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论文篇1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世界农业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　TU98；K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14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24

在此之前，我们探讨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地区空间变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中华民族世代生活的地方，其空间载体记录着人类社会更多的生活经验，同样，如果把研究的视野放到全球，那么世界遗产城市地区无疑成为我们所要关注的对象，因此，作为对之前研究的补充，本文同样从土地利用的视角探讨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

1　全球尺度的土地利用相关研究

国际科学界关于全球尺度的土地利用相关研究涉及到土地利用与气候变化关系，如关于全球变化背景下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关于气候与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鸟类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土地利用与物质过程关系，如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陆地生态系统全球碳循环变化模拟研究以及关于人类土地利用对全球过去6000年碳循环的影响研究；土地利用与能量过程关系，如关于以生物能源为例讨论全球能源系统和土地利用模式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关于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政策对城市运输系统能源使用的影响评估；关于土地利用特征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如关于高分辨率全球植被和土地利用数据对气候研究的支撑性探讨以及关于近3个世纪全球土地利用变迁、森林采伐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利用方式研究。从对国际科学界关于全球尺度土地利用相关的研究可见：关于全球土地利用特征及其与物质过程关系的研究开展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土地利用与气候变化关系的研究也相继开展；近10年来以Yamamoto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土地利用与能量过程的关系。

2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概述

2.1世界遗产城市

本文以世界遗产城市为例进行城市地区土地利用研究，世界遗产城市联盟(OWHC)是世界遗产城市自下而上形成的联盟，截止到2008年底，世界遗产城市联盟共拥有242个城市成员，其全球分布如图(见图1)所示。

2.2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概述

人文与空间是地区研究的两个方面，而作为连接两者(生产者与生产要素)的生产工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也可以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大致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机器时代，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都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人口发展相对应，全球历史时期主要发展阶段的土地开况包括：在青铜时代，全球土地开发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土地开发类型多为非持续农业；在铁器时代，全球土地开发增加并拓展到非洲东海岸等地区，土地开发类型中出现了更多的持续农业；在西方的中世纪阶段，全球土地开发拓展到美洲以及澳洲等地区，土地开发类型多为持续农业；而在上世纪末，进入现代以来全球土地开发伴随人口的增加迅速扩张，广泛分布于全世界除南极以外的各大洲，土地开发类型多为持续农业。总体来说，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开发过程是全球历史时期土地开发过程的集中体现，而全球人口增加和土地开发最为迅速的阶段是在近300年间，因此，这一历史阶段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的土地覆盖是如何受人类影响而发生变化将成为后续研究要具体探讨的内容。

3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研究

本次研究同样采用Goldewijk，KK所提供的全球环境历史数据(HYDE)，其由近300年(1700―1990年)全球土地利用相关数据组成，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人口密度和土地覆盖，城市地区研究涉及到的数据包括点和面两种类型，本文涉及到的是点类型数据，采集位置为城市地区中心点。

3.1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历史断面研究

从研究的结果来看，近300年来全球人口在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了世界性的迁移：由原来主要分布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向美洲、澳洲等地区扩散。根据全球人口密度分布整理出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人口密度的历史断面，其结果如表1所示。

与全球人口密度分布历史断面相对应，近300年来全球土地覆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转变是与全球人口增长和迁移相对应的，体现在农业用地由原来主要分布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向美洲、澳洲等区域扩散，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最近的100年当中，即20世纪。根据全球土地覆盖分布整理出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覆盖的历史断面，其结果如表2所示。

3.2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历史路径研究

从近300年的变化(见图2)情况来看，农业为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的世界遗产城市由1700年的53个增加到1990年的96个，而半农业／牧业主导土地覆盖类型的世界遗产城市在此长彼伏中维持了基本平衡，大致在40个左右，最终，大部分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转变为农业或半农业／牧业。

近300年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具体的转变路径如下表(见表3)所示，在这一阶段的前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的加拿大，非洲的突尼斯、马里共和国、摩洛哥，欧洲的德国、捷克、意大利、波兰、俄罗斯、西班牙以及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或地区，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这一阶段的中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的墨西哥，非洲的摩洛哥、突尼斯，南美的秘鲁，欧洲的比利时、德国、俄罗斯、法国、捷克、克罗地亚、圣马力诺、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也门、中国等国家或地区，转变类型同样也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这一阶段的后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的古巴、墨西哥、危地马拉，非洲的肯尼亚、利比亚、摩洛哥、刚果民主共和

国，南美的巴西、智利，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德国、俄罗斯、捷克、立陶宛、葡萄牙、圣马力诺、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亚洲的韩国、斯里兰卡、叙利亚、也门、中国等国家或地区，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以及半农业／牧业向农业的转变。

4　关于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的结论

通过对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尤其是近300年来土地利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

从历史时期全球人口发展与土地开发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机器时代，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都导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人口发展相对应，全球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发也呈现对应的关系，大规模土地开发的地区从青铜时期的亚欧大陆逐渐向非洲、美洲以及澳洲扩张，而主要的土地开发类型也由非持续农业向持续农业转变。

近300年是全球人口发展和土地开发最为迅速的时期，这一时期全球人口在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了世界性的迁移：由原来主要分布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向美洲、澳洲等地区扩散，同样，全球土地覆盖也发生了相关的转变，这种转变明显体现在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的空间演变之上，并主要发生在最近的100年当中，即20世纪。

在这300年的过程当中，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大部分都转变为农业或半农业，前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以及亚洲，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中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非洲、欧洲以及亚洲，转变类型同样也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后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洲，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以及半农业／牧业向农业的转变。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其空间变迁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从全球的视角更好的理解城市地区发展的历程。

5　世界遗产城市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比较及结语

本文考察了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情况以作为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相关研究的拓展，在对两者各自独立研究基础之上同时也关注两者之间的异同，通过初步比较探悉，得出的一些结论如下：

人文与空间是地区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维度，这种关联体现在全球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与土地开发对应之上，而我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同样也与土地开发相对应.但与全球相比，两者在同构之中又有差异，总体而言，我国的人地关系更为紧张，人地矛盾也更早出现。

世界农业论文篇3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世界农业论文篇4

不同的学者对于遗产监测有着不同的理解[3,6]。然而，无论对遗产监测的理解存在何种差异，越来越多的遗产管理和研究人员认识到遗产监测在遗产价值反映与管理决策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6]。遗产自身的濒危性与脆弱性使得许多过程不可逆，一旦受到破坏必然引起遗产价值的丧失。遗产监测能够获得动态数据信息，及时发现面临的问题，从而提高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然而，在农业文化遗产监测特别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监测中，人们往往容易混淆两个监测概念，那就是农业文化遗产监测和农业文化遗产行动计划监测。根据FAO的要求，GIAHS候选地必须随申报书一起提交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要求在识别威胁与挑战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保护策略、措施和行动，调动多方利益主体和资源，促进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7]。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中，与GIAHS行动计划相对应的是China-NIAHS保护与发展规划。事实上，农业文化遗产的监测与农业文化遗产行动计划的监测并不是一回事，在遗产监测内涵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农业文化遗产行动计划的监测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①这些保护行动是如何实施的？②这些保护行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而农业文化遗产的监测则需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①遗产是如何保护与管理的？②遗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难看出，农业文化遗产行动计划监测类似项目管理中的一个环节，是对保护行动实施过程及效果的监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相对狭窄的边界范围；而农业文化遗产监测则更像是一个“科学观测”，涉及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方方面面，并不局限于行动计划的实施及其对遗产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相对宽泛的边界范围。由于针对性较强且监测范围相对狭窄，农业文化遗产行动计划监测比较容易开展。日本和韩国目前开展的GIAHS监测主要是对GIAHS行动计划的监测。通过实施效果与预期目标的对比，日本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可以及时地对保护行动做出调整[8]。韩国的GIAHS行动计划得到韩国农业、食品和乡村事务部的资金支持，让开展GIAHS行动计划监测工作顺理成章[9]。我国较早获得认定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比如浙江青田、河北宣化和江苏兴化，也相继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的修编工作，实现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跟踪监测。相比之下，农业文化遗产监测的难度比较大，目前仅有中国尝试开展了此项工作，这也是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重点问题。

