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依法行政篇1

关键词：依法行政 法治行政 政府职能

key word: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government by law administration government function

一．依法行政的内涵

依法行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推行公共行政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法律实施的活动。依法行政中的“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所从事的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因此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符合法律规定，完全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依法行政的标准。依法行政的根本含义是要用法来管理社会，而不是用法统治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处于同一管理规范之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行政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指“执行事务”、“政务的组织和管理等”。依法行政即政府守法，它具有如下特征：1．在法律面前，政府没有任何特权，政府必须立于法律之下，它们只是法律所体现和表达的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它们所拥有的行政职能是国家意志的延伸。行使权力，是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需要，除去该种权力之外，它与公民和其他当事人一样，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政府行为的内容不得与国家法律相抵触。政府在其活动中有自由裁量的权力，然而，自由裁量并非漫无节制政府行为的内容必须遵守法律的原则，而不得以游离或独立于法律内容之外的所谓自我意识而为所欲为。3．政府不仅是行政权力的行使者，而且是义务的承担者。相对权力而言，强调政府的义务性规范更具有实际意义。

二．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1．合法行政是行政合法性原则在行政领域的内在要求。

合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2．合理行政具有理性，属于实质行政法治的范畴，尤其适用于行政活动

最低限度的理性，是指行政决定应当具有一个有正常理智的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合理与适当，并且能够符合科学公理和社会公德。行政理性表现为以下三个原则：（1）公平公正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2）考虑相关因素原则。作出行政决定和进行行政裁量，只能考虑符合立法授权目的的各种因素，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3）比例原则。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3．程序正当要求构成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和时间、顺序要符合法律程序

（1）坚持公开原则。公开是对行政行为的一项基本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应当公开进行。（2）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公平公正的本意是公道正直，没有偏私。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合理考虑相关因素；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不因相对人的身份、民族、信仰、性别而有所歧视。（3）听证原则。在行政程序上要保证相对一方当事人对行政行为发表意见，并且使这种意见得到应有的重视。“公开原则”中的听证，主要体现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知”的权利。（4）顺序原则。要求行政程序的各项制度表现为一定的顺序性，如果违反了规定的顺序，即为违法或不当行政。顺序原则是行政程序的时间性的表现和要求之一，其实质是保证行政程序的合理运用，防止因时间的差异而对相对人造成侵害或损害。

4．高效便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效益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不高，任其发展下去，必将直接有损于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形象，有损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势必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行政机关必须要坚持高效便民原则，要真正做到高效便民，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不断增强服务意识，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应当遵守法定时限，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论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国家，都把效率问题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因为没有效率的公正是虚假的公正，暂时的公正，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正价值。

5．诚实守信是政府机关的道德准则

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这就是行政法上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政府是否守信，不单是政府官员的个人素质和品行问题，而是政府机关行使权力的观念和责任问题。只有当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行使规则有一个正确深刻地了解，认识到政府的每项权力都来自人民的赋予，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以合理的方式行使权力，错误行使权利必须承担责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树立起守信的观念。

6．权责统一实际上是赋予行政机关的义务和责任

行政机关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依法履行其职责，擅自放弃、不履行其法定职责或违法、不当行使其职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权责统一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管理职责，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三．法治行政的基本理念

1．公共行政理念

公共行政是行政的首要理念，它衍生出公开、公平、公正和公信原则。行政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政策、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为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着想，为人权保障和发展开发资源和环境。公共行政应当成为公开行政。行政为公众之事，自当公之于众。行政暗箱操作易于滋生行政私化，公开行政便于维持行政的公共性能和促进行政民主化进程，行政公开利于公众参与行政过程，增强行政动力从而发展着行政效率，并能深化对行政的监督从而保障着行政方向；公共行政应当成为公平行政。

2．平衡行政理念

平衡行政是行政的根本理念。在民主体制中，无论行政权力与其它国家权力构建了怎样的关系，制约和平衡已成为权力关系的基本精神。但广泛存在的权力领域背离权力制衡精神的行政权力的扩张侵蚀着立法和司法的地盘可能突破宪法框架容易形成行政专横。行政专横同样会阻碍行政领域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平衡、稳定和发展。因此，行政过程不应是单纯权力意志的体现而可以描绘为行政方与相对方两个方面对行政关系的共建。任何本位思想和观念都会有损权力与权利既独立又统一的和平共处，民主立宪和宪法指引下的制度发展，比如立法制度、程序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国家赔偿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是权力与权利和平共处与平衡发展的根本保证。

3．法治行政理念

行政是国家行政权力依法律要求的行动。法治的主要涵义是法律对政府拥有绝对权威，政府的权力行动符合法律要求，是法治行政的一般标准。法治行政说明了法律与行政的关系，其意义可以浓缩为法律对行政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支配力，其属下包含了权自法出、法律保留、行为有据、法律优位、程序规制、司法审查等观念判断和制度选择。它说明行政权力应当来自于法律的规定，特别是对公民权利产生直接影响的权力必须由法律明示，行政亦无法外特权；行政作用于社会事务但凡关涉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事项行政应保留给立法由法律规定，行政不得取代法律；行政权力行为应当接受立法给予的规范指引，对公民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权力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4．程序行政理念

程序行政是行政的关键理念。程序法治原则展现着程序法治理念。程序法治所应遵循的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恰是现代法治精神和人权理念的深刻体现。民主原则是程序设计和程序法制化的基本原则。不讲民主原则的程序往往远离控权精神和人权理念，以往阻碍公民权利实现的程序壁垒在现行行政法中尚有残存，它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控权和人权等概念相联系。公正原则是程序法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公正是程序的生命，不讲公正的程序难负推进法治进程和促进人权保障的使命。效率原则也是程序法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效率是现代行政的重要特征和生命基础，通过程序实现效率是行政法制的合理选择。树立程序行政理念既有利于摒弃因程序随意而产生的不公正，又有利于实现效率。程序制度之于程序原则和程序法治的意义表明，只有重视程序立法，通过程序立法建立和完善程序制度支持系统，才能促进程序民主、公正和效率原则的实现，才能使程序法治和整个法治融会平衡精神，通过控权表示对行政法领域人权的关怀。

四．依法行政对转变政府职能的意义

政府职能是通过政府行政官员及其公务员以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发展目标和履行具体职责的事实，作用于民众思想感情而产生的一种综合认识。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作为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和对政府职能的认识，从而使政府具有崇高的威信，巨大的凝聚力和强大的号召力。这就要求政府行政官员和公务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增强执法意识，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同时做好执法监督和执法检查，避免主观性和随意性，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依法行政既是依法治国的关健和核心，又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当前，依法行政的突出矛盾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确实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以及以权压法、以言代法、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落实严格依法办事，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来规范行政行为，尤其是政府行政官员和执法部门的公务员必须正心修身，以身作则，将依法行政行为置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做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转变政府职能要求建立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法制型政府、科技型政府和开放型政府，这一多层次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法治行政。

法治依法行政篇2

一、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内涵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写进了宪法。这是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重大发展。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是新时期党的治国方式和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其中，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依法行政的根本含义，就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且依据法律。法律是行政机关活动的准绳，也是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的依据。首先，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在法治国家里，政府和公民都要遵守法律，但首先是要求政府守法，依法行政。国务院1999年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依法行政主要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第二，依法行政的内容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务事务，一要有法律授权，二要依据法律的具体规定。同时，必须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而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的标准是法律，监督的机制、手段也是由法律规定。第三，依法行政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公民的权益。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第四，依法行政的机关，包括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也包括经法律、法规授权行使权力的组织。

