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篇1

中图分类号：J59；TU-86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徽州近代建筑是指徽州地区建造时间在历史学所界定的近代时期，即1840年至1949年期间建造的建筑。徽州近代建筑反映了徽州地区从传y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是徽州社会近代化的直观体现。而且，徽州地区位于中国内陆，较于大部分开埠城市近代建筑有其扎根地域文化所表现的特殊性。因此，徽州近代建筑具有极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福州大学的朱永春先生在《徽州民居》一书中将徽州近代建筑分为了三类，一类为“徽式”建筑，其建筑风貌延续了传统民居的发展轨迹，体现出传统徽州建筑的风貌特征；另一类为“西化”建筑，其特征是在徽州传统建筑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建筑元素，但整体建筑仍然体现出了较强的徽州建筑风貌特征；第三类为“徽化”建筑，其特征为整体上学习西式建筑，同时吸收了徽州建筑的建筑平面功能布局，其建筑风貌已经基本偏向西式风格。其中，“西化”和“徽化”两类建筑出现了近代化的特征，体现了中西方建筑文化交融的过程，因而是徽州近代建筑中应当关注的重点。本文将结合案例分析近代时期徽州地区“西化”及“徽化”建筑的风貌特征，将其与徽州传统建筑进行对比，比较其差异，总结徽州建筑在近代时期风貌特征的变革。

1西化建筑的风貌特征

徽州近代西化建筑体现了近代时期徽州建筑对于西方建筑文化表面及局部的模仿。这一类建筑的数量不多，具体案例有黟县南屏小洋楼、南薰别墅、旌德县江村黯然别墅、婺源县豸峰村涵庐等十余栋建筑。与传统建筑相比，西化建筑沿用了传统建筑的平面布局及空间形态，建筑体量并没有较大改变。而在建筑立面上，西化建筑学习了西方建筑的部分特点，将开窗面积增大，并且多设有窗楣，使得西化建筑具有了“洋味”的同时更增加了建筑立面开放性，并体现出了一定的设计性。总体来说，徽州近代西化建筑仍然体现出了较强的徽州传统建筑的风貌特征。

1.1 开放性

徽州传统民居强调封闭性，外墙很少开窗，且开窗面积很小。正立面的主要立面构图元素即为门楼或门罩，或配以少量窗洞口。侧立面多为封火山墙，即马头墙，多高于屋脊，主要为三峰、五峰，马头墙根据建筑的平面形式而改变，使得侧立面显得较为丰富，但仍然以实墙为主，少有开窗洞口。近代传统民居延续了此种风格，依然体现了较强的封闭性，但是相对于传统建筑，这种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若将实墙视为底，门、窗等洞口视为图进行对比，通过图底关系的比例可以得出建筑立面的虚实比，继而可以看出其封闭性的具体程度，如图1-1和图1-2所示。

近代徽式建筑（图1-1）的立面虚实比通常在1：20～1：30之间，而西化建筑（图1-2）的虚实比通常在1：1～1：10之间，这大大超过了徽式建筑的虚实比。西化建筑立面虚实比的提升代表着建筑的开放性和相对开窗面积提高，建筑整体的封闭性降低，这反应在建筑功能上便是采光通风的效率提升，而传统徽州建筑的采光通风主要依靠天井空间，因此徽州近代西化建筑对于天井空间的需求逐渐降低，天井逐渐趋于闭合，如宏村镇刘宅及旌德江村黯然别墅便是闭合了天井。

1.2 有序性

传统徽州建筑的立面主要有4个元素，即门楼、洞口（门洞、窗洞）、屋顶、马头墙。而且，这些元素的数量也是相当少，这样就使得整个建筑立面相当简洁，变化较少。建筑立面主要由黑（屋顶）、白（实墙）、灰（砖雕、墙体）三色构成，形成了徽州传统民居的大体风貌。近代时期，徽州地区“西化”建筑增加了开窗的面积和数量，并对窗的形制做出改动，增加了拱形窗及几何形的窗楣，通过窗的排列组合形成了具有设计感的建筑立面。

如黟县南屏村小洋楼。其大面积地使用了拱形窗及窗楣，通过拱形窗、折线窗楣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建筑的立面构图方式。以小洋楼西侧立面为例，墙面共有窗洞口10个，其中一层有7个，二层有3个。一层每两个拱形窗中夹一小方形窗，并都设置了折线形的窗楣；二层设置了三个拱形窗，窗间距相同，无窗楣。这样的排列显示出了现代设计中常用的设计手法――重复与对比。显示了徽州近代建筑对于建筑立面设计新的思考。

其次，对于山墙的设计也有突破了传统马头墙的形制。如旌德江村黯然别墅，该建筑在正立面二层顶部加了一排窗户，以满足采光通风和观景需求，使得整个建筑的封闭性降低。而在侧立面上，黯然别墅虽未大面积地增加窗扇及窗楣，但是却设计了新式的山墙。其山墙并非堆成形式，而是沿着屋顶坡度的迭落呈现出一种阶梯状的轮廓，与屋顶相呼应，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立面构图方式（图1-3）。

除此之外，立面设计上面设计上还增加了新的元素作为装饰。如婺源县豸峰村涵庐，在建筑东侧的厨房立面上，不仅运用了曲线的山墙，更沿着曲线刻印了英文字母进行装饰，而且由于徽州地区对于英文几乎不了解，工匠还将字母D刻反了。这种以英文字母作为立面装饰的手法在徽州地区可谓绝无仅有，这也正印证了当时对于西方文化表面的模仿。

徽州近代“西化”建筑在建筑立面上部分体现出了西式建筑风貌，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有序性和开放性。但是整体建筑风貌仍然体现出了徽州传统建筑的风貌特征。建筑的主体颜色仍然是黑白灰三色，墙体建筑材料仍然以空斗砖外抹白垩为主。建筑立面仍然以平面为主，较于近代徽化建筑在立面上的凹凸手法所形成的雕塑立体感显得过于单薄，而这些也反应了徽州近代西化建筑对于西方建筑文化的吸纳仅仅是停留在了建筑元素表面的模仿这一局限性。

2徽化建筑的风貌特征

徽州地区近代徽化建筑在建筑整体风貌特征上已基本接近西式建筑。其数量较少，且建筑的建成年代相对较晚，如黄山区耿城镇沟村知还山庄、屯溪老街137、139、141、143号等建筑。相对于近代传统徽式建筑和西化建筑，其建筑风貌显示出了西式建筑的风格，其建筑立面更具有设计性，强调轴线对称，突出中心与规则的几何形体，运用三段式构图手法，追求外观端庄与雄伟，完整统一和稳定感。

徽化建筑在立面造型上运用了更为丰富的建筑元素，如西式立柱、拱券、线脚、檐口等。建筑使用了腰、突出了石柱等立面元素，凸出的腰线、石柱既分割了立面，又使得建筑立面凹凸有致，形成了强烈的立体感和雕塑感，塑造了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另外，徽化建筑更加注重建筑立面比例的协调关系，如屯溪老街139号，其凸出的石柱将建筑在横向上分割成了三部分，左侧和右侧柱间距b，中间为入口处，柱间距为a；而水平腰线又在竖向上分割成了三部分，即一层高度h1、二层高度h2、女儿墙高度h3如图5-X所示，a=h1=h2（数值都在4-4.5m内），而b=h3（数值都在1.6m左右）=0.4a。可以发现徽化建筑在立面设计上对于建筑各个部分的比例相当重视。

知还山庄是徽州地区少有的西方建筑风格的建筑，其整体建筑风格已经趋于西式风格，但是其建筑平面排布仍然延续了传统徽州建筑的平面形式，同时在立面造型上也沿用了徽州传统建筑的一些建筑元素，如柱础（图2-3）及雀替的使用。但是其建筑立面设计中运用了大量西式建筑元素，如变异的爱奥尼克式立柱（图2-4）、石质栏杆、拱形门窗、百叶（图2-5）等。据相关资料显示，知还山庄的建筑设计图纸由武汉专门运回而兴建的，这也是徽化建筑对于设计概念重视的一个佐证。

3建筑风貌的演进

徽州近代建筑在风貌特征的总体趋势可以归纳为一个由局部模仿到整体吸收的过程。近代早期的建筑只是局部模仿了西方建筑元素，整体建筑仍然体现出了传统徽州建筑的风格。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化由到开埠城市经商的商人和留学生所带回，他们精神上仍然推崇徽州传统的儒道文化。这就造成了他们中的大部分心理上仍然认为徽州儒道文化更具有优越性，对于西方文化仅仅是猎奇的态度。因此，对于西方文化他们仅仅是停留在表层，而且将表层的西方文化再加工，这反应到建筑上便是对于西方建筑语汇的模仿，或是使用西方建造技术、建造材料。而当近代建筑发展到后期，这一时期，先是光绪年间对于教育的改革以及对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到清王朝灭亡，再到民国的建立，这一系列变革对徽州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时，传统的徽州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动摇，因此对于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新文化的学习便由局部慢慢深入到整体，形成了具有西方建筑风格的徽化建筑。

徽州地区范围广大，受到西方建筑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异的建筑相对于建筑总数而言实为少数，它们只是零星分布在徽州各个村落中，并没有发展成整体现象。因此，徽州近代建筑所处的建筑环境――即村落和聚落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得到相对的发展，基本停留在传统徽州村落的格局和布局状态。这样，建筑亦是失去了整体演变的土壤。所以，整体学习西方建筑风格的徽化建筑在徽州地区数量屈指可数，这亦反映出了徽州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

4结语

徽州近代西化和徽化两种趋势的建筑在立面造型特征上都在一定程度上更具开放性和设计性。传统建筑的极度封闭到西化和徽化建筑的逐渐开敞的过程正是徽州传统文化逐渐衰弱、西方建筑文化逐渐渗入的体现。但是，无论是在西化还是徽化建筑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徽州传统建筑的建筑元素，这正是徽州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体现。因此，从徽州近代西化及徽化两种趋势的建筑的风貌特征的变化上可以看出，近代时期，类似于西方文化的新文化只是被部分吸收，徽州地区的传统建筑文化仍然占主导地位。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自然基金重大项目“徽州近代建筑发展演变及其特征研究”资助 （编号.KJ2015ZD13）.

图片来源：非特别标注处均为作者自摄或自绘。

参考文献

[1] 朱永春.徽州建筑[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2] 梁俐.论清末民国徽州民居的变异[J].小城镇建设，2001（09）.

[3] 过伟敏，刘佳.镇江近代建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

[4] 张明皓，张艳锋.中西合璧 黯然别墅――江村的一座古建筑测绘与分析[J].古建园林技术，2006（01）.

[5] 贺为才，张泉.清末民初着“洋装”的徽州宅第[J].南方建筑，2011（01）.

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篇2

商标是商品的显著性标识，是有文字或具有特殊意义的图形符号说构成，商标具有识别、象征和审美等特点，同时它也是商品质量的保证，受到法律、商业活动等客观因素的制约。随着社会交流活动的迅速发展，商标的应用范围也随着社会经济个方面的需要不断扩大，它不仅是单纯的商品或企业的代表符号，而且具有了精神的所指，是连接人与物、企业与社会的直观中介，所以，可以说商标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商标是商品的标记，具有可识别性和区别其他标记的特点，由于商标多是由文字、图形或其他视觉符号构成，因此具有艺术的美感，符合时代审美的特征，同时商标也是商品信息的可视化载体，并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因此，商标的产生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商标作为标注产品的符号，其本身便是独立的客体，具有如艺术作品般卓越出众的审美特性，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演变，中国近代商标在图形与设计上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风格特征，既有传统样式，也有时代风格，还有大量兼容东西方元素的设计模式。中国近代商标设计具有三个基本呈像特点。

特点一，在商标设计中引用中国传统图形、文字符号。对传统图形符号的引用和喜爱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商标设计史，这种对符号的引用并非初级、简单的“拼接”模式，这其中还包括近代商标设计师对传统图形的选择、再塑和融合。这是中国近代商标设计极具特点的设计理念。

特点二，在商标设计中兼容中西方符号和元素。这种现象比较常见与外商企业，这些企业希望通过这种带有中国符号或文字商标图形吸引更多的本土消费者。同时一些国内企业恰恰相反，他们使用了西方商标或某些表图形符号，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中西合并似的表现模式向消费者隐晦地传达出一种具有时代感的消费形象，迎合广大消费者对西方及西洋产品的普遍认识，一种现代、时髦、高品质的象征。

特点三，在商标设计中采用近现代图案方法。由于西方近代商标图形和平面设计的大量涌入以及中国商业美术教育的蓬勃发展，促使中国近代商标设计师选择更具有时代特征的图形符号，并对传统视觉模式进行大胆改革，创造出了一批具有新意、独具特色的标志图形。

