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走势篇1

（一）经济增长“前高后低”

纵观2010年，世界经济呈现“前高后低”走势，上半年世界经济折年率增长5%以上。下半年，受短期利好因素逐渐消失、财政巩固计划对增长的抑制效应逐步显现以及债务危机等不确定性上升的综合影响，全球经济未能延续上半年超预期反弹的势头，复苏动能有所减弱。IMF在10月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2010年全球经济有望实现4.8%的年度增长，鉴于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高达5.25%，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水平将较上半年显著回落。

发达国家GDP环比增长呈“逐季放缓”之势。第三季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总体GDP环比增速为0.6%，比第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美国环比折年率增长2.5%，回落1.2个百分点；日本环比增长0.9%，回落0.7个百分点。欧元区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0.4%，与第一季度持平，但比第二季度放缓0.6个百分点；英国增长0.8%，比第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但比第二季度放缓0.4个百分点。

主要发展中经济体GDP同比增速大多回落。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9.6%，比第一季度放缓2.3个百分点；巴西同比增速预计为5.8%，放缓3.2个百分点；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GDP同比分别增长4.5%、5.8%、9.8%和5.3%，分别放缓2.7、1.2、3.8和4.8个百分点。此外，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第三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8.9%和5.8%，比第一季度小幅加快0.3个和0.1个百分点。

（二）复苏差异性不断加大

在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下降，复苏渐进性与曲折性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差异性也进一步扩大，逐渐走向分化：

第一，新兴市场复苏动力强于发达市场。2010年期间，代表全球GDP三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推动了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增长。据IMF预测，新兴经济体2010年增长率将达到7.1%，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2010年增长速度为2.7%。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3次世界性危机之后的复苏相比，发达经济体本次复苏势头尤显缓慢。

第二，新兴市场复苏稳健性强于发达市场。从近来公布的经济指标看，部分发达市场下半年的复苏动能大幅弱于上半年，而新兴市场经济的复苏动能并未出现明显下降。

第三，全球经济增速分化也表现在发达市场内部和新兴市场体内部。中国、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国增速明显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达经济体内部，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等中等规模发达经济体增速快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而在欧盟内部，复苏也极不平衡，预计德国2010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4%，而欧元区部分国家2010年仍将为负增长或零增长。

（三）国际间政策协调问题凸显

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冷热不均。通货紧缩对发达国家短期经济的风险更大，通货膨胀则是新兴经济国家的当务之急，因此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变得越发困难。

为刺激疲弱的经济实现增长，三大经济体陆续采取了传统的和非传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传统货币政策方面。2010年以来，美国和欧元区分别将政策利率维持在0―0.25%以及1%的历史最低水平不变，而日本则在10月5日将政策利率从0.1%降至0―0.1%；非传统货币政策方面，三大经济体货币政策继续扩大流动性，美国和日本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元区扩大流动性，发达国家普遍进入“量化宽松时代”。

为管理通胀及通胀预期，主要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以“量化紧缩”对抗“量化宽松”。截至目前，印度2010年经过7次加息，已累计将回购利率上调1.75个百分点，达到6.5%。巴西央行从2010年4月起已累计加息200个基点，目前基准利率已高达10.75%，中国也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在四季度让加息的“靴子”落地，然而政策的分道扬镳将造成与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差异扩大，导致新兴经济体更多的跨境资本流入，本币升值压力增加，给宏观决策带来新的纷扰和两难。

二、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交织增大了全球经济的复杂性

纵观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美国货币政策“外部性”问题、发达国家债务风险、新兴市场通胀趋势等，都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看来，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弭，对未来全球经济影响依旧难料。

（一）严重依赖政策刺激凸显全球内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

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出台规模空前的救援措施，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政府担保的金融业救援行动的资金估计为20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世界GDP的30%。为应对经济衰退，2008―2010年期间全球财政刺激措施总规模达2.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4.3%，然而，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短暂的，这些政策性的外生因素并没有转换成持续的、自主增长的内生动力，全球实体经济的复苏之路依旧曲折和艰难。尽管全球范围内将有“二次政策刺激”来对冲“二次衰退风险”，但真正走出危机将一个漫长的过程，反映经济自主增长动力的个人消费及企业投资尽管略有恢复，然而依然薄弱，一旦刺激性政策效应减弱，经济增长很可能再次放缓。

（二）债务问题和财政状况恶化是发达国家的普遍难题

欧盟的金融救助以及严厉的财政紧缩计划并未延缓希腊债务危机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的脚步，欧元区的债务问题显示出“扩散性”特征。希腊、爱尔兰不会是倒下的两个壮士，西班牙、葡萄牙……欧债危机很可能再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拖垮欧元区核心国家的经济。

更为严峻的是，当前债务问题和财政状况恶化在发达国家同样具有“普遍性”，并成为二战后发达经济体政府负债率上升最快、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IMF的数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中鲜有达标者：美、英、德、法、日5国2010年预算赤字分别达到GDP的11.0%、11.4%、5.7%、8.2%、9.8%；而5国截至2009年年底的公债余额占GDP比例分别为83.2%、68.2%、72.5%、77.4%、217.7%，财政赤字水平较危机前都大幅提高，负债水平普遍比危机前的2007年提高了15―20%。

美国债务问题更需高度警惕。美国财政部12月21日在年度财政报告中表示，美国政府2010财年赤字为13.5万亿美元，高于2009财年的11.5万亿美元和2008财年的10.2万亿美元。随着美国8580亿美元减税计划的实施，还将不断加大联邦赤字水平，预计2011财年预算赤字可能再破万亿。而美国债务余额突破14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余额的24%左右。近期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已经发出警告，有可能下调美国长期债务评级。

（三）全球通胀趋势的整体上行将对复苏形成负向冲击

美联储重启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美元的贬值压力，致使全球流动性进一步泛滥。以M2口径衡量，2000年，发达国家M2为4.5万亿美元，2008年升至9万亿美元，而今发达国家M2已升至10万亿美元，全球流动性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粮价、油价、金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均大幅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达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高点。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该组织的农产品价格基准指数大幅上涨，创下名义新高，超过了2007―2008年粮食危机时的水平。在大宗商品价格大涨的推动下，去年12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增幅创下自2009年6月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欧元区通胀年率也升至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未来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大国经济体都难免受到通胀的威胁，如果这样的话，世界经济很可能出现“滞涨”的风险。

（四）房价深陷低迷，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仍处于大底部区域

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投资崩溃，房价未来五年将处低位。发达国家过去十年的房地产周期与历史上的经济周期明显不同，因为房地产周期变动被银行的信贷强化了。宽松的货币条件和不受约束的金融创新使家庭融资变得更加容易，进而放大了家庭的投资杠杆。去杠杆化使本轮房地产衰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史无前例”，家庭去杠杆化的过程比公司或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过程缓慢得多，因为家庭资产负债表中的房地产价值占绝对比重，而出售房屋比出售股票和债券更加困难。因此，房地产市场复苏比由公司资产负债表相关问题触发的衰退复苏更加艰难。美国房地产咨询公司Zillow预计，2010年美国住房价值预计将会缩水1.7万亿美元以上，超出2009年的下滑1.05万亿美元，这将使美国房产总价值比2006年6月的高峰值时总共减少了9万亿美元。全美地产经济协会(NAR)报告称，考虑到美国正面临的止赎、就业不振和债务去杠杆化等诸多不利因素，10-15%的下跌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预期，美国房地产市场很可能面临长期停滞。

（五）发达国家结构性失业问题难解，就业复苏严重滞后于经济复苏

发达国家高失业率问题制约经济复苏。目前欧元区失业率维持在10%左右，日本也高于5%，美国失业率更是连续18个月处于9%以上，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时期。此次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相伴，房地产市场大幅下挫，加上大量结构性失业的存在，使得就业复苏明显滞后于二战以来的历次经济周期。失业率居高不下，不仅会影响到当期居民可支配收入，还会通过预期收入因素降低消费倾向，使得占发达国家总需求70%左右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全球经济复苏的就业创造能力较危机前显著下降，进而限制了内需的恢复力度。