2监测内容的设计

农业文化遗产监测的难度首先体现在监测内容的设计上。这些内容的监测数据必须能回答“遗产是如何保护与管理的”和“遗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个问题。这不仅涉及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对遗产特征与价值变化的正确反映。尽管如此，农业文化遗产监测内容的设计有据可循，就是必须与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紧密联系。定义与记录遗产的特征与价值变化对遗产监测来说是最基本的前提，而遗产的特征与价值同遗产的认定标准密切相关，因此遗产的认定标准就构成了最基本的监测内容。而围绕遗产的特征与价值梳理开展保护与管理工作，自然就构成了遗产监测的另一核心内容。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例。FAO将GIAHS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且可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4,10]。GIAHS的认定标准涉及食物与生计安全、生物多样性、地方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农业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以及景观特征[7,11]。只有同时满足这些标准的传统农业系统，才能获得认定。因此，GIAHS的监测一方面要围绕认定标准所解读出的遗产特征与价值，对遗产本身的动态变化进行观察与记录；另一方面要对遗产地开展的保护与管理措施进行跟踪与监督，揭示其对遗产特征与价值的影响。就遗产自身变化而言，农业文化遗产的监测内容应侧重于遗产在生态维持、经济发展、社会维系、文化传承等特征与价值上所表现出的变化；而对于保护管理措施，农业文化遗产的监测内容则应聚焦管理体制、管理能力、科学研究、示范推广、培训交流等多个方面，可归纳为体制机制建设和宣传示范推广两个大的方面。

3监测体系的建立

如果说监测内容的设计属于理论研究的难点，那么监测体系的建立则是遗产监测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难题。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世界遗产监测才形成主动监测（定期报告）与被动监测（反应性监测）相结合的监测机制。而这一监测机制的建立得益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等专业机构的科学指导、《世界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等规范性文件的法律保障以及缔约国的大力支持。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经过多年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我国在世界遗产监测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2]，这为农业文化遗产监测在我国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根据世界遗产监测经验，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监测也可建立以农业农村部、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遗产地管理机构为实施主体的“国家-省-遗产地”3级监测网络。农业农村部应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和设立专项资金，指导和支持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监测工作的开展，如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制定《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出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监测规程》等。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行政区域内农业文化遗产监测工作的开展，及时将监测数据以及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上报农业农村部。遗产地管理机构则应重点负责遗产自身变化和保护管理措施的跟踪监测，及时向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提交监测数据、反馈存在问题。农业文化遗产监测可建立以年度报告为基础、定期调查相结合的监测机制。对变化相对较快且获取相对容易的数据进行日常跟踪监测，以年度报告的形式每年上报；对变化相对较慢且获取相对困难的数据进行阶段性监测，如以3～5年为一个周期开展调查，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对年度报告进行补充。为了保证监测机制的有效实施，一方面应制定农业文化遗产监测的技术规程，对监测范围、监测内容、监测方法、监测数据管理等做出详细规定；另一方面应建立农业文化遗产监测的年度报告制度，推动监测数据汇交的规范化与制度化。

4监测与评估的关系

世界农业论文篇5

摘 要：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一个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多节点共同参与的开放性复杂系统，除受外界环境影响外，更多地受到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参与主体、网络结构及模式等内在因素的影响。文章应用NW小世界网络模型，通过特征路径长度、集聚系数、顶点度和知识交流频率等统计参量，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

关键词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小世界网络；复杂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101-02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项目（2013FJ3080）；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3C096）

1 引言

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了题为“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一号文件，这是党中央连续关注三农问题的第12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完善科研院所、高校科研人员与企业人才流动和兼职制度，加强对企业开展农业科技研发的引导扶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主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的协同创新。可见，党和国家已充分认识到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支撑，并将其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而当前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研究经费严重不足、缺乏金融支持及各参与主体协同合作水平低等问题，故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具有较重要的应用与理论价值。

2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复杂性分析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指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多节点共同参与到新产品调研、开发、生产和销售环节，各节点能有效参与协同创新的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除受外界环境影响外，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更多地受制于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参与主体、网络结构及模式等内在因素的影响。

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主要是指农业科技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地域性和不稳定性。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参与主体的复杂性，以下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发展阶段对其进行了探讨。Spielman等（2011）应用社会网络研究农户与其他参与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充分肯定了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对农业发展的贡献[1]。徐振宇（2011）指出农业组织创新的实现依赖于农户的企业化，在农业组织演化过程中，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2]。李天来（2012）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尤其是农业院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3]。

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结构及模式的复杂性，史炎文（2013）以河南鄢陵花木产业集群和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载体，分析了农业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4]。Lee（2000）研究了校企合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促进作用及校企合作的技术转移过程[5]。熊婧等提出广西产业集群发展关键是官产学研金（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的联合[6]。

3 小世界网络模型及其适用性

1967年，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Milgram S率先用“传信”实验发现，陌生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最远距离是6个人，世界虽大，但人与人的距离却很小，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六度分离”理论。这种“小世界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Watts和Strogatz（1998）提出了WS小世界网络模型[7]，使“六度分离”理论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为学术界研究复杂网络提供了新方法。Newman和Watt（1999）对WS小世界网络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了NW小世界模网络模型[8]。Jelena Govor ina等（2013）[9]等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方法改进。小世界网络模型现已广泛的应用于物理、经管和生物等学科，大量的实证研究均验证了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小世界网络特性，小世界网络能为理解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特性提供方法支撑。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除受外界环境影响外，更多地受制于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参与主体、网络结构及模式等内在因素影响。用小世界网络模型分析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适合的，目前鲜有专家学者应用小世界网络对此进行分析。文章正是基于此，应用小世界网络模型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

4 应用小世界网络分析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演化机理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应用NW模型，通过特征路径长度、集聚系数、顶点度和知识交流频率等统计参量分析，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

4.1 度与平均度

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各节点总数用“N”表示，节点总数越多，表明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规模越大。各节点之间的商流、物流、信息流为该网络中的总边数，用“M”表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连通图，用“G”表示。某节点i与该节点连接的其他节点的边数称为该节点的度，用ki表示。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某节点企业的度值越大，表明其与越多的节点存在商流、物流、信息流，其重要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是关键节点。关键节点的稳定性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至关重要，故应关注较大度值的关键节点，增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整体稳定性。

平均度〈k〉是指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各节点度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可反映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整体的紧密联系程度，即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密度。即：

（1）

4.2 特征路径长度

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连接任意两节点i和j之间的最短距离，用dij表示。最短距离主要受地理距离、节点之间同质性、文化的相似性、社会与制度临近性等因素的影响。最短距离（dij）的简单平均数，用“L（G）”表示，即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如下：

（2）

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各节点之间若特征路径长度较短，则表明节点之间对应较短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通道。此时，即使节点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商流、物流、信息流，也可以通过与其它节点建立起较短的间接联系，从而加快节点之间的信息传导，减少信息传导时滞。

4.3 集聚系数

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与某一节点存在商流、物流、信息流的两个节点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直接联系，即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内部的集聚特性。若某一节点i与其它节点存在商流、物流、信息流的实际边数为ki条，则称该节点的度为ki。该节点与其它节点存在商流、物流、信息流的理论边数的最大值为Mi条，则。某一节点实际边数与最大理论边数的比值大小可以反映该节点与其它节点的紧密程度和集聚情况，用Ci（G）表示，即：

（3）

Ci（G）越大，该节点对应商流、物流、信息流范围越广，业务伙伴越多，紧密程度越高。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整体的集聚系数C（G）可用该网络内部所有节点的集聚系数的简单算术平均数表示，即：

（4）

其中，0≤C≤1.C=0，表示所有节点均未与其它节点建立商流、物流、信息流；C=1，表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连通图是全局耦合的，即任意两个节点均已建立商流、物流、信息流。以上两种情况的网络连通图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中网络连通图一般既不是完全随机的，也不是完全规则的。整体集聚系数C（G）越大，对应的空间联系和社会联系就越紧密。空间联系主要是各节点地理位置上的商流、物流、信息流，社会联系主要是各节点之间由于企业的同质性、文化的相似性、社会与制度临近性所带来的商流、物流、信息流。空间联系是驱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形成与演化的主要因素，但其扩散作用正在不断减弱中，故各节点更要关注社会联系，利用社会联系增加业务量，增强协同合作能力。

5 结论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除受外界环境影响外，更多地受制于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参与主体、网络结构及模式等内在因素影响。文章基于小世界网络模型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并得到了以下结论：节点总数越多，表明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规模越大；某节点企业的度值越大，越有可能是关键节点，关键节点的稳定性对网络整体稳定性至关重要；平均度可反映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整体的紧密联系程度；较短的特征路径长度，对应较短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通道，可加快信息传导速度，减少信息传导时滞；集聚系数越大，对应的空间联系和社会联系就越紧密，各节点除了要关注空间联系外，更应关注社会联系，要利用社会联系增加业务量，增强协同合作能力。

参考文献：

（1）Spielman D J，Davis K，Negash M，et a1.Rur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networks：findings from a study of Ethiopian smallholders[J]。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11，28（2）：195-212.

