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数字经济合集12篇

时间:2023-07-14 09:44:55

强化数字经济

强化数字经济篇1

在今年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12个亮眼的新词:蓝天保卫战、数字经济、全域旅游、河长制、海绵城市、人工智能、国家公园体制等。总理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这也是“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我提出的《关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的建议》,其实跟我两年前提出关于推动‘互联网+’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互联网+’是手段,数字经济是结果,而网络强国是目的。”马化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早在2013年,马化腾就首先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并一直呼吁和希望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能够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实现转型升级、创新发展。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马化腾提出了《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而当年“互联网+”也被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随后“互联网+”行动计划由国务院颁布,并成为“十三五”期间的重点推进工作之一。

马化腾表示,“互联网+”经过两年的发展,已经能看到很多产业和互联网的充分结合,可以说从全球来看,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而接下来就是将“互联网+”再升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提升改造传统产业。

“谈到数字经济,不仅有像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新的增量市场,也有一些传统行业中存量市场可以开拓,当传统行业与互联网衔接之后,会产生大量转型升级的机会。”马化腾说。

但是,马化腾也坦承,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会产生很多矛盾和冲突。“很多利益链会重新打散、重新组合,会有很多矛盾,也会产生很多监管的问题。比如在互联网交通领域,网约车有过争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但是,共享单车可能又出现新的问题。该怎样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是我们要去认真思考的。”

未来的战略制高点是技术

去年11月11日,腾讯度过了自己的18周岁生日,腾讯内部称其为:“成人礼”。从一家打算做网络寻呼机的创业公司,到今天的“企鹅帝国”,腾讯的18年也是一部中国互联网的进化史。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化腾心中已经不如当年业时那般焦虑。“为什么腾讯最近总是在提科技,其实也是焦虑所在。”马化腾说,“只有通过技术的进步,企业才有可能保持在战略方面的制高点。当一个浪潮趋势来的时候,很多人都看到了,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到而有的人做不到,就在于有没有掌握这个技术。”

其实,腾讯已经非常低调地成立了AI Lab(人工智能实验室),在AR(增强现实)和VR(虚拟现实)领域也已大力投入研发多时,马化腾还透露,在其他未来人机交互方式等领域也都在积极关注。

马化腾透露,“腾讯的人工智能研发分为好几块,AI Lab主要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而每个事业部门(BG)里面其实都有AI的团队,过去几年一直在做。比如说我们的优图团队,对人脸识别方面的技术是最强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有这么多亿张人脸照片往上传,想不强也很难,这个技术也已经应用在我们很多产品中”。

“过去可能有很多红利,如人口红利、流量红利、内容红利等,但最终还是要看到技术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东西。如果和过去一样只做纯软件、纯服务,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些领域失去战略制高点。”马化腾说。

对话马化腾:

有些钱别人能赚,你还就是不能赚

《中国经济周刊》: “互联网+”现在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但是过去“互联网+”谈得更多的是互联网与金融、医疗、交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结合,您曾表示对互联网与工业、制造业的结合非常期待,现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也确实都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您是如何看待“互联网+”下半场的机会?腾讯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思考和布局?

马化腾:过去两年我们谈“互联网+”,更多的是讲连接、讲服务,今年“互联网+”开始延伸到制造业、工业等方面,不仅是传统的手机、电视机或者智能家电和物联网(比如共享单车其实也是物联网),也包括运营商的窄带物联网,就是Narrow Band IOT的技术等。

这方面其实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以后可能会有几块钱的小芯片,一次可以买几十个、上百个,一个月付费也没多少钱,用户可以在家里的电器,或者制造业在每个设备里,全部嵌入这个模块,可以做到远程窄带联网。

这对制造业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比如三一重工的挖掘设备都是采用物联网的方式,到哪里都有信号。以后可能很多设备中都有大量的芯片,可以转化成服务,这样制造业就变成了服务提供商。我们非常关注物联网和整个业态变化之后对制造业会有什么样的冲击。我们过去也做了很多解决方案,都是为了跟线下实体去结合。有服务行业的,也包括制造业、工业,可能未来还有农业的实体。但是有些领域,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做得很深,可能是会从底层方面提供一些工具,然后还是和来自相关产业的第三方合作者多合作。

《中国经济周刊》:腾讯刚刚过了18岁的“成人礼”,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18年来最大的感悟和对未来的希望,您说是责任。18年中究竟是什么事情让您有了这样的思考?

马化腾:关于责任,腾讯是有很大的感悟的。其实企业发展壮大过程当中,我们也走过弯路,也在很多地方吃过亏,包括我本人,之前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为什么他能做我就不能做呢?为什么我要让着他呢?我做大了,又不是我的错,为什么我不能做?……可能在之前会有这种比较狭隘的产品思想。

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当一个企业大到一定的程度,特别是产品已经“平台化”的时候,有些事情真的是别人能做,你真的不能做,有些钱别人能赚,你还就是不能赚。这个是现在越来越真切的感受。

过去的很多风波,可能是我们决策得有一些草率,没有足够的深思熟虑。今后我们会更谨慎,会更关注责任的问题。我们内部说,要用多个小地震化解一个大地震,还是比较符合地理学逻辑的,否则的话迟早会出事。

《中国经济周刊》:虽然每个企业家都在谈责任的重要性,但是当面临责任和业绩、竞争甚至生存压力的矛盾时,很多人还是会犹豫。如果您面对这样的难题,您会如何取舍?会不会担心因此而带来业绩和竞争的巨大压力?

强化数字经济篇2

一、研究背景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后以接入Internet为标志,数字经济主要以提供内容服务网站和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政府和企业重点实施信息化建设。第二阶段是2003年后以第三代通信技术应用为标志,在商业贸易方面有了广泛的应用,如B2B、B2C,政府建立和应用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三阶段是2013年后以“互联网+”为标志,建立数字中国,数据体现价值,大量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繁荣发展。常州市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按照通过数字技术升级改造实体经济并相互融合发展的方针,常州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常州市工业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常州市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关于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表1),从大数据应用、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方面谋划发展和壮大数字经济。自从我国提出“互联网+”、数字中国、数字经济之后,国内的专家和学者对数字经济有关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近年来成果众多,呈井喷之势。宁家骏提出传统企业经济在线化、数据化,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方向①。贾奇统计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影响因素,采用平稳性检验与VAR模型、Jo-hanso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得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②。沈运红等通过浙江省的面板数据认为,实证研究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化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创新科研等方面对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③。赵涛等研究分析22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动因、效应、机制和地区差异④。姚维瀚等从研发投入和大学生占比两个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这两个因素对数字经济影响显著,应该加大对中等规模民营和三资企业的研发资助以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⑤。张红伟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存在区域差异性⑥。专家学者数字经济研究集中在数字经济战略、数字经济与金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个体城市数字经济研究成果比较少。

