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公司经营情况合集12篇

时间:2023-06-30 09:23:58

航空公司经营情况

航空公司经营情况篇1

据了解,东星航空公司停运是由于该公司欠债太多无力偿还、公司内部管理薄弱等原因引起的。美国通用电气商业航空服务公司(GECAS)曾数次向东星航空公司催要其拖欠的飞机租金,在催要无果的情况下,向地方政府提出交涉,申请进入法律程序。

为了自救,东星航空曾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展开重组谈判,业内人士指出这是民营航空公司市场退出机制的探索,然而由于双方在经营管理理念等各方面差异较大,最终东星航空声明拒绝与中航集团合作。引资失败后,武汉市政府向民航管理局申请停飞东星航空所有航线航班。

与东星航空不同,此前,奥凯航空公司也曾由于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不能依法到位等原因停飞客运航线,不过,2009年1月24日,奥凯航空已经复航。

同是均瑶集团参股的鹰联航空也对公司的未来忧心忡忡。目前,鹰联航空正在积极进行增资扩股以缓解资金链的压力。鹰联航空表示,金融危机肆虐,公司的走势与民航业形势息息相关,公司的未来依然有很多不确定性。

目前,我国民营航空公司有10家左右,虽然各民营航空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同、最终命运可能也会不同,但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有限的财力支撑已经让民营航空公司“如履薄冰”。

整体经营情况并不乐观

我国航空公司的注册资本门槛曾一度降低到八8000万元,民营航空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然而,没有优势航线和财力支撑的民营航空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并不乐观。

目前,我国共有42家航空公司,形成以国有三大航空公司为主,地方性航空公司为辅,新兴外资、民营航空公司为补充的航空市场结构。民营航空公司进入市场丰富了航空市场资源,但是打“低价牌”的民营航空也使得航空运输业竞争日益激烈。各方对民营航空的评价不一。

国金证券交通行业分析师曾旭介绍,当前,受外部环境影响,民营航空公司面临严峻的现金流压力,欠机场起降费、欠中航油燃油费、欠飞机租赁费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激烈的竞争下,一折、两折机票屡见不鲜,甚至已经出现机票低于火车票价的异常现象。低票价加上需求疲软,航空公司深受其累,盈利空间一步步缩小。

据了解,多数民营航空公司除了做航空业之外,也在经营旅游业、房地产、酒店等业务。长江证券航空行业分析师杨志清认为,这种多元经营模式可能会造成资源分散和资金占用,容易恶化公司的财务状况,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但如果经营得好,建立良好的资源共享机制反而是主营业务的有益补充。

杨志清说,美国在航空业发展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局面,但是通过整合重组形成了较为平衡的竞争格局。

找准市场定位是关键

民航业本身是高风险、强竞争、低回报的行业,加上当前航空市场需求疲软,不少航空公司勉强支撑,而民营航空公司运营首先“告急”。“如履薄冰”的民营航空还能走多久?

上海吉祥航空公司董事长王均金认为,民营航空不一定要占多大的市场份额,但还是会大有作为的,关键是要定准自己的位置。民航市场需要多样的产品,需要多种主体参与竞争。民营航空可以作为国有航空公司的补充而存在,同时,相比国有航空公司,民营航空公司有机制灵活、没有历史包袱的优势。

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起淮认为,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民营航空公司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发展民营航空对航空市场是有利的,只是民航行业格局应当有清晰的规划,避免恶性竞争。

航空公司经营情况篇2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各个行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民航业也是如此。2005年1月15日,《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规定》正式实施,放宽了对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不再对民营投资主体投资组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另作限制,民营投资主体就与国有主体投资者适用同等的准入条件。之后,中国民航总局进行了票价改革,给了航空公司更多票价决定的自由。原中国民航总局直属航空公司也都进行了重组,但中国仍有十几家航空公司,其中三大集团在中国国内市场占有80%以上的市场份额,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适者生存,弱者淘汰”,中国航空公司的未来和每家航空公司的命运将取决于每个航空公司如何定位。

一、国外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发展现状

(一)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获得持续的低成本优势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成立于1967年,1971年6月18日正式开始运营,后来一直贯彻其短航程、低成本、低价格、高频率、点对点、多班次的经营战略。短短几十年中,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在美国航空业一片萧条之中独放异彩,并自1973年实现首次盈利以来,始终保持盈利状况。其成果的取得主要因为西南航空可以获得持续的低成本优势。这主要通过以下措施得到: (1)在二级机场或中枢机场的非繁忙时段运营;(2)缩短飞机转场时间;(3)始终采用单一机型;(4)单一的机舱布局,增加机舱座位密度;(5)“无花边”的服务;(6)直销力度不断加大;(7)灵活高效的员工激励制度。除此之外,西南航空还始终专注于这样的营销策略:经营点对点的短程航线,提供简单的几乎没有限制条件的票价,保持高密度航班和相当高的准点率。

(二)欧洲低成本航空公司运营情况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各国航空管制的逐步放松,以瑞安航空为首,欧洲航空市场相继出现了EASYJET,GO,BUZZ,KLM UK等一大批低成本航空公司,他们删除包机航空的所有花边服务,以更低的票价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低票价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由于市场环境不同,欧洲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赢利模式也略有变化,这种变化在降低成本的道路上较西南航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与二级机场的关系更加紧密;(2)产品和服务更加简单、朴实;(3)在机票分销问题上更新潮,全部无票旅行,旅客通过电话和互联网定座和付款,到机场出示定座编号或护照就可登机;(4)员工激励多采用生产效率与薪酬挂钩的方式,较少采用员工持股和分红计划。这样模仿并发扬光大西南航空的赢利模式,使欧洲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不仅仅相对传统航空公司占有更多的成本优势,他们的成本甚至比西南航空还要低。

(三)亚洲低成本航空公司

相对于欧美地区来说,亚太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较低,但低成本航空仍发展得如火如荼。在日本,天界航空公司推出的票价只有日航、全日空和佳速的一半,吸引了大批休闲游客,三大航空公司也相继成立了低成本的子公司,采取雇佣外籍飞行员、维修外包等方式削减营运成本。在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于2001年12月被Tune Air正式接管后,被彻底改造成为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并于2005年5月,亚航控股的泰国亚洲航空公司开通曼谷至厦门航班,成为首家飞入中国的外国廉价航空公司。在新加坡,飞虎航空公司由新加坡航空公司和美国、爱尔兰的伙伴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将采取一种完全没有机上服务的无修饰化经营模式,倘若旅客想要得到机上服务就必须为之付费。

透过低成本航空公司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可以看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各地区航空市场的逐步开放和航空业管制的逐步放松,低成本航空公司必定在短程航线上占据主导地位,冲击传统航空公司迫使其降低成本,改变世界航空业的架构。

二、国内航空公司低成本战略实施现状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民航领域对国内民营资本特别是航空公司的组建解除了限制,不少民营资本纷纷开始进入民航领域,组建民营航空公司。从2005年3月11日,以天津为基地的国内首家民营航空公司成功首航以来,中国的民营航空公司大量组建:以成都为基地的鹰联航空、以上海为基地的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以武汉为基地的东星航空、以云南大理为基地的祥鹏航空、以贵阳为基地的华夏航空等相继起飞。中国民航的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一下子激烈起来。在中国现有环境条件下民营航空公司大都选择低成本航空的业务模式,其中春秋航空就明确提出走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模式。在中国航空市场逐步开放航权,放开票价,引入市场竞争的今天,国内的一些地方航空公司己在低成本运营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海南航空、上海航空、深圳航空、山东航空。作为世界发展最快的航空运输市场,低成本航空在中国蓄势待发。

三、我国发展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可行性分析

以上都是一些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发展现状,通过分析和比较,特别是研究了国外几家发展较为成功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可以分析在我国发展低成本航空公司所需要的构成要素。有些因素是航空公司自身可决定的,如飞机机型、机舱布局、销售渠道、服务品质等,这些只要新组建的一家航空公司,都是可以实现的。对于航空公司无法决定的外部政策和环境因素,下面做了简单分析:

1.高日利用率。想要提高飞机日利用率有两条途径:(1)在夜间飞行,延长飞行时间; (2)缩短飞机转场时间。在1959年,美国开始出现夜间航班,由于乘客下飞机时大多睡眼惺松,因此又被称为“红眼航班”。在我国,“红眼航班”主要是指加班的旅游包机,机票价格一般定的比较低,对乘客吸引力非常大。但现在“红眼航班”已被国家民航总局叫停,理由是“红眼航班”多为晚上10时至凌晨起降,空中指挥人员、地勤人员、飞行员在深夜工作,精神状态不如正常工作时间,对飞行安全不利。因此,现在航空公司要提高飞机日利用率,只能缩短飞机转场时间。首先,加快飞机转场速度,可让机场在有限的起降时段内增加进出港航班量,提高收入,也符合机场的基本利益,这是航空公司与机场共赢的方案。其次,航空公司可采取少配餐、不装货等措施,但这需要一些相关单位的密切配合。机场方面必须为旅客提供明确的指示和快捷的通道,加快行李的分拣和装运速度;航空管制部门则须有效安排起降,避免飞机无效等待。目前,国内有一些机场已经开始配合低成本航空了。

2.高密度航班。新成立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因为受到资金等方面的限制,必然存在一定的弱点,如航线网络的不足,我国民航总局规定只有基地航空公司才能经营从北京、上海、广州三个中心枢纽和西安、成都、昆明、武汉等六个次级枢纽的始发航班,这些城市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客流量,而新进入的航空公司很难在这些市场中形成一定的竞争力。为了对此加以弥补,航空公司可采取高密度航班的方法,高密度航班又必须有大量的客流量支撑,这个低成本航空公司可以通过降低票价来吸引旅客。由于航班总量受到民航总局的限制,一些起飞和降落的时段较难获得,低成本航空公司想要通过在一些航线上增加大量航班的可操作性难度较大。

3.二级机场。二级机场指当一个城市周围有两个以上机场时,繁忙程度相对较低的机场。参考国外低成本航空,一般选择在二级机场运营,其特点:(1)可降低成本;(2)可避免与一些大型的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而在我国要发展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可借鉴这样的方式。与国外相比,由于我国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机场资源总体比较匾乏,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二级机场,比如上海虽有两个机场,但这两个机场是同类的,由同一个主体经营,收费和运营模式都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航空公司也无法降低机场起降成本。一种方法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些机场密度比较高的地方,而在一些大城市附近的小机场可按照二级机场的模式来运营,用较低的收费来获得人流量。如在2004年,深圳航空公司在无锡开通了北京、广州、深圳三条航线,并按照低成本的模式运作,一个多月内,三条航线的平均上座率就达到了90%。另一种方法可将军用机场改造为民用二级机场,比如北京的南苑机场,广东的佛山、惠州,甘肃的鼎新,辽宁的鞍山等,如果航空公司可对其进行收购,获得这些机场和航线的经营权,就可以为运营低成本航空公司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4.销售与定价。低成本要能够运行,首先必然要可以采取自主定价,如果没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在市场中,低成本航空公司根本就不会有竞争力。通过研究国外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对航空市场放松管制以前,低成本航空公司都很难得以发展,在西南航空公司成立之初,经过3年的努力才能够运营。在我国,三大航空集团重组以后,我国民航机票价格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改革,在2004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正式实施,该方案规定:国内航空运价以政府指导价为主,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由核定航线具体票价的直接管理改为对航空运输基准价和浮动幅度的间接管理。国家发改委会同民航总局,依据航空运输的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社会承受能力,确定国内航空客货运输基准价和浮动幅度。航空公司在规定的幅度内,根据市场、机型、淡旺季、旅客类型等情况自主决定价格,票价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基准价的25%,除上述实行市场调节价和票价下浮幅度不限的航线外,其他国内航线票价下浮幅度最大不得超过基准价的45%。这个方案的实施,就给航空公司赋予了较大的自主性。

综上所诉,初步认为在我国发展低成本航空公司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而发展中国的低成本航空,不仅是世界航空运输业的发展趋势,也是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对实现民航事业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民航强国的宏伟目标,在更高水平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改革开放事关重大。因此研究中国航空公司的低成本战略,以及中国的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运营模式对现有航空公司、新进入的航空公司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董力加.《低成本战略与深航核心竞争力》.中国民用航空.2004(1)

航空公司经营情况篇3

Abstract:Since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plight of fundin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and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airlines, mainly due to the unreazonable finacing structure. In order to seek the optimal financing structure, this article firstly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vate airline finacing strcure, and then build the financing structure optimization model thron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tility function of the financing channels, an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model proposed the solution countermeasures.