二、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依法治理国家的思想、原则和制度的总称，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全方位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一系统工程，主要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监督、普法、依法治理以及基层民主建设等几个组成部分，只有全面规划、整体推进、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相互促进，才能发挥出最佳的整体效应。依法治国是通过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实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依法治理来实现的。依法行政是以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为主导，公民广泛有序地参与，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国家宪法和国家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法制实践活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项事务，在法制的调整、规范、引导下健康有序地发展，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依法行政是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对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为实现依法行政开辟了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依法行政不是孤立的，它需要权力机关加强立法和必要的授权，需要司法机关的保障，需要全国人民有良好的法律素养以及来自各方面的监督，等等。没有依法治国的大环境，就谈不上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论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时，明确指出，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依法治国，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和核心。目前，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合理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首先，代表人民意志所制定的法律，80%以上是依靠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机关在依法治国中担负着最大量、最繁重的任务。其次，行政权力具有运用资源的最大力量，具有积极主动干预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私人活动的特性。在国家的所有权力中，行政权总是最庞大、最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影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自由的力量。没有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就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柱。其次，依法治国要求全体公民和国家机关都奉行“法律至上”的信念，以法律为行动的准则。但从某种意义上，政府守法比老百姓守法还重要。因为，老百姓违法只是搞混了一摊水，而政府如果违法，则把水的源头也弄脏了。

依法行政也是依法治国的难点所在。首先，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行政权都具有自我扩张的特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充分地使用权力，直到遇到它的边界方才罢休”；“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既道出了依法行政的重要，也暗示了依法行政的艰难。其次，行政机关先例行政权力的特点之一是首长负责制，是权力的相对集中和命令与服务。行政事务的繁杂性和紧迫性，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强调行政效率，为此，赋予政府人员行政优先权和行政用益权，承认他们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具有公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并给了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些特点使行政人员习惯了按个人意志办事，忽视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再次，在法治过程中，公民守法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一对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就无法要求被管理者守法。公民的守法并不难，难的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

我国当前推行依法行政的艰难还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一些特殊困难。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生活在一个行政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社会。过多的行政权窒息了企业的活力，侵犯了个人的自由，以致我们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从“简政放权”开始，以行政权部分地退出社会为标志的。然而，我们处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的社会转型时期，我们还面临着“致富奔小康”、“赶超世界”的发展的压力。这要求政府积极引导，乃至主动干预。而转型时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又迫使政府不得不面对“社会稳定”的严峻考验。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当代社会行政权仍然强大，也决定了行政权的行使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可能完全有序化、规则化。即使已经制定的法律规范，也可能因为自身无法应付过于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执法者的玩忽和怠懈而被虚置。正因为这样，滥用行政权而侵犯个人权利、损害社会利益的现象，也触目惊心，不易控制；也正因为这样，实现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权力行使，控制权力滥用，才显得那样的重要和迫切。

三、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根据依法行政的自身特点，我们可以把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归纳为“有限政府、守法政府和责任政府”，即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法律，行政行为应当遵守法律，行政违法同样应当承担责任。在这三项基本要求之下，还有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和具体制度，共同构筑起我国行政法的体系。

（一）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法律

依照民主和法治的理念，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而人民的意志又集中体现为法律。因此，政府的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无法律即无行政”，这一经典的法治理论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至少在涉及人民权利的领域，没有法律的相应授权，行政机关不能作出任何可能损害公民权利的行为。这就是“职权法定原则”。

政府的职权与公民的权利是不同的。对公民而言，公民的权利是无限的，除非法律禁止；对政府而言，恰恰相反，除非法律授权，否则就无任何权力。

现实中，一些行政人员乃至领导干部缺乏“职权法定”的意识，以为自己只要是“为公家的”，就什么都可以干。当前一些恣意妄为、触目惊心的事件往往与此相关。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行政人员第一个考虑的就应当是：“这件事法律有规定吗？”

在现代社会，立法权呈现分散化，法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在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依法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在该地方实施，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该民族自治地方施行。但是，由于社会事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单靠立法机关已经无法胜任立法任务。为此，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授权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授权国务院的各部委以及一定层级的地方政府制定行政规章。此外，各级人民政府都可以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行政措施。

（二）行政行为必须遵守法律

由于政府掌握着巨大而广泛的行政权力，它与公民在实力上是不平等的，但政府同样应当遵守法律，政府的一切行为应当服从法律。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换句话说，依法行政就是“法律高于政府”。

关于政府守法，有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行为合法的条件；二是如何对待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

行政合法的要件：①主体合格。通常情况下，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必须是依法成立的享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其中主要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或者列入国务院编制序列的行政机关。某些情况下，经过法律、法规授权，一些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也取得行政管理职权。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委托，一些非行政机关也可以以委托的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职权。除此之外，其他的组织和个人都不是实施行政行为的合格主体。例如，临时机构、行政机关的内部科室，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②具有职权。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必须享有相应的职权。不在该机关的法定职权范围以内的行政行为，就是“超越职权”，构成违法。超越职权既可能是平级部门之间的职权跨越，也可能是下级对上级的僭越。③内容合法。指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行为内容的要求；制定行政规范，必须符合高层级法律规范的规定和精神。④程序合法。行政行为不但要求内容合法，还要求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步骤顺序和时限，做到程序合法。

程序违法往往导致结果的错误。《行政诉讼法》第54条明确规定，“违反法定程序”是一种独立的违法情形，应当予以撤销。据此，一个行政行为只要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不问行为者动机是否善良，不论其是否可能影响结果的公正，也不管其结果是否“正确”，都属于违法，应当予以撤销。

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准则：①行政行为需出于正当的行政目的，不能考虑法律上无关的因素。这一条是从主观上反对假公济私，打击报复，或者掺杂私心杂念。②讲求诚实信用。在民事交往中，诚实信用是一条基本原则，并被我国民法奉为基本原则。在行政行为中，诚实信用也是起码要求。如果允许政府诓骗百姓，或者出尔反尔，即使一时得逞，最终必将损害政府声誉，导致政府行为丧失公信力。③遵循正当程序。由于我国行政程序制度还很不健全，法律对许多行政行为没有明确、具体的程序规定。在此情况下，出于对程序公正的期望，行政机关应当自觉奉行公认的或者起码的程序准则。④平等对待。同类情形同样处理。涉及双方争执或者多方竞争的，应当公平对待。⑤行为适度。所采取的行政措施、处理决定应当与想要达到的行政目的相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兼顾。

（三）行政违法必须承担责任

行政机关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责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内设机构以及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和个人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从法律后果上归属于该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应当对后者违法行使职权的后果承担责任。行政机关发现自己的行为违法，应当自动纠正。如果行政机关拒不纠正，后者对是否违法有争议，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行政机关承担责任的方式有：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必要时可以重新作出或者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于行政机关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违法（法律上称为“不作为违法” ），可以限期履行；某些情况下，撤销或者限期履行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则可以采用“确认违法”的形式宣告该行政行为违法；如果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行政机关则应当根据《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

对于经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确定行政机关应当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侵权责任，而行政机关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新观念

依法行政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有效提高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必须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新观念。

一是宪法至上的观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各种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居于最高地位，其他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凡与宪法抵触的则无效。行政公务人员应做遵守宪法、实施宪法、维护宪法的模范。

二是尊重人权的观念。我国现行宪法第4次修改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突出地强调了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和权力这一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理念，突出地宣示了我国宪法的人权关怀。这就要求行政公务人员增强人权观念，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自觉尊重和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避免发生行政机关随意侵害公民平等权、财产权、人身权的事件。

三是行政权限的观念。行政权力是一种能够支配大量社会资源的公权力，具有无限扩张、易于滥用的特性。这就要求行政公务人员必须具备权力界限的意识，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注意上下左右不越界。一些地方政府首长责令当地人民法院采取不予立案、强迫原告撤诉等措施来配合政府搞土地开发、强制拆迁，这些做法就摆错了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位置，严重侵害了公民权益，大大损害了政府形象，这是缺乏法治主义观念特别是权力界限意识的表现。

四是行政民主的观念。行政民主是一种世界性潮流，它呼唤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要求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过程提供更多机会。在我国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诸环节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行政民主的要求和规范。例如，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座谈会、论证会，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听证会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申辩理由，行政相对人评议行政机关与行政首长，采取具有协商性和可选择性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柔性灵活的方式实施行政管理，等等。行政公务人员对此应当充分了解并积极推行。

五是行政服务的观念。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完善行政管理、健全行政法制的重大课题。行政公务人员应当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由原来的管理行政、指令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发展行政、指导行政，积极向行政相对人提供信息、政策、专为技术等方面的指导帮助以及各种公共服务。

