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交易基础篇1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证券投资领域已正式拉开序幕。目前，证券公司已经发行了“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等数支资产证券化产品。本文拟对我国证券公司开发资产证券化产品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提出法律思考，以期对资产证券化法制完善有所裨益。

关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多样性问题

在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出现了多元化态势。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信托结构运作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信托投资公司为受托人；一是以委托结构运作的企业应收款证券化产品，以证券公司为受托人。

信托与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给我国资产证券化实践带来一个弊端，即信托制度未能成为共享的基础性制度单元。在募集说明书中，证券公司不能明确所推出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属于信托类产品，而是将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委托关系。但是，证监会用规章的形式规定了计划财产独立于受托人、托管人等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类似于信托制度的法律效果。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法，既不利于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又不利于明晰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应该从长计议，考虑将信托制度扩大适用到所有资产证券化试点领域，包括企业资产证券化。

对于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应当采用相同的监管标准，使其不应因发行人、监管机构、法律形式的不同而发生监管政策的不同。在资产证券化的系统工程中，对资产独立、破产隔离、信用增级和资产负债表处理等一系列重要环节，应统一立法、协调监管。当前，监管失调的表现比较突出。银监会管辖的金融机构开发理财计划即使符合证券本质，也不敢称为“证券”，而证券公司开发的资产管理业务不敢明确成信托关系，均因担心产品落入对方监管领地。如果要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从委托性质转化成信托性质，其出路就是允许混业经营，具体方式有二：扩大信托制度的应用范围，允许证券公司经营信托业务；允许证券公司收购信托投资公司或者设立具备信托业务经营资格的子公司。

关于基础资产的选择问题

基础资产是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现金流的来源，选择合适的基础资产是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发行之前最重要的环节。

目前已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中，基础资产均是具有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或“收益权”。例如，莞深高速公路收费收益权专项计划和中国网通应收款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专项计划，则分别以公路收费权和网通集团应收款作为基础资产。在选择基础资产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关于基础资产的命名。基础资产应准确称为“收益”，不能滥称“收益权”。已发行的专项计划中的基础资产均为权益性资产，如联通计划的租赁费实际是债权证券化。收益权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均有财产性，可作为交易的对象，从而具有收益的权能。收益权通常只能是依附在某种确定的法律认可权利类型上的一个权能，它本身不能脱离其权利自身而单独转让。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基础资产的法律定性应该在既有的权利范畴内寻找，例如债权、知识产权、物权、股权等，而不能概括成债权的收益权、知识产权的收益权、股权的分红权。这些收益权与原生权利在外观上和实体上是一体的，因此，可将基础资产称为“现金收益”，把目前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出现的收益权回归到债权、物权等严格法律范畴的轨道上来，用规范的法律概念来定义基础资产，而不宜动辄创设新的权利。考虑到实务中的用语，本文仍用“收益权”来描述权益类基础资产。

基础资产的合法性问题。在选择基础资产时，要注意基础资产的权属以及转让合法性。证券公司对基础资产进行尽职调查，要关注原始权益人取得基础资产的合法性、基础资产上是否有第三方权利、是否有司法限制、法律法规或合同对基础资产的转让有否限制性规定、证券公司以专项计划的名义持有基础资产的资格等问题。

基础资产的确定方法问题。对基础资产的确定应采用定性加定量的方式，即将基础资产界定在不超过预期收益金额的范围内的某项权益，以使其与专项计划的预期收益相匹配。这既实现了内部超额担保的目的，又满足了原始权益人返还残值的愿望，最终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真实销售问题。该问题的本质是收益权转让行为的法律实质是真实出售还是抵押融资。根据资产证券化法律原理，只有实现了真实销售和破产隔离，才能使得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真正脱离发行人的信用，即资产证券化完全依赖基础资产的信用，受托人对资产原始权益人没有追索权，属于满足证券化“真实销售”的实质要求。原始权益人与证券公司签署基础资产转让协议后，原始权益人将收益权转让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支付购买价，双方形成买卖关系。专项计划的收益来源于收益权，原始权益人仅有义务将收益权交付给证券公司在收益权之外，原始权益人对证券公司没有其他给付义务，因此，收益权转让不属于抵押融资。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公司专项计划力图将购买的资产的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而非唯一还款来源），但由于要求有银行担保，银行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原始权益人追索，容易导致购买资产的行为并未形成“真实销售”。这是目前专项计划设计存在的一个较大弱点。如由股东或第三人对担保银行提供反担保，银行仅向反担保人追索，则可避开上述瑕疵。

基础资产交易的公示问题。为保障投资人的利益，专项计划应尽量完备基础资产的交付环节，以适当的方式向相关权利人进行公示。以债权类权益作为基础资产时，应将债权转让书面通知原始债务人。如果债务人众多无法逐个通知，可考虑在媒体和网站上公告，将转让事项通知其他债权人。对于特许经营权之类基础资产，目前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其转让涉及的公示程序，可考虑采取主管政府部门批准或备案的方式，以降低制度不配套的风险。

关于现金流管理的问题

证券公司作为专项计划的管理人，其主要职责之一是对基础资产现金流的管理，包括现金流的收取、运作、分配等。

关于现金流的收取。随着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展开，基础资产可能分布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原始权益人如以多个资产打包组成基础资产池，则现金流比较分散，由证券公司亲自管理反而可能增加专项计划运作的成本。此时，可考虑借鉴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的贷款服务机构，在专项计划中引入基础资产服务商，由服务商受托对基础资产现金流进行管理。通常原始权益人对基础资产最为熟悉，可作为服务商，为基础资产提供服务，汇集现金流。

关于资金沉淀问题。资金沉淀将直接影响原始权益人的融资成本。基础资产的原始现金流的产生时间与专项计划的收益分配时间不完全一致。选取的基础资产通常大于本息偿还所需要的现金流，将发生资金沉淀。因此，在设计专项计划的收益分配条款时需要充分考虑基础资产现金流的特点。有的基础资产在专项计划期间只发生一次或几次现金流流入，如联通计划中，联通运营公司根据租赁合同只在指定划款日支付租赁费，其现金流的流入时间是确定的。有的基础资产现金流发生频率较高，如莞深计划中，每日均有车辆通行费收入。

为提高原始权益人的资金使用效率，专项计划对产品现金流需要做出合理安排，即产品现金流的安排应当尽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产品设计方案中，证券公司解决资金沉淀问题的措施主要有三种：

措施之一：结构匹配。由于专项计划中的基础资产是指原始权益人交付的特定时期内一定额度的收益权收入，并未限定收益权收入的具体交付时间。因此，证券公司在进行精确的现金流测算后，在基础资产转让协议中对基础资产交付时间和交付数额予以约定，可以对基础资产现金流进行重新安排，实现基础资产现金流与产品现金流的匹配。因特殊情况发生不匹配，可以通过即时追索担保人来解决问题。由于银行担保是连带责任担保，且属于履约担保，实际上起到可靠的流动性支持和债权担保的双重作用。

措施之二：资产管理。即证券公司将沉淀资金采用资产管理的方式来增加收益，但应投向国债、金融债、证券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风险低、流通性好的金融产品。

措施之三：循环发行受益证券。即证券公司在测算现金流后循环发行资产证券产品，并以专项计划名义设置现金储备账户，用于存储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了当期应付证券本息后的剩余资金。这些余款并不提前偿付给投资者，而是在循环额度范围内用于再次购买原始权益人的同类、同等档次标准的基础资产。通过循环发行受益证券和多次购买基础资产，提前收回的资金又变成了基础资产，这样就不会产生过量资金沉淀，还解决短期基础资产与长期证券之间的期限不匹配问题。

关于统一流通平台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的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监会主管的证券交易所市场，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上市交易的两大平台。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以债券为主的证券流通市场，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

流动性是金融产品的生命力。但是，因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主体有限，使只限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流通性很小，截止2006年4月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仅发生交易1笔。在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主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化并未实现，而资产证券化所特有的分散风险功能以及为普通投资者创设投资品种的功能也无法实现。从长远来看，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如果不能到交易所交易，则其证券化的作用将大大降低。

证券交易所市场同样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上市交易提供了必要条件。证券公司发行的以专项计划为载体的“受益凭证”均在证券交易所通过大宗交易系统来进行交易。从节约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的角度考虑，应统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通市场，改变目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在证券交易所市场进行交易的投资者种类和数量远远多于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产品的定价机制比较完善，且金融风险能够比较有效地向社会分散。所以，证券交易所市场应该成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通主渠道。

总之，虽然资产证券化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金融创新工具，但在我国还刚刚起步。作为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一种形式，证券公司专项计划将大大推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只有在实践探索中领悟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不断解决遇到的重要问题，才能尽快完善资产证券化制度。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文•L•西瓦兹著.结构金融—资产证券化原理指南.李传全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证券交易基础篇2

现代证券市场较传统市场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消除了证券的物质形态，以“电子簿记”形式集中托管于中央登记托管机构。这一技术革新支撑起现代证券市场高如天文数字的交易量、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产品、纷繁复杂的交易后事务以及国内国际之间瞬息往返的跨市场交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证券无纸化和中央登记托管体制，就谈不上证券市场的现代化。

（一）中央登记托管制度的由来

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发行的都为纸质证券，证券登记由发行人自行完成。投资者可以选择证券经纪商等代为保管证券，也可以自行保管。交易结算由证券经纪商或托管银行办理，交收过户一般都通过实物证券的背书完成。在分裂市场之间物理交易纸质证券的处理机制成本高、风险高、效率低。首先，纸质证券处理环节繁多，包括保管、审计、证券证书维护、签章保证、保证券、微缩照片、遗失重办、文书处理等。其次，纸质证券也面临着丢失、失窃和伪造的高风险。最后，交易完成后的款、券处理都严重依赖于纸笔留下交易记录，靠人工传递单据。纸质证券的缺点造成投资者和交易商证券资产分散，削弱了他们参与多个市场交易的能力和效率，跨地区交易成本尤其昂贵。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出现了空前的交易浪潮。与此同时，各证券商的营运都几乎因超量的纸上作业而瘫痪。纸质证券在交易所地面随意堆放，现金和证券交割延迟，证券丢失是家常便饭，交易失败的情况屡见不鲜。纸处理危机不断升级使交易所不得不每周三休市停止交易，同时缩短其它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以处理大量的积压交易订单。

纸处理危机引起美国政府、行业、市场参与者等各个层面的深切关注，后台行业的发展得到最高决策层前所未有的重视，各方参与者达成共识，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始推行，沉疴积弊逐步革除，孕育出现代证券市场后台业的根基――中央登记托管结算体制产生的契机。

（二）中央登记托管制度的意义

中央登记托管制度始终是国际证券结算标准的核心要求。1989年国际专家组织（G30）最早提出“建立中央证券托管机构”。2001年，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证券结算系统推荐标准》，提出“出于安全与效率的原因，应在可能的最大范围内实现中央托管”，“通过将托管结算操作集中于单一实体，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有效降低成本”。金融危机后，国际组织《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进一步吸收升华了以往建议成果，并上升到强制标准，成为各国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性原则。随着标准的实践，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采取中央登记托管体制，越来越多的国家整合形成了单一的中央登记托管机构。

中央登记托管制度是国际市场安全的宝贵经验教训。上世纪60年代末，托管结算的分割低效适应不了证券市场快速发展，造成大面积结算操作失败，美国由此创建中央存管机构，推进集中统一托管。

有利于债券市场统一。中央登记托管制度是债券市场统一互联的关键。没有统一托管的后台打通市场，多元多样的交易前台就会碎片化，成为孤岛。判断债券市场是统一还是分割，关键看两点：一是看发行人和投资人能否自由选择其参与的市场，二是看发行人和投资人能否高效地参与多个市场。统一的登记托管结算是实现这种自由选择、高效参与的技术前提。当托管结算后台分为多个，投资人参与多个市场的成本就大大提升，衡量效益、成本和风险，投资人可能被迫只参与某个市场。