中国近代商标在图形与设计中，传统图形符号的对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时的大部分商家尤其是外商都会慑于当时中国民众的反帝爱国情绪的经济政治局势，为了销售商品，在商标设计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图案和文字表现形式。传统图形符号对于近代商标设计的影响主要有两点：第一，图案大多象征吉祥、如意，寓意美好。这是因为商标图形本身便具有一层内在的象征含义，这层含义不仅令图形具有亲和力，同时所指层意之外，又融合了传统的含义，是图形表达更加丰富，富有人文内涵。商标图形中的吉祥符号为标志增添了一层寓意美好的含义，这层含义贯穿于受众对产品的整个消费过程，将伴随产品功能的消耗，影响着消费者的判断力与价值观；第二，图形外观精简美观，可视性强，特别是传统符号本身说具有的“标准化”特征，在图形选择与表意上具有相对稳定性，有益于特定信息的传达和观者的识别。在传统文化、语言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下，人们总习惯与追求、使用已经定型的象征体系，但这种情况也会造成近代商标图形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

根据种种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近代商标在风格走向上与表现技法上的基本特点：第一，具有多元化文化风格，体现时代精神和审美情趣；第二，形象鲜明写实，具有强烈的识别特征；第三，图像繁复，绘制精细，色彩艳丽；第四，在图形选择上具有整体一致性，商标图形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通过对中国近代商标发展的认识研究，我们可以将中国近代商标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并涵盖社会大量信息的符号，通过这一符号，我们不仅可以深入到图形自身的双重寓意，即图形自身意义和被使用后的引申义，同时也可以反向为之，由这些复杂的意义归纳出中国近代商标设计的某些重要特征，进而揭示这一时期商标设计的发展状态，从中寻找我们可借鉴、可供参考的设计理念。

参考文献：

[1]李幼燕．《理论符号导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左旭初．《中国近代商标简史》．学林出版社，2003

[3]左旭初．《中国商标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篇3

“以阶段特征来理解史实,以史实印证阶段特征”是高考命题的常见思路。有鉴于此,大多数历史教师在二轮复习中会以通史形式组织教学,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阶段分析实现模块知识整合。这不失为知识重组和查漏补缺的良策,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难免使学生的历史理解停留于较浅的层面上,从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角度看,也容易养成教条主义的分析习惯。要使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深化历史的理解、有效提升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必须更灵活地分析阶段特征。

1.从历史趋势着眼分析“长时段”特征

“缩放法”中的“放”是放宽历史的视野,将事件、人物、制度放在“长时段”中加以考察,是宏观分析历史发展的总体特点。这种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在分析一些历史现象时有特殊意义,如2007年宁夏高考文综卷:

中国古代强调“家齐而后国治”,这种观念的经济和思想基础是什么?

参考答案: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儒家的伦理道德(或儒家思想)

此题就是要求运用秦汉以后几千年的经济和思想特点分析“家齐而后国治”的观念。由于长时段的历史所涉及内容纷繁复杂,从具体事件、制度中概括阶段特征比较困难,因此,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看趋势。如2011年浙江文综卷第38题:

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趋势。

本题涉及的时间范围是“近代以来”,要求考生答出时间跨度超过150年的政治变革的趋势: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沦丧到国家独立。这一趋势事实上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如果教师没有在近现代史的阶段复习中分析这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学生就难以全面地分析出这三个变革趋势。引导学生分析此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提高调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会分辨历史事件是否反映历史趋势。例如,近代中国有袁世凯复辟帝制,有日本全面侵华,有“”,但这些事件不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势,因而不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领域的阶段特征。其次,要善于在比较中分析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2011年浙江卷第38题要求“分析说明周秦政治制度的主要差别”:

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机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秦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制度,君主集权的官僚取代贵族政治。

在周秦政治制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2.从重大事件入手分析“中时段”特征

历史复习教学中的“中时段”是个相对的概念,在古代史中可能指一个朝代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在近现代史中则一般指几年、十来年的时段。与长时段的阶段特征着眼于历史趋势不同,中时段的阶段特征应该从本时段中的重大事件入手。一般可以通过“界定历史阶段——罗列重大事件——概括阶段特征”三个步骤来完成。只有详尽罗列史实,才能做到特征概括的准确全面。如五四时期中国的外交,主要事件是参加“一战”、参加巴黎和会、参加华盛顿会议,三个事件反映的特征是不同的,如果漏列了其中一项,就会影响对当时中国外交的理解。又如五四时期思想领域的特征,如果只看到必修三的“新文化运动”,就只能看到“民主、科学成为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这样的阶段特征,但如果联系必修一的“”,就能认识到当时另一种重要思潮是“爱国主义成为时代强音”。

阶段特征的把握还应注意不同史观的综合运用和史学新成果的引入。仍以五四时期为例,要看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特征(革命史范式),又应看到“共和制度逐渐巩固,北洋军阀统治下,专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文明史范式)。要看到“中国仍是被列强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仍是中国人民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的一面,也要看到“开始参与国际事务,走出半殖民地的最低谷”的一面。

3.从历史背景切入分析“短时段”特征

这里说的“短时段”是将阶段特征缩到某一个时间点。给出一个时间点,要求分析它所体现的阶段特点,或者给出某种典型的历史情境,要求判断相应的时间点,是高考命题的常用手法。如2011年浙江卷第18题:

在西北小山村的土坯墙上,写着醒目的黑字标语:“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红军万岁!”这一历史场景最早出现在

A.九一八事变前后 B.一·二八事变以前

C.西安事变前后 D.八一三事变以后

给出的历史情境提供的信息是: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红军尚没有改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逐步形成,但又没有最终形成。根据这一阶段特征可以判定最早可能出现在“西安事变前后”。这种短时段的阶段特征,一般可以从历史背景切入,将之纳入“中时段”中进行分析。如2011年浙江卷第21题:

迄今所知,在中国出版的书刊中,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1899年上海广学会编译的《大同学》,其中称:“其以百工领袖着名者,英人马克思也。”由此可见

①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找到了自己的领袖

②当时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身份是“工人领袖”

③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④当时的介绍者连马克思是哪国人都没有搞清楚

A.①③ B.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将1899年这一时间点纳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时段”中,就可以发现:当时思想界的特征是维新思想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兴起,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而排除错误的选项(本题还涉及史料的证明力问题,此处不展开论述)。

二、以“辐射法”深度理解历史概念

历史概念是叙述历史的细胞和单位,掌握历史概念不仅是 历史学习的基本功,也是深化历史理解的关键。复习中可以用“辐射法”全面分析概念的产生、特征、影响等要素,从而深度理解历史。

1.步步为营,逐节梳理

就高考而言,有些历史概念要全面掌握其定义、时间、性质、主要特征、历史地位等方方面面,有些概念则不需要说出具体定义,只要能够理解其大致含义、主要特征,并能运用于分析问题就可以了。所以概念复习的第一步是根据“教学指导意见”和考纲要求将教材中出现的历史概念逐一排查掌握。以必修一专题一为例,宗法制、分封制、郡县制、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明内阁制、军机处等概念属于前一类,要求掌握得比较“细”。而血缘政治、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等概念则属于后一类,只要“观其大略”就可以了,要求掌握得比较“高”。

2.变换角度,全面掌握

无论哪一类历史概念,在掌握时切忌片面地、僵化地理解,而要善于变换角度,通过“移步换形”认识历史概念的多个侧面,形成对概念的多重理解。例如,对于“斯大林模式”,一般会从其政治经济特征入手,肯定它在推进苏联工业化中的积极作用,指出它给前苏联政治、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弊端。但这种常规的理解尚不足以应对高考的挑战。试看2009年浙江高考调测卷第39题:

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用一句话概括“斯大林模式”,并分析其对苏德战争的影响。(材料略)

本题不但要求考生知道“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而且要求变换角度分析“斯大林模式”对苏德战争的影响。这类对历史概念的“换位”审视在高考命题中屡见不鲜。多做变换角度的训练,不仅能深化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也能有效地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3.纵横联系,形成网络

历史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概念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复习中要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例如,“官僚政治”这一概念出现于必修一专题一:“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在教材中可以说是鳞爪偶现,但它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迁有着重要意义。复习中就应该引导学生纵横联系,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它:

从时间上看,它是秦汉以后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从特征上看,它不是以血缘为分配政治权力的依据,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僚由统治者任免并有一定任期的垂直管理体制;从具体的表现形式看,体现为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郡县制等制度;从政治发展史上的作用看,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中的重要环节;从官僚的产生办法看,在否定了以血缘为依据的世官制后,先后形成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选官制度。如果将官僚政治纳入整个古代政治体制中,就可以得到如下的图:

通过上述纵横联系,学生就可能对官僚政治有深入、全面的理解,从而实现历史知识的系统化和网络化。

三、以“问题法”多向梳理专题线索

现行高中历史课程的内容框架是专题式,由于很多教师在一轮复习中遵照教材体系,所以在后阶段复习中可能会出现两种误区:一是认为专题线索的梳理在第一轮已经完成了,不再重视;二是仍然遵照教材的专题框架,大而泛。其实,从2010年和2011年浙江历史高考的命题情况看,拉线索的小专题形式在浙江历史卷中已悄然出现,如2010年高考卷第38题民国时期民族工业发展情况的小专题;2011年第38题中国政治变革的小专题,而第39题也带有苏联史的小专题色彩,这是2009年高考卷中所没有的新变化。因此,以小专题形式梳理历史线索在后阶段复习中绝不能忽视。

1.灵活选择专题

后阶段的专题复习要摆脱教材框架的束缚,做到依托教材、以问题为中心多向梳理。问题的选择可大可小,以经济发展的线索为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是“大线索”,从中国古代“市”的发展到近现代城市化进程则是“小线索”,各有其不同的复习价值。要抓住重点问题,在调动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多向的线索体系,以达到“围绕历史问题,梳理历史知识,理解历史趋势,形成历史认识”的复习目标。

问题可以是围绕现实热点的历史挖掘。例如,2011年初和年末分别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讨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我们可以将文化和教育问题作为线索。如教育问题的线索:从先秦“学在官府”到“私学”出现,从汉代太学到唐宋明清时期与科举制相配套的教育,从西学东渐和近代教育出现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这样的线索梳理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变换复习视角,扫除二轮复习中容易出现的“腻味感”。

问题也可以是史学热点的教学运用。2009年、2010年的浙江卷中连续出现民国史试题就反映了民国史研究这一史学热点;2011年苏联史的试题则既是苏联解体20周年的纪念性时事热点,也反映了冷战史研究的学术热点。备考中教师要适当关注学术热点,作为问题选择的依据。例如,社会生活史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新课程中也增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复习中可以选取适当的切入点梳理线索,如从服饰演变看历史:从古代葛、麻、丝、棉纺织业的发展到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从古代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到近现代中西融合、平等、多元的服饰趋向。这样,通过“服饰演变”的小专题梳理,运用和调动了经济、政治史知识,实现了知识整合和理解的深化。

2.多向梳理线索

问题中心的线索梳理还应该注意“多向性”。例如,自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引起的经济震荡至今没有过去,“应对危机”是近几年来经济史考查的重点,也可以梳理出很多线索:

一是从生产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前苏联和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通过计划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政府干预经济模式;在几次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下新兴产业的不断崛起则改变了产业结构。生产的“计划、干预、升级”三种路径互为补充、相互借鉴,推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二是从拓展海外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工业革命前后通过殖民扩张和“炮舰政策”拓展海外市场,到通过自由贸易制度的拓展世界市场,不仅可以梳理近代欧洲殖民体系建立和瓦解的历史线索,也可以梳理从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条约到世界贸易组织诞生的历史线索。

三是从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国内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19世纪欧洲国家相继出台的工厂法和劳动法,到罗斯福新政期间《联邦紧急救济法》、《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险法》、《公平 劳动标准法》等法律的颁布,再到20世纪中后期,欧美国家开始建立福利国家。

3.问题提升能力

小专题的复习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线索梳理,而是要通过问题设计,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实现专题知识的“题型化”掌握。下面以教育发展问题的线索为例,来说明“问题法”梳理专题线索的路径。首先提供材料:

材料一:《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材料二:蔡元培在1912年2月发表的《对新教育之意见》中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五大内容之一,并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篇4

“以阶段特征来理解史实,以史实印证阶段特征”是高考命题的常见思路。有鉴于此,大多数历史教师在二轮复习中会以通史形式组织教学,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阶段分析实现模块知识整合。这不失为知识重组和查漏补缺的良策,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难免使学生的历史理解停留于较浅的层面上,从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角度看,也容易养成教条主义的分析习惯。要使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深化历史的理解、有效提升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必须更灵活地分析阶段特征。

1.从历史趋势着眼分析“长时段”特征

“缩放法”中的“放”是放宽历史的视野,将事件、人物、制度放在“长时段”中加以考察,是宏观分析历史发展的总体特点。这种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在分析一些历史现象时有特殊意义,如2007年宁夏高考文综卷:

中国古代强调“家齐而后国治”,这种观念的经济和思想基础是什么?