六是行政程序的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逐步克服法律虚无主义之后，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行政程序违法的典型案例很多，社会影响恶劣，教训非常深刻。因此，必须增强程序法治意识，依照法定的方式、步骤、顺序、期限等方面的行政程序规定来实施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必须依靠证据链条来支撑法律事实和权利主张。同时，行政信息以公开原则，增强行政公开观念，尊重并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

七是政府诚信的观念。政府应是最讲诚信的正式组织机构，政府机关的行为应有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不能朝令夕改，即便出于重大公共利益的考虑需要征用财产、调整政策、改变行为，例如，收回政府机关颁发的许可证照，也应按照依赖利益保护原则，给予权益受到影响的行政相对人公平补偿。因为行政相对人出于对政府机关的信任，按照政府机关的意愿去行动，难免付出一定代价，而且会形成一种依赖利益，这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

八是监督责任的观念。有效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关键；责任机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具有扩张和滥用的顽强倾向，必须加以有效监督和约束。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必须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外部监督，以及上级监督、监察以及审计监督等内部监督，通过监督来判明责任，包括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不言而喻，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还必须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依法纠正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努力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九是权利救济的观念。行政管理工作难免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有损害必有救济，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后的现有救济渠道，包括行政申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在此基础上拓展和完善救济渠道、树立权利救济和善待行政原告的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机构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和实施不到位的问题，行政公务人员对此应有正确认识和积极态度。

参考文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者：方世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行政法的新理念》。作者：张明杰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法治依法行政篇3

《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理解和定位。

从宏观角度看，法治政府应具有有限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和高效政府的基本理念和目标。

1、有限政府。一是政府权力有限。其权力来自人民通过法律的授予，法律授权的同时也规定了权力界限，政府只有在法律的权限内才能获得行为的合法性。二是政府责任有限。政府只能根据明确的法律规定承当相应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对政府不该承担责任的排除。法律责任是依据法律产生的可预测的透明责任，法律是确定责任的唯一和最高依据，这就要求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防止依据其他规范确定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的非法治现象。三是政府职责与职权统一。行政违法或者行政不当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做到执法有依据、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侵权须赔偿。

2、透明政府。法治政府应该是透明政府，政府行为依据具有明确性和可预测性的法律作出，并暴露在“阳光”下。政府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并注意听取相对人意见，公布信息应全面、准确、真实和及时；政府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把公开作为监督政府行为、杜绝腐败和保障公民权益的利器。

3、诚信政府。政府执政为民，须以诚信取信于民。应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和正当程序，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行政目的可采用多种方式实现，尽量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即使在必须采取的情况下，其措施和手段也应以必要和适当为限度；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相对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回避。

4、高效政府。“效率是行政的生命”，法律的公平须建立在基本的行政效率基础之上。行政应积极履行法定职责，遵守法定时限，，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相对人，把执政为民体现在行政活动各个环节。

从微观角度看，《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具体目标：

（1）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

（2）各种形式法律规范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等制度建设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充分反映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

（4）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

（5）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基本形成，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

（6）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基本完善，政府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明显加强，行政监督效能显著提高。

（7）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素质明显提高，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能够依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依法行政的含义与要求

依法行政即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法律是行政主体据以活动和人们评判行政活动的标准。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具体包括：

1、职权法定。行政职权须由法律规定，行政主体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非经法律授权，不能具有并行使某项职权。《纲要》明确要求行政管理应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增加相对人义务的决定。

2、法律优位。行政权及其行政规范不得超越法律，不得与法律抵触。“不抵触”既包括不与法律的具体规定相抵，也包括在法律没有具体明确规定情况下不与宪法、法律的精神抵触。

3、法律保留。凡属宪法和法律规定须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或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情况下，行政主体才能在其制定的行政规范中作出规定。我国《立法法》第8条就明确规定了法律保留事项，如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等。

4、依法行为。行政行为须依据法律作出。行政行为既包括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也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尤其是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或不利行政行为须有明确法律依据。

5、正当程序。“正义不但要得以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行政行为实体的正当须借助于正当程序实现。一是政府行政实行公开原则，注意听取相对人意见；二是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三是行政人员履行职责，与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回避。

6、权责统一。权力与责任的设定应当平衡，行政违法或者不当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

《纲要》对依法行政提出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

构建法治政府的具体途径

围绕法治政府的目标和依法行政的要求，《纲要》提出实现目标的途径：

1、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明确政府职权和职能范围，从“万能政府”束缚下解放出来，依法界定和规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其次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宏观规划、调控、服务和引导等方面，“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再次是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减少行政干预特别是行政许可项目，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和市场规律自身作用。

2、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科学、合理界定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涉及全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向社会公布，或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馈，并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

3、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法律规范的创制等制度建设注重提高质量和法律程序，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内容的具体、准确、规范、严谨、简洁和可操作性，并能切实解决问题， 积极探索政府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建立和完善行政法规、规章修改、废止的工作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制度。

4、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保障相对和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清理、确认并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主体；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等。

5、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路子，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对矛盾纠纷要依法妥善解决；对依法应由行政机关调处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应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予以处理；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完善信访制度，及时办理信访事项，切实保障信访人、举报人的权利和人身安全。

法治依法行政篇4

《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理解和定位。

从宏观角度看，法治政府应具有有限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和高效政府的基本理念和目标。

1、有限政府。一是政府权力有限。其权力来自人民通过法律的授予，法律授权的同时也规定了权力界限，政府只有在法律的权限内才能获得行为的合法性。二是政府责任有限。政府只能根据明确的法律规定承当相应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对政府不该承担责任的排除。法律责任是依据法律产生的可预测的透明责任，法律是确定责任的唯一和最高依据，这就要求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防止依据其他规范确定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的非法治现象。三是政府职责与职权统一。行政违法或者行政不当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做到执法有依据、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侵权须赔偿。

2、透明政府。法治政府应该是透明政府，政府行为依据具有明确性和可预测性的法律作出，并暴露在“阳光”下。政府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并注意听取相对人意见，公布信息应全面、准确、真实和及时；政府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把公开作为监督政府行为、杜绝腐败和保障公民权益的利器。

3、诚信政府。政府执政为民，须以诚信取信于民。应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和正当程序，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行政目的可采用多种方式实现，尽量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即使在必须采取的情况下，其措施和手段也应以必要和适当为限度；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相对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回避。

4、高效政府。“效率是行政的生命”，法律的公平须建立在基本的行政效率基础之上。行政应积极履行法定职责，遵守法定时限，，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相对人，把执政为民体现在行政活动各个环节。

从微观角度看，《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具体目标：

（1）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

（2）各种形式法律规范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等制度建设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充分反映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

（4）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

（5）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基本形成，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

（6）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基本完善，政府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明显加强，行政监督效能显著提高。

（7）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素质明显提高，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能够依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依法行政的含义与要求

依法行政即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法律是行政主体据以活动和人们评判行政活动的标准。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具体包括：

1、职权法定。行政职权须由法律规定，行政主体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非经法律授权，不能具有并行使某项职权。《纲要》明确要求行政管理应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增加相对人义务的决定。

2、法律优位。行政权及其行政规范不得超越法律，不得与法律抵触。“不抵触”既包括不与法律的具体规定相抵，也包括在法律没有具体明确规定情况下不与宪法、法律的精神抵触。

3、法律保留。凡属宪法和法律规定须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或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情况下，行政主体才能在其制定的行政规范中作出规定。我国《立法法》第8条就明确规定了法律保留事项，如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等。

4、依法行为。行政行为须依据法律作出。行政行为既包括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也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尤其是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或不利行政行为须有明确法律依据。

5、正当程序。“正义不但要得以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行政行为实体的正当须借助于正当程序实现。一是政府行政实行公开原则，注意听取相对人意见；二是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三是行政人员履行职责，与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回避。

6、权责统一。权力与责任的设定应当平衡，行政违法或者不当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

《纲要》对依法行政提出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

构建法治政府的具体途径

围绕法治政府的目标和依法行政的要求，《纲要》提出实现目标的途径：

1、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明确政府职权和职能范围，从“万能政府”束缚下解放出来，依法界定和规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其次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宏观规划、调控、服务和引导等方面，“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再次是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减少行政干预特别是行政许可项目，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和市场规律自身作用。