有利于债券市场高效。中央登记托管制度可以更好地支持多元化的交易平台和交易方式。能够使监管者的市场数据更加完整及时，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市场参与者通过一个债券账户可以参与多个市场交易，资产管理效率大大提高。能够提高交易的可获得性，进而提高市场流动性。能够便利多市场无风险套利，熨平市场价差，健全统一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可以避免金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降低系统成本，进而降低交易成本。

有利于债券市场开放。资本市场的竞争往往体现为基础设施的竞争。进入新世纪，美、欧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在加强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方面都有重大举措。日、韩都将发展托管结算机构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随着市场开放，一国监管部门用行政手段控制金融市场的难度加大，而且具有政治敏感性，容易引起反弹。发达国家对开放市场的监管权威，往往通过中央托管体系的业务规则和技术平台的延伸来巧妙实现。

中央结算公司为债券市场中央登记托管制度做出的贡献

我国在1996年以前，和大多数国家的债券市场发展初期一样，债券托管处于分散状态，存在账实不符、假冒发行、统计不清、操作成本大等诸多弊端；再加上市场分割、交易不规范，曾发生数额达上千亿元的国债回购债务链难以清偿的情况，国家信用受到严重损害，一度酿成了严重的金融风险。这促使主管部门和发行人研究探索从根源上控制风险的办法。1996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共同提议，报经国务院同意，在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了中央结算公司，负责全国债券的集中登记统一托管和统一结算。

中央结算公司的成立，改变了我国债券分散托管的状况，承担起我国债券市场中央登记托管机构的职能，是我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一次重大飞跃，至此中国债券市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加速实现中国债券无纸化

中央结算公司成立后，即积极推进债券无纸化中央登记托管，扭转了当时因债券分散托管造成的混乱局面，为保障日后中国债券市场的高速和规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实行以一级托管为主的债券集中统一登记托管

实行证券中央托管，是国际证券市场经验的总结，也是国际证券组织推荐的国际标准。自成立以来，中央结算公司在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从国债集中托管起步，构建了全国集中统一、以一级托管为主的债券登记托管体系，结束了我国债市分散托管的历史，维护了国家信用和金融稳定。

在托管账户体系安排上，中央结算公司建立起安全、简洁、透明的一级托管制度，奠定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与多级托管相比，一级托管法律关系清晰，中间环节少，监管便利，有利于提高市场整体效率。多级托管是有纸化证券时代的产物，能够实现实物券的非移动化，直到今天，美国等多数国家由于实物券和无纸化证券并存，多级托管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并形成路径依赖。而我国由于后发优势，快速进入债券全面无纸化时代，确立了一级托管的制度基石，一级托管也成为银行间债券市场20年健康发展的基础制度和成功经验。

以建立债券中央登记托管机制为转折点，中国债券市场从此进入健康、快速、平稳的发展阶段。即使在2004―2005年交易所债券回购风险集中爆发的情况下，中国债券市场总体上仍然保持了健康发展的态势，市场的稳定性与1995年市场风险爆发时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

（三）确立债券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在债券中央登记托管机制的基础上，中央结算公司为市场提供包括发行、登记、托管、结算、付息兑付、估值、担保品管理、信息披露等在内的债券全生命周期服务。公司自主建成中央债券综合业务系统，构建起多功能集成化的技术平台，进一步有效降低了市场运作成本和功能衔接与数据交换风险，实现了中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有力支持了债券市场的高速和规范发展。2015年，中央结算公司托管债券余额超过35万亿元，约占市场总量的近八成，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全国债券总托管机构。

中央结算公司将更好地履行中央登记托管机构使命

中央证券托管机构是 20 世纪金融市场发展的一次重大创新，其发展水平直接反映了一国（或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进而影响着该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进入21世纪，证券托管结算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美、欧等发达国家都在推动基础设施整合，以统一托管结算后台确保市场多而不散、放而不乱，达到效率和安全的平衡。近年来，在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中央结算公司忠实履行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职责，以服务市场与监管为宗旨，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性与开创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我国中央登记托管机构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制约因素，迫切需要外部政策推动解决。

一是坚持中央统一托管。从国际惯例和国内实践看，场内交易的前台可以有多个，场外市场的机制也可以有多种，以竞争提高市场的整体效率。统一的登记结算后台是金融市场核心的基础设施。正因为前台灵活开放多元化，才必须依靠后台集中统一的支持，否则就会出现市场分割、市场碎片化，降低金融体系的效率。

我国债券市场格局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后台分割。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由中央结算公司和中证登公司分别托管，近几年银行间市场的部分债券分出来由上海清算所托管。三个托管后台并立给市场机构参与多个市场交易带来成本和障碍，由此带来市场的分割和低效。转托管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分割和低效的问题，只有统一托管才能高效实现债券市场统一互联。

证券交易基础篇3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9-0038-03

《反洗钱法》将证券业金融机构纳入反洗钱监管体系后，证券业反洗钱成为当前我国反洗钱工作的一个全新领域，在制度建设和实践操作方面都给监管当局带来了全新的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国证券行业的经营特点与现行反洗钱制度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本文在分析我国证券行业结构、特点和交易方式的基础上，对现行反洗钱制度中的缺陷展开剖析，并结合国际反洗钱监管经验。提出对我国证券业反洗钱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证券业反洗钱制度的缺陷

(一)证券业反洗钱义务主体的缺失

《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规定的证券业反洗钱义务主体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但从证券业实践看，这个领域还有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自律性组织。证券行业自律性组织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及其他行业自律组织。其中，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在证券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方面，因为证券市场主体在申请成为其会员之前是无法进入证券行业的。交易所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制定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标准，对其会员和上市公司进行管理，并实时监控交易活动，防止异常交易行为的发生，主要关注市场交易及其交易品种。而证券登记机构的主要职责是证券账户的设立和管理、证券的存管和过户、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及权益登记、证券和资金的清算交收及相关管理、受发行人的委托派发证券权益等。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几乎蕴含了证券行业全部的原始交易信息和资料，而这些信息和资料正是证券业反洗钱监测和分析的对象。

其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投资者可以以同一证券账户在多个证券营业部买入证券，投资者买入的证券可通过原买入证券的席位委托卖出，也可以向原买人证券的席位发出转托管指令，转托管完成后，在转入的席位委托卖出。因此，如果客户刻意隐瞒交易痕迹，采用转托管方式交易，则单一的证券营业部无法取得客户交易深交所上市股票的全部资料，进而影响对可疑交易的分析和监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以看到某一客户交易某一股票的全部记录。

再次。证券交易所本身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监察系统。虽然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及时发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创造透明、开放、安全、高效的市场环境，以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但是其借助对涉嫌证券、会员和投资人的监控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最终目的与证券业反洗钱工作的要求有一致之处。因此还可以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监察系统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的功能。

(二)客户身份识别责任划分缺乏可操作性

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的规定，金融机构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向客户销售金融产品时，应在委托协议中明确双方在识别客户身份方面的职责。这一规定对于目前主要依赖银行销售基金产品的基金公司而言基本处于无法实施的状态。

我国的基金销售业目前处于以银行为主、辅之以券商代销和基金公司直销的格局，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依然支配着大部分的金融资源，网点多，客户基础广。根据调研，基金公司通过银行和券商销售的基金产品占总额的95％，通过自销的占5％(其中网上销售占3％，直接面对面销售占2％)。按照要求，基金公司在客户身份识别方面的义务绝大多数是要通过与银行的委托协议方式，明确双方在识别客户身份方面的职责，并最终由基金公司承担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责任。但是由于银行在基金销售渠道中的垄断地位，银行或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基金销售领域的垄断地位。或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客户资源，并不愿意将客户的身份识别资料提供给基金公司。因此，即便银行采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符合反洗钱法律法规的要求，基金公司也无法按照法规要求有效获得并保存客户的身份资料信息。由于这是目前所有基金公司都面临的问题，因此在法不责众心理因素的驱动下，基金公司都采取了观望态度，对反洗钱法规在客户身份识别方面的要求采取不作为的态度，从而导致基金公司客户身份识别的巨大漏洞。

(三)客户身份识别内容和要求与证券行业客户特点相矛盾

首先，反洗钱法规对客户身份基本信息的内容采取了大一统的方式进行规定，即按照自然人和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客户两大类别对客户身份基本信息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并原则上确定所有项目都为必选项目。这样导致以下两个结果：

其一，自然人客户身份基本信息未包含“收入状况”这一相关度非常高的要素，而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客户基本信息大而全的统一规定方式与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客户多样化的组织形式相矛盾。

其二。客户身份识别的内容和要求上采取了简单统一的规定，与证券业客户对象的广泛性相矛盾，无法实现证券金融机构对不同证券业务中不同规模、国籍、背景和目的的投资者的客户身份识别要求。

(四)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实施后，部分证券可疑交易客观标准失效

第三方存管制度将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交由银行等独立第三方存管，证券公司不再接触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客户用于投资的证券、资金资产被割裂开来，券商管理客户资金资产的职能被银行所取代。因此原来规定由证券公司负责监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可疑交易的现实基础发生了变化，基于此制定的证券业金融机构判断可疑交易的客观标准也失去了现实意义。

(五)反洗钱调查程序难以满足证券业反洗钱调查工作要求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调查实施细则(试行)》规定，反洗钱调查采取的是属地管理的原则。而实施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后，因为客户证券资金的来源和流向信息都保存在客户的结算账户开户银行，而客户用于第三方存管的结算账户往往与证券账户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因此按照属地原则开展反洗钱行政调查，地方人行无法获取异地证券资金信息，即使要获得，也因必须经过人总行的批准而导致大量的操作成本，而资金信息和交易信息的割裂必然给反洗钱监测、分析带来困难。

(六)缺乏反洗钱独立审计制度

我国《反洗钱法》要求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对反洗钱内部控制

制度的有效实施负责，但是就具体由谁来检验这些反洗钱制度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而目前实际操作中，大多数金融机构对于自身反洗钱制度的测试和检验工作多由内部审计部门进行。这种方式有它的优点，因为内审部门对企业的环境和文化都比较了解。可以较快地发现反洗钱制度和程序中的薄弱环节。但是其独立性往往受到质疑，尤其是在内审部门在企业组织架构中不具有独立、权威的地位，而企业文化又以业务拓展为主的情况下，内部审计就很难发挥检验反洗钱制度效果的作用。

二、完善证券业反洗钱监管制度的对策

(一)建立多层次的证券业反洗钱监管体系

应充分发挥证券业自律组织在行业中信息聚集和行业准入的重要作用，建立以中央银行集中监管为主、自律监管为辅的多层次证券业反洗钱监管模式。

一方面，人民银行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法律履行对证券金融机构反洗钱的监管职责，在《反洗钱法》的框架下，制定并颁布相关的反洗钱规章，采用以法律手段为主的监管模式，将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纳入反洗钱监管范围，明确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和权利。首先。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接受人民银行的监管，履行相关的反洗钱义务，包括：(1)制定反洗钱制度；(2)报告可疑交易；(3)开展相关的反洗钱培训；(4)违反反洗钱规定时接受处罚。

另一方面，赋予行业自律组织相应的反洗钱监管权限，包括：(1)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在会员准入时提出反洗钱制度要求；(2)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制定并颁布符合反洗钱法规要求的客户身份识别行业规则；(3)赋予证券交易所相应的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职责；(4)赋予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对其会员进行反洗钱监督和指导的职责等。

所有这些制度安排必须保证自律组织的自律活动是在反洗钱法律框架下开展的，并接受人民银行的监管，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在反洗钱监管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保证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意图得以贯彻实施，又保证人民银行可以对其制定的反洗钱规则和实施的反洗钱行为进行修正和废止。

(二)追加受托销售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在客户身份识别方面的连带责任

鉴于我国目前银行金融机构在客户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在确定金融机构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向客户销售金融产品时的客户身份识别责任时，应追加受托金融机构在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方面的连带责任。