Key wods:Private Airline; Financing Model; Financing Structure

1.引言

2005年1月15日,《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放宽了对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不再对民营投资主体投资组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另作限制。同年,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的成立,标志着民营航空公司登上了国内民航运输业的舞台。随后鹰联,春秋,东星,吉祥,华夏航空等十几家民营航空公司相继出现。然而,高潮过后是2008年金融危机,民营航空集体陷入困境。东星航空、大众航空、昆明航空、鹰联航空、华夏航空、大唐奇力航空、德龙公司等14家民营航空公司因财务等问题或退出行业,或被国有化。民营航空公司因融资渠道不畅和融资结构不合理,导致资金方面的困境,已经成为民营航空的桎梏和软肋。2010年以来,我国民营航空公司纷纷开始尝试拓宽融资渠道,转变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调整融资结构,力求摆脱民营航空公司面临的融资困境。

民营航空公司有多种融资方式。在本文中,按融资去向,我国民营航空公司的融资方式可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其中,股权融资包括优先股和普通股融资;而债权融资包括债券融资、民间借贷、外商资金融资银行信贷资金、飞机融资和经营租赁,以及商业票据等。由于各种融资方式的资金成本、净收益、税收以及债权人对企业所有权的认可程度等存在的差异,在给定投资机会时,民营航空公司就需要根据自己的目标函数和收益成本约束来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以确定最佳的融资结构,从而使民营航空公司的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对于民营航空公司来说,一个合理的融资结构不仅有效地决定其公司市场价值,同时对融资成本、企业产权分配、治理结构以及通过资本市场对整个总体经济的增长等多方面都有一定影响。我国对民营航空融资结构优化问题研究得较少,关注度不高。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民营航空公司融资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建立民营航空公司各融资渠道之间的效用函数,构建融资结构优化模型;在模型建立的基础上,可以使民营航空公司更好地权衡其收益与风险,权衡公司控制权和报酬分配,最后提出模型对我国民营航空融资困境的启示。本研究对于解决当前民营航空融资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民营航空公司融资结构优化模型

2.1 模型基本假设

假设一:民营航空公司融资的先决条件是预期收益率必须大于临界收益率。

假设二:建模以民用航空公司价值最大化为基本目标,首先建模中可以反映投资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合理安排长期和短期规划,合理设计融资方案,合理制定激励政策;其次,可以反映了对民用航空公司资产保值和增值的需要;再次,有利于在民航运输业中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实现行业总体效益最大化。

假设三: 将信息的不完善和不对称作为建模前提,模型中设定民营航空公司享有个人信息,其既有竞争性又有排它性的特征。在融资合同签订以后,为了解释融资的动态分配过程,民营航空公司的利润可视为[0, ]上的均匀分布,其概率密度为。

假设四:此外,民营航空公司的外源融资方式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种。债权融资的特点是成本低,而股权融资的特点是不需承担固定的股利,无到期日。

2.2 模型的构建

2.2.1 建立民营航空债权融资价值函数

本文在罗斯信号传递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民营航空公司债券融资的效用函数为:

(1)

(1)式中:民营航空公司债权融资总效用表示;是债权融资的数量;是股权融资的数量;是在债券融资数量给定情况下的债权融资带来的市场价值;是破产惩罚系数。在(1)中因为假设在[0, ]上的均匀分布,且,即为公司破产概率。民营航

空公司的融资效用与民用航空公司市场价值正相关,而与公司破产概率负相关,也即是公司预期收益愈大,惩罚愈小。

又由于,满足分离均衡条件,所以让式(1)对求导:

(2)

为民用航空公司债权融资效用最大化,令求导后的式(2)等于0可得债权融资价值函数:

(3)

式(3)表明民营航空公司债权价值即与债权数量成同向变化,又与股权数量成同向变化;并且也随和CD的增加而增加。

2.2.2 建立民营航空股权融资价值函数

基于同样的考虑,本文建立民营航空公司股权融资的效用函数为:

(4)

(4)式中,民营航空公司股权融资的总效用表示;是在给股权融资的数量时,由股权融资带来的市场价值;是民营航空公司额外收益或损失系数。

由于,满足分离均衡条件,令式(4)对求导得:

(5)

为民用航空公司股权融资效用最大化,令式(5)等于0可得民营航空公司股权融资价值函数:

(6)

(6)式说明民营航空公司股权价值与和的同向变化,而与和成反向变化。

2.2.3 民营航空融资结构优化模型

民用航空公司市场价值由股权价值和债权价值两部分组成,即,民营航空公司融资结构优化目标即是在投资环境既定的情况下,达到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

(7)

2.3 模型求解与分析

由上边推到可知,融资结构决定了公司的市场价值,因此民营航空公司的主要任务即是选择和确定不同阶段的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的数量和比例,使得民营航空公司价值最大化,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

对(7)建立拉格朗日函数为:

(8)

令式(8)分别对,,求导,得:

(9)

(10)

(11)

由式(9)(10)(11)解得驻点为,其中可以通过

得到,可以通过得到。

由式(9)、(10)得:

(12)

令、、,式(12)简化为:

(13)

(13)式中,为最优债权融资比例,为最优股权融资比例,是股权融资数量的函数,由于可知与同向变

化。因此,股权融资数量与股权融资比例成二元函数关系。

由函数关系式可得:

(1),。由式(12)可得,所以

,;,。

(2)与成反向变化。在区间上,随的增加而减少,又由于与同向变化,因此与成反向变化。

(3)与成正向变化。在区间上,随的增加而增加,又由于与同向变化,因此与成同向变化。

(4)临界值也即融资结构均衡解为。

3.模型对民营航空公司融资的启示

3.1 创业初期资产负债率不亦过高

国际上一般认可的标准是,对于一个稳定的公司,其资产负债率不应超过50%,即负债权益比率不应超过1:1。否则,若债权融资大于股权融资会使债权投资者产生投资收回的危机感,从而导致破产概率提高,并且潜在投资者也会产生疑虑,不利于公司发展。对于处于创业期的民营航空而言,公司盈利能力差,资本利润率低,机队和资产规模小,信誉度较低,信息披露不充分,同时亦没有充足的可抵押资产,破产和停产机会较大,民营航空经营初期想通过银行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的可能性极小。在此阶段,民营航空应确立以风险防范为主的股权融资为主债权融资为辅的融资结构。民营航空融资除了发起股东的资本金投入以外,还可以利用国内外社会闲散资金,如吸引民间借贷、创业基金、私募和国际风投。当然,在发展初期通过股权融资,股权融资价位很低,出让股权是不情愿的事情;加上股权分散,各股东利益诉求不同,很容易产生矛盾,所以民营航空可在创业初期考虑不增加负债的情况下通过适量的飞机经营性租赁引入经营资产。

3.2 融资结构中的债权及股权融资比例变化

伴随着民营航空公司的经营规模的扩大,股权融资数量的不断变化,股权融资比例逐渐减少,而债权融资比例逐渐增加。这体现为进入成长期的民营航空需要更大的现金流,相应也就需要更多的债务水平对民营航空企业家进行约束,迫使其努力工作以避免破产。民营航空经营规模越大,需要的运营资金就越多,以应对增加的借贷利息和公司应收账款。所以,成长阶段的融资结构调整和融资策略选择对于民营航空的发展尤为重要,它关系到民营航空公司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因此这一时期应选择适当的扩张型融资策略以求进一步发展。民营航空可供选择的融资策略主要是外部融资,可选择商业信用贷款、飞机融资性租赁、境外机构投资等中长期资金,此外可适当考虑发行可转换债券及可转换优先股。成长期融资结构中,债权融资比例上升,虽然债权融资不一定会增加公司的市场价值,但是此时债权融资的地位已经逐渐从被动转换为主动。在此阶段,民营航空公司可以从自身的情况出发,确定合理的财务杠杆比例,采用多种融资渠道相组合的方式,构造稳妥和积极的融资结构。

4.结语

民营航空虽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存在,但民营资本的进入仍然打不破我国航空市场的垄断局面。根据航空业垄断特点,新进入的民营航空公司明显是弱势企业,难以与具有垄断优势的相较大型航空公司形成竞争。改善和优化我国民营航空的融资结构,缓解其融资困境,须民营航空公司、金融机构和政府共同努力,建立多层次、多样化和公平开放的融资服务体系。政府对民营航空公司融资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外在融资环境的维护和创造;金融机构则需为民营航空提供金融支持,创造充分和多维度的融资渠道,使公司可选择各自的最佳融资结构;而民营航空公司自身则应在调整优化融资结构的同时,做好飞机减重,降低油耗;严格控制可控成本,降低管理费用;优化航线航班,做好飞机造型,减少运营成本,加快资金回笼,整合现有资金存量,避免多角经营,保证现金流充裕;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保证生产急需的投资;扩大电子商务应用围等有力措施,减轻民营航空的财务压力。民营航空要提高对经济杠杆的应用能力,全面推进银企合作,积极争取信贷资金,谨慎应用飞机租赁方式融资,引入战略投资者,通过股权出让或战略重组切实解决自身融资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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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经营情况篇4

[中图分类号]F5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0-0110-04

1 问题的提出

2010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简称“新非公36条”),这是继2005年国家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为“非公36条”)后中央政府再次出台提振非公经济配套政策。这项法规明确规定:“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市场准入标准和优惠扶持政策要公开透明,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鼓励民间投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建设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民用机场、通用航空设备等项目。”2005年的“非公36条”要求:“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在“非公36条”出台之前民用航空业曾一直处于国有垄断地位,“非公36条”出台以后,民营资本开始酝酿进入航空业。2005年中国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公司成立,掀开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的大幕,此后吉祥航空、春秋航空等民营航空公司相继涌现。目前中国的航空产业的格局是国航、东航、南航三大国有航空集团,无论从机队规模、航线数量还是市场份额上均在行业内居主导地位。上航、海航、厦航、山东航、深航等地方中型国有航空公司在某些地区占有相当比例的市场份额,经营稳定,成长性良好。春秋航空公司、吉祥航空公司为代表的小型民营航空公司则是近年航空运输业发展的新特征。截至2008年年末,有10家左右民营航空公司通过了民航总局的审批。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占据了国内54%的市场份额(按2008年运输总周转量计算),主导了中国航空运输市场。但中小航空公司增长速度快于三大航空公司(如表1)。

此外三大国有航空公司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控制着相当部分的地方国有航空,国有航空公司在航空业中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航空业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航空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明显:航空的投资成本高,固定投入比重高,必须具备多条航线规模化经营,航空公司才能生存,一旦某家航空公司拥有了某条航线的运营权,该航线两端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航线上的顾客也更易被纳入自己的市场中来;二是投资大、回收期长、收益率低:航空公司的固定投入主要是飞机、航材、后勤维护费用以及飞行员队伍的培养,而这类投入动辄几亿,而收回的周期可能要长达十年,这就对资本有着很高的要求,若非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长期经营,很难在航空业市场上生存;三是技术与人才密集:进入航空市场对专业技术要求很高涉及飞机驾驶、机务维修等,需要大量经过长期培训拥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些特点同时构成了航空业的进入壁垒。此外航空运输业是受政策高度管制的行业,航空公司的设立、飞机的购买、航线的开设及停止、航班密度以及各种安全标准、维修资质等均需要取得监管部门的批准。机队资源、航线资源、机场资源等核心竞争要素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而这些政策往往向国有大型航空公司倾斜,这是我国航空业垄断格局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传统垄断理论认为,垄断性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决定了垄断性产业必须实行独家垄断经营。但如果让私人企业垄断经营,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私人企业必然会制定垄断性高价,以谋取垄断利润,从而造成产品剩余的严重损失。但实践证明,国有企业垄断经营造成严重的低效率,新经济理论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垄断性产业也可以通过放松管制,运用竞争机制。传统的垄断理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任何企业中,垄断会哺育低效率。即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中,垄断企业不可能自觉追求高效率(主要源于价格形成机制),垄断企业缺乏竞争的活力,而且单一的投资渠道会造成垄断性产业投资严重不足。

要解决垄断条件下的问题,调整垄断性产业的效率,中国垄断性产业改革的一个主题是通过引进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产业,强化竞争机制,同时扩大所有制范围,实行多种所有制经营主体并存。对于垄断性产业,是否一定要引入竞争,怎样引入竞争?学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在很多国家的改革实践中存在一个做法,就是对垄断性产业进行细分,分为自然垄断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对于竞争性业务进行市场结构重组,以分拆或引入竞争的方式,使垄断性市场结构转变为竞争性市场结构。航空业自然垄断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划分见表2。

对于前者由政府或企业进行垄断性控制或经营的效率要高于竞争性经营,而对于后者可以通过引进民营资本的竞争方式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本文主要针对航空业竞争性领域考虑放松政府规制引入民营资本。

2 模型假设

假定规制者以社会总福利最大为前提,那么对垄断性产业的进入管制具有双重意义,由于垄断性产业的技术经济根据特征所决定,需要对新企业的进入实行严格控制,以避免重复建设、过度竞争,从理论上分析,在不存在进入壁垒的情况下,只要一个产业有正的经济利润就会吸引新企业的进入,产业竞争度的提高会提高消费者剩余,但是会降低企业的利润,随着进入企业的增多,社会总福利(消费者剩余+企业利润)会逐渐增加而后下降。进入规制的目的就是将进入企业的数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防止过度进入导致社会总福利的下降。因此进入规制既要放松新企业的进入以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同时又要防止进入导致过度竞争的不良后果。

下面引入本文中讨论的各利益参与方(即博弈的参与者)并做出相应的假设:

参与者1:国有航空公司

在本文中假定所有国有航空公司构成一个整体(这种假定便于本文得出更为一般性的结论),即在位垄断企业,在本文分析中用“国有航空公司”表示以区别于民营航空公司。国有航空公司与民营航空公司的竞争发生在一条航线或具有共同竞争的多条航线上。

参与者2:民营航空公司

民营航空公司在技术、航空服务质量以及成本方面不存在劣势,潜在进入的民营航空公司可以根据现有企业的价格水平评价进入市场的赢利性。与自由进入的假定(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假定)相反,在此我们假定潜在进入的民营航空公司有一个沉淀成本,只有在承担这种成本后,民营资本才能进入航空业市场。

参与者3:规制者民航总局

民航总局作为民航航空业的规制机构其规制目标为社会福利最大化,民航总局作为“经济人”存在寻租行为,为了获取民航总局在政策上的特殊照顾,航空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游说,甚至采取某些不正当行为影响民航总局的决策。而这种寻租行为产生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如果寻租行为得以实现,民航业中的其他企业以及消费者将因此遭受福利上的损失。在这里我们对民航总局进行假定,民航总局处于效率和非效率之间,对于完全效率的民航总局,它的行为主要限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以及确保航空业的充分有效竞争。