2、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科学、合理界定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涉及全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向社会公布，或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馈，并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

3、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法律规范的创制等制度建设注重提高质量和法律程序，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内容的具体、准确、规范、严谨、简洁和可操作性，并能切实解决问题， 积极探索政府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建立和完善行政法规、规章修改、废止的工作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制度。

4、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保障相对和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清理、确认并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主体；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等。

5、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路子，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对矛盾纠纷要依法妥善解决；对依法应由行政机关调处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应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予以处理；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举报反映的问题，完善制度，及时办理事项，切实保障人、举报人的权利和人身安全。

法治依法行政篇5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 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 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 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 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 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 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 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 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法治依法行政篇6

依宪行政是宪法执行和实施的必然要求。依宪行政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依照宪法行使职权，这必将有利于建立有效贯彻执行宪法和保障宪法实施的宪法运行体系。下面，笔者就仅从宪法学的角度对依宪行政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

一、宪法的效力表现上阐述依宪行政的必然性

宪法的效力，从法理学的角度上讲，是法的效力在实际运用中的最重要形式。法的效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的效力是指“法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它包括国家制定和颁布规范性法律的效力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狭义的法的效力则“仅指国家制定与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由此，宪法的效力我们可以定义为宪法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其涉及的是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全部领域，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因而又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所以宪法的效力又是一种最高的法律效力。在此，笔者将借助宪法效力的具体表现对依宪行政的必然性进行系统的阐述：

1.任何其他法律都必须符合宪法的三个“基本”，其他法律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宪法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种法的渊源，它是我国的“母法”，其他法律法规只是“子法”。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都只是宪法这一根本法的具体化。各种行政法律法规也只是宪法在行政方面规定的具体化、实施化，也都必须符合宪法的三个“基本”，构成违反宪法的行政法律法规都必须废止或修改。宪法的具体实施是依靠行政机关去执行的，所以要使宪法的这种效力表现具体贯穿与其他法律之中，使其他法律符合宪法，就必然要求依宪行政。依宪行政必然有利于宪法的“母法”地位具体贯彻于其他法律部门之中，从而确保其他法律不违背宪法。“违背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

2.其他法律的立法必须依据于宪法。没有宪法作立法依据，其他法律的立法就无从谈起。立法即法的创制，它是指有法的创制权的国家机关或经过授权的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补充修改和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认可法律的一项专门活动。我国的行政机关依照其法定职权和程序，可以进行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活动，即行政立法活动。行政立法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以确保他们的合宪性，以致于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具体实行。依宪行政是以宪法为理论依据，他的推行必然有利于行政机关明确宪法在行政方面的具体规定和体现的精神，可以使行政立法者了解到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理论基础，从而形成对宪法全面而又客观的认识。

3.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正如韩大元教授所讲：“宪法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而在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具有优先性与普遍的约束力，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准则。”我国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分别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行政问题中，一切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都必须以宪法为最高行为准则，他们的活动都必须围绕“宪法”展开并从宪法的规定中寻找妥当性的基础，“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此，笔者从中的出一个结论：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人的行为的合宪性要求使依宪行政成为了必然。

二、结合行政实际，对关于如何推进依宪行政的宪法学理论分析

（一）执法首先要执行宪法的规定，在执法中体现宪法的精神，这是推进依宪行政的首要条件和前提。

法的生命在于运作，法的价值在其运作中才能够得以实现。法的运作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法的创制和实施。而执法便是法的实施的重要内容和核心部分。国家制定的各项法律文件都需要拿到社会生活中去贯彻、执行，否则这些法律文件将成为一纸空文，失去他们原有的地位与效力。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当然也不例外。

现在，在我国，由于受市场机制、利益多元化、竞争原则、改革开放等的冲击，地区化、区域化以及多形式化的行政观念占据了执法系统的主导地位，各项法律文件的统一贯彻实施的观念被冲淡，即执法的统一性被忽视，从而导致了行政权的分散化以及行政权与法治原则的严重脱节，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行政权的滥用及盲目使用。而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民族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是其他法律的制定的基础与灵魂，具有各种法律制度的纲领性。执法过程中，首先执行宪法的规定，贯彻实施宪法的条文，可以使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在行使其职权时达到统一，形成对行政权的统一认识，从而有效的制止政出多门、行政决策没有前后的连贯性、行政执法中出现此一标准彼一标准的“标准漫天飞”状态以及行政管理的对象的难以适从等行政权的分散化和行政弊端。也可以这样说，宪法以其高度的法律统一性使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在思想和行为上达到一种恒变状态，从而达到执法的统一性。从另一个方面讲，宪法是“一种根本规范，提供实定法合理性的依据，在法律秩序中居于最高地位，表明实定法创始的出发点”。 因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各项行政法律制度所依据必须是宪法条文，它们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都必须体现宪法的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在执法中首先执行宪法的规定，体现了行政法治自身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极有利于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和监督程序法等行政法整体框架的建立，使各项具体行政法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充实和推进依宪行政，并完善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理论。

（二）加强行政公务员的宪法教育，提高宪法意识和示范作用，这是加快推进依宪行政步伐和保证依宪行政能够得以真正运行的内在动力，也是依宪行政的内在要求。

行政公务员是具体实施行政活动的“实际行政主体”。 它是指“依法享有职权或受行政主体的委托，能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进行管理，其行为后果归属于行政主体的人。” 行政公务员是行政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管理的具体操作者。行政公务员的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行政管理能否正常运转。在我国，要加强公务员的法律意识，首要就必须加强对行政公务员的宪法教育，对于这，笔者将从以下两方面来阐述：

首先，在我国，由于受几千年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在行政问题上，现在有许多干部存在相当严重的模糊认识，在行政权的使用上往往出现中国古代的“衙门”作风，甚至没有弄清权力与职责、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内涵，法制意识相当淡薄，以致出现了独断专行，行政命令呈现地区化、区域化、各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盛行，难以达到一致；政令五花八门和行政权的混乱不堪等行政上的弊病，导致了行政权的严重失衡。要解决这种弊病和行政权的失衡，就必须加强对行政公务员的宪法教育。这是因为，从宪法的角度讲，宪法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而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就是要权力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对于宪法的制衡，有的学者认为“各种各样的宪法形式都能够轻易地适应正在变化着的对权力的社会制衡”，“宪法之所以残存下来，只是因为他不断的受到调整，以符合正在变化着的对对权力的社会制衡”。 而要达到这种制衡，掌握着实际权力的行政公务员没有高度的宪法意识和对宪法制衡原理的清楚认识是不行的。

再者，就行政公务员本身来说，既是行政活动的具体执行者，同时又是国家的公民，又有其个人的特殊利益。由于手中的行政权力使其个人目标的实现更加容易，这种权力的极易腐蚀性就会促使私欲的膨胀。如果没有高度的法律意识，那么手中的权力就会变质，从而导致行政权腐败的出现。鉴于行政公务员这种双重身份的性质，就必须加强行政公务员的法制教育，特别是宪法教育，提高宪法意识。因为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有着以根本性为重心的概括性的法律价值，一切法律制度都蕴于在他的精神之中，并且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职责与权力等方面的内容。这样加强行政公务员的宪法教育，势必有利于行政公务员明确自己的身份与职责、明确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依照宪法的精神行使职权，这便有效的防止私欲的泛滥，造就行政公务员的清廉形象，起到了宪法示范的作用，因而在无形之中也就推进了依宪行政的步伐和保证了依宪行政的真正运行。

三、结束语

依法治国首先应当是依宪治国，而依宪治国又要特别重视依宪行政，使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员严格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职权，这是极为正确与重要的。从宪法学的角度讲，依宪行政使行政权在宪法的制衡下受到规范与控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与宪法保障和维护公民的权利的功能是极为相称的。再者，依宪行政强调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在实际生活中对宪法的条文及精神进行推广，势必有利于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这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载于《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