(三)以风险为基础，按照业务类型调整客户身份识别的内容和要求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四十项建议第5项指出，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客户、业务关系或交易的类型，并在风险敏感程度的基础上确定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的应用范围。对于高风险类别，金融机构应实施更严格的尽职调查。在某些低风险情况下，各国可以决定让金融机构采取精简或简化措施。美国证券同业公会制定的《反洗钱基本指引》(《PreliminaryGuidance For Deterring Money Laundering Activity》)中也按客户类型、业务类型、地域特点不同共分13类情形分别阐述了客户尽职调查要求。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四)建立以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为基础的证券业可疑交易监测系统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将客户的证券资产和资金资产管理权限分别划分给券商和存管银行。因此应该重新构建以证券公司和存管银行共同构成的证券业可疑交易监测报告体系，将证券业资金交易信息和证券交易信息有效地整合起来。人民银行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拥有对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反洗钱监管职责，有利于对两个行业交易信息的整合。

(五)建立证券业以属地管理为基础的延伸反洗钱调查模式

证券交易基础篇4

资产证券化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在发达国家迅猛发展，而我国的证券化业务起步晚，相关的会计处理原则还不完善，仅有《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用以规范和指导相关业务，而其他交易结构（如企业类、新型交易结构）下的会计处理准则还相对匮乏。因此梳理国内证券化会计处理原则，结合当前我国证券化业务相关会计准则的现状提出有益建议，对于规范各类别证券化发行行为、完善相关会计准则的制定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设计

（一）发达国家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类型

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核心在于“出表”结构，其一般交易结果见图1，不同的交易结构决定了其采用何种会计处理方式更为合适。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资本市场，具有资产证券化的丰富实践经验，并且配备了较为完善的配套法律和规则，形成了与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不同的交易结构。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以下简称SPV）是整个交易结构的核心，构成特殊目的机构的组织可以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也可以是发起人或由其组织而成的资产管理机构，而不同的机构则直接影响到资产的会计处理方式。按照SPV的构成可以将资产证券化分为SPT型证券化和SPC型证券化。SPT是SpecialPurposeTrust的简称，该种模式下的发起机构会发起成立资产证券化信托机构，由该信托机构获得发起机构的基础资产债权，并向投资者出售信托资产份额获得资金。信托资产的所有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移，信托受益人不能向原始权益人主张贷款资产的权利，而债权人也不能对该资产向其主张权利。因而，符合“出表”的条件。SPC是SpecialPurposeCompany的简称，由原始权益人或者第三方独立机构充当SPV，如果由原始权益人充当SPV时，资产证券化就不符合“出表”的条件，而如果SPV由第三方独立机构充当，则可以实现资产证券化意义上的“出表”。按照SPV的作用可以将资产证券化产品细分为现金流型、市值型和合成型。不同产品类型的划分主要影响到原始权益人对基础资产的后续影响或控制。现金流型资产证券化产品模式下的SPV在获得原始权益人的基础资产之后，按照基础资产的优劣发行不同信用品质的债券产品，SPV并不对基础资产进行主动管理，而原始权益人则具有后续的影响力，此时，资产证券化产品就不能完全实现“出表”。市值型资产证券化产品则不同，SPV具有主动选择基础资产的权利，甚至能够自己建仓选择原始权益人来组合基础资产，这一模式下基础资产的实际控制人是SPV而非基础资产的原始权益人，因此能够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出表。合成型模式是上述两种模式的组合，在这一模式下，需要采用一定的方式对基础资产进行区分，按照单个项目具体的交易来选择确认是否符合出表条件。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类型

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发展时间短，交易结构较为简单，SPV多由信托机构担当，SPV并不对基础资产进行主动管理，而是通过信托合同支付信托对价来取得信托资产。发起机构无需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该资产进行合并，当该资产相关的风险与收益权转移时则终止基础资产的确认。资产证券化业务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发起机构/发起人、SPV（信托机构/受托人）、贷款服务机构等。基础资产的原始债权人是资产证券化的发起机构/发起人，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即为发起银行，其基础资产为其所拥有的贷款。在确定了基础资产之后，发起人将该资产交付给特殊目的机构SPV，由其负责基础资产的交易安排。当前，我国的SPV多由信托公司成立的信托计划作为SPV，SPV作为单纯的交易安排人而不对基础资产进行主动管理，即多为现金流型资产证券化产品。实际业务中，市值型资产证券化产品在我国尚不多见。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组织或个人成为该产品的投资者/证券持有人。由于我国投资者群体对于资产证券化的认知程度有限，个人投资者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较少，目前，多数投资者为银行、保险公司、券商等机构投资者。在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存续期，资产证券化业务产生的现金流是由第三方进行管理的，第三方称为资金保管机构/资产管理人。资金保管机构/资产管理人负责现金流的核算、管理，将款项按照SPV的要求转给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并定期出具资产管理报告。而在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结构中还涉及到信用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机构等。其在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信用评级机构需要对基础资产进行评估，对现金流进行压力测试，并对违约情况进行估计，进而对各档证券进行评级，这将影响投资者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定价。正因为如此，对于部分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起机构相关联的股东或关联方，或者独立第三方可以对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或者整个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增级，从而提高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市场吸引力。

（三）会计处理的视角及基本思路

资产证券化业务一般涉及多项不同的会计问题，会计师事务所针对不同的问题出具相应的意见书。目前我国证券化业务的会计问题主要聚焦在确认、计量、合并及信息披露等四方面。会计问题产生与其自身特点密不可分，另外发起机构基于多项目开展证券化业务，而在此过程中涉及的不同会计问题就会形成会计处理中的多个视角。因此，“出表”与否，即基础资产终止确认问题是这类产品核心的会计问题。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大试点后，发起机构对于证券化产品可以几乎不再保留风险报酬，进而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报酬转移模型的评测达到“出表”；另外，如资产支持票据的交易结构不设SPV，该融资方式以基础资产的预期稳定的现金流为主要还款来源，主要目的是发起机构希望拓宽除普通贷款及债券融资外新的融资渠道，且仍希望掌控拟证券化的资产所有权。因此对资产选择合适的计量原则是该类证券化产品核心的会计处理问题，如依照账面价值后续计量或公允价值计量问题。金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确认、计量、合并及信息披露的处理对应为会计问题处理的基本思路。确认原则是会计处理的核心。由于金融资产不仅分析过往事项的现金流，而且还要对预期事项的现金流进行考量，因此是确认的难点；同时，涉及金融产品的确认终止问题，需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2号》进行认定。金融资产的计量是针对其属性及分类的选择，通常依据公允价值并嵌入衍生的金融工具。在具体执行中，由于衍生的金融工具含有正履行的合约使得公允价值实现难度较大。基于此，会计事务所往往利用评级组织对预期现金流测算模型进行综合评判。尤其是发起组织为促进销售，要自持部分证券作为新的资产在会计报表中确认，需要多种模型进行公允价值获取。关于SPV合并，假若SPV控制发起机构，则合并SPV，否则需要把SPV作为独立主体核算。尽管如此，是否对SPV进行合并仍需谨慎处理，如考虑到证券化产品对发起机构影响力强，仅在财务报表披露不合并SPV信息会影响其目标实现，因此发起机构可设立特殊SPV调节利润。另外，关于信息披露，国内实践通常做法是，如果未确认金融资产，则在报表中进行描述。由于证券化产品的后续计量严重影响财务比率，因此在报表中是否详细披露较有争议，需依据实际情况进行把握。

二、不同出表模式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会计政策选择

（一）出表动机

证券化出表动机受发起机构性质、资产证券化目的、监管规范度及市场接受度等因素共同影响，这是由发起机构商业行为主动选择的结果。第一，基于不同的发起机构，企业类机构的资产证券化可使融资成本下降，尤其是对信用评级低的机构，基础资产被证券化后更利于获取低成本资金，因此企业类机构希望以担保融资形式进行资产证券化，倾向不“出表”；相反，银行类机构对资产数诉求相对低，资产证券化可获取贷款额度，基于风险资本控制，银行类机构希望实现“双出表”。第二，基于证券化目的，大多数机构的资产证券化“出表”可以提高股东利益、利润或净资产收益率，降低流动比率或资产负债率，更便于企业融资。而对于金融类机构，资产证券化可盘活不良贷款，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因此就证券化目的而言，发起组织希望证券化资产要在其单独的负债表外进行确认。第三，基于监管情况和市场接受度，国内的资产证券化监管层面要谨慎处理，发起机构要进一步保留业务仍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监管层面考虑美国次贷危机等的影响，对于资产证券化业务仍相对谨慎，便于控制其风险。在市场接受度层面，发起机构自持基础资产及保留部分剩余收益，使得投资者接受度提高，更利于信用档次的提升。

（二）不同出表模式下的会计处理

目前证券化存在两种主要出表模式，一是SPV与证券化资产同时出表，二是SPV不出表而证券化出表。前者通过发起机构设置不附加条件，对基础资产全部出售，进而实现风险报酬转移，或利用会计事务所的转移模型保留少部分次级资产，依然符合国内会计准则相关的风险报酬转移；后者是发起机构保留大部分剩余收益权，以至于在会计层面不能确认为风险报酬全转移，因此依据相关规定进一步确认新的负债或资产，而表外的将把分摊及确认支付对价的账面差值纳入损益。

（三）常用数理模型

目前依据我国会计准则，基础资产“出表”与否在实务中的首要判断准则为确认基础资产的风险报酬是否几乎全部转移。具体的评价需经过相对严格的测评，并最终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报酬转移模型”确认且出具意见书。除此之外，评价机构及主承销商会相应地设计“证券分层级”及“现金流拆分”模型以配合“转移模型”共同评价。其中，风险与报酬转移的比例会较大程度地受“证券分层级”模型的次级比例的影响，另外，转移模型评价后的“后续涉入法”及“金融合成法”的流程也会进一步地受“证券分层级”模型中的各层次级别及相应的附加担保条款的影响。

（四）会计披露问题

证券化业务中的会计披露要严格遵循银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披露要求和企业会计准则。其中银监会对信贷资产类证券化产品发起机构的文件上报有详细严格的规范和窗口指导，相关的发行说明、交易文件及会计意见书等均可通过债券信息网站查询；另外，银监会也对企业资产类证券化产品的信息披露进行详尽说明，投资者可于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查询发行说明书、会计意见书、交易文件等相关文件。对于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证监会和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对披露内容亦有充分说明。到目前为止，财政部对相关发起机构在合并及单独财务报表中披露SPV并表与否及出表依据等仅作原则性要求。因此，国内发起机构信息披露标准尚未统一。

三、资产证券化产品会计处理业务问题及对策

（一）确认思路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国际上对基础资产进行会计确认的准则中，美国的“金融合成方法”更能真实公正地反映出交易实质，而就使用的便捷度及成熟度而言，“风险报酬转移”更占优势。而我国则采用以“风险报酬转移”为基本并结合国际上的“后续步入方法”及美国的“金融合成方法”的综合思路，即首先判断证券化资产是否转移所有的风险报酬，继而判断发起机构的控制权与否，如有则利用“后续步入方法”综合评判。上述的步骤突出了风险报酬转移判断，但风险报酬转移是基于风险报酬与控制为一体的观点，这在具体实务中过于理想化，因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由于各种担保等其他衍生产品，风险回报与控制已脱离。因此，这种综合思路在复杂证券化产品的确认中将有失公允。随着我国证券化实务的交易结构不断发展，当前的综合性思路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改革。加强修订我国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的第23号文件，参考美国FAS165、FAS166相关的会计准则，建立以“金融合成方法”为基础的确认思路。第一，要进一步补充23号准则中的对于“金融合成方法”的描述性条款，在准则中第九条与“控制”相关的条款前列入其概念，进而凸显“合约拆分”和“控制”作为确认的评判依据；第二，修改23号准则中第七、第八条，淡化“风险报酬转移”的核心作用，调整判断标准为“金融资产已不受企业控制”；第三，关于“控制”的评判依据要在第十条后进行相关条款的增加，此部分可参照美国相关会计准则规定，例如企业破产中被转让的资产与企业无关，实现“破产分离”；或者金融资产可以被接受方无限制地转让抵押，而该资产发行的证券收益权则可被投资商有权转让抵押；亦或者拟转让资产将不受企业有效的控制，如在资产到期前企业有回购该资产的义务。最后可根据修改的控制概念及评判依据，并结合上述“风险报酬转移”的评价进行综合分析。