（六）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经历阵痛风险

全球经济正步入一个增速放缓、调整转型、竞争加剧的新时期。由于各国也着眼于长期结构调整，全球失衡格局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而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再平衡已经开始稳步推进。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通过降低过度消费来提升储蓄率，并大力推动本国出口发展，力图改变高负债下的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此外，虽然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开始着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但很难在短期内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出口贸易可能会由于经济转型而出现动力不足的现象，从而经历外需停滞不前而内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转型镇痛，据IMF预测，预计在后危机时代贸易盈余对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维持在低位，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将可能会面临全球经济再平衡趋势进一步强化的重大考验。

三、2011年：短期复苏力度下降，长期复苏趋势不改

全球经济走势篇2

中图分类号：F0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4-0001-01

一、2015年全球经济走势

2015年，全球经济走势如何，一直为全球智库关注。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明年GDP增长率为6.2%，只略高于今年的6%。在我们看来，将让亚洲贸易受益的是美国经济（预计增长3.5%），但欧盟经济增长乏力（0.8%）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放缓（7%）将抵消掉大部分益处。明年许多国家的国内表现将强劲，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有望从近年来实施的强有力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措施以及投资者对其新政府的信心中收获一些红利。泰国将试图回归民主，在此之前，军政府将努力提振投资和增长。中国将面临一些主要任务，包括改善公司治理，应对房地产市场滑坡及其相关影响，提高社会保障力度以支持消费，继续推进金融市场自由化等。

（一）中国经济继续在新常态中运行

2014年中国GDP总量63.6万亿元，增幅7.4%，排在世界第二位，人均GDP7400美元，排在全球第80位左右。鉴于中国经济的规模，以及近几十年来迅速、稳步的增长，因此当中国增速长期徘徊在不怎么高的水平时，亚洲各经济体和企业就会大跌眼镜。无论是成品还是半成品，亚洲其他各国与中国的贸易敞口都相当巨大。大量投资者进军中国股市、债市，使得近些年来亚洲各国与中国之间的金融联系也越发紧密。

（二）欧洲步履艰难

由于欧元区GDP规模可以媲美美国，因此当地严重落后于趋势的经济增速对于亚洲出口需求而言堪称巨大的拖累。尽管欧洲步履维艰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是相关风险可能会非常轻易地扩散至亚洲，这些风险包括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引发的各种意外后果、债务和外汇市场剧烈震荡、金融和信贷流动被扰乱等等。

（三）疲软的全球贸易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额自2012年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全球贸易量则从2011年开始便已经停滞。三大工业国增速放缓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是推动这种情况出现的因素，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改变。考虑到亚洲经济体对于贸易的依赖比较严重，全球贸易动力的丧失或在中短期内成为一个主要的增长阻碍因素。

（四）不典型性的美国复苏

如同许多观察人士（包括我们）指出的那样，美国此轮经济复苏不具典型性，国内生产总值（GDP）、企业利润以及就业增速令人侧目，但是薪资增速以及通胀预期上升速度却未一同加快。只要就业市场没有出现重大改善，那么美国对亚洲商品的消费需求（即进口）也可能不会相对应的实现增长。因此，过往经验中美国增速与亚洲出口商之间的联动关系可能会让亚洲出口前景被夸大，今年的情况便是如此。此外，外界对于就业市场复苏质量的困惑也可能在向后定量宽松政策时代的转变过程中形成阻碍。

（五）美联储政策正常化，欧盟和日本的定量宽松

如果美联储明年在政策正常化的进程中，没有给全球市场造成任何冲击，那将会是相当非凡的。不过，至少目前的美元大涨势头可能会在美联储行动预期的提振下得以延续，区域性汇率或因此承压。此外，欧盟与日本可能延续的大规模非常规货币政策将令区域性外汇波动变得更加复杂。举例来说，韩圆可能需要在美元/韩圆大涨以及日圆/韩圆走低中（日圆/韩圆走低会给韩国出口商带来冲击）寻获平衡。

世界智库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幅在3.5%，其中美国经济增幅2.8%，欧洲为1.3%，日本为1.2%，俄罗斯为0.5%，中国为7.3%左右。

二、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四个压力

2015年，我国年经济继续下滑的压力仍然持续增大。很可能会出现企业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们面临着压力和挑战，作为企业，应该化压力为动力，才能获得新的发展。近期，南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企业倒闭潮，造成了上万工人的下岗。企业的倒闭风能否席卷全国，能否波及到黑龙江和东北三省，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化危机为转机，化压力为动力。我们以前面临的压力为四个压力。

（一）房地产继续萎缩

房产业是地方发展的主导产业，前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是靠房地产拉动起来的。从去年开始房产有些萎缩，现在强力反腐，灰色购买力被政策打压住了，今年房产还要登记，2017年要征收房产税，这两项政策已经促使一些人在抛房子，原来买房是为了保值增值，现在是招风惹祸，所以房产还要下滑。下滑原因还有：第一，这几年房产增长泡沫太大，供大于求。第二，政策导向很难把消费潜力变成购房款。一个地方的房产业发展能带动二十多个行业的发展，比如钢铁业、水泥业、建材业、家具家电业等，现在房产下滑，这些企业也变的困难重重。所以说主导产业的萎缩，是经济下滑的真正原因和主导压力。

（二）餐饮业下滑

目前，打击公款浪费、公款吃喝，使得餐饮业在2014年下滑了31.6%，今年形势还在继续，餐饮下滑导致开工不足、客流不足，致使消费能力下降，也影响了旅游客流量。

（三）产能过剩，企业开工不足

过去的四万亿投资造成的严重的产能过剩，全国十六个行业进入了产能过剩的行业，调整的阵痛感是很强烈的。第一个是钢铁，这些年钢铁业恶性膨胀，2014年末全国的钢铁产能是10.7亿吨，占全球钢铁产量的一半，是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五国的钢铁产量之和，去年实际钢铁开工量7.1亿吨，过剩了3.6亿吨，钢铁产能辽宁、河北发展最大，专家给世界钢铁产量排序是河北第一，辽宁第二，美国第三。江苏省镇江市为谋发展上项目，向国家发改委申报了1800万吨产能的钢铁项目，跑了大半年时间，最后拿到了批文。如果说是市场配置资源，不会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现在看产能过剩都是批出来的。河北雾霾污染殃及到了北京，现正在拆掉污染企业，但关闭之后的后遗症谁来负责，拆厂拆出了多少银行坏账；拆出了多少下岗职工？应该追究责任，问责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发改委批项目，工信委淘汰过剩产业，政府批资源、批项目、批资金来代替市场配置资源，必然是这个结局。我国的水泥产能去年膨胀到31亿吨，平均每人就有2.5吨的水泥，而实际的开工量是20亿吨，过剩了11亿吨，另外，电解铝、平板玻璃、煤化工、造船业、造车业16个行业都存在着产能过剩。企业库存卖不动，停工停产，浪费了资金和资源。我们应该好好反思政府配置资源带来的后果，应该尽早把权力还给市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据经济学家分析，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至少还要消耗十年左右，银行坏账问题、下岗职工问题，带来的社会相关的复杂问题很多，大家对此要有很好的思想准备，在招商项目上要理性，至少以后再招商引资不要再引进高耗能和高污染的项目。多引进高科技项目和深加工的项目，发挥比较优势盘活存量，吸引增量，优化结构，激活市场。

（四）企业负担太重

当前企业在负重前行，政府应该赶紧为企业减轻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把市场主体做大。现在是恶性循环，政府没钱就多增加税收，税收越重，企业倒闭的越多，税基萎缩则政府更困难。为此，当前政府要忍住阵痛放水养鱼，更不能杀鸡取卵。企业面临五大压力今年还要继续加重。

一是税赋太重。全世界唯有中国是收了增值税还收营业税的国家。企业所得税也偏高，现在企业60%的利润已经转化成税收让政府拿走了，企业利润变薄有的甚至亏损。所以，政府要大面积推行结构性减税，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今年扩大到文化产业和房地产业，为企业减轻负担，这样企业才能减负前行，做大做强。

二是政府是万能型审批型大政府。企业面临管理审批环节的收费罚款太多，政府用企业的纳税养活着1750万公务员，3700万事业编，近6000万人吃财政，财政包养的人数太多，时间太长，养老金并轨制就是一个改革。（国外的公务员在岗期间政府包养，退休之后和企业一样走社保资金）如物流企业，不超载不挣钱，超载就罚款，给钱就过，是公开的秘密。企业税后的罚款，交通管理局的事业编外编，都靠罚款来养活，也变相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全球经济走势篇3