（2）徐振宇。小农-企业家主导的农业组织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李天来。充分发挥高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J]。中国高校科技，2012（4）：11-13.

（4）史炎文。农业创新体系及其创新绩效评价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3.

世界农业论文篇6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人口增长；贸易政策；农产品国际竞争力；VEC模型

作者简介：姚文（1973-），男，四川巴中人，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商贸系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与流通研究。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2-0050-07收稿日期：2012-09-21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大国，自古以来就有农产品外销海外。农产品出口是带动国内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越来越大，2009年达到创纪录的366.87亿美元，进口额超过出口额1.2倍。农产品进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内农产品的供给，丰富了消费者的餐桌，但长期的、巨额的贸易入超意味着国内市场不对等且被外国农产品占领，并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农产品定价权问题、农业安全问题和农产品销售困难，等等。怎样解释中国农产品贸易长期入超且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现象、如何才能扭转这一不利局面？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市场逐渐国际化，竞争跨越国界，竞争中的非经济因素逐步让位于经济因素，产业国际竞争力成为影响该产业进出口的主要因素。中国农产品的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呈现出下降趋势（刘林青 等，2011），抑止了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且抑止作用不断增强（李岳云 等，2007；赵亮 等，2012）。哪些因素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笔者将采用钻石模型理论予以解释，并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回顾

钻石模型理论由Porter（1993）提出，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该理论认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企业的表现等4个基本要素决定了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竞争力。4个基本要素之外还存在2个变数：政府政策与机会。机会是无法控制的，但政府政策的影响不可漠视。该理论弥补了先前一些理论仅从某一个方面来解释国际竞争力的不足，更全面地揭示了国际竞争力的来源及影响因素，极大地提高了对国际竞争现象的解释能力。近年，学者们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Hobbs等（1998）从供应链角度分析了丹麦猪肉的国际竞争力，指出丹麦的猪肉生产合作社拥有先进的屠宰、加工技术是其猪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原因。Wijnands（2001）分析了荷兰和西班牙在西红柿、辣椒和黄瓜等蔬菜上的国际竞争力，认为荷兰的优势在于供应链的性能和有效性，西班牙的优势在于产品质量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帅传敏等（2003）认为出口结构不优、市场结构单一是制约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应调整出口农产品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以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阮尹（2008）认为制约中国中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因素主要是政府、企业和市场本身的问题。邓启明等（2011）基于浙闽两省的调查，分析了地理标志保护、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提出实施地理标志保护、促进农业标准化以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周灏（2011）提出加强反对贸易伙伴滥用反倾销权利，以维护和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廖翼等（2012）认为国内产量、出口价格、人民币汇率、加入世贸组织、品牌和技术对中国烟草及其制品的国际竞争力有显著影响，必须改善产品质量、加强品牌建设、努力推动技术进步以提高中国烟草及其制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上述文献要么局限于定性分析，要么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多视角实证研究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文献不多。正如Porter所指出的，影响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鉴于此，笔者将在Porter的钻石模型理论指导下，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贸易政策等角度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

二、方法与数据

（一）变量构造

1.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笔者借鉴许咏梅（2005）的方法，选择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评价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RCA由Balassa（1978）提出，该指数既强调一国或地区某产业出口在世界同类产业出口中的地位，也强调一国或地区在世界出口中的总体地位。RCA指数将各国产品的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或在该国总出口的比例标准化，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该产品的相对优势。从动态观点看，如果该系数上升，表明该国该商品的竞争优势扩大，反之则表明动态竞争劣势扩大。结合农产品贸易，RCA的计算公式为

RCA=Xc/XctXw/Xtw（1）

世界农业论文篇7

由于在农业自由贸易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世人瞩目的多哈回合谈判再次破裂。这场发端于2001年11月的、继西雅图和坎昆会议失败后的漫长谈判再次无功而返。2006年7月 24日,wto总干事拉米悲伤地宣布,多哈回合将被无限期终止。这一失败向世人昭示了多边贸易谈判的复杂性及未来世界自由贸易前景的黯淡。由于多边贸易谈判中农业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多哈回合失败对未来中国农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就非常值得关注。

一、多哈回合失败意味着什么?

农业问题始终是谈判的焦点所在,本次多哈回合谈判的核心议题是提高市场准入、减少出口补贴和农业支持。有研究表明,多哈回合谈判如果成功而给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带来的收入增长中,有63%来自农业贸易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而在这些可能实现的收益中,又将有93%取决于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然而,由于农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中均占有着举足轻重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各国均不肯在此问题上做太大的让步,发达国家尤其如此。面对多哈谈判的失败,作为世界三大农业供应集团的美国、欧盟、凯恩斯集团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美国农场主将继续享受美国政府提供给他们的每年22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欧盟的部分成员国如法国,作为欧盟第一大农业生产国将可以继续获得22.1%的欧盟农业补贴;而原指望通过多哈谈判大幅度削减农业支持从而扩大其粮食出口的加拿大凯恩斯集团则非常失望;对于那些处于全球生产链最低端的贫困国家而言,由于进入发达国家的困难增大而使得它们与全球市场融合的步伐更迟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将越来越大。按照拉米的说法,多哈谈判的被迫中止,对所有成员都是一个失败;这将使多边贸易体制受损,发展中国家失去发展经济和减少贫困的良机,对世界经济将产生负面影响,保护主义也会趁机抬头。

二、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对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多哈回合谈判失败意味着世界农产品自由贸易进程的推迟,西方高额的农产品补贴将扭曲世界农产品供应。西方国家农业国内支持和补贴额历来很高,其中美国、欧盟及日本的农业补贴约占世界总额的80%,且对部分农产品维持高关税,严重扭曲世界农产品贸易。如日本,2004年农产品进口关税仍保持17.7%高税率,其中大米407%,魔芋粉1124.1%。日本农业仅占其gdp的1.0%,但政府农业补贴却高达1.4%;美国1996年后的农业政策计划7年内给农民补贴356亿美元,《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规定今后10年将给农业补贴 1900亿美元,《2003年农业援助法案》再次规定向遭受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及其他紧急情况损失的生产者提供补贴。多哈谈判失败后,这些国家可以继续堂而皇之地给予本国农业以巨额财政支持,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长期处于扭曲状态。

凯恩斯集团是世界上农产品自由竞争程度最高的国家,他们试图通过多哈谈判以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从而更多地占领世界农产品市场份额。多哈谈判失败后,他们只能在扭曲的世界市场体系下进行农产品生产,这时它所释放的生产能力将小于或等于其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产量水平。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在一些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生产上本没有优势,如果大规模的削减农业支持,大量农产品的进口将对国内粮食生产者产生冲击,多哈谈判失败,使得中国暂时避免了这一冲击。按照我国目前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今后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还会继续加大,因此,中国未来的粮食自给率依然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从世界粮食市场进口的数量会比较稳定。然而,喜忧参半的是,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水果、蔬菜等,在出口时也会面临较高的市场门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判断这样的结论:多哈谈判失败后,今后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将有所抬头,各国在农业补贴上将会形成攀比,导致世界农产品市场供应进一步失衡,进而导致其平均价格的下跌。

三、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后,中国农产品贸易将做怎样的调整?