（二）分割监管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国内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处于多头监管状态，这种局面的产生是由于业务中的基础资产、发起机构及交易结构均属于不同部门分割监管。另外，基于各类项目的差异性较大，使得统一的准则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这种情况在国际上也是存在的，如在大多数证券化业务发达的国家，也没有分门别类的会计细则进行对应处理，然而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具有统一的监督组织及完善的市场监督法规。针对我国当前证券化发展的初期，分割监管可以更专业及细化地对相关的产品进行有效管理，基于此，有针对性地、分类制定相关会计细则将更利于会计处理的科学选择。本文建议分别以基础资产、发起机构及交易结构为出发点，分类别地进行相关细则的补充。第一，在23号准则中要具体区分基础资产和发起结构的类型。根据发起机构的不同类型，我国分类监管不同的证券化产品。信托类及银行类等由银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并制定其业务类型等规则。财政部可将针对于信贷类资产证券化制定的专项处理意见补充到23号准则中。另外，发起机构为非金融企业的，发行证券化产品的目的在于用低成本拓展新融资渠道，实现资产快速升值，在证券化过程中，此类企业为摆脱负担往往选择出售现金流不稳定、质量差的产品。因此，对于此类高风险资产，制定准则机构应出台有针对性的意见，把控SPV出表细则。简而言之，将税务总局、财政部、证监会等编写的有关资产证券化会计处理等相关规定，如《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按照基础资产及发起机构的性质分类编入23号准则中。第二，根据交易结构的不同编写指引。基于我国当前会计政策形势，根据基础资产和发起机构的差异性来制定差异性会计准则时间成本较高。而交易结构的不同可以体现出不同的出表动机，因此，当前可先根据交易结果制定会计指引。交易结构主要通过“自持”及SPV体现，当交易为“主动管理型”产品时，SPV具备对基础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利，SPV与基础资产“双出表”应被确认；当交易为发起机构可关联控制权的信托发行类产品时，SPV一般不能“出表”。另外，当交易为发起机构有一定比例自持的产品时，可对基础资产分为三类规范，即“出表”、“不出表”及“部分出表”。综上，国家财政部等部门可根据SPV自持比率及基础资产的控制实质，专门补充编写相关的指引，尤其对担保、赎回等条款设置进行会计处理规范。

（三）数理模型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数理模型的指导开发不够充分，并未形成统一标准。各中介间的交流少，且过分保护重要模型的开放，进而使数理模型在开发上难以一致化。另外，风险报酬转移模型考量中假设及方法较为随意，且在实务中未明确规定具体的计量指标，导致在不同的规则和假设下，数理模型本身的异质性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但客观计算“风险报酬转移”比例在实务中十分必要，尽管这一比例不能刻板将“几乎所有”等价于“转移比例90%”进行评价。事实上，资产证券化业务在我国仍处于初步快速发展阶段，在相关部门对梳理模型的有效指导开发下，信息对称性可在会计确认中有效提高。针对当前证券化业务发展的新形势，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对指导性数量模型设计进行研究，尽快形成一致性规范，尤其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及国内开展证券化业务较多的大型事务所应尽快着手进行。不可否认的是，证券化业务形式多样复杂，任意单独的参数或模型都不可能涵盖全面，甚至发起机构会根据某一模型在设计产品中进行人为操纵，如刻意改变机构自持比例，进而从表面上看似乎“刚好”满足条件。鉴于单一数理模型自身的局限性，改进措施为尽量设计相对复杂的模型，既能更全面地涵盖业务的种类，更能有效监督发起机构操纵套利。具体判断原则的规范要等待进一步的标准完全制定，监管机构也要更为严格地监管交易实质。从具体操作上分析，财政部与注册会计师协会要对我国具备证券业务资质的事务所提供窗口指导及专门培训，对事务所中不同的转移模型进行一定程度的参数规范，进一步提高模型间的可比性。

（四）会计相关信息披露的问题及对策

关于会计信息披露准则，国际上及我国均对风险信息披露做出要求，如国际准则要求，对由证券化产品发行引起的发起机构风险的信息进行详尽披露，国内准则也明确指出企业要对各类金融风险相关的信息进行披露，而对于风险外的信息描述未做披露要求。尽管风险信息外披露会提高发起机构的成本，但考虑到金融危机中全球证券化业务的教训及整条市场信息链的公开投入产出比例，披露风险外信息能降低由于低信息流通而产生的高交易成本，更有效的促进证券化市场规范快速发展。2008金融危机与会计规范的导向性相关。当时的金融危机产品为房地产贷款等基础资产再证券化，而国际及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过于强调公允价值在金融计量中的权限，未对再证券化产品信息披露及SPV合并做出明确严格的要求，进而导致为净化会计报表而出现的大量的大风险资产，这些高风险未采取足够的警示提示或平衡足够的对价。当前我国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主要有两项原则，一项是不同类别证券化产品的主管机构各自的披露规则；一项为37号会计准则中的财务报表附录的要素性披露，其中第一项操作性更强，但各机构还未对信息披露进行细则统一。虽然再证券化产品在我国明确禁止，但是基于我国证券化产品的监管及发展经验不足，应相对保守谨慎地制定会计准则，并具体要求披露风险外信息，进而及时把控会计处理中对金融市场产生的一切可能风险。具体而言，应加强证券化产品风险外信息披露的相关规范要求，如在37号会计准则中增设“会计信息披露指引”，发起机构需按增设的“指引”要求在当年财务报表附注中对披露信息进行列示，应着重列示产品的交易结构、事务所对交易结构资产“出表”的评判依据，并且提示模型局限性对会计信息处理的风险。四、结论目前，我国快速发展的多样化资产证券化产品进一步推进了国内会计实务处理的实践性发展。本文重点分析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会计处理的基本规则，包括交易结构设计、会计处理思路、出表动机及信息披露等，并结合自身实际，对当前我国资产证券化会计实务中的缺陷逐一进行分析及提出相应建议，从而对各类别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进行规范，并推动完善资产证券化相关会计准则的制定。

证券交易基础篇5

随着2005新的券法》的行，第76条第款之规定“内幕文易行为给投资造成损失的，仃为人应当依法承}旦赔偿责任。”揭}flr找[=蔓I追究内幕文易行为民事责的先河，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里碑事什，然而，仲仲现实表明真正将内幕文埸K事f|落到发处，依然t工币而道远。2007年轰动·时的“杭萧铡构”案，·瞍做认为我目-、J幕交易承担民事责他第案，时至今口，内幕文易相关责任人刑事划决、行政处罚早已执行而民事9睹偿诉依旧“暂停之中”。

内幕文易，义休内部人易、内线交易，是指幕人员或其他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以技取利或减少损火为日的，自己或建议他人或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干lJ用该信息进行证奋文易的活动。①证券内幕交易是一种f【F券违法行为，它严重背离了证券易当遵循的诚实信用的民法基本原则，小仪扰乩了正常的券市场文易秩序，且件件给r夫证券投资者带米巨大财产损害。据统计，彳F证券市场上，大约80 o的造法案卜j_J、J幕交易有关，人约80％的违法炎易金额与内幕支易有关。②因此我幽新证券法》第73条明确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利ff]内幕信息进行订E券文易活动，随后第74条第75条、第76条以列举的形式严格界定r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内幕信息及内幕交易行为的范围。与《证券法》修订之前相比，已属重大突破，然而从汪券市场法律责仟体系的完整性要求，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相比，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依旧处于严重缺失的情景之下。

一、我国对内幕交易民事责任严重缺失的原因

(一)民事权利保护意识淡薄，对证券投资者权利保护缺乏市场实践经验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舞台E，以权力为核心的公法一直扮演着主角，私权利遭到漠视，这种持有的法律文化背景，反映在让券法中就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扩张。与此相适应的，就是作为一个缺乏经验的管珲背，面对证券市场出现的种种问题，其基本反应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而并非投资者的角度与考量解决。具体到法律条文，就是重视对证券发行和交易的管理制度的违反而导致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忽略对证券交易当事人之问的私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对私权侵害救济的天照。作为证券市场基本法的征券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有30余处，其中刑事责任10余处，行政责任则多达3O多处，而涉及民事责任的则仅有3、4处，且在实务中也因欠缺可操作性而处于被束之高阁的尴尬境地。

(二)内幕交易行为性质模糊，目前对内幕交易行为民事责任的法理基础没有统一意见

虽然新证券法76条规定了内幕交易行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民事赔偿责仟亦可分为因侵权或因合同而产生，二者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不完全一致，实践操作也不尽相同。侵权责任说为大多数人昕采用，其主要基于侵权责任在举证责任、计算赔偿金额等方面能够更方便给予投资者以保护，但该说在法律行为法律责任的逻辑关系上未予详加论证，存在理论缺陷，并没有得到立法层面的认可。作为同属于让券欺诈行为的虚假陈述，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2年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第一一条规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侵犯了投资者合法权益发牛的民事侵权索赔案件。”此通知明确规定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为侵权责任，但在2003年1月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而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2005年新修订证券法中只规定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未明确是何种民事责任，显示出对此问题的犹豫。因此，目前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承担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内幕交易的复杂性导致实践中对民事责任难以追究

首先，根据证券法及相关规定，内幕交易_口分四种：一是利用知悉的内幕信息直接或间接买卖证券；二是将内幕信息告知他人，他人进行证券买卖；三是根据内幕信息对他人的买卖行为提出倾向性意建议，他人实际实施了相关证券的买卖行为；四是内幕交易的特殊形态短线交易。四种交易形式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当前证券交易基本是委托证券公刮进行买卖，又搀杂与证券公司的法律关系，这些原因使内幕交易民事责任主体的确定相当困难。

其次，内幕交易隐蔽性较强。目前证券交易多数通过网络进行，交易双方基本不存在见面的可能，内幕交易人往往淹没在海量的交易过程中，受害者难以举证。

第三、民事赔偿范围的确定、依据及实际数额难以计算等种种现实问题导致对内幕交易追究民事责任的成本巨大，实际操作存在相当困难的技术问题。

二完善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制度的必要

(一)能够更有效地保障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是证券市场的主体，保护公司的利益是证券法的基本目标之一。反对内幕交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幕交易对涉及内幕信息的公司造成了损害。利用为公司目的的信息获取个人私利，其本身就是与公司利益背道而驰，从而影响上市公司的信誉、损害上市公司的运营效率。同时，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证券立法的基本目标。法谚：无救济则无权利。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制度，大多是行政和刑事责任，利用公权力对违法者的惩罚。而在国外，民事赔偿的金额远远超过内幕交易获取的非法收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足够强大的威慑力，使人们通过非法手段获益的冲动受到遏制；同时，有利于弥补投资者的损失，使受损者得到救济，这一点是行政和刑事责任所欠缺的。更重要的是，民事责任有利于提高民众维权的积极性，投资者通过维权依法追究内幕交易者的法律责任，可以产生出更强大的监督力度，等于在监管机构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监督机制，有利于强化监管，促使资本市场走向公开、公正、公平和透明。

(二)对于遏止内幕交易行为能够起到基础性功能作用。

公法救济主要依靠政府机构，由于资源的限制，要查处为数众多的内幕交易实在是能力有限。而刑事责任毕竟只在特殊情况下适用，且要求严格，行政责任的处罚又会涉及到稳定市场等许多政策性因素，而是否追究民事责任则完全由受害的投资者决定，投资者出于自身利益驱动更热衷于找出违法者，这就会提高内幕交易者的受罚率，可以调动广大投资者协助证券监管部门查处、制裁内幕交易行为的积极性，以提高反内幕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而且如果受害者众多，损害赔偿额将是巨大的，能够有效地制裁不法行为人，加重内幕交易的违法成本，从而起到阻吓、遏止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

(三)能够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完善民事责任制度在维护证券交易市场的正义、效率、和公平，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法律的价值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正义，二是秩序。内幕交易是内部人以掌握内部信息这一独特优势而与他人进行交易，造成了事实上交易双方的地位不平等，违反诚信原则与正义公平原则。