参考答案: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儒家的伦理道德(或儒家思想)

此题就是要求运用秦汉以后几千年的经济和思想特点分析“家齐而后国治”的观念。由于长时段的历史所涉及内容纷繁复杂,从具体事件、制度中概括阶段特征比较困难,因此,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看趋势。如2011年浙江文综卷第38题:

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趋势。

本题涉及的时间范围是“近代以来”,要求考生答出时间跨度超过150年的政治变革的趋势: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沦丧到国家独立。这一趋势事实上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如果教师没有在近现代史的阶段复习中分析这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学生就难以全面地分析出这三个变革趋势。引导学生分析此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提高调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会分辨历史事件是否反映历史趋势。例如,近代中国有袁世凯复辟帝制,有日本全面侵华,有“”,但这些事件不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势,因而不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领域的阶段特征。其次,要善于在比较中分析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2011年浙江卷第38题要求“分析说明周秦政治制度的主要差别”:

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机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秦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制度,君主集权的官僚取代贵族政治。

在周秦政治制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2.从重大事件入手分析“中时段”特征

历史复习教学中的“中时段”是个相对的概念,在古代史中可能指一个朝代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在近现代史中则一般指几年、十来年的时段。与长时段的阶段特征着眼于历史趋势不同,中时段的阶段特征应该从本时段中的重大事件入手。一般可以通过“界定历史阶段——罗列重大事件——概括阶段特征”三个步骤来完成。只有详尽罗列史实,才能做到特征概括的准确全面。如五四时期中国的外交,主要事件是参加“一战”、参加巴黎和会、参加华盛顿会议,三个事件反映的特征是不同的,如果漏列了其中一项,就会影响对当时中国外交的理解。又如五四时期思想领域的特征,如果只看到必修三的“新文化运动”,就只能看到“民主、科学成为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这样的阶段特征,但如果联系必修一的“”,就能认识到当时另一种重要思潮是“爱国主义成为时代强音”。

阶段特征的把握还应注意不同史观的综合运用和史学新成果的引入。仍以五四时期为例,要看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特征(革命史范式),又应看到“共和制度逐渐巩固,北洋军阀统治下,专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文明史范式)。要看到“中国仍是被列强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仍是中国人民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的一面,也要看到“开始参与国际事务,走出半殖民地的最低谷”的一面。

3.从历史背景切入分析“短时段”特征

这里说的“短时段”是将阶段特征缩到某一个时间点。给出一个时间点,要求分析它所体现的阶段特点,或者给出某种典型的历史情境,要求判断相应的时间点,是高考命题的常用手法。如2011年浙江卷第18题:

在西北小山村的土坯墙上,写着醒目的黑字标语:“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红军万岁!”这一历史场景最早出现在

A.九一八事变前后 B.一·二八事变以前

C.西安事变前后 D.八一三事变以后

给出的历史情境提供的信息是: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红军尚没有改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逐步形成,但又没有最终形成。根据这一阶段特征可以判定最早可能出现在“西安事变前后”。这种短时段的阶段特征,一般可以从历史背景切入,将之纳入“中时段”中进行分析。如2011年浙江卷第21题:

迄今所知,在中国出版的书刊中,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1899年上海广学会编译的《大同学》,其中称:“其以百工领袖着名者,英人马克思也。”由此可见

①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找到了自己的领袖

②当时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身份是“工人领袖”

③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④当时的介绍者连马克思是哪国

人都没有搞清楚

A.①③ B.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将1899年这一时间点纳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时段”中,就可以发现:当时思想界的特征是维新思想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兴起,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而排除错误的选项(本题还涉及史料的证明力问题,此处不展开论述)。

二、以“辐射法”深度理解历史概念

历史概念是叙述历史的细胞和单位,掌握历史概念不仅是 历史学习的基本功,也是深化历史理解的关键。复习中可以用“辐射法”全面分析概念的产生、特征、影响等要素,从而深度理解历史。

1.步步为营,逐节梳理

就高考而言,有些历史概念要全面掌握其定义、时间、性质、主要特征、历史地位等方方面面,有些概念则不需要说出具体定义,只要能够理解其大致含义、主要特征,并能运用于分析问题就可以了。所以概念复习的第一步是根据“教学指导意见”和考纲要求将教材中出现的历史概念逐一排查掌握。以必修一专题一为例,宗法制、分封制、郡县制、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明内阁制、军机处等概念属于前一类,要求掌握得比较“细”。而血缘政治、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等概念则属于后一类,只要“观其大略”就可以了,要求掌握得比较“高”。

2.变换角度,全面掌握

无论哪一类历史概念,在掌握时切忌片面地、僵化地理解,而要善于变换角度,通过“移步换形”认识历史概念的多个侧面,形成对概念的多重理解。例如,对于“斯大林模式”,一般会从其政治经济特征入手,肯定它在推进苏联工业化中的积极作用,指出它给前苏联政治、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弊端。但这种常规的理解尚不足以应对高考的挑战。试看2009年浙江高考调测卷第39题:

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用一句话概括“斯大林模式”,并分析其对苏德战争的影响。(材料略)

本题不但要求考生知道“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而且要求变换角度分析“斯大林模式”对苏德战争的影响。这类对历史概念的“换位”审视在高考命题中屡见不鲜。多做变换角度的训练,不仅能深化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也能有效地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3.纵横联系,形成网络

历史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概念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复习中要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例如,“官僚政治”这一概念出现于必修一专题一:“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在教材[，！]中可以说是鳞爪偶现,但它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迁有着重要意义。复习中就应该引导学生纵横联系,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它:

从时间上看,它是秦汉以后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从特征上看,它不是以血缘为分配政治权力的依据,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僚由统治者任免并有一定任期的垂直管理体制;从具体的表现形式看,体现为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郡县制等制度;从政治发展史上的作用看,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中的重要环节;从官僚的产生办法看,在否定了以血缘为依据的世官制后,先后形成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选官制度。如果将官僚政治纳入整个古代政治体制中,就可以得到如下的图:

通过上述纵横联系,学生就可能对官僚政治有深入、全面的理解,从而实现历史知识的系统化和网络化。

三、以“问题法”多向梳理专题线索

现行高中历史课程的内容框架是专题式,由于很多教师在一轮复习中遵照教材体系,所以在后阶段复习中可能会出现两种误区:一是认为专题线索的梳理在第一轮已经完成了,不再重视;二是仍然遵照教材的专题框架,大而泛。其实,从2010年和2011年浙江历史高考的命题情况看,拉线索的小专题形式在浙江历史卷中已悄然出现,如2010年高考卷第38题民国时期民族工业发展情况的小专题;2011年第38题中国政治变革的小专题,而第39题也带有苏联史的小专题色彩,这是2009年高考卷中所没有的新变化。因此,以小专题形式梳理历史线索在后阶段复习中绝不能忽视。

1.灵活选择专题

后阶段的专题复习要摆脱教材框架的束缚,做到依托教材、以问题为中心多向梳理。问题的选择可大可小,以经济发展的线索为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是“大线索”,从中国古代“市”的发展到近现代城市化进程则是“小线索”,各有其不同的复习价值。要抓住重点问题,在调动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多向的线索体系,以达到“围绕历史问题,梳理历史知识,理解历史趋势,形成历史认识”的复习目标。

问题可以是围绕现实热点的历史挖掘。例如,2011年初和年末分别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讨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我们可以将文化和教育问题作为线索。如教育问题的线索:从先秦“学在官府”到“私学”出现,从汉代太学到唐宋明清时期与科举制相配套的教育,从西学东渐和近代教育出现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这样的线索梳理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变换复习视角,扫除二轮复习中容易出现的“腻味感”。

问题也可以是史学热点的教学运用。2009年、2010年的浙江卷中连续出现民国史试题就反映了民国史研究这一史学热点;2011年苏联史的试题则既是苏联解体20周年的纪念性时事热点,也反映了冷战史研究的学术热点。备考中教师要适当关注学术热点,作为问题选择的依据。例如,社会生活史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新课程中也增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复习中可以选取适当的切入点梳理线索,如从服饰演变看历史:从古代葛、麻、丝、棉纺织业的发展到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从古代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到近现代中西融合、平等、多元的服饰趋向。这样,通过“服饰演变”的小专题梳理,运用和调动了经济、政治史知识,实现了知识整合和理解的深化。

2.多向梳理线索

问题中心的线索梳理还应该注意“多向性”。例如,自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引起的经济震荡至今没有过去,“应对危机”是近几年来经济史考查的重点,也可以梳理出很多线索:

一是从生产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前苏联和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通过计划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政府干预经济模式;在几次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下新兴产业的不断崛起则改变了产业结构。生产的“计划、干预、升级”三种路径互为补充、相互借鉴,推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二是从拓展海外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工业革命前后通过殖民扩张和“炮舰政策”拓展海外市场,到通过自由贸易制度的拓展世界市场,不仅可以梳理近代欧洲殖民体系建立和瓦解的历史线索,也可以梳理从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条约到世界贸易组织诞生的历史线索。

三是从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国内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19世纪欧洲国家相继出台的工厂法和劳动法,到罗斯福新政期间《联邦紧急救济法》、《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 保险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法律的颁布,再到20世纪中后期,欧美国家开始建立福利国家。

3.问题提升能力

小专题的复习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线索梳理,而是要通过问题设计,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实现专题知识的“题型化”掌握。下面以教育发展问题的线索为例,来说明“问题法”梳理专题线索的路径。首先提供材料:

材料一:《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材料二:蔡元培在1912年2月发表的《对新教育之意见》中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五大内容之一,并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篇5

明式家具脱胎于明代家具，沿袭明代家具的风格特色，从做工、手法、技艺等方面都有袭承。王世襄先生在其著作《明式家具的病》与《明式家具的品》中对于明式家具的艺术魅力有深刻的见解，如简练、圆浑、劲挺、空灵等。因此，明式家具也作为现代中式家具的主要借鉴，成为现代设计领域当中中式风格设计必不可少的一种设计理念，因此深入挖掘明式家具的审美特征，有利于了解现代中式家具。尤其是其一脉相承性，对于家具设计我们非常能够深入体会到传统工艺和设计理念对当代中式家具设计的重要性，通过一系列的对比与结合能够更加清晰地梳理出中式家具的全面特征。

1 明式家具与明代家具的审美特征

明代家具起源于明代中后期，到天启年间发扬光大，其中存世的作品有很多，朱漆夹头榫画案、黑漆嵌碎钿椅、彩绘描金案几等。其工艺追求无序、随性、洒脱、自然，但从造型上又偏向儒家思想，如在造型设计上比较注重：四方、对称、色比等。是集合审美飞扬与中庸造型于一体的作品，因此明代家具在中国家具史上获得了很高的赞誉，其轮廓简练舒展、金属饰件式样玲珑、榫铆结构科学精密、木材本身自然纹理突出、雕刻及线脚装饰得当等特性，对现代中式家具有很深的影响。重点突出了“随性、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中西结合”的艺术品性。这种艺术品性全面提升了明式家具与明代家具的特征，尤其是古代的设计理念和思维，如果不能够深入体会到传统文化的自然属性，对于这些内涵的把握也就无从谈起。

2 明式家具艺术品性表现

明式家具的艺术品性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随性，明式家具不同于其他古典中式家具，不走中庸之道更注重性情的表现，不尊崇人体工程学，比较注重视觉审美的体现。其次注重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在明代尤其到了嘉靖年间，道家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明式家具在设计过程中注重思想与物质的结合，从材质、品相等方面更为注重天人合一。例如，选材方面，不仅要考量当地材质的特性，还要考量近五年的雨份、干湿度等，就连制作时间也必须符合天干地支。再次，明式家具注重阴阳五行，一件好的家具一定要符合金木水火土的循环，如明式朱漆彩绘描金案，其中木质中的水分为水、木质材料为木、朱漆为火、描金为金、接地为土，每一样都不可或缺。最后，明式家具受到西方影响，在造型上相比中式家具更为夸张。近现代明式家具也向人体工程学的方向靠拢，在保证随性样式的前提下，更注重对于实用性的要求。综合来看，明式家具在发展与传承的过程中受到历史、环境、地域的影响在逐渐发生着改变，这些改变造就了明式家具独有的艺术特色，因此研究其特色是对其审美挖掘的重要体现。

明式家具的特色分为造型特色、线脚特色、装饰特色、造型特色等，如线脚特色中，明式家具的造型多以“飞檐斗拱”的线条模式为主，整体线条浮夸而具有张性，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明式家具的独特特色，其工艺制作比较复杂，“固、梳、养、裁”等工艺手法到了近现代已经失传，所具有的都是清代末期改良后的工艺表现。单对比明朝家具的传统工艺，现代工艺虽然在结构、对接、组合等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但是缺少洒脱的特性以及时代赋予的张力。再如明式家具的装饰手法善于提炼，精于取舍。主要通过木纹、雕刻、镶嵌和附属构件等来体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工艺水平。在选料上十分注重木材的纹理，凡是纹理清晰好看的“美材”，总是放在家具的显著部分。雕刻手法主要有浮雕、透雕、圆雕以及浮雕与透雕结合等多种方式。有人认为还有平雕（又分为阴刻和阳刻），其中以浮雕最为常用。镶嵌方面有用木、骨、螺、瓷、玳瑁等平镶或凸镶。雕刻纹饰题材广泛，大致有卷草、莲纹、云纹、灵芝、龙纹、螭纹、花鸟、走兽、山水、人物、凤纹、树皮纹、竹节纹、吉祥图文、宗教图案等。刀法细腻，线条流畅，生动形象，极富生气。雕刻的部位大多在家具的背板、牙板、围子等处，通常仅做小面积的雕刻，细致精巧的装饰反而更加引人注目。