2. 方世荣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法治依法行政篇7

1998年，随着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展开，在我国首次成立了国务院直属的独立药事管理机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DA），与之相伴的是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改革，《药品管理法》的修改，大批规章乃至规范性文件的陆续颁布。新机构的成立，给我国药事行政法体系建设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当前，在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修正案的大背景下，“依法治药”业已成为广大医药工作者的心声和共识，成为当代中国药事管理的内在精义和孜孜以求的价值取向。而“依法治药”的核心就在于：各级药品监督部门都要依法行政。

新时期、新形势为药事行政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更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比如药事管理体制改革中，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与其他部门如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之间的关系？目前《药品管理法》的修改中，立法技术如何完善？法律责任如何细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规章中，如何合理配置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如何处理好与其他部门规章的冲突？如何处理好与地方性药事法规的冲突？如何做好法律解释工作，使“函”、“批复”规范化？如何使包括新药证书、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许可证在内的许可证颁发有序化、合法化？如何行使药品监督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类似的问题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问题解决的成功与否，对“依法治药”能否落到实处至关重要。药事行政法的研究宗旨之一，就是要将现代行政法的理念与精神植根于药事法实践之中，针对上述种种问题进行理论研究，试图提出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以促进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行政、依法治药，推动药事管理的法制化进程。

1.2药事法与行政法理论研究的内在双重拉动

药事行政法研究也是推动药事法理论发展，促进药事法学学科纵深发展建设的需要。药事法学，简而言之，就是研究调整药学事业的法律规范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而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拥有的行政权力与药事活动中的相对人的公民权利关系的角度考察，某种意义上药事法可以悉数归为行政法的范畴。药事行政法的深入研究，无疑将对未来药事法学学科发展和理论体系的成熟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1].例如药品管理体制、药事规章的制订、药品审批制度、医药宏观产业政策研究，就可以分别运用行政组织法理论、行政立法理论、行政许可理论、行政指导理论加以微观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药事行政法横跨药事法与行政法两个学科，同时它也是部门行政法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既是行政法规则和原理在药事管理领域的运用，又具有其内在的特殊性。对药事行政法开展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实现药品监督管理的法制化，有助于拓宽药事管理中相对人的意识沟通与利益表达机制；而且从药事行政实践中汲取的肥沃养分，获取的丰富素材，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弥补当前行政法实证研究不足的缺憾，反过来也为行政法学学科体系的现有存在方式的检验、反思与整合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2药事行政法研究的现状评介

药事行政法在国外已经较为成熟。日本行政法学中药事行政被纳入医事卫生行政的独立组成部分，其范畴包括药事法、大麻取缔法、及剧毒物取缔法等[2].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包括药事行政法在内的分支行政法研究方面成绩斐然[3].在德国，药事行政法作为卫生法的一部分，被列为“特别行政法最重要的领域”之一[4].而作为医药最为发达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政府管制学派（governmentregulationscholarship）的推动下，其行政法学者开始对行政国家的内容和价值加以评判，对部门行政法加以研究[5].与此相生相伴的是美国药事行政法研究的勃兴。美国《行政法学评论》（AdministrativeLawReview）季刊中，药事行政法的论文比例高达12.5％，高居各部门行政法之首。《美国食品和药品法》杂志（FoodandDrugLawJournal）作为药事法的最为权威的杂志，每期都有相当数量的药事行政法力作发表，品位之高，数量之多，令人叹服。英国学者在《当代药事法》、《健康法精要》、《医药、法律和社会变迁》等专著中，都给了药事行政法以相当的篇幅和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国药事行政法的研究发端于1983年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中，分论里以一节的篇幅论述了药品行政管理。但药事行政法的深入研究要求研究者兼具行政法学的理论素养和一定量上的药学领域的背景知识。因此，行政法学界对于药事行政法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但药学领域中的广大工作者，特别是各级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人员，尤其是在1984年《药品管理法》颁布之后，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展了一定数量的药事行政法的研究，发表了一些并非完整，却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往往着重于对具体问题、案例的分析，理论层面略显单薄。截至目前，在中国大陆，尚未见到对药事行政法系统的、完整的论述，药事行政法研究已滞后于其他部门行政法学。因此，尽快构建起中国药事行政法的框架，开展这项具有一定探索性和挑战性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急迫。

3药事行政法的研究方法

3.1历史观察的研究方法

“任何现实的关怀都离不开对历史的探索”[6]，只有将当代中国的药事法研究融入历史的长河之中，追寻它的漫长悠远的演变轨迹，才有可能明晰它的各项制度背景，以及隐藏着的内在意蕴。药事行政法的研究应该以考察当代中国药事法为己任，但仍力求在对现实关怀的基础上，进行对药事法发展历史的选择性研究，导出合理的结论。

3.2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

“一种法律制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向他国法律制度借用材料以及将法律之外的材料加以同化的历史”[7].事实上，我国近年来的药事立法中，如《新药审批办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都吸收借鉴了外国有关法律的合理内核乃至具体条文。运用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不同社会模式下的各国药事行政法律制度的分析，对各国药事法的原则、概念、规定乃至案例的比较研究，可以对我国药事行政法的制订、修改和完善起到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作用。

3.3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药事行政法研究试图从行政法学的视角，对药事法进行全方位的审视。运用规范研究（normativestudy）的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外相关论著和各国官方法律性文件的规范分析，借助价值判断和逻辑推理，从探求条文背后的“精神内核”和抽象原理入手，探索药事法的应然领域（Lawasitoughttobe）。使得药事行政法研究不是机械被动的反映药事实践，在时下纷繁多变的药事法条文之后“亦步亦趋”，而是期望在价值层面和理论分析上对药事法立法、执法、守法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规范研究的缺失在于它对解决方案的设计往往过于理想化，却忽视了对现实社会生活实践的深入考察和规范，而实证研究的手段恰恰可以弥

补这一缺失。实证研究，将着重对现实药品监督管理实践进行观察、描述与归纳，对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但这无疑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药事行政法的实际运作过程对于研究人员而言往往有雾里看花之感。但研究者还是可以通过自已的实践调查，以及已公开的药品管理的相关统计信息资料，开展一定程度的实证分析。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力求能在药事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之间，在“依法治药”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寻一个合适的契合点，使得研究成果更加贴近实践、服务实践。

3.4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药事行政法的深入缜密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较为开阔的知识结构。比如药事组织法研究，需要运用一定的宪法学、行政学理论；药事立法研究，需要以相应的立法学及法理学原理为支撑；而医药行政指导研究则要求研究者对宏观经济调控过程有相应的了解。这样宽的“口径”，必然要求每一位研究者都必须不断充实、提高自我，以期能够运用行政法学、药事管理学、政治学、宪法学、法理学乃至经济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使研究成果更加丰满。

4药事行政法的研究框架

药事行政法研究应该说是一项永无止境的浩大的系统性研究，它以行政法学为经，以现实的药事法为纬，加以考察研究，从而最终成为一个经纬交错、相对独立的体系。笔者心目中的药事行政法研究框架可以分为以下6部分内容。

4.1药事行政法概述

本部分相当于研究的引子，主要对药事行政法基本范畴加以研究。明确药事行政法的概念、特点、渊源和体系，对药事行政法律关系加以分析，并论述药事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与特殊原则，回顾我国药品行政法发展的历史进程。这部分研究虽然偏重说理，貌似“无用”，但却恰恰起到开宗明义，导引全篇的重要作用。

4.2药事组织法研究

这部分研究旨在运用行政组织法理论，对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药事管理体制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对如何健全与完善药事组织立法，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关系，如何明确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权限，如何协调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的建议。

4.3药事行政法律规范的创制

通过对《药品管理法》这部药事基本法制订、修改和完善的风雨历程的回顾与展望，来提炼出我国未来药事法律（如《药师法》）制订过程中所需要吸取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现实中最为多见却最有待规范的部门药事规章制订权的授予、实施和监督现状的分析；通过对地方性药事法规的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立法效力、立法技术的剖析；以及通过对药事法律解释的解释体制、解释方法、解释价值的评判，以期为未来药事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对构建一个多层级多元化，效力统一、和谐有序的药事法体系起到促进作用。

4.4药事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

这部分研究将注重理性思辨与实践求证的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运用行政许可理论探讨新药审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许可证颁发的条件、程序；运用行政处罚理论对药品监督行政处罚加以实证分析；运用行政指导理论对医药宏观产业政策加以法治层面的研究；同时还应该逐步对药事法中的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奖励、行政合同等行政行为加以探讨。本部分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行政执法的规范化、有序化，提高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