1、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调整我国农业产业结构。我国人均可耕地少、资本短缺、劳动力充足的要素禀赋特征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竞争优势,而耕地资本密集型产品则处于比较劣势。在确保粮食安全前提下,为将比较优势转化成现实竞争优势,需适当减少粮棉油糖等土地密集型产品生产,增加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合理配置土地、水、资金等资源,以获取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世界上多种利益集团的存在为我们利用世界市场提供了可能。由于多哈回合谈判中存在着多个利益集团,如代表谈判主要力量的美国、欧盟等 g20国家,以瑞士和日本等代表农业保守势力的g10国家,还有以印尼、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g33国家,还包括传统的农业出口国,如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凯恩斯集团等,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谈判几方互相制衡。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各集团均不会减少对其国家的农业支持,这为未来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供应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也为我们以后利用世界市场调整农业结构提供了产品保障。

世界农业论文篇8

分　类　中图法 f301.24

未来环境变暖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何影响，是当前普遍关心的问题。利用我国丰富的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历史相似型分析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也是我国在世界上独具优势的领域。全新世暖期期间我国普遍温暖，其鼎盛时期我国东部平均温度较现代高 2.5℃[1]，是未来变暖的可能相似型之一。全新世暖期也是我国原始农业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本文根据大量考古资料复原了全新世暖期中的仰韶—龙山文化期间（7000～4000abp）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地域差异，并从历史相似型的角度对全球变暖后对我国农业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新疆、青藏高原、西南及东北地区由于资料限制没有列入讨论。

1 全新世暖期土地利用的区域差异

我国新石器考古始于本世纪 20 年代，建国后获得了重大发展，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发掘，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其中一部分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地层学、类型学研究和动物骨骼鉴定与植物孢粉分析，不少地方还进行了区域性史前农业研究[2-10]。虽然有些细节问题还有待深究，但利用考古资料重建我国全新世暖期的土地利用格局已有可能。

对于已发现作物遗存的遗址，其作物遗存明确地指示了当时的土地利用状况，对没有发现栽培作物的遗址，其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从出土的生产工具、陶器有无及房屋建筑等特征来分析。

1.1 前仰韶时期的土地利用概述

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农业文化出现于 8000abp 前后，8000～7000abp 的前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相对较少，但已可看到北方旱作与南方稻作的土地利用格局。以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及陕西关中平原的白家—李家村—老官台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均表现出较高的生产水平[2、5、6]。磁山遗址灰坑粮食储存量估计达 5万kg[5]，表明农作栽培已发展到方修琦等：全新世暖期我国土地利用的格局及其意义。相当水平，裴李岗、沙窝李、许昌、大地湾及北辛遗址等也发现了粟的遗

存[11]；辽宁新乐下层发现了作物遗存，内蒙古赤峰亦出土了石锄、石磨盘、石磨柱等农业用具，但较黄淮地区要粗糙，渔猎采集文化占相当重要的地位[9]。长江流域发现的栽培作物都为水稻，如彭头山、罗家角[12]等。稻作遗存向北可分布到河南舞阳贾湖、汉水流域的西乡李家村、何家湾等地[11]，其北界大致在 33°n。华南地区渔猎采集居主要地位，并可能存在种植块茎、果树类植物的园圃式农业[13,14]，但迄今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1.2 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土地利用的区域差异

原始农业文化在 7000～4000abp 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得到重大发展。表现在文化遗址的数量大增，规模增大，农业生产工具制作更加精良等多方面。以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文化最盛时的状况为标准，忽略在此期间文化波动对分布范围的影响，可以大致地勾画出该时期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基本轮廓：仰韶—龙山时期的土地利用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北方旱作与南方稻作的土地利用格局，但旱作区和稻作区的北界都进一步向北推进；在北方旱作区之外为渔猎文化为主的地区；南方稻作区之南的华南沿海以渔猎经济为主，内地则可能继续维持薯类栽培。

黄淮地区及长江流域的农耕在原有水平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继续保持了其领先位置。文化遗址分布密集，龙山时期黄河中游遗址分布密度已同现代村庄分布差不多，安阳市洹水沿岸 7.5km 的地区内就发现了 19 处龙山文化村落遗址[15]，龙山晚期黄河流域已出现城市[16-18]。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仰韶、龙山文化影响的范围北达内蒙[19]，西到甘青地区[20-22]。根据考古证据，农业文化遗存北界的大致位置为：从绥芬河至宁安镜泊湖南岸，经农安左家山、通辽，沿西拉木伦河北侧向西南延伸，至化德、商都，沿阴山南麓、大青山南麓至包头、乌拉特前旗，向南经东胜以西，鄂克托旗、杭锦旗以东，向西经宁夏固原沿河西走廊北界至嘉峪关、玉门，再折向东南，沿祁连山北麓，

向南经青海湖东岸至贵南、泽库（图 1）。

在很多遗址中发现的栽培作物遗存表明（图 1）北方为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其次还有黍，其它的如小麦、大麦等也有发现，但只是个别现象。发现粟遗存的遗址中赤峰、北票、熬汉旗大甸子墓地、兰州白道沟坪、临夏东乡林、民和、乐都柳湾等，都是位于旱作农业北界附近的遗址，发现黍遗存的文化遗址有临潼姜塞、山西万荣荆村、新郑裴李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甘肃临夏东乡、青海民和、沈阳新乐等，黍的分布区大致与粟相当，是一辅的旱作作物[9,26,27]。因此，粟的分布北界基本就是旱作的北界。

北方在旱作农业区之外的文化为渔猎采集或畜牧为主。青海只有共和盆地约 6700abp 的拉乙亥遗址，出土的石器均为打制，动物骨骼种类多为羊、雉、兔、旱獭等[21]。西北的巴吉丹林沙漠地区的乌科靠海遗存中细石器占绝对优势，并与少量陶片和其它石器共存[28]。呼伦贝尔草原出土物以细石器为主，石器的打制反映当时人们过着畜牧狩猎的生活[29]。松嫩平原出土的石器多为压制，有石镞、刮削器、尖状器、网坠、骨刀等渔猎用具，密山县兴凯湖边还发现 10 座大型鱼窖[30]。

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高超，品种齐全，造型生动[31]。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在 400m2 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迹或稻谷与谷壳、稻秆等混在一起的堆积物，厚度达 40～50cm，表明了当时粮食之丰富[32]。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栽培区，很少单一的粟、黍栽培区。从黄淮地区发现的作物遗存的数量分析，粟作 26 个，稻作 17 个，但在 36°n 以南，稻作 16 个，粟作 18 个，稻作与粟作遗址的数量已大体相当，显示黄淮地区稻作已很普遍。当时稻作栽培的北界大致推进到了 35°n 附近的扶风—户县—华县—渑池—洛阳—郑州—衮州—日照一线（图 1），较现今偏北 2～3 个纬度。稻作区南界的具置目前尚难确定，大致在南岭北侧至福州以北。

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南方沿海地区的狭长地带上，发现的文化遗址多为贝丘（或沙丘）型，其生产方式有别于邻近的内陆地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发现了大量堆积很厚的贝壳或大量的鱼骨，还有两栖类、陆栖类、飞禽类等骨骸，农业工具很少或者没有，以渔猎采集为主要食物来源[33,34]。华南内陆地区大部分时间可能仍以薯类栽培为主，直到距今 4000 多年前的石峡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才发展起来[11]。华南地区发现新石器时期稻作遗存的有广东区江石峡、泥岭、福建南安[23]、东张等，石器以石锛、石斧最普遍，但真正磨光的并不多[35,36]，农业生产水平仍明显仍落后于黄淮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2 全新世暖期土地利用区域分异的意义

2.1 对降水资源的反映

一个地区的土地利用形式与当地的自然资源相适应，在技术尚不发达的人类社会的早期更是如此。处在全新世暖期之中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土地利用格局应与当时的环境相适应，土地利用的边界应是某种资源制约作用的反映。我国许多农作栽培主要受降水的限制，古人由于生产力水平限制，没有灌溉或灌溉水量很小，一些作物分布的界线在反映降水量方面的意义具体明确。

2.1.1 旱作农业北界对降水资源的反映

在我国大兴安岭以西的半干旱地区，降水是限制农业分布的主要要素。我国现代旱作农业主要分布在降水 350mm 以上的地区，降水 250～350mm 的区域内有少量的农业，250mm 雨量线是现代旱作的最西、最北界线[37]。

粟是一种耐旱、适应能力强、生长期短、易保存的旱作栽培植物，其全生育期 120～140d（春谷），粟生育期需水量为 290～310mm[38]，在农牧交错带内生育期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80% 左右，生育期间内降水等于粟需水量时对应的年降水量为 362～387mm；在 250mm 雨量线附近地区，谷子一般年份灌水定额为 60～70m3，根据灌水量与降水量的换算表，相当于降水约 100mm[39]，转换成年降水 130mm 左右，则粟作要求的最低全年降水约 380mm。