二、常州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不足

常州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即五大中轴、三个中心、两个示范区,积聚国际化智造名城的创新爆发力,提升长三角中轴枢纽的综合能级,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强富美高”新常州建设。高质量的数字经济是发展关键,数字化可以引领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化对常州经济社会发展有放大、叠加、倍增效应。2021年9月,根据赛迪顾问的《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南京排名全国第7位,苏州排名第9位,无锡排名19位,常州排名39位,与南京、苏州、无锡差距明显。常州城市数字经济排名,根据国家统计局、阿里集团等的数据,在基础设施、商业、产业、政务和民生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根据表2进行测算赋分,得出常州的数字经济指数,寻找常州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与问题。从苏南四市来看,南京是省会城市,是国家通信枢纽、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之一,数字经济基础好,数字产业化优势明显,数字经济优势产业包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等。苏州在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方面有优势,体现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领域。无锡努力推动数字产业化,物联网、集成电路、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其中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产值1432亿,设计、制造、封测占全国11.22%。苏州在数字产业规模领先,南京在数字民生领域领衔,常州在数字经济指标中除了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相差不明显,其余指数全面落后苏州、南京、无锡,特别是数字产业指数差距明显(图1)。当然,常州在数字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20年常州数字经济规模3549亿元,占常州市国民生产总值的45.4%,位居所有城市第26位。常州拥有常州飞机制造厂、江苏北斗科技、新誉集团与今创集团等重点企业,在航空装备、卫星应用以及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优势突出。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变化来看,2018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家,产值同比增长11.3%,占比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7.3%。2019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21家,累计1760家,列全省第四。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48%,64家苏南自主创新优秀企业,其中潜在独角兽企业4家,排名江苏省第三。2019年,常州智能制造装备产值超过1000亿元。2020年常州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40家,潜在独角兽企业9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4.5%,占比规模工业总产值47.6%(图2)。

三、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

高质量发展包括要素投入产出比、内部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指标。数字经济能用较小的要素投入及环境代价实现经济增长,体现发展的有效性和绿色性。数字经济能调整优化经济内部结构,有利于升级供给、需求、产业。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要素能拉动技术、管理等知识要素创新,提供持久发展增长的动力。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是常州市“十四五”发展的战略定位,常州要打造“国际化智造名城”,必须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保障

完善提升4G、光纤、5G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快5G网络规模建设,建设一批基础性、关键性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提升数字经济支撑能力。推进基础网络升级,优化城乡光纤宽带网络,完成光纤到户改造,推动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和有线、无线、卫星三网融合发展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推动奔牛机场空港、常州站、常州北站、常州南站、金坛站、常州汽车总站等的数字化建设,落“532”战略中的交通中轴目标。推动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建设,利用数字技术保障民生。

(二)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打造高质量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利用云大物智移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新技术对制造产业进行全方位改造,进行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提升智能制造服务水平,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常州市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与其他省内地级市有比较优势,行业集中在高端数控机床、智能纺机、机器人、传感器等行业,推进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构建智能制造体系,实现两化深度融合。巩固智能制造装备关键优势产业,打造国际化高质量智造名城。

(三)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培育高质量数字经济产业

合理规划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发挥其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吸引带动力,吸引行业龙头企业,推进科技创新合作和数字产业布局。目前,常州高新区已经形成以光伏、新能源汽车、新医药及医疗器械、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两特三新一现代”产业集群。常州科教城培育机器人、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着力构建打造国际合作、科技创新、创业孵化、产教融合的示范区,打造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赋能常州高质量发展。

(四)推进农业数字化改造,打造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

建立农业综合信息资源、应用和管理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为生态农业、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农产品数字化溯源、脱贫等业务提供统一、权威的数据支撑及应用系统。推进农业生产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在生长环境监测、智能灌溉、测土配方、动物疾病诊断、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推广应用。推动“农业+互联网”新业态,开展生鲜农产品“合作社(生产基地)+商超”等新型电子商务直供方式,缩短中间环节,线上溯源、线下销售融合运营。打造基于数字技术的冷链物流、农业观光、乡村旅游等涉农产业一体化发展。另外,还要创新政府管理数字化,打造高效率数字治理典范。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政府治理转变,再造电子政务服务流程,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水平,建设基础信息数据库,通过大数据辅助决策的城市治理。

四、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措施

(一)引进人才,保障人力资源

·电子商务·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引进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或团队,对照市政府“新龙城英才计划”,对成功引进总部大型企业所需的领军型人才或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按“新龙城英才计划”享受政策支持,提供各类保障服务。探索“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鼓励总部企业与在常高等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开办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合作办学,培养数字经济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

(二)拓宽融资,保障资金需求

加大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对数字经济企业的信贷支持,包括提供贷款贴息、产品和服务创新,探索对数字经济企业知识产权、收费权及大宗商品仓单质押融资,为符合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给予更多资金支持。加快数字经济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推进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并购。

(三)优化营商,服务企业发展坚持公平原则,保证各类竞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保护企业物权、股权及其他的数字财产权。强化企业信用评价,健全社会化信用服务,以信用为基础建立长效市场监管机制,分级分类管理。鼓励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行科技创新、发明创造,提升企业创新活跃度。

强化数字经济篇3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力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愿从五个方面与世界各国一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协力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一是发展以创新驱动为内核的数字经济;二是发展以协调包容为要义的数字经济;三是发展以开放合作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四是发展以安全可信为前提的数字经济;五是发展以造福人民为宗旨的数字经济。

浙江省政府副省长 冯飞

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承载的不是简单的0和1代码,而是10多亿中国人乃至全球70多亿人民的共同心愿。新经济、新动能,这是全球经济的焦点,数字经济的出现点燃了新动能,点亮了新经济,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曙光。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 金建杭

未来普惠共享的经济体,一定是商业主体剧增,人人都能在网上进行经营,人人都能获得贷款,人人都能进行全球消费;商业竞争已经从拼关系、拼资金、拼地段变为拼智慧、拼数据、拼计算;商业结果从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谋求暴利,转变到诚信是财富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构建普惠共享经济体的过程中,我们觉得整个社会都需要大勇气、大智慧。

领英执行主席、联合创始人 里德・霍夫曼

中国发展的速度是极其惊人的,我从来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速度能够这么快,他们有快速的时间马上进行尝试,看看做法、技术和模式是不是有用,他们可以在各个地方快速地进行布置。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巨大的客户群,而且是做到了全行业的开放,使其能够在各个行业中进行创业和创新。

鸿海集团董事长 郭台铭

强化数字经济篇4

 

一、        “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继续贯彻落实省、市、区相关部署和任务,继续以创优“四最”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动力,以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动为抓手,积极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进程,为实施“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场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工程,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间重点任务

