汉语小说”就很有见地地指出，“人类学”和历史本身在莫言的小说中构成了一个大的复调结构。[2]196当代小说中的人类学转向随处可见。比如当代文学里一度受到作者喜爱的高大全形象被打破，出现了一批非英雄、平民甚至非正常的人物形象。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我”、余华《一九八六》中的“疯子”、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等成为叙事者，这些小说弱化了叙事人，却更有力的反映了人的意志，呼唤起人们的反思，也增强了小说自身的文学魅力。

除了叙事结构、视角层面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文化底蕴也有人类学影响的踪迹。《日光流年》在精神追求上开创了人类学疾病叙事先河，贾平凹的药文化小说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病态，如《浮躁》这本小说描写了州河人民的病态情绪。鲁迅也是疾病叙事的早期作家，贾平凹曾说：“自己的小说创作最早学习鲁迅，学习鲁迅主要学习他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对社会的透视力”[3]373由此可见，鲁迅写疾病叙事小说是很早的，他的《狂人日记》《药》开创了疾病叙事的传统。贾平凹的《秦腔》《废都》《高老庄》等都表现出了人类学中“药”文化的发展，他的作品有了充分的人类学意识也体现出了他自身对人类性意蕴的执着追求。

三、过渡状态：田野笔记

而除了叙事结构、视角及思想意志追求等方面有了人类学的影响痕迹外，还有就是一种极富形式感的作品，便是处于显见人类学转向和隐藏的人类学转向的中间部分，是一种过渡性文体，即田野笔记。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民族志学家下乡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想要为复杂的民族状况做出一部整体性的民族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许多民族志学者已从田野工作转向对收集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并在当时计划出三套丛书：第一套是经识别的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第二套是少数民族简志；第三套是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4]这些都是从田野工作中精炼而来，由此说明田野笔记这种动态文学是人类学意义中的参与观察，田野笔记有学术和文学的双重性。民族志学者的研究材料也从文本语言变成古迹碑刻、人文风情、仪式文化等来自民间的真实资料，这与人类学民族志的演生过程有一定相同之处，人类学研究从最初单一的文本研究变成文本与田野并重的研究，田野笔记成为了一种边际文体。有时在文本中穿插一些田野笔记，比如朱千华的《岭南田野笔记》，它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纪实文体，体现了人类学的民族志意味，采用了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但这只能算是民族志研究的材料，在当代文学文本中隐现的民族志随处可见。比如范稳的《水乳大地》，这部小说以上世纪两个法国传教士进入澜沧江峡谷掀开故事的帷幕，小说以编年体呈现，忽而“世纪初”，忽而“世纪末”，忽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忽而“二十年代”，一面是现实一面又是历史，看似杂乱，但却不离主题，始终围绕不同民族的、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展开。在《水乳大地》作品研讨会上，范稳对采访他的记者这样说到：“《水乳大地》花费了我整整四年时间才得以完成，前两年几乎都在跑藏区体验生活、做采访，平均每年要进藏四五次，这里许多人和事几乎可以不经多少艺术加工，就可以进入到我的小说中来”，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是经过实地考察而写作，不是凭空臆想。本部小说以独特的叙事手法描绘出了在一方天地中，不同民族的和文化，这本身就具有民族志意味。在后来的《悲悯大地》中更是每章后都附有田野笔记，小说中随处可见有关藏族风俗民情、、佛教传说等民族志材料在其中。