根据粟对水分需求的特点，以及现代农业的分布特征，可以把 350～400mm 降水量看作是现代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北界的临界值。考虑到史前农作的原始性，没有灌溉或灌溉水量极小，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也不大，仰韶—龙山文化时期以粟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北界的降水量应与 350～400mm 相当或略高。将仰韶—龙山文化时期旱作农业的北界与近 40 年平均的等雨量线相对比（图 2）发现，暖期时旱作农业的北界在甘肃白银以东、克什克腾旗以西与现今雨量线 300mm 吻合

很好，意味当时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河西走廊地区的农业北界分布到现今降水 150～200mm 以下的地区，当时降水最多较今多 200mm 以上；在克什克腾旗以东直到东北地区，农业北界与现代 350～400mm 等雨量线差异不大，在此区域内降水对作物分布的限制已不十分显著，此段的农业界线可能并不反映降水变化。

2.1.2 稻作分布北界对降水资源的反映

现代“南稻北麦”的分界线位于秦岭淮河一线。此界线在指示降水资源方面的意义有二：第一，水稻（单季稻）生育期（5～9 月）内需水量 600～650mm，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以南同期降水均在 600mm 以上[40]，折合年降水量为 900～1000mm。秦淮一线常年降水量与此相当，基本可满足单季稻生长的需求，秦淮以北也有零星水稻种植，但降水不足，一般得益于现代灌溉渠系的水源保障及优良抗旱稻种的培育推广。因此，水稻分布的北界大致与 900～1000mm 降雨量线对应。第二，作为“南稻北麦”的分界线秦淮线也是我国伏旱区的北界，线南春雨伏旱，宜种水稻，线北春旱夏雨，宜种小麦[41]。伏旱区是副热带高压作用的产物，因此，由伏旱区的位置可以进一步推断副高的位置。

二熟制的耕作制度在汉代才发展起来，因此，史前人类种植的水稻是单季稻，全新世暖期水稻北界北移到 35°n 左右，从渭河和黄河沿岸向东直到连云港附近。与现代对比，年降水量在济宁以东较现今高出 100mm 左右，济宁以西、郑州以东高 200mm 以上，郑州以西可能大约高 300mm，反映出在大暖期内陆比沿海降水量增加更多的趋势。相应地，古伏旱区的北界较现代偏北约 2～3 个纬距，黄淮之间地区降水的季节分布形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呈现春雨伏旱的特征。由伏旱区的北进可以进一步地推断，古副高（相应地，古副高脊线）也向北移动了 2～3 个纬距。

2.1.3 与自然证据的对比

以农作界限推算的降水资源状况可能受许多因素影响而产生误差，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古今位于边界位置上的作物类型的差异的影响，如全新世暖期时旱作农业北界上的作物为粟、黍，而现代农作北界上作物组成较复杂，有春小麦、谷、糜、马铃薯、玉米和高粱等[37]，因而用 350～400mm 的降水量来标定全新世暖期时的旱作北界可能存在一定误差。此外，农作物需水量的确定较为困难，同一作物现在与全新世暖期的需水量指标可能不一致，农作栽培也有可能受到局地因素影响等，这些都有可能增加复原结果的误差。判断复原结果可信程度的一个可行途径就是利用多方面的证据进行综合校核。

根据旱作农业的北界推测的全新世暖期时甘肃白银以东、克什克腾旗以西一线的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的结论与许多根据自然证据复原的结果相近[42～45]。河西走廊地区的农业北界反映的当时降水最多较今多 200mm 以上，与根据水量平衡、孢粉组合推测的青海湖地区全新世暖期相当[1,46]。

在稻作北界附近，定量地反映降水变化的资料不多。全新世暖期时稻作的北界与安芷生等[47]根据以花粉、古土壤等多种代用资料重建的全新世最佳期 1000mm 雨量线吻合较好。在西安、武功地区，根据水稻分布北界推测的降水量与当地中全新世发育的棕壤所反映的降水量比较接近[48]，而高于据古磁化率复原的年降水量[49]。

根据旱作农业北界和稻作北界所反映的降水可以推断，全新世暖期时，我国北方旱作地区内的年降水量一般较现代多 100～200mm 左右，最多可能接近 300mm。在北方旱作区内，根据鄂尔多斯和陕北地区黄土—古土壤系列的磁化率复原的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49]；根据水蕨等指示性孢粉和孢粉组合推测，河北平原降水增加 150～250mm[50]；它们与根据农作物界线推断的结果相吻合。

在南方稻作区内，以浙江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为依据，恢复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全新世温暖期鼎盛期 (6000～7000abp) 的年降水量为 1500～1800mm，较今多 200～400mm[51]。在江苏宁镇丘陵宝华山（32°n，119.3°e），根据所发现的中南亚热带成分山龙眼推测 5000abp 的降水量较今高 200mm[52]。以上结果与根据稻作北界推测降水量可以相互对比。

以上对比结果表明，根据作物界线复原的降水结果与根据其他资料所复原的结果基本吻合，即在全新世暖期我国北方地区降水普遍较现代增多 100～200mm 以上。

2.2 暖期对我国的影响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在全新世暖期的高温多雨环境之下，农耕区范围显著扩大，相应地可耕地面积也将增加

，水稻种植区向北扩展。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增暖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历史时期也是这样，历史上暖期一般都是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

3 结论

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复原出仰韶—龙山文化时期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分区的基本轮廓为：北方旱作南方稻作，在北方旱作区之外为渔猎文化，在南方稻作区之南的华南地区可能为渔猎文化或以薯类栽培为主的地区。旱作区和稻作区的北界都较现代偏北，水稻种植北界达到 35°n，较现今北移了 2～3 个纬度，北方旱作相应向北扩展到现今以畜牧为主或半农半牧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及西北的甘青地区，其中粟是最主要的旱作栽培作物。

稻作北界对应的降雨量为 900～1000mm，粟作北界对应的降雨量为 350～400mm，根据旱作农业北界和稻作北界所反映的降水可以推断，全新世暖期时我国北方旱作地区内的年降水量一般较现代多 100～200mm 左右，最多可能接近 300mm。以上结论与根据其他代用资料所复原的结果基本吻合，显示出全新世暖期我国北方地区降水资源普遍增加。

根据稻作北界推断，古伏旱区的北界较现代偏北约 2～3 个纬距；进而可以推断，古副高（相应地，古副高脊线）也向北移动了 2～3 个纬距。

全新世暖期时暖湿的气候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因而农业界线向北扩展，从历史相似型的角度看，未来环境变暖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是有利的。

图 1　仰韶 - 龙山文化时期的粟、稻遗存与土地利用的区域分异

fig .1 the reiics of millet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land in thd periods of yangshao-langshan cultures

世界农业论文篇9

括号内容依次为访谈对象的姓名（或代号），性别（F表示女，M表示男），年龄，访谈时所在城市（CS表示长沙，ZZ表示株州，XT表示湘潭）

一、研究回顾与本文起点

作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实际生存状态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对农民工“融城”的各方面思考，学界在理论层次和经验层次等方面的研究已比较丰富，比如：对农民工的阶层特性与社会地位的研究（李强，2004；朱力，2003）；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研究（李培林，1996；李长江，2004）；对农民工的情绪、社会心理研究（李强，1995/2005）；对农民工城市主体关系的互动研究（李强，1995；朱力，2001；潘泽泉，2004）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农民工视角变化研究（李培林，1996；周晓虹，1998；江立华，2003/2004）等等。

上述有关农民工“融城”的研究大体概述了当前主要的研究视角。当然，我们尝试归类的视角其彼此之间的界限也具有模糊性，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但总体而言，每个角度的研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当前看来，农民工在“融城”过程中日益突显的心理障碍问题呈增量趋势，在“融城”的大背景下关注农民工的心理障碍并寻求消解之法，对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学界对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研究也零星有所涉及，但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维度，并结合理论层面予以说明，提出实践性的分析路径还不多见。因此，全文尝试从社会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维度对农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碍予以合理的释读，并以长沙、株州、湘潭三地的访谈调查记录为分析样本，在力求理论合理阐释的基础上，描绘出农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碍表征，并以此探究出问题的解决路径。

二、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当前看来，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2.1亿人左右，占我国农村人口的63%以上，并且每年以600万800万的规模迅速增长。预计未来10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包括劳动力及家属）将在1.5亿人以上。[1]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跨地区流动就业，在所有的大中城市，在建筑、纺织、制造、第三产业等许多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这一群体的出现及其在工业和城市社区中的作用和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2]本文的研究依托笔者近两年（20052007）利用寒暑假时间在长沙、株州、湘潭三地所做的跟踪访谈记录文本为分析样本，通过对15个个案详细的文本记录和话语分析，透视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实际上，“借助于语言结构的分析和更加宽泛的社会背景，并通过对其做出分析，可以揭示话语表达中的社会意义。”[3]