1.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准入环境。落实市场准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协同,为地区市场主体准入提供便利化服务。统一市场准入规则。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实现业务流程、条件要求、解释口径、办理时间“四个统一”。加快实现证照管理一体化,推行“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事项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协力推进“一网通办”建设。共同落实数字政府建设,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网,强化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完善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文书归档等功能,统一电子营业执照运用场景。按照市级的统一部署设立地区“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加强政务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提供区域性一体化受理、收件、查询、发证等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监管环境。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创新,营造规则统一、公开透明的监管环境,全面提高市场监管效能。落实一体化信用监管体系。推动“双随机公开”、抽查检查等信息在区域内充分共享应用,落实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企业信用修复规则、实现信用监管标准互认结果互用。对重点监管领域和对象实施精准监管,对守信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实施重点监督和联合惩戒。落实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创造、运用和管理知识产权,鼓励以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加强地区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配合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实“满意消费行动,共建区域内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推动经营主体自律,配合打造统一的消费投诉公示平合。推进消费领域社会监督。协同监管网络交易。充分发挥全省网络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平台作用,注重整合辖区电子商务经营者基础信息、经营信息、监管信息等信用数据,开展研究分析,实施分类监管。落实地区网络、合同案件查办协作机制,协同破解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管难题。

3.合力打造一体化的质量供给环境。配合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建设。在信息、业务、资源各方面配合推进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协同联动、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设和华东地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促进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培养计量技术人员,互派计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交流互动。推动特种设备监管一体化。推进特种设备单位、人员、设备信息互查互享,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和运用。

4.合力打造一体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全面建成责任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程监管更加科学,“党政同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履行,社会满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药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无证经营等行为,杜绝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控制和减少较大及一般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继续巩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成果,积极配合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继续深化食品安全“四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进小作坊登记和小餐饮、小摊贩备案管理。保持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公开违法违规、虚假欺诈产品和企业信息。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础,推动实现顺向可追、逆向可溯、风险可控的地区食品领域全产业链追溯体系。不断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三、        “十四五”期间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发展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共同做好“十四五”规划工作和“十四五”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2800字范文稿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近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维护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增强提升国际塑造力影响力引导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社会前进动力,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加快发展数字科技,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坚强基石。尽管我国是数字科技应用大国,却不是数字科技研发强国,很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须加强数字科技关键技术攻关和布局,以数字科技大突破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

一是采取清单制梳理我国数字科技的短板软肋,短期内寻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备份源,使“卡脖子”技术不因外国的封锁而断供。

与此同时,发起专项研发计划,集中力量攻克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等短板,补齐数字科技研发链。

二是面向数字科技前沿领域,设立国家或世界实验室,牵头发起全球大科学计划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嵌入全球数字科技创新链条和生态系统,吸引和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三是支持数字科技试点应用,积极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智慧医疗等发展契机,推进数字新科技先行应用,为数字科技应用提供试验平台和应用场景,在应用中不断完善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数字基建,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在发展数字基建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由此,应科学决策、统筹布局,把数据中心、场景中心、区域中心、应用中心有效结合。

一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要有战略导向和规划牵引,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共同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规划布局、互联互通等,引导数字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和有序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虑本地发展情况和财力承受情况,尤其要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数字基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三是正确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以需求为牵引,把应用场景建设置于数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和平台企业依托自身需求参与数字基建,并开放为社会使用,实现数字基建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合理跨区域布局数字基建,将数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形成产业链应用生态。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强大引擎。随着5g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b2b为主导的产业互联网推动的企业间数字贸易将成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强大引擎。须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先行优势,依托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效益与质量。

一是继续做大做强消费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利用数字技术“在线化、无接触、可传输”特性,进一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娱乐、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费选择。加大主要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收购或自建本土化网站,建设更多海外仓、展贸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等,带动更多中国产品与服务进入海外市场,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拓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二是培育壮大产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制订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生态,共享产能、技术、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等,促进产业互联网带动的新型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稳步推进数字货币,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抓手。当前,各国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实践,竞相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布局。对于我国而言,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零售支付体系发达,同时,较早启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论研究,加快了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落地步伐。展望未来,须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动态应对、争取主动。

一是加快战略布局,协同推进人民币数字化与国际化工作,实现国际国内同步部署,强化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助力人民币更好承担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计价、支付、结算职能并发挥世界储备货币角色。

二是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先进地区整体落地,及时总结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运营与管理经验,有序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多场景推广应用进程。与此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零售移动支付方式联动互促、协同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强化数字经济篇5

2月6日,贵州印发《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年-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国内首个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我省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是什么?

谢晓尧:贵州的优势总的来说有4个方面,一是战略优势,国家大力支持,数字化发展态势逐渐形成。先后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获批宽带乡村、远程医疗、物联网重大应用等试点示范,在大数据方面相继出台《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等系列相关文件,为发展数字经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资源优势,数据加速累积,应用模式和种类不断丰富。全省数据中心服务器承载能力达37万台,安装使用服务器5.1万台。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已承载481个应用系统,三大电信运营商贵安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数据共享开放实现突破,云上贵州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成升级改造,完成353个数据资源目录的梳理和170个数据集上云,共享数据集118个,108家网站与省政府门户网站实现数据交换等。

三是环境优势,软硬生态良好,发展条件和氛围持续优化。我省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生态和气候条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和宜居宜业环境,推动大数据等新经济形态发展,开展大数据先行探索,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参与大数据发展的氛围,形成全国大数据“试验田”的先行优势和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的环境优势。交流合作环境不断优化,贵阳数博会成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重要的高端交流平台,中国痛客大赛、中国“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等一批创业创新平台不断涌现。

四是后发优势,发展速度加快,为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空间,我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经济加速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工业实力明显增强,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旅游业井喷发展,一些优势产业在全国地位夯实,全省在西部地区实现了赶超进位的历史性突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前列。

发展“四型”数字经济

《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四型”数字经济,“四型”所对应的经济业态是什么?

谢晓尧:“四型”经济即资源型数字经济、技术型数字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服务型数字经济,是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内容。一是资源型数字济,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挖掘、数据可视化、数据交换交易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核心业态部分。二是技术型数字经济,主要是数字技术硬件产品研发制造、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包括智能终端产品、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网络通信服务、数字安全等技术领域以及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关联业态部分。 三是融合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一、二产业的融合应用,智能制造、数字农业、智慧绿色能源、区域特色产业数字化等新型业态,促进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提质增效,形成数字融合型经济新增长极。四是服务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服务产业新业态,着力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再造数字消费“新蓝海”。

当前,我省正深入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发展数字经济和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是什么关系?

谢晓尧:数字经济有很强的大数据特征,我们用大数据战略行动统揽数字经济发展,把数字经济作为我省大数据战略行动的重要方向,作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项目“牵引”培育市场主体

《规划》不但提出了我省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而且明确了四个支撑性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谢晓尧:主要以六个方面为抓手:一是抓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提升现代信息网络发展水平,加快形成宽带、泛在、融合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构建数字流动新通道。二是抓发展载体。以创建贵安数字经济部级创新示范区,打造贵阳数字经济示范城市、遵义数字端产品制造集聚区,建设贵阳-遵义-贵安数字经济核心引领带和一批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基地(园区、小镇)。三是抓重点项目。每年谋划、和实施一批引领性、应用性、支撑性的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四是抓融合应用。抓各行各业的大数据应用,抓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推动转型升级。今年我们将实施“大数据+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促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新,重点建设120个典型示范项目。五是抓企业培育。千方百计打造一批引领企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中小微企业。六是环境营造,持续营造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验田”环境,让企业愿意来贵州投资、创业,愿意来贵州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强化数字经济篇6