3 明式家具的审美特征与现代中式家具设计

明式家具具体表现的特色以及艺术品质对于现代中式家具的设计有几大的启发。首先从品质表现来看，明式家具突出地表现欲望，能够清晰地表达设计者对于自身设计的理念要求，体现了人的思维理念与物的完美结合，更能彰显魅力。结合到现代中式家具的设计中，中式家具主要更偏向于文化感的传承，对于与现念结合方面稍有欠缺，模式固定、样式统一，缺乏明式家具的“侵略性质”。同时现代明式家具总是在自身打上文化标签，以与现代家具设计有所区分来彰显自己的主题性，忽略了与时俱进的表现。其次从设计特色上看，明式家具并没有被“中式”这一名词压抑，而是极具突破能力，无论是15世纪的明朝，还是21世纪的当下，明式家具的设计理念在于与外界联系的时候都具有绝对的主动性，能够快速吸收与借鉴外来艺术思想，并运用到自身的设计当中。综上所述，明式家具的美在于对局限性的突破；在于将中国文化与艺术特征相互融合的理念；在于没有拘束，敢于将社会文化、民生文化、国家文化、学院文化相互融合。在一件简单的明式家具中，能够看到突破局限后彰显的魅力，能够看到文化的相互融合。笔者认为，这样的美学表现才是现代中式家具应当学习的方向。

4 结论

明式家具的审美意义在于对其“大胆、夸张又不失内敛的研究与学习”。在近现代文化中，一件工艺品能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不多，明式家具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我们在品评中式家具的设计理念时，不妨加入明式家具的审美眼光，以与时俱进的态度看待中式家具设计。明代家具对于中式家具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顶峰，不论是对文化的传承还是形式上的设计都体现出了明代家具的历史性。尽管中间有清代对于传统家具式样的一种变革，形成了清代独有的家具特点，但是对明代家具特点的传承依然融入了清代式样的根骨里。现代中式家具是融合了现代性与古代性的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其更多地展现出的是一种现代化家具设计理念下对传统的回归，更多地展现出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怀念，同时也大量剔除了其中的复杂设计，是传统与简约的结合。纵观全文对明代家具特点和现代设计理念的讨论，整合和统一是这两部分内容的关键词，在某种程度上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我们研究和探讨两者的相似性，实际上是一种追溯，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对过往繁荣的怀念。

参考文献：

[1] 盛春亮.明式家具成因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5：21.

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篇6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1)09(a)-0070-02

在新时代条件下,如何体现时代精神,贴近青少年心理特征,以及合理的控制造价,成为学校设计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立足于“经济、合理、实用、美观”的设计要旨,希望可以将青少年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发现同现代建筑艺术的空间和形态组织结合在一起,创造一个灵活多变、富有朝气的奇妙空间,做到既符合现代青少年心理特征,又节约造价。作为一个年轻的建筑师,本人在短短2年内,有幸参与了上海周边多个新建居住区的学校方案设计,这几个项目大小不一,但其核心问题都是集中在以下的几点。

经济―― 在保证良好的设计同时控制造价;

合理―― 集中紧凑布局,合理分区,便捷联系;

实用―― 从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出发,将青少年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发现的心理同现代建筑艺术的空间和形体组织结合在一起;

美观―― 创造一个造型活泼、灵活多变、富有朝气的建筑造型,营造学术气氛及人文气质。

1 设计工程实例

1.1 市属航头基地M-3地块45班九年一贯制

基地位于上海市配套商品房市属航头基东南部。基地东侧为经五路,南侧为纬二路,西侧为经四路,北侧与居住小区相接,为45班九年一贯制。建设用地面积约36480m2,建筑面积18092m2。

以下是设计需解决的问题。

(1)根据设计任务书要求,绿地率应达到郊区新建学校35%的要求,而现建设用地面积比规定用地少了7862m2。

(2)由于规模为45班,面积大,功能多,需认真规划,合理布局,解决好学校的出入口设置和大量人流集散的问题。

(3)作为公建配套项目,预算投入有限,因此,在突出建筑形象的同时,通过合理的平面布局,恰当的材料运用来控制造价。

如图1所示。

设计构思如下。

从中小学的心理特征和学校使用特征出发,满足其生活需求的同时,打破了学校的常规布置模式,设计以半圆弧的建筑结合“1”造型的斜插式铺地形式创造出具有特色的奋进广场,寓示了每个学生争取进步的精神。巧妙的创造出了校园门口三角形的缓冲地,有效的解决了人流集散及非机动车停车的问题,缓解了上、下学时对城市道路的压力。并有效的延长了校园门口与城市道路交叉口的距离。

奋进广场结合建筑半圆形的设计,使其形成了大气、别具一格的校园生活,同时又强调了其空间感,序列感,增加了校园的可识别性及归属感。

如图2所示。

结合整个基地的周边环境,沿基地西侧布置篮球场、排球场和风雨操场,与运动场共同形成校园的运动区域;东侧则是教学区。

基地出入口要求布置在南北向的经五路上,因学校人流较大,怎样处理好学校的出入口与道路交叉口的关系成了关键。

本设计通过斜插的广场与经五路相交,创造了校园门口三角形的缓冲地,有效的解决了人流集散及非机动车停车的问题,缓解了上、下学时对城市道路的压力。并有效的延长了校园门口与城市道路交叉口的距离。

教学区根据使用功能设有:三幢普通教学楼、一幢实验教学楼、一幢行政楼及图书馆,几部分单体通过连廊和庭院加以联系。

整个校园以贯穿南北的立体走廊联系起来。在东部以教学楼,图书馆及行政楼围合成开阔的入口广场,既提升了校园气势,又能满足学校大量人流集散所需要的空间。图书馆采用弧形设计,既加强了与教学楼的联系,又在纬二路上形成了较好的建筑形象。

食堂及风雨操场位于整个基地最北侧,两者结合设计,提高了建筑的利用率。位于走廊的尽端,方便学生就餐。同时靠近学校位于经五路的次入口,便于食堂货物车辆进出,并邻近西侧运动场地,方便学生运动。

各单体在满足所有的使用功能的同时,建筑面积控制较少,体现了其经济性。

根据规划条件,考虑在经五路设置2个出入口。

其中,主要人行出入口位于经五路中部,由几幢建筑围合成一个大的校园景观广场,满足了大量人群集散的需要,合理避免人流混杂。

在经五路基地北侧设置一个机动车入口,结合入口处设置机动车停车场。

校区采用人车分流的交通布局,机动车道沿学校基地布置。人行流线以交通主轴为核心,分别向南北发散进入各个功能体。交通主轴采用立体式交通,整合各层交通空间,形成多流线、立体化的交通流线体系。

机动车停放采取就近布置的原则。非机动车停放在主入口外侧和实验楼的路边,及行政楼西侧,方便了学生上下学的问题。

校园内部景观通过入口广场景观节点、内部及外部的绿化以及组团建筑间的庭院绿化3个不同层次的绿化,采用点、线、面结合的景观布置手法,构造富有变化的园林校园环境,提升效益环境质量和视觉感受。

校园内部绿地主要沿基地布置。在交通主轴两侧结合功能需要设置3个集中绿地,把绿化引入到建筑中,有机结合,提升了校园建筑的品质。

方案立足于中、小学生本身的心理特征及航头基地的地方特色,强调简洁、典雅的元素,塑造教育文化氛围,提倡典雅的学校理念,突出教育建筑的形体特征,建筑色调以相对典雅的浅黄色块为主,大面积采用涂料,局部采用面砖的形式,既符合现代学生心理特征和地块的整体公建设计风格,又节约造价。

建筑设计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设置,空间利用率高,结构形式合理,平面布置规整,可以有效降低工程施工难度,控制造价。

行政楼、图书馆和教学楼在学校入口出围合出气派的入口广场。设计中,考虑强化门洞的概念,通过立面材质变化,在立面上界定出一个醒目的入口形象。整组建筑立面通过典雅建筑元素的变化组合,形成风格统一的整体。在满足功能需要的基础上,避免了校园建筑的单调。颜色以浅黄色为主色调,在局部构架上使用了跳跃的白色,活泼了整个建筑立面,体现了学生活泼好动的心理特征。

整个设计富有新意,突出了传统设计的框框。设计在保证功能合理的同时,充分考虑了青少年的特征以及工程造价的问题,使得“经济、合理、实用、美观”的设计要旨得以很好的体现。

如图4所示。

2结语

本方案设计立足于“经济、合理、实用、美观”的设计要旨,立足于高中生本身的心理特征及三林基地的地方特色,强调上海海派文化元素,塑造教育文化氛围,提倡现代学校理念,突出教育建筑的形体特征,建筑色调以相对活泼的砖红色块为主,大面积采用涂料,局部采用面砖的形式,既符合现代高中生心理特征和三林地块的整体公建设计风格,又节约造价。

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篇7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号：1009-3044（2017）06-0202-02

1 概述

岩石是地质作用的产物，又是地质作用的对象，因此岩石是研究各种地质构造和地貌的物质基础；它记录了过去发生的地质事件，对研究地质演变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岩石图像是目前矿物岩石类研究的主要来源，它对实现大幅度提高原油采收率、油气藏的宏观性质如渗透率等的研究很有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岩石的深度信息挖掘，随着岩石开采技术的进步和显微成像技术的不断发展，可利用的岩石铸体薄片图像也越来越多[1]。

基于特征点的配准算法是基于局部特征的岩石铸体薄片图像配准的基础，特征点的提取和描述又是进行图像匹配的基础和关键[2]。岩石铸体薄片图像的自动配准目前研究较少，尚未得到较好的解决。SIFT算法是由 David Lowe 于 1999 年提出的用于兴趣点的检测和描述的算法，该算法具有旋转、尺度缩放、亮度变化的不变性，同时对视角变化、仿射变换、噪声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但该算法复杂度较高，且受光照强度的变化影响较大。SURF算法是对SIFT算法的一种改进，继承了SIFT算法的大部分优点，不同之处在于它用Hessian矩阵代替高斯差分尺度空间检测特征值，具有比SIFT算法更快的速度，可以达到实时性要求。

2 特征检测与匹配

2.1 SIFT算法

SIFT算子是以尺度空间的构造为基础的局部特征描述子，在构建好的尺度空间的基础上搜索尺度空间中的极值点（特征点），然后确定极值点的尺度信息以及位置，再确定极值点的方向（其邻域梯度的主方向），最终得到具有鲁棒性的128维的特征描述子。整个SIFT算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2.1.1 尺度空间生成/特征点检测

首先通过尺度空间极值检测初步确定关键点位置和所在尺度，然后定位特征点位置。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建立高斯金字塔：使用高斯滤波函数对图像进行高斯滤波。图像在尺度空间下的表示可由图像与高斯核卷积得到高斯图像：

根据尺度函数建立高斯金字塔，金字塔第一阶的第一层为原图像。

建立DOG高斯金字塔：利用高斯金字塔同一阶上两相邻层的尺度空间函数之差得到DOG高斯差分金字塔的一层，如图1（右）所示。表达式定义为：

极值点检测：将中间检测点与上下层及同层的共26个像素点进行对比，如果该点的值最大或者最小，则将该点作为图像在该尺度下的一个候选关键点。

2.1.2 精确定位关键点

计算所求极值点相对于关键点的偏移量，若任意一个偏移量超过0.5，则说明拟合关键点应该在原关键点的相邻位置，在该DoG层不断迭代拟合，确定新关键点位置，直至偏移量都小于0.5（即稳定的关键点）为止。极值检测得到的所有候选关键点，必须通过两步检验才能确定关键点：一是它必须与周围的像素有明显的差异，即低对比度的点不要；二是不能有边缘点。

2.1.3 特征描述

确定特征点主方向：计算特征点的邻域梯度，使用直方图将0°～360°分为36个柱，每10°一个柱，柱高为对应梯度方向的累加值[3]。使用梯度直方图的峰值代表该特征点处邻域梯度的主方向，即作为该特征点的方向。当有另一个相当于主峰值80%能量的峰值时，则将这个方向认为是该特征点的辅方向。

生成SIFT特征向量：为了使描述符具有旋转不变性，需要利用图像的局部特征为每一个关键点分配一个方向。以特征点为中心取8*8的窗口，中央黑点为当前特征点的位置，每个小格代表特征点邻域所在尺度空间的一个像素，箭头方向代表该像素的梯度方向，箭头长度代表梯度模值。在每个4*4的图像小块上计算8个方向的梯度方向直方图，绘制每个梯度方向的累加值，形成一个种子点。图像中一个特征点由4个种子点组成，每个种子点有8个方向向量信息，共产生32个数据。

一般情况下为了增强抗噪能力和匹配稳健性，通常将邻域范围设为16*16，产生4*4的种子点，此时每个关键点的信息就包含在128维特征向量里（4*4*8=128）。

2.1.4 SIFT特征向量的匹配

SIFT特征向量匹配的依据是相似性度量。采用优先k-d树查找各特征点的近似最近邻特征点[4]。两特征点中如果最近邻与次近邻的比值小于某个阈值则接受此点作为匹配点，当阈值降低时SIFT匹配点对数目较少，但匹配更加稳定。