但在现行体制下民航总局缺乏必要的独立性,民航总局属国务院领导下的专门负责民用航空监管的部门,而几大国有航空公司属国务院领导下的国资委负责的企业。这样面临的问题就是管制者与被管制者都带有政府背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相同的利益诉求。民航总局的管制政策有相当一部分是为这些企业服务,那么国有航空公司就有“被俘虏”的意愿,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规制对国有企业失效。因而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民航总局对国有航空公司和民营航空公司利润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参与者4:消费者

本文将航空业的消费者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商务旅客,另一个是休闲旅客,商务旅客由于负担费用的通常是公司或客户,对机票价格的敏感度低,引入民营航空公司对这部分旅客数量的影响较小。而休闲旅客出行的费用通常要自行承担,且时间安排灵活,对价格敏感度较高。且在有民营航空公司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可选择的航班和航线的增加,以及因民营航空公司服务方面的竞争,在相同市场价格下降的前提下,休闲旅客的数量将高于仅有国有航空公司垄断情况下休闲旅客的数量。

同时做如下假定:

(1)理性经济人假设

在民用航空业的放开和规制过程中,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民航总局与航空企业一样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纪人。他们在执行政策时,既要考虑国有大型航空公司的利益也要考虑社会福利的增减,最终是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2)信息不完全、不对称

由于技术和人为的因素,规制双方在信息上是不对称的,进入者和在位者信息也是不对称的,在航空业方面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利益集团将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来谋取利益。

(3)有限理性

规制双方不可能具备完全的信息,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来行事。民航总局对民营航空企业的规制及手段不一定是有效的,可能会产生规制不足或过度。而民营航空企业对进入航空业后市场的预期和把握也不可能是全面的,可能会导致进入的盲目性。

3 博弈模型的构建

(4)消费者最终决定民营企业的进入是否成功。航空客运市场中,在没有民营航空进入的情况下,垄断程度很高,国有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竞争,管理和经营效率低下,成本高,在价格方面采取垄断定价(如图1)。民营企业受自身规模、航线等条件限制,其进入市场后只能与国有航空公司在低端市场进行竞争,提供低价、低成本的服务,这会促使低端消费市场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而高端市场则不受影响。这样我们就得到民营企业进入航空业后拐折的需求曲线,即需求曲线由D1变为由AMN构成的需求曲线D2。

4 博弈过程分析

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的博弈可以分为三步博弈过程:

第一步:民营航空公司h在前期投资F,向民航总局提出申请,若被拒绝,博弈结束,若民航总局接受申请并做进一步审核,转入第二步。

第二步:在位国有航空公司H观察到h行为之后,在民航总局没有决定之前,采取默认或抵制的策略,双方为获得民航总局的支持而博弈,民航总局此时拒绝,博弈结束,民航总局允许,转入第三步。

第三步:国有航空公司H继续采取默许或抵制的策略。

4.1 民营航空公司进入与民航总局接受激励博弈

民营航空企业进入之前,仅有国有航空公司(H1)的情况下,民航总局原效用函数为:

U1=(uh/uH)[S(qH1)+πH1]+(1-uh/uH)πH1+tH.πH1(8)

民营航空企业进入后(国有航空公司H2)

U2=(uh/uH)[S(qH2+qh)+πH2+πh]+(1-uh/uH)πH2+tH•πH2+th.πh(9)

ΔU=U2-U1

ΔU=(uh/uH)[S(qH2+qh)-S(qH1)+πH2-πH1+πh]+(1-uh/uH+tH)(πH2-πH1)+th•πh

=(uh/uH)[S(qH2+qh)-S(qH1)+πh]+(1+tH)(πH2-πH1)+th•πh(10)

当ΔU>0时,民航总局接受民营航空公司进入申请。

当uh=uH时,即民航总局对民营航空公司利润的评价和对国有航空公司利润的评价一样。

ΔU=S(qH2+qh)-S(qH1)+πh+(1+tH)(πH2-πH1)+th•πh(11)

S(qH2+qh)-S(qH1)>0成立,(因竞争会带来消费者剩余的增加)

ΔU的符号取决于最后一项的取值

tH国有企业除了要缴交所得税外还要向中央政府上缴利得,tH>th。

这样的话,最后一项的符号就取决于民营航空公司上缴的利税能否弥补国有航空公司上缴利税的减少。

短期内国有航空企业的成本函数不变。由于航空企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成本递减,民营航空公司的进入使得国有航空公司的成本上升,要保持原有的福利水平,需要πh很大,但是对于民营航空公司来讲,它进入时需要固定成本F以及进入成本f,民营企业的赢利空间有限,因此很难达到上述假设条件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理性的政府就会考虑由民营航空公司进入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能否涵盖由于竞争所带来的航空企业利润的减少。

长期来看,国有企业的成本函数由于管理和经营效率的提高会向右下方移动到达图1中AC2和MC2,此时由于民营航空公司的竞争,社会总福利:

S(qH2+qh)+πH2+πh>S(qH1)+πH1(12)

即图1中ΔBP1N+P1DFN>ΔAPmM+PmMEC

长期中民营企业竞争所带来低价、优质、高效服务带来需求的增加,管理、技术进步将推动成本的下降。正如本文对民航总局所做的假定,它并非始终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它同时也是利益参与方,这就需要民航总局在短期和长期目标中作出选择。

因此可以得出,关心短期目标(较高的uH)的民航总局会拒绝民营企业的进入,而关心长期目标(较低的uH)的民航总局则会综合考虑社会福利的增加以及作为利益参与方的利得来作出决定。

4.2 在位国有航空公司应对民营航空公司进入的博弈

民营企业提出申请后,民航总局要权衡各方利益作出判断,而这一审批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时候国有航空公司就会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信息,诸如其与民航总局之间的关系,来“说服”或“迫使”民航总局拒绝民营企业的进入申请;并通过价格调整和投资行为来改变民营企业进入航空业的预期,使之自动放弃进入申请。

国有航空公司H与政府G在民营企业没有得到正式进入许可之前的博弈行为,民营企业h向民航总局G提出申请后,民航总局G的战略集为{接受,拒绝}。设民航总局G以a的概率接受民营企业h的申请,那么拒绝的概率就是(1-a)。如果民航总局G选择的是拒绝,则国有航空公司H会选择维持现状,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航空公司H和民航总局的得益均不变,分别是πH1和U1。而若民航总局选择接受,那么国有航空公司H的战略集为{默许,抵制}。设国有航空公司H采取行动抵制民航总局的决策的概率为b,则它默认的概率为(1-b)。当民航总局G接受民营企业h的申请,若国有航空公司H采取抵制行动时,国有航空公司H的得益为πH′2,民航总局的得益为U′;如果国有航空公司H采取默认的做法,则国有航空公司H的得益为πH″2,民航总局的得益为U″,构造的混合策略矩阵见下表。

4.3 民营航空公司与国有航空公司的博弈

假定国有航空公司H的战略是先发威胁(采取掠夺性定价)或默认(在短期内继续Qm1定价),民营企业h的战略是选择进入或退出。由于国有航空公司和民营航空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位国有航空公司通过威胁来改变民营企业进入的预期,来达到阻止民营企业进入的目的。但是若民营企业可以信息收集的方式获得在位国有航空公司策略信息,同时具备其他业务以支持进入航空业的高进入成本以及进入后的市场竞争,则其仍然可能选择进入的策略,即{掠夺,进入}。

5 结 论

航空业市场博弈均衡的达到,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在博弈时的市场竞争环境、利益主体的预期及偏好。民航总局和国有企业主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得失状况,而民营企业的策略主要考虑的是进入的成本。民营航空公司进入航空市场,必然引起价格竞争,导致生产者剩余向消费者剩余转化,结果是原格局下的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消费者剩余增加,进入概率取决于民航总局为代表的政府对国有企业获利的评价以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选择。

我国民航业目前的竞争格局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打破这样的格局,首先要做的就是放松航空业的进入规制,但是规制的放松会影响规制者――政府的利益,政府如何决策,取决于其对利益的权衡和执政理念。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航空业国进民退的步伐在加快,政府也在推动国有航空公司对民营航空公司的兼并重组,这种行为的后果只能是航空业的垄断日益加剧,消费者的剩余被进一步榨取,而国有航空公司的垄断及低效率不仅减少了社会福利,而且其无法将掠夺的消费者剩余有效地转化为企业利润,结果必然是社会福利的更大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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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tigler.G.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1(2):3-21

航空公司经营情况篇5

近几年,随着我国民航业的不断发展,民航运输量快速增长,连续数年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率都在15%以上,在航空运输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航班延误问题也愈演愈烈。统计显示2004-2009年我国不正常航班比率都在17%左右。

航班延误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民航旅客对航空公司服务质量的满意度,而且影响到航空公司的客源、市场占有率与行业竞争力。造成航班延误的原因约有45%为航空公司自身原因,因此深入分析航空公司内部造成延误的因素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采用Logit模型对航空公司航班延误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民航主管部门和航空公司治理航班延误问题提供决策支持。

一、Logit模型构建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航空公司财务状况、生产运营状况与航班延误的关系,假设航空公司的财务状况如盈利能力、负债状况、资产运营能力等因素以及生产运营情况如客座率、载运率等因素会影响航班延误。一个航班或者准点或者延误,是一个二分类变量,而 Logit回归模型是对二分类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最为普遍应用的量化分析方法。因此本文拟构建Logit回归模型研究航空公司财务状况、生产运营状况对航班延误的影响。

假设P为航班延误的概率,则1-P为航班正常的概率,变量Xi为Logit回归模型的自变量,是反映航空公司财务状况和运营状况的指标。

Logit模型的因变量为航班是否延误,如果一个航班发生了延误,则因变量的编码为Y=1;如果没有延误,其编码为Y=0,则有:

Ln(P/(1-P))=a+∑βiXii=1,...,n

P(Yi=1|Xi)=1/(1+e-(a+∑βixi))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上海航空五家上市公司2005-2009年五年的财务数据以及航班延误数据进行研究。因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上市较晚,从2006年第二季度才有完整财务数据,因此分季度统计共得到95个样本;而生产运营指标如航班正常率、航班载运率来自于中国民用航空局官方网站,该指标是对全行业按月统计,从2006年2月到2009年12月共得到47个样本。因为航空公司分季度财务报告样本数与民航局的生产运营数据样本数不同,因此本文对财务指标和生产运营指标分别进行分析。

(二)变量设定与回归分析

1.因变量设定

因为民航局没有专门的航班延误指标,只有正常航班与不正常航班统计,而航班延误占了不正常航班的绝大多数,因此本文采用航班不正常率作为航班延误的替代变量。

因为Logit模型的因变量是分类变量,需将连续型变量航班不正常率转化为二分类变量。如果某航空公司某一季度航班不正常率大于所有样本航空公司该季度不正常率均值,则赋值为1,低于均值的赋值为0,即赋值为1的公司相对于赋值为0的公司发生航班延误的可能性更大。

2.自变量设定

本文选择反映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状况、偿债能力、运营能力、成长能力及公司规模的财务指标以及反映生产运营状况的指标作为候选自变量。具体指标有: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主营业务利润率、销售净利率、净利润;反映现金流量的指标,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总资产现金回收率、销售收现率;反映偿债能力的指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反映运营能力的指标: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反映公司成长性的指标,主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反映公司规模的指标,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额;反映生产运营情况的指标,载运率、客座率、载运率增长率、客座率增长率。

3.自变量筛选及回归分析

由于所选自变量较多,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先进行自变量筛选。

第一步:利用单变量Logit回归模型对财务指标进行筛选

筛选自变量的方法:从检查每个候选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简单关系着手,通过拟合单变量Logit回归模型来取得各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在简单关系分析完成后,按显著性从高到低选择进入多变量回归模型的自变量。在选择时只要一个自变量在其简单关系的检验中P

通过对每个自变量的简单分析,符合标准的自变量有资产负债率、总资产现金回收率、销售净利率、主营收入增长率、主营收入对数、固定资产周转率。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第二步:对入选指标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避免公司财务指标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进行多变量回归前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本文采用相关系数表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相关系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各财务指标间相关度较小,说明指标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第三步:利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回归分析

在第一步和第二步分析的基础上,选择资产负债率、总资产现金回收率、销售净利率、主营收入增长率、固定资产周转率、主营收入对数六个指标进行多变量Logit回归分析。本文首先采用Spss的Forward wald方法进行正向逐步回归,即在截距模型的基础上,将符合所定显著性水平的自变量一次一个地加入模型进行分析。最终得到的是只包括资产负债率和总资产现金回收率的两变量模型。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

由于Spss的Forward wald方法仅仅是依据统计标准操作,因此只能将它作为变量筛选的初步步骤,它主要用于探测性分析而不是关注于检验理论,机械的选择程序可能选到无关或噪音变量,因此其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本文在两变量模型的基础上逐步添加其他变量,构建新的模型,并比较其拟合优度与模型的解释能力。因为模型中自变量均为连续变量,协变类型的数量很大,每个协变类型所对应的观察案例并不多,指标Deviance和Pearson卡方不再适用于估计模型拟合优度。而应该采用Hosmer-Lemeshow(HL)检验。该方法根据模型预测概率的大小将数据分成规模大致相同的10个组,然后根据每一组中因变量各种取值的实测值与理论值计算Pearson卡方。通常用于自变量很多,或者自变量中包含连续性变量的情况。

经过比较,发现由资产负债率、总资产现金回收率、销售净利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四个指标作为自变量的模型在模型拟合程度与变量解释能力方面优于其他模型。该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