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大一个变化,就是带来平台经济。上一次产业革命诞生是公司或者产业价值链,整个产业组织、经济组织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原来国际贸易靠大企业主导,转向以中小企业贸易为主体的发展方向,消费和生产制造转向C2B的方向。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看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有非常强大的动力,这个动力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变化,过去20年已经构成一个强大的经济社会的信息基础。这个信息基础设施后面30年不断的应用扩展,带来全社会全方位的变化,这个数字会变成市场基本要素。数字进一步智能化,会产生大量的新的人工智能、AR、VR各种产业变迁。革命刚刚开始,还没有进入到革命的最深处,这是我们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今天正在重新洗牌,由于计算不断的降低成本,算法在变成产业,变成生态,把数据当做一个基本生产要素,构成新的人工智能。数据会越来越多,数据会变成在算法引导下产品化,产品化进而产业化,构成未来新的数字信息的基础,这是我们可以想像或者已经在现实当中发生的一些情况。

产业和生态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社会结构也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已经把原有的按照垂直行业产业分工体系打破掉。我们底层构成一个信息基础设施或者信息基础结构,经济社会行业各个方面都在基础设施上面运行。一个新的经济体系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为基础平台,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由技术在原有行业和原有工业经济结构下的应用。基于这样认识,我想它的监管,它的规则建立也会全方位打破。我们会基于今天的小微企业,普惠金融,大量的碎片化的应用,构筑一个新的应用体系,一个产业基本流程,当然也会带来监管。

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格局

数字经济未来五年怎么看它的产业发展格局,我们有一个简单判断:

第一层核心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可能会在主要以硅谷为中心。颠覆式的技术,美国是全球最大也是最强的信息技术强国,互联网大国、互联网强国。以色列也有某些局部技术在创新,都是产生颠覆式创新的底层基础。

第二层我们会看到亚洲以BAT为代表的把技术、移动互联网、互联网渗透到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形成互联网应用大国。中国是数字经济的互联网应用大国,这样的大国背后开始带动商业的创新、技术创新,像阿里云计算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提出了对技术创新的要求,带动技术创新。硅谷今天产生大量人工智能、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新的技术由技术所驱动颠覆式创新。

第三个层级伴随人工智能、无人机、无人驾驶新的技术创新,需要形成一个新的产业,这个产业继续在台湾,中国的南方,在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布局,它的生产制造和产业化,美国也提出要把制造业转移给美国,苹果生产制造一部分有信息出来要转回美国。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发展也在带动一个产业布局,未来数字经济包括信息技术的产业,包括数字内容和版权,也包括以数字经济为基础设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流动。数字经济是一个比较大的框架,美国人强调数字贸易、数字版权,强调数字全球流印E分耷康ICT产业,中国可能更多强调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各个国家对数字经济的看法不同,都是基于它自己的优势讨论。未来我相信数字经济在全球会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分工协作体系,会由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要求我们的金融业跟着发展。人民币过去由贸易带动人民币全球化,现在正在转向由投资和全球互联网应用带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业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我想要跟上的它的发展速度。

面向未来看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往前发展,以阿里巴巴的视角看,我们会发现如果面向未来的2036年,今天我们要打造是一个数字经济体,是一个第五经济体。马云在最近几次讲话不断提到,我们要去做新的数字经济体,面向未来20年是新的零售还有新的制造业、新的金融、新的技术、新的资源。这需要创造一个网上网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一个开放透明分享市场环境。淘宝由原来网站演变成一个交易平台,进一步演化成交易系统,进一步向线下拥抱和渗透,变成全方位的系统。新的生态系统的打造和演化当中,数字经济的发展承载呈现全球化趋势。这个全球化趋势顺应发展趋势,阿里巴巴也在倡议WTP世界电子贸易平台推动。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建立开放分享全球化互联网的贸易平台,让中小企业变成贸易主体,而不是过去跨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是贸易主体。未来通过一个手机全球20亿消费者可以购买商品,通过一个手机任何中小企业就可以把商品卖到全球。这样一种理想和愿景也是对未来的洞见,在这背后,我们去看它的商业交易系统,金融支付系统,看它的物流系统,看它的信用保证,看它的消费者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等都需要去重新创造新的体系和规则体系。

面向未来怎么看数字经济?我想重要的是你相信不相信有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今天正在发生,正在成长。但是我想绝大部分人对数字经济未必都看好,未必都相信。在1999年阿里巴巴成立时候只有18个人,马云跟这18个人开会说我们要成为全球十大网站,当时阿里巴巴的排名,互联网排名是25万名。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件事,当场坐17个人没有人相信,今天他做到了,因为他相信他去努力他做到了。

强化数字经济篇7

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改造过程。在生产、管理、运营、营销方面上应用数字化,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尽快实现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然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在给国有企业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国有企业经济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因此,国企管理者需要积极地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变化,提升国有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1.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1.1数字化转型给国有经济带来的机遇

激发国有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消费的效率和形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数字化转型从多方面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拉动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式,拥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很多国家都将数字经济提高到了较高的战略地位,政府部门也相继制定了相关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能够为国有企业开拓良好的市场环境,大大的拉动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投资的活跃度,在建设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在研发前沿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于需要投入较大量的资金,数字经济的预期收益会增加投资的数额,提高资本的流通速度。为国企经济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在科学技术水平日益提升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数字化转型能够突破时空上的限制,使得国际经济交流变得更加密切,加快了经贸往来交易的速度,能有为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较大的空间。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效能:企业在保持持续的规划、运转和调整中实现既定的目标,获得收益和成长。数字经济的出现,为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通过现代技术的革新,能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现代化。

1.2数字化转型给国有企业经济带来的挑战

跨行业、跨区域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经济背景下,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和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化转型可以说是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传统国有企业会面临被替代、被淘汰的经营风险,由于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能够提供比传统国有企业更优的服务和商品,因此对于传统国有企业经济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例如现代市场经济中能够提供甚至优于传统经济中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给传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发展挑战。从现阶段市场经济形式来看,传统实体经济的消费额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信息服务业、咨询行业也处在被替代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中经济融合、跨界业也加快了竞争格局的变化,在传统经济市场背景下企业探索的相关领域也不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较大的发展机遇。例如谷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在无人驾驶、导航、地图开发等领域的研发,也提高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信息传统的安全性和及时性: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国有企业只有通过准确的信息来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对机遇和风险进行合理的把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加快了信息的传递,也对国企辨别。获取信息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关国企的负面信息传播的速度会变快,因此国有企业就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护自身企业的形象。与传统渠道传递信息一点对多点的模式相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传播信息具备多维度、多点的特征,因此传播负面信息的速度也较快,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有较大的应对能力。同时,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失真、虚假的信息,对判断和分析经济环境的能力起到了负面性的影响,开发互联网环境中涉及到大量复杂的信息,也存在着一些不真实的信息。信息失真、扭曲严重影响企业对经营环境的正确性分析,会导致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发生偏差。延缓了获取信息的及时性,不能紧紧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