四、显见的人类学转向―民族志

如果将上述的小说看作研究民族志的材料，或者将其看成小说与民族志中间的过度状态，那么接下来论述的是，在文体上纯粹用民族志的叙事模式来创作的小说。当代文学中，林耀华的人学报《金翼》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5]以贾平凹的《高老庄》为例，这部小说以一个村庄来映射整个民族，以高老庄浓厚的文化历史气息承载着中国民族的重任，这与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相通，例如《百年孤独》。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因其自身经历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坎坷经历，所以他的小说在80年代末饱含了时代的幻灭和凄凉。他的《废都》，评论家雷达在评论集《文学活着》中指出：“一方面他背负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另一方面，现实的苦痛折磨，个人生活的变故，民族文化的衰亡使他对川端康成颓废美的沉沦、阴谋崇尚到了极至”。[6]根据上述评论看出，《废都》充满阴郁、颓废气息。《高老庄》则在写文化在乡村的颓败，乡村映射整个民族，比如作品名为《高老庄》，而这个村庄却有许多腿短身长的矮子，这与“高老”二字形成强烈的反差，这隐喻了民族文化中妄自尊大，外强中干的丑陋现象，强有力的表现了对文化的反思，并且在小说中详细列举了这个村庄的历史历程、文物古迹、传记碑刻和村里人的体质特征，以及地方方言等，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自述体民族志小说，作者在倾心为民族文化写传。又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它同《高老庄》一样可看作是民族志式的小说，都开始批判中国文化中的不足，在不断反思中追求文化与民族的未来。而将民族志书写达到顶峰的是霍香结，他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地方性知识》，详尽的描写了名叫汤厝的村落的、语言文化、风俗人情等，本部小说包括了标准民族志的一切要素，可看作一部标准的民族志著作。这部小说与前文处在过度状态的小说不同，作品起用了“方志”体例，从疆域、风俗、语言、列传、艺文志等多个层面深入描写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村庄，被喻为微观人类学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标准的民族志文本。

五、结语

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是对文学自身的一种拯救，使文学在时代进步中不断革新提高，其中人类学转向的内容除了上文所说的文体本身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在此处论述的是文学创作中重要要素之一的文体方面。文学同现在的时尚潮流一样，需要改革创新，只有推陈出新才能获得读者认同。而以往只靠在书房中想象的文学写作已经落伍了，所以有作者说“小说和学术一样，开始走向实证性，这意味着小说的根本精神在发生改变，小说写作者必须有足够的经历和定力去学习新的东西，田野考察”。[7]482创作需要走进田野，大胆创新，作品才能另读者满意，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才能走向更成功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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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贾平凹.贾平凹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373.

[4]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M].周燕，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189.

篇3

二、改变教师单向授课模式

采用讨论课的形式。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满堂灌的上课方式是一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将人类已获得的知识成果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而不注重调动学生的思维和学习自觉性。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学生只能被动、机械地接受知识、不利于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要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必须采用讨论课的形式。只有通过讨论，教师才能准确把握学生对原有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获取新知识的思维障碍，在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发现问题并即将解决问题时，经老师开导，学生便豁然开朗，从而让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思维的乐趣，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通过讨论课的进行，既锻炼了学生组织语言、驾驭材料、表达观点的能力，又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思考的习惯。

三、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增加课堂趣味性。除了传统的授课方法，还可以配合多样化的方法。如可以通过播放电影加强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借助多媒体使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融会贯通，增强学习的形象性、直观性、兴趣性。当代文学有很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这对于阐释作品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如《活着》、《动物凶猛》、《妻妾成群》、《红高梁》等都拍成了电影，老师在讲授这些篇目时，可以播放相应片段，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如由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能增进学生对当代小说后现代性的了解。当代小说的后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主体”和“历史”的解构，如果教师仅仅从小说出发，向学生讲解王朔如何采取游戏人生的态度，消解一切伟大和崇高，会显得枯燥而晦涩。但辅之以视频资料：一群小伙子在《国际歌》的伴奏下，将对手打得头破血流；一群学生在课堂上捉弄老师；主人公质疑记忆的旁白等，我们很容易理解，在当代小说中理想主义已偃旗息鼓，小说不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在捏造谎言，调侃权威。电影将文字描述的场景转化为影像，更能丰富和加深我们对小说的想象力。与此同时，我们辅之以第二课堂，如开展有意义的课外活动、组织学生撰写影评、支持学生社团改编、表演文学作品等，从而激发学生对文学的热情。

篇4

一、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的现状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传统基础课，是中文系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的主要课程。同时因其具有工具课的性质，在当前国家强调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背景下，一些其他文科类专业，为了培养学生的基本文学素养，为专业学习打下基础，也将该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或者选修课。尽管它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课程无法取代的，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

首先，从社会环境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深入发展，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国，追求商业利益的实用主义观念使文学逐渐边缘化，社会对文学方面的人才需求大幅缩减，中文专业的学生遭遇就业难困境。这就促使高校争相开办应用型的财经、理工科专业，限制中文专业的招生规模，压缩中文专业的课时，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甚至纷纷砍掉中文系。