历程和前景：发展动力大于阻力

从历史上看，近2000年来世界出现过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生在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通过建立交通网络、形成共同的语言、法律和货币等，促进了从英国到中东贸易的发展；第二波全球化浪潮出现在500年前，哥伦布等航海家开拓海上通道，推进了欧洲、美洲及东亚地区的贸易。这些贸易后来为英国、荷兰的贸易公司所控制。在此期间，因一些欧洲国家内部出现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势头受挫，经济全球化一度陷入低潮；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870年至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增长，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被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通讯成本。比较优势理论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国家政府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共赢的理念，开放政策对国际贸易、资本和劳动力流动产生重要作用。科技发达和资本充足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中心，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成为其。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劳动力等从“中心”流向“”，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流向“中心”。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发生，经济全球化陷入低潮并出现倒退；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

与前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相比，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展具有新的特点。第一，全球范围配置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世界商品出口占全球GDP的比例超过20%，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GDP的比例为21%，而191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和5%。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国家及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规模正在空前扩大；第二，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中心”与“”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换回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技术在内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十九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拥有巨大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经济体输入资本；第三，国际资本市场更加成熟。目前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过去国际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购买政府债券等少数领域；而现在的投资者拥有涉及众多部门的债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产品；第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的水平。高新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不仅使发达国家企业将制造业生产过程转移海外，也将服务业部分业务流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经营成本。服务外包使可交换的服务范围扩大，从而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浪潮不会出现逆转，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政府实行开放政策、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三大因素。科技进步的直接结果是运输与通讯成本大幅降低。航运、水运技术的改进以及通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不仅进一步降低运输和通讯成本，而且改进了全球供应链条的管理，加快了货物、资本、技术及人员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程度日益提高。二战结束初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后来制定的一系列经贸规则为全球化发展奠定了机制基础。近几十年来，贸易自由化持续发展，多边贸易谈判多次达成协议取得进展，较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策。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已近150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从1980年代30%降至目前10%；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直接结果是人口众多的东亚和南亚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二战后的历史证明，向世界经济输送廉价、勤奋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是通往繁荣的道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走过这一道路，如今中国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印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转型，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参考的发展范例。

经济全球化发展正遭遇不少阻力，主要体现在三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产要素在全球迅速流动，但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制于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选民的意向。全球化发展需要国家政府的支持，而政府决策需要国内政治支持，缺乏民众支持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美欧一些国家受国内政治气候影响，贸易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上。西方国家社会和政界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声增大，其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俄罗斯及一些拉美国家实施经济国有化举措；二是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与双边、次区域优惠贸易安排的矛盾。美、欧在农业补贴方面的分歧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而美国却热衷于双边及次区域自贸协定谈判；三是从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将使所有国家和群体都得到好处，但眼下的现实是不少国家及群体并没有受惠，他们的态度对全球化发展不利。总的看，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从战争、大萧条、疾病恐慌、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及能源危机等重重磨难中挺了过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仍不会重蹈倒退的覆辙。

影响和问题：利益不均

从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正对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据世行统计，1980年以来，全球人均收入增长近1倍；1990年以来，世界有4.5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状态；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丰厚利润，出口扩大，生产率提高，消费物价降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以美国为例，近几十年来，按2003年价格计算，经济全球化使美国每年GDP增加约1万亿美元，人均收入增加2800至5000美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大，美国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从1970年的12%提高到2005年的24%；近十多年来，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年均为25%，支持美国内1200万个就业机会。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每年为美国创造600万个就业机会。近几年，美国还从其他国家输入数千亿美元资金，以弥补其“双赤字”。除老牌跨国公司外，许多西方中小企业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大发展的机会。芬兰诺基亚公司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一个乡村小型公司发展成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动电话制造商；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等，从而加快了经济增长步伐并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据世行统计，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从1980年-2000年的3.4%提高到2005年的6.6%，其中东亚和南亚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分别从8.5%、5.4%提高到9%、8.1%。不少国家还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提升产业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成为世界重要技术产品出口国，其跨国公司也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设厂。如韩国1960年代仍是个穷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使其经济快速增长，目前韩已进入工业发达国家行列。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都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突出问题。发达国家部分企业及工人受到外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竞争的冲击。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陷于困境，工人失业增加，工资下降压力增大。近几年，美国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几百万，工人平均实际工资下降，这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企业向海外转移产业和大量进口外国产品相关。由于服务业和IT业务外包，发达国家白领工作岗位及工资水平受到影响。据预测，发达国家外包的服务工作岗位将从2003年的150万个增至2008年的410万个，其中美国外包的服务工作岗位将从56.5万个增至120万个；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挑战，特别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力较弱和自然资源缺乏的中等收入国家(如一些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受到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不少国家债务负担加重，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即使较成功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东亚和南亚国家，其国内两极分化也在加剧；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更不利境地。发达国家政府可通过较完备的社保及失业救济等机制来缓解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此类社保体系，缺乏规避和减轻风险的能力。更严重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的发言权很小，无力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内部原有贫富差距拉大，不少中产阶层沦为新的贫困阶层。跨国公司、大金融企业的业主、高管等是经济全球化的赢家，但部分中产阶级，如美国中西部传统产业密集区的企业主和工人却没有或很少分享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能够适时融入经济全球经济体系的亚洲中低收入国家已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中获益，低工资、科技传播及进入全球市场等因素使其经济快速增长。而拉美、东欧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得的“馅饼”不断缩小。非洲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发展受制于国际市场，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经济全球化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现象加剧，世界贫富鸿沟继续扩大。非洲绝对贫困人口比率从1981年的41.6%提高到新世纪初的47%。

原因和症结：

不是来自经济全球化本身，经济全球化面临着诸多问题，症结在于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管理方式存在问题：

支配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不公平，其总体设计向发达国家倾斜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缺乏有效的管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自，危害其民主进程。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不同步，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加大协调力度，但世界却仍缺少能够进行高效、民主协调的机制。

面对经济全球化冲击，发达国家缺乏有效调整机制，而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缓冲机制。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美国自由市场模式趋于失灵，给拉美地区等发展中国家带来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

经济全球化使西方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物质价值高于其他价值，忽视环境问题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出路和对策：标本兼治

从全球范围、长远角度进行谋划，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必须制定综合性方案。

改革全球治理体制。从全球层面上看，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存在单边主义倾向、国际经济机构“民主赤字”、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应有代表性等问题。要让经济全球化的益处得到更广泛和公平的分享，须从政治层面进行改革。改革经济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加强国际机构自身的治理，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的能力，加强国际法规的实施。通过签订全球社会发展协议等，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

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相关政策和机制。为更好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应通过加强国内教育、培训等方法提高国内工人素质和竞争能力，而不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阻挡外国竞争。应更多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国内输家，对其提供必要的帮助，如资助工人再培训，为非熟练劳动力提供工资补贴和教育经费等。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不仅影响数以千百万计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还将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应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目前，发展中国家采用的发展理念主要有两种，一是突出自由市场主导作用的“华盛顿共识”，二是强调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综合发展理念”。西方国家在拉美等地区推行“华盛顿共识”，但效果不佳，原因是它过于弱化政府的作用，极端倡导私有化，强调贸易和资本市场自由化，过分强调GDP增长，忽视经济和社会公平性。东亚国家采取“综合发展理念”取得较好的效果。“综合发展理念”主张市场、政府、个人和社区协调发展，值得借鉴：市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教育和就业政策需要考虑如何帮助人们改善生活；同时要加强社区建设。

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加强公平贸易。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所处地位不平等，贸易自由化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许多国际贸易协议充满了不平等的内容，没有促进穷国经济增长。世贸组织应创立反映公平、社会公正和效率原则的法律框架。实施公平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助于保证多数国家从贸易中得到好处，确保更公平地分享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成本。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制定措施保证社会最低层工资得到增长。只有在这些改革措施到位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才会真正使全球多数人受益。

改革国际储备体系。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很不健全，特别是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并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其回报率很低，无法用来支付国内有巨大资金需求的项目。在交易过程中美国银行收取交易费，又使发展中国家蒙受损失。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改革现行国际储备体系，使其对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融资，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全球公正性的承诺，并支持全球减贫事业。