2.数字化转型下国有企业经营的难题

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性认识:数字化转型既是对技术进行的更新,也是全方位对经营理念、战略、组织和营运进行的变革,主要是从全局的方面来谋划。现阶段很多国有企业有着比较强烈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但是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和战略目标并不是很清晰,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在生产端引入相关信息系统,并没有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来进行综合性的谋划,高层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没能达成共识。同时,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一项系统复杂的任务,对国有企业提出了人才培养、业务能力建设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新的要求,一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重塑组织和完善相关制度,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没有明确部门之间的权利和职责,激励奖罚制度和考核制度也不够完善。数据资产应用范围不广泛:数字化转型从实际上来看是国有企业对数据资产不断积累、应用的过程,在数字化转型的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如何对数据价值的合理利用、加工。现阶段对数据应用方面,很多一部分国有企业还处在感知阶段,并没有进入到行动阶段,尚未形成一个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全流程的工业数据链;在内部各个业务系统中散落着分布不同数据资源,在过程控制层和底层设备层之间不能进行及时的沟通,引发了“数据孤岛”的问题出现;融合外部数据的能力不高,不能对数据的更新与分布进行全面、及时地感知。目前由于受到数据的质量、规模、种类方面的限制,一部分国有企业应用数据还处在起步阶段,在风险控制、精准营销方面还缺乏广泛的应用,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缺乏从决策性和预测性的分析,不能都会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进行合理的挖掘。缺乏数字核心技术和第三方服务: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也会面临供给数字核心技术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战略架构设计、咨询和数据运营等任务方面缺乏应该有的承担能力。同时由于市场上的大数据、软件和云计算服务商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也就加大了国有企业选择的难度。明显的数字鸿沟:传统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存在比较突出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很多国有企业并不具备较高的数字化水平,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基础相对薄弱,虽然对数字化转型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但是有时会受到资金、人力方面的限制,这就会严重影响数字化转型的进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的建设在功能完整性、行业覆盖面、模型组建系统性等方面还不够先进,在行业内还存在着较大的数字鸿沟。

3.国有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对策

转变生产经营管理思维: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要提高员工对数字化的认识,现阶段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认为通过数字技术就能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性认识,因此就需要对数字化转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下,技术与人才的合理搭配是比较重要的,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并不能盲目地追求先进技术,不能简单地认为数字转型就是机器代替人工,而是要综合考虑到人工和机器相互配合,调动起员工在更新产品、日常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国企管理者也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产品服务,重视消费者体验,培养国企员工社会责任意识,在消费者中树立良好的国企社会形象,带动消费者消费。鼓励员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出大胆创新的改革理念,并积极吸取员工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在数字化转型中提升员工的归属感。提高国企的生产经营能力:一方面对风险和创新进行正确的衡量。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的交易结构、运作结构和成本结构带来的较大的创新和改变,使得传统国有企业从原来以服务和生产为核心体系向数据和信息为核心体系转变,因此,在转变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风险,国有企业要对这些风险进行正确的衡量。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国有企业决策者应该具备较强应用数字思维的能力,创新性数字化思维可以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能够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建设高效的数字技术供给体系:国有企业在数值化转型的经济背景下,需要建设一个数字经济创新平台,提升自身技术创新水平,特别是提高基础理论研究创新水平和原创创新技术水平,加大对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研究力度。对全球平台和人才资源进行整合,加大与全球科研机构进行紧密合作,推进融合性创新和数字技术原创性研发。制定任务明确、目标清晰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国有企业设定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不能采用传统的方法,要组织企业员工、管理层和董事会召开座谈会,聘请新兴数字技术能力较强的人参与数字技术的研究工作。在选择数字转型路径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要选择自上而下的局部尝试和顶层规划并行的方法,在发生局部突出的时候,要坚持“客户优先”的基本原则,积极采纳客户提供的合理解决方案。国有企业可以应用联合项目组的方法,来制定出一个统一高效的数字化转型推进机制。强化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方面的支持:对政府服务进行优化,提升政策的精准度,对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进行统筹研究,对土地、人才、金融和财税方面的政策力量进行整合,全面推动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在取得财税支持上,需要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统筹,加大对各级财政资金的引导力度,这样可以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国有企业需要探索成立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基金,推动各级政府产业基金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投资子基金;积极落实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惠企政策,确保落地见效。

强化数字经济篇8

长期以来,我省经济依赖钢铁、煤炭、电力、建材等传统优势主导产业的规模扩张,产能增加,实现了总量的快速增长。

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出现新变化,资源和能源需求减少,产能过剩,竞争加剧,资源型产业的扩张发展路子难以为继。由于我省重工业比重大、产业和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产业链短和附加值低,加上调结构、转方式和动能转换相对滞后,致使经济发展遇到多年少见的问题和困难。因此,全面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是实现我省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数字经济是转型发展的大趋势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其核心要素的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流等冲破供需障碍,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强劲势头相对传统产业需求不振、危机四伏的低迷现状,显得异常强劲。2015年我国提出,实施“互联网+”行动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许多省市顺势而为,积极推动,取得良好效果。广东省以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基础部分规模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17年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8%;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9318亿元,同比增长14.2%。浙江省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大力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和一批重量级未来产业,2017年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实现1.25万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7.1%。重庆市制定“大数据行动计划”,使大数据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数据枢纽及产业基地。

信息时代和数字经济将改变世界面貌,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努力实现全省经济转型发展。

三、以数字经济促转型发展的几点建议

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推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持续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进而带动经济发展新体系的形成。

在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是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的重要抓手,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驱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河北省应全力抓牢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建设雄安新区的历史性机遇,聚焦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和科技力量的支撑作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全省经济创新发展。

一是着力以数字经济推进产业转型。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创新,不断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新动能。要将制造业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大力促进数字技术与整个制造业本身、制造业产业链和智能制造点对点的三次融合,支撑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全面升级,加快构建以智能制造为重点的新型制造体系。要将发展现代农业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建立农业决策系统、农业数据资源系统,不断完善数字农业平台的服务功能。要将数字经济融入现代服务业,以数字技术助力电子商务、金融、教育、远程医疗、智能交通等新业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发展,积极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强化数字经济篇9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1.0阶段:1993-2010年,以互联网应用为主,主要形态为电子商务;2.0阶段:2010-2016年,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主,以平台为载体,以数据为驱动,表现为“互联网+”;3.0阶段:2016年起,进入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以云网端新一代基础设施为基础,逐步走向万物互联,开始全面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为代表方向。

数字经济3.0将开启数字革命的“收获期”,或将迎来大国较量中为数不多的又一关键分水岭。不过,在3.0阶段,一些显著的问题和挑战仍然值得关注。 中国劳动者的数字技能相当较弱。需全面加强数字技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职业培训。

五重挑战

数字经济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涌现出很多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意味着传统的行业格局被打破、新势力崛起。然而,“新”也意味着企业创新仍处于摸索阶段,整个行业发展不成熟,民众数字技能欠缺,政府政策准备不足,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也由此而生。

一是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难。在互网渗透和互联网企业冲击下,传统企业纷纷开始互联网转型。一部分直接尝试进入互联网行业,但由于基因不同,自身不具备互联网产品经验等多种原因,结果不尽如人意。另一部分传统行业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大量收购互联网公司和互联网创业项目,由于不了解互联网的本质内涵和发展规律,难以把控后续的运营问题,失败概率也较大。