2.2 SURF算法

SURF算子选取图像在尺度空间上的极值点作为候选特征点。SURF算子采用Hessian矩阵行列式近似值来构造金字塔。提取SURF特征点需要四个步骤：提取SURF特征、特征点定位、确定主方向、生成特征点描述符[5]。

2.2.1特征点检测

一般情况下通过三步来检测特征点：建立积分图像、使用箱式滤波器建立图像的尺度空间，然后在尺度空间上对特征点进行定位。

SURF采用的是Hessian矩阵行列式近似值图像，图像中每个像素点的Hessian矩阵如下：

在构造Hessian矩阵构造前为了保证特征点具有尺度不变性，先对其进行高斯滤波，滤波后再进行Hessian计算，公式如下：

求Hessian事先要进行高斯平滑，然后求二阶导数，针对离散的像素点它是由模板卷积形成的。

SURF不同于SIFT，SIFT中同层图片大小相同，不同层之间图片尺寸不同，所以进行高斯模糊时高斯模板大小是一直不变的。但SURF中图片大小一直处于不变状态，不同层得到的待检测图片是通过改变高斯模糊尺寸得到的。

当Hessian矩阵的行列式值大于某个给定的阈值时，将它作为下一步判定的点，取该点上下层及同层中的点进行对比，只有比26个响应值（同层8个点和上下两个尺度层的9个点）都大的点才能被选为特征点。

2.2.2 特征描述

特征描述从两点来进行：为了使算法具有旋转不变性，先计算得出特征点的主方向（统计特征点邻域内的Haar小波特征代替了直方图梯度统计），接下来将特征点的邻域旋转到主方向，对特征点进行描述。在特征点周围取4*4矩形区域（方向沿特征点主方向），统计每个子区域像素的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Haar小波特征，Haar小波特征分为：水平方向值之和、垂直方向值之和、水平方向绝对值之和垂直方向绝对值之和（，，，）。将这四个值作为每个子区域块的特征向量，所以总共会生成64（4*4*4=64）维向量作为SURF描述子。

2.2.3 特征匹配

特征点提取的准确程度将直接影响匹配结果。生成特征描述子后，先通过Hessian矩阵的迹来进行初始判断，加快匹配速度，然后采用欧氏距离来度量两个特征向量的匹配[6]。算法先计算最近邻的欧氏距离，然后计算次近邻欧氏距离，计算两者之间的比值，当比值处于某一给定的可接受的范围内时，该点才会被认为是在匹配点集中。

3 SURF和SIFT算法主要的不同之处

SIFT算法在使用时直接使用图像本身，而SURF算法是先计算出积分图像，然后对积分图像进行操作。我们知道，凡是使用过积分图像的算法在执行速度上都会有明显的提升，这是因为在一定区域内计算灰度值之和时，只需进行简单的加减运算即可完成，可以大大提高算法效率。

4 试验方法及结果分析

测试数据集来自“鄂尔多斯盆地致密砂岩岩石铸体薄片”显微图片，相邻图像两两建立匹配关系。采集图像时我们设置显微镜放大倍数为200X，图像重叠区域大小为52%，扫描位置和区域为15mm*15mm，聚焦方式为5-15次多点对焦。再根据采集需要设置相机分辨率。实验开发环境：Intel i7-4790 CPU 、8GB计算机、Windows7 64bit操作系统、MATLAB R2013

本验用SIFT和SURF分别对同一组薄片的不同分辨率的图片进行测试，记录匹配点对数和匹配时间。

待匹配图像第一组岩石薄片的256*192/34KB的图像，SIFT算法匹配点对数为126，匹配时间为0.830785s；SURF算法匹配点对数为29，匹配时间为0.729542s。

待匹配图像第一组岩石薄片的512*384/142KB的图像，SIFT算法匹配点对数为615，匹配时间为4.871552s；SURF算法匹配点对数为30，匹配时间为2.590403s。

待匹配图像第二组岩石薄片的256*192/36KB的图像，SIFT算法匹配点对数为198，匹配时间为0.892777s；SURF算法匹配点对数为29，匹配时间为0.734661s。

待匹配图像第二组岩石薄片的512*384/136KB的图像，SIFT算法匹配点对数为908，匹配时间为3.018182s；SURF算法匹配点对数为28，匹配时间为2.74686s。

从实验结果来看，在图像质量相同的情况下，SIFT匹配点个数远远大于SURF，匹配时间较SURF来说也比较长。随着图像质量的变好，SIFT匹配点个数呈现骤增趋势，匹配时间也在增长，虽然SURF匹配时间也随图像质量变好而增长，但SURF匹配点对数基本保持平稳，误配率没有较明显的变化。我们发现，在图像质量很好占用空间较大时，SIFT匹配时间远远大于同等质量下的SURF匹配时间。我们所采集的岩石铸体薄片显微图像一般占用空间较大，而且都在高分辨率下采集，所以使用SURF对岩石图像进行拼接可能过是我们后期要继续进行的工作。

5 结论

本文采用岩石铸体薄片显微图像作为实验研究对象，分别采用SIFT和SURF算法自动提取特征点，对比两种算法在处理岩石显微图像时生成的特征点数量和算法运行时间，根据对比结果选择比较适合岩石图像自身特点的算法，为后期深入研究岩石图像配准与拼接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数据和平台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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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世沛，陈杰，周莉，等.一种基于SIFT的图像特征匹配方法[J].电子测量技术，2014，37（6）：50-53.

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篇8

关键词：关键帧提取；色彩量化；镜头边界检测；颜色特征聚类

中图分类号：TP391.41

文献标志码：A

0引言

近年来随着多媒体信息在娱乐、安全等领域的大量应用，传统的基于关键词描述的视频检索方案因其手工添加注释工作量大、人工文字标签描述主观性强、效率低下等诸多缺陷，已经不能适应海量视频检索的需求。如何有效地管理和检索视频信息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基于摘要技术[1-3]的视频检索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而关键帧的提取技术在视频检索研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关键帧是一段视频中包含重要视频内容的一组离散的帧序列，关键帧提取就是依据镜头内容的复杂程度，从镜头中提取一个或多个关键帧，从而用少量的帧来代替镜头的内容，它是视频检索和摘要的基本步骤。

目前常用的关键帧提取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类：1）基于镜头边界的关键帧提取技术[3]。一段视频流被分割成若干镜头后，最直接、最简单的关键帧提取方法就是将每个镜头的首帧、中间帧或者末帧作为镜头的关键帧，这种方法设计简单、运算量小，适合于内容简单或固定场景的切变镜头，但对于场景复杂、变换方式多样的镜头时，这样提取的镜头往往不能精确地代表镜头的信息。2）基于运动分析的关键帧提取技术[4]。运动分析一般基于光流运算的，如在文献[4]中Wolf通过光流分析来计算镜头中的运动量，在运动量取局部最小值处选取关键帧，它反映了视频数据的静止部分。Wolf这种基于运动分析的方法可以根据镜头的结构选择相应数目的关键帧，但这种方法计算量巨大，实时性差，而且求取的局部最小值也不一定准确。3）基于视觉内容的关键帧提取技术[5]。该方法通过每一帧的颜色、纹理等视觉信息的改变来提取关键帧，当这些信息有显著变化时，当前帧即可作为关键帧。Zhang等[5]使用多重视觉标准（如镜头边界、颜色变化以及运动特征）来提取关键帧。首先把镜头的第一帧作为关键帧，然后计算前一个关键帧与剩余帧之差，如果差值大于阈值，则再选取一个关键帧，这种方法可以根据视觉内容的变化程度来选择相应数量的关键帧，但所选取的帧不一定能反映镜头的内容，而且容易选取过多的关键帧。4）基于聚类分析的关键帧提取技术[6]。聚类算法综合考虑镜头内和镜头间的相关性，通过聚类那些在时间、内容上相关度很高的帧图像，将视频序列划分为不同的聚类，然后选取其中最不相关的离散帧作为镜头关键帧。Hanjalie等[6]提出基于非监督聚类有效性分析的分割聚类算法，把聚类中心作为关键帧，其最佳聚类策略是最小化类内距离和最大化类间距离。赵黎等[7]提出一种基于最近特征线聚类算法，利用某些特征点的连线近似代表某个类的所有特征样本轨迹，而这些特征点就是关键帧。聚类方法计算效率高，能有效获取视频镜头变化显著的视觉内容，但不能有效地保存原镜头内图像帧的时间顺序和动态信息。

上述关键帧提取方法大都存在着计算量大、阈值选择困难，有些算法[3，8-9 ]对视频类型有严格限制等问题，针对这些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图像主色彩的视频关键帧提取方法，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适应性。

1基于图像主色彩的视频关键帧提取方法

本文提出的基于图像主色彩的关键帧提取方法的流程如图1所示。对视频帧图像采用基于八叉树结构的色彩量化算法提取图像主色彩，然后通过主颜色特征的相似度计算实现镜头边界检测。为了降低时间复杂度，对于切变镜头，提取镜头序列中间帧作为代表帧；对于渐变镜头，提取与镜头起始帧帧差最大的帧作为该镜头的代表帧，从而得到与镜头数相等的代表帧序列。最后对代表帧序列进行K均值聚类，得到符合给定数目的视频关键帧序列。

1.1基于八叉树结构的色彩量化

尽管一幅彩色图像包含丰富的颜色，但在多数情况下，图像的主色彩就涵盖了图像中的大多数的像素颜色，相关研究[10-11]表明：使用主色能够大大降低特征空间的维数，提高检索速度，同时由于主色彩的特性，一般不会降低颜色匹配的效果从而保持了检索的准确性，因此本文考虑基于图像主色彩的视频关键帧提取方法。

色彩量化是一个有损的过程。色彩量化能否取得理想的效果，关键在于能否解决输入图像的整体层次和局部细节之间的矛盾。根据人眼色彩生理理论可知：人眼对色彩的辨别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一定范围内的颜色的变化不会引起人的色知觉的差异。如图2所示，在RGB颜色空间中各分量的颜色渐变图，在低位颜色空间各分量颜色比较接近，三分量表示的像素点色彩差异度较小，因此，仅考虑高位的主色彩对颜色空间信息的计算结果影响不大。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八叉树结构的色彩量化算法对图像进行色彩量化，有效实现彩色图像的有损压缩，提取图像主色彩特征。

3结语

本文结合八叉树结构对图像进行色彩量化从而提取图像主色彩，并提出基于颜色特征的相似性度量方法进行镜头边界检测；最后采用K均值聚类对代表帧序列进行压缩聚类并提取指定数目的关键帧。

针对广告、动画等多种不同类型的视频片段进行了实验测试，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计算简单、空间耗费低，有效避免了冗余并可以控制关键帧的数量，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适应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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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篇9

中图分类号：F2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5-0070-07

一、引言

近代以来浙江地区的经济由于其独特的重商文化而逐渐兴盛起来，而发达的经济环境孕育出中国第一批民族资本工商业，同时也孕育出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民间金融机构——钱庄。经济越是发展，作为“过程控制和观念总结”的会计就愈发重要。为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业务，钱庄的记账技术不断革新，内生出以“龙门账”和“四脚账”为代表的中式复式簿记，与当时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仍采用单式簿记进行会计核算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学者Gray（1988）提出文化价值观可以通过其自身对会计文化或亚文化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从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出发，分析钱庄会计技术的特点，即认为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模式的形成以及会计实务的发展方向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会计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浙商独特的文化特质催生出独特的钱庄会计技术，并影响着近代钱庄会计技术的发展与传承，同时钱庄会计为西式会计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对会计实务的影响角度展开史料研究，论证浙商文化对于近代钱庄会计技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另外，与当前研究多将中国传统会计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不同，本文通过细分区域及行业，选取了扎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地区且会计核算水平较高的钱庄会计为样本进行研究，论证中国传统会计具有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同时近代钱庄绝大多数由浙商兴建，因此对钱庄会计的深入探索不仅能够丰富浙商研究的内容，同时也能够拓展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的研究视角。而现有文献尚无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相关成果主要独立地从浙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钱庄会计三个方面展开，因此下文从这些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简要文献回顾。

二、文献综述

（一）浙商文化研究

当代浙商崛起之谜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仅从浙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角度进行的研究就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陶水木（2001）认为浙江精神即实业兴国、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矢志不渝精神和敬业精神，是近代浙商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章剑鸣（2005）指出浙商文化形成的众多营养源中，重商的地域文化是浙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原因，这种区域文化传统哺育了浙江人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存技能，是浙商文化之根。而曹旭华等（2010）的研究支持了陶水木和章剑鸣的观点，曹旭华等从历史文化角度，特别是从浙江地区独特工商经济思想的演进与传承角度，阐释了当代浙商崛起的原因。王晓华（2010）则指出浙商精神在越俗文化质朴骁勇影响下，开疆拓土的价值取向和术实创新的努力显示出一种“传统创新”的理性文化特征。