本文界定的“融城”过程中的农民工具体是指脱离土地、背井离乡，进城就业务工的农民群体。心理障碍主要侧重于农民工面对城市强大的辐射力以及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经济关系与利益体系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冲击、心理壁垒等。思想政治教育，全文主要将其归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以及道德教育，使得“融城”农民工群体形成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素养和道德规范，从而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

三、样本分析与理论阐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由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4]，对广大农民工群体而言，生活在不断变化的转型期，并从乡土走向城市、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个演进的过程对其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冲击。通过深入访谈及对其生活的观察，我们总结得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实践轨迹可以描述为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这四大向度，并且，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其心理演化的路径趋向类似于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过程。为了更方便于比较研究，全文主要从宏观转向和微观转向的两大层面来做一步的说明和阐释。通过对调查文本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乡土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城市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在失衡状态；想象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在相对平衡状态、实践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则处在失衡状态。事实上，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的过程，农民工其获取的利益和期望值呈减量趋势，其心理状态也由平衡走向失衡，而对于想象世界和实践世界，生活场景和指向空间的位移，这必然会导致农民工“融城”的心理由平衡状态转向失衡状态。（见图1）

通过访谈研究发现，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实践形态和心理转换逻辑被上述四个世界所型塑。乡土世界是他们生长之农村社会。进城之前的想象世界主要源于他们的梦想，以及他们听到、看到打工归来的亲朋和邻居或受媒体影响后形成的对未来的憧憬，是一个虚拟的主观世界。进城后的想象世界是一个实践中的、不断调适的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就是他们打工所在的城市，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是他们获得现代性、完成城市化的场所。实践世界是他们生活的实际具体空间，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时空条件而变化。对于“融城”过程中的农民工来说，实践世界是处于城市世界之中的。[5]

这里我们尝试引入“参照群体”理论予以进一步说明。美国学者希曼（HerbertHyman）提出“参照群体”这一概念，指出：“一个人没有加入但又按照其价值规范来评价与指导自己的行为的群体。”[6]随后这一概念演化为负非所属参照群体、正非所属参照群体、负所属参照群体、正所属参照群体四大类参照群体。所谓负非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并不属于它，并且希望回避的群体；所谓负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属于它，但不愿意承认，希望摆脱的群体；所谓正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属于它，并且主观上认同的群体；所谓正非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不属于它，但是渴望加入或者渴望模仿其成员的群体。这种对于参照群体概念的延伸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细化了主体对于参照群体的主观感受。[7]事实上，农民工在“融城”过程中，其潜意识之中就将自我定位、消费方式、消费态度、转为城里人的意愿以及城市心理定位等方面还没有将城市居民视为其参照群体。

“总感觉自己不是城里人，即使赚再多钱，这个陌生的城市也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金窝银窝，还是不如自己的狗窝’”。（XB，F，32，CS）“我在长沙呆了好几年了，总感觉他们城里人消费很大方，好象个个都像大款，大把大把的用着钞票，而我们农村来的，总会盘算着花好每一分钱，我们干的大多是体力活，钱来得不易。”（HBX，M，41，CS）“在湘潭打工也有好多年了，总感觉城里人相互猜疑，互不信任，我们乡下来的更是难以走进他们的圈子，说实话，不是为了多攒几个钱供小孩读书，我还真不想到城里来打工，更没有想过把家将来搬过来。”（LYZ，F，29，XT）“面对城里人，我们乡下人总有心理隔阂，不管是穿着、吃饭住行，还是语言交流，城里人乡下人一眼就可以看出。”（WXB，M，27，ZZ）

从以上访谈文本记录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大部分民工并没有将城市居民作为他们的参照群体。他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农村人群体对他们来说正在经历一个由所属参照群体向非所属参照群体的转变。由此，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其过渡之中的心理落差和心理失衡就会表现出来，这也不难理解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真实反差效应。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调适和心理引导在过渡转型期尤为关键，如果引导得法，这些冲击可以成为“融城”的催化剂，加速融合的过程，减少融合的摩擦性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疏导，则有可能冲击农民工已有或固有的思维，并由此产生强硬的心理壁垒，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笔者通过整理分析得出：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的过程，也是农民工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过程，这其中自然会存在心理障碍，具体心理表征可概述为以下几大方面：

（1）双轨体制下的城乡双重尴尬。土地是农民天生的就业保障和生存希望，他们对于土地有深厚感情，不愿意背井离乡。但是，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一些农民群体开始向往城市较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随着现代农业技术层面上的结构性调整，这些更促推着这部分人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去城市寻求致富的途径。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双轨演进下的制度规范无法在身份认定、权利拥有和福利给予等方面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农民工一方面希望在城市谋求发展，但城市又有内生的歧视性待遇；另一方面又割舍不断与农村的联系。“我们乡下人到城里务工，一没有文凭，二没有一技之长，想攒点钱，又受到城里人歧视，我们总是很矛盾，不知道是接着干下去，还是直接返乡回家。”（PBB，F，36，XT）“有时城里没有搞到钱，家里的农活也荒废了，结果会是两头空。”（CSS，M，32，ZZ）

（2）市场经济思维的冲击与不适。农民工进城务工，首要目的是致富，面对市场经济占据下的话语权和分配权，“利”与“义”的地位开始出现偏差。市场达尔文主义衍生的畸形的“利义观”，极容易蛊惑刚踏入城市的农民工。当面对利益冲突和现实差距时，农民工常常出现矛盾的心理，对传统道德法则的背离会导致行为和思维的人格分裂。“有时打点零工，气也受了，钱也拿得少，总感觉这个世界不公平，为什么城里人和乡下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FXM，M，21，CS）“我有几个老乡，到城里找工有一段时间了，身上带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为了生存，有的甚至干起了小偷小摸的犯法行径。”（STH，F，46，ZZ）“只要能搞到钱，什么都想去试一下，这是被逼出来的。”（QBX，M，23，XT）

（3）自信与自卑的双重矛盾心理。农民工经过城市先进文明的洗礼，不论是个人素质、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都超前于仍然生活在农村的驻守农民，这时农民工容易萌发一定程度的自满。然而身处都市，现行制度不论是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都只承认城市居民，城市在许多公共资源享有上并不将农民工容纳在内。由于先天身份的人为划分，农民工在政治上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对公民所应具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意识淡薄；经济上，不但工资上与城市人相差甚远，亦无法获得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中，更多的是被自卑心理所笼罩。“我在城里干了好几年，过年回老家，乡里邻居都羡慕的跑到我家问这问那，感觉我就是城里来的贵人。可是，一想起在外务工的经历，心里又不是滋味。”（PJW，M，45，CS）“我在城里呆不惯，总感觉低人一等。”（HMK，F，24，XT）

（4）择业盲目与悲观的情绪。为了获得生存，农民工首先要在城市里谋取一份职业，而先天素质所限和制度设置上的诸多壁垒使农民工往往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能力，经常出现盲目择业的状况。而过于注重城市人对于自己的评价，过于希望得到城市人的接纳和认可，在遭遇求职不顺的时候，农民工过度的敏感心理被最大化的暴露出来。特别是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往往不能理智处理，容易表现为半途而废或者悲观厌世的不正常情绪。“我小学都没毕业，来株州找事做都已经两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实在不行，就回去算了，自己带的钱也不够了。”（FXW，M，18，ZZ）“这是我干的第五份活，没有文凭，也没有什么特长，太脏太累的活，我一个女孩子还真不想干。”（CSX，F，22，XT）

（5）孤独压抑心理的无处排放。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农民工实际上成为“城市边缘人”，不能与城市人平等共存，迫使敏感的农民工群体不自觉的回避与城市人的交往，形成自我隔离的状态。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在空间上接近了城市，但在精神上却没有真正的融入城市，农民工群体总是一个孤独的群体。面对现实的遭遇，甚至那些来自城市人的偏见，这些都极其容易引起农民工的强烈心理反映。[8]这种压抑的心理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则容易导致农民工的反抗行为，产生所谓的“族群对立”，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团结。“我每天干完活，就是睡觉，跟他们城里人找不到共同语言，即使搭上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YRQ，M，35，CS）“他们城里人总是瞧不起我，以为有钱就了不起，我干的活是他们不愿干的，要不是家里还欠些债务，我早回去了，在这里呆着就是郁闷。”（GKL，M，41，ZZ）