市场经济是一个有序竞争的经济，内幕交易行为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利益，破坏证券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而法律则是通过规则解决彼此之问的利益冲突而达到维护秩序的目的，民事责任制度即是通过对受害者的救济达到对正常秩序的恢复。

三、完善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的基本思路

(一)明确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基础理论

其核心在于明晰内幕交易的行为性质以确定其责任基础。内幕交易作为一种欺诈行为已经取得共识，而内幕交易的责任基础却有不同意见，目前多数学者主张内幕交易承担的是民事侵权责任。但若细致分析，此种观点在法学理论中缺乏足够依据。首先内幕交易作为证券交易行为而言，依旧属于合同行为，因此不能够脱离合同法律关系的基础去讨论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其次，欺诈行为能否构成侵权也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侵权是：违反法定义务，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利的法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相关规定，欺诈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导致法律行为无效或可撤消的原因。由此可见，欺诈属于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的范畴，是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其应结合一定法律行为才能在法律中获得效力，故内幕交易做为证券欺诈并不能产生侵权法意义上的责任。因此，在处理内幕交易责任基础时不能脱离合同法律关系的范畴。

(二)解决内幕交易承担民事责任的技术问题

其主要目标应当是化繁为简，加强民事救济途径的可操作性，以降低诉讼成本。比如应当尽快明确诉讼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建立民事责任的举证责任倒置、增加内幕交易人的诉讼成本等，其中的核心则在于损害数额的计算问题。从境外的立法经验来看，一般有：(1)实际价值计算法，即赔偿金额应为受害人进行证券交易时的价格与当时证券的实际价值的差额。(2)实际诱因计算法，即内幕交易者只对其行为所造成的证券价格波动负赔偿责任，对其他因素引起的那部分证券价格波动不负赔偿责任。(3)差价计算法，即赔偿金额应为证券交易时的价格与内幕交易行为暴露后一段合理时间内的证券价格的差额。这一方法为许多国家的证券法所采用。⑤有学者认为，在确定损害赔偿金额时应坚持公平合理的原则，借助于对当事人之间失衡的利益关系的整合，使倾斜的利益天平恢复平衡，并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的公正理念，而不应仅是对有过错方的惩罚。为防止不合理地扩大内幕交易者的民事责任，在操作时应侧重剥夺其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即应以内幕交易者的全部非法所得为上限，以此为基础对受害人给予合理赔偿。

证券交易基础篇6

资产证券化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已经成为主流的金融方式，在墨西哥、马来西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新兴经济体也都得到了发展，并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尽管次贷危机中，抵押贷款类证券等“有毒”资产支持证券成为危机的源头，但资产证券化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并未有重大改变。以美国为例，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规模急剧下降，由2007年的25600亿美元下降至2008年的14836亿美元。但经过短暂萧条之后，2009年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规模又回升至21034亿美元。

美国发展经验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美国，第一单资产证券化产品是1970年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转手证券。

美国的资产证券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不断繁荣了美国自身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亦成为其他国家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学习标杆。

1970年第一单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美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围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RMBS）进行创新。在交易结构上，由简单的“转手结构”发展为现金流结构化分档的“转付结构”，出现了抵押贷款担保证券（CMO）和房地产抵押贷款投资融通信贷信托（REMIC）。现金流结构化分档是资产证券化的最重要发展之一，并成为此后几乎所有资产证券化的必然交易结构。

在资产支持证券类型上，除了简单的债券和权益证券外，还出现纯利息型证券和纯本金型证券、计划摊还证券和支持型证券等一系列创新的证券类型。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表现为被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类型不断多元化。

首先从住房抵押贷款扩展至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出现了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CMBS），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RMBS）合称为抵押贷款证券化（MBS）。此后，基础资产进一步扩展至信用卡应收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以及其他各种债权类和收益权类资产。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7年中次贷危机爆发，为美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出现了担保债务凭证（CDO），包括担保贷款凭证（CLO）和担保债券凭证（CBO），前者的基础资产为贷款，后者的基础资产为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被多次证券化，产品链条延长，出现了所谓的CDOn，并出现了衍生化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成型CDO。CDOn和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事后被普遍认为是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7年中至今是美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第四阶段。这一阶段，美国对资产证券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了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次贷危机后，尽管资产证券化市场很快恢复，但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趋势：一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分档结构简化，证券档级往往不超过六档，而危机前一个资产证券化项目甚至有高达几十个档级的证券；二是产品链条大大缩短；三是资产证券化衍生品数量大幅下降。

总之，通过40多年的发展，并经历了危机考验，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资产证券化类型极其丰富，包括抵押贷款证券化（MBS）和资产证券化（ABS）两大类。抵押贷款证券化（MBS）又分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RMBS）和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CMBS）。资产证券化（ABS）又分为狭义的资产证券化（ABS）和担保债务凭证（CDO）。

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对银行机构资产负债表管理、企业低成本融资、丰富债券市场产品、满足不同偏好投资者需求、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皆起到了积极作用。

很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学习美国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先后开展了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国是其中之一。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试点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目前处于试点阶段，发展水平还非常低，并与资产证券化发源地美国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出现了两种类型：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这两类资产证券化受不同部门监管，在不同市场上流通。信贷资产证券化由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监管，证券化产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企业资产证券化由证监会监管，证券化产品在交易所市场交易。

这是由中国的债券市场现状决定的。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债券市场被分割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商业银行开始信贷资产证券化，证券化产品流通自然选择银行间债券市场。因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并没有为企业提供资产证券化的渠道，于是，又有了企业资产证券化，证券化产品在交易所市场流通。

从特殊目的载体而言，信贷资产证券化采取了特殊目的信托（SPT）模式，是美国常见的一种特殊目的载体模式。而企业资产证券化采取了“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在美国并没有这种模式，这与信托机构受银监会监管的现状直接相关。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载体（SPV）由信托投资公司作为通道。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结构比较简单，一般被分为三档或四档，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开始于2005年。

2005年4月20日，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12月15日，建设银行的“建元2005-1”和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元2005-1”两单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同时成功发行，标志着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业务的正式开始。

随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范围不断扩大，从国有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扩展至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基础资产亦不断多元化，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和一般工商业贷款，扩展至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中小企业贷款、汽车贷款和不良资产。

2008年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暂停，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向国务院联合提交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总结报告。截至2008年底，共有四类11家金融机构发行了17只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合计为667.83亿元。

2012年5月，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国务院批准500亿元规模。随后，国家开发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先后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企业资产证券化试点开始于2005年8月，第一个试点项目“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正式推出。2009年5月，证监会《证券公司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指引（试行）》。

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载体（SPV）的基础资产为企业的债权类资产或收益权类资产，资产证券化产品通过上交所大宗交易系统或深交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截至2012年底，共有10家企业发行了12个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合计为287亿元。

资产证券化业务常态化

《管理规定》正式公布，意味着资产证券化将进入常规业务阶段。

试点期间的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在基础资产类型、业务模式以及规模上，都与美国等发达市场存在较大差距。这既与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时间短有关，亦与法律法规与监管对原始权益人、基础资产、特殊目的载体（SPV）、基础资产转移方式、产品流通等方面的诸多限制有关。

《管理规定》突破了上述各类限制，创新力度很大，较好地适应了将来基础资产多样化和业务模式多元化的客观需求，有利于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繁荣发展。

在原始权益人方面，《管理规定》删除了“企业”字样，事实上把原始权益人从企业扩展到了金融机构。

相应地，基础资产的类型也得以扩展，《管理规定》通过列举的方式列明可以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具体形态，包括企业应收款、信贷资产、信托受益权、基础设施收益权等财产权利，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等。

此外，还允许以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循环购买新的基础资产方式组成基础资产池。由此，除了试点阶段已有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外，前述的美国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在中国皆成为可能。例如，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作为基础资产，可以发行担保债券凭证（CBO）；以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循环购买新的基础资产方式，可以发行信用卡应收款支持证券。特别是，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能够作为基础资产，意味着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在中国亦可以成行。

《管理规定》扩大了特殊目的载体的范围，在继续采用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作为特殊目的载体的基础上，为将来引入特殊目的公司（SPC）、特殊目的信托（SPT）、有限合伙企业（SPP）或其他形式的载体预留了空间。

相应地，《管理规定》未限制基础资产转移的具体方式，为不同特殊目的载体获得基础资产的不同方式留下制度空间，同时还兼顾了原始权益人不特定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类型。

《管理规定》将资产证券化产品统一为市场通行称谓的“资产支持证券”，允许资产支持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业协会机构间报价与转让系统、证券公司柜台交易市场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交易场所进行转让。

此外，还引入了做市商制度，允许证券公司为资产支持证券提供双边报价服务。符合公开发行条件的资产支持证券，还可以公开发行，符合条件的可以成为质押回购标的。同时，在机构投资者的基础上，还引入了合格个人投资者。这都将有利于提高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解决试点阶段流动性低下的问题。

分割市场将直面竞争

事实上，《管理规定》定义的资产证券化已经涵盖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因为基础资产中明确列举了“信贷资产”。同时，《管理规定》还明文提出鼓励商业银行等多类型金融机构发行、转让资产支持证券。这无疑将形成两类资产证券化的市场竞争和监管博弈。

中国债券市场的现状，既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原因，亦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竞争和监管博弈的最典型代表。

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债券分为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分别由发改委、证监会和人民银行监管，债券市场分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分别由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监管。中国债券市场现状的不利一面是造成了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有利一面是通过市场竞争和监管博弈促进市场发展。

近年来，在债券市场改革中，力度最大的当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市场，人民银行把监管权力下放给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并实行发行注册制，极大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公司债受发行主体主要是上市公司的限制，在规模上远小于企业债以及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加上交易所市场没有商业银行参与，相比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低很多。

证监会近年来推出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建设场外交易市场和柜台市场，乃至此次出台《管理规定》，都是发展债券市场的种种努力。而企业债的改革力度最小，作为监管部门的发改委明显感受到了压力。

信贷资产证券化在2008年底暂停试点后，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进行了试点总结，并上报国务院。2012年5月，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恢复，但并没有常规化，而是继续试点，且限定了500亿元的规模，令市场失望。《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后，既能够发展证监会监管下的资产证券化，亦能够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形成倒逼，促其加快发展。

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有利于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扩大直接融资，提高金融体系效率。

国外的实践和国内的试点，皆表明了资产证券化对于原始权益人、投资者、相关参与机构乃至整个金融和经济都有积极意义。由此，《管理规定》的最终实施，不仅仅有利于证券业，亦有利于银行业、信托业、资产管理业，并最终有利于实体经济。

因此，监管部门和市场参与各方应站在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发展的高度，站在促进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高度，抛弃监管与行业成见，共同支持和推进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中国的金融创新大多采取“制定部门规章—实践—立法”的路径，这种做法，符合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

证券交易基础篇7

目前，无纸化已经覆盖了我国证券市场发行、交易的各个环节。无纸化证券立法是关系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关系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我国的无纸化证券立法必须从厘清无纸化证券市场和无纸化证券的基本认识开始。