上述学者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浙江区域孕育的商业气质是“民商”，杨轶清（2007，2008）则对浙商的民商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与陶水木视角不同，尹铁（2011）从经济学角度总结出近代浙商具有重视企业管理制度建设，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其经营的企业具有多元化、集团化的发展模式，以及重视企业人才培养的特征。上述研究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总结了近代浙商的文化特征，目的都是从文化角度对当代浙商崛起之谜给予解释。

与多数学者侧重当代浙商如何传承近代优秀的浙商文化不同，张仁汉、罗许成（2011）指出浙商文化需要一个提升品位、负载人文使命的批判和重构的过程，而经由浙商文化的批评与重构是建构“人文浙江”的一条可行的新路径。张仁汉等人并未沉醉于欣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是以动态的眼光关注文化自身重构发展的过程以保持其鲜明的时代性，在浙商文化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

另外，探讨浙商文化的特点离不开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张炎兴（2005）将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浙商与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两者具有时代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因此不能用韦伯“新教伦理”解释浙商精神的孕育机制。

李杨等（2011）则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近代浙商与晋商的文化差异，指出浙商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厚重的文化性、鲜明的进取性、富于冒险的开拓性和浓厚的工商性，这一文化特征成为当代浙江企业家无法被他人克隆的基因。与上述研究只注意到浙商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不同，徐淑华（2010）将当代海外浙商和闽商的商业文化进行对比后，指出海外浙商深受浙东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经世致用和务实，但存在目光短浅，极端功利等问题，不利于浙商在海外的发展及融入当地社会。徐淑华是首位关注浙商功利文化中具有的消极因素的学者，其研究丰富了当前浙商文化研究的内容。

而杨轶清（2007）则令人耳目一新地指出即使是被看作整体的浙商同样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据此他将浙商细分为浙西龙游商帮，浙东南地区的温州、金华商人以及绍兴、宁波商帮。作者指出宁波商帮具有的民商特质，是浙商能够跨越时代的保证。

上述作者仅关注同时代横向比较，而曹旭华等（2010）基于文化传统视角对当代浙商与近代浙商进行了历史纵向比较，指出新浙商对旧浙商传承的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是对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文化传承。总体而言从浙商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研究成果尚停留在总结浙商文化具有的特征层面，且基本上达成了浙商文化中具有的重商、功利以及民商等特质。

（二）中国会计文化研究

近20年来国内学者多运用Hofstede（1984）归纳出的四个区别民族文化特性的社会价值层面：即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权力距离大小（Large Versus small Power Distance）、阳刚性和阴柔性社会倾向（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未来不确定性回避程度（Strong Versus Weak un，certainty Avoidance），分析当代中国会计文化与西方的显著差异。率先使用该理论进行分析的是李相直（1998），其他如吴革（2003），刘冰（2001），刘冬荣和陈晟（2001）都是对该理论的运用。总体而言上述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研究侧重介绍国外相关理论，而缺少运用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与上述研究不同，劳秦汉（2001）对Hofstede与Gray的理论做了发展并分析得出我国当代会计文化存在着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阴柔性和高度回避不确定性等特征，这些会计文化特征导致了我国会计实务中具有法例管制、统一性、保密性和决策有用性的特点。

刘骏（2005）则另辟蹊径，以公共合约观为框架，分析了文化对会计规则制定、执行以及监督的影响来研究文化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研究认为文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基础性和全面的。

刘开端（2000）认为中国传统会计文化在其形成期表现出开放、吸收和进取的特点，后来逐渐表现出内聚、封闭和保守，显现出思辨、徘徊与逐渐觉醒等特点。而对于中国现代会计文化，刘开端（2001）认为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鲜明的政策性与时代性、多维性等特征。张云（2007）粗略梳理了中国自古代到现代会计文化发展历史及其特征并归纳了会计文化的内涵。

与研究浙商文化的学者多关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不同，研究会计文化的学者其视角多局限于当代中国会计文化，对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缺少兴趣，因此中国古、近代会计文化的研究非常薄弱，总体性研究尚且如此，更遑论分行业分地域细分会计文化的研究。目前仅有的几篇对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的研究成果均忽略了中国这个地域文化迥异，近代行业会计核算水平极不平衡的现实，而将我国的会计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

（三）钱庄会计研究

国内率先对钱庄会计进行研究的非郭道扬莫属，郭道扬（1988）从会计组织机构、会计制度、会计方法三个方面系统展开研究，指出钱庄会计核算水平居于当时工商行业之上。郭道扬和曹大宽（1993）首次研究了钱庄使用的“四脚账”的基本记账原理及其特点，指出“四脚账”法是内生于我国的成熟的复式记账法，也是我国会计方法由古代向现代过渡的媒介，虽然在科目体系完整性、账簿组织严密性以及基本账理的科学性等方面都显得幼稚，但并不能抹杀其在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郭道扬对于钱庄会计进行了全面的先驱式研究，之后的研究如康均（2006）、康均和王涛（2008）等无论是内容的系统性还是分析的科学性而言，均无出其右。而现有钱庄会计的研究多集中在会计账务处理技术及起账簿原理研究，并未关注文化因素对钱庄会计技术的影响。

而与本文选题最相近的徐红军（2009），其研究对象只是当代浙商的理财文化，该文笼统地总结出浙商财务文化具有务实性、讲究投入一产出、以及具有鲜明地域性等特征，并未对钱庄的财务文化及会计技术给予关注。因此当前钱庄会计研究有待于继续深入，不仅因为它代表着中国近代会计环境中内生出的最先进的会计核算水平，同时近代钱庄绝大多数由浙商兴建，因此对钱庄会计的深入探索也能够一定程度丰富浙商研究。因此本文尝试着从浙商文化对于钱庄会计的影响角度展开分析。

三、浙商文化孕育出独特的钱庄会计

（一）“义利并重”的经济思想与钱庄业的兴起

与主流儒家“重义轻利”、“重农抑商”文化不同，浙商文化一直倡导功利、注重工商，逐渐形成了务实功利、求利求富的功利性文化价值观，因此下文将把这一独特文化价值观投射到钱庄业的会计技术中，从文化角度解释钱庄业的兴起及其记账技术的特点。

关于钱庄业的兴起，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曾指出：早在明中叶，绍兴商人开始旅沪经商，主要从事柴碳业、锡箔业、豆米业、绍酒业、染坊等行业，到乾隆初年，因柴碳店略有余赀于是开始兼营货币存放业务。由此可以看出早期钱庄资本多由商业资本转化而来，身为民间商业的一份子，浙商敏锐地捕捉到江浙沪一带大量存在的中小规模的民间手工业作坊及商号有资金融通的需求这一商机，于是“放款于临近商店，以权子母，继而逐渐推广”，建立起为中小作坊和商号解决资金融通、汇划等问题的中小规模的民间金融机构——钱庄。而钱庄贷出的资金全为信用贷款，不需抵押，凭借的都是商户之间的彼此信任。钱庄业与中小商业的关系密切，直至1930年《银行周报》仍评论到：“我国商业，凡百营运，全恃钱庄之周转调剂，盈绌可通，青黄可继，为百业之枢纽。一般中小商人，尤赖钱庄之信用放款，资为周转流通之需。”可见自明清钱庄兴起开始，钱庄就一直是近代中小工商企业解决融资问题的主要渠道。

而在明清之际，重农抑商已然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经营商业被认为是末流，商人的地位极其卑微，而浙江地区独树一帜的“义利并重”的人文环境使浙商并未被封建主流经济思想所束缚，因而能够敏锐地觉察出民间商业资本融通的需求进行制度创新，建立起主要为中小商业融资的场所，因此说“义利并重”的经济思想是中国钱庄业建立的文化基础。

（二）“礼治”文化在钱庄组织中的体现

虽然钱庄是浙商突破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建立起来的，但它仍然是脱胎于封建经济的一种民间金融组织，自然带有那个时代主流文化的特征。钱庄组织架构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儒家“礼治”文化的特点，具体可从钱庄组织层次中看出。

钱庄中处于组织最高等级为“太上皇”（名誉经理），一般由为钱庄发展贡献巨大但年事已高的人担任，名誉经理并不过问具体事务，但钱庄倚重其历史声誉，属于钱庄的顾问角色。处在组织第二层级的是“阿大”（经理），多为股东亲属或门生担任，负责掌管钱庄实权。处在第三层级是“副手”，作为经理的助理。第四层级的分别是：会计部门、业务部门以及文书部门。钱庄内部以资历辈分论道，长幼有序，明显地表现出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特征。

而钱庄各职位的人事安排更体现出浓重的家族色彩，钱庄用人时强调家族关系，重要职位首先安排子弟和近亲，其次是同乡至好。虽然钱庄业较早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股东一般从外界聘用职业经理人打理钱庄事务，但钱庄经理中却存在着不少父子相传的现象。据史料记载：上海“存德”钱庄经理由张蓉洲、文波、启梅祖孙三代担任；其他如安裕、乘裕、聚康、同润等钱庄，经理一职都是父子相传。就连处于钱庄职位最末层级的学徒，也多半为股东的子侄或亲戚。

钱庄中独特的组织架构及人事安排，将钱庄变成了一个“大家庭”，便于将家庭中的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文化完全应用到钱庄内部管理中，在钱庄早期的运营中确实可以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三）民商经济特征与钱庄业过账制度的创造与运用

与其同时代传统金融机构票号相较而言，钱庄没有票号资本雄厚，同时它与政府的关系也远称不上密切。而钱庄能够屹立于长江以南，并与票号形成南北对立之势，靠的是其扎根于广大中小工商企业的土壤中，钱庄的草根特征使得他们能够以顾客利益和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创新金融服务。

起初，钱庄与客户的业务仅是银钱的收存与支取。随着商品买卖频繁发生，钱庄与客户之间业务往来日益频繁，也促使钱庄与其同行之间接触日益增多。这样一来，一方面钱庄因业务剧增而易发生错账，另一方面客户在银钱转手过程中也存在被盗、被劫的危险，另外当时中国币制混乱，盗铸私铸钱币猖獗，客户也面临着钱钞真伪辨别的问题。因此扎根于民间工商业的钱庄很快就意识到客户在现金支付与存取中的诉求，因而创新了其金融服务，产生了以虚洋本位为基础的过账制度。所谓过账制度，即各商家的资金收支从使用现金改为借助钱庄系统进行汇划，通过大同行钱庄在交换所中彼此账簿的汇划，实现同城统一清算。而从过账制度产生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过账制度产生于太平天国运动兴盛之时。而这并不是巧合，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阻断了产业扩张获得正常货币供应的补充，于此同时政府还需大量筹措军饷。这样，在货币供应量已显不足的情况下货币的需求量激增，加剧了宁波地区市面上的“钱荒”问题。而钱庄业主的民商特征使他们最易感受到市场中现金紧缺，银根紧缩的问题，因此早在1864年前宁波钱庄就已创造出并系统地实施了钱庄之间的过账制度以解决当时货币供应短缺的问题，此后这一制度逐渐扩散到其他地区的钱庄中。

正如有学者指出，过账制度的实行“开始了实体货币（M0）到信用货币（M1）的革命性变革，货币供应量的定义被第一次深化，用一种虚洋本位与现金货币对接”。过账制度不仅提高了支付效率，同时也节约了现金交易成本。而与钱庄同时代存在的票号，其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家，虽也面临着市面上现金短缺的问题，但因为有较充裕的资金来源以及拥有殷实资产的顾客群，因此票号对于银根紧缩的感受显然不及草根“钱庄”强烈，因此无法相提并论地创新出同城结算工具。

（四）“经世致用”思想在钱庄会计凭证管理中的体现

儒家的诚信文化侧重自律，倡导人的内省以及“克己复礼”，即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能自觉地讲诚信，因此这样的文化环境造就了民间会计实务普遍不注重会计凭证管理的现象。而浙商很早就认识到单靠道德的软约束解决不了钱庄内部控制问题，因此自清代起钱庄业就十分注重原始凭证的审核与管理，并特别关注往来转账环节的凭证管理。

以钱庄票据设计为例，票据一般采用一式三联也有两联式，主要依据业务性质和经营环节的重要程度而有所不同。支票为三联式设计，其中“第一联为‘上根’，由解款钱庄留存，待付款时作为对证；第二联为‘正票’，由出票人填写金额并签字盖章，解款数目上加盖合法印鉴，同时在其左右上角分别标明收款人及解款人各自庄号；第三联为‘下根’，由出票人留存，同时盖有各钱庄特有的骑缝号码和图记。”三联式凭证的设计体现出钱庄业较为严密的内部控制水平，它不仅能够监督银钱收付，防止欺诈冒领，而且是账房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

钱庄注重原始凭证的管理不仅出于内部控制需要，同时也是顺利实施钱庄之间过账制度的需要。从过账制度的程序看，首先由交易双方在各自开户钱庄的过账簿中做收付记录，接着各开户钱庄与其他同行之间进行账簿清算，最后再由钱庄与开户的客户之间做收付确认。由此看出，钱庄系统过账制度实施的基础在于各钱庄账簿正确和完整的会计记录，而账簿记录的完整和真实性又依赖于科学的原始凭证设计及严密的凭证管理。