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构造如下Logit模型:

Ln(P/(1-P))=8.01-9.26X1-17.33X2-3.23X3+0.30X4

式中P为航班延误发生的概率,X1、X2、X3、X4分别为资产负债率、总资产现金回收率、销售净利率、固定资产周转率。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资产负债率、总资产现金回收率、销售净利率的系数均为负值,说明航班延误的可能性会随着资产负债率、总资产现金回收率、销售净利率的提高而降低。资产负债率反映了公司负债程度,航空公司在购买或融资租赁飞机、发动机等固定资产时,往往会利用长期负债,所以资产负债率升高可能说明航空公司处于业务扩张期,购买的飞机多,可用运力增加,有助于增加航空公司航班计划灵活性,降低航班延误的可能性。总资产现金回收率反映了公司利用全部资产获取现金的能力,该指标越高,公司越有充足的资金改善服务,提高航班正常率。销售净利率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盈利公司相对于亏损公司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高,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为原因的航班延误。固定资产周转率反映了航空公司对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该指标越高,说明公司对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不过我国航空公司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飞机日利用率偏高,这样虽然充分发挥了飞机的生产能力,但造成航班衔接过于紧密,一旦某一航班发生延误,就会影响后续的一系列航班,造成大规模的延误,因此固定资产周转率高可能会增加航班延误的可能性。

第四步:分析生产运营指标对航班延误的影响

由于四个生产运营指标客座率、载运率、客座率增长率、载运率增长率的相关性较强,因此分别对客座率、载运率、客座率增长率、载运率增长率进行单变量Logit回归分析。统计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航班延误率与客座率增长率、载运率、载运率增长率呈显著正向关系,与客座率成正向关系,但统计不显著。

三、结论

航班延误问题是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航班延误会影响消费者对航空公司服务的满意度,进而影响其对航班、航空公司的选择,从而会影响航空公司的声誉、客源和利润,因此航空公司必须对航班延误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本文研究了航空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状况对航班延误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航班延误的可能性会随着航空公司资产负债率、总资产现金回收率、销售净利率的提高而降低,会随着固定资产周转率的提高而提高。因此航空公司要合理地制定公司计划,将固定资产周转率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不能为了提高飞机日利用率而将航班排得过于紧密,尽量降低航班计划原因导致的延误。其次应努力提高公司盈利和获取现金流的能力,保证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航班延误的可能性。

对生产经营指标的回归分析显示,航班延误与客座率增长率、载运率、载运率增长率成显著正向关系,与客座率呈不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载运率与客座率都会对航班延误产生影响,但对航班延误有显著影响的是载运率。由于客机的载运率综合反映了乘客与货物的运载情况,可以推断货物运载是引起航班延误的主要原因,因此航空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合理确定货物配载量并提高货物的装运效率,降低由于货物运输引发的航班延误。统计结果显示客座率与载运率的增长都会显著增加航班延误的可能性,因此民航主管部门和航空公司在运输旺季应特别关注对航班延误的控制。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展计划司.2009从统计看民航 [M].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9.

[2] 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展计划司.2008从统计看民航[M].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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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邢有洪,李晓津.航空公司航班延误损失分析[J].会计之友,2010(2).

航空公司经营情况篇6

新时期,我国民航业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是目前国内航空公司盈利情况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目前民航企业的资本金不充足,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始终需要通过债务来推动:又由于融资环境受到限制且融资方式单一,导致航空公司融资成本较高,形成盈利差。由此可见,高资产负债率在航空运输产业发展中的阻碍性明显,因而必须要实现资金来源的有效开拓并缓解资金的压力,对于航空公司的经营与发展十分关键。

一、影响航空公司资本结构的相关因素解构

(一)外部环境因素

第一,宏观经济环境。在我国,航空运输行业的发展时间不长,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航空运输行业的发展。其中,生产总值和民航运输总周转量接近正相关的增长关系,若把航空运输运量细化成基本运量与刺激运量,那么基本运量则是通过GDP驱动,价格等相关因素则会刺激运量。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对于航空运输行业的进步具有积极的作用,自2004年以后,国际航空运输行业都逐渐恢复,并且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对于我国航空行业而言,其实际发展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民航发展速度两倍。且国际民航行业的重要性也逐渐突显出来。由此可见,宏观经济的良性发展使得航空运输市场需求不断提高,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运量,因而航空公司的运力也需要增强。然而,飞机与航空材料备件价格相对较高,所以,需要大量外部融资。然而,由于融资方式组合的不同对于资本结构的影响程度不同,因而经济环境会影响航空公司的资本结构。

第二,金融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对于企业资本结构而言,金融市场长期与短期的融资变化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若在特定时期内,市场资金紧张,而评估等级在同级以下的长期债券并不具备市场,要想达到长期借款的目标具有一定的难度。另外,在金融市场利率相对较高且预期下降的情况下,那么企业在长期债券发行方面也将面临严峻挑战,进而发行短期债券。若股票市场具有稳定性,那么企业应当保留负债能力,通过增发股票这种途径完成筹资。而在市场利率降低的情况下,应当通过长期债券亦或是长期借款手段筹资。

飞机在航空公司中是十分重要的运输生产工具,且资金投入量很大,投资的的回收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在飞机融资方面通常会采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方式。目前在我国,杠杆租赁的应用最为常见,而且贷款大部分是国际资本市场,所以,一定要充分考虑实际变化对融资的方式进行改革创新。

(二)内部环境因素

第一,航空公司规模。由于公司规模对其资本规模具有约束性,所以,同样在资本结构方面发挥着制约作用。通常来讲,企业规模较大,那么日常经营和发展所需资本也会随之扩大。站在市场角度分析,企业规模越大,则能够通过诸多措施将风险分散,因而并不会出现破产,其负债几率也更高。其中,大规模企业负债成本要低于其他企业,而所面临的负债约束也会低于其他企业。除此之外,人们对大规模企业了解也更为深入,所以,信息不对称发生几率也并不高,最重要的是大企业在资金内部调度方面也更加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负债水平同其规模之间呈现正比例关系。由于资产规模和企业负债率之间的关系有所争议,通常将两者关系当作正比例关系。而企业直接破产的成本则是其价值的减函数,大规模企业破产几率并不高,所以很可能是具备了一定的债务水平。由此可见,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水平是正比例的关系。

第二,航空公司盈利能力。对于公司息税前利润而言,至少需要与债务利息要求相吻合,以免影响财务杠杆作用的发挥。如果公司自身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以及理想的财务状况,则能够承担财务风险。所以,在以上能力强化的背景下,公司举债筹资的吸引力也将随之提高。但是,也有部分公司受财务状况的制约,难以实现股票的顺利发行,因而只能够通过较高的利率发行债券,以达到筹集资金的目的。通常来讲,公司所具涞挠利能力越强且收益率越高,那么在筹集资金发展及改造方面的能力也将随之提高,降低资本结构的风险,确保其科学合理性。

二、不同融资方式对于航空公司资本结构产生的影响

(一)融资租赁

第一,航空公司资产负债比率提高。所谓的融资租赁,主要是结合了融资和融物两种,在融物的作用下实现融资目标。我国航空公司在融资渠道与财务状况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而飞机项目融资则通常以融资租赁为主。在相关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应当在资产负债表当中详细地列举出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但是在规定资产增加的基础上同样会使得长期应付款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权益资本并不会发生改变,所以导致其资产负债率提高。但是,不同于长期借款融资,融资租赁方式并不会受到财务状况的严重影响,同样也不会随资产负债率提高对融资的成本以及经营管理带来影响。

第二,对航空公司扩大规模帮助较大。在大型航空公司,因其自身规模相对较大且信用度高,所以,在获取贷款资金支持方面更为容易。但是,中小型航空公司本身信用等级不高且在风险抵御方面能力薄弱,不具备知名度,所以,要想获取银行贷款的支持难度较大,即便能够获取贷款,但一定要接受银行所提出的较严格的贷款要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司本身发展。但是。通过采用融资租赁这种方式,则能够为中小型公司发展提供相应的融资支持。而在租期结束前,飞机所有权仍是飞机租赁公司。通常,这种类型公司的资本实力都十分雄厚且在处理资产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因而并不会考虑航空公司所能够承受风险的能力。为此,通过租赁公司的帮助,中小型航空公司能够租进所需飞机,这对机队伍的扩张与规模扩大具有积极的作用。而通过对影响航空公司资本结构因素的研究与分析,通常公司的规模较大,那么所承受能力也就越强。由此可见,融资租赁能够使航空公司负债能力得以全面提升。

(二)经营租赁

第一,利于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通过经营租赁的方式引进飞机,航空公司就可以满足季节需求对飞机提出的要求,与此同时,还可以为市场的扩张采用临时融资方式。究其原因,这种融资的方式可以尽快获取同公司市场以及航线匹配的飞机。另外,经营租赁的融资方式还能够与航空公司对机的需求相吻合,并且为其提供所需飞机类型,便于航空公司市场份额的增加,使其经济收益得以提高。即便经营性租赁成本相对较高,然而利润也十分可观,能够使航空公司盈利能力得以提升,以保证其具备相应的负债水平。

第二,在中小航空公司规模扩大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现阶段,国内民航航空公司正处于发展初期,这种中小型航空公司的注册资本有限,且自有资金并不充足,通常都会采用借款融资与融资租赁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航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就相对较高,且公司的实力并不充足。与此同时,银行借款在公司资产负债比率方面的约束力度较大,通过借款融资方式会受到较大的阻碍。而经营租赁的灵活性较大,不会使公司资产负债率提高,所以,对于高资产负债率中小型航空公司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相对便捷的融资途径。而这种方式能够确保中小型航空公司获取飞机使用权,使其飞机队伍的规模扩大,有效地达到运力要求,在公司规模扩张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全面优化航空公司资本结构的有效途径

(一)有效改善外部环境

1.航空公司金融财务立法工作的强化

现阶段。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融资并不具备相对应的法律法规,而飞机融资业务也没有法律作为保护。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我国难以跟随实践发展脚步。在民航事业发展过程中,法律法规机制有待完善。其中,民航在1980年通过融资的方式租赁了第一架飞机,但是至今也未出台相应的租赁法亦或是相关的规定,因此融资租赁行业的地位始终都不明确。虽然《合同法》以及内资租赁企业所颁布的融资租赁业务通知规范了融资租赁,然而始终是国内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飞机租赁行业立法工作的顺利开展,最关键的就是要具备健全法律。与此同时,对国内航空公司权益应予以全面维护,为其开展国内外融资活动提供保障。也就是说,国家应当签订并落实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而参与到这一国际公约当中,贷款人所收回的抵押资产权利也将由国际公约保护,使得贷款人的信心得以增强。这样一来,航空公司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就可以实现无银行担保,将飞机资产的抵押当作重要基础,进而贯彻并落实飞机融资。

2.全面推进飞机租赁行业的发展

近年来,航空公司绝大多数飞机租赁都采用国际租赁的方式,而在融资与经营租赁方式之下,主要参与的成员,特别是出租人与贷款人等通常都是外国银行亦或是公司来担任。然而,航空公司在租赁面的成本代价相对较大,一旦飞机租赁行业的业务全面发展,那么我国租赁公司也将具备租赁业务的能力,有效地缓解航空公司融资与经营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全面推动飞机租赁业务可持续发展。当前,国家金融政策有所放宽,而从事飞机租赁的专业公司也随之出现,在组织形式方面彰显出多样化的特征。

3.减少关税与增值税以节省引进飞机的成本

飞机进口一定会涉及到关税与增值税,而纳税的方法主要有:如果采用融资购买的方式进口,需要通过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如果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进口,那么需要根据每一年租金总和来逐年进行支付。

在航空公司发展过程中,关税使其运营成本与现金流压力不断增加,同时海关总署对于航空公司的免税申请要求相对较高,很难得到批准,因而对航空公司发展编队方面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而在征收增值税方面,主要是商品流通的增值。对于航空公司而言,飞机引进特别是经营租赁进口飞机,并不属于流通销售商品。所以在增值税方面仍然需要深入探讨。

在国际范围内,很多国家在本国航空业发展中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而针对进口飞机也出台了免税与减税的待遇。为此,不管是站在国际惯例角度亦或是不断提升本国航空公司竞争实力角度,都应当在税收方面为民航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并出台优惠政策。

(二)自身建设方面

1.融资渠道的有效拓展

在新时期背景下,对航空公司发展带来严重制约的就是单一的融资渠道。其中,以负债融资方式为主,使得航空公司财务负担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事先全面拓宽融资渠道,并且探索全新方式拓展融资渠道。

第一,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具体指的就是积极引入国内外大规模公司与财团,并开展大型项目,将资金与先进技术,甚至是管理经验与购销网络等内容引入到企业当中,使其自身的竞争实力得以提高,实现跨越发展,进一步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企业债券发行。根据当前航空公司融资的状况分析,绝大多数航空公司以短期融资券的发行为主,而融资的规模受到限制,特别是在长期债券市场中处于真空状态。所以,航空公司要想拓展融资渠道,还应当积极发行长期债券。

2.强化内部融资并增强自身盈利能力

第一,飞机日利用率的提升。在我国,航空公司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飞机的日利用率不高且单位轮档的小时成本较高。对机日利用率而言,主要的衡量指标就是平均轮档小时数,所以,轮档的小时数越多。那么飞机的日利用率也会更高,而成本则可以减少。站在融资与成本效益用娣治觯通过飞机日利用率的提高能够降低飞机数量要求,同时还能够降低资金占用量。除此之外,还能够在飞机数量、购机成本相同的基础上,增加运输的周转量,获得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航空公司经营情况篇7