促进资源的合理和有效使用。丰富的资源本应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但长期以来，自然资源却成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西方国家过于依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其追求短期利益的政策考虑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资源富集的发展中国家自身找原因，一是经济上过于依赖自然资源；二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其资源容易被少数利益集团控制；三是资源行业的繁荣容易造成其他行业的萧条。为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合理使用，国际社会应制定共同行动计划，包括积极参与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健全产品认证制度，保护合法生产的资源物品，切断非法生产的资源物品的销售市场，增加资金援助，开采自然资源应限制环境污染。

改革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带来了不少问题。一是带来垄断和不公平。知识产权建立在知识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从中无成本受益。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垄断集团追求最大利润，将多数人排除在外。二是压制了创新和经济效率。经济效率意味着应自由获取知识，但现行知识产权体制旨在限制对知识的使用，增加使用知识的成本。由于知识产权和专利压制知识的传播和使用，延缓了在创新基础上进行再创新的研发活动。因此，应建立公平的知识产权体制，全面考虑对经济竞争力和创新水平的影响，实现垄断成本和创新收益间的平衡，激励创新和促进社会更加公平。还应设计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体制。

全球经济走势篇4

1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绿色新政，培育新能源产业。

2009年2月，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实施总额为7872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内容包括开发新能源、节能增效和应对气候变暖等方面。其中，开发新能源为核心内容，与开发新能源相关的投资总额超过400亿美元，按计划，在未来三年内，美国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将翻一番；制定严格和实施的汽车排放标准，大力促进绿色建筑等的开发，以及建设全新的智能电网；通过一系列节能环保措施，发展低碳经济，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掌控主导权。奥巴马政府以开发新能源为核心的绿色新政并非仅追求经济复苏的短期目标，更着眼于经济的未来，培育新能源产业，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重振美国经济。

2欧盟促经济复苏与低碳经济转型战略结合。

在德国、英国等多个欧盟成员国先后出台本国经济刺激计划后，欧盟委员会为协调各国行动，最大限度发挥各国经济刺激举措的潜力，以形成规模效应，于2008年12月，推出总额为2000亿欧元的(约合252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为实现欧盟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20％目标”(2007年，欧盟提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将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量减少20％。)的投资为480亿欧元(约合605亿美元)，显然，欧盟把促进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机会的短期措施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中期战略结合起来2009年3月，欧盟宣布将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1323亿美元)，用于绿色经济建设，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抵制全球气候变暖，并稳固欧盟在环保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3日本投资低碳革命。

2009年4月，日本公布总额为15.4万亿日元(154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紧急对策，稳定就业和金融体系；投资未来，着眼于今后的增长战略；以及刺激日本的活力等方面。投资未来的核心内容就是低碳革命，投资规模达1.6万亿日元(合160亿美元)。目标是到2020年太阳能利用达到世界第一；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规模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在世界上最早实现普及环保汽车；推进低碳交通革命，发展世界最先进物流；成为资源大国，领导世界低碳再循环潮流。

(二)制定和实施中长期战略规划。主导世界低碳技术和产业发展。

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成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主要发达国家凭借低碳领域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优势，制定和实施发展低碳经济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力图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增长中获得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1美国立法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发展清洁能源，向低碳经济转型。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之初就明确表示，将在美国实行温室气体减排、促进清洁能源及能效领域发展、并且重返国际气候谈判舞台，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法案》是美国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清洁能源法案》明确规定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到2050年减少83％。自2012年起开始实行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排放权交易制度，发电、炼油、炼钢等工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将逐步减少，超额排放需要购买排放权。到2020年，电力生产中至少15％为太阳能、风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另有5％通过节能措施减少能源消费，两项相加必须达到20％。投资1900亿美元用于发展新的清洁能源技术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包括可再生能源、碳捕获和储存、电动和其他先进技术交通工具、基础科学研发等。《美国清洁能源法案》构成了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法律框架，表明美国在气候变化政策基调上的根本性转变。

2欧盟推进低碳经济转型，要引领世界低碳技术发展。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欧盟国家走在了世界前列。英国是低碳经济最为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了推进低碳经济转型，英国《2008气候变化法案》，规定到2050年温室气体削减80％，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2009年7月，英国政府《低碳转型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世界上首次将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指标进行预算式控制和管理，确定“碳预算”指标，并分解落实到各领域。《规划》要求英国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8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18％，即相当于在1990年排放水平的基础上减少34％。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要占15％的份额，其中40％的电力来自绿色能源领域，这既包括对依赖煤炭的火电站进行“绿色改造”，更重要的是发展风电等绿色能源。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拨款32亿英镑用于住房的节能改造，对那些主动在房屋中安装清洁能源设备的家庭进行补偿。在交通方面，新生产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要在2007年基础上平均降低40％。同时，英国政府还积极支持绿色制造业，研发新的绿色技术，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向低碳产业倾斜，确保英国在碳捕获、清洁煤等新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规划》标志着英国政府正主导经济向低碳转型。

欧盟委员会在平衡与协调各成员国的基础上，于2007年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20％目标”。2008年12月，又通过为实现“三个20％”的目标而制定的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该计划包括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修正案、欧盟成员国配套措施任务分配的决定、碳捕获和封存的法律框架、可再生能源指令、汽车CO2排放规划和燃料质量指令六项内容。目前，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已经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将会推动欧盟经济继续向高能效、低排放的低碳方向转型。

2009年10月，欧盟委员会建议欧盟在未来十年内增加500亿欧元(约合630亿美元)发展低碳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供应安全方面的挑战，保持欧盟的经济竞争力。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这项立法建议，欧盟发展低碳技术的年资金投入将从目前的30亿欧元增加到8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已联合企业界和研究人员制定了欧盟发展低碳技术的“路线图”，计划在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储存等六个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发展低碳技术。

3日本政府主导建立低碳社会。

日本是资源稀缺国家，历来重视节能减排。近年日本政府在大力推行节能减排计划的同时，主导建立低碳社会。2008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低碳社会是日本发展的目标”，即著名的“福田蓝图”，它包括低碳发展的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中提出了日本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是：到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量比目前减少60％至80％。“福田蓝图”标志着日本低碳战略的形成。2008年9月，日本政府通过《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为实现“福田蓝图”确定了数值目标及日程。特别是在2020年前实现回收二氧化碳并进行地下储存的“二氧化碳捕捉与封存技术”(CCS)的应用，为实现“低碳社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09年4月，日本公布《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目的是通过实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绿色经济。这份政策草案除要求采取环境、能源措施刺激经济外，还提出了实现低碳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等中长期方针，其主要内容涉及社会资本、消费、投资、技术革新等方面。此外，政策草案还提议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和征收环境税等。这份政策草案如能获得通过并实施，将使日本环境领域的市场规模从2006年的70万亿日元(约合7100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20万亿日元(约合12000亿美元)，相关就业岗位也将大大增加。通过环境保护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绿色增长”。

二、全球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未来受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影响

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附件一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其中，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为保证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灵活减排机制，即排放贸易机制(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三种机制在本国以外取得减排额，缓解国内减排压力，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项目合作获得减排的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温室气体减排权成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目前，全球碳交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在“总量控制与交易”体制下，对有关机构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进行交易。市场主要包括各自独立的三个体系：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澳洲新南威尔士(NSW)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均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亦即将可证实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用于交易。市场主要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前者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后者在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展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并将所获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出售给有减排要求的发达国家政府或机构。

(一)全球碳市场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占主导地位。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年均增长126.6％。尽管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基于项目的清洁发展机制一级市场交易额下降，但二级市场依然活跃；基于配额的交易仍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全年交易额达到1263.5亿美元，比2007年的630.1亿美元增长100.5％，超过2005年交易额的10倍。从全球碳交易量来看，也呈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2008年年均增长59.5％。2008年，全球碳交易量达到48.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2007年的29.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增长61.4％，是2005年交易量的3倍。世界银行预计2012年全球碳交易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在全球碳交易中，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一直占主导地位。2008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交易额为919.1亿美元，交易量为30.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分别比2007年增长87.3％、50.1％，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72.7％、64.2％。清洁发展机制仅次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其交易额和交易量分别占全球的26％和30.3％。从市场规模上看，清洁发展机制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清洁发展机制的增速不可小视，2008年，清洁发展机制的交易额和交易量分别比2007年增长154.5％、84.5％，远超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和全球碳交易的平均水平。