4.5药事法中的行政程序

英谚“正义不仅被伸张，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被伸张”。行政程序，恰恰起到了规范药品监督管理行为，维护相对方权益，保障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作用。“依法治药”更应“依程序治药”。本部分研究将着重对药品监督管理中公正、公平、公开程序如何实现进行可操作性的探讨。这部分研究将有助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行政过程的程序化、民主化的实现。

4.6药事法中的行政救济

法治依法行政篇8

依宪行政是宪法执行和实施的必然要求。依宪行政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依照宪法行使职权，这必将有利于建立有效贯彻执行宪法和保障宪法实施的宪法运行体系。下面，笔者就仅从宪法学的角度对依宪行政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

一、宪法的效力表现上阐述依宪行政的必然性

宪法的效力，从法理学的角度上讲，是法的效力在实际运用中的最重要形式。法的效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的效力是指“法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它包括国家制定和颁布规范性法律的效力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狭义的法的效力则“仅指国家制定与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由此，宪法的效力我们可以定义为宪法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其涉及的是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全部领域，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因而又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所以宪法的效力又是一种最高的法律效力。在此，笔者将借助宪法效力的具体表现对依宪行政的必然性进行系统的阐述：

1.任何其他法律都必须符合宪法的三个“基本”，其他法律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宪法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种法的渊源，它是我国的“母法”，其他法律法规只是“子法”。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都只是宪法这一根本法的具体化。各种行政法律法规也只是宪法在行政方面规定的具体化、实施化，也都必须符合宪法的三个“基本”，构成违反宪法的行政法律法规都必须废止或修改。宪法的具体实施是依靠行政机关去执行的，所以要使宪法的这种效力表现具体贯穿与其他法律之中，使其他法律符合宪法，就必然要求依宪行政。依宪行政必然有利于宪法的“母法”地位具体贯彻于其他法律部门之中，从而确保其他法律不违背宪法。“违背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

2.其他法律的立法必须依据于宪法。没有宪法作立法依据，其他法律的立法就无从谈起。立法即法的创制，它是指有法的创制权的国家机关或经过授权的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补充修改和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认可法律的一项专门活动。我国的行政机关依照其法定职权和程序，可以进行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活动，即行政立法活动。行政立法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以确保他们的合宪性，以致于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具体实行。依宪行政是以宪法为理论依据，他的推行必然有利于行政机关明确宪法在行政方面的具体规定和体现的精神，可以使行政立法者了解到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理论基础，从而形成对宪法全面而又客观的认识。

3.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正如韩大元教授所讲：“宪法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而在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具有优先性与普遍的约束力，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准则。”我国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分别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行政问题中，一切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都必须以宪法为最高行为准则，他们的活动都必须围绕“宪法”展开并从宪法的规定中寻找妥当性的基础，“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此，笔者从中的出一个结论：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人的行为的合宪性要求使依宪行政成为了必然。

二、结合行政实际，对关于如何推进依宪行政的宪法学理论分析

（一）执法首先要执行宪法的规定，在执法中体现宪法的精神，这是推进依宪行政的首要条件和前提。

法的生命在于运作，法的价值在其运作中才能够得以实现。法的运作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法的创制和实施。而执法便是法的实施的重要内容和核心部分。国家制定的各项法律文件都需要拿到社会生活中去贯彻、执行，否则这些法律文件将成为一纸空文，失去他们原有的地位与效力。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当然也不例外。

现在，在我国，由于受市场机制、利益多元化、竞争原则、改革开放等的冲击，地区化、区域化以及多形式化的行政观念占据了执法系统的主导地位，各项法律文件的统一贯彻实施的观念被冲淡，即执法的统一性被忽视，从而导致了行政权的分散化以及行政权与法治原则的严重脱节，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行政权的滥用及盲目使用。而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民族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是其他法律的制定的基础与灵魂，具有各种法律制度的纲领性。执法过程中，首先执行宪法的规定，贯彻实施宪法的条文，可以使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在行使其职权时达到统一，形成对行政权的统一认识，从而有效的制止政出多门、行政决策没有前后的连贯性、行政执法中出现此一标准彼一标准的“标准漫天飞”状态以及行政管理的对象的难以适从等行政权的分散化和行政弊端。也可以这样说，宪法以其高度的法律统一性使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在思想和行为上达到一种恒变状态，从而达到执法的统一性。从另一个方面讲，宪法是“一种根本规范，提供实定法合理性的依据，在法律秩序中居于最高地位，表明实定法创始的出发点”。 因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各项行政法律制度所依据必须是宪法条文，它们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都必须体现宪法的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在执法中首先执行宪法的规定，体现了行政法治自身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极有利于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和监督程序法等行政法整体框架的建立，使各项具体行政法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充实和推进依宪行政，并完善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理论。

（二）加强行政公务员的宪法教育，提高宪法意识和示范作用，这是加快推进依宪行政步伐和保证依宪行政能够得以真正运行的内在动力，也是依宪行政的内在要求。

行政公务员是具体实施行政活动的“实际行政主体”。 它是指“依法享有职权或受行政主体的委托，能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进行管理，其行为后果归属于行政主体的人。” 行政公务员是行政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管理的具体操作者。行政公务员的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行政管理能否正常运转。在我国，要加强公务员的法律意识，首要就必须加强对行政公务员的宪法教育，对于这，笔者将从以下两方面来阐述：

首先，在我国，由于受几千年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在行政问题上，现在有许多干部存在相当严重的模糊认识，在行政权的使用上往往出现中国古代的“衙门”作风，甚至没有弄清权力与职责、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内涵，法制意识相当淡薄，以致出现了独断专行，行政命令呈现地区化、区域化、各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盛行，难以达到一致；政令五花八门和行政权的混乱不堪等行政上的弊病，导致了行政权的严重失衡。要解决这种弊病和行政权的失衡，就必须加强对行政公务员的宪法教育。这是因为，从宪法的角度讲，宪法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而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就是要权力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对于宪法的制衡，有的学者认为“各种各样的宪法形式都能够轻易地适应正在变化着的对权力的社会制衡”，“宪法之所以残存下来，只是因为他不断的受到调整，以符合正在变化着的对对权力的社会制衡”。 而要达到这种制衡，掌握着实际权力的行政公务员没有高度的宪法意识和对宪法制衡原理的清楚认识是不行的。

再者，就行政公务员本身来说，既是行政活动的具体执行者，同时又是国家的公民，又有其个人的特殊利益。由于手中的行政权力使其个人目标的实现更加容易，这种权力的极易腐蚀性就会促使私欲的膨胀。如果没有高度的法律意识，那么手中的权力就会变质，从而导致行政权腐败的出现。鉴于行政公务员这种双重身份的性质，就必须加强行政公务员的法制教育，特别是宪法教育，提高宪法意识。因为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有着以根本性为重心的概括性的法律价值，一切法律制度都蕴于在他的精神之中，并且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职责与权力等方面的内容。这样加强行政公务员的宪法教育，势必有利于行政公务员明确自己的身份与职责、明确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依照宪法的精神行使职权，这便有效的防止私欲的泛滥，造就行政公务员的清廉形象，起到了宪法示范的作用，因而在无形之中也就推进了依宪行政的步伐和保证了依宪行政的真正运行。 三、结束语

依法治国首先应当是依宪治国，而依宪治国又要特别重视依宪行政，使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员严格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职权，这是极为正确与重要的。从宪法学的角度讲，依宪行政使行政权在宪法的制衡下受到规范与控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与宪法保障和维护公民的权利的功能是极为相称的。再者，依宪行政强调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在实际生活中对宪法的条文及精神进行推广，势必有利于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这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载于《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

2. 方世荣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法治依法行政篇9

一、引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Ruleof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法治依法行政篇10

一、引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Ruleof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法治依法行政篇11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纲领，第一次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这是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完善和发展。加强对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依法行政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加强依法行政等方面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能依法进行，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它反映了社会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进程，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行政，是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权限，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务，依法进行有效管理活动。它要求一切国家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充分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政职能，作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更不能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行政的范围，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都要依法进行，其核心是行政执法。因为行政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国家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对管理相对人采取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的行为，或者对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直接进行监督检查并作出处理结果的行为，最容易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所以，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行政执法。