其次，从学校内部办学看，除了一些开办中文系较长的传统文科学校，大部分高校特别是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条件十分有限。在专业学科的建设发展上，汉语言文学不受学校重视，得不到政策、经费等支持，处于弱势地位，图书馆专业书籍资料陈旧匮乏，校园的文化底蕴浅，人文氛围不浓。

再次，从学生自身情况看，学生的文学底子薄，对文学普遍缺乏兴趣。笔者曾以所在学校艺术设计系学生为对象，就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现状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在调查中，有60%的学生表示在高中时选学理科；关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态度，68%的学生表示一般或者不喜欢；问及为什么选修这门课，95%的学生回答是因就业需要、修够学分或者其他目的，只有5%的学生回答是因喜欢而选修；关于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25%的人坦言很少读作品，75%的学生表示读过一点。

最后，从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看，要么是教学方法老套单调，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要么是为了迎合学生口味，在课堂上采用讲故事、看电影的形式作简单化、娱乐化处理，或者脱离学生基础和文学本身，在课堂上贩卖炫耀所谓新潮时髦的学术话题、文坛上的是是非非等。这两种倾向都违背了文学课程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偏离了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宗旨和精神。

针对令人堪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现状，如何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的高校教育教学实际，实现成功突围并焕发出应有的活力，是目前这门课程教学实践领域亟待破解的难题。下面，笔者结合自己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以小说文体的教学为例，尝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改革的思路作粗浅探讨。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的方法与对策

1.重视作品的阅读和积累

阅读作品是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的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和审美能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就是靠大量地阅读作品，这是一项基本功，也是必须走的一条路，舍此没有更好的办法。师生双方都应该在认真阅读优秀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在对话互动的课堂条件下，发生情感、认识的交流和碰撞，才能使文学教学的审美活动充分体现出来。而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在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中，很少有时间去读文学作品，在大学里他们选的又是非中文专业，阅读作品对于他们来说同样缺乏。为此，现当代文学教学必须要求学生大量读文学作品。

在阅读作品环节，教师要从“读什么”和“怎样读”两个方面加以指导。为此，一要为学生开好书目，提高阅读效率。现当代文学作品数以万计、浩如烟海，而学生的阅读时间很有限，因此教师要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精心挑选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名著。小说以中短篇为主，兼顾长篇作品，分必读和泛读两类要求。书目最好在开课的学期初就列好，便于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二要做好阅读指导。根据课堂上要讲授的重点，精心设计问题，使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避免流入看热闹式的浅阅读。三要写读书笔记。写读书笔记不但可以检验阅读效果，而且可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读书笔记内容可长可短，自由灵活。既可以是对作品的整体评价，也可以就某一方面谈体会，或者是在阅读中产生的困惑和疑问。只要是自己的真实阅读所得就行，严禁抄袭别人。此外，要通过多种途径挖掘图书资源。在没有中文系或虽有但非传统优势专业的理工科院校，图书馆的文学类藏书本来就不多，如果要求全班学生同时去借同一部作品，根本不现实。所以，教师可让学生利用互联网上的电子图书资源下载阅读，但要告诉学生选择优质的电子图书，以免文字错误影响阅读效果。

2.加强文本分析训练

讲文学课一定要从文本出发，避免脱离文本高谈阔论，使文学课丧失文学性。正如有人提出：“教师应立足于作品‘文本’的教学，重建文学的审美空间，通过文本的细读途径，建立读者与作者心灵互相碰撞和交流的桥梁。”在课堂上，教师示范性的文本分析是提高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课时一再被压缩，相对于繁重的教学任务，时间显然非常紧张。所以，必须采取“精讲”的方式，精选重点作品，紧扣教学重难点，挖掘作品精华。

首先，在分析作品之前，要通过导读阶段了解学生对作品的熟悉情况，在阅读中有什么问题，对作品关注点在什么地方，对作品讲析有什么期待等，然后再有的放矢地讲解，形成教师和学生的思路精准对接。否则，教师讲的不是学生想听的，结果只会出力不讨好，白白浪费时间。要把现当代文学作为开放的文本，紧密联系当下现实，增强教学内容的时代性，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例如：当代学生普遍对鲁迅生活的时代及其作品反映的内容有隔膜。在讲授鲁迅专题时，为使学生易于接受和理解鲁迅其人其作，可从近年来文坛上围绕鲁迅的争议，以及中学课本中鲁迅作品被删减的事件，提出“鲁迅的思想及其作品是否过时”的问题，激发学生的热情，从而切入课堂教学。