四、路径构思与策略选择

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与心理不适，主要归因可做以下两方面解释：首先，二元体制双轨演进下的现实制度体系与城市、农村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现有的城市制度体系没有代表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缺乏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政策支持。而城市现有的制度体系不足，主要表现在城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教育与就业培训制度。其中，户籍制度作为首要城乡壁垒，是城市化和农民工社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为城市所接纳，身份的边缘化使得农民工在心理上普遍感到迷茫和困惑。“从目前状况看，户籍制度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屏蔽”，它有效的使农民工被屏蔽在城市的所有公共资源以外。”[9]更具体层面的表现是：第一，农民工在本来就不占有竞争优势的就业上更加处于弱势地位；第二，农民不能被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的范围之内。其次，传统与现代话语观念的冲突。农民工深受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影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信守平均主义和经济上的狭义的功利主义[10]，而农民思维在遇到城市资源分配体系时，以前封闭的精神世界受到极大的刺激。由于自身因素的受限，在面对许多城市较好机崾敝荒芟勰健T诰蒙鲜杖胛⒈。徽紊衔葱纬捎辛Φ淖橹死春次雷约旱娜ㄒ妫痪裆闲枨筘逊Γ睦硌挂植谎宰悦鳌6鞘泄逃械姆裾吆凸嬲轮贫仍诿娑耘┟窆な保涞髡虻乃俣裙庠诳凸凵铣晌缡有缘奶蹩睿苍谝欢ǔ潭壬仙撕α伺┟窆さ母星椤/DIV>

城市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当前看来，农民工“融城”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压力，在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时，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还明显不够，甚至属于空白状态，由此，加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迫在眉睫。通过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能有力保障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审视当前农民工“融城”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应寻求以下路径构思和相关策略选择：

（1）明确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三大原则。消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应突出三大平等的原则。首先，政治平等。确保农民工在组织中享有参与政治和发表言论的正当权利，切实通过有效途径维护和保障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其次，经济平等。对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实行同工同酬制，实行按劳分配制和多劳多得的原则。最后，机会平等。应加强和完善农民工岗前培训、技能培训机制，保障农民工享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

（2）把握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涵。对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全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应该具备诸如全民普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宏观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农民工的特殊性进行特殊的微观教育，譬如公民道德指南、城市道德规范、市民日常行为规范等微观方面的教育。此外，还应对农民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其自身调适能力，使其克服懒惰、仇富、自暴自弃等不健康心理障碍，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应对社会变革和身份迁移。

（3）探究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加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工作的实效性，除了明确工作指导原则、把握工作内容之外，还应积极探求有效合理的解决方法。依据当前农民工思想、生活的特点，我们认为应寻求以下几种方法：

其一，典型引导。典型引导是指运用典型的事或人作为示范，将被引导者的思想行为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树立榜样，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是最基本、最有效的教育途径和方法之一。农民工的先进典型就生活在农民工队伍之中，最贴近农民工的生活和实际的需要，易于激发其模仿、从众的心理活动特点。通过典型引导法，可以激起农民工的思想和情感的共鸣，引导其学习、对照和效仿，并内化为自己的感情和行为。

其二，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是使用真挚的感情来感化教育对象，以达到教育的目的。人是感情动物，常需要交流。农民工的工作不固定、远离家庭、身边缺乏朋友，始终沉浸在压抑和苦闷的情绪中。当面对挫折和失败时，极容易出现不正常的宣泄手段，因此特别需要获得情感的宽慰和理解。要做好农民工的情感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树立民主观、平等观，充分尊重农民工、了解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困难。

其三，心理咨询。转型期农民工“融城”会面临许多心理问题，如心理失衡、心理恐惧、心理焦虑等，这些心理问题直接影响他们的情绪和行为，成为“融城”过程中的主要心理障碍。由此，应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咨询有效的结合起来，并将心理咨询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范围之内，以提高思政工作的实效性，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应在城市专门机构或工会、广播、电台等开设心理咨询平台，为农民工随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其四，营造环境。人的思想是从获取信息到内化逐渐反省的过程，这一过程当中思想的形成和演变离不开环境的作用。环境的影响，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我们应努力创设对城市农民工有积极促进作用的良性环境，消除恶性环境对他们的腐蚀和影响。农民工“融城”后流动频繁，对他们造成影响的是直接接触的社会环境，因此，应加大力度整治社会环境，树立新风尚，尤其是在城市农民工聚集的地区，应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创建文明的社区和和谐的社会环境。此外，还应加强对城市居民的教育，消除他们对城市农民工的误解、偏见和歧视，真正意义上建构一种友善、平等、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农业经济导刊》，2007年第1期。

[2]郑功成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3][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4]何枫、倪明胜：《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5]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的研究发现》[J]，《社会》，2006年第2期。

[6]朱力：《社会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世界农业论文篇10

作者简介　李惠红(1970－)，女，浙江林学院天目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教师。(浙江临安311300)

一、近代西方农业科技的崛起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农业历史。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传统农业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并维持了中国文明的长盛不衰。中国传统农业发端于春秋战国，发展于秦汉，定型于唐宋，深化于明清。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成熟早、水平高，曾经在一千多年中是世界领先的。

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法国史学家谢和耐认为，在康乾盛世时期，大清帝国曾是世界上财富增加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在18世纪，中国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这应归功于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史无前例的发展高潮。它以其生产以及内部交易数额之巨，而身居世界诸民族的首位”。谢和耐还同时指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期的欧洲地区的农业，可能显得特别落后。雍正时代和乾隆时代前期的中国农民，普遍比路易十五执政时期的法国同行们，生活得更为舒适和更为安居乐业，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一些”。但到了清朝后期，诚如冯天瑜先生所指出的：“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端，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的姿态首先从军事上，既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宣布东方农耕文明优势地位及封闭状态的历史性终结”。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兴起，农业机械化提高了西方的农业生产率，化肥与农药的使用保证了农业的收成，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勃兴为近代化农业科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此，西方的农业科技超过了中国。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人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和后来甲午海战的失败，饱受列强欺凌。传统农业也是风雨飘摇，危机重重。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走向了瓦解之路。由于中国已被卷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进行经济倾销和掠夺，对中国本土的农业生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打击，加之国内近代工业的发展以及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手工业生产自身的局限性，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进一步加剧，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伴随着晚清时期的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繁，而且波及地区广袤；战事频繁，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导致赋税沉重、土地荒芜、人口流离失散，严重地摧残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日趋衰败。使得以田赋为财政收入主源的清政府陷入了国用匮绌的窘境。“言常用则岁出岁入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出输入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力，而更无以相抵”。

在这种时代前景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对西学产生了新的认识，认识到应该向西方学习，希冀引进和传播西方科学，拯救处于危亡边缘的国家与民族。“科学救国”成为晚清的时代强音。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时期大规模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运动、以后科学知识的普及，在此过程中，西方科学技术大量涌入。西方近代科学的广泛传播除新式学堂教育、出国留学、实物应用等途径外，翻译成为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

二、科技翻译与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历程中，明末清初肇始的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科技翻译是继佛经翻译的中国翻译的第二次高潮。晚清时期引发了我国第二次科技翻译高潮。