实际上,只有相对少数传统企业将自身业务与互联网实现了良好的结合,同时招揽了有互联网成功经验的专业人士,转型告捷。转型,困难重重;不转型,市场就被互联网企业夺走,在行业中处于下风,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是,平台经济体的监管与治理平衡难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企业为主的利益格局,但作为流量入口的平台经济体的出现,又可能形成新的垄断。

例如,BAT分别以搜索、电商、社交为核心,凭借其雄厚的资本,通过收购、入股、战略合作等方式进行布局,广泛渗透到各行业,此时该领域的创新已不再是重点,而是服务于其整体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容易抑制中小企业创新。另外,网络上虚假信息泛滥、假货泛滥、不良信息传播、在线“黄赌毒”等问题,均离不开平台经济体参与治理。

对于平台经济体,政府既要支持发展又不能完全放任,如何保持政策弹性,在监管与治理中达成相对平衡,打造健康发展生态,对决策者形成极大挑战。

三是,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面临新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近期两度爆发的勒索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疯狂传播,至少有150个国家受到网络攻击,严重影响到全球金融、能源、医疗等众多行业。

个人隐私被侵犯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个人信息贩卖已成为地下黑色产业链,从非法采集到非法出售、购买、转售,再到非法利用,个人隐私面临被非法侵害,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此前,备受关注的山东临沂徐玉玉电信诈骗案,即是对个人隐私保护敲响的一次警钟。

四是,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未立。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数字贸易发展迅猛,数据跨境流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4年,全球数据流量增长了45倍,快于国际贸易或资金流动增速。

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对跨境数据流动还没有达成共识,各国政策不一,对可能涉及到的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的态度不尽相同。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研究报告《跨境数据流动:障碍在哪里,代价是什么?》,强烈反对数据本地化;而俄罗斯则明确规定,公民数据只能存于境内服务器。

如何才能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则,促进数字贸易,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是,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欠缺。与历史上由机械化造成的“机器取代人”相比,此次由智能化引发“机器人取代人”的“破坏力”将更为强大,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的岗位也受到波及,就业转换的压力更大,周期也将更长。

这一问题的严峻程度对发展中国家尤甚。中国人口众多,劳动者的数字技能相对较弱,亟需全面加强数字技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职业培训,以适应数字经济对劳动者技能提出的更高要求。

掌全局,抓关键

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挑战,中国要抓住3.0阶段发展契机,推动国家全面数字化转型,除扎实推进《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外,还要掌全局,抓关键。

所谓全局,是中国要关注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整体的质变”和“化学反应”,以人为本,用“整体论”思维方式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和布局国家数字化转型,构建和树立三大发展观。

一是树立普惠共创的发展观。帮助更多企业和人“连接”,接入、使用互联网;推动云计算服务普及,扩大“在线”的应用广度和深度;推进全民数字技能培训,精准扶贫,缩小“数字鸿沟”。

二是,建立科学共享的数据观。把数据、数据驱动的智能化作为企业、社会赋能的基础和工具;促进数据流动和共享,利用好实时在线的鲜活数据,释放数字经济动能;前提是保障国家安全和消费者隐私,守住安全底线。

三是,构建包容共治的生态观。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组织形态变化和社会影响,探索有效的共治模式;探索与新兴“平台经济体”良性互动的监管关系,处理好新业态与传统业态之间的摩擦;鼓励包容的创新文化,规制不正当竞争;搭建平台促进知识的分享和流动,维护良好的发展生态。

强化数字经济篇10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6)05―0027―04

当代全球化的经济,同时被分解为“金融经济”(Ю.М.奥西波夫认为,在没有货币金本位制和任何介质标准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附属于总债务,即实体经济的信贷能力取决于自我的财力状况。)和“技术经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电子计算机革命和技术突破是所有产业和整个人类生活技术化的特殊现象)以及二者的结合,经济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依存于货币的高科技。电子经济学是现代生活的产物,包括网络、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它们通过数字通信、信息与通信技术(ИКТ)来运行并且形成了数字空间、区域空间和全球空间。黑龙江省自然也被包括在其中。

在新经济和欧亚经济联盟(ЕАЭ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ЭПШП)对接框架下,不仅是俄罗斯与中国,还有更广泛的跨国合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体化合作的最新合作模式,都要求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社会、文化、经济、货币金融、创新基础设施和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中国也该如此。在当展新范式和独创模式――“新常态”基础上,为实现国际合作和完成相关任务,全世界都在进行充分的准备,中国也制定了超长期发展规划。国际合作的实施不仅是中国到欧洲的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和实践活动的复兴,而且也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框架下完成对巨大经济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控制任务,以及借助于基础设施、物流、货币金融及其他项目的落实来完成区域生产管理、基础设施、软硬环境、货币金融机构的改革,其中包括在区域经济范围内的数字化、创新化和制度化改革。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框架下统一数字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今后俄中、整体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安全合作历程已经开始了。

一、作为新经济的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范围

在当代经济最高形式新经济背景下,什么是数字经济?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代表着什么?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哲学学院院长Ю.М.奥西波夫写道:“计算机与信息非常发达并普及,不仅改变了信息本身的性质(信息被编号卖到网上),更无限地扩大了它的工作范围,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征服的不是时间而是空间,确保了高速运算的兼容性,它们还改变了所有的经济生活:从生产、交易、消费到工艺、研发、通讯,囊括了所有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改变了所有的成本和价值。

信息化和技术化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引起新产业和生产、经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新模式的出现。它实现了“对空间和时间的真正征服”,使“经济变得轻盈、灵活、飞速发展”。云计算技术出现了。Ю.М.奥西波夫指出,经济及其背后所有价值的获得都归功于覆盖全球的电子信息网络的出现(是独特的集体的电脑)……经济突然从自由中间商集团变为强制性“情报网”,还从竞争一协调大中心区分出结构和可操纵的层次。网络突然成为网络“苍蝇”,或者网络“蜘蛛”,包括在更大甚至巨大的“蜘蛛网群”中。这个社会阶层的出现是网络的力量和智慧的力量所致。

新经济经过自身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技术革命世界上成立了数字重新调整中心,数字自动化中心,虚拟环境设计中心,创建了快速还原系统。数字经济最鲜明的例子是欧洲阿姆斯特丹桥梁的施工借助于3D技术和机器人的帮助。技术革命被定位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别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就是所谓的“数字化”。在2016年达沃斯论坛上,施瓦布教授已经论证了区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依据:一是世界经济发生变化的速度;二是其影响的范围;三是后果的系统性。数字革命创造了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这一术语是其创造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1995年提出的。其实质在于技术融合,以及消除物理、数字、生物系统之间的界限。这个概念与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相关,是基于纳米电子学的第六代技术规范,后来还出现基于量子技术的第七代技术规范。И.М.图什卡诺夫认为,数字技术不是终点,量子技术将出现来解决主要的“源泉”问题。数学仪器已经为采用叠加原理和产生真正随机性的量子计算机的制造做好实际准备。