因此可以这么说，钱庄业在会计凭证管理采取的慎重态度，扭转了几千年来民间会计中所存在的重信义轻凭证的局面。

（五）抵御风险的观念在钱庄利润分配方法的体现

早期钱庄业乃至民间工商企业都没有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因此对于经济业务的确认以及利润核算方法存在“千人千面”的情况。同时钱庄的投资者不喜欢大起大落、大风险，而较容易接受渐进的、稳健的行为方式。因此钱庄在编制财务报表（红账）没有统一的会计规则可循的情况下，钱庄每届的经营成果基本都以投资者意愿或根据经理的谨慎程度进行分配。在经营活动比较顺利，获利较多的年景，“编制红账，将洋价做小，将资产隐藏在现金里，或将全部可疑的放款开除，次年收还后，收入回春项下。”在废两改元前，钱庄一直以银洋作为记账本位币，因此将“洋价做小”，就可以使以货币形态存在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少，由此少确认经营成果；另一方面，“将全部可疑的放款开除”，即是采用了现代会计的谨慎性原则，对不能100%确定收回的贷出款项，以100%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由此增加期间费用，目的仍是少确认当期利润。

有学者认为这是钱庄会计保守性的体现，而本文认为钱庄红账中采取的这种独特的利润核算方法与当时钱庄所处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清末民初，钱庄资本规模都不大，一般在2-4万两之间，而本文认为造成钱庄资本规模不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钱庄的年终结账制度造成的。由于年终歇业后于正月初二、三日钱庄账房编制出红账后，根据经营成果各股东分得与其投资份额相适应的利润，或者承担相应的损失，于此同时股东有权在红账公布的一、二天内决定继续投资或者撤资，一旦有股东做出撤资决定，则钱庄经理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就此关闭钱庄；要么需在正月初四前设法补足撤出的资本，才能在正月初五顺利开市。

表面上看，钱庄普遍资本规模不大没有或者很少有资本积累，而实际上红账的会计处理中存在着隐藏利润的做法，正是为了防止钱庄股东年终撤资，使钱庄免受关门的危险，因而创造出的隐藏资本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股东不撤资，则这一部分隐藏的利润则可以在营业获利较少的年度，采取相反的账务处理方法，增加当期利润。因此，浙商为了有效抵御风险有选择地使用了审慎性原则，目的是平滑各期利润以适应投资者的偏好及钱庄业特殊的投资撤资政策。

（六）锐意进取的精神在钱庄会计技术改革中的体现

钱庄业不仅在凭证管理的严密性上远超一般工商业，同时随着其业务数量的增加及业务复杂程度的提高，钱庄的会计技术也不断改进，其会计技术革新逐渐由传统单式簿记过渡到中国特有的复式簿记三脚账、龙门账的使用上。中国会计史研究泰斗郭道扬指出“钱庄业运用的一套会计方法，在民间会计中处于先进地位”。正是由于钱庄业会计核算水平较高，因此在西式复式簿记传播到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轰轰烈烈的改良中式簿记运动中，钱庄业能够较快地完成由中式复式簿记到西式簿记的变革。

以上海钱庄中经营能力较强的三大钱庄：福康、福源、顺康为例，在经历了数次金融风潮的影响，三大钱庄不仅目睹了同行关门歇业的悲惨现状，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旧式金融机构面临的危机，他们意识到需要从改善企业内部管理中寻求出路，因此锐意进取的浙商在内外的压力下，力求改良旧式会计方法以增强钱庄在竞争中的抵抗力。三大钱庄不仅建立起内部审计机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看账如抄家”的普遍社会认识中，三大钱庄还定期委托注册会计师审计钱庄的报表，促使钱庄业提高会计核算质量，同时树立钱庄的社会信用。微观个体钱庄有如此力度改进会计技术，那么钱庄行业整体的会计改革又是如何呢？钱庄业的会计改革由其行业公会——上海钱业公会发起，公会聘请了注册会计师石祥和制定钱庄业会计科目及统一的会计账簿名称，后经钱业公会执委修正通过，于1937年1月1日上海钱庄业统一使用新式会计记账，在所有行业中率先制定并实施了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

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篇10

引言

高光谱影像波段达上千个，波谱范围广，分辨率可达纳米级，波谱信息丰富。在获取目标影像的过程中，利用几十甚至上百个波段对目标进行成像，它不仅可以获取空间域信息，还具有光谱域信息，即具有“谱像合一”的特点，但这也意味着他增加目标空间信息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冗余数据，带来了维度的危机，增加了目视解译的判别难度。当波段的数量成倍迅猛增加的时候，数据的分析量大而且处理缓慢[1]。因此，需要研究新的数据降维方法，它既能降低数据量，同时又可以消除冗余信息。

在高光谱数据采集的过程中，伴随着地面散射等多个步骤，其表述模型和最小反射率波长在此过程中都呈现出了非线性变化，除此以外，单个像元内可能会具有亚像元成分，并且其内部存在多种散射现象。在种种因素的协同作用下，使得高光谱数据具有了非线性的特点。而传统的数据降维方法主要是基于线性变换原理，以主成分分析为例，它的主要原理是实现波段各个成分的去相关，可将特征影像中的主成分信息通过计算和变换组合到新的特征空间中。计算方法简单，适用于线性数据，因此被广泛应用。但此方法并不能有效挖掘高光谱数据的非线性特征，造成了局部信息在某种程度上的流失。对于这样的一个困局，提出了基于流形学习的降维方法[2]。该方法是一种非线性数据处理手段，其目的是发现嵌在高维空间中待测数据的低维光滑流形。其中拉普拉斯特征映射（LE）这种流形学方法可以有效克服数据维数过大带来的灾难。

1.基于拉普拉斯算子的降维方法

拉普拉斯算子是一种非线性降维方法，在数据从高维转换为低维的过程中，试图保留数据的嵌入流形的局部性质信息。它的主要思想是选取距离很近的样本点，在其从高维空间转换到低纬度空间依然保持样本点的临近。

如果样本是从高维向低维度这种转换过程中均匀采样的情况下，则可以通过运用拉普拉斯矩阵来逼近。利用核函数分配一个权重高于近点的值参与计算：

Lv=λMv（1）

ν表示特征向量。对应的特征向量的形式表示的是从原始高维到低维数据数据最小非零特征值。与其他非线性降维方法相比，拉普拉斯特征降维的优点是它的简单性和较低的算法计算成本。最近邻域（NN）问题的定义如下：n个点在和d维空间X 里，即P={p1，p2，p3...Pn }，找到最接近查询点所有的非线性降维方法需要一个k最近邻搜索，其目标是找到k最近的邻居的每一点为基础来表示流形。这种方法的不利方面由于计算成本大产生了一个非线性降维方法瓶颈。其对应于最近邻域NN，近似最近邻（ANN）被定义为：找到一个点q∈P，在近似最近邻域中查询点q，即所有数据的p′∈P，ε代表的是近似最近邻域：

D（p，q）≤（1+ε）D（p′，q）（2）

2.实验结果与分析

2.1数据介绍

本文数据采用的是 THEMIS公司生产的VNIR400H 高光谱相机捕获的影像。其数据为2.8 nm的步长，覆盖的波段范围从可见光波段到近红外波段（370 nm-1040 nm）。图像分辨率为1像素为260毫米，260毫米×物理表面面积即是影像的面积。通过这样的高分辨率（每平方毫米30像素）仪器，可以获取可靠的空间数据。

2.2基于拉普拉斯算子的壁画数据降维

首先，传统降维方法主成分分析（PCA）的主要原理是波段的去相关以及选取特征波段。从对比主成分分析（PCA）和拉普拉斯特征映射（LE）算法的主要原理和思想出发，可初步判定和比较着两种算法应用到二维空间中的能力。拉普拉斯特征映射算法的基本原理都是来自于图谱理论的，其主要的应用程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构建光谱分解邻接图，在数据处理中很可能会侵占大量内存，从而限制该方法在处理高光谱等大型数据中的应用。

实验数据参与降维的波段共200个，将该影像数据进行规格化的拉普拉斯（LE）降维处理，计算影像中的纯净像元指数。图为佛像数据样本经过降维后特征维数与剩余方差的关系，其中拉普拉斯前面5个分量就可以有效保留的原始佛像数据影像，仅采用各波段就能留存大量信息（如图1所示）。与此相反的是传统降维方法则需要大概35个分量左右，可见这种算法可以将信息集中在少数分量上，要远胜于主成分分析法。从速度上看，该方法也可以实现较快的信息降维和信息提取。表1显示在数据集上的实现k最近邻搜索加速比。最近的邻居的数量为K = 342。逼近误差为 005。K的最佳值为K = 35。

为了进一步证明基于拉普拉斯特征映射提取信息的有效性，将分别经过两种降维处理后的佛像数据进行监督分类。降维后的数据分别进行了最小距离方法等三种分类方法，从数据的分类精度来判断信息的保留的准确性。

2.3基于拉普拉斯的数据降维效果评价

为了评价维度减少后的数据质量，将实验数据分别经过传统降维（主成分分析）和拉普拉斯特征映射降维，同时对降维后的数据进行三个常用的基于像素的分类，分别是最小距离、最大似然法和波谱角填图分类（SAM）。如表所示，其拉普拉斯降维（LE）方法的在最小距离、波谱角填图分类和最大似然等分类的分类精度分别达到了92%、931%和942%。相比于主成分分析的降维方法（PCA），分别提高了10%、33%和3%，有效提高了分类精度。

表2 两种降维方法的分类精度对比（%）

降维方法最小距离波谱角填图分类最大似然法

PCA82.0%79.8%91.2%

LE92.0%83.1%94.2%

选取最大似然分类方法，比较不同纬度下的两种降维所导致的分类精度的变化。 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传统的PCA降维方法，拉普拉斯特征映射降维度有效降低了高光谱数据的维数，同时最大程度高质量地保留原高维数据的特征信息。

3.结论

本章针对高光谱数据非线性并且冗余信息量大这一特点，提出数据降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传统的数据降维方法适合线性数据并且在波段去相关的过程中遗失了部分局部信息。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降维方法主成分分析作对比，发现试验区数据降维后大量的信息集中在了前5个分量。将两种降维度处理后的佛像数据进行监督分类。实验证明相比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基于拉普拉斯特征映射降维方法均提高了分类精度，分别达到了92%、931%和942%。这种基于非线性的数据降维方法可以快速、高效地获得高光谱遥感影像，它能够很好的保留数据的局部信息和数据特征。（作者单位：1.北京建筑大学测绘与城市空间信息学院；2.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304）；973项目（2012cb725301）

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篇11

近年来，随着方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方言词汇的研究。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的词汇特征，这主要通过各个方言区的方言词体现出来，而最能表现方言词汇特征的就是方言特征词。方言特征词的研究是方言研究领域中新兴的分支，是现代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在《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詹伯慧，1991）中，作者在谈到汉语方言分区的语言条件时就提到了“独特的方言词”：“方言中蕴藏着大量富有地方色彩的独特词语，只要我们深入考察，便可以从中选取一些‘只此一家’的典型方言词语用来作为识别某一方言的特征条目。例如闽方言词库中的‘箸’（筷子）、‘厝’（房子）、‘鼎’（铁锅）、‘冥’（夜晚）这类独特的方言词，在现代汉语共同语及其他方言中都很难见到，而却普遍存在于闽方言中，把这类词用来作为辨认闽方言的标志，不正符合‘对内一致性，对外排他性’的要求吗？”随着词汇研究的深入，1999年，李如龙提出了方言特征词的理论，系统论述了方言特征词的涵义；苏新春提出了方言特征词词频选取的方法。这样，方言特征词在理论和方法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随之出现了部分研究各大方言区特征词的成果。

一、方言特征词的界定

李如龙在《论汉语方言特征词》（2001）中对方言特征词的涵义作了如下界定：“方言特征词是一定地域里，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方言词。方言特征词批量的大小取决于不同的地域及其历史文化条件；根据区内覆盖面是否普遍、区外有否交叉以及区片大小、常用度高低等条件，可把特征词分为基本特征词和一般特征词。”根据以上界定，方言特征词应当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各种方言既有语音特征，也有自己的词汇特征。方言的词汇特征首先体现在特征词上。

2.汉语方言的特征词是具有特征意义的方言词，在方言区内普遍应用、大体一致，在方言区之外又是比较少见的。

3.汉语方言特征词不应该是一两条或少数几条，而应该有一定的批量。有一定批量才能构成可信的特征。不同的方言区（无论是大区、小区）可能有不同规模的批量，数量多少，只能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规定。

4.由于共同的源流或相连的地域造成的密切交往，不同方言区之间往往有共同的特征词。这种共有的交叉也是一种特征。独有特征词是个体特征，共有特征词是关系特征。

5.方言区往往有典型的核心区和边缘区之分。方言特征词往往在核心区表现较为明显，而边缘地带则因受周边方言的影响而表现得不充分。考察方言特征词可把重点放在核心区。

6.方言特征词既然是批量的，就应该按其特征意义的大小分为不同的等级。凡是区内相当一致、区外未见或极少见的，可以称为一级特征词；凡是本方言内部不够一致，或区外有较多交叉的，可作为二级特征词。如果方言特征词数量大，也可按不同的重要性细分为三级。