在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清洁发展机制是目前比较有效和成功的方法。减排成本的巨大差异，使发达国家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碳技术的同时，也促使其自身技术的创新和在出口，因而是一种双赢的机制。中国是目前清洁发展机制下项目交易的主要供给方，2008年占全球的比重高达84％，印度和巴西位列第二和第三，占全球比重分别为4％、3％。

(二)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兴起，全球统一市场和规则尚待形成和制定。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近1.2万个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实体，有巴黎Bluenext碳交易市场、荷兰Climex交易所，奥地利能源交易所(EXAA)、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欧洲能源交易所(EEX)、意大利电力交易所(IPEX)、伦敦能源经纪协会(LEBA)和北欧电力交易所(Nordpool)等8个交易中心，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二阶段(2008-2012年)和第三阶段(2013-2020年)的安排中，欧盟继续逐步加大减排力度，并将减排限制扩展到更多的行业(如航空业)。此外，欧盟还打算在第三阶段时，在配额分配中引入拍卖机制，以提高碳交易的效率。

美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体系，但已有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东部及中大西洋10个州区域温室气体减排倡议、加州全球变暖行动倡议等区域碳市场，进行配额交易和基于项目的自愿减排量交易。早在2000年成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推出2012年后美国碳交易期货产品，并已开始交易。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法案》，规定要实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政府为发电厂及工厂等设定碳排放量上限。其中85％的限额由政府免费配给，余下的15％限额由各公司购入。只要排放量低于上限，就可以转售限额，借此鼓励企业减少碳排放。美国全国碳交易市场有望以该法案为基础形成。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交易体系于2003年1月正式启动，它对该州的电力零售商和其他部门规定排放份额，对于额外的排放，则通过该碳交易市场购买减排认证来补偿。2007年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执政后，加入了《京都议定书》，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制定了澳大利亚国家减排措施与建立碳交易体系计划，暂定2011年推行。

亚洲地区碳交易起步较晚。新加坡贸易交易所于2008年7月初成立，计划推出核证减排量交易。香港交易所已经开始研发排放权相关产品，筹备温室气体排放权场内交易。日本环境省曾表示日本正在制定一个类似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总量管制与配额交易，但推出时间未定。

随着低碳经济政策的逐步成熟和完善，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发展自己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欧盟于2009年1月提议建立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将其作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案内容之一。显而易见，欧盟要主导未来国际规则的制定。虽然欧盟承诺扩大其排放交易体系，吸收其他发达国家加入，但要形成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尚需时日。

(三)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影响全球碳交易发展趋势。

未来全球碳市场的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谈判结果，即达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减排协定，以取代即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此结果将对欧盟、美国等国家的气候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政策正是未来全球碳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自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巴厘行动计划”并启动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严重分歧，迄今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2012年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表现消极，对发展中国家一直呼吁的发达国家提供环保技术和资金支持等也不愿列入谈判议题，相反却试图给发展中国家制定难以接受的减排目标。鉴于目前的谈判形势，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高官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恐难达成新的减排协定。

但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日益重视，让人们对全球碳市场发展的前景仍充满了期望。在2009年低碳博览会上，由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ETA)的《温室气体市场民意调查》显示，碳市场各利益相关方都期待全球碳市场的蓬勃发展。

三、发达国家纷纷实行碳税政策，威胁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

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将通过世界经济贸易的传导机制，给尚未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带来影响。目前，备受关注的是美欧发达国家欲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实施所谓的碳关税，此举将改变国际贸易竞争格局，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构成严峻挑战。

(一)碳税：发达国家促进国内企业减排的主要政策手段。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手段，包括排放税(能源税、碳税)、排放权交易等，其中，征收碳税最具市场效率，因而受到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崇。碳税制度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始实施，此后瑞典、挪威、荷兰、丹麦、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德国、英国、瑞士等也相继开征碳税。综观这些国家的碳税政策和实践，可以看出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把环境政策与税收政策相结合，把碳税作为环境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其在各国绿色税制改革中充当重要角色。碳税一般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的。建立碳税制度，将燃料成本内部化，并以此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可以使企业根据各自的成本选择控制量。但碳税政策对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构成不利影响。开征碳税将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尤其是钢铁等能源密集型部门，使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降低甚至丧失。为抵消碳税给企业带来的经济负担，各国通常免除能源密集型部门碳税，或实行税收返还优惠政策。

(二)碳关税：发达国家力图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

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从不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限额的国家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碳关税。此前，法国政府也建议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美欧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试图通过碳关税这一贸易措施促使发展中国家在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中承诺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如果不设立具体减排目标，则美国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欧盟也会仿效。

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使气候成本内部化，将改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使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下降甚至发生逆转。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对各国各部门碳排放的统计，中国的出口商品中所含的碳排放量是最高的。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实施碳关税，中国的出口商品将受到更大的冲击。目前机电、建材、化工、钢铁等高碳产业占据了中国出口市场一半以上的比重。作为“高耗能产品”品类之一，200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机电产品1528.6亿美元，约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61.％。显然，征收碳关税在短期内对上述行业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谓碳关税，实则为绿色贸易壁垒的新形式。总的来看，发达国家将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发展中国家高能耗、高排放、低能效的生产模式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其产品出口势必越来越频繁遭遇绿色壁垒，并由此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可见，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所拥有的竞争优势，以及他们制定低碳经济“游戏规则”的主导权将影响国际贸易格局，从而为发展中国家“高碳经济”增长带来新的障碍。

四、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

我国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和贸易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世界低碳经济趋势深入发展，传统的高碳经济和贸易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应从战略的高度重视低碳经济发展，积极借鉴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经验，逐步建立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框架。

(一)加快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发展低碳经济，技术创新是根本，制度创新是保障。结合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性社会的工作目标要求，借鉴和吸收低碳经济的先进理念，深入研究和制定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构建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社会经济朝着低碳方向转型。

(二)加强低碳经济体制机制建设。

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探索建立适应我国国情、支持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寻求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碳交易市场机制是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手段。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试行碳排放强度考核制度，在特定区域和行业内开展碳排放交易。国内区域性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需要结合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同时考虑高中低碳排放区域。目前，长江三角洲和珠江山角洲制造业集中，也是高碳排放集中区，可先行建立试点碳交易体系。先从区域入手探索碳交易是循序渐进的一个选择，而行业碳交易的阶段性探索，初期可选择能源、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等行业试点。

(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要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严格控制能耗高、污染重的产业，推进能源节约，重点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促进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等完善的低碳经济体系。

(四)构建绿色贸易体系。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国际贸易规则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框架下将会有所调整。我国应适时调整贸易政策，绿化外贸出口商品结构，适当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扩大工业制成品进口，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外贸发展模式。调整和修改我国某些不合时宜的外贸政策法规、环保政策法规，使其适应国际市场绿色贸易发展的趋势，并充分体现我国要履行的国际环保公约的义务，综合考虑贸易活动中环境影响、气候成本内部化等问题。

(五)积极参与低碳化的国际合作。

全球经济走势篇5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跨国婚姻比例一直在1%以下。1980年突破1%，1987年达2%，仅两年后的1989年就突破3%。但在1990年突破3.6%之后，因离婚率的迅速增加开始徘徊。到1995年，跨国婚姻终于又止跌回升，再度掀起高潮。在世纪之交稍有滑落后，2003年再度上涨，2006年突破6%之后，紧接着又是一个长期滑坡。

从数量上看，1990年跨国婚姻约为2.5万对，2006年约为4.5万件。

仔细观察这组数字，会有一个奇怪的发现。那就是日本的跨国结婚势头总是先于经济形势两年左右变动。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前两年，跨国结婚比率已经先行下落；在亚洲金融危机袭来的前2年，跨国结婚比率开始迅速增加；又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2年，跨国婚姻比率已先行坠落。真应了那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超越国境的爱情结晶，竟似隐藏着经济走势未卜先知的魔手！

再看国际离婚占离婚总件数的比例，1992年才开始统计公布。当年约占4.3%，此后一度低回至4%左右，1997年再度上升，年年刷新，2005年突破6%。此后，由于日本人离婚基数的缩小，相比之下国际离婚所占比率如脱缰野马般跃升，与国际结婚件数的减少呈现出一种巨大剪刀的形状。