这一天,原定的代飞计划也已经结束,“东星”已经彻底停飞。

过去的10天,总部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东星航空处于舆论风暴中心。先是公司“拒绝与中航集团合作的严正声明”,单方面宣布终止与中航的重组谈判,随后被有关方面要求停航。

对于这一切,公司声称只是因为不愿接受“强制收购”,遭到了某种“算计”。而在宣布拒绝合作后,东星航空的掌舵人兰世立,也迅速从外界的视野中散失了。

重组争议

东星航空有限公司(EastStarAirlinesCo.,Ltd.)成立于2005年,由中国东星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湖北东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北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湖北美景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成,是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批准的第四家民营航空公司,也是华中及中南地区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

作为初始注册资本仅8000万元的小型航空公司,在开创之初,东星航空却因抛出20架飞机的庞大采购计划,引来全球眼光。

但事实上,东星航空庞大的运营成本已经累及整个东星集团。东盛房地产公司旗下的光谷中心花园项目曾被兰世立寄予厚望,被称为光谷CBD。记者从东星集团了解到,按照项目成立之初的预算,这个项目完成后将为东星带来数亿元的利润,但最终因后续建设资金无法跟上,由此成为武汉最著名的烂尾 楼。

从多位当地房地产业内人士处,记者也得到了兰世立借款投建光谷中心花园项目的情况,并同时得到了东星集团的确认。据了解,东星集团方面曾贷款近亿元用作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开发,并以项目作抵押。但因东星航空需要“输血”,不得不将光谷中心花园项目的开发资金挪至东星航空,并由此造成 这一项目无法如期完工。

湖北省有关政府部门一位据称曾与兰世立私交不错的处级干部介绍说,在兰世立的计划中,旅游和房地产强大的现金流能够保证东星航空维持运营,同时寻找新的突破口。但金融危机彻底击碎了兰世立私募融资和上市的梦想,国内房地产的低迷,也斩断了东星航空最大的输血管道,其高企的债务情况也浮出水面。

眼看东星方面无法如期还款,融众投资希望兰世立同意将东星航空股权出让来还债,被兰拒绝。“兰世立无法接受政府方面和债权人(融众投资)要求他将航空公司全盘抵债的建议,他认为东星航空还能够卖个不错的价格。”上述湖北省银监局知情人士透露,基于此,东星航空和当地政府一道开始寻找重组方。

武汉市交通委员会透露,东星航空与中航集团的重组谈判最初进行得较为顺利,但随后卡壳,可能与中航集团了解到东星航空的债务状况有关。

东星内部另一中层也透露,经多轮谈判,东星认为自己的底线是,最多出售90%的股权,之所以要保留10%的股份是不想使东星集团完全与东星航空脱离关系,这样也不利于东星集团旗下旅游、快递业务借助航空业来发展的战略实施。

不过,中航集团最终提出,要收购东星航空100%的股权,且收购价从最初商讨的6亿元下降到1.6亿元。

东星航空的中层陈伟(化名)透露:“如果是负债式收购,1.6亿元或许能够接受。”还有一点,中航集团希望100%收购,而兰世立的想法只是转让部分股权,融进现金流解燃眉之急。

陈伟透露,公司领导曾在内部会议上通报,中航集团是希望以承债方式收购全部股权,收购价为1元。无论哪一种收购价,都与兰世立10亿元以上的心理价位相去甚远。

问题还不在于此。据陈伟介绍,公司领导在内部开会时告诉大家,中航集团希望收购后将精简东星航空原有的人员和机构。在东星航空集团,多位员工向记者描述,中航集团在收购后将对东星航空现有部门和员工进行大规模“清洗”,技术部门只保留1/3人员,而500多人的市场部,则只计划保留3人。

3月13日,东星航空“严正声明”,拒绝与中航集团合作。

3月17日,以东星集团及其旗下公司全体员工名义公开发表的“关于东星航空公司被责令停航事件的真实情况反映”(下称“真实情况反映”),则直指停航原因是具体负责东星航空与中航集团方面谈判的“武汉市交通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在向政府汇报的过程中,将对我公司的私人恩怨夹杂其中,致使政府做出了申请停止我公司运营,以此迫使东星航空这样的纯民营企业,在完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同意与中航集团合作的决定。”

对此,中航集团宣传部门负责人季洪全对记者表示,东星航空拒绝收购的声明和拒绝意见此前并没有与中航集团沟通,中航集团已经向东星方面发出了询征函,到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回复,目前中航派出的项目组仍在武汉。

他进一步指出,中航集团一直以依法合规为前提推进与东星航空的股权收购谈判,目前对武汉市场发展的意愿也没有改变。

兰世立其人

对于东星集团的声明,武汉市政府坚称,东星航空自身的高负债和由此带来的员工不稳定情绪是政府申请其停航的最主要原因,不存在强制收购行为,更无“私人恩怨夹杂其中”。

东星员工在“真实情况反映”中则称,“东星航空尽管目前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但资产负债率高是国内外航空运输业的共有特点”;并认为“东星是一家纯粹的民 营企业,自身与谁合作只能是企业行为。我公司正常经营被停止后,已对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我们4000多员工的利益也完全失去保障。”

根据目前的相关民航法规,申请停航的主体为行业监管机构(如各级民航局)、企业管理者和股东。

以陈伟为代表的东星航空员工则表示,武汉市政府出面申请停航,可能与兰世立过于强硬的性格有关。

“兰总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如果事情不是按他设想的那样(发展),他宁肯不做,即使是(要承受)最坏的结果。”陈伟这样描述公司董事长、总裁兰世立的个性及其行为。

兰世立几十年前还是一个出身贫苦的穷小子,做过供销社的营业员,过IBM和康柏电脑,甚至在香港注册过贸易公司,利用外资企业享有免税进口两辆轿车的优惠来进行轿车买卖。

1996年低价收购了武汉一处停滞工程项目,使赶上房地产形势好转的兰世立最终积累了数亿的原始资金,随后又进入了高速公路建设和旅游行业,并在2005年以20亿元的身家,位列《福布斯》2005中国富豪榜的第70位。

旅游业务做大后,兰世立又有了进入航空业的念头。当时的兰世立是当地政府眼中的红人,并积累了较好的人脉资源,这种资源对其事业迅速扩大帮助不小。在东 星航空成立后,湖北省还在武汉推动了“开放的天空”政策,国际航班可以容易地进入武汉的同时,东星航空飞出去也方便了很多。

“他做的都是一些招牌性项目,不是旅游景区,就是CBD地标,这些都很合政府的意,加上不断在这个榜那个榜露脸,政府自然对他高看一眼。”武汉当地一位律师出身的房地产开发商如此评价。

但随着银行对东星集团收缩贷款,一向敢说敢言,喜欢在媒体露脸的兰世立,开始流露出抱怨之情,“他开始经常说武汉投资环境不好,并公开表示要将东星航空总部搬离武汉。”这位开发商介绍说,兰总说话大胆,行为上也不计后果,他曾经因为债务纠纷组织部分员工向市政府施压。

2008年上半年,兰世立宣布旗下楼盘售价大幅降低,与同类楼盘相比下降近30%,并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不仅声称要将武汉房价拉下马,还大肆揭露行业 定价秘密。对此,上述开发商表示:“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不仅得罪了同行,而且当时房市下滑,正是政府极力想办法稳定房价的时候。”

但经营的现实压力让兰世立不得不向政府求援。陈伟也证实,公司在去年下半年资金压力较大时向政府救援,希望能够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以渡过难关。东星员工 也在“情况说明”中披露,东星方面“2008年12月公司致信武汉市和湖北省政府,请求省市政府给予支持,此事引起了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时公司也积极 与国内知名企业商洽,通过引入战略投资人的方式使公司能够健康发展。”

尽管武汉市政府承诺给予适当的支持,并帮其积极寻找战略投资者,但东星航空与中航集团之间这桩被外界期待的“婚姻”却因东星航空一纸“严正声明”戛然而止。

据东星航空接近重组谈判人员的人士透露,在发表“声明”之前,兰世立早已经对中航集团的重组提出不满,表示不能接受,但政府方面反复找他做工作。

3月10日,湖北省与中航集团签署关于建立武汉航空枢纽的框架性协议。这让许多人相信中航集团重组东星航空的进度将加速。

“连着几天,政府方面都在找兰总谈话。”上述接近重组谈判人员的人士回忆说,有关方面希望兰总能够接受中航集团的收购,“甚至有领导跟兰总说,这一块(东星航空)你做不了,先放了,其他方面还多的是机会。”但兰总仍然固执地拒绝了。

兰世立在签署发表声明后,便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

武汉市交通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覃诗章表示,鉴于兰世立不配合重组,GECAS等六大国外债权人已经向法院提出要求东星航空进入破产程序的申请,当地政府目前正在考虑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让东星航空破产。

“无米之炊”

兰世立一向喜欢大手笔行事,其创办的旅游、房地产板块都鲜明体现了他的这一性格,扩张迅速。

“银行不敢随便向东星发放贷款。这里面有金融政策的原因,也由于兰世立自身的一些行为的原因。”湖北省有关政府部门一位据称曾与兰世立私交不错的处级干部告诉记者,设立航空公司,不仅为兰世立和他的“东星系”赢得了足够的关注,更将他带入了国际市场。

“这正是兰世立的高明之处。”他表示,兰世立创立东星航空,一方面是为自己造梦,进入一个在他看来充满市场诱惑的领域,但同时也是他的一种“手段”,因为兰世立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概念来重新撬开银行贷款之门。

通过谈判,兰世立“不可思议”地仅以1.8亿元人民币的首付签下了由空客和通用电气旗下的GECAS提供的价值120亿人民币的20架飞机的大单。完成这一大单的前提,是兰世立得到了国际银行以“无银行担保+卖方信贷”模式授予的高达百亿元的贷款。

他曾对外宣称,欧洲进出口银行60亿元的贷款和苏格兰皇家银行近40亿元的贷款,还贷期限长达15年,且大部分是在10年后才开始偿还。这等于说,在未来十年中,每一架飞机都将成为兰世立手中的生钱机器。

兰世立就这样完成了他的“无米之炊”,一时间业界一片哗然,惊叹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事实上,东星航空与空客签订的订单,并非即时交货,大部分仍然必须依靠GECAS租赁维持运营。为此,东星航空每月必须向GECAS缴纳30万美元的租金。

不仅如此,东星航空还必须面临庞大的机场租金、燃油费用、员工工资等。记者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多家驻汉航空公司了解到,按照行业测算,像东星航空这样规模的民营航空公司,若要运营5架150座级的中型客机,每年在飞机租赁、航油、人力成本三方面的支出就高达3.3亿元。一个佐证是,在此次东星航空停航后,武汉市政府方面确认,东星航空停航每天需支出的费用近100万元,每月损失超过3000万元。

兰世立2007年至2008年曾数度公开声称,为缓解公司机队扩充和运营成本的压力,东星集团至少为东星航空提供了3亿多元现金流,未来集团还将为东星航空大幅增加现金支援。

东星航空内部人士证实,整个东星集团各板块都向航空公司实行倾斜政策,以使其实现正常运营。东星国际旅行社庞大的客源保证了东星航空能够维持一个较好的 上座率,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东星国旅的收入是直接划归航空公司的,而航空公司的人员工资等则纳入旅行社核算。“这样账面上要好看些。”

兰世立并非不知道东星航空和东星集团的运营现实情况,但他相信,只要能够平稳运营,东星航空上市融资问题不大,只要实现上市,一切都将不是问题。

东星航空、东星集团和武汉市交通委员会都证实,2007~2008年,兰世立曾与国际私募基金有过接触,一是为募集资金,更主要的是希望能够通过国际私募基金帮其实现上市。但记者未能获得更多的详细信息,也未见兰世立本人公开谈论过有关上市之事。

“如果2008年没有年初的冰灾和大地震,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公司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情况。”陈伟介绍说,东星航空的运营状况一直都比较好,盈利能力在10%左右,如果与东星国旅一起计算,利润还可能更高一些。“但公司确实有资金压力。”

据中国民用机场协会秘书处公布的数据,国内各航空公司截至2008年10月30日的“3月1日前的应付未付账款”排名中,东星航空高居第三位,欠款总额5296万元。

东星航空停航后,武汉市政府召开的专题会议透露,据初步了解,该公司的债务为5亿元左右,这些债务主要包括飞机租赁费、机场租赁费、油料费、人员工资等。

记者了解到,东星航空的负债包括:GECAS的租赁费用约1亿元;另外5家国外债权人租赁费用不到1亿元(武汉市交通委员会证实均属飞机租赁费);中航油油料费约1亿元;武汉天河机场租金6000万元;杭州萧山机场、深圳机场等多家机场费用1000万元左右;员工工资和部分银行贷款等等。

目前GECAS已经在3月10日将东星告上法庭。通用电气中国公关传播总监李国威对记者透露,事实上从去年9月起,东星航空就开始拖欠GECAS的飞机租金。根据双方签署的飞机租赁协议,东星航空需要每周支付租金,但从去年9月到现在,“只交过几次,大部分没交”。

航空公司经营情况篇8

这场天空之战可能将改变香港近20年来“一公司一航线”的航空业管制现状。所谓“一公司一航线”政策,即香港航空管制当局规定,一条航线只准有一家香港航空公司经营,以免出现运力过剩。该政策自1985年启动,实施已10余年。