数字经济已成为电子信息革命和数字化的产物。经济的数字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存在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根据И.М.图什卡诺夫的建设性意见,数字化只是一个工具,它有助于解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任务(科学发展、教育、重新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政府调控和经济规划等等),并实现一系列过渡性目标。数字化的宗旨是成为国家工业、农业等行业发展、预算支出透明、经济商反馈等的平台。对于个人而言,数字化应用的便捷性在于,在经济活动中规避中介机构直接获取资源,项目实现集约化(采购、施工)。

在经济生活中,电子信息革命对经济转型的显著影响已有四十余年,导致在生产关系和制度层面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变革。在数字经济中,当增加一些算法时,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变得复杂化。生产或经济关系变革的特点反映出,在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使用)过程中,信息相较于其他商业和经济活动显得更重要,并会对其产生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电子信息革命导致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化,全球机构间的因特网(网络互联)正式联网,严格规定了电信网络的布局和信息的传播。一般来说,第一代和第二代信息化和计算机化的进程是卫星通信。技术经济使从世界上任何没有有线通讯设施的地方传输信息成为可能,形成了云计算基础架构。事实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开放和发展使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目前,已经有近40%的世界人口在使用互联网,而中国这一数据为60%。每天互联网上都会出现新用户。甚至在占全世界20%的贫困家庭中每十个人中就有七个人有手机。

伴随着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出现,当代经济日益虚拟化。事实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理财学以及技术经济不是极限,电子信息革命及其产物――电子和数字经济改变了全球市场经济领域组织和机构之间的经济关系(最终试图在机器与机器的关系中改变人与机器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全球的经济部门,如金融、贸易以及工程、农业、建筑、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都被卷入电子数字经济之中。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2010年互联网经济达到2.3万亿美元。牛津经济报告显示,2013年数字经济的规模走低,为204亿美元。

在现代技术的第六代技术规范形式上,信息作为生产的主要因素,借助于以下方法和因素给出了经济量化增长的极大可能性:

第一,网上商务平台、电子商务发展、网上商品交易、金融(股票和外汇)市场的无限无界性;

第二,为了获得市场竞争的成功,企业规模缩小,横向管理系统得到开发并出现了虚拟企业(公司)和机构,也被称为“智能企业”;

第三,重复使用同一物质、劳动等资源,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生态系统的专业区域集群和企业云基础框架下提供各种服务;

第四,互联网覆盖范围限制经营活动的规模;

第五,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客户端转变为某种“神”,即数字化拜物教信徒;

第六,数字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全面提高,包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

第七,最重要的是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数字谷”(在垂直整合系统内大学的基础上)。

但应同时考虑到数字经济的范围。这首先是在亚里士多德理财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它的基础和应用方面被开发,也就是В.Ю.卡塔索诺夫所说的“货币文明”。Т.Н.尤吉娜认为依据亚里士多德经济学原理其并非是对社会有用的和谐(处于灵魂与自然的和谐之中)的道德经济。

第一,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忽视了伦理和精神道德原则。从这个角度无法评估机器人制造项目。

第二,众所周知,由于无法控制流通和涉嫌洗钱的极大可能性,俄罗斯禁止虚拟货币(比特币)。

第三,产生和加宽数字鸿沟问题。信息垄断权是获取知识租金和高额利润的要素。

第四,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失去个性,增加了经济犯罪的可能性。

因此,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科学研究,只能运用跨学科研究法,特别是经济哲学、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应用数学的相互交叉。经济数字化――是区域和全球数字空间形成的客观过程。

二、欧亚经济联盟和俄数字空间的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经济数字化的新问题

2016年3月17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将提案筹备工作制度化,在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委员(部长)К.米纳相领导下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数字空间。

2016年3月25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成员工作会议在莫斯科举行。К.米纳相和俄罗斯通信与大众传媒部部长Н.尼基福罗夫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EAOC)数字空间的建立问题。

上述两位部长评价了一体化进程中的数字现代化进程,数字化市场、数字化平台和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制度法规。此外,他们还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信息系统的持续运行问题、建立可靠的跨国空间问题,以及一些经济部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标准化问题。

K.米纳相强调:“我们必须在选定的公共自动化进程中加快发起协同动作,在试点项目框架内解决技术和监管问题。这将创造出新的一体化效应,欧亚经济联盟的数字空间将迎来新的发展前景。”

俄方强调本国的企业界和科研中心参与对欧亚经济联盟数字空间建立提案的进一步审查研究的必要性。

在俄联邦经济中,新技术旨在推进生产多样化、重新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新经济获得成功。所以,А.霍瓦特给俄联邦的新经济如下评价:“俄罗斯第一大搜索引擎(Яндекс)、卡斯佩尔斯基在线出租车服务(Т.Н.尤吉娜补充:如优步打车软件等)只是国内信息技术发展的几个例子。此外,俄罗斯是手机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重要的是政府层面的工作:‘创新技术被运用到公共服务中,公开的数据系统得到发展,创建了电子政务系统。”’A.霍瓦特指出:“利用信息技术,产权登记期限缩短为10天”,这个成功的例子使俄罗斯在“做生意”(Do-ing Business)指标排名中被评定为第八位。

三、在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背景下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统一的数字空间建立与发展的制度进程

2015年5月18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上,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框架下讨论了“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新现实、新机遇、意向性合作和财务机制”,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部长K.米纳相定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方式,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数字化和对接问题。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远东发展部、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政府、俄罗斯工商会和巴基斯坦工商会以及俄罗斯商会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

K.米纳相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不仅地理上相连,更是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周边国家建立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组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时都是两个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而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则在寻求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联系。K.米纳相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前景广阔。更何况成为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将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伙伴讨论商业经营规程,联盟平台还会考虑到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框架内的责任义务。因此,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谈判的参与者。而且这与联盟的许多目标是相吻合的:修建更有效的基础设施、发展交通运输业、投资合作、贸易和服务便利化、简化海关程序、协调技术监管规程等。”

强化数字经济篇11

报告还强调指出数字化支付通过使妇女摆脱以现金支付为主的经济的限制而与金融主流挂钩,有助于增强妇女的金融独立。

此外,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建立汇款的数字化支付取代现金支付,对于新兴市场的贫困人群极具好处,并可推动金融发展,也可有助减少对汇款透明度和可追踪性的担心。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莱奥拉・克拉珀博士说:“数字化支付的好处远远超出发达经济体的许多人所认为的技术带来的便利。数字化金融服务可降低汇款、支付和收款的成本,提高其安全性,由此而增强金融包容性,对于妇女赋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G20金融包容全球联盟该研究项目提供资助的优于现金联盟和盖茨基金会强调指出,在数字化支付与G20各国政府的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这意味着应迅速和有目的地采取行动。这两家机构敦促政府在2014年11月G20布里斯班峰会上讨论如何采纳基础广泛的数字化金融系统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妇女经济参与和拓宽包括汇款在内的支付服务渠道的有效路径。