跨国婚姻的离婚率，似乎也同样隐含着某种神秘的规律，1992年开始统计公布本身就非同寻常，那是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崩溃之年，也是跨国离婚高发开始引人注目之年。同样，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跨国婚姻的主力军是东南亚、韩国等地的女性，这种联姻是逃出危机地区的手段之一。而且，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伴随着一段跨国婚姻破裂的高发期，这意味着危机造成的家道变迁、财产纠葛是主因之一。

跨国婚姻预言了经济危机

如果要研究日本的跨国婚姻数据，首先要是“谁娶谁”，其次是“对象来自何方”。日本的跨国婚姻主要是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外国妻子与外国丈夫之比”，1990年达3.5以上，这意味着7成以上的跨国婚姻是日本男性娶了外国女性。

此后，数据长期下滑，1999年再度上升，2000年超过4，这意味着上述比例达到8成。此后再经过较短期低回，2006年再破4，此后便一路滑落，2010年跌至约2.3。这幅图景看起来也与经济发展和各国实力对比暗合。在发展阶段，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跨国婚姻是摆脱目前不利地位、提前进入现代化的手段之一。但随着亚洲各国经济成果的显现，发达国家一边倒的结婚模式也在变化。

再看“对象来自何方”.目前，日本男性所娶的外国女性中，按国籍人数排依次是中国、菲律宾、韩国和朝鲜，泰国尾随其后。

中国女子嫁到日本的人数，1983年达2000人后，一直到1987年基本持平。1988年以后再度劲升，1997年达近7000人，一跃而居各国之首。世纪之交是中国女性外嫁日本的高峰，其后几经波折，到2009年，数量开始呈现决定性的下滑，回到1万人左右水平。

这组曲线看起来很像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城乡人口流动的再现。当国门打开、流动限制放宽时，出现人口流动高潮。之后，主要流动限制由行政限制让位给经济条件、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等其他要素。

再将中国与位居第二三位的朝韩和菲律宾相比较。韩国和朝鲜新娘的数量也是从1987年开始急速上升，到泡沫经济破灭开始下滑。在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至2006年日本经济高扬时期，又出现两个小高潮，但无不以高潮过后的离婚率暴增为代价。

菲律宾的数据更有意思。其人数统计出现于1992年，但已近6000人。就是说，当日本人开始注目时，菲律宾新娘早已是庞大军团。同样，其人数从2006年后陡然下滑。一向被视为顺从老实的菲律宾女性，看来其慧剑之锋利决不亚于韩朝女性。

离婚后，外国女性成为日本经济的骨干力量

若将跨国婚姻比例视为成果、将离婚比例看作代价，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那就是国际婚姻首先与国家开放程度相关，其次与经济形势好坏相关。因其与政治、经济因素关联太紧密，跨国婚姻高潮过后的成本也是高昂的。

不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婚姻要素除情之外，永远无法抛离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婚姻可以改变当事人及其所属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发达国家居民同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婚姻，当不乏绝世爱情，但普遍观之，多数家庭的组织往往含有太多的其他考量。

数据显示，日本国际结婚大幅度增加始于1987年。此时，日本泡沫经济已经发生，日本政府政策开始向福利国家转变，日本人开始有了富裕的感觉。此后，日本政府为解决日本人婚育问题，为跨国婚姻大开绿灯；国际婚姻介绍业成为流行行业，办理国际婚姻所需手续也成为“司法书士”的赚钱业务；加上日本“残留孤儿”归国人数增加、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增加等等，促成了日本“跨国婚姻”高潮的到来。

但是，早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的前两年，日本的国际结婚就开始出现大退潮。如菲律宾和韩朝数据所示，近半数以上跨国婚姻家庭破裂，中国女性的离婚率也高达近3成，如此高昂的代价，不能不令人考虑其原因。

首先，日本的跨国婚姻大多数是经国际婚介所介绍的。因为是营利行为，一般是以成果论费用。其费用不仅包括介绍、会面、还包括婚礼、结婚手续、办理新娘签证指导等，每个Case都价格不菲。因国际旅行费用高昂，多数在一两次见面后就进入谈婚论嫁的程序。

其次，多数日本新郎和外国新娘的条件并不对等。日本新郎多在日本社会评价层面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常见的Case是：家居农村、结婚对手无处可寻；离婚或老鳏夫；寡母相守、无人愿嫁；自小骄纵或放任，沟通不易；就职企业或职业难得女性欢心；其貌不扬、性格内向；为收取报酬而假结婚。而外国新娘也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普遍情况是无法通过留学或投资的方式达到出国的目的。

由于语言限制和日本出入境管理制度，外国新娘从开始交往阶段就在语言和保护自身权益方面处于弱者的地位。

商业运作和初期的弱势，已经蕴含着日后变故的重大原因。当外国新娘在语言、自我认知和签证问题上的弱势地位一旦改变，情况就大为不同。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社会几多动荡，解雇、中小企业破产、家族商业没落等造成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都构成婚姻破裂的原因。

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和适应而掌握了生存诀窍的外国女性，远比日本丈夫们更能适应日本的社会生活，甚至更拥有创业精神，走出家门也成为她们伸张权利的选择。而面对丈夫及其家族的不公正待遇，觉醒的女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寻求法律的保护。打官司要花钱，法律咨询却可以免费获得，除个别特例之外，在跨国离婚导致的财产纠纷中，最大受益者实际上是外国女性。

当她们一旦脱离了婚姻的羁绊，往往成为中小企业的创业者，一面养育着孩子，一面为日本经济作着贡献，甚至成为日本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活力。

如果要研究日本的跨国婚姻数据，首先要是“谁娶谁”，其次是“对象来自何方”。日本的跨国婚姻主要是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外国妻子与外国丈夫之比”，1990年达3.5以上，这意味着7成以上的跨国婚姻是日本男性娶了外国女性。

此后，数据长期下滑，1999年再度上升，2000年超过4，这意味着上述比例达到8成。此后再经过较短期低回，2006年再破4，此后便一路滑落，2010年跌至约2.3。这幅图景看起来也与经济发展和各国实力对比暗合。在发展阶段，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跨国婚姻是摆脱目前不利地位、提前进入现代化的手段之一。但随着亚洲各国经济成果的显现，发达国家一边倒的结婚模式也在变化。

再看“对象来自何方”.目前，日本男性所娶的外国女性中，按国籍人数排依次是中国、菲律宾、韩国和朝鲜，泰国尾随其后。

中国女子嫁到日本的人数，1983年达2000人后，一直到1987年基本持平。1988年以后再度劲升，1997年达近7000人，一跃而居各国之首。世纪之交是中国女性外嫁日本的高峰，其后几经波折，到2009年，数量开始呈现决定性的下滑，回到1万人左右水平。

全球经济走势篇6

对于2003年世界经济运行的特点，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毕吉耀总结说，这首先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长对美国的依赖性有增无减。其次，全球贸易、投资活动还处在低潮。再次，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还在进行中。第四，传统财政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在减弱，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对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紧迫性增强。

对于2004年世界经济走势，多数专家倾向于可能进入相对低速增长阶段。他们认为，由于自主性增长因素依然薄弱，美欧日经济复苏不平衡，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基本完成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未形成前，这种低速增长状况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动荡仍是金融市场主旋律

受地缘政治局势不稳等因素影响，动荡仍是2003年国际金融市场的主旋律，这是专家们较为一致的看法。

全球经济走势篇7

全球经济总体低位运行是必然

此次“危机”与以往大大不同，即全球经济增长过后并未完全反弹，而是缓慢下跌。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济“危机”特征――先往上再逐渐往下。这意味着，当下经济既未发生新的危机，也未产生强烈反弹。预计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还将维持在3.1%的水平，继续低位运行，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

当全球经济整体走低后，又会带来新的经济特征。具体而言，2007年“危机”过后，全球GDP增长持续下滑，全球投资急剧下跌，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放缓，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相对于2007年的经济水平，当下经济下跌了10.5%。而经济下跌也会带来油价的大幅下跌、供给结构的改变，以及通货膨胀的急剧下滑，且全球真实利率也会变成负值并呈现持续走低态势。