照例,如果在两周内没有收到反对意见的话,国泰的申请就可获批。差不多在期限的最后一天,9月9日,香港空运牌照局表示,已接获香港港龙航空公司的反对意见书。

港龙航空称,国泰航空所申请开办的航线,不能支持更多航空公司的营运,这些航线现时运力已过剩。若通过国泰航空复飞申请,“只会令航空服务出现重叠,并不符合经济效益”。

作为香港两大航空公司中实力较弱者,港龙航空的业务重心在于香港与内地重要城市之间的航线,香港-上海及香港-北京航线更是其命脉所系。这两条航线的收入支持着港龙航空营运现有的往中国内地其它城市及亚太地区的其他次要航线。

9月11日,港龙航空的大股东中航兴业(香港交易所上市代码1110)亦杀入战团。中航兴业于当日公开表示,欢迎香港逐步开放航空服务的政策,但随即话锋一转,称开放的大前提是“必须对各方有利,令香港社会、新加入航空公司和现有航空公司等均能受惠”――实则仍是反对国泰复飞内地三航线。

此次交锋,对于国泰来说,可谓蓄势已久。

由于海峡两岸尚不能直航,香港-台北航线是目前最热门的航线之一。在“一公司一航线”政策所划定的格局中,这一航线一直为国泰航空所独享。港龙航空提出飞此航线的申请长达一年多,直到今年7月,终获批准。国泰航空令人意外地并未提出反对意见。港龙、国泰正式开始在同一条航线上展竞争。“一公司一航线”政策实际上已被突破。

不仅如此,对于传闻龙航空将要申请增加其它亚洲四条航线及悉尼航线的传闻,国泰航空亦未透露不同意见,而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9月13日,特区政府宣布空运牌照局已接受港龙航空申请,开办东京、汉城、马尼拉、曼谷及悉尼航线,这五条航线均为热门航线,其中泰国曼谷航线在2000年~2001年度旅客量高达266万多人次。

虽然无法推知国泰对港龙频频申请航线举动的默许态度是否基于彼此默契,国泰不断开放原本独家经营的航线予港龙,目的是抛砖引玉,以换取港龙开放香港至内地航线权。但港龙航空此次对国泰航空的业务图谋明确宣布反对态度,一举击破国泰或许有过的投桃报李之愿。

除了港龙之外,内地飞同一航线的航空公司的担心也是国泰需要面对及化解的。东方航空董事长叶毅干已经表示,国泰如果成功申请香港飞上海的航线,将影响票价,并对目前运载率不算高的东航造成打击,因此他不希望国泰开办上海业务。叶毅干在出席东方航空中期业绩会时指出:“站在经营航空业的角度看,当然不希望有更多航空公司经营相同的航线。”他表示,东航目前香港与上海间运载率仅达六成。而东航每天经营10个班次来回香港和上海,该航线收入占公司总收入达两成之多。而《香港经济日报》引述南方航空董事长颜志卿的话说,南方航空已经经营北京及厦门航线业务,国泰一旦加入竞争,将对票价构成大幅压力。他说:“京港航线现已有三家航空公司经营,如再加入多一家,票价所承受的压力将十分大。”

国泰的国际牌

国泰航空董事兼常务总裁陈南禄在香港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阐述了国泰复飞内地航线的目的。他称,此举可为香港创造出多达4700个就业机会,并可以刺激来港旅客增加。他强调,在全球航空网络中,通过亚洲区的航空枢纽往来北京及上海的班次已经超过150个,但香港却无一拥有国际网络的航空公司可提供“一条龙”通往内地的服务,正在使得香港的航空服务“毫不吸引人”。他声称,“香港已经拱手将飞入中国的航空业务让予亚洲其它机场。”

陈南禄直接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一航线一公司”政策。由于在现有格局中,国泰航空航线遍布亚洲区域,却不能飞往内地,旅客如果要经过香港进入内地,就需费时转飞不同航空公司的航班,成本相对高昂。因此,不少前往内地的旅客,为了可乘同一航空公司的班机,会转而选乘亚洲区内其他航空公司,并经由其他枢纽前往。“香港作为中国门户的地位,正受到考验。”陈极言之。他的解决方案,很自然的,便是向国泰开放内地航线。

国泰企业传讯部总经理黄家伦更试图缓解竞争对手的担心。他称,国泰重开内地航线之后,不会以“分食”目前香港内地航线的客源为主,而是要开发新客源。但是,黄家伦并不否认国泰加入后票价将面对下调压力。“目前香港前往北京票价约3700元,上海约为3400元,主要是因旅客乘坐国泰飞机到香港后,国泰无权再飞往内地,需要接驳港龙或东航机队,要向他们支付费用;如果到时由同一航空公司运载,这部分票价应可调节。”他说。

国泰航空申请重开内地航线及直指“一公司一航线”政策之非,确有因时而动的考虑。9月初,香港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官员在接受《财经》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一航线一公司经营”政策并非没有弹性。在特定的情况下,政府可因应本地航空公司的申请及市场情况,指定多于一家香港航空公司经营同一条航线。这些考虑包括如下内容:“如果政府认为基于公众利益须增加竞争,而有关航线的空运量,亦足以支持除所有外国航空公司外,超过一家本港航空公司作有规模的经营;或原先指定的香港航空公司没有经营或已停止经营有关航线,或其提供的服务难以令人满意;或当申请经营某一航线的香港航空公司打算提供的服务,与原本经营该航线的香港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有所不同。”

另外,该局官员还认为:“内地的航空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去年,香港航空公司共接载近225万乘客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占香港航空公司去年全年总载客量的16.9%......”更重要的是,该局官员表示:“这个市场还有很大潜力,让两地航空公司有拓展服务的空间。”而对于航空管制方面,该局的回答是:“会积极地逐步开放航空市场。”

可以看出,特区政府“一公司一航线”政策的突破其实已不存在障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港龙航空与国泰航空两家如何讨价还价。

“一公司一航线”由来

“一公司一航线”的确立与国泰、港龙的历史及两者微妙的关系密不可分。

国泰航空公司1946年由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两名资深飞机驾驶员在香港注册成立,1948年英资太古集团注资取得45%股权并成为第一大股东,1959年,国泰又收购了其竞争对手香港航空公司,成为惟一一家以香港为基地的亚洲区重要航空公司。从1974年到1983年,国泰航线已经冲出亚洲,伸展到中东、欧洲、北美,形成了全球性航空网络,并跻身主要的国际航空公司之列。

国泰作为香港惟一的航空公司的历史延续了近40年,1985年5月,港龙航空公司宣布成立,打破了国泰一家航空公司垄断的局面。港龙航空的股东包括曹光彪、李嘉诚、包玉刚、霍英东、安子介、冯秉芬等30余位港澳著名华商及中国银行、华润公司等,港龙航空成立后,随即向港英政府申请香港飞往北京、上海及其八个内地主要城市的牌照。

半年后,当时的港英政府财政司彭励治即宣布香港的航空管制政策为“一家公司一条航线”,即一条航线由一家香港航空公司经营。先获空运牌照局发牌的一家,将拥有所指定航线的经营资格。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12月,港龙获得了经营香港至西安、厦门、杭州、湛江、南京、桂林、广州等8条国内航线的牌照,而北京、上海航线则因为国泰早已捷足先登而未果。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在成立以后的数年中,部分地因为航线受制,港龙航空经营一直未有起色;而国泰及控股公司太古集团,亦不得不因应香港回归在望的形势作相应的战略调整。

1986年4月,即港龙航空成立一周年之际,太古宣布国泰航空在香港上市,冀以加强本地化色彩。上市前国泰的两大股东分别是太古洋行和汇丰银行,各持国泰70%和30%股权。上市后,长实、和黄、希慎等华资财团各获2.5%股权,面向投资基金、国泰员工及散户投资者的公开发售部分共计15%。相应的,太古和汇丰的股权各减至54.15%及23.25%。国泰也因而从一家纯英资公司转变为一家香港公众上市公司。

上市之外,国泰航空的第二步应变策略是“引进中资”。1987年2月,太古、汇丰、国泰与中信香港公司达成协议,以23亿港元向中信香港出售12.5%的国泰航空股权,香港中信成为国泰第三大股东,荣智健等进入国泰董事局。自此,国泰与港龙的形势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港龙开业后的几年内,申请北京、上海、伦敦等航线未果,平均每月亏损高达数百万港元,到1989年,累积亏损达23亿港元。当年底港龙股权发生重大变化。11月,大股东包玉刚将全部股权售给曹光彪家族,曹氏股权增至64.33%,港澳国际将26.53%的股权售与中信香港。

这仅仅是一种过渡性安排,1990年1月,由中信香港牵头,太古洋行和国泰航空分别向曹氏家族购入5%及30%港龙股权,中信香港亦增持港龙航空股权至38.3%,曹氏家族股权降至21.6%。至此,国泰成为港龙的第二大股东,并接管港龙航空的管理权。

经此一役,国泰航空与港龙航空遂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局。国泰将其经营的中国内地航线转拨给港龙,并将港龙定位为专营飞国内航线的香港航空公司。国泰在香港航空界的主导地位得以确保,而港龙航空亦在1992年转亏为盈,此时的港龙航空,80%~90%的收入来自内地航线。

1992年7月汇丰宣布将其持有的最后10%的国泰股份分别售予中国航空公司(中航兴业的母公司)和香港中旅集团,该交易完成后,中资在国泰共占股份达22.5%。

新玩家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全球航空市场竞争愈加激烈,除了经济疲软之外,不少航空公司增开或延长亚洲航线,这直接影响到国泰的盈利,而国泰因之进行的开源节流措施,也分别在1993年~1994年间及2001年下半年,造成了严重的“工潮”。而国泰面临的真正挑战也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次的市场进入者是中国航空(香港)有限公司。

1996年4月,港龙航空的股权结构再次发生了重大调整,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入股港龙成为最大股东,占35.86%股权,其它股东包括中信泰富则持有28.5%股权;太古及国泰航空则持有25.5%股权;曹氏家族则持有5.02%股权。后经再次调整,目前中国航空(集团)下属之中航兴业占有港龙43.9%的控制性股权,国泰因之退居为港龙的第三大股东。国泰航空与港龙航空的股权变化,或正是此次两家公司的利益冲突显性化之果。

此次国泰申请重飞内地航线,其本身的股权结构极可能成为重要障碍之一。据前任香港民航处处长、现任中航兴业顾问的乐巩南表示,航空公司的国籍,一直以其拥有控股权者的国籍来决定,国泰目前的控制性股权由英资的太古集团(019)所持有,可被视为外资公司,根据《芝加哥公约第七条》(即《国际民航公约》),不可单独给予国外的航空公司航权,否则,其它国家的航空公司都可提出开办航线的要求。如果国泰被视为外资,则其申请一旦获批,随时会成为其他航空公司要求开办内地航线的依据。

对此,乐巩南给出的“药方”是,按现时中信泰富拥有国泰航空26%股权,而太古则持有国泰45%股权,只要太古肯出售10%股权予中信泰富,国泰便成为中国籍的公司,上述所提及的政策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航空公司经营情况篇9

【中图分类号】 F5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1-0023-03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于2016年修订并颁布了新的租赁准则――IFRS 16,将于2019年1月1日起生效。新准则对服务性行业影响较大,相关行业包括零售批发业、航空业、专业服务业、健康医疗、运输与基建、娱乐、电信等。根据普华永道的研究,航空业是除零售业之外在资产负债方面影响最大的行业[1]。根据国内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趋同的原则,国内会计准则很可能将同期执行新规定。如果国内会计准则参照IFRS 16制定相应的租赁准则,因资产负债率提高等原因,将对国内航空公司的融资、经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一、负债规模扩大,资产负债率上升

(一)经营租赁租金予以资本化将增加负债规模

新的租赁准则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除一年以内的短期租赁和标的资产价值低于5 000美元的小额资产租赁外,其他租赁需要同时在资产上反映为“使用权资产”,在负债上反映为“租赁负债”,金额相同,将增加企业的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进而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租赁负债的具体确认金额,应按照未来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计算,但续租权、购买权或其他合同约定的事项也可能影响确认额。

飞机是航空公司最重要的营运设备,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实现既定的运力规模,航空公司需要持续引进飞机。但因飞机的投资回收期很长,导致资产负债率较高。全球大型航空公司资产负债率一般在50%以上,普遍在65%以上,2015年全球主要航空公司资产负债率情况如表1。

为了控制资产负债率,过去航空公司会选择以经营租赁飞机替代购买飞机,同时经营租赁能让飞机引进和退出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成为最重要的飞机引进方式之一,几乎所有航空公司都会合理配置一定的经营租赁飞机。据统计,2015年全球航空公司经营租赁飞机的比重约占43%,国内主要航空公司的飞机引进方式如表2。

除春秋航空外,三大航的经营租赁飞机占比均较全球航空公司平均水平低,受新租赁准则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也不可忽视。如果未来支付的经营租赁租金全部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将增加航空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总额,导致资产负债率上升。航空公司本来资产负债率已经相对其他行业偏高,同时租赁资产比重和价值也较大,无疑会雪上加霜。

(二)国内航空公司资产负债率升幅估算

以上述国内航空为例,简单将各公司披露的经营租赁未来最低应支付租金按照6%的折现率折为现值后列入资产和负债,资产负债变动情况如表3。

因各公司的经营租赁飞机占比不同,已签订的合同期间及剩余期间不同,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以2015年披露的数据估算,对上述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在2.0―7.1个百分点之间,平均影响4.1个百分点,经营租赁占比越高,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越大。

二、成本费用前移,所有者权益下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现有准则对经营租赁费在损益方面的会计处理原则是:承租人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2]。

新准则对经营租赁费的会计处理参照融资租赁原则,即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差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未确认融资费用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摊,承租人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