盖茨基金会联兼首席执行官的首席经济与政策顾问杰弗里・蓝柏说:“政府必须率先和推动数字化金融发展。有证据表明,私营企业会创新,民众会很快掌握和欣赏数字化支付方式。但我们需要政府设定愿景、建立数字化平台和提供监管保障,以使亿万目前还被排斥在外的民众能够充分参与到现代经济中去。”

“政府有权成为数字化金融发展必要条件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有私营部门作为重要合作伙伴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在规管改革等领域带头鼓励发展,推动电子化工资支付和数字化社会福利发放。”

报告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实现数字化支付效益的行动方案,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 推进政府支付和收入、包括社会转移支付的数字化,籍此创造一个私营部门可利用的基础,包括个人间支付,如国际国内汇款。

2. 积极参与推动监管议程,政府需要鼓励监管部门通过鼓励竞争、确保消费者教育和扶植商业模式创新,为数字化金融服务创造有利条件。

3. 联合公共和私营部门构建一个基本的技术性支付平台设施,使提供方赖以竞相开发产品。公共和私营部门可围绕一个支付平台汇合,并推动额外金融服务的创新与竞争。

4. 创造有利环境扶植私营部门创新。政府需要提供清晰的愿景和实在的激励,确保私营部门成为一个卓有成效、具有竞争力、透明高效的合作伙伴。

强化数字经济篇12

统计界有名言:“统计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流动的统计。”每项统计报告,记载了刚刚过去的社会经济的数据历史;及时讲述这段历史,告诉人们这些刚产生的数字,此刻代表着什么、说明着什么、揭示出什么,预示出什么?那么统计无论是“流动的历史”也好,“历史的流动”也罢,就成为了当下的新闻。

一、统计新闻的特点

统计新闻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新闻直接反映具体的、实在的、可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它往往是用经过抽象量化的统计数字来反映某个经济活动或经济砚象的数量状态,让人们从这个数量形态上去认识这个经济活动或经济现象的意义。如果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那么可以说,统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间接性报道。

在统计新闻中,除了描述新闻事实的数字材料外,大量的引证和分析数字的材料往往是“背景材料”。从这个意义上看,有时统计新闻实际上是背景性新闻。

一般的经济新闻要求及时、新鲜,有严格的时间性限制,报道上要与事实发生的时间距离越近越好,但统计新闻所报道的不是“现在事实”而是“过去事实”,有时还会有对“未来事实”的预测报道,因而表现为一定的滞后性和超前性。它的主要价值不在时新性上,而重在针对性上,只要它针对有关决策提出了适时的分析和建议,起到了参谋作用,那么它就是有较强的新闻价值。

统计新闻虽然也是以经济为题材的,但不能把它与一般的经济新闻划等号。由于它是以统计数字为主要特征的,而统计数字是统计信息的表现形式,因而它是既具有一般新闻的特点,又具有统计信息特征的新闻。同时,由于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反映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因此,它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既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社会的,还可以是科技、文教、卫生、体育类新闻。

二、在统计信息中寻找新闻点

目前出现在各类媒体上的统计信息,大致有这么三类:一是统计公报,分年度、季度、月度,以及各行各业的统计数据;第二类是与部门工作相关的统计信息,多出现在专业报刊上;第三类是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统计信息,比如GDP的增长速度、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变动幅度等。在实践中,笔者体会到,充分挖掘第三类统计信息,从内容到形式对其进行完全新闻化的处理,辅以写作技巧上的创新,新闻的亮点就会从统计信息中凸显出来。

如何让普通群众对统计新闻产生兴趣?关键还是要围绕社会热点,围绕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去挖掘数字背后有用、有益的信息。比如,当今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也最令他们关注的问题可以说集中体现在青少年的“校”和“学”,中青年的“岗”和“房”,中老年的“财”和“保”,老年人的“医”和“养”上,从统计信息中寻找和这些热点问题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自然会吸引眼球。

统计信息数据多,专业性强,必须对其进行新闻化处理。笔者在实践中摸索出四种写作技巧:第一是数字转换法。把大数字转换成小数字。正如英国的一本关于新闻写作的书中曾提到,当读者从报刊上读到他的国家财政赤字是1亿美元,或国民生产总值是50亿美元时,他并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但当他读到国家债务摊到每个男人、妇女和小孩头上是2美元时,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第二是数字拟人化。把数字的变化落实到人的身上。比如去年一直居高不下的物价,笔者在采写相关稿件时,先通过一位普通市民每天的算账记账说菜价的变化,再通过一个农贸市场的市场部经理来分析具体市场的情况,由此带出全市的价格变化,最后分析其上涨的背景原因。以点带面,贴近民生,使文章通俗易懂。

第三是数字对比法。通过对数字的横向、纵向比较,从比较中发现问题,寻找原因。

第四是数字延伸法。从眼前的数据寻找背后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原因,以此深化数据的含义。如2012年我市公布老龄人口数据,笔者在采写相关稿件时,没有把它处理成常规的排行榜解读,而是重点把社会发展指标、人口素质指标等拎出来,综合以前的采访素材,进行点评分析,从强调铜陵步入老龄化社会方面采写报道。

三、拓宽统计新闻的深度广度

随着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主体这一观点被社会所接受,统计资料日益被新闻媒介所重视,形成了以统计资料为主要报道素材的统计新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统计新闻都有别于一般的杜会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有着自己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统计新闻有广泛性特点。统计工作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工业、农业、财贸、物资、劳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统计资料全面地反映出社会的经济情况,并在这一基础上,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进行分析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统计信息,包括经济分析报告、对宏观经济的监控、预告情况、社会经济问题的预测等等。这些统计成果都是社会急需的,而且成为统计新闻广泛的素材来源,使统计新闻的内容较之其它新闻类别更具有广泛性。

在形式上,统计新闻以数据运用为主体,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统计新闻是以数字运用的方式对社会经济生活加以反映、判断、分析,统计工作的基本成果——数据资料,是统计新闻赖以存在的基础。建立在大量的准确性高、可靠性强的统计数据基础上,使人感到统计新闻主观色彩较少,无需花费更多的笔墨渲染气氛,阐述观点、展开议论,通过数字,使人一目了然。数字在统计新闻中起着多方面的作用。

首先,通过数字的比较,直接说明主题,经济活动的成果,往往通过数字的比较,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例如,《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大幅增长》(《中国信息报》1994年3月4日),这条消息中,“35个大中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227.6元,比上年增长31%,人均生活费收入2998.3元,比上年增长31.5%”通过数字的相对数的揭示,使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增长这一主题清晰明了,不需加多余的说明。其次,系列的数字运用,可以通过相互的连带关系,揭示规律及趋势。《上海市的经济地位明显提高》(《中国信息报》1994年4月25日)这条消息中,就是用数字指标来揭示上海经济持续发展提高这一趋势的。

统计新闻具有简洁明了的特征,它侧重于事物“面”的报道,对事物的表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一般的社会新闻则不同,它更侧重于事物“点”的报道,具有较强的形象性特征。统计新闻往往是对一段时期发生的事,或一个极典型而又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进行报道,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统计工作的事后性与阶段性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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