一、无纸化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我国证券市场在产生之初并非无纸化市场，而是从实物券发行和交易较快地转变为无纸化发行和交易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90年以后，出于建立集中的证券交易市场、提高证券交易效率，并对日益增长的证券交易行为征税的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建立。同时，在电子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支持下，转为交易所主导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抛弃了证券实物券，进入了市场行为全面电子化的无纸化证券时代。这个过程即为证券市场无纸化的过程。在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内，证券发行通过证券交易所的网络平台完成。投资者无须与发行人见面，只要在自己的资金账户上划转资金，并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络平台上按代码申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再把认购证券的资金划转到发行人指定的账户上，同时把投资者认购成功的证券登记到该投资者的证券账户上，证券发行即告完成。整个过程既没有实物券和货币之间“一手交钱，一手交券”的交付，也没有证券实物券的流通，证券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及其权益仅通过证券电子账户上的电子数据信息予以确认。在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内，投资者买卖证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完成。投资者购买证券，只要在与交易所联网的计算机上输入证券名称(或代码)、数量、价格后发出交易指令，交易所就会自动撮合交易。交易成功后，证券名称和数量会登入该投资者在证券公司的证券账户，同时，资金账户上的资金数额相应扣减，证券交易即告完成。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是实现了全面无纸化的市场，但是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经过实物券阶段的充分孕育和发展相比，没有经过充分发展就迅速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恰恰给其本身的规范发展带来了困难。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政府推动的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掩盖了市场主体不规范和市场行为非市场化的诸多弊端。弊端之一即为本应处于基础地位的证券投资者利益未被充分关注和保护。在实物券时代，投资者可以持有证券实物凭证，风险再大，投资者至少还可以通过出示实物券主张证券权益。但在完全无纸化后，投资者无法通过出示证券实物凭证主张权益，而必须按照无纸化证券市场的整套制度安排，通过在证券公司证券账户上的电子数据才能主张无纸化证券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主张证券权益。可以说，证券市场无纸化使投资者的权益更加依赖市场的整体制度安排了。证券的发行、证券的交易、证券所有权的取得、证券权益的行使不再是投资者个人的行为，而是必须通过证券市场整体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的系列行为的组合。而无纸化证券市场与发展初期的证券实物券市场相比，在证券市场结构、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建立在实物券基础上的证券法律制度无疑会面临巨大挑战。证券是证券市场和证券法律制度的基础概念，现行证券法上建立在证券实物券基础上的“证券”定义所遭遇的挑战首当其冲。

二、无纸化证券市场对“证券”定义的挑战

无纸化证券市场上流通的金融工具仍为证券，但证券的存在形式已经发生了从有形到无形的变化。所谓有形，即指证券的存在与纸质实物券联系在一起。在这张纸质的凭证上记载了证券发行人、证券面额、证券发行时间等信息。以我国初期的证券市场所发行的无记名股票为例，有股票实物券则能主张股东权益，无股票实物券则不能主张股东权益。此时的证券实物券与证券权益密不可分。此时证券的属性乃“权利与证券成为不可分的一体，虽两者之结合程度，有完全与不完全之别，但大体上均应由证券而观察权利”…。在证券实物券流通的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对证券拥有双重权利，如“在股票之上，存在着两种权利：一是以股票为标的物的证券所有权，二是构成股票内容——与股份合为一体的股东权——的证券权利”。这种双重权利在证券市场进入无纸化时代后即告终结。在无纸化证券市场，证券投资者在认购证券成功后并不会获得一张实物券，而只是在自己的证券账户上获得相应的电子信息记录。这与电子货币的流通极为类似。因此，也将无纸化证券称为电子证券。无纸化证券的发行、持有、交易完全通过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账户进行，只需要在账户上记载或变更电子记账信息即可。证券实物券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于是，建立在实物券观念基础上的证券定义遭遇了来自证券市场无纸化实践的挑战。

我国证券法以列举形式指明了证券法上的证券，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证券法上的有价证券可定义为“设定并证明某项财产权利并且能够流通的一种书面凭证”。面对无纸化的证券市场，由于证券书面凭证即证券实物券的不复存在，有学者提出“证券死了”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证券作为一种特殊动产，其告示方式就是占有。当证券发生电子化，即无纸化后，没有证券实物券，无法占有证券，证券也就死了。证券真的死了吗?证券真的跟随证券实物券一起消失了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证券与证券实物券之间的关系。证券在实物券市场上表现为实物凭证载体和证券权益的同一性，即持有证券实物券就是证券权益的所有权人，那么是否就可以说证券实物券就与证券完全等同呢?事实上，对证券实物券和证券权益关系的认知必须区分证券权益与证券实物券的实质与形式。在证券投资中，证券投资者购买的是证券所代表的权益，即其作为一种金融工具的证券性财产的价值。证券实物券是证券性财产权利和利益的存在形式，是权益的表象。实物券之所以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出现，正是由于其符合投资者“占有”财产的传统物权观念。电子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出现，使以无纸化的方式减少实物券流动，提高证券交易效率成为可能。证券权益的表象即有了新的选择。实物券、无纸化证券都是证券权益的形式之一。证券无纸化后，证券这种金融投资工具并没有消失，消失的只是证券实物券这一证券权益的载体。谈论“证券死亡”与否，关键不是实物券是否消灭，而是证券权益这一证券的核心属性是否存在。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中，以股票等证券形式存在的证券权益仍然存在，股票持有人虽然不再占有股票实物

券，但仍可依据证券账户上登记的电子信息主张股东权利。因此，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证券并未死亡。只是，证券实物券或者说证券书面凭证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的消失，使建立在书面凭证上的证券定义受到了挑战。

三、无纸化证券市场对证券权益移转规则的挑战

无纸化证券市场与证券实物券市场相比，证券移转规则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证券实物券市场上，证券发行或交易双方之间发行或交易证券，都要完成“一手交钱，一手交券”的过程。这与一般动产的交易类似，证券权益从交付证券实物券之时发生移转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在证券实物券流通的初期证券市场上，证券权益的移转与证券实物券的移转是同步的，遵循着一般动产的交付移转规则，即“一手交钱，一手交券”。转移证券所有权必须交付证券，其证券所有权的转移规则是交付移转。但在证券市场无纸化后，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不再有证券实物券的流转和交付，证券权益移转变得与证券实物券交付无关。在美国证券市场无纸化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为应对证券实物券交付凭证的繁琐压力，而将证券实物券统一存管的时期。在此时期，证券权益移转时不再同时交付证券实物券。因此也称之为证券实物券的非移动化。而我国证券市场从实物券过渡到无纸化，没有经历过实物券非移动化的统一存管过程，直接实现了证券权益记载的电子化。因此，可以认为我国无纸化证券市场的出现消灭了证券权益交付移转的证券法律规则。

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证券权益的移转必须区分为移转过程和移转结果两个环节。对于证券权益移转的结果，由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负责登记，即将证券权属登记在不同的证券账户上。其方式是电子账户上的电子数据信息记载。该登记结算公司电子账户上的证券电子数据登记就是证券权益所有权的证明。投资者只能以电子证券账户上的电子数据信息记载为据主张证券权益。因此，与实物券的凭证式实物财产不同，无纸化证券已经转变为登记移转的财产性权益。与实物券的交付转移规则不同。无纸化证券的权益转移以登记为依据。

证券交易基础篇8

目前，无纸化已经覆盖了我国证券市场发行、交易的各个环节。无纸化证券立法是关系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关系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我国的无纸化证券立法必须从厘清无纸化证券市场和无纸化证券的基本认识开始。

一、无纸化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我国证券市场在产生之初并非无纸化市场，而是从实物券发行和交易较快地转变为无纸化发行和交易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90年以后，出于建立集中的证券交易市场、提高证券交易效率，并对日益增长的证券交易行为征税的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建立。同时，在电子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支持下，转为交易所主导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抛弃了证券实物券，进入了市场行为全面电子化的无纸化证券时代。这个过程即为证券市场无纸化的过程。在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内，证券发行通过证券交易所的网络平成。投资者无须与发行人见面，只要在自己的资金账户上划转资金，并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络平台上按代码申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再把认购证券的资金划转到发行人指定的账户上，同时把投资者认购成功的证券登记到该投资者的证券账户上，证券发行即告完成。整个过程既没有实物券和货币之间“一手交钱，一手交券”的交付，也没有证券实物券的流通，证券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及其权益仅通过证券电子账户上的电子数据信息予以确认。在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内，投资者买卖证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完成。投资者购买证券，只要在与交易所联网的计算机上输入证券名称(或代码)、数量、价格后发出交易指令，交易所就会自动撮合交易。交易成功后，证券名称和数量会登入该投资者在证券公司的证券账户，同时，资金账户上的资金数额相应扣减，证券交易即告完成。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是实现了全面无纸化的市场，但是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经过实物券阶段的充分孕育和发展相比，没有经过充分发展就迅速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恰恰给其本身的规范发展带来了困难。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政府推动的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掩盖了市场主体不规范和市场行为非市场化的诸多弊端。弊端之一即为本应处于基础地位的证券投资者利益未被充分关注和保护。在实物券时代，投资者可以持有证券实物凭证，风险再大，投资者至少还可以通过出示实物券主张证券权益。但在完全无纸化后，投资者无法通过出示证券实物凭证主张权益，而必须按照无纸化证券市场的整套制度安排，通过在证券公司证券账户上的电子数据才能主张无纸化证券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主张证券权益。可以说，证券市场无纸化使投资者的权益更加依赖市场的整体制度安排了。证券的发行、证券的交易、证券所有权的取得、证券权益的行使不再是投资者个人的行为，而是必须通过证券市场整体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的系列行为的组合。而无纸化证券市场与发展初期的证券实物券市场相比，在证券市场结构、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建立在实物券基础上的证券法律制度无疑会面临巨大挑战。证券是证券市场和证券法律制度的基础概念，现行证券法上建立在证券实物券基础上的“证券”定义所遭遇的挑战首当其冲。

二、无纸化证券市场对“证券”定义的挑战

无纸化证券市场上流通的金融工具仍为证券，但证券的存在形式已经发生了从有形到无形的变化。所谓有形，即指证券的存在与纸质实物券联系在一起。在这张纸质的凭证上记载了证券发行人、证券面额、证券发行时间等信息。以我国初期的证券市场所发行的无记名股票为例，有股票实物券则能主张股东权益，无股票实物券则不能主张股东权益。此时的证券实物券与证券权益密不可分。此时证券的属性乃“权利与证券成为不可分的一体，虽两者之结合程度，有完全与不完全之别，但大体上均应由证券而观察权利”…。在证券实物券流通的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对证券拥有双重权利，如“在股票之上，存在着两种权利：一是以股票为标的物的证券所有权，二是构成股票内容——与股份合为一体的股东权——的证券权利”。这种双重权利在证券市场进入无纸化时代后即告终结。在无纸化证券市场，证券投资者在认购证券成功后并不会获得一张实物券，而只是在自己的证券账户上获得相应的电子信息记录。这与电子货币的流通极为类似。因此，也将无纸化证券称为电子证券。无纸化证券的发行、持有、交易完全通过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账户进行，只需要在账户上记载或变更电子记账信息即可。证券实物券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销声匿迹了。于是，建立在实物券观念基础上的证券定义遭遇了来自证券市场无纸化实践的挑战。

我国证券法以列举形式指明了证券法上的证券，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证券法上的有价证券可定义为“设定并证明某项财产权利并且能够流通的一种书面凭证”。面对无纸化的证券市场，由于证券书面凭证即证券实物券的不复存在，有学者提出“证券死了”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证券作为一种特殊动产，其告示方式就是占有。当证券发生电子化，即无纸化后，没有证券实物券，无法占有证券，证券也就死了。证券真的死了吗?证券真的跟随证券实物券一起消失了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证券与证券实物券之间的关系。证券在实物券市场上表现为实物凭证载体和证券权益的同一性，即持有证券实物券就是证券权益的所有权人，那么是否就可以说证券实物券就与证券完全等同呢?事实上，对证券实物券和证券权益关系的认知必须区分证券权益与证券实物券的实质与形式。在证券投资中，证券投资者购买的是证券所代表的权益，即其作为一种金融工具的证券性财产的价值。证券实物券是证券性财产权利和利益的存在形式，是权益的表象。实物券之所以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出现，正是由于其符合投资者“占有”财产的传统物权观念。电子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出现，使以无纸化的方式减少实物券流动，提高证券交易效率成为可能。证券权益的表象即有了新的选择。实物券、无纸化证券都是证券权益的形式之一。证券无纸化后，证券这种金融投资工具并没有消失，消失的只是证券实物券这一证券权益的载体。谈论“证券死亡”与否，关键不是实物券是否消灭，而是证券权益这一证券的核心属性是否存在。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中，以股票等证券形式存在的证券权益仍然存在，股票持有人虽然不再占有股票实物

券，但仍可依据证券账户上登记的电子信息主张股东权利。因此，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证券并未死亡。只是，证券实物券或者说证券书面凭证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的消失，使建立在书面凭证上的证券定义受到了挑战。

三、无纸化证券市场对证券权益移转规则的挑战

证券交易基础篇9

目前，无纸化已经覆盖了我国证券市场发行、交易的各个环节。无纸化证券立法是关系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关系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我国的无纸化证券立法必须从厘清无纸化证券市场和无纸化证券的基本认识开始。