7.考察方言特征词应该首先注意常用词、有派生能力的根词、单音词中的特征词。这些特征词无疑具有更多的特征意义，因而也更具有重要性。

二、方言特征词的分类

方言特征词的词类不同，其表现出的差异程度也不同。封闭性词类因为常用，所以差异比较大。非封闭性词类中的人体名称和动植物名称差异比较大。此外，动词的差异也比形容词的差异大。一般来说，和人们日常生活贴近的用词方言差异大，反之则差异小。动词大多与人的活动有关，所以差异相对较大，形容词的主观色彩较浓，所以差异也较大。而且同是近代出现的事物名称中，小件物品也因为贴近日常生活而差异较大。从词义的角度来看，表示整体的泛指的类别概念的词要比分体的特指的概念差异小。如果从构成方式来说，加缀词、叠音词或合成词、词组词的差异较大。这样方言特征词就有了明显的词汇特征：在口语中经常使用的有较强派生能力的方言多义词。

方言特征词是在方言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从其本身的形成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别：承传词、变异词和创新词。承传词是从古代汉语直接承传下来，词义没有发生明显变异的词语，包括从古代共同语和古代方言承传下来的两类，历史比较久远。变异词是指在承传了古代语词之后意义或用法发生较大变异的方言词。创新词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各方言区人们根据日常交际的需要创造的方言词汇。此外还有一类方言特征词是借用的结果，包括受共同语的制约而借用、受周边方言的影响而借用，以及古代向原住民的借用，或近代向外国语言的借用。这样在研究各个方言区的特征词时，也可以统计各类特征词的数量和比例，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各类方言特征词的消长。

三、方言特征词的研究方法

在方言特征词的研究方法方面，李如龙提出了“由点到面，由内到外的比较，制定分级的特征词表”和“重点考察，排除假象”以及“群策群力、反复修改”等方法。苏新春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频率选取法。苏新春认为方言特征词的研究可以分为“特征词的选取”与“特征词的考释”两个阶段。选取是基础，考释是目的，两者有密切的联系。方言特征词的选取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学者、专家凭经验和语感选取。但这不能保证从整体上全面地描述一种方言词汇的特征。而研究方言特征词的目的是寻找一种方言的本质特点和分布规律，寻找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对应规律。因此，合理的选取方法要保证选取的特征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这样就需要用统计的方法对一定量的词语进行地域分布、使用频率、构词能力、义项数量等方面的计算来发现词语在分布的大小、频率的高低、义域的广狭、表达能力的强弱等方面的差异，由此来认定方言特征词的存在或存在范围。而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在确定的语料范围内进行频率方面的穷尽性统计做到的。但是频率统计方法对材料的依赖性很强，对材料的选取也有很高的要求。这就要有足够量的语料，选取的材料要有典型性和可比性，还要对已有的材料进行改造，重新归纳义类，并且要充分利用电脑的统计功能。通过频率统计法可以得到一个词语在词汇体系中的性质、地位、作用等比较全面、清晰的认识。但是频率统计方法的运用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四种频率统计方法之间并不是完全协调、互为支持的，有时甚至会出现冲突之处。对语料的使用也存在许多不足。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特征词的不同层面时，对不同的语料要运用不同的方法。

苏新春在《词频选取法在方言特征词研究中的运用――“长辈亲属称谓类”方言特征词例析》一文中系统地运用词频统计的方法，对《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李荣主编）中所收的长辈亲属称谓词作了详细的封闭性研究，验证词频选取法的价值和不足。亲属称谓词是词汇体系中一个充满文化信息的类别，稳定性强，不容易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具有封闭性特征。文章对长辈类亲属称谓词进行穷尽统计，从而发现它们在不同方言点的分布规律；对构词能力强弱进行统计，从而探索词语在该方言词汇体系中的性质、地位与作用；对词语义域进行统计，则可以观察不同方言词语的构成与表义功能。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1个方言点共有616例称谓词，在对性别、父系母系、血亲与姻亲、辈分等方面进行分类统计后可以发现：女性词与男性词各有优势；“父辈”的称谓词最多；而且经常用长辈词来指称“平辈”。616例长辈类亲属称谓词中单次呈现词有432例，占总词语数的70.1%，这其中有很多区别意义的语料，但“单次呈现词”与方言特征词之间不能划等号。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筛选、甄别。不仅要与周边的相关方言互相对照，有的还须再作实地考察，经过仔细地斟酌，才能使单次呈现词具有方言特征词的意义。对“爷”“妗”及“丈夫之父亲”义的方言词语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则能够为相关方言区的亲疏关系提供佐证。通过这种尝试性的例释，我们可以知道用数量统计的方法来查寻方言特征词的做法是可行的。

此外，李如龙提到的方言特征词的特点，是就大方言区的特征词而言的。进一步探究便可以发现，有些特征词流行的范围很小，只通行于几个方言点。这样的特征词对于方言的分区，也许意义不大，但是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比如通过方言特征词判断某个说话人的籍贯或生活地点，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这样的词语，也可以叫特征词。为了区别于大方言区的特征词，可以称之为“地域特征词”。

方言特征词和地域特征词是比较方言的异同得出的能体现方言特点的词语，它出现的范围很广泛，既出现在基本词汇中，也出现在一般词汇中。基本词汇中的词汇有的在不同方言里会有不同的说法，这种方言词往往成为特征词中最重要的部分。一般词汇中一些表示不常见的小动物、某些农作物、建筑物部件或具体细小动作的方言词，说法也比较多，但一般只是很小地域的方言特征词。

运用上述理论研究汉语各大方言区的特征词，已经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如龙.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2]李如龙.汉语方言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李如龙，苏新春.词汇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5]苏新春.汉语词汇计量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6]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7]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篇12

自高校“两课”设置调整的“05方案”全面实施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作为这一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最具特色的课程陆续展开教学业已几个轮次。作为一门年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说当初其课程特征与教学特色确实有待一线授课教师在进一步积累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步生成，那么到目前为止展开的教学实践已经足够探索出有迹可循的特征和特色。而我在这里提出的有关纲要课程教学的课程特征与教学特色其实正是植根于对本门课程教学深入展开的经验总结和理性把握，即所谓的“实践理性”思考。

一、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特征

第一，本课程在“05”高校“两课”中发挥着中间桥梁和社会历史背景的独特地位与作用。本课程的设置目的和主旨是引导学生深刻领悟和准确把握所谓的两个明确和三个选择，而这只有在围绕基本线索（近现代革命和社会历史运动的变迁、两大历史任务的不断解决、走向近现代化的历史变迁及党领导人民跨世纪的创新实践等）的教学中立足中国近现代史的大的发展阶段的展开讲解才能得以体现并最终落实[1]。本门课程绝非突兀地孤立于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间，实则与其有紧密的内在逻辑，进而形成课程系列设置与教学基本思路。“思品”课程涉及学生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和自我人格完善的个人层面[2]，“原理”则主要涉及学生观察思考世界特别是社会革命历史运动的科学原则和思维方法的层面[3]，而“毛”则显然聚焦到学生了解掌握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程和理论的国家治理这一层面[4]，“纲要”课程则是勾连“西马”和“中马”，即展示“西马”何以深化为“中马”的中间桥梁和社会历史背景，他肩负的是推动学生完成民族国家认同的光荣使命。

第二，本课程就根本属性而言不是政治的历史，而是历史的政治，归根结底属于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课。虽然同属“05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相关课程，本课程却有着不同于其他三门政治课程的显著之处，即同时兼有历史和思想政治两门课程的色彩，实际形成作为政治理论课程的本门课程恰恰以历史内容为主的独特景象。由此带来教学过程必须正视、无法绕过前述有关课程性质定位的关键问题。这个作为政治的历史还是作为历史的政治，既是历史教学与思想教育关系的关键问题，又包含两个相互关联层面：讲授教师扮演角色的定位与本门课程根本性质的厘定，其中前者的解决往往来源于对后者的清醒认识和精准把握。本门课程归根结底属于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课程，而不是纯粹的历史课程，是作为历史的政治而不是作为政治的历史，因而侧重点不在历史关注细节而在于政治要求的线索、规律及其整体把握。任课教师不是在讲授作为政治的历史因而是历史教师，而是在讲授作为历史的政治因而是政治教师。正因如此，任课教师及其教学不可能其实也没有必要沉浸在纯粹的历史细节的深耕细作上。

第三，本课程教学任务（内容、结构和知识点）的庞杂众多与教学设计（课时与实践教学）的压缩简略之间存在巨大张力。“纲要”课程涉及的中国近现代史体大思精、问题众杂、头绪繁多，领域广博，其教学任务远非轻描淡写般轻松自如。但是出于“05”方案的整体安排与基本思路的相应考虑，再加上各个高校开设讲授面临的各种实际原因，本课程所给课时少之又少，由此造成任务与设计之间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课程本身涉及的教学实践环节在设计和开设中基本被简略，留给这门课程教学讲授可以发挥的空间和舞台因此进一步受到严重压缩。在这种情况下总结教学特色，只有从课堂教学本身打转思量了，就是在不断深化教学中围绕教学规律总结教学特色。

第四，本门课程与受众学生的既有知识和其他课程的相关内容与生俱来地存在重置、至少部分重合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不分文理科的高中生在中学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所学历史内容都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以这一内容为重点，这在文科生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因此，本课程明显在涉及内容上与受众学生，特别是经历专门训练的文科生既有知识呈现重置、重复的巨大张力。除此之外，本课程与“毛”中的思想讲解不能回避的历史背景、内容与知识出现部分重合的巨大张力。现在问题是在一所文科生为主的文科高校开设讲授本门课程，单纯围绕线索阶段展开、突出教学目的和主旨的特色，显然会因受众学生的需求难以满足而不能做到最起码的因材施教。前述本门课程的特征和结构性矛盾和冲突又要求必须围绕线索阶段展开、突出教学目的和主旨。这一悖论唯一的也是可行的破解之道是延伸课堂教学、打破课堂有限时空的限制，进一步开展课堂之外的教学互动。因为要厘清作为政治理论课的“纲要”课与中学历史课、大学本科历史专业“中国近现代历史”课及“毛”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促进“纲要”课教学效果的增强，以历史细节论证历史逻辑的方法丰富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思考的兴趣，这是我们必须考虑和努力践行的。而这只有靠增强课堂上下、内外的教学互动（或者在课间围绕学生的问题、思考辩难质疑、相互砥砺，或者在课堂外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校园偶遇展开络绎不绝的讨论和沟通）。当然这就对任课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增强更重的教学工作负担。

二、关于“纲要”课程的教学特色

正是从上述关于“纲要“课程教学规律的精准把握和理性思考出发，其自身特色就有迹可循并富有逻辑地呈现为突出线索阶段教学、着眼历史国情教育。再进一步深究其理，不难看出至少包括两个重要层面，其中围绕线索阶段展开，突出教学目的和主旨是就教学内容、结构和相关安排的具体层面而言的，而增强课上课下互动，着眼历史国情教育则是就教学手段和整体境界的更高层面而言的。具体展开可作如下初步理解：

第一，围绕线索阶段展开，突出教学目的和主旨这一特色设计的教学内容、结构和相关安排是有具体指涉的。这里强调的线索就是为突出中央设计的这门课程两个了解、三个选择的教学目的和主旨，强调在教学中应当着重把握近现代革命和社会历史运动的变迁、两大历史任务的不断解决、走向近现代化的历史变迁及党领导人民跨世纪的创新实践等主要方面和重大问题[5]，简而言之，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何以成此、何以在斯及何以往赴的基本脉络、基本样态及基本趋势。这里强调的阶段乃是紧扣教材、课程内容和近现代史实际情况的三大历史阶段：110年的近代史，其间包括风云变幻的前80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翻天覆地的后3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具体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来年的一大阶段。

第二，增强课上课下互动，着眼历史国情教育这一特色则是必不能少、无可或缺的。别的政治课程本身就有教学实践环节，而本课程则从设计伊始就略去此一重要环节，别的政治课程本身就十分充裕宽松，而本课程同样在设计伊始其课时就少得可怜。延伸课堂教学，即增强课堂上下、内外的互动就成了不得不为之的负责任的举动、就成了不得不为之的勇于担纲的特色方式。关于本课程教学诸多方面的相关探讨，都无法回避、必须追求的题中应有之意的鲜明特色，就是必须使一切教学活动和各种努力最终应当着眼历史国情教育，即关于中国近现代史面临的特殊国情、社会历史条件、革命运动独特规律、所处时代的鲜明特征和社会基本性质及其历史变迁，从而达至推动学生形成国情历史意识、完成民族国家认同的应有责任与义务。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这一“理论理性”在教学实践中的持续深入，必然带来与这一过程伴行而生地“实践理性”，就是本文前述相关的课程特征与教学特色。这门课程应当且必然继续开设讲授着，使其本身的“理论理性”继续带来相应的“实践理性”，从而形成“理论”与“实践”两大理互式推进演变的状况。从事本课程一线教学的教师，特别是大量年富力强的青年教师，理所应当地在这一状况中不断努力经由“理论理性”的教学实践而生产推出自己的、类似这里的所谓“实践理性”，做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光辉业绩。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

[2]本书编写组.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