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依法治国由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和依法监督等内容组成。在这些内容中，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重点。因为一个国家的整个管理活动，不是靠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而主要是靠各级人民政府进行的。如果各级行政机关都能依法行使职权，依法进行管理，那么，依法治国就有了基本保证。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又为依法行政创造了大环境和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大环境，就根本谈不上依法行政。但没有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就会落空。因此，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里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本保证

1．行政权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决定要依法行政　所谓行政权力，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内政、外交的权力，即各级行政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行使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力。它的管理对象是社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一个国家的整个管理活动都是由各级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机关能否合法有效地行使好行政权力，管理好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行政权力的建设和制约。

2．行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决定必须依法行政　由于行政权力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的公共权力。因此，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自己的特征。一是行政权力是由法律设定和权力机关的授权。为了保证国家各方面的有效管理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与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不得不授予行政机关很大的权力，如行政立法权、管理权、处罚权和强制权等，而这些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就有可能走向专横、滥用，甚至腐败。同时，我国的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也是法律的执行机关，因此，必须执行国家法律的规定和权力机关的意志，行政权的运用必须对权力机关负责，对人民负责。因此，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不能越权。二是行政权力属于国家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和单方面性。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只能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作出各种行政行为，这些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志表示，不需要与管理相对人协商。行政决定一旦作出，行政管理相对人就具有服从的义务，其他国家机关就具有协助的职责，而且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的。如果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行政决定，行政机关有权采取强制措施或强制执行，强迫其履行。三是现代行政权力急剧膨胀，无处不有，无处不在。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管理任务的繁重，现代行政权力急剧膨胀，介入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已经越来越多地介入国家刑事、民事问题。如有的国家出现了“行政刑罚”现象。在我国，象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构成刑事处罚的，由政府部门的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行政司法、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合同等都在急剧增加。可以说行政权力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如果不对行政权力的行使加以规范和制约，那么，行政权力必然要走向专横、独裁、滥用和腐败，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四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国家为了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性，赋予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享有很大的和较宽幅度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措施，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存在着某种扩张性和随意性。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不仅要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行政，而且还要根据依法行政原则拓展到自由裁量领域，即依据法律精神和立法目的行政。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观、适度，要符合立法目的，作出的处理决定要合情合理，不能畸轻畸重。由于上述行政权力的这些特点所决定，各级行政机关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时，只能依法行使，不能违法和越权。否则，就会侵犯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甚至造成损害。

但是，由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法律意识的不同，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经常发生，有的十分严重。如有的行政失职，应该作为的不作为，该管的不管，不履行法定义务；有的行政越权，不该管的乱管，违反法定职责；有的滥用职权，从个人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甚至有的干部贪污受贿，成为人民的罪人，等等。这些违法行为严重地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尤其是目前存在的乱处罚、乱罚款、乱集资和以权谋私等情况，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挫伤了人民群众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败坏了政府的形象和声誉。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坚决地予以纠正和克服，势必会影响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更要坚持依法行政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在提高经济效益、改善产品质量、增强企业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奠定微观经济基础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实现优胜劣汰，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与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不能直接地、过多地干预它。但是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职能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掌握着对经济要素的控制权、物资分配权、资金调拨权、人事任免权等。这些权力是与经济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的身份相适应的，如果没有这些权力，就无法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因此，企业办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指令性计划、行政命令和强制措施等手段，对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行政事务进行集权式的管理。行政命令就是这种体制运行的准则和依据。不需要法律的调整和规范，那时也没有法律。主要是靠行政命令，实行“人治”。现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职能和干部的思想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1干部的思想观念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势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要求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但在少数干部中，仍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概念束缚着思想和手脚，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种思想反映在实践中，欲干怕犯错误，不干怕掉队，表现出瞻前顾后，左右观望。还有些干部对市场经济存在误解，认为市场经济是万能的，搞市场经济，政府什么都不要管了，一切都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大撒手”，该管的不管，该检查的不检查，放纵了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结果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牟取暴利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些思想的实质和产生的根源，还是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没有认清。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这个精辟的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因此，我们各级干部必须加强学习，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转变思想观念，确立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

 

2政府管理机构和管理手段不适应　现有的政府机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它适应的是当时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现在国家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模式，那么，国家的管理职能、管理机构都必须转变，以适应新的市场经济规律。但目前的政府管理机构，远远不适应新形势要求。具体表现如下：政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尤其是少数行政职能部门，运用手中的权力，以履行行政职能的形式，对社会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运行进行操纵，甚至形成“行政垄断”。这与商品经济的高效率发展格格不入，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所以，国务院下决心进行机构改革，精简人员，建立一个高效率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精干的政府领导机构，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务院作出了榜样，各级政府也必须抓紧进行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转变政府职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反映在管理手段上，各级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仍习惯采用行政手段、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粗暴的管理，直接决定各种经济活动，不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结果必然压制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是指从过去政府机关直接组织管理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身份，转变为间接地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宏观调控的行政主体身份。在新形势下的政府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高服务和检查监督，采用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促进经济和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②把属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坚决、彻底地下放给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切实地转移给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基础作用。而政府不再以经济活动主体身份出现，而是以公共权力享有者的身份对企业发展共同需要的外部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秩序等进行维护，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当前依法行政急需作好的几项工作

1．摒弃人治思想，树立法治观念　人治与法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规范是靠人来制定、靠人来推行的，在形式上很难分开。但二者又截然对立。法治，就是指法律至高无上，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一切管理都必须按照法律来进行，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目前，我国基本上还是“人治”。虽然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纲领。但人治思想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人们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影响极深。解放后又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相反，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继续实行人治。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法治，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无产阶级不能接受。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行政命令、长官意志、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涉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现象还十分严重。所以人治思想在广大干部思想中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艰苦探索，才认识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因此，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树立法律观、法治观，树立依法治理社会、依法管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观念，依法管理好本部门的工作。

当前要树立法治观念，必须首先树立法律支配权力的观念，纠正权力支配法律的错误思想。封建社会是权力支配法律，“法由君出”，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国王就是法律，行政权力支配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法律支配权力，“法律应该成为国王”。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行权力制衡，建立强有力的制约机制，认为过分集中和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导致专断和腐败，这种制约机制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在国家各个生活领域中，法律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各机关、各部门、各政党都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各级政府都必须依法行政。这样才能做到法大于权，法律支配权力。

2．加强法制学习、宣传教育，强化法律意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强化法律意识，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必备条件之一，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更为重要。只有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才能自觉遵守与执行法律，只有提高全体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才能作到依法行政。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对公民来说，通过普法宣传教育，使他们知法、懂法、守法，增强法律意识。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在全民都有较强法律意识的大环境中，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能加以批评、抵制，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纠正违法行政。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知法、懂法、守法就更为重要和更为紧迫。只有领导干部增强了法律意识，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方略。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只有建立起一支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干部队伍，才能做到依法行政。很难设想在一支没有法律知识的法盲干部队伍的带领和管理下，能建设法治国家。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领导干部学法讲座班上强调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已成为一项紧迫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增强学习法律知识的自觉性，并且要形成制度”。“领导干部学法不仅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和带动全党学法守法，依法办事，而且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③。所以，只有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增强了，法律素质提高了，依法行政才能有保障，依法治国才有希望。

3．加强政府的行政监督检查职能　政府职能转变后，必须更新管理方式，各级政府由过去的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加强宏观管理的力度，就必须加强政府的监督检查职能，加强行政处罚职能。对市场主体是否遵守法律、法规或者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履行法定义务，都要通过行政监督检查来查证处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会出于小集团或个人的利益考虑，有可能不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出现偷税漏税、假冒伪劣、欺诈、垄断、暴利或者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这就必须加强政府的监督检查的职能，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我们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如行政处罚法，赋予了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权；行政监察法，赋予了行政机关监督监察权；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审计监督权；统计法，赋予统计机关统计监督权；会计法，赋予财会人员监督权。这些行政监督机关，都要认真负责地行使监督职权，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真履行法定义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公安、司法、工商、税务、商检、海关等职能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充实和加强行政监督检查队伍建设，以保证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的实现。