(一)整个租期内成本前高后低

随着经营租赁合同的执行,剩余应付款基数(简称本金)逐年减少,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的融资费用(简称利息)将逐年减少,新准则对经营租赁租金的会计核算原则导致成本费用前高后低,与现有准则的直线法存在差异。

假设某种飞机每架月租金为人民币250万元,租期10年,折现率为6%,租金一年预付两次,某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营租赁引进此种飞机20架。

最低租赁付款额=250×12×10×20=600 000(万元)

半年折现率=6%÷2=3%

折现总期数=10×2=20

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A×((1-1÷(1+i)^(n-1))÷i +1)×n=(250×6)×((1-1÷(1+3%)^19)÷3%+1)×20=459 714(万元)

未确认融资费用=600 000-459 714=140 286(万元)

2019年新准则导致的差异为表4第1期和第2期的合计数,即20架2018年底经营租赁的飞机对2019年的损益影响为1.12亿元。

由于上述例子只测算2018年引进20架经营租赁飞机的情况,是假设2018年一次性增加,对次年的损益影响很大。一般情况下经营租赁飞机是逐年引进,即可能同时存在8年或9年前引进的飞机,将部分抵销上述影响。目前航空公司仍处于规模扩张状态,新增经营租赁飞机的租金趋势是逐年增加的,则新准则下成本费用将比现有准则高,导致当年利润减少。

(二)准则生效当期减少年初未分配利润

新准则除了对执行当年的损益造成影响外,对年初未分配利润也将产生重大影响。以上述例子为例,假设这20架飞机为2013年12月31日引进的,在2019年1月1日调整时将减少年初未分配利润3.37亿元(表4第1―10期差异合计数),如果某航空公司经营租赁的飞机达200架,合同和租金与上述例子一致,假设平均已租年限为全部租赁年限的一半,对年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将高达33.7亿元,假设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 000亿元,调整后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约3.4个百分点。

三、财务风险提高,管理成本加大

(一)偿债能力指标变差,增加对外融资的难度

偿债指标除前述的资产负债率外,还包括产权比率、已获利息倍数等主要评价指标,前者反映企业所有者权益对债权人权益的保障程度,后者反映获利能力对债务偿付的保障程度。

产权比率=负债总额÷股东权益

已获利息倍数=税息前利润÷利息费用

新准则执行后,增加了负债规模,同时减少股东权益,部分租金费用转为利息费用核算,使得产权比率和已获利息倍数指标变差。银行、租赁公司、债券评级机构如根据这些指标评价企业的财务风险,可能产生提高风险级别、降低信用等级的情况,导致资金成本上升,抵押等风险防范措施升级。

航空业是高负债的行业,银行贷款、融资租赁、发行债券是引进飞机的主要资金来源,执行新准则将导致财务杠杆进一步上升,增加融资难度。特别是仍处在快速扩张期或机龄较年轻的航空公司,由于租期内成本费用前移的原因,盈利能力和净资产都会比原准则下降低,融资将更加困难。

(二)账面外汇债务增加,提高当期汇兑损益风险

航空公司引进飞机一般以美元计价,虽然目前国内租赁公司兴起,但是租赁公司出于对资金来源汇率的控制等原因,一般仍以美元作为租金的定价货币。

按照现有准则,租金根据付款时的汇率计入当期成本费用或在后续收益的几个月内摊销,汇率变动对当期损益的影响只涉及当期租金部分。但是根据新准则,参照融资租赁记账原则,需要在飞机引进时根据当时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记账,后续汇率变动不影响租赁的资产价值(历史成本),但是负债需根据期末的汇率进行调整,汇率变动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涉及全部未支付的租金。

例如,某公司2019年11月30日租赁一架飞机,租金为每月35万美元,租期10年,租赁期内总租金为4 200万美元,11月30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6.5。假设折现现值为3 218万美元,2019年12月1日支付租金35万美元,按实际利率法测算含利息15万美元,2019年12月1日汇率为6.5,2019年12月31日汇率为6.7。

(三)会计核算复杂,影响业务预算管控

新准则把经营租赁费的会计核算由简变繁,本来一笔易懂的租金变成了需要专业人员的职业判断、复杂的公式计算,一般非财务人员难以直接从金额上理解租金对公司效益的影响,预算控制成效弱化。其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按照新准则规定的会计核算成本费用下达给业务部门,业务人员很难理解,操作性较差;二是如仍按照现有准则的方式下达预算给业务部门,但谈判租期的长短将影响当年的利息费用,事前财务人员不能准确进行差异调整。执行新准则,经营租赁由费用化转为资本化,企业可能需将其列入投资范畴,从而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流程、决策程序及预算控制方法,增加企业的内部协调成本。

四、主要应对措施

(一)修改合同条款

根据租赁准则的定义及规定,探讨修订现有合同相关条款,调整部分标准合同版本,在不影响未来一定时期总成本的情况下,尽量签署短期合同,争取满足豁免资本化的条件。

根据现有合同,测算采用新准则后对当年损益和年初权益的影响,在谈判可行的情况下,合理调整合同条款,缩小影响金额。

(二)调整系统设置

经营租赁在现有准则情况下对信息系统的管理要求较低,不需要复杂的统计和计算。但是新准则需要每月对每项经营租赁资产的租金的利息、汇兑等进行计算,系统设置难度加大。付款后已实现自动账务处理的,同时需要修改系统的科目设置、映射等。

航空公司除了经营租赁飞机存在租期长、飞机架数多的情况外,还存在租赁机场候机楼办公室、两舱休息室和柜台,办事处等机构租赁房屋,甚至租赁航材等情况,如果没有完善的信息系统支持,手工很难准确完成日常的成本费用计算工作。

(三)完善预算考核指标

新租赁准则的执行,对航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经济增加值、当期利润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应提前做好测算并调整指标值,避免考核指标严重偏离实际情况。

会计核算准则的复杂化,导致相同受益期内的核算成本费用长期与实际现金流出存在差异,增加企业管理的难度,甚至不利于企业的日常管理。企业可充分考虑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转变业务部门的预算考核方式,以部分消除核算会计复杂的规则导致财务与业务之间的沟通问题。

(四)控制外汇风险

经营租赁租金资本化核算,将加大企业负债的账面外汇风险,可通过签署人民币租金合同,或者采用远期购汇等套期保值工具规避全部外币负债汇兑损益计入当期利润的风险。

航空公司经营情况篇10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航空运输市场也逐渐融入世界航空运输市场。上世界80年代形成的航空公司战略联盟已成为最近十几年航空公司的发展趋势。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也由单个的航空公司间的竞争发展到了几个全球航空公司联盟间的竞争。业内的专家也估计,将来的航空运输产业将有几家全球性的联盟所垄断。这也会迫使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加盟,否则就要在夹缝中生存。因此为了使我国航空运输产业能够应对全球发展战略,必须要弄清楚航空公司战略联盟产生的动因。

一、航空公司战略联盟

航空公司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航空公司战略联盟为了提高其竞争优势,共享联盟航空公司的稀缺资源,而结成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主要的形式:代码共享、投资参股、包租舱位、特许经营等。这些结合方式使得联盟内的航空公司能够共享稀缺资源,提高其竞争力,增加联盟内航空公司的盈利。当然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竞争和其他行业有很大的区别。主要是:一是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进入、运营和退出受到政府间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的严格制约。大多数国家考虑到安全、国防和贸易等方面的因素,会限制外国航空公司进入本国航空公司。二是除欧盟成员间,其他大多数国家对航空公司股权中外资结构有严格限制。例如:美国、中国等航空公司中外资的股权份额不超过25%。所以航空公司间跨国并购非常困难。因此国际航空运输产业为了克服这两个困难,不断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最终组建航空公司战略联盟成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

航空公司战略联盟在上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认为航空公司战略联盟得以快速发展的云因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经济因素、自身因素、政治因素三个方面考虑。

二、航空公司的战略联盟的动因分析

(一)经济因素。航空运输产业是一个网络型产业,航空公司的每条航线构成了其网络。航空公司形成战略联盟后可以较低的成本扩大其航线网络,并增加其航线上的运输密度。航空公司战略联盟降低成本提高运输密度主要是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1、对航空运输产业讲,其规模经济主要表现在运输密度经济(economies of traffic density)和运输网络的幅员经济(economies of size)。航空公司运输密度经济是指航空公司的运输网络不变的情况下,运量在扩大引起在成本降低。航空公司运输网络的幅员经济是指航空公司,运输幅员扩大引起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现象。

首先,联盟将降低航空公司购买航材成本和飞机维修成本。就航空公司日常的经营情况看,航空公司购买航材和飞维修是航空公司除购买飞机外最大的成本。航空公司间进行联盟后首先是航空公司经营规模扩大,产品标准化,航空公司可以一起储备航材,飞机维修商业愿意降低价格为飞机维修。其次,航空公司联盟后,各个航空公司可以相互赠送客源,也可以通过代码共享提联盟成员做客率。第三,战略联盟可以为旅客提供“无缝隙”服务,并降低票价,刺激市场需求,提高运输收入。第四,联盟航空公司可以共享地面服务设施,降低成本,提高员工生产率。第五,某些航段由于联盟提高了运输量,可以使将原来的小飞机换成大飞机,降低单个旅客的运输成本。

2、范围经济。航空公司的范围经济是指,当航空公司在既有网络或枢纽辐射式运输网上增加一条新的航线的成本比一家新的航空公司提供同样航线服务的成本低的情形。航空公司建立联盟后,运输网络得以扩大,可以提供许多新的连接点,从而实现范围经济。与此同时,枢纽辐射式运输的组织方式可以使得在干线上用大飞机,在支线上用小飞机运输。运输网的增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运输距离经济而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外,而且由于其服务网点增多必然会带来更多不同的运输产品,因此更有利于实现范围经济。

航空公司联盟之后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航空公司客座率提高。如果航空公司的航线网络扩大,航空公司就可以形成轴辐射网络,经过航空公司的枢纽再把旅客送到各个地方,那么航空公司上的做客率相对于点对点的运输方式做客率就会提高。因此,航空运输业在很多情况下是在用范围经济去提高飞机客座率的要求。航空公司战略联盟后,伙伴航空公司的航线网络连接成一个整体,从而服务网点增多,中转范围增大,导致旅客运输量增多,从而提高客座率,降低单位航空客运产品成本,实现范围经济。

3、降成本。联盟通过允许参与者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增加运量密度、范围经济降低单个企业的成本。假如联盟的合作者在网络大小固定不变的情况下,能以较低成本服务相同数量的运量,那么规模经济就可以获得。联盟会使彼此间的客座率提高,航空公司可以采取大飞机运输。一般来讲大飞机客座成本小于小型飞机。共同使用机场设施、共同做广告和营销、共同购置燃油和其他物品,共同研发系统和软件一起处理运输的包裹等等,这些会带来范围经济。网络扩张和运量互补允许联盟参与者获取更高的运输密度(traffic density)。这就可以允许合作者提高频率或者运用更大的飞机,这反过来就可以降低单位成本。

美国运输部委托咨询公司GAR(Gellman Research Associate)对国际代码共享联盟进行一项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个松散的联盟航空公司可以使航空公司节约2%的成本;联盟合作的深度较大时航空公司能节约5%左右的成本;当联盟通过股权结合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系时航空公司可以节约10%左右的成本。

(二)自身因素。加盟不仅给航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也会给航空公司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优势,航空公司出于对这些好处的追求也会加盟。

1、无缝服务的网络扩张需求的因素导致消费者偏好通达性好的航空公司。为了在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吸引更多的旅客,航空公司需要提供一个通达性强的航线网络。由于联盟成员链接彼此的网络并提供无缝对接服务,他们可以提供通达性更强的航线网络。例如:汉莎―联合航空的联盟允许合作者链接欧洲和美国的航线网络。1997年,汉莎、联合航空、加拿航空公司、SAS和泰国航空一起宣布成立“星空联盟”计划,目的是在全球400个城市间提供无缝对接服务。此外,通过联盟这些合作伙伴可以进入吸引力强的机场和对小市场提供服务。

2、合作伙伴之间的运量需求成功连接联盟之间的网络会将允许参与联盟的航空公司相互馈赠运量,这样会使他们航班负荷(load factor)提高。另外,每一个参与联盟的航空公司将会增加它提供给消费者的航班频率,但却没有增加自己的航班频率。例如: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联盟前两个航空公司在华盛顿-法兰克福航线上各自有31个直飞航班。但是联盟后,可以利用对方的航班,那么他们就可以向消费者提供62个代码共享航班。

3、改善服务质量航空公司服务质量的衡量尺度主要是航班频率、航班便利和联程的便利性。联盟使得航空公司可以向客户提供便利的航班频率和航班计划,并增加联程的比例。参与联盟的航空公司也可以为换乘的旅客安排最小的等待时间减少链接的不便利性。

4、提供更多的航线选择和不参与联盟的航空公司相比,联盟航空公司可以给他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航线选择。例如:一位想在星空联盟航线上从加拿大的温哥华飞往法国里昂。他可以选择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也可以选择加拿大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联程票、还可以选择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联程票。消费者会倾向于有更多选择的联盟航空公司。

5、CRS显示的优点代码共享的航班会在CRS显示屏幕上显示两次,且联成的代码共享航班会提前出现在CRS显示屏上,此外转接的代码航班会在CRS显示屏上出现三次。例如:汉莎可以连通柏林-法兰克福,而美国联合航空可以连接法兰克福-芝加哥。由于这两个航空公司都属于星空联盟,所以就可以视为这两个航空公司从柏林-芝加哥是全联通的。在CRS显示屏上多次显示和优先显示使得他比其他航班有更多的优势。所以未来最求在CRS显示屏上的优势也会促使航空公司假如联盟。

(三)突破政治因素。外国航空公司会受到本国政府限制,既有法律的限制也有企业自己的资金和时间限制,而且每个国家的兼并重组的法律不同,因此要想依靠一个或几个航空公司建造一个球性的运输市场存在很大的困难。

一方面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进入、运营和退出都受到政府间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的严格管制。例如,双边航空服务协议限定了国家间城市对服务的数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所有航空公司都可以服务于国外的某一个市场。

另一方面除联盟成员外,大多数国家对于航空公司股权结构中的外资份额有严格限制。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规定外国航空公司不能拥有超过本国航空公司25%的所有权。

由于这两方面,不同的国际航空公司间的兼并或控股非常困难。但是航空战略联盟不但可以突破政府对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进入、运营和退出等方面的双边和单边协定,还可以规避各国政府对航空公司的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的限制。

三、对我国航空公司的启示

我国航空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航空公司与世界航空公司接轨的程度还不高。我国航空公司实行战略联盟,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使联盟的企业之间形成优势互补,改变我国航空公司小而三、投资建设重复、航线布局不合理等种种弊端。所以各个航空公司之间应该注重知识的交流、经营能力与经营资源互动,以提高航空公司核心能力为出发点,进行技术创新,寻求高层次,全方位的企业战略联盟。在联盟中,应该注重共同发展,湖区所长。同时,应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

(作者单位:中国民航大学)

参考文献:

[1] 胡志群.航空公司战略联盟合作伙伴选择与合作管理研究[D].中南大学,2007.