其次，要根据不同风格的小说文体，采取不同的分析模式。对于人物单一、情节简单的中短篇小说，宜重点以人物形象分析为主，以人物为纲，串联起作品的主要知识点。对于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长篇小说，可以在列提纲掌握故事梗概的基础上，采取抓主要人物和重点场景分析的方法来实现教学目标。由于篇幅过长，不可能对每一部分内容都进行分析，只能选取最有代表性的场景作重点解读，使学生“窥一斑而知全豹”。例如：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可选择吴荪甫为刚到上海就病逝的吴老太爷治丧的场景作重点分析。因为通过这个场景，作者几乎让全书中的主要人物悉数登场，每个人物的心态动机，与吴荪甫的微妙关系，以及吴在内政外交上的能力个性都展示无遗。对于不重故事情节的诗化抒情小说，宜从小说语言入手，选择精彩片段反复品读，引导学生体悟作品营造的诗化意境，揣摩作者对人生和生活的感受，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等人的小说均可采用此法赏析。

再次，基于大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较之高中生有明显提高的实际，在文本分析时，要改变中学阶段应试教育的语文教学模式，教师不要搞“一言堂”，也不要自称“标准答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去参与分析，鼓励他们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不妨让他们走上讲台做主讲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形成师生互动的局面。同时，要树立整体观念，善于把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联系起来，比较分析，打开学生的思路。例如：分析“五四”时期与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在启蒙精神、反封建意识以及个性解放思想等方面的异同；比较“五四”时期的冰心、庐隐，20世纪80年代的张洁、铁凝、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的林白、陈染等人之间，在女性意识上有什么区别；鲁迅《阿Q正传》与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系列在批判国民性上的一脉相承性；沈从文与汪曾祺在小说文体风格上的师承关系；等等。

3.强化实践教学，重视能力培养

“文学课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教给学生文学知识，更在于使学生获得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想象能力以及写作能力。”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在现当代文学教学当中应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以此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同时，应强化写作训练，把能力培养落实在笔头上。特别是在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地方本科高校，更应该把学生的能力培养放在首位，加强实践教学和素质的拓展。在传统的中文专业教学中，有一种“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认为文学课主要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实践活动既没必要又很难实行。其实，文学课的实践形式多种多样，如从宏观上，可以围绕“听、说、读、写”4种能力进行相关的阅读和写作实践活动。从微观上，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设计讨论、诵读、复述、拟提纲、做摘要等环节，以训练学生的基本技能。做好课堂向课外的延伸拓展，如可以就学过的作品写篇小评论，成立文学社团，举办征文活动、朗诵表演，就喜爱的某位作家收集资料，结合作家生平发起周年纪念活动，有条件的学生可采访在世作家或参观作家故居等。改革课程考试形式，适当采取应用性、实践性考试，增加平时考核的比重。即使采用书面考试形式，也要减少知识记忆性题型，增加分析理解性题型。只有把实践内容渗透进课堂内外以及作业、考试等环节，学生能力素质的培养才能够真正实现。

4.用好现代教学手段，改进传统教学方法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时，根据内容需要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时，首先应坚持恰当、实用、有效的原则，不要为追求形式或者图省事而用。在运用多媒体课件时，仍然要保持教师的主导作用，避免被课件束缚手脚。其次要精心做好课件，力求内容充实，形式美观。此外，很多现当代文学名著都被改编成电影，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放一些电影片段，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由于教学时间有限，影片放映耗时长，有条件的话最好能对影片做一些剪辑，根据讲授需要适时穿插。同时，在播放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比较小说原著与改编的电影在表现力方面的区别，看后可就此写篇电影赏析。最后，教师还可以借助QQ群、博客、微博等平台，随时随地与学生就课程内容进行讨论交流，答疑释惑。

三、结语

总之，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既面临种种挑战，也存在突破困局、重获新生的良好机遇。只要我们遵循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特点和规律，把握时代和社会对这一课程的要求，根据自己所在院校的实际，结合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学习特点，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就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提高现当代文学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王力.知识观转型与现代文学教学反思[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