总体来看，全球经济格局可概括为“低经济增长、低投资、低贸易增长、低国际资本流动、低通胀、低油价、低利率”，这是当下全球经济增长的真实写照。预计以上低位运行，将在未来几年内长期存在。

特朗普政策是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

本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作出了无数关于经济增长的承诺，提出了很多新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本身带有很大不确定性，对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同样不确定。特朗普政策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三项：

一是减税。特朗普要将美国居民所得税减至10%-25%；同时要对比税的上限从1.2万美元提高到3万多美元，所以他是“既给富人减税，也给穷人减税”，对富人、穷人都是利好。此外，由于他还计划将公司税从当下35%降到15%，所以认为美国有空间、也有动力进行公司税的调整。

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要将就业留在本国内，理由是美国出口太少、进口太多，所以特朗普希望将出口增长进度调低，进而将工作机会留在国内。由此断定美国退出TPP完全可能。加之美国贸易政策从来都是“白宫”做出的，所以特朗普上台后必定实行其贸易政策。

三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预计美国将对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10000亿美元。该投资幅度可能性极大，因为20年前美国对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可占GDP的2.8个百分比，当下则只有1.4个百分比。且道路、铁路、码头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质量的下跌，还会引发相关危机。

预计特朗普上台后，将积极推动以上政策，但具体如何实施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任何具体实施方案、数字以及相关团队的实施计划。

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究竟是继续向市场预期走，还是市场预期往回走，也是不确定的。而风险预期的变化，必将引起全球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和再定位。由此可以断定的是，未来特朗普政策必定产生巨大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全球经济走势篇8

潘达维表示：“2015年又进入美元走强的新的一年。此前，美元已经实现9%的升值，未来有更大的升值空间。”

有数据显示，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而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状态，2014年以来，美元对卢布、墨西哥元、日元、欧元等多种货币大幅升值。

鉴于美国各项经济指标都显示美国经济正在强劲复苏，为控制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处于良好发展状态，美联储多次暗示可能会提前加息。2014年12月，美联储公布了退出策略的新蓝图，概述了从宽松政策向更为正常的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计划采取的举措。在美联储的计划中，预计将在开始升息后结束或逐步结束对到期回笼资金进行再投资，具体操作将视当时的经济状况而定。

简世勋说：“目前，美国经济处于相当强劲的复苏时期，这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说是好消息。但与此同时，其他经济体表现则不佳。”简世勋认为这一情况在2015年将延续，他进一步分析道：“过去几年，特别是2008～2009年已经有一些数据表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一些停滞乃至逆转，这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的减少、企业的业务风险避险情绪越来越强烈等方面，受劳动力成本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加上亚洲经济前景不及3～4年前，投资水平下降，出现转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迹象。”

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将近50%，给全球各国经济带来了不小影响。在美国，油价的下跌给中低收入消费者家庭带来利好，使他们的能源支出比例降低，消费者信心得到明显改善。但油价下跌也使得该国繁荣发展中的能源行业面临考验，导致能源企业裁员并削减成本。俄罗斯则随着中俄关系升温加大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与欧佩克争夺中国市场。有外媒认为油价下跌对中国经济和外交关系有促进作用，但也有分析称，中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除食品之外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和油价联动，油价暴跌很有可能引起通货紧缩。

“油价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兴经济体的显著减速。”简世勋分析，“油价为什么下降？有人认为是供应方的问题，并且是边际的原油生产不会控制在沙特手中所以造成油价减少;还有人认为全球经济疲软使得油价下跌;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原油价格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实际上是由下跌之前相当长时间内全球经济的通缩趋势带来的，比如说在2013年以及2014年油价开始下跌前几个月当中一直存在通缩的趋势。”

对于油价下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简世勋持保留态度，他说：“大部分人认为原油价格的下跌对于全球经济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某种形式的减税。但油价下跌恰恰反映了来自于新兴市场需求的减少和欧元区需求的疲软，因此油价下降所得会与出口上的损失相抵消。”他以德国为例：油价下跌使德国的消费者的油费支出减少了，但与此同时，德国的出口形势却变得不容乐观。

警惕美元极度走强

对于美元走强的趋势，潘达维认为，受到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及通胀率保持正数等因素的支撑，美元汇率在2015年有望进一步上涨。他分析：“美元走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温和升值9%～10%，这是正向的、积极的美元走强，不会带来太大问题，是有益的;但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美元极度走强，将带来负面的、破坏性的影响，推动全球经济走向失衡，届时所有国家都必须重新审视现行政策。”

潘达维列举了可能导致美元极度走强的三种情况：“一是日元急剧贬值;二是像希腊这样的欧盟国家离开欧元区;三是新兴市场国家出问题。而美元极度走强的结果是将导致这三种情况进一步恶化。”

业内有分析师进一步列举了美元极度走强对全球经济可能带来的五方面影响：欧洲实施量化宽松政策（QE）预期减弱、中国实施刺激措施速度加快、引发全球并购热潮、出现1～2次革命以及减弱对比特币等替代货币的兴趣。

全球经济走势篇9

展望2015年，鉴于全球需求疲软、供应充足、美元升值态势仍将持续，笔者判断，今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仍将保持熊市，寒冬才刚开始。 需求疲软拖累

表现最明显的是需求疲软，供给充足的经济基本面将决定今年大宗商品价格的疲态。从历史角度来看，供需变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十分显著。20世纪70年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多与供给驱动有关，如持续不断的石油价格冲击。

进入90年代，伴随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宗商品需求增长迅速并引发价格大幅上涨的出现。

然而，200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影响，全球经济，特别是一度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应声下降，CRB现货指数在2008年7月2日至11月25日短短四个半月时间下降了34%，直至美国第一轮量化放松出台，形势才有所逆转。 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存在联动效应，即原油价格的不断下跌能够一定程度上带动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价格回落。

从需求端分析着手，今年全球经济走势十分不乐观，将对大宗商品需求造成负面影响。不难发现，相比于危机之前（2006年-2007年）全球经济5.5%以上的增速水平，当前经济虽然已经有所好转，但比危机前增长仍下降约2个百分点左右，呈弱增长的格局。

实际上，IMF在1月20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再次将2015年-2016年全球增长预期较去年10月时双双下调0.3个百分点，分别至3.5%及3.7%，原因在于其对中国、俄罗斯、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前景的重新评估，以及一些其他主要产油国的经济活动将因油价大跌而减弱。

与IMF等国际机构类似，笔者对今年全球经济的判断同样保持谨慎。其中，发达国家方面，美国经济复苏确实是一个重大利好因素。可以看到，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与就业市场的恢复，美国劳动力市场与消费之间似乎已进入了一个相对良性的循环。

但是，与稳健的美国经济复苏态势相比，欧洲与日本面临更大挑战，其中，欧洲问题更为严峻，面临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其内部政治因素更存在较大风险，一旦陷入长期通缩，恐将比日本更难走出困境。

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速放缓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影响将体现的更为直接，不难看到，当前新兴市场整体增速已比危机前8%以上的增速明显放缓，预计今年增速回落至原增速的一半将是大概率事件。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走势也将进一步分化，中国步入新常态阶段，面临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诸多挑战，增速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相比之下，仍然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 大宗商品或延续跌势

而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进口国印度表现抢眼，去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5.3%。相反，危机之后一度表现卓越的俄罗斯与巴西经济如今着实令人担忧，能源出口拖累经济增长，两国均已经陷入衰退。

而从供给端分析来看，当前也未看到有可能出现供给收缩的灰天鹅事件。特别是原油作为大宗商品之王，美国加大页岩油的开发，且欧佩克宣布不减产，均将使得今年石油供给保持充裕。

一方面，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快速发展导致美国天然气和原油产量快速增长，美国能源署（EIA）数据显示，当前美国原油日产量已增至900余万桶，创1983年1月以来新高，预计今年将增加1000万桶，这也导致了美国对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持续下降。另一方面，主要石油输出国沙特宣布不减产也将保持石油供给相对充足。 标题

当然，除了经济基本面的影响以外，美元走势与大宗商品价格的联系同样紧密。由于美元是大部分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定价和结算货币，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美元币值变动会直接影响到国际大宗商品标价变动。