一、无纸化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我国证券市场在产生之初并非无纸化市场，而是从实物券发行和交易较快地转变为无纸化发行和交易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90年以后，出于建立集中的证券交易市场、提高证券交易效率，并对日益增长的证券交易行为征税的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建立。同时，在电子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支持下，转为交易所主导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抛弃了证券实物券，进入了市场行为全面电子化的无纸化证券时代。这个过程即为证券市场无纸化的过程。在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内，证券发行通过证券交易所的网络平台完成。投资者无须与发行人见面，只要在自己的资金账户上划转资金，并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络平台上按代码申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再把认购证券的资金划转到发行人指定的账户上，同时把投资者认购成功的证券登记到该投资者的证券账户上，证券发行即告完成。整个过程既没有实物券和货币之间“一手交钱，一手交券”的交付，也没有证券实物券的流通，证券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及其权益仅通过证券电子账户上的电子数据信息予以确认。在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内，投资者买卖证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完成。投资者购买证券，只要在与交易所联网的计算机上输入证券名称(或代码)、数量、价格后发出交易指令，交易所就会自动撮合交易。交易成功后，证券名称和数量会登入该投资者在证券公司的证券账户，同时，资金账户上的资金数额相应扣减，证券交易即告完成。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是实现了全面无纸化的市场，但是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经过实物券阶段的充分孕育和发展相比，没有经过充分发展就迅速实现了无纸化的证券市场恰恰给其本身的规范发展带来了困难。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政府推动的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掩盖了市场主体不规范和市场行为非市场化的诸多弊端。弊端之一即为本应处于基础地位的证券投资者利益未被充分关注和保护。在实物券时代，投资者可以持有证券实物凭证，风险再大，投资者至少还可以通过出示实物券主张证券权益。但在完全无纸化后，投资者无法通过出示证券实物凭证主张权益，而必须按照无纸化证券市场的整套制度安排，通过在证券公司证券账户上的电子数据才能主张无纸化证券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主张证券权益。可以说，证券市场无纸化使投资者的权益更加依赖市场的整体制度安排了。证券的发行、证券的交易、证券所有权的取得、证券权益的行使不再是投资者个人的行为，而是必须通过证券市场整体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的系列行为的组合。而无纸化证券市场与发展初期的证券实物券市场相比，在证券市场结构、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建立在实物券基础上的证券法律制度无疑会面临巨大挑战。证券是证券市场和证券法律制度的基础概念，现行证券法上建立在证券实物券基础上的“证券”定义所遭遇的挑战首当其冲。

二、无纸化证券市场对“证券”定义的挑战

无纸化证券市场上流通的金融工具仍为证券，但证券的存在形式已经发生了从有形到无形的变化。所谓有形，即指证券的存在与纸质实物券联系在一起。在这张纸质的凭证上记载了证券发行人、证券面额、证券发行时间等信息。以我国初期的证券市场所发行的无记名股票为例，有股票实物券则能主张股东权益，无股票实物券则不能主张股东权益。此时的证券实物券与证券权益密不可分。此时证券的属性乃“权利与证券成为不可分的一体，虽两者之结合程度，有完全与不完全之别，但大体上均应由证券而观察权利”…。在证券实物券流通的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对证券拥有双重权利，如“在股票之上，存在着两种权利：一是以股票为标的物的证券所有权，二是构成股票内容——与股份合为一体的股东权——的证券权利”。这种双重权利在证券市场进入无纸化时代后即告终结。在无纸化证券市场，证券投资者在认购证券成功后并不会获得一张实物券，而只是在自己的证券账户上获得相应的电子信息记录。这与电子货币的流通极为类似。因此，也将无纸化证券称为电子证券。无纸化证券的发行、持有、交易完全通过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账户进行，只需要在账户上记载或变更电子记账信息即可。证券实物券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1] [2] [3] 

于是，建立在实物券观念基础上的证券定义遭遇了来自证券市场无纸化实践的挑战。

我国证券法以列举形式指明了证券法上的证券，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证券法上的有价证券可定义为“设定并证明某项财产权利并且能够流通的一种书面凭证”。面对无纸化的证券市场，由于证券书面凭证即证券实物券的不复存在，有学者提出“证券死了”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证券作为一种特殊动产，其告示方式就是占有。当证券发生电子化，即无纸化后，没有证券实物券，无法占有证券，证券也就死了。证券真的死了吗?证券真的跟随证券实物券一起消失了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证券与证券实物券之间的关系。证券在实物券市场上表现为实物凭证载体和证券权益的同一性，即持有证券实物券就是证券权益的所有权人，那么是否就可以说证券实物券就与证券完全等同呢?事实上，对证券实物券和证券权益关系的认知必须区分证券权益与证券实物券的实质与形式。在证券投资中，证券投资者购买的是证券所代表的权益，即其作为一种金融工具的证券性财产的价值。证券实物券是证券性财产权利和利益的存在形式，是权益的表象。实物券之所以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出现，正是由于其符合投资者“占有”财产的传统物权观念。电子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出现，使以无纸化的方式减少实物券流动，提高证券交易效率成为可能。证券权益的表象即有了新的选择。实物券、无纸化证券都是证券权益的形式之一。证券无纸化后，证券这种金融投资工具并没有消失，消失的只是证券实物券这一证券权益的载体。谈论“证券死亡”与否，关键不是实物券是否消灭，而是证券权益这一证券的核心属性是否存在。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中，以股票等证券形式存在的证券权益仍然存在，股票持有人虽然不再占有股票实物

券，但仍可依据证券账户上登记的电子信息主张股东权利。因此，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证券并未死亡。只是，证券实物券或者说证券书面凭证在无纸化证券市场上的消失，使建立在书面凭证上的证券定义受到了挑战。

三、无纸化证券市场对证券权益移转规则的挑战

无纸化证券市场与证券实物券市场相比，证券移转规则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证券实物券市场上，证券发行或交易双方之间发行或交易证券，都要完成“一手交钱，一手交券”的过程。这与一般动产的交易类似，证券权益从交付证券实物券之时发生移转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在证券实物券流通的初期证券市场上，证券权益的移转与证券实物券的移转是同步的，遵循着一般动产的交付移转规则，即“一手交钱，一手交券”。转移证券所有权必须交付证券，其证券所有权的转移规则是交付移转。但在证券市场无纸化后，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不再有证券实物券的流转和交付，证券权益移转变得与证券实物券交付无关。在美国证券市场无纸化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为应对证券实物券交付凭证的繁琐压力，而将证券实物券统一存管的时期。在此时期，证券权益移转时不再同时交付证券实物券。因此也称之为证券实物券的非移动化。而我国证券市场从实物券过渡到无纸化，没有经历过实物券非移动化的统一存管过程，直接实现了证券权益记载的电子化。因此，可以认为我国无纸化证券市场的出现消灭了证券权益交付移转的证券法律规则。

证券交易基础篇10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概述

资产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可以在未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组合作为支持资产，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该资产的支持证券的一种融资手段。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信贷资产为基础资产，多由银行、金融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发起。在2013年我国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占比为68%，居主导地位。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起步较晚。上世纪90年代，资产证券化的理念才被引入，2005年才开始试点运用，此后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试点中断。2012年5月17日，央行、银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这意味着沉寂四年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重新开启了大门。随着近期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资产证券化已经成为如今的市场热点。

尽管资产证券化有诸多优点，但它的风险十分值得警惕。我国在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方面的经验不足，未来必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必须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来保障证券化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因此，对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涉及的风险管理、制度建设等核心问题的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析

信贷资产证券化面临诸多风险，也有诸多的分类方式。本文按照风险产生的来源，将其分为基础资产所产生的风险和证券化过程所产生的风险两类。

（一）基础资产所产生的风险

基础资产所产生的风险，反映的是信贷资产作为发行证券的基础资产，其自身还本付息能力的不确定性。投资者获得收益的来源正是基础资产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基础资产的质量好坏是影响其产生现金流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基础资产所产生的风险分为信用风险和提前还款风险。

1.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即违约风险，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参与主体对它们所承诺合约的违约所造成的可能损失。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中，根据涉及主体的不同，信用风险主要包括原始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和资产证券化参与主体的信用风险。影响信用风险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基础资产的质量上，包括基础资产各级别的贷款余额比例、贷款集中度、行业分布、期限结构等。

2.提前还款风险。提前还款风险是指，债务人在既定的还款时间超出还款计划所规定的还款额度偿还抵押贷款本金、造成资产池的现金流量失衡所造成的可能损失。提前还款受到债务人自身的财务状况影响。此外，市场利率的变化和其他融资成本的变化等因素，也是导致债务人提前还款的原因。

（二）证券化过程所产生的风险

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由基础资产所产生的风险其实与普通信贷资产的风险相似，而由于证券化过程所产生的风险则是其所独有的。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风险主要包括交易结构风险和参与主体风险等。

1.交易结构风险。资产证券化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于交易结构能否实现破产隔离。破产隔离的存在，使得资产证券化产品独立于融资者也即资产发起人的经营状况或整体信用。不能实现真正的破产隔离的交易结构将带来风险。比如，在很多情况下，难以确认支持资产的转移是否构成了法律上的销售。发起人通过向SPV销售支持资产进行融资时，有时会附带一些特定的义务，比如发起人仍然保留对基础资产的剩余索取权，此时该项交易的性质可能不被认定为产权转移，而是担保融资。这样一来，破产隔离就未能实现。一旦发起人破产，基础资产就有可能被追索，导致资产证券化失败。

此外，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结构也可能对现金流造成不确定的影响。由于资产证券化产品具备结构化安排，比如优先/次级结构、本金/收益账户、加速清偿和违约事件等设置，将导致其现金流支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对此类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根据交易文件中对现金流支付机制的规定，综合考虑证券本金和利息偿付顺序、再投资收益、提前偿还事件、回购条款、违约和加速清偿事件等等。比如，违约事件触发后，支付顺序可能发生变化；加速清偿事件后，次级期间收益不再获付，从而不再对优先级份额的偿还提供内部增信等。

2.参与主体风险。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参与主体较多，涉及到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信评级公司和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为确保证券化交易的顺利进行并完成，各参与方都应切实履行相应的义务。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参与主体都可能影响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质量。因此，在评价风险时，还要考虑各个参与主体的各项资质。具体来讲，参与主体风险包括受托机构的违约及破产风险、专业机构的失职风险等，比如资产评估报告或会计报告不实，法律意见书结论错误等等。

三、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控制

基于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析，风险控制措施主要集中在基础资产和证券化过程两个方面。

对于基础资产所产生的风险，资产组合是综合控制基础资产风险的基本方法。要审慎挑选支持资产组合，实现基础资产质量的风险分散，个别基础资产发生违约、提前偿还等情况时，不会影响到整个资产池的稳定性。具体来讲，可行的措施有：使资产池来源尽可能多元化，资产池中所汇集的资产及其债务人分布在不同地域或行业；控制单项资产占资产池份额在一个较低水平；信贷资产期限应与证券化产品期限相似，本息的偿还分摊于整个资产的存续期间等。

对于证券化过程所产生的风险，控制交易结构风险的有效手段是尽量确保破产隔离的实现。由于法律认定标准上存在难度，可参照过往成功案例，向有相关实务经验的机构咨询，可事前向管理当局确认，以降低证券化交易风险。而对于参与主体风险，为防止受托管理人违约，可要求其提供违约担保来加强其履约压力，确保投资者因其违约而遭受的损失得到赔偿。对于专业机构，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是聘用那些声誉好、专业强、经验丰富的专业机构参与到证券化过程中。

参考文献

[1]袁宏泉.信贷资产证券化也要防范风险[J].银行家，2006（3）50-53.