[2] 黎群.论航空公司的战略联盟[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 文军.航空联盟形成机理及协调管理中若干问题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8.

航空公司经营情况篇11

航空公司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航空公司战略联盟为了提高其竞争优势,共享联盟航空公司的稀缺资源,而结成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主要的形式:代码共享、投资参股、包租舱位、特许经营等。这些结合方式使得联盟内的航空公司能够共享稀缺资源,提高其竞争力,增加联盟内航空公司的盈利。当然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竞争和其他行业有很大的区别。主要是:一是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进入、运营和退出受到政府间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的严格制约。大多数国家考虑到安全、国防和贸易等方面的因素,会限制外国航空公司进入本国航空公司。二是除欧盟成员间,其他大多数国家对航空公司股权中外资结构有严格限制。例如:美国、中国等航空公司中外资的股权份额不超过25%。所以航空公司间跨国并购非常困难。因此国际航空运输产业为了克服这两个困难,不断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最终组建航空公司战略联盟成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

航空公司战略联盟在上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认为航空公司战略联盟得以快速发展的云因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经济因素、自身因素、政治因素三个方面考虑。

二、航空公司的战略联盟的动因分析

(一)经济因素。航空运输产业是一个网络型产业,航空公司的每条航线构成了其网络。航空公司形成战略联盟后可以较低的成本扩大其航线网络,并增加其航线上的运输密度。航空公司战略联盟降低成本提高运输密度主要是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1、对航空运输产业讲,其规模经济主要表现在运输密度经济(economies of traffic density)和运输网络的幅员经济(economies of size)。航空公司运输密度经济是指航空公司的运输网络不变的情况下,运量在扩大引起在成本降低。航空公司运输网络的幅员经济是指航空公司,运输幅员扩大引起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现象。

首先,联盟将降低航空公司购买航材成本和飞机维修成本。就航空公司日常的经营情况看,航空公司购买航材和飞维修是航空公司除购买飞机外最大的成本。航空公司间进行联盟后首先是航空公司经营规模扩大,产品标准化,航空公司可以一起储备航材,飞机维修商业愿意降低价格为飞机维修。其次,航空公司联盟后,各个航空公司可以相互赠送客源,也可以通过代码共享提联盟成员做客率。第三,战略联盟可以为旅客提供“无缝隙”服务,并降低票价,刺激市场需求,提高运输收入。第四,联盟航空公司可以共享地面服务设施,降低成本,提高员工生产率。第五,某些航段由于联盟提高了运输量,可以使将原来的小飞机换成大飞机,降低单个旅客的运输成本。

2、范围经济。航空公司的范围经济是指,当航空公司在既有网络或枢纽辐射式运输网上增加一条新的航线的成本比一家新的航空公司提供同样航线服务的成本低的情形。航空公司建立联盟后,运输网络得以扩大,可以提供许多新的连接点,从而实现范围经济。与此同时,枢纽辐射式运输的组织方式可以使得在干线上用大飞机,在支线上用小飞机运输。运输网的增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运输距离经济而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外,而且由于其服务网点增多必然会带来更多不同的运输产品,因此更有利于实现范围经济。

航空公司联盟之后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航空公司客座率提高。如果航空公司的航线网络扩大,航空公司就可以形成轴辐射网络,经过航空公司的枢纽再把旅客送到各个地方,那么航空公司上的做客率相对于点对点的运输方式做客率就会提高。因此,航空运输业在很多情况下是在用范围经济去提高飞机客座率的要求。航空公司战略联盟后,伙伴航空公司的航线网络连接成一个整体,从而服务网点增多,中转范围增大,导致旅客运输量增多,从而提高客座率,降低单位航空客运产品成本,实现范围经济。

3、降成本。联盟通过允许参与者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增加运量密度、范围经济降低单个企业的成本。假如联盟的合作者在网络大小固定不变的情况下,能以较低成本服务相同数量的运量,那么规模经济就可以获得。联盟会使彼此间的客座率提高,航空公司可以采取大飞机运输。一般来讲大飞机客座成本小于小型飞机。共同使用机场设施、共同做广告和营销、共同购置燃油和其他物品,共同研发系统和软件一起处理运输的包裹等等,这些会带来范围经济。网络扩张和运量互补允许联盟参与者获取更高的运输密度(traffic density)。这就可以允许合作者提高频率或者运用更大的飞机,这反过来就可以降低单位成本。

美国运输部委托咨询公司GAR(Gellman Research Associate)对国际代码共享联盟进行一项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个松散的联盟航空公司可以使航空公司节约2%的成本;联盟合作的深度较大时航空公司能节约5%左右的成本;当联盟通过股权结合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系时航空公司可以节约10%左右的成本。

(二)自身因素。加入联盟不仅给航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也会给航空公司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优势,航空公司出于对这些好处的追求也会加入联盟。

1、无缝服务的网络扩张需求的因素导致消费者偏好通达性好的航空公司。为了在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吸引更多的旅客,航空公司需要提供一个通达性强的航线网络。由于联盟成员链接彼此的网络并提供无缝对接服务,他们可以提供通达性更强的航线网络。例如:汉莎―联合航空的联盟允许合作者链接欧洲和美国的航线网络。1997年,汉莎、联合航空、加拿航空公司、SAS和泰国航空一起宣布成立“星空联盟”计划,目的是在全球400个城市间提供无缝对接服务。此外,通过联盟这些合作伙伴可以进入吸引力强的机场和对小市场提供服务。

2、合作伙伴之间的运量需求成功连接联盟之间的网络会将允许参与联盟的航空公司相互馈赠运量,这样会使他们航班负荷(load factor)提高。另外,每一个参与联盟的航空公司将会增加它提供给消费者的航班频率,但却没有增加自己的航班频率。例如: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联盟前两个航空公司在华盛顿-法兰克福航线上各自有31个直飞航班。但是联盟后,可以利用对方的航班,那么他们就可以向消费者提供62个代码共享航班。

3、改善服务质量航空公司服务质量的衡量尺度主要是航班频率、航班便利和联程的便利性。联盟使得航空公司可以向客户提供便利的航班频率和航班计划,并增加联程的比例。参与联盟的航空公司也可以为换乘的旅客安排最小的等待时间减少链接的不便利性。

4、提供更多的航线选择和不参与联盟的航空公司相比,联盟航空公司可以给他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航线选择。例如:一位想在星空联盟航线上从加拿大的温哥华飞往法国里昂。他可以选择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也可以选择加拿大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联程票、还可以选择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联程票。消费者会倾向于有更多选择的联盟航空公司。

5、CRS显示的优点代码共享的航班会在CRS显示屏幕上显示两次,且联成的代码共享航班会提前出现在CRS显示屏上,此外转接的代码航班会在CRS显示屏上出现三次。例如:汉莎可以连通柏林-法兰克福,而美国联合航空可以连接法兰克福-芝加哥。由于这两个航空公司都属于星空联盟,所以就可以视为这两个航空公司从柏林-芝加哥是全联通的。在CRS显示屏上多次显示和优先显示使得他比其他航班有更多的优势。所以未来最求在CRS显示屏上的优势也会促使航空公司假如联盟。

(三)突破政治因素。外国航空公司会受到本国政府限制,既有法律的限制也有企业自己的资金和时间限制,而且每个国家的兼并重组的法律不同,因此要想依靠一个或几个航空公司建造一个球性的运输市场存在很大的困难。

一方面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进入、运营和退出都受到政府间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的严格管制。例如,双边航空服务协议限定了国家间城市对服务的数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所有航空公司都可以服务于国外的某一个市场。

另一方面除联盟成员外,大多数国家对于航空公司股权结构中的外资份额有严格限制。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规定外国航空公司不能拥有超过本国航空公司25%的所有权。

由于这两方面,不同的国际航空公司间的兼并或控股非常困难。但是航空战略联盟不但可以突破政府对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进入、运营和退出等方面的双边和单边协定,还可以规避各国政府对航空公司的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的限制。

航空公司经营情况篇12

一、实施“营改增”的原因

1994年我国进行税制改革,确定增、营两税在我国税收体系的地位。我国营业税对经营者收入全额征税,成本费用不能在税前扣除,且营业税忽视产品流转环节,可能会多次纳税。

增值税只对购进货物、劳务等的增加额征税,其税收效应是中性的,无论生产经营环节如何变化,缴纳的税收均不会变化,彻底消除了多环节、阶梯式重复征税的问题。

我国在2014年共有410万纳税人参与“营改增”试点,2014年全年因“营改增”改革造成税收负担降低的纳税人超过95%,共计减少营业税额898亿。

二、“营改增”后航空运输业税负的变化

设A为营运收入,试点前该航空运输公司应该缴纳A*3%的营业税。试点后,假设营业额为含税的应税收入,B是可以抵扣的全部进项税额,则应缴纳增值税为(A/(1+11%))×11%-B。化简上式得B=0.0691A。即当B=0.0691A时,“营改增”前后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变,现金流亦不变。试点后若企业缴纳的流转税税额减少,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也会相应减少。

“营改增”后由于需要扣除增值税,营业收入比原来计算的应税收入要少,会使公司应纳企业所得税税额减少。而“营改增”后,企业为生产经营购进固定资产、货物和劳务的进项税额可以从相应的成本中扣除,会使公司应纳企业所得税税额增加。

三、“营改增”后东方航空公司税收负担的变化

(一)“营改增”后东方航空公司税收负担的变化

从2010年到2014年东方航空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收入一直平稳增加,2010年的营业收入是750亿元,2014年的营业收入增加到897亿元,比2010年增加19.60%。东方航空公司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从2010年到2014年一直在减少,从2010年的14.63亿元减少到2014年的1.07亿元,比2010年降低了92.69%,尤其是在首次进行“营改增”的2012年,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降低幅度为62.84%,税负降低非常明显。

(二)“营改增”后东方航空公司税收负担降低的原因

1、试点后东方航空公司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改革之后,东方航空公司为一般纳税人,虽然增值税的税率提高很多,但由机、零部件、航空燃油等的成本高,供货商也均为一般纳税人,从而相应的进项税额多,在销项税额稳定的情况下,整体税负降低。

2、飞机燃油等占成本比例大且进项税额能够抵扣

近三年来,东方航空公司飞机燃料的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均接近40%,是总成本中异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些飞机燃料的进项税额能够抵扣相当一部分的销项税额。

3、东方航空公司外购飞机等固定资产成本大、进项税额多

东方航空公司外购飞机等固定资产成本极高、价值较大,东方航空公司在购进此类固定资产的当期,拥有满足要求的进项税额,从而减少应纳税额。

四、对整个航空运输企业降低税负的参考性建议

(一)科学规划航空运输工具等固定资产的更新节奏

由机等进项税额较大,将促进企业加快更新固定资产的步伐。但航空运输企业固定资产购买成本较高,且航空运输设备使用寿命长,《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飞机的使用寿命为10年。航空运输企业必须处理好企业设备更新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之间的关系,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投资浪费。

(二)抓好发票业务流程工作

航空运输企业要想在合法的条件下减轻企业税负,一方面要在和上游企业进行业务往来时及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另一方面向下游企业按照发票的开具要求正确地开具发票。

(三)注重企业财务人员及相关员工税务知识的培训

现在航空运输企业业务种类更繁琐,业务类型更复杂。应该仔细区分不同业务类别,按照适用税率精确计算缴纳应纳税额,这就需要企业聘请高素质、高技能的财务人员并定期进行财务技能、财务知识培训。

(四)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定价合适且能获利

“营改增”后,航空运输企业的固定资产、燃料的入账价值因为增值税的扣除而减少,这使得企业购进运输劳务的成本和管理费用等降低。企业应该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情况下根据市场供求关系以及企业自身运输劳务科学合理定价,开拓市场,提升企业经营情况。

“营改增”是我国税收体系改革上一次重要实践,完善了我国税收体系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从改革成果看,参与改革的企业税负降低明显,企业现金流增加。通过对东方航空公司税负降低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对整个行业提出建议。航空运输企业应该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达到为本公司减税的目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