不难发现，自美国量化放松以来，美元呈现了长期的弱势走势，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根据最新数据分析，本轮美元走强与大宗商品走弱也高度相关。回归分析显示，2014年6月美元上涨至今，美元指数与WTI原油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高达-0.98，而美元指数与CRB综合指数相关系数高达-0.99，意味着本轮美元上涨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几乎是实时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未来美元走势可以作为预判大宗商品走势的重要参考。在笔者看来，鉴于当前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且美国退出QE以后，全球避险资金加速回流美国，导致美元呈现走强态势，预计今年美元将呈现持续走强趋势，而在此基础上，大宗商品价格有望继续下跌。

实际上，从近一个阶段美元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来看，这一趋势已然发生。

总之，考虑到全球需求疲软，非常规的原油产量增长、OPEC拒绝减产、美元走强等原因，今年石油价格仍将保持下降态势，而上述供需基本面与美元态势的分析对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都有类似影响。

另外，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存在联动效应，即原油价格的不断下跌能够一定程度上带动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价格回落，且石油等化石能源价格相对低位运行会降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物能源的需求，继而压低农产品价格，并对金属等商品价格走势产生负面冲击，因此，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将延续去年同步下滑的趋势，再创新低。

更进一步，笔者认为，今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对于中国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但整体利大于弊。以原油为例，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全球油价下跌或将直接减少商品的购进成本与降低运输成本，并对非食品价格的下滑、企业利润和居民消费都会带来一定好处。

全球经济走势篇10

2011年全球政治、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地区政治冲突和自然灾害频发，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资本流动更加无序、频繁，金融机构承受的压力增大。笔者预计，2012年世界经济将延续低速增长局面，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还会加剧，受政治、经济和全球资本的多重冲击，股票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波动将加剧。面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新情况，我国需灵活应对，积极防范各种风险，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一、全球经济增长将整体放缓，欧债危机仍是最大阻力

2011年以来，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多，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有所放缓。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多国经济内外部失衡，引发市场信心大幅下降，经济下滑风险加大。具体来看，2011年前三个季度，美国GDP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2．2%、1．6%和1．4%，低于去年3%的水平。欧元区三季度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2．4%下滑至1．4%，呈现下行态势。日本经济则因地震和核危机已

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也有所放缓，巴西、印度、中国等国家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速逐季下滑（图1）。

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扩大，且未来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利因素依然较多，加之处于技术创新低谷的发达国家难以在短期内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全球经济复苏凸显出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联合国2011年12月的预测显示，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6%，比2011年低0．2个百分点。

笔者认为，2012年，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将是欧债危机的蔓延和恶化。

尽管2012年美国面临削减赤字压力沉重、失业率高位徘徊、消费难以强劲反弹，房地产市场复苏乏力等问题，但考虑到美国政府及时有效的危机应对措施、近期美国失业率等数据的改善，及美国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等因素，笔者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虽然可能出现反复，但不至于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太大拖累。

相较而言，欧元区则面临缺乏财政联盟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统一货币政策又难以协调各国经济不平衡的深层次矛盾，且各国危机应对政策存在分歧，应对措施不及时、效果不明显，因此，2012年欧债危机蔓延、恶化风险较大，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阻力。去年10月以来，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但欧洲各国政府加大财政紧缩力度等应对措施却收效甚微，反而形成”财政紧缩一衰退一财政赤字上升”的恶性循环，这引发了市场对部分国家债务违约的担心。标普和穆迪等评级机构也已在重新评估欧盟成员国的主权信贷评级。

如果欧债危机蔓延和恶化，必将殃及新兴经济体。世界贸易增长乏力将引起部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同时，欧债危机恶化也会迫使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实施“去杠杆化”操作，压缩海外资产规模以补充本国的资金缺口，这会导致大量资金从新兴经济体流出，抑制高度依赖国际资金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兴经济体如果出现经济回落甚至大幅下滑，势必大大削弱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

二、全球资本流向的不确定性增强、资本流动加剧

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际资本避险需求大大增强，资本纷纷回流美国，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数据显示，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态势得到巩固，美国股票市场基金在10-11月里有七周出现资金净流入，而债券市场基金则连续五周实现资本净流入，单周流入规模超过25亿美元。相比之下，一向为资本流入洼地的新兴市场遭遇资本外逃，不仅资本市场资本净流人大幅下滑，债券市场也连续几个月出现资本净流出；2011年1月至11月初，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累计资本净流入仅为400亿美元，远远低于2010年同期水平。

展望2012年，全球资本流向可能更加不确定，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将加剧。原因如下：

一是欧洲银行业海外资本回撤造成冲击。2012年是欧元区国家债务到期高峰期，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将分别有337亿、184亿、1093亿、2447亿欧元债务到期。同时，欧盟银行管理局（EBA）预测欧洲银行业资本金缺口高达1147亿欧元（表1）。在政府救助能力匮乏和资本市场融资能力受限的制约下，欧洲银行业只能通过在全球出售资产及收缩海外贷款来维持资本和流动资金的充足率。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约有70%的境外授信来源于欧洲金融机构，资本回撤将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图2）。

二是全球资本的资产配置可能剧烈变动。传统上，欧美投资者更偏重股票等风险资产，但随着发达经济体国债融资比重上升，投资者可能偏向选择国债相关产品，资金流向美、日等高债务国（预计日本、美国2011—2012年政府融资需求与GDP比率的平均值分别为54%和27%）；然而，一旦危机缓解，资金又可能流向高回报、高风险的投资产品。这必将导致全球资本无序、频繁的流动，各国都将面临资金大进大出的风险。

三是监管规则可能影响资本的流动。随着主权债务危机恶化，各国政府可能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防范投资资本对经济的冲击。本质上“逃避监管”的资本将可能出逃监管趋严的国家和地区，扰乱全球金融市场秩序。

三、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持续动荡

2011年，国际资本普遍涌向安全资产，避险货币价格飙升，新兴市场和欧洲货币由升转贬。展望2012年，更加疲弱的全球经济形势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黯淡前景将主导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波动。

第一，2011年全球股市大起大落、波动剧烈。2011年全球股市整体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除美国股市略有上涨外，全球主要股市均呈现宽幅震荡下行态势，美国股市整体表现明显强于欧洲股市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二是全球主要股市走势的联动性明显增加，欧洲股指大幅下跌，经济增速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未能幸免。

具体来看，法兰克福DAX指数全年震荡下行，较年初累计跌幅一度达32%左右。英国富时FTSE100指数表现虽然相对德法市场好些，但也较年初下降了7%左右。日经N225指数、香港恒生指数、印度孟买 SENSEX指数、俄罗斯RTS指数以及我国上证综指均表现疲弱，年均跌幅在15%～20%区间。

笔者预计，美欧经济复苏前景、新兴经济体状况、地区动荡因素以及全球资本流向等将是左右全球股市2012年走势的主因。展望后市，欧美主要股市总体难言乐观，美国股市可能相对好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如能实现软着陆，结构性行情可以期待，反之则不容乐观。

第二，2011年大宗商品频创新高后纷纷大幅跳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总指数在4月份较年初的333．02点上涨近10%，随后逐级回调，年末较年初和年内高点分别回落约10%和18%（图3）。大宗商品市场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全年收益可观，遥遥领先于股票指数及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二是下半年震荡明显加剧；三是国际油价的表现依然坚挺，其中地缘政治对油价起到了强劲的支撑作用。

全球经济走势篇11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要受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制约的。因此，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从生产力角度看，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本国移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本质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经阶段和决定性过程，经济全球化以其创造丰富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二)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人口众多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第一劣势正转化为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带来劳动力低工资成本的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使中国长期维护巨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长期维持和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下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除了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还要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教育体系调整和体制改革。

(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四)培育跨国公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要尽快培育和造就一批拥有雄厚实力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势发展的中流砥柱。

(五)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张锋，肖维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陕西农业科学，2003(5)。

全球经济走势篇12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要受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制约的。因此，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从生产力角度看，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本国移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本质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经阶段和决定性过程，经济全球化以其创造丰富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二）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人口众多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第一劣势正转化为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带来劳动力低工资成本的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使中国长期维护巨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长期维持和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下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除了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还要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教育体系调整和体制改革。

（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四）培育跨国公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要尽快培育和造就一批拥有雄厚实力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势发展的中流砥柱。

（五）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张锋，肖维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N].人民日报，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