4．加强法制监督，建立完整的法律监督体系，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有权力就必须有监督。要使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就必须把行政执法活动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我国目前已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有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专门行政机关的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这些监督从不同的渠道保证了行政机关对行政法律规范的正确实施，对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律监督工作仍然不够有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人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认识上的错误，也有监督体制上的问题。为了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必须加强法律监督体系。一是从思想上要进一步提高对法律监督制度的认识，充分认识没有严格的法律监督的权力，最终将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二是在体制上要进行改革，并完善监督程序。将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监督，改革为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核心的外部法律监督体系，确立国家权力机关在法律监督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行政内部监督机关改为直接向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加强立法监督，尽快制定监督法等。

5．违法必纠，严肃政纪、法纪　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行政职权，代表国家依法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实施管理，其职务行为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尊严，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的实现。由于行政权的特点和执法人员的素质不同，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等现象。甚至有个别人在执法中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严重损害了国家行政机关的形象，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对这些违法行为或者是犯罪行为，就必须予以严惩，决不能姑息迁就。违法必纠，这是法律本身的要求，也是有效地制止违法行为发生的有效措施。为此，国家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来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规定了对违法行使职权，侵害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工作人员，必须进行追偿和追惩。既要追究经济责任，又要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通过追偿和追惩，一是教育他本人，今后不再违法，二是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遵纪守法。这样全国上下才能形成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局面。

注：

法治依法行政篇12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能依法进行，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它反映了社会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进程，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行政，是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权限，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务，依法进行有效管理活动。它要求一切国家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充分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政职能，作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更不能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行政的范围，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都要依法进行，其核心是行政执法。因为行政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国家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对管理相对人采取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的行为，或者对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直接进行监督检查并作出处理结果的行为，最容易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所以，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行政执法。

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依法治国由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和依法监督等内容组成。在这些内容中，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重点。因为一个国家的整个管理活动，不是靠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而主要是靠各级人民政府进行的。如果各级行政机关都能依法行使职权，依法进行管理，那么，依法治国就有了基本保证。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又为依法行政创造了大环境和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大环境，就根本谈不上依法行政。但没有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就会落空。因此，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里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本保证

1、行政权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决定要依法行政。所谓行政权力，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内政、外交的权力，即各级行政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行使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力。它的管理对象是社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一个国家的整个管理活动都是由各级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机关能否合法有效地行使好行政权力，管理好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行政权力的建设和制约。

2、行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决定必须依法行政。由于行政权力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的公共权力。因此，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自己的特征。一是行政权力是由法律设定和权力机关的授权。为了保证国家各方面的有效管理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与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不得不授予行政机关很大的权力，如行政立法权、管理权、处罚权和强制权等，而这些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就有可能走向专横、滥用，甚至腐败。同时，我国的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也是法律的执行机关，因此，必须执行国家法律的规定和权力机关的意志，行政权的运用必须对权力机关负责，对人民负责，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不能越权。二是行政权力属于国家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和单方面性。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只能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作出各种行政行为，这些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志表示，不需要与管理相对人协商。行政决定一旦作出，行政管理相对人就具有服从的义务，其他国家机关就具有协助的职责，而且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的。如果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行政决定，行政机关有权采取强制措施或强制执行，强迫其履行。三是现代行政权力急剧膨胀，无处不有，无处不在。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管理任务的繁重，现代行政权力急剧膨胀，介入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已经越来越多地介入国家刑事、民事问题。如有的国家出现了“行政刑罚”现象。在我国，象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构成刑事处罚的，由政府部门的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行政司法、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合同等都在急剧增加。如果不对行政权力的行使加以规范和制约，那么，行政权力必然要走向专横、独裁、滥用和腐败，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四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国家为了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性，赋予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享有很大的和较宽幅度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措施，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存在着某种扩张性和随意性。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不仅要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行政，而且还要根据依法行政原则拓展到自由裁量领域，即依据法律精神和立法目的行政。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观、适度，要符合立法目的，作出的处理决定要合情合理，不能畸轻畸重。由于上述行政权力的这些特点所决定，各级行政机关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时，只能依法行使，不能违法和越权。否则，就会侵犯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甚至造成损害。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行政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在提高经济效益、改善产品质量、增强企业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奠定微观经济基础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实现优胜劣汰，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与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不能直接地、过多地干预它。但是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职能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掌握着对经济要素的控制权、物资分配权、资金调拨权、人事任免权等。这些权力是与经济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的身份相适应的，如果没有这些权力，就无法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因此，企业办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指令性计划、行政命令和强制措施等手段，对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行政事务进行集权式的管理。行政命令就是这种体制运行的准则和依据。不需要法律的调整和规范，那时也没有法律。主要是靠行政命令，实行“人治”。现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些政府职能和干部的思想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1、干部的思想观念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势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要求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但在少数干部中，仍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概念束缚着思想和手脚，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种思想反映在实践中，欲干怕犯错误，不干怕掉队，表现出瞻前顾后，左右观望。还有些干部对市场经济存在误解，认为市场经济是万能的，搞市场经济，政府什么都不要管了，一切都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大撒手”，该管的不管，该检查的不检查，放纵了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结果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牟取暴利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些思想的实质和产生的根源，还是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没有认清。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的精辟的论断，已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因此，我们各级干部必须加强学习，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转变思想观念，确立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

2、政府管理机构和管理手段不适应。现有的政府机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它适应的是当时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现在国家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模式，那么，国家的管理职能、管理机构都必须转变，以适应新的市场经济规律。但目前的政府管理机构，远远不适应新形势要求。具体表现如下：政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尤其是少数行政职能部门，运用手中的权力，以履行行政职能的形式，对社会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运行进行操纵，甚至形成“行政垄断”。这与商品经济的高效率发展格格不入，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所以，国务院下决心进行机构改革，精简人员，建立一个高效率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精干的政府领导机构，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务院与地方各级政府都进行了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但在管理手段上，有些各级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仍习惯采用行政手段、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粗暴的管理，直接决定各种经济活动，不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结果必然压制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当前依法行政急需作好的几项工作

1、摒弃人治思想，树立法治观念。人治与法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规范是靠人来制定、靠人来推行的，在形式上很难分开。但二者又截然对立。法治，就是指法律至高无上，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一切管理都必须按照法律来进行，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目前，我国很大程度上还存在“人治”思想。虽然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纲领。但人治思想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人们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影响极深。解放后又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相反，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继续实行人治。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法治，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无产阶级不能接受。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行政命令、长官意志、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涉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现象还十分严重。所以人治思想在广大干部思想中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艰苦探索，才认识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因此，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树立法律观、法治观，树立依法治理社会、依法管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观念，依法管理好本部门的工作。当前要树立法治观念，必须首先树立法律支配权力的观念，纠正权力支配法律的错误思想。封建社会是权力支配法律，“法由君出”，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国王就是法律，行政权力支配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法律支配权力，“法律应该成为国王”。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行权力制衡，建立强有力的制约机制，认为过分集中和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导致专断和腐败，这种制约机制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在国家各个生活领域中，法律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各机关、各部门、各政党都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各级政府都必须依法行政。这样才能做到法大于权，法律支配权力。

2、加强法制学习、宣传教育，强化法律意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强化法律意识，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必备条件之一，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更为重要。只有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才能自觉遵守与执行法律，只有提高全体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才能作到依法行政。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对公民来说，通过普法宣传教育，使他们知法、懂法、守法，增强法律意识。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在全民都有较强法律意识的大环境中，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能加以批评、抵制，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纠正违法行政。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知法、懂法、守法就更为重要和更为紧迫。只有领导干部增强了法律意识，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方略。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只有建立起一支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干部队伍，才能做到依法行政。很难设想在一支没有法律知识的法盲干部队伍的带领和管理下，能建设法治国家。所以，只有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增强了，法律素质提高了，依法行政才能有保障，依法治国才有希望。

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是推动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一重大契机。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大力削减审批项目，减少审批环节，有条件地要集中进入大厅，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