在晚清的“西学东渐”四个历史阶段中，与率先引进的军事科技、数学、天文学、物理、化学和特定的工业技术等相比，农业技术传人的时间稍迟，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光绪二十年后才大量翻译；变法、新政时才开始大张旗鼓地推广传播。这四个历史阶段。分别是：十九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八国联军进中国，从八国联军进中国后到清亡。在前三个阶段，近代农业出版物开始在中国少量出现。在第一阶段(1811－1842)出版的西学书刊有138种。其中有关农业的出版物是1837年美国传教士崔理时编著的《新嘉坡栽种会告诉中国做产之人》。此外，在《美理哥合省志略》中，有专门介绍农业的章节。在第二阶段(1843－1860)，共出版西书434种，其中没有专门的农业出版物来介绍西方农业科技，但有少量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著作。第三阶段(1860－1900)，清政府设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75年格致书室(出版公司)由傅兰雅创办于上海。此期翻译西书大增，共出各种西书555种。农学方面的书籍有《西国农政说》(花之安译)、《农学新法》(李提摩太译)、《意大利蚕书》，另有英美农书八部。1897年罗振玉与蒋廷黼一起主持办起了《农学报》，《农学报》创刊，翻译介绍国外最新或较新的近代农业科技成果；内容涉及农、林、牧、渔、水利、农机、蚕桑、园艺、病虫害防治、土壤与肥料、制茶与农产品加工等。第四个历史阶段(1900－1911)，《农学丛书》编辑出版，收入了从《农学报》创刊到1906末停刊此期间所出的每期《农学报》中所附的西方近代农书的内容，及在更早的时间里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农学初级》、《农学津梁》、《农学土务论》和《种葡萄法》等，也编进了这七集之巨的《农学丛书》中。其中很多书原本是西方人的著作，先曾由日本人译成日语，后又被中国人再译成中文。从内容上大体可分如下几类：一类为西方近代农业科学理论，如《植物学教科书》、《农业工学教科书》、《寄生虫学》、《森林学》、《土壤学》、《气候论》、《农务化学答问》、《农用动物学》、《农业微菌论》、《蚕体解剖学》、《蚕体病理》等；一类为西方近代农业技术，如《农学津梁》、《耕作篇》、《肥料保护篇》、《喝茫蚕书》、《接木法》、《美国养鸡法》、《家菌长养法》、《农具图说》等。一类为日本自有的传统农业技术。《农学报》和《农学丛书》是当时的近代化农业科技出版物中最有代表性的，最有影响的。

晚清传人的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起到了启蒙作用。作为传人媒介和推广工具的《农学报》和《农学丛书》等农业出版物功不可没。晚清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近代农业科学热。中国朝野意识到农业的发展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意识到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兴起新的重农之风。由于政府的提倡，官、绅和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均做出努力，建立专门的农业机构、组织农会、建立近代农业教育制

度、创办农业科研机构，调整农业结构等。农会、农务学堂和农事试验场等机构纷纷建立，将《农学报》和《农学丛书》当作教学、研究和向附近农民传授近代化农业知识的工具。正确的思路和举措使晚清在推广传播西方农业科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晚清的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传播，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开风气的作用。为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可以让无机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有机会了解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对中国引进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来说，起了启蒙的作用。虽说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晚清的落后与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但透过科技翻译这一手段，晚清人对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经历了从不了解到逐步了解，再到大量翻译介绍，最终初步建成教育与传播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农史界专家称为“近代农业科技从启蒙到体制化的历史转变”。这一过程是中国农业近代化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农业近代化的开端。

三、对目前我国翻译业的启示

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与传播，引发了我们对翻译的思考。

晚清是中国社会由封建末世艰难迈向近代的转型期。晚清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继佛经翻译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推动了中国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的改革波澜。顺应了那个时代的翻译潮流，实现了预期的翻译目的。刘宓庆在《中国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指出，翻译具有明显的当下性。当下性体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文心理和风貌。人类总是渴求发展和进步的。无论处于乱世抑或处于盛世，都会出现一批先进分子发出治世之音或求拨乱反正，或求进一步的安世济民。而翻译则是传递这种变革诉求的急先锋。晚清时期的翻译便成为服务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工具，具有明确的社会目标和强烈的功利目的性。希望借此启发国民的蒙昧，改良中国积弱的现状。正如孔慧怡所言，“在晚清这个时期，翻译的动力完全是非文学性的……”特定时代对翻译功能的特定要求等原因，一些翻译的社会功能将被强调，从而成为人们主要考虑的标准，相形之下，其他翻译的社会功能降为辅助的标准。

世界农业论文篇11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四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世界农业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F753/7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6007409

一、引言

当前，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处在萧条之中并且短期内难以恢复，这对中国的农业结构调整来说，即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一个重要历史机遇。根据历史经验，每当世界经济转为萧条，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就会受阻，而一旦世界经济恢复到一定水平，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就会重启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多哈多边农业自由化谈判重启是早晚的事，如果谈判目标能够实现，新《农业协定》的各项约束在中短期内将对中国农业，特别是土地密集型农业构成严峻的挑战。如何利用当前世界经济萧条的重要历史机遇，抓紧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并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是一个重大课题。金砖五国同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6.06%，农业人口占世界农业总人口的59.03%，农业生产总值占世界农业生产总值的41.49%，在世界农业生产中居于重要地位。在金砖五国内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资源禀赋不同，农产品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在内部和外部市场上既有互补性又存在竞争。本文采用理论和实证分析方法，旨在通过金砖五国内部农产品的竞争状态比较分析，发现中国两大类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所在及其变化趋势，以期为中国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提出方向性建议。

许多学者对金砖国家的农业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过研究。汤碧[1]对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的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并不十分突出，内部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朱晶和陈晓艳[2]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和贸易强度指数对中国和印度的农产品比较优势进行了考察，认为两国在具有互补性农产品上的贸易联系并不紧密，虽然外部出口市场相似度较高，但是两国相互间的农产品出口相似度并不高。刘伟轲和景喆[3]对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研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农产品贸易具有互补性，俄罗斯为中国茶叶、蔬菜水果、花卉的重要出口市场，也是中国水产品的重要进口来源地，两国农业贸易具有较好的前景。范婕[4]运用RCA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和农产品依存度指数对中国和巴西农产品贸易潜力的分析认为，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差异明显，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刘林青和周潞[5]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数和贸易强度指数对中国和非洲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的研究表明，非洲仅在园艺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非农产品互补性强而且商品结构集中稳定。就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而言，Boyle[6]认为，竞争力之所以会实现是因为竞争潜力可以转换为竞争力绩效，所以他把生产成本和生产力指标作为衡量竞争力潜力的指标。Frohberg和Hartmann[7]探讨了竞争力的衡量问题，主张应该从事后绩效和竞争潜力两方面来衡量竞争力。Salvacruz[8]采用国际市场份额、国际市场份额获利指数和出口比重三种衡量方法比较了美国和东盟成员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

上述研究一方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同时也仍存在一定缺陷。多数文献是以单一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作为比较对象分析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问题，参照系过少。更主要的是，大多数文献只是利用RCA指标体系来反映国别农业竞争力状况，这显然是不够的。其原因是，理论上，显示性贸易指数的计算依据应当是自由贸易数据，并且属于事后研究，而现实农产品国际贸易实绩是扭曲的，它受到进出口国贸易政策的严重影响，致使这些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农产品竞争优势[9]。特别是对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来说，出口规模大小与出口国的人均耕地占有量有很强的关联性。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人均耕地面积只会越来越少，对以谷物为主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尤其是中国，近些年谷物贸易已经变为净进口并且进口规模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依据出口数据计算出来的RCA指数来反映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本文首先利用RCA指数进行测算比较，然后使用农产品生产率指数进行修正，用以发现中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比较优势在金砖五国中的真实水平。对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而言，鉴于金砖五国均受WTO《农业协定》约束，贸易数据的政策性扭曲差别不大，加之生产分工转移相对容易，所以对其比较优势的考察仍使用RCA指数进行比较分析。对于金砖五国两大类农产品的竞争程度分析，本文使用贸易互补性指数和贸易相似度指数进行动态考察。之后，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从决定因素角度对金砖五国的国际竞争力差异原因进行比较分析，并做出贴近实际的评价。

二、金砖五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分析

RCA指数作为衡量某种商品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自Balassa[10]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RCA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或某类）商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世界总出口额中该种（或该类）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之比，刻画的是一个国家某种（或某类）商品出口份额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从而反映该国在该种（或该类）商品上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其公式为：RCAij =（Xkiw/Xtiw）/（Xkww/Xtww）。其中，Xkiw为i国k产品的出口额，Xtiw为i国的出口总额，Xkww为k产品的世界出口额，Xtww为世界出口总额。如果RCA指数大于2.50，则表示该商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介于1.25—2.50之间，则表示该商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如果介于0.80—1.25，则表示该商品国际竞争力一般；如果小于0.8，则表示该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在数据处理上，本文根据使用要素密集程度将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农产品分类中的果蔬花卉类、肉类和水产品类划归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动植物纤维类中以棉花为主，虽然使用的土地要素比较密集，但劳动要素与谷物类相比更加密集，因而也将其划归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谷物类、食用油类和糖类使用土地要素比较密集，划归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根据RCA指数分析方法分别对2001—2011年间金砖五国的主要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测算，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