证券交易基础篇11

 

【关键词】资产支持证券；资产证券化；固定收益证券

1.固定收益证券基本概述

1.1　固定收益证券

2.2　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义

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abs）是指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发行的、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其收益的受益证券。其属于债券性质的金融工具，其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来自于基础资产池（pool　of　underlying　assets）产生的现金流或剩余权益。项下的资产通常是金融资产，如贷款或信用卡应收款，根据它们的条款规定，支付是有规律的，即具有固定收益证券的特征。同时，资产证券化支付本金的时间常依赖于涉及资产本金回收的时间，这种本金回收的时间和相应的资产支持证券相关本金支付时间的不可预见性，是资产支持证券区别于其它债券的一个主要特征。与股票和一般债券不同，资产支持证券不是对某一经营实体的利益要求权，而是对基础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和剩余权益的要求权，是一种以资产信用为支持的证券。

 

2.3　历史发展过程

上世纪70年代，资产支持证券在西方国家融资证券化、直接化的金融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最早出现在美国金融市场，随后被众多成熟市场经济体接受和采用。近年来资产支持证券又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得以推行，对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流动性、分散信用风险、推动金融市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美国和欧洲的资产支持证券市场规模较大，其他地区相对较小。我国则刚刚起步，2005年12月8日，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了首批资产支持证券，总量为71.94亿元。

 

资产支持证券最初采用的基础资产为住房抵押贷款，随着证券化技术的不断提高和金融市场的日益成熟，用于支持发行的基础资产类型也不断丰富，目前还包括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应收款、学生贷款、住房权益贷款（home　equity　loan）、设备租赁费、厂房抵押贷款（manufacturing　housing）、商用、农用、医用房产抵押贷款、贸易应收款、基础设施收费、门票收入、俱乐部会费收入、保费收入、中小企业贷款支撑、知识产权等。

 

2.4　相关法律体系

在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与公司债券等其他证券基本相同，受1933年《证券法》（securities　act）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约束，同时也涉及《投资公司法》、《破产法》、《投资信托法》有关内容及专门的会计、税收政策等。

 

在欧洲，法国于1988年颁布了《资产证券化法》，英国于1989年出台了《贷款转让与证券化准则》，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国家也出台相关的法律规范资产支持证券市场。

 

在亚洲，为推动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纷纷推出专门法律，比如日本2000年修订的《资产流动化法》、菲律宾1991颁布的《资产支持证券注册和销售规则》、泰国1998年实施的《证券化法》、韩国1998年出台的《资产证券化法案》、中国台湾2002年颁布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等。我国于2005年3月出台《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开展资产支持证券业务试点。

 

2.5　发行过程

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过程通常如下：首先由基础资产的发起人（originator），包括商业银行、信用卡服务商、汽车金融公司、抵押贷款公司、储蓄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将贷款或应收款等资产出售给其附属的或第三方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实现有关资产信用与发起人信用的破产隔离（bankruptcy　remoteness），然后由spv将资产打包、评估分层（tranches）、信用增级（credit　enhancement）、信用评级等步骤后向投资者公募或私募发行.产品类型包括简单的过手证券（pass-through　security）和复杂的结构证券（structured　security），如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y）、cmo（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等。

 

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主要是各大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基金、长期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等。由于大多数资产支持证券的存续期限、偿付结构、信用增级手段等都各不相同，其交易大都在otc市场进行，主要通过电话双边报价、协议成交，因此除标准化程度较高的mbs外，其他类型的资产支持证券一般流动性不足、价格透明度不高。

 

2.6　我国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特殊规定

资产支持证券可以向投资者定向发行。定向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可免于信用评级。定向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只能在认购人之间转让。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必须在全国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或证券交易所交易。货币市场基金可投资于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397天）的资产支持证券。

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应不低于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aa级或相当于aaa级的信用级别。其他类别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根据基金合同制订相应的证券信用级别限制。若基金合同未订明相应的证券信用级别限制，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bbb以上（含bbb）的资产支持证券。证券投资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资产支持证券交易操作规则》第7到第10条规定：“资产支持证券应以现券买卖的方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通。资产支持证券交易采用询价交易和点击成交的报价交易方式。资产支持证券按每百元面额对应的本金进行报价。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数额最小为面额10万元，交易单位为面额1万元。”

 

3.我国资产支持证券发展过程和现状

根据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sifma）统计，截至2008年1季度末，美国资产支持证券（含mbs，下同）余额为9.88万亿美元，占美国债券市场余额的32.34%，是第一大债券品种；欧洲资产支持证券余额为1.21万亿欧元，主要集中在英国、西班牙

、荷兰、意大利等国家。2007年，美国共发行资产支持证券2.95万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债券发行总额的47.58%；欧洲共发行资产支持证券4537亿欧元。2007年，资产支持证券中标准化程度最高的美国机构mbs（agency　mbs）的日均交易额约为3201亿美元，远低于国债的日均交易额5671亿美元，换手率相对较低。

 

我国于2005年12月由国家开发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首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根据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统计，截至2008年7月底，我国共发行各类资产支持证券531.18亿元，7月末余额为434.4亿元，基础资产类型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优质信贷资产以及不良贷款等。交易方式包括现券买卖和质押式回购，截至2008年7月底累计成交158.65亿元。

 

截止2012年3月末，资产支持证券托管量为86.17亿元（银行间托管量为81.04亿元，其他托管量为5.13亿元），其中待偿期限为一年的有14.39亿元，10年以上的为71.77亿元。可流通的资产支持证券银行托管的有4只，非流通的资产支持证券有7只。我国资产支持证券交易笔数很小，截止2012年3月末，本年共交易2笔，2011年全年交易7笔。

 

4.我国资产支持证券优势

4.1　资产支持证券是公司债的升级

资产支持证券是一种债券性质的金融工具，是公司债的替代选择，它将公司的特定资产或某项现金流作为融资抵押资产，而非以公司整体名义来融资，由于选择特定资产或某项现金流的风险通常要低于公司整体，因此公司可以获得较低的利率，减少融资成本，也可限制偿债风险。

 

4.2　资产支持证券品种丰富

abs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要从公司资产负债表上剥离出准备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如应收账款、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将这些资产或现金流放到一个特殊目的载体（spv）中，再以spv的名义向投资者发行abs证券。目前国内abs尝试还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剥离资产领域。abs给投资者带来的好处是，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品种，满足不同风险/回报需求。

 

4.3　资产支持证券能帮助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

资产支撑证券化的思想和技术，对我国进行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化解、国企存量资产的盘活、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筹集有着广泛的借鉴意义。

4.4　其具有较高的信用评级

从信用角度看，资产支持型证券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之一。与其他债务工具类似，它们也是在其按期偿还本利息与本金能力的基础之上进行价值评估与评级的。但与大多数公司债券不同的是，资产支持型证券得到担保物品的保护，并由其内在结构特征通过外部保护措施使其得到信用增级，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债务责任得到实现。大多数资产支持型证券从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得到了最高信用评级——3a级。

 

4.5　投资多元化与多样化

资产支持型证券市场是一个在结构、收益、到期日以及担保方式上都高度多样化的市场。用以支持证券的资产涵盖了不同的业务领域，从信用卡应收账款到汽车、船只和休闲设施贷款，以及从设备租赁到房地产和银行贷款。另外，资产支持型证券向投资者提供了条件，使他们能够将传统上集中于政府债券、货币市场债券或公司债券的固定收益证券进行多样化组合。

 

4.6　资产证券化有助化解地方债风险

按照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2012年到期债务占比17.17％。资产证券化能够较好地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资产现金流和债务不相匹配的问题。资产证券化能够分散银行体系的风险，帮助银行分担流动性管理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压力。

 

5.结语

综述所述，资产支持证券的优势的充分发挥，还有赖于我国相关资产证券化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以此为资产支持证券提供合理有序的投资环境，这是我国立法机关和各监督管理部门未来的努力方向。相信未来的我国的资产支持证券在资本市场中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大，同时，其在固定收益证券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将会越来越重要。

 

参考文献

[1]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资产支持证券交易操作规则[m].2005，7.

[2]苏罡.上交所与银行间国债市场的新券效应及比较[j].金融论坛，2007（6）：9-12.

证券交易基础篇12

 

【关键词】资产支持证券；资产证券化；固定收益证券

1.固定收益证券基本概述

1.1　固定收益证券

2.2　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义

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ABS）是指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发行的、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其收益的受益证券。其属于债券性质的金融工具，其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来自于基础资产池（Pool　of　Underlying　Assets）产生的现金流或剩余权益。项下的资产通常是金融资产，如贷款或信用卡应收款，根据它们的条款规定，支付是有规律的，即具有固定收益证券的特征。同时，资产证券化支付本金的时间常依赖于涉及资产本金回收的时间，这种本金回收的时间和相应的资产支持证券相关本金支付时间的不可预见性，是资产支持证券区别于其它债券的一个主要特征。与股票和一般债券不同，资产支持证券不是对某一经营实体的利益要求权，而是对基础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和剩余权益的要求权，是一种以资产信用为支持的证券。

 

2.3　历史发展过程

上世纪70年代，资产支持证券在西方国家融资证券化、直接化的金融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最早出现在美国金融市场，随后被众多成熟市场经济体接受和采用。近年来资产支持证券又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得以推行，对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流动性、分散信用风险、推动金融市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美国和欧洲的资产支持证券市场规模较大，其他地区相对较小。我国则刚刚起步，2005年12月8日，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了首批资产支持证券，总量为71.94亿元。

 

资产支持证券最初采用的基础资产为住房抵押贷款，随着证券化技术的不断提高和金融市场的日益成熟，用于支持发行的基础资产类型也不断丰富，目前还包括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应收款、学生贷款、住房权益贷款（home　equity　loan）、设备租赁费、厂房抵押贷款（manufacturing　housing）、商用、农用、医用房产抵押贷款、贸易应收款、基础设施收费、门票收入、俱乐部会费收入、保费收入、中小企业贷款支撑、知识产权等。

 

2.4　相关法律体系

在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与公司债券等其他证券基本相同，受1933年《证券法》（Securities　Act）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约束，同时也涉及《投资公司法》、《破产法》、《投资信托法》有关内容及专门的会计、税收政策等。

 

在欧洲，法国于1988年颁布了《资产证券化法》，英国于1989年出台了《贷款转让与证券化准则》，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国家也出台相关的法律规范资产支持证券市场。

 

在亚洲，为推动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纷纷推出专门法律，比如日本2000年修订的《资产流动化法》、菲律宾1991颁布的《资产支持证券注册和销售规则》、泰国1998年实施的《证券化法》、韩国1998年出台的《资产证券化法案》、中国台湾2002年颁布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等。我国于2005年3月出台《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开展资产支持证券业务试点。

 

2.5　发行过程

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过程通常如下：首先由基础资产的发起人（Originator），包括商业银行、信用卡服务商、汽车金融公司、抵押贷款公司、储蓄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将贷款或应收款等资产出售给其附属的或第三方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实现有关资产信用与发起人信用的破产隔离（Bankruptcy　Remoteness），然后由SPV将资产打包、评估分层（Tranches）、信用增级（Credit　Enhancement）、信用评级等步骤后向投资者公募或私募发行.产品类型包括简单的过手证券（Pass-through　Security）和复杂的结构证券（Structured　Security），如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y）、CMO（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等。

 

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主要是各大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基金、长期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等。由于大多数资产支持证券的存续期限、偿付结构、信用增级手段等都各不相同，其交易大都在OTC市场进行，主要通过电话双边报价、协议成交，因此除标准化程度较高的MBS外，其他类型的资产支持证券一般流动性不足、价格透明度不高。

 

2.6　我国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特殊规定

资产支持证券可以向投资者定向发行。定向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可免于信用评级。定向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只能在认购人之间转让。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必须在全国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或证券交易所交易。货币市场基金可投资于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397天）的资产支持证券。

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应不低于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AA级或相当于AAA级的信用级别。其他类别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根据基金合同制订相应的证券信用级别限制。若基金合同未订明相应的证券信用级别限制，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BBB以上（含BBB）的资产支持证券。证券投资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资产支持证券交易操作规则》第7到第10条规定：“资产支持证券应以现券买卖的方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通。资产支持证券交易采用询价交易和点击成交的报价交易方式。资产支持证券按每百元面额对应的本金进行报价。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数额最小为面额10万元，交易单位为面额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